摘要：在由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若从现代国家成长的道路来看,既不是普遍主义的凯旋,亦非特殊主义的再生,而是用普遍性的眼光去审视特殊性,立足于特殊性的立场以汇通普遍性。考察王韬、、对建构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探讨,不难发现,"何以安民"始终是他们的注意力所在,"民惟邦本"是历史给定的思考国家根本性议程的约束性条件。历史最终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与先儒习惯内视"三代以上之遗意"的乌托邦式臆想相比,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与西方专注于控制权力的宪制思维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区隔。从"民惟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既有历史的赓续,更有后世的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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