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对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反思 [论文摘要]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前在我国,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结合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对制约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论文关键词]艺术素质 应试教育 课程设置 硬件设施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充满活力又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其人格及其人文精神的养成,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有关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相关意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艺术教育的管理体制,要求抓好艺术课程的开设等工作,尤其是明确了地方院校要体现、落实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全国学校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明确提出,为提高大学生的音乐修养和人文修养,要求全国普通高校全面开设公共音乐教育课程。对高校从事公共音乐艺术教学专职教师的人数和限定性艺术类课程的学分都作了规定。2006年3月8日,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目的是推动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重点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开设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但是,我国高校除专业艺术院校和极少数高校外,大多数高校艺术教育的现状和学生的艺术素质不尽人意。 近几年,我们与杭州下沙高校的艺术教师对所任教学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音乐素质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几乎100%的学生表示喜爱音乐,并认为在高校进行音乐教育很有必要。然而,在他们当中,能够识简谱的仅占2.6%,能够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的占0.2%,而系统学习过音乐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大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笔者认为,当前公共艺术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提高公共艺术教育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艺术教育意义的理解和定位的偏差,在高校艺术教育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就是对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授。由此,在教学中往往不考虑接受者的艺术水准,造成曲高和寡、缺乏互动的状况。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教育是关于绘画、音乐、舞蹈等个体特殊能力的培养和塑造,把艺术与审美教育简化为艺术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致使有些有艺术专业的学校的艺术教育仅停留在专业学生或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层面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艺术团和个别节目的训练指导上。作为技能学习方式的审美教育,其个体的审美能力虽然会得到提高,但却削弱了艺术教育培养人的感性能力、个性以及创新能力的根本作用。有些高校领导者由于对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搞不清艺术教育活动与娱乐活动的关系,从而把一般的娱乐活动混同于艺术活动,把周末舞会、武术表演、周末广场娱乐活动等,统统视为艺术教育活动。认为艺术教育也不过就是唱唱跳跳、写写画画,把人文素质教育活动混同于艺术教育活动。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只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的精英教育,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艺术的熏陶,提升审美素质,形成健全的人格。也许有人会认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只是专业教育的事,加强艺术教育只是艺术院校、师范院校、最多再加上综合性院校的事。因此,一些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自发、随意的状态,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不然。北京理工大学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全国重点大学,随着创建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目标的确立,北京理工大学把加强艺术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列为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再如,世界一流的麻省理工学院不仅科学教育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对艺术教育也相当重视,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第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师资配备不到位。在一些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还存在着间歇性、随意性和以活动代替课程、以讲座代替课程的情况,没有形成合理的满足学生需求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课程组织管理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开设的课程往往因校而异,学校之间、学生个体之间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悬殊。即使开设了少量的艺术选修课,每周也只安排两课时。且不能占用白天正常的上课时间,只准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这显然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规定,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共8门,但在很多地方高校这8门课中的戏曲、戏剧、影视课程开课率几乎为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笔者工作的单位有独立的艺术教育中心,但只有4名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他们要面对全校7000多名学生。高校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人数与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失调,或因缺少专职教师编制,教师学历、职称偏低。常常出现艺术类课程设置量少、面窄的情况。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使用的教材很多是艺术专业教材的翻版,有些甚至直接用艺术专业学生上课的教材来授课,致使很多学生因为听不懂而不愿意学习这门课程。同时由于对本土艺术资源的不重视,不能根据本地的地域情况和民族特点对课程内容进行补充,也相对制约了大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 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硬件教学条件不够理想。学校对公共艺术教育的投入有限,使得教学设备简陋或设施、器材等匮缺。其突出表现在音乐欣赏课所需的多媒体教室建设、教学资料,艺术技能课使用的钢琴、各种器乐、电视机、VCD播放机、画室、画具、颜料等都十分缺乏。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学校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列入到年度预算中,在硬件配置上,依照教育部要求必备的艺术教室、艺术活动室以及艺术课程教学和艺术活动所需的器材等都没有达到标准。这显然与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素质教育的要求极不相称,影响了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艺术教育是高校实施美育最具操作性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没有艺术教育的高等教育是不完整的高等教育。艺术教育注重使受教育者置身于多学科的实践性审美活动之中,获得审美愉悦的体验,收到触类旁通、相互借鉴的效果,进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与灵感。爱因斯坦曾自我总结说:“没有青少年时代的音乐教育,就不可能有我现在这些科学上的成就”。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曾发出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他多次提到“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因为我受到了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目前,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学都在积极地实施通识教育,尤其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性质、地位,公共美术课程的目标、内容、结构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各个国家政府也都认识到艺术教育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加强艺术教育,普及艺术教育,推动艺术教育的深化,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美国有个“零点计划”,强调对国民进行人文艺术素质教育,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艺术为“核心学科”,要求所有高校实行“通识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提供充分的艺术学习和艺术实践机会。英国的剑桥大学将艺术渗透到各学科进行教学,并把艺术作为检查、评估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俄罗斯的艺术教育历史悠久,普及率提高,它将艺术教育普及到了普通大学生乃至社会民众。这些对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有效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艺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艺术教育的水平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志之一。高校的艺术教育不仅可以弥补中学音乐素质教育的不足,而且对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对丰富大学生活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的音乐教育不是摆设,而是学校整体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校从2004年开始开设了“音乐与文化赏析”与“歌唱的训练与欣赏”选修课,参加听课学生人数从开始的每个班30多个人到现在的每个班超过一百人;学习动机也由原来的出于好奇或“挣学分”进而到现在的出于想真正地了解、学习甚至研究艺术;学习态度由原来的漠然,到现在的积极、主动地参与。参加学习的学生范围由原来仅有的中文、历史、音乐等文科专业逐渐扩展到了外语、生物、体育、美术、舞蹈、数学、计算机等专业。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原来不了解这门课程,但接触了这门课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任何一门课程的建设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我们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和实践也发现了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艺术课程的学科建设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缺乏一套较为适用的、完善的教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音像资料,课程结构也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 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不是培养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精英教育,也不是着眼于少数艺术特长生的培养,而是普及的、平等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至关重要。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拥有明天。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特个性、富有审美情趣,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世纪人才。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的审美教育,在我国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我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各方面正在得到不断的拓展和丰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高校艺术教学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工程,观念的更新、标准的出台、教材的建设、内容的拓展、手段的丰富等,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它在高校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崭新的、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不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艺术实践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尚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尤其在地方工科院校遭遇的困难会更多,实施起来难度也会更大。从长远来看,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些问题。 公共艺术论文:谈“公共性”建构与公共艺术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 公共性 市民社会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辩证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和社会各阶层之间权利关系不合理配置的反映,提出将公共艺术的核心从“公共性”复归为“艺术性”, 从而较好地解决我国公共艺术中关于“公共性”的冲突与摩擦。 目前,诸多急待变化的公共艺术实践及其面临的批评与指责,使公共艺术存在的合法性深受质疑。批评界在针对当前某些艺术“公共性”的虚假命题的驳斥中,明确地指出公共艺术是一种“天生具有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但是,本人认为,公共艺术当下呈现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不足以阻挡艺术回归公众生活的必然趋势。所谓“权力与民意” 的冲突与摩擦,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历经的震荡过程。 17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击碎了政治国家的千年神话,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政治国家成为世俗化的市民社会的‘守夜人’,因而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分解为人权、公民权和特殊利益”①。“一方面,它展现了人类由特权社会步入自由平等的大众社会的非凡历程; 另一方面,则展现了由群体活动和团体价值期望走向个体活动和个性价值追求的伟大进步,并日渐形成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②。与此同时,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也将艺术从教会和宫廷中解放出来,并把艺术曾经拥有的神圣特征,转变为一个任何公众成员都可以对其展开“业余的自由判断”的世俗化特征——公开展览,从而使艺术作品超越了专家而与大众直接接触,而“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过程。”③对应于艺术与教会、宫廷的分离,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比立法”,使艺术走出了画廊和美术馆的封闭空间,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在文化公共领域中的自立性、参与性与主动性。可以说,公共艺术政策是对市民社会理论中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价值和原则的继承与发扬,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建构,则为公共艺术奠定了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石。 如果说欧洲市民社会革命的成功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封闭循环的社会历史进程则严重滞后了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及至“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开始现代公民精神的建构。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大旗以及倡导“自觉的审美文化建设”的呼声,却几近淹没于内忧外患的烽火狼烟之中。而时期的集权垄断又再度遏制了私人领域的拓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与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相似,公共艺术也同样具有后发外生特征,而缺乏自发自觉、自下而上的社会内驱力。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艺术也是由国家和社会精英赋予公众,而不是公众自觉要求的。消极公民意识的历史积淀使公众对公共艺术常常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所谓的“公共性”因此无从谈及,公共领域广泛多元的理性价值批判更难以形成,市民社会理性也就无法上升为公共理性。当前,一些建立在史料分析和文献引证基础之上的公共艺术“考古”研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中国也有”的情结,而忽略了公共艺术的西方移植色彩和语境分析。“公共性”既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信徒式膜拜,也不是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单向推进或形式化附加,而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公众与艺术家之间自由对话平台之上的长期交互行为。忽略公共艺术与社会宏观发展进程的文脉关联,缺少健康发展的市民社会和清晰界定的公私领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生产不仅直接反映出艺术领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而且清晰地折射出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缠绕,反映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市民文化和公共理性之间的分野、冲突与整合。由于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上述矛盾关系便越发复杂和突显。当前我国公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处境,以及批评界围绕“公共性”价值兑现而展开的争议和辩论,都深刻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共舆论、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等多极权利关系的分歧与摩擦。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价值震荡和价值真空,以及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尚未得到彻底根除的腐败、权力滥用和官僚主义等现象,都极易造成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迷失,从而导致权利关系的不正当交换与纠缠。事实证明,那些浪费纳税人金钱、践踏艺术尊严、戕害公共精神的“城市菜雕”,正是一些艺术家借“艺术”的名义而不惜扭曲个人艺术追求,盲目迎合不正当权力的青睐而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形态。以公共精神为诉求的公共艺术,在话语权争夺以及权利交易的过程中反而沦落为一种编织精致谎言的道具。 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进程,既反映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揭示出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渐进性过程。只有培育出一个成熟理性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离心性和对抗性才可能根本转化为有机互动的统一体,公共艺术也才可能代表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取向。因此,将公共艺术由后发外生型转化为自发内生型,即由国家向公众的附加,变为公众的自觉需求,是确保“公共性”建构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在我国的推行,必须通过“政府推进”与“公民演进”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合力推动,进而形成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天平,使“公共性”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以及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加强,艺术的公共精神将会逐步得以更大程度地呈现。与此同时,对公共艺术的探讨也逐渐会从以“公共性”为重心转向以“艺术性”为重心,公共艺术的根本属性最终将以艺术自身的美学价值得以呈现。 公共艺术论文:试析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作品存在的理由 【论文关键词】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论文摘要】公共艺术是现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之一,其需要向社会的公众靠拢、向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靠拢,承载公众的共同经验与记忆、体现出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公众真正产生良性的沟通与互动,才可能真正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艺术的设置应该以少数精英意志为依归还是以体现公众需求为考虑;应该强调公共性还是艺术性,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一直是公共艺术辩论中最有争议的议题。 一、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条件 公共艺术的关键在于作品是否体现出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最基本的条件。孙振华先生说:公共性的前提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肯定和尊重;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肯定和尊重。没有这些前提将没有公共性可言,也没有公共艺术可言。因此,怎样能体现出艺术作品的公共性,就是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公共空间是公共艺术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公共空间,一般地讲,就是广大市民自由进出的,进行相互交流,休闲娱乐以及从事社会公共关系等活动的室内外环境。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 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这个空间和场所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就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各自的意愿、交换彼此的观点。 与西方社会相比,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公共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封闭压抑,城墙与院落的建造,都是阻断式和包围式的,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决不轻易对外公开,更不能与人共享,这样的结果是彻底消除了大众参与行政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可能。一般情况下广场的功能仅限于教化与宣传的场所,而忽略或不提供大众交往的条件。在很多特大广场上,仅有一座明显的高大纪念碑,而不提供座椅,使大众置于只有景仰的被动地位。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型史诗性叙述的时代已经过去,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开始从城市中心逐渐退出,公共艺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实施的场所从城市中心扩展到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站台、一个平凡的社区、一个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街道、一个能与公众相遇的任何地点,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美的共鸣与感动。 三、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存在的理由 公共艺术的创作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与公众合作互动的产物,作品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公众的参与。在公共艺术中,艺术家要从个人的风格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切入点。这不是艺术家向公众的妥协,更不是艺术品质的降低。因为公共艺术始终强调公众的参与,作品在公众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完善,公众也在作品的影响下慢慢成熟。而公众审美情趣的提升,也能促使公共艺术作品的更好实现。在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里,关于城市文化的记忆才能真正被凝固下来,公共艺术作品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 一九八二年卡塞尔文献展上,约瑟夫·波依斯的作品《给卡塞尔的7000棵橡树》无疑是个旷世巨作。波依斯要在卡塞尔种植7000橡树,并在树旁安放一座花岗石砖,之后他广泛发动市民出资来参与这项活动,每棵树500马克,申请人将会获得一张捐款证明和一张由波伊斯签发的植树证书。波伊斯在开幕式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希望在5年后的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种下最后一棵。现在的卡塞尔市,几乎随处可见树木,卡塞尔有了一座生长着的社会雕塑。他的作品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必须身体力行。正如他所说:我们需要社会艺术的精神性泥土,通过它,让所有的人变成创造者,能够掌握世界。 另一位华人女艺术家叶蕾蕾用了19年的时间,以艺术的方式改变了美国费城一个原本被和犯罪笼罩着的贫民窟。从1986年开始,叶蕾蕾在北费城贫民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她首先带领着孩子种树,然后在更多人不断的参与之下建造了一个园林。那些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人私下跟她说:当我完成那些作品时,听见别人对我的赞美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尊严,那感觉实在太好了!在与叶蕾蕾一同改造社区的过程中,这里的人已经学会了自己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些公众自觉、自愿参与的公共艺术作品,反映了广大公众对公共领域、公共事务的参与意向。在公众参与、交流的过程中,公众的意愿被充分尊重,公众个人的记忆与群体的记忆交叉、融合,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体现了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态度。 四、结语 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在面对公众以前就可以评定出好坏优劣,公共艺术成功还是失败的结论是开放的,社会公众是检验作品成功与否的最后的评判者,只有在互动中,在与观众的接触中,作品的意义和对作品的评价才能最后完成,同样,这也是公共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 公共艺术论文:关于新形势下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适应对策探究 论文关键词:普通高校 公共艺术 教育适应对策 论文摘要:本文从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及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重要意义入手,通过对当今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新形势下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制定组织保障措施、加大基本设施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适应对策进行探索。 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实践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当代大学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手段。 一、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1、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广大同学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形成科学进步的人生观、道德观,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促使大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以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心健康等全面素质的目的。 2、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 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大学生想象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能促进大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在艺术教育审美过程中,大学生们不断探索与创造,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其发散性的思维就能得到发展和提升。 3、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身心素质 高校实施公共艺术教育,可以使大学生获得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可以丰富学生内心世界的情感表达,可以增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此外,高校开展艺术教育,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4、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文化品位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内容充实、具有艺术性、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艺术知识付诸于实践,在教与学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形成学术氛围与娱乐氛围相融洽的和谐校园文化,使公共艺术教育更好地发挥启迪思想、净化灵魂和益智的功能。 二、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公共艺术教育地位不高,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当今,公共艺术教育在各个高校的地位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艺术教育机构不健全,运行体制不顺畅,缺乏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艺术教育处于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状态。目前,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名称多样,运行模式各异,可机构设置不健全、体制不顺畅却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2、对公共艺术教育设施缺少投入、资料匮乏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长期以来公共艺术教育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资金方面投入甚少,导致相当多的高校艺术教育设施和艺术教育资料极度匮乏。由于公共艺术教育教材的编写和资料建设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使得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领域一直缺少高质量、切合实际的系列教材及参考资料,这使得大部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仍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松散的状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正常开展。 3、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公共艺术教育的对象是来自于各个专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需求的普通大学生,艺术教育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引导学生增加自身艺术修养的角色。而现在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以从各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存在的问题是其个人文化修养和专业技能一能统一起来。大多数老师有着较高的专业技能,却难以达到一般高校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的考虑授课对象的知识背景,同时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和对非艺术专业学生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寻。这些都会影响了公共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三、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适应对策 1、制定组织保障措施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并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措施。首先,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成立艺术教育专门机构。已成立机构的,要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并在机构的运作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制度,明确职责,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及艺术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各高校要根据学校艺术教育的开展情况建立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要结合各校实际,将美育或艺术教育课程纳入公共必修课。同时要将艺术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选修课的一个类别,供大学生选修。再次,在艺术课程类别上,要尽量设置覆盖音乐、影视、舞蹈、美术、戏剧、文学等几大艺术门类。在课程层次上,应能兼顾理论、赏析、技巧等多个层次。在课程形式上,则应多样化,体现各艺术课程特色和个性。 2、增加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的投入 要使公共艺术教育得以顺利实施,并能有长足性的发展,必须下定决心,花大力气,增加基本设施资金投入。只有资金到位,艺术教育所需的设施、资料等等才能到位,才能确保艺术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各高校应当从整体教育经费中划拨一定的比例,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专项基金,用于基本设施和资料建设和日常的必要开支。这些都需要高校的领导者要从根本上真正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并对艺术教育所需设施和资料建设进行大力支持。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花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在师资配备上科学地进行统筹安排,在全面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素质方面抓紧师资的培训。首先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对公共艺术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其次要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业务素质,教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专业造诣,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再次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最后学校要把全面提高艺术教育教师素质当作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常抓不懈,要在课程教学、教育活动等工作量上给以合理计算,专业方面给以科学、合理认定,并在职称评聘、进修培养方面给以适度倾斜,充分调动艺术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重要作用。 公共艺术论文:空间就是权力——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 内容摘要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 一部文化艺术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在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政治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也就必然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许多出现在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最初无不体现着少数当权者的意志,而与当时人民大众是很少有关联的。尽管在漫长的时间里,有一部分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艺术品,被大众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并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公共性”特点的艺术。例如耸立在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念塔由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化”建筑最终转换为特定城市的象征,便很说明问题。[1]但这与我们在今天所说的公共艺术并不能同日而语,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公共艺术近年在中国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由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一些城市与社区在公共空间里放置大量的艺术品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伴随着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一个公民(市民)化的社会在一些发达地区正日益形成,这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希望对如何在公共空间里放置艺术品拥有发言权。 从本质上看,所谓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中国得以提出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完全可以说,它实际上提出了应该由公众来掌握空间支配权的问题。这是对既往历史的一种颠覆。因此,公共艺术又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概念,而非纯艺术的概念。一些人往往把这一概念(问题)放在十分精英化的艺术小圈子里来谈,就好像让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具有某种公共性,是艺术家对公众的一种恩赐,殊不知这是公众的天赋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近年来,有批评家与艺术家提出了艺术的公共性问题,[2]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和一个应该为之努力与追求的目标。因为在中国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公共空间里如何安放艺术品,从来就没有拥有真正的发言权。 在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在一些精英意识严重的人看来:首先,人民大众完全不懂艺术,而且有些人还趣味低俗。如果按他们的想法去做艺术,只会导致艺术的倒退和堕落;其次,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仅受教育程度低,还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即使向他们去征求有关公共艺术的意见,他们也会置之不理。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少数艺术家从某地区或社区领导那里获取了支配空间的权力后,他们不仅从根本上忽视了公众的意愿,还对其实行了具有独裁性质的“视觉暴力”。也许,在一些艺术家的眼中,自己的作品无比高雅或无比艺术,但对公众来说,则与天书一般,根本无法自由进入,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另外,也由于一些艺术品严重侵害了公众必须的生活空间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样情况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后,在一些地区或社区,甚至出现了公众坚决要求拆除某(些)艺术品的情况。久而久之,还形成了少数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严重对立。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努力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此外我还认为,这应是中国今后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反对与防止少数人——无论是长官,还是艺术家——的独裁,进而将大多数人的意愿吸纳到对于公共艺术的决策过程中。否则,所谓公共艺术对于我们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空谈。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真正形成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通过权威的立法机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和相关政策。例如美国的一些州与城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颁发了著名的“百分比艺术计划”,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推出了“公共场所艺术计划”, [3]并配以一系列相关政策等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有力的举措,不仅从经济上为公共艺术的出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民主程序得以真正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当然,这样的美好目标在缺乏相应制度传统与制度背景的中国是不可能短期实现的,它需要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行。不过,在缺乏相应法律文件与政策的同时,人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先期在一些有条件的基层教地区(社区)进行自觉的探索,以便探索出若干可操作性强,且符合民主程序的做法与经验。在这方面,批评家孙振华在深圳园岭策划的群雕《深圳人的一天》就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4]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形成一个具有民主观念的艺术运作机制。 二 我在上文所强调的让大众来行使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艺术家,更不意味着让大众都来从事具体的艺术品创作。从民主的基本定义来看,民主的本意如果要体现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应由公众直接掌握支配空间的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由公众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做出必要的选择。这意味着,大众对于公共空间的支配权,最终会体现在对于某艺术方案或某(些)艺术家的授权上。而我们知道,在以往,类似授权一向都是由少数当权者任意行使的。它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公众的合理意见与根本利益,还会带来洗黑钱等诸多问题。事实上,只有在大众完全取得了对于公共空间的绝对支配权后,他们的想法与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如果要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来设定推出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那么,当一个社区决定要安放公共艺术作品时,首先要做的便是召开社区居民的会议,以按照民主原则来决定在社区内的什么场地里安放什么样的艺术品。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在很大的范围内,人们总是很难为一两件艺术品召开全体居民大会,故在更多的情况下,要由为公众推选出来的居民代表大会成员来完成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工作。而在更大的地域——如一个市或一个区,则应成立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并就与公共艺术相关的事宜,举行民调、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5]其次,由居民代表大会按照经费预算在社会上进行招标,而且必须引入中介的审计机构,以防止有人从中获取私利;再其次,将所有的参选方案予以公示,以便让公众选定某一方案,并针对其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最后,由居民代表大会按公众的意愿与特定艺术家签下有明确意向的合同,进而监督艺术家完成作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只要艺术家有违反合同的行为,又不肯按公众的意愿加以修改,居民代表大会就可以对艺术家收回授权。 也许有人会认为,按照以上的民主程序进行操作,就会出现西方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黎普曼(Walter 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此外,还会出现多数人被操纵、被利用的问题。但是,如果因而推论让大众来决定对空间的支配权就会导致艺术秩序的天下大乱,那纯粹是对民主主义的无知或者诬蔑,更是对托克维尔问题的极大曲解。所以这决不应成为我们要否定民主程序的理由。其实,在解决所谓“多数人无能”的问题方面,职业艺术家的指导作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对民主政治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职业政治家个人之间竞争与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性装置。该定义的高明之处是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专家治理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按照这一程序性的设计,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参政,但不可以人人都执政。支配权只能由赢得了多数选民支持的有专长、有卓识的政治人物来掌握。[6]正是由于熊彼特的表述把平等的选择权(全民投票)与合理的选择权(议会决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够克服“众愚政治”的流弊。而当我们按这样的模式来设计公共艺术的民主机制时,就必须有意识地突出艺术家之间的良性竞争、大众的理性授权与相关机构——如居民代表大会——的必要监督。在我看来,这样就完全可以采取切实步骤防止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问题,并防止让质量低劣的艺术作品出现在公共空间里。而且,在未来的民主程序里,应该有条款保证让艺术家智慧地将公众的合理想法转化为艺术时,也可以对公众不太合理的设想提出修改意见。不过,对于领导与艺术家来说,公众永远只能被说服,而不能被压服。任何用强制手段推出公共艺术品的做法都是必须严格禁止的——哪怕某个或数个公共艺术品好到了极致。从这样的原则出发,艺术家在推出他的艺术方案时,应该想办法运用多种方式与传媒手段来做普及宣传的工作,以争取公众的支持。这样的过程也是对公众进行民主与艺术教育的过程。一旦艺术家的想法与公众的想法达成了一致,一个或数个既有艺术性,又有公众性的艺术品就会诞生。退一步来看,要是一个为专业人士普遍看好的艺术方案竟然不能为公众所通过,也只能说明艺术家的宣传普及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当民主与艺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必须牺牲艺术,这就是我们应该为民主所付出的必要代价。否则,个别人将会以各种理由推翻民主的程序,并使公共艺术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还存在社区居民对居民代表大会进行必要监督的问题,以防止少数人的集体专权,但由于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故不作相关的论述。 毫无疑问,按照民主程序推出公共艺术的做法有时要比少数人做主的方式效率要差一些。因为“一言堂”在做出决定方面比“群言堂”更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来协调不同公众的要求、争取多数同意,需要经过辩论、审议、妥协和表决等法定步骤,有时是会贻误机遇的。但是,在整体的情形下,民主决策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以下优点:(1)与艺术家、政治领导的专断相比,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即使有所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公众的监督,错误比较容易得到纠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决策效率的相对提高;(2)民主开放程序既为广大民众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也使得公共艺术作品会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效果;(3)民主程序的开放性、透明性使得决策机构——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成员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艺术界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可以说,这种让公众与艺术家自由沟通的方式就是它最为发挥威力的地方;(4)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相关审查制度以及大众舆论的大胆揭露和批评——包括传媒的参与——也会不断地刺激决策机构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由此可见,关于民主会妨碍公共艺术作品产生效率的命题只会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而从更大的范围思考问题,我们还可以说,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根本利益,我们也必须有所付出。更何况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比起出大错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这种小小的付出还是很值得的。 现在,只要是一提到推出具有民主意识的艺术机制,就会有人说时机不太成熟。按他们的说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加上媒体的巨大整合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好,民主参政意识也好,审美欣赏水平也好……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绝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低。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发达城市的一些社区为例,高素质的居民往往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的是白领阶层,有的是文化精英,有的是科技人才,有的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商界决策者,有的是退休老干部,有的是在读的大中学学生……如果在这些文化十分发达的社区内也不能推行民主的艺术机制,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以推行民主艺术机制的地方了。 三 以上所强调的民主运作机制,不过是一种基本的设想而已。因此它又是可以被批判与讨论的。作为乐观主义者,我坚信这样的理想,即在理性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中,一个能为各方面人士接受的民主方案最终会以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到那时,非公众性的艺术品就难以出现在公共空间里了。而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在民主化的艺术机制中,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有没有发挥的余地?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在与我讨论本文的观点时,就不无担忧地问我:难道艺术家在做公共艺术时仅仅是做“命题作文”吗?我的回答则是: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艺术家做公共艺术就如同做“命题作文”一样,但这一过程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是积极主动的。从我对国内外公共艺术产生过程的浮浅了解中,我感到,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的意见总是天然合理的。至少,也含有合理的成份。如果艺术家能够从公众的合理想法中获取灵感,并加以巧妙的转换,就极有可能创造别具新意的公共艺术,甚至形成对以往优秀作品的超越。这比闭门造车、胡思乱想要强得多。不过,公众的平均趣味总是相当难以确证的,有时还会相互矛盾。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的特殊作用就是,在充分研究了公众的多种需求后,他必须以历史与当下文化背景作为基本的框架,以便从中找出最合理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发挥,然后再用使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艺术方案与必要的宣传工作去积极地影响公众。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明白:做公共艺术与在室内做所谓纯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谓纯艺术强调的就是自律性,也就是说,在追求与生活实践脱钩的同时,它的重心转向了纯形式本身或艺术家的私密性经验。公共艺术却不同,它在追求政治的有效性时,强调的恰恰是与现实生活的联姻,这也使公共性经验处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由于公共艺术是与公众发生联系的一种特殊文化方式,所以,对于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倾向明确的自我表现与无限制的个人扩张,从而将公共性真正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核心与标准。 其实,所谓公共性也并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指标,应该说,在做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它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应该努力体现公众的生存经验与他们所关注的文化问题,从而使作品的意义具有可交流性与开放性。在更为成功的作品中,作品所涉及的公共性问题还会有机纳入特定社区的公共性话语中;第二、应该恰当使用公众性的话语方式或努力表达公众的视觉经验,进而体现出平等交流与公共关怀的价值观,这样还可为不同层面的解读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拉近作品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公共艺术决不是单一化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人或数人与大众合作交流、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必须努力在个人的创意与公众的意愿之间寻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点,进而创造出既有艺术性又有公共性的艺术品。当然,创作公共艺术,还会涉及如何融入特定环境、历史与习俗等问题,由于这些都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畴,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批评家殷双喜曾经在一篇名为《自由与交流》[7]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最重要的内涵是艺术的社会性和艺术的民主性,它首先表现为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众人格的应有尊重,它应该具有对那些无名的广大观众的一片爱心,真实地表现人,深刻地触及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公众所忽略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现代人的误区,但这应是自然而然地平等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尼采式的居高临下的宣谕以及粗暴的视觉挑衅。” 我感到他的话虽然针对的是当代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公共艺术,这也正是我以它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原因。 鲁虹简历:1954年生,祖籍江西。198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任职于深圳美术馆研究部。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作品5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参加省市美术作品展览。个人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鲁虹美术文集》、《现代水墨二十年:1979——1999》、《为什么要重新洗牌》、《行为艺术在中国》(与孙振华合作)。有约六十万字的文章发表于各丛书及专业刊物上。曾参与《美术思潮》、《美术文献》、《画廊》等美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主持或策划了“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进入都市——当代实验水墨展”、“观念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图像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国画改革二十年理论研讨会”及“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重大学术活动。多次出席国内外重大学术活动。2001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2004年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丛书《新中国美术经典:1949——1989》。 公共艺术论文:简析城市公共艺术传承传统美学 【论文关键词】美学;公共艺术;西方美学;中国传统美学 【论文摘要】本文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入点,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西方传统关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羡学观念的核在于形式论,而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占主导。 1.传统美学观念 1.1表理论 美是一种直觉,直觉就是表现,纯粹的直觉获得纯粹的表现,直觉是具有特殊的目标知觉,是一般意志的实践转化为道德活动。因此,美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愉悦的或者真善的。 1.2朦胧论 认为美是一种朦胧的清晰、模糊的明确、似是而非、不似之似、似而不似的直觉感受。美的理论是凭直觉中的感受,美中含有一定成份的真与善,但是美的事物特别是形式美,当美达到相对的审美标准时,具有一定虚假和丑恶成份的事物仍然觉得美。 1.3幻觉论 美是“观念的外观”("das Scheiene der Idee")。这一定义,部分是形而上学的,部分是实在主义的。美,依赖于这些第二性的质的组合,因此,美不能存在于外在世界真实的物理对象之中。 1.4精神分析论 弗洛伊德(Freud)及其许多门徒初创并发展了精神分析美学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的主要定义是怎样从永恒的“冲突”的观念出发,再进一步,这一压抑的行为又是怎样在无意识当中创造出一个观念相冲动的体系。这一体系,从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出来,术语上称“情结”(complex) 。 1.5体验论 近代科学美学创立者费希纳,把关于美的科学当作普通心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他所开创科研理论,是把实验的方法介绍到美学中来,就是一种“从下而上”("von Unten")的方法,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他用这一方法来代替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即“从上而下”("von Unten")的哲学方法。 1.6移情论 对于这一特别生动的美感经验—近年来多数哲学家都称之为移情(Einfuhlung )—所作的还不够成功的解释,不是在《小宇宙》中找到的,而是在《德国美学史》中找到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批评了赫尔德的极其类似的看法。在赫尔德方面,曾经以炽烈的想象的热情维护过内在生命的自由而又完整的表现。作者告诉我们,这一过程是建立在观念多样化的联想或回忆上面的。 1.7现象学论 只从事于现象("phanomene")的描述,只关心显现在知觉中的对象,而完全不管对它们在因果上的说明。它抓住对象本质的内在特性。“所采用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抓住每一个对象的一般特性。象这样所显示出来的事物的内在基本特征。 1.8完形心理学美学论 完形心理学美学是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完形心理学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词的音译。他通过对音乐曲调的研究,认为音乐绝非仅仅是曲调音响的总和,音乐中的曲调旋律除了一系列的音响外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格式塔特质”。 2.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2.1模仿说 古希腊美学家认为:艺术就是模仿自然。准确地说,就是艺术是模仿自然、社会和现实。依据模仿论的美学观,艺术品的审美判断标准就直接取决于模仿的真实与否,这样艺术家的创造力就大大削弱。 如今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很多设计作品就是这种对生活和现实的再现,特别体现的城市雕塑上。 2.2表现说 艺术表现论认为:艺术起源于情感表现,艺术的本质也在于情感的表现。 所谓艺术的表现论,主要指:艺术家作为个体感情的存在,强调艺术的目的仅仅只是表现个体独特的、微妙的、难以言说和不可重复的感性体验。而产生与人类心灵之中的情感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冲动,只能借助外在的形式把感情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观照,可以感受的东西。 2.3形式说 形式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艺术而言,反映现实生活也好,表现主观感情也好,都必须纳人一定的审美形式,才能成其为艺术。“艺术的形式性”就是认为形式构成了艺术之最根本的特征。 对形式的认识,后来逐渐发展为“有意味的形式”。 具体显现为:对称与均衡;反复与节奏;多样与统一。 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通过对交通的组织、用地功能的分区、各种公共设施的配套、绿色环境的开发、街景形象的塑造、特色环境的创造、城市天际线的表现,把城市的各种环境要素进行合理的安排,从形态、功能、人的行为心理等各个方面,使景观组群由无序变为有序,使城市的景观环境得以发展和完善。 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必须把握好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在制约中寻找自我,使设计师更客观地对待创作的客体,进人无模式的境界之中,再自由地走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客体不会与其他的城市公共设计雷同,不会是随便从别处抄来,也不能随便搬到他处,而是“特定”环境中的特殊表现。 3.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的传承 3.1意境说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 意,指创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主观思想感情。 境,指创作者对客观形态的描绘与刻画。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写实,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绘对象具体的形态,要求达到内在精神的神思,强调“似与不似之间”,现代画家齐白石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象用在似与不似之内”。 当今,许多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作品继承了意境说美学特点,尤其是雕塑作品。 3.2格调说 中国传统美学往往强调“虚实相生”、“以简就繁”、“计白当黑,妙在无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城市公共设计是对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的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的对象是构成人类生存的空间,而产品设计创造的是空间中的要素。这就需要设计师对其进行总体的综合的规划与设计,首先要注意协调各对象之间的关系,协调各要素之间的虚与实,简与繁的关系。 3.3气韵说 气,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指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韵,本指和谐的声音。气构成事物,韵则决定事物的雅与俗,高与低,美与丑。气韵,就是说,具有高雅气质的人才能做出高雅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美学重神而轻形,这种美学理念直接影响当代的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在城市雕塑和城市水体设计时,往往追求一种意境。如由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等单位合力完成的奥林匹克公园,主要创意是整个设计像荷花在荷塘中繁茂生长一样。运动员、裁判员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好比被荷叶呵护的水中和水面上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中央的步行区域和必要的交通设施是关键。整个设计弱化了具体形态的描绘,极力营造出一种荷塘意境。 4.小结 本文重点对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学传承进行概述: 4.1以传统美学理念为切人点,首先阐述传统美学观念,解决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学等问题; 4.2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西方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强调西方美学观念的核心在于形式论; 4.3论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传承,中国传统美学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重点从意境说、格调说和气韵说三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灵魂的铸就 ——公共艺术设计理念的思考 一、公共精神的构建 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的公共性。所谓的“公共”,按照现代英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有如下几个层面的理解:公有的,公众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的,为公的;国家的,政府的,公家的,公立的;公开的,当众的;知名的,突出的;全国的,国际的,普遍的。所谓“公共性”,是基于一定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公共领域的建立。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根据以上的理论诠释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和未来人类的理想追索,“公共性”应具有如下的基本内涵: (1)开放性、自由性、交互性。人们在一定的开放的场域相遇,可以自由的交流、碰撞、吸取、磨合,共同谱写人类精神的交响乐章,共同铸就文明的累累硕果。 (2)独立性、批判性、超越性。在公共的场域,每个相对的个体具有独立性,他不依附任何的权力,具有自我表达、自我展示以及对他者进行评判的权利,因而,公共性,从深层次上讲,应该具有一种独立性与批判性、超越性。 (3)民族性与类的融合。在公共时空中的个体是独立的,但不是无所归属的,并且,任何的公共场域都不是虚幻的存在(这里当然不包含虚幻的设计),因而,它首先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的精神昭示,而这种民族性又充分蕴涵着人类的终极指向,这即表现为差异性、多元性的共在。 (4)公与私的融合。公与私向来被框架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中。诚然,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相互依存而又独立,没有公即没有私,反之亦然。但是,在应用和诠释中,二者的对立性往往成为唯一的存在,并内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在真正的“公共性”精神内质中,公与私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圆融。这种圆融共在的精神内涵,不是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公私二元的对立,而是受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慧命:“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芥子纳须弥”、“壶中自有天地”,在此种“天人合一”、万物圆成自在的生命精神中,个体之“私我”、“小我”即涵纳于宇宙天地之“大我”的境界中,这是一种保存自我而又与他者共生共存的精神理念。 基于此,我们所谈到的“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应作为广义的理解,它更在于通过艺术的多种形式以进行公共精神的构建。因而,单纯强调“公共性”或“艺术性”都会有失偏颇,从而造成对“公共艺术”的曲解和误读。“公共艺术”首先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这种艺术形式有着一种特有的灵魂构筑,即公共精神的指向和铸就。艺术家有权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展示自我的设计理念,但这种设计同时又是面向公众的,具有公共性。因而,通过艺术的感召传达公共精神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合理内核和必然归趋。实质上,艺术所传达的公共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征和显现,是对人之为人的不懈的追问,是使人最终臻达于真善美圆成自在的精神昭示。人们既可以尽情地徜徉于纯艺术的瑰丽殿堂,又可以有感于鲁迅那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精神朗照。在公共艺术的世界中,艺术家在自我展现的过程中与他人相遇,这便构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即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生命的交流和对话,生命与生命的相沟连、相依偎。公共艺术的生命精神正在于此。艺术家的生命力在这种公共的场域中被进一步的激活,从而得以延续和增盛。汉娜•阿伦特曾谈到:“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它就不只能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它必须超越凡人的寿命。……与基督教理解的公共产品不同—一拯救人的灵魂是一种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关怀一—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但这一共同的世界只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这一程度上,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经久不衰。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缠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都融入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2]我们生存的世界将逝去,而人类共铸的灵魂将使这个世界绵延共在。艺术家的使命及其所珍视之处便在于此。 以奥运景观设计为例。此次北京奥运景观的设计艺术,是一次充分展示自我、彰显民族精神、与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绝好时机和平台,在铸就和高扬公共精神的设计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省思。北京奥运景观的艺术设计,遵循“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宗旨,尽情地展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真情关爱、对和谐世界的心灵企盼、对自然的挚爱情怀。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设计,吸纳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精神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精神核心呈现出来。在奥运雕塑的作品展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以多种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对文化的解读和对生命的诠释:有抒情的、幽默的、挑战的、可爱的、情趣的,或温润或激情,或内敛或勃发,或传统或前卫,或写实或抽象,尽显艺术家的个性的同时,也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进行着自由的交流,公众在这种交流、欣赏、品味和省思中建构着公共精神。 二、诗意的蕴涵 中国曾是充满诗意的国度,一片云尽知心灵的缱绻,一落叶可涵纳春秋,鸟儿可谛听诗人的吟唱,花儿可饱含愁韵与温情。曾几何时,国人能尽享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的生存中,特别是在大都市的生存境域中,浮躁、奔忙、沉郁、疲惫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们在片刻的消遣、娱乐之中渴望的是感性的狂欢、压抑的心灵释放,但这片刻的狂欢结束后仍是精神的困惑与茫然。因而,现代人的心灵充满着乡愁,企盼文化的记忆的苏醒。所以说,现代的生存不是要隔断传统,而是应回归精神家园,在其中诗意的栖居。 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生命的诗韵,在这种诗韵中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诠释与传达、对性灵的言说与展现。徜徉于中国的艺术世界中,人们可行、可游、可居,“应会感神”、“怡情悦性”,进而获得生命的游弋与安顿。现代的艺术创作应从这种生命的哲思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来健康自己,从诗意的灵动中获取心灵的慰藉来润泽近乎干枯的艺术生命。海德格尔曾说艺术能够昭示人存在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就是诗,“艺术的本性是诗”。正是有了这种诗性,艺术才具有塑造、穿透人类灵魂的能力,具有延脉、展示生命的无穷魅力。黑格尔谈到:“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3]因此,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公共艺术,亦应提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本民族艺术的生命精神,以营建现代人生存的诗意空间。诗性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也是性灵的彰显,而公共艺术的展现正应根植于这种生命体验之中,因此,诗性理应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灵魂主宰,一种理想的精神诉求。 在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很多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得到呈现,浓厚的诗意萦绕其间。如在建筑景观中,国家体育场“鸟巢”,虽然利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但它的视觉形式以及营造的意境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即古典又浪漫。鸟巢的设计者迪默龙先生说,鸟巢是个形象的比喻,它可以使人联想到一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事物:棂花窗、冰裂纹瓷器、镂空玉器、新石器时代陶制器皿上的网状图案。而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鸟巢的外观最易使人联想到自然中的一个鸟儿的乐园——那就是它的家,倦了可以休憩的温暖的家;它同样会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游玩的天堂。如此意境,会撩动现代人一种归根的意识,一种激情澎湃后的宁静追求。因而,鸟巢的建筑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古典的、诗意的、浪漫的。 奥运的雕塑景观凝结了东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不乏蕴涵诗意的作品,如《奥运之翼》,男女并肩携手向前奔腾欲飞,奥运五环化为其羽翼高飞飘举,这一情景在蓝天白云无垠天宇的映衬中,展现了人类以自己的奋争来圆梦的激情与渴望,也寓意着人涵纳在宇宙之中,与天地同在的和谐境界。与优雅婉约的诗情相比,此种诗境更增添一种生命的豪情与奔放,亦具一种超越飘逸之感。诗情缘自生命基底的情感,这类公共艺术作品正是巧妙和谐的利用了空间的视觉效果,撩动着人们的内心情感,营造着诗意的空间,从而展现着生命的张力和亲和力,进而触动灵魂的深处。 但是,颇为令人遗憾,也是值得反思的是,奥运雕塑景观的作品精品甚少,缺乏那种震撼心灵、具有独特审美效果的作品,传统文化的底蕴表现不够,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有些作品明显是没有领会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只是摘取一些表层的东西进行装点,因而,作品的表现不仅肤浅,而且显得忸怩做作、搔首弄姿,人为的、强制的、雕琢的痕迹太浓、太盛。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理解都有过于表面化的倾向。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不仅仅是符号、装饰、风格、形式的因袭摹写,她都有着鲜活深邃的源头活水,即她的生命精神,她的生存基底,这只有创作者以其生命来领会、体验、把握到这一文化的精髓,才能够有震撼心灵的、永恒的艺术作品问世。 三、意义的生成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且依凭意义而生存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的层面之一,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生存的物种。何以如此?弗兰克尔认为,人寻求意义缘自人类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最基本动因即是“意义意志”,它能够使人超越现世生存去获得终极的意义。弗兰克尔的这种观点很有启发,意义的追问以及求解意义的生存本是人之生命的自然归属,人无法容忍生存的空虚,尽管现代人有时会把意义的追求嘲笑、蔑视,甚至给予抛却、碾碎,但是,他们的空虚的痛苦,心灵的漂泊感正说明“意义意志”之于他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进行关注和叩问,柏拉图认为“意义是永恒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考虑人间事务时,不能把人当作原本意义上的人来加以考虑,也不能在凡尘俗世中去探寻什么是会泯灭的,而只能在他们具备永恒的可能性这个程度上来考虑他们。”[4]将意义同永恒性相涵纳,说明人的意义生存贯穿于人类的生命历程,且成为人的最终的形上追求与生命的归依。由此可知,意义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在艺术领域尤其显著。艺术的意义呈现是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自我的生命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存在意义,正如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所言:艺术创作是为了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5]正是在艺术家的不断的创作中,意义不断地生成,从而照亮并且主宰人的生命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不懈地追问着生命的真谛。对于公共艺术来说,其所铸就的公共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其个人的意义生存,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言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创作者与公众相遇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建立意指关系的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意义会根据场的变迁不断地变化、延伸、衍生,进而还会生发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的生成即可看作是生命的不断地提升和超越的历程,进而臻达理想的彼岸。公共艺术的存在的意义正是可通过与公众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进达那种已经被现代人淡化出去的理想境界,能够穿透其灵魂,深入人性的基底。 鉴于此,如何在公共艺术的设计中使创作者与公众能够达成这种意义的生成共识,是值得当代公共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这关系到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应该说,公共艺术不仅仅追求艺术形式和视觉效果的问题,它还关乎场的意识、艺术家的文化底蕴、对公众的理解和挖掘,以及公众的参与和文化的选择等等。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说,看看城市的公共艺术,即可知道艺术家的兴趣、追求和使命,即可明晓公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即可呈现意义是否在生成着、支撑着人们的生存。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事业,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等全方位的社会互动活动。《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的宗旨要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6]可见,奥林匹克运动是提升人的意义生存的一项活动,因而,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也应是以建构意义的生存方式而进行。如雕塑景观《天行健》,由来自台湾的杨奉琛创作,雕塑蕴涵着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呈现着厚德载物的醇厚博大与天行健的搏击阳刚,张扬着一种独特的生命之美。一些具有历史记忆的作品也会使人们在历史的行程中、在文化的积淀中回味、省思自己的生存。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给予人的不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且是契入灵魂深处的生命的意义体验,从而臻达有灵魂相守的人生境界。精神生命获得永恒,艺术亦永恒。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21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公共艺术论文:谈如何培养模特艺术学校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以其内容的广泛性、针对性、社会性和应用性特征,受到了众多学生的关注和欢迎。据调查,目前公共关系在高校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全国 92%以上的高校开设了该课程,可见,人们对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认识越来越深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途径越来越多,机会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要想在这竞争的年代脱颖而出是很重要的,而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令自己有立足之地,有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公关课程教学设计,开展公关教学活动,改变传统公关教学模式,是所有公关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能力,我们认为可以重点做好一下几项工作。 一、 深刻认识公共关系教学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公共关系》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软科学。公共关系学以塑造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贯穿学科的始终, 在实践上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组织领域。现代社会,没有公关意识的组织不可能成为优秀组织,没有公关能力的组织也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和信赖。同样,没有公关意识和不重视公关活动的个人也很难在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对学生来说,学好它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增强“公关”意识,而且可以掌握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基本技能。 二、分析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 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满足公众需要,而使公众满足自身需要的一个信息传播过程。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要了解、认知其教学对象,开展教学公关。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这门课的讲授,让学生认知并接受一种全新的关系理念,并用这种理念去指导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不断提升自己的人身修养、处事能力和人格魅力,这不仅是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应是学生的真实需求。 三、传播关系理念,强化公关意识 公共关系的本质是改善社会组织与其相关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共关系学中的改善关系注重主动、真实、公正、双赢和互动,因此,对学生进行客观的关系理念引导、教育,帮助其树立积极、向上的关系交往理念,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公共关系的关系改善过程反映了一种公关意识,包括形象意识、公众意识、服务意识、传播意识、协调意识和危机意识等。公共关系的各种职能、原则和全部操作技能、技巧也都是建立在公关意识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强烈的公关意识,就没有对公关现象的敏感。没有这种敏感,即使其它公关理论学的再多,遇到实际问题时,也很难从公关的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强化这种公关意识,使之具有一种系统、客观的公关理念,并使之能接受这种理念,去创造性的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四、优化教学内容,重视情商教育 在公关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公关观念的教学,还应该针对学生需要,进行情商教育。情商(emotion quotient),简称 eq,又称情绪智力或情绪商数。情商是指一种情绪的智慧,是一系列与人的素质有关的情感心理素质和处理情绪的能力。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除了讲授公关理念外,对学生还应重点强化个人的情商教育,以提高她们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自我激励、认知他人以及人际沟通与交往等方面的能力。重视情商教育,应重点从为人之本、交往技能和交往礼仪三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以良好形象、独特感悟去影响学生、激励学生,真正实现德育的教学效果。 五、丰富教学方式,追求互动教学 公共关系课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教学公关过程,因此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互动教学。教师应主动创造条件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主动、积极、团结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方式上,常用的是案例教学法与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根据理论教学的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本教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启 发方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客观事实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籍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必须符合以下几个基本要求:1、目标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方面提高学生的能力。2、描述要真实。把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客观事实描述出来,使人看了有身临其境之感。3、材料要翔实。要有足够的事实材料,还要有必要的伪装材料,即设有“迷宫”。4、构思要巧妙。事实、情节描述既主次有分,又虚实结合。5、文字生动有趣。能吸引人,激起学生分析的兴趣。运用案例教学法使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公共关系认知水平与解决能力。通过有关案例,把社会组织的客观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效;能训练学生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使学生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做到集思广益,取长补短;能使学生拓宽知识面;能使他们有一种“我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的主人翁责任感。但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一定需要注重案例的选择和更新。另外,案例分析不是案例故事介绍,而是要通过案例介绍让学生分析相关问题,提高其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学生对公关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既可采用阐述理论一—导入案例——激发思考——讨论、 分析一—提出结论——总结归纳的方法,也可通过分组 pk 教学法发挥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生之间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可运用情景教学法,教师在课前根据不同的专题,让学生模拟公关角色,解决“实际问题”,这需要设置具体周密的模拟情境,也可以利用大家都熟悉的真实场景,或者可对于具体的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唐松定律,即 100-1=0,指的是组织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需要组织内全体成员的努力。因此,公共关系教学内容设计一定要合理,在有限的时间内要让学生学到更多其所需要的知识,更要让其重视对自身修养和交往技巧等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公共艺术论文: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及其应用 摘 要:《不言自明——公共艺术设计训练》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设计实践教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在该系列教材编写模式创新基础上,根据专业特征和教学需求,在自有科研成果支持下,基于混合单元概念和现代传媒理念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多种创新,以更好地满足21世纪大学生和社会读者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需求。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实践;教材; 模式创新 作为一种20世纪后期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以其本质上的公共与开放、主题上的深邃与多元、形式上的新颖与多样等特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开来。对于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共艺术已经进入很多城市规划者的视野,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由此产生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很多教育界人士都在探讨在高校本科阶段是否能开展以及如何推进公共艺术设计教育的问题,一批相关课程建设和教材的推出就是这种探讨的直接产物。 当前,相当一部分公共艺术设计教材大多包含两个部分:对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与社会属性进行学术探讨,以及对公共艺术涉及的材料、工艺、环境进行类型化介绍。这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其次,由于缺少相应课程体系支撑,也就谈不上教材与课程紧密衔接,虽然设置了习题,但对具体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缺少帮助;再次,这类教材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套用国外经验而忽略国内现实的情况;最后,这类教材普遍仍未脱离传统上以文字为主并配图注解的编写模式,不适合公共艺术这样前沿性的艺术形式。 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对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进行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创新,从而适应新时代学习者对公共艺术设计知识与技能的需求。 一、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指导思想 (一)针对跨专业的读者群 定位准确是艺术设计教材编写的首要前提。[1]目前国内虽有部分艺术类高校设立了公共艺术专业,但为数较少。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本身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社会上的公共艺术实践任务数量有限。因此,该教材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当前国内高校相关设计与造型专业的本科生,也能满足相关专业研究生和社会读者的需求。纵观公共艺术发展历程,虽然雕塑专业出身的公共艺术创作者居多,但也有相当多作者来自建筑、油画等专业。就当前中国国情来看,公共艺术设计在实践中又与环境艺术专业更为对口,在公园、步行街总体设计中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所以,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完全局限于单一专业,而是以打破专业壁垒,增进学科互动为宗旨,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需求,能够对不同设计专业甚至是造型专业学生在该领域知识、技能的综合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二)以具体案例为纲 当前部分公共艺术类书籍及教材不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于强调宏观的公共艺术概念,而忽略了公共艺术内部诸多不同类型,以及同一类型中诸多个案间的鲜明个性,这极不利于公共艺术设计教学的科学开展。因此,该教材编写强调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具体案例为基本要素,在大量案例分析中梳理出特定类型公共艺术作品在创意、手法上的根本性规律,有助于读者用最短时间了解这一艺术设计形式的精髓,并直接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 (三)强化创意思维培养 公共艺术设计是纯艺术与设计艺术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之一,创意是否新颖往往直接关乎设计的成败。这也是近年来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强调创意思维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艺术设计的魅力在于不断创新,独特的视野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2]因此,该教材在有限篇幅内,选取了尽可能多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在介绍和评论时秉持开放性与批判性的态度,尽量不出现定论式语言,同时注重融入艺术概论相关理论知识,力求使学生在吸收知识过程中提高自身创意素养。 二、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创新的平台基础 作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活页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模式的创新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平台之上。首先,该教材具有该系列教材标志性的活页模式,可供学生粘贴作业以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反馈机制。同时延续了该系列教材以图示形象为主要 现手段的特征,也沿用了知识链接环节的 “延展阅读”、实训环节的“思考与行动”两个主要模块。最后,由作者自己排版,体现以图像和文字为加工素材的一个全新创作过程。 进一步说,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又使得该教材形式上必须具有特殊性。首先,公共艺术是立体空间艺术形式,只有多图、特别是不同视角的多图才能准确表现特定作品的形态与特征,这就与平面设计教材有很大不同。由于设计过程和施工工艺的相对复杂性,教材中往往还要运用设计草图、效果图和施工图。另外,公共艺术作品往往具有风动、水动、电动等能动特征,因此需要更多图示形象表现特定作品的不同状态,如喷水或不喷水、电力和风力作用下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昼间和夜间的形态对比等,特别是对《水火环》(野口勇)、《水的神殿》(关根伸夫)等知名作品而言。总之,公共艺术的专业特征使得该教材需要在同样篇幅中安排更多的图示。 同理,由于公共艺术设计是一个结合雕塑、绘画、环境等多个专业的前沿交叉专业,涉及学科较多,前期介绍的资料较少,这也使得该教材需要较多的文字介绍作品动议、选址、作者背景、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要素。这都要求该教材必须在系列教材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内容选取与编排模式。 三、基于自主科研成果的编写模式创新 目前,国内公共艺术实践和教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完整的公共艺术理论和成型的公共艺术教学体系往往是前沿研究的直接成果。因此,该教材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基于自有学术与教学科研成果,这为其编写模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一)有相应学术探索成果支撑 由于公共艺术实践领域的前沿性、独特性,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编写往往缺乏延续多年、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编写者首先必须对公共艺术进行合乎学理、合乎中国当前国情的学术定义。这一定义应指以环境中的雕塑、景观等艺术为主的狭义公共艺术,且兼具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笔者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依托环境雕塑建设相关法规及相应材料、工艺规范推进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建设。与纯粹的雕塑、景观相比,公共艺术作品“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 [3]这样相对完整且自成体系的学术定义,应用于教材编写,有助于明确教学目的,提升教学效果。 (二)有相应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成果可直接运用于公共艺术教学方法的研究,这种教学方法正是该教材编写的基础。笔者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方法论的设计院校公共艺术教学模式探索”,通过对大量经典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出了由八个模块构成的教学模式,其中包含复制、绘画、构成三种不基于立体造型的公共艺术设计方法,运动、环境、实用功能三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艺术设计元素以及幽默和严肃这两方面的公共艺术主题元素。[4]经实践反馈,该方法适合设计专业本科生快速掌握公共艺术设计方面的艺术创意思维、审美经验、科学技术知识及表现技法。该教材正是在这一成型教学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而编写成的。 (三)有相关教学研究成果支撑 公共艺术设计具有高度交叉性和横断性,因而基于单一学科的教材难以适应教学需求。因此,除直接的教学研究成果外,该教材也注重与相关理论课程、设计基础课程及专业设计课程的衔接,其中包含的知识及技法多来自编者的相关教学研究成果,如天津“十五”规划重点教材《现代设计史》与《中国雕塑史》(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示艺术教育》、《雕塑艺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等多部相关教材、专著。除与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外,在大部分单元的最后还安排了与教学紧密联系的 “触类旁通”、“按图索骥”、“温故知新”等环节,综合运用了建筑设计基础、平面与立体构成等课程的学生作业,实现了不同专业间的融会贯通。 四、基于混合单元概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公共艺术设计教材没有采用传统的“章”、“节”,代之以“组团”和“项目”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编写方法,采用了美国教育界的 “混合单元概念”编排具体内容,“使用这种混合课程模式,各组成部分结合方式多,强调重点也多,而自始至终各部分都保持原 有的特点”。 [5] (一)全书层面的编成 首先,从全书看,该教材由 “现成品公共艺术——基于发现与复制的设计”、“二维型公共艺术——基于图像表达的设计”、“构成型公共艺术——基于几何美感的设计”、“能动型公共艺术 ——基于运动的设计”、“景观型公共艺术——基于环境的设计”、“实用型公共艺术——基于人体工学的设计”、“幽默型公共艺术——基于情感表达的设计”、 “主题型公共艺术——基于人文思考的设计” 八个一级组团组成。这种分类方式基本囊括了当今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公共艺术建设范例,兼具普遍性和典型性,具有完整性和次序性。八个一级组团主题不同,各有侧重,共同组成完整的体系。而每个一级组团又都具有自身独立性,可以单独培养学习者某一方面的能力。 (二)组团层面的编成 同时,这一排序方式也是一个能动的有机整体。就公共艺术设计的一般规律而言,设计者必须首先掌握初步造型规律与创意思维,然后在不断深化完善方案过程中接触环境、功能和能动因素问题。只有在部分较深介入社会运转的个案中,才会选择较深刻的主题,同时复杂主题的表现往往要借助于具象雕塑手段,因此在针对本科阶段的教学中并不作为重点。事实上,这种一级组团的编排次序不但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而且和一个设计课题的进度基本一致,能够实现寓技能锻炼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教学目的。 (三)设计评论层面的编成 混合单元概念也运用在全书几乎每一个延展阅读或设计评论中,特别是后者,几乎都包含艺术史知识、形式美法则、材料与工艺的相关知识。比如在介绍美国艺术家劳埃德·汉姆罗尔(lloyd hamrol)位于洛杉矶的著名作品《市区摇椅》时,不但分析了作品的主题,而且特别指出作者运用剪影式创作手法之所以获得成功,也与特殊环境(道路和与建筑间的狭长地形)造成的有限视角有关。 五、基于现代传媒理念的编写模式创新 该教材主要针对青年学生,因此必须在内容采集与形式编排上更多考虑他们的心理特征。当前的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基本上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即社会俗称的“90后”。他们也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从出生就习惯了网络与新媒体,敏锐,知识面广,对直观形象敏感,但注意力不容易保持长久。传统的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片的教材形式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因此新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特点,注重节奏紧凑与大信息量,兼具可读性与观赏性。 (一)内容编排递进性 由于没有了传统教材每节开篇介绍本节内容的文字,所以该教材中每个二级组团的名称就承担了简明扼要地介绍该单元内容的功能。考虑到主要读者群的认知特征,这些小标题以成语为主,能够准确概括这一单元的主题思想和教学要点。各二级组团通常体现由简到繁的次序性,如“组团no.1”在分析现成品复制型公共艺术时就分为“单打选手”、“伸展运动”、“组队参赛”等二级组团,对应运用单体现成品、变动单体现成品形态及运用组合现成品等设计方法。同时,二级组团之间还体现由浅及深的特征,如“组团no.7”对公共艺术幽默主题的介绍就分为出其不意、憨态可掬、煞有介事、似是而非、物理玩笑、童心未泯、时空倒错、感同身受、鞭辟入里九个二级组团,综合运用文学、电影等学科对幽默运用的理论成果,从最简单的幽默运用方法介绍到内涵最深刻的黑色幽默,既紧密连接又有较强延续性。 (二)题目运用趣味性 对谐音的运用也是近年来文艺创作和传媒领域的特征之一,虽然存在诸多质疑,但其依然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现象而存在。该教材也适当在小标题中运用谐音形式为阐明单元内容服务,如“架”轻就熟(基于现成品复制的框架式设计)、水到“趣”成(结合水体的能动式设计)、“电”到为止(基于电能的能动式设计)、曲“镜”通幽(利用高度抛光的不锈钢球体反射周边环境的设计)等,应该属于新形势下对“寓教于乐”这一传统教育手段的运用。 (三)科学知识延展性 还应看到,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拥有大量接触科学知识的渠道,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养成了点击链接以获取深度阅读的习惯。因此,该教材注重介绍相关科学知识的学术性,比如大量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的论断来解释许多公共艺术作品的形式问题。 六、结语 经过内容与形式全面创新后的公共艺术设计教材,能够做到打破学科壁垒,运用开放型的知识结构,变知识单方面传输为知识资源共享,从而适应公共艺术这样一种体系相对庞杂、自身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知识与实践体系。综合来看,公共艺术设计教材的编写模式创新能够有效支撑公共艺术教学领域的课程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掌握公共艺术审美、创意、材料与工艺运用等方面技能的人才需求,提升中国公共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水平,为新世纪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贡献。 公共艺术论文: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 摘要:解决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瓶颈,必须立足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特殊国情,对来自欧美国家并已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的公共艺术理论进行扬弃,注重依托现有职能部门、管理法规及美学理论,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建立一套理论上完备、现实中可行的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最终实现提高中国公共艺术建设水平的目标。 关键词:公共艺术建设;中国国情;管理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公共艺术概念引入中国大陆,很快因其形式多样及在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诸多领域学者和艺术家的重视。来自文艺批评、美学等领域的学者注重探讨以美国“百分比艺术”为代表的欧美公共艺术策划理论及其社会学意义,雕塑家、壁画家则开始尝试在室外作品创作设计中验证公共理念,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中国公共艺术实践推进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快。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固然是由经济、工艺、管理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本质又应归结为理论与实际环境相脱节等原因。需要看到,目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领域的主要指导理论基本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渠道多样且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在公共艺术建设实践及后续管理中已经暴露出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遵照此类理论建成的部分公共艺术案例也面临多方面质疑。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势必会造成建设资金的浪费和因法规空白而形成的纠纷,最终将制约公共艺术在中国的推广,对城市文化建设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答案应当来自无数个体基于各自目标努力的宏大进程中。根据艺术的一般规律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经验,以下几项工作应是不可或缺且必须及早进行的。 一、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艺术的标准界定工作 当前在艺术批评、实践和教育领域,围绕“公共艺术”展开的激烈争辩有些混乱,以致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公共艺术自身形式多样和定义模糊,而是理论界对“公共艺术”的界定标准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雕塑、壁画即公共艺术,这佐证了当前中国公共艺术研究领域存在的“‘泛公共艺术’倾向”;有观点认为所有经过艺术化设计的街道设施均为公共艺术,如此,某些学者批评中国公共艺术建设“肤浅”也就并不为过;还有观点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界定公共艺术,因此,中国当前能够归为公共艺术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因此,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就陷入了窘境,公共艺术批评亦如是。 所以说,对公共艺术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是客观需要。广义的公共艺术几乎包罗万象,我们必须本着由简到繁、由易人难的原则,以“造型艺术中的城市雕塑、景观艺术”为主先从狭义上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在狭义的公共艺术中,城市雕塑应该是当前国情下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最好的实践承载形式。因为较之壁画这一基本属于平面的艺术,雕塑的三维特性与公共空间既有本质上的契合,又比景观能表达更多的内涵。其次,中国城市雕塑发展已有一定积累,国内多个大中城市都出台了自身《城市雕塑规划》和《城市雕塑管理办法》,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有可靠的法律法规保障。再次,中国雕塑界对公共艺术概念已经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具有人才和相关环境理论支撑。最后,在当前国情下以城市雕塑为依托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能依靠相关建设部门的财力支持,并为借鉴欧美艺术基金会形式逐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筹款机制创新提供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如果确定这样的理念,尚需注意公共艺术与城市雕塑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所有的当前存在的城市雕塑都属于公共艺术作品。目前看来,狭义公共艺术在位置上应具有开放性、题材上具有通俗性、形式上具有综合性、内涵上具有现代性、功能上具有实用性、空间关系上具有互动性、对所处环境具有归属性、表现手法上具有趣味性。不具备这八种主要特征的城市雕塑,如位置上有专属性的、题材严肃的、形式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排斥实用功能的、空间关系上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并非为所处环境专门设计创作的城市雕塑就不属于公共艺术范畴。从这八个主要方面深入开展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在当前中 国情下更准确地界定公共艺术个体及整体特征,以期更有效地进行公共艺术理论建设、实践探索及艺术批评。 二、吸收国外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时要注重国情相似度 在当前围绕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展开的理论争鸣中,主张全盘吸收欧美相关理念,从社会学出发看待艺术与公众关系的观点为多。事实上,在欧美公共艺术实践中很少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方法论。以公认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最低限雕塑(minimalsculpture)为例,其早期代表通常是较大尺度的室内试验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意图原本是希望观者根据自身的“感受性和知觉性来作客观的评价”。只是到了“1960-1970年代,许多最低限雕塑的纪念性的尺度,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给特定空间或特定场所搞雕塑设计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欧美国家保障艺术建设资金的机制相结合,逐步出现了遍布欧、美、日城市公共空间的巨大、简洁的最低限公共艺术品。最低限雕塑家对实体组织与建筑空间组织关系的探讨,又“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室外,导致去组织或者再组织大自然”。这正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流派——大地艺术的由来。无论是最低限艺术家还是大地艺术家,他们从不同方向探索艺术价值的努力,在具有同一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殊途同归,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弃了传统艺术承载的教化、提升作用,最终呈现出今天欧美公共艺术的整体面貌并为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所感知。欧美公共艺术实践过程中借鉴的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以及由这些实例进一步总结归纳出的公共艺术建设理论,无不是植根于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国情的,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到尚处于发展阶段,其文化传统又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目前尚不得而知。 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宏观背景是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微观背景则是当前中国有代表性的主要城市现实环境。从宏观上看,在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试图一蹴而就,直接从立意、空间位置、筹款方式上推进带有后现代属性的公共艺术,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从微观上看,中国许多城市连基本的街区市政设施都不完全,甚至刚刚具有用艺术提升城市形象的意识,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市政设施完善,城市雕塑星罗棋布,只能见缝插针结合市政设施环境推进公共艺术建设的情状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在中国当前国情下应特别注重依靠具有艺术任务承接资格和相应能力的雕塑家、画家、景观设计师以及建设职能部门的自觉来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要求这些实践者都熟谙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能不够现实,但是对他们来说在方案中逐步增加公 共性,使作品从内涵、形态上更好地与公众互动是不难做到的。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步行街都出现了表现当代日常生活或传统生活、工作场景的写实人像,这些虽然是对美国艺术家小强生等公共艺术先驱的借鉴行为,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源自写实艺术在当前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高接受度。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的繁荣正是公共艺术建设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绝佳体现。 三、注重利用现有管理法规及法规执行单位优化公共艺术环境 欧美国家的很多公共艺术作品在所属环境中具有非永久性,有些可移动,有些可人为控制作品消失的时间节点,如克里斯托的《山谷幕》和《包裹德国国会大厦》;有些消失的时间节点则交给大自然控制,如罗伯特·史密斯的《螺旋形防波堤》,更有许多根本就是“行为”。虽然这样,依然有许多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作品追求永久性,并因为它们与公众互动更密切而引发一系列后续管理中的问题,最低限雕塑家塞拉的作品《倾斜之弧》因阻挡交通被拆除就是一例。因此,基于中国当前国情推进公共艺术建设,还必须注重公共艺术品建成后的后续管理工作。 由于公共艺术品的特征决定其形式比传统城市雕塑更为多样,部分结合水景,部分结合声光电设备,而且其出发点也要求作品更亲近民众,因此比利用基座与公众保持距离的传统城市雕塑更容易造成游人特别是儿童的意外人身伤害,同时也必然比传统城市雕塑需要更多的维护工作。由于上述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不一的原因,中国当前公共艺术后续管理的相关法规十分匮乏,从长久来看不利于公共艺术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妨碍其在繁荣城市文化方面持续、有效地发挥自身作用。如果能在参照现有国内大中型城市制定的《城市雕塑管理办法》及相应城市雕塑工程技术质量地方标准的基础上,利用修订和增补的办法逐步加入有关公共性的条款或相关 内容,借助现有管理法规执行单位,如建设局、园林局的维护力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对适用于公共艺术品管理的地方法规及地方标准进行探索,应当是一条优化公共艺术管理环境的较为稳妥、务实的技术路径。 四、注重利用现有美学理论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 即使在公共艺术实践历史悠久、相关理论基础雄厚、社会文化更为多元的欧美国家,如何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更不必说在相关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审美标准的差异与界定标准的混乱同样容易影响公共艺术建设在中国城市中的推进。 显而易见,作为艺术的公共艺术作品首先必须以形式美和艺术美的相关标准衡量其审美质量。正如陈云岗先生指出的:“(公共艺术)最终要落脚在造型物上,这个造型物的核心价值所体现的是审美而不是其他功能。”与此同时,强调“艺术自律”的传统艺术美学又难以解释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后向公众所作的必然妥协。另外,由于公共艺术品往往还能提供有限的乘坐、休憩功能,这就进一步要求公共艺术品在设计中考虑人体工程学知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技术美学的相关标准。 艺术美学和技术美学均无法完整衡量公共艺术品的审美质量,因为它们只涉及作品本身而不包括作品与所处空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新兴的环境美学值得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环境美学理论研究逐步深入,拓展其应用范畴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已有环境美学学者利用相关原理来衡量城市雕塑的审美价值。通常来看,公共艺术品与所属环境的关系比城市雕塑与环境关系更为紧密,优秀的公共艺术品应该能够提升其所在自然、人工与人文环境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当前中国国情下,要特别注重环境美学、文艺美学和技术美学在衡量公共艺术审美质量过程中的结合运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围绕公共艺术审美标准产生的争议,也能为相关美学理论研究成果产生重大应用价值提供通道。 五、结语 公共艺术在中国推广所遇到的困难,并非因为当代公共艺术这一形式本身不适合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其源自西方的建设理论全盘照搬而很少结合中国国情予以扬弃造成的。在中国,公共艺术不应成为无所不包的艺术概念,也不具备动摇现有学科体系的能力。中国公共艺术肯定不会是未来所有门类艺术的必然发展方向,但也不能因目前的一些困惑而怀疑其在中国发展的前途。适度的争论很有意义,比如需要加快探讨公共艺术界定标准,以向实践者和公众明确解释什么是公共艺术,什么不属于公共艺术以及怎样分辨。但“不争论”也不失为一种努力方向。根据中国当前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城市具体环境现状,借助现有职能部门及相应管理办法,依托现有审美标准,循序渐进,自点及面推进公共艺术建设,寻求公共艺术在反映、引领社会的同时与后者协调发展而不是冲突对立,必然能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公共艺术建设之路,中国的城市建设理论研究者、艺术实践者以及绝大多数的公众,都将受益于此。毕竟,城市需要公共艺术,时代更需要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论文:高校公共体育艺术体操课开课现状的制度思考 摘要: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制度原因进行研究,并从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正式制度反思和非正式制度反思两方面深入探讨。提出制度是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的观点。只有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才能扭转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的现状。 关键词:艺术体操;高校;制度 纵观艺术体操20多年在我国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竞技性一直是我国艺术体操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学校体育教育方面,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90年代艺术体操就已被纳入学校体育教学大纲中,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一般深入完善,许多时尚的健身项目以其新颖性、观赏性、普及性吸引了大量的人群参与,艺术体操项目受到冲击。目前在中、小学少有人问津,在高校艺术体操课也名存实亡,甚至许多有体育专业的高校也取消了教学大纲中艺术体操课程[1]。针对这种现象,许多有识之士从现象入手,总结出了一些原因:如艺术体操项目难、缺乏师资、师资水平低、学生基础差等,但这些从现象得出的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因此,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从根本上探讨我国当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开课现状,并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一、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 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发现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不容乐观,相关的研究资料甚少。其中于巍巍(2007)[2]在《湖南省高校艺术体操选修课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高校形体健身类选修课00—06年开设情况发现,湖南省在这7年间仅有2所高校开设了艺术体操课,7年间的增长率为0,相比体育舞蹈在这7年间,由最开始的4所高校增到11所高校,增长率高达63%。黄波[3](2007年)在《我国艺术体操软化式发展的初步研究》中在对全国部分高校330名学生调查中也发现,有42%的学生不知道艺术体操是一项什么运动,而知道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媒体途径知道的。58%的同学没有参与过艺术体操(包括参加练习;观看比赛或表演)。从前人的调查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正处于知名度小、开课率低、学生人数少等困难。 二、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正式制度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4]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公开和实施的行为规则。学生在学校中的一切活动都受着各种制度的制约,而“组织和制度能够向群体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刺激因素和注意向导器,引导成员行为”[5]因此,高校中的各项教育制度及行为准则对身在其中的学生有一定的制约性。 (一)对教育制度的反思。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学校教育也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但由于应试教育和围绕高考指挥棒转的学校教育现状根深地固,对学生体育活动发展设置障碍,使艺术体操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1.重智轻体评价体系。 在我国,由于应试教育体制,高校以下的各级学校中体育成绩占学业成绩的比重通常非常小,这使许多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忽视孩子的体育技能学习。一些地方的高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升学率,体育课甚至名存实亡,这直接导致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体育基础薄弱。学生本身体育基础的薄弱使学生在学习艺术体操的过程中感觉困难,从而挫败学习信心,使学生越来越不喜欢艺术体操这门课,从而阻碍艺术体操这项运动在高校的开展。 2.教学模式。 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多已经使高校体育教学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学生人数多,活动场地有限已经成为各高校棘手问题。但多年来,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教学模式的落后,重技术的教学思想导致了许多学校艺术体操课限制学生选课,满足不了扩招后学生上课的需求量。另外,教材的陈旧、学习内容的枯燥降低了学生对艺术体操的喜爱程度以及后续的推广力度。 (二)对体育制度的反思。 体育制度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体育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于体育运动在高校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也受制于体育制度的制定。 1.《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文件执行不利。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体育新课程标准》等是我国教育部门颁布实施的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制度性文件。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学校违背上述规定,占用体育场地,这些都为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情况持续下降埋下隐患。 2.重“竞技”对学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导致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长期重视竞技性体育的发展,对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发展重视不够。这就使我国国民整体上把目光聚焦在奥运会等大型体育比赛上,导致我国艺术体操人才的培养方向也放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上,没有注重长远发展,群众基础没打好,一味的追求高水平,使艺术体操在群众中无人问津。更谈不上在学校开展艺术体操项目了。 3.体教分离和政府垄断的竞技体育体制对高校艺术体操的影响。 竞技体育,尤其是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对青少年的体育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6]。在艺术体操发达国家,学校是重要培养艺术体操人才的地方,如世界艺术体操强国俄罗斯,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就己把艺术体操列入大、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大纲,并且从幼儿就开始进行艺术体操练习,以锻炼意志品质和培养审美意识[7]。但是在我国,竞技体育从学校中分离形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这就使高水平的艺术体操运动员无法容入学校,竞技艺术体操的重要示范和引导作用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没起到任何作用。 三、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非正式制度反思 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在现实社会中,一些非正式制度对高校的艺术体操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 保守的观念会阻碍事物的创新发展,使其生命力下降,在高校艺术体操教学中不难看出有些老师不能扩展思路提高教学效果。更有许多体育老师甚至有体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认为艺术体操是“软指标”这种片面的看法[8],一些高校的学生也对艺术体操认识有偏见,他们只看到竞技艺术体操,以为艺术体操就是由“高、难”动作组成,而没有认识到艺术体操基础、大众性的东西。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严重影响了艺术体操教学的正常进行,影响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全面普及。 (二)第五届大运会取消艺术体操比赛的影响。 由于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始不设艺术体操比赛项目后,一些高校、体育院校艺术体操教学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一些学校甚至也取消了艺术体操这门课程。甚至有些人预言艺术体操将在高校消失。影响了艺术体操人才培养。从而艺术体操进入无人教、无人学的恶性循环。 四、从制度根源扭转艺术体操在高校开课现状的建议 (一)体教结合促进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体教结合是我国现在体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未来趋势。只有体教结合才能充分利用社会、学校的体育资源。逐渐把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转移到学校教育中培养。当竞技艺术体操在高校蓬勃发展起来时,它在学校才真正起到激励和引导作用。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艺术体操活动中。 (二)加强宣传教育。 传统观念等非制度因素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要充分利用近来年我国举办的各种大型运动会比赛的时机。艺术体操作为“奥运争光计划”的运动项目,在各大赛事上的表现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应借鉴各国在大型运动会是怎么对国民体育及大众体育进行宣传、扶持,来进一步加深和提高艺术体操在我国高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学生对艺术体操传统观念的改变和全方位的认识。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制度是制约艺术体操在高校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要想改变高校艺术体操的开课现状,必须先从制度上下功夫,提高制度的高效率后,在采用各种可行办法来推动艺术体操在高校的发展。 公共艺术论文: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困境 根据2011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艺术学已经单独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与理学、工学并列,而传统理工科大学是以理学、工学为主干学科发展起来的,艺术学的教学活动没有历史的积淀,无论是从学科背景、师资队伍,还是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与综合院校或文科类院校相比都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人文学科力量相对薄弱 从1992年开始,一些较大的理工科大学合并了农、医、师等院校成为综合性大学或者多学科门类的理工科大学。但在高校扩大规模的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大部分的理工科大学还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增设了人文学科院系,这些人文院系的设立大都是在学校开设的人文社科公共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时间相对较短,其专业设置、学科力量、师资水平一般很难赶上综合性高校的人文学科。所以,理工科大学目前的人文学科设置在整体上还是相对薄弱的,再加上理工科大学本身对人文学科的重视力度和资金投入普遍不够,没有同理工科大学的其他专业同步发展,也造成了理工科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缓慢,没有形成坚实的有利于学校公共艺术教育开展的人文学科体系。 (二)校园人文类学生社团影响力不够 高校的艺术教育,除了专门的课堂教育以外,还需要依赖大量的学生社团来组织各项活动。目前,理工科大学虽然成立了许多社团,但是人文艺术类的学生社团却不多,而且不论是社团的学生规模、水平,还是社团的影响力都远远不及那些理工类学科社团的影响力大。 (三)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一般来源于学校专门引进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艺术专业人才和学校的人文社科类院系的专业教师。由于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一般都是选修课,对教师的知识广度、深度和授课水平,乃至个人知名度和魅力,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所以承担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压力还是很大的。为此,公共艺术教学现状,带来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 二、艺术教育的认识误区 各理工科大学虽然按照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2002)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的要求开展了艺术教育,但是各高校在具体实施艺术教育的过程中仍遇到诸多困惑和困难,对艺术教育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一)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制定学生培养计划时,当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列入正式第一课堂教学时,个别理工科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认为是占用了专业教学时间。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要对大学生进行美育熏陶,而公共艺术教育则体现了对于人的个性培养,这是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也说过:“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由于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中庸俗化倾向的挑战,加强艺术教育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共艺术教育是理工科大学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 有些理工科大学把校园内的艺术教育仅仅看作是丰富校园文化氛围,满足学生业余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将公共艺术教育上升为学校素质教育层面进行规划和建设。其实各种艺术活动如绘画、舞蹈和唱歌等是体现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领域,生动的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实现自身人格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艺术教育是当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 (三)没有把公共艺术教育当成激发大学生的智力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些理工科大学虽然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作为课堂教学列入了培养计划,但与整个人才培养计划存在“两张皮”现象,没有真正从专业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艺术课程布局,往往局限于有哪一类艺术课程教师就开哪类的课程。从多年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得知,公共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特殊地位,对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激发学生进行形象的、想象的直觉能力,培养学生想象力和严肃的审美品位等方面具有其他门类教育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和特殊作用。艺术素养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真正有利于提高理工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公共艺术教育的具体举措 (一)健全课程体系 在公共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把提高公共艺术教育教学质量纳入到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体系之中,通过改革,不断调整和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第一课堂的建设,使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更加符合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把公共艺术教育课列入学校课程评价体系。目前,大部分理工科院校都将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按照选修课进行实施和管理,此性质决定了这些课程必须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要求才能真正开设,若存在教学质量不好、课程内容匮乏,自然会被学生“淘汰”。同时,这些课程授课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或周六、周日,教务管理中往往疏忽对这些课程的日常督导。所以,必须将公共艺术课纳入到课程评价体系中,保证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理论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开展艺术教育活动中,遵循教育规律,在重视艺术理论教育的同时,必须十分突出艺术教育的实践性,着力于提高学生对艺术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比如学校要重视大学生艺术团这个平台,把艺术教育落实到器乐演奏、声乐表演、话剧排演、舞蹈训练、书画作品等具体艺术实践活动中,提高他们的艺术实践能力和水平,并通过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社团巡礼”,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走出校园、走出国门进行表演等方式,展示公共艺术教育成果的同时,也展示出各个学校大学生的风采。 (三)做好艺术教育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第一,理工科大学要建立公共艺术教育的组织机构。学校要明确分管公共艺术教育的校领导,成立类似于“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对全校公共艺术教育工作进行宏观指导、规范管理,对有关公共艺术教育方面的重大事项进行专题研究。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承担公共艺术教育部门与教务处、学工处、宣传部、团委以及人文社科类专业院(系),必须密切配合,既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积极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做好学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工作。 第二,做好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各项制度建设。理工科大学要根据公共艺术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制定相应的制度内容。 (四)加强艺术教育的专门师资队伍建设 理工科大学要从整体发展规划和学生培养的需要出发,按照公共艺术教育应具备的人才队伍素质的客观要求,专兼结合,多措并重举,努力做好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规划工作。为加强公共艺术课程的管理,高校需要聘请包括教学名师、专家,坚持对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进行严格的审查、试讲评比活动,推行教师多媒体课件进课堂的“准入证”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对公共艺术课程的教案、课件进行考查;同时,把公共艺术教育的课堂教学列入学校教学督导组的督导对象,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通过这些措施,来确保公共艺术课程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五)加强各种条件的保障力度 理工高校要加大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这些经费主要包括日常建设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大学生艺术团活动专项经费、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专项经费等,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正常运转以及各类艺术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教学技术手段方面,一是要为公共艺术课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二是要为大学生艺术社团配备乐器及图书、音响、影像资料等。在活动场地方面,高校要营建专门的艺术教育场馆,满足艺术教育课程的教学、实践的需要。 (六)突出自身艺术教育的独特性 目前,许多理工科大学都是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高校,一些院校还专门设立了艺术院系。今后,理工科大学还要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要逐渐形成自己的公共艺术教育规律,进一步结合学校实际,形成理工科大学公共艺术教育鲜明的特色。但各个学校都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尤其是学科建设和服务领域,所以公共艺术教育要与本校特色相结合,努力打造出本校的品牌和优势。 结语 公共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专业教育,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建设的根本宗旨是育人,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托公共艺术教育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把加强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人才培养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坚持将艺术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活跃学生生活,繁荣校园文化;三是坚持艺术教育普遍规律与学校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符合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特点的模式,实现艺术教育更加深刻、更高层次的价值;四是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分类指导,针对全国招生、生源层次多、艺术基础差别大的大学生群体,构建不同层次的艺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