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基础发展 一、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与研究问题的本身以及当时的外在环境相适应，正确地运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是提高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保证（吴水澎）。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经验研究（潘飞等，2007），这与最初管理会计的功能密切相关，即帮助制造性企业核算成本与管理成本，正是管理会计研究的务实性才使得基于企业的案例/实地研究一直以来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相对于西方管理会计的起源，我国管理会计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开始的，所以起初的研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类的规范性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企业实地进行研究，而那时西方的经验研究已经开始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几年，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几乎成为了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潘飞等，2007）。再看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目前经验研究还不占主流，即使是经验研究，大多也属于实地/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比重相当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理论模型，而国内多数案例研究还局限于讲述一个“故事”，这与国外的研究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尽管案例研究具有许多优点，比如检验实践中的理论应用，为理论假设的提出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以及在管理会计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真理，那么在所有的企业中都应该适用，即使是指在某一类企业中适用，也不能只通过一家企业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广阔的环境中检验理论，就应该采用大样本的研究，而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所需的内部数据，问卷调查便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问卷调查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抽样技术和问卷设计技术。这两个方面做到科学严谨对调查的效度和信度都十分重要（胡玉明，2005）。国内现有的问卷调查与国外成熟的问卷调查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成功的问卷设计一定是基于理论基础，再结合前人的研究设计进行调整和完善而成的。例如，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计量一般从原材料的供应、竞争者的动态、市场需求、制造技术、政府监督和干预以及原材料的价格共六个方面进行评分（GulandChia，1994），再通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来证明其计量的合理性。但是从我国现有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并不是验证某种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现象，或者某种管理会计实践的程度和状况，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就直接设计什么问题，而对于研究问题的计量还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性（2005《会计研究》：《企业成本战略管理与持续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采用统计检验方法使用得到的数据。但在国内样本中，这样的问卷调查并不占主流）。所以，即便都是问卷调查，问题设计的水平和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个研究的差距就是实验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实验方法最早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大约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研究方法引入经济研究，建立了实验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内容设计实验，控制某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实验环境比现实相对简单，通过对可重复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实验法常常用于预算、激励机制和转移定价等问题。总的说来，实验研究相比经验研究有更多的困难，它除了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它要求大量的实验参与者，以及实验经费和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许多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数据，从而在理论的检验上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比较独特的视角，能够捕捉到更为主观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理论基础上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结合更加地紧密。 （二）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管理会计的教科书还是以制造性活动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主题能够带来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机会。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带来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机会和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务行业（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使得诸如对标准成本研究的兴趣降低，而增强了对促进销售的价值链管理环节的研究兴趣，因此又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随着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不仅是业绩计量的工具，更是战略实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们更加关注管理会计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背景和企业背景不同，或者经济发展的阶段存有差异，研究背景也会存在差异，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选择的差异。 （三）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基础方面，西方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如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对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以及审计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其基础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由于管理会计与企业管理密切结合的特性也使得管理学成为其主要理论之一。 近些年，以权变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的重要作用也更多地体现出来。权变理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不存在广泛适用于所有环境所有组织的会计系统（Otley，1980）。应该明确会计系统的具体特征与某种确定的环境相联系，并且是恰当匹配的（Emmanueletal，1990）。而组织行为学与会计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行为会计学，它通过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检验会计信息、过程和人的（包括组织的）行为的交互作用，它与会计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行为科学，其发展受到了经济学、政治学、组织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BirnbergandShields，1989）。例如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产生的重要经济后果就是对组织中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行为研究的透彻程度。而心理学的研究体现在诸如个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的公平性感知（包括程序和结果的公平性）以及对于组织的信任和忠诚度等等，而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的业绩都有相应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任何管理控制系统如果不尊重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规律，决不会发挥有效的作用。 总之，这些理论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只能通过结合它们所研究的背景、主题以及研究方法来论证其研究价值。而实际上，越是高水平的研究，总是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做到了较好的契合。 二、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管理会计论文的标准 为证明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我们选择了两本各自代表国内外研究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杂志。据统计，国内的《会计研究》是权威期刊中发表管理会计研究比例最高的杂志（潘飞等，2007），而且也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会计专业期刊，其他权威期刊发表管理会计论文的比例相对过低（我国还没有管理会计研究的专业期刊）。因此我们选择《会计研究》作为国内管理会计研究水平的代表性样本。国外的选择了专门的管理会计期刊：《管理会计研究》（Journalof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该杂志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而且发表的论文都是管理会计的论文，因此可以较好地代表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水平和发展的方向。我们选定这两本杂志，并从几个方面来比较分析国内与国外的异同之处。样本的时间从1996年至2006年共11年。 为了从众多论文中挑选出管理会计的论文，首先要确定管理会计的研究主题。根据Shields（1997）以及Scapens和Bromwich（2001）的分类，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几个大的方面。其中，管理控制系统又包括激励机制、预算、业绩评价、转移定价与综合控制系统。在选择管理会计的论文时，我们基于管理会计要为企业创造价值这一基本原则，挑选出符合上述内容的论文，对于财务会计也会涉及的问题（如薪酬机制），要看其应用的理论与视角是否属于管理会计。如果研究涉及的是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职能（现在也包括披露），我们不视其为管理会计的论文。 统计显示，1996年-2006年在《会计研究》上，总共发表了174篇管理会计的论文，JMAR总共发表了88篇管理会计论文。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差异进行分析。 （二）研究主题和研究背景 1.研究主题的分布。根据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样本分为七个领域。这一分类主要是参考了Shields（1997）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分类，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和其他。其中“其他”指管理会计的新兴领域，在我国主要指环境管理会计；在国外主要指行为管理会计。但是考虑到我国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战略管理会计的论文，我们将战略管理会计单独列出。 2.研究背景的分布。参照Wagenhofer（2006）的研究，我们将研究背景划分为三类：尽管大多数的管理会计研究适合于制造性的行业环境，但是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推广和通用的，不限于任何一个企业或行业的研究属于通用型的（genericsettings），这类背景一般比较抽象或程序化。如果论文表明研究结论是针对企业或某个行业的，或针对某个企业或者行业进行分析的，我们则将其划分为企业背景。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制造性企业，还有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机构以及垄断性企业。最后一类是医院、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等非盈利组织。可以看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在国内外的比例都很低，而国外大多是通用型的研究。 3.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前文所述研究背景的确影响着研究主题的分布，以企业界为背景的研究主题非常广阔，而非盈利组织和通用性的研究背景则更为关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JMAR中非盈利组织背景的比例几乎是会计研究的两倍。实际上，非盈利组织也可以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上向企业界学习，例如可以在医院建立病患费用的作业成本核算方法。并且，会计研究通用性的研究比例较低，而JMAR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是针对所有组织的（45篇），这将是未来我国管理会计学者努力的方向。中外研究相同的一点是，管理控制系统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都是研究的重点，这表明了管理控制系统在管理会计中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发现，战略管理会计研究在国内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JMAR极为不同。 （三）理论基础 西方对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应用比例明显超越我国；而我国只有在战略管理理论上占有优势，而在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学方面尤为欠缺，大多数采用行为学的国内论文只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论述，实际上在国外的研究中，行为学研究大多是与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相结合，提出有关行为学或心理学的变量并建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尽管也是应用了同一的理论，但是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价值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根据《管理会计经验研究方法述评：比较与借鉴》的研究（潘飞等，2007），我国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有38.89%没有理论基础，是国外17.98%的两倍还多，与本文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这使我们感到与世界学术主流的差距并不只是技术方法的应用。因此，对于国内的管理会计学者而言，如果要使自己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在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不仅依靠经济学，还要奠定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扩展研究的视野。而在国内“其他”类中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论基础，规范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过多；而JMAR“其他”类中的研究则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且多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并且，JMAR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比例也高于《会计研究》。这反映了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与狭隘，也指明了未来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努力的方向。 另外，我们把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内档案研究多数采用经济学理论，这与JMAR的结果一致。而国内的问卷调查研究多数却没有理论基础，而国外的问卷调查研究均有理论基础，这一差异印证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国内的实地/案例研究应用的基本上是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理论，而国外是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并且在各种研究方法上对经济学的应用比较均匀（除综合研究外）。另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国外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水平显著高于我国。因此，国内外理论应用的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不仅影响研究的深度，也影响研究的价值。 （四）研究方法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对于研究方法的争论，根源在于哲学中的认识论，即何谓真理知识和如何获得的争论（李连军，2006）。现代哲学按照他们以理性或经验为知识的来源或规则而被划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梯利，1995）。理性主义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我们知道原因，就可以依靠思维和推理的力量立即确定其结果，而不需要依靠任何经验。经验主义却坚守科学唯一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规律，只有通过观察和经验才能得到。因此，根据方法论的不同，现代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 （1）经验研究方法（广义经验研究，包括经验实证）。经验研究是寻求对客观现象解释和预测的某些具体研究方法的总称，包括档案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实地调查法等等（张朝宓，熊焰韧，2006）。经验研究区别于规范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关注实务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实务应该如何进行；不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并且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 （2）非经验研究方法（包括理论研究）。指除了经验研究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性研究和规范研究、最优化等等。其中，规范研究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围绕经济政策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逻辑推理，提出政策建议和制定行为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会计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国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分析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几乎无例外地基于理论和生产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Shields，1997），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和模型推导基础之上的，是连接理论与实证的桥梁。我们把非经验研究分为分析性研究与其他（包括规范研究等）。 因此，我们将研究方法划分为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研究。而经验研究又可以划分为：问卷调查、档案研究、实地/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以及综合方法。统计结果证明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在国内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非经验研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国外管理会计却是以经验研究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研究方法，还没有出现在会计研究中，但是在JMAR中的比例却相当的高。当然，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从事实验法的研究，但是这一方法对绝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另外可以看到，国外与国内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差距，国外已经以不再以案例研究为主，相反国内还处在案例/实地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国内管理会计的发展极为必要，也使我们更加期待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的建议 （一）培植良好的企业文化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管理会计研究之所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缺少优质的企业。优质的企业不仅仅具有良好的业绩，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的企业文化与管理理念，包括先进的管理思想、员工公认的价值观、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激励机制。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管理会计对企业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而也影响了研究的范围和水平。例如在国外，作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已经相当普遍，作业成本法的研究也可以采用大样本，而在国内，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采用作业成本法，只能作案例/实地研究。那么因此采用的研究方法、统计技术和研究结论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研究的水平受到了实务发展水平的影响。应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通过培育更多的优质企业，为未来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空间。 （二）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 由于我国缺乏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很少，学术界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着手建立中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推动中国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的发展。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基本还处在相互分离的状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发生了障碍。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不仅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且也能够加强管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因此，应该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组建中国的管理会计师协会，使其成为我国管理会计师交流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场所。 （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西方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目前依然处于领先，尤其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对综合理论的应用能力。对国内管理会计学界而言，“走出去”之前应该先“引进来”，通过加大与国外尤其是北美教育背景的海外学者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了解和掌握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实务相结合，才能使国际学术界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国的管理会计研究。交流的形式可以通过邀请海外学者讲授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举办国际管理会计研讨会以及共同进行课题研究等等。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在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上更容易被国际认可，加之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研究内容更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 （四）扩大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 传统的管理会计局限于大量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成本都比较稳定的制造性企业。管理会计最初就是在工业企业当中推广并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工业企业中成熟并完善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应用水平的提高，国外管理会计的研究已经开始向更加宽广的领域发展，着重研究非盈利组织和更加通用型的问题。而相对于此，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还是集中于企业层面，尽管这与研究水平的发展阶段相关，而且能够提升研究的实用性，但是也说明研究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因此，今后应该研究更多通用型的问题，以点带面，拓宽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范围。 （五）创办中国自己的管理会计期刊 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好的专业期刊无疑能起到巨大的激励作用，不仅燃起学者们研究的激情，而且更加有利于对实务界的宣传和指导。与国外的JMAR相比，国内一直没有专门的管理会计杂志，这实际上不利于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发展，与财务会计、审计相比，管理会计的论文更难发表。而目前国内则没有一本管理会计专门期刊用来交流研究的成果。因此，学者们关于管理会计所作的研究难以得到发表，长此以往，则会减弱从事相关方面研究的热情。因此，需要在国内创办一个专门的管理会计期刊，推动该学科的进步与繁荣，为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创造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构建 【论文关键词】管理会计体系理论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分析了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以期对管理会计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指导。 一、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 1、模型模拟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模型的作用就在于利用它可以加深对事物本质的了解。模型化实际上是一种实验方法，由于管理会计研究对象，尤其是社会系统具有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管理会计研究注重模型模拟方法，即运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比较精确的定量描述，对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改造，找出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提高预测的科学性，为最优化决策提供依据。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存货控制模型、利用线性规划进行最优决策的模型、量—本—利分析模型等。这些模型把复杂多变的现实单纯化、抽象化，从而有助于对对象的认识。但是，它存在一定的缺陷。模型的构建离不开一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和实际情况经常是不相符的，其次，为了兼顾各种决策变量，模型日渐复杂化，难以为决策者理解和掌握，从而也就脱离了实际。 2、注重实证研究 管理会计的务实性决定了管理会计研究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考察、访问与科学的实验设计，需要获得反映管理实务的信息资料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实证研究相比规范研究而言，在管理会计领域更有用武之地。但是，这种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计量经济学为主要技术手段，且计量经济学方法基本上属于“线性分析”的范畴，而实际中对一些管理会计系统变量关系的“线性假设”缺乏客观依据。再加上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管理会计系统中社会人文因素对研究变量的影响，使得管理会计信息和管理决策之间的相关性降低。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现实需要，更好地解决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倡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员通过对一些成功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写出详细的研究报告和有关分析结果，并以此指导管理会计实践和管理会计教学的一种研究方法。 3、注重跨学科研究 管理会计的本质是把会计信息运用到管理中，其目的是提高企业内部管理决策水平，因此它必然与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结构被引入管理会计，产生了管理会计中诸如“经济人”、“相关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边际收入”、“增量现金流量”等许多十分重要的概念，奠定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础。在这些理论概念和方法基础上，管理会计的研究向着精密的数量化技术方法的方向发展。高等数学、运筹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许多数量方法被引入和应用于管理会计决策与控制模型的构建和使用之中。经济学的人说应用于管理会计研究，就产生了“委托—”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确定最佳激励方式和业绩考核方案。科学管理理论运用于管理会计，创造了盈亏平衡分析、量本利分析等科学方法，西蒙的决策理论提出了“令人满意的”准则取代最优化的决策准则。组织行为理论认为人是有感情、思想、需求、好恶的“社会人”，在管理会计决策、计划与责任会计中都具体反映了组织行为理论的应用。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讨论 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应立足于我国企业实践，超越“就会计论会计”的局限，应用多种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研究和解决企业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总结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经验口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推广与发展管理会计的根本途径。 1、中国管理会计的定位——以效益为中心的成本动态管理 西方国家管理会计己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管理水平是相一致的。我国的管理会计应定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密切结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便于广大会计人员、管理人员操作运用这一水平上。如前所述，在中国管理会计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成本管理是运用最多，最有群众基础的。因此，以成本及其管理为基础，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符合我国目前企业界对管理会计的普遍认识的，管理会计并不完全是泊来的，而是在我国受到广泛重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本管理。企业要想在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利润，就必须树立成本确定市场的观念，充分发挥成本决策功能，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成本管理还应与企业的整体效益联系起来，以动态成本效益观念看待成本及其控制问题，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来看待投入的必要性、合理性，无论是成本的降低还是成本的提高，只要能够使企业的效益提高就是一种好办法，企业要从效益的角度去决定成本的升降，以效益为中心进行成本的动态管理。 2、传统管理会计的相关性依然存在 现代管理会计新的领域在我国还处于介绍探索阶段，新领域在我国很少得到应用。以决策会计为主的基础管理会计，由于相关性在我国并没有消失，我国目前是处于多层次的生产力和多层次的生产关系并存的状态，总体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决策会计为主的基础性管理会计内容在我国还没有过时，如应用得好，它必当促进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一方面，我们对于传统管理会计技术与方法应大力推广；另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相对发达的企业，鼓励其尝试使用创新的管理会计技术方法并逐步实现自我创新。 3、中国管理会计的设计与应用，应加大政府指导力度 我国管理会计理沦和实践与西方存在很大差距，其重要原因是我国缺乏专门的管理会计机构，可建议把中国会计学会的管理会计委员会和中国成本研究会两个组织合并成一个独立的管理会计团体或组织机构；如果成立有困难，也可以在中国会计学会下建立一个管理会计二级分会，来组织、协调、指导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制订和颁布指导性的管理会计原则和规范。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企业内部，其信息的输出是基于管理上的不同需要而采取不同的形式，这一特性决定了管理会计受到法律的约束程度不会也没必要像财务会计那样严格，更没有必要制订统一的管理会计制度规范管理会计信息，但是，考虑到我国会计工作乐于应用法律规范的惯例，制订指导性的制度来引导企业管理会计的运行是十分必要的，至少我们应规定管理会计的原则，这对于管理会计的推广及创新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此外，应尽快开展和组织注册管理会计师考试，为培养和造就我国管理会计专门人才、促进管理会计实务向纵深发展起应有的推动作用。 4、中国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及其创新 中国式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很薄弱，对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仍局限于对国外理论的翻译介绍。如前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也有管理会计的实践，但很少有人去认真加以总结，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主要是研究西方的管理会计动向，而忽略了对整个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只有引进，而未对管理会计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联系我国的实际进行中国式研究，中国管理会计研究成果要走向国际，必须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深入企业实地，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实证分析检验规范研究的有效性，以规范研究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加以解释和升华，即经验—规范—经验模式。它弥补了我国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因缺乏经验检验而实践性差的缺陷，也弥补了目前西方受实用主义影响重经验研究而不重规范研究而导致的案例研究难以推广的不足，综合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各自的长处。经验研究充分发挥其科学性、客观性的特点，规范研究充分发挥其抽象逻辑思维、发散思维、创造思维的特征，两种方法有机结合，既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高效运行，也有利于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口管理会计的中国特色不仅是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也应当引起管理会计实务工作者的重视。本文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和粗浅的思考，但是，管理会计的中国特色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内容及表现将会更加丰富，有待我们不断地研究和总结。 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管理会计进一步在经营管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但我国管理会计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怎样将现代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以至有些人对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能否应用于实践产生怀疑。出现这种状态的症结何在?怎样才能使管理会计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以广泛应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探索。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症结剖析 (一)管理会计本身的弊端。 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方法可以是会计的、统计的或数学的方法,但用得最多的是经济数学方法。它将管理会计复杂的经济活动用简明的数学模型表达出来,揭示有关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最优化的数量关系,为管理人员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至本世纪70年代初,在管理会计思想发展中出现了“信息经济学方法”,试图将成本会计的“绝对真实方法”和“条件真实方法”归结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体系中。这种微观信息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的影响,使管理会计研究人员试图用理论来改变实践。他们在书斋中为实践工作者设计了一些复杂的确定型、风险型、不确定型经济数学模型,有些模型直到今天还难以在实践中运用,因而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 (二)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现状的弊端。 在中国会计史上，会计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早已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类似于管理会计的核算和管理方法。目前我们对管理会计的研究，仍然倾向于注重理论，追求科学化，而忽略对可操作性的探索，而且大多是借鉴西方。对于管理会计理论来说，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其得以构建并付诸应用的前提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待转变，这些都会对管理会计目标产生影响。 二、出路探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今后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应该以研究管理会计的实践为重点，以建立和完善会计管理组织体系中的管理会计系统为保证，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逐步探索出一套能够与实践相结合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一)建立和完善管理会计系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企业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从事管理会计的研究与应用。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转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会计系统。笔者认为，该系统可由以下3个层次构成： 1、建立由管理会计方面的专家组成 的独立的民间机构———管理会计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其职责是作为政府会计管理机构的辅助力量，协助政府会计管理部门共同管理全国的管理会计工作。 2、建立地方和各行业管理会计协会。 其职责是遵循有关管理会计原则，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情况，组织有关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组织学术交流，总结本行业的管理会计工作，促进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企业管理会计的应用提供咨询等。 3、各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设立总会计 师领导下的专门负责管理会计工作的机构，或在财会部门配备专职管理会计人员。作为专门的管理会计机构或专职的管理会计人员，其职责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和应用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向企业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有关决策所需要的管理会计信息。 （二）管理会计实践要加强 1、取得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无论什么工作，只要领导高度重视，工作将会大出成绩。管理会计的实践也不例外。为此单位领导应多关注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工作，工作人员也应多向单位领导汇报工作情况、提出工作思路以及要求，使管理会计的重要性在单位领导心中日益得到提升。 2、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素质 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管理会计师队伍，管理会计师由财务会计师承担。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管理会计师的素质要求要高于会计师。面对市场竞争，管理会计师作为既懂管理又懂会计的专门人才，应具有战略头脑，判断准确，勇于抓住机遇，创造性地分析解决问题。当然，做到上述几方面并非简单之事，应博学多识，一专多能，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积极主动地更新知识。同时，应加强思想修养，达到“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思想境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95年就有48%的管理会计师走出办公室狭小的空间，深人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沿了解企业的情况，这一点值得我国学习，也有助于管理会计师上述素质的培养。 3、学术界积极参与 学术界将管理会计的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企业的实践中，指导管理会计实践。企业为学术成果提供试验场所，并能促进管理会计的实际应用，管理会计的实践又反过来有助于提升管理会计的理论，形成理论、实践交替上升的良性循环。 我国在推动管理会计研究和应用方面也开展过一些工作，如1997年《会计研究》杂志举办了“安易杯”管理会计论文的有奖征文，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有关管理会计研究的规模较大的论文征集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信，随着管理生产要素的逐步深入人心，管理会计逐步得到重视，管理会计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层次、规模将出现一番新的景象。 总之，要使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管理会计的研究既要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更要注重实际应用的探索，以找到能够解释、指导、应用于我国企业实践的管理会计理论结构。这就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会计组织体系，推动研究成果付诸实施. 本文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探索 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问题和对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管理会计理论在发展中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相对于国外而言，我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发展还比较落后，也完全无法跟上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各种发展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所以为了使得管理会计理论发展更加符合现代企业的制度管理，就要找出相应地对策。而本文主要从企业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主要问题出发，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主要问题；建议和对策 管理会计主要是根据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并为了更好的满足企业对业绩的分析，行为的决策所发展起来的会计分支。鉴于管理会计理论发展对促进企业管理的科学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合理的分析，并提出相应地解决策略。这样不仅利于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能有效提升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 一、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基本内容 （一）管理会计理论的基本含义 管理会计是企业内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和企业的财务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管理会计主要是指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根据财务会计部门提供的一系列财务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企业规划和控制，而且专门辅助企业高层做出科学决策的会计分支。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管理会计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断吸收财务会计的部分理论，这样最终才能形成管理会计理论。 （二）管理会计理论产生的背景 管理会计又被称为“内部报告会计”，它在整个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企业发展的脚步日益加快，再加上当下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瞬息万变，以致于我国管理会计理论早已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了。随之出现的也就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并及时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对策，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管理并为此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一个企业对于管理会计的工作只有足够的重视，才会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然而直到现在，我国依旧没有为企业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会计相关体系。主要表现在相关会计人员的分工不够明确，工资保险等制度也不完善......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会计相关工作的无法实施，而且很难将有效的信息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去。 （二）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任何一种理论付诸于实践都需要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作为支撑。企业管理会计作为一种理论，只有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更好地运用于实践之中。然而纵观我国企业的会计部门，很多关于管理会计的理论都只是一些基础的分析，完全缺少实际应用的经验。作为国家，在相关管理上也没有颁布明确的规范性文件，从而使得企业在机制运行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此同时，作为企业，对于内部的管理会计根本没有明确的定论，从而使得相关会计人员在工作中都是盲目行事。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参考标准，长远看来这是不利于企业自身良好发展的。 （三）管理会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升 整体看来，管理会计在我国还属于比较新兴的发展内容，虽然目前管理会计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国众多企业在发展中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现阶段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还比较低，主要表现为知识层次低，工作专业性不够......。由于管理会计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到的知识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它对于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相对更高。而会计人员作为管理会计的直接操作者，因此他们的个人素质将会对管理会计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多数企业的会计人员自身素质还有待提升，加上他们没有受到过系统且专门的训练，所以在工作中难免还会遇到诸多的问题。 （四）互联网技术的利用效率低 随着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也推动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企业的管理会计中，我国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程度是非常低的。任何一个企业，为了更好的发展，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每个季度和阶段都会进行相关的财务核算。但是很多企业很多时候还是采用人工操作的手段进行管理会计的核算。表面上看虽然是节约了成本，但是一旦遇到比较复杂的计算问题，人工手段往往容易出错，然而管理会计是一门要求准确高效的学科，如果出现错误，就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在逐渐的冲击着企业传统的会计管理模式了。 三、提升管理会计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改变企业管理会计工作落后的经营理念 企业管理会计人员的的个人素质对企业财务决策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需要改变企业管理会计人员落后的工作理念。首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该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工作意识。并在企业管理层中建立一定的管理会计相关机制，以此提升他们的管理会计意识。特别是在管理会计工作的具体运用实践过程中，相关领导者要加大对员工的督促力度。这样才能为企业做出更加适合市场需要的管理会计决策。 （二）完善企业管理会计的相关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企业的管理会计工作也逐步实现了国际化。然而一个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能否正常进行，离不开一个完善的管理理论体系。因此为了充分有效的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在制定管理理论体系的时候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将其完美的融入到企业的整个运营模式中。从而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实现。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管理会计工作方面还需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这样才能使建立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更加科学。 （三）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一个企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不是只单纯的依靠领导层的决定，还要依靠相关部门员工能力的提升。因此为了企业能够实现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会计管理部门作为坚强的后盾，而会计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提高会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非常关键。作为企业，除了尽可能的减少开支成本外，还要懂得必要的投入。所以高层领导可以定期聘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对会计员工进行培训指导，让他们通过系统的学习，更加深入了解企业的专业管理会计知识。只有将管理会计知识真正的运用到工作之中，才能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除此之外，在选拔相关企业管理会计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的专业性程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标准。 （四）用法律手段约束会计人员的言行 企业的会计管理工作人员直接和企业的经济命脉相联系，在金钱的诱惑下难免会使得一些意志力不强的人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比较常见的就是:制造假账、违规操作、制造虚假财务报表等。所以为了避免这样行为的出现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企业就需要加大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在会计内部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的意义则在于能激发员工们依法从业的重要性。如果能够结合现实中所出现的违法案例进行讲述，以此告诫员工其结果的严重性，那么就能让他们更深刻的觉悟到依法办事的必要性。 （五）提高企业会计管理中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现代企业会计管理的重要支撑力，不仅提高了管理会计工作的效率，还能保证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决策过程中，通过分析计算机处理得出的数据信息，对企业会计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有更加客观准确的判断，进而提高整个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企业在管理会计中，除了不断地向员工普及相应地网络思想意识外，尤其还要考虑到老员工工作的实际情况，由于他们对新时代的信息技术运用还比较陌生，熟练程度也不够，而针对这一现象除了大力进行科普外，最好还是要聘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催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由此可见，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化水平，既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现代化的管理，还能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结语 管理会计的理论发展主要是从企业本身的管理需要出发，并为企业管理者进行正确的管理决策提供相应地依据，由此可见，它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发展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不容忽视。本文对此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地解决对策，也是希望能为今后的一些中小企业在管理会计发展方面提供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关于高职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教学创新研究 论文摘要：高职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瞄准能力培养，改革传统教学，并创设有利于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学；创新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善用已有理论解决幼儿教育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人才。该专业学生缺乏学前教育研究的亲身经历。传统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偏重于传授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实践证明，如果教育者树立科学的高职教育观念，引导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理论运用于实际，改变并创设有利于学生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热情、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 以课题研究样例为参照，丰富学生科研直接经验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和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两大部分。无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都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学前教育研究经验。然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经验。为了增强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直观感知，教师应结合学期备课为学生安排一些典型的学前教育研究样例。这些样例包括学前教育研究实施方案、学前教育研究报告等，还可以包括一些近年来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综合性案例。 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结合备课设计使用有机搭配的三类样例，能够为学生提供非常生动、具体的学前教育研究情境。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边讲理论知识，边引导学生阅读样例，不仅能够直接充实学生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而且还能间接培养学生关注学前教育改革状况，追求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现并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良好习惯。 由于样例是一个研究设计或研究实施的整体，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中，实施样例教学的效果远优于教师的举例。只有在样例中，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研究课题名称，什么是研究设计，什么是研究类型，什么是研究方法。 目前，许多教材也注重样例介绍，但教材上的样例始终需要授课教师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化远为近，量学取材，灵活运用。为了提高样例的参照性，建议教师为学生布置样例时，针对每一章的内容，应至少安排两个不同类型方法运用的样例。每一样例都应完整体现该研究实施的整个过程。在教学初期，全班应使用统一的样例，待学生基本入门后可引导学生自己检索样例。 以随堂探究设计为主线，培养学生科研技能技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科学的学前教育行为能力的养成。将《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关技能、技巧有目的、有计划地分散到每一堂课，加强教学的计划性、针对性以及实践性，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必然选择。 如结合学前教育研究理论介绍，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较为规范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名称，然后让学生根据已经学过的学前教育理论及经验，自行选择一个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并准备课题论证；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教师为学生提示适合其学习参考的学前教育文献及其检索途径、方法，并安排学生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文献检索，完成书目登录、摘要、文献综述等检索工作；结合观察研究、调查研究等理论的学习，教师督促学生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查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的方法，并进一步展开课题论证等等。选择并论证课题活动可以贯穿整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有些学生选择的课题可以成为他们毕业论文的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随堂探究设计的机会很多，只要教师结合教学进程，紧盯学生学前教育科研技能技巧养成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样的练习触手可得。如“观察研究”章节中有许多观察记录表，教师从探究设计的角度，让学生完成填写并进行分析，空表格就会变成活教材，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设计，教学效果明显不同。 学生随堂探究设计学习，每一个环节持续1～2周，有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随堂任务，有的学生可能难以完成。如有的学生能够检索到相关文献，有的学生检索不到文献。检索到文献的学生可以考虑课题论证，检索不到文献的学生除了进一步检索文献外，就要求从选题的价值原则重新审查课题，以确定是进一步检索，还是重新选择课题。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起点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一方面，授课教师容易忽视或拔高学生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高职生图书资料的检索使用意识和能力也不同于本科生，目前学生随堂探究设计这一学习方式被许多授课教师所忽视，直接导致《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显得枯燥。 以课外文献检索为动力，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 科学的学前教育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在心理学、教育学、实验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只有与学前教育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密切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门具有实践基础的学科，才有可能真正促使学生教育科研能力和素质形成与提高。因此，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眼光考察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些事实或现象，特别是一些教育家的学前教育实践；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方法分析评价周围幼儿园管理及其教育教学的实施；还可以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立场审视当前学前教育改革的动态与举措。 本研究所指的文献检索可以分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两部分。《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可以丰富学生本学科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和准确把握，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科研的兴趣爱好。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笔者把它叫做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这种检索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但若从学前教育科研与学前教育实践的联系出发来考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环节，更不应把它看成负担。只有学科的文献检索，而没有专业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肤浅与枯燥的状态；只有专业的文献检索，而没有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又会处于盲目与混沌状态之中。拓展学生视野的文献检索是学前教育科研的肥沃土壤，《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是田间精耕细作，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学生既掌握够用的基础知识，又能形成发展保育教育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 要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经常引导学生从研究的角度回顾学前教育史、心理学、教育学中的“儿童事件” 、“幼儿故事” ；（2）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学前教育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以及三次文献等，并加以交流；（3）结合观察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使用不同观察记录方法的文献，体会各种记录成果如何成为研究的素材；（4）结合实验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现当代学前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与当前国家学前教育管理与改革的法律法规，等等。 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有利于学生从更广阔的领域选择课题，选择更典型的课题。这种文献检索贵在教师根据所授理论，或从理论延伸、或从方法使用、或从事业创新的视域为学生提供信息源，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益，保持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浓厚兴趣。 以尊重幼儿为目标，陶冶学生的情操 学前儿童的身高在90～110厘米左右，体重在13～18公斤左右，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是“小孩儿”。而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他们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性正在形成中的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并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让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判断眼前儿童（个人或集体）身心发展水平及其表现，针对眼前儿童发展愿景，实施教育并评估教育效果。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更需要学生具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学前儿童，尊重学前儿童的道德情操。 应该说，陶冶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贯穿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但由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本身的特殊性，其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情感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对教材中列举的许多样例进行具体探究操作，而且应有意识地对师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幼儿保育、教育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这些活动可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保证幼儿“跳一跳，摘桃子”地发展，帮助幼儿、幼儿教师及家长矫正幼儿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促进发展或问题解决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课题、制定方案、搜集资料、撰写报告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而且能加深对幼儿教育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加深对幼儿的热爱与尊重。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深则爱之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有意引导学生接近幼儿，选择学前教育保育、教育中的问题加以研究解决，能够直接促进学生专业理想的形成与专业素质的提高。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要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要做到：（1）授课教师应坚持经常深入学生，做到师生经验共享；（2）重视实训教学，确保实训教学的开出率；（3）教会学生关注幼儿、亲近幼儿，学会与幼儿一起游戏；（4）对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强化训练、小单元训练、提前训练、提前应用。 总之，高职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样例、探究设计、文献检索以及尊重幼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形势下的高职教学理应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转变教学观念，深化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以新的课程方式促进学生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试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 【论文摘要】民族振兴依靠教育,教育振兴依靠教师,教师技能提高依靠教学实践和研究,而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都离不开教育科研方法的指导和引导。本文试就中小及教师的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进行探讨,以便同仁借鉴。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 什么是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是以教育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简单地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够在工作中发现教育上的问题,并能运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去求得科学的结论,去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种活动就称之为教育科研。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目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中小学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探索新形势下新的、未知的教育规律,以便发现中小学教育过程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今后中小学教育的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总是前进的、发展的.我们的教育工作,它必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指导教育运行的规律也必然在丰富、在完善、在发展.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只有联系本职工作认真地、不断地探索,才能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社会劳动者。因此,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对于深化教改,切实搞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中的思想、体制、结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中的已经过时或落后了的东西。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回答,提出有效的措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这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科学理念依据的源泉,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的动力.进行教育科研,每一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因此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主人翁作用,为推进素质教育,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2．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我们知道,学校的每一门学科,都涉及到教育科学的理论;每一门学科的教学,都需要教育科学理论去指导.教育是一门艺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地进行教 改实验,勇于创新,用取得的成果解决教学中的新问题;对学期或学年度所实验的课题或项目应进行书面总结,找出差距,继续研究.这样边研究,边实践,自编自导自演,既可以优化“教”,也可以优化“学”，既经济快捷,又方便实惠.所以说,教育科研的成果,一旦被广大教师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力量.目前许多学校都总结提出了“抓科普、促科研,以科研带教研”等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辽宁盘锦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学校科研组织和科研活动的建设.他们不仅把科研成果通过报刊杂志进行宣传报道,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把经验丰富的教师派出去巡回讲学、作报告.这样做正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研理论,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数十年长期坚持，因而成为全国一流中学.该校的科研带头人魏书生,也逐步锻炼成为教育实验改革的专家,全国知名。 3．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素质的需要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科技.科技的发展要靠教育.而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也就是说,教师的素质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水平。从古今中外教育史的发展看,那些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经过教育科研---长期不断的教育实践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等教育教学的理论,并终身为之实践,因而成为历代尊崇的教育思想家.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他在数十年教书育人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创立的.我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也是在他十多年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边实验、边总结、边研究,才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概言之,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与教育教学工作实际紧密联系的教育科研活动,经过选择课题,定向研究,不断总结积累,不仅可使“教”有特色,逐步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可以说,教育科研活动正是造就教育家,造就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本途经;也是提高广大中小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 4．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需要 科学的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而教育科研,正是使大量丰富的教育实践(包括教育教学的经验总结和教育科学实验)上升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得不到发展、完善和提高,怎么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呢!只有广泛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才能有效地指导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顺利实施,确保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目标的实现. 那么,怎样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呢?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努力转变观念,树立参与意识,扩大科研组织,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积极性。通过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专门机构的建设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科学研究,以推动教改的深化和素质教育的落实。各学校也可借此开展结合本校实际的科学研究,以促进本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完善和提高.具体方法可采用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总结法等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活动于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之中,具有进行教育科研最有利的条件。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立足本职,立足自身实际,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注意挖掘和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联系有关科学理论,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积极撰写科研论文,逐步提高科研能力,努力使自己退出“教书匠”行列,逐步锻炼跨入到“科研型”甚至“学者型”教师的行列。因为,教师在科研道路上的钻研精神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有力因素；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他较高的自身素质和科研水平上的。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争创佳绩。切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万木苦争春,何患未成林”。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实践出真知,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摘要：分析了当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所选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此教材不太适合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选择上侧重方法学习，与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二是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讲解，实践能力突出不够，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本着突出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基于课题工作程序，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编写的新理念及新结构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五年制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新理念；新设想 教材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蓝本。它以学生的经验为出发点，按照有关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组织而成。虽然，当下比较强调对教材的超越，但是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地位依旧不可抹杀。尤其对于高职院校师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决定了教与学的内容，更影响了教与学的方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来看，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畏惧心理。此种心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教材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新教材”编写的意义 （一）“新教材”编写是幼儿园工作的现实需求 “新教材”是指根据提出的新思路新结构所编写的教材，其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区别于当前所使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近几年，为数不少的优质幼儿园，将“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作为新教师招聘的条件之一。这说明幼儿园已经意识到了科研在培植园本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幼儿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具有了思考的自觉性，就能主动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较好的理性思索与反省，并能做出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些新的策略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也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理念和素养，促进了自身的专业发展。而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在幼儿教育一线的教师科研能力明显不足。对教育科研必要性的调查显示,“在湖南省10个地(市)30所幼儿园的270位幼儿教师中,有25.7%的幼儿教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有31.9%的人觉得比较必要,有48.2%的人选择了考核、评职或完成工作。”[1]由此可见，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素养与能力刻不容缓。而职前培养是提升幼儿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幼师的高职院校是重要场所。因此，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改革“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 （二）现有教材不适应五年制学生学情是新教材编写的缘起 笔者以“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为关键词，搜集到专门讲述“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主要是自考、高职和大中专教材，获得有效样本8本（见表1）。翻阅表中的教材，除杨世诚、王向东主编的教材结构略有不同外，其余教材在内容选择上大体一致，主要以各种研究方法为主（见图1）；内容组织上用章节形式将各部分内容讲述得非常完备，侧重理论知识。目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选用的教材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2]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立足学生学情审视此类教材，认为现行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存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1）现行教材内容选择上比较传统，侧重各类研究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科研工作过程联系还不够紧密；（2）现行教材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注重理论知识的严密体系和完整呈现，实践环节内容还不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着“这门课程太难了，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课程学习难度明显高于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基础。 二、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一）内容体系上，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 教材在选择各项目时，首先，依照课题科研工作开展的流程进行编排，以课题选择、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为主线；其次，根据研究开展的过程安排科研方法的项目内容，在科研方法的选择上，不求囊括所有方法，只选取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主要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等。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以主要研究方法为补充，旨在让学生学完课程后能完整认识到课题研究的过程，工作后一旦接触到课题研究工作能比较容易上手，能较好掌握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方法。 （二）内容选取与编排上，以“一减两增”为基调 所谓“一减两增”即减少理论难度，增加实践操作，增加幼儿园实际科研工作实例。首先，每个项目的内容都选取最精要的核心理论知识，不强求理论知识的全面和系统，这样，在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了最核心的知识内容。此外，为尽可能避免理论知识的减少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内容编排上可适当增加“知识拓展、案例分析、即学即思、知识链接”等内容作为补充，以帮助学生丰富和深化对核心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在减少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增加实践操作和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一个项目内容中，可以根据理论知识分解成3~4个任务，为强化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必须增加实践训练。因此，要根据理论知识的内容，设置适宜的实训内容。比如，在课题选择与论证的项目内容中，可在每个任务内容后面设置1~2个实训环节（见表2）。与此同时，在理论知识部分，为增强与实际工作的紧密度，强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根据内容选取一些贴近实际，易于理解的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对理论知识起到一定的注解作用。 （三）学习方式上，以团队合作学习为原则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一门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课程。它要求学生不仅通过学习掌握理论知识，更要能运用理论知识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如在学习中学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理论知识，但不能学以致用，显然无法达成课程学习目标，也无法实现培养“具备初步科研能力”幼儿教师的目标。因此，在教与学中，要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要突出学生的实训环节，让学生开展初步的科研实践。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本课程的学习难度无疑比较大。教学中既要达成学以致用的目标，又要能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这就必须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进行改革。因此，立足教学实践，我们提出采用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化解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益。建议教学中组建8～10人规模的学习团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各教学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协作完成各项目任务，提高科研意识和能力。本课程中的团队合作学习要注意如下五个问题：（1）合作团队组员应基本保持不变，使团队组员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2）合作时间应持续整个课程学习，便于任务分配的连续性和均衡性；（3）合作内容贯穿课题工作过程；（4）每一项任务的合作分工体现总—分—总的格局，既能确保团队成员对合作任务的整体把握，也能更好化解合作任务的难度，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5）合作中教师要进行有效指导，关注团队实践完成情况，确保合作任务的顺利推进。[3]比如：在文献综述撰写的实训环节中，团队的合作任务与要求包括团队商讨综述报告的写作提纲，分配任务；各组撰写分配的综述内容；汇总并集体商讨修改。 三、教材编写结构的新设想 （一）教材模块构成 教材模块构成可简单概括为“三步四法两补充”（见图2）。“三步”即课题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主要体现了课题研究的工作流程；“四法”即幼儿园科研中常用的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和作品分析法，选取幼儿园科研工作最常用的几种方法；“两补充”即选题论证和研究论文撰写，选题论证是课题研究很重要的起始环节，而论文撰写也是除课题研究外，幼儿教师经常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补充两个内容，能使学生学到更加实用的知识。 （二）项目内部组成 基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教材编写要充分体现理实一体化的理念。就其中某一项目而言，第一级构成主要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任务分解和作品展示。其中学习目标、学习任务这两个部分均已较简要的语言提炼出具体目标和任务，使学生对本项目学习目标和要求有很明确的认识；任务分解栏目是主体，下分几个任务，每个任务的内容均有理论知识的认知和实训操练构成；作品展示是将学生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一是对学生优秀作品的认可，二是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本项目内容（见图3）。综上所述，教材编写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岗位需求，综合考虑学生特点，遵循学科内在逻辑。唯此，教材才能更好服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作者：马华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策略与方法 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必须立足本区实际，明确区域推进的思路，探索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最终形成区域教育科研推进的西湖范式。这是我们的追求。 一、依托课题研究，引领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 1.区域龙头课题引领发展方向 西湖区教育行政领导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研先导的理念，围绕区域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区域龙头课题并亲自组织课题研究。2011年以来，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牵头的课题就包括“内驱外引：区域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策略研究”“构建孩子想象的现代学校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这三项课题的成果均荣获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并出版了2部专著。这些课题不仅提升了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区内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表率作用。 2.组织开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立足区域实际，在调研中提炼研讨主题，共同解决学校发展难题。以钱局长主持的省重点课题“传承・共融・创新：区域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和黄志元副局长主持的省规划课题“促进区域高位均衡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为载体，分别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如，“一校一品：学校特色建设经验交流”“合作组有效学习的策略与评价”“特色课程建设”“美丽学校建设研讨”等，这些研讨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课题研究，有利于西湖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3.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出调研报告。2013年，_展了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2014年，开展了西湖区中小学课改实验学校的现状调研；2015年，组织开展西湖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现状调研。实践证明，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建议，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同时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4.积极培育学校核心课题 要求校长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段内，除了要自己承担1个课题研究外，还要推广1个课题成果，开发1个新课题。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广的课题要有适切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开发的课题要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校本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项目、省市级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子课题研究任务。 二、创新科研实践，开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教科研活动 1.组织开展学术节活动 西湖区教育系统学术节围绕“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共同发展”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第三届学术节也已进入尾声。每一届学术节都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精彩的课堂展示、名师论坛、优秀成果推介活动等。学术节由开幕式和主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开幕式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和北京市翠微小学许培军校长分别作了关于课程改革的主题报告。主题活动，包括“课程改革研讨活动”“课改课堂节展示活动”“创建新优质学校研讨活动”“优秀科研成果推介活动”等。 2.开展教育科研大讲堂活动 近两年，西湖区分别在翠苑中学、竞舟小学、求是教育集团等学校组织了十余次科研大讲堂活动。科研大讲堂活动形式多样，有课堂展示、圆桌论坛、观点报告、专家讲座等。科研大讲堂在规范学校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科研均衡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组建同类课题研究群 对正在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统计，把研究领域相近的课题整合成课题群，如，课程建设、美丽学校、智慧教育等课题研究群。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指导活动。 三、优化科研管理，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1.研制“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 近两年，我区逐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论文）评审机制。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审委员会，同时，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个评审专项组；按学科类别，分别建立初评委与复评委专家信息库；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论文（成果）立项课题的评审标准；成果（论文）评审工作“背靠背”，同一类别初评、复评和同一组杜绝同校专家，防止个人学术权力蔓延；区教师进修学校与中国知网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我区第28届教育教学论文拟获奖名单（一、二等奖）进行了，有效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净化了学术风气。 2.开展“条块结合”课题申报 “条”上集合广大教师的智慧，各中心、各部门、各学科，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提供课题研究申报目录；“块”上我们以区域重点课题为基础，延伸出了众多的子课题，同时列出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供教师研究。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提高立项课题的方案质量。 3.进行“线上线下”成果推介 一是分学科分类整理获奖科研成果的电子稿，并及时上传至网络FTP上，方便全区中小学教师学习，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享；二是区域层面综合推广、分学科、分类推广；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各学科整合、校内外结合、共同体融合、地区间联合等。 4.创建“量性结合”的科研评价 创建并完善了《西湖区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指标》。西湖区教育科研评价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分自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我们既评价科研业绩，立项率、参与率、结题率、获奖率；又评价科研态度、科研过程，分别从领导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科研机构的健全程度、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科研成果的推广情况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四、加强科研指导，提升区域教育科研服务质量与水平 1.加强各级课题申报立项指导 一是制定课题申报目录。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分门别类的制定课题申报目录。二是跟踪指导省市规划课题的申报。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在区级立项初选的基础上，与课题负责人沟通，按照申报要求，从技术层面对各级课题申报方案进行逐一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课题方案的质量。 2.加强课题过程化指导 一是开展立项课题负责人培训。以“培训研究人员、规范研究过程、交流研究经验、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通过教科专家引领、“本土”专家观点报告、优秀成果推介、分段研讨交流等方式，提升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二是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题研究。定期到基层学校对各级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加强课题的过程化指导。三是实施课题记载手册管理制度。申请结题的立项课题，记载手册必须接受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检查，通过后方可结题。四是开展“点面结合”中期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省市规划课题与区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期监测。 3.重视对课题成果提炼的指导 一是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导工作。二是实行定人、定时、定向的帮扶原则，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尤其是对部分未在区获奖的课题成果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可以是网上交流，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有时还要深入到一些薄弱学校进行专项指导。三是定期开展省、市规划课题结题成果集中交流活动，邀请省市级科研专家对课题研究进行过程指导。 4.强化对科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 我们非常重视科研主任会议，不仅有工作上的布置，业务上的指导，还会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穿插一些专题性的小讲座。如，10月份举行专题论文评比；9月初的科研室主任会议上穿插讲“教育教学论文的撰写”；3月进行科研成果评比和课题立项，会上穿插讲“课题申报与报告撰写”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区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教师观念的转变，从对科研的畏惧到主动参与科研；科研内容的转变，从单一的课题研究到以普及科研知识方法为主的培训活动，以强化过程管理为主的中期交流活动，以展示成果为主的展示活动，以成果为主的推广活动；活动形式的转变，有交流观摩、现场研讨、网上论坛、科研导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专业引领、全员参与、校本特色”的教育科研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项教育科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明确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后，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研究方法是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它是完成教育科学研究任务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和效果。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本文仅对实验法、叙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作介绍。 一、教育实验法 1. 什么是实验法。 实验法是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揭示教育活动规律或某些教育内容、方法的有效性的综合性研究活动。 2.教育实验的特点。 教育实验是“人与人的对话”，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尤其是教育行为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且教育外部环境对教育活动的干扰也极难控制，因而很难达到自然科学实验所要求的精确度。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实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封闭式”的实验。所以实验法既要遵循自然科学实验的一般规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科学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 3.教育实验法的实施。 教育实验法的实施要经过以下六个过程：确定研究课题、提出实验假说、设计实验方案、控制实验变量、评价实验效度、形成实验报告。（第一个过程前面的文章已经论及，下面仅论述后五个过程） （1）提出实验假说。教育实验假说所假定的是关于某类教育行为在某些人为控制的条件下，与某类道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实验假说的特点是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实验结果作“假定有效性的描述”。例如，我区承担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子课题“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实践模式研究”（以下简称“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提出的实验假设是：“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可以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即，通过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在实验中的实施，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的发展，培养一支反思型、研究型、策略型、智慧型班主任队伍。“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设计实验方案。教育实验方案一般包括实验总体方案、实验工作执行计划和评价方案。实验总体方案是对整个实验工作的整体规划，也是实验工作计划和评价方案制定的依据。实验总体方案包括以下内容：课题提出，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实验工具的选择，变量控制，实施步骤，保障机制，预期效果。实验工作执行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步骤及阶段要求，组织保证。评价方案是对本次课题研究效果的评估。评价方案的内容应紧紧围绕实验目标、实验内容制定，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师教育水平，学校教育工作的效果等。 （3）控制实验变量。教育实验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因变量和无关变量。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的，呈献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是在自变量作用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无关变量是除自变量以外的一切可能影响因变量，而对实验有干扰作用的因素。例如，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由区课题指导组提出的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和《河西区中小学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手册》就是自变量。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水平，包括班主任专业思想、班主任专业技能、班主任知识等，就是因变量。学校整体的工作氛围等因素就是无关变量。 （4）评价实验效度。实验效度的评价应从实验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教育实验评价实验的内在效度的方法是采用前测后测数据对比的评价法，证明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自变量刺激的结果。评价外在效度的方法，教育实验主要运用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进行重复性实验，将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证明实验的可行性，可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有助于完善实验方案，增进实验效益。 （5）撰写实验报告。撰写实验报告是教育实验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实验报告体现着课题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因此要重视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题目、实验基本情况、变量分析、结果与分析、实验展望。 二、教育叙事研究法 1. 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以叙事的方式开展的教育研究。它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2.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1）教师可以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同时教育叙事研究也为教师真正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平台，教师成为真正的研究者，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 （2）教育叙事研究的对象就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3）教育叙事研究的内容宽泛，有学者认为教师的教育活动范围有多宽，叙事研究的领域就有多广，教师的工作有多少种类，其叙事研究的主题就有多少种类型。 （4）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易于教师掌握。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自己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并以叙述、讲故事的方式将其表达。 3.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 有学者把叙事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现场”，第二个阶段是从“现场”到“现场文本”，第三个阶段是从“现场文本”到“研究文本”。 笔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一般要经历五个阶段：明确叙事研究对象（课题），制定叙事研究计划，置身叙事研究现场，积累叙事资料，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对第一、第二阶段不再赘述，重点对后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置身叙事研究现场阶段。研究者要对所要叙事研究的人或事件亲身经历、体验，将自己置身在研究对象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接触，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来掌握研究对象的比较全面的、真实的研究信息，并通过这些真实的信息探寻到研究对象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 积累叙事资料阶段。此阶段要对叙事现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及时地记录总结，储备研究资料。记录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访谈、日记、书信、谈话、现场笔记和来自现场的其他故事、口述史、照片、回忆录、自传和传记的撰写、文献分析等。 撰写叙事研究报告阶段。撰写叙事研究报告是叙事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叙事研究报告是主要运用记叙、议论、说明的方法，发掘或揭示叙事故事里面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 叙事研究报告中既要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又要有基于事实的深刻分析;既力图创设出一种真实情境，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要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情境中去透析叙事中各种人物或事件的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育事实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增强教育研究实效，因此，在教育科研中提倡运用该方法。 三、教育行动研究法 1.什么是教育行动研究法？ 教育行动研究是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以研究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对行动进行研究，以研究促进行动”为基本方法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法。 2.教育行动研究的特点。 （1）行动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干部、教师也是教育科研的主体，从事行动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的人员就是学校的实际工作人员。 （2）研究的课题是实际教育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行动研究的环境是自然状况下的学校教育环境，是真实的动态工作环境。 （4）教育行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实际问题，改进实际工作，提高行动质量。 （5）行动研究的价值评估重在研究的实际效果上，突出了教育科研的实效性。 3.教育行动研究的实施。 教育行动研究一般经过以下六个过程：发现问题，确定课题，制定计划，实施行动，效果评价，撰写研究报告。教育行动研究特别强调从学校的工作实际出发，去寻找、发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将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将工作的重点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其他五个方面的过程与其他方法相似，不再重复叙述。 教育行动研究法在我区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教育体系”实验和“十二五”和谐教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区课题指导组带领实验学校，边研究边行动，边行动边研究;在行动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将工作中的难题、问题确立为研究课题。35所实验学校结合学校的实际工作，分别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子项课题。可见，教育行动研究法解决了“工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脱节，实现了实验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统一。 以上仅对三种研究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一项成功的教育实验，应同时采取多种的研究方法，只有多种方法协同研究，才可以取得预期的研究效果。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摘 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科研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科研活动的发展轨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观点；从而在客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胳，各种方法产生的背景，预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方法；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方法；发展趋势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条件下，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质量提高得如何，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教师，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状态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本文试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教育科研究方法，从而希冀对教师的科研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它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规律，并探索运用教育规律改造教育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的实践活动。 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律（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教育科研方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层面，即教育科研方法论；二是中观层面，即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三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变迁 教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取得今天较为成熟的地位。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同教育思想与流派之间的争辩、包容、深化和拓展，在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科研方法的逐步成熟与深化。从整个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两千年来教育研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形成体系结构期，多元化时期。 （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期：“经验――描述”研究阶段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萌芽期大致可追溯到教育学在古代社会产生至17世纪形成独立学科这一时期。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随之诞生。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经验――描述”。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是观察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有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教育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直观的，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和自发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还很低，人们对方法的追求比较笼统和模糊。该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的思想成就体现在中西古代教育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以及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 （Ⅱ）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期：“哲学――思辨”研究阶段 17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教育研究进入了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论时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从经验的描述上升到理论的概括，教育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心理化运动开始。该时期教育研究的思想成就突出体现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之中。 在《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出发，导出其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他继承了夸美纽斯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把定性研究方式确立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赫尔巴特不仅给“经验――描述”研究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创造了“哲学――思辨”研究阶段的辉煌成就，更启迪了其后“科学――实证”研究的新时代。 （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体系期：“科学――实证”研究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学爆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些教育学家倡导在一般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引入了实验方法，试图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这一转向导致原有研究范式的危机，教育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分工日益精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得到广泛应用。正是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时期：“规范――综合”阶段 20世纪的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曾经是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重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价值多元化”的口号，成为当代众多教育理论流派得以共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研究方法从哲学方法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教育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意味着教育研究的深化。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教育与社会学》继承并强化了孔德的实证科学观。而1921年德国的克里兹施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一书中，则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刑。其后，以斯普朗格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继承了施莱尔玛赫以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在教育学领域反对将人片面化、畴形化和工个化，呼吁教育要造就出具有完整精神和充满创造力的人。此后，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所谓“科学化”思潮进行过责难和批判。 纵观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既是传统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过程，又是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1.每一种哲学理论将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源远流长，处于前期学科的教育思想是古代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所作的思考；成为独学科的教育则力图摆脱被哲学直接包含的“母子式”关系，寻求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有别于哲学式思辨的研究方法；当代哲学与教育学科一方面处在科学大厦中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自内部都发生分化，相互之间有着多种不同方式的交叉。 2.横断科学理论 横断科学主要指系统科学与数学，它诞生于20世纪数学有重大突破、七十年代系统科学形成之际，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新生成的一个学科群，已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层面。被称为系统学科的科学，迄今为止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及广义进化论，它们都以世界存在事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系统”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系统的构成、结构，揭示演化、系统的内容关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恰恰是在整个学科群意义上它才被称为横断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事物存在的结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系统科学提供拓展和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领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3.教育理论 任何教育研究，往往都是从一种概念框架开始的，这种框架在如今常被称为范式，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它支配着探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教育观念，会极大地影响其教育研究的倾向性。教育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研究方法的中观层面：注重生态化、现场化与跨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生态化倾向。所谓生态化倾向，就是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研究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外部效度，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的生态化倾向直接导源于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实验室实验能够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操纵自变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完整的系统，运用实验室实验，操纵有限的变量，必将把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给控制掉了，外部效度明显降低。所以教育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场化是指在教育的现实环境中研究教育与人发展的规律。随着生态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冲出实验室围墙，到现实的生动的教育现场冲去进行研究，才能使教育研究内外部效度达到统一，于是在具体研究中就愈加重视现场研究。 所谓跨文化研究是将同一课题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共同规律，或从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三）教育研究具体方法方面：注重研究的综合化、现代化和数量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主要是指强调采用多种方法和从多学科角度去探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并且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单纯使用某一种方法，容易失去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其研究结果难以全面可信。 教育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研究技术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教育科学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这些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的观看和分析，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设备，诸如单向玻璃的儿童观察室和多台固定的摄像机的综合运用，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记录儿童的复杂行为，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数学方法作为工具。对研究结果进行数量化分析，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一方面，多元分析方法使教育科学多因素研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计算机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科学研究大样本、多数量、多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DD教育科研方法有着其它科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有它自身的个性。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的工作者，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教育科研方法的历史变迁及趋势，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课题组对新中国出版的133本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该类著作的变化轨迹、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1）著作经历了从译介到教材，再到著作的发展过程；（2）著作数量上不断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翻译，到80年代升温，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尚未达到学科成熟；（3）著作合作率较高，教材多、编著多，学术性著作少、独著少，说明高质量、原创性著作欠缺；（4）著作显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方法论认识日益深刻，方法的混合互证趋势明显；（5）著作向学科教育研究和各类教育研究方法发展，呈现明显的精细化、分支化发展趋势；（6）著作受教学和研究需要推动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计量分析；发展态势 一、图书数据来源和统计指标选定 研究者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以及超星、书生之家、Apai电子图书中围绕“教育研究方法”进行全景检索，检索条件为“书名”，检索词分别为“教育科研方法”、“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共检索出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把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下载，对其出版年限、著作者状况、著作性质、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出版年限主要是为了考察单位时期内著作分布，以期考察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增长规律和方法发展的关系。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可以用出版年限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的文献量，进而通过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著作性质，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学术性强弱特征分成学术著作和教材，另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译著与否和是否再版，把其分成译著和再版，以此考察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阶段性特征。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分析每本教育著作中的基本内容体系和具体研究方法，考察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中具体方法的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出版数量不断增长 在文献计量领域，某一学科的科技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知识的增量变化，以及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出版仅一本，说明新中国之初，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处于诞生时期，体现在对译著的吸收和文献的绝对数量匮乏上。1966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陷入停顿时期，相应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其著作出版也处于停顿时期，1976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逐步恢复，教育科学研究也慢慢进入轨道，到1980年，我国第二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书籍才开始出版。从1980年开始，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到1989年，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出版编目累计数为10本，而1999年末的出版编目累计数已为52本，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出版编目数为42本，累计编目数为125本，截止到2011年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图书在版编目累计数为133种。纵观1949年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国家、社会和个体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社会对教育的日趋关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兴起等，将使教育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将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著作合作率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在已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教材所占比重较大，由于教材的合作编著性质，使得著作作者较多，教材的合作度较高，分析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合作度已经缺乏意义，因此，本研究仅对著作的合作率进行分析。借鉴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表2的第2、3、4列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出版的合作者状况和著作性质状况。 由表2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的合作率都很高，合作率在70%以上，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独著少、合著多、编著多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交叉性，需要来自不同学科方法领域的人进行充分合作，才能完成一本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教育科研方法原创性著作不足，需要加强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出版。 由表2中的著作性质栏目可以看出，在我国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理论性著作33本，教材性质著作100本，理论性著作仅占总数的24.81%，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研究人员比较注重教材建设，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但也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和原创性著作不足，教材的偏多说明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尚有欠缺。这与研究方法的方法性和手段性有关，但也确实说明我国教育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相比学术性著作的前沿把握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吸纳，教材比较注重常见方法和一般方法，缺乏对新方法的前沿把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教育研究创新迫切地需要方法创新的带动，教育研究方法的学术性创新著作将会不断涌现。 3.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由表3可以看出，在1949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继承历史优秀传统、吸收消化苏联教育科研方法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文献和历史法、抽样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观察法、个案法、实验法、测量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统计法，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存在具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不足问题，体现在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具体方法的分类、方法和手段的区分上不够明晰。 在1980年到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其内容体系都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概念、原则、步骤与任务，以及课题的选择、文献的查阅、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选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成果的表达和论文的撰写。这些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基本奠定了基础。具体研究方法上，与1949年到1980相比，增加了系统论方法、内容分析法、预测和评价研究法，并且强调新技术手段如计算机技术在研究方法中的具体应用。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把握教育科研方法 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摘要：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重点是进行教育科研的基础；中小学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果即成长，教研、科研一体化，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方法；教育科研成果通过推广应用，可以转化为教育的“生产力”，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教育科研方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有其自身的要求和规范。中小学一线教师怎样做教科研，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学习、调研和组织指导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谈谈对教育科研方法、途径与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的浅见。 一、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以行动研究为主线，分层、分类深入扎实地开展小课题研究。小课题来源于教学实践，来源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老师要树立“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科研新理念，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行动研究，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整体规划、专业引领、科学评价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策略。有专家说：“一线教师搞科研，研究什么？最切实可行的，就是研究自己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和专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用于课堂的改进和自身教学行为的改善。”莒南县一些学校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领下，积极开展各类小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二、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式、方法 要立足教育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实现教研、科研一体化，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要遵循“教研出课题，科研育成果，成果进课堂”的思路，倡导“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方法，在全面推进中提高科研质量。各校应根据本校的办学特色，确定龙头（主导）课题，以此凝聚人心，使龙头课题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主动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推进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学、教研活动结合起来，使全体教师都能参与到研究中来，以科研带动教研，以教研促进科研，使学校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 （一）科研成果的分类 在推广应用优秀课题成果时，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运用方法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生艺术教育和特长能力培养”，该成果在2003年结题后一直被应用；“探究识字途径，提高识字效益”于2005年12月结题后，其成果被评为临沂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指导识字教学的依据。 运用策略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社会）体验三段式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其成果现已普遍运用到这几科的教学中。 学校办学特色类的研究成果。如我校的校训是“让读书成为习惯，让文明成为自然”，因此，有关读书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和“课外阅读与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研究”的成果将会一直运用下去。 对成果的后续研究。如：“小学生作文个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结题后，组织申报了“小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研究”，使学生的作文更具个性化；“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的实验研究”结题后进行了“小学科学课中的活动与教学研究”，在后者结题后，又接着进行”科学课中实验探究过程的研究”等。 对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如“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研究”于2011年结题后，我们打算将其延伸到科学课中，进行“科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二）科研成果推广的方式 要强化“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推广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推广、应用优秀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完善，在教育科研过程中不断成就自己。 科研成果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课题研究式推广”，就是将成果推广的运作按照课题研究的方式进行，成立课题组，进行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研究。在推广中研究，在研究中推广，将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到教学实践活动中，这种推广方式目前在我县中、小学校进行得比较普遍，是我县科研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它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受益。我们以市级立项课题“县域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研究”为抓手，以几项已结题的优秀课题深化研究为载体，以市级教育科研基地学校为基地，分层推进课题深化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切实贯彻落实莒南县教育局“教研出课题、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教科研一体化思路，教育科研氛围浓厚，初步形成了“成果进课堂”的良好势头。 “科研成果课程化推广”，就是将科研成果编成讲义和教材，纳入教师培训的内容，让科研成果成为特色课程，进行课程化推广。通过开设课程的方式，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成果的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将科研成果课程化，把优秀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进修内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生动、最现实的教育理论学习，也是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育理论学习。 “主体扩展式推广”，就是把学生作为推广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了解、运用成果的基础上去丰富、充实成果。这种成果的推广解决了成果推广的局限性，把成果作用于学生身上，使学生直接受益。 （三）科研成果推广的步骤 1.制定计划 分年级组，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学情不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题成果推广计划。 2.召开课题推介会 我们首先针对要推广的课题举办课题推介会，让每位教师初步了解课题内涵。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有关课题的本质内涵、理论依据、实施环节、特征与条件、相关的教学策略及课堂教学模式等，让每一位教师都比较全面地了解该课题，明确成果推广的具体目标。 3.举办课题成果进课堂活动 这个活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课题组成员通过课堂活动展示课题成果，并且通过评课、议课活动完善提升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每位教师学习践行成果后的汇报课。 4.召开经验交流会 在课题推广过程中定期召开课题成果推广经验交流会，做好经验总结。 现以正在全县推广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研究成果：构建“课外阅读指导”的教学模式。 1.读物推荐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明确主题——赏析片段，激发兴趣——推荐读物，拓展延伸 2.读书方法指导课 教学流程：确定阅读篇目——自主阅读——合作交流——释疑点拨 3.读物鉴赏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揭示主题——课内指导，佳例示范——学法迁移，自主赏读——畅谈心得，拓展延伸 4.交流汇报课 大致流程：出示读书要求——小组合作，交流心得——全班交流，梳理提升——师生小结，拓展延伸 5.课外阅读指导课的基本流程 布置课外阅读任务——指导阅读方法——学生自主阅读——检查阅读情况。 （作者单位：莒南县教育局教科室，山东，临沂 276600）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的选题方法 选择研究课题，是进行任何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有人说：“科学论文的题目选得适当，等于完成论文的一半工作。”教育科研题目若选择得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果。若是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不好，常常会使研究工作受到障碍，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正式的科研课题的确定大多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过程：a．提出科研课题；b．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c．将课题具体化；d. 撰写选题报告；e．征求意见，反复修订。 1．选题的策略 (1)从教育实际工作需要中选题 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根据社会需要，看清时代的潮流，选择当前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课题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 (2)从教育文献中选择题目 查阅和评价已有研究文献，是选择课题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策略之一。查阅与评价研究文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被研究，进展状况如何，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已有研究的完成质量，如果发现已有研究质量不高，这就说明该问题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注意研究资料中被忽视的“空白点”；注意发现研究结果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注意发现已有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3)选择教育科学研究题目要注意可行性 研究者要根据自身具备的主观条件和从事研究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来选择研究课题和课题的深度。主观条件指研究者为完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工作经验，以及对有关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它反映了研究者承担课题的可能性和完成课题的水平。客观条件指完成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设备、仪器、工具以及必要的人力、物力、图书资料等。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选题必须与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它。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课题按研究深度的高低是分层次的，选题时必须考虑课题的研究深度。按照研究深度，研究课题可分为描述性课题、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 ①描述性课题是指对教育现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的课题，它主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如教师生活状况调查、学生看电视情况调查等都是描述性的研究课题； ②因果性课题是指揭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课题，它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如寻求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就属于因果性课题； ③预测性课题是指在弄清了教育现象的现状及其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对事物将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预测的课题，它主要回答“将来怎样”的问题，如探讨下个世纪中国教育状况，就属于预测课题。 在上述三类课题中，描述性课题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难度小，层次低；因果性课题层次较高，难度较大；而预测性课题则是最高层次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研究者对课题的层次性、难易性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4)从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担任课程范围内选择教育研究题目 专业基础知识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选定教育研究题目，只有紧密地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搞好教育科学研究。而有人因临时的兴趣，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有人偶然得到其他专业的资料，轻易决定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分析肤浅，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2．目前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教育科学研究选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题目往往偏大 初做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考虑各方面研究的条件，选择的研究题目往往偏大，结果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就是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材料，得不到可靠的、经过深入研究与分析的科学结论。 (2)对应用性选题重视不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性的选题中，理论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大，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小；二是在应用性课题中，忽视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探讨，而是分散、孤立地探讨了一些相互关联的细小问题。这种局面与社会需要相距较远，选题的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很小。 (3)研究选题的系统性、连续性、积累性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研究者在选题时不注意查阅研究文献，不了解他人研究结果和有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对已有研究成果缺乏深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二是许多研究者研究方向不明确，选题前后无关联，不能使自己的研究课题把握住问题发展的脉络而层层深入，而是在一些毫不相关的课题上按自己兴趣随意选择。 (4)描述性课题多，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少 目前在教育科研中，描述学生学习现状、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方面的课题比较多，对各种变量、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停留在相关分析的层次上，而对学生发展规律、影响学生心理活动的内在因素、学生学习成绩的预测等研究少，即缺乏因果性、预测性的研究课题，使教育科研难以发挥其解释与预测功能，妨碍了其研究水平的提高。 (5)研究课题的理论水平低 许多研究课题未能同有关教育理论联系起来，研究问题较表浅，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因此，目前大量研究未能在有关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很多研究结果也未能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概括。 (6)单一性课题多，综合性课题少 目前，研究课题大多从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人手，缺少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研合作大多局限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之间，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未能对一些较大课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7)对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重视不够 在目前众多的教育学科研究课题中，有关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极少。由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水平，因而目前国外对方法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3．撰写课题论证报告 研究课题基本选定后，研究者一般需要对课题的价值、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认真地论证。做好研究课题的论证工作，对撰写好课题申请报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书面形式的课题论证有助于进一步详细阐述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具体研究方法、预期成果等，从而使整个研究课题具体化、系统化、完善化。它将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行动纲领，对保证课题研究顺利进行起重要指导作用。 (2)进行课题论证，撰写课题论证报告，是争取科研项目立项并取得资助的需要。根据研究者的课题论证报告，学校、基金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了解研究课题的价值，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客观依据，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 课题论证报告的形式是多样的，如“科研基金申请书”、“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申请表”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讲，课题论证报告又是“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题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材料来源、研究步骤、经费预算等。在此不做更多的介绍。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浅析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方法及撰写 摘要: 教育科研在化学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概括出了中学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撰写,这对提高化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质和水平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初中化学;教育科研;方法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掌握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中,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一)文献法。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 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 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二)观察法。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 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 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三)实验法。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 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 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四)调查法。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 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二、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 其基本组成包括: (一)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二)绪论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三)本论。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四)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五)参考文献。一般论文习惯于把参考文献列在最后,有时把引用的文句在脚注中表明出处。参考文献的著录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一般格式如下。 图书著作:主要作者.书名.版次(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 期刊杂志:作者.刊名,卷或年(期).起始页码。 报纸文献:作者.论文题目.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网络文献:网址.题名,下载年.月.日。 化学教育科研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玄虚过程。做好化学教育科研不仅有利于化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更有利于化学教师专业的成长。因此,作为新世纪的化学教师应当将化学教育科研作为一项迫切的、长期的、重要的、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不断掌握、探索化学教育科研的过程和方法,全面提升自己的化学教育科研能力。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对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摘要] 案例研究( 也称个案研究) 已然成为管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主流方法。本文结合实例讨论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案例研究的概念、优点和可能的缺点;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如何选题、立意,彰显其研究价值; 如何构思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主体框架;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如何处理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 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三、研究构思和主体框架。 案例研究的框架构思应该服务于研究主旨和目的; 不同的研究主旨要求不同的思路框架。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三大类: ( 探索) 描述、解释和对策( 规范) ,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或不同的任务组合。有学者根据研究目标/任务,将案例研究分为三种: ( 1) 探究型案例研究: 尝试对事物的新洞察,或尝试用新的观点去评价现象,它侧重于提出假设,它们的任务是寻找( 新) 理论; ( 2)描述型案例研究: 主要是对人、事物或情景的概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侧重于描述事例,它们的任务是讲故事或提供图景; ( 3) 解释型案例研究: 适于对相关性或因果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它侧重于理论检验; ( 4) 评价型案例研究: 侧重于就特定事例作出判断。[6]罗伯特·殷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概括出案例研究的六种写作框架: ( 1) 线性分析式结构。这是一种撰写研究报告的标准结构。子题目顺序遵照研究的问题或项目的顺序: 以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开头,然后概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如何收集和分析案例资料) ,从收集和分析的资料中得出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结论和意义。这种线性分析式结构适用于阐释性、描述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 2) 比较式结构。它把同一个案例重复两次以上,比较对相同案例的不同陈述或解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阿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着名案例研究。在该书中,作者把该案例研究中的“事实”重复叙述了三遍,每次都联系不同的理论模型,而非简单的、全面的重复。( 3) 时间顺序结构,即依据时间顺序陈述案例研究的例证。这种结构在解释性案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件的因果顺序必须一件接一件以时间顺序展开。写作时需注意各个阶段的详略和匀称性问题。( 4) 理论建构式结构。这种结构里,章节的顺序依照一些理论构建的逻辑来安排。所谓逻辑,取决于特定题目或理论,但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应揭示出理论论证的新颖部分。这种结构适用于阐释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到理论建构: 阐释性案例需要研究因果论证; 探索性案例则需要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命题的价值。( 5) 悬念式结构。与前面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正好相反,这种案例研究写作把“答案”或结果在开头的章节里陈述,剩下的部分———引人入胜的主要部分,则用于解释这种结果的形成,以及后面章节中采用的各种阐释方法。这种结构主要适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 6) 无序( 混合) 结构。其章节的顺序并不是特别重要; 调整章节顺序,不会降低价值。这种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性案例研究,而且常见于一些案例分析集。[7]由于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纯粹描述的案例研究( 仅对案例资料情状和问题进行描述)很少,只有现象描述和成因解释的案例研究也比较少,大多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兼具上述三项任务。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的必备“附件”包括“引论”、“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其常用主体框架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 “现状- 问题- 成因- 对策”。这种结构属于罗伯特·殷所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章节安排的一般顺序为“现状描述问题分析成因解释对策讨论”。它主要适用于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尽管有些“八股文”的色彩,但却比较容易把握和应用。一般来说,案例材料必须贯穿这一主体框架的始终。 ( 2) “理论基础- 案情介绍- 理论分析- 对策或结论”。 这种主体结构常见于问题驱动倾向明显的理论应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众多相关的理论中,寻求最具针对性、最有解释力、比较有新意的理论( 视角) 是这种研究的难点。 ( 3) 旨在理论批判与创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常见主体框架有二: ①“案例介绍- 既有理论分析及其不足甚至错误- 提出理论假设或分析框架- 新理论的应用前景或价值”; ②“案例介绍- 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预设- 比较新旧理论观点及其对案例的解释- 新理论( 观点) 的应用前景或价值”。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要能根据案例实情指出既有理论存在的不足甚至错误,并透过案例材料提出新的、较之既有理论更具竞争力的理论。 ( 4) “案例介绍- 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交锋- 理论困境或出路”。这种框架比较适合于理论对话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构建理论对话平台,为案例所涉的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并尽自己的知识所能为各种观点提供与案例相关的支撑性论据,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对话。 四、研究方法与注意事项。 所谓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如何获取和分析处理研究所需资料的手段与工具。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除了其质性特征以外,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只要能够有效并可信地获取个案所需资料,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一手和二手数据的获取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都可用于公共 管理案例研究。因无专用的特殊研究方法,就不多谈了。以下主要针对初习者经常出现的不当做法,概括性地提几点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首先是关于案例素材的处理与篇章安排。尽管案例研究强调“原汁原味”地呈现个案情况,但这并不是要求作者将所有与个案有关的资料全部写进论文。尽管对于个案素材到底应该占论文的多少篇幅没有硬性规定,但出于论文结构的匀称性、为了突出论文研究的重点等方面的考虑,一般来讲,整块式的个案素材描述不应超过论文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四或五分之一比较合适。特别要提醒的是,案例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只有极个别的情况允许虚构,否则,将招致严重的规范性批评。另外,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可以专辟一章或一节介绍案例情况( 不宜放在文章最后) ,也可化整为零掺入论文各部分,但原则上要求文章的主要部分或大多数内容中都有个案的参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既基于案例又不完全拘泥于案例。这方面不妥的做法有二: ( 1) 脱离案例搞案例研究———专辟章节介绍完个案情况之后,文中再也找不到案例的踪影; ( 2) 拘泥于案例———全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案例情况的介绍。 其次是个案式( idiographic) 研究与通则式( nomothetic)研究间关系的处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情状的描述,还是其成因的解释,抑或是管理对策分析,无疑都具有浓厚的个案性色彩。然而,大多数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取向,即超越个案、服务于“类”的甚至更一般的情况,但这样做时又可能被受到外部有效性的质疑。对此,我们建议: ( 1) 对于纯粹问题驱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研究者首先必须清楚对象案例的普遍性程度,如果案例情况较之于“类”现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属于后者的典型实例的话,研究的目的可以有较强的通则性取向———文中可以适当程度地强调个案分析中描述的问题、分析的原因、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果个案的特殊性、特色性非常强,那么,案例研究应重在个案式研究,即旨在对个案情形或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描述、解释。至少不应该强调其普遍性———最多只可以做些引申性的思考,否则,将招致外部性有效性的批判。( 2) 就对话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因其旨在构建一个对话平台、使那些具有“类”解释意图的理论交锋,个案只是一个“托”,因此基本上不存在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的关系问题。( 3) 对于纯粹旨在理论批判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这方面应重点注意个案分析与靶子理论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即所研究的个案是否属于要批判的靶子理论解释范围。与此类似,理论应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也必须注意所选用的理论( 视角) 与靶子案例之间的关联性,换句话说,所选用的通则式理论必须对所分析的个案具有针对性的解释力。( 4) 旨在提出新的理论预设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一方面要充分注意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还应阐释新理论的解释范围与边界———即使个案研究充分支持创新理论,但它也仅是个案,因此,需要做些补充说明或反身性界定。 第三,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初习者切记避免理论基础与案例研究脱节,出现“理论”与“个案”两张皮的现象。逻辑上讲,理论对于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 1) 选择要研究的案例,无论对于单案例设计,还是多案例设计; ( 2) 当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时,界定探究的对象; 当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时,定义什么是完整适当的描述; 当进行解释性案例研究时,提出竞争性的理论; ( 3) 将结论推广到其他案例。此外,理论对于建构案例分析框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即使是纯粹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确实也应有“理论”。然而,若是所用理论与案例分析脱节、“两张皮”,或者,“理论基础”或“理论视角”仅是文中的一种摆设,在案例研究的主体部分根本找不到理论的踪影,那么,还不如没有“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写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1) 案例选题和研究成果必须要有价值( 详见前述) ; ( 2)案例必须“完整”( 注意案例的边界,案例证据材料要充分) ; ( 3) 应当考虑不同的观点,用案例现实或自己提出的观点与既有的相关理论对话; ( 4) 案例讨论必须具有充要的依据( 应客观地陈述出来; 应既有支持性的,也有质疑性的资料; 使读者信服研究者“熟知”其研究对象; 陈述重要证据时应做些提示,说明研究者仔细考虑过证据的效度) ;( 4) 必须以吸引读者的方式编写案例研究报告( 既要有清晰的写作风格,又要能吸引读者不断阅读下去) ; ( 5) 必须具有恰当的篇章结构( 详见前述) 。 总之,为了做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我们不仅要全面深入了解个案情况,而且要精心选题立意; 不仅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而且要精心构思主体框架; 不仅要注意对案例素材的处理,而且要妥善处理好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教学探析 一、医学的病例研究 案例研究发源于医学，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理论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局限于某一领域的，而临床实践却是复杂的，需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取得，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长期的亲身实践，二是通过学习他人的典型案例。长期的亲身实践，一是浪费医生本身的时间，二也是浪费病人的生命。替代亲身实践，但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的，就是典型病例研究。在医学里，典型病例是一种稀缺物品，它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来撰写、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得特定病的病人。如果某种病在医学上非常有研究价值，那么该病人甚至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案例分析在医学里得以大量应用，其原因在于医学理论在运用于实践时，需要有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通道，只懂得医学理论，很难保证医疗质量；有大量的临床实践，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医疗质量；典型案例分析可以节约大量临床实践所需要费用。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本人就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的病例；病人对医疗质量具有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平时难以想象的费用。医生在病人的强烈有效需求（有资金支撑的需求，非空想的无资金支撑的需求）的驱动下，也有积极性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症，甚至是一个又一个的绝症。 二、法学的判例研究 法学也是一个案例研究得以广泛运用的地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法学理论要运用实践，需要在系统的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通过典型案例的学习，律师可以提高辩护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也可以提高判决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公道；法学家也可以提高法学研究的质量，针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修正法学的理论；立法者也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明确法律的基本含义。案例分析在法学界得以流行，其原因在于：典型案例分析可以提高法律实践的质量，尤其是提高辩护的质量，而只是法学理论，只能保证一定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律师、法官、法学家等都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判例本身甚至起着法律的作用；诉讼当事人对保护自己的利益有着百分之百的强烈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相当的费用。法学界的人，尤其是律师在当事人的强烈有效需求的支撑下，也非常有积极性去研究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案例，从中找到更有效的保护措施。 三、工商管理的案例研究 工商管理学界可能是案例研究运用得比较广泛的地方。重视案例分析的原因一是工商管理理论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不是学习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锻炼出来的。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进行竞争，成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懂得工商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就能够有较大的优势。三是如果既懂工商管理理论，又懂市场竞争的实践，那么在市场竞争中，更可能取胜。 工商管理理论是易得的，花若干年时间进行系统学习就可以了；但实践经验是难得的，需要极高的学习费用。案例分析能够节约亲身实践学习费用，同时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自然，工商管理学界之所以能够广泛地有效地利用案例研究，其原因也在于企业管理者对高质量的工商管理有着迫切的需求，并且愿意为之付一定的费用；工商管理学界的研究人员和培训人员，有积极性，也有资金条件，去搜集大量的案例；而在与大量企业管理人员的接解过程中，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案例，他们有条件在其中找到典型的案例。 四、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 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经世致用，这是社会科学得以生存并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可控制的实验来取得一手数据资料，来人工地制造案例。医学虽然是自然科学，但由于它的对象是人，它不能对人进行可控制的实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这也很难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它也许能够进行局部的模拟，但是这种模拟只是虚拟的现实，很难反映现实世界的全部。这时，搜集既有的、已发生过的事实，来探讨事物发生的机理，就成为可控制实验的替代品。医学、法学以及工商管理学界案例研究的成功，使得其他社会科学深受鼓舞，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相继开始了案例研究。其中人类学家的案例研究，做得最艰苦，对人类学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 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与医学、法学、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区别，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着很大的社会需求，但是有效需求非常不足，它缺乏直接的需求者为此来直接付费，即使有也付费强度不高，不如为医生、律师、工商管理培训人员付费来得那么积极。也就是说，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需求是不确定的，而且强度不大。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只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自己的投入，主要是有对社会问题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对社会问题有高度求知欲的人、想在学术界谋得学术地位的人、想取得学术高级职称的人的投入。二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不希望任何直接回报的资助。三是普通高校以及成人教育的需求，这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现实的需求。 这些有效需求，实质上都很难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者去联系实际，因为联系实际的费用是很高的，与只是联系理论相比，其机会成本也很高：一 方面，理论研究需要投资，但与实证研究相比，投入量相对要少得多，只要靠艰苦的努力和灵感，有所创新就可以出成果，并且在学术界的地位、职称等个人收益方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案例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费用高，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艰苦努力和灵感，而且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地位、职称的相关度也不高。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政治学者和行政管理学者，都很难轻易地介入实践，至少不如管理学者、法学家、律师那么容易。联系理论需要呕心沥血，而联系实际的费用则比联系理论更高。 五、经济学的案例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里，案例研究不多，其原因是它是一门社会科学，重视理论创新和数量分析，并且现实需求不高，虽然也有政策咨询、经济人才培训项目，但总体上愿意为经济学案例研究付费的极少。 在中国国内，近些年刚刚开始有人来做案例研究，这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作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持人张曙光教授认为，在经济学里，“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案例研究就是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 张曙光教授认为，案例研究和写作掌握几项原则：第一，真实性。一个案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一篇动人的报道。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进行掩饰和隐匿，可以使用假名和代号，但故事情节必须是真实的，不得随意杜撰。 第二，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实场景必须是系统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来龙去脉，有发展过程，有人物情节，最好在附录中还有完整的图示和数据。人们读完案例，起码能够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实以及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从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一个好的案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实的问题、矛盾和困境，存在着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因而通过个案分析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或者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有所发现。如果把案例搞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无法对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还会发生极大的扭曲。 案例分析有四个类型：一是说明型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一个事件、一个政策和决策问题的全过程。二是政策型案例，以政策制定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为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选择和政策配合，由于实现同一个政策目标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种政策组配，因而各种选择和组合的政策效应分析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三是决策型案例。以微观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决策所面临的真实场景，以便讨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作用，决策方面不存在什么最优解，只能说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某项政策是否相对最优。四是理论发现型的案例。以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如果取极值的话，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者作出一个否证，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或者证伪，因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件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三是发现意义，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让别人去检验。四是哲学意义。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从总体上进行演绎是很难把握的，而通过一些点的刻画，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人们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只能处于模模糊糊、空空洞洞、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尴尬境地，而在认知的道路上是无法前进的。 经济学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三，一是干中学，费时费力，风险大，成本高，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允许人们都采取这种方法。二是计量分析，构造计量模型来计算各种参数，用以估计一项变革或者政策可能的定量结果，相当于计算机的模拟。三是案例分析，通过剖析一个个的个案，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途径，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它可以起到一个实验室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通过对经济过程真实场景或故事的思想实验，就能够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 六、公共管理学案例研究设想 公共管理属于管理类的，因此对于案例教学的需求应该类似于工商管理。但是，由于工商管理的教学对象是企业经理，他们需要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更多的理论知识、更多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案例操练，对他们来说是竞争的优势所在。因此，愿意为此而付费，也愿意为此花钱。 公共管理的教学对象却是政府官员，他们虽然也经受官场竞争的考验，更多的理论知识、更多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案例操练，也是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是，官场的竞争和市场竞争，其激烈程度有别，而且性质有别。政治竞争虽然有时候比经济竞争还要激烈，还要残酷，但是对于案例的需求却很难确定。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企业竞争是多头的，每个竞争者的权力都是完整的，付费都是自费的，是自己的努力赚来的；而政治竞争多是一元的，或者全得或者全失，每个竞争者的权力都不是完整的，而且付费都是公费的，是靠国家财政拨款的。 由于这些原因，对公共管理的案例需求实际上类似于人们对经济研究的案例需求，与医学、法学、管理学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政治竞争公开化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更为明显。在高校公共管理研究和培训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因为高校的教师，很难接触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层的政府官员。而政府活动本身的保密性质，使得教师去接触实践更增添了一层障碍。 但是，公共管理学依然是一门实践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理论性的。它依然需要案例研究，对学生进行案例教学，以提高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水平，同时也提高教学水平。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少有人付费，同时理论研究的比较收益高于纯案例研究的比较收益的情况下，如何搞好公共管理学的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呢？ 我们认为，首先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搜集各种已经有的案例，以弥补自己搜集、编写案例之 苦，同时也可以节约这些方面的费用。 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分成三个类别：一是说明型的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公共管理实践中发生的事件、政策和决策的全过程。这些案例强调它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并且是完全开放性的。 二是政策咨询性的案例。以政府决策者为服务对象，为特定的问题，提供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要是突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给出一些不同的解，并对不同的解进行评估。 三是理论发现型的案例，主要是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的内容，目的是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发展公共管理的理论。 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大力重视案例的直接采写、编写等工作，并在学术研究上多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案例分析的规范，一是客观描述，二是进行问题解决式的政策咨询和政策建议研究，三是进行理论创新。 七、个人进行案例研究的心得 在最近若干年里，我们非常关心个案研究。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市政府管理和省政府管理的案例研究。对廊坊市政府、山西省政府进行了个案调查，主要是在统一的框架内描述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历史沿革、现实环境、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政府决策过程、政府执行机制、政府改革和政府发展。这一案例研究主要是说明型的，它不针对某一事件，也不针对政策和决策的全过程，也不专门为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和政策评估，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政府理论的创新并进行经验检验。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整个案例研究中在局部范围里进行政策咨询性的、理论发现型的、事件说明型的研究。它的需求首先来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无偿投资，其次来自各地方政府的资助；第三是来自社会的资助；第四是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的努力。 完整的说明型的案例研究，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开头，而对某一个地级市、省级政府进行说明型的案例研究，据我们所知，也是第一例。由于资源的限制，也由于现实需求的不确定性，更限于研究起点的高度不够，该案例的研究者对这两个案例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依然非常不满意，可能连让人比较完整地了解廊坊市政府管理和山西省政府管理这一起码的需求都难以绝对满足。也就是说哪怕是说明方面，也很难做到案例研究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完全开放性等要求。政策咨询、理论发现，虽然在局部也有所体现，但从整体上来看，并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准。这说明，我们依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艰苦的努力。希望下一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二是对中国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进行了案例研究。主要是搜集了三个案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案例、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的案例、北京市增收城市容纳费的案例。其用意是在法律形式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国公共决策和执行的结构状况增添一点案例色彩。这一工作既无国家课题投资，也无社会资助，全凭个人兴趣以及自己赚得的资金投入。对这一问题，目前依然在进行之中。主要问题是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使案例研究适合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二是选择更为典型的案例、更多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的结构现状，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案例研究。主要是以1993—1996年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为总案例，选取国务院、民政部、山西省政府、廊坊市政府、莱芜市政府以及其他基层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为分案例，说明改革的过程和遭遇的问题，并进行分析、判断，一是记述和说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强调它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二是以政府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就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问题，在提供事实、突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三是进行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理论创新，在政府职能理论上有所突破。 四是与国家863高科技项目CIM主题专家组和国家科委高科技司聘请的CIMS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评估专家组组长合作接受了一个“863／CIMS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评估体系和运行体制研究”的课题，其目的是搞清楚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的运行机制问题，并给国家科委高科技司提供一套合理的评估体系，并提出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这一项目实际上也是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案例研究。它要求在事求实上说明单元技术实验室的运行情况以及面临的问题，然后对之进行分析，以良性运行为目标提供评估体系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五是进行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性”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于教学方面。其功能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理论原则，同时也丰富理论原则，说明公共管理理论原则在实践中的力量。同时也进行过一些“问题解决”的案例研究，给出一些场景，然后提出问题，要求培训对象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这都是培训性质的案例。例子性的案例，主要是帮助培训对象理解理论；问题解决的案例，主要是要求培训对象在系统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学到的理论，去分析、解决特定的问题。“文秘站”版权所有 在公共管理研究和教学中，“例子性”的案例是非常普遍的；“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则正在开展，并且为各种培训所采纳。但是研究性的案例研究实际上依然是非常稀缺的。认为案例教学就是例子性的案例教学，只要举了例，就进行了案例教学，这是片面的；认为案例教学就是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分析，不需要学习理论，没有理论学习，只通过案例分析就可以获得公共管理的技能，也是片面的。久病也许能够成良医，只看判例也许能够成为律师，从实践中也许能够悟出理论，但这都是初浅的，都只能是细枝末节的。在例子性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问题解决式的案例研究，可以事半而功倍。最后，认为案例分析只是教学的事，研究不需要进行案例分析，这也是片面的。案例教学的水平离不开高水平的案例研究，只有在高水平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案例教学才能有真正的高水平。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案例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释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分析了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并在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1］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2］p45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3］p47：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4］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研究: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探讨 一、引言 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需要大量的案例做以支撑。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对案例进行精心策划和处理，在学生掌握相关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指导，将学生引入特定案例现场，再通过学生对案例的独立思考和集体协作共同完成案例分析，从而起到提升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能够对提升公共管理课程教学效果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针对现阶段教师在对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使之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来提升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水平。 二、公共管理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公共管理专业是为政府部门和其他重要企事业单位培养高层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开设的课程种类较多。公共管理课程的学习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要求，尤其对于一些抽象性较强的知识点需要倚靠大量的实践课程帮助学生吸收理解。但是，但是，在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仍存在重理论、少案例、轻参与的现象，使得公共管理课程教学没有达到最佳效果。比如，学生参与机会较少，独立思考及案例讨论少；案例选择不恰当，偏离学生实际生活，学生难以在案例教学中积极地代入角色。除此之外，虽然在教学方式中采用了案例教学方式，但是由于教师没有在教学前对案例进行精准的编写和分析，案例在教学应用中缺乏可行性与代表性。为实现对公共课程的实践性教学，需要对这一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良。 三、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案例教学的成功应用需要教师在教学前进行精心准备，不仅要做好备课过程，更需要在选择案例时对案例进行有效分析，从中找到典型的案例应用于教学当中。 1.案例的选择和编写 有效的备课是提升教学水平的首要条件。虽然案例教学方式是作为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存在的，教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传统的灌输知识的角色，需要学生自己对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但是案例的选择和应用是由教师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案例教学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教师对案例的选择和对学生自主探讨的积极引导作用，这种方式较过去的传统教学方式而言，对教师的要求更高，需要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能够精心的准备教学案例。 （1）案例选择需注意的问题 教员要掌握足够丰富的案例来源，从各种书籍、学术刊物、统计资料上“下载”案例，只有储备好一定数量的案例，才能在选取时做到“游刃有余”。选择案例可以参照三点，一是时代性。所选用的案例在内容上具有时代精神，在时间上是新发现或新产生的信息或经验。二是真实性。在教学中所运用的案例，必须是高校现实情况的记录。案例教学就是让学生以某种角色进入实际情景之中，建立真实的感受。三是针对性。案例的内容必须针对一定的教学目标。案例必须包含需要探讨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 （2）案例编写需注意的问题 教师在对公共管理教学内容的案例准备上，需要教师拥有实际编写案例的能力。一方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内容上尽量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贴近，在案例场景选取上可以适当征求学生意见，在案例的写作中注重对案例的趣味性搭配，在对学生任务的分配方面尽量选用非固定搭配，非固定性的伙伴搭配更有益于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在增强学生对案例的学习兴趣基础上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编写更贴近学生生活的案例，便于学生接受和代入角色。通过教师对学生生活和相关课程的实地调研工作，使教师在案例编写中能够更具有实践性和可行性，有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实现案例教学的成功进行，需要教师秉承还原案例事实的精神对教学相关的内容进行长期观察、归纳和总结。 2.案例的讨论和总结 （1）案例讨论需注意的问题 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是影响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要素。组织实施案例讨论应做到以下几点： 1）案例讨论要准备充分 教师引导学生在案例讨论前预先思考一些问题，对于营造案例讨论的气氛是至关重要的。要让学生知道怎样学习案例，怎样为案例讨论做准备。从学生的角度看，讨论不仅需要知识上的准备，同样需要心理和情感上的准备。 2）案例讨论要结合重点 教师通过组织学生演习案例，从中发现问题并予以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结合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要点来讨论，以帮助学生消化吸收新学习的知识点。从学生的角度看，及时对所学知识学以致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从中获得收获感。 （2）案例总结需注意的问题 教师总结已有的见解或者提出讨论中学生未发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案例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发现新的、独创性的或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在结束讨论时，教师应当强调学生提出的新观点或其他方案的效果。如果案例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教师可以采取重新回顾这些问题以及总结归纳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来结束讨论。 3.案例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 通过教学改革，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一是对学生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将实践性的环节纳入到考核方式中，并加大分值比例，按形成性考核的思路进行考核制度的改革，将学历需求和实践需求结合起来，促进案例教学的推广；二是加大对教师的激励力度。对案例教学进行教育评比，将教师总结的优秀案例作为案例教学模板加以推广，并赋予奖励。三是加大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的科研，努力获取政府支持以及公共管理课程案例教学的研究经费，增强教师对案例教学研究的积极性。 作者：杨帆 单位：陕西西安三桥武警工程大学

系统科学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系统科学应用初探 一、经济法理论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经济法思潮的出现和发展乃至走向初步的理论成熟，与系统科学几乎完全同步，这决非偶然巧合。应该说，经济法理论是系统思想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法律调整领域的结果，或者说是在法学领域对系统规律独立认识的成果。经济法学的一些概念和原则，实质上是系统科学的概念和原则在法学领域的不同语言表述。 （一）从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源和本质的揭示看经济法理论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政策上，都开始将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逐步协调起来，在实践中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二者作用的范围、力度及彼此的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自70年代末始，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一直都在探索把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的最佳方案。这种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使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前，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只是板块式结合，彼此孤立且有我无你，因而都是纯而又纯的纵向或横向关系，即行政管理关系和完全意思自治的契约关系；此后，二者彼此制约、彼此配合、相互转化和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前，行政法与民法能对板块式构成的整个经济关系进行有效的分割调整，在上述变化过程中，这两个传统的法律部门虽然已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公认的“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但行政法终不能放弃其命令与服从的方法及“国家权力本位”的精神，民法也终不能抛弃其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理念及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因而二者对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个经济关系的调整便渐感吃力而终至不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或公法、私法性质兼具的法域来补充原经济关系法律调整体系之不足，经济法便应运而生了。尽管在经济法产生的根源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但主张国家干预论的学者丝毫不否认：导致经济法产生的国家干预是以市场机制为前提条件的。 法制史上，经济关系法律调整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古代诸法一体并统一于刑法阶段，近代民法、行政法分割调整辅之以刑法阶段和当代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协作调整辅之以刑法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反映了统治阶级在法律调整问题上所采用的不同思维方式：即古代朴素的整体观、近代机械的还原论和当代系统科学的思想。经济法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第三个阶段的开始。经济法思想扬弃了过去把经济关系简单地分为纵向与横向两种并分别交由行政法和民法独立调整的做法，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主张对其予以综合、系统的调整，整个调整经济关系及相关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应相互协调和促进，形成整体的合力。前者把纵、横经济关系看作完全孤立、封闭的两个系统，简单地认为纵向＋横向＝经济关系整体；后者则把它们既分别视为一个系统，又看作整个经济关系这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更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辅相成”，（注：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主张既要“以纵制横”，又要“以横制纵”，认为经济关系的整体大于其各组成部分（纵向与横向）之和，即经济关系整体＝纵向＋横向＋纵、横间的相互联系。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纵向与横向的矛盾问题，对经济关系整体进行调整的法律整体的功能就会小于各相关部门法功能的简单相加。这也是经济法学强调要对纵、横经济关系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原因。 有学者说得好：“经济法既是国家全面调控经济、实行综合治理经济的法律部门，也是体现法制系统工程的法律部门，综合调整与系统调整是经济法特有的调整机能。”（注：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并指出，经济法的本质可从以下不同的侧面来揭示，即经济法是“综合、系统调整法”、“平衡协调法”、“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法”、“社会责任本位法”、“以公为主、公私兼顾法”。（注：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页。）这些本质特点是经济法完成其根本任务所必需的，同时也都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性、有机关联性等重要原则和规律。 （二）从对经济法宗旨的揭示看经济法理论中的系统科学思想 经济法的宗旨是“社会本位”，这是经济法各种理论观点的共识。“社会本位”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体现为有利于每个社会个体维护和实现其合法权益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对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等各种主体的权利（力）和物质利益、当代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兼顾与协调。 笔者认为，经济法宗旨中的“社会”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地方、集体和个人等的简单相加，除这些内容之外，它还包括上述各利益主体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联系，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还会越出国界，成为多个国家（地区）、多种因素构成的更大的整体。另外，它也不仅仅指当代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静态的社会，而且还包括发展中的、将来我们的后代还要生活于其中的动态的社会。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既有“人际关系”，又有“代际关系”。这种理论不是对经济法宗旨的简单“过奖”，因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已被世界各国所肯定和接受。为实施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21世纪议程》（1992年），我国制定了世界上首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其第一批优先项目计划中的首位项目，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定和实施》。”（注：王全兴、 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 《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根本任务决定了它应该，并且其本 质和特有的价值取向也使它能够在法律调整领域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 经济法的宗旨要求：在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要兼顾效率和效益、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的利益，既要保障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权利，又要维护整个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公共秩序；国家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如对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的使用、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均应符合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要求。一切经济行为都应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行为人应承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任何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应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长期的经济效益负责。在这个前提下去实现个体和局部的经济利益，并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部门法的宗旨是其本质、根本任务、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该部门法基本精神最凝炼的表述。因此，它同时又是该部门法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该部门法理论思想的最集中体现。经济法宗旨的上述内容，集中体现了系统思想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如“整体性”、“有机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及结构与功能关系规律等的要求。实际上，“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概念。经济法的宗旨也要求，在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制实践中，要自觉地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二、在系统科学指导下对经济法若干理论问题的反思 （一）经济法的地位问题 部门法的地位，即部门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它能否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及其重要程度。研究这一问题，首先应有全局和整体的观念，把部门法作为法律体系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从系统整体的功能和要求出发，结合它与相关部门法即其他子系统的联系，找准它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最终目的是要使整个法学研究能为建设法制大系统的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不能带有狭隘的部门法偏见。如果必要的法律部门被人为地取消了，或一个部门法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以及取得了不应有的地位，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指导建成功能最优的法制系统，应该说这不仅是该部门法学研究的失败，而且是所有相关的法学学科的研究缺乏科学性的表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是系统内部元素间的协作关系，而决不能被看成是互斥关系。 经济法的地位，首先是它在由调整经济关系及其他相关社会关系的各部门法构成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本文主要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相互关系中来探讨这个问题。 民法的主体平等、契约自由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内在和谐。此外，市场的繁荣必须要有个体的活跃，而“权”是其活跃的前提，“利”是其活跃的动力。因此以保护个体权益为目的的民法至关重要，没有民法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行政法主要调整国家在权力分配和行使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控权”与“限权”已成为当代行政法的根本任务之一。在行政权极度扩张的当今社会，没有行政法对其作出限制，市场经济就不会有健康运行的环境。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权力中本应属于企业的权利归还给企业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依法行政显得更为必要。 然而，现代民法虽强调公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但它在公法化的道路上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它就不是民法，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其根本任务。所以，民法对个体权利的限制只能停留在上述原则规定的水平上，并因无具体的制度及规范作支撑而无法靠自身去实现。它无力解决公共竞争环境遭到破坏而最终导致整体及个体的低效率或无效率问题；行政法则因其根本任务及调整方法的限制，对市场经济的调整只能以一种外在的力量发挥作用，对这一问题也爱莫能助。另外，行政法也不能根本解决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管理方法不当的问题。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也只能是一种缺乏具体制度或规范保障的原则，因为行政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法律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正是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出现使经济法的产生成为必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宗旨使它能够平衡和协调各种主体包括民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其具体的法律或制度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民法的遵守“公序良俗”、“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和规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它的“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使政府机关在经济管理过程中有权必有责，其管理行为必须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发，并以此作为正确、合理与否的评判标准。经济法还用各种经济责任制和法律责任来保证经济管理行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从而为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提供具体的保障。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性，它的宗旨和本质以及它对对经济关系应该综合、系统调整的主张，都使经济法思想对经济关系的整体法律调整应该并能够起指导作用。也正因此，8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应在适当的时候，由经济法理论指导，制定一部能够统一调整纵、横经济关系的，效力仅低于宪法的“经济小宪法”，在其之下，各个调整经济关系的法，都可以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注：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教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目前，“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学界及立法机关广泛的重视。（注：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在这一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中， 经济法理论无疑应承担起指导或领导责任。经济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应有类似于“足球队长”的地位。 经济法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其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指导或领导作用：第一，对经济关系进行现实的调整，并因此影响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过程本身；第二，通过规定基本原则来指导相关部门法的立法和调整；第三，通过与相关部门法学理研究的合作，指导建立协调统一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有人认为“经济法属于‘二次调整’的法律，是对已经由传统的民商法调整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再次调整的法律”，类似于英美法系中的衡平法。（注：参见王志勇：《关于经济法概念和调整对象的再思考》，《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从系统的功能与结构的关系来看，最优的系统应该有且仅有其必要的元素，各元素之间只能相互合作而不能相互抵触，“二次调整”现象是法制建设中的败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75年生效的英国《最高法院审判法》已废除了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之分，并明确在普通法与衡平法规则发生抵触或不一致时，以衡平法规则为准。（注：参见《中国大 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页。） （二）经济法的价值问题 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注：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在法学研究中，“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其中“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立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注：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282页。）笔者认为，法的目的性价值也可称为法的价值取向，而其他两种价值分别指法是人们行为的评价标准和法本身所具有的简洁、准确、严谨等特点，属于法的“工具性价值”，是法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法的理想）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所以，研究经济法的价值，主要是要揭示其价值取向，这是它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有的价值。 速度（效率）和质量（效益及更多物质保障的公平）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作为国家经济政策贯彻实施主要保障手段的经济法，无疑应把它们作为确立自己价值取向的最高层次的决定因素。“效率”是个客观的概念，可分为个体效率与整体效率：“效益”有两方面的含义，即效果（体现为效率）及其给主体带来的利益，也可分为个体效益和整体效益：“公平”也可称为“公平观”，与效益一样，是个主、客观统一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观具有多层次的含义，即基本需要公平、经济公平（包括机会均等和结果的对称性）和社会公平-在前两个层次公平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再分配，把不同个体收入和差距调节或控制在一个社会多数成员能够承受和接受的范围内。社会公平是最高层次的公平。（注：参见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51页。）经济法由其根本任务和宗旨决定，其价值取得中的公平因素应是社会公平（体现为整体的利益）。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时，应以促进整体的高效率和整体的共同获益即共同富裕为理想目标。也就是说，它把整体的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对经济法价值的认识符合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原则。同时，系统还具有开发性和动态性，即系统总是不断地与其环境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并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是通过不断从其环境系统中吸取负熵来维持的。经济关系也是这样。例如，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续，并且会不时出现繁荣景象；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也在改革中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因此，经济法还必须考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关系存续和发展的环境问题。目前人们一般认为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这是不够的，还应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及其结果-经济结构条件等。如在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布局等方面要为未来提供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条件。这也是系统思想对经济法应考虑的“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理解。 考虑到这个制约因素，经济法的价值就可表述为“整体的、长期的、对人类有益而无害的高效率”，或“整体的、长期的效益”。这里的“整体”也应作发展的理解。目前一般仅限于国家，将来还要发展成为全球。欧盟等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已体现了这一趋势。 但不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取向。因为可持续发展只是决定经济法价值的多个因素中的一个，它强调的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而不是“效率”，以此为价值，经济法则沦为片面的“公平法”，而实质上，经济法是效益法，更强调效率。 还应指出的是，经济法价值是一个由多层次价值构成的系统，上述结论只是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即经济法系统的价值。经济法系统要使其整体的最高价值得以实现，必须靠其元素-各个部门法及具体的法律、法规乃至规范对经济关系的实务调整。它们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最高价值。如企业、公司法重效率；金融、保险法重安全；社会保障法重公平；国资法重效益；等等。下一层次的价值是上一层次价值（目的性价值）的手段性价值。只有同时对经济法各亚部门法、具体的法律、法规甚至具体的制度或规范的价值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对经济法整体价值的既完整又充实的认识。但是，经济法的最高目的性价值只有一个，不能将其亚部门法甚至具体法律、法规的价值或法所共有的一些工具性价值视为经济法的价值，如“安全”、“秩序”、“公平”、“正义”、“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 （三）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的焦点，目前主要又集中在经济法是否应该并能够调整部分横向经济关系上。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应首先解决一个部门法能否调整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问题。笔者同意这种观点：部门法与各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一个法律部门可以调整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注：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系统各元素总是相互关联的，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彼此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共同或分别作用于系统的对象之上。其中，分别作用也是以各元素间的联系为前提的。对于法制系统来说，各部门法（子系统）间应相互配合，包括它们在总的原则指导下对各部分社会关系进行分别调整。但仅此还不够，还必然包括有时又共同对某种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调整。当然，由于各部门法宗旨不同，其调整的目标、层次、角度、程度及方式等均有所不同。一种社会关系由几个部门法调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往往是必需的；一个部门法调整多种社会关系也是如此，刑法就是既调整财产关系，又调整人身关系，既调整横向关系又调整纵向关系的法律部门。把相互联系的几个对象和相互联系的解决问题的几种手段看作一个整体（系统），正是系统方法的精髓。 本文无意否定部门法及其调整对象划分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笔者只是想说明，有必要允许一定程度上模糊性的存在。部门法及其调整对象之间往往有部分程度不同的交叉，只能“界定”而无“界线”。 经济法因纵、横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传统部门法无法继续对其有效地分割调整而产生，其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中这一新出现的重大矛盾问题。因此，它必须有整体性的思维和综合调整的方法，它在实际调整过程中也必然涉足传统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即已构成大系统之子系统的纵、横两种经济关系。 1.纵向经济关系应完全由经济法来调整 当代国家的管理应分为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由此产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和经济管理关系应分别由行政法和经济法调整。 首先，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化：经济关系运行的范围由地区至国家至全球，显著扩大；经济运行的形式由实物形态（有形）至价值形态（形）发展，目前以无形形态为主，知识经济将逐渐成为经济的主流；生产力及经济的发展由低速度至几何级加速度飞跃；经济运行节奏由慢至快现已远非过去可比……这些变化使经济管理的决策要考虑更多且瞬息万变的信息，决策越宏观需要处理的信息就越多。决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形成和实现；否则会因不合已变化的形势而失效。这样，“生产队长分工”式的、以命令与服从为手段的行政管理是不能胜任的，即经济的“行政管理失灵”。 其次，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及公有制观念的突破，使经济生活中主体及其经济利益日趋多元化和平等化，国家日益成为社会利益主体中平等之一元；各种利益的增减主要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必须由“国家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管理者虽仍是国家，但它应是整个社 会各种利益主体的代表而不能仅反映自己的利益，管理的方式也应由“管制”、“控制”转变为“调控”或“协调”，行政管理是不能满足这种转变要求的。 不能放弃对经济的国家管理而将其完全交由市场自由调节。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要求有生产力诸要素配置的更大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要求加强超然于市场主体之上的公共权力的管理。这种权力只能由国家行使。经济管理从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后，必须尽快形成一套有效的程序和方法，经济管理必须考虑它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因此，管理中的决策本身就含有市场机制的制约因素，由此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本身就含有横向的因素，纵向关系在运行时又要受到横向关系的再次制约（其运行内容就是制约后者并受后者的制约）。所以说，纵向经济关系受到的横向经济关系的制约是从内在到外在、内外兼有的。因此，行政管理失灵导致了对纵向经济关系的“行政法调整失灵”。 2.部分横向经济关系也应由经济法调整 横向关系如果不制约纵向关系，就会导致纵向关系的专断（如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前），从而最终失去其自身存在的条件；纵向关系如不制约横向关系，则无存在的必要（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横向关系会破坏其自身运行的环境并最终灭亡。实际经济生活中，不管是否承认，纵对横的制约已遍及每个领域，市场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体意志与社会整体的意志（体现为国家意志）协调的结果，只是在不同的行为中后者在量和力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将国家经济管理只视为对市场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认识。当代国家的经济管理，更多的是为市场主体服务，为其追求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创造更好的环境。所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用“调控”、“管理”来表示更好，而“干预”一词，不论作何解释，都免不了让人产生“外力管制”、“干涉”的联想，它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否定评价。 上述情况说明，纵对横的制约也是内在、外在都有的。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单独调节“失灵”和民法不能单独调整全部横向经济关系的根本原因。 横向经济关系又可依其与纵向关系联系的密切程度分为两部分：与纵向关系相互作用较直接的由经济法调整或由经济法与民法共同调整，与纵向关系相互作用间接的由民法调整。从形式上看，前者一般是宏观的或有关影响整体利益的主要产品和服务的横向关系。当然，这一标准也是相对的，因而民法与经济法在这一领域既有分别调整，又有共同调整。 应指出的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其内部元素及元素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变化。特别是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新的经济关系会不断产生，许多存量经济关系也会发生性质的变化，因此经济法调整的具体经济关系在量上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两种手段协调运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经济法不会因无调整对象而先于法的整体消亡。 系统科学和经济法都是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学科。系统科学对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也体现在经济法学大小不同的各种理论问题之中，除上述基本问题外，它对于正确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经济法律责任、经济法基本原则、经济法的主体体系等其他经济法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有着科学的和现实的意义。例如，目前法理学已认为法的调整方法也应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注：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381页。）笔者认为，经济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主要就是因为它提出了对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不同主张，并综合运用了多种调整方法，其中包括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方法。但是，经济法方法是否具有独特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持不同观点者知无不言，言已殆尽，却莫衷一是，至今仍无突破。依笔者愚见，根本原因在于方法论的局限性，经济法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未能自觉地使用科学的方法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都要求我们用整体的和联系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当代经济关系，只有抛弃那种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应对纵、横经济关系分而治之的机械的还原论思想，代之以辩证的系统观，经济法学才会有新的发展和重大突破。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在校内教导中的实用性 作者：王浩 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 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会适时通过个人情绪等形式进行反馈，这就要求教师要及时获取教学反馈信息，随时调整教学计划。在整个教授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完成情感转移，使师生间的感情渐渐趋于一致，进而完成知识的反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要重视前馈，教师应该预见到偏差提前加以干预，而不是等到学生出了偏差来纠正，以保证其不要出现大的偏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给予前馈信息，对提高教学质量大有益处。有序原理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只有处理好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内外部环境间的关系，让整个系统处于有序开放状态下，以保证教学的有序。为了使课堂教学成为开放的系统，就要求高校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按照有序原理组织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教师保证每个个体之间畅通的信息交换。教师应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分析各要素关系，使其找出规律，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尽量保证教学信息在内外部之间的交换，使学生的思维积极活跃，保证其处在非平衡状态。在有序原理的指导下，教师应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把结构化的知识信息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将记忆中相关的信息都联系起来，使之组成一个更复杂、更有序的结构。整体原理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整体原理对高校体育教育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在教学理论中，强调系统性、完整性、连贯性。高校体育教师对知识体系的整体结构把握，形成一个内在联系，进而形成一种对抽象形态的构架的准确把握。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把每一个独立的知识联系起来，让学生可以对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所学知识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还需要教师有较宽的知识面，在教授本学科知识的同时，穿插讲授其他学科和体育学科的外在联系，让学生分析思考，最终使学生具备复合知识。高校体育教学各要素如教学设计、教学目的、教学方法之间一定要协调配合，这就要求在教学环节中，教师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以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大脑中各子系统所储备的信息联系起来，不断促进学生的成长。 系统科学可以使高校体育教师发现，大学生也是一个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随着生活和学习环境的不断改变，大学生在思想上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高校体育教学应从实际教学情况出发，按照系统科学的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原理，根据不同对象，采取相应的教育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把学生为主体的思想真正体现到教学中。有助于学生对高校体育教学的重新认识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增强体质、陶冶情操、提高学习效率，使大学生身心健康，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如果只是单纯片面发展智力而忽视体力发展的教育是有缺失的，就不是全面的教育。体育运动可以有效调节大脑的兴奋和抑制，能使大脑供氧更加充足，获得更高的营养物质，提高脑细胞的反应速度，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高校体育教学不是独立于社会大系统外的系统，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为了保证高校体育教学的顺利开展，就需要不断与社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换，不断把能量充实到高校体育教学系统中来。高校体育教学必须树立未来教育的观点，未来教育就是从空间和时间上来探索研究。研究未来高校体育教学，要以大量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把高校体育教学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去考虑，最终让学生可以系统的、科学的对高校体育教学有一个新的认识。有助于完善高校体育教学模式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就是模式，一般指可以作为模板、模本。美国学者乔伊斯和韦尔最先将模式一词引入到教学领域加以系统研究，是研究教学模式的先驱。他俩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通过教学设计，将教学系统各要素在一定教学理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安排，建立起来的较为良好、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和活动程序就是教学模式。 引导示范和自主学习要穿插进行，循序渐进，查缺补漏，及时获取学生反馈信息，提高教学质量，使不同的学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创新。由于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其学习能力、运动技能、身体素质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其生理、心理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需要教师针对不同的情况要选择与其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促进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这样体育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就要求教师在不断加强自身能力的同时，灵活运用教学手段，应用体育教学模式的不同特点，最终达到教学优化的效果。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理论在煤矿中的体现 作者：李林 姜德义 单位：西南资源开发及环境灾害控制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系统科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也是一门极为庞大的学科,系统一词的定义或解释是多种多样的,共同点是把系统看作一个整体,由许多部分或许多因素组成,这引起因素或部分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目的性和环境性等特点。以此科学为指导,并应用于我们的各项管理工作中,必将使我们的资源规划管理水平走向规范化、科学化。 1系统及其结构 系统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系统在整个自然界中普遍存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或思想领域,大到整个银河系,小到微观世界的原子,系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万事万物都自成系统,而又互成系统。 1.1系统应具备的条件(1)系统都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成,而这些要素本身也自成系统。如在整个人类资源中,由矿产资源、人力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组成;而每种资源又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分别有各自的组织结构。(2)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性质和行为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其他要素,甚至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行为发生变化。例如,对于矿产资源来说,如果不对其进行科学的规划开采,将直接对水资源、生物资源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样的,水资源的泛滥,也影响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3)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并且与环境不断的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封闭系统。正如我们进行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一样,资源的开发处在生物环境、水资源环境、大气环境和人类本身的环境之中。 1.2不同结构的系统具有的特征系统的组成是通过其自身的特定的结构而组成的,而结构是系统内各要素联系的全体和集合。同样的要素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而这些不同的组合,可以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总体功能,可能会产生1+1 2或1+1=2甚至于1+1 1的结果,这取决于系统的结构。(1)稳定性。任何系统都具有自稳、自组的功能。这就是说,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只要保持稳定的相互联系和有序的相互作用,就能构成相应的自我稳定、自我组织的状态。(2)层次性。任何一个复杂的系统,都可以在纵向上把它分为若干等级。如:教育管理系统可以分为国家教委、地区教委、院校、年级、班主任。同样的矿产资源规划也可以划分为国家级规划、市省级规划、区县级规划。这样将系统在纵向上的线性划分,可以使复杂的问题简单、清晰化,便于问题的梳理和研究解决,而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3)开放性和动态性。在系统的世界里,任何类型的系统结构,都不会是绝对封闭和绝对静止的,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外界保持着不断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总是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之中。 2矿产资源规划中的系统体现 2.1矿产资源规划与环境保护当今,环境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环境的好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的平衡程度,最终会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受到环境的制约,良好的环境会又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地球系统科学是一门崭新的科学,它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在矿山的露天开采中,需要大面积剥离岩土岩。所以,露天开采会大面积的破坏矿区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如何在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保护好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环境,是矿产资源规划过程中要注意的重要一环。利用地球系统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对各种影响环境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对环境变化进行预测、评估和治理或控制。在矿产资源规划中,应该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2.2矿产资源规划与水资源随着矿产资源的不断开采,整个矿区范围内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煤矿的开采使地下水急剧下降,季节性河流断流。露天开采更加会在一定范围内破坏仅有的一点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矿产资源开发对水资源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地表水的污染和造成地下水资源减少甚至枯竭三个方面。有的矿业开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重视环境保护,将生产过程中的矿渣、尾矿、废石、弃土直接倒入江河中,造成地表水严重污染。有的将矿渣、尾矿等堆放在江河岸边,长期受到阳光、雨水和空气的作用,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液体,排入江河水中,引起水资源严重污染。为了控制环境进一步恶性变化,在矿产资源规划过程中,要注意水土资源的流失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污染的种类繁多,涉及面广。要治理与预防环境污染,必须针对不同的污染采用不同的治理与预防措施。在矿产资源规划中,新建矿山的准入条件中有一条:应该具有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下水源的保护措施。 2.3矿产资源规划与生态资源大规模的矿产开发活动,引起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破坏了风景名胜,地质遗迹受到破坏。如在四川龙门山一带的石灰石矿开采,对龙门山推覆构造、冰川遗迹的破坏;又如在云南澄江帽天山动物化石群自然保护区附近大规模露天开采磷矿的行为,造成对地貌景观与地质遗迹的破坏。所以,在矿产资源开采规划中,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重要地质遗迹、重要文物古迹、机场、军事设施、桥梁等列为禁止开采区,这就是对重要地形地貌的一种保护。 2.4矿产资源规划与大气污染矿业开发引起的环境污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主要是矿产资源开发中形成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烟尘、灰尘、二氧化硫、硫化氢、氰化物、重金属等,对大气、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和农作物等的污染,使矿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造成对人、畜生存的危害。所以,在矿产资源规划中,新建矿山准入条件中有一条:具有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2.5矿产资源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现在存在相当数量的集体、个体矿山,正在进行掠夺式采冶矿产资源。这些小型生产企业往往设备简陋,对矿产资源采用“采富弃贫”的开采方式。矿产资源浪费严重,使宝贵的矿产资源受到破坏,甚至严重影响到国有矿山的正常生产。可持续发展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应列属于发展的范畴,发展应同时涉及经济效益的增长与社会进步等方面。目前,许多国家与地区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所带来的暂时性的经济效益之活动,不应作为发展的范例。其次,它具有可持续性,说明了人类在满足自身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精神享受的情况下,应该为自身的未来以及子孙后代,创造一些便利条件或机会,至少应不以损害后人的利益为前提。在发展的可持续性过程中,必须保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才能使发展达到优化。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与获得效益上,应该体现出机会均等性。在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矿山资源的开发要在统一规划中进行,要坚持大中小矿体、高低品级矿体统一规划,不能滥采乱挖,长远与短期规划相结合,不能“急功近利”。 3结语 我国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人均占有矿产资源为世界人均占有矿产资源的58%,居世界第53位,从人均占有矿产资源量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我们要眼观全局,利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可持续发展要以大自然的承受能力为限度,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努力实现矿产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要兼顾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等。这样,我们的规划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系统科学论文:中医系统科学理论论文 1系统科学概况 系统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古代人类的社会实践经验，自人类有生产活动以来，就无时无刻不在同自然系统打交道;在人类知道系统科学之前，就已经在进行辨证的系统思维了;我国古代的农事、医药、天文、工程等方面的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朴素系统科学思想的自发应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结构体系中的系统科学，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总结概括已有科学技术分支并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提出和创立的。他从三个层次概括了建立系统科学的重要意义，一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指导;二是为工程技术直接提供理论基础;三是在技术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为认识、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基本理论。系统科学的学科结构包括一门基础科学，即系统学;三门技术科学，即控制论、运筹学和信息论;以及一门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总体而言，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十分广泛，从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到研究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只要具有系统的特点，均可作为研究对象。 2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理论的契合点 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总体，其共性特点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预决性。而中医学理论具有强调整体观念、遵循阴阳五行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联系等特点;因此，体现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和规律的中医学完全具备系统的特点，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就理论实质而言，两者亦十分相似。 首先，就系统的整体性而言，是指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即“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中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构成，各部分有机配合，共同实现人的形体完整和功能正常。并且，人体还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系统，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其次，系统的关联性，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和其环境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这种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系统整体性的存在。不难理解，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不是独立的，比如脾与肝虽功能各异，但相互影响，情志不遂，肝气郁滞乘脾，形成肝郁脾虚证，就是很好的例证。人体中的气、血、津液等物质可以将各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相互联系、促进和滋生，共同决定人体的整体功能水平。 再次，系统具有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动态性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观察系统，其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不存在绝对的静态;而有序性则是系统关联性在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层次，以及动态性在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演化方向，使得系统具有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有序性质。总结起来，即是系统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越是有序，其组织化程度也就越高。人体的生理功能变化和病理演变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比如，中医理论中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人体的动态特性。而根据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人体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则是人体有序性的真实反映。 最后，系统的预决性表现为系统的有序性能够使其自动导向它的终极状态，这一特性在生命和生物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理学中的正反馈概念，就是对人体系统这一特点的真实反映。不仅如此，人体的预决性在中医学理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久病入络"的理论，就描述了人体久病必然导致病邪逐步由外向里，由浅入深，最终导致络脉损坏、脏腑衰竭的病理变化规律。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到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六淫、七情致病理论，以及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过程，这些都无不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和人体与环境、社会的整体观，也就是系统的观点。因此，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开展中医学的结构化和规律性研究是可能的。前面提到，医案是中医名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传承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医案的系统研究就是应用系统科学开展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医案信息表达，把握中医辨证论治的总体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医案中各要素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能够确定宏观的医案结构，并且细致地描述医案中各信息的发生规律;因此，系统科学思想为中医医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3展望 迄今为止，中医医案的系统研究方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更好地改良以适应中医医案研究的需要还应不断探索。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运用系统科学建立医案结构化模型并进行规律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开展这一研究，能够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医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风格，充分展示其临床辨证论治的丰富内容和思维特质;亦能够变革中医医案的现有形态，使医案的研究和学习真正成为与中医学性质相一致的系统工程。总之，这种研究方法能够集中医专家、系统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共同智慧，为医案研究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和余地，也为医案研究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综上所述，系统科学对思维科学的深入认识，将有助于将医案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医医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作者：熊丽辉 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理论在医疗管控中的应用 作者：张秋民 单位：永煤总医院 一、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及基本方法 1．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系统论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系统论要求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研究，并用数学模型去描述和确定系统的结构和行为。所谓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贝塔朗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系统观点、动态观点和等级观点。指出复杂事物功能远大于某组成因果链中各环节的简单总和，认为一切生命都处于积极运动状态，有机体作为一个系统能够保持动态稳定是系统向环境充分开放，获得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结果。系统论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系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互为依存、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具有目的性、动态性、有序性三大基本特征。控制论是著名美国数学家维纳（WienerN）同他的合作者自觉地适应近代科学技术中不同门类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而创始的。它摆脱了牛顿经典力学和拉普拉斯机械决定论的束缚，使用新的统计理论研究系统运动状态、行为方式和变化趋势的各种可能性。控制论是研究系统的状态、功能、行为方式及变动趋势，控制系统的稳定，揭示不同系统的共同的控制规律，使系统按预定目标运行的技术科学。信息论是由美国数学家香农创立的，它是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从量的方面来研究系统的信息如何获取、加工、处理、传输和控制的一门科学。信息就是指消息中所包含的新内容与新知识，是用来减少和消除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狭义信息论是研究在通讯系统中普遍存在着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一门通讯理论。广义信息论被理解为使运用狭义信息论的观点来研究一切问题的理论。信息论认为，系统正是通过获取、传递、加工与处理信息而实现其有目的的运动的。信息论能够揭示人类认识活动产生飞跃的实质，有助于探索与研究人们的思维规律和推动与进化人们的思维活动。 2．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于1969年提出来的。一般说来，开放系统有三种可能的存在方式：（l）热力学平衡态；（2）衡态；（3）远离平衡态。耗散结构论者认为，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向着有秩序、有组织、多功能的方向进化，这就是普利高津提出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著名论断。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普利高津发现，当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由于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非对称的涨落现象，当达到非线性区时，在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条件下，系统将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混沌状态自发地转变为一种在时空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事物的这种在非平衡状态下新的稳定有序结构就称为耗散结构。而耗散结构论则是探索耗散结构微观机制的关于非平衡系统行为的理论。系统论所要寻求的也就是这种具有有序性的稳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耗散结构论与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协同论是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1973年创立的。他科学地认为自然界是由许多系统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许多系统就称为小系统，这个统一体就是大系统。在某个大系统中的许多小系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它们的平衡结构，而且由旧的结构转变为新的结构，则有一定的规律，研究本规律的科学就是协同论。协同学理论是处理复杂系统的一种策略。协同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用统一的观点去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和方法。协同论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大量的类比和严谨的分析，论证了各种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都是组成系统的各元素之间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结果。它的重要价值在于既为一个学科的成果推广到另一个学科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人们从已知领域进入未知领域提供了有效手段。突变理论是比利时科学家托姆在1972年创立的。其研究重点是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稳定性数学理论基础之上，通过描述系统在临界点的状态，来研究自然多种形态、结构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非连续性突然变化现象，并通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与系统论联系起来，并对系统论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突变理论通过探讨客观世界中不同层次上各类系统普遍存在着的突变式质变过程，揭示出系统突变式质变的一般方式，说明了突变在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的普遍意义；它突破了牛顿单质点的简单性思维，揭示出物质世界客观的复杂性。突变理论中所蕴含着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内部因素与外部相关因素的辩证统一；渐变与突变的辩证关系；确定性与随机性的内在联系；质量互变规律的深化发展。 二、医疗质量管理的特殊性 1．影响医疗质量的因素众多且关系复杂，如环境、设备、员工心理与专业素质、服务对象、管理与关系协调、勤务保障等构成复杂的网络系统，各因素之间不是简单线性关系。 2．医疗质量全面、动态优化控制难度较大，一时一点一人的质量状态达标易，全面、动态的实现“时、点、人”最优难，而病人对质量要求确是全面、动态最优且不断进步提升。 3．高度的个体生理、病理与服务需求差异性大、随机性强，质控团队与技术团队之间信息不对称，不能简单套用宏观统计规律。 三、系统科学思想与方法在医疗质量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1．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管控的组织体系。实行院、科（病区）个人三级质控组织体系，明确职责分工和活动方式。组织层级与幅度要结合医院业务规模、经济规模等实际情况而定，追求组织体系简洁灵活、响应有力、经济实用、可控可变，反对形式复杂、体制僵硬、反应迟钝的官僚组织形式。 2．建立科学的医疗质量评价标准的指标体系（见表1）。从员工素质、行为规范及执行力、环境条件、设施设备状态、制度标准、服务对象认知度、终末事件等方面入手设计质控指标体系，特别注意预警指标即红线指标为安全保底指标，蓝线指标为质量优秀指标。衡量质控指标体系设计科学与否的标准是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表达有效、可客观测度、过程与结果相统一，防止指标繁杂、相关性差、观测成本过高情况。 3．建立明确的、可追溯、能追究的医疗质量）管控的责任体系。建立质量管控的责任体系就是回答“谁？干什么事？什么时间干？干好吗？”的问题，做到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做事要负责、失职可追溯、应追究。影响医疗质量诸多因素中，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影响人的因素中责任心占据重要地位，个人能力的发挥好坏与个人责任心密切相关，因此建立明确的、可追溯、能追究的医疗质量管控的责任体系是质量管理的基础，一定要高度重视。在建立责任体系时要注意岗责、人岗、责权利的科学匹配，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责任体系协同效应。 4．建立持续有效的医疗质量管控的内生动力机制。严把员工入口，加大全员培训，增强质量意识，树立“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品牌、质量就是荣誉”的价值观念和质量导向，形成全员质控自觉意识和内心自我激励，这是质量管控的可持续内生动力源泉；加大质量管理奖罚力度，建立质量淘汰机制，强力约束质量管理失职失范行为；实行质量考评累计积分制，积分数量与劳动合同续签、转正，职称职务晋升、岗位调整、荣誉称号、薪资提升等长期切身利益适度挂钩，责、权、利保持一致。加大医疗服务过程质量监控力度及透明度，防止质量死角和细节盲区，消除侥幸心理和偷懒、敷衍了事行为。 5．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信息化测控考评分析系统。面向服务需求，面向实际问题，以病人为中心优化医疗流程，引入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上线入网全面整合信息流、物流、人流，实现关键数据存储、测量、分析、控制、预警的自动化、连续化、信息化，建立电子质量监控中心对病历、医嘱、处方、医技报告单、手术麻醉记录、护理记录、医疗管理等集中中央监控，设定标准和逻辑流程、逻辑关系，自动检测、分析判定，结合现场人工监督检查结果对分级（院、科、个人）、分质控单元实时动态质量评价，评价结果与动力机制联动推进质量状态稳步上升，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6．重视系统分析与整合及分类管理与动态化管控，增强质控实效性。人、财、物，制度规范、信息监控、激励机制等相互作用使得质量管控系统行为复杂多变，甚至微小变化导致质控系统紊乱失控。通过系统分析和系统整合，针对不同环境、不同状态抓系统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采取动态化管控手段和纠偏机制，力争使系统目标保持在最优区间；不断优化管控路径保持最小资源消耗（投入）最佳输出的状态，增强质控实效性和经济性。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下工业产品构造观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与当时的科技和哲学思想相关的。工业产品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此阶段科技和哲学认识的制约。从工业革命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机械唯物主义是占据一定地位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孤立、静止、片面的一面。而系统科学的出现给现代人的认识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工业产品，将给产品的设计带来新的视野。 1工业产品系统、元素与环境 工业产品是个复杂的系统，它由许多元素组成，同时又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同时工业产品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离开了环境，工业产品系统就成了孤立的、封闭的系统。因此，元素和环境对研究工业产品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1.1工业产品系统概述工业产品是否是系统，是否具有系统的特性？让我们先来看看系统的定义。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菲定义为：“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从而形成组织整体）的元素的集合。”这说明，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具有整体性的行为和功能。每个工业产品都是由一定的元素组成的，各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具有新的产品功能。如工业产品冰箱的各个组成部分由压缩机、冷凝器、温度控制器、箱体等，组成一个有机系统，就成了一个具有冷冻、保鲜功能的新产品。而如果把这些零件单独的扔在一起，就成不了特定的产品为人们所使用。这表明，工业产品是一个系统，它符合系统的一般定义，具有系统的普遍特性。因此，我们因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工业产品进行系统的考虑与研究，以便工业产品更好的为人类服务。 1.2工业产品的元素系统科学认为：“构成系统的最小组成部分或基本单元，即不可再细分或无须再细分的组成部分，称为系统的元素。”并且，“系统内部诸元素不是毫无关系的偶然地堆积在一起的，而是有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系统。”如冰箱中各元素（压缩机、冷凝器、温度控制器、箱体等）相互作用，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才使这个整体产生保鲜、冷冻新的功能，否则只是一堆普通的工业零件。 1.3工业产品的环境任何工业产品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并和环境保持着密切联系。长期以来，人们对产品环境的理解只是从产品使用的自然环境着手，把产品使用的地点当成了产品的唯一环境，而忽略了其他因素。这是简单的、线形的环境观。为了更加全面理解工业产品的环境，先来看看系统科学中环境的含义。“所谓系统的环境，指的是与系统组成元素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又不属于这个系统的所有事物的总和。”这说明环境是系统之外所有与之相关联的事物。可见，产品的环境并非仅仅指产品使用的地方，而是产品系统之外的所有与它有关联的因素，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等因素。当我们分析产品与其环境的关系时，应当将产品作为其环境所构成的大系统的元素，从而使环境的功能最优化。因此，工业产品系统、元素以及环境，这三者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工业产品系统决定着产品元素，同时元素的组成制约着产品系统。环境对工业产品系统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产品通过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可以使产品自身更加稳定，从而给产品用户带来方便，给人类带来舒适的生存环境。 2工业产品系统的功能 “凡系统都有自己的功能，这是功能的普遍性。”前文已说明工业产品是系统，那它就有功能。如手机的功能是通信，并且系统的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功能。手机不仅满足通信功能，还有娱乐功能等。另外“，系统的功能还与环境有关。同一系统对不同功能对象可能提供不同的功能服务。对象选择不当，系统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即所谓‘大材小用’。”冰箱具有保鲜冷冻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在夏天的时候把冰箱门打开来降低房间的温度。这会对产品系统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总之，系统的功能由元素、环境共同决定。 3工业产品系统的特性 工业产品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由许多部分组成。由于人们长期受线性思维的影响，把工业产品看成是线性系统。在这种思想下，人们往往只注重产品的各个部分，而忽略了对各个部分之间关系的重视。工业产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主要有整体性和自组织性等特性。 3.1工业产品的整体性在工业产品设计中，往往有这种现象，设计师在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结构或外观时，总喜欢把这种样式附加到其他产品中去，即便这种样式与该产品的功能不符合。为什么一个工业产品的组成部分均来自于其他经典产品样式，而整体效果却并不理想呢？那是因为工业产品系统的整体性强调的是综合性，目的是总的效果，而不是简单的组分叠加。设计师陷入了对产品局部功能的追求，而忽略了对整体的考虑，从而破坏整体功能。只有处理好各部分的关系，才能使产品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仅仅认识部分不可能真正地认识整体，单单从整体来把握对象而不深入到部分也不可能全面地认识整体，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 3.2工业产品的自组织性在产品设计中，设计师经常抱怨，自己满意的设计作品却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只是主观的认为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欣赏能力有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设计师没有认清产品自身的规律，把自己的意志当作产品本身的规律。工业产品作为系统，有它自己特定的规律。如果设计师能按照产品自身的规律去设计，那么上面的现象将会得到根本好转。按工业产品自己的规律进行设计，在系统科学中称作自组织性。“自组织是开放系统在内外因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下，自发地组织起来，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活动。”并且“自组织表示系统的运动是自发地、不受特定外来干预地进行的，其自发运动是以系统内部的矛盾为根据、以系统的环境为条件的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系统的自组织常常与系统的自发运动相联系，是系统本身存在的客观规律。工业产品系统的自组织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体现在产品处在自发运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发地形成结构的过程之中。 4系统科学的工业产品设计方法 4.1工业产品的整体性设计工业产品的整体性特性要求产品的整体性设计，整体性设计原则就是各组成元素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平衡各个方面，而不是只求一点。我们在设计时应该从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来研究产品的功能以及它的运转规律。那种只追求经济不注重质量，或者只追求外观而不注重实用的产品都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只有各种元素相互和谐的产品才是好的产品，并且我们追求的是产品的整体优化。系统科学认为“优化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从而实现消耗最小而效率最高、效益最大的过程。”优化的最终目的是生成后的产品消耗最少、功能最大，使它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否则就会被淘汰。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时把握每个细节，做到产品整体最优化。 4.2工业产品的自组织规律设计工业产品系统的自组织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该利用它。目前，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大致分为6个阶段：（1）方案的提出：寻求产品构思，是产品创新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2）可行性分析：包括市场需求分析，经济分析以及技术分析。（3）样品开发：试制少量产品，看看在产品和工艺规格方面是否存在问题。（4）设计审查：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者放弃。（5）市场检验：通过市场检验确定顾客的接受程度。（6）后续评估：确定是否需要对产品做一些改进。以上是产品的设计开发流程，设计师应该按照产品的自组织规律来设计开发产品。协调好每一个步骤，而不是人为的干预其自组织规律，最后使其功能最大化。 4.3对工业产品功能设计的要求系统都具有功能，并且功能不是单一的。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功能：目的功能：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如前文提到的汽车的功能是代步，冰箱的功能是保鲜冷冻。这是产品的主要矛盾，在设计时尤其考虑这一点。社会功能：这是针对产品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例如现在都讲究环保，在设计时就需要考虑这点，以满足人们的消费心理和国家政策。混合动力汽车和太阳能汽车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在社会功能中还具有文化功能。人类的设计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产品可以传播文化。审美功能：为避免视觉疲劳，产品在获得使用功能外，还应具有美观性。这样产品外观就非常重要：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以及产品的色彩都应在设计时考虑清楚，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人机工程：人对于产品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人不仅是产品的设计者，更是产品的使用者。这就需要在设计时考虑人的因素，使人的生理尺度与产品尺寸协调起来，从而设计出更宜人、更有效的产品。因此在设计产品时应注意以上这些功能的协调性，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对产品的整体考虑，以便获得产品功能优势最大化。 5结束语 总之，系统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系统科学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对工业产品系统进行剖析，对工业产品具有积极意义，并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战略模式探索 【摘要】在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于我国不断发展的几十年里，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推广及其应用已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中，并对我国生产和社会活动产生较为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也出现更多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复杂系统结构;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复杂网络 在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过程中，环境、生态等自然问题以及社会工程技术等经济问题逐渐引起国人关注。社会研究人员与环境管理等工作人员曾多次对问题进行分析并解决，同时遇到很多本质问题，进而模糊了人们对问题客观认识。 一、学科发展趋势分析 对于系统科学而言，主要对系统一般属性及系统运动规律、系统与系统之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等进行细致研究并进行有效分析。不论何种系统，系统内部结构及系统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着系统性能;系统内部结构和系统外部环境所发生的改变都将对系统功能产生或多或少变化。系统工程，主要在于对人工系统抑或是对人工系统同人类相关系统进行的研究。 系统工程较系统科学涉及领域广，具体包括军事方面、工业方面、农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经济方面、能源方面等。我国所拥有系统科学及系统工程学科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正面临重要挑战，如何准确确定我国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发展策略与方向，对我国系统科学同工程学科在未来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二、学科重要问题及学科优先发展方向 1.复杂系统结构及其功能涌动机制以及进化历程 涌现作为复杂性科学较为核心议题，其研究充分体现我国系统科学最为基本思想，部分之和略小于整体，并由此产生新层次系统功能及结构。层次问题也是复杂性科学较为核心议题之一，涌现问题与层次问题息息相关。层次问题主要研究对象即为层次形成条件、层次区分方法及层次稳定条件。系统涌现与系统演化过程在管理方面、引导方面以及控制方面共同组成系统涌现与系统实际应用完美结合的桥梁。涌现现象具有普遍性且其实践意义较为清晰。针对环境和文化等不同类型系统所产生涌现现象，并通过理论与实际有效结合方式，揭示了涌现现象存在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在许多学科中均可得以充分有效利用。 2.复杂群体系统行为机制、模拟及调控 群体系统作为较典型的复杂系统，指的是通过系统科学有效方法对自然群体、工程群体及社会群体等进行定量建立有效的群体行为模型，进而对此类群体实施调控，令群体内涌现我们期望的行为。涌现是由于个体和其周边个体以及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而群体行为产生需要通过建立有效模型并进行分析。群体协作机制及其调控作用在工程运用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3.复杂网络在其结构、功能、性质及其应用等方面分析 复杂网络指的是拥有复杂拓扑结构及复杂节点等行为网络系统，复杂网络对于现实世界是一个涵盖各种较大规模网络的抽象概念。复杂网络在理论上需要研究的内容为各种各样看似毫无关系可言的复杂网络相互之间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其相应解决办法。当前复杂网络在研究方面存在的较为重要问题即为对于网络结构和性质以及网络演化机理等方面依然欠缺可靠系统性理论支持，而网络结构和网络功能相互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依然存在其片面性，针对有效调整网络结构及网络性能缺乏及时可靠办法。各工作人员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相同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使得在对复杂网络进行研究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矛盾、互不相容、甚至完全对立结果。 4.面向复杂任务进行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理论及方法 诸多领域均或多或少包含复杂任务。复杂任务在进行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等问题过程中应以实践为基础，且以实际运用为宗旨，此类问题大多具有较强随机性、动态性及其不确定因素。就目前而言，解决具备复杂任务进行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问题过程中涉及相关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面向具备不确定因素、定性和定量信息共享、多决策目标等特性复杂任务进行合理规划及决策问题多个领域内知识获取与表达方法;面向具备结构化或非结构化、信息不确定性、目标相互冲突等相关特性复杂性任务决策问题方法与理论;面向具备递阶、分层、多人决策等特性复杂任务决策方法及理论;在进行复杂任务有效调度、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具备任务连续性以及任务时变性等重大问题。当前多数人凭借经验解决问题，显然无法适应现代化问题，然后动态算法则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手段。 三、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战略建议要点分析 1.重视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有效研究 自动化学科发展特点大致分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及网络化，自动化学科研究系统在其复杂程度方面也越来越高，急需在理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相应改善，复杂性科学地位及其作用越来越重要。 2.重视真实且复杂的系统研究 复杂性科学在研究方面重点在于以下几点：（1）首先研究具备复杂性这一特征真实系统;（2）其次对具备复杂性这一特征机理进行揭示;（3）寻找描述复杂性系统演变过程中进化方法;（4）最后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 3.注重学科之间相互融合与交叉 复杂性科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涉及许多领域，这一特点使其成为宏观意义上具备一定基础性的复杂学科，该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应不断汲取相关学科成果，并与相关学科进行有机融合和交叉，促进自身不断发展与进步。 4.明确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的定位 在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研究过程中，更多强调较为常见的理论及方法步骤，符合自动化学科以应用基础学科定位这一理念，而且其研究基础方法及其理论同自动化学科具有极大共性。 四、结束语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发展愈加重要，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地位日益提升，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所产生的新理论及实践运用等问题层出不穷，急需较为有效解决方案，希望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系统科学同系统工程学科发展研究课程中来。 作者简介：黄志伟（1977―），男，江西南昌人，硕士，工程师，现供职于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从事计算机与系统工程、决策支持等问题研究。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角下做好高校信访工作的思考 摘要：高校信访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所处环境相对独立，与社会信访工作相对比，有其特殊之处。而高校信访问题的产生，也有其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的原因。系统科学的整体优化、合理组合、动态平衡、环境适应、开放与闭合统一五项原则，对于高校构建大信访格局，实行网上受理制度，做好信访工作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系统科学；高校；信访工作；网上受理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来信、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吁请解决某些问题的活动[1]。信访工作是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领导机关了解基层情况、获取有关政策和规定实施情况的重要渠道。高校信访工作作为高校管理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高校党政领导联系广大师生员工的桥梁，也是广大师生员工参与学校各项管理、向学校反映心声和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高校信访工作对于妥善化解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纠纷矛盾，维护高校稳定发展，创建和谐校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复杂的形势给高校信访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在“系统科学”视角下，维护好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积极促进解决改革过程中遗留的老问题，及时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成为高校信访工作人员必须思考的课题。 一、高校信访工作特殊性分析 高校是进行人才培养和开展科学研究的地方，所处环境相对独立，因此高校信访工作有其特殊之处。与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相对比，高校信访工作的特殊之处有以下四点：一是信访问题的来源和产生地域相对单一，主要以校园内或与校园生活相关为主。二是信访人员的构成相对简单，主要以学生、教职员工以及部分与学校工作关联的社会相关人员，缠访、闹访者相对较少。三是信访人员的受教育层次普遍较高，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比较强，并且善于利用各种途径维权。四是高校人员集聚度高，加上青年学子辨别能力不强和网络传播的便捷性，校园中的事件可以迅速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短时间内就能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二、高校信访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高校信访问题的产生，可以从历史、当前和未来三个维度来寻找原因。 一是历史维度，主要指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和利益格局调整所遗留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调整以及高校各项改革的进行和深化，高校合并、整合、划转、兼并等带来的工作安置、住房待遇、事故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后勤社会化、校办企业改制等，实质上都是涉及对原有格局的改变和人们实际利益的调整，在收益分配、人员安置等问题上如果论证不充分、考虑不全面，或思想工作不到位，都有可能引发信访问题。 二是当前维度，主要指高校在运行过程中，因涉及到师生员工的利益或职能部门工作不到位、政策和规定不完善等原因产生的信访问题。有学者做过调查，信访事项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是学生的管理，所占比例为69.1%，其次为住房和职称等问题，所占比例分别为27.6%和24.1%[2]。此外，在教学管理、后勤服务、校园治安、学生评奖评优、推荐免试研究生、党员发展等方面，也产生了许多信访问题。 三是未来维度，主要指师生员工以及关心高校的社会人士，为高校未来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从提高学校的声望与管理水平出发，通过信访渠道检举揭发个别违法乱纪行为，对高校事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高校建设和发展等[3]。 三、系统科学理论概述 系统科学[4]是20世纪40至50年展起来的一组新兴的科学技术群，包括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维纳提出的控制论、香农提出的信息论、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提出的协同理论以及托姆提出的突变论等。系统科学属于一般科学方法论层次，它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对若干个领域、若干门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它对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教育管理理念的更新，为解决教育管理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促成了教育管理新模式的出现。 系统科学理论包括五项原则，即整体优化原则、合理组合原则、动态平衡原则、环境适应原则和开放闭合统一原则。整体优化原则认为，任何系统的整体功能（E整），等于各部分功能（E部）之和，加上各部分相互联系形成结构产生的功能（E联）。合理组合原则要求对管理中的各个要素（人、财、物、时空、信息）之间进行合理的搭配和组合。如果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不当，就会制约各要素能量的发挥，甚至会产生内耗，降低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益。并且，由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系统的有序、稳定与平衡的状态。因此，要使系统在外界相对微小的干扰之下，系统的状态和系统内部秩序（即结构）保持不变或经过调节控制而保持不变，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而环境适应原则要求系统应具有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身、保持稳定的能力。因为环境在吸收系统的产出，为系统提供资源和机会的同时，又给予了系统许多约束条件。最后，开放与闭合是系统运动的两种方式。开放是指系统与系统之间或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的方式。系统都具有开放性，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有机关联保证了系统的开放性，是系统与环境之间有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闭合也是系统的一种属性，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有机关联保证了系统的闭合性，使系统实现自我调节、自我控制。 四、系统科学理论在做好高校信访工作中的借鉴与思考 （一）构建大信访格局，实现高校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合理组合 按照系统理论的观点，从“功能”的意义上讲，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其各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简单相加。由于高校这个系统整体不是各个单位、部门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各个单位、部门之间合乎规律的有机集合体。这样的整体具有调节和控制功能，它不仅使各个单位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通过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其结构的功能，减少相互之间的摩擦与损耗。 高校作为一个系统，按照整体优化原则，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信访部门的作用视作E联，如果信访部门作用发挥比较好，则E联的取值就大于0，所以整体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就实现了整体优化。否则，就很可能产生非整体优化的局面。 构建高校大信访格局，即建立高校内部各个部门共同参与校内校外互相联动、网上网下相互结合的信访工作格局[5]。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高校办公室等部门的综合协调、整合资源、督查督办的职能，对信访所涉及的问题“横向联系到边” （相关职能部门及负责人）、 “纵向负责到底”（信访人员的诉求处理情况）；另一方面，需要各单位共同参与、各负其责，从合理组合的原则出发，将信访工作列入部门工作职责范畴，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使信访工作中所涉及问题的解决得到体制上的保障，促进各部门职能和关系的理顺。同时，各单位和部门要规范和明晰工作流程、工作的注意事项，对于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流程、所需时间等提前在网上或者公告告知。对于涉及多部门的事项，信访部门要从整体优化的角度出发，加强职能部门间的横向联动，协调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更妥善地处理好师生诉求，避免信访问题拖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办而不结，要“案结事了”，不留后遗症。 （二）以开放的观点主动适应校内外环境变化，在动态平衡中推进信访工作 系统科学认为，管理就是求得系统与环境的平衡。对于开放的高校来说，校内外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学校各项工作的有序、稳定与平衡的状态。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现实发生的和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问题，都需要高校管理者具有动态管理观念，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从现状中剖析本质联系，从未来中看到变化趋势，不断地对高校内部进行整顿、调整、改造，以便建立新的秩序、新的稳定、新的平衡。相对稳定的状态是高校各项功能发挥的前提条件。要达到动态的平衡，就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控制机制。从信访部门承担的职责出发，我们认为，调节控制作用的发挥就要依靠信访部门的横纵向联系与协调沟通。 在具体工作方法上，要抓好信访工作机制建设，预防和化解信访问题。一是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抓好组织领导，确保信访责任落实到位。坚持分级负责制，各级领导要按照工作分工统筹部署和调度协调分管系统、部门的信访问题，特别是突出信访问题的化解工作。二是完善保障机制。从人、财、物三方面入手，做好信访工作基础保障。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开展信访业务培训等方式，提高信访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提供资金经费保障，专门用于信访突出问题的解决和救助；建设完善信访工作平台，包括实体信访平台（信访接待室等）、虚拟信访平台（信访网络服务平台）及相关设施、设备，为信访工作开展提供物质保障。三是创新工作机制。要大力推进信访工作创新，以“畅通、规范、公开、有效”为指导，从畅通拓宽信访渠道、规范信访工作、推行“阳光信访”、推动合理诉求有效解决着手，创新工作方法，千方百计推进信访事项解决，严谨细致地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增强信访公信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6]就我校工作实践来说，当前重点是要做好信访网络服务平台“师生e线”的运行推广工作。首先，要积极推进信访网络服务平台“师生e线”的功能整合和运行机制建设，以全方位的服务功能和健全的规章制度提升工作效果，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其次，做好“师生e线”的推广宣传工作，引导信访人员多上网、少走访，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逐步把网上信访作为解决信访问题的主渠道。再次，还要注意网上信访和网下督办相结合，既要做好师生诉求网上受理、在线流转办理工作，更要做好跟踪服务，督促各业务部门和单位及时回复信访人员所反映的问题，限期予以解决，责任到人，力求“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视角下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 [摘要]破解城乡二元教育结构，赋予城乡居民以平等身份来获取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促进城乡职业教育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当前职业教育系统关注的热点和难题。文章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定格城乡职业教育二元格局困境、城乡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方向背离城乡统筹发展趋势、城乡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结合度失调导致职业教育供需失衡三个方面揭示了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理论、资源集约理论及产业关联理论提出了支持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可行策略。 [关键词]职业教育 城乡统筹 产业转移 二元格局 城乡职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深度挖掘我国丰富人力资源的内蕴价值，提高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从城乡经济统筹发展角度分析，当前制约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就业人口问题和区域产业升级问题。就业人口问题主要集中体现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转移问题。大力建构适应现代区域产业发展特点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着力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事业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有助于将众多的农村低素质劳动力人口转变为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产业技术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农村经济稳健发展的制约问题。我国国民经济正迈向稳步增长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障碍是高级技术工人的匮乏。城市职业教育系统的办学资金和教学设施设备实力相对雄厚，技术娴熟型教师资源丰富，但城市生源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多数不愿入读职业院校。农村职业教育系统的教学设施设备数量充沛但质量相对低下，教师总量庞大但对先进专业技术的掌握水平有限。城乡职业教育系统应当基于合作共赢理念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结合地方政治与经济发展现状来制定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以有效促进城乡职业教育事业与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定格城乡职业教育二元格局困境 1.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环境奠定城乡二元化职业教育发展格局。城乡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失衡问题是我国城乡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阵痛，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引致的与城乡居民身份相挂钩的城乡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差异性。国家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集中发展城市工业战略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是导致城市与乡村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的制度根源。由此造成的城乡二元分裂问题扩散到职业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传统的相对落后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少数较发达的城市职业教育并存的二元化职业教育发展格局。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在职业教育资源的投放上也呈现重城市、轻农村现象和东多西少的阶梯状。虽然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认识到该发展模式的问题的严重性并力图消弭二元化格局的恶果，但在相对稳定的宏观政策格局约束下，其政策缺乏实效性。 2.城乡二元化职业教育格局下的农村职业院校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话语权缺失，进而冲击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人才基础。职业教育界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性有着一定水平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措施来缩小城乡职业教育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凭借城市的政治与经济优势，城市职业教育管理者享有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发展内涵的决策权。但是，当前职业教育宏观发展规划决策者多具有城市背景，缺乏农村职业教育经历，这使得其所制定的城乡统筹发展规划更多的是基于城市职业教育知识，其政策实质是将农村职业教育视为对居于相对发达地位的城市职业教育的补充。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资源基础不同，社会与经济发展逻辑也有较大差别，依据城乡统一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而非城乡统筹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来发展两地的职业教育事业，对于我国富有农村文化传统的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缺憾。农村职业院校对其自身发展战略话语权的丧失，使得掌握职业教育发展政策话语权者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定格为培养城市工业化进程所需技术类人才的方向上，这种定位将农村职业院校排除在农村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战略决策权外，缺少自主参与、自我决策的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历程势必艰辛，由此导致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势必影响城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后劲，破坏城乡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 （二）城乡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方向背离城乡统筹发展趋势 1.农村职业教育内涵式建设滞后于城市职业院校内涵式发展。城市产业化进程的加速吸收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城市产业升级则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提出了技术升级的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符合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国家教育管理部门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将职业教育机构设置权限下移到省职业教育主管部门，由此催生了职业院校办学规模的大幅扩张。但是，职业教育质量并未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同步提升，新建及扩建职业院校的教务管理水平和教学软硬件设施都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生均教学资源的严重匮乏影响了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素质与能力，进而降低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城市工业化所引致的技术类人才供不应求的职业教育现状提升了城市职业院校吸纳包括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在内的各类职业教育资源的能力。由于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在与城市职业院校展开职业教育资源竞争的过程中，传统的服务农村社会和农业产业的农村职业院校缺乏竞争资本，由此导致农村职业院校的专业职业教育教师的大量流失。因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经济格局未改观，农村职业院校缺乏吸引新职业教育人才的经济实力，造成农村职业院校将其更多的办学精力放在了维系生存而非内涵式发展上，从而导致城乡职业教育内涵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城乡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方向与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方向相背离。职业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结构类型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所要求的人才需求结构不一致，其根源在于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理念短视化问题严重，缺乏对城乡统筹发展格局下的长期人才需求结构的有效预期，从而导致城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脱离社会与经济长期发展趋势所提出的人才需求结构。具体而言，部分职业院校片面地迎合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热点来设置专业或者改造旧专业，其专业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是谋求职业院校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经历短期的火热招生洗礼后，却又陷入了毕业生就业难的尴尬境地。 （三）城乡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结合度失调导致职业教育供需失衡 1.城乡职业教育的总量供需失衡和结构化供需失衡问题并存。自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拉动了职业教育需求，我国职业院校技术人才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区域经济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与职业院校的技术人才供给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实社会中的技能型人才供需关系的影响要素呈非线性关系。部分职业院校缺乏对人才市场的深入调研，对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特定专业技术人才的规模和质量缺乏必要认知，这导致职业院校的专业技术人才供给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所需专业技术人才结构之间产生错位。解决技术型人才供求均衡问题的要点并非在于作为供给方的职业院校，而在于技术型人才需求方。技术型人才需求方需求信息的不透明性导致人才供给方难以清晰直观地了解到需求方信息，从而延长技术型人才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信息匹配时间。另外，从技术型人才需求信号发出到人才需求得以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也导致职业教育人才供需失衡问题。区域经济的人才市场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信息呈现动态变化态势。技术型人才需求与供给匹配结果虽可迅速反映为技术型人才的市场价格，但职业院校从获悉特定专业的人才短缺或人才过剩信号到学院做出调整该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决策，再到该专业职业技术人才的成功培养所需的周期较长。考虑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长周期属性，由供需双方信号传递时滞问题所引致的技术人才市场的供需失衡问题难以被消除。 2.城乡职业教育系统缺乏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有效平台。城乡职业教育系统服务区域经济企业的过程是职业教育系统人才服务功能的发展与完善过程，横亘在二者之间的主要问题是沟通平台缺位制约了技术人才供需信息的顺畅交互。从政府层面而言，职业教育主管部门惯于采取过分强调政府行政干预的传统方法来治理区域产业经济与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问题。由于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技术型人才培养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对其所需人力资源类型的投资行为，这决定了利益基础在促进企业与职业院校间建立合作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而在单纯行政干预下的职业院校与企事业单位的互动关系缺乏利益交集基础，难以建立深入和持久的合作机制。 二、系统科学审视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一）基于公共服务均等理论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1.推动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城乡统筹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是统筹职业教育规模及职业教育质量，确保城乡职业教育办学结构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职业教育办学效益与职业教育的社会投入成比例。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半公共产品属性，需要政府公共力量的支持。职业教育主管机关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调节式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结合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来定位本地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方向，并根据各地的职业教育发展基础来稳步提升职业教育发展质量。地方政府应当从财政拨付办学经费层面有效调控城乡职业院校的发展水平。各地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对上级政府拨付的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本级政府的财政拨付款实施统收统支式统筹管理。职业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深入调研生均所需实际办学经费来确定财政拨付办学经费的实际额度，并按资金用途足额拨付给各职业院校。针对农村职业院校贫困生较多的问题，地方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在落实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基础上，对职业院校中的农村生源贫困学生给予学费减免和生活费补助支持。地方政府对农村贫困生的财政支持并非单向的财政资源耗费，而是对促进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力资源投资。这是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职业技能，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技术障碍，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高效农业产业领域转移。 2.以城乡职业教育机会均等化为切入口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城乡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有助于提升城乡居民掌握社会化大生产所需技能的能力，增进区域经济社会各界成员间的融合，以有效应对新技术进步对弱势群体所提出的生存挑战。城乡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本质是指在政府职业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下，以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统筹规划方案为指导，通过城市与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实现城乡居民享有大致公平的职业教育机会的权利。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应当注意如下要点：一是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要求政府转变以经济为中心的单调式政绩评估方式，转而建立起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为标准的政绩衡量新体系。二是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并非简单的人人享有同样的职业教育服务，而是城乡各阶层民众享有均等的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其均等化落脚点在于城乡居民享有职业教育的机会权的相对均等性，其公平性则内蕴着相对性的含义。三是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要求突出对包括农村生源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性。地方政府要保障包括城乡居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接受职业教育的均等机会，使得出身境遇不同的城乡居民都能有尊严地从事各类社会工作。将职业教育纳入政府供给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战略的首要内容是拓宽接受城乡职业教育人口的基本覆盖面，将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失业和半失业者、失学者、妇女群体和残障群体纳入城乡职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象。 （二）基于资源集约理论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1.实施区域范围内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集约化统筹发展战略。在城乡区域职业教育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下，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粗放式配置模式将增加职业教育存量资源配置的无序性和职业教育增量资源的无效性。各地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集约化战略，通过优化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方案的方式来积极推进集约型职业院校建设，使本地区职业教育事业步入良性发展循环系统中。职业院校的常设专业在长期办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城市与农村职业院校应当结合自身办学特色，集中其职业教育优势资源，形成支持区域范围内城乡统筹发展的精品职业教育专业。由于职业教育资源的生均办学经费开支高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生均办学经费支出水平，办学经费短缺势必对职业教育质量造成持久性冲击，削弱职业院校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吸引力，降低学生报考职业院校的积极性。职业教育资源集约化战略有助于城乡职业院校消除专业重复性建设所造成的办学经费开支浪费问题。职业院校可将削减的重复性专业建设占用的办学经费开支用于打造特色化精品专业，增强职业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职业院校特色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2.推进跨区域职业院校师资力量统筹配置战略。职业教育管理部门应畅通城乡职业教育互动渠道，建立有序的职业教育资源流动机制。城市与农村职业院校应当统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城乡职业院校间的职业教师交换工程来促进农村地区职业教师队伍从业素质的提升和师资队伍结构的优化。由于城市与农村地区职业院校的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推进城乡职业教师交换工程时，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教师的切身经济利益，在保障参与城乡职业教师交换工程的职业院校教师的薪酬福利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优化农村职业院校的既有师资队伍。农村职业院校可在专任教师整体队伍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适当加大兼职教师占比，以形成专兼教师合理搭配的师资力量格局。通过引入城市职业院校优质教师资源，可以对农村地区原有职业院校教师施加良性的竞争压力，为农村职业院校培育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师资力量。农村职业院校还可大量吸收社会各界优秀的管理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以有效弥补农村职业院校实践类教学实力相对不足的缺陷。 （三）基于产业关联理论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策略 1.与区域经济支柱产业之间建立起关联发展机制是统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重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步入深水区，宏观经济发展基本面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向新常态的稳定增长方向转型，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主题。这要求城乡职业院校采取可行的因应策略以配合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当前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正朝着高技术化、高经济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各种基于新兴技术的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城乡职业院校应与区域产业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工作关联机制，通过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式来适应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随着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内部分工合作关系日益复杂，产业内部各企业资源的整合度和产业外部的跨产业关联度日臻强化，区域经济以实现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方式来参与全球化的产业竞争。新的产业链竞争格局决定了单所职业院校的有限办学资源难以独立担负全产业链竞争所需人才的培养工作。城乡职业院校需强化区域范围内的校际合作，增强其服务区域产业链系统的能力。地方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可以按产权市场规律来将地方各职业院校整合为职业教育集团，以产权为纽带来强化城乡职业教育系统内部成员间的有机联系。城乡职业院校可通过行业协会等形式来建立起松散型城乡职业教育联盟，以增强城乡职业教育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同时，城乡职业院校也可基于职业教育集团或职业教育联盟平台来与区域产业链企业签订人才培养订单，强化职业教育系统与区域产业系统之间在人力资源培养领域的协调力度。 2.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是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要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构揭示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内在特征，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岗位收入水平则直接揭示了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基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讨论，职业院校的办学终极目标指向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以有效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决定了城乡职业教育事业统筹发展策略的制定应当以深入调研区域经济的人才市场需求为前提。当前制约城乡职业院校统筹发展的首要障碍在于城乡职业院校之间存在围绕生源争夺和就业市场竞争问题的冲突。诱发城乡职业院校冲突的根源在于各职业院校的办学方向重叠，以及因办学实力相对薄弱使得各职业院校停留于低层次的招生就业竞争。城乡职业院校的低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限制了区域产业升级的空间，区域产业升级受困则反向作用于城乡职业院校，迫使其通过持续培养低技能型人才来满足区域经济的低级产业的发展需求。为此，城乡职业院校需增强在高技能型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以大规模的高技能型人才供给来推动区域经济形成新兴高技术产业链条，以新兴高技术产业来促使区域经济体内的人力资源需求结构变迁，进而以大规模的高技术型人力资源需求来拉动区域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层次升级。上述区域经济的产业演进与就业结构之间良性互动关系促成了地方职业院校的高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企业的高技能型人才需求之间在新技术水平上形成新供需平衡关系。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哲学研究论纲 [摘要]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构建系统科学哲学论纲：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包括系统科学的“语词系统”、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和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包括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和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研究包括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及其原则、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和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三个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系统科学哲学研究论纲的有机整体。 [关键词] 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哲学；论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 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 “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陈忠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陈忠[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陈忠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八大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四、结语：研究纲领的一致性 正像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样，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内在统一性。本体论的研究提供“是什么”的问题，即系统、系统科学以及系统科学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回答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获取系统、系统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方法论的研究提供知识“如何获取”的问题，即获取知识方法的研究。这种内在统一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系统科学哲学乃至具有跨学科统一性的系统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哲学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内容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如系统科学价值论、系统科学引起的观念变革、系统科学及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所有相关哲学问题的探讨必将加深对系统科学理论、方法及其技术成果的认识，同时推进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进程，为哲学知识论的探讨提供重要的基础原料。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最终推动系统科学的发展。 系统科学论文: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 探讨了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必要性及意义，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为完善MPA教育课程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公共管理硕士 系统科学 复杂系统 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MPA）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课程设置在MPA教育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合理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学员知识结构的构建以及指导学员的工作实践。我国MPA课程设置尚处于初步完善阶段，课程结构一般分为核心课、选修课、社会实践与研讨。本文讨论了面向MPA开设系统科学选修课程的必要性及意义，并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在开设相关课程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1 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必要性与意义 MPA专业学位教育的学科基础是作为公共部门管理及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活动，是研究公共管理机构的组织机构设置、管理过程、管理手段、管理效能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公共管理问题日益复杂，其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 公共管理研究对象复杂是公认的，而且其研究重点、范围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变形虫”。②单一学科、简单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满足公共管理科学这种“变形虫”式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围绕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研究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整合来自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数学、统计学、运筹学、未来学和系统分析等。多学科交叉与方法融合始终伴随着公共管理的发展，非还原论研究策略也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公共管理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目前对方法的关注主要来自统计学、数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当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方法论研究为特点的系统科学发展并日益受到其它研究领域关注的时候，公共管理学相关的研究还不多见，也不十分系统，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尤为突出。③④ 系统科学是一门研究事物整体的学科，是一门从事物整体性的角度观察世界、研究事物、认识问题的学问，是人类对于系统规律认识的总结。⑤系统科学作为横断学科，比一般的交叉学科如生物物理等涵盖的范围更宽。系统科学把事物看做系统（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量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人类认识、描述、设计、管理、控制系统的一般性的理念、方法与具体步骤，是各门学科的方法论和基础。系统科学以系统论为哲学基础，一般系统学作为基础理论，运筹学、控制学、信息学等为基本方法，以系统工程为工程技术，为人类从整体的观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 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各国的高等学校都在进行教育改革，探索如何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加强通才教育，提高学生的思维素养，重视文理相通，扩展学生的视野，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共识。MPA学员作为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高级管理人才，除了学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还非常有必要学习系统科学这类通识性选修课程，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系统科学的思维。通过系统科学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MPA学员从整体出发、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系统思维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2）系统科学的方法。通过系统科学课程的学习使得MPA学员掌握构建、管理、运行公共组织以及合理高效处理公共事物的方法。（3）系统科学的工具。通过系统科学课程的学习使得MPA学员掌握相关系统建模、分析、仿真的工具。 2 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教学实践 国防科技大学是在钱学森倡导下在国内最早开设系统工程专业的高校之一，遵照钱老的专业建设思想和规划，经过20多年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⑥依托相关学科优势，作为全国首批试办MPA的院校之一，国防科技大学自2001年招生以来，开始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不断探索、积极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1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熟悉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重点掌握动态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以及系统工程方法论，使学员具备初步运用系统思想、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中的复杂系统问题的能力。 2.2 教学内容 按照钱学森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系统科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座桥梁”，其中系统学为基础科学层次，信息学、运筹学、控制学等为技术科学层次，系统工程为工程技术层次，系统科学哲学为连接系统科学与哲学的桥梁。具体教学内容包括如下。 第一讲：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 重点介绍系统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包括系统的分类、结构、行为、功能、状态、演化；系统科学的概念及内涵；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 第二讲：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 主要介绍古代系统思想的萌芽；近代科学中的系统思想；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与发展；系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讲：系统学基础理论。 主要包括确定动态系统理论，包括轨道、暂态和定态解、轨道稳定性与结构稳定性；随机动态系统理论，包括随机过程与随机涨落、主方程与福克普朗克方程；自组织与他组织、序的概念与内涵；静态有序、动态有序；耗散结构与协同学；自组织理论的应用等。 第四讲：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主要介绍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包括Agent及其相关概念，包括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构筑快；复杂适应系统的基本观点，即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的主要特点。复杂适应系统整体建模方法，包括刺激响应模型，包括规则的表示、适应度的修改与确认、新规则的产生；回声模型，包括资源、位置；复杂适应系统软件平台等。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人工生命等。 第五讲：复杂网络理论。 该部分内容主要有复杂网络的结构属性，包括度分布、小世界性、积聚性、度关联性；复杂网络的结构模型，包括规则网络模型、随机网络模型、小世界网络模型、无标度网络模型。复杂网络同步动力学、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复杂网络交通动力学、复杂网络抗毁性等。 第六讲：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 控制、控制论、控制系统；控制的任务，包括定值控制、程序控制、随动控制、最优控制；控制的方式，包括简单控制、补偿控制、反馈控制。信息的概念、信息的度量、信息的传递；信息论的概念、信息论的历史、信息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运筹学的概念、运筹学的发展、运筹学的分支。 第七讲：系统工程概述。 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历史，系统工程的基本方法等。 第八讲：系统工程案例。 系统工程发展史上的典型案例，以及当前国内外的热点大工程项目等。 2.3 教学方法 理论、技术、方法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MPA教育质量与效果的重要保证，其中理论、技术与方法是核心，实践是理解消化理论、技术、方法的重要途径。系统科学是一门理论性、技术性都很强的课程，甚至被学员戏称为“MPA的哲学课”和“MPA的数学课”，很容易陷入“听不懂、没有用”的尴尬境地。 考虑到MPA学员哲学、数学基础普遍较差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案例驱动的教学方式，除了第一讲、第二讲以理论讲述为主外，本课程教学内容均以实际案例作为入手点，通过案例引出理论、技术、方法，通过理论、技术、方法归纳总结实际问题，引导学生举一反三。例如，第三讲动态系统理论我们从计划生育政策讲起，第三讲自组织理论我们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讲起，第四讲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我们就从股市震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讲起，第七讲系统工程我们就从三峡工程讲起。 此外，我们还引导学员结合现实世界中的热点问题利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知识进行思考和讨论。例如，我们在课程中讨论了“从系统科学角度看中医”、“从系统科学角度看风水”、“从系统科学角度看科学发展观”、“从系统科学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同时，我们还鼓励学员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去理解和认识系统科学，并把它作为开卷考试的论述题。 3 结束语 MPA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位教育，为培养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开辟了一条新路。但同时也应看到，MPA教育在我国尚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尤其薄弱。为此，必须不断进行教育创新，以促进MPA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探讨了面向MPA学员开设系统科学课程的必要性及意义，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介绍了国防科技大学开设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希望与广大从事MPA教育的工作者们一同探讨。 系统科学论文:在实践中完善形成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 一、亲近学生，研究学生；展现自我，树立威望 班主任要善于接近孩子，体贴和关心学生，和他们进行亲密的思想交流，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老师对他的亲近和爱，这是班主任顺利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研究学生是教育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最好的途径是首先通过活动观察了解班风、学风，了解全班主要的优缺点并分析其原因所在，了解家长普遍的文化层次，找到亟待纠正的弱点；其次要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了解个人的生活环境，掌握哪些是积极分子，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学生等等。 在亲近与研究学生的过程中，我们班主任要努力展现自身广博的文化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学生对你既亲近又崇拜，既认定你是值得信赖的老师，又把你当作好朋友，树立起班主任崇高的威望。那么，你的教育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班干部队伍的组建和培养 一个班的集体面貌如何，很大一部分是由班干部带头作用和管理能力决定的。小干部对班集体有着“以点带面”和“以面带面”的作用，他们是“班主任的左右手。”所以唯有慎重地选拔和培养干部队伍，班主任工作才能逐渐从繁重走向简单与轻松。 当选的干部应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干部队伍的组建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存在，班主任必须精心培养：其一，要大力表扬学生干部优点，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帮助小干部树立威信；其二，在鼓励班干部大胆工作，指点他们工作方法的同时，要更严格要求班干部个人在知识、能力上取得更大进步，在纪律上以身作则，力求从各方面给全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其三，培养干部团结协作的精神，要能够通过干部这个小集体建立正确、健全的舆论，带动整个班集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集体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进取心。 三、以强化常规训练带动教育教学工作 良好的常规是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的保障，一个学生调皮捣蛋、不合常规的举动往往会使一堂好课留下遗憾，使整个集体活动宣告失败，甚至使全班努力争取的荣誉付诸东流，直接影响到班集体的利益。因此，要扎实有效地加强一个学生的常规训练。训练的内容包括《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求的常规、课堂常规、集会和出操常规、卫生常规、劳动常规、参观常规以及路队常规等等诸多方面。并且还要根据学生的特点，结合我国多种优秀的启蒙学书籍的学习，强化学生内在素质。日常行为的训练要通过集体或个人、单项强化或全面优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务必使每个学生具有“服从集体，服从命令”的思想，具有自我约束力，形成习惯，保证整个班集体随时表现出“活而不乱，严而不死”的良好班风班貌。 四、拟定集体与个人的远、近期目标 有目标才有动力。班主任要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本班实际情况，拟定全班与小组在知识、能力、情感等方面的远、近期目标，让每一个学生明确我们全班和小组正在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避免盲目、低效地学习和生活，从而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和动力。然后，要引导每一个学生拟定切实的个人远、近期目标，将班集体的动力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帮助和鼓励每一个人进步，使每个人都在明显而又易于承受的压力下自觉要求自己。 目标的制定不是目的，如何通过努力去实现目标，提高学生的素质才是目的。因此，鉴于小学生年龄与心理特征，有两点需注意：一是近期目标较之远期目标更有激励作用；二是目标的制定必须切实，要让孩子能“跳一跳摘到苹果”，不能好高骛远，以免丧失孩子信心。 五、激发学生竞争意识 竞争是一股巨大的、潜在的、其它任何外力都不可能达到或替代的动力。班主任应在班内掀起激烈的、持久的竞争活动。必须强调，这是“互助”、“友好”的竞争而不是“敌视”和“保守”的竞争，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共同的、更大的进步。 一是激发与其他班级学生的竞争意识：从集体活动的表现、班级荣誉的争取、留给老师的印象以及个人获将情况等等多个方面激发全班由整体到个人的与外班的竞争意识。这也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二是设立定期评价制度：以班报“小红花”等相对固定的评价模式，对学生个人和小组的各种表现定期评价，使每个学生和小组明确近期优缺点何在，在班上居何位置，从而增强警惕性和进取心，培养学生的自觉性。三是建立互助组：以互助小组、1+1小组、小组帮助组员等等多种互助方式促使差生取得更大进步，共同实现个人、小组与集体奋斗的目标。四是奖励和批评：奖励与批评的方式各种各样，目的都是鼓励先进、指出缺点、激励所有学生争取更大的成绩。奖励比批评的教育效果更明显。 六、重视主题班会与主题队会的开展 要注重每次活动的实效性，使每次活动都让学生得到一次思想和灵魂的洗礼，留下深刻印象并指导自己以后的言行。其主题可以根据社会影响、学生思想动向以及偶发事件拟定。比如激励学生好好学习的班会《古代勤奋学习的故事》，教育学生正确对待金钱的班会《一分钱》以及教育学生讲究卫生、预防非典的队会《非典可防也可治》等等，主题都非常优秀。 七、学生个性特长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素质教育应时代需要所培养的人才应是高素质的，是有创造性的人才。班主任在使素质不同的全体学生在各自原有基础上都得到尽可能大的提高和发展的同时，更要努力发掘学生的潜能，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创造能力，培养他们成为班上各方面的顶梁柱和带头人，也为培养21世纪的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诚然，在我国的班级授课制度下，在教育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关心，学会做事，学会生活”的过程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内容是复杂的，任务是繁重的。但是，只要我们真诚地捧着一颗“爱心”，加深理论修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形成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是完全能够出色的完成班主任管理工作的。 【作者单位：漾濞县上街完小 云南】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方法探赜 [摘 要] 系统科学方法是以系统科学相关学科理论为基础，处理各种类型系统问题的方法的集合。在内涵的规范下，外延涉及国内外代表性的系统科学方法，包括“综合集成方法论”、“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和“批判系统思考”等。 [关键词] 系统科学方法；内涵；外延；综合集成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 方法论研究一直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科学世界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科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或“必不可少的要素”[2]80。系统科学是一个具有较强方法论性质的学科，系统科学方法在诸多学科领域（如管理学、教育学、生物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认识却存在着一定混乱，本文在结合学界观点的基础上，将通过对内涵与外延的探讨全面分析系统科学方法，为它的广泛运用奠定理论基础。 一、方法与方法论 方法与方法论在国内外学术界经常被混用。吴彤把方法定义为：“探索事物的一种途径，其字面的含义也是‘论述行动的途径’。方法也是一种运用手段的认识活动过程。”所谓方法论，“就是讨论、研究方法的理论，也是关于方法的合理性的理论，即关于方法的哲学。”[3]李志才用“五个有机联系着的层次或要素”表征方法的内涵，并进一步指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系统。它的原理应包括方法的内在结构、方法的本质特征、方法的来源和发展、方法的分类、方法的功能评价、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等等一系列问题”[4]。这两个概念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国内外学术界经常被混用。 Klir在探讨系统方法论时，“把系统方法论定义为研究各种类型的一般系统类别及其处理与这些类型系统相关问题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法的集合”。简单讲，他把方法论看作是方法的集合，另外，他进而提出了“系统元方法论”概念，“即对系统方法和方法论（整合的诸方法之集合）的研究”，“它的研究目的是确定一种方法（或方法论）的一些专门的特点”，“系统元方法论的主要功能是评价和比较处理系统问题的各种类型的方法，同时去除那些不适宜的方法”[5]。从物理学的量纲来讲，方法的集合一定只能是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在Klir这里的方法论更接近于通常意义上的方法，元方法论接近于方法论。国内的几本科学方法论史的著作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几乎每本方法论史准确的说都是方法的历史。在系统科学领域，这种方法与方法论的混乱更加明显，诸多冠之以方法论的内容基本上都属于方法范围之内。比如，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等，以及国内学者钱学森、顾基发、吴学谋等人的方法论，某种程度上更像某种研究方法，后文会具体说明这些方法。但事实上，对于方法和方法论这两个范畴的说明在国内还是比较清晰的，如上文吴彤的观点，再比如陈忠的观点：“方法就是人们看事物、想问题、办事情的思路、原则、程序、步骤和技巧。……方法论则与方法不同，它表现为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是比方法高一个层次的东西，方法论要回答的问题是方法的客观基础，以及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等等。……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获得好的方法。……方法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即体系结构。”[6]612-613另外，朴昌根论述系统方法和系统方法论所提出的观点，也是笔者所赞同的，只不过他称方法论为方法学。[7]79-81 笔者同意吴彤、陈忠等对一般意义上方法以及方法论的界定。诸多学者探讨过的实验方法、观察方法、归纳方法等，或者各种方法的组合，观察实验―归纳方法和假说―演绎方法等都是科学方法，并非方法论。这种界定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前许多书名为方法论的著作可能都要改称为方法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身即是方法论，或论方法。如果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6]613，那么方法论研究就应该是对“关于方法的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研究尚不存在，因为研究方法的理论还不存在，谈何对之进行研究。Klir的元方法论在这种意义上很明显更应该称之为方法论。因此，很多文献中提到的方法论研究、方法论变革等也就失去了指代的意义。换个角度说，当前学界提到的方法论变革指的主要是方法的变革，是在做方法论，研究方法，理解其意即可。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是以方法为研究对象，做方法论研究。 进一步讲，与科学发现相对应的是方法，与科学辩护相对应的一般是方法论。以波普为例，他提出的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的四段图示[8]，是向人们展示他提出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告诉人们如何做，即方法；他进而把这种思想上升为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证伪主义观点，即进入了科学辩护的层面，即方法论。因此，包括库恩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等都属于方法论，或者说是通过对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的思考总结出的一些思想理论。 二、系统科学方法的内涵 （一）系统方法与系统科学方法辨析 当前学术界提到最多的是“系统方法”，所指的含义却有所不同，事实上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该术语。一是以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形成的系统方法，魏宏森的观点是其典型代表：“系统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即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显著特点是整体性、综合性、最佳化。”[9]另一种含义是在系统科学方法意义上使用的系统方法，如朴昌根即是如此。[7]80丁把它总结为：“以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众多现代科学理论为科学基础而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10]19-22或者说，是以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方法的集合。为了避免混乱，后文把以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为基础的系统方法称之为系统论方法；把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系统方法称之为系统科学方法，前者是后者的真子集。 国内第二个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体系是由顾基发、朱志昌等人提出的“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WSR）”，它是把物理、事理、人理有机融合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体系。 [22]8在该方法体系中，“‘物理’指涉及物质运动的机理，它既包括狭义的物理，还包括化学、生物、地理、天文等等。……‘事理’指做事的道理，主要解决如何去安排。通常运用运筹学与管理科学方面的知识来回答‘怎样去做’的问题。……‘人理’指做人的道理，通常要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去回答‘应当怎样做’和‘最好怎么做’的问题”[22]15。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的实践准则是“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22]16，它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综合原则、参与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迭代原则。[22]20苗东升通过对这种方法或方法论进行分析，把它归于软系统方法论名下。[23] 邓聚龙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理论中的灰或灰色指“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或者二者皆有的现象。灰或灰色亦可称为贫信息现象”[16]231。“灰色系统是指信息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或二者兼有的系统。”[16]239以此为基础，灰色系统理论就是“处置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论”[24]，“灰色系统理论属系统论范畴。灰色系统理论以信息不完全，不确定系统的行为表现、行为内涵、行为关系、行为环境的层次性、动态性、信息性、量化性……为主要研究目的。”[16]239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灰观念、灰生成、灰建模、灰预测、灰决策、灰控制、灰数学、灰哲学等。[16]240相对应的，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处理灰色系统各种问题的方法就构成了灰色系统方法。 吴学谋创立的泛系理论与方法也已经在国内外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泛系方法论是“泛系哲学的主要组成之一”，它是将“泛系理论（泛系哲学、泛系数学、泛系工学等）运用于科学认识和科学研究过程，运用于认识与实践”形成的各种泛系方法的总和。[16]112或者可以把泛系理论与方法简单总结为“研究广义系统、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它的特点是宏观、微观兼顾并具有多层次网络体系”[25]。 （二）国外提出的系统科学方法 国外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或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动力学等方法在内的硬系统方法或硬系统思考，切克兰德提出的软系统方法论，Ulrich的“批判系统启发法”（CSH），还有“全面系统干预”（TSI）和“批判系统实践”（CSP）等在内的批判系统思考（CST）方法，以及Klir创立的被称之为“一般系统问题解决者”的方法体系等。 系统工程自从20世纪中叶由贝尔公司提出以来，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管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重要方法。系统工程可以简单总结为：“系统工程是一门纵览全局，着眼整体，综合利用各学科的思想与方法，从不同方法和视角来处理系统各部分的配合与协调，借助于数学方法与计算机工具，来规划和设计、组建、运行整个系统，使系统的技术、经济、社会效果达到最优的方法性学科。”[26]7当前系统工程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可操作的程序处理复杂的系统问题。系统分析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经常被认为是包含在系统工程大的方法体系内部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关于系统工程的具体操作与实践问题，在任何一本系统工程的教材和著作中几乎都有详细说明。在国内外各个高校的相关院系也都开设了相关课程，表明了这一学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管理学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可。这些切克兰德笔下的硬系统方法论主要是解决问题比较确定的问题，随着系统分析方法在诸多领域的广泛运用，问题本身就成为了问题。[26]27-28用切克兰德的话讲，软系统方法论是专门处理不良结构的问题[27]161，或者说为这种问题本身不确定性的问题的解答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切克兰德提出的七个步骤的方法循环图是其方法思想的集中代表。[27]163切克兰德虽然也给出了他的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但是也正如他所说，他的方法更多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27]161-162 近些年的学术界，在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论以及诸多系统思考相关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多种应用于管理学的系统科学方法。其中Ulrich提出的“批判系统启发法”、Flood和Jackson创立的“全面系统干预”以及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判系统实践”是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和方法。后两种方法是“批判系统思考”（CST）的典型代表，Jackson用“创造性整体论”一词表示这些方法或方法论思想。[28]在Jackson的《系统思考》中对这些方法的形成与发展、方法及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哲学根源与影响，以及对实践管理人员的具体价值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阐述，此处不再重复。Klir为了处理各种具有关系性的系统问题，提出了他称之为“一般系统问题处理器”（GSPS）的方法论体系结构。包括三个部分：概念框架的执行部分、操作部分和两个交界面。[29]该方法论可以被应用于诸多一般系统问题的处理与解决。Klir和Elias专门撰写《系统问题解决的体系构建》，详细阐述了该问题。 除了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科学方法之外，应用各种系统科学理论处理问题形成的方法都属于系统科学方法的范围之内。比如应用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学、CAS理论等分析问题形成的方法。魏宏森的《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和周昌忠《西方科学方法论史》对所谓老三论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则对之后的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形成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CAS理论与方法在国外的诸多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广泛发展和运用。另外，像黑箱方法、模型方法、复杂网络方法等也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介绍这些方法，而在于通过对这些方法的分析进行方法论探讨，因此不再对具体方法做一一阐述。 系统科学论文:系统科学引领英语系统教学 摘要：系统科学是信息时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研究事物系统性的科学是系统论。课堂教学是一个整体，也可构成不同的系统。我们试图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打开课堂教学改革之窗，为一线教师深入教学改革的深水区探路提供便利，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系统科学；改革；启示 英语系统教学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指导教学设计和实施教学改革。事物系统性特征表现在多方面，如非线性特征、涌现性特征、不确定性特征、整体性特征、有序层次性特征等，但与英语系统教学密切相关的，又能给教改有一定启示的特征，主要有整体性特征、有序层次性特征、反馈控制性特征，我们依据自己的实践具体阐述如下： 一、英语系统教学的特征 1.教学整体性特征 教学整体性原理是系统教学的核心理念。教学整体性原理要求教师把系统教学看成是个整体，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教学设计和施教。 整体是由部分（要素）组成的。需要指出的是系统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系统教学的整体是一个有机体，会产生新质的活力和生命的美感，即整体大于部分功能之和。英语教学整体由教学目的、教学主体（师生）、教材体系等要素组成，教学方法和手段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具有新质的整体。 英语课文是一个整体。课文内容由词汇、词句、语段构成语篇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不仅是词、句、段的总和，这是编者把学科知识系统化的结果。当一篇文章进入课堂教学，反映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教学要求，代表着学生认知水平的变化，也体现了一定的教学行为要求的新意涵。所以课文教学也是个整体，整体是由要素组成的。进入课文教学就会形成一定的结构，结构是功能的基础，所谓结构就是指系统要素的组合方式。不同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组合结构，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功能，于是教同一篇课文因结构差异就会形成低效教学、有效教学、高效教学、优质教学的不同功能。爱迪生最早研制的灯炮只能连续照明40小时，而现在的节能灯可以照明6000小时，这是因系统结构中的要素改变了，功能也就显著提高。同样，生物系统之有以有生命，就在它与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以完成自身的不断更新。因此任何开放系统都是相对稳定而又在不断进化的。我们的教学改革和教学设计也应遵循这一规律，要求教师要不断地优化教学结构，把主体、主题、主线等教学要素融为一体，以获得最佳的教学功能。 2.教学有序层次性特征 整体是由要素或系统组成，系统是一个多层次概念。教学过程需要有序的层次发展，如果把客观世界视为一个大系统，它包括许多小系统，每个小系统又包含许多更小的系统，层层分化，乃至无穷。系统论创始人贝特兰菲指出层次结构是系统的部分秩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个系统总是把它当作一个层次系统来对待，因此系统的发展总是有序的，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就是系统的进化发展，反之则为系统的退化消亡。系统的发展进化是一个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有序化的组织过程。人的学习也是一个从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的运用实践过程。教学就是一个人工的有序开放系统，其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认识： a.层次系统的分类：系统可以分为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自然系统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自在的运转。外语教学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人们依据认识建构起来的，是由自为目的控制运转的。它还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界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是人工可控系统。 b.教育系统是个大系统，又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可分为各个层次系统，如：1.国家教育层面，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2.学校教育层面，由教育、科研、管理层次系统，完成培育人才的任务。3.跨学科层面，主要组合学科知识，促进有机融合。4.学科教育层面，协调知识系统层面的联系与组合。5.课时教学层面，优化课时结构，获得最佳功能，实现教学目标。 c.课时系统教学层面：课时系统教学是最基本的工作时段。一篇课文结构复杂，内容丰富，不可能在一课时内完成。在新知识处理中，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课内学科教学层面主要解决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校内学科层面把所学的知识通过变式练习，转化成技能。校外社会实践层面把知识和技能转化成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教学设计必须以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依据教学目标和计划，系统教学的过程设计就成为整体认知（W）、层次切分（L），课时设计（C）、反馈调控（F）、教学目标（O），详见系统教学的设计图：整体认知（W）层次切分（L）课时设计（D）反馈控制（F）教学目标（O） 在系统教学的设计过程中，一篇课文仅是学科系统的小整体，一课时仅是课文中的小整体。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必须关注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教材编写、课程标准、课程设置、教学设计等内容上去盘算思考，有时还会受到国际教育发展的影响，如果语言学、认知学科有了新发展，那么课时系统教学也会受到影响，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必须注意到，有时教学要素不变，但是组合方式变了，功能也会产生变化。 3.教学反馈性控制特征 反馈控制原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思维之中。反馈在系统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反馈则是通过系统信息反馈，调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使系统按照预定的最佳目标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系统只有通过信息反馈，才能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控制。2013年中国的神州十号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交会对接，是由于地接受反馈信息，不断地对他们的飞行轨道进行调控的结果。女航天员王亚萍在飞行中向6000万中小学生授课，展示在失重条件下一些奇特的物理现象，也是依靠信息的反馈和调控，让学生去感知神奇而奥妙的太空，品味蓝天深空的美妙。 反馈控制原理也存在于教学系统之中，而且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只有用好反馈反思控制原理，才能使教学系统不断进化和稳定运行。教学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系统，系统的开放性是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系统发展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系统内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目标协同运动的结果。只有协同运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正是有些老师所说，如果学生不想学，老师再绞尽脑汁也与事无补。因为要素间缺乏协同运动，教学系统很难稳定有序发展，有序稳定地发展需要师生不断地反馈、反思，适当进行调控。 系统科学论文:基于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科学管理及安全预警体系的探讨 摘要：牵引供电系统在高速铁路安全稳定运行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牵引供电系统发生故障将引起高速列车的全面停运。文章对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基本组成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当前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以及管理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确保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实现更加科学化管理的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科学管理，安全预警 前言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高度发展，高速铁路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据统计，“截至 2010 年底，我国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8358千米，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居世界第一，2012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总规模达到13000千米，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伴随着高速铁路事业的飞速发展，其安全性、稳定性也日益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高速铁路整个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供电牵引系统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一、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基本组成介绍 第一，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外部电源。牵引供电系统外部电源在整个高速铁路系统中发挥着“源头”作用，为整个高速列车提供能量持续性供给；供给的方式和途径是通过牵引变压器从电力系统到牵引供电能量的转换来实现的。不同于普通铁路，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所接入的电压一般为220千伏。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外部电源的主要功能是为高速铁路持续性供电提供更加完备供电保障。 第二，高速铁路牵引供变电所。如果外部电源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持续性的保障，那么牵引变电所将外部供电根据电力牵引对电流以及电压的不同需求，转化为适用铁路牵引需求的电能，之后将转化后的电能输送到接触网。高速铁路牵引变电所所在整个牵引供电系统发挥着“心脏”般的功能。在整个高速铁路运行线路中，一般每间隔40-50千米就会设立一个变电所，每个变电所所中安装两套设备，确保铁路稳定、持续运行。牵引变电所包含牵引变压器，除此之外也包括给牵引变压器配套的其它相关设备，如开关设备、电压电流、测量设备等。 二、高速铁路传统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传统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及管理的主要特征。传统模式下，对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进行的管理主要是对已经出现的故障，是对已经发生故障的诊断、维修，而当故障出现之前，证明系统已经在非常不健康的运行条件下运行过一段时间；传统条件下的对牵引供电故障发生位置以及原因进行排查后也能够使系统恢复到以前状态，但是从很大程度上对铁路运行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损失，其经济性、时效性不强。 第二，传统牵引供电系统故障诊断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出现的故障难以查找到真正原因。二是只是针对故障发生后进行的处理。传统条件下的故障诊断只能是对已经出现的故障进行诊断管理，难以实现事先性、预警性预见。三是排除出现故障的时间较长，影响铁路运行秩序。由于只能是针对故障发生之后进行的处理，故障排除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会对铁路运行秩序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三、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科学管理及安全预警的主要措施 第一，采取多元化的牵引供电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该种技术包含对牵引变电所各自动化系统、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故障录波装置、接触网检测车等监测数据的精度、正确率以及各系统监测数据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管理，获取高铁牵引供电变压器的局放以及互感器介质损耗信息，并对不同数据的来源以及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例如，数据发生的时间与空间等，在相关数据分析处理的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化的故障预警与诊断数据模型。多元化的牵引供电数据采集处理技术所涉及到的主要层面包含四个板块，分别为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牵引设备状态的信息采集与处理、牵引设备基础性的信息采集与处理以及牵引维修信息的采集与处理，在相关数据与信息采集处理的基础上，作出对故障性相关分析、监测特征量的选取以及故障特征的提取等方面的分析结果。 第二，高铁牵引供电正常状态下的综合评价技术。对高铁牵引供电正常状态下的综合评价，主要涉及通过建立相关标准对供电系统正常运行的结构、特征、运行等进行诊断定义，建立包括各项数据指标的重要度和时效性的动态评估指标、设备的重要度评估指标、元件及网络的健康程度指标等一系列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状况是否健康、良性作出全面的评估。 第三，高铁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对于高铁牵引供电系统出现的故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诸多因素予以累计的结果。当故障发生时，其前期必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不健康运行状态，当不健康运行状态难以承受正常工作负荷的时候，故障必然发生。究竟故障在哪个环节发生、在哪个设备中发生，则难以作出预先性的判断。如果建立起高铁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体系，则能够在故障发生之前就能够识别出设备的异常，对潜在发生的故障予以避免，建设事故发生的概率。高铁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重点包含两种：一种是对潜在的隐形故障予以预警；第二种是对早期出现的、或已经初露的故障端倪进行的额预警。潜在的隐形故障主要是已经发生却未直接表现出来（或未被发现）的故障，由于其具有随机性和隐蔽性，对于该类故障可以借助于牵引供电故障预警技术中的各设备相互之间关联所形成的制约关系技术予以解决。对于对早期出现的、或已经初露的故障端倪的这种情况，早期故障的特征比较微弱，提取往往比较困难，主要采取保证数据间几何关系和距离测度不变的前提下，展开观测空间卷曲的流形来发现内在主要变量的技术措施。 第四，高铁牵引供电故系统维护技术。对于高铁牵引供电系统而言，采用科学、规范的系统维护技术能够有效延长系统寿命，提高设备性能，提高牵引供电系统的稳定定与安全性。高铁牵引供电系统维护技术包含以下两种：一是主要涉及运行状态检修技术，在科学降低维修成本、提高系统稳定性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协调；二是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对不同线路等级的牵引供电系统维护费用和故障后果损失费用之间实现最优化。高铁牵引供电故系统维护技术，能够有效降低维修保障费用，提高牵引供电系统运行的经济性与可靠性。 四、结语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高速铁路在整个国民经济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越加突出。而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是确保整个高速铁路系统稳定、健康运行的关键环节，尤其是作为高速铁路上电力机车能量的来源，高铁牵引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对整个高速铁路的可靠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牵引供电系统一旦发生故障，不仅会影响到铁路运行秩序，为铁路系统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铁路的安全稳定运行。确保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管理的科学化，必须要综合采用采取多元化的牵引供电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供电正常状态下的综合评价技术、故障预警技术、供电故障排除与处理技术，以更好的确保高速铁路稳健、安全运行。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调查研究报告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害在党。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全会决定，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障，我们党要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举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必将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充分实现、有力维护和可靠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最广大人民的重要基础。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才能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不断增强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础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落到实处，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人民群众看社会是否和谐，不仅看党的方针政策是否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更直观的是看党员干部的作风是否端正，是否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由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引发的矛盾，必须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来解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顺群众情绪，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党风政风影响和带动社会风气，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和治理，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水平和廉洁从政意识，才能促进全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风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本身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能够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共中心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自觉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去，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我们要正确把握形势，把反腐倡廉工作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要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积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采取有力措施，狠抓《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 反腐倡廉必须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解决好这三个“观”的问题，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要摆正主与仆的位置，常存公仆情怀。我们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为自觉行动，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要坚持权与责的统一，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要走出“官本位”误区，强化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领导干部非凡要切记“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要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大力弘扬奉献精神。党员干部要清醒熟悉到自己承担的社会义务，使每个干部都能做到以民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为杂念所扰，不为亲情所困，不为私利所动，让正确的利益观在人们的思想上扎根、实践中闪光、奉献中升华。 要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重点，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结合实际，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促进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章，注重党性锻炼，提高道德修养，培养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完善制度，加强监督，规范从政行为，促进党员干部自省、自律，自觉做到明是非、知廉耻、晓荣辱，做一个心地清静、品行端正的人，要为民、亲民、利民、乐于奉献，要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做一个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人。干部队伍清正廉洁、团结向上，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和廉洁从政意识，规范从政行为。 我们要在行为上养成清白清正的习惯。现实生活中，绝对多数的人都痛恨腐败，但面对腐败现象，仍有一部分人在愤怒的同时，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必须从规范人的行为方式，约束人的不轨举止入手，摒弃那种“臭豆腐”现象。要常怀“畏惧之心”，常思“贪欲之害”，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谨言不会出错，慎行不会跌跤。要强化自我约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常思“贪欲之害”，常观“前车”之鉴，常闻“警世”之言，不做出格之事。要培育廉洁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坚持预防为主，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把清廉、清正、清白的行为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保持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作风。艰苦朴素也是廉政建设的基础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被客观历史事实证实了的规律。我们要淡泊名利重事业，多奉献、少索取，多吃苦、少享受；任何时候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尚的位置，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不求一己荣辱进退。只有这样，党风才能澄明，社会才能和谐。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将其纳入建设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立足长远、着眼现实，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形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格局。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调查/科学态度/现实意义 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是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的行为规范，坚持科学态度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牢牢地把握这一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也就成为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的。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有正确的调查 30年代前期是早期社会调查活动频繁的时期之一，他的许多调查报告和理论总结出自于这一时期，其中，他于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本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唯上和唯书，而不唯实。以为凡是领导讲的、凡是上了书本的都是对的。批评了这种盲目崇拜的迷信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把“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注：《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3、8页。）作为纠正这种本本主义的方法，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页。）的著名口号。第二年，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突出地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的保守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 不仅从理论高度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前提，而且在他本人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他的行为规范之一。在调查研究活动中，他不唯上、不唯书，也不自以为是，不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不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 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对江西省寻乌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是他所作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他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儿子的情形时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参加调查会的3个农民来自不同的3个村子，他们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各自村子里的许多贫苦农民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被迫“卖奶子”（即儿子）。有的一家4个儿子，卖出3个，有的一家7个儿子，卖出5个。”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这些卖儿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要恶狠狠地跑来讨债，“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就是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除去自己的疑问，得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结论。他对此还特别敬告读者说：“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从这里我们对在调查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目了然。 正确的调查是取得发言权的前提，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正确调查的先决条件。不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会有正确的调查。因为，如果采取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态度，对待调查工作就会表现为先入为主和自以为是，或者是把既定的结论或一般原则强加于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验证主观成见的手段；或者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群众的意见，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以主观主义态度进行社会调查，必然把社会调查引入歧途，将其变成歪曲事实的手段。由此可见，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会有正确的调查，有了正确的调查，才会有正确的结论。为中国革命所制定的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的结果。 二、坚持眼睛向下、拜群众为师，才有丰富的材料来源 社会调查活动过程是一个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也就是互相影响，调查者的社会身份、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及作风态度等都会对被调查者产生影响。而被调查者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影响到调查者。在社会调查活动中，总是首先以自身热情、谦恭的态度去影响被调查者。他始终把被调查者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一文中，回忆起十多年前进行调查的情景，写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他在兴国调查中，请来8个农民谈话，开始时，农民很疑惧，不知会把他们怎样，第一天只谈点家常事，脸上也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慢慢他们了解了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这一情节的描述出自于《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开调查会是在农村调查中经常采用的方法，而且他总是采取参入调查的方式，事先拟定调查纲目，调查会上“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明白“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6—17页。）。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尊群众为师，诚恳地向群众学习，以向群众学习为快事。他眼睛向下的态度，使群众在他的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使他获得了对农民、对农村以至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 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仅采取了严格的实事求是和谦恭的拜群众为师的态度，而且锲而不舍地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从丰富的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批评那种“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调查，指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注：《农村调查文集》第5页。）面对社会调查中所搜集的丰富的原始素材，表现了他高超的驾驭能力——透过复杂的现象洞查事物的本质，他的这种驾驭能力是以其科学分析的态度为先决条件。“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注：《选集》第1卷，第99页。）没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也就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在社会调查中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他运用各种科学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材料、总结规律这一方面。这里仅谈谈他使用最多的两种方法： 其一，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正确方法之一。的兴国调查分析了土地斗争中的八个阶级或阶层，了解了旧有土地关系，其中包括田地分配、人口成份和剥削状况，弄清了占人口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的贫农中农仅占20％的土地的不合理状况，“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注：《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的寻乌调查分析了地主、富农、贫农。对于地主阶级，从大中小三个阶层来加以分析，得出“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而将小地主又分为三个层次，从其经济地位来分析年有多余的小地主“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和“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两部分小地主则表现了革命的热情。“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在《寻乌调查》中都列举了这类人士的真名实姓。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对于贫农，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提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即：1.半自耕农；2.佃农中较好的；3.佃农中更穷的；4.佃农中最穷的。但总的来说贫农是“不够食欠债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正如歌谣里所唱：“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 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具体而详尽的解剖，从而弄清了这些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对农村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严格审慎的阶级分析，为制定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其二，对农村通常采取典型调查，注重由典型推及一般。他形象地把这种调查比喻为“解剖麻雀”。非常善于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在他的寻乌调查、兴国县永丰区调查、兴国的八户农民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比比可见。他调查的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调查寻乌，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注：《农村调查文集》第42页。）调查兴国县的永丰区，是因为“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82页。）。他对兴国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调查，目的并不是为了记一笔流水帐，而是为了弄清“农村的基础概念”。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状况，反映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具体地解剖单个的农民家庭，获得对农村的基本知识，是真正认识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的基础。这些知识，只有到农村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验才可得到。没有这些知识，就不知道农民，更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 对偌大的中国农村，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那么深刻的认识，不是他有什么先知先觉，而是他在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采取阶级分析方法，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由个别概括出一般结论，既了解了农村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也弄清了“农村的基础概念”。 的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中国国情，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战术。由于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眼睛向下的科学态度，他实现了这一目的。 四、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党的工作重心、任务和具体条件跟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即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大胆引进、尝试，其是非得失的标准有三条：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与否的判断，不能以主观好恶，而只能以客观实际为依据。那么，认识这些新的情况，新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在没有调查，没有正确的调查之前，则无权说是道非。因此，在70年前为反对本本主义而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对我们今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去记住在战争年代调查的那些具体材料和结论。但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在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采取的以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和眼睛向下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态度，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虚心向群众学习，采取眼睛向下的态度，不耻下问。反之以“钦差大臣”自居，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也一定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由于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调查研究工作中，调查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创新，这并不等于说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所采取的科学分析的态度已经过时。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可以采取矛盾分析、个别和一般分析、现象和本质分析等辩证的分析方法，以求得细致的了解。由于今天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能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和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因此可以较多一些采取便于进行定量分析的抽样调查、普遍调查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比较多的采取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由典型推及一般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了。因为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对于深入了解情况，对客观事物作出定性分析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和一些具体规律，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干部应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情况，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种情况作出全面、客观的了解，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学习和坚持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是我们的调查研究取得成功的前提。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大众开展“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现状调查，掌握有关数据和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建议，从而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 【关键词】失独家庭 社会支持 调查研究 所谓“失独家庭”指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失去其唯一的支撑点，而致使家庭结构瓦解。在“二胎”政策未出台前，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鼓励已婚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因此，许多家庭选择要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家庭。事实上，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一旦子女遭受意外死亡，便形成残缺的家庭结构――失独家庭。这类家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暂时性失独家庭（可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和永久性失独家庭。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年龄在5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因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且没有领养及再生育的家庭。这些失独者因年龄、经济或其他因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和领养子女，随着他们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将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然而，这些失独家庭往往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难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了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了解情况，以期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调查。 一、数据调查概况 （一）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出问卷1300份，收回1026份，回收率78.92%。其中，有效问卷为1001份，有效率97.5%。调查对象为广西普通大众群体，在性别结构上含男性470人，女性531人；在年龄结构上，15岁至25岁的712人，26岁至35岁111人，36岁至45岁67人，46岁至55岁65人，55岁以上46人；学历结构上，初中及以下133人，高中284人，本专科546人，硕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8人；城乡结构上，城镇人口439人，农村人口562人，调查对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掌握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情况；第二部分，了解大众对失独家庭开展社会支持的意见与建议。 调查问卷涵盖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采用EXCEL2010中的CUONTIF函数对统计选项进行频数分析的方式（选择频数与有效样本比值）；针对客观题题作分类统计，辅助使用SPSS进行相关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社会支持是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可以获取各种资源支持。失独家庭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消除心理阴霾，得到物质支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大众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众对失独家庭关注支持的数据和意见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c思考。具体如下： 1.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信息的了解渠道是加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研究的重要内容。调查显示，47.19%的人选择以网络了解失独家庭有关信息，其次为电视（41.38%）、纸质媒介（34.47%）、他人告知（30.46%），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比较少。可见，普通大众获取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的，其中网络、电视、纸质媒介等方式占有较大比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重要载体。 2.大众对困扰失独家庭因素的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大众认为困扰失独家庭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68.40%的人认为源自心灵的创伤成为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63.10%的人认为是缺乏子女关怀；43.10%的人认为是社会关注度不够，难以感受社会温暖；34.70%的人认为是物质生活水平低；31.70%的人认为是国家政策抚慰力度欠缺；26.30%的人认为是周围人的特殊看待；7.0%的人认为是其他困扰。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失独家庭首先面临的是心理上的冲突，其次是物质生活上的困扰，社会大众认为得到心理上的抚慰疏通比在物质生活、社会关注度和国家政策方面得到的关怀更为重要，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失独家庭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3.大众对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因素的思考。调查显示，普通大众认为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65.67%）、社会关注与支持度不够（52.6%）、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49.15%）、社会各方压力（46.05%）。然而，现今对失独家庭心理救助的机构十分匮乏，且失独家庭需要的心理求助往往更为专业，因此解决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主要因素――及时的心理疏导较为困难。此外，国家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关注支持度不够、社会压力等也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影。 （二）大众对失独家庭与社会支持方面的思考。具体如下： 1.“抱团取暖”的社会支持方式。调查显示，有60.24%的人认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者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心理抚慰，尽快走出心理阴霾；仅有15%的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 2.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调查显示，社会大众认为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支持方式包括制定完善与失独者权益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法规（64.66%）、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关注与支持（41.24%）、开展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项的心理疏导和志愿者服务（40.14%）、其他方式（7.21%）。 调查表明，要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针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解决其后顾之忧，使这些失独者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从侧面证实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举措力度不够。其他措施，依次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针对失独家庭帮扶的多元支持体系、提供专门的心理疏导和志愿服务等。 三、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帮扶和支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拓宽大众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多，失独家庭的队伍也逐渐庞大起来，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变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完善依赖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拓宽大众认识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成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完善的关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对于失独家庭有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在“失独者”许可的前提下要多种多样，采取互联网、新媒体、纸质媒体、电视等多种形式，使社会大众广泛了解，进而关注参与到对失独家庭的支持帮扶中来。 然而，失独家庭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私密程度很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部分失独者往往不喜欢被公开报道，不愿受到周围人的特殊看待。社会大众虽然想了解与帮助失独家庭，但却很难获得关于失独家庭的详细信息。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失独家庭信息库，设立失独家庭社会帮扶站，搭建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沟通联系的平台，采取隐秘的手段对失独家庭进行多对一的支持帮扶。这样既能增加社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了解关注乃至加大帮扶支持力度，也能注意保护失独者隐私。 （二）深入了解失独家庭的需求状况。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最本能的需求，包含人的衣食住用行；其次为安全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个人安全、家庭安全、财产安全等；爱和归属需求包含亲情、友情、爱情等精神支撑，人对情感需求往往胜于对生理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主要是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调查显示，失独家庭存在物质生活帮扶、心理疏导、社会关注认可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不同的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失独后，物质生活满足不是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缺乏爱的归属；一些主要依赖于子女生存的失独家庭，子女死亡后物质生活的满足成为最大的问题，生理的需求远大于社会认可和爱的需求。因此，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首先要获取失独家庭详细信息，了解不同失独家庭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支持。 （三）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具体如下： 1.完善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支持。政府在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理所当然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失独家庭”的产生也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伴生现象，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帮扶“失独家庭”；另一方面，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政府也应当给予其支持和帮扶。 调查显示，政府对“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应包含养老金的补贴、提供特殊养老保险、加强就医补助、建立专门服务于失独者的养老院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现有的政策法规中，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这个群体的，仅有我国于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其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施没有作明确的说明。 随着失独群体越来越庞大，失独家庭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逐渐地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如北京市制定的“暖心计划”，为失独家庭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这一群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因此，对于完善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应从经济、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规定，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内容、实施方式等，真正使各项制度实施落地生根，解决失独家庭忧虑。 2.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社会支持体系。据调查显示，失独家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心灵创伤、社会关注、物质生活上，面对失独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要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解决问题。 首先，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失独家庭”家园，社区是失独家庭的生活乃至精神家园。社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失独家庭关怀，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开展各种社区福利活动包含各项保险、精神文化活动、心理辅导、人性关怀等，给予失独家庭更多的帮扶和支持，使其融入集体，感受集体温暖。 其次，发挥亲戚邻里朋辈的作用，这个群体对失独家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与失独家庭接触最多的群体，要发挥其与失独家庭的天然密切联系优势，帮助开导和关怀失独者，使其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最后，整合社会大众资源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支持。社会大众的力量是巨大的，要利用各种途径增加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联系，发挥社会大众帮扶支持作用，开展各种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物质帮助，使失独家庭尽快融入社会，帮助走出心理阴霾，提高其社会适应力。 3.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哲学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固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支持对于失独家庭的救助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搭建失独家庭交流平台，提高互助的能力。 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心灵创伤是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心理辅导和心理倾诉是失独家庭急需的，但也往往是缺失的。有关部门要尽快帮助失独家庭建立起与外界的交互联系，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方式，搭建失独家庭群体与外界的联系，使失独家庭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转换心理状态。此外，特别是要搭建“失独家庭”之间长效化的沟通交流渠道，以便开展各种相互安慰、互助取暖的活动。调查研究也显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的父母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失独家庭的无能感、无力感是他们的负面经验所致，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导致失独家庭与社会脱节，随之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减少，不利于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由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和社会要尽快介入到失独家庭物质和精神生活世界，对失独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增能，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让失独家庭开放怀抱、拥抱快乐。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设计 [摘 要] 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离不开社会调查研究这一核心技术能力的提升，目前国内高校研究方法课程面临 “孤立化”、“内部化”和“理论化”的现实挑战，而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实验教学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趋势下迎接未来机遇。随着实验教学的引入，通过不断促进社会学专业体系的系统性、实验环节的开放性以及实验教学的拓展性，增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训环节，从而使研究方法“技术化”，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升。从大量实验教学设计的经验积累中，总结出坚持科学规划与准确定位两大核心原则是适应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设计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社会学；调查研究；实验教学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建设的卓越成果与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并发。无论是在政府管理还是企业决策中，都迫切需要能对社会事实有本质性认知和创建性决策的人才。同时，信息化时代中信息的冗杂性致使对关键信息的把握成为了考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危机的应对还是信息的提取，都共同表明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社会发展对社会调查研究人才的迫切需要，表明了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1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当前国内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地位与现状，明确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课程的孤立化表现、学科的内部化趋势与教学的理论化特点。而改变这一现状的主要途径是凸显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实验教学中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1.1 现实挑战：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 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是一门基础性、交叉性学科，目的是教会学生掌握研究社会、认识社会的各种方法，自主开展研究活动。由于发展的差异，国内外呈现出以下几种全然不同的趋势。 1）平台化与孤立化。在国外，该课程已成为各个社会学分支学科自身不断完善与理论对话的发展依托。以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为基础，在系统、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为各社会学分支学科根据自身知识体系开展系统研究提供平台。而国内自社会学学科重建以来，社会学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表现在方法论上，更显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仅仅作为一门孤立的分支而存在着，方法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相关性不大，国内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平台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2）通识化与内部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国外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方法，推广到了其他多个社会科学类专业中。在部分发达国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被作为高等院校的通识课程开设。但在国内，社会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中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之间缺少信息互补，以致出现方法课程拥有浓郁的学科理论色彩，这表现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学科内部化趋势，不但制约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学科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影响到各个学科方法论基础的完善。 3）技术化与理论化。在国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充分体现了技能性与操作性，在社会研究中涵盖了抽样技术、社会测量技术、概念操作化技术、问卷设计技术、实地观察与访谈技术、调查组织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等，并且该课程的讲授极为重视行动学习，让学习者在大量的社会实验中不断创新。目前国内在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没有重视研究方法课程与学科理论课程的区别，完全采用理论课程教学模式。主要表现在信息流动的单向性、以记忆为基础的考核方式、教师的绝对主导性与权威性等方面。长期形成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的惯性以及教学条件的限制造成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的相互脱节。 1.2 未来机遇：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作为社会学专业核心技能的社会调查研究技术受制于学科的孤立化、内部化、理论化，改变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在于突出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性，即通过实验教学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三结合”：即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因此，提高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就要不断推进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教学理念的转换――从传统课堂讲授到参与式研究性教学。实验教学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教学，实现从信息提供向知识传授转化的教学目标。综合来看，这一形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学习的过程系统化；（2）教学方式的转变――从理论走向实践。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3）教学中心的转移――从教师到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从以往的课堂“控制者”转变为“引导者”，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依赖者向主动的学习者、知识的建构者和问题的研究者转变。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主体地位[1]。 2）实验教学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1）实验条件的具备。社会科学的很多分支学科，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性，缺少实验教学的发展依托才不适合于实验教学，但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独具优势。相对于自然科学对精密的仪器设备的要求，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开展对实验教学中仪器设备的要求就较为简单，大多数的实验项目只需要为学生每人配备一台电脑即可。此外，不同的实验项目之间还可以共享实验器材。如进行数据处理实验时，可调用SPSS软件和相应的数据库。进行电话调查实验时，再适时调用或安装电话调查系统；（2）师资条件的具备。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除了需要实验软硬件的支撑，还需要有丰富、优秀的教师资源作保证。有资料显示，社会学者的专业素质大大提高，高等院校的社会学在社会学者人数、科研成果数量以及社会影响力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为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高校开展实践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众所周知，实验教学是理工科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科学实验不仅包括理工科的实验，还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实验。但因缺少发展依托，实验教学局限于理工科专业。因此，将实验教学引入社会学专业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中，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2 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实验教学设计 思路 近年来，实验教学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核心技术能力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理念的转变，加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支撑，实验教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实施兼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如图1。 2.1 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 体系的系统性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验教学的转向过程中，原有课程体系与实验教学理念之间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现有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问题需要对实验教学进行适应性改进。传统教学模式下，社会调查研究课程中对理论和具体方法与技术内容的教学是分开的，而两者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分开教学往往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脱节。这种模式下，学生不能通过理论的指导，对实际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做出正确的选择，类似地，学生对调查方法和技术的掌握也是孤立的，缺少理论的指导，学生很难就实际问题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术，缩小了实践技术能力的操作空间。相反的，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的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按研究程序将课程分为不同的实验项目，各项目之间相互独立，每个项目内部都体现了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要求和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所有的实验项目又可以连成整体，组成一项完整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不破坏研究的整体完整性。这种教学安排，在每个实验内部都将理论与技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两者相互促进，以达到学生充分掌握每一个实验教学要求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将每一个实验项目串联在一起，再进行反复的操练，理清各实验项目之间的思路关联，最终形成整合的知识体系，达到整体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目标。 2.2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环节的开放性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实验教学中给予其充分的自主空间，让学生在切身参与中学习课程的理论、验证现有理论的解释力以及挖掘草根经验的价值。这是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要求，也是行动理论的参与式学习的理念。实验教学注重实践过程，强化方法教学。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让其在切身参与中践行课堂教授的调查研究方法，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从而加深学生对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解，使它真正变成一门技术，更好地为学生所用。 《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上：（1）实验整体框架的构建。框架的内容有课程总教学时数的设置，其中实验时数的比重设计要合理，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实验的教学时数，以占1/3到1/2间为宜；也有实验时机的把握，哪个实验安排在本次理论教学之前？哪个实验安排在全部理论教学结束后进行？教师都要认真全面考虑；还要区分一般实验与重点实验的差别，如“概念操作化”、“抽象社会指标测量表的设计”等可作为一般实验对待，而“社会调查方案设计”、“抽样问卷调查现场实践”等就应作为重点实验来对待；（2）每一个实验的设计思路，主要考虑本实验的实验内容、实验方法或原理、实验实践、实验步骤、实验要求等。 具体来讲，教师（研究者）与学生（被研究者）一起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实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实验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动探索和发现，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掌握、理解知识。学生首先提出自己的问题与渴望的结果，教师就此设计方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种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差别的研究范式便于突出开放式实验的特色，促使研究者换位思考，从而使实验教学成为教师与学生平等地共同完成的成长过程。突出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实验自组织和实验环节自主设计上的特别之处。 2.3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教学的拓展性 传统教学由于管理体制与资源约束的双重限制，往往将教师与学生集中在课堂内，而课堂上关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和重复使用的经典案例，使得学生缺少与社会中真实研究对象的互动。对于注重实际的社会学来讲，这种教学形式显然降低了教学质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技术能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实验教学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通过实验仪器，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真实社会研究对象的接触（如电话调查实验），另一方面，有实验仪器参与的教学过程，可避免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只停留在纸上谈兵层面上的现象。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学总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方法层面的探究只是略通皮毛，难以深入。 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具备的技术性、实践性，与实验教学的要求不谋而合，再加上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和理工科实验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实验课程，它可以为实验教学在社会学专业中的实际开展提供方法论支撑、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社会学调查研究能力提升”的目标，实验教学将整个社会学专业体系综合化、系统化、全面化，借助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这一平台，通过加强实践操作环节，训练学生熟练掌握问卷设计、实地观察、访谈等调查分析技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总而言之，在社会科学中，实验教学不再因缺少发展依托而成为无本之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三个独特优势决定了该课程不但可以进行实验教学的改革，而且能够成为实验教学向社会科学迈进的重要基石。这对于促进实验教学工作、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的模式探索 实验教学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本质上属于一种创新活动。它从自然科学而来，所强调的是基于科学、客观思维的指导，通过引入实验这种技术手段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或验证性研究，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索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兴趣大有裨益。通过对大量以往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归纳，当前实验教学研究的趋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问题为驱动的实验教学模式，主要是指于具体存在的教室或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开展的，注重“内部”，强调规范化与标准化的教学流程与形式，从理论知识的层面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并以此为出发点，教授学生如何解决和分析问题；第二类则是以实践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教学模式，不强调实验对象的特定性，也不过分强调学生对书本理论知识的掌握，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外部”，认为广泛的实践活动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与手段，尤其注重以实践能力为主的整体系统框架的构建[2]。 作为开展社会学专业实验教学各方面工作的首要条件――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建设，可以说其教学建设质量与水平对整体教学效果与成果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反映了实验室功能的齐全与否、与社会学学科开展实验教学的需求相符与否。故而，在实验教学设计中必须要做到充分考虑，重点把关，总结为如下两大原则。 3.1 科学规划原则：明确形成实验教学设计的全 局规划 明确社会学实验教学模式的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是确立科学完善的社会学实验教学体系的重中之重。首先，以社会学学科的应用特性为出发点，让学生熟悉与社会学学科相关的各类软硬件操作（如SPSS数据统计分析软件等），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学学科在实际应用与社会生活中的方式方法加以把握，明确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里对社会学专业人才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地观察与研究能力等各项能够服务社会的能力的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工作应相应开展，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工作应继续加强。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出与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中能够形成基本一致的实验教学环境。力争做到让学生可以在这种实验教学环境下真切体会到社会学学科无限接近真实的环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受到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的重要性。 首先，以培养和强化社会调查研究能力为目的的实验教学，其建设的落脚点应该以服从于整体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准。在当前教育教学改革风潮的大背景下，必须以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要求与任务为基石，同时以社会学学科发展趋势为风向标，立足于本专业实际能力，贴近实际地在不同阶段确定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发展与提升的侧重点；其次，在充分满足内部实验教学需求的基础上，实验教学需要加强与人文社科类相关或交叉类专业的资源共享[3]。以相关或交叉类专业实验室资源共享为例，这不仅与加强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且能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做到物尽其用。 3.2 准确定位原则：切实发挥实验教学体系的综 合功能 具体来讲，作为实验教学载体的实验室，应该发挥其综合性平台与实践性基地的双重功效。一方面，实验教学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多模块的系统框架，其综合性较强，并不会拘泥于某一个专业或院系的学生进行学习使用。因此，它的形成是为了满足社会学学科下设不同专业方向以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差异。根据社会学实验教学课程内容的要求，对专业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等采取不同的设置方式，放置于对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其规范化与标准化。从低年级至高年级分别提供开放时机，并且以实际情况为准，为其他交叉相关类专业提供准入途径，加强资源共享和利用功效。 另一方面，鉴于实验教学着重于实践性，尤其是以强调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社会学专业来讲，则更为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4]。在此，需以社会学学科实验教学为依托，努力建成全校范围的实践基地。具体而言，如加大对学生独立或团队申报科研立项的扶持力度、拓宽学生（包括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渠道等等，总之，从各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学类专业方向的调查研究项目、实地调研等实践项目，从而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强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在条件成熟时，还能够将理论研究成果深入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不断推广研究成果，开展民意调查、改善政务工作等实际存在的各类问题，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积极服务。 综合来看，以《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的课程教学为中心展开的实验教学活动，既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社会研究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得力措施。因此，构建实用的教学模式，符合教学规律，适应学生实际，通过试验运行取得较好效果，将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阐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探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的改革，讨论教学改革效果。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教学 改革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等各门学科的基础课程，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本方法和程序、技术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它洞悉社会发展脉搏，了解社会需求，决策社会发展，有极强的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但多年来，该课程的教学未能很好地将理论、实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融合起来，未能将课堂与社会、行业有机结合。基于此，本文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 鉴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并结合学生的身份与学习特点，课程总体设计基于以下教育理念。一是基于工作过程、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再追求学科本身的系统化，而是追求和体现工作过程的完整性、流程化。真正按照具体的职业行动，要求学生按流程实际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掌握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和技能，掌握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如在指导制订调查方案时讲授原则意义；涉及社会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知识时，结合设计方案的实例，适当讲授，以够用为度。二是项目引领，任务驱动式。将企业需要、学院办学需求、学生感兴趣的真实项目引进课程教学，让学生以团队的方式进行项目调查，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行业需求零距离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在行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三是实行课证融通的教学。将统计从业资格考试、调查分析师（初级）考试的内容引入教学内容，并在课余时间进行培训，让学生通过学习课程，就可以直接参加以上两个职业证书的考试，以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基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以及《统计从业资格证》、《初级调查分析师》的考证要求，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对原有教材的结构框架进行解构和重构，以一个社会调查项目的实施过程来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按社会调查项目实施的流程分为选题阶段―准备阶段―调查阶段―数据分析阶段―总结5个阶段，划分出每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选择阶段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用到的理论知识进行教学。每个阶段均注重理论知识的习得与应用、调查技能的掌握和实施、职业能力的培养。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以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及该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特点，决定了在该课程中运用的是基于工作过程、团队合作的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以及案例教学法、探究学习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例如，在访谈大纲的设计与实施教学中，理论部分采取的是学生探究与教师教授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探究，就是课前让4个小组的学生查询“什么是访谈、访谈的类型、访谈的准备、访谈的方法和原则”等内容，并在课堂上汇报，再通过提问、回答、教师补充、视频学习等方式，完成理论的学习。通过学习，学生的学习能力、讲演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实践部分则是学生通过讨论，制定了本小组调查项目的访谈提纲，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训练并展示。这里我们模拟的是座谈式的群体访谈形式，一个小组推选访谈主持人访谈嘉宾及其他观众，其他小组和教师共同评价，给予指导。课堂外，各小组成员深入到校园、宿舍、其他院校、社区进行访谈，完成调查任务。又如，在调查员的培训中，结合企业调查员的培训教材、培训内容和方式，结合专业特点创设了“社区工作人员为调查住户对小区环境的意见要求，进行入户调查”、“海飞丝洗发水使用街头拦访调查”、“学生食堂满意度的座谈调查”等情境，对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的语言技巧、动作技巧、观察技巧、处理拒访的技巧的训练。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因此，该课程采取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成绩由过程实践操作成绩和理论考试组成，其中，过程性实践实践成绩占70%，期末综合理论考核成绩占30%。过程性实践操作成绩是根据各个团队提交的工作成果确定的。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确定工作任务所必须呈现的成果，并制定相应的考核量规，使教学更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和目标性。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改革已经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2009级、2010级、2011级行政管理专业顺利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在课堂内外进行了柳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柳州市人才招聘岗位需求调查、大一新生专业调查、老年人家庭赡养现状调查、两面针产品社会认同感调查等20多项调查。这些调查充分体现了学生结合专业，以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视角，洞察社会，关注学院建设，关心大学生自身成长的愿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根据各自的调查项目下企业、到街头、到招聘市场、到其他院校进行实地调查，锻炼了实践应对能力、信息收集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文字写作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提高。同时，学生获得了对社会的真实认识和感悟。这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改革从社会实践出发，将理论学习和社会现象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行动中拓展和深化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同时，注重调查能力和方法的训练，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反思与完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方法性学科，它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社会调查的基础理论，又包括一系列社会调查的操作方法，是一门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方法性的应用性学科。我校文法学院于2011年开设了社区治理专业，因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实际应用，所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了解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必须得到加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正是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这些专业学生以后更好地从事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必须掌握的方法和手段。这门课程的学习不仅能促进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更能培养学生的专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如何更好地上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是每一位任课老师需要认真思考、精心准备的。笔者已教授本门课程多年，通过自己多年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反思，对如何完善这门课程有了较深刻的感悟。 一、教学反思 一直以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高校还是按照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重在对学生理论知识的机械灌输。课程教材本身比较厚，知识点也比较多，大部分课时安排的是课堂教学，留给学生完成作业、课外实践、课堂讨论的时间非常有限。学生主要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这些条条框框，匆忙应付期末考试。通过考试中学生回答问题的状况，笔者发现了较多问题：如对“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的概念与特征经常搞混，张冠李戴，这说明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两种调查方式的根本差异，纯粹依靠机械记忆而产生这种概念混淆的状况；又如对“调查方案的设计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的回答，许多学生把老师在多媒体课件（PPT）上列出的提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卷面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触和理解做进一步阐述，甚至有些学生连关键点都答不全，这明显是死记硬背的后果，而非自己的亲身感悟，要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外，对于一些没有明确答案而需要自己发挥的题目，如对“你认为在访问调查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的回答，一些学生根本不知如何去答，要么了了几句，要么一片空白。这些都说明，学生通过一学期的课堂学习，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老师浪费了激情和精力，学生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学费），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没有达到良好的“投入——产出比”，不得不说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资源浪费。那么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老师课堂讲授的方法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出现了错位和偏差。实际上，社会调查这门课程具有最大、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包含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老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际受益。 一是社会调查课程本身是对社会现象的调查，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离不开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分析。然而大部分学生对现实的关注度比较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比较肤浅，不够深刻。当然，这与该课程的教学学期安排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作为一门专业入门课和基础方法课，这门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在还没有系统学习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没有培养起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度和思维习惯的前提下，必然会因学生的阅历不够、体验不深刻而造成学生对知识点的机械性记忆，学生不是通过自身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感触而形成理解性记忆。显然，理解性记忆相比机械性记忆将更加持久、更加牢固、更加深刻，更不容易产生混淆。 二是社会调查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不能只依靠课堂上书本知识的“填鸭式”灌输，必须让学生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掌握理论，运用技巧，发现问题，提高能力。但是在许多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是主角，学生是观众；老师在唱独角戏，学生连“龙套”都没得跑。这种学生围着书本转、缺乏实训锻炼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书本、课件上，停留在文字、图片上，不够直观也不够生动，更不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最终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学习与运用脱钩，影响大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实践创造性的发挥。 二、完善建议 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与特征，也依据自己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众多问题，笔者认为想要强化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技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仍然离不开本门课程的基本特征——“实践性”。 （一）引导学生增加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由于本门课程是专业基础课和基本方法课，因此课程的安排大都在大学一年级，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学生由于自己的阅历较浅，缺乏足够的社会学知识，也缺乏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在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思路打不开，视野也比较狭隘。如提问学生“如果让你对白领群体进行调查，你准备调查哪些方面的内容”？许多学生都会回答“工资收入”、“住房”、“消费水平”等，大家的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白领群体的物质层面，对白领群体的“文化水平”、“审美情趣”、“婚姻状况”“人际交往”，乃至“犯罪情况”却鲜有提及，而当老师引导他们说到还有其他研究内容时，学生才会“恍然大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充分说明了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度、了解度还远远不够，因此，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建议本门课程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借助发达的网络信息平台多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新闻焦点和热点，更关注一些时政报道和社会评论，并通过布置课下作业，然后用课堂讨论的形式，让学生搜集社会热点问题展开分析，以期通过这种形式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进而提高学生调查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二）以现实案例充实课堂，避免就“方法”论“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一门具有系统性、方法性的应用性学科，从调查课题的选择到调查方案的设计，再到实际调查的开展实施，进而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最后撰写一份规范的调查报告，每一步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和原则，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因而老师在讲授每一个调查方法时必然会有大量知识点的理论性介绍。需要注意的是，老师的课堂讲授不能就“方法”论“方法”，只是单一地介绍方法，还应该以丰富的现实案例生动形象地示范、展示“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理论性知识讲授的枯燥和乏味，又能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每种方法在现实当中是如何运用的，更能对学生将来的亲身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在向学生讲授普遍调查时，可以拿2010年我们国家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为案例，向学生介绍整个人口普查过程，并向学生展示人口普查时用到的“长表”、“短表”和“死亡调查表”，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普查所具有的特征、普查的优缺点、普查的适用范围，以及普查时应注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另外，案例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并非只采用文字型案例，老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软件向学生播放视频案例。如许多地方电视台都开设了“社会调查”、“焦点关注”、“新闻聚焦”等类似的栏目，实际上每一期栏目都相当于一个“个案调查”或“典型调查”，并且调查中采用的“访谈法”、“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查阅法”等会不同程度地得到展示，老师结合视频案例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相应的知识点，教学效果也将大大强化。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在实践中锻炼提升。 以上两个方面都属于理论性教学方法的改革，而要真正增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需要进行实践性教学改革。虽然理论性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基础、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指导，但实践性教学更能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性教学的延伸，是以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开展实践性教学首先可以在课堂上实施，如在讲到调查课题的选择时，可以让学生课下按照理论知识点“课题选择应遵循的标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调查课题，下次上课时让学生上台演讲，其他同学进行评论和提问，在此过程中，学生发现原来课题选择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选题不合适，后续调查过程就无从开展；又如在讲到“访问调查法”时，可以在理论知识讲完后让学生课下准备一个小游戏——“现场模拟访问”，下次上课时在课堂上表演：表演分小组进行，每组设定自己的访谈内容和访谈环境，并安排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等角色，围绕中心议题开展访谈，过程中学生注意采用相关访谈技巧，力求获得最佳访谈效果。 此外，近年来大学校园普遍开展的大学生创新性社会实践活动，不但为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操作平台，而且为学生充分锻炼自身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如我校多年来针对在校大学生一直在开展“大学生创新社会实践”、“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但之前项目名额较少，平均每班只有几个同学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大部分同学得不到锻炼。但是从2011年开始，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以便在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开拓进取，许多高校都增加了在校大学生实践课程的比重。如我校不但社会实践项目的数量有所增多，即覆盖到全校所有大一同学都要参与，都必须参与，否则将得不到相应的学位分数；更提高了项目质量，即好的项目可以申请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和“北京市大学生创新”的资助。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学生参与社会调研、开展科学实验的机会，学生终于可以把课堂上学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在各种调研中实施运用，并且还能根据不同调研环境创新调研方法，达到较为理想的锻炼效果。 总的来说，既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最大特征是“实践性”，那么教学改革和创新就应该围绕“实践性”展开。重点在于，实践形式是多样的，老师一定要根据讲授的内容不断探索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和运用相转化。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及其现实价值 摘要：是伟大的社会调查研究家，他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丰富的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社会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方法 实事求是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同志十分重视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重视以调查研究结果作为制定各项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他在长期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新时期，重温同志调查研究思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完善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使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尤其是1910年4月的长沙饥民暴动事件，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突出了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是他社会调查研究的初步尝试。 随着革命经验的日益丰富和社会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一穷二白、饱经战乱之苦的国家。和党中央为了获得丰富可靠的材料，多次要求各地干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在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并且系统阐述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号召全党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要求各级党委书记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典型，深入基层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定为全党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二、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强调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把调查研究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基本手段和根本途径。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时，认为正确的决策只能来自于调查研究，“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而“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产生主观主义，陷入空想和盲动。所以，他一生始终重视调查研究。 重视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要为着解决问题去做调查研究。在革命时期，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找到罪恶的社会现象的根源，进而确定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具体方针。在建设时期，调查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 指出：“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一方面强调搞调查研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另一方面，认为搞调查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对客观事物作长期动态考察，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为调查研究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科学的调查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基础上。的调查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基础。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把对立统一、阶级分析作为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因此，他能透过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驾驭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二是具体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典型调查法即解剖麻雀，但他强调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不要拘泥于一种方法。除典型调查外，还综合运用了普遍调查即走马观花法、会议调查、蹲点和试点方法，并把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灵活结合。总之，的调查研究理论是丰富的、系统的、完整的，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社会调查研究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有利于人们在复杂的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客观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客观现存的复杂多变的形势，把握社会发展动态和规律，使实事求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有利于与时俱进地制定、落实和反馈各项政策；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使党员干部保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进一步认识党的执政规律，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对各种复杂问题的鉴别力和分析能力，进而提高对各种问题的驾驭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二）有利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做到执政为民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有利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利于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利于倾听群众的呼声，有利于了解国情民意。只有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真正与群众心连心，才能取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方法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入做群众工作的过程，才能使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做好基层群众工作才能使党的执政具有坚强的现实基础和根基，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 （三）有利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面临着各种挑战，有着许多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有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如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拆迁问题、腐败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积极认真的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有力法宝。 总之，重温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加强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对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防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案例教学法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运用 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思维的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激励着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的改变。教育工作者们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积极的教育方式对于知识的传授的重要意义。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过程中的中心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基本上采用“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又以灌输式教学为基本形式。教学范围主要限制在课堂，而课堂中又是教师一言堂，教师课前按教材撰写教案，课中照本宣科，学生抄写笔记，期末进行封闭式考试，学生会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就高。这种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极不理想，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参与机会而失去主动性。因此，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许多有别于传统的创新型教学方法开始在教学中尝试，案例教学法就是其中一种的逐渐成为主流的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主要采用对话式、讨论式和启发式。1870年，朗德尔出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长时，首次将案例引入法学教育，并大力推广，这种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干哈佛大学的法律教学和工商管理硕士等专业教育领域的教学，并成为举世闻名的“哈佛模式” 的一大特色和内涵。 所谓案例教学，是以对案例的分析解决为主线，通过设置教学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教材，掌握原理和方法，形成科学的教育思想观念的一种教学形式。其中，案例是一种以真实情节为背景的，对某一个或几个有意义事件的综合描述，并借助于图表、照片、计算机等辅助手段，使人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的例证。案例教学法通过让学生针对案例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一种高层次认知学 的目标。简言之，案例教学法就是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的一种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实现启发式教学，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它也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和素质教育的现实可行的途径。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的运用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更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夹实际问题，最终提高教学质量，达到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案例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的方式，使过去灌输式教学模式的缺点得到克服。 二、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区别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传统教学法通常使用的是固定教科书，教材内容往往比较陈旧，相对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水平严重滞后。而案例教学法中，教师可根据课程的需要动态地设计和调整教学案例，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紧跟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 (2)授课方式。传统教学法中，课堂讲授是教学的重点和中心。案例教学法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对实际案例的讨论和分析，案例成为构成课堂讨论的基础。龙课堂上组织好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中的中心环节。 (3)教师的角色和责任。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和责任是把自己知道的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这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熟悉，能够进行清楚的表述，以使学生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者和推动者，需要其引领案例教学的全过程。 (4)学生的角色和责任。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大多数学生通常是通过听教师讲授，比较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扮演着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的角色。在这种环境中，学生成为了学习的主动者，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再是本本上的教条，而是活的知识以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案例教学法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培养学生实际能力方面，具有传统教学法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也正是案例教学法在教学改革中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三 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知道，采用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下面将就案例教学法在本人所讲授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的运用进行实例说明。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主要介绍社会调查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使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开展一项社会调查项目所需要的程序和方法，为学生从事与调查研究有关的工作奠定基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尽管包含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原理等理论内容，但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应用性和操作性强，与实践联系非常密切。因此，《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非常适合干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而且这些案例可以通过学生参与实践获得。 本人在讲授《社会调杏研究方法》课程后半段，具体的调查方法与技术已经讲授完毕，为了让学生能够对所学的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先将班上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然后要求每组同学共同完成一项完整的社会调查方案设计(包括调查方案、抽烟方案和问卷设计)，等各组同学完成完整的调查方案设计以后，各组的调查方案就是我们课堂使用的案例。到第二次上课，要求各组学生派代表上台展示他们这组设计的调查方案。每组演示完了以后，为了引导台的同学对前组同学的调查方案进行分析，本人设计了这样的几个问题：①整个调查方案是否完整?②调查方法的选择与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是否合适？③抽样方案是否随机？是否与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相符合？④问卷设计中问项和答项是否存在错误?两者形式上是否吻合？ 在实施过程中，首先由学生独立思考，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各个方案的优劣，并进行综合。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评价，指出各方案中所涉及的理论知识及其应用方法，就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和建议。这样将学习内容寓干问题之中，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寓理论干实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深学生对方法的理解。 另外，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素质。在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可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选取科研实践中的部分素材组织成案例用于教学，寓枯燥的理论于实践中，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思维，活跃课堂，而且教师也将在与学生的讨论过程中受益，使得教学和科研互相促进，有利于教师素质提高。 四 结语 无可否认，案例教学法任很多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教学中课堂讲授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在一切教学中都要推广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案例教学法并不适合所有的课程，它较适合干那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教师需要根据课程的特点，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研究和编制一个好的案例，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案例可能不适合现实情况的需要。这是阻碍案例法推广和普及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教师就只好对案例进行精简，压缩案例篇幅，减少案例数量，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这种课时不够与耗时太多的矛盾，使得案例教学不可能尽善尽美。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新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教学中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根据地理课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的。它参考地理课教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让学生带问题去观察社会现象、直接参与调查研究,以此达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增强社会、学习能力,提高地理思维能力的一种实践活动。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 地理教学 实践 思考 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能真正的动起来,一直是教师认真研究的对象和考虑的问题,也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学习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是学生的活动,因此这个过程必须靠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教师教学水平再高也是无法替代学生的学习。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必须让每个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法就是符合这种教学理念的一种方法,下面我就把在地理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一些心得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社会调查研究法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它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 在教学中采用社会调查研究法,可以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获得某研究专题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了解明白某一社会现象,并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见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调查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在社会调查中采用是以访谈法和观察法等为主、文献法为辅的形式。 二、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研究涉及到四个要素:(1)调查什么?(2)谁去调查?(3)向谁调查?(4)怎样调查?根据这个思路,我整理了地理教材中的内容,提炼出一些容易让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知识点,并分成若干个模块,作为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对象。然后根据社会调查研究的步骤开始设计安排学生进行调查。 1.确定社会调查研究专题 地理教材中内容很多,涉及到自然地理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农业、工业、交通、城市等人文知识。我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椒江人,有一部分来自区外的路桥、黄岩、三门、仙居、临海、玉环、温岭等各县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农业地理中的特产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专题。 2.确定谁去调查?向谁调查?调查什么 (1)我把班级学生以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划分为9个大组,其中椒江区这个大组因为人多,继续划分为三个小组,共计11组。要求每一组的学生利用周末采访当地的农民、地方上的特产专卖店和农贸市场,了解台州特产的种类、种植条件范围以及销售情况等。要求进行调查的时候,每个小组的学生要调整好心态,本着谦虚请教的态度进行调查。因为调查过程中可能会遇上来自客观的或人为的阻力,这就需要学生给自己打预防针,保持自信和坚持不懈的态度。 (2)为了让调查顺利进行,学校将给每组的学生开具一张由学校派出进行社会调查的证明,希望相关部门给予方便。 3.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案的具体设计,解决怎样调查的问题 在实地调查前,让每个小组的同学集中讨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案,形成初稿。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2)调查内容;(3)调查范围和方法、时间、地点、程序;(4)调查对象;(5)调查人员组成、组织结构以及安排等。方案的讨论和制定是为了让每组的学生了解调查的预设,从而解决怎么样调查的问题。具体如:周末几点在哪里集中、调查的具体路线、预计调查的几个人或地点、询问的问题、由谁做记录等等。 4.收集资料 各组在周末实地调查过程中,要求做记录,收集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5.分析资料 调查结束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调查过程中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调查心得进行交流,并由一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 6.结论与建议 在周一的课堂教学中,组织每组学生派一位代言人在班级里进行了现场汇报,汇报中学生感慨有加,既阐述了自己的调查经过、得出的结论,又谈了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等,气氛非常热烈。最后各组同学一致认可用八个字来小结此次台州特产调查的主题:山珍海味,水果之乡。 7.理论思考与讨论 社会调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所以对于学生们的调查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地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的社会实践知识迁移到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在调查出来的众多特产中,我们选择了玉环的文旦作为案例来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根据调查,学生已经得出玉环文旦的分布范围和种植条件,包括销售区域等知识。我们把相关的知识用投影仪展示: 玉环文旦属柑橘属,是浙江柚类优良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于半岛上的楚门镇、清港镇和龙岩、密溪等乡的滨海涂地和山麓。土壤为黄(红)色酸性砂质土。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7℃,无霜期327天,年降水量1400～1500毫米,分布比较均匀。 种植面积1.67万亩,总产量在3万吨以上。价格大批发最低每公斤3.9元(采摘期仅是2.7元,小批发4.6元),有的要卖到每公斤5.2元。 主要销售区域:当地的企事业、单位、部门(他们习惯大量购买文旦作为礼品,曾经根村果农王志根3500公斤文旦,被县两个部门订购采摘一空)以及个人;浙江省内外的一些主要大中城市,如宁波、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还出口到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销售价格和利润非常高。 文旦具较高的加工价值,加工附加值高,如果肉可加工成不含任何腐剂的纯天然粒粒汁、原汁等系列饮品,果皮可提取柠檬苦素、果胶或制作果脯、果酱。 文旦的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素A、B、C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提问:(1)根据材料,以玉环、文旦为例,说一说影响农业生产有哪些因素? (2)你认为,以后影响玉环文旦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经过学生的初步讨论,加上学生之前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认知,学生很轻松就得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有: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因素包括气候(热量、光照和降水)、地形、土壤等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交通运输和产品消费状况,科学技术因素包括农产品品种、生产技术、装备以及种植方式和耕作制度、劳动力等。其中市场需求因素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影响越来越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它的价值会大大提升,从而促进该农产品的种植发展。 以文旦为例分析完之后,再让学生以涌泉的蜜橘来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学生们经过之前的调查,再加上课内的案例分析,基本上对农业区位因素有了很深的理解,这也达到了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 三、社会调查研究法运用的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结如下: 1.社会调查研究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 社会调查法从组建小组、讨论方案、调查行动,一直到汇报,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积极主动、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自主表达自己的观点、辨析别人的观点,同时取舍、评价,进行知识重组。每位学生都可以从中体验和感受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分享小组成功的喜悦。社会调查法的运用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课外知识,又使学生学会了分享和合作、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 2.社会调查研究法符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原则 社会调查的内容取之于地理教材,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相应专题的社会实践调查,再回归到教材中相应的知识点,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知识,掌握知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初步具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调查研究法是地理课教育的一种创新方式 地理教育要创新,必须坚持地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调查研究中的参与、体验、收获,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自主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注重资料的搜集和分析,直至写出调查报告;以及地理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调查结果的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知识。这个过程就体现了地理教育的创新。 四、社会调查法运用要注意的问题 1.调查不宜多 因为调查要实地去操作,还要提前做调查方案的策划,虽然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帮助,但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行,所以调查也不宜多。考虑到学生周末的作业、休息和娱乐,所以可计划每月一次,或一学期两次。 2.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交通、调查时间等),所以调查的内容宜选择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主题,调查范围应在学生居住区域范围,所以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3.需要调查评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对学生的调查给予一定的辅导和正确的引导,切忌“放羊式”,导致有的学生会为了调查而调查的走过场,所以要进行实时的督促和评价。调查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包括学生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和取得的成果;“量”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访问和调查的数量和完成的内容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个小组和每位学生一定的等级考核评价。评价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调查中。 五、结束语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研究性学习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地理教学中采用它,可以很好结合教材内容,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生动、典型的材料引入课堂,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获得知识,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社会调查中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新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教学中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根据地理课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的。它参考地理课教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让学生带问题去观察社会现象、直接参与调查研究,以此达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增强社会、学习能力,提高地理思维能力的一种实践活动。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 地理教学 实践 思考 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能真正的动起来,一直是教师认真研究的对象和考虑的问题,也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学习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是学生的活动,因此这个过程必须靠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教师教学水平再高也是无法替代学生的学习。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必须让每个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法就是符合这种教学理念的一种方法,下面我就把在地理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一些心得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社会调查研究法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它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 在教学中采用社会调查研究法,可以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获得某研究专题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了解明白某一社会现象,并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见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调查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在社会调查中采用是以访谈法和观察法等为主、文献法为辅的形式。 二、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研究涉及到四个要素:(1)调查什么?(2)谁去调查?(3)向谁调查?(4)怎样调查?根据这个思路,我整理了地理教材中的内容,提炼出一些容易让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知识点,并分成若干个模块,作为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对象。然后根据社会调查研究的步骤开始设计安排学生进行调查。 1.确定社会调查研究专题 地理教材中内容很多,涉及到自然地理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农业、工业、交通、城市等人文知识。我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椒江人,有一部分来自区外的路桥、黄岩、三门、仙居、临海、玉环、温岭等各县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农业地理中的特产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专题。 2.确定谁去调查?向谁调查?调查什么 (1)我把班级学生以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划分为9个大组,其中椒江区这个大组因为人多,继续划分为三个小组,共计11组。要求每一组的学生利用周末采访当地的农民、地方上的特产专卖店和农贸市场,了解台州特产的种类、种植条件范围以及销售情况等。要求进行调查的时候,每个小组的学生要调整好心态,本着谦虚请教的态度进行调查。因为调查过程中可能会遇上来自客观的或人为的阻力,这就需要学生给自己打预防针,保持自信和坚持不懈的态度。 (2)为了让调查顺利进行,学校将给每组的学生开具一张由学校派出进行社会调查的证明,希望相关部门给予方便。 3.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案的具体设计,解决怎样调查的问题 在实地调查前,让每个小组的同学集中讨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案,形成初稿。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2)调查内容;(3)调查范围和方法、时间、地点、程序;(4)调查对象;(5)调查人员组成、组织结构以及安排等。方案的讨论和制定是为了让每组的学生了解调查的预设,从而解决怎么样调查的问题。具体如:周末几点在哪里集中、调查的具体路线、预计调查的几个人或地点、询问的问题、由谁做记录等等。 4.收集资料 各组在周末实地调查过程中,要求做记录,收集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5.分析资料 调查结束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调查过程中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调查心得进行交流,并由一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 6.结论与建议 在周一的课堂教学中,组织每组学生派一位代言人在班级里进行了现场汇报,汇报中学生感慨有加,既阐述了自己的调查经过、得出的结论,又谈了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等,气氛非常热烈。最后各组同学一致认可用八个字来小结此次台州特产调查的主题:山珍海味,水果之乡。 7.理论思考与讨论 社会调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所以对于学生们的调查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地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的社会实践知识迁移到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在调查出来的众多特产中,我们选择了玉环的文旦作为案例来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根据调查,学生已经得出玉环文旦的分布范围和种植条件,包括销售区域等知识。我们把相关的知识用投影仪展示: 玉环文旦属柑橘属,是浙江柚类优良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于半岛上的楚门镇、清港镇和龙岩、密溪等乡的滨海涂地和山麓。土壤为黄(红)色酸性砂质土。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7℃,无霜期327天,年降水量1400～1500毫米,分布比较均匀。 种植面积1.67万亩,总产量在3万吨以上。价格大批发最低每公斤3.9元(采摘期仅是2.7元,小批发4.6元),有的要卖到每公斤5.2元。 主要销售区域:当地的企事业、单位、部门(他们习惯大量购买文旦作为礼品,曾经根村果农王志根3500公斤文旦,被县两个部门订购采摘一空)以及个人;浙江省内外的一些主要大中城市,如宁波、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还出口到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销售价格和利润非常高。 文旦具较高的加工价值,加工附加值高,如果肉可加工成不含任何腐剂的纯天然粒粒汁、原汁等系列饮品,果皮可提取柠檬苦素、果胶或制作果脯、果酱。 文旦的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素A、B、C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提问:(1)根据材料,以玉环、文旦为例,说一说影响农业生产有哪些因素? (2)你认为,以后影响玉环文旦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经过学生的初步讨论,加上学生之前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认知,学生很轻松就得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有: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因素包括气候(热量、光照和降水)、地形、土壤等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交通运输和产品消费状况,科学技术因素包括农产品品种、生产技术、装备以及种植方式和耕作制度、劳动力等。其中市场需求因素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影响越来越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它的价值会大大提升,从而促进该农产品的种植发展。 以文旦为例分析完之后,再让学生以涌泉的蜜橘来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学生们经过之前的调查,再加上课内的案例分析,基本上对农业区位因素有了很深的理解,这也达到了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 三、社会调查研究法运用的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结如下: 1.社会调查研究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 社会调查法从组建小组、讨论方案、调查行动,一直到汇报,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积极主动、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自主表达自己的观点、辨析别人的观点,同时取舍、评价,进行知识重组。每位学生都可以从中体验和感受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分享小组成功的喜悦。社会调查法的运用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课外知识,又使学生学会了分享和合作、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 2.社会调查研究法符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原则 社会调查的内容取之于地理教材,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相应专题的社会实践调查,再回归到教材中相应的知识点,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知识,掌握知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初步具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调查研究法是地理课教育的一种创新方式 地理教育要创新,必须坚持地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调查研究中的参与、体验、收获,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自主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注重资料的搜集和分析,直至写出调查报告;以及地理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调查结果的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知识。这个过程就体现了地理教育的创新。 四、社会调查法运用要注意的问题 1.调查不宜多 因为调查要实地去操作,还要提前做调查方案的策划,虽然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帮助,但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行,所以调查也不宜多。考虑到学生周末的作业、休息和娱乐,所以可计划每月一次,或一学期两次。 2.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交通、调查时间等),所以调查的内容宜选择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主题,调查范围应在学生居住区域范围,所以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3.需要调查评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对学生的调查给予一定的辅导和正确的引导,切忌“放羊式”,导致有的学生会为了调查而调查的走过场,所以要进行实时的督促和评价。调查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包括学生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和取得的成果;“量”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访问和调查的数量和完成的内容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个小组和每位学生一定的等级考核评价。评价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调查中。 五、结束语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研究性学习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地理教学中采用它,可以很好结合教材内容,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生动、典型的材料引入课堂,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获得知识,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社会调查中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湖南省水旱灾害风险意识及应对措施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本文为了研究将农业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便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适应机制，对湖南省进行了水旱灾害风险意识和实行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关键词］水旱灾害 农业保险 社会调查 一、引言 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每年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对水旱灾害的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从而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合理的措施，也成为许多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是工程类和非工程类措施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目前将灾害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防御领域，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水旱灾害领域，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文为了研究将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受水旱灾害影响比较严重的湖南省为例，于2005年10月，对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信息工程学校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以及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他们对气候变化和水旱灾害的影响的认识，以及对参加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调查，分析了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可能性。 本次调查共收到301份调查问卷，其中湖南农业大学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106份、湖南信息工程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96份、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问卷99份。该调查问卷覆盖了不同学历层次，即大学、中专及农民，其中梅溪乡的基本情况是该村大约有2000多人，水田约500多亩，旱田约400多亩，全年除降水对农民生产有些影响外，灾害性天气不多。该调查问卷的覆盖范围基本上能反应湖南农村农民对水旱灾害风险的意识和防灾能力的强弱。 二、气象灾害风险意识调查 近30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较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洪涝、干旱等气候灾害发生频次不断增加，强度不断加大，给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这次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全球气候正在经历变化的认识不同学历层次（从大学到农民），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承认全球气候正在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77%、92%和65%，即目前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对地球环境起重大影响的变化。 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其是充分暴露在自然灾害风险之下的特殊行业，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中国气候趋于不稳定，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由于农业又是受气象灾害危害最大的产业，所以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也日趋加重。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中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和一般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53%和45%），但还是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人相对较多。而对于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比例（分别为80%和65%）较高，即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观点，人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 三、 湖南省水旱灾害预警情况调查 水旱灾害预警服务系统是否健全，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是灾害应急管理的一个核心环节，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工作，建立健全预警信息机制，使预警信息能及时、有效传递，为公众提供防灾减灾信息服务，对政府和公众提前采取防御措施、减轻气象灾害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表1所示，虽然对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水旱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有获取渠道，但农民来对于该信息的获取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这说明对于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广大农村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系统还不是很健全，灾害预警的信息机制还不是很完善，需要进一步建设。 四、 水旱灾害损失情况调查 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发生强度没有什么变化的比例分别为44%和50%，而认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增加、发生强度增强的比例分别为36%和33%，但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造成损失逐年增加的比例却为40%，大部分人觉得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强度虽然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其造成的损失却在逐年增加；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农民却呈现相反的调查结果，前者认为近年来该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都有显著逐年增加（增强）的趋势，而后者则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逐年减少的比例较高。但后者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损失逐年增加和逐年减少的比例上却相差不大，分别为30%和42%，35%和37%，33%和37%。也可能是农民对该项调查的内容不是很清楚，分歧相对较大。 对于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的调查，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认为其比重不是很高，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在30%以下的比例较高，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其比重在40%左右的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为水旱灾害除了使得当地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之外，还对其他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大的影响。 五、 防灾减灾措施调查 对于灾害发生前是否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三方对于在灾害发生前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比例分别为63%、58%和59%，说明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充分认识到气象灾害给其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能够在灾害发生前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大部分人们在灾害发生前能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但只能减轻其影响，大部分灾害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却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如何救助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该地区大部分家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进行灾害救助的，而依靠政府救助和亲朋好友救助的手段来进行灾后救助的比例却很低，说明目前中国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依靠政府救助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地大物博，灾害频繁，完全依靠国家救灾是非常有限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灾后恢复工作一直是地方各级政府难以解决的事情。他们虽然对防灾减灾都非常重视，但其经济承受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他们也都非常想探索出一条抗灾救灾的新路。 对于灾害发生后大部分家户依靠自力更生进行救助，其救助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对此，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当年恢复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只能少部分恢复的比例较高，达到50%，一半能恢复的站到50%，全部恢复的只站10%。说明完全依靠人们自力更生进行灾后救助，是相当有限的，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救助，才能减轻气象灾害给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在防灾减灾中起到重要作用。 六、 水旱灾害保险意愿调查 中国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农民抵御各种灾害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差。目前中国农村，农民没有适当的风险保障，又不得不直接承担天气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上面的调查得到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自力更生的有限方式来承担灾害风险的，而且大部分农民也只能恢复灾害损失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目前农业气象灾害给广大农民造成的风险不得不自己来承担，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将保险引入气象灾害防御领域，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由国家和政府出资的体系只会使得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因此，迫切需要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气象灾害领域，采取多种措施、多种方法包括研究引入保险机制，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有67%和65%的被调查者已经有了利用保险进行灾害补偿的意识，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的被调查者有这样意识的比例占52%，比前两者的比例低，这说明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还没有大学生和大专生强，但调查结果已经充分说明了目前人们包括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对是否愿意利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的调查，三方调查问卷中分别有81%、75%和68%的被调查者愿意采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补偿，说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将会分担气象灾害给其带来风险，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保险公司的基本职能是组织经济补偿、分散灾害损失负担，使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企业和居民迅速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对灾害受难者来说，根据保险协议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与等待政府部门的救济相比，心灵上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保险公司简捷快速的赔偿能更快地抚平投保者因灾害而造成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灾后不至于束手无策，更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灾后的修复与重建。大部分人担心投保者参加保险后，很多投保者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了保险公司，头脑里没有风险意识，对防灾减灾措施不感兴趣，会影响防灾减灾的总体效果。但从我们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三方被调查者中分别有85%、87%和79%的人在投入保险后，遇到水旱灾害时，事先仍采取防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说明投保者的心理状态比较好，并从心理上并没有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保险公司，自己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以期减少灾害的损失。 人们意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的方式可以分担灾害损失的风险，并且大部分人愿意采用保险的方式来补偿灾害损失，那么到底人们愿意拿出多少钱作为保费进行灾害保险呢，对此，我们利用假设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愿意投入保险的被调查者中，在假设每亩地纯收入在100元、200元、300元、400元的前提下，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的比例均为最高，在对各结果整理合并后，得出在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被调查者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进行保险，而被调查的农民却不同，他们有保险意识但不愿意拿出钱作为保费的比例也比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的相应比例要高，说明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在分担灾害损失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真正愿意参加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但有些农民由于保险知识的缺乏而对保险不够充分的信任，导致有些人犹豫不决。 七、小结 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其重大影响的变化。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导致了气象灾害越发频繁，对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目前，湖南广大农村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渠道还不健全，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3.该地区大部分农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和政府救助进行灾害救助的，措施单一，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补充。 4.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具备，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反思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建设的多层次、全方位推进为社会调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现行条件下，调查研究失灵、失值、失信、失真等有悖客观真实性原则的现象却严重影响了社会调查研究在社会建设申作用的发挥，在此情况下，惟有实现本土化调研方法的探索与跟进、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与规范、加强调研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感，方能在更科学的意义上推动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和谐社会建设；社会调查研究；反思 一、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调查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期。社会剧变、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矛盾交织等转型期特有的状况都会使社会中一些深层次问题日渐突出，从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这就要求我们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中心，围绕各项体制深层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细致地收集资料、掌握事实，客观认真地分析我国社会建设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可见，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够发现和获取社会客观事实，探索和把握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同时解剖和分析事物发展的动因，揭示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制度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迪尔凯姆指出：“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只有坚持客观性才不会偏离它。”““”’自迪尔凯姆之后，虽然随着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不足及其时代局限性已被一一枚举，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视野或方法，仅从今天人们运用社会调查研究的现实来看，他所坚持的“客观性”的调查研究的准则，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 在国内，作为和谐社会建设中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承担者，社会调查研究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学术界开始有些犹豫彷徨。展望国际，伴随着社会学研究中心阵地向欧洲的回迁，以社会调查研究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在当代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实证主义的大潮中遭遇到了更为强烈的质疑，能否在实践过程中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已成为对社会调查研究的最严厉的拷问。在这压力下，无视社会调查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所面临的诘难只会导致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歧途岔道上越走越远。因此，结合国内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对社会调查研究本身作出深刻的反思，不仅有利于对这个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尖锐问题作出正面的回答，更有利于在实践层面上查找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推动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性思考，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应特别引起社会调查研究机构及人员的关注。 1　社会变动加剧与调查研究失灵 转型期社会发展变化之剧烈、社会建设所遇问题之复杂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遇到的。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秩序、文化心理等方面变动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的社会事实不断涌现。相比富于变化的社会现象，社会调查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仍然主要是沿用西方社会学界的老路，甚至直接移植其量表来使用，因而显得过于老旧和陈式化，在实践中的适用性也难免受到质疑。同时，社会调查研究的对象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上，调查研究的内容重复化、狭窄化，一些亟需社会调查研究介入的领域仅因为不是热点而备受冷落。然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这些所谓的“热点”“冷点”转换很快，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为追随社会热点疲于奔命，但调查研究本身却难以深入下去，甚至草草了事。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本是社会调查研究的传统功用，但现在却出现了失灵状况，颇应引起社会学者们的进一步反思。 2　功利主义盛行与调查研究失值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及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涌人国内，一段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在较大范围内盛行开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建设，社会调查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社会调查研究往往被人为地当作标签，明为社会调查，实为装饰门面；打着社会调查的旗号，而并未认真去社会调查，结果造成了许多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性研究。同时，在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研究人员往往为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任意削减成本，压缩人员培训过程，缩减调查研究步骤，甚至不惜修改数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另外学术机构的机关化、行政化也导致了社会调查研究的内容和结果要以上级领导的意向和喜好为指标，而非以事实真相为根据。这一系列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错位使社会调查研究失去了原有的反映社会问题、提供对策思路的价值。 3　方式方法随意与调查结果失信 在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报告中，能精心挑选研究方法并严格按照一定的社会调查研究步骤进行的寥寥可数。就社会调查研究的抽样工作而言，风笑天教授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114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指出，多数学者的研究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问卷的设计大多要么过于粗糙，要么直接借用西方社会学界相关研究所用的问卷，忽视了调查对象的差异性特征。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知识水平、问题接收能力及理解能力等考虑欠足；调查人员内部对问卷问题方面的理解偏差也不能及时纠正；同时，对调查主体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沟通鸿沟也未作充分准备。而且社会调查研究主体在对调查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中，囿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一般都徘徊在较低的统计分析和推论水平之上，对资料仅能简单地堆砌和罗列，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这样的调查研究成果可信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 4　社会诚信缺失与调查结果失真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社会出现特有的秩序混乱、道德水平滑坡、社会诚信度普遍下降的现象。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双方面的诚信度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首先，对于调查人员而言，单调重复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疲惫感一旦遭遇责任感的缺失，便很容易出现为完成任务而偷工减料的现象，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员对于调查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敷衍了事。其次，调查对象一些特定情况下被问及一些特殊的问题时，往往会迫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力而给出违 心的答复，即出现所谓的“社会称许性偏见效应”，直接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利益诉求机制与表达机制不健全的弱势群体，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被问及敏感的、隐私性的问题时往往顾虑重重，不敢或不愿说出真实看法和观点，使得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数据大打折扣。更有相当比例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忽视研究主题和任务，盲目采用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甚至仅仅以此来粉饰自己的论文成果。对于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而言。如何解决调查结果失真的问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大课题。 三、社会调查研究实现价值回归的对策性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围绕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研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社会学界要重视理论和调查研究，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因此，尽管目前我国社会调查研究中以上所举的种种不足，甚至遭受了对其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的严厉质疑，但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过程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真实面目、寻求调查研究的价值回归还是可能实现的。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思考和努力： 1　本土化调研方法的探索与跟进 无论是社会学理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国内出现对西方社会学界的效仿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但转型期国内所涌现的大量不断变化、且具有转型期本土特征的全新的社会现象仅靠借用的理论和模式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的。就当前情况看，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探讨并不少见，但如何把这种探讨与经验研究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则是对改进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首先，根据加芬克尔所提倡的“方法的独特适当性”，要在大胆借鉴西方调查研究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国内社会现象的个性化特征，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以提高社会调查方法的适用性；其次要善于引进、吸收、融合现代科学方法思想和具有实用性的操作化的技术手段，以提高调查方法的先进性；另外，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实践的同时应该抽出一定的实践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和学习，以早日发展出一套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论来指导具体调研实践。总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应该是个开放性的体系，在发展意义上，要从本土社会独特的特征为出发点，基于不断变革的社会现实，既融合传统和现代方式，又结合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出一条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新道路。 2　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与规范 目前，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与国际上反实证主义浪潮所截然不同的是，以调查研究为主体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仍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正说明了实证主义研究方式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一定的合理性。而当下我国社会调查研究领域存在的某些无序状态在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显”“热”地位的同时，也难免给有序、规范的社会调查研究带来了定位混乱和规范不足等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针对社会调查研究自身的规范性研究要跟上，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方法的归位工作，使之成为社会学研究有效的工具系统；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学术机构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时，应遵守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性的要求，加强自律，无论是调查方法的应用，还是调查方法的操作，都能够自觉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本来面目，而非仅把社会调查研究当做一种装饰和幌子。总之，就是要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和规范，更好地发挥社会调查研究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3　调研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感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为了反映真实的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稳定发展，就必须克服调查研究中调研主体出现的主观随意性倾向，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为此，从事调查研究的主体进行相应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强化其责任也是必须的。首先，社会调查研究主体必须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角色定位，明确自己在社会事实和问题的描述分析以及对策提出等过程中肩负的重大责任。同时，社会调查研究主体还应把这种责任感贯穿于整个调查研究的全过程，不仅要关注调查结果所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而且要把调查研究的重心定位在有现实理论意义、对社会建设有政策支持性的研究课题上，借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发展。另外，社会调查研究主体还应该明白自己对于推动国内社会学尤其是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义务。实践证明，惟有社会调查研究主体明确自己的角色，实现责任感的回归，方能从主体意义上引导社会调查研究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并使其在社会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高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体系包括两大类：理论性教学和实践性教学。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特点，在教学中主要选择四种方法：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和实地调查法。 [关键词]高职教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学方法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推动现代文明和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培养出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必须依赖于卓有成效的教学，因此，学习、研究和掌握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就成为高职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所以有必要对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体系由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一是理论性教学方法；一是实践性教学方法。理论性教学方法适应理论性教学的要求，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和掌握，强调理论修养和知识创新，包括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演示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等。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性教学应遵循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使学生牢固和坚实地掌握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但同时必须“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这一点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高等职业教学除了理论性教学之外，更要开展实践性教学，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的。实践性教学是形成技术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绝不能视其为理论性教学的辅助部分。实践性教学方法要体现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注重实践能力的养成，要求在真实或虚拟的实践中进行学习和锻炼，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术，并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包括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顶岗实习法等。通过这些方式使理论教学、技术训练等有机结合，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既体会到创造的乐趣，又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门方法性学科，具有方法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是要求学生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才能掌握的方法性科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高职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等专业的必修课，是上述专业学生从事社区服务与管理工作必备的方法和手段。传统“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讲授是从内容方面把它当作社会调查学来讲，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教材厚，学时多，学生围着书本转，背条条款款多，与社会实际结合少；教学方法上，讲授多，实训少，教师唱独角戏多，学生参与少；教学手段上，传统的教学手段用得多，现代化的先进的教学软件和教学手段应用少。这种教学模式远不能适应当今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所以对该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我们主要灵活运用以下四种教学方法：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实地调查法。前两种属于理论性教学法，后两种属于实践性教学法。理论性教学和实践性教学要密切结合、有机搭配。理论性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基础，要求教师必须把社会调查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教授给学生，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指导和验证。而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性教学的延伸，是以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训练职业技能、培养职业能力的重要环节和手段。要求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所学的调查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调查实践中去应用，既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学会了对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 一、讲授教学法让学生对于该课程理论有系统的认知 讲授教学法是指教师通过口述、讲解、讲演等形式向学生系统传授知识的教学，属于教师与学生之间“传授一接受”性的教学方法。运用讲授教学法，教师可以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论证，生动形象地描绘、陈述，启发诱导性地设疑、解惑，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第一，按教学目的确定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点、深度和广度。结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理论性教学中，应注重调查研究实际操作方法的讲解，这是从事实际调查工作的基础。注重让学生掌握整个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步骤，如怎样确定课题，如何设计调查方案，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对资料进行审核和整理，如何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如何撰写调查报告等这些与实际调查工作紧密联系的问题。这些是该课程讲授的重点和难点内容。通过讲授，让学生对整个社会调查活动开展与运作有系统的认知。 第二，教师的讲授要具有启发性。要善于提出课题，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配合教师的讲授，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探求新知识、掌握新内容。同时在理论教学中，还可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案例讲解法。如讲到社会调查报告撰写这一章时，教师可以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实例，把撰写报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这样即使课堂内容丰富和充实，又能够激发学生自觉思考，避免注入式讲授。 二、讨论教学法是巩固知识、培养学生集体协作精神的平台 讨论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学内容的某个问题，通过积极介入学习中的讨论或辩论活动，从而掌握和巩固知识的教学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以交互的方式，通过共同讨论来解决问题或建立观念，从而获得新知。这种方法能够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对所学知识的思考、讨论之中，既可以在互动中共同学习、相互启发、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又可以在合作中培养团队精神、写作意识和沟通能力。教师运用此种方法时需要注意：第一，要拟定适当的题目。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的、学生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精心拟定富有启发性的讨论题目。第二，要组织和引导讨论。在实施讨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加强组织和指导，其关键在于“诱”，而核心在于“导”，其宗旨是保证讨论始终围绕中心议题。第三，要做好讨论的总结工作。好的讨论教学要善始善终，因此在讨论结束后，教师要依据中心问题和讨论的情况及时进行点评和总结。 针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很多章节都可以采取讨论教学法。比如教师在讲到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这一章时，可以根据学生的人数将学生每六或七人为一个小组，以组为单位，让每个组的成员根据所选择的课题，通过讨论来确定课题方案，然后派出小组代表向全班汇报，其他小组要对其方案进行讨论和评议。通过讨论教学，各个小组都知道自己所在小组的方案问题所在，而后进行合理地调整和完善。同时，采取分组讨论的方法还可以巩固课本知识，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提高自学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模拟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一个全真的模拟环境 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为目的导向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这种方法是在 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后，需要进一步了解职业技术的基本原则，掌握职业技术的具体操作方法和实践形式，从而养成操作能力时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环境、模拟角色、模拟操作程序等，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模拟教学的场所主要是实训室以及微机室。模拟教学法的使用主要体现在社会调查的两个基本过程：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资料收集是社会调查中最复杂、最辛苦，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资料收集的方法包括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等。这些方法的使用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进行系统的讲解，学生也要在实训室进行现场模拟。如根据课堂中所学的访谈法的知识，让学生通过扮演访谈者和被访谈者来模拟整个访谈过程，了解访谈方法的注意事项和程序。同时也让观看模拟的学生指出模拟者的正确和错误的操作，从而掌握访谈法的程序和技巧。 社会调查所需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以后，经过认真的审核和整理，就进入到分析阶段。统计分析是资料分析中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定量分析方法。而目前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是现代调查研究必备的手段，它已经成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精确、方便、高速、灵活的运算工具，在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中显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关社会调查统计分析软件是学生掌握的重点。只有掌握了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的能力，才能真正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进行数据统计。要求学生利用统计软件，在实训室微机上，对实验项目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模拟计算。熟悉掌握统计资料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分析、单变量的统计推论、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社会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 四、实地调查法让学生进入实地亲临现场体验 实地调查法主要是让学生亲自到实地去做调查，收集资料。考验或检验学生对于该课程的掌握程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到现场做调查包括以下三种方法的使用： 第一，观察法。实地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熟悉实地观察法的原则和要求，掌握实地观察法的一般技巧，努力减少实地观察法的误差，从而提高学生运用感官观察的能力、使用观察技术手段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在各个方面做得都比较好的社区作为观察对象，分别安排每组同学对这两个社区进行观察，在观察中学会运用各种观察技术，以组为单位写出观察报告，将报告在全班宣读，由教师和同学共同讲评。 第二，问卷法。实地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熟悉问卷调查法的使用，掌握问卷调查的各种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操作是选取1―2个社区或高校作为问卷调查的样本框，各组根据调查方案抽取所需样本，根据每组工作分工实施调查，回收调查问卷，计算出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目前在国内外运用比较广泛，也是学生重点掌握的方法。 第三，访谈法。这种方法是典型调查与个案调查所要采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实地调查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各种访谈技术，要求学生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或者访谈问卷去做调查。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比较大，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控制或驾驭整个访谈现场的能力，同时还要会察言观色。所以通过实地调查，可以锻炼学生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采用以上四种教学方法，可以使该课程的教学效果明显发生转变。第一，巩固学生所学的课堂知识，开拓了视野。将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实践环境链接起来，可以互相参照、考核、比较，在实际运用中理解、消化、巩固和丰富在课堂上已学的知识。加强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不仅可以强化所学的知识，而且还可以获得丰富的社会经验。第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如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组织协作能力、人际交往和表达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激发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以前总是理论灌输较多，实际动手较少，学生上课不够积极。通过教学方法改革，我们本着“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调查活动的每个环节，亲自体验，学生学习的热情自然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经济法学论文:对经济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经济法学如何发展,经济法理论研究如何深化,已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期发表的五位青年学者的笔谈分别就经济法理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诚望有更多学者加入对此类问题的讨论,以推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 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着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论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以管理模式改革为视角 摘 要：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当前的热点，但遗憾的是改革中经济法学缺席了。本文从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入手，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框架，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作出了经济法学视角的学术性和制度性回答。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目次 一、引论 （一） 改革的背景 （二） 改革的目标 （三） 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四） 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一） 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二） 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四 结语 一、引论 （一）改革的背景 自从1950年确定建立信用社以来，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当前，新的一轮信用社改革又开始了。本次改革是在两个交叉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之一便是农村资金的极度匮乏和资金的不断外流，缺血与失血并存。而作为农村主要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承担不了资金支农的使命，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外流管道。第二，金融问题。自从1998年商业银行撤出农村后，一方面作为正式金融的信用社的异化加剧，同时各种非正式金融在政府遏制下无序发展，整个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重新整合以消除风险、增加活力。信用社的改革必须联系这一背景。 （二）改革的目标 根据国发〔2003〕15号《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15号通知）的规定，改革的目标是“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三大目标能否在信用社这一框架内获得协调？目标与信用社本身的功能定位有没有内在的冲突？ （三）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15号通知及历次试点会议的内容，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产权模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选择股份制、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二是组织形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采用以县为单位的一级法人、乡镇信用社和县联社的二级法人还是银行形式。三是管理模式问题，这里的管理专指行政管理，15号通知将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因而专指省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四个问题中，前两者为微观领域的改革，后两者为宏观领域的改革。 （四）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同很多次的重大改革一样，法律及法学界再次缺席。表现在：第一，从学术上看，很难见到法学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对策性或学术性见解；第二，从制度上看，这样一种涉及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改革，却缺乏一部明确各方根本性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规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法学理论，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多层次利益主体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其范式、原则、宗旨及规制手段都有极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它的缺席，无疑是改革的不幸。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尝试以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当前的信用社改革给出一个经济法学角度的思考。本文选取“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这一视角入手，原因在于管理模式在政府主导型改制中的核心与枢纽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改革中，产权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管理模式的改革状况。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1、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利益冲突 第一，信用社比较明确的行业管理始于1979年，从那时起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与金融监管合一。第二，1996年进行的改革决定农信社和农业银行脱钩。业务管理和金融管理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1第三，2003年，15号通知决定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省级联社或者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区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地市不再设立联社或者其他形式额独立管理机构。” 在信用社的改革史上，管理模式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综合来看，在这一博弈中，涉及如下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用社（包括职员、社员）、信用社所在地的与之相关的利益相关人（比如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层次性的关系？信用社的控制权在各个利益主体间是如何分配的？它的变更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利益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性的把握这一系列问题。 2、经济法 的利益观及其运用 众所周知，法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法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那些急需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利益。”2利益衡量是每个部门法分析问题的起点。而经济法的三元利益调节模式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对现代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包容力。 从近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分化，表现在当代学术思想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三元模式、柯亭。 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模式等等作为对这一分化的概括。2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的分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之外发展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多层的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逐渐凸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变化也催生了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但是行政法、民法过多的向公共利益靠拢，只能导致这两种部门法本身的异化，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进行现代化，但却难以完成社会化。3完成这一使命的是经济法学理论。即在以二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公法私法之外发展出的三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经济法。4 相比其他的法律部门，这一体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现实，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时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到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其中也涉及三重利益，首先来分析第一类利益主体。15号通知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信用社的权力赋予省级政府，因而它们无疑是当前的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历史上看，在建社初期控制权曾短暂的掌握在社员手中，这是符合信用社制度的法律原理的。随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施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金融政策发生变化，采取了以财政代替金融的计划体系，加强了对金融组织的控制，5信用社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与此相伴，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事实上的国家银行基层机构。这种管理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两个背景。这一次中央政府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原因之一便是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扭转局面。只不过，中央政府宁愿把农信社的管理权交给省政府，也不肯还给所有者。6政府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是第二类利益主体，包括信用社的职员与社员。研究他们的利益变动，需要结合信用社的定位及控制权归属。自从行政机关掌握了控制权后，中国的信用社就有其名无其实，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的合作金融是一种没有所有者的合作制，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7在这种情形下，社员（分为三种，即个体社员、职工社员和团体社员）的收益主要是股金利息、利润分红和贷款优惠等等，基本上不享有基于投资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管理权。自然的，在改制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忽视了。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8 第三种利益主体，即是以需要货币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利益主体。改革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也被忽视了。从政策出台的程序上看，当前的方案是中央金融部门和省级政府的谈判中形成的，作为这一改革的利益相关人的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的维护。从控制权归属及其后果上来看，省级政一旦完成行政集权，其直接逻辑便是遏制这些利益主体由下而上的自主寻求发展资金的可能。各地的改制现实逐渐的证明着这一点。 从现实来看，这三类利益主体之间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失衡。最明显的一点是，改革中最应该得到维护的农村社会利益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样的改革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是违背法治原则的。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本次的管理模式改革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利益格局呢？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1，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经济法理论首先强调分析多元利益冲突，但这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以此为基础，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分析导致利益失衡的原因，构建合乎基本原则的利益协调与保护制度，最终使各类主体的行为与相关制度符合经济法的精神或者宗旨。 可见，基本原则处于一个枢纽的位置上，既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链条本身的枢纽，又是理论工具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枢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学界目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应该从“规则－原则－价值”的关系中把握，“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9经济法的价值或精神是在经济社会化的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10作为实现这一理念并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对于政府主体来说，是实现其干预行为的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适度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保证其获得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社会中间层团体来说，是保证其在自治与管制中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作用。 以此为标准衡量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改革，我们发现，作为政府实施的一种复合干预行为，11在很大程度上却背离了上述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 2、管理模式改革利益失衡成因的经济法分析 首先，这一改革模式违背了政府正当干预原则。就政府主体而言，通过行政权力取得信用社的控制权缺乏合法性基础。根据2003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省级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法律上看，省联社应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但是，具有更高位阶的国务院一纸15号通知却将这一省级联社定位成省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机构。 这明显的违背了法人制度的基本原理。从原理上看，基层信用社法人为解决各基层社之间资金清算、资金融通以及其他跨区合作问题，共同出资设立了联合社，并且共同拥有对联社的控制权；换言之联社是为各个基层社服务、受其支配的法人。这种自下而上控制、自上而下服务的体制符合信用社的运转规律。 但是，在我国的信用社中，一直以来由于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成为常态。而此次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的信用社管理中的不当行政干预现象，反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将控制权明确的集中到省级政府手中。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逻辑。省级行政权力与联社的结合，必将使联社发展成为披着企业外衣的准政府机构，成为又一个政企不分的怪胎。12在这种状况下，联社及基层社不可能 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作为所有人的社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必将流于形式，作为社员的股权性的投资必将异化成为债权性的存款。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的曲折经历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沉痛教训。 既没有资本出资关系、又没有专门法律授权，省级政府以“支农”的口号取得对信用社资产的控制权，是违背基本的法治理念的，由此而对信用社行使的政府干预行为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第二，管理模式改革也没有遵循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必然会使农村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控制了信用社，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考虑，必然会将财政支农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与对信用社的控制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信用社的未来既不是合作化，也不会是商业化，只能是一种行政化或者官商化。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当前的种种改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正规金融部门的再一次扩张。”13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的是，政府对非正式金融14的打击力度将会加大，农村金融的行政垄断性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背离，反垄断法出台的前夜，又一个行业性的行政垄断系统产生了。结果是各种金融自治与互助团体更加缺乏生存的空间，农村生产发展获得资金更加困难。可见，政府的不当干预，行政垄断的保护、市场竞争的压制、农村资金的恶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违背必然使改革的走向与目标南辕北辙。“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省联社体制的设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对象，农村信用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改制。惟一不确定的是，我们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14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通过经济法特有的利益分析框架，我们分析了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以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我们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紧接着，我们将根据经济法法律调整模式，就管理体制的应然状况给出一个制度性兼具学术性的回答。 （一）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政府在管理模式中的行为失范，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当。换言之，政府在信用社管理方面的行为只是系统性干预失范的一个子项目。因而有必要从农村金融体系的高度来分析，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农村的正式金融，从组织上看，包括有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等，从功能上讲，可以分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根据美国金融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C.Merton）和兹维·博迪（Zvi Bodie ）的观点，应该从功能视角出发来分析，而不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既定的前提下来讨论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优化，应该看到，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即随着时间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15这里笔者采纳功能性分类的观点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来考察农村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政府干预的正当性问题。 从农村现实来说，功能与组织是不对应的。首先是合作社，原本是一种合作性金融，但是现在它的身上几乎没有多少合作的因子，更多的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并且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其次，本应承担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农业发展银行，在1998年3月，随着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农发行自此专一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16实际上政策性功能严重萎缩，根本承担不了国家层面上支农的使命。 这种混乱的局面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各自金融功能的发挥，其次更重要的是必将导致政府对于各种不同功能的金融组织干预行为的基础不清晰。因为对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来说，一般是由政府全资创办、政府参股或提供国家保证等形式，以保证经营的政策性，有效的贯彻执行政府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出资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干预就有了合法性基础；对于商业性金融，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股份制，在《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保护下，政府都无权直接的干预（当然可以采用股权式的市场行为）；对于合作性金融，由于没有资本纽带，除非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是无权干预的。因而，面对不同的金融组织，政府的权限是不同的。如果不从法律上对一个金融组织的上述功能加以区分，基础法律关系的混沌必然会为政府机关的干预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事实也证明如此，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不都是打着“支农”的旗号吗？在这个问题上也显示出法学和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互补性，经济学家多是关注地方政府借支农为名将国家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进而引发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而从经济法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干预行为的违法与合法的三八线，分解其背后的各个法律关系，进而构建起经济功能与法律责任相一致的金融组织体系，从而严格的规制政府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行为限度。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前文已经详细的分析了省级联社行政化的危害，鉴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因而在运用政府权力矫正市场缺陷时不得不更加谨慎冷静。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再一次给我们以启示：经济法既重视国家因素与市场因素的综合，又肯定社会中间层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作用。17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团体，具有单纯的政府与市场所不具有的功能，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干预的抵御。换一个角度，可以将其视为政府权力的分权者或替代者。18这种经济法主体的发展壮大，在管制主体中增加了一个分权者，从而由下而上的提供了一种针对政府不当干预的制衡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信用社协会（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CUNA）是为信用社服务的联合社团，有地区分会、州协会（Credit Union Leagues）和全美信用社协会三个层次。协会与联社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联社主要为社员信用社提供资金融通、投资、资金清算、证券托管等经营性服务；协会代表会员信用社协调公共关系、进行职业教育、出版行业刊物、政策分析和研究和进行宣传采访等非经营性服务，19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抵御来自政府、银行界的压力。比如维护免税待遇。20目前我国对协会的设立管理的比较严格。原因比较复杂。但从经济法上多个利益主体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短视的。我们有必要确立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三）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信用社的改革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强制性变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政府应克制自己的权力扩张冲动，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谨记“农村金融的干预应该始终以完善和促进市场运行为根本目标，所有的干预都应该以最终减少政府干预、增加私营金融服务和竞争为最终目的”21.可是，政府在信用社改革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法治层面讲，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限制。法律，作为一种限权与控权的工具，在信用社的改造过程中缺失了。 与经济法律的缺位相伴的是经济政策的错位。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如国务院的各种通知）以灵活性见长，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相比法律，政策缺乏一种公共性，这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上可以体现出来；缺乏一种基础性，未能从法律层次上规定利益主体基本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边界；缺乏一种救济性，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无法宣示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获得司法力量支持的通道。政策主导下的改革，排除了市场权利主体的发言权，进 而堵塞了司法力量的进入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使改革演变成为了行政机关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内的各个部门等等）的利益交易。 反观世界各国的信用社制度，大都是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来完善信用社制度的。美国1916年通过了一个《联邦农业贷款法案》，联邦土地银行就是根据这一法案成立；1933年又通过了另一个《农业信贷法》，据此建立了另两个农村信用合作机构：生产信贷协会和合作社银行。日本农协是根据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22法律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俄农业改革的实例上，俄罗斯的农业改革由于在初期便确立起了一个基础的法律框架，因而有力的制约了行政权力的膨胀，没有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的形成、扩张和硬化提供土壤。因而有远比我们明朗顺畅的改革前景。 23由此可以说：改革必须法律先行，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必须由法律对各方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确立基本的规则及救济渠道。 四 结语 信用社改革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又是整个改革的一个枢纽。但当前的改革模式却隐含着许多重大缺憾。发现它并作出学术性的回答，是学界的使命。但遗憾的是，经济法学缺席了。对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损失。24不同的学术研究体系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功能、价值互补性。经济法对于实质正义、经济民主的追求、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及相关的分析框架，迥异于经济学，对于改革，二者缺一不可；而由经济法理念制度化形成的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改革成功的必备要素，而这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不具备的。 笔者相信，理论品性的不同使学科之间不可替代。面对复杂的改制，经济法学研究的缺乏必将影响改革的绩效甚至是方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因而，笔者着眼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提出了经济法视角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学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 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 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 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 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 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体系理论问题的探讨 1 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完善 1.1 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问题 目前主流的经济法学理论是国家干预(调制、调节)说,在经济法理论和教材编写方面主要从“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的经济学假设上,①这种理论往往忽视了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在经济法研究和教学中的应有价值,将整个经济法学简化为“国家干预法学”。②可是我国经济法产生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市场失灵”不同,我们的问题主要可能是“政府失灵”,原来是政府完全取消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发育不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政府介入市场太深。而公权力肆意侵犯私权利,是现实中国法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经济法单纯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和体系,就容易为那些在改革的过程中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国家干预”来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找借口,从而可能导致经济法理论和教学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宪政建设服务,同时也使经济法学理论有脱离自由的法律的倾向。 1.2 经济法基础理论应当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 增加经济自由权的相关内容 目前国内流行的法学专业经济法学教材,一般会讨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但大都不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缺憾。经济法的一个方面常常表现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限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而干预经济,而宪法则是为了保护自由而限制法律的限制。③如何依法保护经济自由权,防止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滥用,实现对经济“适度”的干预,是一个经济宪法问题,它应当属于经济法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以宪政、法治为导向的转轨经济法理论,应当将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经济自由权主要包括:④第一、财产权。财产权是不让他人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以及使用、向他人出租或者出售该资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拥有一项资产并持有它(消极运用),将它用于交易或让他人暂时使用某些方面(积极运用)。⑤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受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⑥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第二、竞争自由权。即个体享有依法公平的争取市场交易机会的自由权;第三、职业自由权,即个体有依法选择职业和结束职业的自由权利;第四、营业自由权,即个体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从事合法的自由职业的自由,也有拒绝违背自己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拒绝从事自己不愿意的个体职业的自由。第五、迁徙自由权,是指公民享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第六、(经济)结社自由权,即公民具有发起设立或者加入各种合法的经济性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也有拒绝加入自己不愿意加入的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 我国《宪法》没有关于经济权利的直接规定,应当说我国《宪法》是承认和保护经济自由权的。首先,《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最低程度的经济自由权。《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其次,2004年修订的《宪法》在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对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再次,我国现行《宪法》一系列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都部分涉及了经济自由权。例如,《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其实也部分承认了经济自由权,因为劳动权属于职业自由权。最后,我国政府正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只不过在实际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下位阶的经济法律、法规、政策对公民经济自由权反倒做了许多限制,实际上部分剥夺了个体的经济自由权,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当强调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以划清其与经济行政权的法律界限。 2 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应当是经济法的核心 2.1 竞争法在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比较权威的经济法教材和论着一般有如下特点:第一、内容庞杂、所论范围广泛,体现了我国政府现阶段对经济介入范围较广、较深的现状。第二、大多没有突出竞争法的核心地位。即使一些教材设专编对竞争法进行了论述,也仅仅把它与宏观调控法、市场监管法等法律制度并列,而没有突出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现行的经济法学体系理论和教材缺乏体系的核心统帅,体系内部各部分关系不清,不能为进一步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没有充分反映经济法治和宪政的精神。 2.2 应当确立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 2.2.1 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经济法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 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它是市场中买方和卖方间相互交 往的演化性过程。购买者们竞相获取涉及购买的知识,供给者们则努力发现、获取产品制造或销售的相关知识,促使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竞争的全过程会对寻找和试验新知识的行为造成很强的激励。因为竞争者们冒险投入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并要对他们的行动和错误负责。⑦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看,竞争性运用的产权有很多益处:第一,竞争推动人们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推动经济增长。第二,竞争能够抑制经济权势。竞争一次又一次地向财产所有者发起挑战,在竞争过程中没有一种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可挑战的。第三,充分的竞争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配的公平,第四,充分的竞争其实是买方、卖方争取交易机会的自由,从而总体上促进了自由。第五,竞争有益于经济安全。竞争经济能够更好地吸收外部冲击,靠自发灵活的价格和数量反映使商业周期变得平稳。因此竞争应当得到经济法的促进和保护。经济法本质上 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在市场中,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的,而市场价格又是在竞争和企业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追求,从而也使得竞争法无可争辩地成为经济法的核心。⑧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德国着名经济法专家沃尔冈·费肯杰着的《经济法》(第二卷)中,⑨除了总论部分对基本概念和经济宪法问题进行论述外,他把经济法分为:(1)一般经济法,包括:经济人法(即经济法的主体);德国竞争秩序(是核心重点内容);德国经济财产法。(2)特别经济法,包括:在德国经济法中的总体调整;在德国经济法中的个体调整。一般经济法主要是有关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财产所有之类的法律。特殊经济法与市场干预有关,涉及到超越了市场自我调控的经济调控,一些人称之为计划或指导。显然在该着作里竞争法是作为经济法学的核心的。由日本着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尹从宽所着的《经济法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它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即国家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市场支配)和阻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⑩韩国的权五乘教授所着的《韩国经济法》,强调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 2.2.2 我国应当以竞争法为核心构建经济法体系 我国经济法理论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现行经济体制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政治改革又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权力仍然过多地留在经济领域,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仍然过多,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垄断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但这些特殊国情丝毫不能影响竞争法的核心地位,相反恰恰说明竞争法在我国应当成为经济法的核心。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律规则,该法不仅规范经济垄断行为,而且规范行政垄断行为,对深化竞争性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应当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但该法目前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法龙头作用,经济法学界应当把竞争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来重构经济法理论体系,我国将来的经济法学体系,应当设一编竞争法,放在基础理论之后,使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于不能完全适用竞争法而又与竞争法有一定联系的经济规制和监管法,也可以单独设专编,使其处于从属的特别经济法的地位。 3 宏观调控法的地位 3.1 宏观调控的含义 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经济总体的调控。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通过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现有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实现经济平稳持续的增长,这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财政政策手段采取的具体形式有: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例如,公共工程),或者增加转移支付(例如,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或失业补贴),或者减税。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政策等)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这一学派的政策要点是,“百姓不买政府买,消费不买投资买”。我国经济实际中存在借宏观调控调控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3.2 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作出“完善宏观调控”的明文规定后,宏观调控成为了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宏观调控法的称谓是我国的特产,我国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主要是指金融法(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财政预算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与竞争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主要理由为:第一,我国实际生活中宏观调控手段作用较多,影响较大。第二,现代经济中金融、财政税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宏观调控法自然处于经济法学的核心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学中宏观调控法是和竞争法处于平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与竞争法相比宏观调控法应当处于辅助的地位。这是因为: (1)竞争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在制度和秩序的构成和演变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德国的市场秩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秩序政策,其理论基础是自由秩序主义理论。该理论对公共政策的基本建议是要分清两种做法:①使保护性职能成为政府的重点,尤其是培养和建立各种有益于竞争性系统的制度已达到保护目的;②干预具体的经济性、社会性过程和后果。该理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政府应当专注于用其强制权力促进和保护作为共享品的竞争。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消总需求摆动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们担心,刺激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和对总需求的操纵会逐步地腐蚀市场信号机制,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 (2)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手段,解决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而不重点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它应当是为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服务,而不应当干扰市场竞争。 (3)宏观调控法主要应当是为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我国现实中竞争法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而所谓宏观调控手段用得较多(其实许多是较少法律约束的行政手段),这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政府权力过多留在市场领域有关。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先有竞争法不同,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政府控制经济的惯性,即所谓“路径依赖”, 因此我国经济法是先有宏观调控法。实际中宏观调控的概念往往被滥用,许多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甚至操纵经济的方法都称为宏观调控,存在不受控制的调控权侵犯经济自由权的现象。随着市场化、法治化制度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法将主要是与竞争法相配合,为维护竞争秩序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 经济法学论文: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吸取经济法学研究的教训 「内容提要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交叉性和相通性。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实践表明，研究范围的选择，调整对象研究的思路，以及对总论与分论、本学科与他学科、求同与求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处理，都存在深刻的教训。在社会法学研究中吸取这些教训，对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社会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教训 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都是研究第三法域中的法律现象，介于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的学科。在我国法学界，虽然作为社会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法学的研究先于经济法学，但作为社会法学整体的研究却晚于经济法学，尤其是鲜见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既有可贵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吸取其教训，对于社会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在窄、宽两种范围和是否承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两种选择。窄者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法部门内的法律问题，而对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大多在部门法总论层次给予研究。这虽然有助于集中资源探索经济法的原理和构建经济法的制度，但不利于将经济法放在法律体系中展开研究。宽者以关于经济的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学就是研究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涉及经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跨越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主张把散见于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经济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在承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唯恐经济法失去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故对研究范围多作窄的选择，忽视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未能把以经济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仅经济法学与相关部门法学如何沟通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而且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未能得到论证。 社会法学以社会法为研究对象，然而社会法的外延可作多种理解：（1）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或社会保障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即包括第三法域中除经济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注：我国官方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描述为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七大法律部门，其中，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教育法、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若干法律部门。（3）作为法域的社会法，即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4）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的研究范围宜宽不宜窄，至少应当以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为研究对象，还有必要扩及第三法域，甚至可以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纳入其中。社会法基础理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二是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由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由经济法学界作出较多的专门和系统研究，现阶段应当着力研究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而不宜仅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甚至只依据劳动法来抽象出社会法基础理论。待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比较成熟后，再试图构建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无论构建哪种模式的社会法基础理论，在研究中都不应当忽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因为没有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第三法域及其各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与公法、私法衔接和相容。 二、调整对象研究的陷阱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中耗费学术资源最多的问题，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理论陷阱”。之所以会掉入这个“理论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训： 1、过分看重调整对象的地位。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调整对象问题锲而不舍。无可否认，研究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调整对象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客体，对被规范的客体进行研究，肯定有利于法律自身的设计。并且，明确某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也有助于相对界定相应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范围。但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并未达到成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生命线”的程度。经济法作为现代才出现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对它展开研究，首先应当研究的是它何以为“新”的特征，它与传统法律现象的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法律调整对象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2、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以“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为既定前提。例如，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就不能由民商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界限，至今未能分清。其实，在法律实践中，一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只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这是因为处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多方面的属性，而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法律需求往往需要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满足。于是，需要不同法律部门分别基于不同的目的、按照不同的原则、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整。因此，把调整对象作为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分清不同法律部门的界限。 3、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作定性归纳而不作实证描述。其实，研究法律调整对象是为了解决法律对调整对象应当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律应当如何调整，首先取决于调整对象本身的运行规律及其法律需求。因而，法律调整对象研究，就是要对作为或预设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从中探索其运行规律和法律需求。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现象，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应当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构成、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关系和行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为其提供什么条件，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和行政法）可满足此需求的程度和局限，需要经济法在哪些方面弥补和如何弥补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鉴于上述教训，在研究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时，应当摆正社会法调整对象的地位，选准研究社会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尽可能避免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在社会法学领域重演。为此，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当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其中，还要特别重视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问题，描述现阶段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探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体制原因、政策法律原因和其他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研究其对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各个法律部门的特殊需求，从而为社会法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三、总论与分论的关系 各个部门法学都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对总论与分论关系的处理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1、颠倒了总论与分论的研究顺序。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都是先有分论后有总论，对于经济法学这样的新学科而言，应当遵循先研究分论后研究总论的顺序，先就个别的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新法律现象逐个展开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从若干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原理和规则，研究总论的问题。抽象地研究诸如“经济法调整对象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宜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却正是从抽象地研究这类问题开始的。因而，总论的构建特别艰难，虽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观念、本位、原则等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争议不休、玄而又玄的研究成果，但对主体、行为、责任等制度层次的基本范畴却缺少研究。 2、总论与分论脱节。研究部门法总论的问题，应当与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总论中的各种原理都有相应的具体立法、案例和分论原理作支撑。然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呈现出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在这样的研究中，总论研究难免空洞。可能出于对这种空洞现象的厌烦，有学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法总论在当前仍是薄弱环节，而经济法分论中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多一些“问题”与“主义”结合的研究，少一些“问题”与“主义”脱节的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社会法学研究，切忌把总论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更切忌仅依据某个社会法部门（如劳动法）的素材和研究成果抽象出社会法总论，而应当先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具体制度、案例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总论；然后，再在各社会法部门总论和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法群体和社会法域的总论。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法总论问题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法律对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社会法的公平价值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公平价值的内涵、要求和依据，以及公平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而且还应当研究实现公平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现行立法、执法中存在公平价值实现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为充分实现公平价值在体制改革、立法和执法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四、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利用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法学的必然选择。但利用不等于照搬，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利用。正确的作法，应当是选择他学科中适合于经济法学研究需要的原理和方法，并将所选择的原理和方法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运用他学科成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经济法学中已经出现而在他学科中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从而得出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形成有经济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在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借鉴上，经济法学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1、对于公法学和私法学的已有成果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利用和照搬的现象。例如，由法律关系要素和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是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单一性相适应的，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这种分析框架不宜为经济法学所简单套用。因为，经济法的内容有别于民法，其调整对象远比民法调整对象复杂、丰富，并且经济法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既涉及微观经济又涉及宏观经济还涉及中观经济，法律关系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入的分析。然而，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一般理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显得机械和表面化。又如，民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相对比较单一，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都有一套涵盖各种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一般法律行为理论。但是，经济法中的行为则具有多样性，既有宏观行为，也有微观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还有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既有交易行为，也有竞争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既有市场规制行为，也有宏观调控行为；既有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的行为，也有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行为。各种行为之间个性多于共性，尽管在本质上有共性，但在制度要素上的共性甚为单薄。因而，在经济法学中极难形成甚至无多大必要形成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然而，在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有的学者仿效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试图研究相当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或政府经济行为理论，以此来涵盖经济法中的各种行为。实践表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应有效果，其理论成果在经济法分论中的普适性甚微。因而，在经济法学中，与其着力研究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不如对各种行为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形成类型化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这对形成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设计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会有更大贡献。 2、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经济法学需要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利用并不能取代法学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说明制度设计的理由，而不能取代制度设计本身，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法学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许多经济法学成果在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甚至反客为主。研究具体问题时，在照搬经济学理论之后，显示不出法学成果的品格和特色。 3、法经济学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泛用。对各种法律现象都运用成本与 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其效率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然有助于按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来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扭转以往只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1）过分提高效率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率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率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2）过分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效率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率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率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率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3）忽视运用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加以分析，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收益。在有的法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注：如，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社会法学同经济法学一样也应当利用公法学、私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基于社会法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社会法部门、社会法群体、社会法法域、社会法理念）和社会法中主体、行为、关系的多样性，社会法学研究在利用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对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应当有所选择，即只宜选择适合于研究社会法现象的成果和方法。（2）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只宜用来弥补法学成果和方法的不足，而不能取代法学成果和方法本身。（3）他学科的成果只宜作为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理由，而不能替代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4）法经济学的运用应当在社会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效率目标放在次于公平目标的地位，适当限制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且坚持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 五、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研究问题的两种路径，各有其学术价值。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同中求异更便于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而对于新学科而言，异中求同更便于统一认识和学科完善。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始于理论纷争，几乎各个问题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共识远远少于分歧；在论战中，批判多而建构少，对异己观点着重批驳、否定、排斥而忽视尊重、肯定和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法学走向成熟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缺乏学术积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制度设计，都需要通过争论才可形成共识；二是经济法学由于研究起点低，理论空白点多，创新难度相对小于传统学科，易于激发学者的创新积极性，更易于刺激学者标新立异、建言立说、自成体系的欲望；三是学者中自以为真理的心态甚浓，而宽容异己观点的心态甚淡。于是，许多问题本来可能或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却有意自以为是、拒同存异。 在我国社会法学领域，劳动法学虽然是一门老学科，但就计划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而言，面临着内容更新和体系重构的任务，仍然相当于一门新学科；至于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学科，则刚刚兴起或起步时间不长。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中，虽然要重视求异，但更要重视求同；虽然要重视批判，但更要重视建构；虽然要重视争鸣，但更要重视宽容。在论战中，尤其应当善待反方观点。因为在反方观点中往往不乏科学性、合理性或与正方观点有共识之处，反方观点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正方观点的缺陷所在，反方观点的理由也往往可成为完善正方观点的启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说，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很难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因而，应当重视从反方观点中吸取完善正方观点所需要的理论营养。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法学在论战中不断走向成熟。 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部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可能与其完全对应。因而，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可以给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新的依据，而且还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可诉性问题。然而，在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一直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其特殊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条件，实体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就会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别是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与程序法的联系甚为紧密。正由于经济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适当地位，在近年来司法界发生了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数字化排序的民事审判庭的“改革”（注：在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我国，对“改革”的涵义还值得探讨。如果没有发生体制、机制上的变动，仅是将机构更名，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后，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一阵恐慌，出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论证与情感上的担忧和不满不相称的现象。于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才引起经济法学界的特别重视，因而，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被作为当前经济法学界的两大热点问题。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则显得不够，在现有的经济公益诉讼研究成果中，实体法基础仍显得单薄。 鉴于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应当把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结合起来，依据实体法的公私法融合的特点研究其对程序法的特殊需求。在劳动法的既有立法例和理论著述中，其特殊的程序法需求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许多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劳动诉讼制度和劳动法庭或劳动 法院，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也显示出了不同于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特色，并且还出现了关于劳动诉讼的专项司法解释。但是，我国现有的与劳动法对应的仲裁和诉讼制度，在立法上还不完善，在理论上还很欠缺；而与社会保障法等其他社会法部门对应的程序法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都处于空白状态。因而，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研究与程序法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其相辅相成地同步发展。无论何种实体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其程序法支撑的可行性；无论何种程序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如何满足相应实体法制度的实施需求。 王全兴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 「摘要法学研究之深入，端赖于范式转换，经济法学研究更是如此。以往之法学研究，较为偏重权利-义务结构分析，这固然重要，但已显不足。本文基于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多维审视的需要，运用法与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法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 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 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乳交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 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 ，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 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研究形式 一、经济法中问题与主义的相关争议 在中国,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肇端尚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法学界大体倾向于以1978年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并在每个十年前后,推出一些回顾性、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法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学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即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分析。 一些学者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比做“鸡肋”,认为其食之无味。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法学”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冲击,树立经济法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增强其自足性和开放性,成为经济法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指出其无意否定那些研究主义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价值,只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偏离了法学本来的研究目的。法律就其作用而言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为了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法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以及创新更好的游戏和裁判规则,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法学研究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进行的经济法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经济改革与立法司法实践不联系,只是热衷于构建抽象的理论框架,将经济法理论变成了高深莫侧的玄学,其研究结果是不仅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且会偏离法学研究的初衷和实质。 但对于那些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人来说,“鸡肋”同样可以咀嚼、消化和吸收,同样可以“食之有味”。他们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从而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具备丰厚的理论基础,才能进行有关制度建设的研究。严重冷落法解释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研究法学特质的减损,而未来经济法研究方法必定是多元的,研究手段必然是综合的,研究体系也一定是动态的、开放的,但其核心却应该是恒定的,即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被动摇、更不应该被抛弃。 二、关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 从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达成了关于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这也验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话。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既要研究“问题”,也要研究“主义”,同时更要注重两者的并重研究。张守文教授用“顶天立地”四个字,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顶天”指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强调研究必须能够真正的拔高,要真正体现出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和萃取。因为理论的高度不够,就很难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就极易被等同于一般。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研究并非只是“形而上”,只是“空对空”或者“空中接力”,而恰恰要强调一定要“立地”即要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而不能使其成为海市蜃楼。“立地”强调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要同经济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制度,以回应和解决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因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经济法理论研究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法研究能否纵深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处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前科学阶段”,突出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概念体系,缺乏共同的理论假设与方法论原则,理论尚未成熟,只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经济法学才能进入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所以,目前经济法学界所追求的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并重研究,是经济法发展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相对比较注重有关“问题”的研究,即关于经济法制度建设的研究。因为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态势来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还是比较倾向经济法理论的研究,需要适度的制度建设来“中和”这种非正常的现象。而在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由科斯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运用企业组织理论、产权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处,结合经济法本身的实际,来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达到创新的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注重问题的相关研究,要做到经济法所追求的“适度”。我们可以在着重研究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所构建的制度、规则和经济执法的过程中,从中抽象出经济法的范畴原理、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进而达到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互动研究。 试析经济法对利益冲突法学的论文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 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研究成果论述 经济法学自诞生之日起,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尤其在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方面,争论很激烈,但已经形成了一些能支撑经济法学理论大厦的基本共识。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方面,也有过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完善。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也正经历着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多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共同推动着经济法学理论不断深化。概而言之,经济法学经历的正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1.调整对象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学界形成了许多观点。按照前述发展历程的划分,各种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前诸论”和“新诸论”。“前诸论”主要有“纵横统一论”“、纵向论”“、企业法中心论”、“综合法论”、“经济行政法论”、“学科经济法论”等。“新诸论”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增量利益关系说”等。总体来看,“前诸论”中有对经济法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而“新诸论”对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已成共识。尽管曾有学者对经济法抱有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的探索、交流与交锋推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各说虽然分析的角度与表述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国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并统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这条主线。 2.经济法的地位关于经济法是否独立的法律部门,学者们曾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其中尤以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为争论的焦点。80年代初期,大经济法主义和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此外,还有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而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对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在法学界基本成为共识,并已为国家立法机关采纳,在官方文件中多有体现。 3.经济法的体系80年代初,不少学者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经济合同法》颁布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目前,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应该包括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基本没有异议,而对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是否属于经济法范围则尚有争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这两大板块已不足够,有学者提出应当加上“企业发展法”这一板块,以更好体现与维护企业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发展。 二、经济法的基本制度 1.主体制度经济法主体的确定与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法主体理论从单纯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为分析框架。例如早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后来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包括“经济管理主体、社会中间主体和市场主体”。在视野方面,形成了两种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方法,一是“行为界定法”,即根据主体的不同行为列举主体类型,如“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另一种是“身份界定法”,即根据主体不同的经济、政治或社会身份来列举主体类型,如“管理者、经营者和消费者”。 2.行为制度 (1)宏观调控制度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过去学者们比较强调经济计划的宏观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从过去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调节方式转化为以计划、预算、价格、税收、利率等多种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法学界对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见解和建议。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调控基本理论和宏观调控立法两大部分,至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在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方面,对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目标、采取的手段,宏观调控法调整的对象、原则、地位、体系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观点。在宏观调控立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研究。2001年3月召开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调控法》的议案”的小型研讨会,论证了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关于《宏观调控法》框架的设计。其后,有学者提出了宏观调控基本法的专家建议稿。在宏观调控部门法方面,经济法学界的研究,填补了法学领域的空白,促进了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创制和完善。 (2)市场规制制度学界对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市场监管的对象、监管的原则,市场监管法的性质、地位、体系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基本认同市场监管法是经济法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以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典型。竞争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经济 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引介国外的立法与学说,开展对竞争法的研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学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要性、目标、原则、立法宗旨、定义、调整范围、执法机构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后,学界开始关注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对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比较研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健全和完善提出建议。在反垄断法方面,反垄断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确立,基本覆盖反垄断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度,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企业合并、行政垄断等。关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反垄断法1994年就被列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直到2007年8月才终于通过。十四年的立法历程,出现过很多的争论和反复。比如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反垄断法是否规定行政垄断的内容、采用何种规制模式、如何设置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等等,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终学界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在1993年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前,学者们主要致力于论证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制定全国统一性立法的必要性,提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我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王海打假、医疗纠纷等许多新问题。现阶段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消费者的概念、医疗纠纷的适用问题、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问题、新型消费方式的法律规制等等,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产品质量法方面,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概念、缺陷界定、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方面,近年来,产品责任的新发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3)对外开放制度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制建设几乎与外贸事业发展同步,在对外贸易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保持了极大的关注,对对外贸易经营者主体资格的取得、货物进出口配额管理与许可证管理、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立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外资法的研究也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发展紧密结合,学界在外资的待遇、利用外资的形式、加入WTO对外资法的冲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制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特点:结合复关和入世谈判,加强了对中国涉外经济法与WTO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这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制度的变革,为中国加入WTO在对外开放制度领域扫除了理论障碍 3.责任制度学界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表述、定义、是否具有独立性、承担形式、构成要件、司法救济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要完善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使经济法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第三,经济法责任具有公益性和形式上的复合性的特点,既包括传统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有一些新的责任形式。 三、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界越来越关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基本的共识是: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经济到法,又从法到经济。出发点是现实经济问题,中间经过法律博弈、法律协调,最后落脚点还是回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来。结合就法论法与法外论法的研究范式,在研究中除运用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以外,还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学的论文、着作里,已经出现了多种方法的运用,如,陈乃新教授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论证只有经济法调整的是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采用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又如,史际春的《经济法总论》一书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并注重从社会实践中提取论据,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采用了社会实证的分析方法。 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取得的成绩斐然。经济法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济法学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提炼共识,反思过往研究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创新,正如程信和教授所说的,“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教学质量的讨论 一、教学质量与施教质量 教学质量的内容首先是“教”的质量,其次是“学”的质量。在“教”“学”质量的关系中,“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是关键,因为它决定着“学”的质量;“学”的质量是我们施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师高弟子强”,这就是它们间的逻辑关系。教学质量问题一直是教学的核心问题,教育战线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讨论中,存在下列误区:其一是以为只要改善了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就可以提高了,其实不尽然,因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教学环境、教学主体、教学环节等,而教学方法只是教学主体因素中的部分内容。其二是把教学方法等同于“教”方法,在教学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学”的方法的讨论,使其讨论“文不对题”,当然,教师在讨论教学方法时,基于“以身作则”的缘故,主要应讨论“教”的方法。其三是把教师的施教过程简单地概括为施教方法,尤其是仅仅局限于课堂的施教方法,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得当、有效的施教方法有赖于充分的施教准备,施教准备还与施教指导思想有关;课堂教学仅仅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无需更多说明。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的主体主要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因此,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比对教学方法的探讨来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之一是教学方法体现于对教学的组织过程之中;之二是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更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责任;之三是从讨论的视域来看,更加关注教师施教的全过程,而不仅局限于教学方法,同时,将学生的学习方法排除在了本命题之外,这有利于集中讨论教师如何施教的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特点 认清经济法学的基本特点,是确立怎样施教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特点“经济法”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开设“经济法概论”,在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学”,研究生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所开设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它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法学课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它既包括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理论的继承、运用,也包括对它们的理论的扬弃和发展;从经济法学的历史来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法学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等课程而言,还很“年轻”,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尚无一致的认识。经济法学的种种基本特性,给如何实施经济法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经济法学的教学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特点。 2.课程关联特点经济法学的前置课程通常包括法理学、宪法学等,后续课程一般包括税法、国际经济法、市场竞争法等,此外经济法学还与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证据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相关联。由于经济法学与上述课程的关联关系,所以在经济法学的施教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施教内容的衔接关系,既不能彼此间缺乏照应,又不能出现课程间内容的重复。这就要求教师应当熟悉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了解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师间应当相互沟通和协调,使相关内容———尤其是基础知识等重要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而仅限于衔接而已。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材,还是任课教师,对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处理得很合理。 3.经济法现象特点经济法是立足于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借助于各种有效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综合调整之法。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目的在于实现宏观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所以,经济法具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在经济法律规范中,经济体制、经济技术规范可以直接构成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经济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或专业性;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使经济法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府主导性特点;国家调整经济关系时可借助的法律方法包括各种层级的法律、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规定丰富多彩的法律后果,这就是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国家为追求宏观的、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在尊重和保护个体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对国民 经济运行关系进行综合的调整,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教材特点由经济法学的边缘性、年轻性和关联性所决定,迄今尚无比较成熟的《经济法学》教材,《经济法学》教材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总论体系不完整:一般的《经济法学》教材,总论部分仅涉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有的教材甚至没有论及经济法基本原则。第二,学界“画地为牢”的门户观念束缚了《经济法学》的教材建设:“经济法”界的专家们在编写《经济法学》教材时常常囿于“学界”的“先占”界限,认为经济法中的某些基本法律和基本范畴,历史上就已“划归”其他法律、法学部门,故《经济法学》不再讨论,于是使“经济法”在法学界就成了“拾遗补缺”之法,从而没有从“经济法”本身的内涵及其外延加以系统论及,这也是总论体系不完整的深层次原因。第三,总论与分论不对应,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总论未论及的一般理论,而分论却有重要篇幅,如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等;二是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分论的内容大体趋同。第四,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实质区分较少,甚至有的“观点”“流派”主要表现为文字上的“游戏”,以至于难于自圆其说。第五,分论任意膨胀,分论任意膨胀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现象没有“经济基本法”典,主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的学科理论不成熟。 三、教师施教环节的组织教师施教环节基本可以分为备课、课堂教学、学生实践认识、课程考核四个阶段。 (一)备课备课是施教的前提。备课之前首先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开始备课。所以,备课过程中须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教师的备课准备教师在备课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备课”的质量,进而直接影响教和学的质量。备课准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应当熟悉培养方案。熟悉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握培养学生的社会定位,了解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联性,进而为进行教师间的沟通和协调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基本的施教内容,以免课程间内容的脱节或不必要的重复,以免施教内容太深、太浅、太宽、太窄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既定培养目标的实现。 (2)应当选用优质教材,“教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仅指发给学生而教师又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着作,在此可以称之为师生“共用教材”或者“基本教材”;广义上的教材,则应当是除狭义教材以外的其他参考资料,如教师备课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等,学生学习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教师编发的参考资料等。经济法的基本教材版本较多,有的是法律知识读本,有的是非法学专业用的教材,有的是研究生用的教材,有的是对前沿问题进行探讨的专着;有的比较陈旧,有的则较新;有的是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所编,有的则不然。在选用基本教材时,一般来讲,宜选用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最新编写的经济法教材。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也要遵循新颖、适当、针对性原则。所谓新颖,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能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所谓适当,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适合本专业培养目标,难易适度;所谓针对性,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与共用教材的内容———尤其是任课教师的讲稿的各个“章、节、点”内容密切对应,不要偏离施教任务。 (3)应熟练地把握基本教材内容。一般来讲,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普适性、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体系。熟练把握基本教材内容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教师在备课时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间的关联性作合理的取舍,进而形成具有本学校本专业特色的课程知识体系;有利于对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进行改造,这主要是因为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再到教学使用,总有一定的“时差”,而经济法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经济法律、法规又在不断地立、改、废,使经济法教材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所以在备课时必须作到“与时俱进”;同时,基本教材的内容也是我们选用、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依据,既然基本教材是代表本学界最新成果和反映学术动态的着作,是师生共用的教材,选用与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基本教材的内容,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学生的视野,所以对于基本教材,必须尊重它、忠实它,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与编写,都要围绕基本教材进行,绝不能“喧宾夺主”。 2.备课组织。备课是教师根据培养方案、课程间的关联性、学科特点和学生的需求等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法进行精心安排的活动。因此,备课的充分程度、备课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授课质量,即使口才再好的教师,也莫不如此,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只要备课充分、且质量很高,即使任课教师不那么能言善辩,课堂施教质量一定会有基本保障。所以,施教工作的重心是备课,而不是其他施教环节。鉴于“经济法学”所具有的前述特点,培养方案将学生定位于“系统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要求,基于此,在此认为在“经济法学”的备课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作好相应工作: (1)教学内容的组织:基础理论知识应当相对系统、完整,法律知识的基本含义应当阐述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分析其科学性与不足,借此,培养学生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和素质。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培养方案将其分为重点内容、熟悉内容、了解内容和扩大视野的内容等不同的层次,尤其要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关系,因为在教学实践中,常常发生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问题。 (2)教学材料的组织。教学材料即教学用资料。在外延上大致包括基本教材、讲稿、教案、多媒体课件、参考文献、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可设计为教学内容要揽、重点提示、疑难解析、认识实践练习、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等)。教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时,对于基本教材,要明确重点、难点、熟悉、了解的内容所在;对于多媒体课件,其内容要精;参考文献中的着作、论文要基本体现本学科的水平,选编的法律应当是现行法律,如果是国外法律的介绍,则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借鉴价值;对于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要揽要能基本概括知识点,重点提示要准确,疑难解析要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和精辟;认识实践练习要能反映本课程的知识点,并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对于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应来源于生活,并具有教学价值。 (3)教案的组织:在制作教案时,应根据教学内容确定具体的施教方法和施教手段。施教方法是具体而丰富的,不同的内容应有不同的施教方法,同一内容可以设置多种施教方案,以利于教师根据课堂进展情况适时调整;在施教手段上,主要是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应用,使之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案中要注明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和要求学生掌握该内容的程度。 (二)课堂教学的组织课堂教学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中心环节。课堂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共同场所、是“教”和“学”相结合的主要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借助于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向学生传授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系统地学习 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希望自己遇到的疑惑能得以解决。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发挥其主导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师生的互动性,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施教:比如讲授“经济法的产生”时可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讨论式教学法;在讲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可以采用演绎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归纳法;在讲到“经济法主体的权利”时,可以采用重点讲授法,在讲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注释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分析法、师生讨论法;如此等等。总之,施教方法的运用应因“材”制宜,因学时制宜,多种方法相结合,准备充分,信手拈来,切忌教条。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仅有施教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不够的,其他方面的“软件”也不容忽视,比如对学生的尊重和重视,为此,教师不能傲视学生,而应和蔼可亲;教师在课堂上的“精气神”、语言的抑扬顿挫、适度的幽默与诙谐,都有利于调节庄严神圣的课堂气氛。如果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达到了重点突出而知识面又广;课堂氛围方面和谐而不失严肃;施教方法作到了运用得当而又深入浅出,则可以说该课堂组织是成功的。此外,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因为它是课堂施教的必要补充。学生认识实践的内容应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依据,认识实践的方式可以是教师编制提供各种类型的模拟练习题、或者课程论文、或者到具体的单位进行短期的认识实习;同时,教师应适时地批阅作业,对学生在练习中的疑难问题,教师应及时地给予解答,对课程论文进行必要的点评,对实习过程进行必要的指导。 课程考核是施教过程的必然延伸,也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目前,经济法学的考核基本采取统一的全卷闭卷考核模式,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各任课教师的教学在客观上是不尽一致的,这就影响了考核内容的覆盖面;同时全卷闭卷考核不利于考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种考核对教学效果的检验是不全面的,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此建议:对课程的施教可以推行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纲的课程负责制,对课程的考核可以推行闭卷和开卷相结合的方式 经济法学论文:商科学院经济法学教学革新 商科院校(或称财经类院校)对各专业本科生均普遍开设《经济法学》这门课程,而且大多作为专业必修课程,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存在许多问题,教学理念不够清晰,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陈旧,考核方式较为单一,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必须进行深入改革。本文从经济法学的知识体系和商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出发,结合多年从事经济法学教学的实践经验,对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充分体现商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特色 经济法学是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边缘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法学学科,经济法学将法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在经济管理、企业经营、市场交易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理念、必要的经济法知识和技能。商科院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既精通经济、管理,又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强法律意识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着眼于经济法的学科定位和商科院校各专业的特点及对各专业教学规律的认识,根据商科院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学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并定位教学理念,进而确定知识体系及选取教学内容,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商科院校是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发展起来,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培养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突出特征,多以为行业及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教育目标”[1]。商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具有多学科性、务实性,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多学科全面发展,其根本特色就是培养“法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专业特色是商科院校取得长足发展的必备条件,商科院校必须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差异、补缺竞争,必须注重课程教学的改革,突出教学特色来达到教学目的,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方面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才能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立足,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因此,法学知识的教育,尤其是经济法学知识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需要大批既懂经济又知法律,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能从事实际工作的实用性人才。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与这一培养目标和特色不甚吻合,所以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应紧贴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反映当今社会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应用性。根据商科院校的特色要求,我们认为,经济法学教学应着重教会学生以下3点:一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二是查阅所需法律信息资料的方法,驾驭应用法律资源的能力;三是经济法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和运用经济法知识,是对商科院校学习经济法课程学生的基本要求。经济法课程是商科院校法学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长期以来经济法教学侧重理论学习,而经济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部门法多、内容广泛的特点,由于经济法教学与实践的脱节,忽视对学生的司法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头脑中的经济法支离破碎,以致面对将来工作中的司法实践时往往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二、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改革应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 由于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学的学科理论尚不够成熟,经济法学学科体系也没有完全定型,实践中对经济法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经济法的诸多内容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经济法学科理论的构建与社会实践中具体的经济法律实务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经济法理论不能对经济法律的实践工作有效地加以指导。导致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比较杂乱,甚至存在偏差,使经济法的教学内容缺乏应有的广泛性和科学性,使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本质、价值和功能,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更应注重经济法内容的科学性、规范性、应用性和针对性。经济法教学应根据商科院校不同专业所面向的行业、区域,或者专业定位的需要,科学合理地选取经济法学教学的内容,在不忽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实效性。教学内容要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活动中迫切需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特殊价值功能,掌握运用经济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市场活动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依据各专业的特色和学生的知识结构选择具体内容进行专业性经济法专题教学,并与相关的专业知识有效衔接、形成互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满足学生对本专业领域经济法律知识的需求。教师要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根据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根据听课学生人数、课时等具体情况讨论统一授课基本内容,解决在具体的经济法教学中,课程内容庞杂、课时有限的矛盾。经济法教学要加强经济法课程的体系观念,要把经济和法律、国内和国际、经济法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相关知识、理论、信息紧密结合,使之能够反映当前国内、国际经济、法律、科技综合发展的总趋势。要通过筛选、精简,重点教授最能体现经济法的内涵和价值的内容,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市场规制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等领域, 使之系统化、体系化、科学化。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法的政策性,国家政策与经济法有紧密的关系,不能脱离国家政策孤立地学习经济法,在经济法教学中分析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可加深学生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理解,使学生前瞻性地对经济法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由于当前经济形势变化迅速,经济法律实践远比经济法律规则复杂,加之经济法律法规的修订相对频繁,在教学中应注意课程内容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应及时引入新的信息,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注意反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及时响应。 三、经济法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体现多样性和灵活性 经济法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活动来完成的,而经济法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经济法课堂教学方法。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需要科学的教学方法,经济法作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尤其要注重与教学目的相匹配的实践教学方法,既要讲解经济法基础理论知识,更要强调经济法应用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经济法教学不仅要有传统的理论讲授法,更要加强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通过协调配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经济法律的应用能力。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济法学教学应注重以下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1.理论讲授法。理论教学是经济法教学的基础,这种教学方法一直是经济法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讲授教科书,注重阐述经济法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等基本知识点,通过准确、详细的理论讲授,使学生准确地把握经济法的核心和精髓。它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法的原理,使学生通过广泛的互相关联的概念和原理理解各种情形的经济法律现象,较容易地运用逻辑思维来推断法律,有助于学生在单位时间的讲授中迅速地汲取经济法的精髓,为经济法的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经济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单纯的理论和法律条文讲解十分枯燥,对于经济法的重点、热点问题,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使教学显得丰富生动。案例教学法是指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学生掌握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经济法分论部分,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通过学生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相互协作,提高其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具有趣味性、生动性、思考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这种教学方法为教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缩短了教学与实践的距离,重在引导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使学生学会思考和学习。案例教学给学生提供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实战演习的机会,学会认真分析案件,找出案件的争议点,从大量的法律法规中找出适用的法律规定,直至形成自己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意见。在案例教学课堂上,学生针对问题各抒己见,能够集思广益,起到思维互补、开阔思路的作用,使学生对经济法的概念更清晰、结论更准确,也能够培养学生的表达、辩论能力,为学生今后就业提供一个演练场所。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学生还学会了如何互相点评,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学会了如何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提高了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 3.自学研讨法。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需要和对经济法律知识需求的差异性,对于经济法中内容相对简单、便于理解、贴近生活的章节,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内容,实施自学研讨法,根据课时多少确定自学指导部分。对于要进行自学研讨的章节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教师可将其当问题先行提出,让学生预习准备,由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思考,上课时由学生进行讲解、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总结,其他内容则作提示性讲授,布置为自学项目。自学研讨法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学好经济法课程的信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法律论证等能力。自学研讨法可以科学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把握教学重点内容,能够在有限的课时里传授给学生最有用的知识,增加了教学的有效性,同时教师引导和教会学生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提高。 4.比较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通过应用比较法,将相关联的知识点进行对照、比较,可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点,将繁杂的理论知识条理化、简单化,便于学生准确记忆,如将有关知识点做成对应表格,让学生从书本中找出相关内容填入其中,既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又帮助学生复习理论知识,极大地提高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 5.讲座教学法。讲座教学法是指聘请有经济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行政执法人员等给学生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商科院校应加强与经济法律实务部门,如法院、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税务部门等的联系和协作。经济法课程应当聘请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企业界中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专家讲授经济法方面的案例及办案经验,开办各种经济法的专题讲座等,切实增强学生经济法课程知识的真实感。这些讲座可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6.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精选的典型案例,分别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当事人等不同角色,按照诉讼程序对经济法律纠纷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模拟演示,以司法实践中法庭审判为参照来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学生通过模拟法庭的训练,能熟悉经济诉讼的程序,提高案件分析、法庭辩论、口头表达等综合能力,使经济法的学习形成一个从点到面,从关注现象、思考问题到掌握知识、提高法律实践运用能力,从经济法学的单学科学习到整合经济法律、诉讼程序、 法律文书制作等多学科学习的系统过程。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更具教学过程实践性和公开性,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 7.观摩庭审教学法。观摩庭审教学法是经济法学课外实践教学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能使学生真切感受到经济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教师先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选择一些典型的或者疑难的经济案件,带领学生到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有关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然后组织学生就该案件进行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诉讼的庭审过程和程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人民法院把一些有针对性的典型实际案例放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内现场开庭,使学生亲身体验经济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感受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运营的真实情况。此外,在经济法教学中,还可以通过其他课外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访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或安排学生到消费者维权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 四、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注重教学手段多元化 在经济法学教学手段上,要由单向性的教师讲授转变为自主式、合作式以及研究式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通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设施,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引入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以多媒体教室为载体,可以实现现代教育技术设施与学以致用的结合。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更直观、更生动,同时利用图形、声音和动画播放和教学内容有关的视频资料,能加深学生对经济法相关内容的理解,使教学丰富多样,课堂气氛活泼,案例生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应用多媒体教学教师预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提示,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授课前提示学生注意本课的知识点和重要内容,使学生在听课前就对本课内容有大概了解,可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教师应该适当运用多媒体技术,注意多媒体的播放只是辅助教学过程。对现成的多媒体材料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加以适当改造,使二者相互匹配。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网络资源,给学生提供经济法课程相关课程讲解、练习题、优秀案例、参考文献等教学资料,教师还可以在网上对学生优秀作业进行点评,开展网上辅导,为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学和扩展知识提供条件,方便搭建师生交流平台。 PPT课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加大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开拓学生的视野,采用PPT课件教学可节省书写板书的时间,有利于逐渐加深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综合程度。此外,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播放教学案例视频,使用电子教材等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视化、互动化、个性化,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了解经济法律实践,弥补不能到相关部门实习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亲身实践的效果。 五、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 以往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重理论、重闭卷,轻技能、轻应用,平时考核用考勤、作业等方式,期末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由于受时间、卷面容量的限制,很难全面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教学应该与考核相辅相成,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符合教学连贯性和逻辑性的要求。因而必须将平时考核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平时成绩在学生科目成绩评定中应占较大比例。教师应当对学生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在平时成绩记录里,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主动获取经济法知识及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要有所体现,将学生课堂上回答问题的质量记入平时成绩,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结合各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或讨论题,并围绕讨论题让学生写出专题论文,依据撰写的读书笔记、学生的作业、小论文评定平时成绩,将案例讨论和撰写的案例分析报告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总之,应将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口头考核、小论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以最好地实现经济法学教学的效果 经济法学论文: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李华振 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 李华振 原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6月18日。此为原稿，后在发表时标题改为《MBO：“打狼棒法”该练练了》。 2001—2003年期间，我在《财经报道》、《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等媒体上发表过大约15篇文章，大多是为MBO鼓与呼的。但后来，我在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却发现，各地出现的所谓“MBO”有不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盗版MBO”，于是，我又写了《谨防“祥林嫂式的MBO”》、《论“变态的MBO”应该缓行》等文，为MBO的异变提个醒。 记得我曾在《中国MBO的“饿狼传说”》一文中写到：健康正常的MBO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等价进行”，但现实中出现的往往是异变成“残吞国资肥肉的饿狼式MBO”。但该文只描述了这种现象，却没写出解决办法。如果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进行“等价式MBO”，那么，我们也同样有1001个理由反对这种“饿狼式MBO”。 针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要练成一套“打狼棒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狼棒法一：现阶段的MBO处于改革试点期，为了免蹈原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进行的不成功MBO的覆辙，我国不宜一下子彻底通过MBO来达到国企“完全民有化”，而应限制MBO的规模及进度，以部分的、适度的“虚拟民有化”为宜。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激进式的MBO改革只会致命而不能治病，其后果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便知。 打狼棒法二：要求经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非MBO资金，才能收购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全部是用本企业资金作抵押借贷来的，经营者实际上没出资金，他们感受不到明显的、直接的“血肉相连之感”，当然就难以产生强烈的“与企业休戚与共之心”，这同样达不到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内部化”，无法真正调动其“关心自己财产”的积极性。至于自有资金的比例为多少，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打狼棒法三：在进行MBO的同时，一定要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虽然不可能普遍征得每个流通股股东的同意，但至少必须把有关信息向他们真实地、及时地披露，严禁内幕操作。而且，经营者购买本企业股份时的价格不得低于当时本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 打狼棒法四：切实保护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分配机制不得向经营者过于倾斜。效率虽然第一，公平也必须兼顾。否则，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以社会的不稳定作为惨重代价。 打狼棒法五：严格规定MBO的融资100%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尤其不得用于经营者私人享受或其它投资。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借MBO之名、借贷用于私人用途之事件，这是严重悖离MBO初衷的。 打狼棒法六：在偿还MBO的借贷资金时，一定要坚持先后顺序：经营者是第一债务人，企业是第二债务人，只在第一债务人确实无力还债时才由企业承担责任。正如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负责人、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所说，我国要逐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注：我国目前只有法人破产制度），只有在经营者个人宣告破产之后，仍不足以偿还时，才由企业承担偿债义务。这样才能“逼着”经营者不敢利用MBO之机来侵吞国有资产，不敢恶意把企业作为自己逃债的挡箭牌。 打狼棒法七：加强MBO过程中的官员廉政建设，推进“阳光下的政府”之法治进程。官员不仅是MBO的监督者，也是国有资产的人，是MBO的一方主体。所以，禁止权利寻租、设租之任务尤其迫切。反思俄罗斯国企MBO的失败教训和英国国企MBO的成功经验，会发现：在国企MBO的过程中，官员是否廉政决定着改革的兴衰成败。 经济法学论文: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深化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问题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 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 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 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 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