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界论文:“中国英利”世界杯营销价值分析 [摘要]世界杯已经过去,但是世界杯赛场上的汉字广告却仍然令人记忆犹新。但是,世界杯8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内地的赞助商却引起诸多质疑声,有人认为,中国英利数亿元赞助扔向世界杯,无异于打了水漂。但事实胜于雄辩。不论从品牌营销、品牌认知度的角度,还是从传播效果来看,中国英利的世界杯营销无疑都是大赢家。 [关键词]世界杯营销　世界杯赞助商　品牌营销　传播效果 南非世界杯已经过去,但世界杯赛场的广告栏上首次出现的方块汉字仍然令人记忆犹新。中国英利、哈尔滨啤酒和百威,这在英文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杯赞助商市场上,让广大的中国球迷眼前一亮。据了解,这是世界杯8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中国内地的赞助商。但“中国英利”,豪掷数亿元、每场却只露面8分钟的营销大手笔,则让其营销策略置身质疑声中。 质疑的焦点在于:有专家认为,世界杯的受众主要是普通观众,而赞助商也一直以消费品品牌为主,而英利集团,这个连中国人都很陌生的从事新能源的企业,在业绩亏损的情况下,却拿出数亿元资金砸向世界杯,更是让人觉得打了水漂。 一位新能源产业的同行表示他们是不会在世界杯等体育赛事上做投入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的销售路径分为B2B和B2C两种,B2B占主导地位,B2C只是作为补充。当通过B2C模式销售时,终端消费者可能还是会倾向于当地分销商的推荐来购买产品,而不是认品牌。因此,他们基本是通过行业杂志或者行业展览会、研讨会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品牌,以便让地区经销商、上下游企业有所了解。中国英利作为新能源企业,企业采购是最主要的销售路径,而世界杯的受众主要是个体,这是同行不愿把资金投进体育赛事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太阳能的受众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多是企业采购,采用世界杯营销方法有点不妥:第一,很多公司的决策者并不是球迷;第二,英利这类电池产品的购买决策过程比较复杂,会涉及到采购、工程、决策层等多个层级。当然,B2B的产品虽然做赛事广告是有益的,但推广效果不一定会很好。 但是英利公司却持不同观点:“英利”品牌在世界杯上的亮相,肯定会加深终端消费者的印象,有利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按照英利的预期,英利此次在世界杯上推广的着眼点是品牌知名度,他们认为能吸引到三类人关注便“知足”了:一是球迷,他们能“模糊记起有英利这么一个发音,或者这两个汉字”;二是想知道英利公司的人,他们愿意上网查询看看英利到底是干什么的;三是业内人士,他们会通过世界杯对英利有更深层次的了解。由此看出,英利此次出招世界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销售额迅速的提升,而是品牌推广,让球迷和业内人士认识和熟知盈利品牌。那么“中国英利”的世界杯营销,到底是像有的人认为的“摆乌龙”呢?还是其卓尔不凡的营销奇招呢? 我们先看看“中国英利”世界杯营销做了些什么? 2010年2月3日,英利与国际足联(FIFA)正式签约,成为南非世界杯赞助商。英利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可再生能源领域内赞助世界杯的企业。 根据国际足联的要求,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赞助商共分为FIFA赞助商、世界杯赞助商和国家赞助商三类。其中,FI-FA赞助商为主赞助商,这类赞助企业可使用国际足联标识8年,一般与国际足联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世界杯赞助商是以单届世界杯作为赞助对象,可以使用当届世界杯标识4年;国家赞助商则要求赞助企业必须是举办国国内的企业。英利属于第二类,与它并列的多是消费企业,包括百威啤酒、麦当劳等6家。 据英利的内部人士透露说,英利此次的赞助费用达数亿元人民币。根据国际足联对南非世界杯赞助商赞助费用的要求,赞助费底线是8000万美元,这意味着英利至少得花5.4亿元人民币(但据说,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实际赞助数字可能低些,有人说是2亿。)。这还不包括后期的广告投人等宣传费用,一般而言后期的投入是前期投入的数倍。 英利投入了这么多,那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呢? 根据协议,从6月11日南非世界杯打响的那一刻起,全部64场比赛中每场90分钟的比赛都将累计有8分钟的时间让全世界球迷看到英利的宣传广告。英利还将享有包括部分门票、场地广告宣传和媒体版权在内的全球市场营销权,以及在世界杯足球赛场馆内的球迷乐园展示其太阳能产品的权利。 也许另外一串数据更令人眼前一亮。本届世界杯单场收视人数纪录当仁不让地被中国获得,有2400万名中国观众收看了韩国队2～0击败希腊队的比赛。世界杯开幕不久,英利在某搜索引擎的“用户关注度”大幅升高了425%。 下面我们来简单论证一下英利的世界杯营销到底值不值。 有体育营销专家称,一个企业在平时要投入2000万美元才能让自身品牌的全球认知度提高一个百分点,而在如世界杯这样的主要体育赛事中同样投入2000万美元的赞助却能让企业的全球认知度提高10%。 品牌营销概念告诉我们,品牌营销这种行为是指企业通过利用消费者的品牌需求,创造品牌价值,最终形成品牌效益的营销策略和过程。最高级的营销不是建立庞大的营销网络,而是利用品牌符号,把无形的营销网络铺建到社会公众心里,把产品输送到消费者心里。使消费者选择消费时认这个产品,投资商选择合作时认这个企业。 良好的品牌价值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可以保障企业市场的不断扩张,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然而,良好的品牌价值还应该向社会、向消费者不断地加以传播,使之家喻户晓,才能发挥扩大市场的功效。 显然,中国英利的世界杯营销走的是品牌营销的战略。无数事实说明,品牌营销选择体育营销尤其是世界杯营销非常有效。体育营销主要是在树立品牌方面功效不凡,体育营销强调的是品牌,强调品牌的认同感和优越感以及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体育营销是品牌创建中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世界杯与品牌营销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仅此一点,英利的2个亿就值了。 换个角度,我们再从国内认知度的角度来看看英利的营销值不值。 笔者于2010年7月26日百度搜索中国英利,找到相关网页约2000,000篇。 二百万篇网页,也就意味着有同样数字的新闻报道存在着。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数字应该还会增加。此外,全国很多报刊、网站、电台、电视台,都是将中国英利对世界杯的赞助当作一件重要的新鲜事报道。这种传播效果是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衡量其价值! 同样,通过赞助世界杯,一样可以达到做电视广告的效果。有2400万名中国观众收看了韩国队2:0击败希腊队的比赛,这2400万名中国观众就是“中国英利”广告的受众。这个价值有多大?怎么计算?还有国外的观众呢?一共多少?一场比赛2400万名中国观众,10场比赛呢?20场比赛呢?……而如果拿钱去电视台 做广告,得花多少钱?有心的读者可以拿世界杯期间央视的广告价格计算一下。 而在市场方面,赞助世界杯对英利产品的市场表现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世界杯开赛以来,英利光伏组件的需求大大增长,各国客户纷纷表示希望同英利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英利在光伏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地位明显提升。 同时,在世界杯期间,英利在证券市场表现也颇为抢眼。2007年6月8日,英利绿色能源的股票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股票代码“YGE”,当时IPO价格为每股11美元,共融资3.19亿美元,成为第四家在纽交所上市融资的中国光伏企业。根据世界杯期间美国纽交所数据显示,从世界杯开赛前的6月7日至7月23日,英利官方网站点击率增长5倍,英利股价上涨了3.8美元,总市值纯增5.6亿美元 世界杯效应,使得英利收获颇丰。目前许多南美、非洲的政府层面的项目,已向英利抛出了橄榄枝。在金融领域,也有不少银行和英利签署了战略合作。 当然,英利产品不是大众消费品,这的确与赞助世界杯的其它赞助商有所区别。也许,从传统的营销策划角度来说,这是不足之处。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好,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过去赞助世界杯的都是大众消费品,也许从英利开始,我们的广告策划专家就要修改教科书了。 重大赛事的体育营销,可以在赛后一段时间继续展开,它其实是企业整合营销的一部分。整合营销就是为了建立、维护和传播品牌,以及加强客户关系,而对品牌进行计划、实施和监督的一系列营销工作。整合就是把各个独立的营销综合成一个整体,以产生协同效应。这些独立的营销工作包括广告、直接营销、销售促进、人员推销、包装、事件、赞助和客户服务等。参与营销的企业不能忽视后期的营销推广。赞助在营销策略中所铸就的只是无形资产,企业如果要真正有名有利,就要把赞助所获得的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的资产。而它的价值真正实现就要靠对赞助活动的理智判断和赞助后期的整合营销。重大赛事期间,要高举高打;赛事之后,要细水长流。在这方面,不少知名品牌都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后来者学习参考。英利如果在对世界杯进行体育营销之后,再进行相关的后续品牌推广,“组合拳”效应会让这笔巨额营销支出收获更多。 企业品牌建设是一项持续性的、长期的工作。中国英利的这个广告做得值不值,还要看它的长远规划。不过,不管中国英利命运如何,中国英利的世界杯营销都将成为品牌营销的著名案例。 责编:周蕾 营销界论文:论公关主题的营销边界 摘要：随着商业信息的泛滥，消费者对商业性传播日益警惕和逆反，而公关活动的隐性与软性却能大行其道。但是, 作为企业的惯用手法，公关活动所引发的效应却有褒有贬、参差不齐，本文认为这主要涉及到公关主题的边界性问题，只有熟练掌握公关主题的营销边界，公关策略方能为我所用。 关键词：公共关系；营销；议题传播；边界性 营销专家阿尔.里斯曾经借“广告是风，公共关系是太阳”[1]来比喻广告是暗含强迫的硬性传播，而公共关系则属于软性传播，充满弹性。公共关系的“软性”主要表现在：企业操作的低成本性、操作的灵活性、传播的主动性、影响的深远性等等，这些都是硬性广告所不及的，因此公关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渗透于企业的营销环节。 然而免费的午餐并非人人都能轻松吃到，每一次公关主题都恰似拉动一根橡皮绳，绳的两头都得拉紧，这样才能产生话题张力，但这拉力又不宜太过，否则得不偿失。因此这个“过”与“不过”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就形成了公关主题的营销边界。 一、公关主题的营销底线：挑动话题情绪 现代社会资讯超载，每个消费者从早到晚，不知要接触多少的讯息。因此要吸引注意力， 公关主题的策划需要奇招制胜，以挑战各种尺度。 1.新奇性、娱乐性、趣味性 商业社会紧张、压力大的特点决定了新奇、娱乐、趣味性的传播永远具有市场， 它不但降低了商业信息的生硬性，逆反性，更是刺激消费者主动接触、主动传播的原动力。 2004年，汉堡王可谓创造了一大经典。当时，汉堡王由于受麦当劳的打压, 市场份额下滑。为了应对竞争，重新启用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旧广告口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have it your way），意味着消费者具有多种个性化选择，汉堡中的番茄酱、沙拉、辣椒酱等可以随便食用，而不再被动接受标准化的套餐。 但由于囊中羞涩，汉堡王策划了一个以“听话的大鸡”为主题的活动：在网站上放了一只由人扮演的大鸡，消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脑，无论想让大鸡做什么动作，只须在网页空格处输入指令，大鸡马上照办，每位网民可以通过平均7分钟的接触来考验大鸡的能耐。在网站开放后的头48小时，大鸡在房间里正经的、疯狂的、性感的、关爱的表情与表现（遇到不雅指令，一律用“鄙视你”带过）竟吸引了2500万的点击量。这种现象甚至引起著名的 《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专题辩论。在整个活动推广期间，据统计总共5亿网民参与，这5亿的点击不但引起目标群体的关注，还把他们直接带进了汉堡王的门店。可想而知，汉堡王通过区区5万美金的传播费用在大众抵制广告的时代创造了一次营销奇迹。 在我国，此类个案也层出不穷，例如百度在网上投放的《唐伯虎篇》等系列电影式广告 ，微软的以公益的名义的‘I’m计划”，百事可乐的“后舍男生”等都是利用搞笑图片、视频、FLASH、文字、活动等方式传播企业理念、商业信息。 这种公关策略的趋势是： 以网络为传播平台；吸引消费者娱乐性参与及互动；鼓励消费者自主传播、主动扩散。 2.挑战传统 传统，一直是每个民族赖以延续的精神核心，也是区别各个族群的基本要素。但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无论是东西方，对于美、快乐、健康等公共性话题，却有着相近的看法。因此，一旦选择了这些传统型的公关议题，要想挑动话题情绪，只有另辟蹊径，大胆逾越传统边界，才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世界知名品牌联合利华旗下的多芬就深谙其道。2004年，多芬推出“真实的美丽” 这一公关主题，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多芬选择了中年妇女和邻家女孩这些完全真实的女性消费者作为传播主角，比如选用满脸雀斑的中年女性，配以标题“有瑕还是无瑕？”，选用满头银丝的老太太，配以标题“灰色还是出色？”，选用体型偏胖的女性，配以标题“超重还是出众？”，这系列问答式主题的抛出彻底超越了传统观念上社会对于美丽的既有标准，挑战了惯有的思维模式，并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引起社会女性阶层的热烈关注和讨论。多芬这种打破传统观念的公关主题的选择，不但使得多芬这一品牌在一片沉闷乏味的美女传播现象中脱颖而出，还深深唤醒了生活中众多对自己容貌不甚满意的女性内心的自信，从人文关怀角度传播了企业所推崇的更广义、更健康、更平民化的美丽新观念，自然也赢得了众多女性消费群体的认同和好感，其营销效应当然不言而喻。 3.紧随社会热点 公关重“势”，除了当今的主动出击自己造势之外，更简便的办法就是紧密关注社会热点，紧随社会潮流顺势而为。 西单一直是北京最繁华的商圈之一， 2006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西单商圈的消费者发现熙熙攘攘的街道中，出现了一个大型的用雪堆积的北极熊，随着人流从旁边穿过，渐渐的，可爱的北极熊一点点的融化，最后彻底消失，仅留下一地水渍。原来“消失的北极熊”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环保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推出的系列公益活动之一，旨在告诉大家全球变暖的危害。 由于社会热点总是随着时代潮流潮起潮落，因此要及时把握住社会热点，就需要策划人员知识丰富、触感敏锐、视角广泛、了然社会脉动，锁定时代潮流 。 二、公关主题的营销上限：承载话题的能力 创造有趣诙谐独特的主题是公关策划的职责，但引发的主题如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以更宏观的视角留心公关营销的上限，才能在挑动话题的同时又不逾越主题张力，以获得最佳的传播效益。 1.社会价值观不容挑战 历史的累积让每个社会都形成了既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尤其是关涉社会道德层面的一些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更是植根公众内心的东西，不允许其它声音的挑战与戏弄。 台湾大众银行MUCH卡――《曹启泰篇》，曾经就小小地触碰了公众的道德神经，并引发了连串的社会反应。银行启用因借钱声名大噪的人物曹启泰为其广告代言，并在文案中强调“借钱并不可耻，借钱是高尚的行为”之价值观。此言一出，遭到舆论及各界挞伐，尤其是不少民众认为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最后这支广告终于导致台湾“新闻局”限定深夜播出的命运。虽然随后由于广告主的从善如流以及公关人员奋力解释、澄清、更正，终于力挽狂澜， MUCH卡意外的得到公众的理解，取得不错的议题效应。但这件事还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在关涉到社会固有的价值立场时，即使议题不触及法律法规，同样需要谨慎为之。 2.竞争对手利益小心触碰 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公共关系中一项重要的关系。激烈的竞争使得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而脆弱。共同的生存环境又迫使这些企业间需要维护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平衡，因此企业的营销传播包括公关传播更需要顾及同行的利益。 前几年的农夫山泉“天然水-纯净水”之战相信很多人还历历在目，类似的恶性竞争甚至恶劣的口水战大多是以竞争者之一的个别“言论”引发。其实有竞争才有合作，因此在个别企业不顾一切的抛出轰动性议题时，最好还是环顾四周，以免赔了夫人又折兵，惹火烧身。 3.民族情感不容亵渎 随着经济全球化，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就必然涉及随着传播对象的转换，传播内容要求与当地文化背景相谐调的问题。近年频繁发生的引爆民族情绪的传播活动，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 2003年丰田汽车在国内引发了系列失败的文化议题，让丰田车在市场上连连受挫。在丰田车的“霸道PRADO”广告中，一辆名为霸道的汽车停在两只石狮子前，一只石狮作敬礼状，另一只则向下俯首。配以文案“霸道，你不得不尊敬”；其二为“丰田陆地巡洋舰”广告：该车在雪地高原上，以钢索拖拉一辆影似国内的绿色解放车般的卡车。这两支广告引起国内网友肆力抨击，认为是“明显的辱华广告”，甚至引发后来的签名拒买日货，系列风波弄得丰田灰头土脸，不得已对中国消费者的公开致谦信。去年发生的立邦漆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为了在广告中传播油漆“想不到的光滑”，在广告创意中“让中国龙从涂用了立邦漆的柱子上滑落”，没料到这样的玩笑信息大大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情感。 历史的积淀使得每个民族都会形成情感的敏感区域，无论大到一段史实还是小到一个图腾，都可能牵扯出一个民族内心深出的疼痛，这些敏感禁区也是公关议题不得轻易逾越的雷区。 三、结论 有人说真正的公关，在世界观上必须是平等、互惠、双向的。[2]所谓平等，主要指传播过程要充分尊重消费者，包括情感、价值、心理、文化、习惯、宗教等多个方面；所谓互惠，就意味着除了自身利益，还要兼顾环境中多重组织群体间的利益，每一次公关活动都力求组织和其公众共同利益的最大公因数，这也是公关的核心精髓；所谓双向，则要求发起公关议题的组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尽量通过公开角度进行议题回应与处理，而且要讲究时宜。 的确，公关议题的策划如履薄冰，但只要把握住互惠这一核心原则，在公关议题的边界里，其运作会更加游刃有余。 作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 营销界论文:张家界烟草公司“精品盖红河”品牌市场细分和营销策略研究 摘要：通过对“精品盖红河”的市场进行细分，构建品牌竞争营销策略．提升了张家界烟草公司的“精品盖红河”的竞争力和销量。 关键词：张家界烟草公司　精品盖红河　市场细分　营销策略 卷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也是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由国家以行政手段实施全方位垄断经营的唯一商品。我国从1984年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以来，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强化和保障烟草专卖制度的实施。在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下，中国烟草总公司及所属的2000多家工商企业依法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我国烟草专卖制度实行的是完全专卖、国家专卖的专卖形式。我国的卷烟市场需求旺盛，国际国内烟草品牌众多，但没有任何一种品牌能为所有市场服务。能满足所有消费者。任何一种烟草要想拥有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群体，通过营销策略占领一个细分市场，张家界烟草公司“精品盖红河”品牌的市场细分和营销策略取得了较大成功。 一、“精品盖红河”市场细分的标准 1950年，美国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率先倡导品牌发展战略研究。得到了理论界的热烈响应。奥格威指出：每个广告都必须对品牌形象这个复杂的象征有所贡献――把每个广告看成建立品牌声誉所作的长期投资。此后，国内外学者及企业界对品牌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在品牌营销方面对品牌识别、品牌传播、品牌形象、品牌资产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较多富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或是他们的相互结合，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相区别。”科特勒先生将品牌问题看成一个过程，即品牌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决策者面对的是一系列品牌决策。将产品品牌化是一个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同时可以增加产品价值的决策过程。他分析了使用品牌的五大好处：其一，有了品牌名称，企业可以较容易处理订单并发现其中的问题；其二，品牌名称和商标对产品的独特性提供法律保护，不易被模仿；其三，可以吸引到忠实和有利于公司的顾客；其四，有利于公司进行消费者市场细分；其五，有利于树立公司的形象。 “精品盖红河”主要采用按消费者职业和按销售价格来细分市场。首先确定“精品盖红河”目标群体的不同职业身份，再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和根据消费者职业来确定产品价格和不同的营销方式。同时市场细分除按消费者职业和按销售价格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精品盖红河”品牌进行市场细分。其一，按照地理变数：按消费者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市场细分，分为张家界市内消费市场、武陵源市场、桑植市场、慈利市场；其二，消费者变数：按照消费者的职业、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教育文化水平等进行市场细分；其三，消费者的行为变数：行为因素即与消费者对卷烟牌号的购买行为特征相关联的因素，这些因素一般是市场细分的最佳依据，如一般场合还是特殊场合，是自用还是送礼，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还是为了炫耀、赶时髦等。据此可以把消费者主要分为：事业成功型消费者、享受生活型消费者、品位高雅型消费者、节俭实用型消费者等。 二、“精品盖红河”目标市场的定位 市场定位就是通过企业对其产品或是服务乃至企业自身所做的一个可以使消费者在一大堆信息中一眼就能找到并能保存更长时间的一种宣传方法。从现代企业的营销战略上看，品牌的定位主要是通过目标市场的定位以及市场定位来完成的。目标市场定位也叫产品定位或竞争性定位，是塑造本企业产品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或形象，并传递给目标消费者，使该产品在细分市场上占有强有力的竞争位置。产品的特点或个性可以从产品的实体即：产品的品质，包装，造型等功能上反映给消费者，也可以通过产品塑造出来的形象如：时尚、豪华、典雅等消费者认知的心理上传递出来。目前主要的三种定位方式分别：避强定位，对抗性定位及重新定位。前两种定位方式主要是针对其企业在市场中所处的竞争地位(主要表现为：资金实力和市场份额)，而第三种定位方式则是针对销路少，市场反应差的产品进行二次定位。采取恰当的产品定位方法，对品牌进行定位，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扩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有着重大的影响。 卷烟消费行为的差异决定了用途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品牌的差异化。在对市场的广泛调研之后，结合张家界烟草公司的资源，准确地选择细分目标市场。根据调研结果可以知道“精品盖红河”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44岁以下、月收入为3000元以下的青年人，因此，此收入段的消费者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市场群体。对该目标群体的销售将采取商店推介、人员促销、广告宣传销售等手段，来吸引众多的目标消费者，以提高“精品盖红河”知名度和品牌形象以及消费者对红河品牌忠诚度，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那些乐于尝试新产品、消费习惯多元化、对新事物较为敏感和接受能力较强、可拉动消费品牌变化的消费群体也是该品牌的目标市场之一。 张家界市卷烟市场的高档烟市场容量大，品牌集中度相对较高。而隧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高档烟的需求也呈明显增长趋势。因此公司决定采用“避强定位”与“对抗性定位”相结合的方式，即根据“精品盖红河”在不同目标市场的销售状况及与相同竞争品牌的关系，采取不同的定位。“特制精品黄果树”、“国际五一”、“双喜醇香经典”等三种品牌香烟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其消费者群体并不稳定，因此“精品盖红河”对该三种品牌采取“对抗性定位”策略，以维持“精品盖红河”稳定的市场占有率。而“精品白沙”在境内和省内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同，“精品盖红河”在各个方面的竞争均明显处于下风，在这种情况下，“精品盖红河”应避开该卷烟领域的竞争，寻找定位空档，采取“避强定位”策略，将自己定位为低价高档品牌，吸引那些既讲究吸烟档次，又比较务实的消费者，从而建立自己一块独特的销售市场 三、“精品盖红河”营销实施策略 营销是品牌竞争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再好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推广开来并被广大消费者接受，才能最终获得经济效益。张家界烟草公司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建立完善的营销机制 一是修改过去销售经济责任制，突出考核单箱值、产品上柜率、市场占有率、信息反馈率、零售户满意率等指标；二是理顺以客户订单为标准的全新营销流程，要建立“人单合一”的订单管理模式，把营销员薪酬与“精品盖红河”订单及连带业务挂起钩来；三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一切围绕市场转，一切围绕品牌干。以鳃鱼效应激发活力，做到既稳定原有市场，又培育新的消费群体。对有潜力、市场空间大的地区，通过认真研究消费者特点和习惯，有效地开拓周边城镇区内的“精品盖红河”卷烟市场。 2、突破传统的营销策略，实行关系营销策略 古典营销理论和实践的中心都强调与客户建立交易而不是建立关系，大量的研究论述也都集中于售前、售中，而非售后活动。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进攻性营销的成本远远高于防守性营销。关系营销过程就是围绕将潜在顾客发展成为企业忠诚的拥护者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其宗旨是营造客户忠诚，也是关系营销的最高境界；其目标就在于通过同顾客结成长期的、相互像存的关系，让初次光临的顾客成为长期惠顾的买主，然后再逐步成为公司及其产品的坚定支持者，直到最终成为公司的积极拥护者，津津乐道地传播公司的美名，形成潜在客户引以为据的推荐市场，从而对公司前景发挥巨大的作用。关系营销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将视野跳出一次性交易的范围，而关注重复购买及对顾客的高度承诺，真正地“将顾客视为最珍贵的财产”。 将顾客推上忠诚阶梯并非易事，必须做到深入并确切地了解每一类顾客对“精品盖红河”的真实需求，从而实现自我充实、巩固和提高，以便差别化地继续保持颐客满意。做到与客户建立关联、提高市场反映速度、建立与客户长期而稳固的关系和追求回报，借此把现实买主转变为“精品盖红河”卷烟的长期客户、支持者和拥护者。 3、利用电子商务技术来进行营销 网络技术成为继传统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新兴的“信息经济”的基础，以因特网为核心支撑的电子市场营销将是未来市场的主流。通过建立张家界市的“精品盖红河”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通过电子布告、在线讨论、电子邮件等形式，以极低的成本实现“精品盖红河”营销全过程和及时的信息收集。售前：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生动的“精品盖红河”产品信息和相关资料，并使界面清晰且易于操作执行，消费者可以在线比较同类产品然后做出购买决定。售中：无需远足、交款、排队和与商场工作人员交涉等，在网上，一切都那么简单迅速。售后：可以随时与张家界烟草公司联系，得到及时的服务。 4、加强客户服务工作 在我国目前烟草行业品牌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客户服务”在竞争中已经逐渐成为了新的焦点，其在烟草工业企业争夺卷烟市场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服务营销理念，在客户服务上大胆创新，通过提高客户满意度、品牌忠诚度等途径来提高品牌让渡价值，这将有助于“精品盖红河”品牌的战略培育计划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胜出。 5、促销 发挥促销作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传统的三大媒体，进行广告宣传，但由于烟草广告禁令的存在，使烟草企业对于媒体的利用空间越来越狭小，这也同时激发了烟草企业的营销创新精神，在不违规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形式、途径、手段和方法，为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作宣传，达到了异曲同工的妙用。张家界烟草公司主要的促销“精品盖红河”方式如下。 (1)礼品派送促销 在各个辖区举行派发评吸烟活动，购买一包赠送一个打火机，增加产品与消费者的接触，提高“精品盖红河”产品知名度。礼品由专门设计人员设计一系列入见人爱的赠品，随包(烟品条盒)赠送，例如印有红河产品标识的帽子、T恤衫、雨伞、打火机、箱包、钥匙扣、手表等精美礼物。 (2)产品评选活动 为鼓励零售户，可以在“精品盖红河”培育计划中做一次最佳零售户评选活动，活动期内在每个辖区选出一名销量最好的零售户，给予一定的物质或货源奖励。 (3)庆典或与重大时事相联系的活动 庆贺进入千禧年，加入世贸、申奥、国足冲刺世界杯决赛圈等等，都成为本局大做广告的题材。另外针对香烟具体的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场所开展有针对性的促销，如结婚、升学、宴请等喜庆活动，结婚使用一定数量后免费提供花车，有季节性地对一些升学、聚餐等活动集中开展促销等等。以“精品88盖红河”为主要内容的市场促销活动在全市、区、镇全面铺开，新产品一面市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精品88盖红河”新品牌以简洁、明快的包装，一流的设计，一流的品味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营销界论文:数据界定价值:新浪世界杯网络营销数据解读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互联网对球迷的渗透与影响力逐渐增强。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结束后,艾瑞对“网民关注世界杯的途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在世界杯营销中,互联网成为重要的载体。而随着中国网民人数超过3.84亿(截至2010年1月15日),互联网的体育力量更是日趋主流化。 2006年7月25日世界著名的调查机构尼尔森的《中国互联网杯羹世界杯》主题调查报告指出:“随着意大利队幸运地捧走大力神杯,全球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终于圆满落下帷幕。此次盛会不仅仅独属于足球、体育,更属于将体育盛况传播给全球十几亿球迷的各种媒体。而互联网媒体用4年时间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证明了自己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魅力。” 遥遥领先的竞争优势 从1998年至今,新浪先后3次成功地深度报道世界杯。凭借着既有的用户基础、优秀的营销策略和庞大的采访队伍,新浪建立和保持了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赢得了业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同。 据Alexa、iResearch、Chinarank、CR-Netratings等多个第三方数据机构的监测报告,新浪体育频道的月均覆盖数、日均覆盖数、独立访问者、流量等参数,无论是网民的日常点击浏览还是在重大比赛时段,新浪都稳居体育类网站榜首,相对于网络媒体竞争对手形成了很明显的领先优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6年的“世界杯球迷信息来源与互联网使用行为研究报告”指出,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互联网报道中,73.8%的网民主要访问新浪网查看信息,新浪在网民首选网站和品牌忠诚度两项指标调查中均获得第一。同年尼尔森的《中国互联网杯羹世界杯》调查报告评价说:“新浪世界杯频道,以其丰富的资讯量和快速的更新速度以及长期积累的品牌效应,成为众多中国网民不可缺少的世界杯伴侣。” 强大的受众拉动力 新浪在3次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凭借专业、丰富的媒介资源与独特的营销策略,在既有的用户基础上,拉动了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将目光转向了赛事报道即时、丰富的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所具有的全面性与高互动性,进一步激发了网络球迷参与赛事讨论的热情,满足了球迷抒发情感的心理需要。 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新浪成为中国足球队独家互联网合作伙伴。据艾瑞的调查数据,30%以上的网民把新浪作为其浏览世界杯足球赛新闻的首选网站。在世界杯足球赛比赛期间,新浪策划了20余场中国队教练、球员嘉宾聊天活动,创下了1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视频嘉宾聊天的纪录。除此之外,网络球迷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新闻跟帖达到了49万条。 2006年德国世界杯,新浪对网络球迷的巨大拉动力再次得以印证。新浪的德国世界杯网站创下了中国单一体育赛事访问量新的纪录,据Nielsen/Netrating第三方统计,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有超过5768万的独立用户访问了新浪网世界杯网站。比照CNNIC当时对中国网民数量的统计,访问新浪世界杯网站的独立用户数接近中国网民总数的一半。与2002年韩日世界杯相比,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有25万多网友在新浪撰写世界杯博客,文章超过110万篇。新浪网民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新闻跟帖超过了230万条。 不断加大的网络广告投放量 奥运会给了众多企业一个综合提升品牌形象的机会,通过各个项目的比赛卷入不同的受众,满足受众的个人偏好,使品牌宣传效果达到影响范围的最大化。相比之下,世界杯足球赛的内容更为具体,赞助商可以更准确地表现品牌内涵,凸显品牌个性,有利于塑造独特的品牌形象。因此,赞助商在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同时,针对带有明显消费特征的球迷进行营销的策略与手段也要有所不同。 同为互联网媒体,其释放能量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新浪在众多互联网媒体中脱颖而出,成为网络营销队伍中的领军者。2006年德国世界杯,新浪再次续写体育营销的传奇:上百家品牌商在新浪投放广告,在与各大网络媒体的竞争中,新浪体育网络营销大战为其带来了800万美元的广告收入。 世界杯足球赛只是一个开始,如何更好地整合各种网络资源,帮助广告主与赞助商更有效地投放广告,让更多的中国网民观看丰富多彩的赛事内容,享受更多的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个性化服务,是新浪始终追求的目标。 营销界论文:营销渠道中边界人员间私人关系研究 [摘要] 虽然边界人员间私人关系在中国营销渠道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迄今这方面研究仍然比较匮乏。本文探讨私人关系的定义、构成，以及类型等几个基础性概念问题。基于文献回顾与访谈，研究发现:（1）私人关系是工具性成分与情感性成分的混合体;（2）私人关系是一个多维度构念，其中感情和信任是两个主要的维度;（3）依照关系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情感因素，将关系分为公事公办型与商业友谊型两类。 [关键词] 营销渠道边界人员私人关系友谊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活动中，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性变量。中西方营销渠道行为中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中国企业更注重私人关系，往往是先有个人间关系，然后才有组织间业务关系，组织间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私人关系发展的结果。因此，中国渠道成员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体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特点。 迄今为止，当前营销理论界所侧重的仍然是组织层面的关系，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大多都是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关系的重要性。基于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与该领域的研究现况，笔者认为对中国渠道成员关系的研究必须要引入合适的人际关系思想，即从人际视角探讨组织间关系。本文关注私人关系的定义、构成，以及类型等几个基础性概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清晰界定可以帮助企业正确理解关系营销在中国市场环境下的特殊内涵，从而使得企业在实践中为自己营造一个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私人关系的定义与构成 营销渠道中，边界人员指代表本公司与其他渠道成员打交道的人。他们是渠道活动和渠道行为的具体执行者，是企业与渠道之间的桥梁。换言之，渠道边界人员之间互动是渠道企业间互动的主要界面，因此，边界人员间私人关系对渠道企业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不过，现有关系文献没有特别地关注于营销问题，它在营销情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缺乏详细的理论分析。 1.私人关系的定义 专门进行关系的概念研究的文献到目前为止还非常少见。现有文献从互惠性、社交性和工具性等多种不同的视角描述或定义关系。 一些学者从互惠性角度定义关系，关系即指一种个人间形成的持续不断的互惠的友谊。这种互惠是含蓄的，没有特别的规定，仅仅是一种潜规则和社会契约，但关系各方必须小心遵守，如果违背将使其在双方关系和整个关系网络中遭受损失。一部分学者强调了社交性在关系建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两个个体之间长时间的、频繁的交往与互动能促进友好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乐国安等学者（2002）则将关系定义为在现实社会的实际活动中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包括认知、情感的心理关系和相应的行为表现。还有一些学者从工具性角度描述关系。在他们看来，关系就是一个人为了某种特殊目的（一般是获取利益）而有意采取的行为。这种关系既可能是掺杂个人之间感情因素的，也可能是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但更多的是目标培养式关系，即一些人有目标地培植与另外一些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人的关系。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本文认为:渠道边界人员间私人关系指边界人员之间基于共同的交易和交往历史而刻意发展形成的凝聚着双方情感和互惠潜规则的“友谊”，但这种友谊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讲的友谊，因为它建立在实现边界人员个人及其代表组织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彼此的熟知、经常性的感情联络与体验、互惠的帮助和支持则是其形成和深化的意识行为条件和外化表现。 2.私人关系的构成 关系是一个复杂构念，要对其进行测量，必须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关系的维度是什么？Kipnis（1997）识别出关系的3种成分：感情、互惠、面子，并且认为感情是最重要的关系维度。Park和Luo(2001)认为互相帮助、保留面子和感情是关系的必要组成。Tsang (1998)等学者认为信任也是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Lee和Dawes(2005)对香港、中国大陆经理人的访谈结果显示关系由保留面子、互惠、感情、信任和互动等五个方面组成。然而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感情是最重要的关系维度，而面子与互惠和其他渠道结果之间关系不显著。综合上述观点，感情与信任可能是私人关系的主要维度。 感情指人的情绪，它是关系的最重要成分。中国人习惯于把感情与关系等同起来，经常互相使用这两个词语。中国人倾向于将友谊分为两类:一个是基于深厚的相互感情的友谊，自愿为朋友牺牲自己;另一个是商业友谊，既有工具性成分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感情因素。即使当两个个体间交往仅期待相互利益交换时，感情对于他们而言仍是必要的。 信任指一个人在某种不确定条件下与另一方相关或交易时对其行为所持有的有益于而非有害于自身的信心。一般认为，信任由可信性与善意两种基本要素构成。可信性是指可靠性，基于可信性的人际信任显示边界人员行为的一致、稳定和可控制。善意是指渠道成员一方真诚地对另一方的利益感兴趣和追求双赢动机的程度。基于善意的信任表明一方相信另一方边界人员会关注共同的福利及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和合作支持。 三、私人关系类型 为了识别我国营销渠道中边界人员间私人关系类型，我们与多个行业内的20位渠道边界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多数在本企业具备5年以上从业经验，他们是本企业与目标企业接触的主要界面，对于要调查的内容比较了解。大多数访谈者均指出，我国营销渠道中边界人员之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朋友关系，经济利益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基于访谈结果，本文将私人关系分为两类:公事公办型关系和商业友谊型关系。 1.公事公办型关系 交往双方只关注与生意相关的问题，仅在工作场所接触，他们之间没有深入地个人互动与沟通，不向对方暴露自己生活中的任何隐私。即使未来交往还会持续，交往双方可能不愿意或者认为没有必要相互了解，因此双方之间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感情因素。许多被访谈者指出，私人关系作用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垄断行业或强势厂商销售代表就没有较强的动机与其分销商边界人员发展私人关系。双方之间彼此相遇或打交道，只能依照当时的实际利害情形而行事。 2.商业友谊型关系 定期接触、企业间相互依赖的增强和合作的需要都可能促进边界人员间友谊的形成。但是商业环境中，一个人目标与另一个人目标相竞争，因此边界人员间友谊表现出更强的工具性色彩，友谊的存在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工具性目标。访谈中，一些被访谈者谈及到这一现象，即由最初的只考虑经济利益向同时考虑经济利益与感情因素的转变。我们将这种包含工具性成分与情感性成分的关系称之为商业友谊型关系，它类似于熟人关系。关系双方都相信对方关心、照顾自己，并且互相支持和互惠，或许因为这，一方感觉与另一方可以共享真正感情安全，彼此之间可能暴露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隐私。在这种关系下，双方之所以保持在一起是出于商业原因的考虑，如果工作联带被切断并且没有未来商业关系的潜能，关系将倾向于终止。 四、结语 在中国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性变量。但是文献多是从组织视角探讨渠道成员间关系，而忽略了人际关系在组织间关系中的角色与作用。要更好地理解中国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的行为，以及人际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影响，就需要对私人关系定义、构成，以及类型等几个基础性概念问题进行清晰地界定。 本文研究发现，（1)私人关系是边界人员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而刻意发展形成的，但交往很可能使关系由只考虑经济利益转向同时考虑经济利益与感情因素;（2)私人关系是一个多维度构念，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是感情与信任;（3)基于关系双方交往中是否存在感情因素，将关系分为公事公办型与商业友谊型关系两类。后续研究要尝试建立测量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的量表，实证性地研究私人关系及其各维度对渠道权力、信任、关系承诺等重要关系构念的影响，也可以检验不同关系类型下各构念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营销界论文:基于消费者市场边界的有限营销理论浅论 ［摘要］ 在资源日趋紧张、环境压力日趋严重的营销环境下，作者创造性提出有限营销理念,认为有限性营销是一种新的营销观念，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根据消费者市场需求相对有限性原理，把消费市场的营销自觉做到适可而止，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满足消费者市场相对有限性的需求，避免奢侈与浪费。 ［关键词］ 有限营销资源科学发展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整体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之俱来的也存在以能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日益紧张、环境压力日益严重的局面。我国已经深刻面临社会人口膨胀与自然资源有限这一巨大矛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改变了发展战略，做出了以“生态文明”为标志的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调整。 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微观经济领域意义巨大，任务繁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战略调整的成败。市场营销作为微观经济生活主要组成部分，她是生产领域连接消费领域的纽带，不仅指导和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也影响指导消费，她涉及到微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到中央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指导企业营销实践的营销观念决定了企业营销行为，因而对于营销观念及在此观念指导下的营销策略应做出相应的改变，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二、有限营销理论的理论依据及内涵 1.消费者市场的有限营销理论的现实基础 营销观念就是企业经营观念（哲学）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企业如何看待顾客和社会的利益，即如何处理企业、顾客和社会三者利益之间比重的关键。其核心问题是以“什么”为中心组织企业经营活动。市场营销管理观念可归纳为五种，即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场营销观念。即企业的营销观念先后经历了以“生产”、“产品”、“推销”、“消费者需要”、“兼顾消费者、企业、社会的利益”为中心这样的五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又演变出诸如 “绿色营销”、“关系营销”以及“整体市场营销”与“顾客让渡价值”等营销理论。而本文要提出的有限性营销是一种新的营销观念，她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根据消费者市场需求相对有限性原理，把消费市场的营销自觉做到适可而止，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满足消费者市场相对有限性的需求，避免奢侈与浪费。有限性营销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强调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相对有限性。这就决定了有限营销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精准营销。科技是有限营销的质规定；精准是有限营销的量的约束。 2.消费者市场的有限营销理论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和消费观念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是对人的本质所作的完整的概括。 （2）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中的 “生活性需求”相对有限性和 “发展性需求”的无限性 ①人类自然性需求即“生活性需求”相对有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消费观所称的“需求”是人的自然需求，即人作为动物为延续生命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并没有太多的社会的意义。那么，资本主义消费观所称的人们的“消费欲望”又是不是无限的呢？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分析中，人的自然性需求包括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具体地指对日常衣食住行的需求(为满足饥、渴而需要吃、喝，需要穿衣、休息、睡觉等)和对安全、安定的需要(财产安全、人身安全、职业安全、健康保障等方面的需要)。资本主义消费观认为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例如，当世界上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这类产品时，人们并没有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欲望。当这些产品诞生于世后，人们对它们的需求欲望也随之产生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新产品和新服务也会不断出现，因此人类的消费欲望也无穷无尽 。 这是从长远动态来看的结论。而在那些未知产品诞生以前，某一特定技术状态下生活资料的需求应该具有相对的有限性。例如，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人的一餐饭的消费量是有限的；一个人每天晚上只能睡一张床；一个人同时只能驾驶一辆小汽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消费观中 “消费欲望”只看到动态的未来的无限性，而没有看到特定阶段需求的相对有限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是十分有害的，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的无限物欲。而“人类自然性需求”即“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相对于人的“精神需求”，要耗费多得多自然和社会的资源，是造成资源紧张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以能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日益紧张、环境压力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客观存在的特定阶段的需求的相对有限性，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a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能否实现以“生态文明”为标志的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在人口负担重，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我国，尤其要重视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欲望”的有限性。绝不能追求“一餐饭钱一头牛，还吃一半扔一半”、“房子越造越大”、“出门必驾车”的生活习惯。在人的无限贪欲面前，自然资源已不堪重负，难以实现 “生态文明”。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全国推行的“节能减排”与“生物替代能源”等营销战略都是“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相对有限性与“资源稀缺”动态平衡的活生生的写照。 b避免人异化成物的附属，导致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失。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市场主体、政府事业单位把物质刺激作为屡试不爽的治人法宝，有多少人在追求享受丰厚的在物质生活的同时，心灵正承受着荒芜与困惑；对物质享受无限贪欲扭曲了、伤害了多少灵魂。 ②人的社会性“发展性需求”的无限性 正如前面所分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不表现在人的自然属性。而表现在人的社会属性，因为人的生产劳动、自觉能动性和追求自由与解放等方面的特质，都充分表现在人类及其活动的社会属性中。而人的社会属性需求又具体表现为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社会需要表现为人对归属感、爱情、友谊等方面的需要(朋友交往、伙伴关系、参加某些团体或集会等)。这主要表现为精神活动，所耗费的资源相对于“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 尊重需要表现为人对希望得到尊敬、赞美、赏识和承认地位的需要。(荣誉、支配权力、地位等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表现为人的希望自我潜能和才能得到极度发挥的需要(成功的成就感、能力得到体现等)。这两者可归纳为“人的社会性发展需求”。是人类追求自身完善及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所产生需求。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描绘了光辉的前景：社会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获得彻底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即人们对自身完善及社会进步与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人的社会性发展需求”具有无限性。 “人的社会性发展需求”主要表现人的自身精神上的修养和人的科学实践活动。所耗费的资源即“发展性物质资料需求”相对于“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也是有限的。 ③相对有限的“生活性需求”和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的辩证统一 人的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能够不断地提升社会和生产的科技水平，使社会和生产不断朝着更加环保、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迈进。同时也能够为“生活性物质资料的需求”提供换代新产品或全新产品，拉动“生活性物质资料”市场在新的科技水平上展开一轮又一轮的竞争，赋予相对有限的“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以新的内涵。从长期的历史时期来看，“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也表现为一定的无限性；同时，有限的“生活性物质资料”市场为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提供施展的空间，为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的发展提供动力。可见，相对有限的“生活性需求”和无限性的“发展性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即“有限性”为“无限性”提供发展空间和动力；同时“无限性”不断赋予“有限性”新的内涵， 朝着更加环保、更加节约资源的方向发展。使之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的轨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相对有限而“发展性物质资料需求”具有无限性。但相对有限“生活性物质资料需求”耗费了绝大多数的资源，是使得“资源相对稀缺”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有限营销的理论基础。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市场的相对有限性是相对于发展性市场的无限性而言的。以上是有限营销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 三、结论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了“生活性需求”相对有限性和 “发展性需求”无限性的结论，因此在消费者市场的营销中必须贯彻有限营销的理念。有限消费观念是消费者自觉优先消费科技环保型商品，自觉抵制铺张浪费，为有限营销企业的“有限产品”具有优先被购权，有力推动有限营销企业的发展。有限营销企业宣传指导有限消费观念，突出自身的科技型、环保型特色，提供价廉、环保质优的“有限产品”，数量只是够用为度，避免消费者出现浪费行为。 营销界论文:商业信息交流的新境界:整合营销传播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市场营销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局部尝试到全方位渗透的过程,它对推进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贡献可以说有目共睹。目前,随着加入WTO的临近,我国广大企业和经营者又面临着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快速学习和采用国际上一切适用的市场营销新思想和新方法,唯有如此,才能最起码与国外商家和国际品牌在同样的认识层次上竞争。本文结合介绍诸多跨国广告公司的认识和实践,阐述一种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共识的商业信息交流新方法:整合营销传播。 一、“整合营销传播”的内涵与提出背景 按照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的定义,市场营销是“个人和群体通过创造并同他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满足需求和欲望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有位市场营销学者也简洁地把它概括为“一种生活标准的创造与传播”。市场是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够以交换来满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潜在顾客组成。卖方构成了成业,而买方构成市场。卖方把商品(或劳务)送至市场,并与市场取得沟通;买方则把金钱和反馈信息送至行业。 从中可知,信息交流在市场营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原来一般商家的认识是,与市场取得沟通,要靠的是诸如广告、人员推销、公共关系、直效营销、促销包括新近流行的公司网站等种种传播工具。在这个问题上,90年代国际上流行的新概念叫做“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简称IMC)。美国广告商协会(简称4A,其所属的会员被称为4A公司,具有全面服务的能力)对之的定义是:“一种作为营销传播计划的概念。确认一份完整透彻的传播计划有其附加价值存在,这份计划应评估各种不同的传播技能在策略思考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一般广告、直销回应、促销以及公共关系――并且将之结合,透过天衣无缝的整合提供清晰、一致的信息,并发挥最大的传播效果。” 我们知道,讨论信息交流的理论或策略,必然要在宏观上考虑我们所处的信息和媒体环境,因此,整合营销传播观念的确立有它的背景。那就是因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全面变革,它需要我们重新考虑营销和传播的方式。整合营销传播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美国西北大学的舒尔兹教授在他的专书中说到,“如今电脑,尤其是全球性的电脑网络,引发了个人时代的来临和因应运而生的营销技术。由于电脑有收集、存取、处理和应用信息的功能,而且可以在工厂、办公室、实验室,甚至在家中广泛使用,因此电脑已经改变了一切。”40岁以下的人经历着从口语传播到视觉传播的转变,“这彻底影响了我们的沟通和传播的方式。”媒体的零细化取代了大众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当每个媒体的视听众愈来愈少时,每个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所接触的媒体却越来越多。因此,来自各个信息渠道上的代表某品牌、公司或营销组织的信息要清晰一致。传播已从单向形式转为双向沟通,它的最佳方法是利用许多不同形式的数据库。整合营销传播企划模式的起点就是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数据库。借助数据库,营销者了解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生活形态图景,这样组合安排各种传播工具,可以让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可能的消费者与品牌的“接触点”。 二、美国4A公司对IMC的新看法 整合营销传播的概念,是于1991年由美国西北大学的Caywood等人首先发起的。随后形成一股研究和实践的热潮。尽管时间已过去多年,但舒尔兹通过以126家美国4A成员为判断样本的调查研究证实,关于IMC的概念仍然在不断发展之中。尽管理解不一,但这并不妨碍商投入精力于它们所认为的“IMC”计划中。舒尔兹的调查发现,60%的小型商投入了它们50%以上的时间在客户的IMC计划中,而在中型商和大型商中,这个比例仅为46%和36%。调查还发现,在预算的分配上,广告仍是老大,占了客户59%的预算(平均)。而促销、营销公关和直销营销分别占了18%、9%和12%。1993年,舒尔兹给出过IMC的定义:“IMC是一个营销传播规划的概念,它认识到对一个多样化传播方式(如一般的广告、直销反应,促销和公共关系)的各个策略性角色作评估后,所形成的一个综合性计划是会产生附加价值的……联合这些方式,以获得清楚的、一致的和最大的传播效果。”对于这个定义是否把握了IMC的真实含义,舒尔兹把强烈反对设为1分,强烈同意设为10分,结果得到综合平均分为6.31(标准差2.26),显然是部分赞同但并不坚定。调查中4A公司给出的评论是: 整合是一种关于建议怎样和什么时候使用媒体的主意。 开始点是消费者和产品讯息。 需要增加测量和定量分析的元素。 它超越策划的层面,它是效果导向。 它影响顾客的决策过程,从“意识”到“售点”。 它是一种关于所有能够运作的工具的整合战略。 加上它开始于消费者的需求。 显然,大多数商表面上同意这个定义,但它们看上去仍在寻找可测定和可执行这个概念的一种额外的补充。 三、日本电通对IMC的独特解释和运作 日本电通是日本第一大的广告公司,又是全球著名的跨国广告公司。日本电通似乎并不套用“整合营销传播”的概念。它声称自己提供的是“全方位信息交流服务”(Total communications services):“凡是有信息交流需求的地方,必定存在着电通的活跃领域。以全球性的视野来探索和开拓这个领域,提供创造性的卓越的信息交流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它涉及的四大类领域见表所示。 尽管电通的“全方位信息交流服务”与诞生在西方的“整合营销传播”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是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战略性信息交流”理论的基础上。它的范畴包括两个坐标方向:企业水平/职能水平,信息传达/信息创造,两两组合构成四个信息交流领域。 企业水平的信息交流是为“表明企业目的”的信息交流活动,指企业、团体、行政机关等经营体为追求与环境(相关公司或客户等)的协调,进而提高自己的形象而是行的信息交流活动。把企业、团体、行政机关等经营体作为“市民”进行交流活动。 职能水平的信息交流是指为“维持企业活动”所必需的信息交流活动,如为企业生产的产品、举办特定活动、招聘人才等具体事物性而做的广告和宣传活动。 信息传达是指希望达到正确传达信息的效果,它是基于“形式信息”的交流效果理论。 信息的创造是指希望达到产生相关信息的效果,它是基于“含意内容”的交流效果理论。 下面,我们根据电通提供的全方位信息交流服务对这一模式作解释。 1.企业水平/信息传达领域 如电通为佳能(CANON)公司赞助实施的《UNEP地球环保摄影作品大赛》。为了引起全世界的人们对地球环境问题的关注,由UNEP(联合国环境计划)发起,并在以“生态学的佳能”为企业口号的佳能公司的赞助下,举办了世界规模的摄影大赛。向全世界展示了佳能公司与“地球环境问题”相结合的企业形象。 2.企业水平/信息的创造领域 主要业务是企业形象识别。企业形象识别是企业等经营团体从与自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职工、股东、客户以及消费者和地区环境的关系出发,对自己的经营环境、事业范围进行调整、刷新自身的企业形象而开展的宣传活动。 3.职能水平/信息传达领域 这是传统的营销传播的范畴。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及海报、销售现场广告(POP)、户外广告(霓虹灯)等促销广告。 4.职能水平/信息的创造领域 强化创意的功能,获得震撼力和冲击力的传播效果。如高质量、系列化的品牌形象广告。 四、服务管理理念下的IMC 跨国广告公司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中,充当咨询顾问、智囊角色的地位日趋突出。这是对广告“服务理念”的深化。电通运用庞大的电通网络及长期实践所积累下来的信息资源,以解答广告客户提出的所有问题。彼德?杜拉克、奈斯比特、大前健一、罗伯特?赖希和其他许多预测专家都同意下一个趋势: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在服务导向的组织和服务导向的社会中,忽视顾客会给企业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管理学家要求企业注意倾听顾客的呼声,对顾客要求及时回应,关心顾客的满意度,甚至应该使顾客的每一次购买都成为愉快的经历。 在西方流行服务管理和服务营销的思潮中,一个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金・卡尔松(Jan Carlzon)的《真理契机》(Moments of Truth)一书,他是根据自己在激烈竞争的航空业中取得成功管理的丰富经验而写出。“每一次接触都让员工感到‘真诚的重要’,它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作为斯堪的纳维亚(SAS)航空公司的总裁,卡尔松在谈他的看法时说: “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每年的乘客多达1000万人次。平均每个乘客要接触5个公司员工。因此,公司的形象便是1000万乘5的累积。也就是说,它每年要接受5000万次严格的检验。这5000万次独特的、永远不会重复的机会正是一个我们可以用一种难忘的方式来表现我们不同于其他竞争者的机会。我们的工作是设法在这5000万次严峻的考验中不出差错!” 这种服务思想对作为传播商带来什么借鉴呢?答案是要注意每一个与顾客接触的信息沟通机会。 跨国广告公司达彼斯显然注意到了“真理契机”的伟大成果。公司声称“履行品牌的承诺,营销’真理契机’”。达彼斯相信每一个消费者接触都是关键的,所以公司帮助客户整合营销组合的所有要素。 因此,整合营销传播的精髓是一种完全的顾客导向。它呼应了服务管理的思想内涵。 五、IMC的新成员“网络广告” 跨国广告公司BBDO把自己的服务范围定为全面的营销服务内容,包括“营销咨询,分销研究,产品研究,消费者研究,定价,传播企划,策略性发展,创意发展和执行,媒体企划,媒体执行和监测,公共关系和公司形象策划等等。整合的概念,既包括媒体渠道的整合,也包括“业务范畴”方面的整合。随着新兴通讯技术因特网的出现和流行,信息传播的传统格局已经被打破,因特网已被公认为继电视、广播、报刊之后的第四大媒体。 网络广告主要是利用因特网上基于超媒体技术的万维网(WWW或Web)工具。它有旗帜(banner)广告、按钮(button广告)、主页(homepage)形式、电子邮件(e-mail)形式和赞助(sponsor)形式等多种形式。万维网作为信息媒体的独特性原因在于:建立网站比较方便和便宜;全球联网;为每个进站的用户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声音的分享必然是同一的,没有人能盖没其他人想听的声音;最初的安装成本较低,当前登录因特网的障碍极小甚至不存在。作为一种广告媒体,Web改变了传统营销传播的成本结构,它使得市场营销者和广告主在本地计算机屏幕上实现显示文本、画面、图表和声音的超链接,能够制作垂手可得的有效的全色目录,提供屏幕上(On-Screen)的排序格式以及引发定量或定性的消费者反馈信息。 “网络传播”已经纳入整合营销传播的范畴。跨国广告公司在自己的业务范围或组织布局上,纷纷加入“网络传播”的服务项目。比如麦肯在1997年春成立“Thunder House 在线营销传播机构”,提供与所有数字传播平台相关的全方位服务。智威汤逊在自己的网站上声称自己是第一批为客户开发交互性Web站点开发的全球商。现在,它的客户遍布北美、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灵智广告也在全球致力于发展这个新兴媒介,“网”住所有机会。它声称拥有全世界广告公司中最大的互动营销网络(部门或子公司)。由于全球微处理器科技领导者Intel公司是灵智的重要客户,它为灵智开展网络传播业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协作资源。作为灵智全球互动传播(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网络的主要成员之一,灵智香港的互动传播部(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Unit)为其客户如英特尔及飞利浦制作了许多万维网站(websites)及网上广告活动(Web Banner Campaigns)。这个互动传播部门具有完全在公司内独立制作的能力,并与其他部门协同运作,成为灵智香港公司IMC结构的重要一环,确保客户的品牌定位与价值在不同的营销活动中维持一致。 以整合的观点看,Web是一种介于直接销售(它是拜访者使用的是一种对话方式)和广播式广告(它被设计用来详述产品和提供信息,产生消费者意识,但没有交互性)之间的方式。人员推销通常是工业营销沟通组合中最重要的工具。而广播式广告在向消费者传送信息中占得绝对优势。从购买决策过程看,在需求识别的前期阶段以及发展产品说明书和寻访供应商的过程中,网站在营销整合中起到提高成本效益的作用,在接近评估和选择的购买阶段中也同样很有用。其次,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反馈信息上,网站也是高成本效益的。因此,Web站点可能被典型地视为工业营销者搞直销活动(Bto B)的帮助,也是向消费者做广告(Bto C)的附加方式。 营销界论文:世界杯营销的新媒体典范 从韩日世界杯到德国世界杯，互联网参与世界杯的报道越来越主流化，但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一届世界杯视频网站也加入到竞争中来。以往互联网参与世界杯报道，更多的是转播和转载传统媒体的内容，凭借快速和海量的信息赢得网民的青睐。但在德国世界杯上，互联网的报道已经开始呈现同质化，各大门户网站之间的差异和特色并不突出。 作为新浪世界杯报道策划团队成员的葛景栋，深知本届世界杯报道面临的压力。如何能打造一届具有差异化特色的世界杯报道，如何让更多的网民关心关注世界杯，经过反复的研究，新浪最终确定了“原创内容+微博”的组合策略，来打破网络竞争的僵局。 原创视频《黄加李泡世界杯》开创跨媒介传播典范 以《黄加李泡世界杯》为代表的新浪原创视频节目，是新浪世界杯原创内容报道的又一大亮点。据了解，《黄加李泡世界杯》首次实现了互联网从电视获取节目――向电视提供线索(拍客、互联网UCC视频)――向电视输出节目的颠覆性转变，是中国互联网原创视频节目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开创了巨联网与传统媒体在网络原创视频节目上，实现跨媒介传播的合作典范。“这是新媒体打造的最有亮点的世界杯节目。该节目一方面落地执行好，包括与纸媒、电视台等进行很多合作；另一方面，形式也很有意义。原来的世界杯等报道，门户网站要向电视台购买内容，通过这个节目，则实现了内容的双向提供。”互联网资深评论人刘兴亮认为。 据了解，从5月17日首播以来，这档节目在关注世界杯的电视观众和网友中拥有很高的受众基础。《黄加李泡世界杯》节目与陕西卫视、浙江影视频道、福建体育频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鼎程传媒、航美传媒、华视传媒等近百家媒体合作，同时，湖南卫视海外频道还将这档节目拓展到海外市场。据CTR央视市场研究数据显示，目前这档节目仅覆盖电视观众就达2.48亿人次；另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4400万人次网友在新浪在线收看这档节目，创下由互联网公司制作的同类原创视频节目收视新高。此外，据艾瑞世界杯网民调研7月8日数据显示，《黄加李泡世界杯》节目在关注世界杯的网友中拥有很高受众基础，70％世界杯网友表示收看过这档节目，其中80％以上的网友表示喜欢这档节目。 新浪微博一骑绝尘成为互联网主流评球方式 互联网在本届世界杯上最大的收获非微博莫属。其中，基于门户微博的历史地位、用户基数以及行业影响力等综合因素考量来看，新浪微博在本届世界杯上可谓一骑绝尘，成为网友参与世界杯评球互动的首选平台。 据艾瑞世界杯网民调研7月8日数据显示，微博成为本届世界杯中，网友使用比例最高的网络互动产品，52％的世界杯网友通过微博发表观点、参加互动。而新浪微博在微博产品中更是遥遥领先，在目前网络上微博产品的用户表现中，毋庸置疑居于领先地位。在使用微博关注世界杯的网民中，70％以上的网友都使用新浪微博，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在万众瞩目的阿德大战的2个小时内，相关新浪微博数超300万条，创下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微博发送量峰值达到3000条／秒。 自6月11日世界杯正式开幕以来，新浪微博围观世界杯里的聊球热度一直在持续增高。截至目前，新浪微博上世界杯相关微博数达4000万条，有超过250万新浪网友披上了自己所支持球队的国旗，而这也成为了中文网络世界中大型体育赛事互动平台目前所到达的最新高度。 CR-尼尔森副总裁马旗戟表示，微博在世界杯开赛前的一些突发事件上的表现让人们了解了微博的特性，依托于新浪媒体平台上的新浪微博在南非世界杯上的表现可以用‘惊艳’二字来表现，将微博所具有的及时分享、互动、交流的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把精英观点与民间智慧完美结合起来，新浪微博已经成为网友参与世界杯互动的主流平台。 营销界论文:沃尔沃汽车影院:娱乐与体验营销的跨界 沃尔沃为伦敦市区汽车影院项目提供崭新的车辆，期间使尽浑身解数为观众提供一流的娱乐体验，融入“沃尔沃创领人生”的品牌主张。 自从1933年美国新泽西州Richard M Hollingshead在他家后院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汽车电影院之后，这种娱乐休闲方式随着汽车的普及很快风靡整个北美地区。 英国人对于这种观影方式带来的浪漫感觉同样是相当向往的。7月初，由文化爱好者、苏格兰人Damian Barr策划、沃尔沃赞助的“Volvo Starlite Urban Drive-in”(starute市区汽车影院)在伦敦东部地区著名的老杜鲁门啤酒厂开张，分别于2、3日播放影片《Grease》和《Dirty Dancing》。其独特之处在于，汽车影院的所有车辆都是崭新的沃尔沃，不过广场最多只能同时容纳25辆车，每辆车可容纳两名观众，他们通过车内的无线电接收装置接收影片的声音。由于这些车是事先就在荧幕前停好的，所以观众根本不用亲自开车，没有车、不会驾驶的人也只需花25英镑买一张票，就可以享受这种乐趣。 由于概念的新颖，最先播放的两部影片的网络售票渠道一开通，30秒钟即售罄。在starlite成功地吸引下，有更多的人排队预约今年秋季的票，作为约会的新去处，体会一把地道的美国式浪漫情调。主办方还为观众提供了免费的饮料和爆米花，该影院附近的Brickhouse餐厅也专为观众准备了Starlite菜单，包括汉堡、夹肉面包和甜土豆派，外加圣代冰淇淋或巧克力冰淇淋，甚至还有女服务生踏着溜冰鞋随时满足观众的订餐需求。 沃尔沃公司一名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公司突发奇想开展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营销活动作出解释：“沃尔沃的口号‘沃尔沃创领人生’的意思就是要丰富人们的生活，并为他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体验，汽车影院的点子契合我们的品牌主张，让我们的品牌通过一个有趣且独特的方式同更年轻些的消费者深入接触，增强其对品牌的好感度。” 该活动的发起者Barr是20世纪50年代美学的狂热爱好者，他曾同许多汽车制造商洽谈，最后发现只有沃尔沃的理念同其观念相符。他说：“我们需要一名合作伙伴，而并不是一位赞助商，并不是要简单地将其大大的logo印在所有的东西上以达成其宣传的目的，在这点上，沃尔沃公司比较能理解，并不过多干预。” 沃尔沃对Starlite的创意和成功相当满意。比如在汽车影院第一次播出影片的时候，他们组织了一场由400人参加的派对，在首映影片《Grease》的歌声中，演员进行了呼啦圈表演，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吹着喇叭，站到车顶上去跳舞，真正在同沃尔沃一道狂欢，进而对其产生极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屏幕上播放了一则关于汽车影院历史的纪录片，尤其是那些由沃尔沃参与建造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品牌的认识。 该营销模式也吸引了一些大的电影制作公司同Barr洽谈合作事宜，要求在沃尔沃汽车影院中首映其影片，酒、美容及食品品牌的赞助也纷至沓来，想参与到下一阶段的主题活动中。除了沃尔沃，福特同样也积极尝试这种创新的营销形式，在当地广播站的协助下，于今年夏天在英国的11个不同的地点选择了供参观的豪华古宅赞助播放一些户外电影，作为其为新款Galaxy(银河)上市所做的营销工作之一。 有营销人士认为，沃尔沃将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同消费者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有效地将消费者同品牌之间既有的关系转化成购买的动力，促成其购买决策的制定，跳出了一味卖产品的套路。允许潜在的消费者亲身体验，并将这种体验娱乐化，有利于参与者长期记忆并将其二次传播。 营销界论文:媒体品牌化趋势下广告网络的跨界营销 近日，国内领先的智能数字营销平台传漾科技在艾瑞年会上分享了对于跨界联动的最新实战体会。《广告主》记者在会议期间采访了传漾科技CEO徐鹏先生和战略拓展总经理张静女士，与他们聊起了媒体品牌化趋势下的品牌广告网络和社交网络。 整合营销视野下的Ad NetWOFk 张静在演讲中用“GROUPON”来类比AdNetwork。她谈到，GROUPON本义就是“族群聚焦”，集量采购产品并分发，而传漾的Ad Network团的是媒体并应用广告优化技术搭建平台。总结为12个字就是――集中采购、精准定位和批量分发。 传漾从2009年初建立至今，不断地扩大传漾特色的Ad Network，打造了百余项经典案例。在营销过程中，传漾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挖掘、清洗，聚敛了3亿多具有不同兴趣特征的cookies群族，这些是媒体配比、广告影响度、重合度和持续效果的基石。 张静介绍，整合营销在Ad Network里可以定义为是跨越并联通多家网络媒体平台。而品牌广告网络与联盟是有本质区别的，主要是媒体定位和访问量的绝对区分。在加入技术含量的广告网络世界里我们先关注的是品牌，然后是品牌和效果的兼容，这个营销过程中产品和潜在消费者是一对一的互动，随之通过网络媒体“对话”。绚丽的富媒体实现会更会令你欣赏品味同时收获效果。例如传漾科技打造的成功案例优e。从信息到引起注意，无非是吸引目标人群的关怀，互动信息同时期望您成为优品生活优e购的忠诚粉丝。不难发现，品牌广告网络的媒体用户定位垂直，细分，并有相对专业级的忠实人群是适合产品或平台的发展。 基于Web3.0的社交网络 LinkediN创始人雷德霍夫曼曾谈到，Web3.0，网络就是“社会人”，是那些正在产生大量真实信息的真实个体的集合，所以要“读懂您的粉丝行为”。 作为活跃用户，徐鹏的微博在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谈到，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营销必须要有颠覆传统的勤奋和智慧。张静也谈到，如果说社交网络是，那微博就是中的一条船。但是这条船不可控的因素太多，微博信息在国外指定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中国可以总结两点，第一，消息来得快，也去得快，再爆炸性的新闻持续度也不超过两周，另外中国的粉丝大多数还是受权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主导。在这个基准上，一次话题的引爆想要给互联网带来病毒式的裂变传播，在中国还是要将各种传播方式整合在内的。整合营销是基础的建设，任何一家媒体都达不到垄断。那么不论是还是其中的一条船，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中庞大的注册用户要成为你产品或平台的忠诚粉丝是需要一段时间培养。媒体的现状，说明各领域的媒体传播方式是非常丰富的，在整合ATL线上电视，平面和互联网各类营销做整合，对于每次曝光都是有增值效益的，每一次品牌的曝光量一定会增加粉丝对您的关键字搜索量。 徐鹏认为，传统媒体势必要扩大到数字媒体中，未来会有更多的传统媒体品牌去做这样高质量的网站。从数字媒体到传统媒体门槛就会比较高，各种审批也会让人很头痛的，媒体品牌化整合营销的主战场还是在互联网。在这个主战场上，传漾仍会深耕技术平台，通过垂直媒体的资源和广告优化技术同时服务于品牌和电商客户，实现了品牌传播和效果兼容。传漾更偏向组建更为开方和自主交易的广告平台，并使底层应用平台免费化。 徐鹏最后说道：“基于创新技术的广告网络将助力媒体在数字时代强势实现品牌化，同时也将为广告主和公司的精准传播带来更加丰满的投资汇报。未来广告网络的价值空间非常广阔，传漾科技愿意以更加前瞻的眼光和更加开放的心态，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多赢。” 营销界论文:顾客信任是市场营销追求的最高境界 [摘要]在以“产品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转变的情况下，顾客满意是市场营销追求的目标，而市场营销的最高境界则是顾客信任。这就包含满意和信任这两个层面。怎样促使两者可以有效地结合，笔者根据工作实践，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顾客满意；顾客信任；客户关系管理 一、概述 营销是企业对市场的研究开发和策划创造，是联结企业与社会的纽带。在以“产品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转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都要从满足顾客的需要出发，要从顾客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考虑问题，追求是顾客满意市场营销的目标，而顾客信任是市场营销的最高境界。 二、顾客满意与顾客信任的区别 一般而言，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和员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是顾客对企业、产品、服务和员工的认可。顾客根据他们的价值判断来评价产品和服务，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顾客服务的目标并不仅仅止于使顾客满意，使顾客感到满意只是营销管理的第一步。在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企业向顾客提供超过其期望的“顾客价值”，使顾客在每一次的购买过程和购后体验中都能获得满意。同时，顾客也会将他们的感受通过口碑传播给其他的顾客，扩大产品的知名度，提高企业的形象，从而使企业能够获得长期的盈利与发展。 顾客信任是指顾客对某一企业、某一品牌的产品或服务认同和信赖，它是顾客满意的不断强化的结果，与顾客满意倾向于感性感觉不同，顾客信任是顾客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肯定、认同和信赖。 一般情况，企业往往将顾客满意等于信任，甚至是“顾客忠诚”。事实上，顾客满意只是顾客信任的前提，顾客信任才是结果；顾客满意是对某一产品、某项服务的肯定评价，即使顾客对某企业满意也只是基于他们所接受的产品和服务令他满意。如果某一次的产品和服务不完善，他对该企业也就不满意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感性评价指标。顾客信任是顾客对该产品以及拥有该产品企业的信任感，只有在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成为顾客不可或缺的需要和享受时，行为信任才会形成，其表现是长期关系的维持和重复购买，以及对企业和产品的重点关注。 三、从顾客满意到顾客信任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贿赂顾客可以培养顾客信任 企业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希望通过回馈来招揽顾客、留住顾客，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属于顾客贿赂，这种做法对培养顾客信任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顾客贿赂从实质上来说是在某一次购买活动获得利益好处而感到满意，一旦现实后，不会是企业的信任者，久而久之，购买者在可能每次购买活动中形成“依赖效应”，得不到利益的好处就不再支持企业，转而可能投向竞争对手，长此以往，企业在这种活动中得不偿失。 误区二：顾客数量的增多意味着顾客信任感增强 顾客信任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多方面的，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口碑效应”，老顾客会推荐他人购买从而增加新顾客，这是人们认为顾客数量的增多意味着顾客信任感增强，这是不对的。顾客数量企业对熟悉的有丰富消费增多的同时，可能导致老客户服务水平下降，一起老顾客信任度降低，与此同时，新客户的信任度尚未建立，导致企业的顾客群体呈现一锅“夹生饭”，对企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实际上，老顾客的信任感是在对企业、产品、服务不断地重复购买或接受服务的长期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属于企业盈利的忠实群体。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度扩大客户群体是可以的，但一定做到宁缺毋滥，切勿盲目扩张。 四、提高顾客信任水平的途径 1、转变企业观念，树立顾客信任的观念。企业为主、以利润为中心属于传统的企业观念，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要求以顾客为主、以顾客满意为核心、实现企业与顾客“双赢”营销竞争观念。这就要求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员工都要转变观念，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2、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顾客期望。中国正在迈向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的创新，要认真分析顾客需求，加快基础技术应用的研究，如超导、纳米、左手材料等在军工电子领域的应用问题。要在顾客预期之前就引入新的服务形式，向顾客提供他们需要得到的服务，而且要提供连顾客自己都预料之外喜欢的东西，从而达到超前于顾客对它预期的目的，从而进一步培养顾客的信任度。 3、提高企业形象，重视员工素质。企业必须创建鲜明的组织个性与组织文化，树立企业形象。通过产品质量水平、品牌特征和服务交付体现与竞争对手的差异点，而这三个要素营建并保持，关键是在同所有与组织有关的人员的素质。企业每个员工的态度、精神面貌、服务等对企业的形象也非常重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顾客信任”。因此，人员是体现企业形象的关键，也是实现“顾客信任”的关键。人无完人，企业也是也一样的，企业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如果产品质量存在一些问题，而企业员工和管理者没有把这些问题有效处理好，就会导致顾客对企业的信任感降低。 4、建立顾客反馈信息的长效机制。科研单位在交付科研产品后，难免有不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企业对顾客诉求的态度是影响顾客信任度的关键环节。包括一下几个方面：（1）建立并畅通顾客诉求渠道；（2）及时为顾客处理产品问题；（3）跟踪问题产品和顾客满意状况。通过建立顾客反馈信息的长效机制，企业可以及时有效地了解顾客对企业满意的程度，以及对企业的意见，有针对地开展业务。，从而提高顾客的信任度。 5、及时兑现向顾客作出的承诺。“一诺千金”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态度。多次的“一诺千金”可以加快顾客信任的形成。绝对不能在顾客中形成“华而不实，言而无信”的形象，这是降低企业信任度最忌讳情况。 五、结束语 随着科研事业单位改制的不断深入，面向市场是改制的最终走向，近几年以来，我所加大了市场开发力度，把顾客满意和顾客信任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顾客关系管理是培育和维系顾客信任的重要方法，顾客关系管理可以有效挽留现有顾客，并且还能使企业找回曾经流失的顾客，顾客关系管理现在越来越成为企业优化顾客服务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 营销界论文:德性营销战略的界定及其市场价值体现 内容摘要：随着企业伦理的兴起，道德和战略的结合日趋紧密。承认道德的行为是一种责任，化道德优势为竞争优势能促使企业更积极、更坚定地履行道德责任，这也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特殊利益团体的兴起、竞争的加剧、人力资源和企业信誉在管理中地位的提升等企业面临的关键环境因素，决定了企业要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融入道德，符合道德标准的营销战略也将在多方面凸显出其价值。 关键词：德性 营销战略 价值 引言 德性在伦理学理论体系以及日常话语中，其意义体现为道德主体的品质和道德认知、道德践行的境界及德行习惯和趋势。也就是说，德性是一个中性词，既可体现为善的德性，也可体现为恶的德性。因此在一定的话语背景中，德性和道德、美德、品质等范畴具有同等或相通的意义。不过，在惯常的理论话语中，“德性”一般被界定为体现道德主体卓越品质的崇高道德境界和善行习惯与趋势。本文也以此种惯常理论话语中的德性概念，即“善的德性”分析和阐释营销战略问题。 德性营销战略的界定 一般认为，企业的营销行为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商品或劳务的价值转换活动。企业通过营销行为出售使用价值，获取以货币为衡量尺度的交换价值；而消费者则通过他的购买行为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从本质上看，营销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价值交换关系的体现。这种交换关系以商品或劳务的使用价值为载体，以价值为基础，价格为符号。 在营销管理中，营销活动一般由一个过程序列和一套支撑系统所构成。菲力普·科特勒认为此过程至少有五个环节：境内后勤、操作、境外后勤、上市销售、服务。支撑系统由四个部分构成，即采购、技术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公司基础设施。在这个营销管理体系中，营销活动主要涉及三大类关系，即：企业间的关系，如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以营销活动为核心，战略性地规划与安排各部门的职能关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使企业运转更为高效，同时提高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一个成功的企业在其营销过程中，必须协调好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协调利益关系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互利性应是其中的关键，是最重要的甚或是最基本的。 但是现实商业活动中的一些独特现象，互利关系对其仍然无法解释。比如，一个企业的营销体系是具有相对“粘滞性”的。企业一般不会随意更换零售商或中间商，且往往有相对固定的供应商。消费者一般也习惯于选择那些他们用惯了的商品，并且通常对自己认同的品牌情有独钟。其实，就企业自身而言，总是希望具有长期固定的消费群体，即使是对新市场的开发，也是冀望于在未来变“新顾客”为“老顾客”。因此，企业的销售活动不仅仅是要让消费者满意，更深远的目标还在于建立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企业对长远利益的寻求中，企业和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利关系都是以信任关系为支撑的。这种信任关系不仅仅是互利关系的维系物，同时，“公司诚实经营的好名声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尽管在短期内，忽视严格的道德准则会带来更多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符合道德标准的做法与日渐增多的利润是一致的”（罗伯特·F·哈利特，2000）。 营销战略中融入德性的现实必要性 （一）企业解决道德危机的现实方式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企业要实现这一目的，不能不考虑消费者及社会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在其营销活动中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事实上，企业只有把这种准则融入其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才能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最终达到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而现实生活中，许多企业为了眼前利益，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做出了严重的违法与违德行为： 在产品制造领域，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优质产品及服务是企业营销活动最基本的责任。但现实中，假冒伪劣商品已被人们称为“仅次于贩毒的第二大公害”。 在销售领域，企业的责任在于将产品或服务及企业本身的真实信息传递给用户。而在现实中，无论是广告、人员推销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如虚假广告、误导性广告及内容与形式不健康的广告；操纵及强迫欺骗顾客购买的行为。 在价格领域，采用掠夺性价格、欺诈性价格、垄断价格等较为突出的违法与违德的行为。 可以说，我国许多企业的营销道德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这一点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对企业、消费者、整个社会的发展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企业营销活动中贯穿营销道德是从企业内在机制上、根本上解决企业营销道德危机的方式。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虽然说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要通过追求利润这一经济职能达到为股东利益服务的基本目的。但企业还是一个社会组织，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第一，社会赋予了企业权利，有权利就应有相应的责任。社会进步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同步发展，因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企业应为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尽责尽力。 第二，现代企业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有显著的影响力，如就业问题、环保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企业、社会的共同责任。企业有责任参与解决与自身经营范围相关的社会问题，况且企业最终将从改善了的社会中得到好处，企业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企业是个开放系统。企业与包括消费者、供应者、竞争者、政府、社区、所有者、员工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有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了维护和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企业有必要在履行经济和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 （三）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 21世纪，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等一系列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都导致了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日益激烈。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伦理道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般来讲包括以下几方面： 在信息社会里，竞争的范围愈加广泛，程度更趋激烈。随着企业活动的复杂和环境变化的迅速，分权不可避免。在信息时代，分权有可能导致失控，巨额损失可能在瞬间形成。事实证明，失控和损失往往不是因为人员的知识和能力问题，而恰恰是因为品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员的道德素质便成了企业在竞争中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保证；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共同的，这也要求企业为保护环境而进行自律；资源短缺问题则要求企业积极开发新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人类面临的大量社会问题则进一步拷问伦理道德，如何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系列问题揭示出企业在竞争中，仅靠有形资产己不足以取得竞争优势，决定成败的关键往往取决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无形资产。 营销界论文:哈尔滨啤酒的世界杯营销策略研究 摘 要 啤酒业是竞争最激烈的产业之一，而足球赛事与啤酒有着密切的联系，每逢足球大赛期间都缺少不了啤酒品牌的身影，本文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介绍哈尔滨啤酒作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指定啤酒的营销活动形式，运用市场营销知识分析、提炼出哈尔滨啤酒在世界杯营销中应注意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即将到来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营销活动起到借鉴意义。 一、哈尔滨啤酒世界杯营销背景介绍 哈尔滨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00年，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制造商，其生产的哈尔滨啤酒是中国最早的啤酒品牌，至今仍风行于中国各地。哈尔滨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大陆第五大啤酒酿造企业，2004年哈尔滨啤酒被百威英博啤酒集团收购。 世界杯是球迷四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啤酒则是他们宣泄激情的载体。为了全世界10亿人口的观赛群体，啤酒行业关注世界杯，其实是抓住了足球迷躁动的本源，看重世界杯给啤酒行业带来的强大推动力，无论是市场销量还是品牌推广方面，世界杯正是啤酒行业各品牌施展才华的舞台。 二、哈尔滨啤酒世界杯营销活动简介 鉴于世界杯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啤酒行业与世界杯千丝万缕的联系，百威英博旗下的哈尔滨啤酒果断出击，成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赞助商，并成为南非世界杯官方指定啤酒。对于哈尔滨啤酒来说，成为世界杯官方指定啤酒之后如何整合独占的资源，合理开展世界杯营销，是本次赞助行为的重点。以下是哈尔滨啤酒在世界杯期间的营销活动： （一）新版广告上市，为世界杯营销造势 2009年12月初，哈尔滨啤酒在央视和腾讯网等门户网站推出其最新的广告，哈尔滨啤酒与世界杯奖杯并列一起，中间是醒目的蓝色字体“哈足球冰冻南非”。而在哈尔滨啤酒的官方网站上，闪着金光的世界杯奖杯格外耀眼，“最冰爽的啤酒助威最火热的赛事”。 （二）“荷兰三剑客”之一的古力特担当形象大使 尽管不是世界杯赛场上最顶级的球星，但古力特以长辫飘飘造型深得人心的球星，也绝对是中国球迷最熟悉的足球偶像之一。邀请古力特的加盟，无形中也显露了哈尔滨啤酒借势世界杯的良苦用心：征服中国市场。而古力特飘逸、爽朗的性格则正好与哈尔滨啤酒的品牌形象相吻合。 （三）围绕世界杯主题开展“哈足球，冰冻南非”个人足球技巧比赛 作为世界杯期间哈尔滨啤酒举行的世界杯主题活动重头戏。百威英博官方公布，2010南非世界杯期间哈啤还将在全国20多个城市启动足球技巧训练营，并举行“哈足球，冰冻南非”个人足球技巧比赛。由于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和诱惑，让本次活动获得巨大的成功，数以万计的球迷踊跃参与，成为中国球迷津津乐道并积极参与的活动，提升了哈尔滨啤酒的品牌在中国球迷心中的知晓度和美誉度。 （四）其它营销活动 此外，哈尔滨啤酒开展了世界杯主题的大篷车，足球技巧训练营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在超过20个城市进行巡游，配合“哈足球，冰冻南非”个人足球技巧比赛。此外，哈尔滨啤酒还进行了消费者促销活动和在线互动，让中国消费者畅享世界杯，畅享哈尔滨啤酒。 三、哈尔滨啤酒世界杯营销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关的对策 （一）要制定整合营销传播规划 世界杯作为一项重大的国际体育活动，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推动品牌价值传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杯这个活动本身会很快过去，但企业要善于抓住由此延伸出来的活动，在时空方面尽可能拉长、放大，通过前期的导入式传播、比赛期间的强化传播、比赛之后的巩固传播，实现企业品牌与体育活动紧密结合，使企业以较少的投入在较长时间内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要进行风险和效益评估 百威花巨资把哈尔滨啤酒捧上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指定啤酒宝座，确实令业界颇为震动。然而业内认为百威花这么多钱去为哈尔滨啤酒开展世界杯营销，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冒险的。2010南非世界杯是啤酒品牌角逐的宝地，央视世界杯的广告含金量已经达到12万元一秒的“天价”，因此，哈尔滨啤酒在加大广告宣传、开展丰富的世界杯营销活动的同时，应注意合理预算和风险评估与监控，避免投资过多导致对企业资金链的伤害。 （三）世界杯营销要尽量让消费者主动参与进来 哈尔滨啤酒的一系列世界杯营销策略能让许多的球迷参与到互动的活动中，感受足球世界的激情与活力，而能否坚持这种互动性以及形成更加广泛的互动模式，让消费者拥有更多的体验，是哈尔滨啤酒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一种能吸引消费者参与互动的营销模式，往往会取得较好的回报。 四、结束语 哈尔滨啤酒世界杯营销活动是很有成效的，他们充分利用了本次世界杯盛会的影响力，在啤酒行业掀起了一股代表哈尔滨啤酒的蓝色旋风。同时也是存在很多不足的，企业在开展世界杯营销过程中应从整体上完善市场战略，渠道建设，品牌建设；在局部上紧抓细节，健全各种制度，要制定整合营销传播规划，进行风险和效益评估，并且尽量让消费者主动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哈尔滨啤酒的赞助行为实现最大的价值。2014年巴西世界杯即将到来，哈尔滨啤酒在内的啤酒行业将再次借助世界杯进行营销新一轮的营销活动，而世界杯营销的战役也将再次打响。 营销界论文:跨界策划思维在营销战略中的运用 摘要：在一个“酒香还要勤吆喝”的商业时代，营销战略对企业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营销战略能否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创新，是营销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随着消费文化的多元化体征日益明显，营销战略中的跨界策划思维便成了营销新时代对营销战略的迫切要求了。 关键词：跨界，策划，思维，营销 一、跨界策划思维是市场发展的需要。 当前的市场，产品和品牌过剩是最明显的商业特征，而同质化现象的普遍性，更加造成了企业经营的困境；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多元化特征； 消费者多元化消费的特征之一，是跨界消费，跨界消费行为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感性，个性鲜明、追求独特成为消费者重要的消费特征；跨界消费的这种特征，对同质化严重的当前商业环境，无疑构成重大压力，也使得传统的营销战略面临实施的困境。 突破同质化现象给企业带来的困局，差异化营销是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寻求差异化营销是打破传统的价格战的有效途径，而实现差异化营销的关键途径，就是实施跨界策划营销！ 跨界策划是一种新锐的策划理念和思维模式，通过嫁接外行业价值而进行创新，制定出全新的企业和品牌发展战略战术，让原本不相干甚至相互对立的矛盾，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而产生新的亮点，进而完成企业和品牌质的蜕变，即给品牌一种立体感和纵深感，带来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的迅速提升，又实在扎实地开创市场新蓝海，创造销售奇迹。 二、跨界策划思维是一种企业创新行为； 陷入思维定式是一种常见的思维现象，对于企业而言，长期经营之后形成的一套经营思路，也很容易变成企业经营的“思维定式”，在这种企业经营的“思维定式”的自觉不自觉的影响下，企业经营思路往往难以形成新的突破，从而限制了企业的创新行为；另一方面，企业长期经营一个市场之后，往往会使眼光局限于这个固有的市场之中，往往缺乏主动的去突破这个市场边界的主观意识，从而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界策划本身就是企业的一种创新行为。 三、跨界策划思维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在具体实施跨界策划营销战略的时候，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从而避免盲目的跨界营销，以致于走入为跨界而跨界的误区，结果不但无助于企业营销战略的提升，反而造成企业发展思维新的混乱。 实施跨界思维营销战略，一般来说，必须遵循这么几个原则： （一）以切合消费者的消费价值为出发点； 企业通过营销行为将自己的产品推向消费者，从而实现产品的变现，只有产品变现成金钱，才能实现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品牌建立乃至升级等一系列目的；所以，营销的本质就是销售，而销售所面对的就是各种类型的消费者；因此，任何营销战略的制定，都必须建立在直面消费者这个基础上；从这个角度出发，任何的跨界策划，也必须以消费者为根本的对象，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去研究如何实现跨界策划； 成功的跨界策划，首先要做好与消费者的沟通，沟通的目的，是如何通过对消费者表层的、多变的行为和需求，来发现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消费价值，只有发现消费者内心的消费价值，才能真正去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出跨界策划营销战略。 这就要求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营销人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通过消费者一些微妙的言行，来解析消费者内心的消费需求，发现消费者内在的消费价值，从而为跨界策划提供扎实的消费心理依据。 （二）以具有互补性和相互契合性为选择跨界对象的原则； 跨界策划的目的，是追求壹加壹大于二，从而实现企业市场蛋糕的做大；但是，不可否认，虽然跨界策划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愿望和现实总归是存在差距的，壹加壹小于二的情况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 不是任何两个事物跨界相加都可以成功的；在选择跨界对象的时候，两者之间必须有一定的相似性关联性，跨界对象之间只有具有互补性，才能取长补短，形成创新，两个对象彼此都具有相同的短板，是无从达成优势嫁接目的的，也无从实现企业创新。 所以，实施跨界策划战略，必须在跨界对象也就是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严格筛选，高度重视跨界对象的契合性与互补性。 （三）以创新重构市场为根本目的； 不破不立，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放在跨界策划的营销战略上来，同样是如此；跨界策划的营销战略，首先必须是对原有市场的打破解析，但是，打破不是目的，打破是为实现创新建立一个新市场做基础，打破的根本目的是重构市场，但是，这个重构市场，不是简单的市场区域内的重新组合，而是追求一种创新，跳出旧的市场思维，形成一种新的市场思维； 所以，实施跨界策划以求在与跨界对象相互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搭创新，是解构市场所要追求的效果；这种混搭创新，即是对原有市场区域的突破，也是对自身营销理念的突破与提升，从而实现高度竞争区隔力的优势嫁接。 时下很多企业热衷于多元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盲目的跨产业，什么行业都要进入，多行业渗透，把自己当做无所不能的商界能人；另一个表现是品牌的盲目扩大化，核心品牌都没有巩固好其声誉度和客户的忠诚度，以及美誉度，便天女散花般的盲目衍生出规模宏大的品类，结果是原有的核心品牌没得巩固，新品牌却造成大量的技术研发力量和资金与营销力量的挤占，一旦一个点上出问题了，便土崩瓦解；可以说，多元化之殇已经成了这几年国内许多企业最终衰败乃至消亡的症结所在。 跨界策划营销战略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力求避免这一现象，坚持适度跨界原则，任何的跨界营销，都必须立足于自身对所跨越的新对象有充分的掌控力的基础上。 总之，跨界策划不但可以对企业提供全局性和全程性的策划服务，更重要的是，跨界策划本身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创新性思维模式，就是对传统的营销理念的一种突破和提升；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营销战略，必然会越发重视立足于跨界策划的基础之上，以求更加贴近市场实现营销战略目的。（作者单位：旅游商贸国际教育分院）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茶文化旅游资源整合与开发 摘要: 随着当前我国名山名水旅游、乡村生态旅游、红色区域旅游、现代农业旅游等特色旅游旳蓬勃发展，如何开发整合皖江茶文化资源，加快其旅游的步伐，促进茶业与旅游经济共同发展，是承接东西产业转移的重要问题。经调查研究，文章特提出:挖掘徽茶文化与佛禅文化资源，打造茶旅新品牌;整合二山一湖茶文化旅游路线，拓宽旅游渠道;筑建皖江茶文化旅游长廊工程等三大发展战略，以期推动皖江茶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皖江地区;茶文化旅游;挖掘整合 皖江是指安徽省沿长江两岸的约八百里区域，该地位于我国长江经济带中游，现已被国务院确定为承接东西部产业转移示范区。自“神农尝百草，遇茶而解之”的记载以来，我国已有五千多年茶文化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隋唐时期，皖江一带的寿州、舒州就是我国名茶主茶产区。当时的名茶就有黄芽、嫩蕊、蒸青团等［1］。尤其是诗人杜牧在池州任刺史时，不但写下了千古绝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且还留下“携茶腊月游金碧”的诗篇。八百里皖江自古至今，茶史悠久，名茶荟萃，茶文化内涵丰厚，潜藏着巨大经济与社会效益，期待着开发利用。 1皖江茶文化资源与旅游业剖析 1.1当前旅游现状分析因受当前国内外旅游大环境影响，近年来皖江旅游业发展很快，已经初步形成了五大板块。第一板块为名山名水风光游，主要是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太平湖、巢湖等地湖光山色生态游。第二板块为古民居及民俗游，主要是由皖南古民居、牯牛降古村落、绩溪胡氏宗祠以及当地各式各样的独特徽派古建筑及民俗游。第三板块为佛教、道教文化游，主要由九华山、天柱山、齐云山、齐山、迎江寺、赭山、太白楼等地的佛教寺庙及道教道观等佛、道文化游。第四板块为红色旅游，主要由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沿江枞阳县中线渡江指挥部，皖西大别山红色根据地，皖中抗日和解放战场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红色游。第五板块为农耕文化与茶文化旅游，主要由乡村文化游、田园风光游、现代农业游、茶文化旅游等。目前，这五大旅游板块，已经支撑着整个皖江地区的旅游业。2011年皖江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一个新兴经济区，旅游业总收入为1129亿元，占全省旅游业总收入的60%，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旅游业是皖江地区经济支柱产业［2］。 1.2茶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安徽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曾强调:“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体验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商务旅游、乡村旅游、森林旅游等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近些年来，随着规划的贯彻落实，安徽省乡村文化旅游得到了深度发展，形成了以立足人文、兼具自然、传统为先、不忘现代、特色为本、稳步推进、教育为重、服务“三农”可持续发展态势以及上下联动，多措并举，互利共赢的良好势头［3］。然而，安徽省茶文化旅游，尤其是皖江地区其发展现状不容乐观，由于各地大多受短期利益驱动，只注重打造自家旅游景点，忽略了区域整体开发和形象塑造［4］，故而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悠久茶文化传承、发展、弘扬力度不大，尤其是一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有得到很好利用，未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第二，茶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很好挖掘与开发，其亮点没有很好展现。第三，皖江茶文化旅游长廊建设滞后，主要景点尚未开发、开放，形成旅游效应。第四，茶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以及软硬件配套设施跟不上。事实表明，这些问题已严重困扰着皖江茶文化旅游发展，必须尽快解决。 2皖江茶文化资源整合与开发研究 2.1茶文化资源特色及皖江茶文化我国是世界茶叶的原产地，茶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茶文化资源构成了旅游资源的重要内容，并显示出强盛势头。茶文化旅游是建立在悠久文化历史的基础上，结合优美的生态环境及特色民风、民俗的旅游活动，涵盖了观光、体验、购物等多种旅游功能，是集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新型旅游方式，从而使旅游业从观山看水的自然状态走向了精神世界中深化自我、陶冶自我的理想状态［5］。至此，当前以茶文化内容为背景的旅游项目开发不断涌现，我国许多茶叶产区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当地的茶资源优势建设起各种旅游项目。如云南省的千年原始古茶园旅游，浙江省西湖龙井茶区旅游，福建省武夷山生态茶园旅游等都悄然兴起，尤其是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游受到国内外游客好评。作为源远流长、名茶荟萃、资源丰富的皖江茶文化其特色表现为:其一，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史料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古皖江地区就盛产茶叶，素有“江南茶乡”之称。唐代皖江各州、县都产茶，不但陆羽《茶经》中有许多记述，而且大诗人杜牧还留下了“携茶腊月游金碧”的美好诗句。到了宋、明、清朝代，宣州“瑞草魁”、池州“嫩蕊”、舒州“兰花”等茶都作为贡茶进献朝廷。尤其是池州东至县尧渡街，还是世界三大高山茶之一“祁门红茶”的发源地，这一切为皖江的悠久茶文化奠定了基础。其二，佛禅一味旳独特茶文化。皖南的九华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九华山的佛禅文化和独特的佛禅茶艺是由我国鉴真和尚传入日本的，从而使今天日本的“茶道、茶艺”享誉全球，为此九华山佛禅茶艺是世界“茶道”发源地，佛禅文化也是世界茶文化源泉。其三，精湛茶技、茶艺。九华佛茶的制作工艺，在唐代就传到日本，是日本制茶技术的鼻祖。此外，黄山毛峰茶、祁门红茶、太平猴魁茶等制作技艺，均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四，独特人文生态茶文化。皖南古茶园，池州九华山佛禅茶园，石台牯牛降原始茶园，安庆的天柱山生态茶园，宣城的宣郎广现代万亩茶园等旅游景点，具有生态游、乡村游、休闲度假游、森林绿色游综合特点，是观光、休闲、养生为一体的最佳场所。综上所述，晥江茶文化这四大特点不但在我国独树一格，而且在全球也极为少见，是一个巨大旅游宝藏，期待挖掘开发。 2.2皖江茶文化整合与开发对旅游影响研究当前随着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与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环境的优美和安全。茶文化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茶文化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始终蕴含着一种真、善、美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人们在旅游过程中追求与向往的一种享受，她给旅游者带来了愉悦和幸福［6］。茶文化旅游，是为旅游者提供一种体现茶文化特征的产品和服务，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种崇高的精神与物质享受。整合茶文化资源，开发茶文化旅游，不但可以延长茶产业链，拓展茶叶经济，而且还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和促进旅游业发展［7］。进入新世纪后，茶的价值得到了全新开发，不吸烟、少饮酒、多喝茶，正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一种健康之道，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新世纪的健康生活主流方式。从生态、健康、科学方面对茶叶资源的深层开发是茶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需要，它满足了体验时代旅游者的需求。此外，这种集茶叶生产、旅游观光、购物休闲于一体的旅游方式，能产生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并给茶业和旅游业的同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由此表明，皖江茶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犮，会对其总体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皖江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开发符合当今旅游市场需求变化的新潮流，与此同时，皖江旅游业的经济发展也必将提升皖江城市带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商品价值、服务价值和品牌价值，同时对促进茶区新农村建设，茶农增收，茶企增效，茶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3皖江茶文化旅游发展战略及建设工程 3.1发展战略与思路 3.1.1发展战略与技术路线针对皖江地区当前茶文化旅游现状以及国内外的经验，现特提出以下发展战略技术路线:皖江茶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宗教与茶文化探究茶道与茶俗文化整合传播茶马古道探寻茶歌、茶舞、茶戏文化挖掘茶区生态观光体验名优茶技艺传承弘扬皖江茶文化旅游长廊建设皖江茶文化旅游经济发展茶文化经济与社会效益形成。 3.1.2旅游资源发展思路及产品推介皖江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茶文化产品众多，为了优中选精，分析研究认为应按以下发展思路重点推介:茶禅文化、茶区生态风光、茶技茶艺、名优茶及特色产品等16种旅游产品(如图1)。 3.2发展皖江茶文化旅游及建设工程研究 3.2.1挖掘茶文化资源打造旅游品牌徽茶文化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相传“神农尝百草，遇茶而解之”的故事，就发生在古江淮一带。自秦汉以来，徽茶文化一直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精髄，不断发展弘扬。此外，佛禅文化又是徽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为此挖掘开发皖江茶文化资源一定要将佛教文化与茶文化这两大文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及亮点展示，积极打造茶旅文化品牌。如九华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九华佛茶、九华毛峰是我国著名历史名茶，在打造宣传茶文化旅游项目时，应打“九华牌”，将这两个品牌与产品同时推介，以便广大观光旅游者在朝圣九华山时，一并观光九华山原始古代茶园，体验传统制茶技艺，品尝九华佛茶和九华毛峰的独特品质风味，由此带动当地旅游业和茶业共同发展。此外，通过对皖江茶文化旅游宣传推介及品牌打造，让游客深刻体验到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与佛禅茶文化以及“礼让、友谊、亲和”的情感，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茶文化旅游价值［8］。 3.2.2整合重组二山一湖与皖西南茶文化旅游路线二山一湖旅游是安徽省旅游业拳头产品，在国内外有极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皖江茶文化旅游又是一项新兴旅游产业，所以在发展这二个旅游产品时，应进行整合重组，打破区域、辖区、行业界限，实现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出成果，统一产生效益，共同发展战略。此外，还应重视二山一湖旅游路线整合:将皖江茶文化旅游纳入二山一湖游主渠道，并且增设皖南茶马古道探寻游和皖西茶文化生态游这二条旅游新路线。将皖南茶马古道探寻游与九华山、牯牛降、仙寓山以及二山一湖等各地景点贯通连成一片，并增添沿途一些乡村游、民俗游、茶区生态游等新内容，这样不仅提升了皖江茶文化旅游质量，而且还推动安徽全省旅游业发展。关于皖西茶文化旅游，以天柱山为起点至大别山终点，沿途不但能观光几十个景点，品味20多个名优茶，而且还可参观一些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整合皖西茶文化旅游，既展示了当地茶区美好风光和千年古茶道，又增添了皖西红色文化旅游，其作用是提升了旅游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档次，带动了茶旅发展。 3.2.3筑建皖江茶文化旅游长廊工程八百里皖江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一段中下游主流江道，其沿途风景如画，文化底蕴深厚，名优茶荟萃，景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旅游经济宝库。2014年6月11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工作。会议指出，发挥黄金水道独特优势，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 该项工程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由东向西梯度推进，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涉及近6亿人的发展新动力，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缩小东中西差距;又能优化经济结构，形成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打造，为八百里皖江茶文化旅游长廊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关于旅游长廊路线建设，应以八百里皖江为景点，以徽文化与茶文化为互补，建设一条茶文化旅游新干线。具体建设内容如下:第一，建设茶文化生态基地及养生休闲观光园。将长江两岸的皖南茶区、九华山茶区、天柱山茶区、宣郎广茶区等重点主产区建设成生态观光基地，以其优美的湖光山色茶园风光吸引旅游者。把分布在皖南、皖西的牯牛降茶园、仙寓山茶园、天柱山茶园，打造成千米高山养生休闲观光园。因为这些茶园，不但因山高空气新鲜是优佳的天然氧吧，而且生长在这些高山的茶树，树势高大，叶花优美，令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由此通过生态观光园的打造，把国内外消费者吸引到此地，休闲、养生、观光、旅游消费。第二，构建茶马古道与中西茶文化交流中心。疏通皖江南岸的茶马古道、贵池秋浦河，长江古代水运茶道、青阳古徽茶道，修复古代的关口、驿站、码头、渡口、石路古道，吸引中外茶文化爱好者来此考古、探险、考察、怀旧、游玩。此外，将沿江的秋浦茶艺馆、池州茶博院、九华佛茶艺馆、徽茶博物馆建成中外茶文化交流中心。通过馆藏的大量古今中外茶具与非物质文化技艺、产品展示、观摩以及精粹茶道和茶艺表演，加强中外茶文化交流，促进茶文化旅游发展。第三，重塑八百里皖江茶文化旅游风光。首先搞好皖江名优茶产地游项目，建设好九华佛茶、天柱剑毫茶、汀溪兰香茶、金山时雨茶、敬亭绿雪茶、黄山毛峰茶、祁门红茶等名优茶精品旅游基地，使广大旅游者有一个良好的采茶、制茶、品茶、购茶体验场所，让其充分体会“东方树叶”的无穷魅力。其次，拓展禅茶一味文化旅游项目，近年来位于皖江境内的天柱山、迎江寺、齐山、九华山、赭山、太白楼等寺庙，每年都有几百万游客、香客涌入，尤其是韩国、日本、东南亚香客众多，为此通过禅茶一味文化旅游项目拓展，挖掘茶文化与佛文化资源，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皖江茶文化旅游。与此同时，筑建好八百里皖江风光与茶文化旅游长廊工程，将沿江的太湖、潜山、东至、贵池、石台、青阳、铜陵、泾县、旌德、绩溪、宣城、郎溪、广德等区县各地名胜古迹、山水风光与其茶文化共筑建成一条旅游长廊，并且完善软硬件与网络配套设施，使其形成一个活跃的旅游经济带，促进茶文化旅游发展。综上所述，皖江茶文化旅游长廊建设，不但可加快安徽旅游业与茶业发展，而且还可拉动沿江几十个区、县的运输业、物流业、饮食业、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通讯业等行业共同发展，必定会产生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作者：汪辉进 陈慧芳 单位：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池州市社科联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的开发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旅游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同样，旅游业的壮大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山西省是一个历史较为悠久的省份，拥有多个民族，这样也就使其拥有多个民俗文化资源。现代社会属于市场经济，竞争较为激烈，山西省激烈的旅游市场中发展自己，成为现阶段应重要研究课题，以便进一步推动山西民俗文化发展。 一、山西民俗文化概况 (一)经济文化。山西刺绣具有代表性，其题材较为新颖，绣工也十分精巧，其中所蕴含的山西特色更为浓郁，从中能够感受到山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如二龙戏珠等被人们描绘的淋漓尽致［1］。不仅如此，在山西人民的生活中还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玩具，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透过玩具不仅能看到人民的乡土情感，还能看到人们对浪漫主义特色的渲染。我国是饮食文化较为发达，来自于山西的饮食更是让不少人驻足，山西人民喜爱面食，不仅有小麦粉，还有荞面、豆面等多种面粉，尤其是这些面粉制作而成的刀削面与拉面更是深受各地人们爱戴。此外，山西省特有的大院文化也是吸引众多游人的关键。如著名的乔家大院一直是在吸引着众多游人的目光。 (二)历史文化。因山西险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是首都北京重要的外围省份，很多历史人物都在此留下赫赫战功，如卫青、张辽等人，他们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文化与山西文化［2］。同时，历史上的山西不仅有汉族文化还有一定的游牧民族文化，两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山西民俗文化，尤其是辽西文化十分突出，至今在山西省送留有很多寺庙，直到今天，从这些建筑中依然能够看到辽金人民的生活景象与他们独特的民族品质［3］。晋商文化一度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山西历史的骄傲，特别是在经济十分受重视的今天，很多人都为了扩大自己的经济效益而努力，因此山西政府部门应根据现代人的心理，做一些与晋商有关的文化宣传，让很多人到此来学习与研究晋商的经商思想，领悟更多的生财之路，这样也有利于发展山西经济。 (三)娱乐文化。山西有很多娱乐设施可供人们游玩，其中锣鼓文化被称为中国第一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山西有数十种鼓，无论哪种锣鼓当地人们都能将其很好的运用，并形成了独有的锣鼓文化。社火也是山西娱乐文化中的一种，每次的社火活动都异常热闹，这在生活节奏较快的今天更是难以一见，经常使人流连忘返，它也是山西省重点的娱乐文化［4］。山西民歌更是备受世人喜爱，很多民歌只要用心倾听都会给人带来催人泪下的感受，如《走西口》等民歌，体现了山西生活的艰辛的同时，也寄托了山西人民美好的愿望，唱尽了山西人民的酸甜苦辣。此外，在山西省还有很多神话传说一直在影响着人民生活，如神农尝百草、伏羲教会人民渔猎、轩辕制造农具等都对山西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民俗特点都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因此，政府部门应注重这些内容的应用，使其成为发展山西经济的重要力量。 二、分析山西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必要性 山西民俗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如果能将其合理发展与利用，就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很多外国游客也来到中国学习、旅游，极大的带动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很多外国友人都希望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古老中国文化特点;对于国内游客来说，他们主要是想了解山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自己有哪些区别，这时山西省应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特点，将民俗文化融入其中，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理［5］。同时，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还能有利于山西转变旅游方式，使游览山西的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观光，而是注重将娱乐购物、宗教膜拜，这样一来也提升了人们的观赏旅游价值。尤其是山西美食更能吸引游客，大力宣传当地的土特产和各种工艺品，以此来吸引更多人多次到山西旅游。此外，发展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能为山西省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山西地区地形复杂，贫困地区很多，政府部门可以适当的将旅游面积扩大到偏远地区，这样不仅可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游客还能从中体现到原生态、质朴的山西生活。 三、创新开发与利用山西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的主要方式 晋商文化一直是山西省吸引游人的关键，因此，应将其作为发展旅游的重点，这样就能将民俗文化融入其中，这样一来，人们在欣赏当地文化景观的同时也能从中了解晋商壮大的原因，从而真正的将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结合在一起，将推动山西旅游业发展，人们也会更加了解山西过去的繁荣。 (一)构建可持续发展观念，重视环境开发与保护。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一直提倡的重要观念，只有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使当地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壮大，为山西省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为做好这一工作，山西省相关工作人员应请专业人士为其进行评估，合理规划与发展旅游业，限制游客数量，保证不会出现游客数量异常致使当地文化环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同时增长。此外，政府部门还应通过媒体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与民俗文化保护意识［6］。 (二)注重应用文化底蕴，形成特色旅游品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区开注重旅游业的发展，但在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时应避免将其沦为模式化与类型化，应注重融入文化底蕴，给游人带来营造不同格调，形成特色旅游品牌。如山西独有的民间节庆、生活方式等［7］。注重民俗特征的体现，尽量为游客创设一种鲜活的、真实的文化生活。如山西寒食节就能成为典型代表。同时，山西省古建筑较多，因此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开创古建筑旅游，让人们体会别样风情的古建筑游。其次，还可以尽情展现晋商文化特色，以乔家大院与平遥古城为代表，充分向世人展现晋商的发展历程，通过平遥古城也能让更多人看到当年山西省的繁荣景象。由于山西已经举办过类似的活动，所以应进一步发展该旅游特色。山西省为发展旅游事业所做出的各种业绩不容否定，但近年来在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雷同化现象较为严重，因此，需要在发展的同时注重民俗特点，抓住游人爱民俗的特点多举办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 (三)重视区域特色宣传，扩大山西民族旅游在世界上的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宣传，因此，山西省政府应通过媒体向世人介绍山西特色，吸引观众来此旅游。如同贵州省一样通过一句“走遍神州大地，醉美多彩贵州”，再加上带有贵州特色的旅游景点，更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都希望能到贵州一睹美景。山西也在央视投放了广告，一句“晋善晋美”引发了国人的联想，不可否认，这个广告给山西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为了进一步发展山西旅游业，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山西省文化与民俗［8］。如著名诗人王之涣曾作诗《等鹳雀楼》，应抓住这一点大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吸引更多人到鹳雀楼中观赏景色。 (四)规划旅游发展，重视当地居民的加入。山西省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很多省份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政府部门应鼓励当地居民投入到旅游事业中，多为游客提供具有山西民俗特色的文化与活动。在突出产业特征的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控制好游客数量，做好治安维护，使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并时刻了解旅游市场状况，在合适的时机增加民俗资源，壮大旅游产业，同时注重点、线、面的逐步发展，切忌急功近利。此外，为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还应构建相对应的设施，充分体现民俗特点，尤其是山西人民淳朴的生活品质，为游人营造原汁原味的山西生活。 四、结论 民俗文化是发展特色旅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一定具有它独特的地方，才能吸引更多人专门为它而来，这样才能带动经济效益增长。在可持续发展受到重视的今天，山西在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应注重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实现长期发展。因此，山西应注重发展民俗文化，以便将山西发展为旅游大省。 作者：成文浩 单位：宁夏大学人事处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思索 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环境保护 摘要：在我国的旅游开发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对旅游资源重开发、轻保护。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只有走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发展道路，旅游业才有生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有些地方甚至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因此，许多地方都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掀起了旅游资源开发的热潮。但在以往的旅游开发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对旅游资源重开发、轻保护，甚至有的只顾开发、不管保护，使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看到旅游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开发中对资源造成破坏、对环境构成威胁等负面影响，积极寻求保护性开发措施，坚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促进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只有走有效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发展道路，旅游业才有生命力。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一切，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将无从谈起。同样，旅游业的合理发展也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改变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的方式，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增强人民珍惜和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一、增强忧患意识，树立正确的旅游环境观 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指出：“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面利益，要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自然资源，旅游业离开了优美的环境便无法发展，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利用应该相辅相成。所以，我们在发展旅游业时，要立足长远，克服短期行为，在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健康发展。要树立对旅游资源的忧患意识，要清醒地看到人类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已十分严重，大气污染，森林植被面积减少，水土流失、荒漠化日趋扩大；淡水资源危机，江河湖海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品污染有增无减；生物多样化日益减少等等。大自然允许我们失误的区间已所剩无几，回旋余地已十分有限，要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积极、谨慎地做好旅游环境资源的保护工作，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利用的方针。 二、加强法制、法规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保护人文和风景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增强法制意识。虽然我国《旅游法》尚未出台，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公路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旅游开发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要严格贯彻执行。比如，任何旅游景点的开发，必须要先修路，路的设计应考虑旅游资源的保护；路渣极其他建设垃圾的处理，必须按《公路法》的要求，符合环境标准。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在空气、水源、噪声等多项技术标准中，对旅游景区、景点的环境保护指标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旅游法规和规划，科学开发，依法管理，严禁“三无”(即无规划、无计划、无设计)，“三乱”(指乱分地、乱寻址、乱建造)建设。另外，各地要根据实际需要，出台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法规。完善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高效运作的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机制，建立支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证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形成共同参与，相互合作的组织保障体系和良好伙伴关系。 三、做好科学规划，进行合理有序开发 旅游开发必须与环境保护相一致。尽管很多旅游地的开发是打着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旗号，但在运营中实际上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环。所以，开发时必须进行详细的环境评价，在环境评价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切切实实搞好环评。不能为了上项目，把环境评价作为幌子、走过场，要制定科学的规划。规划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体现环保与开发相互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在，有的景点，砍掉大树种草坪、炸毁山景盖宾馆，不仅严重破坏了旅游的长远资源，而且从现实角度看，也影响了景观的和谐，搞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降低了景点的品位。同时，在景点开发中，一定要坚持整体规划在先，开发经费不足，可以分阶段开发。切忌胸中无全局，开发无布局，从孤立的小景点看，还有点味道，但从整体布局看，可能是一个败笔。不但花了冤枉钱，而且会形成整个开发规划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另外，在自然景观为主的地方，要尽可能地少建人文景观。自然资源大多是不可再生的，我们切不可为后辈留下太多的遗憾。还有，景点开发的建筑材料也要尽可能使用环保产品，注意各种资源的节约。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各级政府在大力发展作为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的旅游业时，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要把旅游资源的有序开发、合理利用、有效保护落实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实践中，成为检验当地旅游业成绩得失的主要指标。 四、加强管理和监督，积极推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一个生态系统处在自然状态下，有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一旦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人的影响便削弱了这种能力，所以要进行环境与资源保护。旅游开发与保护离不开政府主导，所以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旅游开发的管理，特别是那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景区，更要加强监督。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措施，并要付诸实际行动中，体现在每个具体项目和运行环节上。管理者自身要坚持带头遵守，同时，要不断建立健全游客在旅游中应遵守的规范，使其有章可循。促其旅游行为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以有利于环境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和文化保护。 五、加强宣传与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进行考察时，都是把有没有保护措施，有没有公众参与保护的意识放在首位。应加强开展全社会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宣传与教育，加强科普工作，加强对游客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旅游，其内涵博大精深，上包括天文，下包括地理；前浓缩历史，后展现未来。既是我们丰富的教科书，又是培养我们情操和体魄的广阔天地。由于旅游者文化层次不同，欣赏品位各异。要使每一旅游者，在每一次旅游中都有健康的收获，当然包括身心两个方面，作为旅游的管理者必须先提高自身素质。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高度，用科学发展观去引领各界人士认识旅游的内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启发大家，自觉地把旅游和保护密切相连，提高旅游者、旅游管理者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逐步形成文明旅游、科学旅游、健康旅游的社会氛围。 六、推出生态旅游产品，提倡绿色环保游 在旅游开发中，要贯彻生态意识，积极开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绿色旅游、环保旅游和各种新型旅游产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如餐饮结合本地特产，以地域产品特别是当地的绿色食品为主。住宿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具有地方特色。景区内尽可能限制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以较原始的交通工具为主，如步行、马车、自行车及利用自然能(风力、水力等)交通工具，既体现生态旅游活动的自然特色，又可以避免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购物方面提倡购买不影响当地自然的土特产品。在对土特产品的开发上，首先也要树立环境保护观念，不能把应保护的资源作为特产而出售。对违反者，要坚决打击和取缔，更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同时，对旅游产品的开发也要有计划性，不能竭泽而渔。 总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一项关系子孙万代的系统工程，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从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促进这项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论文 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 一、旅游资源开发原则与景点布局 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 （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 （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 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 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 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 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 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 （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 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 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 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 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可分成三类：一是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二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像威尼斯一样，将白藤湖水乡内的道路、桥梁由企业为主体兴建。小游船的经营权则由政府垄断，拍卖给企业经营。三是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如城区中的古村落的改造、水体的保护等。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取后两种开发模式。 4、为开发而保护。如石溪山的石刻、高栏岛的摩崖石刻等，只有通过开发才能得到保护。可以选择在政府严格规划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有些项目规划好以后，可以将项目30年的经营权公开拍卖，国有资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而且是一次性收入。上述石刻和东区海岛等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如进行公开拍卖，就可卖到很高的价钱，而后由业主们自行招商，精心策划开发。这就是政府对项目的所有权垄断，经营权放开。 项目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时，要设立谁最具有开发能力，谁设计的开发方案最好这两个标的。第一个标的由拍卖评定，第二个标的由专家组投票评定。把这两个标的统一起来，最后确定开发单位。 如为开发而保护，就要停止“石头经济”、“泥沙经济”、高山蔬菜、木材加工的发展，把郁郁葱葱的山头搞成癞痢头，那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低层次的开发、破坏性的开发，必须停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 （二）开发生态旅游应注意的问题 发展生态旅游是珠海的重头戏。珠海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而且与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是互补的。在发展生态旅游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补上这一课。在西方国家有一门大地景观学的学科，强调将整个自然大地看成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景观，而不是微观层次的一个院落。而我国通常是把自然景观神化，带有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所以在景观中，必须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和谐共处的状态。 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应该受到良好保护的。生态资源与一般的资源是不同的，是不可再生的，不可逆的。无论是山林，还是水体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保护的对象是什么？谁来保护？保护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这三者必须要搞清楚。否则，生态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永续利用。 三是发展生态旅游要强调当地群众的参与性和收益性。只有当地群众的参与，才能把破坏资源的力量转变为保护资源的力量、建设性的力量。群众参与存在着直接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主体，确定了利益主体，资源的开发保护就比较容易进行。同时还存在着协调性，当地群众参与所开发的生态旅游，是原汁原味的，这一人文与当地的生态是协调的，是互补的。只有当地群众参与，让他们获得了利益，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资源的价值，自觉地进行保护。过去许多景区乱砍乱伐，禁而不止，最后政府出一点资金，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护山队，允许他们在景区划定的地点开设小店做些土特产和旅游品的生意，结果破坏的力量转变为保护的力量，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收益。印尼在巴厘岛的奴萨杜阿旅游度假区的开发中十分注重这一点，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生态旅游主要存在着四个功能：即旅游功能、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增长功能或是扶贫功能、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功能。所以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上综合效益很高，我们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 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 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而城市是最有深度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好的留客性，是注意力经济与集聚性经济的结合体。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把人们留下来的载体，非城市莫属。风景区内的溶洞即使再漂亮，也不可能把游客留住在洞里，但城市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对此，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 （一）旅游城镇的类型。作为一个城市，应有独特性的自然风貌，有活跃的经济活力，有集中的旅游设施，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越繁荣的购物环境，同时又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条件、发达的科技信息。江南水乡名镇周庄，过去遭到了人为破坏，现在认识到了这是旅游资源，把它恢复起来，结果成了宝贝，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几百万元。门票收入的5倍就是旅游总收入。像兰溪的诸葛村，原来是比较破落的村庄，经修复以后，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也达到300万元，成为村级经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都是在城镇建设中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所起的效果。按城市旅游资源的特性来划分，珠海的城镇可以分为三类； 1、资源驱动型。自然与文化资源有独特性，如金湾区、香洲区的唐家湾镇、东区海岛等可划为这一类。 2、经济驱动型。主要为购物流通，如斗门城区、前山城区、湾仔镇等是典型的经济驱动型。 3、都市综合型。既有众多的自然景观，又有广泛的经济文化的景点。如香洲主城区。 这些城镇的建设应分门别类，都要摸清本地的资源。如横琴的蚝、湾仔的花、白藤湖的粉藕、斗门的荔枝、重壳蟹等独具特色的资源，要找出其历史痕迹，挖掘其文化内涵，编写成动人的故事篇章，推陈出新，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个很好的旅游资源。 （二）开发利用城镇旅游资源的方略 1、确立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如果没有一体化的战略思想，城镇建设就会出现千镇一面。只有注意挖掘自己的优势，才能体现出各自城镇建设的特色。根据统计资料，珠海市前年接待境外游客的数量已超过杭州。我们为什么会超过杭州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城市建设中，确立了城市建设与旅游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成为这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我们把旅游归结为“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是有局限性的，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第一是直接系统。如旅游项目、旅游主体、旅游资源、媒体和旅游服务等，这些是直接为旅游服务的。第二是介入系统。如交通运输、机场、码头、铁路等，解决外部的可达性。包括通讯、金融保险、商业等都是旅游业的组成部分。第三是支持系统。如城市景观、房地产、文化设施、医疗保健、安全保卫等。旅游业的发展，离开了这三个系统，就不可能形成一体化的战略。 2、确立硬件建设一体化的意识。目前，我们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在硬件建设上往往是各自为政，各管各的。典型的如江海防洪堤建设，没有一点旅游景观的意识。市区河道的整治，也搞成了一条排水沟，仅仅做成一项水利工程，而留下了许多景观和生态上的遗憾。实施硬件建设的一体化，首先要突出特色意识。要通过城市的硬件建设，形成注意力，产生与众不同的景观，这些景观之间的组合，就是独特的城市景观。这方面天津有成功的经验，如将已变成臭水沟的护城河改造成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休闲观光皆相宜的旅游景观——环城公园。第二是环境意识。大连提出了“出门就是花园”、“处处是景观”，城市向园林化方向发展，居住小区向旅游景区演进，就像新加坡那样，这就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和注意力。第三是文化意识。倡导多种形式办剧院、博物馆，修缮历史街区、村落、文物古迹，一定要注意城市建设的艺术性，要精益求精，推行文化精致主义。第四是可识别性。一个城市，要在宏观的尺度上给人以一种独特的感觉。为什么许多游客愿到云南的丽江去游览参观？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到了丽江以后，就提出上海不再搞老城复建了。为什么？因为丽江利用民居的结构完全展示了古城独特的风貌，形成了异于其他城市的肌理，给人以另类城市的感觉。所以丽江古城对中外游客的聚集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非常强。而其他许多城市，老百姓的民居、城市住宅都是千城一面，是雷同的，中断了自身的历史文脉的延续，也就丧失了自己的风格，从而也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3、确立突出地方资源特色的思路。在我国城市中，缺水的城市占大多数，水景资源更是稀缺，而珠海富有海江湖河、溪流和湿地，水景资源极为丰富。如果我们把这些水景观资源充分发掘出来，利用起来，那珠海就是独一无二的。珠海难以与国内其他城市比硬件设施建设的规模。在文化建设中珠海要形成浪漫、休闲、优雅、精致的情调，要区别于其他城市。所以，城市建设要围绕自己的特色进行创造，包括民居都要体现岭南水乡的风格，亚热带风情，形成新式粤派建筑特色，既有中国岭南建筑古朴庄重、典雅精致的韵味，又广泛吸取国外先进的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突出现代建筑清新明快、色彩鲜明、气势恢弘的风采。 （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塑造市民内在的文化素质，展示珠海独有的精神风貌。每一个城市，都有其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也是一种有深度有内涵的旅游资源。对珠海而言，主要是“特区精神”的外在化，要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为什么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去旅游？就是因为当地的文素质特别好，使得人们非常愿意到那里去。 ——严格城市管理特别是城市交通管理。城市交通一定要有便利性，可达性，保证安全畅通。 ——保障城市的安全有序。西北旅游资源中遇到的问题，就在于当地的治安环境。 ——热情好客，培育地区信用。如游客到了珠海，购买的旅游品应没有赝品。就像在香港购买黄金饰品，都同时附有成分比例的标签，哪一家商品只要欺瞒顾客一次，香港旅游协会就会取消其经营黄金饰品的资格，管理非常严厉，所以在香港购买黄金装饰品，完全是货真价实的。而如果是珠海也能做到这一点，成为一个童叟无欺、诚信卓著的城市，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卖点。 ——成功举办各种旅游节。江西推出“四时连八节”很值得学习。珠海也要造就季季有节，月月都有高潮的旅游气氛。各个区镇的旅游活动都要注意质量，相互之间都要有内容和时间上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要大力开拓会展业。珠海完全有能力、有资源、有潜力去发展会展业。我们要从办好珠海国际航展、国际赛车做起，从办好“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做起。 ——提升城市的文化活动。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高雅与通俗相结合。高雅的文化活动，有一台戏可以做，那就是继续办好“珠海国际电影文化节”。还有常年都有二十多个剧组在珠海拍戏，珠海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影视基地。丽江把纳西古乐捣鼓得如此的热，成为丽江旅游的必游项目，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一国两制的交汇点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又喷发生机活力的美丽的热带海滨旅游城市，没有一台自己的拿手好戏，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通俗文化，就是南方杂技、广场文化、民间歌舞等，也是一台好戏。深圳华侨城的这台戏就非常好，有震撼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法国巴黎的红磨房，也是到巴黎的许多游客必看的。 ——要有整洁的市容市貌。像新加坡、澳门等旅游城市，城市建筑一般是三年粉刷一次，使城市面貌始终保持清新整洁。城市绿化、街道铺装、灯饰、广告牌也要与城市整体格调相谐调。比如商业步行街就可与澳门接轨，有鹅卵石铺装成彩色图案，给游客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留下深刻的印象。 ——要挖掘和改进传统名菜。近十年来，清淡可口的粤菜已为珠海广大的移民们所接受。而移民们又带来了各自的家乡菜和洋菜式，可谓南北交汇，东西融通，精彩纷呈。但要真正形成本地区民俗食风，成为游客们趋之若骛的美食天堂还需要全市各界共同进一步努力。近年来，组织的几界珠海美食风情节，评选出的珠海名菜、珠海名小吃，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要优化景点的管理。对同类的有可比性的景点，就要搞最佳、最差景点的评比，由游客和市民投票，建立一个机制，促进其加强和改善管理。 同世界上其他旅游城市一样，不断地举办国际活动，创新旅游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景点，必将为珠海的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四、旅游开发与体制创新 旅游业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是创意经济。谁的创意好，谁就能发展。珠海旅游业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徘徊不前，发展较缓慢，就是因为把目标、过程、主体混淆在一起。对旅游业的发展，我们确定了许多目标，但实施过程不清楚，发展主体不落实。如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几界政府就已提出，但没有人去研究产品的开发过程，由谁来开发产品也没有搞清楚，结果是空喊了十多年，痛失了许多机遇。传统思维与经济转型的不协调，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讲，同样的旅游资源，由谁来开发，以什么样的机制来开发，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一块玉石原料，由高手来雕刻，就可能成为价值连城的精品；如由泥水匠来雕刻，就会糟蹋了这一块玉。斗门温泉的几次开发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御温泉”的火爆成功就是因为客商的灵活机制所致。所以，机制不一样，效果完全不同。同样的服务设施，同样的员工队伍，谁来经营，用什么机制来经营，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梅溪牌坊”只投入几百万元资金进行开发，而且搞得很成功。而如果由国有单位去搞的话，起码要一千几百万元。如某景点为国有单位，门票价格是由物价局定的，几十元一张门票，不管旅游旺季与淡季，不分早上与晚上，也不论市民与外地游客，谁都不能改变。这是什么机制？能适应市场吗？如果采取承包或出让的办法，经营者早就会根据市场形势实行浮动价格，自我调节了。 同样的景点，谁来建设，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但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呢？因为造成重复建设的，往往都是财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投资的，投资以后，能否收回投资，投资是否对路，没有人来负责；没有经过科学认真的可行性论证，也没有进行动态管理，根据变化了的情势及时进行调整。 要转换旅游资源开发的旧机制，必须实行开发权的拍卖、产权和经营权的转让、承包租赁制和名店委托经营等多种形式，大胆推开，公开操作。如名店的委托经营，我们的一些饭店宾馆，一旦委托境外的著名管理集团经营管理，接待水平马上就会提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连锁经营，也带来了客源的增加。珠海这几年国有资本从流通领域退出就很有效，旅游饭店宾馆也不例外。 从一个时期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旅游管理体制比工业体制还保守。因此，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首先要防止封闭操作。那种肥水不流外人田，搞封闭改革，不仅会因为低水平和资金不足而对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造成浪费甚至破坏，同时在时间上也会丧失发展机遇。其次，要防止没有约束条件的破坏性开发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开发权的拍卖，一方面要公开论价，另一方面要对其提出的开发方案进行专家论证，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公开竞争择优确定开发单位。同时，要防止守株待兔的意识。要扩大对外招商，范围越大，引进的开发者水平越高，带来的资金越雄厚，开发项目的档次和质量也会越高。要防止自建自用的倾向，把旅游项目搞成部门的小金库，搞点创收。要牢固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观念。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试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摘要：当前，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重复建设和盲目粗放式开发更加重了资源供需失衡；资源开发从人文景观资源转向自然生态资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因“两张皮”而导致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资源的浪费；旅游经济高速增长与僵化陈旧体制并存，开发机制有待转换，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并以珠海市为例来探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 一、旅游资源开发原则与景点布局 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 （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 （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 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 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 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 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 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 （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 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 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 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 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可分成三类：一是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二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像威尼斯一样，将白藤湖水乡内的道路、桥梁由企业为主体兴建。小游船的经营权则由政府垄断，拍卖给企业经营。三是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如城区中的古村落的改造、水体的保护等。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取后两种开发模式。 4、为开发而保护。如石溪山的石刻、高栏岛的摩崖石刻等，只有通过开发才能得到保护。可以选择在政府严格规划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有些项目规划好以后，可以将项目30年的经营权公开拍卖，国有资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而且是一次性收入。上述石刻和东区海岛等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如进行公开拍卖，就可卖到很高的价钱，而后由业主们自行招商，精心策划开发。这就是政府对项目的所有权垄断，经营权放开。 项目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时，要设立谁最具有开发能力，谁设计的开发方案最好这两个标的。第一个标的由拍卖评定，第二个标的由专家组投票评定。把这两个标的统一起来，最后确定开发单位。 如为开发而保护，就要停止“石头经济”、“泥沙经济”、高山蔬菜、木材加工的发展，把郁郁葱葱的山头搞成癞痢头，那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低层次的开发、破坏性的开发，必须停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 （二）开发生态旅游应注意的问题 发展生态旅游是珠海的重头戏。珠海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而且与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是互补的。在发展生态旅游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补上这一课。在西方国家有一门大地景观学的学科，强调将整个自然大地看成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景观，而不是微观层次的一个院落。而我国通常是把自然景观神化，带有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所以在景观中，必须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和谐共处的状态。 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应该受到良好保护的。生态资源与一般的资源是不同的，是不可再生的，不可逆的。无论是山林，还是水体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保护的对象是什么？谁来保护？保护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这三者必须要搞清楚。否则，生态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永续利用。 三是发展生态旅游要强调当地群众的参与性和收益性。只有当地群众的参与，才能把破坏资源的力量转变为保护资源的力量、建设性的力量。群众参与存在着直接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主体，确定了利益主体，资源的开发保护就比较容易进行。同时还存在着协调性，当地群众参与所开发的生态旅游，是原汁原味的，这一人文与当地的生态是协调的，是互补的。只有当地群众参与，让他们获得了利益，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资源的价值，自觉地进行保护。过去许多景区乱砍乱伐，禁而不止，最后政府出一点资金，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护山队，允许他们在景区划定的地点开设小店做些土特产和旅游品的生意，结果破坏的力量转变为保护的力量，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收益。印尼在巴厘岛的奴萨杜阿旅游度假区的开发中十分注重这一点，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生态旅游主要存在着四个功能：即旅游功能、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增长功能或是扶贫功能、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功能。所以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上综合效益很高，我们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 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 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而城市是最有深度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好的留客性，是注意力经济与集聚性经济的结合体。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把人们留下来的载体，非城市莫属。风景区内的溶洞即使再漂亮，也不可能把游客留住在洞里，但城市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对此，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 （一）旅游城镇的类型。作为一个城市，应有独特性的自然风貌，有活跃的经济活力，有集中的旅游设施，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越繁荣的购物环境，同时又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条件、发达的科技信息。江南水乡名镇周庄，过去遭到了人为破坏，现在认识到了这是旅游资源，把它恢复起来，结果成了宝贝，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几百万元。门票收入的5倍就是旅游总收入。像兰溪的诸葛村，原来是比较破落的村庄，经修复以后，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也达到300万元，成为村级经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都是在城镇建设中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所起的效果。按城市旅游资源的特性来划分，珠海的城镇可以分为三类； 1、资源驱动型。自然与文化资源有独特性，如金湾区、香洲区的唐家湾镇、东区海岛等可划为这一类。 2、经济驱动型。主要为购物流通，如斗门城区、前山城区、湾仔镇等是典型的经济驱动型。 3、都市综合型。既有众多的自然景观，又有广泛的经济文化的景点。如香洲主城区。 这些城镇的建设应分门别类，都要摸清本地的资源。如横琴的蚝、湾仔的花、白藤湖的粉藕、斗门的荔枝、重壳蟹等独具特色的资源，要找出其历史痕迹，挖掘其文化内涵，编写成动人的故事篇章，推陈出新，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个很好的旅游资源。 （二）开发利用城镇旅游资源的方略 1、确立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如果没有一体化的战略思想，城镇建设就会出现千镇一面。只有注意挖掘自己的优势，才能体现出各自城镇建设的特色。根据统计资料，珠海市前年接待境外游客的数量已超过杭州。我们为什么会超过杭州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城市建设中，确立了城市建设与旅游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成为这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我们把旅游归结为“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是有局限性的，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系统：第一是直接系统。如旅游项目、旅游主体、旅游资源、媒体和旅游服务等，这些是直接为旅游服务的。第二是介入系统。如交通运输、机场、码头、铁路等，解决外部的可达性。包括通讯、金融保险、商业等都是旅游业的组成部分。第三是支持系统。如城市景观、房地产、文化设施、医疗保健、安全保卫等。旅游业的发展，离开了这三个系统，就不可能形成一体化的战略。 2、确立硬件建设一体化的意识。目前，我们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在硬件建设上往往是各自为政，各管各的。典型的如江海防洪堤建设，没有一点旅游景观的意识。市区河道的整治，也搞成了一条排水沟，仅仅做成一项水利工程，而留下了许多景观和生态上的遗憾。实施硬件建设的一体化，首先要突出特色意识。要通过城市的硬件建设，形成注意力，产生与众不同的景观，这些景观之间的组合，就是独特的城市景观。这方面天津有成功的经验，如将已变成臭水沟的护城河改造成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休闲观光皆相宜的旅游景观——环城公园。第二是环境意识。大连提出了“出门就是花园”、“处处是景观”，城市向园林化方向发展，居住小区向旅游景区演进，就像新加坡那样，这就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和注意力。第三是文化意识。倡导多种形式办剧院、博物馆，修缮历史街区、村落、文物古迹，一定要注意城市建设的艺术性，要精益求精，推行文化精致主义。第四是可识别性。一个城市，要在宏观的尺度上给人以一种独特的感觉。为什么许多游客愿到云南的丽江去游览参观？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到了丽江以后，就提出上海不再搞老城复建了。为什么？因为丽江利用民居的结构完全展示了古城独特的风貌，形成了异于其他城市的肌理，给人以另类城市的感觉。所以丽江古城对中外游客的聚集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非常强。而其他许多城市，老百姓的民居、城市住宅都是千城一面，是雷同的，中断了自身的历史文脉的延续，也就丧失了自己的风格，从而也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3、确立突出地方资源特色的思路。在我国城市中，缺水的城市占大多数，水景资源更是稀缺，而珠海富有海江湖河、溪流和湿地，水景资源极为丰富。如果我们把这些水景观资源充分发掘出来，利用起来，那珠海就是独一无二的。珠海难以与国内其他城市比硬件设施建设的规模。在文化建设中珠海要形成浪漫、休闲、优雅、精致的情调，要区别于其他城市。所以，城市建设要围绕自己的特色进行创造，包括民居都要体现岭南水乡的风格，亚热带风情，形成新式粤派建筑特色，既有中国岭南建筑古朴庄重、典雅精致的韵味，又广泛吸取国外先进的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突出现代建筑清新明快、色彩鲜明、气势恢弘的风采。 （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塑造市民内在的文化素质，展示珠海独有的精神风貌。每一个城市，都有其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也是一种有深度有内涵的旅游资源。对珠海而言，主要是“特区精神”的外在化，要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为什么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去旅游？就是因为当地的文素质特别好，使得人们非常愿意到那里去。 ——严格城市管理特别是城市交通管理。城市交通一定要有便利性，可达性，保证安全畅通。 ——保障城市的安全有序。西北旅游资源中遇到的问题，就在于当地的治安环境。 ——热情好客，培育地区信用。如游客到了珠海，购买的旅游品应没有赝品。就像在香港购买黄金饰品，都同时附有成分比例的标签，哪一家商品只要欺瞒顾客一次，香港旅游协会就会取消其经营黄金饰品的资格，管理非常严厉，所以在香港购买黄金装饰品，完全是货真价实的。而如果是珠海也能做到这一点，成为一个童叟无欺、诚信卓著的城市，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卖点。 ——成功举办各种旅游节。江西推出“四时连八节”很值得学习。珠海也要造就季季有节，月月都有高潮的旅游气氛。各个区镇的旅游活动都要注意质量，相互之间都要有内容和时间上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要大力开拓会展业。珠海完全有能力、有资源、有潜力去发展会展业。我们要从办好珠海国际航展、国际赛车做起，从办好“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做起。 ——提升城市的文化活动。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高雅与通俗相结合。高雅的文化活动，有一台戏可以做，那就是继续办好“珠海国际电影文化节”。还有常年都有二十多个剧组在珠海拍戏，珠海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影视基地。丽江把纳西古乐捣鼓得如此的热，成为丽江旅游的必游项目，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一国两制的交汇点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又喷发生机活力的美丽的热带海滨旅游城市，没有一台自己的拿手好戏，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通俗文化，就是南方杂技、广场文化、民间歌舞等，也是一台好戏。深圳华侨城的这台戏就非常好，有震撼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法国巴黎的红磨房，也是到巴黎的许多游客必看的。 ——要有整洁的市容市貌。像新加坡、澳门等旅游城市，城市建筑一般是三年粉刷一次，使城市面貌始终保持清新整洁。城市绿化、街道铺装、灯饰、广告牌也要与城市整体格调相谐调。比如商业步行街就可与澳门接轨，有鹅卵石铺装成彩色图案，给游客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留下深刻的印象。 ——要挖掘和改进传统名菜。近十年来，清淡可口的粤菜已为珠海广大的移民们所接受。而移民们又带来了各自的家乡菜和洋菜式，可谓南北交汇，东西融通，精彩纷呈。但要真正形成本地区民俗食风，成为游客们趋之若骛的美食天堂还需要全市各界共同进一步努力。近年来，组织的几界珠海美食风情节，评选出的珠海名菜、珠海名小吃，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要优化景点的管理。对同类的有可比性的景点，就要搞最佳、最差景点的评比，由游客和市民投票，建立一个机制，促进其加强和改善管理。 同世界上其他旅游城市一样，不断地举办国际活动，创新旅游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景点，必将为珠海的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四、旅游开发与体制创新 旅游业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是创意经济。谁的创意好，谁就能发展。珠海旅游业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徘徊不前，发展较缓慢，就是因为把目标、过程、主体混淆在一起。对旅游业的发展，我们确定了许多目标，但实施过程不清楚，发展主体不落实。如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几界政府就已提出，但没有人去研究产品的开发过程，由谁来开发产品也没有搞清楚，结果是空喊了十多年，痛失了许多机遇。传统思维与经济转型的不协调，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讲，同样的旅游资源，由谁来开发，以什么样的机制来开发，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一块玉石原料，由高手来雕刻，就可能成为价值连城的精品；如由泥水匠来雕刻，就会糟蹋了这一块玉。斗门温泉的几次开发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御温泉”的火爆成功就是因为客商的灵活机制所致。所以，机制不一样，效果完全不同。同样的服务设施，同样的员工队伍，谁来经营，用什么机制来经营，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梅溪牌坊”只投入几百万元资金进行开发，而且搞得很成功。而如果由国有单位去搞的话，起码要一千几百万元。如某景点为国有单位，门票价格是由物价局定的，几十元一张门票，不管旅游旺季与淡季，不分早上与晚上，也不论市民与外地游客，谁都不能改变。这是什么机制？能适应市场吗？如果采取承包或出让的办法，经营者早就会根据市场形势实行浮动价格，自我调节了。 同样的景点，谁来建设，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但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呢？因为造成重复建设的，往往都是财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投资的，投资以后，能否收回投资，投资是否对路，没有人来负责；没有经过科学认真的可行性论证，也没有进行动态管理，根据变化了的情势及时进行调整。 要转换旅游资源开发的旧机制，必须实行开发权的拍卖、产权和经营权的转让、承包租赁制和名店委托经营等多种形式，大胆推开，公开操作。如名店的委托经营，我们的一些饭店宾馆，一旦委托境外的著名管理集团经营管理，接待水平马上就会提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连锁经营，也带来了客源的增加。珠海这几年国有资本从流通领域退出就很有效，旅游饭店宾馆也不例外。 从一个时期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旅游管理体制比工业体制还保守。因此，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首先要防止封闭操作。那种肥水不流外人田，搞封闭改革，不仅会因为低水平和资金不足而对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造成浪费甚至破坏，同时在时间上也会丧失发展机遇。其次，要防止没有约束条件的破坏性开发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开发权的拍卖，一方面要公开论价，另一方面要对其提出的开发方案进行专家论证，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公开竞争择优确定开发单位。同时，要防止守株待兔的意识。要扩大对外招商，范围越大，引进的开发者水平越高，带来的资金越雄厚，开发项目的档次和质量也会越高。要防止自建自用的倾向，把旅游项目搞成部门的小金库，搞点创收。要牢固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观念。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楼观台道文化与旅游资源的开发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根源，即道文化和儒文化，道文化较之儒文化要早些。道文化是上古文化与中古文化的衔接点和转折点，它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将研究自然与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紧密结合上。儒学文化重在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问题上，其积极入世的研究态度及其实用性使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之一。道文化的及其深奥及内容涵盖的博大精神使知者甚少，学知者潦潦。作为道文化发祥地楼观台更使之成为一个文化名词，知之者神往，不知者却不，其声名与影响尚不如其变异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和五台山，着实令人扼腕。故本文拟就道文化的弘扬及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谈些粗浅看法，愿与广大同仁商榷。 关键词 道文化 旅游资源 旅游经济 经济社会 一、道文化与楼观台 1.道文化通俗说 古往今来，无数学者都在对道德、五千言进行解读，试图把握我国正中古文化的源头，执牛耳以成其犬，但言词简约，博大精神的道文化的精髓又有谁能说得清楚，说得透彻呢？笔者认为，道文化的精妙恰恰在于它强调了一“简”字，由真索道，道归于其气。对于包罗万象的道文化，我们可将其简化为三大内容。其一，是探究世界的本源《道德经》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即世间万事万物源于“道”，那么，道是什么呢？又有言曰：“道之为道，惟恍惟惚，”即“道”就是“恍惚”；那么，“恍惚”又是什么呢？又认为，禾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说，世界的本源是“无”，道是无形、无声、无象、无臭的气，气聚则为天地万物之物象，气散则为“无”，为“道”。为“无”则说明老子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性，为“道”则固无法说清世界的发端而终归于唯心主义。当然这主要是时代和科技发展的局限性所致，但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确属难能可贵。 其二是《道德经》的精华，辩证法思想。“高下相倾，长短相形，声音相和，形影相随……”，事物间的对立与转化关系跃然纸上，虽不能看到对立事物转化所需的条件，但能看到这种转化已难能可贵了。这种思想对后世多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讲究君子的自修与自省，以涂图缓进的哲学观与修身养性的道德观念源于此吧。 其三是积极入世的“无为”思想。针对当时社会的混乱现象，身为史官，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的老子甚为震动，他毅然驾青牛西游，寻求潜心研究学问，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场所，西行至风光施丽之楼观台而驻足，深思熟虑，呕心沥血而留下人类思想史上光华四溢，历久弥坚之道德五千言。对于纷争混乱的社会现象，他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伟大治国理念，提出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尽可能少地剥削和骚拢老百姓，使老百姓能顺其自然生活下去的治国理念；又提出统治者要积极努力为老百姓创造“鸡犬之声相闻，民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存环境与条件，实质是宽民薄赋的治国思想，也更是长治久安的治国策。“无为而无不为”这种积极地入世哲学对我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历久而愈见其卓。 2.道文化归属地之争 上个世纪，我国启动了举世属目的“三峡工程”，发掘出一座古墓，其中有老子《道德经》作为随葬品。据此，湖北省考古工作者推测该墓为老子墓，并认为道文化并非发源于楼观台，而是在老子的故乡湖北省。一时间，学术界争论地沸沸扬扬，但由于缺乏有力证据，此事终不了了之。近年来，河南省曹操墓造假事件，更搅得学术界动荡不安，究其原因，无非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古代名人的墓葬及随葬品等东西的发现和发掘，如果进行合理利用则足以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道文化的旅游资源问题思索 1.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若干年前，震惊全国的“羊年岁首大惨案”使楼观台一下子“名扬全国”，自此，闻仙沟索桥事故使楼观台旅游业元气大伤。现在，乘楼观道文化被纳入曲江文化圈之东风，我们更应抓住机遇，将楼观道文化的旅游业休闲作为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使传统道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密切结合。 反思楼观台道文化及以前旅游业的发展，我们存在着几点不足。其一是硬件设施不足；主要是落后的交通很难将附近几个景点连接在一起，景区内文仙沟等处交通更是狭窄而险峻，难以满足旅客要求；其二是景区自身地理地形的局限，景区内几处散景点没有连接在一起；腹地吞吐量狭小，且水资源较少，略显灵气不足，若能聚水而成溪，成潭，岂不更好；虽钟灵毓秀，却无华山之险，黄山之气，峨眉之巍，故更应大力营建特色之处，尤其是大打道文化游之张牌。其三是旅游设施缺乏兼顾性；如周至县有60多万人口，周至县唯一可无险而一日游得盛境唯有楼观台，但较贵的门票将许多家庭双休游挡在门外，若能在固定日期对本县人凭身份证实行半价，定会增加实际旅游收入，这样灵活价格有许多地方优点；将纯旅游景点转化为旅游、休闲、娱乐、知识相结合的四位一体模式，则更赋吸引力。 2.旅游资源开发的几点建议 第一、关于门票。作为景区收入的门票，可尝试实行多元化收取制，既增加了人气，实际上又可增加收入，如双休日对持有本县身份证者半价，12岁以下少年半价；对持有学生证的各地学生半价；对于大学历史专业、古汉语文学专业大学生实行半价；尝试道文化展示区内楼观台与财神庙故里一票制；寒暑假期间对所有持学生证的学生实行半价，这样，既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又可使本县群众渴望多在楼观休闲愿望得以实现，既增加了旅游收入，有宣传弘扬了道文化，一举两得。 第二，硬件设施添置。随道文化展示区的推进，在景区的道路若能多辟一条，且坡势稍缓最好，并能使总景区内各景点连为一片，用电瓶车免费接送旅客，以减少游客在道路上的耗时量，满足游客全面了解景区的需求。添置中高档旅游休闲接待店面，满足不同消费层次游客的需求，且经营态度必须坚持诚信为本，无欺。五丈塬本是一土塬而已，因诸葛亮衣冠冢而闻名，其中所建八卦阵图成为许多游客的至爱，看谁能在最短时间走出该阵颇具吸引力；我们何不将全真教的北斗七星剑阵变为一固定迷阵，以供游客娱乐赏玩，这肯定很有吸引力。 第三，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全国各景区都有极富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出售，如日照，北戴河的海螺工艺品，珍珠项链，珊瑚树；八达岭的长城小石礁；武当山的太极剑等不胜枚举。我们如能抓住道文化这一主题开发纪念品，定受游客青昧，如我们可以以轻金属或塑料制成太极图形象，即可健身，又可当玩具；还可利用楼观台竹子，有计划地采伐做成笛或箫，身上可选道德经之经典句段添上；还可制作大小各异的各种材质的老子像或老子头像不倒翁，并书道德经之经典名句，如此等等，即宣扬了道文化，又成为自然宣传以扩大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手段，也更能彰显钟灵毓秀的楼观台文化游的浓厚氛围。 第四，杂果林建设。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秦岭北麓有利的地理地形和气候，发展桃、苹果、柿子、栗子，杏等水果林，还可发展板栗，毛栗，核桃等硬果林，由游客自行采摘，享受亲手采摘之乐趣，当然还可发展品种丰富的无公害菜园，与集贤所建的“一分田”工程相呼应，充分吸引城市市民来楼观休闲。这样就可以充分集旅游、休闲、娱乐、体验、学习道文化于一体，使我县依托楼观台的威名，财神故里的福祉，带动周边地区文化、生态综合旅游事业的大踏步发展，届时，“金周至”将重新崛起，扬威华夏，同时可为我县经济社会的腾飞注入强力助推剂。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衡阳旅游资源中音乐元素的开发与利用 摘　要：音乐元素与旅游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其本土特色的民间音乐在其旅游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何开发与利用衡阳的特色音乐元素从而促进衡阳旅游业的发展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衡阳；旅游；音乐元素 衡阳，位于湖南省的东南部，因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而闻名于世。改革开放的二十年，衡阳依据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就近些年的旅游项目来看，衡阳主要注重于风光旅游、古迹参观、名人探寻等，文化层面广，却独独缺少了音乐这一重要领域的开发和利用。旅游业涵盖“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音乐在“娱”的这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开发和利用衡阳旅游资源中的音乐元素就尤为重要了。 一、衡阳音乐元素普查 衡阳有着丰富的音乐储备。早在公元1274年，文天祥路经衡阳，就曾写有《衡州上元记》，详细记载了他所见到的衡阳人民在正月十五“为百戏之舞”的盛况。 (一)戏曲 在戏曲方面，衡阳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湘剧、祁剧、花鼓戏。 衡阳湘剧，民间称为“衡州班子”或“衡州大戏班子”，亦称为“衡阳汉调”，是湖南省特色浓郁的地方大戏剧种之一。流行地区广，涉及到整个湘南东部，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衡阳、衡山、衡东、耒阳、常宁、安仁、炎陵、茶陵、攸县、永兴、桂东、宜章、汝城、桂阳、郴县等县市，甚至曾流行到江西永新和广东乐昌等地。衡阳湘剧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从剧目的长短来划分，则有连台本戏6个，整本戏113个，散折戏465个。连台本戏，演唱时用大鼓大锣伴奏，因而又称“大鼓戏”。主要剧目有《目连传》、《封神传》、《岳飞传》、《西游记》、《混元、盒》等。整本戏或称正本戏，著名的有五大本高腔和昆腔混合演唱的剧目，即：“青、红、绿、白、黄”。青，即《青梅会》，表现刘备、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红，即《红梅阁》，演李慧娘的故事；绿，即《绿袍相》，演刘湛与徐月娘的故事；白，即《白兔记》，演刘智远的故事；黄，即《黄金印》，演苏秦六国封相的故事；散折戏或称单折戏，为戏班常演的精彩折子戏。主要剧目有《醉打山门》、《昭君和番》、《佳期拷红》、《打鼓骂曹》、《思凡》、《描容上京》、《雁门提潘》《八戒闹庄》、《杨滚教枪》、《攀良起解》等。 祁剧是古老剧种，旧称祁阳班子，民国初年称“祁阳戏”，清末又名“楚南戏”，因形成、发展于湖南祁阳而得名。明朝初年，弋阳等戏曲声腔流入这肥沃的土地。弋阳腔与祁阳的民歌小调、祭祀歌舞相融合，形成了高腔系统。明万历年间，祁阳一带的戏曲，又吸收了昆腔音乐和昆腔剧目。清康熙后，祁剧先后融汇微调、汉调和秦腔，形成了弹腔。随着不断的融合与吸收，祁剧的声腔、剧目、表演艺术日益丰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弹腔为主体的多声腔的湖南地方大戏剧种。祁剧传统剧目据统计有大小戏893本，其中百分之八十为弹腔剧目。高、昆整本戏《目连传》、《精忠传》、《观音戏》、《夫子戏》四大部，称为祁剧“正高”、“正昆”代表剧目，其他属于明清传奇的高腔、昆腔戏，则被称为“耍高”、“耍昆”。“耍高”剧目有《琵琶记》、《金印记》、《投笔记》、《一品忠》等；“耍昆”剧目有《鹿台饮宴》、《卸甲封王》、《别母乱箭》、《藏舟刺梁》、《劝农赏花》等。弹腔戏大多搬演《三国》、《水浒》、《杨家将》等历史故事，以及部分神话传说和公案戏。经过整理较有影响的传统剧目有《昭君出塞》、《牛皋毁旨》、《闹严府》、《泗水拿刚》；创作的现代戏有《黄公略》和已摄制成影片的《送粮》等。 衡阳花鼓戏起源于清顺治年间，由原衡山的“采茶调”和衡阳的“车马灯”等民间歌舞发展而成。因声腔语言相近，流传地方相通，故统称“衡阳花鼓戏”。衡阳花鼓戏以小旦、小生、小丑“三小”见长，是群众最喜欢的剧种之一。以后，逐步流传于湖南省内的其他地区。1983年编修的《中国戏剧一湖南卷》中，将流行在湘南各地的花鼓戏统称为“衡州花鼓戏”。 (二)乐器 衡阳非常有特色的乐器为渔鼓、简板。渔鼓用竹筒制作，简长65厘米～100厘米，鼓面直径13厘米～14厘米，一端蒙以猪皮、羊皮或油膜(猪膀胱膜)而成。演奏时，左手竖抱渔鼓，右手击拍鼓面。简板用竹片制作，长45厘米~65厘米。宽1。7厘米～2厘米，一端向外弯曲，两根为一副。演奏时用左手夹击发音。与渔鼓一起为“渔鼓”、“道情”伴奏。湖南祁东地区的渔鼓则有所不同，她取消了简板，而是在左手中指上绑上一块小板(多为玉石或硬质塑料材质)在怀抱渔鼓的同时击打鼓身，同样达到了简板所起到的效果。 (三)民歌 衡山山歌久负盛名。衡山，五岳独秀，山地，主体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及衡阳、衡山县境内，其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群峰起伏，绵延数百里。因其特定的地理位置，致使这里的山歌成为湘中南一带最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形式。衡山山歌整体风格明快、爽朗，曲调高亢、自由流畅。湖南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何继光的高腔就是在此学习的，他演唱的“八百里洞庭美如画”、“挑担茶叶上北京”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至今仍广为传唱。但在何继光去世后，他所演唱的高腔几乎无人能及。其实，在当地，能唱那么高声部的人大有人在。衡山山歌歌词内容丰富，人们在田间做事、烧火做饭、谈情说爱、休闲娱乐等都有山歌为伴。语言虽然通俗直白，但却有寓意在其中。比如“高山打石落深潭，交情容易脱情难”，“吃了饭，下河玩，跌了一个金簪在深潭，老者哥哥捡了就退给我，哪个少年哥哥捡了就送人情，罗裙底下定恩情”。目前所能见到的衡山山歌曲谱和音响资料，大部分是1980年，在文化部关于收集整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号召下，由衡阳市文化馆的同志们下乡采风收集到的，被收编在《湖南衡阳地区民间歌曲集》(油印本)中。 除了以上所介绍音乐门类外，另外还有许多地方小戏如地花鼓、木偶戏、皮影戏、鬼脸戏、丝弦、小调、莲花剧、打连厢、打钱鞭、布围戏、独角戏以及瑶族谈笑戏等。 二、衡阳旅游业中音乐元素的开发与利用 (一)培养有音乐素养的从业人员 已经从事或将要从事导游行业的人员，应该加强与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的联系、学习与合作，特别要把培养当地民族民间音乐素质列入培训的内容，力求培养出具备音乐素养的高素质导游。 (二)文艺演出 衡阳有湘剧团、祁剧团等文艺团体，应转变观念，将音乐戏曲的表演视线投向旅游市场，当地的音乐院校也要加强本土音乐的教学，并将学生的实习与实践的舞台转移至旅游业这一社会性的舞台。另外可以邀请一些著名的歌唱家和表演艺术家共同展现地域民风民情。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文化旅游资源的区位优势与开发局限 摘要:重庆渝东南酉阳县后溪镇民族文化品牌开发的资源优势明显,其区域开发的局限性也明显。如果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品牌开发的认识自觉性并有效推进市场运作,不但能够持续后溪文化旅游在渝东南的区位优势,而且将会推动区域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与市场开发实现双赢。 关键词: 后溪镇;文化旅游;民族文化品牌开发;区位优势;局限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龚滩、龙潭等古镇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品牌开发有声有色,早已见诸国内网络、报端;大酉洞“桃花源”AAAA景区的成功申报,让人们更加看重酉阳县境内、酉水流域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及其市场开发价值。近年后溪古镇符合生态文明观的全面保护与合理开发,已逐渐拉开序幕。在我们看来,酉阳后溪文化旅游的民族文化品牌开发资源优势明显,其区域开发的局限性也引人注意。 一、后溪文化旅游资源品牌开发的区位优势 后溪古镇位于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历史上后溪被视为“蛮夷之地,化外之区”,古称酉溪,早在3000多年前初民即在此居住,成为武陵山巴人后裔的重要聚居地,酉水流域土家族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区之一。唐代典籍出现有关后溪的文字记载,迄今已有1500多年。自明代末期“赶苗拓业”以后,土家族田、彭、白三大姓居住酉溪。到有清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国家政策后,汉族百姓在中央政府号召下,也从江西移民到后溪垦殖、定居。“外来”先进的汉族农耕文化,强力刺激、推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后溪的酉水码头,那时实际成为湖广进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枢纽。一度千船停靠,万商云集,十分兴旺。后溪坐落于武陵酉水“山水间”,相对封闭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内,船运之外其他交通形式数千年没有得到真正开发,高山峻岭之间,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富矿”的区位优势明显,在以下多个方面,显示出有别于渝东南其他少数民族县的地域特色: 首先是民歌资源:酉阳民歌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后溪民歌其实是酉阳民歌的核心构成部分之一。后溪土家族民间音乐资源丰富,山歌传统历史悠久。后溪抬岩石歌、打夯歌亦很丰富,歌词内容生活化,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十分随意,与劳动生活场面结合紧密。后溪酉水的船工号子作为川江号子的一个重要支系,地方特色浓郁;木叶歌更是本地民歌的特色品种;还有有哭嫁歌、薅草锣鼓等多种民歌类型均有地域特点。 其次在民俗信仰文化资源方面:后溪土家人的民间信仰历史传承久远,形成于中原大融合之前,有浓厚的南方巫文化特色。如游冥观花――“游冥”,意在巫师到阴朝地府看灵魂是否漂泊,飘荡何处;“观花”巫师登仙看花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吃树叶,树根是否稳当(生死祸福、灾难、病、痛等);丧葬习俗原滋原味的打绕棺“穿花”程式(请师、启灵、穿花、散花、迎灯等五个连续程序),历史文化价值独特;“做道场”习俗,由来以久,有规定的程式;“还傩愿”,则是后溪土家人集戏剧、娱乐、信神为一体的古老地方民俗,其历史传承更为悠久。还有非常独特的牛菩萨(敬牛神)习俗,与其地域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关联,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及其特别的民俗研究价值。 后溪土家人的节庆习俗多姿多彩,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既有汉族地区不同的土家族民俗内涵,又有武陵酉水地域文化的特别个性。颇有地方特色俗称“鬼节”的月半节,则是当地土家人尤其重视的,至今被后溪乡民看重沿袭。 又次是民间文艺资源:最有地区影响的是摆手舞,2002年国家文化部授予酉阳县“摆手舞之乡”称号,2008年,“酉阳摆手舞”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酉阳摆手舞”的发源地就在后溪,这已是学界共识。后溪现存土家族摆手舞堂,在整个武陵山区和渝东南,都是最古老的文化遗存。后溪跳花灯也有地区影响,后溪花灯的历史比较悠久,同在渝东南,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秀山花灯不同而有地域个性。跳灯的仪式成分不重,似乎已经嬗变为,本地百姓春节期间自娱自乐的民间狂欢形式之一。另外,还有舞狮、舞龙、彩龙船等多种受汉族影响的民间文艺活动类型,其鲜明的土家民俗文化内涵却倍受学者们的重视。 其他方面,民族民间工艺有土家族特色的棒棒烟杆、“柚子龟”、石木雕刻、土纸等四绝。豆腐酉水鱼、油茶汤、油粑粑、老腊肉等,则体现后溪土家饮食千年传承中形成的酉水文化特点。后溪长潭河湾土家山寨“干栏式”民居保存完好,土家服饰文化、语言文化遗存丰富。尤其是土家族口语在后溪民间的幸运保存,显得特别珍贵。另外,后溪长期封闭号称“小桂林”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两百年来武陵山农民抗暴活动的中心地区,涌现出白夫人、彭象乾等民族英雄,邹杰、刘杨、杜相皋、田品山、白树庭等民主革命斗士,后溪人文历史增添的这道名人风景线,丰富了后溪传统的文化资源。后溪土家族民俗文化内蕴深厚、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潜在品牌开发价值,引起研究者的强烈兴趣[1]。 二、后溪民族文化品牌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后溪土家族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富矿”的优势,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区域文化产业优势吗?具体说,能够为后溪文化旅游开发做出实质性贡献吗?带着这个问题,“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组,在后溪镇镇长的安排下,组织当地多位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召开“后溪土家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专题座谈会”,并在会后专程前往“酉阳最美土家山寨”――后溪长潭河湾山寨调研,在民族文化品牌化过程规律的认识上,基本认同如下的理论识见: “民族文化品牌化的过程,是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民族文化品牌化通过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特色文化)的应用,调动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亲切感、信任感、自豪感和认同感,形成一种无形资产,推动一个综合的经济体系的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和有形资产。另一方面,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进行规模化的经济运作和开发,反过来会促使民族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传承、弘扬和发展。”[1] 在我们看来,后溪民族文化品牌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溪镇产业发展规划仅停留在汇报总结类的定性文本形式上,县政府的旅游产业规划没有后溪具体细分的产业规划落实,后溪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问题,很可能成为一句应景的口号,或者以一份纸质文本的报告形式被当成例行公文保存,这是后溪民族文化品牌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后溪社会经济发展提速很快,座谈会上镇政府发给我们的《后溪镇概述》打印资料,特别提到这方面的变化,但在介绍后溪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字之后,只有一句话提及文化产业问题:“利用后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招天下客商发展后溪的旅游产业。”作为政府行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当然会涉及旅游产业规划。但关于后溪镇旅游产业具体规划的询问,部门负责人很直率地说,“没有力量搞,想做也做不出来。”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履行责任分工制,文化专干说,他一个人文化方面事情之外,还有计生、扶贫等六七种工作要参与,时间、精力首先就顾不过来;何况旅游产业规划是很专业的,有积极性也因为不真懂,做不了;关键是,产业规划就是一个文件,有了如何派上用场?副镇长接待项目组一行人时,反复强调“镇上的旅游规划”后溪承担不了的说法,座谈会上与会者的议论,对此也是明确认同的。规划需要市场眼光,需要经济头脑,从《品牌学》的认识角度看,后溪镇旅游市场细分在酉阳县旅游市场开发的总策划中,应有全盘考虑,似乎就是酉阳县旅游局的规划责任;但旅游市场的实际落实,最后还是后溪的责任,镇政府应设有对应处理专门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并委派专人负责管理,以适应后溪文化旅游品牌开发、市场细分的当下紧迫需要。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体制上用人机制出现的实际难题。事在人为,镇里解决不了,建议县里帮助统筹安排。 其次,后溪地域特色鲜明的土家族民族文化资源,在酉水河石堤水库(秀山境内)建成蓄水之后,提供了文化旅游综合开发的新条件,新可能;后溪长潭河湾土家山村被评选为酉阳“全县最美土家山寨”,给进一步的文化旅游品牌开发奠定了认识基础,但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还看不到其中的转型路径,文化资源品牌开发仍然停留在局部规划设计的文本范畴内,与后溪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的市场衔接存在脱节。 “前往后溪的旅游客源主要是县旅游局组织的,散客所占比例很小”,“游客很少自己主动选择这个景点”,后溪镇副镇长给项目组介绍旅游市场景气指数的时候,多次强调这个情况,也与项目组现场调查的事实相符。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后溪旅游设施、景观条件与市场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有以下三个方面: 1.旅馆服务水平还在一般的“农家乐”经营习惯与卫生标准层次。古镇街道狭小,居民临街随意搭建的耳房,把街道弄得更逼仄;道路年经失修,凹凸不平,还间有垃圾,旅游者不会产生好心情。古镇民居建筑式样比较杂,公共社区类场所风格明朗,其余皆各行其事。要成为重庆主城区和国内旅客留得住、玩得舒服的地方,后溪镇旅游设施硬件建设的功夫就要用够。一般的“农家乐”服务与卫生标准,难以扩大现代观念的文化旅游市场。游客住不下来,就只好匆忙逛一趟“了愿”,“跑马观花”的心态游后溪,只能看到后溪历史文化传统精粹的皮毛,后溪民族文化资源知名度的正面提升,因此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2.专供后溪旅游的交通工具还不配套,没有从游客角度设计安排。前往后溪旅游景点的交通工具只有一种,乘汽船游长潭及其沿酉水浏览各处的景观,其他陆上景观只有凭两条腿。后溪号称小桂林,爬山是后溪旅游的重要活动形式,年轻游客可能好一点,上年纪的游客只有干瞪眼。完善的后溪旅游精品线路,必须有形成网络的道路规划提供保证,水上行船与陆上乘车相互相成,缺一不可。 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河湾外出打工者不少,随着收入的增加,砖混结构的民居新建不少,在土家族传统木质民居的山寨建筑中特别刺目。河湾土家山寨作为后溪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的示范景点,土家族民居资源的全面保护(包括文化空间)是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凡是影响山寨景观视觉因素的存在,都应当考虑拆除而异地修建。 3.河湾土家山寨的旅游资源开发才开始,资源保护是基础,更是前提,资金的严重短缺已经影响到保护、开发的力度和进度。河湾土家山寨由下寨、中寨和上寨组成,坐落在长潭河湾一块开阔的巨大扇面坡地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作为旅游景点的开发,开始按照规划目标逐步进行,当下从道路、游客接待点、码头、参观路径安排等等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酉阳县政协2008年4月提出《河湾山寨民俗旅游发展规划》,项目组同年8月考察时规划实施的进展并不大,镇干部都说资金没有解决好而成为“瓶颈”。 值得欣慰的是,后溪土家族民族文化品牌开发2009年上半年开始有了重大进展,项目组去年调研之后,酉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后溪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开发的相关工作,今年初的县人代会已通过后溪三年文化旅游整体开发规划,弥补了过去河湾山寨局部规划开发的不足。千年古镇、百年古寨、十里长廊的旅游景观及旅游环线规划,形成后溪整体联片开发的清晰路线,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河湾土家山寨的品牌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十里长廊”是后溪沿酉水两岸的绿化工程,已投资上百万,以果树为主,形成绿化带,从而保证河湾山寨开发更高级别品牌目标的建设需要。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的制衡机制失衡与政府规制优化 摘 要: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是相关利益者之间利益的冲突,为此政府必须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制衡机制。我国制衡机制的失衡,突出表现为:企业的制衡力过于强大,原居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制衡力过于微弱。制衡机制失衡必然导致利益分配失衡,强势方获得超额利润。建议从三方面优化规制:重构政府的旅游资源管理体系与制度,严格执行旅游资源开发项目的“审批权”;健全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法规,编制并严格执行旅游规划,提高依法规制的合法性、科学性与严肃性;推进相关利益者制衡机制建设,对旅游资源实行全民监督管理。 关键词: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 相关利益者; 制衡机制; 政府规制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是相关利益者之间利益的冲突。在中国现实生活中,与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相关的利益方主要有以下六方:地方政府、投资与经营方(以下简称旅游企业)、原居民、旅游者、旅游从业者、社会组织。这六方在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方面的利益趋向有同更有异,利益诉求力更是有强有弱,矛盾冲突就在所难免。因此在这样一个利益相关系统中,就必须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机制,我们称这种机制为制衡机制,而相关利益各方的利益诉求力就是其所拥有的制衡力。本文旨在探讨上述六方的制衡力冲突与政府在制衡机制中的规制作用优化。 一、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差异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任何一种形式的旅游开发对于旅游资源的原真态都是破坏。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天然的耦合关系,一方面,旅游资源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开发,才能实现其应有的各种价值,也才能为旅游资源的保护提供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另一方面,旅游资源只有保护好了,才能永葆旅游魅力,为旅游开发提供最基本的资源条件。理想的境界当然是旅游资源的低度开发与高度保护相结合,但我国实际运作中偏偏多是旅游资源的高度开发与低度保护,以致许多风景区出现商业化、园林化、城镇化现象,许多人文景点出现表演化、移植化、时尚化趋势。这些“乱象”的出现,归根到底,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制衡失效有关。试分析如下: 其一,政府方。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我国旅游资源都归地方政府管理,故本文只论及地方政府。政府是公众权益的法定人,在上述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制衡体系中,地方政府无疑居于核心位置,发挥着关键性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一方面必须履行政府职能,超越各方利益,根据各项保护性法律法规去保护各种旅游资源;必须指出,这种保护也是地方政府规避行政风险的一种手段,毕竟哪个地方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资源保护不力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政府存在经济人行为,即地方政府从部门或官员自身利益出发,争相获取对资源的处置权[1],无论是取得经济、社会收益还是获取政绩收益,其过程都可能诱导对旅游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因此,地方政府既有保护的压力,也有开发的追求。问题是,在现行政绩考核制度中,市级以下畸重经济GDP而忽视绿色GDP,于是招商引资、产值、税收成为决策的重点,就难免出现管理天平的失衡,偏向投资方,偏向旅游资源的高强度开发。景区开发中被新闻媒体曝光的重大环境事件,几乎都有政府官员或明或暗的支持,如张家界百龙天梯事件。 其二,旅游企业方。新时期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起初都是地方政府,黄山、泰山等都是由政府投资与管理,然而国有单位“要牌子、定班子、找银子、抢位子、做老子”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旅游资源开发的投资来源已经主要是社会资金,而各类景区景点(包括政府管辖的)多数已经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企业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势必高强度开发旅游资源,如建设索道、宾馆、别墅以增加旅游收入,同时降低旅游资源保护投入,以减少经营成本。至于那些租赁景区的企业,以短期行为疯狂逐利更是普遍现象。 其三,原居民方。旅游资源不管是属于国家的(如黄山),还是属于集体的、个人的(如皖南古村落),最希望保护好这些资源的是所在地的原居民,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于这方水土,这些老天爷、老祖宗留下的旅游资源是他们的骄傲。尽管这些地方多数是穷山僻壤,原居民也希望借旅游大潮改善生活,所以多数觉醒者会适应形势变化,支持政府与企业变旅游资源为旅游产品,自己也积极融入到旅游开发过程中,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他们更强烈要求保护旅游资源,并且要求旅游收益尽量少外溢。事实上,各种开发模式下原居民的收益分配相差悬殊,还有一些人几乎没有收益。所以,总还有一些思维单纯、以守护者自诩的原居民对于旅游开发持反对立场,采取各种方式抵制旅游者。据我们前几年对黄山202位市民的调查,“您对黄山市发展旅游业总的态度”选项,有171人赞成,7人反对,24人无所谓;“您对旅游者的态度”选项,有106人欢迎,14人反感,82人无所谓[2]。 其四,旅游者方。企业开发旅游资源的目的是吸引旅游者,在中国旅游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后,旅游者的需求更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推动力。理性的旅游者是比较成熟的旅游者,在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同时,关注对旅游资源的保护状况,支持对旅游资源的适度开发;而冲动的旅游者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没有明确的认识,为满足自身舒适而过分要求交通的便捷、宾馆的豪华、餐饮的丰盛,这为某些景区提供了高强度开发的理由,如黄山的山上近年就建成了4家四星级宾馆。在旅游先行发达国家,理性的旅游者越来越多,正是他们提倡了生态旅游、步行旅游、无垃圾旅游。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关注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反对盲目的上规模、上档次式的过度开发,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必然的趋势。 其五,旅游从业人员方。旅游从业人员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他们的意识与利益决定着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走向。强权社会决定了旅游企事业的强权性质,企事业的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上层领导乃至个别领导人的手中,他们是单位逐利意愿的代表,关注旅游资源的开发普遍甚于保护。广大企事业员工,一无权力,没处说话;二文化素养偏低,环保意识不强;三以“打工仔”自居,公民意识淡薄;所以多数人也希望提高资源开发水平,因为开发水平直接决定了服务人员的经济收入、工作环境以及社会地位。 其六,社会组织方。从西方看,社会组织是促进旅游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绿色环境保护组织代表着知识的先知、社会的公益,他们声势浩大,具有干预媒体舆论与政党选情的能量,成为公民社会里民众集体表达环境保护意愿的重要组织。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数量不多,影响力不大,但绿色环境保护组织已经开始对旅游开发提供专业性的保护评价,旅游行业组织也在为旅游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开发提供智力支持。 综上所述,相关利益者各方内部与之间存在着利益需求的差异,这必然导致其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立场、态度、行动也出现强烈反差,兹列表显示于下。 二、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相关利益者的制衡机制失衡 如表1所示,相关利益者各方利益需求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制衡机制,以协调各方利益,保障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相互协调,沿着健康、高效、可持续的轨道前进。但在当今中国,各方所拥有的利益诉求渠道有多少宽窄之别,更有人权财物信息多少之分,故而各方实际拥有的 制衡力也有强弱之异,这就造成了制衡机制的失衡,进而造成利益的失衡,试分析如下。 各方拥有的制衡力主要体现于利益诉求渠道与人、权、财、物、信息等实力。其中,利益诉求渠道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政协、民众组织、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网络、社会舆论等;权则包括立法权、行政权、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参与权、(剩余所得)分配权等;而利益诉求渠道的多少宽窄又受制于人、权、财、物、信息等实力强弱。各方制衡力差异见表2。 细察表2,有几点值得深思: 第一,在当今中国,相关利益者所拥有的制衡力与人数多少无关,因为没有公众票决机制,也没有公众论坛,所以旅游资源保护意识最为强烈、最希望旅游资源永续利用的原居民,人数虽多但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与各项权力几乎“绝缘”,这是一种可悲的非正常局面,是造成制衡机制失衡的重要原因。人大与政府应该从法律、体制与组织上支持原居民健全旅游开发的参与权、管理权与分配权。 第二,旅游从业人员(特别是普通员工)作为企业决策的执行者,拥有的制衡力最小。当他们身处随时可能“炒鱿鱼”的境地,确实难有多大的作为。但从全球角度看,广大员工在建设绿色企业、发展绿色旅游、保护绿色环境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企业也必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第三,旅游者远离旅游目的地,他们的体验感受与环保呼声难以直接作用于目的地的政府、企业与舆论,故而其所拥有的制衡力也不大。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新闻业的发达,旅游者可能借助这些新型平台将意愿凝聚成旅游市场产品购买的选择动向,从而影响目的地的旅游开发。 第四,相关社会组织,由于他们与政界、商界、学界、新闻界等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所以利益诉求渠道比较通畅,但是由于在我国这些组织自身缺乏财力支撑,外部又缺乏法律、政界、社会的支持,相反受到“上面”的管制特别多,所以“软骨”与“贫血”严重,普遍独立行动性不强,为民抗争性更弱,尚难以发挥社会良知、民意代表、环保先锋的作用。当然,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种局面肯定会大有改观。 第五,企业实力雄厚,利益诉求渠道全面通畅,其财力、物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政府官员、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以至社会舆论,他们又直接掌握着旅游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与分配权,所以属于制衡体系中的强势方,有能力“摆平”各种不利局面,几乎足以主宰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如上节所述,企业家的逐利冲动与原居民、社会公众的利益大有出入,这种“主宰”地位使得他们能够以破坏资源为代价,获得短期的超额利润。显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第六,政府本该是制止企业短期逐利行为的决定力量,它也拥有这种制衡力,但是如果“经济人”角色占了上风,那么它就可能放弃监管责职,从招商引资环节起,就向企业的过度开发一路亮绿灯。现实生活中,凡是制衡机制失衡,造成旅游资源破坏,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有关部门没有严格依法行政,履行环境保护天职。 第七,制衡机制失衡必然导致利益分配失衡,强势方将获得超额利润,如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1997年租赁经营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宏村,按照最初与县政府达成的协议,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将门票收入4%交给镇政府,1%交给村委会,当地居民只获得每人每年15元补贴;后由于居民强烈抵制,2001年才对原协议进行修改,将门票收入8%交给村民,3.4%交给镇政府,1%交给村委会[3]。企业利润之高由此可见。 第八,综上所述,制衡机制失衡的典型表征是企业的制衡力过于强大,而原居民的制衡力过于微弱。造成这种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没有充分发挥法定的监管作用,适当地平衡各方的制衡力与利益分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旅游决策迄今为止只是理论上的假设,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当前,改变制衡机制失衡,进而改变利益分配失衡的关键是优先政府规制,详见下述。 三、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的政府规制优化 地方政府对于旅游资源的管理,一般来说,不直接参与建设项目的投资与建设,而是依据法律、法规,依据本地制定的规划、政策,制度,对于旅游企业的建设项目与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化审批、监督、制约,其管理的重点不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落实保护第一方针,即确实保障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政府管理方式是政府运用国家法律与行政强制权干预企业经营决策,以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被海内外学术界称之为“政府规制”(government regulation)。凡是民主社会,政府的职能都具有双重性,既有为社会民众的服务性,又有依法管制各利益群体与个人行为的规制性。上文所述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种种“乱象”,暴露了政府规制中的工作重心“错位”――过于重视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漠视过度开发对于旅游资源的破坏;还暴露了政府规制中的利益“失衡”――过于照顾企业利益,损伤了原居民、旅游者的利益。为此必须提倡政府推行下列规制的优化。 第一,重构政府的旅游资源管理体系与制度。 我国旅游管理大体上经历了公益性管理向经营性管理的转型[4],正是在这个转型中,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空前放大,旅游开发的范围、规模与档次也随之加速提升,进入所谓大投入、大产出、大旅游新阶段;正是在这个产业大提升过程中,旅游投资商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被奉为上宾,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封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原因是他们的投资,不但刺激了地方经济的繁荣,而且有助于官员出政绩,升位置;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投资商的话语权在我国史无前例地扩大,企业的利益被不合理地“照顾”,以致形成上文所述利益失衡局面。因此,旅游管理体系的重构,首先要明确政府对旅游资源规制的“定位”――超越部门与个人利益,代表国家与人民,依法管理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重点是保护。其次,严格行使旅游资源规制中的“审批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景区、景点被租赁,出现了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无论所有权与经营权如何分配,对旅游资源的处置权的“所有”将最终决定对旅游资源“使用”[5]。旅游资源不可移动、不可再生、易受损的特殊性决定了对这类资源的处置权的“所有”必须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这种“审批”实际上意味着政府才拥有最后的“处置权”。这是政府依法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重要手段。目前审批环节中,弊端之一是多头管理,审批繁多。结果反而职责不清,有利时各方争管,有难时各方推诿。如许多旅游景区,自然与人文资源分属旅游、建设、园林、宗教、文物、林业、水利、环保等部门管理,对于旅游开发项目,许多部门都拥有审批权,多头审批不但降低了管理效率,而且给开发商留下了钻空子的可能。弊端之二是审批主体缺位,审批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现在旅游开发项目的审批程序与普通建设项目一样,立项权归发改委,土地权归土地局,建设许可权归建委,而对旅游资源开发最懂行的旅游局、对旅游资源保护最懂行的环保局反而没有审批权。故鉴于旅游开发项目的特殊性,应该适当增加审批部门与内容。本文定稿时见中国政府网2009年8月21日报道,国务院已经公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注:见:http:∥/zwgk/2009-08/21/.),规定:编制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和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以及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作出科学评估,以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重大举措。弊端之三是自设土政策,降低审批标准。这在贫穷落后地区旅游开发初期尤为严重。如湖南武陵源,在旅游开发初期,资金相对于土地来说是稀缺资源,因此,对于土地使用的审批较为宽松,出现了“谁投资、谁占有、谁使用”的现象[6],旅游资源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以致出现后来的“张家界黄牌警告”事件。弊端之四是屈从长官意志,审批走过场。现在重大旅游投资项目,几乎都是党政第一把手直接掌控,投资方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会在谈判时提出种种超越法律法规许可的资源开发要求,如在景区核心保护区建大量高级别墅、在小岛上建高层度假型宾馆,并且以招商单位负责帮助办理一切审批手续为投资前提,结果面对地方首长的重点工程,有些部门不但违规盖章,而且还会到上级主管部门请求通融放行。 第二,健全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法规,编制并严格执行旅游规划,提高依法规制的合法性、科学性与严肃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旅游资源管理办法》是我国地方政府管理旅游资源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鉴于旅游资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地方人大与政府就有必要制定补充性的法规,以保护本地特有的高品位旅游资源,如安徽省出台了《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四川省颁布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山东省实施了《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黑龙江省制定了《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法规细化了保护内容与措施,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健全。 旅游规划是指导旅游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按照《旅游规划通则》规定,旅游发展规划主要任务的归结点就是“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而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保护开发利用的关系,提出合理的措施”;而旅游区规划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并确定旅游资源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措施”,“提出旅游区近期建设规划,进行重点项目策划”。可见正确运用规划的武器对于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科学保护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地方旅游规划还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规划编制背离上述宗旨,短期功利目的导致规划变形走样,丧失其客观、严谨、科学、有效原则。如有的县乡政府以招商引资为规划目标,结果过分夸大域内资源评价,肆意提高资源开发力度,规划项目过多过高过大,以至有湖就规划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有城就规划上国际会议中心,严重脱离实际;还有的县乡政府编制规划就是为了申请国债、旅游发展资金、扶贫资金等,结果难免胡编开发项目,并且尽量夸大申报项目的经济效益。原因之二是主要领导对旅游规划的法定性、严肃性、战略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换一个主要领导就编一套规划,甚至哪怕是自己提交人大正式通过的规划文本,任内也可随时随意更改,因此旅游发展规划先行,依据规划规制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等,自然流于空言,难见实效。 第三,推进相关利益者制衡机制建设,对旅游资源实行全民监督管理。 我们认为,推进相关利益者制衡机制建设是政府加强规制的重要工作,因为只有各方利益相对平衡,政府规制才能顺利实行,创造出以和谐旅游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制衡各方利益既是政府规制的目的,也是政府进行规制的手段,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制衡机制失衡现象,首先,各级政府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提高对利益制衡机制重要性、迫切性、可行性的认识,推进与维护各方利益平衡,特别是要自觉抑制自身的“经济人”冲动。其次,政府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划、制度规范旅游企业的旅游开发活动,既要保障企业合理的投资收益,也要制止他们过度的、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引导他们自觉美化与优化旅游区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再次,大力提升原居民参与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层次。这种居民参与,国外文献习称为community participation(社区参与),或resident participation(居民参与),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根据我们对徽州古村落的旅游考察,原居民(local residents)的参与程度有下列3个发展层次: 初级层次参与的主要特点是:(1) 多为居民的自发行为,居民参与的动机多以个人赢利为主,对于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尚不明确;(2) 居民参与对旅游业的影响多集中于微观领域。 提高层次参与的主要特点是:(1) 居民参与的动机仍多以解决就业、增加收入为主,但他们开始部分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2) 对旅游业的影响不仅限于微观领域,也涉及到宏观层面。 高级层次参与的特点是:(1) 居民参与旅游业不以个人赢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更多地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开始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旅游业中,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较明确,“民主意识强”是这一层次居民参与的重要特点;(2) 政府和管理部门对居民有了系统和规范的管理,有较健全的法律法规保证居民参与当地的重大决策,有畅通的渠道和方式保证政府和投资商与居民沟通、听取居民的意见;(3) 居民对当地旅游业未来宏观的发展方向和方式有了更多的发言机会,居民参与对旅游业的影响也从微观领域更多地向宏观领域扩展[7]。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推动居民的参与向高级层次发展,让他们得以参与旅游规划编制、旅游开发决策、旅游资源的保护等。这种高级层次的参与有助于解决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影响相矛盾的问题,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想,有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建立全覆盖的社会反馈机制,对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行全民监督管理。旅游资源不但是地方的财富,而且是全国、全人类的财富,政府对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规制应当倾听各方利益诉求,为此有必要建立全覆盖的社会反馈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被认为是旅游1.0系统――单纯的社会渠道反馈: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民众组织、社会团体、决策咨询、信访上访、新闻媒体等。事实上,单纯的社会反馈渠道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因此,我们建议积极构建旅游2.0系统。旅游2.0系统是一个既包含上述社会反馈渠道,又包括市场主体反馈渠道,使得政府规制方关注旅游者的反馈,并且将观测范围扩大到市场投资主体、社区、旅游从业人员和社会组织,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拓扑型蛛网结构;旅游2.0系统又是一个信息系统,政府是信息集中处理部门,承担着对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整体考量。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全民监督管理包括对政府规制行为的监督。政府规制是利益相关体系制衡的主导力量,而由于政府经济人现象的存在和旅游资源保护的巨大正外部性[8],这种规制就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因此完全有必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管理。各级政府一方面应当接受党委、人大、政协等党政体系的监督,另一方面还应当接受民众、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的监督。 旅游资源与开发论文:文化旅游资源的区位优势与开发局限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龚滩、龙潭等古镇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品牌开发有声有色，早已见诸国内网络、报端；大酉洞“桃花源”AAAA景区的成功申报，让人们更加看重酉阳县境内、酉水流域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及其市场开发价值。近年后溪古镇符合生态文明观的全面保护与合理开发，已逐渐拉开序幕。在我们看来，酉阳后溪文化旅游的民族文化品牌开发资源优势明显，其区域开发的局限性也引人注意。 一、后溪文化旅游资源品牌开发的区位优势 后溪古镇位于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历史上后溪被视为“蛮夷之地，化外之区”，古称酉溪，早在3000多年前初民即在此居住，成为武陵山巴人后裔的重要聚居地，酉水流域土家族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区之一。唐代典籍出现有关后溪的文字记载，迄今已有1500多年。自明代末期“赶苗拓业”以后，土家族田、彭、白三大姓居住酉溪。到有清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国家政策后，汉族百姓在中央政府号召下，也从江西移民到后溪垦殖、定居。“外来”先进的汉族农耕文化，强力刺激、推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后溪的酉水码头，那时实际成为湖广进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枢纽。一度千船停靠，万商云集，十分兴旺。后溪坐落于武陵酉水“山水间”，相对封闭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内，船运之外其他交通形式数千年没有得到真正开发，高山峻岭之间，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富矿”的区位优势明显，在以下多个方面，显示出有别于渝东南其他少数民族县的地域特色: 首先是民歌资源:酉阳民歌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后溪民歌其实是酉阳民歌的核心构成部分之一。后溪土家族民间音乐资源丰富，山歌传统历史悠久。后溪抬岩石歌、打夯歌亦很丰富，歌词内容生活化，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十分随意，与劳动生活场面结合紧密。后溪酉水的船工号子作为川江号子的一个重要支系，地方特色浓郁；木叶歌更是本地民歌的特色品种；还有有哭嫁歌、薅草锣鼓等多种民歌类型均有地域特点。 其次在民俗信仰文化资源方面:后溪土家人的民间信仰历史传承久远，形成于中原大融合之前，有浓厚的南方巫文化特色。如游冥观花――“游冥”，意在巫师到阴朝地府看灵魂是否漂泊，飘荡何处；“观花”巫师登仙看花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吃树叶，树根是否稳当(生死祸福、灾难、病、痛等)；丧葬习俗原滋原味的打绕棺“穿花”程式(请师、启灵、穿花、散花、迎灯等五个连续程序)，历史文化价值独特；“做道场”习俗，由来以久，有规定的程式；“还傩愿”，则是后溪土家人集戏剧、娱乐、信神为一体的古老地方民俗，其历史传承更为悠久。还有非常独特的牛菩萨(敬牛神)习俗，与其地域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关联，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及其特别的民俗研究价值。 后溪土家人的节庆习俗多姿多彩，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既有汉族地区不同的土家族民俗内涵，又有武陵酉水地域文化的特别个性。颇有地方特色俗称“鬼节”的月半节，则是当地土家人尤其重视的，至今被后溪乡民看重沿袭。 又次是民间文艺资源:最有地区影响的是摆手舞，2002年国家文化部授予酉阳县“摆手舞之乡”称号，2008年，“酉阳摆手舞”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酉阳摆手舞”的发源地就在后溪，这已是学界共识。后溪现存土家族摆手舞堂，在整个武陵山区和渝东南，都是最古老的文化遗存。后溪跳花灯也有地区影响，后溪花灯的历史比较悠久，同在渝东南，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秀山花灯不同而有地域个性。跳灯的仪式成分不重，似乎已经嬗变为，本地百姓春节期间自娱自乐的民间狂欢形式之一。另外，还有舞狮、舞龙、彩龙船等多种受汉族影响的民间文艺活动类型，其鲜明的土家民俗文化内涵却倍受学者们的重视。 其他方面，民族民间工艺有土家族特色的棒棒烟杆、“柚子龟”、石木雕刻、土纸等四绝。豆腐酉水鱼、油茶汤、油粑粑、老腊肉等，则体现后溪土家饮食千年传承中形成的酉水文化特点。后溪长潭河湾土家山寨“干栏式”民居保存完好，土家服饰文化、语言文化遗存丰富。尤其是土家族口语在后溪民间的幸运保存，显得特别珍贵。另外，后溪长期封闭号称“小桂林”的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两百年来武陵山农民抗暴活动的中心地区，涌现出白夫人、彭象乾等民族英雄，邹杰、刘杨、杜相皋、田品山、白树庭等民主革命斗士，后溪人文历史增添的这道名人风景线，丰富了后溪传统的文化资源。后溪土家族民俗文化内蕴深厚、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潜在品牌开发价值，引起研究者的强烈兴趣。 二、后溪民族文化品牌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后溪土家族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富矿”的优势，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区域文化产业优势吗?具体说，能够为后溪文化旅游开发做出实质性贡献吗?带着这个问题，“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组，在后溪镇镇长的安排下，组织当地多位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召开“后溪土家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专题座谈会”，并在会后专程前往“酉阳最美土家山寨”――后溪长潭河湾山寨调研，在民族文化品牌化过程规律的认识上，基本认同如下的理论识见: “民族文化品牌化的过程，是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民族文化品牌化通过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特色文化)的应用，调动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亲切感、信任感、自豪感和认同感，形成一种无形资产，推动一个综合的经济体系的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和有形资产。另一方面，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进行规模化的经济运作和开发，反过来会促使民族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传承、弘扬和发展。”在我们看来，后溪民族文化品牌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后溪镇产业发展规划仅停留在汇报总结类的定性文本形式上，县政府的旅游产业规划没有后溪具体细分的产业规划落实，后溪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问题，很可能成为一句应景的口号，或者以一份纸质文本的报告形式被当成例行公文保存，这是后溪民族文化品牌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后溪社会经济发展提速很快，座谈会上镇政府发给我们的《后溪镇概述》打印资料，特别提到这方面的变化，但在介绍后溪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字之后，只有一句话提及文化产业问题:“利用后溪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招天下客商发展后溪的旅游产业。”作为政府行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当然会涉及旅游产业规划。但关于后溪镇旅游产业具体规划的询问，部门负责人很直率地说，“没有力量搞，想做也做不出来。”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履行责任分工制，文化专干说，他一个人文化方面事情之外，还有计生、扶贫等六七种工作要参与，时间、精力首先就顾不过来；何况旅游产业规划是很专业的，有积极性也因为不真懂，做不了；关键是，产业规划就是一个文件，有了如何派上用场?副镇长接待项目组一行人时，反复强调“镇上的旅游规划”后溪承担不了的说法，座谈会上与会者的议论，对此也是明确认同的。规划需要市场眼光，需要经济头脑，从《品牌学》的认识角度看，后溪镇旅游市场细分在酉阳县旅游市场开发的总策划中，应有全盘考虑，似乎就是酉阳县旅游局的规划责任；但旅游市场的实际落实，最后还是后溪的责任，镇政府应设有对应处理专门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并委派专人负责管理，以适应后溪文化旅游品牌开发、市场细分的当下紧迫需要。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体制上用人机制出现的实际难题。事在人为，镇里解决不了，建议县里帮助统筹安排。 其次，后溪地域特色鲜明的土家族民族文化资源，在酉水河石堤水库(秀山境内)建成蓄水之后，提供了文化旅游综合开发的新条件，新可能；后溪长潭河湾土家山村被评选为酉阳“全县最美土家山寨”，给进一步的文化旅游品牌开发奠定了认识基础，但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还看不到其中的转型路径，文化资源品牌开发仍然停留在局部规划设计的文本范畴内，与后溪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的市场衔接存在脱节。 “前往后溪的旅游客源主要是县旅游局组织的，散客所占比例很小”，“游客很少自己主动选择这个景点”，后溪镇副镇长给项目组介绍旅游市场景气指数的时候，多次强调这个情况，也与项目组现场调查的事实相符。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后溪旅游设施、景观条件与市场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有以下三个方面: 1.旅馆服务水平还在一般的“农家乐”经营习惯与卫生标准层次。古镇街道狭小，居民临街随意搭建的耳房，把街道弄得更逼仄；道路年经失修，凹凸不平，还间有垃圾，旅游者不会产生好心情。古镇民居建筑式样比较杂，公共社区类场所风格明朗，其余皆各行其事。要成为重庆主城区和国内旅客留得住、玩得舒服的地方，后溪镇旅游设施硬件建设的功夫就要用够。一般的“农家乐”服务与卫生标准，难以扩大现代观念的文化旅游市场。游客住不下来，就只好匆忙逛一趟“了愿”，“跑马观花”的心态游后溪，只能看到后溪历史文化传统精粹的皮毛，后溪民族文化资源知名度的正面提升，因此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2.专供后溪旅游的交通工具还不配套，没有从游客角度设计安排。前往后溪旅游景点的交通工具只有一种，乘汽船游长潭及其沿酉水浏览各处的景观，其他陆上景观只有凭两条腿。后溪号称小桂林，爬山是后溪旅游的重要活动形式，年轻游客可能好一点，上年纪的游客只有干瞪眼。完善的后溪旅游精品线路，必须有形成网络的道路规划提供保证，水上行船与陆上乘车相互相成，缺一不可。 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河湾外出打工者不少，随着收入的增加，砖混结构的民居新建不少，在土家族传统木质民居的山寨建筑中特别刺目。河湾土家山寨作为后溪民族文化资源品牌开发的示范景点，土家族民居资源的全面保护(包括文化空间)是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凡是影响山寨景观视觉因素的存在，都应当考虑拆除而异地修建。 3.河湾土家山寨的旅游资源开发才开始，资源保护是基础，更是前提，资金的严重短缺已经影响到保护、开发的力度和进度。河湾土家山寨由下寨、中寨和上寨组成，坐落在长潭河湾一块开阔的巨大扇面坡地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作为旅游景点的开发，开始按照规划目标逐步进行，当下从道路、游客接待点、码头、参观路径安排等等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酉阳县政协2008年4月提出《河湾山寨民俗旅游发展规划》，项目组同年8月考察时规划实施的进展并不大，镇干部都说资金没有解决好而成为“瓶颈”。 值得欣慰的是，后溪土家族民族文化品牌开发2009年上半年开始有了重大进展，项目组去年调研之后，酉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后溪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开发的相关工作，今年初的县人代会已通过后溪三年文化旅游整体开发规划，弥补了过去河湾山寨局部规划开发的不足。千年古镇、百年古寨、十里长廊的旅游景观及旅游环线规划，形成后溪整体联片开发的清晰路线，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河湾土家山寨的品牌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十里长廊”是后溪沿酉水两岸的绿化工程，已投资上百万，以果树为主，形成绿化带，从而保证河湾山寨开发更高级别品牌目标的建设需要。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