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目标；[1]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1]，这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已然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长兵器已经是人类的手中日常工具，用于驱逐野兽、保卫家园，再到发展为冷兵时代的标志性武器。而长兵对抗作为体育运动的形式，在明代便以显露，近代民国期间中央国术馆构建了国术竞技体系，长兵对抗是其“国术”竞技对抗项目之一。新时期，中国古典武艺竞技长兵对抗的传承与创新，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武术器械对抗的标准化发展，为中国传统体育形式，增加更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竞技项目。恢复和发展长兵竞技对抗，作为新时期服务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复兴，以及民族体育向更符合运动化、健康化、教育化发展基本需要发展的新的尝试 2武术与长兵关系阐释 武术是人类早期生存中，自我保卫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技能，有徒手的拳术和持握武器的格斗和套路表现形式。[2]而中国古代冷兵器是指从史前兵器出现到清末鸦片战争结束，一直用于军队进行战争的军事装备，而兵器类型，根据用途及攻击距离分为短兵、长兵、抛射兵器等。[3]杨晓斌（2013）指出：“武术长兵对刺是我国传统武术训练和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两人手持武术长兵器(枪、棍等)运用扎、戳、刺等技法进行相互击刺的一种具有竞技性质的对抗运动”。[4]马廉祯教授指出，长兵对抗的概念应该“是中国武术项目内容之一，在武术枪、棍等长兵器技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武术器械格斗对抗竞赛的体育运动，长兵竞技体系主要包括扎、劈的技术体系，以及对应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评判制度立体构建的中国特色民族体育项目。” 3长兵器的产生与演进历程 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发现促使长兵器的产生与演进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生产力促使长兵器的发展。石器时期时，人与兽斗时，人类利用石头、木棒制成的原始的武器，进行猎杀或抵御防止野兽入侵，在此基础上衍生了长柄武器“矛”，这时的矛还是以木棒削尖为主形状。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掌握了磨制和钻孔的加工技术，许多石质、骨质的矛头更利于与矛柄的绑缚，[5]复合的长柄武器的诞生，从原始的生产工具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长武器的攻击性能也日益增强；夏商周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和金属冶炼技术进一步发展，青铜武器的出现，使得长兵器形状和形制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铜质的到青铜的,再到铁质的,到钢质的,冶炼技术的发展大幅度刺激着长兵器的演化。[6]这些因素使我国古代出现了一大批的具有代表性的长兵器,如“戈、戟、矛、枪、棍等”。二是，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部落之间的资源争夺，推动了武器发展。进入奴隶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打斗已经取代了人与兽的“搏斗”。而部落与部落的“打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促使长兵器开始服务于“战场”,无论是步战或车马战的厮杀，长兵器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4长兵竞技运动的历史渊源 4·1服务于搏杀、实用为主的军旅武艺 军旅实战武艺中，长兵技术以搏杀为主的军事技能，技术简单，但注重实战效果。戚继光《纪效新书》明确了军旅中长兵技术特征：“(枪)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乱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长短相卫,使彼我有相倚之势,得以舒其气,展其能,而不至于奔溃”。[7]可以看到战时须将不同的兵器进行合理的搭配，以发挥兵器的最大效能。”[8]而这一特征在茅元仪《武备志》、唐顺之的《武编》、程宗猷的《耕余剩技·长枪法选·长枪说》、吴殳《手臂录·卷四》中均有著述。戚继光、何良臣等人出于军事训练目的，一直强调“花法”不可学，不图人前美观。温力教授亦指出：作为军事技术的武术，它简单用效的价值，正是为适应战斗的需要。[9]上述材料说明，枪是军旅作战的主要武器之一，且其技术是临战实用为主。 4·2服务于竞技、健身为主的民间武艺 随着长兵的军事价值末落，军事技术向对抗性体育比赛转化，在民间游场中，长兵技术体系得到了最大程度和最多元化的发展。宋、元时代，长兵的体育性质开始显露出来。在吴殳《手臂录》记载了“游枪”竞技形式，“敬岩在游场，遇低手不戳革枪，浅直如不见深者，拔而掷之”说明他的老师石敬岩在游场与人比较武艺展示出高超的枪艺。[10]棍由于无刃而不易造成严重伤害，一般不在封建国家的“禁兵”之列。而棍法于宋代在民间就已经形成了对抗性运动竞技项目[11]；另据马明达教授的口述：元、明时代，“使棒”作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竞技活动与娱乐健身性质的运动，“打棒”甚至深入到达官显宦之家和神圣的皇家宫掖之中。在南宋时期的都城临安，更有专门使棒的武艺社团“英略社”。[12]明代，施耐庵小说《水浒传》中记载：“青面兽杨志在大名府先与周谨斗武，两人把枪去了枪尖，用毡片包了，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上马拼杀。几十回合下来，周谨身上如打翻了豆腐盘，斑斑点点三五十处，看杨志身上，只有左肩牌下一点白”。[13]可见这种棍的竞技活动在我国民间一直传存着。明代俞大猷《剑经》说：“用棍如读四书，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明末，以棍法擅名的程宗猷说：“凡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14]武艺家军事学家茅元仪也说：“而棍者，所以习夫手足，为短器之本”。棍作为一种双手使用的长兵器，棍的技术体系不但融合了枪的技术，更兼备有各类长短兵器的特点。程宗猷称之为“兼枪带棒”或“兼枪棒”。谚云：打人千下，不如一劄，故少林三分棍法，七分枪法，兼枪带棒，此少林为棍中白眉也。上述材料说明，棍是百艺魁首，短器之本，且在民间已经形成了较艺比赛的形式。通过上述材料整理，可见枪、棍比试在古代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古典武艺竞技对抗的重要器械形式。 5近代长兵运动的衍生与发展 民国时期，西方文化东渐，强国强种背景下，张之江等人创立了中央国术馆。[15]对中国武术进行系统整合提出“国术”，而国术竞赛模式无疑不是在继承和发扬了戚继光提出“先自舞、后比试”，提倡练打结合的武艺模式；在国术学习和考试内容上结构多样而广泛,最大限度包含了武术的各类项目，真正做到了“各家拳法兼而习之”的思想。1928年，南京举办的第一次“国术考试”中就有长兵对抗项目，当时制定的《国术考试细则》和《国术考试条例)中规定[16]：术科考试，它分为预试和正试两个层次，预试中就有“刺枪”项目,以大枪对扎为技术出发点，考试者通过预试才可以参加正试，正试中仍然设置“刺枪”项目[17]；1933年，上海举办第5届全运会，武术第一次被正式列为全运会的锦标项目,也是全运会唯一一次设置国术对抗赛[18]，这次比赛中又有长兵对抗项目，可见长兵在当时被重视程度；1933年，第二次国考，仍在南京举行,基本上按照已经出台的条例和细则进行,仍然设置长兵项目。[19]虽然国术考试以及长兵对抗运动犹如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但是作为中国古典武艺一种对竞技武术形式和内容一次科学化探索,其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除了这两次国考,不少省、市也都举行过选拔赛和地方性比赛。各地比赛项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国术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都开设了长兵项目。如，《大公报》1935年载：“鲁国术考试续开，长兵、摔角、射箭、拳脚比试，到场观众万人”；1947年“青岛市国术比赛”于汇泉体育场举行，甲组报名135人，乙组报名157人。甲组拳术（散打）130人，长兵120人，短兵120人，摔角93人；乙组拳术155人，长兵146人，短兵145人，摔角116人。[20]国考长兵项目比赛时,各选手身着以坚木所制之护衣一具,圆圈用棉布包成,头部着以铁罩,枪用木棍代替,顶上包以丝棉。每开始比试时,先用红粉涂于枪尖,以扎一次为一回合,多者为胜。[21,22]这个比赛规则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从中我们可见当时的武术家相当注重技击，但由于当时规则、护具等不成熟，长兵对抗比赛中常出现头破血流的场面。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肯定，长兵进入近代体育的视野，并成为正式体育竞技项目，是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开始的。 6新中国长兵运动发展概况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天津“第一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23]也曾设立长兵对抗项目，由于种种原因，这是近代长兵竞技对抗运动的最后一次露面。期间中断56年之久，虽有学者、以及民间武术爱好者等在传承和复兴长兵对抗运动，但收效甚微。为此，马明达教授发表多篇文章[24,25]，呼吁社会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国术和恢复长兵运动。在2009年，由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举办，“首届全国长短兵交流赛”在佛山进行，比赛时间为3天,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8支代表队参赛。当时长兵被列为展示表演项目、其形式是枪刺对抗，运动员场上所展示技术为军队刺杀对拼为主，使用的器材也是部队训练的木枪。直至2019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官方主办“首届中国大学生太极推手、长短兵锦标赛”在遵义师范学院体育馆举行。这是全国高校系统继已开展的武术散打比赛、中国式摔跤比赛之后，举办的首次武术器械对抗性项目比赛。本次大赛有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48支代表队400余人，参加太极推手、长兵、短兵三个项目的比赛。毫无疑问，这次比赛开创了近年来长短兵项目的先河，促进了武术器械对抗类项目在社会的发展。此时长兵项目确立了以“棍”为兵器形制，器械为碳纤维杆包海绵材质；男、女运动员使用的长度与重量有所不同，长棍的长度在1·8米至2·2米，重量0·7千克至0·9千克；2020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为了促进传统武术对抗项目的发展，于10月10日举办“全国高校长、短兵对抗项目教练员、裁判员网络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名学员参与线上培训，其中大部分参与学习是各高校老师和学生，以上林林总总材料说明当前我国武术长兵对抗运动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 7当代长兵运动继承与创新意义 长兵训练项目向民族传统竞技体育转化发展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的诸多益处。 （1）在文化层面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显示了中国人在体育科学上的智慧和创造力,蕴涵着中国人特有的体育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例如,竞赛活动中的“揖让”精神，攻防技巧中刚柔相济的理念以及身心双益的健康观和对平衡和谐的追求等； （2）在竞赛模式上，是继承了我国古代武艺器械对抗竞技的得分评定胜负模式，引用戚继光所言的“既得艺，必试敌”，既有演练之美、更要体现“打”和“试”的技击功能，因此长兵运动向竞技化发展，不仅要保留原有功能，还要在安全对抗，推动健康中国等方面发挥作用； （3）在技术体系上，融合枪棍的技术体系，形成兼枪带棒技术，在最大程度上复原了中国兵器格斗技术，用现代体育的发展模式和思维创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参考文献: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_滚动新闻_中国政府网 [3]邱丕相,蔡仲林·中国武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雷晓青,薛龙,赵煜·中国古代兵器史话[M]·西安:西安出版社,2020-05· [5]梁晓春,杨晓斌·开展武术长兵对刺运动的思考[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3(2):46-48· [6]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8· [7]顾留馨·我国武术中的兵器[J]·体育科技,1979(2):88-92· [8]戚继光,著·纪效新书[M]·马明达·马廉祯,点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石晓霆·中国古代格斗兵器的分类[J]·河南博物院院刊,2021(1):47-52· [10]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11-01· 作者:阮文翩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国家安全论文: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 【摘要】 本文根据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指出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并认为燃料电池将是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本文还认为台湾局势对大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产业化。 1、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美国西部大停电、马来西亚全国性大停电、台湾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 科索沃战争实际上以南联盟的失败而结束了，战前人们预料的北约必须出动地面部队才能结束战斗、有可能又是一场越南战争的情况没有出现，北约仅靠78天的空袭就迫使南联盟屈服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美国用石墨炸弹破坏南联盟电力系统，从而破坏南联盟国民经济，造成南联盟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在结束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电力工业属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电能生产、输送、使用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现代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运行技术复杂、管理水平要求高。电网上任何一点的故障所产生的扰动都会以光的速度波及开来，严重的故障可能会引起大面积停电甚至全网崩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今年7月29日23时30分，由于台南县关庙乡附近山崩，压倒台电第326号高压输电线铁塔，使得嘉义及台南的两条输电线路跳闸所引发的台湾全岛大停电，至少造成上百亿元新台币的损失，并导致岛内民众一片惊慌。1996年7月2日、8月10日在美国西部连续发生的大停电事故和1996年8月3日马来西亚发生的全国性大停电事故，以及台湾1995年5月24日、8月5日、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沉痛，给以大电网集中供电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科索沃战争和上述大停电事故告诉我们：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大电网大面积停电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如何保证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如何保证电力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成为下世纪电力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由于其巨大的优越性将成为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课题。 2、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发展简况 2.1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燃料电池（Fuel cell）是一种不经过燃烧直接以电化学反应方式将富氢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其工作原理与一般的电池相似，基本上由电子导电的阴极和阳极及离子导电的电解质构成。在电极与电解质的界面上电荷载体由电子变为离子，在阳极（燃料电池的负极又称燃料极）进行氧化反应，在阴极（燃料电池的正极又称空气极）进行还原反应，燃料扩散通过阳极时失去电子而产生电流。当外部不断地输送燃料和氧化剂时，燃料氧化所释放的能量也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燃料电池被称之为继水电、火电和核电之后能持续产生电力的第四种连续发电方式，有着传统的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诸多技术上的优点。 首先，燃料电池属于能量直接转换的装置，效率很高。各种燃料发电的平均理论效率在90%以上，应用中因电解质的电阻以及阴阳极的化学反应阻力，实际效率也均在50%以上。如果进一步将化学反应中产生的热能加以利用，燃料电池的总效率可达到80%以上。 其次，燃料电池的环境兼容性好。由于整个能量转换过程中没有燃烧，CO2的排放量比常规火电减少40-60%，SOX和NOX的排放量更低，比火电减少90%以上。同时，能量转换的主要装置无运动部件，因此噪音极小。据测试，在已建燃料电池电厂外9米处的噪音仅为60dB。 第三，设备可靠性高，对负荷的适应能力强，可以无人操作。燃料电池过载运行或欠载运行都能承受而效率基本不变，负荷变化时响应速度很快。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附近，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供电可靠性高。同时节约大量的输配电设备费用并减少损耗。 第四，燃料来源广、建设工期短、使用方便。由于是组件化设计，建厂时间很短（平均仅需2个月左右）。电厂不需大量冷水，占地面积极小（几十平方米即可），加上无污染无噪音，选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用来发电的燃料种类众多，甲醇、煤气、沼气、天然气、含氢废气、轻油、柴油等均可。 从以上这些突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洁净方便的发电装置，非常适合作移动、分散电源和接近终端用户的电力供给，尤其适宜应用于重要的政府与军事等部门。随着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推广，其成本价格会迅速降低，民用市场的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2.2 燃料电池的主要类型 燃料电池的种类不少，按使用的电解质不同分类，主要有磷酸燃料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固体氧气物燃料电池（SOFC）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等。 PAFC型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PAFC）电解质采用磷酸H3PO4。磷酸化学稳定性好且容易得到，利用磷酸的燃料电池工作温度适中（200℃左右），容易实现大型化应用。 磷酸燃料电池（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燃料电池。 MCFC型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的电解质为碳酸盐Li2CO3-K2CO3，以氢气为燃料，氧气为氧化剂，负荷电流密度150mA/cm2，单个电池电压达到0.75-0.85V。工作温度高至650℃左右，不需要低温电池必须的铂系催化剂，而且对燃料的纯度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在电池内重整燃料。高工作温度加速了化学反应速度，减少了极化损失，效率提高到55-58%，高温度的排放气体可用来进行热电联产或与汽轮机联合循环，总效率更可达70%及更高。所以设备比PAFC型相对简单，价格也有优势。 MCFC型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比PAFC型晚近10年，要解决的关键是寿命问题，即在高温下液态电解质的腐蚀与渗漏问题。 SOFC型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使用高温下成为氧离子导体的陶瓷（氧化锆系等）为电解质，因此不会出现电解质的蒸发和析出，也没有电解液引起的材料腐蚀和电极析出等问题。工作温度900-1000℃，具有效率高（50-65%）、出力密度大、结构简单、寿命长等优点，可用于替代大型火电。缺点是必须有能适应高温的材料和较高的制造技术。 PEMFC型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也称为固体聚合物（有机膜）电解质燃料电池，相对于其它几种燃料电池发展较迟。工作温度50-100℃，启动快，固体有机膜的电解质不怕震动。实际应用效率可达80%以上，具有高比能量和比功率及低温快速启动等特点。 2.3 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概况 1839年英国的W.Grove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但直到1939年苏格兰的F.T.Bacon才第一次用KOH水溶液制造出了燃料电池，工作温度100℃，电池电压0.89V，电流密度13mA/cm2。以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购买Bacon的专利，率先开发燃料电池技术，并于1984年成立国际燃料电池公司（IFC）。 燃料电池技术最初的应用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上。采用碱性电池AFC，但由于其应用条件较苛刻，必须使用纯氢和纯氧且微量的CO2即令电解质变质，随后开发了磷酸型燃料电池PAFC。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应用最广泛的燃料电池，价格已降低至1500美圆/kW，美日欧等国投入运行的PAFC型电站已超过百座，最大容量者为东京电力公司的五井电厂（11MW）。 PAFC的缺点是它需要贵重金属铂做催化剂，还需要外部的燃料处理器来重整燃料以提高含氢量，降低了电池的效率并增加了费用和占地。因此，七十年代末开始开发被称为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熔融碳酸盐电池（MCFC）。MCFC工作于高温600-700℃下，燃料的重整在内部进行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可用于大规模发电。目前有2MW级验证电站于1996年开始在美国Santa Clara运行，其建设周期仅2月，占地400m2，距厂房9米处噪音低于60分贝，发电效率53.7%，燃料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单位造价1700美圆/kW。 固体电解质型燃料电池SOFC被列为第三代燃料电池。具有高效率寿命长的优点，目前正进行kW级的试验工作。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近几年研究最广泛、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燃料电池。由于电解质采用高分子膜，具有构造简单、启动快、常温工作的优势，最适宜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无污染的动力。加拿大Ballard公司在1994年研制出可载75人的PEMFC型电动客车，连续行驶里程超过400公里。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投巨资研究开发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美国政府及众多企业每年投资达数亿美圆，以UTC及其派生出的IFC技术最为先进，IFC和日本东芝公司于1990年成立的ONSI公司生产的PC-25型设备应用最广，产品遍布美日欧。日本的富士电机、东芝公司、三菱电机等公司在政府支持下，自六十年代开始，继美国之后大力研发燃料电池技术，运行中的电站仅PAFC型即超过100座，装机30MW以上。欧洲各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由政府和企业界合作，也在燃料电池研究与应用上取得诸多进展。 我国在60年代就开始了多种燃料电池的实验室研究，70年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燃料电池用于空间技术，此后研究工作有很长时期的停顿。最近几年，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燃料电池技术，尤其在PEMFC技术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刚刚起步，国家和企业投入资金极为有限（仅为千万元人民币级），且研究力量分散各处，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难以将取得的成果进行实际应用试验。 2.4 燃料电池发电方式与火力发电方式的技术经济比较 燃料电池发电的高效率、无污染、低噪音性能符合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其简单的运行方式和优越的运行稳定性是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多种燃料种类和方便来源使燃料电池不存在应用上的障碍。 燃料电池是分散电源，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不存在网络故障引起的供电中断，供电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燃料电池故障只影响局部用户，没有现代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的危险。 从目前看，国外已运行的燃料电池电站的价格大约为1500美圆/kW，考虑燃料电池的环保效益，已具备与火电竞争的资格。燃料电池建设周期短，占地极小，就近负荷安装，节约建设费用、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的同时，节约了输配电网络建设费用并减少线损。而在传统火力发电时，由于电站基本上都远离负荷中心，往往需要投入相当于发电设备造价1-2倍的网络建设费用来配套。网络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更是时刻困扰大电网的问题之一。 3、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发展我国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重大意义 3.1 台湾问题给我国电网安全运行提出新的挑战 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来，两岸关系骤然紧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是对大陆反应的一种试探，其目的是为台湾走向独立制造舆论。从李登辉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看，其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蓄谋已久，其最终目标是分裂祖国实现。这种局面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导致海峡两岸发生一场战争，而这一战争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也就是说，由于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和台湾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可以肯定美国将站在李登辉一边，陈兵海峡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最近，竞选美国下届总统的小乔治.布什就声称将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不仅仅是面对台湾李登辉的军队，更大程度上是面对美国的强权势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的石墨炸弹完全可能会投向中国大陆的电力系统。由于大陆电网覆盖区域广、人口多，战争破坏造成的大停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为严重，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电力工业，如何保证电能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如何避免电网崩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现实地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很明显，燃料电池作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是任何其他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对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 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由于燃料电池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污染极小，用水少、占地小等突出优点，在发达国家已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美国政府1995年就把燃料电池列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27个关键技术领域之一，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将燃料电池电动车列为21世纪十大高新技术之首。美、加、日、欧都在投入巨资开发燃料电池，已在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美、加、欧已将燃料电池应用于第三代潜艇，美国有数万台燃料电池发电站应用于宾馆、医院及居民小区，日本已建成11MW燃料电池发电厂。 21世纪将是氢能的世纪，燃料电池作为把氢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洁净发电装置即将大规模全面进入社会，从军用到民用，从潜艇汽车动力、卫星飞船电源到城市区域供电，其开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市场潜力巨大。美国预计：到2017年30%的电能将由燃料电池提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作为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强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尤其是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未来整个能源行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燃料电池的重要性，但是，组织开发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燃料电池研究水平还较低，总的来说仍处于科研阶段，离实用化商业化应用还有较大距离。迄今为止，还没有燃料电池发电站的应用实例，这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力量分散，经费投入少，没有产业界的参与。尽管国家科技部也将燃料电池技术列为"九五"攻关项目，但经费较少，年度经费仅为百万元级，与发达国家数亿美元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承担研究任务的也只是中科院等少数科研院所，没有企业的介入，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趋势。而美、加、欧、日则有数十家专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燃料电池的公司，如加拿大的Ballard公司，其资产已达10亿美元。 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民两用燃料电池发电技术。为了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商业化研究开发，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除国家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外，各大电力、电气、汽车、石油、石化等企业也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比如国家电力公司系统，1998-2000年城乡电网改造总费用达3000亿元，可否从中拿出10亿元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 下世纪头十年，将是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其技术实用性、生产成本都将取得重大突破。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必将在21世纪内取代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电力系统，成为电力行业的主力军。而燃料电池的普遍推广应用，必将在能源及相关领域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领域的这场革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必须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准确把握它所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未来。针对电力工业，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发展更高的电压等级、更大的单机容量以及大区电网互联等。适当控制单机容量、电压等级、电网规模的发展，而应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来，使之早日实用化产业化，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对抗的消失,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内外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综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容易发生误解和偏差,易于忽视或忘却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嫌疑。笔者拟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分析安全观的不同视角及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形态等方面探讨现今国家安全的地位,并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一　国家安全的缘起与传统安全观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一）国家安全的缘起 国家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古代国家安全观。当时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外来侵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属前一类安全,“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种安全。古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安全问题。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局变化属前一种安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属后一种安全。现代的国家安全则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王权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领土和国际权力的争夺,君主国之间兵戎相见,国家没有安宁可言。领土没有保障,民众常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大国干涉他国内政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扩张,欧洲国家间因对外扩张、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及抢占新领土而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使民族国家能享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主权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际上,该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施集体制裁,罗马教会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王权因此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这也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安全的缘起之时。 （二）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 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大致可归结为: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安全即国防的观念影响很大,安全受制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各国为保卫领土和扩大边界而扩军备战。加强军事实力是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本能地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他国所威胁,自己需通过“自助”的方式来防止这种威胁的出现。因此,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①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面临军事威胁。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在历史上,中外国家均为扩大边界和保护边界而战。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保卫国民不受外来侵犯是国家成立的最初动因之一,因为当国际社会处于丛林状态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成员免于外来干扰。政权是国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权,就不可能将抵御外敌和惩罚各类犯罪的力量集中起来,臣民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属近代概念,源于欧洲,是在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有的,这也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古代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区别。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②其实,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与心理的关系不大。无论你是否恐惧,威胁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安全。主观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安全威胁,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不存在的“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安全威胁,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属这种恐惧感,是制造出来的恐惧感,中国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谋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恐惧感,只要威胁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战前的绥靖政治,当时欧亚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胁,尽管英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领导人没有恐惧感,然而威胁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就不存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打击。因此,假想威胁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不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威胁(安全状态)。假想安全也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安全状态。 （三）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 到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主权理论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主权的行使不受限制。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的层面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所谓主权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主权国家平等相待,战争被证明只是用来保卫主权的。①目前主要有两种国家观,即“国家主权无限论”和“国家主权有限论”。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较符合实际。 总之,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主义。它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国家安全也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强。 二　分析安全问题的三重视角———国家安全观是核心 在安全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理想主义则注重制度、利益与合作,建构主义却看重规范、文化和认同。然而在三大学派关于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②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③由于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①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强调均势安全和霸权安全,实力不足时可谋取权力均势,实力强大时可建立霸权体系。 均势安全观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和对抗性,因此,几个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加强军备或削弱对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对手。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此,均势安全状态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是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②均势状态中的各方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安全,各方处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惧阴影之下,国家之间互为人质。霸权安全观则强调霸权体系的重要性。霸权体系是指由综合国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并有要求别国做某事的能力(硬权力)的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几种体系是对该理论的有力支撑。按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该理论始终保持旺势,没有衰微。③用历史的观点看,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重新分配权力,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④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①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理想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理想主义者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③理想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军事因素等硬权力来衡量一国是否强大,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想别国做某事的能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理想主义的安全观主要强调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 跟现实主义一样,制度理论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④制度安全观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单纯依靠军事实力,通过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上的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为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民主安全观则认为由人民选举而成的民主国家可通过制度约束阻止战争的爆发,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武力,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就会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观所建构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主安全观则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为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③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④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⑤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形态,即所谓“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规则,如国际安全共同体⑥。国家则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一样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①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②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三　安全观的三种转变形态———传统国家安全是中轴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观念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正逐渐增强,国家因素有所减弱,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一趋势大致可归结为安全变化的三种基本转变形态,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一）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 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18世纪中叶开始,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型,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说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道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露出来,国际社会因此变得相互依赖,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①个人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会对个人安全造成损害。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的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道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安全观念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类安全观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 在主权安全向人权安全转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也在经历着从国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变。在过去,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居民和政权不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要保存自己既定的价值观不受到攻击,国家只有通过单边行动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国家范围之内,国家强调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的地理边界由国界决定。②今天,国家安全的边界可能无处不在。③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这些新的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它们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其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突破过去的国家安全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安全观也从国家为主导向以全球安全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三）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安全具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两重特性,前者将主权当作终极目标,后者则强调不同认同观念的协调。⑤传统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而社会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国家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单纯依赖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当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大,军事安全只是国家所追求的几个目标之一,安全不仅涉及军事,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时,更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不能保证国内民众的生存条件,那么国家安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产业协会等与国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对主权的转型都有重要的蕴涵。①当今安全观的含义正在发生另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这反映了全球化对整个国际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安全出路,人类安全观念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变革。 从国家安全观基本的三种转变形态可以看出,人类的安全观念的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正处在新安全观念到来的转折时期。过去,太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忽视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会安全等。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些安全问题从美苏军事、政治对抗的背后走上前台,并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使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本位仍将难以改变,只是过去对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强调得太过了,现在只需将天平的砝码向个人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一边稍稍移动罢了。人权安全需要国家安全的保护,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国家参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更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而存在。因此,主权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仍担当着主要角色,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导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四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确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世界安全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人们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起对人类构成不同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课题,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相互依赖而需要集体行动,如应对生态挑战、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①众多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新安全观试图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威胁。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走出国家安全困境,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其实,新安全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观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而其理论困境也蕴涵其中。 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②这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降低了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在新安全观中,传统安全只是众多安全问题之一。另外,综合安全观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误解。综合安全观太过宽泛,如果将安全的外延任意扩展,将安全等同于利益、好处,安全将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有些利益不属于安全的范畴,如投资受损等。综合安全观有将整个国际社会安全化之嫌。安全应涉及个人、群体、国家及人类社会等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带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和非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也许是更为准确的概念表达。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增加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来保证,但决不应该因新安全问题而降低甚至放弃传统安全手段。 新安全观强调要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提倡安全新视野。新安全观拒绝用对抗、寻找对手及敌友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看待当今国际关系,倡导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关系上,有学者强调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要有“新思维”,①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②要甩掉历史包袱,要搁置历史,③超越历史问题的羁縻显然是可行之举④等等。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像生灵涂炭、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等反人性行为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恐怕难以抹去。受害者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如何让他们超越历史?如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超越”,实际上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 新安全观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是政治的毁灭,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从某方面说是在核武器阴影下得以维持的。战与和的意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战则皆灭,和则共生。零和游戏不再适用了。⑤实际上,“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没有过时,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如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观是“俱损俱荣”的安全观。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各类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本的瞬间转移及经济关系的联动反应等,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蝴蝶效应”,或称之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际现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开始将此归入安全的范畴,并称之为经济安全,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现实有相当的背离。的确,许多时候经济上会出现“俱损俱荣”的现象,但也有一些时候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发展的底谷,并出现连续110多个月的快速增长,可欧洲、日本却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俱荣”,“蝴蝶效应”似乎失效。 新安全观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其实,在国际社会,绝对的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个博弈过程,国家之间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仅就相互信任而论,新安全观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石,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只会相互疑虑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长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这一观点存在四大疑问:第一,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战略目标各异,共同利益很难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长期维持。旧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会重新开始。互信是一段时间的,甚至是暂时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依据,是各国采取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冲突时,各国的妥协就更加困难,如领土之争。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观点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有些异议:其一,国家安全不能仅作为群体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其“湮没”,应将其突出出来,甚至仍应着重加以强调,否则,易于让国人忽视国家安全而丧失警惕。其二,强调三者安全的统一容易造成个人可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误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某个组织等。某些特殊身份的个人尽管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个人无论何时均不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体。而国家只要不消失,将一直会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国家安全仍将是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观的现实困境 新安全观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缺失,其主要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太过理想化,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美国仍旧突出强调它的军事实力、地缘政治优势等传统安全目标,谋求美国及盟国的“绝对安全”,损害别国的安全。美国在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条件下,仍然强调核威慑,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等。美国还继续增加军费,以取得和保持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美国继续与日本、韩国等国结盟,在亚太地区驻军并承担军事义务,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还谋求将亚太经合组织扩展到安全领域。美国已部分实现了安全目标,如联合反恐,但仍然坚持强调其军事力量和强化军事集团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冷战思维方式,随意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所声称的“恐怖活动”、“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证明国际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军备竞赛与军事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的范围有所扩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①美国可以说是穷兵黩武。1999年,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军费增长预算使其2000—2005年的国防投入均高于预先计划,并增加军费1000亿美元。200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3830亿美元的2003年军费预算,这还不包括伊拉克战争花去的500亿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国会追加8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罗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把国防预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军费预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军费开支增幅为6%,达到794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125美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重新反思军事安全战略,继续推动战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视其核武库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军备竞赛的现实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区冲突与国际安全的两难。地区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冲突共计245次,年均约35次,其中新产生的共计73次,每年约10场次。②1999年发生了40次地区冲突。进入新世纪,全球三大地区冲突中心,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印巴1998年核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局势的紧张之后,两国还一直在试射新型导弹,边界冲突不断。中东局势一直紧张,巴以局势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国家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牺牲品。现在伊朗、朝鲜等国家又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变得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团体中间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都要付出代价。①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博弈仍是主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以及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各国之间需要进行谈判,由于威胁程度不同,各类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各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谈判过程就变成了博弈过程,谁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一困境的结果。 (三)新安全观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新安全观都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意味着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领土被侵犯等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就存在着国家统一问题,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问题,欧盟关注的是难民威胁,非洲则面临着种族仇杀、爱滋病泛滥成灾等或旧或新的困境。如果让朝鲜和美国一样去打击恐怖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让非洲国家和欧盟一起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美国一起去倡导全球民主、人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国家来说,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时,才会去维护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国家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一般说来,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国家认为某种国际安全对 其有害,它是一定会加以反对的。①因此,面对威胁,国家一般会本能地套用传统的行为手段和模式来维护国家安全。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局势来看,国际关系中单极与多极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仍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大国间的战略矛盾,是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之间的冲突,②这进一步说明当今国际社会仍没有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 从安全的含义和起源、分析安全的不同视角及安全变化的三种转变形态可知,传统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仍处于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新安全观本身存在着理论和现实困境。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军事安全考虑,美国没有放弃,日本没有放弃,欧盟没有放弃,俄罗斯也没有放弃,中国能放弃?虽然世界的未来存在和平与战争两种变化趋势,但未来大国间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准备,未雨绸缪。笔者并非反对新安全观,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传统安全观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也认为,提出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非常有意义和战略眼光的,它告诉我们世界和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更加复杂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了走出安全困境的新思路。但我们决不要因为新安全观的提出而降低传统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居安思危”,中国的先哲早有警示,切切不能忘记。坚持传统安全观虽然传统,但传统有时比“革新”更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能摆脱动物本能,不为名利所诱惑,地球人成为善人,善为人类的惟一本性,世界真正出现永久和平的局面,那当然也是笔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不过,到那时,人类可能已不再属于人类了,而是所有人都达到了“佛”的新境界。 国家安全论文:浅谈全球化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关键词】现代主义　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新安全观 【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再次，确立奉献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孤立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建立广泛的合作及协作伙伴关系，创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体系力量架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各国联系愈来愈紧密的条件下，在安全哲学范式上，我们主张创造性、奉献性价值观，但要坚决反对乌托邦安全哲学思维，树立可能主义的富有预见性的安全哲学新思维。乌托邦主义的安全思维表现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我国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证了；只要坚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会有谁挑战中国的安全；只要不搞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强权或某些国家，中国就安然无恙。事实上，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非常有害，必须加以摒弃。正确的安全哲学思维应当是：既要立足于当前国际安全的现实，又要看到国际安全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良局面；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发展为主线，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又要看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危害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时会恶性膨胀。还要看到，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包括中国的安全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新的威胁。因此，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长久的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高科技，加速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锻造成保卫中国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坚固盾牌。 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三个代表”为出发点，提出和论述了新安全观。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创造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世界提出了重要和有益的启示。①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要实现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树立合作安全观，在合作中求安全。 国家安全论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世贸组织不仅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济主权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主权“”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作者：朱丹丹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安全视角下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一、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计算机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也带来了众多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网络稳定运行和用户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IT系统简单、漏洞较多，网络攻击普遍发生。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针对政府部门以及国防、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或行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网络攻击越来越频繁。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只要黑客的攻击不停止，网络信息安全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当网络信息资源成为国家和公众的生命线时，一旦信息网络遭到入侵和破坏，其后果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动荡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二)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带来国家安全威胁。 由于我国在信息产业领域起步较晚，国内一些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软硬件长期依赖国外。全球网络根域名服务器为美国掌控;中国90%以上的高端芯片和智能操作系统依赖于美国。这些依赖于国外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或服务，一但遭到恶意破坏，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就有可能被盗取、破坏，这无疑增大了经济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等网络信息化新兴产业的继续拓展，大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这将使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面临更多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三)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网络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给社会和人们提供的便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如利用网络散布破坏性病毒或设置“后门”程序;黑客攻击，偷窥、复制、更改或删除计算机信息;网络诈骗等网络违法犯罪呈现蔓延态势。网络无国界，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给打击和防范带来极大挑战。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恐怖分子同网络安全保卫组织、反恐机构相互斗争的主要战场。北京天安门、昆明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等地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其隐蔽、便利、廉价、远程，攻击范围广，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加强信息网络安全防护，维护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 尽管网络空间法治化面临严峻挑战，但始终改变不了依法治网的新常态。因此，必须要强化网络世界的法治思维，加强网络信息化领域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引导全社会遵纪守法，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促进依法管网、依法上网、依法用网，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二)构建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窃取”和“大数据污染”频频出现，大数据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安全;二是要从技术上把控大数据的安全。大数据是互联网安全的核心。建设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网络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出台。 (三)创新驱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具体讲，只有牢牢把握网络、计算、存储这三个重要环节以及操作系统与芯片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才能防止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或秘密被窃取、被泄露;才能从源头上捍卫我国的网络空间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惠及民生。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特别要注重研究、制定发展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各类行业产品，如网络扫描监控技术、数据指纹技术、数据信息的恢复、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以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网络主动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汇聚人才资源。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好、技术业务精、忠诚可靠、甘于奉献、作风过硬的强大队伍，为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培养一大批创新型专家人才、尖子人才、领军人才。 (五)坚决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净化网络环境。 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上，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集中警力，打集群战，重点突击，确保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侦破网络违法犯罪或恐怖主义案件，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建立国际协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携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网络恐怖活动，净化网络环境，共筑牢固的安全防线，力争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三是加强网络监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上进行管控。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疑难杂症。世界各国或地区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捍卫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国应在切实保障国家秘密和安全前提下，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积极参与情报交流、技术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信息网络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曹建萍 单位：中共巫山县委党校 国家安全论文:全球化国家安全管理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外贸依存度的调整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将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如果中国在5年以后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进口926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高新技术出口370亿美圆，增加50%；进口初级产品467亿美圆，增加74%，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 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3。5%。 外贸依存度是国内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比价。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所以外贸依存度有下降趋势。1980-1996年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26%下降到17%，新加坡从440下降到356%。韩国从74下降到69%。汇率的升值会提高外贸依存度。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8。2汇率，为13604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人民币贬值到1：10，外贸依存度达到82。4%的历史最高水平。 出口年增加15%，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扣除加工贸易的外贸依存度是34%。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 (三)建议在2001-2004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85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4000万人失业； （3）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亿美圆； （4）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亿美圆左右，把乘数效应估计在内，大约1000亿美圆。 （5）2004年的GNP是13604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亿美圆，只增长0。6，增长率降低7。4个百分点。如果估计更高一些，大致可以说，由于加工贸易全部中断，我国经济成为零增长。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可以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2）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4倍的收缩效应，即4000亿美圆，相当于32000亿人民币。用4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9。4%。 （3）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6个百分点，共37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下降37%，第二年下降更大，假设4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亿美圆，化学品181亿美圆，塑料橡胶164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亿美圆，贱金属206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这样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1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八）外商撤资可能引发外汇危机 假定2005年爆发突发事件，外商直接投资全部停止进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进口方面的逆差，将同时减少600亿美圆，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影响。 我国已经引进3000亿美圆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真实资本，包括设备，专利，商标和管理，90年代年平均引进400亿美圆。加入WTO的刺激，可以使未来5年，每年可达600亿美圆，5年积累3000亿美圆。到2006年，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8000亿美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直接开放资本市场相比，被称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大经验。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获得巨额人民币，因此无法通过抛售的办法冲击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国没有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没有风险吗？如果引进太多，风险照样存在，只不过时间比较长。 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可以在几分钟内引起大崩盘。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主要环节是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 所谓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是允许其内销产品，所得人民币经过国际外汇管理居批准，可以汇回国外。大约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有8000亿美圆，按照年内销利润有10%，即相当于800亿美圆的人民币，大约7500亿人民币。汇出的外汇超过了引进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每年数千亿人民币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至于有多少是卖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无从估计。但5年之后这笔钱的总数达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亿美圆，与国家外汇储备大致相等----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但如果积累起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沿海地区的损失 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还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在谁手里，新技术开发能力）。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塑料324万吨，占全国4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纱184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上述计算没有包括直接受到的军事打击。 结论是：如果没有补偿措施，5年以后中国将由于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难以与美国抗衡。因此，目前5年的经济文化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文化方面失败，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如果中国未来不想错误美国的附庸国，就必须坚决尽快进行战略调整。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国家安全教育挑战及对策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其含义是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是不受外国侵略，而且在国内也要稳定，要反对颠覆。并且随着国家安全的提出，我国有了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由时代的“战争与革命”发展成为了“和平与发展”。这样强调了经济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更高。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懂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沿着上述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在逐步的扩大。更加确保了我国在不受外国侵略的同时，防止内部矛盾，发展经济的目标。 1开展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的背景 首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21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也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隐藏着暗流涌动。对于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但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而且“东突”活动猖獗，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一些传统措施将不允许采用，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也大多缺乏危机意识。最后，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职院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发达国家还采取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其中我国人才外流现象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快捷传播与自由交流带来了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很薄弱。 2.1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 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而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式发展，沿着我国传统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讲国家安全，高职院校学生会自然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警察身上，这种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的片面认识，使高职院校学生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和平环境使高职院校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放松了警惕，淡化了安全意识，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和平期间无间谍”等等。由于思想麻痹，造成国家的一些机密被泄露，更有甚者，个别经不起金钱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国家情报，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2．2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3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原因 1）意识形态淡化的副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国在外交中陷入孤立境地。为克服此种弊端，改革开放后，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这虽有合理性、必然性，但难免导致国家安全意识的降低。2）高职院校学生大多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在教室、宿舍、食堂中打转转，社会交往很少，缺少社会经验，这就很难接触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对其危害缺乏亲身体验，对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体会不够深。3）学校进行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不紧密，缺少针对性，教育方式僵化，内容空洞，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教育效果欠佳。4）由于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思想政治课内容凝固僵化、空洞抽象，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反感，产生逆反心理，越教育越不信。国家安全教育属于思想政治课，自然也受到株连，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心存抵触，自然就难见教育效果了。 4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 4．1抓好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强化责任意识 要教育全体人民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 4.2提高高校教师对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高校教师要在完成本学科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好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4．3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安全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大学生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高职院校学生要把国家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事。 4．4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对遇到的法律界线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目前，特别应熟悉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 4．5保持警惕，善于识别各种伪装 有的谍报人员和负有特殊使命的记者，常以你能接受的面孔出现，用交朋友、做学术研究、出国经济担保、旅游观光、新闻采访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机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对此要保持警惕，识破伪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陷入违法犯罪。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要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要不失国格、人格。要淡泊名利，不受其诱惑。对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让其恣意妄为。 4．6克服妄自菲薄心理，挺直腰板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与利益，也有别人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和秘密，还有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等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不可小视的大国，虽然在总体上有所落后，又决不是样样落后。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特色”，有一系列国家秘密和单位秘密。作为中国人，决不可妄自菲薄、悲观失望，在对外交往中要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作者：周小翔 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媒体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当前，国家安全教育的主体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就必须结合大学生的新特点，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基于新媒体环境，文章对高校国家安全的教育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媒体；国家安全；大学生 新媒体在为信息的共享和快速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大学生是新媒体运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新媒体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探索适应新媒体时代需求，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国家安全教育策略，是当前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视域下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网络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西方的文化思潮通过新媒体在大学生中迅速传播，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的虚拟化和弱规范性，使一些大学生在虚拟世界里挑战规则，游戏人生，导致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责任意识的缺失。网络世界的无界性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保密意识。 （三）新媒体未充分运用到教育中 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没有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新特点，无法达到全面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的要求。一是部分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还局限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用课堂灌输、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缺乏吸引力，教育效果不佳。 二、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转变国家安全教育理念 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高校要及时研究当下国家安全的新变化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出现的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转换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变传统的、权威式的强制性教育理念，尊重学生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育者应主动从国家安全教育的施教者转变为引领者和参与者，借助新媒体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增强大学生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立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模式 新媒体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途径和手段，高校应充分挖掘现有教育资源，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搭建国家安全网络教育平台，让国家安全教育向课堂外延伸。高校要大力支持教师开发具备声、色、光、画等多种表现手段的微课，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途径将知识传送给学生，增强其对国家安全教育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热情和兴趣。 （三）提高大学生在虚拟世界的内控力 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最为广泛的群体，高校应顺势而为，开设网络安全教育类的课程，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和道德意识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其对信息的思辨、评估能力，构筑抵制不良信息冲击的思想“防火墙”。此外，梳堵结合。高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培植骨干学生转发、评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正面信息。也可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信息的监控机制，约束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四）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 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一方面，要积极联合校内外力量，搭建学校负责、政府督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大系统教育平台，通力配合，共同推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优化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各部门密切合作，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形渗透相结合，线上教育和线下网教育相结合的立体式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 三、结语 作为国家公民，人人都应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青年力量，代表着祖国未来的方向，因此，更应该利用当下充足的教学资源，了解国家安全信息，掌握相关政策，全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避免新媒体弊端的影响。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上义不容辞，要继续探索。 作者：王艳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性 经调查统计，目前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警觉性不强。对一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不能加以区分甄别，极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成为这些人利用的对象。有的同学为了练习外语的听说能力；有的虚荣心作祟，将结交外国朋友的多少作为炫耀的资本，工作生活中主动去与外国人搭讪、交朋友，缺乏辨别能力。特别是有些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缺失，海南省高职院校责无旁贷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模式老套，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变化 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高职院校认为，大专生今后主要在一些低端行业就业，接触不到国家核心利益，过多地关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意义不大，因此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上。1.国家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高职院校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设置偏少。有的即使开设了国家安全教育课，也主要是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依然突出。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没有专门的课程设置，而只是零星的散落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并且所占的分量也非常少。2.国家安全教育内容陈旧、浅显。许多高职院校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相当一部分还是以前陈旧的知识，对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涉及较少。教学内容更新不及时，不能跟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能紧贴时代脉搏，自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3.国家安全教育理念落后。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即教育学生认清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政策，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施教过程中，有的片面地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传统安全即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误导了学生。虽然有部分学校教师在授课时较为全面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7个方面，但由于课时限制、自身知识储备等问题也仅仅是浅尝即止、缺乏深度。而作为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应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二）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配套设施缺乏，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知识的途径有限 高职院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不多，导致配套设施缺乏。我们课题组走访三亚几所高职院校，发现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一块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板报、橱窗、横幅或标语，学校网站上也没有开辟有关栏目。学校图书馆有关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据了解，很少有学校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讲座，更谈不上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之类的场所。因此，学生除了从有些课堂上能够了解到一点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外，其他的途径几乎被堵塞了。 （三）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我们课题组对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问卷调查。经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不全面，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对哪些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知之甚少；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意识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安全教育受教学内容限制，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单调、枯燥乏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部分教师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自身知识掌握不全、缺乏深度，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三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再加上国家安全教育一般都不是考试课程，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就不愿学、不想学。这也是导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进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模式，海南省高职院校义不容辞 高职院校作为教学的载体，理应把国家安全教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努力改进国家安全教育的不足之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一）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出发点，努力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 课堂是教师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知识的主要来源。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舞台，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是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学生爱国了，有了民族气节，自然不会干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因此，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民族认同感，教育学生不做伤害民族、危害国家的事。要让学生把爱国与维护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爱国的重要举措、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作为平时工作生活学习的自觉。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找准自己人生的目标，正确对待金钱美色，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要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教育和学习，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使学生始终能够做到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坚持把人生实践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落脚点，努力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海南地区的高职学生在校内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半。院校学习后，最终大家都会走向社会，走向实践。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自觉做到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牢记国家安全利益，能够鉴别间谍的真伪，抵制间谍的诱惑，不叛国、不出卖国家利益、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在教育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哪些人是间谍，一旦发现间谍要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部门报告。通过院校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走好人生的道路。 （三）坚持把资源整合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切入点，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将以往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教学内容进行资源整合，作为一门系统课程提炼出来，或作为形势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并加大教育的课时量，同时将考查课改为考试课，用考试成绩来检验学生关于国家安全知识掌握的程度。加大对高职院校教师国家安全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紧跟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授课形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度。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课堂上的知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板报、橱窗、横幅、标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教育氛围；在学校网站开辟国家安全知识专栏，为图书馆增添相关书籍，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知识讲座，协调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组织学生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总之，只有坚持多管齐下，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才能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作者：史金红 单位：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国家主导 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舆论的导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工作的推进，或者是氛围的营造方面，政府都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传承历史文化、凝练民族精神、弘扬主流思想等方面，政府又成为把握方向、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的舵手。在这些国家里，从宏观的学校培养目标到微观的教学内容，从人才培养模式到具体的教学方法，甚至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师的选拔与任用，都强烈地渗透着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 二、实践为重 国家安全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容的宣讲和空洞的说教上，那么成效可能微乎其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有一个普遍认知，即“学校的课堂教育只是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一环节很重要，但是课堂教学必须与个体的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世情，感受课本上难以言喻的真实世界。在坚守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广泛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达到从“了解”的程度到“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而这一切，绝不是学校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学生提供参加实践活动的可能性。 三、危机意识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资源小国，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强化公民“危机意识”，将“生存”作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追求。政府不仅要求每一个公民须熟悉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还要了解本国与邻国的关系及在亚洲、世界的地位。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更是告诫国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在充斥着妒意的邻国夹缝中生存，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上，处境极为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船沉人亡。”这种形象的比喻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国家存亡的大环境之下，使两者休戚相关。 四、发达国家国家安全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巩固强化政府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必须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动。近年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管理大学的重点落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评价等方面。而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国家安全教育正是政府在高校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唯一的领导者、规划者，也是最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保证国家安全教育良好效果的坚强后盾。无论是国家安全教育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还是抵御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探索网络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政府在其中都应发挥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要把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还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凝聚人心、振奋斗志、促进团结，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辩证看待利用东西方文化成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显频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某些境外背景可疑的外教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骗取任教学校师生的好感和信任，再进行非法传教;一些敌对组织假借学术机构的名义，向国内高校赠送书籍刊物，企图攻击党的政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在部分合作办学的学院中，党团组织被架空，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被西化的管理覆盖。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在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在增强学生国民意识、珍惜现有幸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高校要注重拓宽大学生的视野，理性地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中独立自主的精神、丰富的艺术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帮助大学生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主动顺应时展的潮流，做到既弘扬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够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3．理论结合实践、显性教育融合隐性教育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侧重于采取正面的、显性的教育方式，主要通过在学校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进行，强调理论的灌输与知识的传授。传统的课堂教学虽然可以向学生系统地讲授相关知识，是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直接、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一方法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模式甚至让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使得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很难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要采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显性教育相比较而言，隐性教育更容易被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接受。事实上，在高校利用隐性教学资源、转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有效教学、应对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学以致用的长远考虑。高校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刻板的说教转变为知识的熏陶、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引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可“显性课堂教学”。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定建立在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真切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实践活动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忽视的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针对“95后”特性，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若是缺乏忧患意识是危险的，一个国家若是不能居安思危是没有前途的。“95后”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从他们在网上的意见来看，部分学生对我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了解较少，或根本不关心，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因此，帮助大学生正确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的地位，应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多数大学生觉得个人在应对国家危机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较小，他们往往对个人发展的担忧多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这些都表明，当今大学生的忧患意识还不足，亟需通过合理的途径让他们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各种深层危机和严峻挑战，真正形成一种民族的集体危机感。 作者：陈伟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国防教育 一、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推动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动力。 国防教育作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明确国防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方法途径、保障措施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拥军热情转化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深化国防教育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对搞好国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是巩固国防，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必须围绕时代主题和形势任务，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国防观。要着眼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国家安全新形势教育，普及和深化国防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观念，树立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观念，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观念，树立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观念，切实打牢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根基。 把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教育，调动各层面、各类群体的积极性，依法开展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教育，把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履行国防职能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双拥共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行动，增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齐抓共管，按照《国防教育法》规定，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积极性。统筹国防教育与城市文化传播，把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在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 二、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深化国防教育的新举措。 虽然我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攻艰克难，稳中求进，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全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满期待，强国强军、巩固国防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为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要丰富载体、更新手段、创新举措，加强思想引导，开展舆论宣传，注重实践培养，突出工作重点，使国防教育与时展合力合拍、同频共振，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要借助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要适应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开办国防教育网站或网页，建立新型国防教育宣传平台，把国防教育题材融入游戏、动漫、微视、微电影等，积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扩大国防教育传播范围。同时，要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开放化的特点，树立保卫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意识，重视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自觉维护网络信息安全〔1〕。 （二）要发挥红色阵地作用促进国防教育。要充分发挥我市的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发挥好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和平广场、江桥抗战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国防知识普及，开展生动形象的国防教育。组织机关干部、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观“江桥抗战”公园和“江桥抗战”纪念馆，观看抗战纪录片，重温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防军在泰来县江桥打响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具规模的抗日第一枪的悲壮历史和光辉战例，深刻缅怀抗战壮士，见证历史、激励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引领国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八一、十一、8月15日“齐齐哈尔和平节”等节日深化国防教育。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四）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国防教育。要通过“鹤城读书月”、“道德讲堂”、“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建立以人武、专武干部为骨干，以民兵为主体的“为民服务队”，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传播志愿服务理念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强化国防意识，使国防教育由“虚”变“实”。通过修建国防路、栽植国防林、建立国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国防教育。选树部队、人武干部、退伍军人中的先进典型，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采取每周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每天播放国防知识，每天发送国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区国防教育宣传，使国防教育向基层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国防教育。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战略等列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重点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党的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理念，提升从战略层面认识和思考国防建设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之中，把国防教育同学校德育、素质教育同步推进，利用与部队共建的平台，开展军校国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动，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员或国防教育辅导员，结合“军营开放日”，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队史馆、训练场，观摩官兵训练，感受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举办“强军梦、鹤城梦、我的梦”系列主题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起来”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爱国热情。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着眼牢记使命，强化职能意识，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突出抓好职能任务、形势战备、战斗精神等教育，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使命意识。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汇集各方力量，深化国防教育是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中，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为巩固国防、强国强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李志涛单位：哈尔滨铁路局人民武装部齐齐哈尔民兵教导队 国家安全论文:比较分析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摘要]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在外商投资准入逐渐宽松化的背景下，对外国投资进入我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家安全；外商投资；审查模式；具体实施 针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设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各国从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出发，为平衡资本流入对本国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采取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而有效管理外国投资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反映了一国对待外资的政策和价值取向，更是投资东道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在目的上具有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正当性，在审查结果上具有强制性。 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外资进行监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目前西方社会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对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尤其是针对主权投资的审查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针对依据政治目的或者受政治目的影响的投资以及对国内经济将会造成重大挫伤的投资；另一种认为外商投资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业问题，能够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获益，它的政治目的被过度夸大了从而限制了全球化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当充分发挥的是管理职能而不是参与职能。国家安全审查应当有明确的界限。 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的是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其中以美国为主的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主要是指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建构了单独的制度体系。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审查主体、独立的审查程序、独立的审查决定、独立的审查依据等。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一个总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国家安全仅仅是监管审查部门在进行监管审查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国家安全审查与其他监管联合在一个制度体系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将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联合的外资安全审查。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1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11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由9个部门的领导构成：分别是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其中，任命财政部部长为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活动中还有5个部门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分别是经济委（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国土委。国家情报局的主任和劳工部的部长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不享有投票权。 1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程序 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安全审查程序分为申报、通报、初步程序、调查程序和决定程序。一是申请由任何一方自愿地向委员会提出或者向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部门提出审查要求。该条体现出当事人的申报适用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此外，法律还规定：如果发现交易损害了国家安全然而之前却并没有申报，总统有权指派司法部授权给该地区的法院分离交易。二是初步程序就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基础性审查，为期30天。三是调查程序对国家安全将会产生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有损害的威胁而不能够缓解的外国投资进行。适用于以下投资：其一，初步程序进行过程中和之前的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却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的外国投资；其二，该投资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其三，在美国基础实施中的外国投资，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损害，该损害不能够被初步程序中提供的措施缓解的；其四，牵头机构提出、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意应该实施调查。四是针对并购交易的处理方案外国投资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提出建议并向总统汇报。调查报告交到总统手上后，总统需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如果并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有构成威胁的潜在风险已经被证据所证明，总统有权停止并购活动。 另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实践中还将根据投资公司的股权构成、国家补贴程度和透明度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其中股权构成的方面，法律规定，如果美国公司的股权被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占有超过10%、拥有了公司的否决权、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员或者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利等就可以被认定为“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外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国家补贴，政府控制的风险就通过国家补贴的程度来体现。因此，是否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家补贴的程度是判断的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审查实践中，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缺乏透明度产生的担忧，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中国国有企业自担向其证明不受政府控制的举证责任。 2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现今被比较多的国家实行，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所采用的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嵌入一个更大的审查监管体系之中，没有单独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二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多实行的外资批准制，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外资批准体系当中来综合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因此仅分析澳大利益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为代表的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加拿大没有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仅仅是净利益审查制度框架体系下额外的补充。因为根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外资并购，不管外投资的额度有多少，都是在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之内。以主权投资规则为例，加拿大现有关于主权投资的规则不多，且都需要与净利益审查规则相结合。比如新《投资加拿大法》在判断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否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时用实质性的事实标准即净利益标准而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判断。再比如《国有企业指南》明确列举出的对国有企业投资审查的净利益标准。其中加拿大对于国有企业有责任向主管部门证明其投资不会给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损害的规定和美国一样隐含着国有企业有主动证明其投资不会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责任。加拿大的净利益审查制度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在许多方面已经涵盖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再进行安全审查就变得没有必要。 综合看来，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实施模式中重要的并不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本身，而是该制度所依托的体系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出国家安全审查的职能。 3联合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相同模式下的异与同31异――对于资本自由原则的遵循不同 根据德国现有的条文，结合欧共体条约第46条和第58条。一方面对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理解应当不违反资本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或限制仅仅是设立企业自由以及资本流动自由的例外规定即对于外资并购的公共安全审查不能违反欧共体和德国关于资本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实质性和充分的严重威胁”表达了限制措施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采取的态度，并且这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并不属于行政法上定义的广义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中的特殊情形。而法国则不一样，一直以来相对持谨慎态度的外资准入政策，保守的外资审查制度屡次被欧盟委员会要求修改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法国在外资并购领域规定的审查制度模糊并且不可预见，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侵蚀欧共体条约资本自由的原则。如果说将德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界定为资本自由的例外，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可以界定为模糊的资本自由限制。 32同――欧共体条约的遵循和国防利益的保障 目前，欧盟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与其成员国国内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的关系实际上是并列的，某些方面还是重复的。只有特定条件下，欧盟委员会才会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审查该外国投资。 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中要求将欧盟地区的投资政策的管理职责逐步由欧盟成员国转移到欧盟委员会，目的在于尽快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从而加快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对并购交易的审查权在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申报之后，即使有些外资并购未达到欧盟委员会规定的审查标准。审查权限在“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成员国审查”或者“有一个及以上的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对该项并购交易进行调查”两种情况下，方案仍然可能会被移送到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审查权的扩大将同时增加成员国的遵循内容和外资国家审查制度的相似性。 4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41拟出台《外国投资法》 现阶段，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未建立。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第四章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关、审查程序、决定类型、安审措施、法律责任等。在2011年《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和《反垄断法》中对国家安全审查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草案中被纳入了外资基础性法律，法律位阶上提高了法律层级，具体实施上细化了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从而增强了可操作性，可以说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42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同时实行准入许可和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投资准入制度要求对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依据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管理，其中对限制外国投资领域的外国投资实行准入许可。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全面管理的模式审查外商投资项目。从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全面核准一直是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查方式。在实施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承诺，与负面清单相结合是我国具体的实施模式，意味着我国过去针对外商投资的全面审查模式将会被废除，同时对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通过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准入管理。 43我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型审查程序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自愿申报，第三方申请和强制申报三种提起审查的方式。《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向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之前，外国投资者可就有关程序性问题提出预约商谈的请求，提前沟通有关情况。”第34条就“准入许可和安审的衔接”做出了详细安排，第35条规定，安审期间不计入准入许可审查的30天之期限。《征求意见稿》生效后将会形成包括准入许可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三审查并进的外资管理体系。 5《征求意见稿》的不足和借鉴 从各国的规定对比来看，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征求意见稿》所列的因素涵盖范围更广也更为具体，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总体上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通过兜底条款将自由裁量权全部赋予联席会议，确定性稍显不足，透明度略显欠缺。具体来说《征求意见稿》虽然规定了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的期限和简单程序，却未明确决策方式。联席会议审查意见的最终形成，是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未明确，联系会议成员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决策程序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再者《征求意见稿》只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职权，没有明确监督制约机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制约，可能对投资者信心和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笔者建议在对审查标准进行列举之前，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对国家安全的概念首先进行原则性界定。可以借鉴美国的实施方式明确规定采用“一致性”原则的决策机制。美国赋予了总统一票否决权，我国可以赋予总理一票否决权，使整个决策流程更加明确透明。可以设立预申报制度，鼓励交易各方在提交正式申报以前咨询审查机构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交申报草稿或其他适当文件，以帮助交易各方了解交易内容并确定交易方应当提交的其他信息。 国家安全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 摘要：“丝绸之路”是起始于汉代中国，贯穿中亚，并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2013年9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期间，提出了与中亚等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缘政治；国家安全 2013年9月间，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并出席了G20峰会和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出访期间，在全面与系统地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中亚政策时，强调中亚各国应由其人民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倡议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在基于“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原则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包括了中亚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它的东边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则是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贸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汉代中国，不仅贯穿古代中亚各国，并由此连接古代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一词，其最早来源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虽然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货物品种众多，但以丝制品的影响最大，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古时西域诸国，穿过中亚和西亚，抵达北非与欧洲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政治交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随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和北非，东边则到达了韩国、日本，从而将东亚、中亚与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地区与社会间互动交往的表征，而且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象征，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及其建设，就更应包涵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传统的再发明”。[1]这正如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中亚，不仅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方，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因而为促进古代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方向，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沟通等方式，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从而逐步形成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经贸的大交流与文化的大合作。由此可见，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时，也是借鉴了古丝绸之路的原有涵义，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必须对该经济带的区域特征做一区分。有学者认为，根据该区域特征可以划分为功能有所差异的三大区段：一是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二是环中亚经济带，其涵盖了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三是亚欧经济带，涵盖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等国家。并对以上三个经济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了一番较为细致的研究和定位。[2]这应该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特征一种比较细致的划分。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提升中国与处于此经济带中相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设想，它冠以‘经济带’之名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它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追求。不过，它的具体所指还不明确。”对于中国而言，“它是指为中国西部省份提供一条运输通道？或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亦或是一个投资市场？这些问题还未解决。”[3]而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等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带发展的整体战略尽量一体化，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由于与经济带有着相关利益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程度的深浅，因此如何协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处理好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也急需官方、学界与社会组织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都是目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地缘政治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从当下来看，经济意义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总体来说，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亚历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曾指出中亚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谁控制了中，谁就控制了世界。尽管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所驱动的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亚传统的地缘政治价值，[4]但由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亚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于1843年提出的，但一直以来学界对其所包含的区域有不同看法。根据前苏联官方的定义，即仅指其下属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前苏联时期的这一界定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使用和承认，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亚范畴也以此为准，所分析的地缘政治势力与影响基本以此为大致范围。 从历史的长时段维度来看，中亚地区历来就是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政治势力与团体激烈角逐与控制，并互为影响的重要场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和区域性战略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重返中亚，以及历史上本身的复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三股势力”。这几股破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严重危及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从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性看，虽然中亚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与恐怖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到中亚各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不仅如此，在中亚各国下层民众盛行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各国政府坚持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由此形成的极端宗教势力是当今中亚各国现今政权的最大敌人。”[5]国际恐怖势力的危害则更多地表现为与宗教极端势力的交织。从前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表现出“回归”与冲突两种不同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普通社会民众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社会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以及世俗观念与传统宗教乃至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因而，以宗教名义为幌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组织的破坏活动不仅会严重危害中亚各国的政治安全，也必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与走向。[6]而多民族混居的现象则势必影响到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从历史上硭担中亚各国间就经常发生民族与人口迁移事件，而且时常从一个被迁居国家又迁移到另一个被迁居国家。这种现象固然有助于迁居民族和人口得以谋生，同时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严重威胁了被迁居国家的生存环境，并由此带来民族、宗教与生存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这种跨国与跨民族混居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与宗教和生存与发展等种种问题是中亚各国必须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维系产生挑战，也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带来相对严峻的考验。”[7]与此同时，这三股破坏势力也给中国西部的开发与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消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不安全与危险的因素，中国应首先在大力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国内尤其是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实现彼此经贸的共同发展。其次，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在族源、民风、文化、宗教与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与这些国家出现过多次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大融合现象。[8]这正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充分加以开发利用。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与周边外交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然应从中亚地区率先启动。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之一，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9]到2013年，中国不仅与所有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协作关系，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助于西北摆脱被支援与被扶贫的地位，促进西北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形成政治上的“命运共同体”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中国西北的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在文化意义上也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加强彼此的了解、沟通与互信，进而清除“三股势力”在中亚和西亚的生存环境。同时，在政治意义上还能增进中国与中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深度合作，共同反对“三股势力”，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措施维护彼此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10]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家安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一条连接亚欧国家的陆路经贸大通道，以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与全面合作，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其主要涉及了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这其中，中亚五国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合作国家。不过，由于前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国家自身的情况，以及其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再加上中亚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极易引起一些力图谋求世界霸权和自身利益的国家与国际势力对该地区的觊觎。因此，给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边境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等都带来了严峻的困难与挑战。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日本与俄罗斯等国都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计划，力图主导中亚等地区的事务。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2005年提出的“大中亚”计划、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通过支持中亚、南高加索地区与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以及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以此来致力于推动中亚等国家建立所谓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并企图在这些国家设立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和南亚新秩序，进而削弱与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于1997年和2004年两次提出所谓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也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以便这些国家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一体化，以此达到在此过程中强化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俄罗斯也希望重返中亚，于2011年10月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其设想是由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即所谓的“欧亚联盟”，作为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桥梁，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重要的一级，从而达到与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的目标。①显然，美、日、俄等上述战略意图和计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非传统安全等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与美、日、俄等国意欲实行的方案，可以看出其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经贸共同发展，文化交流、国家互信，并不追求中国在此地区的主导力量，而美、日、俄等国则寻求在此地区的主导影响，并进而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等国家对中亚等区域事务的介入不仅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和利益，以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实行和国家利益不被侵害。 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与国家的能源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稳定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据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8%，而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全面提升，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加深。但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与非洲地区。不仅如此，中国石油进口线路主要是依靠海运，即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线路，这形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而一旦国际或者此地区的局势恶化，势必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而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三大能源中心之一的主要供应地，不仅可以为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家战略利益互补格局，而且可以通过中亚国家以陆路渠道的方式来获取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便减少我们国家对海路运输能源渠道的依赖程度，借此实现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战略目标。②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与国家的反恐安全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所覆盖的中亚和西亚等地区长期以来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与上述“三股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突”势力则是目前我国反恐维稳的主要目标。从保障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由于西部地区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存在着边界争端等不稳定因素，因此该地区就成为我国国防力量布局的重心，而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与中亚及周边等国家可以加强政治上的互信、经贸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并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三股势力”，以及危害西部社会稳定的“东突”势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以保障我们的国防安全和边疆稳定。③因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美、俄等世界上主要大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中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从而有效保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根本利益，而且“为各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民族环境，也对稳定国际政治局势和地区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1] 总之，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可以消除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区域平衡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也有助于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以及美、俄、欧盟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形成新型外交关系，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容低估。 国家安全论文: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底线思维 【摘要】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关键词】国家安全 中国梦 人民安全 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国家安全是国家和人民的底线、生命线，没有国家安全，一切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都是镜花水月。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多次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风险，有力应对挑战。 关于国家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时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不是针对特殊政治气候的权益之计，而是深刻把握了现代化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规律。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曾经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近著中提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国民所需要的服务。福山的“国家能力论”从政治学角度对稳定―秩序的首要性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绝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的社会结构容易出现冲突，但不会根本性地破坏乃至颠覆社会，因为这种冲突可以促进社会互动，改进社会控制，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僵硬的社会结构不允许或压抑冲突，一旦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将严重破坏社会结构，甚至颠覆国家基本制度。所以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避开走不通的老路、邪路，以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坚持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面临“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小安全”上升为“大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而“大安全”的大背景就是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的矛盾、风险与挑战。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将全世界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层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这段阶梯的中段之后，经济发展会出现长期停滞徘徊局面。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率只有13%。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摆脱其发展前期赖以成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既不能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支撑产业升级；又不能改革原有体制，强化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优化制度供给，增强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隐患就是劳动力供给和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主要劳动力向上流动的通道开始淤塞，制度性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难以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二是“塔西陀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认为，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2014年3月，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斗争”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初步实现治标，但尚未实现治本，内生性的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隐患仍将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的互动多数以战争告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内生的逆全球化浪潮，某种程度就包含着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中国的外部安全、军事安全压力进入短中期上涨的通道。而国内一些人长期宣扬“中国正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中美必有一战”等危言耸听的观点，会逐渐引导一股民间性的战略误判，进而形成对中央决策的舆论压力。 中国的国家安全应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安全因为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而有根本保障，真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来自内部，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混乱的因素蕴藏在中国社会中。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中的警句，也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思想精华之一。可以说，人民是国家之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这个基本思想中华先贤三千年前就很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则相应地要求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集中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一个安全类型中并不包括人民安全，可见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安全领域，而是体现在各个具体安全领域之中，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比如，作为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政治安全也是立足于人民安全，人民没有安全，政治就没有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就基本安全。一些由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政治安全崩溃的国家，根上是人民安全出了问题，不能保卫自己人民的政府离被人民抛弃只有一步之遥。 人民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提高，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的爬坡过坎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各种不安全因素集中爆发。鉴于此，我们必须真正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有力引导社会预期，帮助群众树立安全信心，进而争取时间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状况。否则，中国梦就会“脱心脱脑”，就会面临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 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这充分显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人民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 民安是国安的基础，国安是国强的支撑。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国际视野下的基础科学教育观察 《科学教育的十项原则》，（英）温·哈伦编著，韦钰译，载《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义务教育的所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以系统地发展和持续保持学习者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对科学活动的热爱，以及如何阐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二、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适当的行为，这对保证他们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是重要的。 三、科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标，科学教育应该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学上有关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以及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3.科学态度。 四、基于对概念的审慎分析，以及基于当前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之研究和理解，应该给出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目标的清晰进程，指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应该从学生感兴趣并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课题开始，逐步进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学习的经验应该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科学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当前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见解。 七、所有科学课程活动都应该致力于深化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同时应该考虑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学态度和能力的培养。 八、为学生设置的学习项目以及教师的职前教育和专业发展，都应该与为达到原则三中所设目标需要的教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评测在科学教育中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测，还是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总结性评测，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学习目标。 十、为了达到科学教育的目标，学校的科学项目应该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并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包括科学家的参与。 《美国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的发展动态》，王威　刘恩山，载《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学教育框架》首先对科学教育的对象进行定位，帮助教育研究者与实施者对学习者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定位聚焦于两个方面：（1）学习者学习科学的能力；（2）学习者对科学的已有理解。《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对学习者的定位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们的学习能力比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强得多。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定位，这一定位为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建议：（1）通过核心概念的组织进行科学教育内容的建构；（2）通过实践进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学习。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过程进行定位，指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学习过程有两个重要特征：（1）科学学习是一种将科学解释概念化的过程；（2）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进阶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定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描述了科学同时具备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双重属性，这源于科学不仅是反映当前对自然界理解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炼这些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者的活动同样是知识与实践的共同体，即通过实践形成知识，并利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教育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学习科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相似。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分析与启示》，徐玉红　高芳　周华松，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宗旨为：（1）教育学生做好终身应用科学并成为积极公民的准备，让他们能够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2）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高中科学、大学科学工程课程和职业技术培训打下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总目标从科学探究技能、人类科学史、科学理解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了分述。人类科学史维度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外，还包含科学史观、科学伦理观等，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教育思想。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把科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考虑到10项一般能力，科学课程中涉及8个，包括文字认知、数字认知、信息与交流技术、思考能力、团队合作、道德行为、创造力和自我管理，与三个跨课程方面（即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亚洲文化及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可持续性），如何促进科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对科学探究教学的界定》，张杰艺　郭玉英　范佳午，载《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究综述项目”在开展研究时，为筛选每项具体研究是否属于探究教学研究的范畴，以及描述各项研究中探究教学实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学的操作定义和简单的分析框架。（见表1） 该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1.判断教学内容的类型：如果教学内容不在I所列内，则不是科学探究教学。2.判断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但只有参与是不够的，在参与的过程中，必须还要体现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将学生对学习的责任、学生主动思考、学生的动机称为探究的元素。3.判断教学的组成部分以及在每个部分中探究元素的体现程度，分为“不重视、重视、很重视”三个层次。 《关于学习进展序列的研究》，韦钰，载《中国科技教育·脑科学与科学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学生学习沉浮现象、建立物体密度概念为例：了解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都知道，孩子很喜欢水。不管是玩水，还是自己学游泳，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沉浮现象。但是教师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学阶段科学教育中的难点，也一直是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课题。皮亚杰认为：建立为什么物体会沉浮的解释，孩子需要经历4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4-5岁）孩子解释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这块石头聪明”。第二阶段（5-6岁）认为重的物体会沉，因为物体重，表示强大，用的是拟人力量的解释，而非客观的原因。第三阶段（6-8岁）开始找客观的原因。第四阶段（9岁以后）开始把重量和容积联系起来，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这就是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获得密度概念的进展序列。 皮亚杰理论的问题在于把这种进展序列看成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过程，不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被实践和脑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儿童，乃至没有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成年人，都会对沉浮现象有许多错误的前概念。这些错误的前概念，不经过精心设计的科学教育，是很难改变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儿童才能够较早地建立正确的概念。 威尔逊等用渐进的变量来描绘学生对沉浮概念掌握的进展过程，一共分为9个等级。作为一个例子，它说明不同的科学概念可以分解成随着时间进展而发展的详细过程。在给出的学习进展序列中并没有像皮亚杰那样给出年龄的阶段。因为，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学习进展的进度各不相同，既与先天的条件有关，更会受到后天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语言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背景。 《关于科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张英光，载《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科学教育之痛》的重头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当下困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重文轻理”和“重商轻理”在美国十分盛行。在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环节。由于待遇不够好且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美国很多理科教师纷纷跳槽转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国，为孩子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因此，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在科学素养上显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称，美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颓势将对国家未来竞争力产生严重威胁。 为此，奥巴马提出要向美国教育部门输入一批朝气勃勃的优秀人才。他开出的处方是：在2020年前培养100000名高水平的数学与科学教师，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同时提高所有50个州的科学与数学课程标准。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核心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核心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核心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14]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核心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性研究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实践性）、彰显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立足课程教学内容的阶级性、发展课程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坚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辨证统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学术水平聚人气，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进一步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彰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科学性（学术性），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观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坚定课程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课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学校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是为武装大学生头脑，为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开设的课程。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不是自发产生的。列宁的“灌输理论”给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这些教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刻苦钻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以身作则，深入到大学生中了解实情，做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适用于当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二）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育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 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学术性。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同时，课程的科学性不容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师必须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支撑高水平教育。教师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理论去传授、去讲解，才能影响学生、说服学生、打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学生头脑。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还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但是，在宣传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科学）性。有人觉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党和政府的行为，照搬相关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由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学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它必须深入到科研工作。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知识层面讲，学生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一直积极宣传。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是要从知识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纯粹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根本无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心理和学术层面的追求。如果教学只是一味地重复大学生已有的知识，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还会使他们对教师、对课程、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因此，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阐述，必须要用学科科研成果作支撑，才能打动学生，使学生信服。人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要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教学的科研含量，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近年来，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不断摸索，力图采取更有效的授课方式实现教育传授的目的。在教学中，人们利用专题讲座的授课方式，目的就是尝试增加学术含量。在新课改进程中，必须改变思政教师教书匠的倾向，必须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倾斜，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者从教书匠向教学科研型教师的真正转变。这与教师所在院校是教学类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学型院校，思政教师也应树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并举，以教学支撑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废教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又有学术研究的问题，要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原则，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与学术研究适度分离的原则，这是由教育的阶级性决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原则，把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与学术争鸣适度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本身有一种倾向至今仍未彻底改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术化”。片面研究、考证和诠释观点、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实例，非要将其弄成一门高深的学问才肯罢休。这是职称评审“指挥棒”的影响，根本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是最大的学术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严重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使许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感觉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很远。当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大学生们就会到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寻找答案。这正是大学生们经常兴起这种或者那种思潮热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丽萍 王继辉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 从宏观的时间线条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中新闻传播学刚刚起步的时期,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的高校纷纷开始创办这个系科;第二阶段是50年代时期,彼时正处在建国初期,新闻科系展开了相应的调整,培养目标也在不断改革;进入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迎来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全国上下整体的学术氛围都更为活跃,对于新闻科系的培养目标中也加入了“新闻教学与科研人员”这样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的十年,已有的培养目标被完全否定,教学课程的设置也不成体系;粉碎“”后一直到现在,这是发展的第五阶段,现今的新闻传播科系的教学在不断趋于规范化,各个阶段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都更为明确与合理,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也很适应当下社会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需求。 二、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就业状况与社会需求 新闻传播学科中主要涵盖以下四个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及编辑出版专业,这几个专业的培养能够为社会上很多媒介产业输送优质的人才,尤其是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与持续的发展,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才需求量日益扩大,这也让很多毕业生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与市场。 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的社会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类型媒介与出版机构对于专业人才需求量大,随着近年来媒介行业的总量、规模与品质都在不断提升,行业内部更是需要吸纳大量优质的人才来做内部人员补充,在这样的前提下给新闻传媒学科毕业生留下了广泛的就业空间;2.党政机关及企业对外宣传与公关部门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也有较大需求,新闻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和企业的这方面发展需求相吻合的,因此这也是新闻传播人才毕业后的一个就业渠道;3.随着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优质的专业人才对于这个学科展开进一步研究,很多高校都需要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士,这也是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 三、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要进一步推进,随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建设,相关的课程设置有了明显的调整,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增加了更多的文化科学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则一定程度有所压缩;另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大量新的选修课程,其中有新闻伦理、媒介管理、网络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心理学等,这不仅丰富了原有课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对自己喜欢的方向展开研习。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建设中越来越重视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新闻传媒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的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对于知识的运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则应当受到更多重视。一直以来我国的高校教学中都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学科建设过程中也在积极做出相应调整。 四、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加快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的发展建设是相对较晚的,正是因为如此,国外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从而推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首先,在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应当更多地以现代传媒与社会的需求而设定,在这一点上很多西方国家的新闻院系上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的。国外的很多大学会和用人单位有紧密联系,这不仅能够带给学生最新的行业资讯,在人才培养上也更有针对性,让今后的毕业生在就业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闻传媒业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让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所创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闻传媒行业需要更多的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型人才,这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过程指明了方向。我国高校应当更多地吸收国外好的教学经验与教学资源,可以更多地引入国外师资,推行双语教学,这样才能够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新闻传播人才。 五、结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的竞争格局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只有不断完善与革新才能培养出更多优质的具备竞争力的专业人才。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不断推进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同时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并且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的有效经验,只有从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提升。 新闻传播论文:谈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新闻传播中语言信息的若干问题 (1)信息质。信息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新闻传递的这一条信息的质量。信息质的评定理论上可以分为2部分,即理性信息和附加信息。理性信息多注重语义和语法上的质量,侧重于接受文字信息,虽比较客观,但是质量较低。而附加信息则主要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一些潜在信息,信息量大并且质量较高。附加信息也称为语用信息,它从新闻避免平白地叙述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让社会大众在事实中自己找到新闻的价值,具有费时又费力的缺陷,因此,语用信息在不同的传播媒体之间所占的比例都是不同的。(2)信息量。质与量是2个辨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信息量是用来衡量信息的多少,也可以说是大众最终接受的信息的多少。但影响其数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信息质和信道容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的耗损程度。信息耗损也被称为信息中的噪音,通常情况下,群众多会因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而对信息产生片面的连接,甚至是由于歧义带来的误解。另外,在网络媒介的传播中,一则新闻中反复出现关键词链接,导致读者无法掌握信息的重点,破坏了信息本身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总之,信息中的噪音主要是由于信息量的不当引起的,注意信息量的合理安排就可以将信息噪音降至最低。(3)信息位。信息位又称信息的配位,是信源事实在被进行编码时,为了产生一种信息结构,而对形成新闻必须要有的信息及因素进行配对的过程。信息位主要体现了传递信息的个人对信息的主观判断能力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能力。信息位的形成还可以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的有机组合。语言符号就是单纯的文本信息,非语言符号包括新闻排版和字体等因素。(4)信息度。信息的冗余是指传递出的信息量超过了群众接受范围内的最高限度。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这种现象也日益增多。冗余程度也主要受到信息量的影响,不同的信息量在面对不同的信宿时,会有不同的的冗余程度。从理论上来看,适当的冗余是可以在信息传播中出现的。①适当调控“冗余信息”的效能,为受众服务。冗余信息在传播中的影响有多大,主要是看其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冗余信息的副作用就在于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是一味的重视了传输的信息,而忽略了接受者的接受程度。如果能在新闻传播中正确使用冗余信息,有利于在情感上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提升信息的质量,还可以表明传播者的态度,加深新闻的价值。但如果利用不当,冗余的信息转变为信息中的噪音,这种噪音会严重影响理性信息的正常接受。②通过传输的媒介和通道使冗余信息服务于更多的群众。冗余程度因不同的传播媒介而不同,同时也拥有不同的受众。一般来说,冗余信息在电视传播媒体中所占的比重较多,而在广播中所占的比重又大于网络传播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同一传播媒介也拥有不同的冗余程度。毕竟一则新闻对于不同的群众,理解的层面也是不同的。经调查研究表明,信息的题材不同,会在群众接受层面上造成错位,从而降低了每个信息单元所蕴含的信息量,造成群众无法接受的情况。面对此类问题,我们应在信息的编辑阶段,就注重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程度或是接受者的社会背景,使信息存在适当的冗余,满足不同群众的不同要求。 2.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语言艺术的共性———以央视为例。央视是我国传媒业的领军媒体,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实力。央视自发展以来,主要强调做新闻类节目,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央视已经拥有了多档强有力的新闻类节目,如《新闻观察》《新闻24小时》《新闻会客厅》等,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节目,就不难从这些节目的语言中发现,这些能够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被却群众铭记的节目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语言通常既能够带给人们情感上的抚慰,也能够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给人智慧上的启迪。又如央视主持人王志主持的一档名为《面对面》的节目,这档节目只是单纯地依靠主持人与嘉宾的面对面交流,在此过程中,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典”时期的一次访谈,当王志采访到广州医科大的工作人员时,他问到:“你们是靠什么来与非典斗争的?”他们回答“:是精神。”简单的几个字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足以温暖人心,鼓舞斗志。(2)地方卫视中方言类新闻节目的语言艺术特色———以上海东方卫视为例。近年来,各卫视的方言类节目不断取得各种程度的成功,不仅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因此,各卫视都追加对方言类节目的投入,并且希望取得更大的成功。早期的方言类节目要属东方卫视的壹周立波秀节目,此节目获得成功的原因,除了主持人的风趣幽默之外,在为观众们传播新闻的时候通常主体上采用普通话,但也会伴有方言,这使得在播报的过程中不时有笑点产生。节目的过程中,首先将本期节目要讲述的新闻做一个简短的视频播报,然后在节目的逐步深入过程中,不断设置悬念,提出问题,引起观众足够的兴趣。此外,节目的讲述过程要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生动有趣,用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观众。最后,这种方言类的新闻节目强调主持人与观众的实时互动,注重角色的转换。 3.当前新闻传播中需要注意的语言问题 (1)新创词语的出现应用。新创造的词语是指结合特殊语境和特殊事件产生的词语,其本身并不符合语法规定和语言规范。例如近期的一则新闻,标题是“裸官检举他人立功”,从题目来看,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裸官的含义,类似这种从题目来看就使人无法理解的新闻还在不停涌现。(2)非术语新词的出现应用。在新闻中还常出现一些本是专业术语,但处于较为偏僻的领域,逐渐被转化为非专业的术语在消息中出现,如“经济硬着陆“”平仓”等词语的出现往往没有任何注解,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到困惑或是晦涩难懂,新闻工作者忽略了初次接触这些生僻词领域的读者的感受。(3)外来词汇的应用。频频引入外来词汇对于文化来说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但过分地滥用则会使一些本就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出现阅读障碍。新闻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积极而向上的信息能够为人类传播正能量,并且能够将知识向阅读信息的每个读者传播。但如今中文夹杂英文出现的信息屡见不鲜,虽然新奇,但也是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 4.结语 目前,我国传媒业不断发展,语言艺术性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卖点。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但这样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说,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一个调整期,这一期间需要对新闻传播中的语言艺术性就行整顿和规范。媒体中语言作为重要的载体,语言艺术性的发展更是决定着信息传递的质量和传媒业发展的未来。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分析 网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逐渐习惯用网络去了解社会、探索世界。新闻媒体作为网络空间里的重要角色,其内容得到了公众的重视,其传播手段也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网络对新闻媒体传播的影响 1.互联网满足了公众内心的需求,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 如今,公众逐渐接受并习惯在网络上对某些热点问题或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想法。传统的关注事件的模式是针对报纸或电视、广播中的信息与邻里朋友进行沟通与交流,只是一味地用“语言”去实现。而网络时代,公众在对事件进行评论后,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或主张用相关的资料或视频来表达,非常便利地满足了公众的内心需求,使公众得以及时获取信息、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在对事件进行关注并及时进行评论表达想法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他们更加习惯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因为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内心需求得到满足。 2.微博方便快捷,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工具 当今社会,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也有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关心的热点问题。微博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为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在微博上,每个发言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通过协调,可以形成具有代表性并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民意。甚至,网民可以通过微博这个高效传播载体,发起实际生活中的维权行动。微博发挥了桥梁作用,方便了群众与政府的沟通交流。 新闻媒体原有传播手段导致的不足 在网络时代,传统的新闻媒体传播手段显得刻板单调,已经无法适应部分人群的需要,往往使传播效果不甚明显。 1.内容空泛,让受众觉得无趣 一些新闻媒体的内容过于空泛和枯燥,所以,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让受众觉得无趣,无法吸引受众的眼球,使受众对新闻内容失去了信心,渐渐转移视线,削弱了新闻媒体的影响力。 2.形式单一,受众易产生审美疲劳 新闻媒体的内容形式单一、老套,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渐渐产生厌烦情绪。特别是在新闻内容的安排上严重不合理,不能灵活地运用各种有效方式来吸引受众。 新闻媒体更新传播手段应有的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只有及时更新传播手段,才能满足受众越来越挑剔的心理,这也是人们知识水平和观察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更新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应当具备适合新闻媒体发展趋势的思维,以有效巩固传播效果。 1.经验思维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需要最基本的经验思维。成功的经验是完成传播手段转变的必备条件,能够提升整体的传播效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利用全新的传播手段时,应当合理运用经验思维,并合理照顾每个传播内容的差异性,实现有机的融合。 2.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完成新闻内容传播的正常思维,其容易满足大众的正常判断顺序和理解层次,使内容在大众的思维范畴之内,便于大众对事件内容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使传播手段达到预期的效果。 3.形象思维 很多时候,新闻媒体在传播内容时需要给人以视觉上的印象。形象思维能够较好地把握住视频、音频资料的特点,将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通过受众视觉、听觉上的配合,来增强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印象。 4.超前思维 新闻媒体在借助网络传播相关内容时,应当对内容进行全面准确的把握,也应当注重将超前思维融入新闻内容之中,提前捕捉公众可能呈现的心理状态和感官上的直觉反应,以维护新闻媒体传播的稳定性,巩固传播效果。 5.创新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需要满足公众的心理需求,其传播手段也应当体现一定的创新意识。新闻媒体应当着力转变自身固化的思维模式,打破思维僵化局面,对各个环节的工作尽量进行创新。敢于在合理思维的前提下谋求创新,突破思维障碍,尽量抓住受众的心理,使新闻媒体成为网络上真正吸引公众眼球的阵地。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运用事宜 网络的普遍应用最终是为了使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浪潮中来,使公众的社会主体地位得到更好的体现。只有积极倡导和实践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才能使受众在网络上进行选择、参与和互动,使新闻媒体传播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1.传播手段为内容服好务,时政新闻应以民生为基点 网络已经成为关注民生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关注民生的动态窗口。时政新闻要时刻体现民生意识。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应当尽量满足主题的需要,通过合理的传播手段使民生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更加到位地反映民生。当然,工作人员应当注意事物的两面性,不能将个体和整体颠倒,不能把偶然与必然混淆。 2.妥善运用传播手段,经济新闻应关注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倡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理所当然是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但是,许多新闻媒体工作者对经济工作并不真正了解,对一些经济问题把握不准。网络上诸如“某果农种大樱桃年收入几万元”、“某菜农大发洋菜财”之类的报道大量出现。这类报道对农民打开思路或许有一定作用,但少数农民少量种植会卖高价获大利,如果更多人一窝蜂地跟风,价格就会下跌,农民就不能发财,甚至会亏本、负债,这样的报道可能会造成误导,毕竟一些农民有急功近利的心理。这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离的。 3.传播手段应注意细节问题,科技新闻要通俗 目前,网络上有很多军事节目或相关内容。军事节目有其特殊的关注群体,因此,进行军事节目内容的传播时,应当注意科技用语的准确性。如果节目中涉及专业术语,应当尽量解释清楚。否则,受众听不明白,必然影响对整体内容的理解,导致传播手段无法得到受众的认可,甚至对这类节目丧失信心。新闻媒体工作者如果尚未弄懂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应当向各个领域的专家虚心请教,在自己弄明白的前提下,说给专家听,由专家评定是否正确,然后传播给受众,使内容贴近受众。 结 语 网络的兴起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也是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人们合理运用网络的同时,对新闻媒体的关注也逐渐增强,对节目传播手段的更新也格外在意。因此,在网络化时代,新闻媒体作为人们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其传播手段也应科学、高效、便捷,满足人们的需求。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的探索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新闻传播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在网络传播环境的发展策略 媒体间的竞争重心,从“新闻”逐渐让渡到“观点”,这是近年来业内出现的变化之一。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日趋交互的语境,如传统媒体开设加V微博、微信推送,甚至二维码技术的运用,新闻评论自有其突破原有格局的理论愿景,如时效、独家,甚至突破传统媒体的发言界限,等等。 新传播环境中的评论难题 社交媒体环境,作为信息披露、观点表达的平台,甚至是社会抗争的工具,在政治传播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无疑有其突破新闻管理、扩大公民参与等正面意义。但是,将“观点”的竞争在新传播环境下强化到极致,则是网络舆论、微博等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过来会一定程度影响、制约着观点生产的流程与质量。 “观点”的生产,基于“事实”。而在新传播环境下,时评和信源之间直接跳过了传统媒体这一“滤”的过程,评论主体往往直接面对事件的当事人,而其中所掺杂的情绪、复杂利益,都无疑会对事实的建构产生诸多负面作用。新闻事件在微博世界的呈现,往往是碎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评论,就极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相而误伤相关当事人。像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案,这样的个案,万一其真相滑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范畴,那么,如此快速反应的评论当如何自处?实际上,围绕着冀中星的个人遭遇,其本人、东莞方面以及冀中星的家乡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政府,各方说法都有较大出入,在地方主义、维稳等多种因素交织下,故事的叙述呈现多元、繁复的面相,我们的时评又是基于何种版本呢? 同时,在这碎片化的虚拟网络里,恰又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当代的新谣言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信息。有学者指出,就当代谣言而言,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是大部分谣言的参与者与谣言主体并无利益纠葛,因此,其背后往往没有显着的“恶意动机”,更多是民众释放心理焦虑、表达社会诉求、重建社会认知的“工具”。如果说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那么,当代的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如果逐一看谣言的具体内容,多数情况下为虚假,但就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2009年杭州“70码”事件中,所谓胡斌有“替身”说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因为“权贵操纵司法”这一“假想”的社会现实,无疑合乎网民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再比如数月来—直处于舆论焦点中的李某涉嫌轮奸案,继案发时的“私了说”、“虚报年龄说”后,又出现“轮流发生性关系”说,批评矛头直指警方为当事人脱责,这些尽管事后都被证明为不实,但经由微博世界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却也造成群情激奋的舆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日常新闻生产流程的时候,记者是否能够免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恪守其中立的第三方立场,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究的理论命题。是盲目屈从“民意”,还是秉持“中立”,看似自明的选择,但具体到新闻、评论的场域,则不能不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正常的新闻、观点生产的流程。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这使他成为被网友“人肉”的对象,因为在这篇稿件中,作者忠实于采访的事实,而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形象——烈女邓玉娇和狰狞鼠辈邓某某——这与民众所赋予的角色产生巨大落差。结果是,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投书,要求开除这位记者。类似事件可能会对记者的心理产生微妙影响,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评论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或者评论尝试时,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更加注重立场,而非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有可能沦为替“民意”背书,而缺少客观、理性的力量。 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 一直以来,媒体的“评论”奉行“用事实说话”原则。这里其实牵扯到两个关键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论”从“事”出,即如陈力丹教授所言,“用事实说话是个带有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由此可见,“用事实说话”的表述也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将“事实”和“说话”割裂开来,但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报道文本或节目里,“事实”和“说话”是无法截然两分的。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说“说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记者出于提炼的需要,以彰显新闻报道的深度与深刻。其次,就“事实”和“说话”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事实说话”的理论表述,其重点在于“说话”,也即要给公众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见,“事实”是工具性的,是在“用”层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事实”无疑具有主体性地位。即便是《焦点访谈》喊出“用事实说话”的主张,并以“新闻主体+主持人点评”作为其节目形态的时候。因此,所谓体现深度的“观点”的提炼,它实质是在事件的层层展示的过程中予以体现的,乃是“事实”在说自己的话,或者说,“事实即评论”,这样一来,记者只需要将复杂的新闻事实一一呈现给读者或观众,就好像你在剥一个洋葱,在层层剥离的过程中,也就传达了事件本身所包合的社会意义。 而笔者之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强调评论的立场需要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的转换,更为紧迫的缘由就如前所述,“事实”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的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使得建立在这样“事实”基础上的“评论”。问题丛生。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往往使得我们不时“口痒”,为了一时之快,所谓时宜I生往往也就置于一旁了。 在这里,我特别赞同《人民日报》评论部吴焰提出的“真理”与“真相”的关系辨析,这实际也是在呼应“事实即评论”的观点。她这样说到:评论究竟是追求真理还是真相?毫无疑问,肯定是追求真理。可是现在,更感觉到评论要有力量,是要从追求真相开始,因为观点在于真相的挖掘。复旦大学投毒案,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评?当时觉得信息量太少,不能造成—个舆论审判,可是不写,又是失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我们那天的评论更多的是内容是呈现事实,很少点评,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关注就是态度,当你关注了这个事情,你本身已经在表达你的态度。老百姓都不是傻瓜,在你事实提供得越多的时候,他自己会作出—个判断。面对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媒体要发好声,不被事情忽悠。我们说真相可能更为重要,在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回归专业主义的“事实”立场:一则个案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湖南临武城管涉嫌致死瓜农的新闻沸沸扬扬,又恰巧读到一家媒体的长微博评论《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我们无能为力》。评论中专门提及其中的城管当事人廖某某,据说他的胸牌被瓜农在临死前抓落,因此其职务、姓名才能为大家所熟知。评论猜想了廖的身份背景,“其三代之上必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仍在生活的底层中艰辛地生存着”,但即便是这样苦难出身的廖,“为什么能对一个农民残暴地下手?那一刻,是什么主导了他的思想”?评论之所以言之凿凿,这其中当然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及社会情绪对于公权力的警惕,但评论被情绪、偏见牵着走,而缺少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可能契合了受众与市场,但实质却容易偏离媒体的专业立场。 媒体启动求证的专业追问,需要处理“快”与“慢”之间的关系。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媒体人所面对的网络情境,要对纷繁的时问,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与其 抢先一步,倒不如滞后半拍,先辨真伪,再论是非,多一些信息沉淀和交叉质证。但“快”与“慢”的辩证只是技术性的策略与步骤而已,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媒体需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读者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在理念而非技术层面需要解答的问题。 社交媒体环境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之中,但作为职业人士和专业要求的角色,记者所拥有的准确、真实、客观解释社会现实的使命和权力,都使得记者或者媒介机构被赋予了“文化权威”。这种权威的塑造,乃是基于专业主义的守则,去追索、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因此,在面对“泉州新生儿被烤焦”的“新闻”时,媒体固然要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这种应该是建立在专业立场的审慎追问,而不是依据单一其信源直接发言。而实际上,不少媒体更为常见的处置手法是依据网络爆料,将事件纳入到医患关系的框架,先入为主地表明媒体观点。确实,婴儿活活被“烤死”,容易激起感性义愤,但从专业立场出发,媒体应当提出的追问是:从机理上,什么样的孩子需要用保温箱?技术上,保温箱是否有“烤死”孩子的可能性?这从中就牵扯到一个中性温度的概念。继续追问下去,医院方面既然声称没有把孩子“生生烤死”,而婴儿尸体为何又呈现“烧伤”迹象,这里又引申出“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病例,这种病例患者表现为“悲伤面容、口周结痂、放射状裂纹和轻度面部水肿”,其诸多皮损表现非常近似烧烫伤。泉州当事婴儿是否即是该病例所致?有否切实证据?等等。上述这些大胆的“假设”,都是需要记者小心予以求证的,以期呈现出经由详尽调查而得出的事件本相,只有在这些问号一一拉直的情形下,所谓“医院不尽监护责任”、甚至可以放大“医患关系”的舆论指责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而事实上,当媒体在专业立场上讲述了新闻故事,其观点与结论,不是同时也已经给出了么? 新闻传播论文: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倾向现象和人文关怀的渗透 电视台要以建设新兴主流媒体为目标,着力探索“电视+”与“互联网+”的契合点,以新闻为龙头、以节目故事为发展路径,实现媒体优势向平台优势转变,打造智慧媒体。对于目前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来说,具有一定的实时性和情节性,电视媒体必须有在各种平台上进行信息分享的能力,让不同的观众和听众进行互动。为了保证该种节目的真实性,电视新闻工作者不断就内容和形式做出改变,以事实为基础,用说故事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在电视节目之中加入了人文关怀的元素,即电视新闻传播节目的故事化叙述,该种节目模式在当前有着较大的观众市场。 1 新闻故事化的原因与发展前景 在人们印象中,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应该是主持人一丝不苟,面部表情或是严肃或是柔和的叙述某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叙述时中规中矩,没有感情色彩的添加。这种模式的出现,是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出于对新闻节目的尊重。但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排斥该类型节目,面对冷冰冰的电视新闻播放,观众难以感受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这种模式缺乏人文色彩。这是故事化新闻出现的主要原因,原有的新闻传播模式受到排斥,新型新闻传播模式顺应观众需求逐步出现。 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以人为中心,细化事件的发展过程,让人们在故事化新闻的讲述中,感受到各种情绪的变化,体会到人文关怀,从而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增加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随着该种模式的不断出现与发展,也确实让人们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有所提高,此类节目的观众收视率也在不断上涨。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发现,新闻故事化的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2 人文关怀在新闻故事化中的体现与作用 人文一词萌芽于欧洲,蜕变于欧洲中世纪的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解放人性。现在的电视节目播报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国际新闻到国内时事,再到百姓中的小事,从各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新闻,电视节目需要尊重它的真实性、准确性、严肃性,所以很少会进行新闻故事化的播报。但是,面对国内的各种新闻,媒体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告知与唤醒,即让人们了解到国内社会的种种现象,唤醒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从小故事中触动人们的心灵,引起共鸣,体现人文关怀情结。对上来说,该种节目模式是在传达民意,让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需求;对下来说,让百姓充分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 2.1 提高新闻的可视性 故事化新闻并没有改变新闻的本质,其真实性依旧存在,但是利用故事的手法,从百姓比较感兴趣的角度对故事进行包装,使原本相对枯燥的时事新闻变得立体,提高了新闻的可读性。面对此类新闻,人们在观看时的疲劳会有所减小,在掌握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能更加充分的了解这个社会的人性,拉近了观众与事件的距离。提高新闻的可视性,新闻娱乐化不是庸俗化更不是低俗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选择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 2.2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对于新闻来说,真实性是其最为基本的属性之一。面对现阶段各种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而采取的虚构重大新闻的方式,新闻故事化,是最能够保障新闻原本的面貌的策划形式。我们讲平民化的视角,是要放弃传播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增强可视性。在讲“娱乐化”的时候,则必须尊重新闻基本规律。遵守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不夸大、不缩小,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虽然故事化新闻会存在扩大或缩小新闻的影响力,但是,其基本框架和内容是并未发生改变的,仍旧是社会实在发生过的事件,保障了新闻的真实性。若让新闻这一传播形式过多地承载媒体的故事娱乐功能,必将损害新闻的基本传播特性,造成新闻传播形式与功能的错位。新闻面对的是大众,如果纯粹地为了追求故事娱乐效果,任色情、丑闻充斥媒体,媒体的教育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3 电视新闻故事化倾向与人文关怀的提高 策略 随着故事化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高,该类节目的发展范围也在逐渐扩大,面对观众需求,对于节目策划的难度也有所提高,笔者认为对于新闻故事化倾向和人文关怀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节目的总体水平。 3.1 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 随着故事化新闻的收视率的提高,各大电视频道都在对其进行节目的策划。许多节目为了片面的提高收视率,从而虚构新闻,错误的引导观众,造成社会性问题。 新闻故事化现象从传播学的社会控制论发现,新闻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新闻的传播必然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这些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民众会有诸多的抱怨。这种抱怨如果没有倾泻的地方,积累多了,就会发酵,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以前仅仅强调媒介的宣传指导功能,现在网络传播飞速,自媒体其功能的延伸,秩序和游戏规则当然并不可能全部完善。使得宣传监督、监管等各种功能难以启动。在所有这些功能中,故事化的娱乐功能对处于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能起到相当大的社会心理解压效用。此时,面对电视节目利用人文色彩,虚构新闻故事提高收视率,广电总局应该出台相应的规章政策,管理此种不良风气,提高新闻故事化的整体水平。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这点毋庸置疑。 3.2 注重新闻的影响力,选材避免重复化 当前电视节目策划,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跟风。面对其他电视台中出现的高收视节目,许多电视台也会为了收视率而模仿,新闻节目也不例外。虽然新闻节目的形式大体相同,但是内容的选材上会因为各家电视台所主导的因素不同而产生变化。但是,由于收视的需要,不少电视台会直接照搬其他高收视故事化新闻,从而导致新闻的重复,影响故事化新闻的整体质量,降低观众的观看积极性。所以在选材上,各电视台应当以自己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而呈现一类多元化故事化新闻 节目。 3.3 利用平民视角,通俗化节目内容 早年,我国电视新闻片面追求高端、大气,为了保证新闻的国际化,就使用外国语言来播报,但是,新闻故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本国人民。外语化的中国新闻对于国民来说颇为讽刺。因此在面对故事化新闻时,需要尊重百姓,以平民的视角为主,让节目更加贴近观众生活,引起情感共鸣,让人文色彩更加厚重。 4 结束语 新闻的故事娱乐要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相关法令法规,按照新闻报道的准则和尺度进行传播和报道,这点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从物质追求逐渐上升到精神追求。面对以往的电视新闻节目,观众或多或少是抱着看热闹、关注社会发生的时事的心理,极少会因为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某些事故而产生情绪。电视新闻节目作为公共影响力极强的一种传播模式,有义务激化公众的人文关怀心理,增强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创新电视传播模式,综合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多种文化形态,才能充分满足受众需求,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新闻传播论文:论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传播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的,新闻在一系列的制作过程中被编者在事实的基础上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军事新闻的传播途径有很多,大众媒体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传播对象的身份也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传播对象是谁,他们有生活在一片有文化基础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因此,军事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跨文化传播,这样才能体现出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了很久,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很深刻,但是对于其他文化我们却不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当我们的军事新闻想实现跨文化传播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可以对各类文化进行换位思考,去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理论、信仰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军事新闻中就可以融入可以打动他们的元素,可以融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融入他们的信仰。由此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对我们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也在此刻正是开展起来。 综上可知,新闻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它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军事新闻领域,军事新闻的传播由于很多现实问题而遇到了瓶颈。跨文化传播是有利于军事新闻进行传播的,但是它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而且久远的过程。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之间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运用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全球新闻传播人才核心素质培养的把握 首先,全球新闻传播人才要树立全球公民意识。国际新闻传播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国界的存在、讲究民族价值观的差异。我国在国际新闻传播理念主导的时代,注重将中国的价值观传播出去,宣传成分大于传播、交流成分,政治立场、舆论引导能力被置于较重要的地位。而全球传播人才更强调共同性,强调全球公民意识和互动沟通能力。在传播过程中要克服泛政治化,找到共同接受点,营造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善于利用国际思维,善于适应他国民众的认知习惯开展国际传播。 其次,以文化沟通能力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全球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要求。要培养学生掌握多元学科知识和各类媒介平台掌控能力。全球新闻传播阶段,对人才的复合要求并未降低,但更加强调跨文化交流能力。 再次,综合知识学习与驾驭能力。通识教育要贯彻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教育的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外语报道)、新媒体传播能力(技术)和由各种综合知识支撑的宏观逻辑分析能力,其中第三项能力是核心,综合知识是基础。考虑到受培养时间和个人知识掌握能力的限制,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进行综合知识体系建构。 最后,信息分析及批判能力成为新的聚焦点。有效传播是将繁杂信息进行搜集整理,挑选全面必要的信息传达于受众。大数据时代,怎样筛选海量信息,就特别要注意培养人才的资讯收集、分析、批判、诠释和呈现能力。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网络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1.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最重要特征,一条旧的新闻报道显然对读者没有太大意义。在传统新闻报道模式下,通常一个新闻事件由采写到刊印再到读者手中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滞后,这往往要几个小时到一天不等。而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一个社会突发事件或新闻素材经过采写后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马上被出来,省略了刊印及投递等中间环节,从而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通常新闻事件一经发生,相应的新闻报道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就可以被到网上,并被受众知悉。 2.网络融合新闻扩大了新闻传播的范围 传统新闻模式下,新闻报道的影响范围往往较小。对于那些地方性较强的新闻事件,通常只有当地的新闻媒体加以采写和报道,而其受众往往也就是当地的读者,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显然是十分有限的。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高覆盖率,一条新闻报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数量十分庞大的读者所关注。而读者和受众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方,而是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可以获得相关方面的新闻信息。 3.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报道的互动参与性 互动参与性是网络融合新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传统纸媒时代,一条新闻报道的读者反馈通常只能以信件或电话等形式进行,具有事后性且十分不便。在网络融合新闻的情况下,读者的互动参与将变得十分容易。例如一些新闻媒体开通了自己的微博主页,随着某一新闻报道的进行,读者可以随时在线发表提问或看法。这种网络融合新闻的互动性,既增加了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同时也极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克服了传统新闻报道的某些不足之处。 4.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负面影响 网络融合新闻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肯定,但它所具有的不利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虚假新闻的增多。因为网络具有开放性,各种新闻来源有时很难确认其真假,由此造成了很多前几天刚刚的热点新闻随后就被证实为虚假报道的现象。另外,媒体为了相互进行网络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造成了不经核实即发表新闻消息的现象,由此也增多了虚假新闻的风险。此外,具有血腥、色情、暴力色彩的网络新闻在近年来也有增多趋势,客观上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而这些都是十分值得新闻界予以关注的。综上,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同时又有不利的方面。对于积极的方面应予以肯定和利用,对于不利的方面则应予以克服解决,这样才能使新闻传播在信息时代获得更好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浅析公关在新闻传播中的发展及个性化研究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现象,如“广告新闻”、“制造新闻”等。这些现象直接促进了另一种事业的发展——公共关系事业。现代公关事业与新闻传播事业联系紧密,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现代公关事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不忘自身优势,兼具发展与个性化。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影响。 【关键词】公关;新闻策划;新闻制造;新闻炒作;公关新闻 “公关”是公共关系的简称,译自英语的“public relation”。在公关学中,公共关系是指组织在经营管理中运用信息传播沟通媒介,促进组织与相关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从而为组织机构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在现代社会,搞好公共关系很重要。有西方学者总结,判断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有三大标志,其中以公关能力为代表的经营管理效能就是其中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一种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志。 一、公关的起源与发展 早期公关的雏形,要追溯到古代。就我国而言,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者就十分重视调整、巩固各种重要的关系。同样,在古代的西方国家,先民们也十分重视建立各种关系,探索巩固和改善各种关系的方式,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公民要定期参加“公民大会”,讨论、解决城邦的重大事件。 伴随着16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关系也经历了由“身份到契约”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1690年,哈里斯创办了《国内外公共事件》,这标志着北美殖民地报刊业的兴起,公关关系开始在美国萌芽。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公关诞生于美国。这一时期,美国大的垄断企业胡作非为,遭到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的抵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公众利益的存在以及企业与公众搞好关系的重要性,现代公共关系事业由此而迅速兴起。享有“公关之父”之称的艾维·李是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二、公关与新闻传播的交叉互动——新闻传播策划 公关事业同时带动了另外一种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新闻传播事业。从理论上讲,新闻、公关属于不同性质的传播形态,具有各自规定性,但在实践中却又联系紧密。 从传播行为角度来看,公关与新闻传播等不同的传播行为交叉产生了某些新的传播行为,董天策先生称之为“传播交叉”。这一行为主要包括“炒作”和“策划”,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制造新闻”和“媒体策划”。近年来,“炒作”这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其实,炒作就是一种夸大新闻事件的手段,通过反复宣传给公众传递信息。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新闻制造。那么,新闻真的可以被“制造”出来吗?对于新闻界来说,这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公关做到了。 越来越多的公关人员开始将“制造新闻”作为一种“出奇制胜的奇招”。当然,这里说的“制造新闻”其实也就是“新闻策划”。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共关系学教材上是怎么对新闻策划定义的:新闻策划,也叫“制造新闻”,是指组织为吸引新闻媒介报道并扩散自身所希望传播开去的信息而专门策划的活动。 那么,新闻是如何通过公关策划而达到好的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有一天,在联合碳化钙公司刚刚竣工大楼的一间房子里,发现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鸽子。公关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灵机一动。他们关好窗户,不让鸽子飞出去,然后通知了动物保护协会。随着动物保护协会人员赶来,大批新闻界人士也被惊动了。于是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引起许多美国人民的关注。公司首脑也借机频频亮相,纽约联合碳化钙公司也因“鸽子事件”成为全美关注的焦点。 这本是一件小事,可是通过相应的公关活动,并利用新闻媒介的传播与扩散功能,成功的将新闻“放大”,制造了轰动效应。这是一起成功的新闻策划事件,用威尔伯·施拉姆的话讲,它“主要是制造来供媒介作报道的事件”。 三、公关新闻的兴起与个性化 “公关新闻”是我国公关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它不是新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却直接将“公关新闻”等同于新闻,这是不对的。需要强调的是,“公关新闻”作为一种新闻而存在,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即真实合理和具备新闻价值。所谓真实就是事件必须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所谓合理必须是符合自身组织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再来谈一下新闻价值,就是说这个新闻事件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的,而不能仅仅是没有价值可言的单纯事件。既要符合客观真实性又要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这就是公关新闻。 公关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具有一定的特征。首先,它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公关是为一定的组织或企业做宣传的,相应的就具备了一定的功利性质。第二,它具备巧妙地传播策略。像我们上面有提到,公关是有策划的,讲求策略。第三,它具有客观的信息形式,即在形式上是完全真实客观的。 现代公关仍处于发展之中,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新闻传播价值趋向 一、进一步开放更新新闻传播的相关方针机制 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相关管理者应当有针对性地引入实施国外新闻审美价值取向培训策略的合理契合的理念模式,秉持新闻采集客观、报道宣扬真实、价值理念普世的基本导向,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国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群体对于中国新闻以及社会文化缺乏审美性的偏颇认知;另一方面,新闻传播运转机制的相关决策者可以适时组织相关外交人员进行国外游历学习、进修深造、学术交流研讨等等,从而使得国内新闻审美取向培训团队得以保持与国外新闻培训行业的及时沟通、实时交流,进而迅速有效地促进新闻工作人员的审美取向以及综合职业素养的巩固提升。 二、迅速改进新闻传播的途径渠道,加强官民媒体的协同交互 官方媒体需要摈弃旧有的“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价值理念,逐步拓宽新闻传播的信息获取途径,提升多元化新闻播报的执行透明度,及时迅速地改变陈腐的单一性、固定化与样板式的传统模式,进一步更新改进新闻报道的语言风格,提升拓展新闻传播的技巧手段,侧重借鉴社会民间的鲜活事例、网络媒介的多元评价,同时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理念,灵活巧妙地进行中国社会的文化理念释放、价值导向宣扬,从而有效凸显中国式新闻传播多元审美性执行策略的睿智灵巧。而政府新闻媒体也需要持续强化与民间第三方媒体的协同跟进,通过一系列主动邀请、投票选举、交换合作等灵活新颖的途径形式的创设推进,形成官民结合的“外交双刃”,进而合理有效地实现多元创新化新闻传播的平等互惠、协作共赢。 三、强化提升多元媒体下的新闻传播运作机制的创 设改进首先,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需要实时更新焦点新闻、动态信息以及多方评价,允许社会各方进行浏览点评,从而营造构筑公开、透明、开放的网络舆论氛围;其次,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对某些不实的新闻报道进行澄清说明、释疑解惑,阐明官方新闻机关对于相关策略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导向,并向社会群体开放建言的会话反馈机制窗口;第三,形成长效固定的官民沟通交流的互动机制,不间断地邀请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民间群体进行网络平台的讨论交流,从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共同协商构筑切实有效的新闻传播的策略手段,从而为新闻传播多元审美这一策略机制的有效改进提升提供有利的第三方借鉴。 四、结语 新闻传播过程之中的审美取向的适配引入应用作为一项具备融合性、交互化、协作性的应用模式,之于新闻媒体传播工程的结构调整、层次运作发挥着更新调节的关键效用。基于新闻工作者以及社会受众群体的审美观念多元化、审美趣味差异化以及审美判断力不均衡化,进一步强化审美取向在新闻传播之中的推广普及,细化具体的引入针对性的审美取向分析辨识的方法步骤,继而培养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受众群体健康全面的审美精神情感,继而稳步提升其精神素养的内涵高度,进而有力助推新闻传播运作产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程的交互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谈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心理 当今,大数据时代的传媒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媒介变革:云计算、4G、社会化媒体等一批新兴的数字技术及媒介终端,日益成为正处于白热化竞争趋势下媒介生态的又一批生力军。当我们致力于通过各种渠道增加不同媒介博弈的筹码之时,不妨从另一个维度进行思索:以基本的人性为出发点,在“碎片化”、“分众化”语境中探讨心理学对当下传媒的影响,从而抓住新闻传播的精神内核,解读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密码。 心理学语境同传播学体系对传媒这一话题从起点来看有不谋而合之处:传播学认为,任何新闻传播活动都可视为三个元素组成的基本链条——传者、传播内容及受众;新闻心理学则巧妙地将传播内容两端的两个传播主体进行巧妙的划分,通过大量实证性素材和经验性资料去提炼内在化的心理本质。因此,新闻工作者要想更深入地掌握传播技巧,必须领会和运用两种学科交叉互渗的理论与实践策略。 一、传者:从心理学语境解读“编码” 作为传播链条的起点,传者应具备的基本心理学素养首先就是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由于媒体人是个体社会化的典型代表,传者必须要满足所在社会制度、媒体机构及受众对自身的角色期待,做好“时代船头的守望者”。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去个性化”的过程实质上和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心理倾向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一方面,任何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员在发言、表态及行为方式上,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代表着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声音,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传播效果;而另一方面,传者个人又会带有自身明显的印痕,其动机、气质、性格、情感和意志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所以,优秀的传媒从业人员都应该把握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以期加强传播效果和媒介公信力,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1、巧妙运用“印象控制法” 传者作为传播源,必须学会“印象控制法”。常见的“登门槛”、“留面子”、“放大收敛”策略等不失为佳策。但实际上,“偏见心理”的某些元素运用于此也同样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比如着名的三对效应: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定势效应VS刻板印象。其中,第一组:“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首因效应即第一印象,其作用不仅强烈且持久,而近因效因则正相反;又如“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前者指 “爱屋及乌”是人之本性,若对某人某方面有了好印象那么其他方面也会相应获得高评价度,后者则反之;另外,如何打破思维定势和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也是值得思忖的重要问题。 对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媒介的传播者,特别是电视、广播主持人,必须学会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个性魅力,机敏地把握好所依托媒介的符号属性(如广播,其优势在于声音符号,可以给听众营造私密性、仿人际传播的沟通情景,提供更细腻的情绪情感体验等。所以打造正向的“主持人效应”不失为广播品牌经营的良方),通过人际吸引对受众进行有的放矢的刺激,努力缩小传受关系的落差和断裂,在加强应变和创造能力的同时不拘泥于定势,努力打破受众的刻板印象——以此打造良好的首因效应和光晕效应,从而提升节目和所依属媒介的影响力,稳固受众群,提高传播效果。 2、熟练运用“移情法” 以心理学为背景,以传播学为参考坐标,为人们所熟知的符号学体系中“编码与解码”是传者与受者必须的沟通过程。而心理学中的“移情法”是使编码与解码行为简易化,甚至推进二者高度融合的策略。该策略认为,角色互换是传者进行编码时不可或缺的心理倾向。换言之,传者应具备设身处地感受别人情绪、思想的能力;同时,也要在“互动观”中掌握将自己的情绪、思想移入他人脑海的能力。因此,拥有高超“移情”技巧的传者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就要求其平时注重记录、积累社会不同群体的所思、所感,不断培养自己不同模式的表达技巧以及诸如神态、举止方面等更多元的符号呈现力。 譬如以互联网媒介传者为例,总结其所运用的“移情法”特征有如下几点:(1)网络文章短小,段落化、去书面化、超链接资源丰富——即网络文字编辑结合网络自身特性,考虑到受众阅读习惯的“移情”理念的外现;(2)图片、视频及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网络编辑为了获得更多受众的注意,获得“注意力经济”,以多元符号和能引起大家猎奇、同情、愤怒等心理的方式进行页面组合;(3)网络的交互性为传播者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反馈机制,这就为传者及时体察受众情绪、表达自身观点构建了虚拟公共领域,客观上促进了“移情”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移情”可一定程度消解媒介“中介作用”的阻碍,在心理层面促进传受沟通。 二、受众:从心理学语境解读“解码” 在当前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媒体受众不断细分的碎片化时代,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媒介生存的立足点和根本法则。由于受众会对不同媒介符号所呈现的信息进行自动整合(即通过不同媒介对某个事件的表达主动形成完整认知),我们不仅要重视媒介间的协同与互补效应,还要认识到媒介刺激下受众认知、态度到行为转变存在着哪些心理效应影响着传播效果。这对传媒人如何从受众“解码”的视角学会更好地编码具有启发意义。 1、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睡眠者效应” “睡眠者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比起消息源,消息本身的内容会给受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而更易改变受众态度。在“内容为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真正能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筹码必定是内容。对此,“睡眠者效应”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是正负双向的:如果某媒体或传者所的消息内容具有强烈的接近性、显着性,并且能够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那么无论消息来源是否权威,受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忆主动沉淀期”后,会自发记住正向的舆论,从而改变原负向态度并化为良性行动力;相反,假如社会谣言得不到有效澄清和控制,经过受众的选择性接受、理解和记忆后便会相应形成负向传播效果,催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许多媒体都已自行运用了“睡眠者效应”的技法。比如当今“类型化广播”大行其道便自觉遵从了“内容细分”导向下的目标受众定位;但是,我们万万不可盲目追求内容而忽略了道德价值杠杆的力量。传媒人必须掌握好内容的“度”,以社会责任感做好媒体的把关人,注重传播内容的导向性是否符合道德伦理,是否符合正常的社会运行轨道,决不能单纯求轰动、求刺激而牺牲了社会效益。 2、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群体心理效应” 社会化进程中的每个个体看似被不同社会职能进行了分割,但媒体信息流会潜在地将人们重新聚合到一起。另外,群体压力也会使人们在“场论”(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影响下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状态: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类似于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其强大的“遵从”性是常态化的受众社会心理倾向。对此,“场依存性”概念是“群体心理效应”的一条重要佐证。美国着名心理学家维特金等学者经过一系列试验后论证得出:独立性极强、场依存性极强及中间区域的受众人数这三个主体基本呈正态化分布,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属于中间区域。所以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传者应注意所信息对大多数人而言属于“可被接受和不被接受之间”这一态势——这对新闻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以往单向自上而下的新闻宣传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怎样使受众数量向“场依存性”强的一方增长,自觉选择接受所宣传内容呢?从新闻业务角度看,必须以更丰富多元的表现手法、更贴近受众生活和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报道,同时也应理性地给出一些不同观点,给予受众主动选择和思索的空间,从而通过“双方面论证”的方式,引导受众通过自己的认知结 构和已有价值理念推出符合宣传宗旨的观点,加深印象,以促进现实行为的“遵从”。 3、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选择性心理” 无论是心理学还是传播学,选择性心理都是受众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受众往往会对与自身既有想法、兴趣相一致的观念持易于接受的态度,而由此诱发的媒介接触也会更加频繁;相反,对于相左观念,受众的“逆反心理”、“自我防卫”心理就会阻碍传播渠道的畅通性和效度,从而违背传播者的初衷。 怎样加强受众对某个节目或某类媒介的接触频次,从而提高受众接受信息的效率?从心理学考量,必须注重受众的情绪情感体验,也就是说,传媒工作者、媒介或终端研发者都应立足于加强用户体验这一核心。因为新闻心理学认为:受众的态度是一种包括认知、行为意向和情绪情感的内在心理倾向,其中,最后一种因素是最关键的部分。单从这点看,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终端平台之所以赢得广泛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为广大的用户提供多符号、高便捷、易携带等丰富的移动体验,其成功之处无外乎智能化的操作模式,从心理层面与用户已有的认知结构相符。同理,除了技术层面,在具体的新闻传播过程中如果采取同受众价值观、态度观念相符的编码形式(如近些年来加强“民生新闻”,注重“三贴近”报道原则,贯彻“走转改”等),则必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加强受众认知、态度以至行为的转变。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异地传播价值探析 与对内新闻报道不同,新闻异地传播有着不同的传播对象、传播信息诉求以及不同的传播接受文化。这就决定了新闻异地传播蕴含着独特的传播规律和传播范式。只有认识、发现和把握这些规律,在新闻异地传播的实践中充分地遵循这些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来进行新闻采写,才能更好地做好新闻异地传播工作。 一、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构成 虽然新闻异地传播与本地报道有很多不同,但异地报道本质而言仍然是新闻报道,属于新闻范畴。因此,具备新闻价值属性,是新闻异地传播必须要遵循的首要规律。众所周知,新闻价值是衡量信息是否具有新闻属性的重要标准。新闻价值的属性常常表现在及时性、重要性、显着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这五个方面[1]。这五个属性构成了新闻价值的基本属性,同时也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基本构成。而且,对于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价值这五个属性构成要更鲜明、更突出。也就是说,相比新闻本地传播,新闻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要求要更高,属性特征更为切实。具体来讲,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新鲜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首要属性 新鲜性就是新闻信息要及时、即时。这是信息成为新闻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新闻异地传播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都一定是及时变动的信息。新闻一定是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事实。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事实的时效性要求更高,更强调“第一时间”,更注重“首发率”。因为,在异地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只有那些最先发出的新闻声音,才能够先声夺人,才容易获得舆论先发优势,从而以最快速度形成舆论热点和舆论焦点。相反,那些后发的新闻报道,不仅在抢占舆论制高点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不容易引起受众关注,更不用说走进舆论场中心了。 (二)重要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又一重要属性 重要性就是新闻信息本身所具有的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属性。这一属性是确立新闻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新闻事实,对受众的作用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同一个新闻事实,对不同类型、不同类别受众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重要性作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则更加凸显。因为,异地受众是在选择本地新闻的同时选择异地新闻的。那些具有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才更容易引起异地受众的关注。比如,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实行的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这一新闻事实,对国际国内社会就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这一新闻事实自始至终受到海外受众的高度关注。相关新闻媒体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系列报道,如《海口市长透露:海口离岛免税店有望5月运营》等新闻报道,在海外华文媒体中都有着很高的落地率。 (三)显着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另一重要属性 显着性就是新闻事实本身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它往往是新闻事实中最能引人关注的“亮点”和“题眼”,相应地就对受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神九”飞天为例,在这个新闻事实中中国女航天员刘洋的“飞天”,就有着别具一格的显着性。因为众所周知,不仅在中国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有着不同寻常的新闻“亮点”效应,即便是在世界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也可谓寥若星辰。而有关刘洋的新闻异地报道,自然容易引起海外受众的欢迎。 (四)关联性在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要素中也极其重要 新闻学理论将接近性作为新闻价值的重要构成因素。中国着名新闻学奠基人徐宝璜先生在其《新闻学》一书中指出:“新闻价值与新闻发生及登载相隔之距离为反比例。[2]”在他看来,新闻发生的地点离读者越近,新闻价值就越大,越远则越小。这种地理的远近对新闻价值的影响,后来被新闻学理论称为“接近性”。其实,接近性,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还有着心理、情感,甚至利益的因素在内。在新闻异地传播中,距离虽然很远,但由于新闻事实中包含的某些因素与异地受众有着密切联系,就往往能够受到他们的关注,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二、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培养 新闻价值是记者进行新闻异地传播的判断标准。但是,掌握了这些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做好新闻异地传播。那些具备以上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是蕴含在无穷无尽、繁复庞杂的新闻世界中的,是需要记者用敏锐的“眼睛”去发现,用丰厚的“心灵”去感悟,用独特的“镜头”去捕捉的。要做好新闻异地传播,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功课,那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 (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异地传播敏感 新闻敏感是新闻记者对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所呈现的高度灵敏的“嗅觉”。它像四面转动、机动灵敏的“雷达”一样,能够促使记者从数之不尽的新闻事实中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果敢的判断发现那些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这种敏感,从本质上来说,决定于新闻记者对新闻事实异地传播价值的深层体认和准确把握。可以这样说,新闻记者对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认识越深刻,他的新闻敏感就可能越良好,他就越能在纷繁复杂的新闻素材中发现那些最有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 (二)较强的问题意识是新闻记者发现力的重要构成 发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看到或者找寻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新闻发现就是新闻记者能够在万千的新闻素材中找寻到其他记者尚未传播却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3]。既然是发现别人尚未认识到的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素材,那么,这就要求新闻记者有极强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是能够想人所未能想,见人所未能见,从而言人所未能言。换句话说,就是要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别具一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记者善于质疑、敢于发问、勇于探索、乐于思考,就需要记者在独立思考中发现新闻素材背后所蕴藏的重大新闻价值。 (三)建立广泛的信息渠道是记者发现力培养的必要前提 新闻发现的过程,不仅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判断的过程,而且也是新闻采访、新闻素材寻找的过程。新闻采访和新闻素材的寻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取信源、求证信源的过程。因此,记者要培养异地新闻发现力,就不能不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4]。可以这样说,记者的社会关系越广泛,信息渠道越全面,他获取的新闻素材就越多,从而在此基础上寻找到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的机率就越高。正是 在这个角度上,笔者以为,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是新闻记者培养新闻异地传播发现力的必要前提。 三、异地传播的新闻表现力提升 在新闻实践中,衡量新闻异地报道优劣的两个重要参数是我们新闻产品的首发率和落地率状况。从新闻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新闻异地传播的落地率更为重要。因为再好的新闻作品,只有“落地生花”才能影响受众、引导受众。而要提高新闻作品的异地落地率,就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的表现力。表现力就是新闻报道本身所传达出的能够吸引受众的写作艺术水平。这不仅是实现新闻作品落地率的保证,也是提高新闻异地传播效果的必然要求。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中西受众的新闻价值理念、内容需求和接受方式都相差很大。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表现力,就要树立受众为本的新闻理念,在内容表现方式、报道视角选择和新闻语言运用上下功夫。 (一)要实现新闻内容呈现的本土化 我们知道,中西新闻报道理念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而内容呈现方式的不同,则是两者的主要差异。如果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呈现分为表现和陈述两种方式的话,那么,西方新闻报道就比较喜欢表现,尤其是善于运用故事性情节、形象的描绘来展示新闻过程中富有感染力的场景、画面和事实。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报道体现出偏爱陈述的写作理念,讲究新闻事实的和盘托出和理性呈现,而容易忽略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形象化的细节。这两种新闻内容呈现方式从新闻表现技巧而言各有优劣,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新闻异地报道的过程中,记者所面对的受众不是国内受众,而是异地受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异地受众的新闻接受规律,在新闻报道内容的呈现方式上,更多地采用异地受众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表现首手法和表现技巧。 (二)要确保报道视角的国际化 新闻报道表现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报道视角问题。新闻报道视角,不仅决定新闻写作的布局谋篇,而且影响新闻内容的思想表达,更制约新闻报道的最终效果。要确保新闻异地报道的国际视角,就要以全球视野发出中国立场,用国际视野来审视、解读和叙述新闻事件。在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国际视角”。所谓“国际视角”就是国际思维,就是能够将发生在国内的新闻事件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中考量,善于用多元思维来审视新闻事件,善于用国际思维来凸显新闻“亮点”。 (三)要做到语言表述的生动化 新闻语言,不仅是新闻内容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新闻内容的重要组成。新闻语言的表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报道水平的高低。如果说国内新闻报道对新闻文风有着很高要求的话,那么,新闻异地报道的文风要求则更高。生动活泼的语言,永远是吸引和打动异地新闻受众的不二法宝。新闻异地报道语言表述的生动化,就是要运用异地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表达手法,包括语言习惯、语言风格、词汇语法等。 新闻传播论文: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内容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正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电视新闻节目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不能仅仅停留于缝缝补补式的零碎化调整、改变,而应从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运营规律与发展趋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电视新闻类节目进行全新定位,并以此为指导,在内容、互动、品牌塑造、传播形式等方面不断强化。 一、全媒体时代下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的流行、新媒体的传播,使得受众的生活方式、艺术体验方式、审美体验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给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带来了新的挑战。总结而言,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性差,形式单一呆板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电视新闻类节目形态大同小异,多数模仿央视,可看性差,内容来源单一。而且因为线性传播,新闻内容只在播出时段被受众获取,不易保存,转瞬即逝,想要进行信息保存都必须经过第三方支持,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 (二)互动性差,传播单向 传统媒体的传播结构是线性的,即由中心制作,向四面传播。信息由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制作后,单向传输,广大读者、听众、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由信源向信宿传播,而不能进行应有的反馈。 在传播中,电视媒体即使全天候的播报,一天也只有24小时的线性传播。除此之外,电视媒体也有很强的地域性。电视媒体单向流动的传输方向也造成终端各点彼此孤立,没有联系。传者与传者、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无法进行交互,信息的者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的有效反馈,及时了解传播效果。这种单向传输的结构使得传统媒体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受众只能照单全收,形成了“你传我受”的传播定势。 (三)参与度低。无话语权 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然而现阶段,电视新闻明显缺乏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敏感话题的报道。这就不能得到相关受众的心理共鸣。 (四)时效性差,播出时段固化 网络媒体依托自身具备的优势,能够在新闻信息传播中,通过滚动或者推送的传播方式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传播出去。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因为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往往要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收集、采编、制作、报道,和网络新闻相比,时效性大大削弱,更不及微博实时直播或微信即时推送。 二、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应对策略 (一)内容为王,跨界整合 “内容为王”是电视媒体生存发展的根基,优质内容正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的核心资源,只有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下功夫,高举内容为王的旗帜,才能打造出特色鲜明、定位准确、制作精良的品牌栏目、精品节目,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全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规律依然适用,如何以优质的内容吸引用户是包括电视媒体在内所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1 适应全媒体的媒介需求特征,增加跨媒体整合内容 电视新闻节目中可以大量地融合报纸、广播、互联网、手机、微博等的内容,既有报纸的解读,广播现场连线,又有网络论坛的互动参与,更有手机视频直播、微博播报等内容,打造多向度、多视角的节目内容。 网络媒体的信息更迅速、更新更快捷的优势,使“读网”的电视新闻节目应运而生,例如2005年湖南卫视,午间新闻栏目《播报多看点》开辟的“网络评道”板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网罗天下”网罗了大量网络资讯,包括新浪在内的很多国内门户网站都有参与。与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相比,“读报”、“读网”类节目可调动的素材类型更加丰富。 2 针对年轻受众,强化互动性内容 随着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以及数码设备的普及,受众收看新闻的渠道有所增加,不仅仅局限在电视这个单一的传播渠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达到3.88亿,网络视频有35亿用户。 手机微博保持较快发展,截至2012年6月底,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用户规模增速低至10%以下。但微博在手机端的增长幅度仍然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 以上数据说明,传统新闻类节目在未来全媒体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群体将成为最主要的受众目标。因此,应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新媒体接受取向,强化互动性内容。在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融合过程中,最先从15岁到29岁的青少年人手,重视开发面向这部分受众的网络电视新闻、手机新闻实时推送的内容服务。这方面可以借鉴目前做得比较好的腾讯微信和新浪微博的新闻推送模式。 3 强化存量资源,借助网络储存 新闻媒体在电视节目内容制作、提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继续提高这些新闻类节目在网站的节目存储能力。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新闻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使其新闻产品在新媒体平台被重复消费。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央视网”,依托凤凰卫视的“凤凰新媒体”,湖南广电集团创办的“金鹰网”、“芒果TV”,不仅已经成为电视新闻二次传播的平台,还逐渐成为其所属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增加互动环节,强化电视新闻节目的群众参与性功能 全媒体平台是一个在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全面融合的复杂的媒介生态,这就要求电视新闻节目在扮演“内容生产者”角色时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作不同的“特色”传播。其中,电视新闻传播所吸纳和借鉴的传播方式主要来自新媒体,而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突出优势就是其大容量和互动性。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互动性差的问题,短信、电话、网络、微博等为受众参与新闻节目提供了更加顺畅的渠道。 1 “人人皆记者”的时代,传统新闻类节目应与时俱进 虽然在新闻传播领域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主力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信息,信息传播渠道大大增加,传播范围扩及全世界。只要你有一部移动设备,且支持视频拍摄和上网的功能,就可以随时随地把视频影像上传至网站,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2 媒介融合背景下,公民分享话语权 新技术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和专属,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媒介融合的技术助力可以让传统电视新闻从中受益, 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话语权。这一过程使得新闻传播主体和信源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公民也成了新闻报道者,催生了“公民新闻”这种新型新闻。 可以说,公民新闻成为公民实现话语权的一种有效途径或方式。而传统新闻类节目因具备有效的对以公民新闻为象征的微内容的整合能力,是未来争夺中扩展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三)拓展新媒介,体现创新力 传统媒体如果想更好地融入全媒体时代,应拓展渠道,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1 顺应时展,拓展新媒介渠道 新闻移动化和多终端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媒体市场竞争的主战场也将随之转换,先人一步也许会步步领先。后知后觉则只能被动挨打甚至淘汰出局。 纸媒在发展中已经走到了传统电视的前面,全媒体转型已走过十余年摸索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传统电视媒体向全媒体转型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拓展更多新媒介渠道是重中之重。电视新闻节目嫁接新媒体,强化节目和观众的沟通,成功转型方可决战未来新闻竞争主战场。 2 不断尝试节目方式创新,为传统新闻类节目引入新的活力。 相较“位高权重”的传统媒体新闻报道而言,公众更愿意倾听和相信来自公众的声音,这便是公民新闻诞生的受众基础。 云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都市条形码》在初创阶段以“民生新闻”为创作思路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关注,然而主创人员迅速意识到随着“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 “市民新闻”向“公民新闻”的过渡将会引领受众从“市民”到“公民”的进化。这就需要更具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创作思维,在这样的考量下,《都市条形码》开拓出社区服务站、热线电话、职业爆料人、民星记者、都市看客等五种互动形式。尤其是“民星记者”,以社区为单位选拔驻社区记者,并由社区居民选举投票产生。“民星记者”源自普通群体,报道百姓身边事,也培养了社区内的“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在我国电视新闻尝试整合并凸显“公民新闻”的有效方式。而“都市看客”则是呼吁普通市民遇到突发事、新鲜事时用手中的视频摄录设备及时拍摄下来并发送给节目组,节目组有选择地播发有价值的视频新闻,这样的形式在很多地方的民生新闻节目中都有尝试,但“都市看客”板块在运行半年之后就取消了,因为非专业人员的画面语言无法真实体现新闻事件,这也可以看出“公民记者”与“公民新闻”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占据主流新闻媒体位置,但这并不影响传统新闻媒体对这种自媒体产出新闻的吸收和借鉴。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编辑选择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人类文明的递进,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无意传播,二是有意传播。有意传播“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输出或吸收他文化之文化元素或文化丛的现象。文化的有意传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前瞻性。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而媒介的主体——编辑,在文化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编辑主体在精神生产中、在文化传播中的智化劳动价值——编辑选择,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本文试就在文化传播中的新闻编辑选择的社会价值阐述观点。 一、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文明就是在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中进行的。“广义的文化有三层含义:一是自然的文化,即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环境,赋予它们人的因素。这是大自然的人化过程。二是社会的文化,即人类建立社会、组织生产、创造自身活动条件的群体智慧与业绩。这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三是精神的文化,即人类思考世界、美化世界,完善自身心智,构建共同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结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化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往往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精神文化的创造不同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创造精神文化既是人类社交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文化传播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的机制,是人类精神智慧的表现,也是通过空间扩展和通过时间延续人们关系的手段。如果某种文化的传播停止了,那么,这种文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而文化传播也始终伴随着、推动着文化创造。有声语言文化的传播与口头语言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书面文字的传播与书写符号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影视报刊等传播方式与近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创造,也是互为因果、互相推进的。因此,文化传播,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对新的文化结构的缔造。 “文化既然是人类的一种智慧和手段,那么,文化智慧的表现和文化手段的施展,就是人类‘以文化治天下’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用语言、文字、音响、图象、造型等把世界和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改造的成果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文化知识成果,也可以说是精神产品,如图书、期刊、报纸、杂志、.画展、文艺节目表演、文化陈列等各种具体的文化建筑物。这些成果,是人类借以生存和发展、交流与传播,并用来满足人们的审美享受和精神需要的。编辑活动是参与人类文化创造的社会活动。编辑活动的基础是文化生产,编辑活动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编辑的成果又是可以传播的文化成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文化生产正是通过人类的编辑活动而缔结为成果,构成文化系统,并进入社会传播网络的。我们从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及程序中,可以看出编辑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传播的各种载体中,编辑主体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由于编辑工作的对象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于是便分出诸如学术编辑、文艺编辑、美术编辑、新闻编辑等等不同类型的编辑。其中,新闻编辑是各种编辑最基本、最大量的一个类别。无论从事哪种新闻工作的编辑,都是以新闻信息为对象的、在有意的文化传播中,具有共同特性。 1、新闻编辑的广泛性。新闻编辑是建立在广泛采集新闻素材的基础之上的。新闻编辑的对象是新闻稿件,新闻报道要求把人们日常的各个方面—生产劳动、政治关系、经济活动、科学技术、社会现象、重大事件、自然环境、甚至宇宙、太空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现象报道给人们。其范围之大、之广无所不至、无所不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被新闻机构、新闻编辑(记者)采集出来,构成新闻编辑的素材,这些素材越是广泛、越是丰富,新闻编辑的用武之地就越广阔,编辑的基础就越雄厚。 2、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新闻编辑的直接结果,是使新闻情报信息进人传播渠道,参与社会交流。因此,新闻编辑必须注重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其特点就是新。让最新的情报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产生社会效益,是新闻编辑不同于其他类别编辑的特殊之处。如果编辑新闻的过程拖得过长,那么,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因为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事实总是同事实的发生、发展、变动相联系的,迅速及时的予以报道,才能体现新,新才能产生时效,才能在受众中引起反应。 3、新闻编辑的导向性。新闻导向有正负之分,具有不同质的导向结果。编辑主体作为“传播与受众统一体”的中介,一方面,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传播关系,并在传播场中控制传播流向;另一方面,编辑将选择、加工并通过物化(载体)的新闻产品,有意识地向受众进行信息、知识和思想倾向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编辑主体以社会文化代表的资格行使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新闻稿件的采编程序,裁决其可否进人社会文化传播系统。这样就决定了编辑导向的基本含义:W充任社会文化的代表,对社会具有协调、稳定的功能;(2)对将进人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产品按一定标准进行鉴审和传播流向的调节;(3)以民族的传统理性,社会的一般常规,完善或控制公众的人格、志向和规范行为;(4)以文化功能启发蒙昧,引导舆论。 特殊的智化劳动——编辑实践,在精神生产中发挥着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编辑作为信息智化的承担者,通过优化、选择,间接性的、创造性的劳动,向自己的受众进行知识和信息传播。例如新闻编辑就是代表社,会,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对读者、听众、观众在思想意识、情绪、意志、行为上加以启发、调节和导向,使其精神走向最大限度的与社会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相一致。 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生产、文化传播的流程就是选择的流程,而选择又是编辑实践的重要特征。我们之所以使用“编辑选择”的概念,首先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有所谓“选学”,这是专门从事文化选择的学问,如诗选、文选等文学选择,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着名的《唐诗三百首》则是从众多唐人诗歌中选择出来的。当然,文化缔构的选择原则,涉及的选择范围要比文学选择的范围大得多。由于社会性质不同,政治需求不同,其选择原则便有不同的要求。其次,是因为选择与编辑活动密不可分,选择是编辑主体作用于编辑客体的中介。 一种精神产品一般的都将进入传播渠道,但并不是所有的思维成果都能以载体形式通过传播渠道而面世,它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审验、修正、过滤、优化的程序,这就是编辑选择。从根本上说,这种选择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受众的需求、文化传播的本质需要。编辑选择在传播中,一方面要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输送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充分发挥净化的作用。若某项精神产品产生了不良社会效果,一般是在传播场上发生的问题,而使它得以通过的往往是由于编辑选择的失误。虽然文化产品的产权属于作者,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一旦进入传播而产生了负效应,作者仅仅以“文责自负”是难以承担社会对编辑的责难的。所以,文化传播的本质决定 编辑选择的严肃性,而编辑必须严格履行社会赋予自己的职责,为大众提供最佳的精神产品。 新闻传播论文:浅论现代新闻传播中记者应注意哪些方面 1.首先应具备过硬的思想觉悟 媒体记者形象直接决定着新闻媒体形象,近一时期,确实有一些电视新闻记者搞有偿新闻,通过新闻报道为个人换取"好处",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公信力、宣传效果。新闻媒体的生存发展,制约因素很多,如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发展思路等等,但毫无疑问,内在精神力量是根本,因此,提升媒体记者的内在思想品质至关重要。记者过硬的思想素质提升应从三方面着手: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念。新闻工作是站在社会前端的工作,有很多光环,但更有很多考验,从事新闻工作甚至要冒很风险,这些都要求从业前做好思想的准备。追求崇高的永恒的价值观。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皇",但并不意味着他的高贵,而更多包涵的是"为民请命"的内涵。博学厚重的知识视野。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一个满杯的水,才可能去给别人水喝。学习与实践的积淀必不可少。 2.新闻记者应具备较强的采访与写作能力 2.1 强烈而准确的新闻敏感性是好记者的"眼"。新闻记者的新闻敏感,表现为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是否具有锐利而敏捷的观察力,并随时随地能够巧迅速而准确地进行捕捉客观现实中最有代表性的事物的能力。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没有强烈准确的新闻敏感,就不能在某个有价值的事物初露端倪时,抓取重要线索,见微知着,并对该事物从整体和发展态势上做出正确判断和预测。 2.2 较强的写作能力是记者的"脑"和"手"。理论学习固然是形成好文笔的基础,但写作能力、写作技巧更主要来自实践锻炼。好多记者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积累与提升,并在实践中重新审视写作理论,才发现理论的高屋建翎之处。 2.3 坚强的意志是记者的"心"。记者工作紧张、复杂、艰苦而且充满风险,深入险地采访可能有生命危险,揭露腐败丑恶可能招致打击报复,调查复杂事件需要呕心沥血,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毅力、坚强的意志作支撑。 3.要能够沉着冷静,处乱不惊 3.1 面对纷繁,理清头绪。新闻报道涉世间万物,有时头绪纷繁、情况复杂,并且是记者所不熟悉的。要正确地认识这些事物,必须有个过程,可是,新闻的特性又要求尽量缩短这个过程,使得新闻报道既真实、准确,又迅速、及时。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应审慎、缜密、冷静的做好思维和处理,最大程度地减少新闻失实,维护新闻真实性。 3.2 处乱不惊,随机应变。记者每天都同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打交道,他们所面对的人和事甚至工作的环境、条件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缺少处变能力就难以出色完成工作任务。记者的处变能力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层次上:第一,采访中记者能够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以不同方式灵活地与采访对象交流,做到"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第二,在条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时,能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顺利解决问题;第三,在突发事件或极度困难条件下,能做出迅速反应,创造性完成任务;第四: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做到不卑不亢。 4.加强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4.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众所周知,在信息时代,记者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局面混乱,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做一些违法或者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事情。 4.2 确保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新闻信息的真伪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决策管理等。比如,由于有些电视新闻记者对某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扩大报道,导致广大公民人心惶惶,对所以食品都抱有质疑态度和心理,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每一名新闻记者都要增强思想觉悟,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不伪造新闻信息,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4.3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记者工作的基本原则。新闻记者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践行这一原则,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担负起社会责任,对广大人民服务。比如,新闻记者的采访要贴近群众,及时的反应和报道民生民意,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5.新闻记者的身心素质 在新时期,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体和心理健康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应对各种繁琐复杂的事情,良好的身心素质也是工作的一种基本需要。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5.1 健康的身体素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新闻记者才能顺利地开展日常工作。与一般的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新闻记者要经常性地进行各种采访工作,奔波劳累,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从而为新闻工作的开展提供条件。 5.3 良好的心理素质。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必定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为了获取新闻信息的需要,新闻记者要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有时就会遇到被采访人拒绝甚至侮辱等情况。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这些打击和挫折,新闻记者是不可能顺利完成采访工作的。 6.结束语 总之,娴熟的业务素质、正确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良好的身心素质等是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和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新闻记者要不断加强学习和锻炼,提高这些必备的基本素养,以便能够从容应对和处理日常新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做好新闻传播工作,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综述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探究 新闻漫画是新闻报道诸多形式中的一种,漫画家庸非先生创作过大量的新闻漫画,他认为新闻漫画是一种新闻性和艺术性结合的纪实漫画,通过漫画语言去报道、评论新近发生的事实。我国新闻漫画历史久远,它是伴随着清末报纸的诞生而产生的,由于它跟时政一直关系密切,因此新闻漫画从诞生起就以针砭时弊为其显着特点。不同于一般漫画,它通过视觉上给受众带来的强烈冲击,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或庄或谐的形象化评论。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为新闻漫画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新闻漫画在传统媒体中却呈现明显下滑的颓势,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一、新闻漫画的基本属性 新闻漫画毕竟是美术作品的一种,而非直接的新闻表述方式,因此,新闻漫画除具备新闻价值外,还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 真实性。主要指新闻漫画构思的取材,或者说新闻漫画反映和评议的事件和现象必须是公众关注的、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新闻漫画有时在报纸上充当消息的角色,承载着向读者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发挥了与消息报道同样的作用。一幅新闻漫画中的人物、背景、道具等因素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再配上标题或简单的文字说明,读者可从中轻松地获取新闻的一个或多个新闻要素。因此新闻漫画严格遵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是责无旁贷的,这表现在对信息对象的内容报道上,必须像历史学家那么如实。 2. 评议性。新闻漫画多是根据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展开创作的,通过对当前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形象化的评说,以活泼生动、幽默风趣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现了扬善弃恶的理念及态度,使受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获得心理的启发,从而对新闻事件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如同新闻评论一样,新闻漫画在为读者提供具有新闻价值信息的同时,又引导受众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这与漫画自身的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 幽默性。漫画是幽默艺术的一种,在轻松戏谑的同时,饱含着深刻的内涵并蕴藏着深刻的哲理。漫画的幽默性所带来的人生智慧不但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同时也扩展了漫画的传播范围。新闻漫画以充满讽刺和幽默的喜剧特色,将社会上发生的负面新闻以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将阅读情趣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受众在轻松的心理状态下审视着发生在身边的行为从而幡然醒悟。 二、新闻漫画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总体来看,我国新闻漫画的发展态势是良好的,但如果同抗战时期我国新闻漫画事业的昌盛景象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与其他的新闻报道形式相比,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很多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大量采用新闻纪实照片,而放弃了新闻漫画。同时,报纸虽大都在竞相扩版,但漫画所占的版面分量却呈下滑趋势。当代着名漫画家缪印堂曾大声疾呼:抢救中国新闻漫画。这种问题的产生,当然部分是因为新闻漫画自身属性的缺陷所导致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原因不容忽视。[1] 1. 时间滞后性。新闻漫画作为一种独立的新闻报道形式,还未确立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表现在如今,在第一时间里报道新闻事件的新闻漫画作品极少。新闻贵在及时,而时效性恰恰是新闻漫画的软肋,与同为图片形式的新闻摄影作品相比,新闻漫画需要作者的构思、创作和艺术加工过程,花费的时间远多于新闻照片的拍摄。同时,新闻漫画的滞后性,也体现在其对媒体信息的依附性方面,新闻漫画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已且有一定的轰动效应的信息,对之分析和提炼之后再进行创作。新闻漫画的创作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中的组成部分,多数不能投身到新闻事件的第一线,亲临其境地参加调查采访,使得新闻漫画的创作很多时候只能是守株待兔、等米下锅,新闻漫画的报道有时会变得比较被动。 2. 解码差异性。图兰·巴特曾言:任何图像都是多义性的,读者可以选择其中某些,而不理睬另一些。新闻漫画作者借助图像来完成意见的表达和舆论的引导,而受众通过对符号意义的解读亦即解码的过程来理解图像的内涵,在此过程中由于作者对图像符号的能指与受众对图像的解码是否完全一致,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因为不同文化层次和社会背景的受众,均会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和解释所接受的图像符号,其解读结果存在差异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3. 功能薄弱性。当前我国新闻漫画普遍存在着内容抽象的问题,从而削弱了其新闻报道的功能。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所传播的内容可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而目前的新闻漫画所传播的内容,要么是对新闻事件的简单图解,要么是试图通过漫画的表现形式传播给受众一种观点或者态度,受众较难从中直接获知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详细内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无疑是其能够准确无误地记述新闻要素,若达不到此要求,新闻漫画就等同于普通漫画,丧失了新闻元素,也就不能称其为新闻漫画了。 4. 形式单一性。新闻漫画常被形容为“带刺的仙人掌”,原来就是因为新闻漫画最擅长对发生在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人性弱点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善意的讽刺,以此警醒受众并提供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但在它集中表达讽刺和批评性意见的同时,也显露了其创作题材的相对单一,导致其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约,毕竟这类题材只是众多新闻内容中的一种,新闻漫画的形式单一性也影响了它进入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三、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新闻漫画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新闻漫画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众传播艺术,也要有所创新,才能抓住发展的机会。 1. 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速度。网络优势赋予新闻漫画更快的传播速度,新闻漫画到网络后,每个网民均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媒体看到这些作品。相对时效性相对较差的传统纸质传播媒体来说,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传播能够有效突破出版时间的制约。同时,漫画作者通过网络便利地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的评论,不必考虑出版的时间以及版面的具体容量。在多媒体传播时代,网络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绞尽脑汁,比如动画做得越来越精致,版面做得越来越具想象力,但在这些刻意而为的极致传播行为之下,忽略了这种“繁荣”之下也许简洁的内容更会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新闻漫画无疑是这种简约性的代表。[2] 2. 消除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受众解码之间的差异。新闻漫画作者试图通过图像中视觉符号的多义性来传递个人意见的表达并完成舆论的导向作用,但受众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和理解接受到的视觉符号,二者之间存在的偏差影响了新闻漫画的传播意图。因此,首先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须注重内涵表达的明朗性,通过有效的表达方式,缩短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其次要注重召唤结构的有效编织,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应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故事架构的优化,只有把握了创作方向,思维驰骋才不会脱离中心主题。如有一幅名为送子上学的新闻漫画,画中描述的是一个父亲送儿子去读大学,衣着时尚的儿子在一旁与同学谈笑风生,而父亲却肩扛手提,佝偻着身子给他报名。漫画作者创作意图可能就是为了说明“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有些读者也反馈出孩子的独立性差以及 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等问题。[3] 3. 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由于新闻漫画不具备新闻照片营造出来的震撼现场感,使得很多受众对形式上比较夸张的新闻漫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此有些受众是抱着且观且疑的态度来欣赏这些新闻漫画作品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受众希望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社会的物质变化和精神活动,新闻漫画的生动活泼和形象直观正好与受众的这一需求相吻合,使受众在获取有用的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获得对事件的感知。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张耀宁认为:好漫画应在3秒钟内让人看明白。这就对新闻漫画的创作水平和引导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媒体要注意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逐渐提升受众的理解能力,使其真正认识到新闻漫画的传播能量。 4. 扩大新闻漫画作者的创作领域。新闻漫画作者要敏锐地洞察人世百态,创作出题材广泛、内涵丰富的作品,突破传统的讽刺和批评的创作范围。首先,新闻漫画作者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度,能够快速地获取有价值的、影响力大的新闻题材。同时,新闻漫画作者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要注重培养自身对生活的感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发现貌似平常的事情所蕴含的新闻价值,并驾轻就熟地运用漫画的手法将其传达给受众。以张的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漫画《洪水滔滔见真情》为例,他目睹解放军战士与洪水鏖战的感人场面,从而以写实的手法创作出来,照样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结 语 据阿里巴巴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新闻漫画的使用是2010—2013年中国提升报纸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新闻漫画作为对新闻事件的无声评论,是智慧的浓缩和想像力的凝聚,它将信息表达形式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并深化了受众的认知,受众从不同的新闻漫画中能够解读到作者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创作倾向,最终使受众能够准确地把握事态的发展,对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果清晰明了,从而有助于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引言 新闻学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学的诞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问世、邵飘萍发行《实际应用新闻学》,这些着作的先后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成熟。传播学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入我国并获得了迅速发展,一度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等一系列论断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荣等一些知名学者从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产生背景等众多方面论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关联性问题的有影响的争论,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旨在引导人们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1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 1.1 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 对于新闻学、传播学二者关联性的问题,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由新闻学拓展出来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无非就是从一些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因此传播学应该从属于新闻学,还将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现代新闻学》中指出“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应该把传播学列入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传播学进入我国的初期,那时学者们认为传播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新闻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提出了“新闻学拓展论”的观点。传播学在发展初期的研究对象确实与新闻学有所重合,因此说两者具有关联性不无道理,但是传播学是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片面的认为传播学属于新闻学是不合适的。 1.2传播学会“取代”新闻学 上世纪90年代,邵培仁、胡正荣等学者提出了“取代论”,认为新闻学将逐渐转向传播学,将成为大众传播学或者被大众传播学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与叶亚东合着《新闻传播学》指出“传统的新闻学已经失去了光辉”,于是倡导“改革新闻学,给新闻学引进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为此,邵培仁等名家预测新闻学会先发展成新闻传播学,而后彻底变为传播学,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后1997年胡正荣发文指出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是“新闻学发展到大众传播学,最后再发展成传播学”,同样支持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这一论断。虽然有众多学者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新闻学中像“事务新闻学”等内容是传播学始终未涉及到的,而且从“取代论”提出到现在已有近20年,丝毫没有出现新闻学将被传播学“取代”的迹象,所以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1.3.新闻学与传播学将“融合” 学者们除了认为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替代”外,另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更有学者认为两者将会“融合”为“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陈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们的倡导下传播学和新闻学将“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的论断很快引起了轰动,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专着。例如1996年徐小鸽发行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将传播学与新闻学有机结合”,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刘卫东在1999年出版《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则直接定义:“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现象和活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主张在传统的新闻学基础上构建新闻传播学。陈力丹更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已经融合”。传播学同新闻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两者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发展是有可能的,但是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众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简单的认为它们将“融合”成一个学科可能性不大。 2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性 由以上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可以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密切,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产生背景存在差异 众所周知,许多学科都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正是人们新闻实践的产物。新闻事业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新闻学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于20世纪诞生,新闻学早期的着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在内的实际新闻运转业务,后来扩展到评述、总结新闻事业的历史等。此外,新闻学自产生之初就侧重研究新闻事业与民主整治的关系,例如《解放日报》等一些党报理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则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它伴随着电子传媒等大众传播事业的兴盛而出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以新闻和广告等为传播内容的大众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受到大众传媒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学、信息科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对社会上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传播学所产生背景,显然与新闻学存在着巨大差异。 2.2 两者研究对象和领域各异 新闻学和传播学二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存在差别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上所承载和传播的新闻信息,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特质以及新闻采写编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如国家和政党对传媒业的运用、管理;第三部分则是大众传媒及其活动。正如钱辛波在《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中所言:“什么是新闻学?那就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和它对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要研究包括传播媒介、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众多对象,除此之外公共关系、电影、广告、图书以及大众文化等内容也是其研究对象。因此可见,虽然二者研究对象和领域有重合部分,但是总的来讲是各有侧重的。 2.3 两者研究方法不同 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闻学。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只就其实证研究而言,它就具有个案研究、抽样调查、控制实验以及内容分析等。此外,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如美国作为传播学大国 ,一直强调将心理实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运用到传播学中,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的分析来得到结论,以此作为完善传播活动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新闻学对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够重视,由于它侧重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方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归纳、演绎等基本的推理方法来进行研究。 2.4两者的功能有别 新闻学和传媒学的功能是指两者在与社会和大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两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闻学重点突出新闻报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公众的日常需要、维持新闻传播系统的稳定。例如我们能够利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来获知新资讯,正是新闻学作用的体现。此外,对时事发表评论也是新闻学重要作用的一大体现,发表时事评论能帮助人们明确媒介或者他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总的来说,新闻学侧重培养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才,通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宽泛,它不仅能够发挥监视环境、协调社会等作用,而且还能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如传播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正如李希光所言,传播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了一些理论知识,还涉及到包括公关、组织传播等在内的实用课程,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为各类工商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公关公司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鉴和影响,协同发展。正如王勇所言:“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前景来看,它们有着各自的轨迹和方向,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相交的情况,不过它们却不会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闻学和传播学谁也不能替代彼此”。新闻学和传播学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明确的差异性,应该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正确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携手共同发展。

建筑欣赏论文:论建筑艺术欣赏在素质教育的价值 中央电视台大楼、南京商茂大厦、芝加哥西尔斯大厦、悉尼歌剧院等，通过建筑艺术的欣赏，了解社会生产力发展史，感受现代化建设是如何令人振奋！中国现代建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突飞猛进，上海浦东金茂大厦（420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80米），与傲然屹立的东方明珠电视塔（460米）对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成为人们认识时代精神、观瞻新风尚的窗口！这些现代建筑艺术的新成就为我们组织教学内容，发掘建筑的艺术感染力量，启发学生思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而每位教师所面临的困难是：素质教育如何操作？因材施教、因时因地制宜、分层次分程序教学是一个大的范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摸索、去实践。“素质”一词，生物学上本义指与生俱来的生理解剖特点，即所谓的“遗传因素”，它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 素质也可理解为：当你抛开一切知识与书本后剩余的东西，它不是某些具体的知识或技能，而是所有事物、知识、文化等在人的身体、心灵、头脑、骨髓中内化之后表现出来的品质。“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也应该指与生俱来的好素质。有专家认为“，审美教育，是达成素质教育的最好途径，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及运作的突破口，更应是身临现代困境的人和社会解放的必要中介。”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将极大地影响人的智力开发，使审美教育与单纯的以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主的传统模式的智力教育或空洞说教走形式主义的德育教育区别开，“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建筑艺术的特征有四个方面：形式美、静态美、动态美、意境美。课堂教学中建筑艺术欣赏方法，一是了解和掌握形式美法则，以审美的态度来欣赏；二是具备一些建筑学知识，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三是善于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四是从整体结构上全面、完整地欣赏艺术作品；五是加强广泛的艺术修养，掌握各类艺术相通之处。课堂教学中，有限的时间还要用于组织教学，教学任务是主要。如此，建筑艺术的欣赏内容必须有所取舍，以利于组织，发挥高效率。因此，应遵循潜移默化的原则，尽可能不显现教育的意图，以便更大效率地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即所谓不露痕迹地起到教育目的。根据教学的需要，有时穿插在课堂教学中间跟随某个知识点之后；有时直接在授课之前，开始上课时介绍；有时在课后和大家谈论；更多时候是让学生自主搜集这些信息，做调查报告，做展板展示，以拓展知识面，提升专业学习的兴趣。 从基本层面上讲，学生是爱学习的，然而传统教育模式的打压策略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激情，加上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学生不满足于枯燥的课堂教学。计算机知识的普及，使学生兴趣转移，从互联网上接受知识很快，它的优点在于信息多、更新快，问题出现在管理的调整和网络的安全检查方面，如一旦解决，则传统的多教师教育局面将面临冲击，教育观念的更新非常紧迫，作为教师，应该积极地探索实践新的教学方法，让课堂丰富多彩，使学生能接受较多信息。教育调查显示，教师的人格力量和博闻强记是学生喜爱的重要因素。 因而，建筑艺术欣赏应用于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增加了知识的信息容量，同时，教者再控制好知识点的相互关联，能有效完善教学环节，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发现这种建筑欣赏的教学模式的确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教学反馈显示学生课堂上再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积极参与的。 作者：袁顺利单位：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 建筑欣赏论文:国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缺失与建构 一、幼儿园“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主要类型要科学地开展 “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活动，教师首先要认识到它是幼儿艺术欣赏教育的重要部分，在此基础上，还要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类型，并根据幼儿的接受心理和兴趣点，选择适宜的教育内容。基于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形式多样、造型各异，为了便于活动的开展，下文根据建筑的结构、色彩、装饰、造型与占据的空间位置等构成的外观特征与象征意义，依据满足人们生活居住需要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属性，将中国建筑艺术分为园林建筑艺术、宫廷建筑艺术、民居建筑艺术、现代建筑艺术四大类，为幼儿教师组织相关教学活动时提供参考。 （一）“园林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园林建筑是指建造在园林和城市绿化地段内供人们游憩或观赏用的建筑。下面以苏州“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欣赏为例，说明“园林建筑艺术欣赏”教育在不同年龄班应有的不同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造型中视觉艺术的美，喜欢观看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作品，能简单表达自己欣赏后的感受。中班幼儿：通过欣赏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作品，理解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基本组成部分，能简单表述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特点。大班幼儿：通过欣赏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能够运用美术技能表现拙政园园林建筑艺术的结构、色彩、造型等。 （二）“宫廷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宫廷建筑艺术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规模宏大，雄伟壮丽，格局严谨，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下面以宫廷建筑艺术中“故宫”欣赏为例，说明“宫廷建筑艺术欣赏”教育在幼儿园不同年龄班各有侧重。小班幼儿：感知故宫的宏伟，色彩的鲜艳，造型的多样性，对故宫的各种布局感兴趣，喜欢欣赏故宫。中班幼儿：通过观察与教师的讲解，能理解故宫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建筑式样，特点是布局方正整齐，各部分之间对称、均衡、和谐，感受故宫建筑的艺术美。大班幼儿：在感知、理解故宫特点的基础上，用涂色、填画、造型等手段，表现出自己对故宫的感受。 （三）“民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民居建筑艺术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人类最早的、最常见的建筑艺术类型。下面以欣赏“北京四合院”为例，说明在不同年龄班开展“民居建筑艺术欣赏”教育时的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北京四合院布局，对其布局产生兴趣，能够运用动作和表情表达欣赏后的感受。中班幼儿：通过观察北京四合院的布局，理解对称建筑艺术的特点，知道东房、西房、南房、北房的名称和位置。大班幼儿：在感知、理解北京四合院布局的基础上，能通过动手制作北京四合院的模型，进一步表现自己对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认识。 （四）“现代建筑艺术欣赏”教育 现代建筑艺术是指20世纪后建造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性建筑“鸟巢”为例，它的欣赏活动在不同年龄班有不同的侧重点。小班幼儿：感知“鸟巢”的造型美和主要功能，对比感知“鸟巢”与鸟窝的相似点。中班幼儿：通过理解“鸟巢”造型特点，知道其用途和意义，感知“鸟巢”的造型美、色彩美和线条美。大班幼儿：在感知与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绘画、手工等美术技能进一步表现与表达“鸟巢”建筑的形状、色彩、结构等，理解“鸟巢”的寓意及其中蕴含的中国现代建筑艺术美。在实施上述类型的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要选择一些代表性建筑物，而且要充分利用本土的优秀建筑资源，让幼儿到现场观察和欣赏，进一步感受身边的建筑艺术美。 二、幼儿园“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实施途径建议 在了解“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的基本类型并确定了欣赏内容之后，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家长资源、网络资源等多种渠道去收集丰富的欣赏资料，供幼儿操作，然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组织欣赏活动。 （一）在主题活动中系统而灵活地开展 主题活动是近年来幼儿园课程的主要实施途径。在主题活动中应该有“中国建筑艺术欣赏”的一席之地：不仅可以通过集中教学活动开展，也可以在区域活动中进行。在组织教学活动时，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活动不仅出现在艺术领域活动中，也应渗透在健康、社会、科学、语言等领域的活动中。活动的组织方式应以实地参观考察的方式为主，让幼儿在多通道参与的欣赏中亲身体验、真切感受到我国建筑艺术中特有的造型、结构、色彩等要素。也可以通过欣赏照片、课件和拼接图片等方式，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视觉美，理解中国建筑艺术中造型的鲜明特点和象征性，体验其中的情感。还可以通过主题背景下的区域活动开展相关教育。比如，在建构区中教师可以投放一些自制的仿中国建筑艺术的活动材料，如画有飞檐图案的插塑等，供幼儿自主游戏；在美术区投放画笔、纸张、颜料等，供幼儿自主表现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感受；在表演区，可以投放中国建筑艺术模型为舞台布景，供幼儿戏剧表演时使用；等等。与此同时，在主题活动的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有计划、呈系统地安排中国建筑艺术的教育内容，让幼儿能较为全面地感受到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构成、突出特点和整体精神风貌，从而循序渐进地提高幼儿的艺术素养。 （二）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渗透 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任教师。通过环境创设这个载体，为幼儿提供一种良好的欣赏环境，帮助幼儿自然地感受和理解中国建筑艺术。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环境创设：一是在幼儿园的建筑装饰风格上突出中国建筑艺术特色，在造型上呈现中国建筑艺术的元素。比如在园内适宜的地方放置按比例缩放的中国建筑艺术模型。二是在班级的环境创设中，结合主题活动的开展，运用不同风格的中国建筑艺术元素来装饰中国建筑艺术主题墙，并邀请幼儿参与设计和布置。三是在区域活动中开设中国建筑艺术欣赏区域，特别针对我国多个少数民族建筑艺术模型或图片进行欣赏，如傣族竹楼、彝族土掌房、哈尼族蘑菇房、客家围屋等。 （三）在生活中随机进行 “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还应在幼儿的生活中随机进行。比如，教师与家长沟通，让家长在外出旅游时，多为幼儿介绍当地的中国建筑艺术。让幼儿有更多机会实地观察和体验优秀的中国建筑，感受不同时期中国建筑的特点和美感；也可以与社会联系，组织幼儿参观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充分利用幼儿的家庭资源和社区资源，延伸“中国建筑艺术欣赏”课堂。在上述基础上，教师还要注重整理相关教育经验，尽快将“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融入到当前幼儿园的美术课程中，以进一步丰富幼儿艺术教育的内涵和形式。 作者：王冰 付晓莉 李云霄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古建筑欣赏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有俨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斗拱这个词在谈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不提，由于它在历代建筑中的做法极富变化，因而成为古建筑鉴定的最主要依据。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样式可有多种。分别代表着一定的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个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剌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主要有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还有攒尖顶（所有坡面交出的脊均攒于一点）等等。所有屋顶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无论它是源于古人对杉树枝形还是对其他自然界物质的模仿。这种艺术性的曲线先陡急后缓曲，形成弧面。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的排送雨雪。 从建筑类别上说，中国古建筑包括皇家宫殿，寺庙殿堂，宅居厅室，陵寝墓葬及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寺庙，陵墓等都采用相近的建筑形式与总体布局方式即对称齐整，主次分明。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唯园林建筑与此迥异，布局自由灵活，变幻无穷，极力追求自然情调。当是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前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由于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使它还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抗震性能强。它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消失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如像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已经近千年或超过了1000年。后者曾经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八级以上的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还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的优越性。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屋顶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十二角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日形的、月形的、桃形的、扇形的、梅花形，圆形、菱形相套的等等。屋顶的形式有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等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等种类。还有的把几种不同的屋顶形式组合成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新样式。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大凡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物多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或其他颜色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琉璃瓦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防水性能强，，皇家建筑和一些重要建筑便大量使用了琉璃砖瓦。琉璃瓦的色泽明快，颜色丰富，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等。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在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琉璃瓦，次要的建筑用绿色和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全黄琉璃瓦顶的。清朝雍正时，皇帝特准孔庙可以使用全部黄琉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独尊。琉璃瓦件大约可分作四类：一类是筒瓦、板瓦，是用来铺盖屋顶的。第二类是脊饰，即屋脊上的装饰，有大脊上的鸱尾（正吻），垂脊上的垂兽，戗脊上的走兽等，走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而决定。明清时期规定，最多的是十一个，最少的是三个，它们的排列是，最前面为骑鹤仙人，然后为龙、凤、狮子、麒麟、獬豸、天马……等等。第三类是琉璃砖，用来砌筑墙面和其他部位的。第四类是琉璃贴面花饰，有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以及各种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性很强。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中重要的艺术部分。我们今天看见天安门城楼、故宫三大殿以及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等重要建筑的室内外，特别是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画，使这些阴影部分的构件增强了色彩对比，同时使黄绿各色屋顶与下部朱红柱子门窗之间有一个转换与过渡，使建筑更觉辉煌绚丽，这实在是一种很成功的手法。建筑彩画也有实用和美化两方面的作用。实用方面是保护木材和墙壁表面。古时候有一种椒房，即是在颜色涂料中加上椒粉，不仅可以保护壁面和梁柱而且还可散发香气驱虫。装饰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房屋内外明快而美观。彩画的图案早期是在建筑物上涂以颜色，并逐渐绘画各种动植物和图案花纹，后来逐步走向规格化和程式化，到明清时期完成了定制。明清时期的彩画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彩画，分为和玺（以金色龙凤为主要题材）、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金琢墨、烟琢墨、雄黄玉、雅五墨等，它们都以用金多少和所用的主要题材来定其等次贵*.另一类是后来才兴起的“苏式彩画”（苏指苏州），它的特点是在梁枋上以大块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廓，在包袱皮内绘各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各种故事、戏剧题材。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彩画，如故宫太和殿的柱子以贴金沥粉缠龙为饰，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在楠木梁枋上素底描金彩画，达到了金碧辉煌登峰造极的地步。 朴素淡雅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古建筑的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建筑物内的雕塑多为佛、道寺院内的佛、道教内容。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古代建筑欣赏 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绵绵五千年的风波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民宅等。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它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我们的文化瑰宝。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 建筑文化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绵绵五千年的风波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的沉淀，不仅仅凝聚在优雅诗词歌赋和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中，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的地方。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民宅等。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抬梁式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所以称为“抬梁式”。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结构方式。穿斗式是用穿枋把一排排的柱子穿连起来成为排架，然后用枋、檩斗接而成，故称作穿斗式。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井干式是用木材交叉堆叠而成的，因其所围成的空间似井而得名。这种结构比较原始简单，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外已很少使用。木构架结构有很多优点，首先，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屋顶重量由木构架来承担，外墙起遮挡阳光、隔热防寒的作用，内墙起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由于墙壁不承重，这种结构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其次，有利于防震、抗震，木构架结构很类似今天的框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的特性，而构架的结构所用斗拱和榫卯又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可减少由地震对这种构架所引起的危害。“墙倒屋不塌”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结构的特点。这种结构，之所以会如此久的存在于我国，大体是因为古代木材资源丰富，木材做的防震。而用石头砌墙,需要很好的黏合剂，而且材料难求，这个在古代而言要有相当的财力和物理的，一般人家都是没这个奢望的。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翚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布局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就单体建筑而言，以长方形平面最为普遍。此外，还有圆形、正方形、十字形等几何形状平面。就整体而言，重要建筑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庭院为单元，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借助于建筑群体的有机组合和烘托，使主体建筑显得格外宏伟壮丽。民居及风景园林则采用了“因天时，就地利”的灵活布局方式。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丰富多彩，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中国古代建筑，不仅仅是为了居住而已，它还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和文化习俗。在中国奴隶社会早期，服务对象不同的建筑就有了不同，不仅在规模上有差别，还有诸如使用夯土起台，石灰抹面装饰等区别。这种差别昭示了日后建筑等级制度的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伦理思想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总体取向的依据，其仁义礼制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倚重和利用，成为指导国家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这一点在建筑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显的表现在建筑的礼制化上。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以建立的礼制为规矩准绳，当然建筑也不例外。等级森严，一丝不苟，这样以礼制等级为依据，就不难明白紫禁城井然有序、主次分明的布局是如何产生的了。建筑本身的结构和形象被人们与政治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本于天道的，因此，建筑等级制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建筑的“内在”要求，不可违背。这就是由文化而发展来的建筑学，礼制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的建筑除了在结构，布局，装饰上具有别具一格的特色。大到故宫，园林甚至是陵墓，小道居民的住宅都有这些文化的烙印。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我们现代人学习借鉴的一部百科全书, 是我们的文化瑰宝，我们不仅仅要保护好它，更要以此为基础，使得我们的建筑学更上一层楼。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古代建筑欣赏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建立在城市之中，这些建筑犹如一道人工风景般映入我们的眼中，让我们对其产生不同的联想。建筑是空间的艺术，环境的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保持了其自身的独特性格。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是中国人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以及自然观的深刻体现。 [关键词]对称美 布局 形象美 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在许多方面，而中国古代的建筑更是让古今中外对其叹为观止。其规模浩大、形象曼妙。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中国的古代建筑，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对称美 对称美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之一，我国古代很多事物都体现了对称美这一思想，例如女眷的发饰，窗户上的剪纸。同样对称美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色，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对称无处不在。建筑是一代人生活习惯和思想的沿袭，所以我国古代建筑也深受宗教思想、文化教育等影响。道家的中庸思想在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到了很好诠释，其具体思想就体现在古代建筑的对称美上。 二、中国古代建筑与自然景色的天然合一 在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淳朴的古人只能用迷信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因此，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在我国古代的建筑中，有很多与天最接近的古建筑的传说，如：云顶天空，蓬莱仙道等。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建筑建到了离天空很近。例如布达拉宫屹立在西藏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的红山上，布达拉宫是13层宫殿建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它的地理位置是古时候燃烟较少的西藏，而且它确实做到了“与天同高”，给人一种天空的假象。 我国古代建筑与自然的天然合一还体现在许多其它的方面。例如：我国古代的皇宫里都有御花园，而许多南方的园林小院里也有自己的后花园、假山、鱼塘等。 三、庭院式组群布局 中国建筑特别重视群体组合的美。这些建筑十分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的追求，这些建筑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审美习惯，与欧洲等其他建筑体系建筑个体的体形体量、外向性格的强烈对比等有明显差别。 在古代中国，封建思想牢固，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思想意识，所以古代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这种庭院的建筑方式体现了古人门第思想深固，另外这种庭院结构也能体现当时庭院主人的家世如何。一般情况下，庭院的规模和庭院主人的财势官力是成正比的。这也就有了古语“庭院深深深几许”，“侯门一入深似海”。 这种错落有致的院落结构不仅加深了古人之间的门第思想，而且也给我们后人今天参观留下了几许神秘色彩。 此外，我国还保留了一些老北京四合院的房屋。这也四合院也体现了古人庭院式组群布局建筑。古人不仅爱将生前居住的地方建成庭院式结构，考察很多官宦人家的墓地，很多也是“庭院式”结构的，古墓中主墓是墓主人的死后栖息所，而除主墓外还有好多坟墓在古墓中，这些坟墓构成一个“庭院式”结构，把亲人死后也可以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古人生死相依，封建迷信。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人无疑是最有想象力的。我国古代的建筑多半是以牛马蛇神之类的动物作为依托来建筑的，在我国许多古楼之中，有很多房梁，支柱等建筑上都有龙凤的雕刻，让人望而生畏。而古楼的楼顶四周也多以神兽动物来装饰，给人一种威严感。 而中国古代的石狮应该是中外显著的标志之一。石狮多半放在古代权威人家的门口“看家”，让对主人有非分之想的小人望而却步。同样，石狮高大威猛，目光凶狠，给人一种威严感，象征主人的财力与权势。是家里、门第雄厚的代表。 《红楼梦》中贾府无疑是当时最为有实力的家庭之一，而大观园的门面上也同样矗立着两个石狮，象征着贾府的势力。 此外，中国古代的建筑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不过，古代建筑在用色方面也是有阶级之分的。不是每种颜色都是可以随便运用的。即便如此，我国古代的建筑无不体现了一种大气、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尤其是在佛门之地、皇宫贵族的应用，让人看后无不感慨天朝的壮观，浮想联翩。 五、古代建筑与“风水”的结合 风水之说也是起源中国，并且可以说是流传至今，在现在，我们很多家庭盖房子还会找风水先生算上一挂。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古人对封建迷信的依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所建建筑每一处都有风水之说。尤其是国都选址，皇陵建造，无不是“风水宝地”。古人崇尚“天时、地利、人和”，而这里的风水就是讲的“地利”，而风水宝地之处多是高山多水之处。先不说这些地方是否真是风水宝地，但是这些远离尘世的地方多少可以使人心灵沉静，是佛家陵墓的首选之处。也可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风水宝地了。 传统风水学所追求的美，是自然的美。风水所说不需要雕饰，只需要选择。在选择风水宝地时，我们首先应当注重地势的“美”与“恶”，与此同时，风水之说以天然的美为最好。这种天然美，就是井然有序的和谐。 其次传统风水学说追求的美，就是整体的美，而并非零散的、支离破碎的美， 这种整体美，就是有机统一的和谐。和谐美，首先是体现在人为建筑与周围大自然上的和谐统一，而在这个前提之下再追求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和谐美。 这种和谐，又和古人中庸的思想和为一体了。 六、总结 建筑的历史美，主要是体现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建筑上。我们人类的每个时代，均是用它所有的技术来创造建筑。而那些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有被我们欣赏的道理。 建筑欣赏论文:建筑学中外美术欣赏课教学内容初探 一、社会背景 在艺术史上，把古希腊罗马之后到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称为中世纪。在时间跨度上是指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对于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不同，时间划分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在社会制度上属于封建社会，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欧洲中世纪存在着世俗和教会两种等级制度，国王把大部分土地封给大封建主，如公爵、伯爵、侯爵，后者把部分土地封给中等封建主，如子爵和男爵，中等封建主再把土地封给最低的封建主骑士。上一级是下一级的封主，下一级是上一级的封臣。天主教会也按等级分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助祭、副助祭，这就是教阶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封建等级制之外。城市市民被称为第三等级，政治上也处于无权的状态。在中国，许多人误以为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是不同的宗教，而事实上它们都属于统一的基督教Christianity，只是由于具体仪规不同和基督教特殊的历史而分为三个教派。基督教在中世纪消灭了所有的异教，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宗教都被视为异端。在艺术史上，最能体现基督教思想的自然是教堂和与教堂相联系的各种作品（包括祭坛画和雕塑）。 二、教堂实例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分化而来，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耶稣的门徒把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起先基督教是下层人民群众信仰的宗教，罗马帝国统治者担心人数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会威胁到帝国的统治，对基督徒采取迫害的政策。后来许多中上层人士直至皇室成员都相信了基督教，君士坦丁皇帝终于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教堂在欧洲大陆广泛建立，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代表。 （一）圣索非亚大教堂。 圣索非亚大教堂（Sophia Cathedral）建于公元532—537年，平面接近方形，东西长77米，南北长71.7米。前方有一座三面围以柱廊的院子。中央大厅上方覆盖着大穹顶，穹顶距地面55米。建筑师采用了一套穹顶体系支撑巨大的穹顶：正中高悬在上的是直径33米、高15米的半球形穹隆，由40根拱肋构成，下接一个鼓座，在四角通过一种叫做“帆拱”的三角形拱体把圆形过度到方形平面，架在四角各一个南北长18.3米、东西7.6米宽的巨大半穹顶上，以抵挡大穹顶的南北侧推力。大穹顶的侧推力在东、西两侧各由一个半穹顶承受，半穹顶的侧推力又由其拱角上较小的次一级半穹顶和墩座传递出去。在中央穹顶下面的鼓座上，开着一圈采光窗，从下仰望，大穹顶仿佛漂浮在半空中。墩座和墙体用白、绿、黑、红等彩色大理石贴面，组成图案，两侧巨墩之间有上下两层列柱，柱身呈深红或暗绿色。柱头白色，上贴金箔。穹顶和拱顶以及地面用马赛克装饰。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把圣索非亚大教堂也改为伊斯兰教清真寺，在教堂外面四角增加了四个尖塔，内部也增加了伊斯兰教箴言装饰。拜占庭建筑在俄国、东欧得到广泛传播。拜占庭建筑在集中式基础上又发展出平面十字形教堂，十字的四臂等长，称为“希腊十字”。在十字的每一个臂上都升起一座穹顶，与中央大穹顶相呼应。 （二）巴黎圣母院。 基督教神学的秩序感在建筑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在“巴西里卡”的基础上出现了早期基督教建筑和罗马式建筑，后来又出现了哥特式（Gothic）教堂。 哥特教堂首先在法国出现，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是其第一个成熟的作品，这种风格后来逐渐普及到全欧洲。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1320年竣工。巴黎圣母院平面上属于“拉丁十字”（和“希腊十字”相对，纵臂长，横臂短）。整个教堂全长130米，宽47米，中部堂顶高35米。全部建筑用石头砌成。正立面按常规向西，进门后是长达127米的中厅和左右两条侧廊，十字交点以东是祭坛、三面围绕祭坛呈半圆的回廊和廊外隔成一间间的祈祷室。正立面是典型的哥特式双塔结构，分三层：底层有内凹的三座尖拱券门，拱券门内侧层层后退，下部布满雕像，上部是层层线脚，被称为“透视门”。右侧“圣安娜门”的中柱上雕有公元5世纪时巴黎主教圣马塞尔的像，拱肩是圣母和两位天使，两旁是莫里斯·德·苏里主教和路易七世的雕像。中门表现内容为“最后的审判”，中柱上是耶酥在世界末日审判每个人的场景：一边是升入天堂的灵魂，一边是被推入地狱的罪人。左侧的“圣母门”是三门洞中最精美的，中柱上雕有圣母和圣婴像，拱肩部分表现的是圣母生平。哥特教堂的特点是垂直感强，整个建筑有一种向上的动感。巴黎圣母院属于早期哥特建筑，到后来，哥特教堂更加强调向上的动势。在巴黎圣母院内部，中厅的宽度是12.5米，高度却达到30多米，上面交织着尖耸的肋拱。教堂后部在十字交点上是尖细的高塔，高达90米。横轴向左右伸出侧厅，立面上也有尖拱和圆形花窗。在教堂外面侧部还有凌空的扶壁支撑教堂。 哥特式教堂主要在法国、德国等北部欧洲国家流行。欧洲有一种说法，认为那些又高又直的哥特尖塔正是北欧森林的再现。在南欧的意大利，哥特式建筑不太突出，开始得也比较晚。1385年动工，建了500年才完成的米兰大教堂是其著名代表。“哥特”（Gothic）一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它的贬称，意义与“野蛮”相近，但在艺术和建筑史上，它却逐渐成为了经典的象征。 建筑欣赏论文:中国园林建筑欣赏与设计 摘 要：我国园林建筑历史悠久，类型多姿多彩，不仅有丰富的美学价值，也能为人提供方便。常见的园林建筑有亭、厅、楼、阁、廊等，其中以亭最为典型，亭不仅是园林设计中的重要建筑点缀，也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元素，高处建亭可俯览全景，深林置亭可如诗如画，临水筑亭可相映成趣。亭是我国园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令人赞赏，其设计理念亦值得探讨。 关键词：园林；建筑；亭 1 中国园林亭欣赏 亭是园林中颇为活泼的审美因素，她作为园林建筑中的建筑小品之一，其本身是一种艺术，同时又是审美的出发点，“江山无限景，全聚一亭中”，园林亭的美包含了其建筑本身、园林环境以及整体的文化内涵，“中国建筑之美为群屋之联络美，非一屋之形状美也。”其美是多角度的，也是无穷的。 我国园林亭的美往往是虚与实的结合，是一种含蓄的美，饱含了浓烈的古典文化意蕴，所谓的"实"指的就是园林亭本身，她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有着自身阿娜多姿的美，而所谓的“虚”则是与园林相互辉映所营造出的美的意境，虚实结合，虚实相生。而设计师们所期待的就是让变幻多姿的实体亭来获取无限美的意境。 我国园林亭大多选用木质材料，因为木质材料建筑的园林亭往往能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感觉到大自然的亲近，这种设计也正体现了朴素的宇宙观，而亭的屋顶也是亭整体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形状则富于变化，有简单的正方形、长方形以及常见的六角形、八角形，还有灵活的圆形、扇形等，如八角的塔影亭给人以稳重壮实的美感，圆形的笠亭给人以温暖和谐的美感，等等，其形状的变化体现着人设计理念的灵活以及大自然的丰富和包容千万景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园林亭也得以不断发展，增添了不少的元素和创新，园林亭的装饰也呈现出各种风格，包括材料的运用以及色彩的处理等等，而在当代，园林亭的建造往往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尊重生态环境，同时还兼顾其地域特色以及园林所能带动的辐射区内的经济。 2 园林亭设计 园林建筑的设计主要体现在造型、布局、空间处理等方面，不同的设计给人的感觉千差万别，类似的亭子建筑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就是不同的韵味，而相同的环境中摆放不同类别的亭子也有可能一个是败笔而另一个可能就是创举了，所以，园林亭的选址一定要细细斟酌。园林亭选址与组景构思是分不开的，设计师必须要让设计的亭子与周围环境相融合，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建亭处的地理因素对亭的影响，在保证美观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建筑的质量，可谓内外兼修，园林设计师经常会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园林的地理优势，增添优美的风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分析，平地筑亭往往选择道路交叉口或路旁的荫凉之处，这种亭子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还能为游客提供方便，还能作为标志，指引游客；山顶或山腰建亭也非常普遍，比如叠彩山的游览就是从亭子开始，行至半山腰又添置一亭，供游客驻足欣赏，待登上山顶，亭子又如终点，站在亭中，近处远处的景色尽收眼底，而游客身处的亭也成为了美景中的一部分，山中建亭不仅能方便游客游览，为游客提供绝佳的视角。 根据园林环境选定亭址，下一步就该深入研究亭本身的构造以及布局，使之与具体环境能融为一体。园林亭的平面结构往往比较简单，基本都是选择比较规则的几何形体，其构造除主体构架的柱子、亭顶、栏杆、座椅之外，通常还会有桌子、碑匾等等，亭的入口普遍会选择穿过式设计，一个或者两个入口将人引入小亭。而亭屋顶的设计对于整个亭以及园林来说都很重要，因而其设计风格往往也比较多变，有三重檐、歇山、盔顶、平顶等等，强调自然野趣意境的园林亭，其材料多选用松、竹、棕榈等结构或木结构，甚至是茅草顶也可以用来突出自然野趣的风格，也有仿欧洲古典、伊斯兰等具有不同地域风情的亭屋顶，其柔美的线条给人不一样的感受，为人营造出童话般的意境，但也不会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同时，园林亭的装饰也不能忽视，这些细节的设计不仅能体现出设计的精致，还能给人带来很温馨的感觉，比如淡雅的挂落能给人柔和之美，而精致的花格设计则能给人如诗如画般的感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以及艺术的延伸，现代化的园林亭的设计在尊重其文化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新的元素，提倡”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以及”回归文化，人文合一“的人文生态原则，要求园林的设计更多地与城市生活相融，提高人们的生活享受，因而，城市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园林以及园林亭，其设计往往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种新的园林亭设计理念。 建筑欣赏论文:关于中外建筑欣赏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高职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有个相同的特点，学生在上课时一味的追求软件的技术运用，而设计的作品总感觉在设计上美感不足。原因是很多学生没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或者是学生的审美能力不行。学校开设一些基础类课程，如素描、色彩、欣赏课等课程似乎是在给学生打基础，但实际的教学中，课程的结构和学生之后的设计联系不紧密。教学时经常是非常枯燥地讲解图片，这也成为这类课程一个很大的误区。在此对中外建筑欣赏课程进行了以下几点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以期对课堂教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建筑赏析 教学设计 教学改革 众所周知，艺术讲求审美和精神，技术针对实用和物质。但是无论如何，艺术和技术都要结合才起作用。在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艺术设计类专业，其中艺术欣赏类课程都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程，如：艺术概论、中外设计欣赏、建筑赏析等课程。老师上课的形式以讲授为主，学生没有动手实践的机会，学生的学习只是停留在简单地被告知上。却忘记上这门课程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把知识能运用到实践中去。而大多数课堂教学中却忽略了这些，迷失了教学的方向。笔者在几年的教学工作过程中，通过课堂教学改革，总结出了以下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1 明确教学目标和课程目的 高职艺术设计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动手能力，培养懂艺术设计观念的操作能手。但很学生在非常熟练地使用一些软件操作上做出来的作业总不尽如人意，其实就是忽略了基本美术知识的加强。以中外建筑赏析这门课程为例子，首先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学习此课程的目的。本课程旨在使学生通过中外建筑赏析，了解国内外著名建筑，从这些建筑中让学生体会到各种建筑之美，在课堂上学生通过老师的讲授对建筑审美有所感悟，课外学生通过阅读去了解更多的建筑知识，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为后续将要开设的关于设计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准备。比如：在欣赏作品的时候，需要从不同方面去考虑：材质、结构、构架、环境、技巧等，并且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课堂中应多让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感悟，不应简单的满足于对表象的了解，学生只有对一个作品有了自己的感悟，知识才能升华成灵感，才更容易将其应用到自己的设计中去。学生了解了课程的目的，学习起来将更有动力，有方向。 2 课程的教学结构应辟新路 这里所说的教学结构应辟新路，并不是舍弃传统，传统的教学方式所讲授的建筑欣赏给人的感觉是老师知识丰富而学生孤陋寡闻，课程上完后写一篇论文草草了课。传统的建筑欣赏课，大多老师都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去计划上课的内容。上完课程之后留下在学生的脑海里的却是很多历史标志性的时间，建筑大师的名字，忽略了艺术设计学生真正要走的方向。那么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重点应该是在短短的课程中如何得到“启发”，如何去挖掘建筑中的精髓。所以作为建筑欣赏的教学不能再用老模式去讲授课程。以下是我对该门课程的结构的理解。整个课程结构分两部分：认识建筑艺术和体验建筑艺术。课程根据学生专业可以选择性学习。如室内设计方向学生，根据课时我们可以只学习体验建筑艺术这部分，这部主要包括：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宫殿建筑、宗教建筑。着重点可以放在各种建筑的特色上，这主要是为了能为学生以后的设计增加设计灵感。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内容结构图 3 教学中应该要教学互相促进 时代在发展，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1]学习艺术也是一种提高个人精神情操的行为，它可以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后放下疲惫的身躯，感受身边美好的事物。但在艺术作品教学中怎样让学生去思考艺术的内涵，领略作品的精髓，并探索新的艺术之路呢？我们以苏州园林和苏州新博物馆为例。苏州园林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在都市内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山林”。苏州新博物馆设计者设计大师贝聿铭的祖籍是苏州，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贝聿铭设计博物馆新馆，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把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使建筑物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博物馆的主庭院等于是北面拙政园建筑风格的延伸和现代版的诠释。在学生学习《园林建筑》这一章节时，我们可以把园林建筑与苏州新博物馆联系起来分析，分析他们的传承与发展。如果去枯燥的讲解苏州园林，学生可能很难领会园林的巧夺天工。但把当今的新博物馆和苏州园林联系起来去思考，这也许能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如图2所示。 图2苏州园林与苏州新博物馆 综上所述，在进行艺术设计时不需要理论去左右设计，太注重理论，将把我们的设计限定在一个框框之内。在平时的教学课程中，首先要告知学生的是课程的学习意义，让学生知道学习本门课程的目的。其次，旧的教学结构需要更新，用更好的方式去启迪学生发现美。最后，教学中应该要教学互相促进，知识不是孤立存在，传承与发展也是我们在设计中经常用到的。在课堂的内容的编排上要多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引领他们去发现美、实现美，这才是课程的真谛。 建筑欣赏论文:中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欣赏 有人说建筑是首凝固的诗，其实建筑比诗更华美，更厚重，更感人至深。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建筑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别具特色。在高中欣赏课中也有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欣赏内容，如何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古代建筑，能体会和感受建筑的内在美，这是任课教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让学生们对中国古代建筑感兴趣，笔者尝试了以下方法。 一、缩短古代建筑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兴趣 现代社会是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新颖的建筑艺术作品罗列在我们眼前，学生往往受其影响，更愿意多了解现代建筑，而忽视了我国独特的古代建筑。而这恰恰是我国建筑的根本，是不能忘却的记忆。应该如何引起学生兴趣呢？笔者觉得精彩的开头很重要。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导入能使人眼前一亮，能成为课堂的“点金之笔”。精心设计的导入过程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离散的自由思维状态引导到教学中来，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建筑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比较紧密，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画面来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在教学《皇权的象征――宫殿建筑》一课时，笔者播放了一段故宫的全景视频。这段视频的拍摄角度比较特别，在一分多钟的背景音乐中，画面从北往南俯瞰着故宫，极具震撼力的场面，让人不禁感叹故宫的庞大与威严。视频同时也勾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他们觉得自己原来对故宫还是知之甚少的，因而自然而然地有了想去了解的欲望。 二、严谨的教学结构，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否就看教学过程是否严谨有序。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我们可以从建筑的布局等方面去欣赏，从而了解建筑的基本知识，学习欣赏古代建筑的方法。中国古建筑例如住宅、宫殿等，在布局上有一些相似的规律。它们大多由若干个庭院组成。一般来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家中主要人物，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古人所说的“侯门深似海”就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 为了让学生了解这一特性，笔者就举故宫建筑为例。北京故宫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具有代表性。故宫建筑大家都比较熟悉，有些学生还去过故宫，于是笔者就请去过的学生回忆一下，在浏览故宫时都参观了哪些地方，然后在故宫俯视图上指出这些建筑的位置，尝试让学生总结参观地点的规律。学生很快发现，原来大家几乎都是沿着一根直线行走的，从前到后参观了这条直线上的建筑。配合图片浏览，学生得出结论，故宫建筑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重要的建筑就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观看一段简短的视频，让学生从几张建筑照片中看哪种布局与故宫相似。大家都认为四合院的布局与其最为相似。这也就说明了故宫的布局是一种庭院式的布局，是一层套一层的。 通过图片浏览，学生能感受到故宫建筑的布局是对称的，而且是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同时也体会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一幅中国画长卷，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看，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古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古建筑的艺术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三、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实践体验中国古代建筑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古典园林与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学生也都游览过古典园林，让学生用所学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方法去分析古典园林，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用分组合作的形式进行，既增强了相互间的合作能力，又在无形中融入课堂内容的学习中，课堂气氛十分融洽。 这样的学习方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有学习小组都很积极地去寻找关于园林的材料，并配合PPT讲解自己小组的学习成果。从PPT展示的过程中看到了学生对于园林艺术的独特见解，每个小组重点分析的内容都不一样，正好形成了知识的互补。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的兴致很高，在搜集整理制作的过程中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有了自己展示特长的机会，在快乐中学习，这是最棒的学习状态。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就如一座座高峰，我们要定期登上这些山峰去看一看，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汲取营养，然后我们才能神清气爽地下山，勇敢地投入生活。”对高中学生来说，更加要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让他们学会欣赏分析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体会建筑艺术的美感，汲取古典艺术的精华，从而更加热爱中国的民族艺术，将中国的伟大文明传承下去。 建筑欣赏论文:建筑审美欣赏中的意象重建 摘要：建筑既是实用的，也是艺术的，而艺术是要通过审美欣赏才能获得的。在建筑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意象重建，它同时也是建筑审美欣赏的核心。本文从文学的美学角度，着重分析研究了在建筑审美欣赏中意象重建的作用和欣赏过程中领略的不同层次，由外及内，由里触及建筑欣赏中人物相融的最高境界，以期提高建筑欣赏的品位与水平。 关键词：建筑；审美欣赏；意象重建 建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人们用泥土、砖、瓦、石材、木材、钢筋砼、型材等建筑材料构成的一种供人类居住和使用的空间，如住宅、桥梁、体育馆、窑洞、水塔、寺庙等等。广义上来讲，景观、园林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在西方，建筑素有“凝固的音乐”与“石头史书”的称誉。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耶的经典名作《建筑十书》提出了建筑的三个标准：坚固、实用、美观，这三个标准一直影响着后世对建筑的认识和发展。 建筑物只是坚固、耐用却不美观，那它只能是满足功能的房子。只有具备了实用和审美两重性的建筑物才可称为“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艺术。建筑具有独特的审美，因而对建筑艺术的欣赏就要从领略建筑艺术欣赏内在的审美规律出发，探索建筑欣赏的内核——意象重建。 意象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系统，所谓“意”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的意向、意欲和表达的思想情感、艺术追求等，而“象”则指人们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能为感官直接感受、知觉、体验到的非现实的表象。意象是人与世界的交流融合中生成的精神品，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存在和一个审美表象系统（包括仿象、兴象、喻象与抽象），经过物态化和物化构造生成的现实的艺术品。 为什么在欣赏建筑艺术时要进行意象重建？这是因为意象在建筑创造和建筑欣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创造的核心是意象的生成”，而欣赏建筑艺术依然是意象生成的过程。在建筑物起始的构建及建造过程中，设计师及建造者们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理念、思想、精神、情感意象倾注融灌于建筑中，在建筑物中无不打下建造设计者的精神世界与艺术追求的意象烙印。而审美欣赏者站在创作者的肩上欣赏建筑，在接受创造者原有意象的同时，也在重建扩展着自己对建筑的新意象。虽然这种建筑欣赏生成意象的契机来源于已有建筑艺术品，受其外观和内涵的暗示与引导，重建的意象不会完全脱离原有意象，重建一个与原有意象毫无任何关系的意象，但这种意象的生成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复制，不可能完全获得建造者创作的原始创意，而是欣赏者对建筑能动的产生意欲、情感、想象，重建着一个与原创意既有相通，又有区别的新的建筑意象世界，这一意象世界的生成是建筑欣赏的核心，其实质就是建筑艺术欣赏的意象重建。 建筑意象的重建，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和不同的人所生成的意象也不尽相同。从古至今，众多名人名家、文人墨客和欣赏者住足在建筑成果前，在赞叹中流连忘返，留下了无尽意象世界的千古绝唱。如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它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历代王朝都进行过多次扩建与修缮，主要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其作为城堡防御匈奴、东胡的南下掠夺，其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而随着朝代的更迭，长城的防御功能逐渐弱化，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是中华民族智慧与聪明的象征。由于它多建于群山之颠和逶迤的险山峻岭中，为欣赏者留下丰富的意象世界。曾写道“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和“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大气磅薄的诗句。而今，长城作为春秋至明时期的古建筑，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成为向世人开放的游览圣地。在穿越历史的金戈铁马和峥嵘岁月的空间中，游览者寻找着古人建造者的足迹，感叹着先人们伟大的创举，生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意象。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嗟叹道：“在这里，我们要对中华文明表示极大的崇敬，在悠久的历史面前，我们的时间太短暂了。”从单纯的军事作用，到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再到对历史感叹的变化中，对长城的审美欣赏中所生成的意象，充分反映了建筑审美欣赏中意象的重建过程。 即使在今天，建筑欣赏的意象重建也无处不在，如当今流行的以“怀旧”为特征的新型审美需求，在许多地区成为时尚，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一些老军工企业、钢铁厂、纺织公司等废旧厂房和设施，在工厂旅游、产业观光、艺术工厂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建筑设计师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定位、重新挖掘和重新改造，对这些老厂房和旧设施在实用功能、保护资源、历史文化方面，从表现形式到建筑内涵重建意象，让游人在留恋建筑原有创意的同时，对新创意也倍加欣赏，使老企业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与青春，也提升了建筑艺术的审美欣赏水平。 优秀的建筑艺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欣赏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建筑艺术的欣赏，不是重建意象一蹴而就，对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群体，它是一个开放的无终极结果的过程。欣赏者对建筑艺术产生审美的感受也是一个多重结构，它是由外到内，由表及里，不断升华的审美感受，是从孕育到朦胧再到清晰的心理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因此，在建筑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对建筑审美意象生成各个层次的理解和把握，要细致入微的探寻这一精神层面在建筑意象生成过程的三个阶段。 一、建筑立面须突出观察 观察是欣赏者透过艺术的形式符号在直观层次上初步感受和重建意象。对于建筑作品，欣赏者最初接触时，首先看到的是由物质材料堆成的建筑外观，通过建筑的名称、实用功能及所处空间，对建筑外部形体有一个最初直观的了解，通过建筑的线、面、造型、体量、排列、色彩等独特的艺术抽象语言，欣赏者开始感觉到其背后隐含的或历史、或文化、或地域等方面的意义，从意识上初步有了一个不太完整或是粗浅的意象，或多或少的能够感觉到建筑外表所体现的直观上的美。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朦胧之美，对于不熟悉的建筑作品，欣赏者凭借自身的艺术敏感力，来感受这种似有似无潜意识中的朦胧之美，但这种对建筑的感受毕竟是浅显的，且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理状态，有些欣赏者甚至没有感觉到建筑的这一朦胧之美，尤其是在一些建筑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意义非常隐喻或隐晦，欣赏者对表现出的某种宗教、非现实流派、地域文化等缺乏了解和熟悉，如建筑上的后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一些“光亮派”、“银色派”、“高技派”等，其创造的意象就不是普通欣赏者所能体会到的。 建筑欣赏论文:古建筑欣赏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样式可有多种。分别代表着一定的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个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剌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主要有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还有攒尖顶（所有坡面交出的脊均攒于一点）等等。所有屋顶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无论它是源于古人对杉树枝形还是对其他自然界物质的模仿。这种艺术性的曲线先陡急后缓曲，形成弧面。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的排送雨雪。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有俨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斗拱这个词在谈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不提，由于它在历代建筑中的做法极富变化，因而成为古建筑鉴定的最主要依据。 从建筑类别上说，中国古建筑包括皇家宫殿，寺庙殿堂，宅居厅室，陵寝墓葬及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寺庙，陵墓等都采用相近的建筑形式与总体布局方式即对称齐整，主次分明。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唯园林建筑与此迥异，布局自由灵活，变幻无穷，极力追求自然情调。当是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前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由于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使它还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抗震性能强。它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消失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如像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已经近千年或超过了1000年。后者曾经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八级以上的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还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的优越性。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翚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屋顶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十二角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日形的、月形的、桃形的、扇形的、梅花形，圆形、菱形相套的等等。屋顶的形式有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等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等种类。还有的把几种不同的屋顶形式组合成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新样式。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大凡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物多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或其他颜色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琉璃瓦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防水性能强，，皇家建筑和一些重要建筑便大量使用了琉璃砖瓦。琉璃瓦的色泽明快，颜色丰富，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等。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在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琉璃瓦，次要的建筑用绿色和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全黄琉璃瓦顶的。清朝雍正时，皇帝特准孔庙可以使用全部黄琉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独尊。琉璃瓦件大约可分作四类：一类是筒瓦、板瓦，是用来铺盖屋顶的。第二类是脊饰，即屋脊上的装饰，有大脊上的鸱尾（正吻），垂脊上的垂兽，戗脊上的走兽等，走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而决定。明清时期规定，最多的是十一个，最少的是三个，它们的排列是，最前面为骑鹤仙人，然后为龙、凤、狮子、麒麟、獬豸、天马……等等。第三类是琉璃砖，用来砌筑墙面和其他部位的。第四类是琉璃贴面花饰，有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以及各种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性很强。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中重要的艺术部分。我们今天看见天安门城楼、故宫三大殿以及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等重要建筑的室内外，特别是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画，使这些阴影部分的构件增强了色彩对比，同时使黄绿各色屋顶与下部朱红柱子门窗之间有一个转换与过渡，使建筑更觉辉煌绚丽，这实在是一种很成功的手法。建筑彩画也有实用和美化两方面的作用。实用方面是保护木材和墙壁表面。古时候有一种椒房，即是在颜色涂料中加上椒粉，不仅可以保护壁面和梁柱而且还可散发香气驱虫。装饰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房屋内外明快而美观。彩画的图案早期是在建筑物上涂以颜色，并逐渐绘画各种动植物和图案花纹，后来逐步走向规格化和程式化，到明清时期完成了定制。明清时期的彩画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彩画，分为和玺（以金色龙凤为主要题材）、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金琢墨、烟琢墨、雄黄玉、雅五墨等，它们都以用金多少和所用的主要题材来定其等次贵*.另一类是后来才兴起的“苏式彩画”（苏指苏州），它的特点是在梁枋上以大块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廓，在包袱皮内绘各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各种故事、戏剧题材。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彩画，如故宫太和殿的柱子以贴金沥粉缠龙为饰，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在楠木梁枋上素底描金彩画，达到了金碧辉煌登峰造极的地步。 朴素淡雅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古建筑的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建筑物内的雕塑多为佛、道寺院内的佛、道教内容。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建筑欣赏论文:我国古建筑的美学欣赏 建筑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具体到物力上就是建筑材料的使用。而由此散发的建筑美也给人深思，对于古建筑的美学欣赏必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筑设计。 一、材质的美学欣赏 古代没有现代的高科技没有钢筋混凝土，他们采用的材料大多都是纯天然的，仅仅进行简单的人力加工。技术条件决定了古代建筑只能以木材和石头为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是木结构和石结构的。 就木结构而言，由于木材的长度有限，那么用木材构建的建筑也就不会很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支撑柱子，内部结构小巧紧密很有安全感。这反映出古代人追求内心的宁静和高雅。这种小巧玲珑的木结构建筑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从美学艺术上讲也就是取法自然。这样的建筑群让人有一种喜悦感，很有回归自然的感觉。与欧洲古典的石料建筑相比显得温润柔和，同时显示出中国古人欣赏自然的美学价值。北京故宫建筑群最主要材质就是木头，体现古人追求意境和自然之美的美学观点。 就石料结构而言，大多是指就地取材的山寺建筑和园林雕刻。相对于木结构的而言石料建筑较少，这与古代人力物力有限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如此古代石料建筑还是和木结构建筑一样最大的体现自然之美，很少有人类刻意雕画的痕迹。许多流传至今的皇家园林都是用天然成型的石料来布景。石料建筑与木结构的建筑往往相映成趣，浑然天成。 二、造型的美学欣赏 中国的古建筑可以说是形形色色，造型也是不计其数，每一种不同的类型都显示出不同的美学价值。古建筑造型中最突出的是屋檐的造型。中国古代建筑的屋檐与屋身有很大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也就是屋身的变化会带来屋檐的变化。古建筑的屋檐主要有屋檐高大、翼脚翘起的特点。飞起的屋檐有一种动态美，把本来静止的建筑带动的灵动欲活。这既有美学欣赏价值，也体现中国古老的动静结合的辩证思想。 除了屋檐，屋顶的造型多为曲线形，像希腊那样的平顶式基本很少见，这样的屋顶使本来笨拙的建筑显得灵动。而且这样的架构符合没美学的逻辑在简单和自然中增加美感，静态的屋身在动态的屋顶和屋檐的带动下极具美感。 古代建筑造型中不可忽视的是斗拱，斗拱使连接屋顶和屋身的部分。中国古代建筑大都是木结构的，这就有了特殊的构件斗拱。斗拱是古代劳动人民根据木材本身的结构把他穿插架构在许多木构件之间，一层层的叠加，放在屋檐下柱子和屋顶之间。斗拱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经过唐宋到明清时期发展成熟，他的最初出现只是为了连接柱子和屋顶，但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变化，渐渐成了装饰的结构。斗拱有着一律整齐的形式，而且相互对称相互均衡，各个部件之间都十分的协调，而且衔接的很巧妙，使整个建筑拥有和谐的韵律。斗拱的构件大都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就是从侧面看也多是倒过来的等腰三角形，从上面俯瞰有的斗拱成“十”字，有的是“田”十分的对称。并且斗拱的外观还有完整的几何关系的美感，展现出和谐统一的韵味。这种斗拱除了实用和美观价值之外，还或多或少的体现古代人的社会伦理和思想观念，和各种制度的秩序美。 三、色彩的美学欣赏 建筑有了形还离不开色，有形有色才是完整的美观的建筑。色彩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不同的色彩传达出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搭配和组合也会有不同的效果。色彩是比较形象直观的表现方式，在建筑物上也是如此。中国古建筑大都是木质的，木头容易潮湿被腐蚀，为了长久居住和保持就需要在木结构建筑物的表面涂一些涂料来对建筑物加以保护。这些用以保护建筑物的涂料往往也兼具美学欣赏的价值，这是古代实用和欣赏相结合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这种差别也明显的体现在色彩上，尤其在衣服颜色的运用上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在古代建筑涂料的颜色运用也十分的谨慎。斗拱是在屋檐的阴影下面，常常以冷色调为主，比如青蓝碧绿。木建筑的柱子和墙壁大都以丹红色为主，这样的红色和檐下的青蓝碧绿相互映衬，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很美的艺术效果。这样的对比色在寺庙建筑中运用的比较多，寺庙的柱子多用黑色，而底下的台基多是白色，这样就形成了鲜明的黑白对比。 古建筑中注意用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能颜色太杂，这样就不能现实建筑的庄严。我们经常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一座很富丽的建筑，但在中国古建筑中很少能找出能用这一词语修饰的建筑，即使作为几代皇宫的故宫也没有色彩斑斓，而是以黄红两色为主。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那建筑不可避免的表现等级制度，所以流传至今的古代建筑大都十分庄严，为了展现庄严在颜色的分配上不能杂乱。色彩的单纯给人一种崇高的威严感，宫廷建筑的黄瓦红墙达到了色彩的和谐还展现了皇家的雍容华贵。 四、平面布置的美学欣赏 古代建筑不仅单个的有很大的美学价值，就其整体的布局而言也具有很大的美学欣赏价值。古代的建筑都是庭院式的。有许多单个的房屋相互连接形成一座屋，然后在屋的周围布置一些其他的景观建筑，这样的庭院和建筑构成错落有致极具美感。古代院落式的布局是在重要的建筑前修建许都院落，主建筑放在庭院的最后，能够激发人们寻找主建筑的兴致和情趣，增加建筑的美感。同时依靠院落里的景致映衬出主建筑的重要地位和居住之人或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古代的庭院还能使单一的房屋建筑富于变化，是主建筑的形态，呈现不同的姿态，从而达到衬托的效果。古建筑的庭院布局是建筑平面结构的纵深发展，呈现出非凡的艺术美感。 除了庭院组合古建筑也十分讲究布局的对称，主建筑大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余的建筑都围绕中轴线对称分布，这样均衡的布置严肃又井井有条，体现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和不容僭越的君臣关系。 庭院和围廊组合的建筑在古建筑中是最常见的，像北京的故宫和明十三陵都是主建筑群掩映在层层的庭院之后，既显示出皇家的威严，又有很大的审美情趣。 结语 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灿烂辉煌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中国古建筑除了深厚的文化韵味外，在材质、结构、色彩和布局上都体现很大的美学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思考。通过将古建筑与现代化建筑相融合，能够更好地体现我国的建筑文化精髓，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建筑文化论文:园林建筑文化体系发展 摘要： 结合许多学者关于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沿革和西安以及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园林建筑和艺术发展的脉络归纳，总结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园林建筑的特色和发展，并浅要分析其对西安当代城市绿化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园林建筑；西安；文化传承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镇，依托六朝都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建设在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皇家园林到私家苑囿都有典范代表。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衍生的场所，研究西安的园林建设文脉对西安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都有重要影响以及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探究都有重要意义。 1西安及其周边园林建筑发展的文化脉络 1.1卷阿园林景观文化 关于西安地区最早园林营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经•大雅•生民之计》中描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卷中“卷阿”就是今天陕西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周成王曾到此处游历，后来此地有周公庙，庙中有石刻、壁画等，并且常有后人来此进行祭祀、朝拜等各项活动。这种民俗风情场所的形成是早期游乐地的原型。 1.2秦汉上林苑文化 西安古时为汉长安城，基于长安城周围水源充足，气候适宜以及汉代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西汉的园林建造生机勃勃，以西汉上林苑最为代表。西汉上林苑是沿用秦上林苑建造的，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建造上林苑以满足汉武帝的奢望，据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除了皇家园林的浩大，西汉茂陵富民袁广汉的私家园林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起源。据记载：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奇树异草，糜不培植。”并且园内配有激水、山石、楼阁，与后世成熟的园林并无大的区别。 1.3隋唐园林文化 唐代园林文化是中国古典园林及其兴盛之时，唐代园林继承隋唐之前所有园林的长处，园林与建筑的营造更加契合与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唐代逐渐修建了大明宫、翠微宫、曲江池、大雁塔、兴庆池、玉华宫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园林建筑文化体系。 1.4明清园林文化 长安城的园林和园林建筑的隋唐繁荣之后，在明朝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园林的属性更加明确，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文教园林、公共园林在此时更是蓬勃发展。明代引龙首渠、永济渠2条水，为明代市民生活和军事防御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使得明代的园林建设因有了水面的点缀而富有生机和活力。以山水为摹本，虽为人作，宛若天开成为这一时期的造园法则，出现了关中书院、兴庆宫、云居寺等园林建筑和公园。园林建筑与绿化共同构成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明代园林在城内繁盛一时之外在城外园林绿化业可圈可点。明代在城外以护城河沿岸和永济渠沿岸修建了2条大的城市绿化带，在军事防御和城市绿化上有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城市的绿化提供了历史参考。 2西安及周边园林建筑发展对今天城市建设的影响 现代西安的城市园林建设中依然继承了历史上长安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如今对历史文物和历史风貌保护日益重视，西安在保护和修复历史遗迹的同时，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上积极汲取历史上园林建筑的格局和文化元素，其中尤以唐代园林建筑对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都是结合唐风运用现代造园技术实践的典范。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大唐芙蓉园中以亭廊坊桥等唐风建筑群为主，还有围合的精致小院落，其间曲水环绕，茂林修竹，建筑群和景观环境相得益彰。园中还有许多具有历史形态的雕塑小品和实物展示，如拴马桩和石马等。融入古典元素的同时，为了展示西安文化，园中还加入了许多陕西特色的民俗元素，使得大唐芙蓉园的建造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前进的意义。西安的城市公共绿化在公园小品上继承了大量唐风元素，在街景的绿化和格局上也极具历史风貌，西安道路呈方格网状布局，道路绿化沿用唐代盛行的柳树、槐树，但是现在自然条件的变化及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园林绿化困难重重。 3总结 从历史上的园林建设中汲取长处并结合现状提出了几点关于西安城市绿化建设的建议：（1）对现有珍贵树种进行保护，对现有的绿化园林加强治理和管理。（2）结合汉唐城市建设的风貌，对特色植物进行推广和种植例如牡丹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种并结合气候和技术对物种进行适当改良。（3）防止千园一面，城市公园要打造独有的特色，可以以不同植物或水景等定义园林特色，增强城市园林公园的市民活力。 作者：刘逸飞 单位：长安大学 建筑文化论文: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槅扇门，槅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槅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槅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五、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宗教信仰，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邹洲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1定远营的营建 对定远营兴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远营建设之前，该地区称为“葡萄泉”，曾为清政府的军马场，称“御马圈”。1726年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营建定远营，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远营的建筑历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中提及定远营所在的贺兰山地区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该地区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邻近宁夏地区，遥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军事、交通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钟琪在该地区请旨设军营。同时，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据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硕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与清朝对立，有的虽并入但还有“放抗之心”，定远营的营建起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进了清朝边疆的稳定。 2定远营社会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将其赐给为维护西北边疆稳定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这里的第一位王爷是二代扎萨克王阿宝。清政府在蒙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册封蒙古贵族，这是清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定远营内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蒙古王爷是政治、宗教、军事三位一体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是清政府赐予的爵位，蒙古语为“治理”。定远营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国末代王爷达礼扎雅为九代人）中七代人与满清皇族联姻。和硕特部落世代与满清皇族联姻，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抚绥政策。清统治者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爷和福晋会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间，带来了京城地区先进的文化与营造技术，甚至直接带来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国时期定远营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远营古城布局概述 3.1定远营周边自然环境 几百年来定远营的山脉水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定远营的山脉是贺兰山余脉，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山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城北最高处的喇嘛庙山，占据了城内制高点，可观察城内外情形，同时也供王爷及官员祭祀用。东部高低起伏的山体为防御营造创造了先决条件，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与山脉走势密切相关，东城垣结构体系建在山脉之上，东北角伸出一段墙体修建角楼。城北深约6m左右山沟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远营周边山体共修建有6座营盘驻扎军队，战争时期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定远营的水系均发源自贺兰山，城南有三道河沟，城北山沟内也有河流，河沟处形成的涝坝可以有效灌溉农田。定远营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山脉水系的风水说，定远营处在城南南梁山与城北后营盘山之间的盆地，俗语“二龙戏珠”。同样，城南三道河沟与南城门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汉字“王”，定远营城垣结构体系与城内喇嘛庙山构成“白”，上白下王为“皇”，当然这些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3.2城市格局 定远营的营建主要为了军事防御，城市受当时制度要求规模较小，城垣体系范围内为18ha。建造者将长远发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区向南延伸，这也是今天巴彦浩特镇的城市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城内主要建筑有参将衙署、军营、城隍庙、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并对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自此开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参将衙署成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汉传佛教性质转变为藏传佛教，日后成为阿拉善地区八大寺庙之一。至全国解放前定远营拥有了行政、军事、宗教、居住、园林等多种建筑类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东南，包含了西路、中路、东路、新官邸区和花园，占据了城内近一半的面积。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拥有儒教、佛教、道教丰富种类的宗教建筑，王爷家庙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内最大建筑群，这与清朝在蒙古族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城内城隍庙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庙宇，孔庙、关帝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坐北朝南的定远营魁星庙位于东北角，此外在王府内建有马王庙、娘娘庙，南门翁城内有南天门守护神赵公明的财神庙，建在山体之上的东侧城台之上有山神庙。剩余西北的大面积空地供王爷近亲、官员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国时才开始有商业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响下的定远营古城 4.1中原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之上营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定远营建成之初便由汉族将领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旨兴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担任。王爷会直接从京城之中请来工匠修建定远营，因满蒙联姻的缘故，王爷、福晋及其子女有大量时间在京城居住，促进了定远营对汉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远营所在阿拉善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族人活动，受自然地理条件的苛刻限制，该地区不利于农业发展，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因清朝的边疆政策，甘肃、绥远、山西、河北、宁夏等地汉族人迁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区谋求生计，虽人数并不多，但汉族人对定远营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传统建筑文化在定远营的营建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城市营建遵循堪舆理论。定远营内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宗教包容性体现。藏传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为汉传佛教寺院，明代便兴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爷入住后，因与藏传佛教的渊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为藏传佛教性质，整体布局以中轴线贯穿的，符合汉式寺院的对称布局方式。结合起伏的山势定远营城内、外兴建有多处花园，城内的王府花园、城外的东、西花园都有对中原地区园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这些园林的营建在阿拉善地区是从无到有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内民居区的街巷布局规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国时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区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组群的入口处，同时也布置在城隍庙前，作为其前导空间，匾额写有“神明电照”四个汉字。六代王爷之后的丧葬习俗采用了满汉结合方式，改用棺椁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硕特蒙古文化的体现 1686年定远营附近地方划定为和硕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爷入住定远营，和硕特蒙古部落开始了由游牧转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8年间，蒙古族深深影响着古城建筑文化。城内的和硕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爷近支，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为黄金家族。和硕特王府墙体四周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宫”的美誉，这与蒙古族文化中对代表圣洁的白色推崇有关。定远营兴建初期，并没有足够的固定式建筑供给居住，蒙古族传统的民居——蒙古包会融入到当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为最为尊贵的方位，在此方位会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灵，王府家庙——延福寺庙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样位于二进院院落西北侧。在延福寺庙以北的喇嘛庙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举行特有的宗教活动，将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腾格里战神或者苏勒德腾格里挂在旗杆上，进行祭祀。与中原汉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为尊，西侧建筑地位高于东侧；以武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体现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则是武官于西侧办公，文官于东侧办公。和硕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贵客、寺庙喇嘛诵经、举办婚礼等活动场所用，西厢房为一家之主住所，东厢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单体建筑构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厢房、院门及院墙组成。但与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宅门位于中轴线上直对正房，与蒙古人热情开放心态有关，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是马鞍形门楼，因该地区风沙强，昼夜温差大，无倒座。 4.3满清皇族文化的体现 和硕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为1730年竣工的参将衙署，《大清会典》工部有记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以次而减，佐贰官复视正印为减”，“按察使司及府、厅、州、县署，署侧皆设库狱；教官署皆依放明伦堂；各府及直隶州皆设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别设教场演武厅”。中路核心建筑为大堂——迎恩堂，面阔五间，有抱厦并月台。衙署建筑具体规制在《钦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礼律仪制”中规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楼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确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参将为正三品武官，定远营衙署正门面阔三间，厅房——迎恩堂面阔五间，这些符合《钦定大清律例》的规制。1731年清政府将定远营赐给和硕特蒙古王爷，参将衙署沿用为和硕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没有改变其建筑规制。此后修建的东路、西路辅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对王府的规制。《大清会典》中将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个级别划分，级别高低顺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对每个级别都做了详实的规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罪。”《大清会典》对郡王府规定：“正门五间，启门二”，“正殿也五间”，“翼楼皆五间”，“后殿五间”，“后寝五间”，“后楼五间”，“殿不设屏座”。和硕特王府正门沿用参将衙署时期的三间，而没有改建为五间，而新修建的东路寝殿二进院正房、三进院正房为五间。清政府也为和硕特蒙古王爷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爷和福晋居住。 4.4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 定远营与藏传佛教渊源颇深，1642年(明崇祯十四年)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实汗驻藏并扶持藏传佛教，1686年，和罗理借达赖喇嘛之言上书请赐牧地。和硕特部第二代王爷阿宝曾经奉其父和罗理之命，护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并统兵驻守西藏四年，将青海的甘珠尔经和宗喀巴佛像带回。阿宝入住定远营后将定远营内一座汉传佛教属寺三世佛殿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并大力加以倡导——即延福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间在阿拉善地区传教三十年，期间曾到过定远营延福寺，这些交流活动大大促进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对藏族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乾隆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民国时期阿拉善的藏传佛教寺庙已达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庙（包括延福寺）为主的阿拉善地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定远营东郊的雅尔庙也是藏传佛教性质。阿拉善地区的各大寺庙广为流行“查玛”活动，是藏传佛教驱魔辟邪的一种宗教活动，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为凶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乐、诗歌、美术的宗教艺术形式，具浓厚的艺术色彩，通过视觉感官传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门前是举行“查玛”庆典活动（跳布踏）的广场。延福寺举行的吊唁和出殡仪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会来此念佛诵经。现存藏传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对完好，建筑布局中将汉式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改为藏式风格的大经堂，这样的布局手法常见于蒙族信仰藏传佛教地区（图16）。大经堂的平面更多体现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转经的通道，是藏传佛教重要体现，同时底层至顶层的平面形式有较大变化。建筑造型为汉藏混合式，屋顶将传统的歇山顶与藏式平顶相结合，在细部处理上也体现藏式建筑特点。 4.5回族文化的体现 清乾隆年间最早一批的回族人来到定远营地区，是当时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随征新疆带回的哈萨克降卒，俗成“缠回”，归化后随旗人风俗，回教信仰不变。其余大部分回族人为周边宁夏地区来此从事商业活动回族人，逐渐定居于此。定远营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沟地区。定远营还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称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种说法：其一，据说元末明初西北地区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从新疆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宗教信仰不变；其二，第二代王爷阿宝康熙年从青海迁徙到西套时，带回了青海西宁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罗卜藏多尔济征战新疆而带回了哈萨克族的降卒，他们与蒙古民族相处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为蒙古人，但伊斯兰信仰不变。民国时期，最初的礼拜堂是在三道河商业区的万盛店中两个房间中。后建了伊斯兰教建筑两处，第一处是1929年在商号万盛店院内由回民集资修建“下寺”也称“老寺”，位于三道桥以南。1941年因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教派的区别，便在南梁顶东沿建设了第二处伊斯兰教建筑，称“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动因素外，行政上也曾两次隶属于宁夏：1376年明朝始置宁夏卫，控制范围包括定远营所在地区；1928年-1954年属宁夏省。相似的地理气候，也容易使两个地区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鉴，宁夏地区的建筑文化逐渐融入当地，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上，定远营内的建筑大多厚墙、平顶、土坯材质、屋内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都是宁夏地区建筑的典型特点。 4.6西方文化的体现 1864年（同治三年）罗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区为“圣母圣心会”教会的宗教传播范围，属天主教，这使得阿拉善地区天主教的势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师马衣山来到定远营传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来到定远营传教。1938年-1944年，定远营信仰基督教民众已有百余人。有记录可查的定远营的基督教建筑为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国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国时期“洋居风尚”盛行的大环境之下，蒙古王爷和福晋往来于北平与定远营之间带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传入时间较短，城内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单体中。东路一进院的东西厢房的檐柱民国时期改建为欧式风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头有装饰，材质为石材。1931年二进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为以“延年益寿”为主题的欧式风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砖石砌筑五个连续的半圆形拱券门，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设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纹样各不相同，有仙鹤、植物、仙鹿、宝瓶、莲花，立面写有“益寿延年”四个汉字。1943年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兴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现仅存的寝殿是一座集居住和办公功能为一体的建筑，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浓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这座寝宫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层建筑，因主客观原因只建了一层。材质为青灰色砖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对称，中间南北向走廊贯穿，房间沿走廊东西两侧布置，四个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轴线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为平屋面，设有排水构件，主体屋顶为悬山顶，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5结语 在实地调研踏勘中发现，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足及年代久远，定远营内的部分古建筑残损严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学力量和资金到定远营古建筑的保护中。定远营是一座有着丰厚建筑文化遗产的古城，但因地处西北边陲古镇，并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让定远营被更多人所熟知。定远营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礼制制度、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风俗习惯、汉族建筑文化的大统思想、回族文化、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这座西北边陲古城彼此融合、转化、补充，映射出和硕特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针对定远营古城保护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缮与重建过程中能满足历史诉求的表达，并能促进古城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仍然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历史建筑资源的保护，使得古城建筑历史价值得以保护和延续，仍待广大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中冶地建设集团三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室内设计的建筑文化分析 承袭中式传统，现代的中式家居风格仍然对住宅的细节装饰非常讲究。特别是面积相对较小的住宅中，甚至达到移步变景的效果。传统住宅所采用的建筑构件如砖雕、门墩和窗棂等，也常常被用作局部的装饰，从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永恒之美。中式风格家居中，常常有各种不同的饰品被用作装饰点缀。这些饰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砖雕、门墩和窗棂等，还包括式样繁多的布艺、装饰画、灯具以及绿色植物等。其中主体装饰物仍然是宫灯、紫砂陶和中国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饰品，在空间布局中能起到点睛之用。 相比于中式家居对文化韵味的一贯追求和复杂化的风格，西方的设计风格更加追求单纯的外形、鲜明的色彩和简明的造型。纯粹的西式设计风格在细节上的要求苛刻而严谨，例如在吊顶、天花板的描金设计，但是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要求，风格趋于金属化和简洁化。现代西式设计风格则显得随意而简单，例如在色彩的组合上，淡黄色的壁纸，纯西班牙式的蓝色、蛋黄色家具，搭配不同的材质如现代油画，旁边摆放古典雕塑或石膏像，这种无规则的搭配，能给人以随意的舒服感。纯粹的西式文化在中国的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但是随着国际家居装饰潮流的发展趋于简洁化和金属化，富含丰富文化气息的中式风格也在渐渐融入简约的西式风格，体现出繁复华丽与精致简约的融合。 家居中的客厅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好的经典场所。极富中国风的屏风摆放，配以新型沙发，加上中式传统木质家具，点缀埃及装饰；中式传统木质家具搭配现代风格的油彩，玻璃餐桌搭配中式木椅，设计风格别具一格，经过对色彩、形体、材质等各方面因素的深入推敲，精心布置，使室内构图丰富而和谐。西式壁炉，加上西班牙式的雕花处理，西式油画，在旁边摆放八仙桌，这样的中西式混搭是现在室内设计中较为流行的。在现代中式家居中，加入西式元素的处理方法，对墙面的运用较为抽象化，在边桌上摆放佛头，加上中式灯具的点缀，配合新式简约风格的沙发，加上茶几上的盆栽和杯具的配饰，整体给人以协调感。 可以说，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设计风格。总结目前国内室内设计的流行趋势，主要有三大主流，即以原木为特色的富有质朴感的自然主义，流露出高贵气质的贵族风范主义和低调简约的简洁主义，其中又以自然主义风格的运用为最多。自然主义所讲究的是纯朴的自然气息、追求返璞归真的感受，因而在家具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松木、枫木等原木家具，能够给人以清丽的舒适感觉。此外，设计中体现古旧的质感以及大自然的沧桑感，也是自然主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配饰材质的选择上，通常纯天然的材质更受欢迎，例如麻、藤、草、木质的装饰品能最完美的体现自然的气息；在室内空间里会避免出现工业气息浓重的材质，对门窗材质的选择上会采用原木材质，这样能够与屋内的原木家具完美融合，产生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开关插座也可选用原木系列的材质，使室内每一个细节都能给人以纯天然气息。简洁的欧式风格加上中式品味的实用装饰能更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在设计的要求上也并十分严格，简欧风格只要求具有欧式装修的元素符号在设计中体现即可，例如欧式门、罗马柱的运用等。 中国室内设计的现状及问题在我国，由于商业目标驱动、经济预算的限制和行业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联系被阻断，室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许多室内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设计的个性化，不能有效的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和建筑作品的内涵，导致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严重脱节。然而建筑物整体的文化气质实际上是由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共同构成，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脱节会导致建筑风格的畸形，无论对于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加强室内设计师与建筑设计师的交流。 建筑设计中的外部造型、内部空间划分、整体结构等，都为室内设计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室内设计中的功能布局、空间氛围、家居装饰等则完善了建筑物的整体功能。 作者：杨柳 单位：广西华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探讨 1图书馆建筑文化概述 1．1图书馆建筑文化图书馆建筑文化是指某一图书馆建筑所展现出的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建筑思想、理念和情感［4］，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2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历史沿革古代西方图书馆建筑以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最为著名，从零星的史料中可大致看出其建筑风格与神殿相似。中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具有了明显的欧洲特色，并且以教堂、修道院、大学联系紧密，外观高大宏伟，体现出一种庄严神圣的建筑文化。以上两个时期的图书馆建筑具有封闭性［5］，而近代图书馆由于经历了从藏到用的思想的转变，图书馆建筑文化也随之向多元化、人性化发展［6］。国外著名的图书馆建筑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也可称为藏书楼建筑，往往与宫殿、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建筑秉承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结构方正，布局对称，体现的是一种沉稳、朴实、庄重和“天地人和”的建筑文化。从20世纪初中国出现公共图书馆开始，图书馆建筑也突破了藏书楼的模式，增加了阅览室等读者活动场所，藏阅并重。建筑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包容的建筑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开放人本的建筑文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图书馆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从封闭空间转变为开放的形态;从注重藏书到以人为本的建筑环境;从单一的建筑风格到营造富有文化艺术神韵的自由化、多样化氛围。代表性建筑有国家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7］。 1．3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也是与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一脉相承的。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实现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成为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新理念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有:人性化的建筑设计，先进的技术设施，多元化的建筑功能，新颖化、有特色的外形艺术。总之，现代图书馆建筑正在将审美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向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实用功能，外形与功能完美融合的方向发展。21世纪以来的图书馆新馆建筑在外观上更加新颖，功能上更加完备，代表性建筑有美国西雅图图书馆、德国赫顿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 2融合服务理念的图书馆建筑文化现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两个2000年之后建成的图书馆予以分析。其中，上海浦东图书馆代表了目前中国图书馆的发达水平，陕西省图书馆能够代表西部省级图书馆的发展状态，前者采取网络调查，后者采取实地调查。通过这两个2000年后的新馆的情况，对其建筑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服务理念，效果如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2．1案例1———上海浦东图书馆 上海浦东图书馆秉承“以人为本，文化立馆”的服务理念，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化、生态化、人性化的特点。首先，其建筑造型为“悬空大书柜”，内部采用“全开放、大开间、少间隔”的藏借阅一体化布局，装修风格为图书馆整体营造出“书山、浮云、栈桥、空中花园”的氛围［8］，力求将现代感与文化感相结合，体现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其次，新馆的外部立柱采用清水混凝土结构，绿色环保，内部采用冰蓄冷技术节电制冷，双层呼吸式幕墙对流空气，体现生态性的建筑文化;而人性化的特点从整体布局到具体细节中都可见一斑，例如阅览区的大台阶造型，读者可坐在上面读书;扶手电梯、直达电梯，楼梯的合理安排，同时设有坡道，方便残疾人通行;还有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开关阅览桌上的小台灯。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为了营造“书山”的文化氛围，书架设置过高，造成高层的书取阅困难。第二，连接三四楼借阅室的楼梯台阶有两种高度，中间落差低，两边落差大，且没有扶手，会造成老人、儿童的安全隐患。 2．2案例2———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真诚服务读者”为服务理念的核心内容，力求传达出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建筑文化。外观主色调为米色，楼群的顶、檐、柱等部位设计为唐代建筑造型以展现古风，半开敞的广场形态又给人以开放的现代感。同时，为了体现实用性和人文关怀性，图书馆将借阅区和辅助功能区(报告厅、多功能等)的入口通道与借阅区隔离，以防影响阅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图书馆设置有残疾人专用坡型入口、残疾人专用电梯和卫生间、以及视障阅览室。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在观察中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还发现了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些缺陷。第一，主楼的借阅区只安排了楼梯和直达电梯，没有扶手电梯，并且直达电梯每层只有一个，等候时间长，老年人使用不便。第二，自习室的空间较小，几乎所有来省图自习的人都有排队抢座位的困扰，而且自习室与楼梯之间没有设置专门的通道，馆内人员走动、交谈、打电话严重影响其他人读书。第三，通风换气设施不够完善，馆内稍显闷热。 2．3案例综合分析 2．3．1对两馆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的图书馆新馆建筑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有了更人性化的特点，建筑文化中也有意识地融入了服务理念，主要表现在:(1)两馆在外观上都体现着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浦东图书馆凸显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交融性、创造性的特点和都市应有的现代感，陕西省图书馆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特色。(2)两馆都注重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处处融入建筑中。全开架式的布局能够满足读者以用为主的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两馆都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从图书馆建筑的角度来说，陕西省图书馆与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读者空间有些狭窄，不能与实际到馆的读者人数相称;楼梯、电梯等辅助设施安排过少等。这也反映出了现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图书馆建筑差距的主要原因，如资金的限制，观念的落后，政策的差异等。 2．3．2存在问题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建筑在融合服务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建筑文化中虽然已经融入了一些服务理念，但只局限于建筑设计中，并且大多数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图书馆学读者服务的角度出发。(2)建筑文化只关注了审美性和艺术性，没有考虑到实用性，或者说是在审美性与实用性发生冲突时舍弃了实用性，造成图书馆建筑的“只求奢华，不求实用”。 3将服务理念融入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实现方式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将服务理念很好的融入到图书馆建筑文化中，需要在图书馆建筑的选址、外观、布局、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到。 3．1图书馆建筑选址———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在建造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选址的问题。图书馆的地理位置选择除了要根据各地的总体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外，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着力点。以公共图书馆为例，首先，便利读者的原则使得图书馆要选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其次，为了保证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不能将图书馆建在嘈杂的中心闹市区。所以通常公共图书馆都会建在城市中心的相对安静区，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在紫竹园公园的旁边，日本的东京都立图书馆也选择闹市中的公园边作为馆址。 3．2图书馆建筑外观———开放包容的服务理念 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通常都包括着开放、包容、人文的精神，人们在关注某一图书馆时，首先就是通过外观造型来体会出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的。图书馆建筑的外观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美妙的神韵，而且体现着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理念认为:图书馆是向人民群众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的集散地，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的、包容的、综合的文化信息中心［9］。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10］，图书馆外观设计的理念在给人以美观享受的同时，还体现出一种包容、平等的文化思想内涵，使人看到它就能感受到一种亲和力，一种亲近感，让人觉得那就应该是天堂的感觉。例如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体建筑为圆形，整个倾斜的圆面暗示了古埃及传统神话中太阳升起的形象，同时表达出的是图书馆开放迎接读者的理念［11］。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建筑外观具有民族风格，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及国家的气魄。新馆追求的是历史文化的现代演绎。外观造型的三部分分别寓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未来［12］。 3．3图书馆建筑布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3．1空间布局 在现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影响下，藏借阅一体化的大开间布局是图书馆的主流布局方式。图书馆倡导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相应地采用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并且各阅览室之间相互贯通，给读者营造一种开放、平等的氛围。 3．3．2功能区设置 图书馆建筑是功能复杂、内容繁多的一种公共文化建筑，要把不同对象、不同类型的阅览室及房间有机的组合成一个整体，达到方便灵活的效果，就要求在设计时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现代图书馆在功能区的建筑设计中秉承的是灵活、便利、适应的建筑文化，这恰好符合读者阅览服务的“一切方便读者”、“读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具体表现为:阅览就近面向读者，书库靠后;节省读者的时间，使其能方便快速的到达所需位置;公共活动区域与读者区分开以保证安静的阅读环境等。 3．3．3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图书馆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所谓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读者自身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化知识需求和精神心理问题的关注、探索、指点和解答，为读者的文献需求提供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的读书环境［13］。而图书馆为弱势群体设置专门的阅览室，配备残疾人专用通道、电梯甚至卫生间等措施也同时反映出了图书馆建筑文化的人文性。 3．4图书馆建筑环境———绿色环保的人性化服务理念 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建筑文化中引进绿色生态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的今天，建筑学也越来越注重建筑物的环保生态特征。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建筑的范畴，也必然要关注并施行绿色的建筑文化，追求低碳节能的建筑理念。从服务角度来说，绿色环保也正是人性化服务理念的体现。首先，充分利用新能源是保证环保和节能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应用于图书馆建筑中的新能源主要有太阳能和地热能。其次，崇尚自然的通风和采光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的能源，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充分地利用自然通风，一方面可以节约空调等设备的能耗，另一方面更能使读者处于更为舒适的通风环境中。此外，图书馆的光线应该要达到最适合人眼读书的限度，既不能过暗也不能过亮。因此在图书馆的光线处理中，要合理调整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比例，在开架阅览区可以自然采光为主，一些要求较高的特藏区采用人工照明，并要按照实际情况灵活作出调整［14］。这些不仅为图书馆减少了能耗，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实现了绿色环保的建筑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统一。在细节方面，摆放在馆内的绿色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氛围，使图书馆建筑更加低碳节能［15］。 3．5注意的问题 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建筑的好坏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筑外形美观，内部实用，而落后地区的图书馆连基本的购书经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是在建筑上投入多少了。因此，要使一座图书馆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融入服务理念的建筑文化，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并不是说资金是保证优秀建筑文化的唯一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座座新的图书馆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学校、乃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国自21世纪以来，凡是新建成的图书馆，其建筑无一不是高大宏伟的，省级图书馆建筑面积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高校系统、科研系统、军队系统也纷纷投建新馆［16］。各类新建的图书馆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大图书馆”很气派，可读者使用时却会发出种种抱怨，如交通不便，在馆内查书、看书、借书费时费力等。相比之下，美国哈佛的图书馆建筑虽然不高，但它们散布在学校之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就能找到想去的图书馆，十分方便。哈佛大学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图书馆精神，即与哈佛大学精神一脉相承的“追求真理，独立思想，注重人文”［17］。由此可见，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服务理念，才能被读者接受。 4结语 图书馆建筑文化包含着多种内涵，它彰显着时代气息，体现着地域特色，更显示着民族品质。这些内容通常是先通过建筑的外观造型、内部布局装修等静态因素展现的。而要深入地体会这种建筑文化，还要借助于动态的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所孜孜追求的以人为本、读者至上、多样化等服务理念的实行，都会推动图书馆服务的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这些关注人、关注服务的理念，才能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建筑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内心的感受去发掘。图书馆不能成为一座仅被称为“图书馆”的建筑，图书馆必须具备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才算拥有了活的灵魂，才能成为读者满意、社会认可的图书馆。 作者：李曦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 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又有一定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还在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通过堪舆之术来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在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和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街坊邻里为载体，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经过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而且呈示着中西合璧的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对中国馋涎欲滴的西方列强们绝不甘于在用船坚利炮打开大门的古老东方国度里建造若干谋虚逐妄的教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充填殖民者无比贪婪的胃口，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比教堂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柔软、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积脉深厚，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已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发展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建造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av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 如果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19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 三、进入现代后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5］。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现代建筑，以此为转折点，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纯金属材质被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表现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自觉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体内装修及设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战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新京”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殖民建筑，是中国被屈辱遭奴役的历史见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转移，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对居所的需求，产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在所难免。但受经济拮据、资金紧张、临时避难、躲避空袭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设的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一样，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 简要回顾和概括总结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无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文化消费时代具有多大价值，那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的文化消费时代中才去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建构城镇化的意义，而应当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拒斥力。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紧迫地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固执的道德尺度和浓重的历史情结，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地扬弃城镇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对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作者：徐群英 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人文系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遗产价值思考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de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宪章》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ModernCultofMonuments:ItsCharacterandIts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宪章》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3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4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5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 intrinsic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comfortvalue）、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value）和遗赠价值（bequest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6结语 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作者：秦红岭 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建筑文化论文:地方建筑文化特点与价值 一、辽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对唐五代幽州的继承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当时的辽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在其《上契丹事》中称：“度卢沟河，六十里到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南京城的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断突出 在继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辽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发展。作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专制皇权的宫殿区的出现和各种府邸建筑的增加。与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权的宫城的出现，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浓厚的宫廷文化内容。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过程中，幽州也曾出现一些模仿宫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闱阃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7]但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宫殿区。随着陪都地位的确定，契丹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兴筑。例如，辽重熙五年（1036年），曾“诏修南京宫阙府署”。[8]此次修缮的对象，既有皇宫衙署，还包括一些寺庙。主持修缮工作的辽南院史兼检校太尉韩栒的墓志称“：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备清跸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镐。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9]从中可见工程内容之多和工期之紧。经过不断经营，形成规模较大的包括宫殿区和园林区的宫城。辽南京的宫城，又称内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宫城辟有4门，西为显西门，南为丹凤门，东为宣和门，北为子北门。入丹凤门后，其北尚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称：“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南端门为启夏门，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宫城之中的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宫城中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城内西南角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子城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此外，辽南京还有大量的衙署机构及贵族府邸。作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质虽保持了原来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的职能，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辽代在南京既沿用旧制，又增设了不少机构。“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0]此外，南京城内及近郊还有永平馆、于越王廨、城南亭、孙侯馆等招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众多的军事、行政、财政衙署和各种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以及亲王、公主以及勋贵的府邸，构成了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 三、代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特征显著 辽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袭汉制的同时，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辽代统治者虽然在不少方面学习、吸收汉民族的的文化，但对于一些契丹的传统还是坚守的。“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现了球场、凉殿、燕角楼、内果园、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城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渔猎的苑囿和离宫，如长春宫、延芳淀、华林与天柱二庄及瑶池殿等。这些注重骑射、亲近自然的各类建筑，和契丹人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辽人还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毡帐大多东向。史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四楼门屋皆东向。”[4]在辽上京大内之中，不少宫殿毡房仍然保持着契丹传统的东向朝日。北宋官员出使辽国时也见到，大内南门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2]南京的宫城由于受唐五代的旧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宫殿皆南向，也以南门为正门。然而，宫城平时使用的只有东门宣和门。《乘轺录》记载：“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其他三门不开，只使用东门，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实际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东为尚的朝日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台山的大觉寺即为辽代寺庙东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辽代宫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游牧习尚之处。辽省方殿、寿宁殿等宫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1]这种以锦缎毛毡遮蔽宫殿墙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对以往毡帐生活习惯的延续。 四、发达的宗教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如辽代南京城内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长公主施舍私宅、田产四百顷、民户百户以及大量物资兴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资助18万贯得以建成。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辽代即由邑社重修。应历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录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碑额上还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字样，说明了这一组织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15](118)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18](86-87)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据应历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记》记载，该寺“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这种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贤左右肋侍,即是当时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艺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北宋使臣也称其“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19]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技艺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建筑的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颜雍曾对大臣们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20]此时，距辽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缮已经150多年了，足见辽宫殿建筑之坚固耐用。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创新。总之，辽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启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与创造，为北京成为首都在建筑上进行了大量的开创工作。 作者：宋卫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谈建筑装饰风格与建筑文化 在建筑的装饰方面可以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符号进行有效的提炼和概括，通过实践中的适当改造和局部运用，来实现现代建筑材料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这样就能通过传统元素的适度及适量运用来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都市环境的自然融合。 1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 建筑的风格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能够体现艺术、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内涵。装饰设计的风格与建筑的风格流派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文学和音乐的风格流派对建筑装饰风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建筑的个别设计，都和气候及地点有关，还需要对建筑施工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因。在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中，一种典型的风格形式多数是实现了与当地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紧密融合。在民族特性、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潮流等外在风格因素，只有实现与创作构思及创作者专业素质和艺术素质等风格内在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赋予建筑设计装饰以文化内涵，这样的室内环境构建能够满足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及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建筑风格的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在具体装饰工程中的应用。通过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的运用能够创造出功能更加合理，环境更加舒适的建筑室内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物质技术及精神文化必将不断发展，这就使得建筑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2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在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具有功能复杂而又多变的特点，随着我国室内装饰材料及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室内设计和建筑装修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追求的室内环境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建筑的装饰中，一种建筑风格或流派的形成，往往对文化及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更加注重对环境氛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在室内设计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发展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同时还能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总而言之，做好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的研究，能够实现建筑本身更高层次的和谐，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享有和发展，最终做到在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超越。 3建筑装饰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的延伸 在建筑装饰设计上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变的。这就使得传统造型艺术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在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上具有同样的适用作用。人们通过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不仅能够得到审美意义的外形，还可以让图形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图形符号能够实现建筑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能够实现观念的具体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出自对自然的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以及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符号在历朝历代的器具装饰中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通过对图形符号这种“形”与“意”的历史延伸与衍变，还可以得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母题”的彻底否定，而是能够通过建立新的审美观念来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母题”不断的丰富与拓展。 4现代化传统建筑装饰风格设计 在现代化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最成功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置身建筑中能够感觉到传统建筑文化及精神，但却找不到一处与传统建筑的实例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能够将传统的亭子放在玻璃幕墙的楼顶上，或在入口处通过放置传统的拱门，把传统的装饰标志放在外墙的楼角及砖上，或以混凝土仿做斗拱，这些可以说这些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仿古设计的例子，如果能消化及吸收传统建筑的精华，实现项目设计有关事物的了解，两者便不谋而合，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传统的精神。 结束语 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科学合理正确的运用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这也需要建筑体系要把握好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的点点滴滴，要注意对优秀建筑遗产精华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更要大胆地学习一切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要实现建筑装饰工程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急需要吸取古今中外建筑装饰创作中的精粹，让艺术的素养能够融入到建筑设计中，最终形成文化涵的有效渗透。总之，要想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就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做到去粗取精，这样才能实现建筑装饰与建筑文化的最终结合。 作者：徐占宝 单位：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文化论文:中医药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作者：邱治国 单位：重庆市中医院 建筑文化论文: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说起来是一种十分具象并易实际操作的手法。简单地说，他类似一种归类分组、演化生成的方法体系。即将“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形式归结分类，并在此过程中接纳并呈现特定的文化和人脑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结果，可能只是该类型众多变体当中的一个，生成的同时就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冲突。因为同一类型可能产生多种形式变换，但由于该变换是在深层结构类似或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效应应是多样化中的协调。我们可以再具象地说，设计的初步，就是将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抽象简化。当然，这一原型必须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它应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这种抽象简化后的类型元素可以被直接运用到建筑处理上。但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类型。在做一个建筑单体时，尤其是在做建筑群体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类型转换，即形式关系上的类型转换。形式关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内在化，它是形式内在的逻辑基础，是实质性的存在关联。在做建筑单体时，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类型转换，那么最后作品则难逃“形式主义”及“肤浅直白”的论断。所以形式关系的类型学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质。如果遇到建筑群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如果说对比、决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卢浮宫美术馆。1984年1月23日，贝氏在法国文化部首度向历史纪念委员会简报计划案，当时的反对浪潮甚至让翻译几乎为之落泪而无法工作。后来《LeMonde》报、《费加洛报》等大媒体均对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为然，根据《费加洛报》的民意调查，90%的民众反对此做法。而今天，历史证明，“贝氏成功地改变了卢浮宫的命运，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美术馆正如埃菲尔铁塔的际遇，从当初大家反对到如今倍受爱戴，贝氏为巴黎创造了新的文化标志”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在整体上关注了环境，没有压倒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物。国家大剧院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个推动，同时也给国内建筑设计体制、方法带来了有益的冲击，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现在看来，新的一些现代建筑并没有与传统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楼等新建筑。然而，这种对比、甚至决裂的手法并不适宜“遍地开花”。在一个城市里，这种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块块“城市补丁”而显得刺眼了。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这个高速纷繁的年代里，对文化做出标准的职业判断。而我们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法。做好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不再列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鹏 封文娜 姜玉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建筑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索 教学工厂建筑是高职院校进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重视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零距离”接触。教学工厂的出现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使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有机结合，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创造能力。“教学工厂”是职业技术学院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大特点，营造“职业”氛围，使学生身处于职业环境中学习，学生通过这种真实、紧密的接触，既可以学习到企业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了解职业规范，又使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具有职业化、特色化。 具有服务性、实用性特征。如果说教学工厂是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的显性特征，那么，镶嵌在高职院校建筑中的教育理念则是隐性的建筑文化特色。高职院校虽然因所处区域、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招生就业、管理理念、队伍建设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专业。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以明天的科技，培训今天的学员，为未来服务”的文化墙，突显了学院办学宗旨，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快速对接真实的生产需要，强调“量身定制”服务与快速反应能力。富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建筑是彰显校园文化、体现校园精神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高职院校内在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质，同时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一 、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独特的德育优势 高职院校建筑不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外壳，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群体。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能为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更能为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因此，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第一，融入现代高职理念的特色建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占领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职业教育，在当下中国人缺少对技术与技能的基本价值认同的影响下，仍被是看成低人一等的高等教育。这无形中给了学生一种挫败感，学生们体会不到作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和自豪，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极大影响。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特色建筑和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学校的文化底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自2006年以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掀起“捣墙运动”，把传统教室改造成一个集生产、研发、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工厂。引企业入校，把教室变教学工厂，实现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的无缝对接，打造出办学特色。学生们不仅在“实战”中增长了技艺，学到了真本领，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素质；更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了高职教育理念，认同高职教育，不自觉中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二，精心设计的高职院校建筑群是学生进行人格养成的生动素材。高职院校的建筑具有形势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默默地向学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和精神追求。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环境布局大都经过专家指导、名家设计，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独特内涵。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软件大厦设计为“L”形，立面呈现生机勃勃的树状构图，寓意着初生和成长，展示了现代大学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能引发学生自豪感和归宿感。学院专业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和建筑群，具有很好的宣传、标识作用，能使师生取得认同感，增加内聚力，并且时时刻刻熏陶和感染在校师生，使人感受到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它们既是校园物质文明建设的载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在反映。这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远远胜过空洞枯燥的说教。 第三，合理的校园规划和空间设计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潜移默化的熏陶。建筑环境具有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的功能。学生在高职院校建筑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着人际交往。这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与传播的过程，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很多的高职院校设计便于师生直接交流的建筑空间，如在实训楼安排了各种适合师生停留、小憩、交谈、游戏的场所，并放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在校园内的海棠园、玫瑰园、紫藤廊等校园景区旁，适当开辟一些凹形空间，围以栏杆，构成宜人的交流环境等，在这样的设计空间里便于师生之间面对面接触、交流、分享，老师的人格魅力也在悄然中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巧妙的空间设计可以营造有归属感和亲和力的交流空间，这不仅对学生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帮助，也对促进他们道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师生透过高职院校建筑这种显性的形式，能深切体会高职院校文化的隐含意义。 二、构建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德育功能新思路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新时期要打造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1.建造校园特色建筑，提升校园文化底蕴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必然体现出地域性，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即校园建筑注意与周围环境、区域文化的融合，追求整体校园风格及建筑物的总体轮廓之美，追求理性设计与感性认知和谐统一。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总理很喜欢海棠花，在他逝世后的十二年之后，他的夫人邓颖超曾写下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海棠花祭》，以纪念她的战友、伴侣总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的主景区恰好有一大片海棠园，如果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重视与地方文化资源的融合，在海棠园里设计一个大石碑，上面刻下邓颖超的《海棠花祭》，这一建筑小品必将成为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建筑，使学生们在欣赏海棠花美丽的同时，缅怀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能够提升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校园。 2.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路易•康曾说过：“学校是一处适于学习的空间环境。一群人坐在树下就自己的理解进行知识的交流……”加强产学合作、促进人才产销衔接是高职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高职院校建筑的功能布局要体现校企深度融合，融入园区办学的办学理念，教学实训区、演讲交流区、研发区、学生创业区、商业区等布局既相对独立又要集中。相对独立便于各个功能区的工作、活动的开展，遇到紧急情况便于人员疏散，体现人文关怀；而相对集中是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企业人员与学院师生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集中、相对正式的交流场所，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碰撞出激情和创造的火花，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个交流空间，并在此停留、交谈和畅想。通过强烈的环境氛围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用文化观点来提升精神层次，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 3.倡导建筑环境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建筑与人的行为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建筑是人的存在的实质证明，是文化的工具。广大学生要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必须了解本校独特的文化内涵。学校需要创新建筑文化教育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本校的设计理念、建筑物的功能布局，以及建筑、雕塑、厅廊阁角的寓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良好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环境对人所产生的作用，积淀为人的文化心理，形成特定的文化观念，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曾组织师生进行海棠园景观设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校园建筑环境文化艺术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把握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体现建筑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实现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对学生的教育功能。 4.狠抓校园建筑质量，打造建筑精品工程高职院校建筑质量关系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是百年大计。而且学生的行为心理与建筑形式、建筑空间设计有着密切关系，学校作为建设单位应该从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加大质量安全教育宣传，强化责任意识。同时，要吸收当代建筑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把绿色建筑、健康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入校园建筑中来，建设美观、经济、实用的精品建筑工程。将建筑与新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成就、周围环境、人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高品质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享受建筑之美的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既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鼓舞，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又得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而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养。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承担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历史责任。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应远离官场、远离逐利、远离浮华、远离西化；要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民族、贴近传统文化，方能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 作者： 吕雪松 单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中原建筑文化内涵的特征探讨 文化内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为河南早期的文化体系，对河南建筑环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之后具象化表现的根源。因此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主要特质，一种精神层面的把控。 所谓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时期内商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商灭夏之后至商王朝灭亡这时期内商族人创造的文化，重点指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郑州、安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为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郑州、安阳地区属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具有西渐的特点，其西渐的区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区确立以后向西方地区传播所到达的区域，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等所在的区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统治中心——郑州地区之西部，也是商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二里岗型”分布范围包括了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因此，在山东东部及陕西部分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权独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性和娱乐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场所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观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鸟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桑林崇拜等，这使其成为原始社会众多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统治区，随着郑州和安阳等中心地域从豫东到沂泰山区一代，对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灵，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商族的祭祀歌诗《商颂》，我们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对上帝的绝对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将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动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现，体现出“重神道、轻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众多器皿中，其桑树、太阳鸟、山体等形象的符号常出现，特别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场面也被工匠以极为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人们热情奔放、鲜亮艳丽的画面被符号化记录，并发展为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在建筑构件和建筑纹样、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对大地的臣服和对火及生命的渴望。 农耕文化和“天人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时期农耕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定，选址对风水的注重，祈求风调雨顺以得来年庄家的好收成，人们居住的场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谐”。这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现上均可窥视一二。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丝，房基的构造都是规矩型，以长方形和方形见多，坐北朝南。 商代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等最原始的自由生活状态转变为以农耕为核心的固定文明的稳定生活状态，农耕的生活方式必然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所有的生活、经济、政治等活动均以土地为中心，建筑形式逐渐规模化、中心化。黄河流域的居住形式从穴居到半穴居，进而发展为地面建筑。农耕文化使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聚落多分布在近水的台地上，主要建筑形式为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圆形或方形房子。河南安阳后岗、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具有体现。建筑环境也更加科学和合理，如确定了坐北朝南的建筑坐向和横向为主的建筑形式等，建筑布局已逐渐由散落的自由形制逐渐发展到规矩化、条理化、中心化的聚落群体。 崇尚自然宗法的和谐观 殷商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和“神”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体现，一种人和自然地关系，从“征服自然”到“天人和谐”的过程，对以郑州、安阳以及河南西部为核心的河南建筑环境具有地域性的“无意识”影响。殷商文化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属于早起阶段，孕育了中原文化本质特点，对河南人的营造意识和审美有着深远坚固的影响，注重“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在美学、科学、伦理学、精神学和哲学上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河南传统聚落是一个崇高自然的大系统，建筑作为防御与适应自然的物，要求征服自然，但更重视自然。河南传统聚落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是中原地域性建筑文化内涵的精髓和浓缩，它所体现的和谐相生的观念正是当今社会巨变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然和谐。其主要表现为：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极力倡导物质文明进而重视内在精神的满足，以求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相抗衡，转为个人与群体相协调；从直线式的进化观转向螺旋式的发展观。 本文作者：杨亚楠 单位：郑州黄河科技学院 建筑文化论文:图书馆建筑文化国内外比对 作者：何素梅 单位：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 图书馆建筑是典型的文化建筑，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悠长久远，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模式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单一到复杂多元，由封闭到开放，逐步变迁的过程。 一、图书馆建筑文化理念 图书馆建筑文化涉及图书馆文化理念及建筑理念。图书馆是收藏文献、服务读者的空间载体，其建筑思路是依图书馆的使用需求而设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图书馆建筑文化与图书馆文化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职能、服务对象等方面的理解与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建设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图书馆建筑文化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每座图书馆建筑各有其个体特征，折射着某一时代、地域的特性，彰显着某种设计理念，反映着某类服务管理模式。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中、西图书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具有不同的建筑馆舍文化底蕴。 二、教化韵味下功能单一的中西古代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建筑模式、内部布局依图书馆服务功能、服务方式、发挥的社会功效而定。纵观中国图书馆建筑发展史，在19世纪西方图书馆建筑思潮西学东渐之前，皇家藏书楼式的建筑主体，对历代各类藏书楼的建筑风格起着示范作用。中国古代藏书楼“以书为本，以藏为主”的藏书理念决定了图书馆建筑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作为一种文化，在其建筑实体等物质表现形式下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品德，体现了中国广大文人学者崇尚知识、富民强国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的实质所在。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精神上钳制民众，造就了具有教化韵味的藏书文化。正是这种教化类型的藏书文化，对图书馆建筑型制、馆址的选择、馆内空间细节处理以及其形态、比例、色彩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藏书文化的教化时代，藏书楼往往被看成是上层贵族、文人墨客寻找精神家园的场所，是求学治学的清静之地，容不得充满“-铜臭味”的钱庄、饭庄等商业场所靠近它。因此，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建筑设计，都比较注重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强调藏书楼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往往与宫殿、园林、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园馆相依，山水相映，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其结构小巧玲珑、雕饰古香古色、庭院峰回路转，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藏馆至今让人流连忘返。而在西方，书报审查的历史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久，特别是中世纪，统治者以宗教裁判为手段镇压异端思想，扼杀信仰自由、科学研究的例子数不胜数。于是，文艺复兴前西方的图书馆建筑形式，从希腊化时期最典型的图书馆建筑模式——拍加马图书馆建筑，到古罗马同神庙毗连的宏伟的公共图书馆建筑，再到黑暗的中世纪以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规模极小、没有阅览室等设备的修道院图书馆或大教堂藏书，及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图书馆，其建筑型制基本与中国古代藏书楼相仿，主要功能也是收藏和保存文献资料，并且只供上层贵族阶级等少数人阅览，呈现出封闭性和保守性。 由于图书馆功能单一，所以其建筑结构也相对简单。中世纪后期，西方大学图书馆建筑出现了“链子图书馆”建筑（将珍贵图书用锁链牵在书桌上，因此而得名）和“读经台式”的阅览环境（当时的阅读书桌颇像修道院的读经台，因此而得名），这是当时盛行的阅览和保管图书的办法。西方古代图书馆，有的似乎是皇帝出资建造的，有的可能是富人赠献的，尽管它的藏书并不全是宗教书籍，但用于藏书的图书馆紧靠着神殿或附设在神庙内部，这也是西方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神庙当然是壮丽豪华的建筑物，因此，图书馆作为它的连接或内设部分，自然也是一所宏伟的建筑。有的图书馆馆外有壮丽的圆柱，门上装饰着各种雕刻。馆内则设有阅览厅，也有柱廊。柱廊是供读者读书、讨论问题的地方。大部分图书馆的正厅安置着神的雕像，周围一般还放着著名学者和作家的雕像或碑文等，正厅馆内还有许多绘画和其他豪华装饰品。另外，馆内还有剧场、会堂和讲演厅，在讲演厅里可以朗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还设有大浴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更近似富豪们的俱乐部。 三、由教化韵味向消费韵味过渡的藏阅分隔的 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随着近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的西学东渐，中国古代藏书楼建筑文化模式被打破了，它具体体现为：将图书馆“藏、借、阅”功能明确分开布置，大部分采取阅览室在前、书库在后或居于中心部位，外借出纳居于其间或其后的布局。这一布局，在当时较好地满足了闭架阅览及管理的使用要求。该时期图书馆的建筑形状相对简单，多缺少变化，基本呈现为“T”、“工”、“一”、“王”、“山”、“日”、“出”、“田”等字型，造型较为呆板，相互雷同，缺乏个性。另外，由于各部分功能固定，阅览室与书库往来联系不便，难以灵活调整使用。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图书馆在设计建造上开始重视人与活动空间的关系，注重馆内装饰，强调设备与学术研究场所的气氛相互吻合，文艺复兴的时代气息在图书馆建筑上充分表现出来。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主张“开放”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向公众开放。虽然当时的图书馆使用者还局限于知识分子上层，是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寻求美的享受的场所。 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同藏书楼式的修道院图书馆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由单纯地“保存书籍”向有效地“利用书籍”迈进了一步。随着印刷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当时君主、诸侯们对巴罗克艺术的狂热追求，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图书馆建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锁藏图书”阅览室被空间宽敞、可供阅览者随意走动，酷似宫殿的“大厅图书馆”所替代，“读经台式”的书籍放置办法逐渐被“墙壁式”放置方式所取代，即在图书馆内大厅周围的墙壁上排列书架，出现了书库，这在图书的收藏、借阅、馆舍结构等方面都是一大进步。但这时的图书馆仍带有浓厚的陈列馆色彩，还不是一所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853年，帕尼齐打破了以往图书馆结构，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和书库隔开，书库首次使用铁制书架，两排书架背靠背并排摆放，书库各层的高度被降低了，最高一层的图书用小梯子就可以取放。由此，图书馆建筑向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列颠博物馆圆顶阅览室也因此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一百多年来无以计数的国内外学者在这里成就了他们的研究事业。图书馆建筑按闭架管理要求设计布局，将阅览室和书库分开，适应了图书馆由收藏保管文献功能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变的需求，逐步形成了集藏书、教育功能于一体，藏、阅分隔的近代图书馆建筑模式。 四、消费共享韵味下藏、借、阅一体的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之大同 几千年的图书馆史是图书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随着几千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成熟，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图书资源必须共享的思想逐步形成，由此产生了消费、共享环境下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图书馆建筑文化，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理念，从满足图书馆组织结构、业务需求的角度对其进行设计建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模数式图书馆建筑模式应运而生，它广泛采用敞开式、大厅式大开间格局，能在一个较大空间内实现藏、借、阅、管四大功能。它独特的建筑结构，使其可在一个平面层内自由调整各房间的面积、形状和空间，具有高度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塑性。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模数式图书馆。到80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了一批高标准、高技术、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馆内采用连续开敞的大空间，减少固定隔墙，全馆或局部统一柱网、层高、荷载，尽量增加布局的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变化调整的需要。有些则在全面开架的条件下，把总出纳台、咨询台放在门厅内。空间格局则以文献信息的利用为中心，平面布局灵活多变，不再拘泥于陈规旧套，实现了同一空间内“阅、藏、借、查、咨、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中国图书馆建筑置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之列。最近几年，在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下，图书馆建筑模式也从集中向分布转变，图书馆的功能也分化为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两方面。中国一些大型图书馆新馆建设也已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建筑中充分运用了计算机网络、空气温湿度调节器、自动化安全防护监控设备等智能化建筑技术，采用多种手段保存文献。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指导下，图书馆建筑理念更倾向于人性化，本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为读者创造舒适、宁静、优雅的阅读环境，同时为馆员创造方便、舒适、高效的工作条件。至此，中国图书馆实现了由单纯的物用功能向调节读者情绪、满足读者心理需求的功能转化。西方图书馆近年来在建筑设计上提倡人文关怀、生态环保，出现了高技术、高标准、智能化的趋势。它将建筑环境艺术和先进电子技术相互融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使整个建筑的设施配备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发展到后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中国图书馆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渗入，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程度必将不断加深。 （二）建筑位置之小异 图书馆于城市，是文化的标志，反映一个城市的品位。图书馆于市民，是知识的海洋，精神的家园。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增强，管理技术不断提高，读者阶层便会不断增多，人们逐渐进入了藏书文化的消费共享韵味时代。从图书馆建筑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一时代中、西公共图书馆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中外公共图书馆大都建造在城市里。馆址通常选在人口比较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其环境都比较开阔，内部装饰效果多具生活气息，阅览环境普遍比较淡雅。至于小异，表现为在欧美国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图书馆紧密相联，先有图书馆，后有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围绕着图书馆发展，或者是图书馆选择在商业中心建立，做到跟着商业中心走。而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图书馆的建立时间要远远晚于城市建立的时间，并且图书馆建立后也没有出现围绕图书馆而形成的商业中心。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一座城市的中心不仅应该具有商业功能，而且应该具有文化功能。而图书馆恰好具备了这种文化功能，可以作为城市和商业发展的营养源泉。反过来，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又会同时促进和推动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不可分割。而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习惯于把文化与商业相对立、容易受到“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等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中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在选择馆址时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选择商业中心，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商业中心，选择远离闹市的清静幽雅之地或依高等学府而建，成为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点缀。当今社会，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中心是汇聚各色人等的一个重要场所。把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商业中心，才有利于丰富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效能和作用，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从宏观上看，公共图书馆建在城市商业中心，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理念下，我们不但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先进经验，更要与时俱进，摈弃固有思想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功效。 五、结语 我国图书馆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不临摹、堆砌西方某种“主义”，建造出现代感强、功能好、技术新的图书馆建筑，充分传达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涵义，才是图书馆建筑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我们相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正不断创造着璀璨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建筑文化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建筑文化论文:现代建筑设计地域建筑文化再生浅谈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也获得了很大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球化给建筑领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及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地域传统建筑文化逐步被商业文化所淹没，建筑的民族性被建筑的“国际性”所取代，作为城市和建筑个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逐渐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针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建筑设计创作领域，通过对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创造出符合各民族人民审美和生活习惯的现代地域建筑，是建筑师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地域建筑文化 “文化”一词至今未有确切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地域建筑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其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特定关系，并体现地域基本特征的建筑。地域建筑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建筑中的反映，它具有时空性和地域特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其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它们根植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数不尽也道不完，正是它们孕育了本地区的建筑文化与特有的“场所精神”。 二、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 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每当人们置身于历史街区或传统村落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和温暖，被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这种强烈的场所感正是由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街区、建筑和广场中的人群，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积累发展而来，并形成特定的地域建筑文化环境。它不仅是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一种反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人们认同和依恋的生活场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使得民族和地域文化失去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发展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如何辨证地对待“地域性”与“现代”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展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使其得以再生，已成为促进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地域建筑的适应性 传统地域性建筑历经几千年的沉积，发展到今天，仍然不失其魅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对于地域的适应性。建筑师在进行地域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了解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1）对地域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由于建筑所处的地域的不同，其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条件也不同，这就要求建筑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 （2）对地域经济技术的适应性 地域建筑总是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的，并采用与地域相适应的建造技术及地方性建筑材料，形成一套比较生态的建筑技术。 （3）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性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现象和产物，是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要素的综合体，理应具有鲜明的时空和地域特征，这是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地域建筑必须适应特定地域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地域建筑文化。 2.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策略 新形势下，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不仅仅是对传统建筑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还包括保护、传承与创新等多个层面。面对新的创作环境和要求，建筑师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要理性地学习各个国家优秀的建筑文化，同时注意挖掘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优秀地域建筑文化，将它们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既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要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认同，创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设计者在创作建筑设计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进行地域建筑的再生。 （1）传统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 传统地域建筑都有一些代表当地建筑文化的显著的外观造型特征和当地特有的建筑细部构件，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应将这些重要的地域建筑造型和细部构件在现代建筑中重现，再现传统建筑的造型特征，使现代建筑造型具有传统地域建筑的风格和空间形式。例如，传统建筑坡屋顶、青砖灰瓦等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这在各地古建筑保护中是常用的手法。 （2）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再现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具体精神形式均统归于符号的范畴④。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正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的。设计者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符号进行提取、总结，将其具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形符号，进而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象征符号，并作为传承地域文化的载体，结合新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加以运用，使这些融入了地域建筑符号的新式建筑成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组成，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3）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抽象变异 传统地域建筑空间及其特征构件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蕴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传统建筑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建筑构件也已经不具有当初的功能，新型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建造技术的更新。因此，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要认真研究传统地域建筑符号，对其进行抽象变异，运用新材料与新技术对地域建筑进行再设计，创作的新建筑不仅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4）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现代更新 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不仅要关注地域传统建筑的外观符号元素，还要了解这些符号与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联系。传统建筑材料及技术许多都是低级的，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短缺，能使用的原材料太少，且价格昂贵。因此，采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来再现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符号，不仅可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还能创新建筑空间与造型。除此以外，设计者还要注意节能环保材料的运用，不但要再现传统建筑意境，还应满足生活、工作的舒适度。 3.地域建筑文化再生的原则 在现代地域建筑再生创作中，除了要注意的设计策略的应用外，还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把握地域建筑特色，延续传统地域文化的原则； （2）坚持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创作原则； （3）基于新技术的地域建筑意境再现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城市中充斥各种现代风格、欧陆风格的建筑，传统地域建筑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各种破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说到底是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建筑创作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地域历史文化，总结地域建筑经验，并用来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与建筑创作，充分利用地域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建筑创作与城市文化走向地域特色发展之路。 作者：胡海洪 丁晓红 单位：淮阴工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初中语文教学自主学习能力篇1 引言 由于教师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教学实践经验，在知识的传授过程往往占据主要的地位。随着课程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教师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学科教育中教师逐渐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教师的指导作用，让学生发挥自身主观意志的作用，投入语文学习过程。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必要性 1.1激发学习动动机，树立终身学习意识 达到某个目标需要有充足的驱动力，学生只有充分发挥自身的意志驱动力，才能够投入语文学习的课堂氛围中。教师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学生对于语文教学活动的参与热情也会有所提升。其次，初中学生主要面临的压力是升学考试，但实际上语文学习伴随学生一生的思想文化发展。在初中阶段培育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以及方法，有助于学生树立学无止境的良好学习态度，树立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观念，不断地愿意接纳新的知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知识。 1.2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效率 传授的教学课堂在长期的学习中容易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教师的讲授过程带有一定的个人主观意识，并不一定适用于学生的个人学习情况。所以，现阶段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结合其学习能力以及心理特点开展教学。一旦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也会有较高的提升。 1.3培育学生的创新创造意识 如今中学生接触的资讯比较发达，班级学生对于外界的事物有极强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有时候学生所了解到的信息比教师更为丰富。教师可以根据这一情况，凸显学生在语文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的潜能得到一定的开发，形成良好的语文创新创造能力。 二、初中语文教学培育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 2.1运用多种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任何教学创新的模式，如果无法提升学生的关注度，教学的效果几乎为0，这就是教师常说的，教得再好，学生不听，等于没有效果。所以，教师可以在初中语文教学活动中深入研究教材，结合网络信息和教学课件资源，设计具有趣味性、生动直观的教学情境。第一，教师可以创造问题思考的情境。问题思考是一种改变师生互动方式的有效情境教学模式，以往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学生的地位，处于被动地位的学生很难投入语文学习的活动中。结合问题情境，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有表达自己想法的契机。例如，在学习《邓稼先》这一课文的时候，老师可以提出“有没有同学知道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那么两弹一星的元勋你知道哪些呢？”帮助学生了解课文的背景，结合学生的回答情况，教师总结，引出本文的重点人物——邓稼先。第二，在情境中运用多媒体技术丰富课堂的呈现方式，语文教材中的文字内容非常多，仅仅靠课件和教师的口述往往使得课堂的氛围变得枯燥乏味，所以，教师可以结合图片、视频、动画等方式丰富学生在情境中的情绪感知和体验。例如，在《邓稼先》这篇文章讲解课上，教师可以播放梁植的《我的偶像——邓稼先》演讲视频，他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总结了邓稼先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对于这位两弹一星元勋的敬佩之情。教师可以通过视频为学生进行知识预热，也可以渲染一定的情绪，实现情感上的共鸣。 2.2结合探究活动，构建学生自主学习观 初中语文教师在学习活动中要善于组织不同的学习探究活动，让学生能够置身于探究活动中，构建自主学习的观念。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多的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空间，把握课堂时间，在提问环节给予学生充足的讨论、交流的空间。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前环节进行必要的学习，特别是在学习一些古代文言文知识的时候，让学生提前通读课文，标注个别通假字的现代文注解，排除阅读障碍，在课中便于更好地理解文章，提升效率。课中环节教师可以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进行小组内的讨论并且分享表达组员的观点。课后，教师可以安排相关的巩固提升训练的作业，比如文言文的翻译等等，让学生在整个教学环节都能够构建自主学习体系，发挥自身的学习优势另一方面，教师可以拓展学生的课外学习活动，结合语文主题探究，让学生自主搜索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举个例子，在学习《杜甫诗三首》的时候，让学生搜索杜甫的人物生平以及诗歌的特点，结合文本进行分析，体会杜甫诗歌中所传达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学习一些名人作家的作品时，如鲁迅、巴金、老舍和朱自清等等，教师都可以鼓励学生运用相似的探究方法去了解人物背景和作品特点，知人论世，既能保障学生有效地记忆和理解课文，又可以增进学生的语文知识见解。 2.3创新教学模式，创建良好学习氛围 随着信息化教学改革的步伐加快，语文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尝试新的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挖掘有利因素进行教学创新。根据中学生对于网络信息关注度较高的特点，进行语文课堂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改革。以翻转课堂为例，就是一种凸显学生学习地位的有效教学模式，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合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以及探究的文本，例如一些阅读难度较低的文本，通过录课、微课视频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观看，并记录自己在听课过程中存在的疑惑，教师设计一节探讨活动课，学生按照小组的形式整理学习问题。教师结合相关资料考察学生对于文本的掌握程度，可以设计一份课堂小测，根据学生在视频课和小测遇到的问题展开讲解，也可以让学生之间进行讨论后再讲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语文课堂活动，例如角色扮演、角色朗读等环节，这类活动适合教学一些小说类、戏剧类的文本，学生再模仿人物的过程中必须对于人物的形象和故事的情节有较好的把握。另外，对于一些议论文题材的文本，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开展辩论环节，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举个例子，教学《出师表》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讨论为什么诸葛亮死后蜀国的实力开始弱化，诸葛亮这位智商超群的军师存在什么缺点。让学生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其实也造成了人才培养不足的问题，所以在事后再也没有出现像诸葛亮一样的军事人才。 2.4完善课后练习与评价 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需要结合课后的反馈训练考察学生的学习结果，并且通过习题的训练巩固学生的知识和理解力。教师可以在课后布置一些语文课文训练提升的练习，注意设计一些具有开放性的作业，例如阅读、写作的作业，让学生有充分的自我表达的机会，增强语文教学的灵活性，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对于习题、错题进行分类整理，例如根据拼音题、辨音题、病句题、仿写题、诗歌鉴赏题等等进行题型分类，总结方法。在课后评价方面，教师要记录学生每个学期的动态学习过程，包括每周、每月的测试成绩、学习情况记录等等，对于学生的成绩，改变分数至上的评价方式，肯定学生的努力以及进步，给予学生语言激励，让学生树立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推动学生不断进步成长。 三、总结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尊重理解学生语文学习的基础差异，通过一定的语文创新教学模式，不断地尝试和积累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实现初中语文的课堂改革以及创新。 作者:张秀 单位:山东省邹平市西董街道鹤伴中学 初中语文教学自主学习能力篇2 何为自主？自乃自我，主即为主动，也即自我主动的意思。在中国或者说整个世界的教学史上来说，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史来说，都是从无我到有我，再从他我到自我的一个过程。就好像人出生是无我无他，慢慢长大是有我有他，最后长大成人了会经历一个有他无我的境界一样。自主乃智慧之启蒙，学习之起始。是学生快速学习掌握知识的不二法宝。只有自我意识的复苏才能够主动地去发现问题，而人类对于问题永远都是最为敏锐的。所以只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最后学生才能够解决问题。而这一解决的过程恰恰就是学习本身的演变变化的过程。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初中语文课程学习前生 中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管中间怎么断层，国破家亡，但是总会有一些读书的种子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哪怕当时的五胡乱华等外族入侵事件。最后也没有让华夏的文化层断裂过。但是古代读书不像现在一样，古代是记忆背诵，主要的就是八股取士，学习课本主要也就是四书五经。而学习这些主要来源于什么？主要是靠背诵，而且宋朝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标注，对各种经文名著的翻译。所以以前的课程强调了记忆，更多的也是突出了天赋和家境。寒门很少有机会去进行修学读书。所以古代对于学这一条主要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解，还有自己的记忆去进行学习，而古代对于教师的权威还是非常维护的，所以也就便有尊师为父的观念。 （二）初中语文课程的现状 随着新课程课改的要求，目前整个初中语文课程的改变还是非常巨大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很多地方对于语文课堂的教授，课后的学习，教学教育方法，思维思想观念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的。举个例子，农村的孩子对于语文来说仅仅只是一个考分的科目，而有些城市的孩子是从小就已经培养了语文的情感。这是一个客观因素。而且语文作为三大主课之一，从我们进入学校就开始学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大多数都是用到语文，所以很多学生就会产生轻视的情绪，或者有的学生干脆选择厌恶的情绪，认为作文文章看着就头晕眼花。 （三）初中语文课程学生理解能力的问题 目前很大一部分的学生再进行语文学习的时候，只知道课文，也只会课文，甚至有的来基本的主谓宾语都没办法去分清。所以一旦在相应的考试中进行考试，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可奈何分不见，似曾相识句不来’的感觉。模棱两可对于句子的判断，经常会弄混淆分不清楚整体句子的结构。这恰恰就是缺少了最为基本的语文文学常识基础的错误，所以才会导致不能熟练地掌握语文学习的相关技巧，自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贯通语文语境和语感了。 （四）初中语文课程教师的问题 当前还有一些初中教学老师的教学方式还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仅仅就是要学生进行背诵，进行默写，遇到一些问题也是不采取正面回答学生的方式。对于课堂改革这一块毫无新意，体现最大的差别就是目前已经有很多学校的年轻教师自我开创性的进行课程改革和研究，已经把以前单一的ＰＰＴ内容做成绚烂多彩的、效果非常震撼的另类ＰＰＴ动态效果图。而这些都和当前的社会潮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各种各样吸引学生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课堂保持活跃度。一改以前教师是老夫子的形象，极大地促进了学习的效率。但是仍然还有一些老师还是以前的教派。在一些偏远地方有的甚至还是存在着体罚学生等现象。寓学于乐，乐而好学。这才是一个老师应该让学生达到的境界，而不是一味的用蛮力，用武力，用威慑力去进行镇压。固然学生是会调皮捣蛋，但学生固然有错，莫非老师无错？古语有云：教不严师之堕。此严非人严，而是指教学严谨，知识严谨，对教学严谨，而不是对学生用武力严。尊重并不是出于武力的镇压，而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个体，个体存在差异是必然的。而老师却不能差异化对待每一个学生。如何生动带领学生走进语文的世界？如何去让学生主动的去进行学习探讨？ 二、日常初中语文课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 （一）寓教于学，有问自学 人从出生一开始就是带着问题来的，懵懵懂懂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婴儿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样子，也不知道事物的具体含义。而正是开始父母亲人通过一遍遍的重复让他们记住了名词的概念。比如爸爸这个词，在小孩子刚开始会呀呀说话的时候，就会有人教亲人的名词。孩子就会模仿发音，久而久之就变成我们所听到的样子。这其实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领：模仿。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其实都是不断地在模仿，模仿我们见过的人，模仿我们未见的人，模仿我们精神层面的人。所以模仿是人类最大的本事。在初中语文中也是一样。如果不懂一首古诗词怎么办？模仿，幻想。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可以想象自己在一片荒芜的沙漠，远处狼烟笔直冲向苍穹，远处沙漠里唯一的一条河流，远方的落日很大很圆。四周空旷无人，就只有自己。为什么会作者做这首诗？这首诗是应该怎么唱出来？抒发了作者怎样的心情？自然而然脑海中就会出现这些疑问，而老师要做的就是描述画面，然后带领学生进入到画面从而产生疑问。这些疑问可以让学生自己提，提完以后自己回家查资料，第二天再进行小组讨论。再引申一点，五言七绝的诗句是怎么写的？韵脚何在？怎么去写诗？怎么去押韵？可以带领孩子去进行诗句的仿写。有写的好的，可以进行声情并茂地朗读然后适当地进行夸奖，从而增强学生的信心。 （二）提高自我学习的主动能性 谁也没有办法去代替学生去进行自我学习，关键点就在于只有提高学生自我主动性才行。那么如何提高自我主动性？首先自我学习主动性不说学生，在一些成人世界里面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其实就是仅仅只是一种习惯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但是这种习惯和方式却能够改变人的一生的命运。要知道任何习惯的建立和养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久的斗争，尤其对于成年人往往更加的困难。所以首先我们应该做的只是建立一种学习的观念，即我要放学后看一篇文章，慢慢的写一篇读后感，最后再可以预先看课文，提出自己的问题和难点，进行更快掌握整体课程的结构和文章。只要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存在于脑海中，那么所做的只不过是依照以前的思维模式进行自主学习的加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学习《济南的冬天》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老师可以在前一天课文上完以后，给学生布置一个作业，让学生放学回家或者组成小组去图书室查阅相关的济南的冬天是什么样子的资料。甚至还可以去查一查全国的冬天分别是什么样子。第二天上课各个小组可以把自己的资料成果拿出来进行分享和说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旁听，可以让学生自由地进行讨论，包括争辩。进行适当的话题插入以及参与感，和学生形成正向循环的良好沟通。不能够不闻不问让学生自己去讨论，那样打击学生的激情，也不利于师生之间良好桥梁的沟通。也不能打击某学生说是错的，那样会打击学生自我学习的热情，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鼓励学生多问多看多学多想。就像脑袋中时刻装着《十万个为什么》一样。最后讨论结束以后可以针对每个小组，老师进行总结性的一些发言，比如这些语句表达了作者当时什么样的心情，文章的写作背景，为什么成就会这么高。这样子不仅让学生在课堂上提高了积极性，也让学生对整个课堂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达到了自主学习的目标。不断地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不断地扩充学生的思想和眼界。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成为一个自主学习并且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当代四有青少年。 （三）创造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 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强化，和自我意识主观意愿强烈输出，才能够更好地输出学习。温室里的花苗永远是不能够成长成为参天大树的。只有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学习，才能够让学生自己形成自己的学习体系和思路，才能够加深印象，才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核心领悟。一味的只是老师各种包办学生的学习，势必会造成学生在学习一事上严重依赖老师的输出，就会让学生在心理上造成依赖心理，成为学习的巨婴。老师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不是知识的获取者，千人千面每个人对于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领悟，学生也不例外。让学生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地进行学习领域的探求，主动的进行学习领域的扩展，主动吸收学习领域的知识。老师可以作为一个旁边者、护道者进行知识的传递。例如在学习乡愁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以三部曲的形式让学生更好地去学习了解乡愁这首诗。首先第一步就是全文朗诵乡愁这首诗，朗读可以充分地领悟诗句的语感，养成良好的语感和语气。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朗朗上口的目的并加深印象。然后第二步培养良好的画面质感，从朗读中间在脑海中形成意境思维，形成诗句的意境质感。在学生脑海中形成一幅幅闪过的画面。用画面更加反衬诗句的语言。也可以通过一些视频和ＰＰＴ等来进行进一步的画面加深。最后仔细品味诗句凝练含蓄的文字，通过不断地回味和探究字句的含义，从每一句诗去仔细品味背后作者蕴含着的强烈的乡愁思绪。具体可以让老师亲身为学生富有感情地在语文课堂上声情并茂地进行朗读一遍，然后通过介绍作者的生平，结合作者生平经历的故事，国破家何在的思想，去进行贯穿整个诗句的全体。在最后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来说一说家是什么？小家大家是什么？学生自己眼中自己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子？自己的家乡有什么情感？通过不断地感同身受来进行情感的共鸣。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学生主体性自主学习思维。纵观全文，语文老师所要做的并不仅仅只是说和递，而是教和启。教会学习，教会思考，启发智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才是最为根本性思想所在。 作者:王奇 初中语文教学自主学习能力篇3 在当前的中国初中教育的情况来看，语文知识的学习是其初中教育的核心。以此，在初中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的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语文教学对于学生的语音与行为习惯有着重大的影响，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要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要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充分的提高，使其学生能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时候，要坚持按照循序渐进与扬长避短的方式来完成对于学生的教育。在教学的时候不断的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一、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积极培养学习自主学习能力的意义 1.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率 初中语文作为初中教育的基础知识，学生在通过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慢慢的提升的学习效率。可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时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在通过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时，能够提升学生对于日常学习的理解，在此的基础上也可以大大的提升初中语文的教学质量。 2.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时候，在此的过程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其主动去学生掌握知识，这样做大大的提高对于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3.培养学生的终生学习能力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对于学生或人才的要求是越来的越高。在初中教育的时候，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其自主学习的方式，学生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促进其自身的向前发展，逐渐的养成终生学习的能力。 4.体验学习语文教育带来的快乐 自主学习其意义就是，学生自己主动学习。改变其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自主、主动的去接受知识。在其主动的学习中去体验学习语文所带来的快乐，可以让学生更好的去学习知识。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策略 1.在教学中教授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在教授语文知识中语文阅读的教授是十分的重要，并且提升语文阅读能力是提升自主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学习《故乡》篇文章的时候，可以让学生采用自主的阅读的方式学习，然后通过布置一些教学的任务让学生自主的学习，自己在文章中寻找答案。在通过小组的协作的方式一起来探讨如何学习文章，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堂的时候，教师可以随机的去提问，《故乡》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什么，有何意义。由此可以知道，提高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不仅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效率。 2.注重指导、协助学生突破难点 自主的学习语文并不是只让学生一个人参与，教师也要充分的参与进来。对于学生难以解决或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候，要充分的发挥自身的职责。教师在学生面对困惑的时候，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必要的指导解释。如在学习《小石潭记》时，遇到学生无法翻译的内容可以慢慢的进行解释。 3.积极的引导学生，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 自主学习的能力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需要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以此，在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做不仅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速度，而且还可以让学生的学习质量有所的提升。这就要求学生坚持每天的阅读课文、记笔记等。语文的学习能力是慢慢的培养的，其语文能力要不断的锻炼，也要不断的多做笔记提高写作的水平。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也要学会相互合作，独立的学习也不利于学习的成长。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的课堂上，教师与学校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多多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习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要积极在提高学生的思考与发言能力，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参考文献： [1]田海燕.自主学习对提高初中语文教学效益的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2]董少华.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探究[J].中学语文，2015（12）：72. 作者:马文辉 单位:甘肃省东乡县沿岭乡新星学校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教学的多种技巧 在初中历史课教学过程中,必须不断研究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成绩,注重打造高效课堂,高效课堂的指导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减轻两个提高: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教师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最终达到提高历史课教学质量的目的,这是建设和谐课堂,建设快乐课堂的根本要义所在。 一、构建高效优质课堂基本模式 历史课教学的高效课堂有课前延伸、课内探究、课后提升三个步骤,高效课堂要求既是统一的教学要求、教学模式,又可根据教师情况和教学内容加以灵活运用。提高教学效率必须做到四个基本点:小组的建设与管理,是高效课堂的关键,也是班集体管理的关键;集体备课与个人二次备课相结合,要根据本班、本人实际进行个人自备;精编精选练习非常重要,杜绝照搬照用现成资料,使学生陷入“题海”之苦;教师间多学习,围绕基本要求,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高效课堂有新知探究课、复习训练课、检测点评课三种课型。高效课堂有课堂上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精讲点拨、巩固测试四个环节;高效课堂教学要求和有关纪律做了强调,要求各教研组、备课组迅速将有关要求落实到集体备课、个人备课、小组建设和课堂教学中去,努力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打造高效课堂、优质课堂,形成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合作管理特色相适应的课堂教学特色。 二、在历史教学中可采取问题式教学法 在平时的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尝试的教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以讲为主,以讲居先的格局,将教师从台前转到幕后,把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主动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但教学模式的改变及其应用对教师的教法选择和对课堂的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理解和掌握了问题式教学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去应用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学中,为了追求所谓的创新,往往在新授课的导入环节花费过长的时间,导致学生巩固和应用部分时间不够而不能达到教学目标。根本原因是教师忽视了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才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根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教师的责任不是“教师讲,学生听”,而是为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发展自己的“弹跳力”,自己跳过“横杆”。 独立自主学习是问题学习方式的核心特征,它让学生表现为:我能学。每个学生,都有相当强的潜在的和现在的独立学习能力,同时也有种独立的要求,一种表现自己独立学习能力的欲望。那么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争取和日益独立的过程。而新课程就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立性,积极鼓励学生的独立性,并创造各种学习机会,从而让学生发挥自己的独立性,培养独立的能力。传统的“一刀切一锅煮”转变为独特性、个性化,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内在感受。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教学中,利用独立学习能力的转化过程中,尊重学生的差异,将学生分成学习小组,按不同的基础进行分析,让每个人学习时都能在小组中充分发挥,让不同的学生都能“吃得了”“吃得饱”。尤其是略读课文,我让学生根据提出的问题,分小组学习、讨论,再进行小组指导,然后全班评议交流。这样才能体现学生学习的个性和教师指导的针对性。 三、历史讲评课中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一)激励性原则。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每个学生都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不是共性的,所以一堂好的讲评课,首先应该是发现学生已经学会了什么,并肯定学生的成绩,鼓励和表扬学生的进步,以期学生处于爱学历史课的最佳状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重点性原则。所谓重点就是针对试卷和学生实际进行重点讲评,切忌面面俱到,关键在于找到错在哪里。 (三)启发性原则。讲评时,教师应根据学生在答题中的实际,精心设疑,巧妙提问,恰当引导,耐心启发,让学生通过独立认真的思考,获得知识和方法,对有创新的解题方法尤其加以肯定、表扬。 四、历史教学必须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 在新课程标准精神指导下,深入推进落实素质教育,以人为本,发现学生的个性特长,使学生在徳、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引导学生在活动中做到“五多”:多动脑、多思考、多想象、多动口、多动手。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是教学的延伸,也是历史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课的第二课堂活动不仅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提高审美能力,激发学习兴趣,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走出课堂教条式的教育,通过户外游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提高集体荣誉感。在活动中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让大家彼此增进了解,以便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好发挥团队精神,可以把课堂教学搞得更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趣味性是第二课堂活动最突出的优势。历史课的第二课堂活动就是要让学生感兴趣,每次的活动都兴趣盎然,每个学生都乐而忘返。要让学生们在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学到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超越,不能为兴趣而兴趣。要重视开发学生的智力,增长学生的体力,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与他人交流、学会生存,成长为栋梁之材。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好和强项,要尊重学生的选择,让学生自主参加自己喜欢的强项,发现自己的特长。历史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加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培育新苗。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学科应注重创新教育 现在中学阶段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功能,据有关研究表明,一个人在12-18岁即中学阶段是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换言之,中学阶段是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教育的最佳时期。 我们知道,初中历史学科首先是面对全体学生进行的教育,教学的目的首先是对学生在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过程中的认知方法和分析、归纳、综合能力得到提高的教育。历史学科教育中的创新教育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他们在了解、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有别于他人的见解、观点。要体现这一效果,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清当前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的特点 当代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 (―)重历史表象而轻本质,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高,电视机等各种电子媒体得到了普及,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了解外界各种事物的渠道。在进入初中阶段学习以前,学生对历史知识了解的途径主要是电影电视中历史题材的各类节目。但由于学生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无法从中甄别哪些内容属于真实的历史事实,哪些是艺术家们的“再创作”,导致了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知识的应用的严肃性,学习只重历史现象的表象,对历史知识的形象性、直观性、故事性有强烈的兴趣,而对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很容易厌倦,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方法和历史思维方式的掌握感到十分困难。 (二)轻理解、运用而重记忆。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很少意识到历史知识也同样可以通过理解、运用来达到掌握知识,根本不重视对同类历史事件认识方法的归纳,不重视运用已知的方法去认知相似的历史事实,缺乏有效的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方法。 初中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历史知识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历史事件等名称等基础知识确实需要学生牢固地记住,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加强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引导学生学会在掌握知识上的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的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创新性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培养,拓展他们学习历史知识的思维空间,掌握学习历史知识的方法并学会分析历史现象,最终学会学习历史知识,分析历史资料、历史事件,能正确解释历史现象,这才是历史学科教育的重要目的。 二、明确初中历史学科创新性教育,是建立在对知识认知和掌握的思维方法和能力上的创新性教育 在创新性意识和创新性教育上,教师通过历史知识的教学使学生能有意识地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独立地思考历史问题或历史现象,敢于发表有一定创见的言词并把这种言行经常表现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中,形成一种习惯。 在创新性思维的能力上,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的逆向性思维、举一反三的发散性思维等等,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认识、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的学习方法!学生在认识、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具有初步的分析、归纳和综合历史人物、事件的能力,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点评历史人物和事件,勇于发表不囿于教材的新观点、新看法并能言之有理的能力。 三在创新性教育课堂教学总体目标上,要逐步变知识传授为学习能力的培养 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和创造性能力的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教材上的有关历史知识时,必须根据学生处在不同的年级确定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目标并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教学。 对于初一学生,历史学科的创新性教育总体目标主要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并初步向学生介绍一些学习历史的方法,让他们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学习历史知识,具有一定的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方面的创新性行为奠定基础,教师应重视采用各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激情,向学生初步介绍、示范学习历史的方法,向学生提供一定的提问思路以教会学生对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提出问题并逐步使之成为—种习惯。 对于初二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则重在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学习方法上的运用,这一阶段是学生开始逐步尝试创新性的过程,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示范并重,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时运用恰当的方法掌握知识,让学生在运用中逐步培养流畅、准确的具有历史学科特点的思维,能从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中发现这些资料的新作用并提出自已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不是哗众取宠、否定一些已有的定论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观点),最终形成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有意识到发表新观点、新看法的习惯。 对于初三学生,历史学科的教学着力于学生认知历史现象的创新性能力的培养和展示,让学生的思维空间得到拓展,思维方式得到优化,具有符合自身学习知识实际的方法,具有一定自学历史知识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不囿于教材观点的评论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教师的作用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及时发现和分析学生学习、掌握知识中出现的不恰当(或不正确)的方法或习惯并加以纠正,最终让他们学会独立的学习和分析历史知识、历史材料。 总之,在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学生创新性意识、 创新性精神和创新性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中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上,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贯穿整个初中阶段,并在学生处于初中阶段的不同学习时期要有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的目标,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创新性教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初中历史论文:浅谈初中历史多媒体教学中的误区 【摘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深入课堂,绝大部分教师虽然対如何进行高效的多媒体课堂教学进行了有益的、大量的实践和探索,但是在实际的多媒体课堂教学中还存着或多或少的误区。本文拟从对“教师对多媒体教学的认识”,“教师的课件制作”、“教师计算机水平较低”“教师对图片、视频处理”、“教师对知识要点不落实”、“教师对重难点未突破”、“教师上课无粉笔板书设计”这七个方面谈谈自已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多媒体教学;历史;课件;误区 教育家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传统历史教学单凭一张嘴,一支粉笔,一本教科书是很难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的,那么也就更难将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巧夺天工的历史文物……展现给学生。恰巧多媒体历史教学就能弥补这一短板。可见广大历史教师熟练制作课件,娴熟使用多媒体教学已经刻不容缓。现将自己多年来从事历史多媒体教学的诸多误区谈几点粗浅认识,以期抛砖引玉。 一、教师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误区 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传统教学中仅靠讲述无法使学生想象到历史场面的恢宏气势、波澜壮阔,无法想象到历史珍品的美妙绝伦、璀璨夺目;更无法在教学中形象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化静为动,化虚为实,而且能缩短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同时还能保证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兴趣性和有效性。可是在现实教学中不少教师片面追求多媒体教学:基本形成了“无多媒体不成公开课、示范课”;更有甚者片面认为多媒体教学是提高课堂有效性的捷径或唯一途径;“唯多媒体是崇”等,实际教学中我们都知道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传统教学也不能全盘否定。其实传统教学中有很多的优点需要我们去继承。我们广大年轻教师要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力求将传统教学中优秀的教学方法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用我们教育者的智慧创造出较为完美的现代化多媒体教学的明天。 二、教师在课件制作中的误区 在实际教学中,历史课件制作是历史多媒体教学的核心部分,它的设计会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现实教学中,历史课课件制作一定要体现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双主作用。可有些历史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向同事展示自己驾轻就熟的课件制作水平,一堂课中不仅有精美的动画、详实的文字材料,而且还大量视频和动听的歌曲及相关的图片……这样便使学生沉浸在动画、视频以及音乐的欣赏、观赏以及鉴赏的气氛中去了,学生上课便少去留意和思考实质性的历史内容了……时间一长,学生一上这类型的课便陷入了视觉和听觉的疲劳了。学生就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学习活动之外了。而历史多媒体教学原本是通过多媒体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使其成为学习的主人,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欣赏、鉴赏者了。相反有些历史教师(尤其年龄偏大的教师)不注重课件制作,要么有的从相关网页上下载,要么有的直接用教师教学参考用书中的光盘,要么有的教师对幻灯片中的字体及颜色和版式制作不协调,甚至模糊不清……这样的历史多媒体课件来教学就必然会出现教师上课逻辑不清,学生上课易疲倦的现象,当然这样的课件便使学生的学习激情在一片怨声中被浇灭。 三、教师计算机水平较低的误区 实际教学中,一部分教师由于计算机及课件制作水平较低,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优势,反而成为影响其课堂教学水平发挥的绊脚石。在有一次教学竞赛中,一位教师在讲川教版七年级下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时,原本课件有《青藏高原》等三首歌曲来引入清政府对西藏、台湾、新疆的有效治理和管辖,可因为文件未打包处理,结果没有声音而导致上课冷场了,教师临场教学也未处理好。同时在讲下一张幻灯片内容时由于不小心滑动了鼠标,结果导致“清朝疆域”这一框目未讲解便草草收场;还有一次有位教师在制作幻灯片时:由于整体色彩、背景以及字体颜色过于相近,导致教室靠后的学生直呼“看不清”,这位教师不得不耐心细致地当起了“解说员”前后长达七八分钟,当然这堂课也未按时完成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还有些历史教师的课件中的视频无声音或由于剪辑不当而时间过长、重要的图片、人物无文字说明或介绍也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可见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提高计算机及课件制作水平已成为高效课堂的必由之路。 四、教师对图片、视频处理的误区 实际多媒体教学中,有的历史教师往往堆积大量相关的图片、视频资料作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灵丹妙药,结果一上起课来感觉就是老师一个人在表演,没有把多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导工具,教师在利用多媒体当“解说员”。我们才摆脱了传统教学的“填鸭式”,“满堂灌”,孰不知这样教师在悄然地用“机灌”代替“人灌”,学生在课堂上只是盲目地应对视频,音频及文字信息处理,自己读书时间被挤占,想象的空间被色彩斑斓的画面填满了,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表面喧闹,其真正效果不好。而真正有经验的教师是通过自己的教学设计(问题或者图片、视频)来让学生总结、发现,探究新的知识,构建相关的理论或概念。比如:我在完成《南京大屠杀》一框时,我用多媒体出示几幅“日军无幸杀害中国军民的图片时我就提出以下几下问题:中国人被杀的对象有哪些?日本人采用哪些残忍手段?你想对日本军国主义及极端右翼分子(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说些什么?这样才能更深层次调动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对日本军阀主义的憎恨,坚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的信念。又如我在讲授川教版八年级下《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时,由歌曲《爱我中华》时:我就让学生在欣赏,哼唱歌曲的同时归纳出歌词中出现频律最多的是哪一句来导入新课,这样学生不得不认真欣赏和哼唱了。实际上我在讲授图片、视频时,教师故意不打出文字,让学生思考、总结不失为一种让学生主动参与思考的妙招。还如我在讲授川教版九年级上《俄国农奴制改革》时:出示四幅图片和一段视频之前,我就把问题:“上述图片、视频反映的对象是什么?在前面哪里出现过?处境怎样?对俄国当时生产力发展后何影响?”写在黑板上。可见我们历史教师在处理歌曲欣赏,图片、视频时先提出问题让学生有的放失去思考、总结、归纳不仅可以免于让学生论为鉴赏者和看客,而且使学生成为了课堂上真正的主体。 五.教师对知识点未落实的误区 历史多媒体教学应当是通过多媒体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对所学知识的内容进行思考、分析、理解,以实现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转换,从而使历史课堂达 到一种学生乐学,会学,善学的目的,可是在我们现实的历史多媒体教学中,大量的图片,视频是教师讲解的工具,课堂中最忙碌的人不是学生而是教师。不是吗?有的课堂上:教师拿着鼠标一会儿找画面,一会儿找图像,一会儿又忙投影,忙这忙那令人目不暇接……稍出现一点差错,急得满头大汗。试想这样的教师哪能从容地引导学生学习,及时关注学生反馈,落实教学内容呢?在个别历史教师的课堂上,教师是“放映员”,学生是“观众”,学生的课本竟一次也没打开过,更不能说学生用笔勾划出来课的重要知识点。还有的教师在上课中虽设计了讨论辩论等探究、合作学习的环节,但为了完成教学进度,给学生时间太少,只是蜻蜓点水而已。诸如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表面热闹,效果欠佳,有经验的教师运用多媒体图片,视频引导学生明白,理解某知识点后是会让学生勾划在课本上并让学生齐读,甚至有一些强调之词或相关练习。 六.教师教学对重难点未突破的误区 历史多媒体教学无疑为教学注入了活力,使某些教学难点、重点问题迎刃而解,而有些教师在制作课件时不会忍痛割爱,把一些相关图片、视频、MP3统统用到教学中去了,我在听一节川教版八年级下册《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时,课件中《爱我中华》、《大中国》、《我的中国心》这三首音乐前后欣赏就达十来分钟,结果新课一共用去了五十三分钟;还有一部分教师在制作课件时,一味追求美观,他们的课件画面背景复杂,按钮奇形怪状,动画和声音振聋发聩……这样的课件恰巧是画蛇添足,喧宾夺主,同时也违背了学生在认识事物时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接受其主要信息的认知规律(初中学生更是如此),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冲淡了学生对重、难点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由于课件制作的复杂和过多内容,使学生在思考和教师引导时重、难点时间过于仓促不得已而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当然也就影响了学习效果和教师授课的质量了。 七.教师教学无粉笔板书设计的误区 在部分教师的多媒体课堂上有个误区:以为使用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就告别了黑板粉笔这种传统的教学工具。其实使用粉笔进行板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对课堂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有助于初中学生对基础知识进行落实(勾划在课本上);还有极为重要的是黑板上的板书重现力强,随写随看。更有甚者,教师在上课时偶有突发的灵感,这些灵感往往是教学艺术的动人之处,但在多媒体教学中却无法即时增加到板书中去而留下诸多遗憾;同时教师在黑板上的板书用彩色粉笔警示的重难点能整堂课都使学生有意注意;甚至还有,个别教师的精心的板书设计,流利工整极富个性的粉笔字简直是一种陶醉的艺术。实际中,多媒体教学虽有文字演示的板书,实际中对学生往往只是一种“昙花一现”式的演示,当然就对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构建非常不利,对学生总结、归纳能力的培养效果不佳。本来系统性的黑板板书是教师在讲解引导下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学生把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的桥梁。因此,教师在进行历史多媒体教学时,注重黑板板书与教学内容密切配合,势必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总之任何一种教学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多媒体历史教学虽有许多传统教学不可能比拟的优点,但它正处于成长,完善的过程中,这就需要我们广大历史教师用心去浇灌,呵护。我深信,只要我们广大历史教师把多媒体教学和传统的教学手段结合起来,多媒体历史教学势必会展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魅力!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率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效率 现代教育技术集视、听、触等多感官作用于一体,能够丰富学生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使其对所学知识理解得更为深刻透彻;还能使学生在学习中担当更为主动的角色,从而使其学习变得更赋有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现代教育技术还有助于教师对教学经验的总结、积累 ,延长知识的存储期限。下面,我就如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初中历史教学效率,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 一、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于一种苦役;没有兴趣的地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现代教育技术中,老师用POWER POINT、超级解霸等软件对存储历史资料的录像带、音带、VCD、CD、图片等进行编辑,剪辑而制成的历史课件,通过计算机、投影映射出来,使本已过去的抽象苍白的历史事实,以多种形式动态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这种形式多样、新颖独特的教学手段,易吸引学生注意和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已过去的历史现象生动、具体、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压缩了空间感和距离感。对于一些重要历史知识或难以归纳、比较的知识点,利用投影提供给学生,有助于加深印象。同时还培养了学生观察、分析和归纳问题的能力。因此,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激发和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能够主动活泼地学习和发展自己,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重点,而战争的尾声——日本无条件投降更是学生关注的热点。然而,让学生了解日本投降的全过程,仅仅让他们侧耳倾听教师精彩的讲述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学生的思维只是跟着听觉在行动,而没有与视觉、触觉有机结合在一起。没有观察、缺乏想象的思维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如果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让学生操作计算机,选择所需了解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某些片段进行思考、研究。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到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场面;日本首相铃木声嘶力竭叫嚣“本土决战”的声音;美国的“小男孩”、“胖子”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卷起的蘑菇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壮观以及向中国人民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长梅津美治朗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垂头丧气签字的神态。 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场面,会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而对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历史刻骨铭心,激发学生无穷学习兴趣。 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注重调动学生的视觉感宫,视听并用,拓宽了信息传输渠道,能充分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学习。教育心理学知识说明,人们从听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15%,从视觉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25%,若两者同时使用,就能够接受约65%。科学研究也证明,人们通过各种感官获得的知识比率为:视觉83%,听觉11%,其他6%;视听结合可获得几乎是最佳的知识保持率。而且省略板书,使教师能增大知识容量,有充足时间进行讲解、分析和培养学生能力。课件界面美观、色彩丰富、纲要信号齐备;版面保留完整,通过超级连接,前后切换方便,达到过去手工板书无法企及的地步。因此,无论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还是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软件来辅助教学,教学必须重视教学的直观性。而现代教育技术软件的直观性是任何传统的教学手段都无法代替的,它通过多种媒介的交替演示,可以多渠道地向学生传递多种多样的教学信息,使学生的各种人体器官对新知识进行多角度多渠道地交叉吸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而现代教育技术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里,教师在课堂上处于中心位置,而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而现代教育技术正是学生由听讲者变成参与者的真正媒介。因为,现代教育技术将媒体策略与音频、视频、字符、叙述、游戏、地图和其他各种介质元素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可由学生控制学习工具,学生可以得到某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全方位信息。每一项差导图符都可以使学生实现一种不同的功能。因此,无论学生选择哪一项,他们都能得到相应的知识。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想采取的模式,然后重建自己的学习序列 。这些序列的建立,可以使学生学到比传统历史课堂教学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东西。信息量的扩大,以及对各种信息之间联系的了解与掌握,使学生的思维活动与信息内容互相渗透,在此基础上便会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学习方法,这就是一种独立性和创造性。 比如:新航路的探索和开辟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段中世纪历史,其内容相当丰富。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学生可以自己选择途径来了解哥伦布的航程、他的家庭、他所生活的世界以及他的发现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由学生自己来进行模拟探险和发现,在完成模拟探险和发现的过程中,学生又可以了解十四、十五世纪时 发生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各种人物与事件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生在了解世界上着名探险家的同时,自己也几乎成为一名探险者;在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就发现了进行学习的新方法。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学生独立性充分施展的过程中,便会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现代教育技术对学生独立性、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是其他教学手段无与伦比的。 四、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延长历史知识的存储期限 教学中的多媒体程序具有极长的存储期限。众所周知,中学教科书的某些内容几乎是一成不变、可以长年使用。比如,有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图片、图解、表格甚至与教科书配套的一些录像资料等媒体信息可以说是永恒不变的,只不过在文字的表述与评价上会出现差异。因此,相同的媒体信息就可以存储在光盘中,只需要备有学习工具即可长年使用。信息系统一旦建成,就可以在教学中一直保持长期使用。这样,历史教师的备课效率可大大提高,他们可以利用更多的备课时间去不断学习、研究新的科学知识,探索、发现新的教学方法。 由于知识存储期限的延长,使教师的工作负担大大减轻。加上多媒体程序中除内容、字典、复习外,还有相应的测试题,如单元、同步练习,期中、期末、 综合测试等,以确保学生真正理解、掌握所学知识。这样,教师就只需跟踪学生的学习进程,而他则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每一个学生,去参与学校大事。教师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学生思想、行为、能力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上。教师将从传统 的课堂教学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五、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强化对历史课教学的德育功能 初中学生正处于过渡时期,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历史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大纲基本的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历史教师应该充分依据教材内容,挖掘教材德育因素,根据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优化历史课堂教学,创设良好的德育情景、使学生产生感情共鸣,以达到内化学生道德情感的思想教育效果。如在讲中国近现代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范人物"时,在课件中加入介绍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人先进事迹的影片片段,并在看完影片片段后设问"我们应向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什么?"。典型感人的片段剪辑,虽然只有几秒钟时间,却能引起感情上的广泛共鸣,不仅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品德教育课,而且总结出的向英雄人物学习的内容、要点,培养了学生根据材料进行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另外,现代教育技术还能使历史教学由课堂延伸至课外,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养。 当然,现代教育技术只是作为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不是要代替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以,我们在运用多媒体时,必须注意选取恰当的教学内容 ,不能滥用现代教育技术;注意多种新教学手段的交替使用,以发挥最佳的教学效果;注意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密切结合,配合使用;注意不能完全没有教师的板书;注意节奏,合理安排,避免哗众取宠、走马观花。但我们坚信,只要在多媒体程序的设计中更多地考虑学生的需求,提供更大的灵活性,那么,不仅是中学历史课,任何学科都将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中获得益处。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合理地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恰到好处地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现知识的内在规律,突破时间、空间、抽象的限制,让学生充分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开拓学生视野,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体性,优化初中历史教学的课堂效率。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堂讨论策略综述 一、正确引导课堂讨论 在课堂讨论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作为组织者、引导者要保证课堂讨论有步骤、有条理地进行。教师在课堂讨论中充当的是一个节奏控制者,要做好引入问题、拓展问题、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等方面的工作。例如,在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时,笔者组织学生进行拓展性的讨论,课堂实录如下。引入问题: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的英国正处于怎样的时期?生讨论得出结论:英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师:英国实行的是怎样的政治制度?生:通过英国资产阶级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师提供材料(康熙皇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于他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生基于材料,讨论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是怎样的政治制度。生讨论得出结论:从材料中可知,康熙事必躬亲,也就是说,清朝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君主独裁制。师点出重点:大家都清楚了中英两国当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那么,你们认为哪种制度更先进?学生积极讨论,课堂气氛热烈。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开始了向外的殖民扩张,国家也强盛了,当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好。 师表示赞同,并重点强调君主立宪制的影响和先进性,培养学生用历史的思维方式正确地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引导学生正确的历史价值取向。拓展问题:那么,大家觉得君主立宪制的先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生得出结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英国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它具有世界影响力,动摇了欧洲的封建秩序,同时,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上述教学实例中,笔者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促使学生由浅入深地讨论问题,较好地把握了课堂讨论的节奏,这样的课堂讨论是有效的。 二、全面总结讨论结果 在讨论的最后,需要学生和教师分别进行总结,学生方面的总结主要是对讨论所涉及的知识进行归纳,教师方面的总结则侧重于对学生的总结进行点评和指正。教师应鼓励学生灵活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总结,如采用树形图、表格法等。这样做,不仅丰富了课堂,也增强了学生的归纳能力,有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教师进行总结要做到有序完善、详略得当。首先,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学生的总结进行点评,指出学生的不足。其次,实行多次评价措施,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激发其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很难在第一次总结中就做到毫无错漏之处。为此,教师应采取一次总结、多次评价的方式,即学生总结后,教师进行点评和指出不足,接着学生对自己的总结进行修改,教师再次评价。再次,要讲究评价语言的艺术性,多采用以鼓励为主的评价语言,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切忌以批判的口吻进行点评,以免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总之,初中历史教师应重视课堂讨论环节,可以通过巧妙设置讨论问题,正确引导课堂讨论,全面总结讨论结果等策略,有效组织初中历史课堂讨论,进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堂有效性教学管窥 什么样的教学才是有效教学?就历史学科而言,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除了要注重学科价值和学科特点,准确理解教学目标,合理利用课程资源外,还必须关注以下几点。 一、充分尊重学生主体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的主体需要,目前已经成为广大历史教师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敢于表现自我、推销自我,个性得到了极大张扬,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生主体发展与其学习环境关系密切。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教师乐于训导而不善鼓励,勤于指正却吝惜赞赏。学生只能“亲其师,信其道”,养成了一种唯书、唯师的心态,不敢怀疑传统,不敢质疑书本,不敢挑战权威。师生关系紧张,沉闷压抑。处于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学生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个性可言,更谈不上主体作用的发挥。掌握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更新知识,掌握规则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突破规则。充分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敢于向既定规律挑战,向权威挑战,批判地对待人类的认识成果,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正是历史课堂教学追求的目标,也是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最本质的体现。卢梭有句名言:“大自然塑造了我之后,就把模型打碎了,所以我正是这世界上第一个‘我’,也是最后一个‘我’。”教师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发展良好个性的空间,使学生在标准中有变化,在规范中有自由,一致中有特色,统一中含个性,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不可缺少的养料与气候。 二、恰当选择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主渠道。在课堂教学中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助于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都具有独特的功能和长处,但也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如选用讲授法就要考虑怎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而启发式则要努力克服费时、费力等缺点,否则教学效果都会受到影响。同时还要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学习的特点来选择教学方法。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教的法子是基于学生学的法子。”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使我们的课堂教学在过程的实施、情境的创设、知识的迁移、问题的拓展、活动的安排、练习的设计等多个环节上,始终处于内容鲜活化、过程活动化、问题探究化、交流互动化、思维多样化、体验有效化的良好状态,激发学生从多个层面主动参与学习全过程,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是有效的教学。 三、精心设计课堂导入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我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引趣开讲”“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士曾用实验证明,通过激发兴趣,人的积极性可以增加3-4倍。有人也推出了这样一个描绘性公式:学生的学习成绩=能力×兴趣。如我在讲述七年级上册中国古代文化部分时曾这样设计课前导入: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喜欢)?现在我出一个谜语“和老爷爷赛跑”请打出中国一位古代数学家的姓名(祖冲之)。可见在课堂教学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上以趣引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有利于一上课就把学生的心紧紧拴住,使其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内容中去,为上好课打下基础。 2、“设疑开讲” 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思维自疑和惊奇开始。”在新课导入中设置一连串疑问或悬念就是借鉴说书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奥妙术。我在八年级上册第一课“鸦片战争”时曾这样设置导语:鸦片战争是林则徐禁烟引起的吗?林则徐为什么禁烟?英国又为什么向中国输入鸦片……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一阐释清楚的。这样的导入便紧紧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启动了学生学科思维。同时疑问和悬念的设置,它能把学生的无意注意转为有意注意,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温故开讲” “温故开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复习旧知识、导入新知识的最常用的承上启下方法。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曾说:“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据此进行新的教学。”可见孔子的“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法(教学法)已成为古今中外学者所推崇。我在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这样设计课前导语:鸦片战争使英国取得了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等特权,但时隔十多年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这些特权,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扩大侵略权益)的请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于是他们便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历史上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种新课引入法以旧知识为桥梁,使学生不断递进知识,增加知识坡度,减轻学生学习难度,激发学生对新知识探究欲望,通过新旧知识比较,体会并摸索出带普遍性的知识规律,从而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开发和利用。 可见新课独具匠心的导入,就能起到“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的效果。所以它既是学生是否“主动学”的前提又是学生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的课堂重要条件。 初中历史论文:分析初中历史教学中几种意识的培养 1、历史意识的培养 首先应明确目的、培养兴趣。教师每一学期的第一节课都要抽一定时间进行不同层次的历史学习目的教育,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历史学科的特点在平时的教育中进行历史学习目的强化教育,以此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历史是一门科学——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是人类认识自我的钥匙,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教会你做人的道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是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起点。二是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尤其是基本史实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确,就不可能有历史意识。因此,通过历史教学要使学生牢固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以及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这是形成和发展学生历史意识的基础。三是强化素质教育。历史教学不是单纯地传递历史知识而已。历史是一门思想性和思维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志向;培养学生运用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观点来分析和理解历史问题,“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从而产生所谓‘历史意识”’。这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意识的核心内容。四是积极开展课外活动,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重要渠道。历史不能复制,但它留下了许多痕迹,如古代遗址、遗迹、文物等等。教师应该充分加以利用,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利用和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意识。 2、历史教学中参与意识的培养 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 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重历史作业的创新。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一步培养了学生们的参与意识。 3、问题意识的培养 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推动初中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强大动力。问题意识的出现并非灵光乍现,而是脱胎于长期积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问题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是缺少大量的知识积累。对历史学科来说,知识储备的缺少必然会制约问题的产生,想要孕育一个创造性的问题需要的是广泛长期的准备。在平常的学习中应该鼓励学生广泛地阅读相关的课外书籍,广博地摄取不同的思想观点,在内心不断的碰撞、冲突与矛盾中共融与升华,这才能为创造性问题的产生提供基础,发展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可以通过训练培养的。为了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在课堂教学中,在重视知识的传授与基本史学能力培养的同时,可以设置一段时间或者一节课,鼓励学生尽量发挥自己的知识与联想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教师要尽量去欣赏与理解学生的问题。比如“头脑风暴”法,应该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学生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问题。二是在平常的学习中,在学生广泛阅读相关知识的同时,鼓励学生把自己在阅读中的问题记录下来,集中时间,教师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评比出“伟大的问题”,并且进行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享受问题提出与解决的乐趣。课堂提问是学习性问题的语言表达形式,是教师或学生试图引出对方言语反应的信号。这不仅包括口头语言,还有体态语言。教师应教给学生关于如何产生问题意识的思维方法,形成提问技能。 总之,要培养学生的各种意识和能力,说到底还是教师教法的转变,只有采用新活动、新探究、新教学,才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使他们终身受益,也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初中历史论文:谈初中历史课堂教学 怎样理解“读读、议议、练练”? 读读,就是要学生熟悉课本故事,加深理解,鉴于班级学生较多,可以让一个学生先大声朗读,吸引其他学生的注意力,让大家循着声音读完这篇课文。朗读之前,最好布置思考题目,带着问题去思考,带着问题去阅读。 议议,就是要教师把问题分层设计,先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解决简单的问题,对复杂的疑难,教师必须讲清问题,分工明确,提供时间,指导方法,充分让小组合作探究、学习交流、去粗取精、提炼升华出理想的结果; 练练,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必须趁热打铁,当堂训练,从正反两面出题,谈观点、深感悟、察自身、换位思、明做法,选择正确做法,反思错误观点,举一反三;对合作、实践、探究等题目,要当堂训练,合作探究,以完成教学任务。 历史教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起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基础教育中,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仍存在教学方法陈旧、思想观念僵化、满堂灌、注入式、以教代学、以讲代练、以记代思,课堂上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模式仍然没有改变。因此,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教学效率甚低。 面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已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根据现代化教育的需要,我们不仅要让学生获得知识,还要重视对学生素质的培养,那么什么是素质教育呢?素质教育是强调学生主动发展的教育。主体参与是学生主动发展的必要条件。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早在 19 世纪就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的主张,认为学生的立场就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教学应刺激发展、表现、活动,应鼓励学生进行探索、观察和发现事物。《关于“河北省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有一个很实际的提法:“减少对学生的时空占领”。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推进素质教育,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变学生的“要我学”为“我要学”,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指导学生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启发学生思维。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真理的学校应当是一个积极思考的王国”。历史教师也应努力使历史课成为“积极思考的王国”。传统的历史教授法忽视了学生脑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让学生一味追求储存僵死的信息,片面地发展学生的记忆功能,结果就造成浪费,有损于人才培养。对历史教学进行改革,是教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历史教学的过程是教与学的双边过程。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学生是学习历史的主体,传统的“满堂灌”教授法片面强调了教师的教的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历史教学的改革首先要改变这种状况。 那么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如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呢? 我认为“读议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真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来自两方面因素:一是主观因素即学生心理、生理因素;二是客观因素即教师的教学质量。在主观因素中,兴趣是最活跃的因素,有了兴趣,学生就能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相反,则丧失学习的兴趣、毅力和信心,而“读议练”教学法正是从让学生自己来克服认识领域的困难着手,注重如何使学生学有所得,日有所进,经常尝到“跳起来摘桃子”的滋味,使学生在不断求知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强的求知欲,从而真正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 “读议练”教学突出了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但并不否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读议练”教学法的每个环节都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其中在“读”阶段,就是由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独立阅读教材或通过看电视录像等,接受知识,思考问题。在“议”阶段,就是学生在自读观察基础上,可能对某些历史概念、现象认识不清,或由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或师生讨论,解决问题。“练”阶段,为了使学生牢固掌握历史知识,能力得到提高,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进一步动手、动脑,独立解决问题。“读议练”注重思维的独立性,让学生独立思考,在学习中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其次它重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让学生在积极思维活动中发展智力。 再次师生活动比较多,学生通过视、听、思、议、说等活动训练学生达到思维活跃,有话想说,有话敢说,有话会说的目的。 因此,“读议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对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以思维力为核心的智能,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高效课堂的探索 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的研究,是古往今来所有教师研究的共同课题。如果课堂教学结构紧凑严谨,方法适合初中生学习特点和学习要求,就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能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初中历史教师,也应自觉探索历史课堂教学的高效策略问题。笔者在这方面通过学习借鉴江苏洋思中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并结合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际,在学习、实践、探索中总结了几点,期望与同仁共同探讨适合初中历史教学高效策略的话题。 一、课前预习,自学设疑 教师每上一节课,课堂上需要传授的知识和信息,先要请学生课前自学教材,或请学生搜集资料。预习时,教师可以列出一些思考题,让学生从教材中找出答案,找不出答案的要特别留意做上记号,或找同学探讨,或查阅资料,仍然解决不了的待课堂解决。课前预习目的是对以往知识储备进行整理加工,并在自学教材中获取新的信息,或在搜集资料中归纳整理,将旧的知识经验与新知识结合,形成新的知识储备。学生课前预习处理得好,课堂教学效果就好。通过预习,能够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至于归纳总结能力。 我们的历史教学要充分挖掘学生的兴趣之源,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鼓励和培养学生在自学中“设疑”。如果一味地只是教师设疑,学生容易产生依赖性,久而久之他们的主动性将会丧失殆尽,其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将受到束缚,最终会变成被老师牵着线的“风筝”。只有让学生学会自己设疑,才能真正主动地学习,在自我设疑、自我辨析中掌握知识与能力、过程和方法。 二、交流互动,解决问题 课堂教学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师生可以广泛的交流讨论,在互动中使每一个学生的知识集中起来,发挥课前预习的实际效果,让学生的知识潜能最大的再现,集中大家的智慧讨论解决所有预习中的疑难问题。交流时,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必要时教师可以稍作点拨。教师要让学生有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和平台,或许学生在预习时所发现的问题,某些真知灼见即便是老师也自愧不如,这时教师要充分肯定,及时鞭策;当然也可能出现没有问题或见解浅显之类的现象,教师不得讥笑,应正确引导。 交流互动环节,需要教师彻底转变观念,放下权威,下大力气激发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在全班交流时,要确保发言人的发言能代表本组成果,形成“想说”、“会听”的良好局面,让学生体验到:表达给大家听是一种享受,得到大家的评价是一种进步,质疑同学的发言是最大的收获。惟有这样日积月累,教师才得以解放,学生才得以发展,一言堂才变成真正意义的群言堂,学生才会有收获,有发展,有提高。 三、引导点拨,深化认识 课堂教学中的点拨,被喻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造能力,使学生获得正确学习方法的“点金之道”,“点”就是教师对学生要善于启发诱导,使之获得认识问题的正确方法;“拨”是教师拨开学生思维的迷雾,拨正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课堂上,教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和点拨,即在学生实在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再进行释疑。教师点拨起一个层层深入的作用,即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容易到困难,将认识逐渐引向深入。 因而,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善于“点拨”,讲究方法。方法一、顺势诱导,逐渐深入。课堂教学中常出现这种情况,教师提出问题后,学生也能答出一二,且思考方向正确,但认识深度不够,这时,教师就应该在肯定学生认识方向的基础上启发诱导,顺势点拨,使其认识更系统深入。方法二、搭阶梯,点迷津。当学生遇到难度较大问题而感到束手无策时,教师应在认识陡坎上造阶搭梯,适时地扶一把,指点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而开启学生思维的窍门。方法三、归谬正误,转变认识。当学生对一个问题产生错误认识时,教师如果只是简单地予以否定,难以使学生信服,且易产生逆反心理。这时,就应指出学生认识错误的根源所在,使其幡然醒悟,转变为正确的认识。 四、训练操作,反馈矫正 任何一种学习不通过亲自动手都是不牢固的。有人认为,教师就是在讲台上向学生宣讲,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即可,学生接受了就完事大吉、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方式是让学生积极地训练,让他们动手操作,在主动训练中获取知识和能力。只有训练才能培养能力,不练就不能提高能力,不练就掌握不了知识,就不能加深印象,就达不到提高能力的目的。练要有一定的方法和步骤,教师要精选训练题,采用那些以一当十有代表性的题,教师要在必要的时候告诉学生怎样练习、怎样操作。当堂的训练任务当堂完成,千万不要放在课外,那种课内损失课外补、课堂松松垮垮课外紧紧张张的做法要彻底改变。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精讲多练,一环扣一环,不浪费一点时间,不多说一句空话,争取做到字字千金,不让学生感到厌倦和烦躁。 因为学生知识基础、理解能力有差距,难免会有好差之分,因而反馈就显得十分必要。反馈是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交流,是落实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过程,教师要把控全局,保证交流的渠道畅通,互动迅捷,效益颇丰。特别是对学生的问题和偏差,要及时矫正,当然对有争议的问题或没有定论的知识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教师不要强作结论。 五、拓展思维,迁移延伸 课堂教学中知识的延伸与拓展是一节课的点睛之笔,是创设悬念、激发兴趣,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关键所在。之前,教师在操作训练时选择精深的有代表性的练习题让学生去做,要提醒学生在做题时一定要使自己在潜意识中有知识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并且有以此题为范例进行创造的意识和能力,使之养成习惯,这时课堂目标就初步达成了。 在课堂上学生学得了一定的知识,通过训练操作巩固了知识,智力也得到了开发,但这远未达到课堂教学实现了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因为这离知识的迁移、能力的最终提高还有一段检验、巩固、提高的距离,而要使课堂上的所学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运用到其他各领域中去,这还需要一个再提高再创造的过程。要让历史走进学生生活,让学生感悟历史,让学生成为历史的参与者,立足于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从学生的生活出发,视野从身边扩展到全方位。只有让学生感觉到历史的真实,他们才会产生了解历史的欲望。因此,用直观的图片和易懂的资料、还有结合当地历史意义的乡土资源,来增强学生的感性体验,从而再度拓展思维,达到知识迁移延伸之终极目标。只有这个目标达到了,培养人才的任务才能说基本完成。知识迁移需要教师的科学引导和学生的刻苦训练。 综上所述,对历史课堂教学高效策略的探索研究,应该贯穿在历史教学的课内课外,落实在学生认识历史的方方面面,而课堂教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精心策划,需要教师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意志力,有先进的教育观和质量观,有灵活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手段。只要我们主动担负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以满腔的热忱 和聪明的智慧,积极而扎实从事课堂教学改革,才能探索出适合自身实际的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真正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初中历史论文:对初中历史进行创新教学的探索 新课改要求我们转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对教学目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我们更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主动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他们创建恰当的学习情境,这样更加有利于提高初中历史的教学效率。 一、师生做好课前预习准备工作 这里的预习并不是课前粗略地浏览一下即将上到的教学内容,而是指学生在课前有目的地去了解新的教学内容,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而对于教师而言,更是要合理地规划教学进度、挑选教学内容以及把要解决的问题罗列出来并做好解答准备。此外,课前准备时,教师还应当适当地预测学生可能在课堂上提问到的问题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初中生来说,他们自己学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所以课前预习有助于他们转变学习观念,将被动的家长和学校的“要我学”变为主动的“我要学”,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达到新课改对初中历史教学的要求。 二、历史教学方法要创新 教学方法创新是整个历史教学创新的重点。历史教学方法本来灵活多样,是随着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和课程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教学方法创新主要在于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放手让学生自己探索新的知识。因此,初中历史教师所采用的历史教学手段必须能激发、启发学生的思维,突破条条框框,突破已有经验,突破过去的思维定势。 此外,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它需要教师、学生共同来完成,更要借助网络技术与其他媒体才能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在讲课前要充分准备,不仅是通过语言,还要发掘校本的资源,不要让学生局限于自己的教学和书本知识,因为历史是讲不完的,尽可能地调动学生自己动手,通过网络信息搜集和查找资料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对历史资源的进一步探究和开发的能力,以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为达成教学目标,组织学生进行有效学习活动的设计。无论是讲解、讨论,还是操作、自学,都必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他们的各种感官,让学生在主动的学习活动中逐步完成学习任务,达成教学目标,教学活动的有效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充分调动学生的存储,化难为易 2、提出适当的思维要求,设置好目标达成的学习坡度 目标的达成,是需要有循序渐进过程的。每节课中教学活动的设计,都应该紧扣目标,设置好几个渐进的坡度,使学生在有适当思维要求的学习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目标。 3、要重视练习的设计,为目标的达成服务 练习无论难度大小,都应该与目标紧密联系,都必须有一定的思维要求。练习应该结合学生的学习活动过程,随机安排。此外,还有许多让学生得到有效练习的途径——有质量的提问,可以引发他们的思维,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一个问题则需要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明确要求的操作活动,可以使学生在动手过程中既学习知识又学到方法。 三、在创新性教育课堂教学总体目标上,要由在课堂上教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向指导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转变,逐步变知识传授为学习能力的培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和创新性能力的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教材上的有关历史知识时必须根据学生处在不同的年级确定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目标并采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教学。 笔者认为,对于初一学生的历史学科的创新性教育总体目标主要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并初步向学生介绍一些学习历史的方法,让他们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学习历史知识,具有一定的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方面的创新性行为奠定基础,教师应重视采用各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激情,向学生初步介绍、示范学习历史的方法,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行模仿和运用这些方法,向学生提供一定的提问思路以教会学生对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提出问题并逐步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对初二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时则重在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和学习方法的运用。这一阶段是学生开始逐渐尝试创新性的过程,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示范并重,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教材上的知识时运用恰当的方法掌握知识,让学生在运用中逐步培养流畅、准确的具有历史学科特点的思维,能从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中发现这些资料的新作用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不是哗众取宠的、否定一些已有的定论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观点),最终形成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发表新观点、新看法的习惯; 对初三学生的历史学科的教学着力于学生认知历史现象的创新性能力的培养和展示,让学生的思维空间得到拓展,思维方式得到优化,具有符合自身学习知识实际的方法,具有一定自学历史知识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不囿于教材观点的评论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教师的作用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及时发现和分析学生学习、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出现的不恰当(或不正确)的方法或习惯并加以纠正,最终让他们学会独立地学习和分析历史知识、历史材料。 总之,在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学生创新性意识、创新性精神和创新性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中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上,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贯穿整个初中阶段,并在学生处于初中阶段的不同学习时期要有不同的创新性教育的目标,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创新性教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活动课教学的应用和思考 一、初中历史课引入活动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实践活动是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才与周围环境发生联系,不断接受环境的影响,积累经验,从而不断改造、完善、发展人本身。从教育学角度看,热的发展只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主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活动才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因素。 历史课本质是一门有很强实践性的课程,其教学当然应以教师指导下的自主活动,以及在活动中获得真实感受,对提高历史课的教学实效有重要的意义。 从教学的现状看,将实践活动教学引入历史课教学是摆脱目前教学困境的需要。因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使教师中的许多人习惯于驾驭应试战车,教学以考试为目标,满足于演绎课文,追求的“精讲多练”,使历史课教学失去了它特有的魅力,学生学它少了兴趣,信它少了力度,这样的教学自然无法承受今年来中考改革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因而使我们的教学陷入一个新的低谷。而活动教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符合初中学生活泼好动的秉性,迎合了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满足了初中学生较强的表现欲望。新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初中历史课至少应有20%的时间用于开展课堂实践活动。而随着新课程理念的深入人心,广大历史教师积极尝试活动教学,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的主体参与,锻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了他们对历史知识信服度。所有这些都说明,活动教学进入历史课教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课堂教学是历史课教学的主渠道,组织开展课外活动也是实现历史课教学目的的重要途径。因此,历史课教学中的活动教学就必须遵循这两条途径展开,我们的实践就是努力实现课堂教学活动化和课外活动课程化。 二、课堂教学活动化 课堂教学活动化是指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开展多种自主、开放、创造性的学生活动,使课堂教学过程成为学生在活动中获取知识、发展能力、提高觉悟的过程。 1.活动准备——自学教材 活动准备就是自学教材过程由学生原来单纯的阅读过程转变成为活动准备的过程。如在“改革开放”教学前,播放歌曲《春天的故事》,要求学生看书思考为什么这首歌会打动千万人的心,或者让学生准备一台以改革放开后人们生活发生的变化为主题的系列剧等等。这样,通过活动准备的形式,就使地原本平淡无味的自学过程变成了兴味盎然的活动过程。 2.活动展开——交流学习 活动展开是将自己准备好的活动内容加以展示,学生通过活动观摩表露自己的思想,交流各自的感受,以加深学习过程。如“改革开放”这一内容的教学时,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同学们三个人一组,四人一伙地走上讲台表演了家庭、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等系列剧,从中,同学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样既理解了课文知识,又加深了对祖国的深切的热爱。 3.活动延伸——放飞思想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活动,学生对课本理论只是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甚至也有了一定的情感认同。但应该看到,这种认识还是较低水平的,一经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学生的思想就会是困惑,认识也会有反复。因此,必须将活动继续引向深入,教师要联系实际提出一些辩题,组织学生辩论,使学生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在经过各种思想碰撞的基础上再得出结论。例如:让学生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让学生进行深入的讨论,从而形成一个对自己来说较为深刻的答案。 4.活动小结——明理导行 活动小结就是概括说学知识,总结行为要求,明确着力方向。在第一节课的教学中,活动小结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活动小结可以用课堂小结的方式,让学生轮流承担这一任务。可以将收获、谈疑惑、说体会、表见解,其它同学则可做点评、纠偏差、补不足。小结也可以采用情景训练的方式,根据教学进程布置少量的情景作业题,让学生按所设情景谈认识、说感受。当然,作为常规形式的课堂联系也可以运用,口头训练和书面训练,只要运用恰当,都可以起到和好的总结效果。 初中历史课课堂教学中的活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自讲法、讨论法、辩论法、游戏法、表演法、模拟法等。 三、课外活动课程化 课外活动课程化并不是要在学校现有课程体系之外再单独设置一门历史活动课程,而是指将现有的历史的各类课外活动形式加以整合、扩充和发展,使它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改变原来历史课外活动盲目、无序、零敲碎打的局面。它主要具有系统性、校本性、同步性、实践性、自主性、开放性等特征。课外活动课程化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每种活动的具体过程也是不同的。我校选择了这样的基本操作思路,即配合学校的“义务社会服务制度”,把学校确立的义务社会服务活动与初中历史课教学结合起来。 首先,建立与历史课教学内容相适应的义务社会服务活动体系,并在这一基础上定出活动的计划,每一系列的活动,都与相应章节的教学进展保持同步。 其次,建立社会服务活动的运作机制。一是创设多种活动组织形式,有学校大型活动、班级活动、小组活动和学生个体活动;二是建立组织机制和活动制度,把学科教学要求与学校德育要求结合起来,历史教师主动参与,与班主任和其他学校德育工作者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对学生的指导、组织和考核记录工作。三是加强课堂教学中的理论指导,突出道德知识对道德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四是活化评价形式,通过注重过程评价,凸显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实行结构分制等改革,强化评价对课外活动的激励作用。 最后,按计划和行事历组织实施社会服务活动。课外活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如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公益活动、家务活动、 宣传活动、军事训练等,甚至组织开展研究性学习。对这些方法的阐述已经有很多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课外活动,克服工作中的畏难情绪,从而积极的投身于课外课程化的实践中。 初中历史论文:浅谈初中历史和社会教学中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学习习惯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形成的固定态度和行为。学习习惯对学生的学习有直接的影响，良好学习习惯是促进学生取得较好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良好的习惯。要想在学习上取得成功，那就得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社会课教学中重视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既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更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养成。文章结合初中社会教学实践，对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课前预习、专心听课、及时复习、独立完成作业、收集信息、考试等习惯作了论述。 关键字：历史和社会教学学习习惯知识点学习方法 初中历史和社会是一门融合了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的综合课程，在“以人为本”，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导的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方法，关注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也就是在关注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探究。学习习惯是指学习活动中形成的固定态度和行为。学习习惯对学生的学习有直接的影响，良好学习习惯是促进学生取得较好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智力，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良好的习惯。要想在学习上取得成功，那就得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初中学生，他们的年龄一般在13—16岁之间，是人的生理和心理飞速发展的一个时候，更是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那么怎样结合社会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呢？我认为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预习的习惯 预习是求知过程的一个良好开端，通过预习可以提高听课效率，加深和巩固对知识理解与记忆，同时培养了一种自主探究的品质以及影响一生的自学能力。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就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预习习惯。寒暑假前，他就把教材发给学生，让学生在假期预习。开学的第一天便进行“期末考试”，也就是进行全册书的预习检测，这样便于学生更进一步明确自己本学期要学的知识体系，以便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突破难点，抓住关键。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教师就必须对学生提出学习社会学科的预习要求： 1.重视预习，每节新课都要求预习。由小组长负责检查，教师抽查预习情况。 2.明确预习的要求，预习不是简单的浏览书本，应该要求学生带着目的、问题，找到答案，找出新的疑点，找出本课的难点和重点（作为听课的重点）；对重点问题和自己不理解的问题，用笔划或记入预习笔记。 3.掌握预习的方法。要求学生在预习时学会圈点批注、摘抄、做卡片、编写阅读提纲或阅读提要。例如，引导学生在预习时，把历史上名人的典故做成卡片，则可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二.重视专心听课的习惯 历史和社会社会学科普遍不被学校、家长、学生重视，在此背景下要提高学科成绩，必须提高课堂效率，向45分钟要质量。集中注意力听课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告诉我们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它是心理过程的动力特征。注意的指向性，可使人的心理活动在每一瞬间都能有选择的反映事物；注意的集中性，可使事物在人脑中获得清晰和深刻的反映。正因为注意拥有指向性和集中性两个重要的特征，所以，只有认真听课，方能心领神会，教学互动，以达到课堂学习的最佳境界。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学生、老师、家长认为，社会课上课听的懂或听不懂没有关系，反正有书，下课也可以看书。抱有这种想法的学生，听课时往往不求甚解，或者稍遇听课障碍，就不想听了，结果不但浪费了上课的宝贵时间，而且增加了下课的学习负担，这大概正是一部分学生学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传授知识，还要强调学生专心听课习惯的养成： 1.帮助学生克服分心。分心是注意的反面，分心不是没有注意，只是没有把注意指向和集中在当前的学习任务上，心不在焉，其结果必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在教学中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听课学会思路追着老师的话转，象一架“电子跟踪器”，一刻也不离开老师的讲话或板书，尽量当堂掌握所学的知识点。 2.积极思考，敢于提问。思维是智慧的源泉，没有思维就没有知识的理解、消化、和升华。积极思考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因素。新课程重视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课堂教学中不能一味的由教师唱独角戏，更要重视师生互动。通过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动性、参与性，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学目的。 3.要求学生做好课堂笔记。使学生明确做课堂笔记并非指把老师所讲的、所写的一字不漏地记下，而是要记录老师所讲的重点、难点。当遇到不懂的地方，要随手记下来，以便课后再去问老师。 三.养成及时复习的习惯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显示：人的遗忘有先快后慢的特点。识记后的两三天，遗忘速度最快，然后逐渐缓慢下来。因此，要求学生对刚学过的知识，要及时“趁热打铁”，学过即习，方为及时。忌在学习之后很久才去复习。这样，所学知识会遗忘殆尽，就等于重新学习。及时复习的优点在于可加深和巩固对学习内容的理解，防止通常在学习后发生的急速遗忘。在复习是要注意： 1.趁热打铁，要求学生养成当天课程当天复习的习惯。在复习时让学生先尽量回忆课堂上所学的内容，当一时不能全部想起来也没有关系，这正是发现了自己的薄落环节。整个复习过程都要提倡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索的精神。回忆后再去看书，记住了的知识会被再次强化，想不起来的知识，会成为看书的重点。 2.重视阶段复习习惯的养成。阶段复习可以解决各部分知识的之间的联系，对所学的知识形成系统化。知识的系统化，是指对知识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从整体、全局或联系中去掌握具体的历史事件、概念、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社会开卷考试强调学生要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以及知识的综合运用。在复习中理解知识之 间的联系，在联系中掌握学科知识的基本结构，在联系中提高综合运用学科知识认识、理解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 3.注重比较复习习惯的养成。例如，在教学了“”后，就要求学生复习“辛亥革命”，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点。这样既可以掌握两个运动的异同，并且对性质、革命范畴、领导阶级，群众基础等容易混淆、难以理解的知识点，从深层次上理解弄懂，更能深层次的理解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四、养成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 明确做作业是为了及时检查学习的效果，经过预习、上课、课后复习，知识究竟有没有领会，有没有记住，记到什么程度，知识能否应用，应用的能力有多强，这些学习效果问题，单凭自我感受是不准确的。真正懂没懂，记住没记住，会不会应用，要在做作业时通过对知识的应用才能得到及时的检验。做作业可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实际上，不少学生正是通过做作业，把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区别开来，对事件之间的关系了解得更清楚，运用得更灵活。可以说做作业促进了知识的“消化”过程，使知识的掌握进入到应用的高级阶段。做作业可以提高思维能力；面对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就会引起积极的思考，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仅使新学的知识得到了应用，面且得到了“思维的锻炼”，使思维能力在解答作业问题的过程中，迅速得到提高。 1.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学生做作业时，老师除了关注完成与否，更要注意学生做得是否正确，还要检查学生是否按老师提出的要求来做，是否独立完成作业。按要求做的，及时表扬。做得好的学生，最好在课堂上表扬，并示范给其他同学看。从而让做得好的学生体验成就感，一方面激励其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另外也牵引写得不好学生向好的方面发展。对有抄袭作业等有坏毛病的学生，应以鼓励性语言教育为主。如：“你如果独立完成，思路肯定是最独到的”、“相信自己！”、“如果你用心去写，肯定会把字写的最漂亮！”，随时反馈学生信息，对于学生点滴的进步以及时表扬，耐心帮助他们，使其逐渐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 2.通过做作业积累复习资料的习惯。作业题一般都是经过精选的，有很强的代表性、典型性。因此就是做过的习题也不应一扔了事，而应当定期进行分类整理，记在一本专门的笔记本里作为复习、考试时的参考资料。 五、培养学生收集信息的习惯 当代社会，信息就是资源，不掌握最新信息，就等于落后于时代。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是学生接受终身教育的前提条件，更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先决条件，只有把“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植根于社会教学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人。社会教学目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更要学生能用所学知识对历史事件、人物、时事、现实社会问题分析、归纳。所以学生的信息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学生的理解的程度。 1.培养学生课前收集信息的习惯。在每上新课之前，老师要有目的地布置学生收集相应信息的范围，还可以给他们提供相关的书籍、网站，没有书籍提供的可以给他们指明方向，要学生着手从哪几方面去收集，从哪儿可以找到这些信息，这实际就是对学生收集信息能力的一种指导。 2.提高学生多途径获得信息的能力。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视，无论是听老师讲还是同学间的交谈，只要用心去留意，都是收集信息的一种途径。认为有价值的，就要有计划地及时记录和整理。 3.经常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大量地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如：开展故事集、台湾的故事、时事比拼、信息评优等活动。让学生在众多的活动中提高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六、重视良好的考试习惯 考试作为一种重要的评价方式，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面临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初中社会首当其冲实行了开卷考试。开卷与闭卷，并非只是考试形式的改变，应该说这是不同教育观念和考试评价观念的体现。我们知道，社会考试内容掌握程度的要求分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了解、理解、掌握。在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考查的同时，着重对运用能力、综合能力进行考查，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要注意考试的方法、策略等，形成良好的考试习惯： 1.书写规范是基础。常言道，字如其人，见字如见人。在考试时的字稀疏邋遢让人辨认不清给批卷的老师的感觉是此人思维混乱不清，书写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书写者学习态度、学习质量甚至个人的素质的评价。卷面就是学生呈现在老师面前的面孔，老师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据此来打“印象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试的成绩。所以要重视并及早提出对学生书写方面的要求，要求学生要用心去写，尽量做到格式统一、字迹工整、一丝不苟。 2.认真审题是关键。审题就是认真阅读、真正理解题意，对于题目中的每个字，每句话，每钟符号都要看清楚、看准确。切忌“看了一半就开工”，这样会造成“南辕北辙”，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3.仔细复查是保证。当所有题目都做好了后，先检查在做题过程中有疑问的题目，时间充足的话检查整张试题。在检查选择题是否正确时，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学生不要轻易更改答案，非选择题着重检查答案是否符合题意，回答是否完整等。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什么是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养成习惯。”而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所以在社会教学中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逐渐养成。而良好的习惯一旦养成，将会成为学生一生受用的宝贵财富。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课标文化史的价值得发挥策略 新旧初中课标(分别是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是课程内容选择的结果,其呈现的差异不仅隐含着文化史的价值取向的变化,还隐含着课程价值取向与历史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通常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史、学术思想史、文学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历史课标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狭义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也兼及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与习俗等。 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来自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1]。文化史“内容标准”呈现的内容是课标编制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多种历史观选择的结果,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等,体现了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化、政治化等文化价值取向。比较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其中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科学与人文、社会与政治等文化价值取向差异。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至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 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于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着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 新课标中文化史的价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几种价值取向,然而受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历史观、编写体例等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价值取向会有所偏重,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或者应然的状态,这就需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文化史的价值取向要符合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过去历史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点偏向专业化,过分追求完整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历史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价值取向。随着“学科中心”课程的实施,其教学内容(即知识点)普遍存在着“难、繁、偏、旧”的问题,课程教学的侧重点也偏向了传授知识。然而,当代教育要求知识要与学生的社会生活接近,要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当代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关注学生的发展。文化史的内容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接近吗?关注了学生的发展吗?这不仅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还需要在课程教学中践行。精神层面的文化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何将其融入学生的生活并能够体验,这就需要将文化史知识与课程的价值取向相结合,用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文化史教学。 弄清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又是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在当今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知识中心”、“学生中心”、“社会中心”课程价值取向,没有哪一种能够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是多种课程价值取向的共生共存共发展。正如刘志军教授所说的:“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人本位等三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对课程形成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网络化生存、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在课程价值取向上体现出多元价值的和平共存和多元共生,通过对知识观与社会服务观的重新认识与改造,形成了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2] 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的选择受当代课程价值取向影响,选择的结果中也蕴含着当代的课程价值取向,本土化、国际化、科学化、传统化、现代化等诸多文化史价值取向要继承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合理内核,符合以人文精神为最终追求的当代课程价值取向。 2.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应该趋于平衡 虽然文化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是多元中免不了有所偏重。比如古今文化史,中外古代文化史在中外古代史中的百分比远远大于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中外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中的比例,有时候科学技术最大,有时候文学艺术最大,有时候思想文化最大,有时候社会生活最大。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的比例差距较大,明显可以看出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略微或轻微的偏重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能偏得太重,以致失去了平衡。因此在遵循历史学科规律的前提条件下,在有些知识点上做一下调整,从而减小一些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重程度,实现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平衡。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复习课的探索 一、教学背景 几年来,我一直教初三历史,最大的感受是复习课不知道怎样上效果最佳。习惯上就是刻篇子,把知识点由书上搬到篇子上,让学生去填,然后做题。自己也知道这样复习效率太低,可不知道怎样改进。 今年又到了总复习的时间了,经过苦苦的思索,我对复习课进行了全新的改版。我的设计理念:尊重学生的差异,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目的:不仅要温故更要知新。老师的作用:以宏观调控为主,适当发言,概括性讲解,但也只是穿针引线的作用。 二、案例描述 12月20日我上了第一节复习课。我是这样安排的,分为五个环节: 第一环节:认识自己知多少 方式:做一道选择题 推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最根本因素是: A.新文化运动的推动 B.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 C.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壮大 D.的推动 目的:让学生有目的地看书,粗略地熟悉课本,明确分期(新旧民主革命的时间),注重审题细节(根本)。可谓一举多得。 第二环节:书中探宝找问题 方式与要求: 1. 看书与复习指导的知识结构,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熟悉课本,丰富、完善知识结构。 2. 把问题记录在本上,也可以及时找老师解决。 3.老师归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在各班有针对性地讲解。 目的:通过这一环节,学生细致地看书,温故而知新,不同水平的同学有不同的收获。体现差异性。让会走的走得更快,让会跑的跑得更远,让会飞的飞得更高。 第三环节:精益求精上台阶 方式:在学生看书时,把问题写在黑板上。 1. 鸦片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2. 鸦片战争中国为什么会失败? 3. 鸦片战争的性质和特点? 4. 19世纪上半期,英国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哪些有利因素? 要求:学生发言,相互补充、完善,老师小结。 目的:引导学生看书时要深入思考,究竟为什么这样?这样有什么影响?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史实是什么样子。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考虑问题。 第四环节:学以致用看效果 方式:做指导上的8个选择题和材料题。 目的:通过做题,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巩固,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行弥补。 第五环节:今日盘点看收获 方式:把今天的收获与不足之处整理到笔记本上。收获要概括,不足之处要具体。 目的:使学生养成反思的良好习惯,不放过小的细节,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养成认真做笔记的良好习惯。及时做小扫除,清理学习的障碍。 三、反思 第一节课上完后,我的心里有了底。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部分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收获,在复习知识的同时,用老师的教法引导学生的学法,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学生在收获知识与能力的同时,也感觉到压力。一节课的容量很大,要想更多地掌握,就必须及时做好预习和巩固。 而老师宏观调控的作用与预期的相比有很大差距。最主要的是在时间的把握上前松后紧,造成两个后果:或是压堂,影响学生的休息时间;或是推到下节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对知识理解的不够深刻,自己的语言概括性不强,导致学生理解不到位。没有价值的一遍遍重复,耽误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这是我今后的复习课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课堂的效率。 陈伟航同学给我的评语:思路非常清晰,非常有个性。板书有创新。这节课虽然很充实,但老师能知道有多少学生会了这部分内容?多少学生没有掌握?老师不知道,那这节课算什么? 我的答复:其实这样的课,老师应该更有压力、更累。但是事实上我却很轻松,很少有同学找我问问题,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心里很着急。再着急也要培养大家的自学能力。可能大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期待大家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样才会有更大的进步。多少学生会了这部分内容?多少学生没有掌握?只有通过做题才能得出结果。我觉得一个人在学校关键不是看他学到多少知识,而是看他是否学会了如何学习。 安迪同学给我的评语:你只是将问题(第三环节)给了我们,可是到最后也没让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呀。 我的答复:在学生看书、发言的基础上,老师进行了口头小结,要求学生课下进行整理。检验自己在课上是否听懂。课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一字一句地记在本上。我就是要引导大家上课认真听讲,听明白后就无须死记硬背了。要提高上课听讲的效率。 在上了四节复习课后,进行了单元测试。附带进行了复习的问卷调查:你最喜欢哪个环节?你有哪些合理化建议?根据学生的反馈,我也更好地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学。比如在这之后,我把第二个环节改为“走近题海”。学生在做题过程中遇到了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再去看书,这样就减少了看书的盲目性。我还把第三个环节改为回归知识点。老师对重点的知识和学生容易出现问题的知识进行概括讲解,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知识,同时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受到学生的好评。学生是我最好的老师。 四、评析 这是目前我认为最有效的复习方案,但还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细化。教师要将教学过程变成学生主动学习的过程;要将教学的最终目标定位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和身心的全面发展。这样学生才能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学中,教师要相信学生的学习能力,给学生学习的自主权,给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只有这样,教学才能从教师的“要你学”变成学生的“我要学”。另外多倾听学生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最好的老师,是最有权威的评论者。我一定要甘当小学生,向他们求教,我想我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初中历史论文:新学期对初中历史教本的重组突破 社会的全面发展、信息的快速更新,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前提、大背景。作为直接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我们深深感到在教学中仅仅以课本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本学期我们尝试着对教本进行一些重组和突破。以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二册为例,在这里谈谈不太成熟的思路和做法,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我们现在使用的人教版教材应该说主要以朝代顺序来叙史,这样的安排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明了史事发生和发展的前后顺序和具体因果关系。但不利于学生对知识专题和板块的把握,在能力培养上有一定欠缺。《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内容共分为九大学习主题,前七个学习主题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每个主题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历史特征,又表现了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社会的若干重要侧面,这符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内在逻辑。第八、第九两个学习主题的内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内容标准也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的,目的依然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历史性和学习主题内容划分两个方面,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和重要特点。对《新标准》中国古代史学习主题的确定,我很赞许,依此在教学中将教本进行了一些重组。 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史作为学习内容和基本线索,主要强调历史连续性、人性化、整体性并贴近生活。《中国历史》第二册开篇即讲隋唐,那么要思考如何理解“繁荣与开放的社会”为唐朝的特点?隋唐时期也有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辉煌的成就,但它与其他历史时期区别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繁荣和开放这两个方面。什么是“繁荣”?如果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比作一棵大树,唐朝就是它的鲜花繁盛的时期,也是它上升的顶点。转变虽然已经开始,但表现在文化上,仍然让人感到它的繁盛和强大。中国古代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以唐朝为最,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有充分表现。阅读这部分内容要充分体会“繁荣”的含义。什么是“开放”?“开放”与“繁荣”是一体的,唐朝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艺术,莫不如此。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缘此,我们将第1课至第6课打乱调整为第1课《隋唐统一》,主要讲了隋唐的更替、隋唐的疆域;第2课《隋朝大运河与扬州》,主要讲了隋炀帝与隋朝大运河、大运河与扬州,这一课我们让学生自己去大运河边考察,研究大运河的历史、调研扬州在隋唐时的繁盛与大运河的关系,还了解了大运河的环境、水质、目前营运状况及存在问题等等,并提出自己的整改建议,从而使学生能够在理论上有所思考,并能够在生活中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第3课《隋唐政治家》,主要讲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前期)和两项主要的政治制度──科举制与三省六部制,其中“科举制”这项内容与“开放”的学习主题相联系。科举制度是隋唐时期中国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渊源所在。可以说,这是政治的开放,是入仕之途的开放;第4课《盛唐时的生活》,主要讲了日常生活(分衣饰篇、饮食篇、生活器皿篇)和城市的繁荣,做到贴近生活,学习生活化、感性化;第5课《唐朝的民族关系》,主要讲唐与突厥、回纥、吐蕃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第6课《唐朝对外关系》,主要讲当时的世界贸易路线、唐和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国家的主要往来;第7课《唐朝扬州的城市生活》,主要讲了扬州的城市布局和规模、扬州的城市经济、扬州的文化及对外交往、扬州的岁时风情。开设这一专题之前,我们给学生提出了一项活动建议,即“搜集有关社区(或家乡)的历史材料,考察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活动的设计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考察自己所在社区的文化遗址和名胜古迹,了解社区或家乡的历史,熟悉社区或家乡的变迁过程,理解社区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从纵向角度进一步认识社区的基本功能,并为深入理解社区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奠定实践基础。通过对本专题的研究、讨论和学习,学生了解了家乡的发展历史,使他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观察社区,剖析社会,并预测社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实现青少年社会化;第8课《唐朝的衰亡》,讲了天宝危机、安史之乱、唐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及黄巢起义。 又例如,关于民族关系的发展这一主题,我们将教材第10课《辽、西夏和北宋的并立》和第11课《金与南宋的对峙》调整为第12课《辽、西夏和金的建立》和第13课《辽、西夏和金与两宋的对峙》。前一课主要讲了辽、西夏和金的政权建立情况。在这里要了解辽、宋、西夏、金等政权是“并立”的,而非“分立”的。“并立”与“分立”是有区别的,“分立”的含义中有一种分化、分离的倾向,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前半段的历史情况相符,而且虽然有隋唐的统一,但隋唐的统一中仍包含着相当严重的“分立”倾向,所以才有藩镇割据,才有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辽、宋、西夏、金乘五代十国而来,开元、明、清三个巨大的统一王朝的蝉联局面,虽然是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已处于更大的统一发展的过程了。这几个王朝终究没有分出高下,几乎都是被新兴的蒙古势力削平的,同时又没有继续分裂的趋势。因此在最后一课中主要学习分列辽、西夏、金与两宋的战与和,理解“并立”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使学生认识:(l)中原政权同少数民族政权战争频繁,但最终以双方相互妥协(宋朝让步更大一些)而结束战争,并维持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促进了民族交往和相互的沟通与了解,随之而来的是中原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向边疆地区扩展,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2)在边界设置榷场,一般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如用北宋的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少数民族的羊、马、骆驼等,同时中原的制瓷技术和印刷技术也传播到了周边地区。(3)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不断深化,辽、宋、西夏、金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极大地缩小了民族间的差距,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加之少数民族大量南下移民,更是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初中历史论文:增强初中历史课堂活力的方法创新 历史是一门丰富多彩且终生受用的学科,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自然科学等都有历史的影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需要“以史为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但长期以来,历史课却一直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产生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1)经济社会功利性的影响;(2)“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思想误导;(3)历史教学定位不准确。中考历史分数比重不大,难度偏低,学校安排课时少,将历史课视为“副科”;(4)历史课堂教学模式过于陈旧,课堂气氛沉闷,失去了课堂活力。严重影响历史学科的教育质量。因此,如何转变传统观念,增强中学历史课堂的活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一、转变社会、学生和家长的观念,增强对历史课学习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把握未来。历史课对于中学生来讲是不可缺少的“营养课”。作为基础学科,历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习历史有助于提高认识和工作能力。历史现象背后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提供有益启示。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多了解一些历史事件,多掌握一些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和胸襟,在认识问题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同时在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中准确把握现实,创造未来。 学习历史有助于提高政治修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要兴旺发达,就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传统。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体会成败兴衰、荣辱得失的经验教训,从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政治修养。 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活力 一根教鞭、一支粉笔、一张嘴的“填压式”的教学模式已很难适应当前的教学要求。我从事乡镇初中历史教学工作多年,深感历史教学任重而道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显着的教学效果显得尤为重要。 (一)讲究历史教学方法,重视学生的情感激发。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基本上是“大灌篮”,教师在讲台上“一讲到底”,争分夺秒,不给学生“喘息”的时间。我乡镇初中学校有400多名学生,我曾做过调查,约有4%学生认为历史科目只需要背背就可以考试,约有65%学生认为历史与他们生活的年代相隔久远,对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学生来讲兴趣不浓。如何使学生爱好这门学科,我做了如下尝试: 1.诱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是有限的,简单地用教科书教学会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如“中华五千年”、“西安事变回忆录”、“秦汉历史故事”等读物。这类读物篇幅短小精悍、文笔生动,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自主选择,轻松学习历史。 2.师生互动,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究性学习的舞台。历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一个师生之间交往合作的过程。在教学中,我积极推动师生之间互动,让学生走上讲台与教师互换角色。有时故意说出不正确的观点,以此诱发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究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能力。 3.发挥教师情感的感染力。从外在因素上看,教师的情感因素对学生具有感染作用。一个情操高尚,具有极强亲和力,渊博学识、幽默、教学艺术高超的教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情感,使学生“爱屋及乌”,投入十分热情,让课堂洋溢勃勃生机。 (二)情境教学,发挥学生视觉、听觉功能,生动再现历史,提高认知和学习效率。 目前乡镇初中历史教学器材手段相对落后,近年来开始部分引入课堂电视、投影仪等设施器材。传统教学方式不易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借助多媒体声、光、色、像的特点吸引、感染学生,可以更好地创设情境、还原形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接受大量的历史知识,让课堂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讲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侵华罪行》内容时,播放经剪辑的《火烧圆明园》片断,那一幕幕的生动的画面、鲜明的色彩、感人的音响,使学生的情感已完全融入了影片中,当学生的感情迸发出来后,再结合课本的阅读理解,使学生的思想感情受到极大的感染和熏陶,这种思想教育效果是传统教育难以企及的。 (三)结合时事,增添时代活力。 在历史课上,教师可结合教材观点选择一些国内外重大新闻材料,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这样既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政治思维能力,为历史课增添时代活力,又可以增强政治课的理论说服力。当前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为历史课提供生动而丰富的素材,历史课应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将其融于课堂教学之中。比如学习近代史中国台湾被日本侵占,可以由此讲到当前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上的不断摩擦,中国与越南在南沙群岛之争,也可拓展到黄岩岛中国与菲律宾海上对峙,分析小国何对大国如此咄咄逼人的背景。教师再结合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习热情。 综上所述,要上好初中历史课,广大历史教师需要不断努力探索,走出传统授课困境,转变观念,注重情感激发,采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让历史课堂充满生命活力,使历史科目学习成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新课程的反思与困惑 自参加新课程教学以来,我积极学习新课程理念,领会新课程精神,参加了多次市里组织的培训班,在泰安地区听取了人教社于桂元教授主讲的《初一新课程教法》、海口教研室傅元根老师主讲的《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山东师大教育学院魏巍教授主讲的《新课程培训通识》等,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在头脑中形成了许多新的理念,并将之应用于课堂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随着教学的逐步深入,一些新问题不断出现,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和不解,进行了大量的反思,特分类概括如下: 一、教师角色的定位:在教学过程中,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练为主线是我们遵循的一般原则。但随着学生发散思维的增加,教师往往有“拢不住”之感,你千方百计向某个方向引导,学生偏与老师想的不一致,甚至离题万里。特别是需要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学生更难引导,但老师又不能用唯一的答案来强制学生接受,教师要当好这个“导演”还真不容易。 二、多媒体的运用:有人认为,没有多媒体的课就不是好课,没有声电光影的课就没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实在是一种偏见。虽然新课程强调互动、强调开放性,但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丢,一位优秀的教师,通过流利的教学语言,优美的板书,优雅的教态及出色的组织能力,能上出一堂令人终生难忘的课,这难道是多媒体所能取代和比拟的吗?我认为,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要因地制宜,当用则用,不能每节课都用。 三、生生之间的互动:在历史教学中,需要学生之间讨论的内容很多。如八年级上册中关于“西安事变后要不要释放”的讨论,“重庆谈判要不要赴重庆”的讨论等,都可以让学生查背景资料,撰写小论文,展开辩论。但学生的水平有差距,讨论起来参差不齐,有些学生会做小动作,说笑打闹,或偏离主题,教师的引导往往使不上劲,部分学生感到没有大的提高。 四、教学评价:课堂评价按评价的目的不同,一般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种。诊断性评价是指在课堂活动之前教师的提问或测验,目的在于明确学生的起点水平,确定教学的难易度。其次是形成性评价,它伴随着教学过程展开,以强化、引导、鼓励学生,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矫正。最后是终结性评价,是一堂课、一个月或一个学期的学习活动完成后进行的结果评价。这三种方法效果较好、操作性强、评价全面,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试卷分数评价方式,但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五、教学资源的获取:在乡镇中学,教学资源相对匮乏,课外查阅资料既无时间,又无稳定的来源。虽然网络已经进入乡镇这一级,但青少年上网依然是玩游戏的多,真正用来查资料、学习的少,图书馆的藏书少,且适合学生阅读的更是廖廖无几。所以新课程倡导的开放性、自学性、探究式的学习方法就较难实现。 总之,历史新课程已经在顺利的实施中,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将用一位名人的话来勉励自己:“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所有新课程研究的成败,都将为我们下一步的教学提供借鉴和改进。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方法探索 作为在教学第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和如何才算教得好?考虑这些问题是必须的,也是很实现的。特别是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可以说是老师们经常要思考的问题。但这些又都涉及到有关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也就是说,教学方法的问题不仅仅是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技术性、技巧性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深层次的教学理念问题。 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教的问题。这就是要把教师职业这一角色,放在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大视野中来定位,从而使我们的教育教学观念转到注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具体地说,就是把学生的学习放在首位。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根据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宗旨,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涉及的是历史上的事物,但也具有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通过历史教学,既可以使学生掌握历史知识,了解人类的过去;又能够促进学生历史学科能力的发展和历史意识的生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使学生学会以全面、客观、辨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人类社会。 在素质教育观念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历史教学的很多领域,诸如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评估、教师培训等等,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会制约教学实际的创新。 一、以探究问题为目的 没有问题是谈不上学习和研究的,有人曾说:正是问题才把只不过是小碎石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证据。然而,以往的历史教学往往是固定式的,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探究性问题,或只有肤浅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如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历史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是为了探究问题而设计的,都要给学生机会去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使学生去深入探讨。 二、以思维训练为核心 历史学习不应该是促成思想固化的过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历史本身和历史学科都不是限定在某一种僵化的模式中。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需要发散式的思维、复合式的思维,需要广阔的、全面的、客观的、辨证的、变化的、发展的视野,尤其是对历史上因果关系的思考,是对人的思维水平的检验。学生学习历史,像学习数学一样,也是思维的训练和强化,是思考的过程,是获得思维成就的经历,是积累经验的机会。所以,任何教学方法都要以激话、调动、启发学生的思维为主,促动学生历史思维的活跃发展。 三、以学生参与为形式 使学生参与教学,而且是积极、主动地参与,是使教学得以真正展开的关键性问题。只有让学生投身其中,从做中学,才会激发动机,引起兴趣;才能使学生思想活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使学生通过教学活动体验到挫折感与成功感;才能看出学生的鉴别力、理解力、创造力;才能使学生多与教师、同学交流,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因此,教学方法的设计和运用重在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从根本上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 四、以史料运用为条件 人们认识历史的前提是获取承载历史信息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获取史料的过程也是掌握历史学习方法的过程。在对历史信息进行处理时,如果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储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学习历史的本来意义,甚至会加重学生的负担,使学生对学历史感到厌倦。所以,要改变历史学习是对现成知识的记忆这种传统的模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要使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得以统一,而不是分离。我们提倡把学习历史看作是在研究和认识历史,这就要训练学生去掌握和理解历史的信息,注重史料的作用,通过对史料的汇集、整理、辨析、推论,把史料作为证据,用以解决历史的问题。所以,历史教学方法的运用,是离不开对史料的运用的,尤其是学生对史料的运用。 五、以周密设计为准备 任何教学方法的运用,都不是随意的,甚至不是随机的,都要有事先的准备和安排,有具体的目标,有明确的设计思想,体现出一定的教学观念。方法的实施,是有步骤的,而且要有回旋的余地。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需要教师以认真的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前苏联的一位教育家巴班斯基曾提倡最优化教学,在教学方法的问题上,他认为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材难易程度、全班学生的程度、各种教学方法的效用和长短处、教师本人的特点和能力等,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计划。 六、以教师引导为助动 以往的历史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唱主角戏的,好像教室这个舞台是为教师搭建的。现在我们倡导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中心,但并不是说教师只是一名“场记”了,不再起重要作用。反之,教师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要像导演一样,要对教学进行引导、组织、控制,并随时诊断教学,对教学活动进行调整。教师与学生的最基本的关系是教学上的朋友。朋友是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的,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是互动的,是有交情的,朋友之间的交往是不能靠主观臆想的。所以,教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在教学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对于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的探索,在教学实际中要注意避免以往传统模式下运用方法时的弊端,或是片面地强调某一种方法的效用,以为某一种方法是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用到哪里都会灵”;或是僵硬地照搬和套用某一种方法,而不去考虑学生、教材等具体情况;或是只注重方法运用时暂时的、表面的效果,而忽略学生的心理活动反应,等等。 总之,在教学方法的问题上,我们特别强调要研究学生的学习历史方法,注重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力图使学生通过历史教学,逐渐掌握开启历史之门的金钥匙,成为能够认识历史的真正主人 初中历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闪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 摘要: 初中历史教学找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使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成为历史课教学的血肉和灵魂。根据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具体采用假设性的体验使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得到合理的引导,也要求教师善于选择恰当而典型的历史片段有效地进行,更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意识。以各种方式方法让学生的“学”展现出来,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力、情感、态度、价值的碰撞,学生的人格,人性和文化素质的完善与升华,使之适应社会的能力显着增强。 历史是一门知识性、思辩性及强的学科;它的内容既古老又有时代性;它的知识既丰富又庞杂。所以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往往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入点,更谈不上对蕴涵在历史知识中丰富的历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挖掘和提炼。然而新的历史课程标准在这方面的目标规定上与以往的历史教学大纲相比,所呈现出一个突出变化是它大大突出了以往教学大纲单纯的知识和政治教育的层面,注重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把历史教育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人的发展功能结合起来,从而使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成为历史课程教学的血肉和灵魂。 那么怎么才能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提取历史情感,完成新课程下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呢? 课堂是进行课程改革的前哨阵地,让学生感受是一种最优的教学方式。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思维方式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但是我们所要传授的知识往往只能对他们形成平面的影响,所以教师在恰如其份的时候真正应该做的是如何使学生通过亲身感受去“内化”知识,将学生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个性得以张扬,以致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就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和对新课程改革理念的理解谈一些粗的认识。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假设性的体验使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得到合理的引导。 教师要巧妙地设置问题情境,让学生置身于历史氛围之中体验历史。例如我给学生讲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的时候,让学生观看有关八国联军侵略时的录像资料,还展示了因此而流落到海处的一些国宝文物的图片。影片放完以后,同学们都很激动,我问大家,看了影片以后有什么感想,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对待这些曾经在侵华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呢?接着有的学生喊出:“去那些国家把我们的国宝抱回来、也放火烧他们的宫殿。”可以理解中学生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以牙还牙,以仇报仇”的程面上,这显然学生被这个问题吸引了,但如何让学生在自己的情感态度当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呢?我就假设、现在如果你们将要做的事情就是带着最先进的武器,跨过大西洋,来到那些曾经入侵中国的国家,攻入了他们的首都,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们,你们可以干自己想要干的事了…… 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我要把中国的国宝找到拿回去。” “我要把他们的博物都烧掉。” “我要把那些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我又说道:好的,你们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等大家离开的时候,你们身后的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老人,妇女在火海中惨叫,无数的人倒在你们的枪口下了。有人见证了这样的时刻,并记录下来,孩子们长大后再给他们看,他们看后的反映和现在你们的情绪一样,或许不久以后,战争和悲剧又一次重演了,或许我们的星球就因为这样的战争而最终走向灭亡。那么大家觉得你们今天的选择正确了吗? 教室里很快平静下来,过了一会,有人说:“那样我们岂不是就成了帝国主义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最后大家讨论,到底该怎样对待呢?同学们得出了两种意见,一是发扬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友好的传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另一种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建设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最终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由此,深化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引导教育。 二、 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情感意识的培养和体验价值观,要求教师善于选择恰当而典型的历史片段有效地进行。 历史知识有丰富的情感因素,为实施情感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利用典型的历史片段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和体验价值观。例如学习《左宗棠收复新疆和甲午中日战争》中有邓世昌投海自杀殉国。我组织学生讨论他的这种行为,目的是引导学生提升爱国主义情操。出乎我意料、讨论中学生形成不同的观点:一部份学生赞同邓世昌的自杀殉国是爱国的,认为邓世昌以死抗争唤起民众、拯救大清死得其所;一部份学生认为邓世昌的生命意识太淡漠,不值得提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人人都像邓世昌那样,谁来继续斗争?也有的学生提出,邓世昌是个懦夫,为一次战斗的输赢,就去自杀。如果我们都向他学习、一次考试失败了就也去自杀,那岂不是泛滥成灾了吗?学生们各抒已见争论不休,不可否认他们中有的观点确实有些偏颇,但是面对这此种情况,我没有粗暴地打断学生的讨论,也没有给学生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继续查阅资料,用史实来完善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没有结论,恰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正是这样的争论才不是被动接受历史知识,而是用心灵去感悟,主动探究与体验历史,这样有效地形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和价值观的再现。 三 、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意识。 曾说:“史学对于人生的关系,可以从知识方面和情感方面两部份去说。”历史的借鉴与智慧不是无意识就可以得到的,而要置身于历史氛围之中,用情境中的情节推出问题,渲染烘托气氛,才能增强学生的兴趣,使他们不段地去对历史事实进行感悟、理解和反思才可以得到。例如学习《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时,对于汉武帝如何才能解除“王国问题”的强大威胁,又不引起新的武装叛乱?我设计了“出谋划策”这样的情景,你是汉武帝面对“王国问题”,将采取哪些方法来解决呢?学生讨论后,果然学生想出了不少的“鬼点子”:派兵进驻;派官员去接管王国实权;挑拨王国间的矛盾,笼络收买;先礼后兵的武力办法制服;有不服从的就暗杀,使王国归顺;也可以鼓动民心,让人民自然服从朝廷等等。汉武帝却没有采用这些“鬼点子”而是实行“推恩令”,我进一步让学生明确“推恩令”的好处,进而明确了汉武帝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成效,从而学生体会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又如讲造纸术的发明时。课前就给学生布置一个任务:要求每一个学生准备一种书写材料,上课时就叫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有人说可以把字写在布匹上,有人说把字刻在木块上,有人说石头上也能刻字等等。我让学生分别在自己准备的材料上写上几句话,几分钟过去以后,只有一些学生完成了任务。我让大家停下来分析一下原因,台下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有人说石头太硬,没有办法流利地刻字,有的说木块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说在布匹上书写相对容易,但是价格太贵。还有人表示如果把刻有字的石头和木块带走是很费力的事情。我问大家如何来克服这些问题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用纸来代替。接着我让学生写50字的心得体会。很多学生写到:“纸是一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价格便宜,还轻便容易保存,又便于携带。如果没有纸 的出现,人们就无法记录下如此丰富的历史知识,纸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为祖国古代文明而骄傲等。”这样学生深受感动,价值观得到了深化,也初步树立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事实上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用以上这些方式方法让学生的学习展现出来,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力、情感、态度、价值产生碰撞,学生的人格,人性和文化素质得到完善与升华,提高了自身的学习能力,使之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显着增强。 初中历史论文:浅论学习初中历史的方法 一、如何运用归纳法学习历史 学习历史的方法有很多,归纳法是其中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以唐朝为例子。唐朝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5种方法:一是战争,如唐太宗借东突厥内乱,发动对东突厥的战争。二是设行政机构,如唐太宗在东突厥旧地设立都督府,任用突厥贵族进行管理。三是册封,如唐高宗时,封松赞干布为西海郡王,授予驸马都尉之职;唐太宗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四是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如文成公主带到西藏许多物品、技术与书籍等。五是和亲,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加强了汉藏两族的友好交往。 二、如何利用图示记忆历史 通过图形的识记增强记忆效果,同时也是借助图形加强理解基础上的记忆。运用图示记忆历史自古有之,美国图论学者哈拉里曾经说过“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可见图示记忆的重要性。图示记忆法所用的图包括地图和插图,插图是历史课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用与教科书文字紧密配合,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学习内容。例如学习明清北京城和长城时,仔细观察和感受课本中关于故宫及长城的图片时,就能充分领略其宏伟的气派和博大的精神,这要比单纯文字阅读记忆的效果好的多。 三、运用比较法学习历史 比较是对事物认识的重要途径,只有对事物进行比较,才能发现它的特点和规律,才能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比较常常在有共性的事物之间进行,以达到深刻认识事物的目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经常运用比较的方法,认识事物的共同特征,以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要发现事物的特征,以了解其鲜明的个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知识,取得进步。如明朝的对外关系课与唐朝的对外关系进行比较,唐朝的对外关系又可与清朝的对外关系进行比较等。 四、如何巧用数字和关键字记忆历史知识 历史知识的记忆可以根据其内容的特点分成若干方面,再把相同或相类似的方面合成一个或几个数字要点,通过简易的数字代替繁杂知识的几个方面,通过关键字词代替知识的要点,从而化繁为简,达到记忆知识的目的。 如七年级下册15课“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这一问题,可归纳成三个方面,即改革机构;设锦衣卫;八股取士。另外“改革机构”可简化为“废行省、设三司;废丞相、权分六部。” 五、如何掌握时间的历史意义 我们往往从下列四方面评价历史事件的意义。1.历史地位。这是向前看得出的意义。就是看它在过去历史发展中占什么地位。这种意义往往带有“第一、标志着、开端、序幕、划时代、转折点、分水岭”等词语。如如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2.历史作用。这是向后看(包括事件的经过)得出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对旧事务的打击、推翻和动摇作用;二是促进和推动新事物的发展。如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传播知识和促进世界闻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历史影响。这是从间接看得出的意义。如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为环球航行和新大陆的发现提供了重要条件。4.思想意义。这是从现在看得出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现实意义,有些事件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有现实的思想意义。 六、如何通过必要的联系来归纳历史发展的阶段特点 有些历史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看似偶然,实际上有其内在的联系,并往往共同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学习历史要善于把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进行联系对比,从中找出它们的共性,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发展阶段特点的理解和认识。 如七年级下册第16课中”“戚继光抗倭”和第18课“郑成功收复台湾”、“雅克萨之战”三个事件,一个因日本而起,一个因荷兰而发,一个因沙俄而生,但放在一起考虑,就不难发现,三个事件都因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而发生,这在以前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再与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相联系,就不难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虽然强大,但在世界上却正处于国力下降并逐步成为其他强国侵略对象的阶段,这正反映了这一单元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封建制度衰落、中国开始出现危机的历史特点 六、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是我们学习历史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在学习每一个历史人物时都会带上自己的感情,因此同一个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呢?一是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在的时代去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时展的潮流;二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人的道德标准。如对唐太宗应如何评价呢?我们要把课本上有关唐太宗的事例以及我们所了解的唐太宗的史实列出来,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七、材料式问答题的解答方法 在问答题中提供一定的历史材料,其主要得目的在于使设问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性或为问题的提出设置一个新的历史背景。这类题目目前有增加的趋势,即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逐渐趋于融合。从形式上看,材料式问答题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材料和设问。在审题时要抓住两个方面:审题,弄清材料的中心思想和信息范围;看清设问,即题目要求回答什么。最后还要分析设问和材料之间的关系,有的是在材料提供的新的历史情境中提问,有的是需要分析说明材料的观点。 八、充分利用历史地图 历史地图是历史空间直观而客观的反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变化。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生动直观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且可以达到时间和空间更紧密的结合。利用历史地图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地理概念。如学习七年级历史上册第六课《对外友好往来》时,在阅读课本第28页得内容时结合29页的《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就可以从整体上了解隋唐时期都与哪些国家地区有交往,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概念。从图上可以看出唐朝对外交往的路线,有向西、向东、向南的陆路交通,有沿着海岸线的水路交通,通过交通网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了起来。其次,还可以根据《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整理而成《唐朝对外关系示意图》,总体上把握整节课的内容。 九、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事件 分析、评价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提高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应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把历史现象和历史结论联系起来,辩证分析,才是正确分析事件的有效方法。如对宋辽的澶渊之盟的评价,可从盟约订立的背景、内容方面进行分析:澶渊之盟是在北宋抗辽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订立的,是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的表现,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盟约订立后,双方结束了战争,出现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双方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只有一分为二,才能使评价更为全面、公正举一反三,分析夏金、宋金和义同样可以用这种方法。 十、如何运用学科综合知识学习历史 历史知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政治、地理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时间、空间,历史发展一自然地理关系密切。因此,借助政治、地理等学科知识解决历史问题,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学习中,对 历史事件、现象,课结合地理知识分析,古代都成的选址,同地理形势、交通位置、经济重心与生态变化等有关;国家分裂统一的形成,也有地理环境的因素;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气候土壤、人口迁移、水利兴修等分不开。因此,结合地理等学科知识学习历史,能充分认识到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对历史现象的理解认识能力。

历史教育论文:现代教育技术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再现教学、教育技术、教学目标 文章摘要: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而历史教学则是借助各种手段使历史现象再现,然后再从各种历史现象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历史教学我觉得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再现教学,其次是总结规律。本文即是探讨在历史再现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 历史教学必须遵循认识历史的基本规律,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首先就必须运用各种材料和手段激发并引导学生通过想像在头脑里再现有关史实的具体情景,形成生动的历史观念,以便他们经过自己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认识。实施历史再现教学,这是由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老师的讲解,恐怕学生很难会形成具体的感性认识,这时候就需要现代教育技术的帮忙。 现代教育技术对于历史再现教学的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更好地再现历史,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将现代教育技术引进课堂,是目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而实用的手段之一。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用多媒体课件创设声、像、图文并茂的教学情境,唤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使学生的注意力和求知欲与课堂教学融合在一起,来思考和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例如:高一历史必修一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中有一节书讲到了重庆谈判,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来帮助教学,还可以播放资料短片《重庆谈判》,并且在播放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具体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反复邀请到重庆谈判?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为什么还要去闯?并且还可以结合我们自己来考虑,假如换了我们自己会怎么做?结合书上的知识,更进一步懂得决策的正确性。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起来了,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而且现代教育技术又能较好地实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突破时空的局限,变静态为动态,好象一下子就把学生,把我们自己都拉回到了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更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情形。在说明历史事件、概念、史实时简明准确,省时省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也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二、培养学生处理分析感性材料和辨别真伪材料的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历史再现教学主要是通过播放历史记录片和影视资料等等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处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这种分析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必修一第一单元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里讲到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形成,关于宰相制与内阁制的区别,历来就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播放影视资料《宰相刘罗锅》中的一些场景,并结合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中的情节,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让学生自己来分析其中的区别,还要提醒学生注意宰相制度存在的时间范围,从而辨别影视资料中的错误之处。这样的做法比枯燥乏味的解说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也能吸引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三、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习的主导者。 学生按道理说应该是学习的主体,但是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都处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地位。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一直是广大历史教师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历史再现教学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之下,教学再也不是教与学的简单相加了,它逐渐被师生互教互学所取代,历史课堂应该成为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教师需要以一种比较民主的心态善待学生。再现教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历史尤其是古代史,毕竟是过去很久的现实,再现起来非常困难,仅仅靠历史教师一个人肯定是难以胜任的,因此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在讲到必修二第24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们观看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然后让学生自己分组讨论,分析全球化趋势对我们的影响,这样的教学效果明显要好得多。 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德育教育功能。 历史学科是一门具有较强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学科,在历史教学中一定要带有爱憎分明的情感,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灵魂,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该寓思想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同时,通过师生感情交流,创设特定的历史情境,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再现”已消逝的历史现象,调动起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做到以史动人,以史育人。例如讲到必修一第23课《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的时候,首先播放历史记录片《外交风云》,让学生初步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状况,因为新中国初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所有外交活动,他的外交风云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缩影。 总而言之,在历史课的再现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处理和分析感性材料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进一步达到教学目的。 作者:何平,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热爱写作,曾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并成功申请到 学校的科研立项。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育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浅论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摘要: 心理健康教育是现代化教育的必然要求,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能突破传统教学,锻炼学生的心理,为其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 心理健康教育 历史学科 心理问题 渗透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当代中学生赖以生存的社会、学校、家庭的客观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升学的压力,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离异家庭增多带来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使中学生心理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 一、当代中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是当今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有人预言心理疾病将是21世纪之患。有调查表明,当前中小学生中存在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比例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王极盛教授历时多年,对北京500多个班、两万多名学生进行测试所得出的结果表明:当今中学生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各式各样的心理问题。如:由于现在独身子女居多,父母整天以孩子为中心,过分关爱或溺爱孩子,往往致使中学生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延伸到性格上,表现为自私、自大或自卑。当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经不起挫折的考验等。 学校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各门学科都应当担负起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当然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作为新时期的历史教师,也应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利用历史教材和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丰富的资源,使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能充分施展其功能。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渗透 一部悠久的人类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素材,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充分挖掘其有利因素,努力把握历史学科教学的要求与学生心理需求的结合点,并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一)开展“你说、我说、大家说”活动。 1.开展“开心一刻”活动。让学生准备一个历史故事、笑话、谜语,然后与大家一起分享。 2.开展“答记者问”活动。预先选定一位学生,由他面向全体同学,回答其他学生的提问,就犹如一场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般你问我答。 3.开展心理知识小讲座。例如:积极暗示的应用,自我激励的六个步骤,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的区别等,可通过小讲座、小训练,培养学生心理教育的参与意识,提高其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 (二)寓心理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 历史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史论结合、古为今用等策略,充分利用历史知识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最佳结合点,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健全的人格、独立的个性。 1.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是情绪健康,而情绪健康的特点之一是自信、乐观、有主见。在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中,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能让学生“亲临其境”,“融入”其中,体会古代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例如在学习“元代的社会经济和中外交往”时,我是这样设计的:(1)老师导入: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元代,假如你是一位元代的公民,你会怎样生活?(2)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提示:假如你是皇帝、地方官、农民、商人、旅行家……你会怎样做?)(3)学生交流:“皇帝”说:“我们是游牧民族,放牧的收入有限,应重视发展农业。”“地方官”说:“我会注意发展人口,增加户数,鼓励百姓多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农民”说:“我会多种植粮食、棉花。”“商人”说:“我会到大都经商,从事漕运和海运。”“旅行家”说:“我会到大都、泉州游玩,到欧、亚、非各洲旅行,去认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并与他结为好友。”等等,这样一节课让学生“经历”历史,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心中一股对祖国的热爱,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2.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形成健全的人格,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对他们健全人格的形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意志品质包括正确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力。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时,我主要进行了以下教育: (1)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课中历史人物的教育,最能深化学生的情感,以古今中外历史名人为典范,如邓世昌以不屈之精神抗击日本;孙中山以不懈之毅力引领中国民主革命……让学生找出自己内心最崇敬、愿意立志仿效的对象,点燃学生立志的热诚,建立坚定的信心。 (2)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树立学生接受挑战的意识。当代中学生在学习中碰到困难,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他们就表现出悲观、失望,甚至退缩、意志崩溃。曾经有一位学生看到历史内容很多于是很烦,没有坚持多久就放弃了,但他对古代的战争很感兴趣。于是,我让他去了解关于官渡、赤壁、淝水等以少胜多的战役的史实,并教育他实力弱的一方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 件是他们没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放弃希望,没有悲观退缩,这使该生真正从具体的事例中汲取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3.培养学生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在平时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渗透,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接受承受挫折能力教育,以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各种挫折,从而消除失落心理,增强适应学习、生活环境的能力。 (1)充分利用历史名人史事,教会学生正确面对挫折,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例如:孔子为宣传自己的思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张骞出使西域,一百多人出发,十几年后,仅两人而归,仍然坚持的精神,等等。通过这些历史上名人史事的学习,学生能从中受到感触,进而增强对学习、生活挫折的抵抗能力。 (2)充分利用名言警句,激励学生应对挫折。如:牛顿“如果你问一个善于溜冰的人如何学得成功时,他会告诉你:跌倒了,爬起来,便会成功”;鲁迅“伟大的胸怀,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等,以及文学、历史都可用的“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等。 通过历史知识学习过程中耐挫折教育的渗透,学生在情感上受到熏陶和感染,进而能勇敢地面对挫折、战胜挫折。 在历史学科中充分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历史学科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必须与时俱进,担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历史教师则要能动地开发学科与自身的潜能,推动历史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教师的素质与历史课堂教学素质教育的实现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以人为本,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作为历史课教学,理所当然也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创新。 一、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应侧重以下几方面: 1.改革与创新的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着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从理论观念上、办学体制上、考试评估上、课程教材上、教学方法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历史课堂教学的改革则出现了推理式、辩论式、程序、图示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改革与创新意识已成为现代历史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2.具备广博的学识及敏锐的思维能力。 历史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教师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 3.准确、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历史教师的语言既要准确无误地表达教学内容,又要丰富生动,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历史事件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对于基本历史史实的讲述,可以抛开教材,融入教师的声情语调,用趣味性的、幽默的语言像讲故事那样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学生带入教师所设定的历史时空中,而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如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则运用简练、严谨的语言加以阐明。 二、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素质教育要求历史教师深人挖掘教材中的思想含义,恰当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首先,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介绍做人的道理,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度责任感;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这些内涵,启发、教育、感染学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其次,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探索史。 近代,中国人民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等几次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通过以上史实的讲述,同学们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深刻的道理,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祖国和人民。 三、实施素质教育要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将一系列有关的表象融合在一起,创造图文并茂、生动真实的环境,并能构成一幅新的景象,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来。同时它的直观、可视也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且具有信息量大、范围广、摄取便捷和资源共享的特征。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多个角度,跨越时空提供声、像、图示等信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利用感知的手段自由地获取信息,从而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教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造性地为学生构建多途径、多方式和开放式教学环境,学生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和进行自主学习。初中历史教师如能正确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改变学法,教会学生学习 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经验的方法的总和。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应该是主动的,方法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学得高兴,学得快乐,并学有收益,确实是每位老师经常探索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乐学常把学生带到愉快的心境,使教和学产生共鸣、产生动力和主动性,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初二中国近代史课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让学生自己讲一讲我国劳动人民营造150余年的艺术结晶——皇家园林,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劫后一火焚之,成为一片废墟,至今不能修复。为什么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伴随各国瓜分和抢夺殖民地的高潮,通过战争,通过不平等条件,通过租借的手段,步步紧逼,抢去或租借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逐步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直到解放前夕,我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呢?学生听后,不言而喻,动力和激情并存、愤怒与仇恨并举。运用此法,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要比老师一味的说教效果好,他们不但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增强学生对历史、对人类、对未来、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感悟和关心程度,让学生从前人活动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从而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创造。并且要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过程,才能形成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科学体系。 历史教育论文:谈历史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实践探索和体会 2010年3月威宁县县委书记杨兴友在教育工作会议上针对全县德育现状,要求全县开展“五心教育”的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三生、四爱、五心、五好”等德育和法制教育内容。 新课改和新课标理念要求历史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地方,也是塑造学生品德的场所。充分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中,培养出德才兼备,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懂法制和身心健全的现代型人才,是今天学校教育当务之急。 历史学科贯穿古今中外,涉及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领域,挖掘历史素材,寓德育和法制教育于历史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历史课德育德育优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等历史素材活生生的德育素材;“德主刑辅、为政以德和以德服人”的治国思想,“利民、富民、爱民和惜民”的民本思想,“忠、信、仁、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和“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身立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要有那股不甘落后的天生傲气”的积极进取精神,“制天命而用之”、“小国寡民、清静无为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和谐社会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博爱平等教育思想等,这些中外历史文化中德育精髓,充分体现出先贤哲人的超群智慧和德行操守。灼古照今,对当前和今后学生德育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三生(生命、生存,生活) 人的一生一定要去过三个地方:一去过医院,才明白健康的重要;二去过监狱,才晓得自由重要;三去过殡仪馆,才领悟“活着真好”,生命只有一次。通过《鸦片战争》学习,让学生知道吸食的危害,明白“拒绝、规劝他人吸食,从我做起”和“反对邪教,不迷信,信科学”的道理。在历史课堂透过历史事件和人物宣讲“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全班同学都是兄弟姐妹”,“中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要求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班集体。在《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中,讲解司马迁在遭到耻辱刑罚后忍辱负重,以坚强的意志最终写就《史记》,完成父亲的遗愿,名垂千古,彪炳史册,让学生领悟司马迁面对挫折,不幸和苦难选择的不是退缩气馁自残,而是珍惜生命,学会生存,懂得生活。 二、四爱(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爱师长)和五心(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诚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1.挖掘历史科素材,寓德育于历史课 “忘记历史,就是意味着背叛”,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塑造黄金时期。历史学科可以通过历史英雄人物,历史事件渗透“四爱”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屈原纵身跳入奔流直前的汨罗江、文天祥抱着小皇帝投入汹涌波涛的大海、邓世昌与日舰同归于尽、钱学森放弃了高薪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怀抱、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切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等都是鲜活的爱国主义题材。历史课上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冲出亚马逊》《钱学森》《仰望天空》《开国大典》等爱国影片,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影片中,教师运用历史知识给学生解说影片,学生认真写观后感。要求学生会唱几首爱国歌曲,比如《中国人》《我的中国心》《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明白国歌国旗国徽的含义,举办“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历史课读书会等等,使德育“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使学生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2.挖掘乡土历史教材,亲近德育环境 利用乡土历史让学生知道我们威宁县情,了解家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等,强化乡土历史认识。开展“祖国好,家乡美”主题班会活动,落实“爱家乡,爱学校”演讲和书法比赛,出好黑板报,列举家乡和学校历史上名人及其事件,唱几曲家乡歌曲,写几篇颂家乡散文,带领学生参观石门坎柏格里传教遗址,让学生知道柏格里在石门坎“丰功伟绩”。组织学雷锋活动,到养老院送祝福,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等,使学生明白“爱心献给社会”内涵。带领学生参观马摆大山、百草坪等景区,陶冶情操,增强爱家乡,爱学校情感,深化为家乡,爱学校动力。 三、五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衰和得失。中国现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抗争史,面对民族危机,各阶层有识之士奋起反抗,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地主阶级“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都宣布他们选择的道路不能挽救民族危机。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人民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真正掌握自己命运,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四、法制教育 依法治国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马加爵事件、望安事件等都体现了一部分学生是法盲,把学生培养成知法、懂法、用法的人,也成为教育紧迫任务之一。历史科要充分运用得天独厚优势渗透法制教育。在上《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中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时,可以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让学生有意无意间通过历史学科学习到相关法律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广大教师坚持在历史学科中渗透“三生、四爱、五心、五好、法制”德育教 育,一定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才。 历史教育论文: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着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着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着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着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请记住我站域名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 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在《致》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着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三 “古为今用”是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着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的讲话及其着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的讲话、着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 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历史教育论文:多方激趣学历史 趣中求知受教育 瑞士着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众多教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我就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 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达到一开始就引人入胜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受到了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着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一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 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作出“中国”和“西汉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 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探险家和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张骞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作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着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 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育应张扬人文素养大旗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两千多年前的《易经》就提出了人文的概念:“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西方,其拉丁文词源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中西旨意相类,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以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的濡染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一、历史教育的困惑 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问题,诚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的艺术就在于。要让受教育者把周围的东西‘人化’,……从这些物品中感到人性的东西——人的智慧、才干和人对人的爱。”但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却被不断地肢解化、工具化。 回眸20世纪人类社会,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并由此带来发展性危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强烈地激发了人的贪欲和功利意识,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的是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相当程度的失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灾难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至今未散的核恐怖阴云,出现了极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式的人间恶魔。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程度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人文和精神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全面实行,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世风日下、人情淡漠、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面临危机。有人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鄙弃道德、崇尚财富的“唯物”主义时代,有人感叹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人呼吁重振人文精神。由此文化界、教育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科学、人文与当代中国教育”的大讨论。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也反映在历史教育上,一方面,历史和历史教育受轻视,在社会文化事业和教育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经济利益的考虑左右着人们对知识的选择,历史课被视为小儿科,可有可无,历史教师也只能做个三等公民,处境尴尬。另一方面,历史学科和历史教育被扭曲、被异化,技术性功能替代了人文性功能。在学科设置上重理轻文的同时,还把所有的学科都纳人了专业人才的培育轨道,历史学科同样赋予明确的 专业特性,淡化了历史学科的公民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教育受苏联的影响,片面强调历史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其人文精神往往被异化为对某种政治理论的诠释,而且这种诠释又是随着政治斗争需求而变化的。时期的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历史教育的工具化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应试教育中,针对高考需求的中学教育具有最直接的功利性,考试的得分是衡量教育水平的主要标准。历史教育之所以还能在中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除政治教育的需要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的需求了。固此,目前中学历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应试的工具,对试题的钻研和应试技能的训练几乎成了历史课的主轴。 二、历史教育的本质 美国教育家杜威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做出了贡献,任何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都是人文主义的,任何不能达到这种结果的教材连教育意义都没有。”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首先,从历史学科的内容看,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学是记载人的功业,以人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人称之为“人学”,它不同于以物为研究对象 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主要的问题和最终目标是解答事物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历史学不仅要求说明:“是什么”和“为什么”,还要求判断“该怎样”,即不仅仅要有事实性认识的层面,还需要价值性评判的层面,以一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 目标为依据,对研究对象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和道德的评判。优秀的教育家往往善于灵活运用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例,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翻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文集,这种以史育人的实例,几乎俯拾即是。他介绍东汉杨震的“四知”告诫学生严于律己,弘扬“慎独”精神;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为榜样,激励学生“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他用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拿着他的无线电发明,向帝国主义投效”,充当了墨索里尼的科学“刽子手”,以此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人才的价值取向等等。 其次,历史学习与研究的方法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更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强调在理解、体验之中来实现对历史事物的认识。这是历史学方法上的人文性。历史教学在本质上就是要以活生生的历史事实的再现为依托,通过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形成历史知识,由此拓展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磨练学习主体的精神品质。 再次,中学历史教育面对的是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们的世界观和人文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决定着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能够更全面、更综合的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的累积经验,并从历史上因价值理性的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发展失衡中为人们提供深刻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从中学生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情感特征出发,让历史教学浸润在人文的氛围之中,带着丰富.的情感色彩,并给予他们精神上的磨砺和馈赠,以取得知识、思想、能力与情感教育合一的效果。 另外,与过去的教学大纲相比,国家研究制定的新历史课程标准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教育理念上,改变了过去过分注重智育和传承历史知识的倾向,强调历史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在学科体系上,打破了历史学科的王朝体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过程出发,将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时期和阶段,注意初高中的区别和衔接,建构新型的中学历史学科体系,更好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体现了少而精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在学科内容上,避免了中学历史课的专业化、成人化的倾向,以贴近中学生,贴近现代生活为导向,适当减少历史理论的阐述,降低教学的难度,重视社会生活史、文化史、宗教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内容的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素养。在师生关系上,强调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出发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避免脱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心理特征的实际,背离历史教学的真正目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重视机 记忆而轻视理解记忆,过分重视学 习结论而轻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过分重视历史知识的再现而轻视历史知识迁移能力培养的倾向,将实地考察与调查、课堂讨论、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作为历史学习的重要方式,注重归纳学习与演绎学习的有机结合,鼓励学生积极探究历史问题,形成主动学习历史的态度,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态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必须给中学历史教育恰当定位,使其回归本质——主要承载人文素质教育功能的基础性教育,以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 三、培养人文素养的策略 我国着名的教育学家袁振国教授曾概略地诠释过科学教育和文科教育各自的特点:科学教育的工具性价值超过目的性价值,文科教育的目的性价值超过工具性价值,科学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了传授知识,为了提供一种工具,是启智的过程。文科教育虽然也要传授知识,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生活的工具,但它更是情感、人格的陶冶过程。他指出文科教育的过程,“是精神享受的过程,是提高生命质量的过程;是体验和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是感悟自由精神的过程。”对此,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呢? 1.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放到教学目标的首位。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讲,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比多掌握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只要没有阅读障碍,如果他有学习历史的心理需求,一生中随时可学,而青少年时期正是情感、态度、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施教者必须把握良机。因此,我们的历史教学目标设计首先确定的不是知识目标,而应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目标。 例如《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一课,我们把“一国两制”确定为教学重点,引导学生认识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构想,是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做出的理论创新,把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引导学生从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去认识人生的价值,作为本课的首要目标。教学中围绕教学目标,巧借诗歌人课堂,以国民党元老、辛亥老人于佑任临终前的悲歌《望大陆》导人新课,“未成曲调先有情”;在讲香港回归时,引用林则徐的后裔,曾任我国驻 联合国大使的着名外交官凌青的诗:“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百年国耻今昭雪,只缘华夏已腾飞”创设问题情境,分析香港得以顺利回归的原因;最后朗诵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结课,使整堂课浸润在浓郁的情感氛围之中,达到情感、知识、思想、能力 教育合一的效果。 2.教学内容的安排着眼予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当代青年既要有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更要有立足于民族自身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新精神为己任。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素质教育目标,如何通过展示和分析以往人类的经历有效调动生动活泼的历史资源,以符合中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形式,在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中得到体现,是历史教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恰当选择与重组教学内容。 我们在教学中对教学内容的选取,主要遵循以下这些原则:①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②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贡献的责任感;③有利于培养学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能力,以及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的理解;④有利于学生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历史的曲折过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真诚善良、积极进取的品格,健全的人格和心理,以及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⑤有利于引导学生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确看待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养成积极参与改革和国际竞争的意识。 在学习世界历史《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课时,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通过列表梳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科学技术新成果,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次,以科学家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激励学生的积极进取、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第三,,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也可遗害人类。诺贝尔发明是为和平利用,马可尼却拿他的无线电效忠法西斯;第四,科学家有国界,科学无国界,抓住机遇可以后来居上,日本就是典型。这样,历史教育中充分运用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源,恰当重组,再现历史,展开与历史的对话,提炼精神财富,形成历史认识,从而陶冶学生的品格与情操,启迪他们的历史智慧,达到“注之以爱,启之以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的目标,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教学过程运作以学生的主体参与为主。设计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教学过程,明确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正如《学会生存》一书中所说:“教师的职能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激励思考;除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 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个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焦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韵人。”这就要求历史课堂教学必须摆脱过分注重知识结论的僵硬式灌输,忽视探究式学习过程的模式;以学生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摆正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生动活泼的历史知识和学生的亲身体验为载体,不断地诱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动机,通过开放性的教学过程,循序渐进地培养综合能力,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调动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就要使学生有参与的热情和勇气。教师要创造平等、民主、和谐、合作、互动的课堂氛围;教学语言要富于激励性、启发性;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要切合学生的实际水平;采用多种让学生参与的形式,如谈话、讨论、辩论、角色扮演、材料研 习、调查访问,以及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案例教学的方式来组织教学活动等。 如学习《鸦片战争》,我们围绕“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一问题,让学生搜集资料和组织活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19世纪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趋势,增强全球化的民族意识。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课题,将学生分成“中国组”和“英国组”,分别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两国概况;第二步,各组拟订调查纲要,分头搜集资料,着眼于中英双方国情综合比较,注重政史地知识综合,从地理、人文环境比较;第三步,课堂上“中国组”和“英国组”陈述两国概况,大家讨论中英两国情况说明了什么?中英鸦片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第四步,课后进行资料成果展览,突出国防意识和与时俱进、富国强兵的主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成为“导师”,他不是文化、真理的施与者,不是教给学生什么准绳,而是促使学生去发现这些准绳,激发学生对探求知识的责任感,唤醒学生的潜在力,促使学生从内部产生一种主动的力量。这样的教学活动才是合乎人性的要求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4.建构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的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模式。教学评价也要从促进学生的发展出发,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学生的自主发展和人格完善创造条件。历史教学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点,更体现在他们是否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存在,是否在历史的塑像前悟到了历史认识,获得了主体化的历史;体现在学生面对感性的历史能否体验到一种历史情怀。缘此,历史教学的评价,不单是对学生掌握知识状况的评价,而且要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情感态度等学习目标达到的程度进行综合性、发展性的评价。 评价的形式和方法应多样化,可采用提问、作业、口试、笔试等形式,方法可采用办故事会、做文摘卡、绘制历史题材的图画、编辑历史题材的小报或板报、编演历史剧、设计历史题材的软件、撰写历史考察报告或小论文等。摆脱过去单一以考试为形式,以 分数高低为 衡量标准的模式,实现由终结性鉴定转向发展性评价。 理想的历史教育理念,首要的问题在目标定位上的纠偏;改变以往过分突出其工具性的偏谬,使历史教育回归其本质,即承载人文素质的教育功能,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须契合这种理念。 历史教育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发展研究 一、确立历史教育的素质观 历史是对过去人类社会的现象进行和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立足现实,了解过去,具有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特点,我们在教学中要根据历史学科的特性,实现素质教育的总目标。 1.学习历史能加强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德育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使命感教育等。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中可以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能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其平时的为人处世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2.学习历史能使青少年获取丰富的财富,陶冶思想情操。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前人留下的精神(物质)遗产能帮助后人树立民族自豪感、坚定的信念,弘扬民族气节和精神。同时,在平时的教学中还要学习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优良成果,对不同地域、不同民俗文化进行比较,从而优化学生的素质结构,如古代埃及文明、西亚文明、欧洲的爱琴文明等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3.了解历史能促使青少年在逆境中成长。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愈发进步,社会竞争与挑战愈来愈激烈,每个人都面临困难和挫折、成功与失败,新世纪的劳动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挑战性和战胜危机的顽强意志。生活现实告诉人们:人生除了平淡无奇的重复外,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机遇就是困境,而未来社会能使每个人的生命变得波澜起伏,关键要有承受挫折与战胜危机的意志和自信心。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告诉我们,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均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抗争,以至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民经历了百般挫折,战胜了重重困难,顽强意志使他们完成了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事业。 二、探求适应历史教学与素质教育相统一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大多采用克里夫的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复习旧课—教授新科—巩固新课—作业布置”。未免过于保守,禁锢了老师在历史教学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而素质教育是一种创造性的教育,追求的不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承,而且着眼于学生学习方法的转变。历史教师的最高追求不再是学生对历史信息的机械存储,而是培养学生的搜索分析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分析,形成概念,掌握新工具以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 1.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自觉学习。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主动探索知识的过程,若是在老师的逼迫下学习,则显然有悖素质教育的理念,而且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知识。只有学生对历史课程感兴趣,愿意为之学习,然后才能学好历史。同时,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在教学方法上,从解决“问题”入手,紧密结合教材内容,有机地渗透教育目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为祖国的未来发展而学习奋斗,使学生产生强有力的学习原动力。 2.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优秀的历史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在当今素质教育环境下更应如此,随着我省文综高考自主命题,教师在平时的教学和学生学习中,更要把学习历史知识的规律和方法教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自我认识、自我发挥、自我培养、自主发展,从而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劳动。托夫勒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可见,新时代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不同对策,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实施培养。 新世纪,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和研究素质教育理论,吸取研究成果,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素质教育首先是实践教育,需要通过大量的教学活动,积累丰富的经验,然后使之上升为理论,最后形成素质教育的理论体系,从而指导教学实践。 历史教育论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促进历史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一种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像、动画、视频影像等多种媒体的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从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感官系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强化学生的记忆，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的有效途径。下面就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所产生的效果，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生活中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而兴趣是一种积极作用的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情感相联系，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赏心悦目的情境，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觉，激发出学生积极探索的活动，调动起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完成教学目标。 如我在讲授《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内容时，先播放一首学生熟悉的革命歌曲《南泥湾》，让学生在优美的歌声中感受到南泥湾由“草莽丛生、野兽出没”被开辟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的过程。听完后，教师问学生：这首歌曲反映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什么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面临什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以此引入教学。又如讲《鸦片输入和禁烟运动》一课时，先播放电视纪录片《拒绝，远离毒害》让学生明白鸦片之害；再放电影《林则徐》中有关“禁烟”、“销烟”的历史背景及林则徐采取的禁烟措施片断。进而引导学生看书思考：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向中国输入鸦片？清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如何？鸦片战争的爆发因何而起？让学生看书展开讨论，主动发言，教师给予辅导补充，这样课堂气氛活跃。把以前被动的学习变成了主动、愉快地参与。很好地完成本节的教学任务。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以突破教学难点。 历史教材中有时某些内容比较抽象或复杂，年代久远或地域空间概念强，学生感到陌生，教师也难以用语言讲清，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很难突破这些难点。而运用多媒体教育技术，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无声为有声，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共同作用以强化感知，或帮助其建立起地域空间想象能力，解决了过去许多教师无从下手的苦衷。 如讲“新航路的开辟”内容时，对于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学生往往难以记住。我在课堂上使用下载的多媒体课件（FLASH动画）分别演示了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过程。经过的地域用画的小帆船在经过的路线上行走,在路经重要地点时，能自动、醒目地显示所经地点的名称，展示出时间和人物画象，学生看了演示动画后效果很好，大多能讲清楚四位航海家的航海路线，且能记住时间和航海家。起到了其它教学手段不能达到的效果。 又如讲授“西安事变”内容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派的态度是学生难以掌握的难点，我播放了记录片《西安事变》中的五个片断：（1）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2）宋美龄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斡旋；（3）亲日的何应钦兵围西安，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4）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调停；（5）张学良送到南京。进而提问学生：张、杨既然实行“兵谏”，但为什么不处决蒋？宋美龄和何应钦同属国民党人，为什么宋庆龄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何应钦则要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大革命时屠杀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什么共产党还要派代表团去西安调停，也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生联系五个电影片断，经过看书思考，就很容易回答上述问题，弄清了国内各派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目的，从而解决了难点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决策有充分了解。 三、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映，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的规律性联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素质的基本要求。多媒体表现力强，信息量大，可以在课堂再现历史场景，学生通过观察直观画面，展开丰富的想象，进行积极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思维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能力。 如讲“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内容时，先播放有关介绍金字塔的录像，引导学生观察：金字塔外观宏伟、庄严；内部结构复杂，装饰精致；工程坚固耐久。进而引导学生思考：金字塔象征着什么？在地处沙漠地区、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设备的前提下，金字塔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它的建造体现什么？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积极发言，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建造方案。既学到了知识，锻炼了思维，又使思想得到升华。 又如讲《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节内容时，播放电影《甲午风云》中的这样几个镜头：邓世昌等北洋水师官兵海上奋勇抗敌，壮烈烈国；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避战自保”；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大寿庆典，大肆铺张；挪用海军军费，建造公园；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灭。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北洋水师为什么在短时间里，就毁灭在日本侵略军手里呢？学生通过思考，联系李鸿章退缩避战、慈禧太后铺张浪费的镜头，得出结论：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的根本原因。通过不断的思考，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四、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境，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历史课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好教材，它在培养和塑学生具备良好的品德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作用。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把思想品德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要挖掘历史教材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对学生进行马克 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但是，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的课堂教学，单靠语言来描述，缺乏情景和环境渲染，往往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难以发挥历史学科的思想教育优势引起学生情感共鸣，自觉地接受熏陶。而利用电教手段，就能解决上述难点。现代化教学技术的应用，最佳情境的创设，形象地再现历史场景，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感受到历史氛围，从而进入角色，受到感染和教育。如讲“鸦片战争“内容时，可播放电影《林则徐》中的几个镜头：官兵吸食鸦片，精神不振，战斗力削弱；政府白银外流，影响清政府的财政入；人们吸食鸦片，造成家破人亡。短短几个镜头，不仅形象地再现了鸦片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而且增强了学生对的认识，了解了的巨大危害，使学生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自觉地受到防毒反毒的教育。 五、运用多媒体技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来临，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会自主学习成为教学中的重点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起很大的作用。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列出阅读提纲，指导学生阅读，教师再针对提纲提出的问题，检测出学生的阅读情况，久而久之，学生就能形成很强的阅读能力。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提高观察、分析、思维等高层能力的基础。许多学生不能掌握知识，乃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流畅地阅读、有理解地阅读，还没有学会阅读的同时进行思考。 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条件，各种现代化科技成果被用于教学中，既推动教学手段的更新，而且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声、光、形、色、音等多种信息作用于学生，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又能在在他们的大脑皮层中留下了很多较深刻的历史现象痕迹，从而加深了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印象，便于学生记忆历史知识和形成良好的品德，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现代教育技术与不断改革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一定会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历史教育论文:浅议历史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提要 本文指出,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讲清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确认 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历史教学应当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讲授,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来 教育青年一代,培养他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高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 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必须把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贯穿其中。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必须讲清楚“人民群众是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 、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唯物史观 认为,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没有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 动,就不能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人类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史归根到 底是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即劳动群众的历史。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进一步结合史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活动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创 造精神文化财富的物质基础,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创造和发展,追根溯源,都来自群众的实践。 历史上,劳动人民直接创造了大量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发 展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的创造,都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同时,在劳动 人民中,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在教学中利用这些生动的历史 事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群众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 在历史教学中,还必须结合史实,着重指出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这种“决定”作用,在社会大变革时 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代谢,总是 通过人民群众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新兴剥削阶级也加入革命运动,甚至成为革命的领 导者,但革命的根本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始终是广大劳动群众。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杰出人 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社会 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历史进程提出要求,特别是提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任务时 ,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作斗争, 需要在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这就要求有杰出的领导人物把这个 发动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担当起来,而这样的杰出人物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应运而生。 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代表着先进阶级和集体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或客观上符合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任何杰出的人物 ,不管其个人特点如何,也不管其作用多大,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时代,不能脱离所属的阶级,不能脱离群 众斗争的实践,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对于以往的杰出人物,要分清其成绩与缺点、 主流和支流,把握他的主要倾向。既要肯定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要指出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只 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必须引导学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似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 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方 法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矛盾分析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引导学生根 据已经掌握的历史知识去理解新的历史知识,引导学生透过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培养分析、综合历史问题的能 力。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要想使学生透彻地掌握规律性的历史知识,教师必须注意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必须在历史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 历史教育论文:有关对历史教学中创新教育的探索 一、转变教学观念,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能力 创新教育要求教师树立新的教育观。叶圣陶指出:“师当然须教,尤宜致力于导,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知……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我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自学的能力、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探索能力的培养。例如:我在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授其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而我们在下面似懂非懂地听,听完后只记住了里面的“重点”。所以当我讲授这一课内容时,就没有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把“教”变成了“学”,简要过程如下:导入新课后,为了培养学生概括能力和疏理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自学完成如下作业: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2.革命过程中主要有几件事?3.革命的影响(国内、国际)是什么?革命过程有何特点及其说明了什么?等等。学生完成后,公布自学结果,我再对学生自学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及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串联讲解,最后,鼓励学生向课本质疑,向我质疑,把思维的触觉点升华到理论高度,营造一种宽松的教学双向交流的气氛。这样就把教学活动真正变成活跃学生思维、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创新的过程。 二、打破传统教学方法,创造想象驰骋的空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他们有最大的学习主动性,以满腔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努力获取知识,对于学习中的艰辛也不再感到苦涩。然而并非每个学生都对学习有兴趣,学习中的挫折、困难会使一些学生由害怕变为厌学。教师应善于帮助学生认识到知识竞争的新形式,学好知识,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这既是学生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又是社会生存的需要。教师应引发学生求知的欲望,让学生真正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促使学生从畏难发愁、望而却步转变为跃跃欲试、知难而进。例如:在讲《美国独立战争》一课时,当学生按照我教给的方法进行自学,对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有了较深了解后,我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引导启发学生编小故事,要求与本课内容相符,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也可以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还可以以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身份……通过编故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学生既对本课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又得到了快乐,更训练了创新意识,培养了创新能力。 三、质疑解疑,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问是思维的火种,是创造的动力。北宋张载曰:“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不难看出,任何知识的取得,能力的培养和形成,需要由有疑到无疑,再由无疑到有疑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全面把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要求题目难易适中,深浅适度,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点到面。例如,学了《法国大革命》后,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17、18世纪两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问题一提出,学生的思维马上活跃起来,立即联系前面所学的知识对革命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比较,积极回答问题,并且提出新问题,这样既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精心设计练习题,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练习是学习理解知识、运用知识和形成技能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科学有效的练习能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我在讲《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这一课时,在学生对本课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后,设计了这样的练习题:八国联军的侵华过程是“一路顺利”还是“毫不费力”?这说明了什么?2.抗击八国联军斗争英勇的义和团结局如何?为什么?3.结合《辛丑条约》内容谈谈这个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哪些危害?针对这些问题,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得出了满意的答案。这样的问题,既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又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总之,创造并不神秘,“人人即是创造之才,时时即是创造之际,处处即是创造之地”。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有利于打破一些学生固定不变的思维定势,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开发学生的智力。只要教师在教学中转变角色,变单纯的教学传授者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以科学的方法训练学生,学生的创新意识就会逐渐形成,创新能力就会逐步提高。 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 摘要:实施素质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应树立素质教育的课 程地位观、目的任务观、教材观、课程结构观、教法体系观、教学评价观和学习动力观。 关键词:历史教学 实施 素质教育 思考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在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充分挖掘这些知识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充分利用教学等其它方式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历史教师作为多种角色的榜样和影响作用,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养成遇事具有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等意志品质,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 一、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地位观 历史课程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确保历史课程的应有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中学历史课程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中规定的必修课程,是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反复重申了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历史教师应认真上好历史课,确保历史课程应有的地位和课时计划的落实。 二、树立素质教育的目的任务观 全方位地认识学科教育的功能,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是通过多门学科的课程的实施来实现的,但并非一门课程只承担某一种素质的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任务,要求每门课程在确定目的任务的时候,应全方位地认识学科的教育功能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科教育的智育功能、德育功能以及美育功能而较少涉及到形成具有统摄作用的观念、意识等深层次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养成良好个性品质的心理培养功能。这种文化教育功能是由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历史学科教学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价值。历史教学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和人际交往过程,还具有心理培养的功能。因此,在确定历史课程的目的任务时,要全面地辩证地理解历史教学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项任务之间的关系。 三、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材观 教材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媒体。从素质教育目标出发,要树立多元的、主体的教材观和灵活处理教材的使用原则。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媒介,学生通过学习教科书的内容来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因此,不能教材仅仅视为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以外,有关的音像制品、文物、历史纪念场馆、历史遗迹等也都是学习历史的好教材。有条件的地方,教师要善于吸收“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的各种不同版本教材的优点。 在教材的使用上,要改变传统的“忠于教材”的陈旧观念,要根据义务教育的要求,并结合实际,灵活地处理教材。为了使历史教学更好的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可以突出以下几个着重点: 1.要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美德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制观念。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2.要重视和加强中外改革史的教学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帮助学生从中外历史上加深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高学生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适应能力,为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3.要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了解家乡,从而更加热爱家乡,增强为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献身的感情和一定能建设好家乡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 4.要重视和加强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教育,以帮助学生从历史上认识加强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从而树立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 四、树立素质教育的课程结构观 要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主要形式。历史课堂教学要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指导思想,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课堂教学要努力体现“谈古论今”的原则。在继续加强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学科活动的内容、方式,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形式的课外历史教育活动,真正把学科活动作为整个课程的有机部分,树立全面的历史学科课程观。 五、树立素质教育的教法体系观 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和全员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强调启发式原则和因材施教的原则。素质教育上述原则决定在教法上注重组合。历史教学为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教法改革上似可做如下表述:依据实际(即教材、学生、教师以及教学环境四要素的实际)。发挥优势(即充分发挥教师教学技能技巧和教学特色方面的优势),优化选择(即从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中选择最优的方法,做到教学有法无定法),优化组合(根据教学四要素在教学中的变化,相应调整教学方法的组合形式,以求达到教学方法的选用与组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符合教学四要素实际的最佳组合,实现教学最优化)。 历史教育论文:试论历史教学中的创新教育 一、创设和谐课堂氛围 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不是教师直接培养或给予的,而是在适宜的教学环境下自主发展的结果。为此,转变旧的教育观念,树立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给学生营造一种个性化、民主化的学习氛围是创新思维的保障。 1 历史课对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历史课中,有古今中外着名的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他们所进行的奋斗,对学生创新品质形成具有启发教育作用;他们的崇高声望,往往会转化为学生巨大的创新动力。 2 营造平等的师生关系。构建一个民主、宽松、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积极保护学生的奇思异想。这才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萌发与发展。 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就是要激发学生“问题”意识。教学中,一些教师先设疑后解疑,往往不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原因就在于教师提出的问题引不起学生的兴趣。我们应当把质疑的权力还给学生。“要相信孩子”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重要主张。质疑的氛围一旦形成,思路一旦打开,他们就会像鱼儿寻食一样去追求知识。而且,他们不只满足于课堂上质疑、解疑,还会把自己的疑问带到课外去解决,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历史教学中,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提问,二是学生的发问。 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教师的提问,要在深入研究教材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重点和难点,同时理清各部分知识的内在联系,精心设计、环环相扣,从而使学生去思考、联想、探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历史的本质,进而明白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标。例如:在讲“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先问“什么叫民族融合?北魏民族融合的重点是什么?”再问:“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是怎样?有哪些主要内容?改革有何重大的意义广最后要求列出简表与商鞅变法对比,找出异同点、加深印象。 2 鼓励、诱导、启发学生发问也是培养学生产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手段。回答问题固然是一种能力,善于提出问题更是一种能力。孔子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只有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才能激励学生创新的冲动。 三、训练学生求异思维能力 教学中,教师除了要让学生知道“是什么”之外,还要启发学生思考可供选择的还有什么。不要把学生的思维限制在“一”上,而是努力促使学生去探索“多”。如在复习《中国历史》关于中共在各阶段实行的土地政策问题中,教材只给了当时土地政策的内容、影响,没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他问题。教学中教师应启发学生思考,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大胆求异创新。在学生思考、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基础上,教师总结指出:第一,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做法,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包括地主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一时期,中共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这种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虽然是权宜之计,但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旧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中共实行的土地政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就丰富了教学内容,使结论更加科学、完整。同时教师还要充分肯定学生大胆求异、不盲从的精神。这就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意识地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课后练习宜布置开放性题目 课后练习是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考虑到不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练习题应少而精,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给学生留有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如在学习《世界历史》中有关工业革命的影响时,教师可让学生结合所学的历史、地理知识进行评价,要求学生在评价时各抒己见,但要言之有理,自圆其说。这样,不仅帮助学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这就既培养了学生动脑的习惯,又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问题教学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国内外有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了解到,在国内不仅中小学进行问题教学的探讨,就是高等师范、电大等大专院校也在探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各学科,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各个学科,也都探讨和采用问题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在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中,也有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为什么这种教学方式如此长久地、广泛地受到各层次学校、各学科教学的普遍关注?那是因为,问题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好手段、好方式,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问题教学的含义,国内外有很多论述,在当今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问题教学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表述:问题教学它是综合借鉴目标教学、结构教学、图示教学、程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模式、理论,运用摄影、录音录相、电影、电视、计算机CAI技术、互联网等最新的教学技术手段,通过问题的展示和学生的质疑问题,形成教学过程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等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素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问题教学或称问题教学法,可与其它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或融为一体而实施,也可以有单独的自身的模式结构,对于问题教学,我们不仅要探讨它的结构,更要了解它的本质,更要善于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这种教学方式。 一、问题教学的结构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结构模式,综合许多研究成果和本人教学实践的体会,我认为可包括:一、问题的生成与呈现;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这三个环节或过程,如果再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新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问题的生成和呈现 大凡搞研究的人都知道,问题就是课题。在课堂教学中,问题就是教学的内容,解决问题就是教学要实现的目标,那么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又如何提出问题呢?简言之,问题的生成就是指提出问题的背景,在什么情况产生问题,提出问题;问题的呈现相当于问题教学中的问题设计,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先看问题的生成。 问题从哪里来,古人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问题从教学中来,从学习中来,从实验和实践中来,没有学习和实践就没有问题的产生。在学科教学中,提问的权利为师生共同拥有。从问题产生的背景看,有教材内容中的问题,有背景材料中揭示的问题,有社会生活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问题的呈现,就是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与问题的提出者和问题生成的背景密切相关。在教学中,问题的呈现一般通过创设问题的情境来实现。创设问题的情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多媒体影音材料来呈现,二是通过事例的口头描述或由实验提供的事实来呈现,三是通过文字材料来呈现,而就问题提出的内容看,①通过创设情境直接提出问题;②让学生对所面临的要加以理论解释的现象和事实提出问题;③由旧知识拓展引出新问题;④从日常观念和科学概念的矛盾中引出问题;⑤提出猜想,并加以检验提出问题。由于在教学中教师常常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在问题设计时往往从以下方面去做:①围绕知识重点设计问题;②采用“模块”设计问题,即通过把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高度概括,建立本章本节知识的基本框架,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掌握了本单元的知识结构,便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每个单元的重点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③营造情境设计问题。如前所述,问题设计要营造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而且做到:一要有新意,有意义;二要有概括性,使学生掌握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三是要使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提示能够解决此类问题;④指导“学法”设计问题;⑤利用资源设计问题;⑥便于“自测”设计问题。 (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 这是介于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问题,问题有多种类型,也分为许多层次。国外有人将问题分为呈现型,发现型,创造型三类。①呈现型问题一般是由教师或教科书给定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直接性的特点,其思路和答案是现成的,呈现型问题的结构可能比较简单,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可以用一个图示结构完整的体现出来。如“试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这类问题多为教材中重点问题,一般是重大事件的背景或原因,内容与过程,结果与意义的阐述和说明,一般可将教材中现有的文字表述作为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学生一般要熟记的问题。②发现型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未提供新见解,但从学生认知个性来说,却是独立的发现,是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和思维发展,就是真正的创造和发现。发现型问题有几种情况,一是需要概括、归纳、综合的问题;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家统一等方面有哪些大的政策调整,有哪些理论创新?”二是需要分析论证的问题,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外还有比较、评价等方面的问题;③创造性问题是人们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是具有开创性的问题,是发明的先声。“发现型”和“创造型”问题都具有创造价值。这两类问题体现了提问者的自主性,执着的追求性,个性思维和开放性特点。但是,对于中学教学来说,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发现型问题,引导学生直接参与问题设计,鼓励学生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向老师提问比教师提问学生更有意义。问题教学在预习、导入、课中、课尾以至课后,学生都有权利不断提出和补充问题。尤其要鼓励学生提真实的问题,不设禁区,不鄙视学生提出问题的幼稚,真诚地欣赏学生不断 萌发的问题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和合作地解决问题。 (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 “问题解决”是在创设多样问题情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主动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并从各种途径去探究问题的答案,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特征和本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问题教学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只是解决已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新出现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问题教学的归缩是新问题的产生。 “问题教学法”在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时,有教师的释疑,也有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讨论,师生共同释疑,更有教师逐步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查资料,解决问题的探索。有人更主张把解决问题的义务由学生承担,让课堂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领悟学习方法,训练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让学生解决问题。①共同梳理提出的问题,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分清问题的结构和层次,分层处理问题;②给足时间,充分思考,促进思维的发展;③展示问题解决过程,尊重学生的创造。要以独立或合作探索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形式,抓住教材和学生理解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学生创造,充分展现思维过程,保护学生的创造权;④正视学生个体差异,珍视学生的批判。无论问题得出怎样的结论,都是学生思考的成果,都要尊重,要让学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基础上萌生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学习热情。⑤为解决问题提供设备帮助与智力支持。 “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思路,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①从教学方式的角度考虑,充分体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②从逻辑方法角度考虑,弄清问题的结构和类型,提倡解答一个问题,力求寻找多种途径,因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实现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甚至问题的答案也可以是开放的。③解决问题一般或采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或采用辨证思维等方法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教学的本质思考 “问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其智慧和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的一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准备、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该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入手。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教学正是适应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历史创造精神的培养正是历史问题教学的本质所在。 为什么历史问题教学是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手段,好方法呢,那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亚里士多德说:“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是思维和深入学习的起点。在问题教学中,问题设计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系,两者有机结合是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相统一的突破口。历史问题教学从那些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历史问题教学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灵活思维。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去寻求解决问题最佳方式和方法,说穿了就是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如果所设计的一个个、一组组彼此联系的问题群符合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水平和认识规律,并辅之以适时的启发诱导,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思维就会越来越敏捷。第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第三,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 ②深层思维。能够在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设计问题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境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培养历史思维的概括性。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从诸多个别的特殊事物中概括归纳出一般的基本规律和共性的认识,与运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去指导认识个别的特殊事件的演绎推理能力,是培养学生思维概括性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思维概括性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思维发展的基本反映,问题教学法对培养学生思维的概括性是大有益处的。 ③批判思维。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不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得到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这就是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是思维活动的内在动因,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没有批判的世界将是一片灰色。历史思维批判性的培养,会使学生在醒悟和批判中,变得越来越聪明,思考问题越来越深刻。 ④创新思维。历史创新思维培养,一般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历史总复习阶段进行。这就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创造性。思维的创造性是思维属性的最高形式,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最高形式。实际上思维活动的每一过程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每一次思维活动都应该具有创造的本质。平时我们所见到的独特的见解,新的概念,定律、公式、新材料产生,新颖的论证方法和做法等,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突出标志。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学生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方面,比如历史思维的求异性,历史思维的深刻性,历史思维的准确性,历史思维的迁移性等等。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主要通过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学生的质疑问题等形式实现。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转变中,从历史的哲学思考中,从人与自然、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中,从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发展史观及规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历史问题教学的实施方略 以“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历史问题教学,其内涵包括历史问题意识培养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同时,现今中学历史高考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高考命题已向“浅知识、新情境、热问题、重综合、重能力”方面转变,历史学习特别是历史复习,要让学生在突破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及学科内部综合和学科间的综合能力,为此: 第一,注意培养问题意识和提高自身素质。①学生质疑和教师提问要适当互补;②保护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多一些宽容,对学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及时加以肯定。把教师的信任化作学生进步的动力。对于学习中学生提出幼稚、古怪的问题,一定要持宽容的态度,要允许学生出错,允许改正,允许保留,欢迎质疑,欢迎争辩;③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开放式教学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对于拿不准的问题,要坦诚承认自己的不足,与学生共同研究。 第二,具体落实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教学。①以“问题”为引导,指导学生搞好历史学习,学习前可以书面问题的形式指导学生从历史条件,历史阶段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自我预习,检查学习效果,对于学生存在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理解,作为重点分析内容,对学生能联系其他学科知识,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历史现象,这种超书本知识范围,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教师要加以鼓励。②以“问题”为中心帮助学生形成历史知识结构。问题教学要让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分析历史,构建历史知识的整体结构,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③以“问题教学法”突破历史复习的教学重难点。现今的高考中,历史学科的知识考查以学科主干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主,这是高三复习教学的重点也是肄业班历史教学的着眼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成了教学的难点,历史教学要充分利用问题 引导学生突破主干知识,并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新情境,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思维习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培养学生对评价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方法等形成良好历史思维习惯,在评价中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等思维方式,全面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另外在对历史事件,历史文献等的比较问题中,帮助学生形成较为固定的历史比较方法与习惯,同时得出一定的历史启示,以挖掘历史的思想教育功能。在对历史事件,政权组织,政治运动等性质分析提问中,形成分析性质的一般思维角度与方法,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因素时,培养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历史的思维习惯。⑤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某一阶段、某一专题、社会热点作为问题设计的中心,既可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内部的综合能力,又可培养学生学科间的综合能力。⑥以“问题教学法”指导学生的历史课后学习。 第三,提供学生课堂教学以外历史“问题解决”的学习平台。根据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必须给学生提供“问题解决”学习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发展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建立专题学习网站,开展在线讨论,异步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如在BBS系统中建立学科主题讨论组,教师设计能将讨论逐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让组内学习推向深入。二是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碰到的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不宜在课堂上展开,根据分层教学的原则,可以鼓励学生作为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立项,然后,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我们深层次教学和学习服务,从而从实战角度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 创新,已成为时下教育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历史教学中也是如此。不少具有强烈求索和实践精神的教学工作者及时实现观念更新,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在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敢向课本质疑,向资料、老师说:“不”。这些,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些试图创新者脱离教材,学生和社会实际,违背了创新的真谛,造成历史教学中某此无序状况,表面看来很是花哨、闹热,实则让受教育者无所收获或少有收获,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表现大致有下几种:理插科打诨。课堂上开玩笑,讲佛教、讲到鲁智深醉打山门、《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厅的自画像变形之美。博得学生一惊一笑,以为这就是创新。二是滥加臧否。课堂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个人之好恶,道听途说之材料,任意评说,引起学生认识混乱,以为这就是创新。三是放任自流。课堂教学胸无成竹,缺乏驾驭课堂的能力,扔下几个问题,不加引导与指点,让学生争争吵吵,无结果而散,留下认知上的空洞或缺陷以为这就是创新。四是活动取代。有的以参观、讨论取代教学,或以“电灌”取代“口灌”,缺乏与课文的有机结合,仅仅停留在历史教学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还以为就是创新┉出现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创新教育的裨理解有误。创新教育,说到底,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发具有不同禀赋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应21世纪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不应该是勉强为这,形工序义的,而就该是贯穿教师创新意识与求实作风,精心筹划、设计与操作,确有成效的。 历史教学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短程能力的关系。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能力源于知识。试问,对基本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空都茫然无知,你能说他有历史思维能力吗?当然,知识又有待于转化为能力,单纯地提“知识就是力量”,也有片面性。知识必须经过加工、联系、拓展和重组,才能在今年内后的实践中应用于。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关系中的盘根错节、风云变幻,深长思之,仍可从古今吵外历史现象中找得巫通之外。水有源,树有根,在历史教学分明新中,必须注意知识与能力并重,舍近求远何忽视知识传授,片面强调能力的作法是不可只传授知识,不教给学生思维方法,不培养成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二是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讲继承,又要讲发展,对传统教学手段不能一概否定。实际化教学,有形有影有声,入眼入脑,活泼感人,这是创新;站在讲台上,一本书、一支笔或加一幅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师生心灵感应,产后情感受上、意识上的共鸣,这也是创新。创新的关键不在表面,而在实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堂灌“辩护。不过,我前历史教学工作者有必要在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上做文章,使自己教学更趋完美。我们不能固守传统教学方法,排斥先进教学手段,而应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不使用电化教学手段同的,可否试它一试?课堂气氛过于沉闷的,可否注适入一些新鲜空气、启疑、激疑、释疑,让教学过程式充满思辩性、挑战性、生动性呢? 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历史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因课而异,因材而异,因人而异。变化多样的教学形式往往能给学生以新的刺激感,形式活跃的课堂氛围,给学生发挥聪明才智提供适宜的载体。在这方面,不少教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创造。有的把讨论引入课堂,让学生阐述观点,说明道理,甚至围绕一些史不界尚有争论的问题,把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一形辩论。如郑和下西洋、殖民主义的后果、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都可分为辩题。不必担心学生越辩越糊涂。 在教师的主导下有序进行的课堂争鸣只会带来学生热情的高涨,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提高。 四是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历史课堂教学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总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还有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如历史教材的相对稳定与史学材料的大量涌现,信息剧增的矛盾,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的矛盾。所以历史教学分明新不仅要注重课内,还要充分利用课外,只有课内外双管齐下,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才能促进历史思维,历史创新能力的发展。这里有很多形式可供利用。如结合教学,有计划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考古遗址、图片展览等;组织学生到学校和地方图书馆借阅相关的历史资料;组织学生参加学佼、地方的历史知识竞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片评论,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演讲以及历史小论文比赛活动等。课内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主阵地,课外活动则是课内的延伸和深化。在这是,必须注意的是,课内与课外,不能成这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要努力形成契会点,要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丰富的知识是创造的先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其他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知识,就不可能纵览古今,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测未来,就谈不上创造才能的发挥。学生的知识面愈广,愈具有综合性、渗透性,其创造力普愈强。 “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我们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我们的作为21世纪建设人才的价值取向、人文素养、知识构成和能力素质紧紧相连。我们应该站在“面向现代化、不懈的追求,研究和实践历史教学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开拓出中学历史教学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广西教育学院政教系 李露） 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改进和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新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就历 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这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美德教育与现代化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它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值得注意和忧 虑的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腐蚀和毒害。金钱至上、自私自利和贪图享 受的思想，正扭曲着一些人的灵魂，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协调，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代 化建设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多地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能够适应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即适应时代需要的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不但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保证物 质文明按照既定的价值导向健康地发展。传统美德是现代化新道德的基础，是建立新道德体系的思想材料，其 内涵我们完全可以赋予现代意义，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任，对教育青少年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激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 格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挖掘丰富多彩的典型素材，寓道德教育 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可以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历史学科的特殊功能所在， 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学历史教材蕴含着不胜枚举的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极好素材，针对当今改革开放形势和青少年学生 思想的实际，我认为当前在历史教学中应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精忠报国 在封建社会中，报国往往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众多的士大夫以一死报君恩来昭示自身的气节，但更多的 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如苏武饮雪吞毡、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气贯长虹、戚继光英勇抗倭、林则徐虎门销烟 、陈天华钟鸣狮吼、谭嗣同快哉赴死，都是在国难当头之时，或为国御侮，或抗争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 然正气。从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都表 现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高风亮节。 2.天下为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如墨子推崇的“摩顶放踵，利于天下而为之”、诸 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主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国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博大胸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精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在中国历史上，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者，光耀星繁，代代相传 。从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班超立志边疆几十年，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都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3.勤劳节俭 中华民族自古褒扬勤劳俭朴的美德，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史书上不乏这方面的箴言，如“一生 之计在于勤”、“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等。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如马钧发明翻车、李春建赵州 桥、黄道婆改良纺织工具……都是劳动创造世界的生动事例。墨翟、隋文帝、王安石、范仲淹、明成祖、曾国 藩等，均可谓节俭的名人，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节俭的模范。 4.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传统意识，提倡做人要“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为事业要“废 寝忘食”。自强不息，奋勇进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志气，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住，它使我 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使我们历尽艰难而不衰亡，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战斗力。 历史上不乏前人自强不息之记载，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左丘失明而作《左传》；孙膑双脚被膑而作《 孙膑兵法》；司马迁被处宫刑而发愤十五年著述成《史记》。这些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生动事例，将激励学 生为实现理想而奋勇进取。 5.立志勤学 从古到今，炎黄子孙立志勤学的言论、事迹比比皆是。从古人的韦编三绝、墨池、划粥、悬梁、刺股、囊 茧、映雪、借书、挂角到今人的为民族昌盛而学，为中华崛起而学，其精神感人至深。立志勤学是一种民族责 任感，是人才成长必须具有的精神，也是事业成功，国运昌盛必须具有的精神。 6.仁者爱人 孔子最早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它除了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外，对于协调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起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创建社会主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要教育青少年懂得 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做到“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杰出人物热爱人民的事例，如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 ；扁鹊周游列 国，为民治病救命；林觉民“将爱你（妻子）之心去爱天下的同胞”；罗盛教舍己救人的壮举，都充满着对人 民群众关心、热爱之情。 三、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有两条：一为历史课堂教学，一为历史课外活动。这里，就历史课堂教 学方面谈些做法。 教师是历史课堂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德育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德育内容与手段 ，达到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目的。 1.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总是要通过一节节的课堂教学来完成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课堂教学的德育目 标时要明确、具体。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但才华横溢，诗艺高超，而且具有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关怀民 情等高尚的思想情操。应当以此向学生进行做人要德才兼备的教育。在制定目标时，还要注意恰当。如果脱离 了所教内容空设目标，或超越学生水平制定高深而不切实际的目标，都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2.深入研究教材，把握丰富的德育内涵 中学历史教材涉及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教师应该时刻把 “给青少年播下传统美德种子”作为己任，深入研究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教育内容，并作统 筹安排，通盘考虑，根据各个时期教材内容制订施教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任 务。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1)说理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重视说理，即人们常说的“晓之以理”。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寓教于史。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具体事实的知识对于形成观念和信念，起着很大作用”。教师在叙述历史时 应始终用丰富鲜明的事实来揭示传统美德思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知识中提高 认识，懂得道理，逐步形成有关的观念和信念。二是要启发诱导。中国古代教育家早就提倡循循善诱的启发式 的说服教育。《学记》载：“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因此，思想教育不能采取 硬灌的办法，而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中悟出真谛，在心灵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三是要联系实际。这是指针 对学生存在的思想疑虑和不良行为进行教育，但教育时要注意分寸，抓住要害。如特级历史教师蒋炳光看到一 些学生不爱惜劳动果实，浪费粮食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现象他在讲“文景之治”时，着重讲文帝提倡节俭，景 帝爱惜谷物的事例。景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蒋老师对学生说，一 个封建皇帝尚且知道崇尚节俭。爱惜谷物，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怎么能不如一个封建皇帝呢？这样 寥寥数语，就打开了学生的心扉，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 (2)情感陶冶。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们对种种历史现象 、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常常怀着不同的情感，而情感是思想品德、信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动之以情，以发自内心之情去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学生以爱憎分明的情感熏陶。情 贵于真。教师要有充沛的、真挚的情感，就得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教师要在塑造学生的同时也要 “自我塑造”。 在教学中进行情感陶冶，使用电化手段作为辅助会收到奇效。利用电化手段可创设情境，“再现”已消逝 的历史现象和人物，调动起学生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 感染和教育。 (3)榜样示范。一位法学家说得好：“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在现实生活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历来重视榜样教育，孔子常举尧、舜、周公等人作为榜样，教育弟子们 “见贤思齐”。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榜样是启发学生自我认识，促进自我教育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针对中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 结合历史人物的成长道路、创造发明、英雄事迹、豪言壮语或隐性的内容进行讲述，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可供 学习的榜样。 (4)对比分析。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进行比较教学，可以收到烘云托月的教育效果。中国历史上有对祖国对 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有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恶霸、流氓、地 痞；有为保卫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委身外敌，卖国求荣的不屑之徒；有一心为公的共产主 义战士，也有追名逐利的剥削阶级野心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可使学生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历史教学在贯彻传统美德教育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历史教师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几种新的历史教学方法 人的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交叉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耳闻目睹、口诵心维,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 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上历史课时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谨此罗列,以求抛砖引玉。 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如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 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 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的过去,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 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文”。考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的诗词《沁园春·雪》的读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由新航路的开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 是很有益处的。 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者收效甚微。我从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 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历史课的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 比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列出大事年表;以空间的转移为线索,按一定的地点、区域或国别范围来讲授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往往贯穿了整个时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与孙中山、的名字几乎密不可分;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讲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就可以知道每一种历史现象的兴衰过程。此外,还可以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为线索,分清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改革和革命),以及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和消失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来分析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如评价历史事件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一分为二 。 可见,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一个成熟的教师,其教学思路必然是十分清楚的,有条不紊的,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组织教学。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 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准“点”,以“点”带“面”。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即座标。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公元1—2世纪,西方有个罗马帝国,东方有个东汉帝国,不同的是前者是个奴隶制帝国,后者是个封建制帝国。讲到现在的“中东和谈”,就说一说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现代的几次中东战争,帮助学生分清是非曲直,并介绍一些书目让学生去借阅。这种点面交叉法,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培根有句名言:“知识 就是力量。”我们教育界有一句老话叫“给学生半桶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所以,教师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我坚持看书学习,特别是注意收看电视新闻、专题报道,阅读报纸杂志,以扩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上课时补充一些教材之外的材料。我收集资料的办法多种多样,或做索引,或剪报,或抄录于卡片和笔记本,或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作业做得好的我也保留下来。我把这些资料归纳分类,使用起来很方便。教学者,欲教必须先学,作为教师,应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相长永远是个真理。 历史课的过程教育法 整个教学过程可分为三大环节: (一)备课环节。我在实践中总结出“备课三步法”。第一步,备教材,知道“教什么”(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步,备学生,明确“为什么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第三步,备方法,掌握“怎么教”(开头、中间、结尾)。一节课上得好或坏,关键是看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二)上课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满堂灌”,搞“一言堂”,以讲授为主。我主张课堂教学应该 把重点放在搞好“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方面。“教”以“导”(引导)为主,“学”以“思”(思考)为 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三)课后或课外环节。这个环节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有两大任务:一是消化课堂教学内容,扩大历史知 识面;二是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历史教学技能。历史课外活动有多种多样,如“参观名胜古迹”、“历史知识 竞赛”、“历史故事会”、“历史园地”、“历史游戏”、“历史剧讨论会”,等等,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 又可提高学生的能力。 上面所谈到的,是我上历史课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还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是十分粗浅的。教海无涯,学无止境,十年教师工作所积累得的这些点滴经验,只不过是我在教学海洋的岸边所捡得的几枚贝壳而已。 历史教学论文:在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所谓教学,应在于学生在学校知识全部忘记后,留下的那部分东西。”那么在历史教学中留下的应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历史教学要留下的应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现结合人教版初二《历史与社会》的内容,针对初中学生普遍存在的思维缺陷(如考虑问题时容易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请记住我站域名/]从而在历史教学中点燃学生的心智,让学生变得聪明。 一、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和周围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把握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诸多因素的内在联系。例如,教材下册第五单元第三课“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中以“新航路的开辟”为中心,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背景和影响。为此,在教学中,笔者向学生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2)为什么能开辟新航路?(3)新航路开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学生思考回答后笔者进行了总结:(1)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东方遍地是黄金”的诱惑,西方各国急需向海外扩张以获取原料和市场,而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交通却被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因此,西方国家迫切要求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2)地圆学说的流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3)新航路的开辟,使大量欧洲居民移民来到美国,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残酷的奴隶贸易使黑人从非洲来到美洲,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和野蛮屠杀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衰落,亚非拉许多国家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全球联系加强了。这些都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与新航路开辟构成了因果关系。这样教学,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 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联系。例如,新航路的开辟使许多亚非拉国家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了这些亚非拉国家的长期落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等)的绵延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而八年级上册综合探究一——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中“怎样评价他们的做法”,本身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来看文物保护和旅游业、城市建设的关系。通过教学,能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问题,并把它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例如,教材下册第二单元第五课中有一段关于科举制度的对话,学生不易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有世袭、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等形式,主要可归结为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度和隋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其中科举制度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然后问学生:“为什么对科举制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了什么?”让学生从科举制度的演变中了解科举制度对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早期的科举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史称“八股文”),已成为压抑人性和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也成为钳制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同的人对科举制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根据科举制在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不同作用而言的。在这里,笔者对学生强调了一个“变”字,以引导学生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利与弊、对与错可以共存于同一事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例如,在对秦始皇评价前,笔者要求学生看书归纳出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并思考、讨论以下问题:(1)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有人说: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不可没。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3)陕西西安的“ 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这一浩大工程?(4)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他的目的有没有实现?为什么?(5)有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6)综上所述,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物?通过对以上系列问题的讨论、分析,使学生懂得:(1)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民心所向,也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同时,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宫、建兵马俑,横征暴敛,在当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因此,秦朝的灭亡也是秦朝实行暴政的必然结果。(2)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但秦始皇筑长城,凿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巩固了国家统一,对当时社会发展又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由此,我们要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不能看到他“焚书坑儒”、横征暴敛的一面就说他是个暴 君,也不能因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等就说他是个明君。 四、引导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后者才反映了事物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因为,历史事件的发 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本质往往被历史现象所掩盖,所以,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也要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历史本质的能力。例如,通过教材下册第六单元第三课“汇入工业文明大潮的中国”教学认识中国近代的苦难历程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分两条线:一条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这是一部挨打史、血泪史。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教学中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供学生思考:中国“屈辱的岁月”从什么时候什么事件开始?为什么这段历史是中国“屈辱的岁月”?地大物博的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学生进行回答后笔者再加以总括:对造成中国“屈辱岁月”的原因,我们既要正面分析列强的罪恶,也要反思我们民族自身的不足,以寻找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通过引导学生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实力、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落后就要挨打。近代史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缓慢发展,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艰难行进的过程。由于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加之近代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致使中国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进程缓慢,这又扩大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的差距。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剖析,我们看到,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挨打史,也是一部民族抗争史,中国的近代史的演变轨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和中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双重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本质。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渗透辩证法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是历史教学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必须予以贯彻实施。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文/李毅 内容摘要:历史教学互动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来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一、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 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有: 1.师生互动是一种非对称性相倚性互动。教师根据自己计划作出反应,学生则以教师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教师能引导和控制互动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学生则是被动的,被引导的。 2.师生互动是一种教师对学生实施高控制和高约束,学生对教师采取高服从和高依赖的人际互动。 3.师生互动以事物性为主,情感交流很少。 4.师生互动以传递固有知识技能为主:这种互动现状有正负两种功能。正功能体现在技能的习惯,负功能则表现在不利于学生尊重需要的满足和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上。 5.教学互动中,师生互动多,生生互动少,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则更少。 二、研究的假设及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理论假设 根据对己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教学互动水平能够通过训练得到提高。 2.影响教学互动的第一位要素是学生的特征,关键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教材的编写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教材内容量大,就没有互动的时间。 3.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可促进学生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二)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确定教学互动类型,并据此设计出5个教学互动案例。 2.以设计的互动案例为实验因子,训练师生互动能力,教师与教材互动能力,学生与教材互动能力,观察其变化。并辅以个案观察法,从定量、定性两方面分析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的影响,探讨教学互动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一、归纳教学互动的构成要素 本研究将教学互动归纳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四个方面,并以四个方面设计的42个问题,作为评价教学互动水平的依据。 二、确定互动类型,设计实验因子 表1教学互动类型的比例 表1 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首先对实验组、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无显著性差异,他们具有同质性。 2.施加实验因子,进行现场实验与观察实验组学生除正常教育外,增加互动活动实例训练,每节课增加15-20分钟,每次互动结束时,由老师根据互动表现总结、评价、强化好的互动行为,逐步提高教学互动水平。并由教师对典型互动案例详细观察记录,以便实验结束后作定性分析。 3.实验过程中的观察 根据教学互动的构成因素采用事件取样法对学生进行个案追踪观察,详细记录互动持续的时间、发生的背景、互动双方扮演的角色,互动的具体过程、典型的语言、行为和表情、互动的结果、后果、互动原因分析及评价。观察对象的选择,根据前测中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数,求出所有被试学生在互动各方面的平均数X,标准差S,每周2次课观察,每次35分钟,由指定学生记录、老师评定。 4.其他辅助方法 让实验班学生每人制作一个“学生历史小档案”,记录学生的自我评价。 5.后测: 实验后再次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实验对提高教学互动水平有效。 6.评分与统计: 将前测成绩,后测成绩填人事先制好的表格内,求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的X和S,进行Z检验;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因素在实验前、后进行差异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作定量分析,根据个案追踪观察材主料作定性分析,从而探索教学互动的特点及规律。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能力的影响 表2教学互动测量比较表 表2 由于p〈0.01,因此认为互动训练能提高互动水平。 (二)互动训练对互动水平各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3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要素实验前后比较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实验前对二组的互动各要素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经4个月互动训练,在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互动、学生与教材互动方面,二者差异显著。 五、讨论 (一)教学互动训练能够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 实验结果表明:互动训练可以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互动训练后,互动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用许多实验证明,外部剌激能使学习者发生相应反应进而习得某种行为,而影响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化。通过改变所施强化的种类、程度、频率或方式等等,可以有效地控制互动行为的学习,都是极其有效的。要卓有成效地塑造学生的互动行为,培养其互动能力,强化是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提高。 (二)教师的素质是提高教学互动水平的关键因素 教学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教师自身因素:教师应通过自学和求学等多种途径提高专业知识。如果一个老师谦逊、博学且又善于教学,学生的积极性就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就愿意学习,与教师的互动频率就会增加。另外,教师要将自己造就成值得推崇的模范,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的人格的发展和形成,用自己的性格去培养学生 的性格。因为品质优秀、素质良好的教师是一种最有力的教育手段。2.学生因素:作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增强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性。 作为教师应怎样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坚持内因为主的方法: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实施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的方法应新颖有趣。不仅要把学生的学习由“学会”转为“会学”,要让学生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要使得学生“愿学、好学、乐学、勤学、独学”,要开发学生在没人要求情况下自主学习的本领,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需要。 (2)充分注意外因的作用: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但也十分重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学习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对学习内容都感兴趣,所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应适当多一些口头和书面的表扬、鼓励和奖励,逐渐增强其学习的内部动机。应当认识到:如果只依靠内部动机,那么,一旦学习的目的达到,学习者的需要就可能衰弱。如果同时注意对外部动机的引发,学习者就会有足够的力量。 (3)注意因材施教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应注意因材施教原则,即从客观上充分考虑学生的个别特点:根据学生的个别具体情况和水平确立个人具体学习目的;要看到每个人的亮点并容许其用自己的优点去弥补其不足。 (4)创设“问题情景”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从多角度、多方位设计思考题,发展学生横向、类比、逆向、联想等发散思维,使学生不单单停留在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的表层,而且能利用现学知识,结合己学知识去创造、去探索、培养发散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比如在《“”十年内乱》中问到:“九一三”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对当时人有哪些警醒,对后人有哪些教益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通过问问题,使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 (5)正确运用比赛等形式:研究表明,人脑处于竞争状态时的学习效果要比平时的学习效果好得多。“石本无火,相击而发光。”教学实践也反复证明,学生对即使是毫无直接兴趣的智力竞赛活动,因渴望竞争取胜而产生的间接兴趣,也会忘记事件本身的乏味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争中去。为此,教师应设法把课堂变为“智力竞技场”,积极创设竞争氛围,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自学比赛活动,如抢答比赛等。 各种竞赛活动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变苦学为乐学,使学生大脑处于高效率的最佳学习状态,能有效地提高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率,同时培养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竞争意识。 第二、学生间的互动: 1.学生间互动的类型: (1)全班教学法:此方式能使学生动脑、动口、动手、专心致志、主动学习,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2)个别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宜采用此法。 (3)同桌活动:此方式适合于简单的问题。 (4)小组活动:此方式适合于有一定难题的问题。 2.学生间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内容上:学生只有面对自己熟悉的材料才会产生讨论和探求的兴趣,才会有抒发自己感情和观点的需求,也才会有话可说,并在积极参与的活动中获得历史知识。因此,教师可事先就所学习内容提供相关的讨论话题,让各小组选择;如果学生对教师预设话题不感兴趣,也可以自拟题目。 (2)时间上:老师用多少,学生用多少,学生间的互动又用多少,什么时候进行学生间的互动,都应充分考虑。只有保证学生的互动时间,互动内容才会有深度,否则只能停留在表层,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在互动中,如果有的小组已提前完成任务,教师应将事先准备好的话题布置下去,而对有可能超时的互动要给予及时提醒。另外,也可通过教师与学生协商时间来确定。因为通过磋商有利于学生增强监控意识和责任感,并提高互动中学生的参与率。 (3)要创设偷快、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或诙谐的话语增添轻松的学习气氛,只有在放松状态下,学生才乐于参与,学生的互动才会更加有效。另外,教师在表达语言时,语气要自然、态度要真诚,这样师生间的距离才会拉近,学生也会高昂、无拘无束,学生间的互动也能在亲切、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4)要考虑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组:由于学生性格不同,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也不同。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可将学生分为以下六类:努力学习型、默默无闻型、社交型、附庸型、游离型和厌学习型。由于学生的性格不同,参与互动时也是不均衡的,厌学习型是由于基础薄弱,想参与活动却又力不从心,为掩饰内心的自卑而置身事外导致厌学,这样的学生如果和努力学习型的分配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些。默默无闻型由于性格内向,喜欢自己琢磨,喜欢独处,不善于在人前发表意见,他们有能力说,有的甚至还是学习尖子,但不善于争取机会,即使听到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也不加反驳,因此他们如果和社交型的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5）要向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料：比如可适当准备与教学相关的图片,学生通过图片更易于掌握知识,更促进学生间互动。教师还应提供与学生互动内容有关的补充材料,使学生自如地表达相关内容。同时,还可以提供因特网网址和报刊杂志等。 （6）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在分配好小组后让学生参与互动时,教师本人并不是无事不干,而是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点拨,例如引导学生围绕课文中心发言,不要离题太远。尤其要关注厌学型学生在互动中的表现,让他们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互动中还可把学生的重要观点或创见写在黑板上,这样可使学生受到鼓舞,并起到引导作用。 (7)要有评价:对小组互动,不仅要有整体的评价,对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可作适当的评价。对互动结果要及时展现并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加其完成学习任务的责任感。 第三、教师与教材的互动: 1.教师要利用教材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教师在选择教材内容时,要把历史学习和生活经验相结合。教师可以通过采访、个人访谈或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所敬佩的人、所喜欢的历史事件。了解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和技能基础及其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再做进一步的迁移,将教材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能有利于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同时也帮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处理日常生活实际问题。 2.将教材内容以媒体方式呈现: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巧妙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媒体,丰富学生的视听形象。教学媒体包括录音、录像、挂图、投影、电脑等教学手段,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起到调节情绪、设置氛围、引人入境、诱发联想的课堂功效。例如:在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编辑了部分录像,在学习《“万方乐奏有于阗”》中,还将选取六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彩色打印出来,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学生与教材的互动: 学生根据教材内容通过各种表现方法来体现教材的内容。如:对内容生动的课本剧可让学生表演,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满足其表现欲,如介绍满族的礼仪“打千”；再如,学生通过写论文等形式来学习教材内容,使 知识学以致用,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努力学习型的学生,可让他们自己定任务,自己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与策略,然后,让学生自我评价互动参与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等,以培养其自学能力。(三)互动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是指人在形成自我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内化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进行自我控制及表现其社会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从根本意义上发展学生的交往能力,从而有利于其社会性的发展。 总之,课堂互动方式多样化,教学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一种方式都用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组织互动,要科学地组织互动,才能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 （浙江省丽水市 孙龙基 胡群英）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认真落到实处。乡土 历史教学则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乡土历史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受祖国教育的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加里宁说，“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 识自己的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此话很有道理。 几年来，我们从听课中发现，中小学生对乡土历史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山水草木，人 文景观，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一般都有深厚的感情。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把爱国斗争进近了，把爱国人 物讲亲了，使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家乡与祖国 联系得更切实，更紧密，培养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明天和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可以使初二《社会》课的教学内容更具体、更丰富。如学习《社会》第三册第 七章《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重要的水利工程”一目，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参阅丽水地区乡土 教材中《浙江省最早的水利工程——通济渠的修建》一节。让学生知道，通济渠是处州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丰 碑。1400多年来，它一直在发挥作用，使碧湖平原成为丽水地区最大的粮仓。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章时，教师可讲述乡土历史教材中的“方腊起义与处州人民的斗争”、“处州人民反对金、元贵族压迫的 斗争”、“处州叶宗留起义”和“处州人了抗倭斗争”等内容。近现代史部分中可联系讲述的就更多了。它由 近及远地使学生懂得，处州人民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学习《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 内容时，教师可联系乡土历史的相关内容，说青瓷、石雕，论宝剑、香菇，评述这些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 为祖国赢得声誉的工艺品和特产时，学生会激荡一种民族自豪感。学习《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章时，乡土 教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无论是处州籍的还是外籍文人学者，都为处州创造了光辉的科技文化成果 。学习这些内容，会使学生激动不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自然会在学生中潜滋暗长，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情感培养，是空洞说教所无法替代的。 近在本乡本土的许多历史文物、遗址，可供学生参观、考察，有些史实还可以让学生调查访问，从中得到 一些感性知识，培养学生的情操。丽水地区七县二市，著名的名胜古迹有64处，重要的纪念地、烈士墓8处 。如缙云的仙都、丽水的南明山、青田的石门洞、庆元的西洋殿、松阳的延庆寺塔，龙泉的九姑山，云和的龙 眼洞、景宁的时思寺、遂昌的遗爱寺以及牛门岗新石器遗址、大窑青瓷古窑址等都名闻遐迩。青田的同 志题词纪念碑，景宁的李振彪烈士墓，青田、龙泉的革命烈士陵园，丽水厦河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等都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通过历史考察和调查研究，增强了历史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了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感。 乡土历史是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材料，切 实搞好乡土历史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丽水地区虽然地处西南山区，但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长中占有一席之地。早 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处州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令人瞩目，可谓是“人杰地灵”。 杜光庭（缙云人）是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虬髯客传》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南宋著名学者鲍彪（缙 云人）著作颇多，主要的是《杜诗注》和《战国策注》。南宋龙泉人叶绍翁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诗句，富有艺术性和哲理，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松阳人张玉娘是与李清照等齐名 的南宋四大女词人之一。南宋时著名的医学家、青田人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源论粹》一书，创立“三因极一 ”学说，对中医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元末明初的刘基（青田人）学问渊博、才智非凡，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朱元璋征聘的“浙东四先生”中除了刘基，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也都是 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对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朱明王朝起了重要作用。明初著名学者、龙泉叶子 奇的《草木子》是我国著名的笔记之一，它对研究元末明初历史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过乡土历史教学，应让学生明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丽水地区畲汉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压迫斗争 。如北宋方腊起义时，霍成富、陈箍桶在缙云举旗响应，后壮烈牺牲。为反对金、元贵族的压迫，缙云人詹友 在靖康之难中忠贞殉国；丽水人姜绶忠贞不屈，被金人杀害。丽水人刘倚友在东京保卫战中英勇牺牲。遂昌人 龚楫战死和州，名垂史册。龙泉人何志同、鲍廉，青田人林融、季文龙，缙云人曹天骥、曹天骏兄弟都为反对 金、元贵族压迫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近现代的乡土教学更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太平军两次进军处州时，爆发了陈二麻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 赵起为首的金钱会起义，有力的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丽水地区兴起之时，处州爆发了 以会党为中心的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 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成立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使处州革命斗争生气勃勃，刘英、粟裕等英名永远留在 丽水地区人民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曾分别前来我区视察和慰问。还为 青田东源小学的创立作了“中华民族新希望”的题词。 丽水地区虽是山区，但处处有宝。龙泉宝剑“寒光逼人，削铁如泥”，是闻名全国的工艺品。它名扬四海 ，在1915年巴黎博览会上得过奖。青田石雕饮誉国内外，它作为商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妙绝 伦的石雕代表作如《葡萄山》等，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瑰宝。“山珍海味”之一的香菇源于我区的庆元县。 庆元县不仅是中国香菇种植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香菇种植的发源地。龙泉青瓷是我国青瓷的代表，有“薄如纸 ，明如镜，青如玉，声如罄”的美誉。通过教学，我们可以启发中小学生立足家乡，放眼全国，胸 怀世界，促 使他们树立为建设家乡美好的明天和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近几年来，我们要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结合统编教材认真使用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浙 江省丽水地区义务教育乡土教材·历史》，并列入结业会考范围。据我们了解，全区绝大多数学校都能按此要 求授课，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绕有兴趣。庆元县屏南镇中学成立了乡土历史兴趣小组，在历史教师指导下举办 专题研究、报告会，联系实际进行乡土史调研活动。该校陶学海同学撰写的《地编乡土教材〈历史〉的点滴争 议》一文在1994年地区中史年会上获得好评。1994年丽水市城关镇举办乡土历史知识竞赛，多数学生 参赛，实际上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995年11月，地区教研室召开了一次乡土历史教学研讨会，动 员历史教师利用乡土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乡土历史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历史教学论文:关于在历史教学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一、让学生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 我国是人类祖先最早发源地之一,同埃及、印度、巴比伦一起被誉为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带着她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直到今天仍是奋斗不息,前进不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四千年之久,我国不仅历史悠久且还有灿烂的文化。通过向学生进行祖国悠久历史和辉煌灿烂文化传统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结合我国已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它将为经济的繁荣,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从而使学生坚信祖国“四化”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再现祖国的辉煌。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古人云:“人无志不立”,我国古代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功在边疆的远大志趣,东晋时祖巡从邪闻鸡起舞”,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收复中原的代表人物;南宋的岳飞从青少年起就有“精忠报国”之志,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抗金将领而名垂史册。 到了近代,首先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天国”理想,其次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力等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等等。 到了现代,更是有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等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不息,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运用英雄人物和革命老前辈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顽强斗争的生动史实,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它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树立起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精神。 三、进行忠于祖国,为维护祖国尊严和统一的爱国教育。 祖国的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各族人民从古到今都为这一 主流和不受外来侵略,进行着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统一的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愈到后期统一的时间越长,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统一对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的统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史。在凶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如果不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和英勇反抗,中国在侵略者的屠刀宰割下,就会完全陷入殖民地的深渊。正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形成一条坚韧牢固的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团结战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自“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运动到八年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平定了达赖叛国集团,赢得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又一重大胜利,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地提出对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目前香港、澳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在台湾问题上,去年1月30日,主席发表讲话:“作为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无论是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也好,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谈判也好,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双方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述这些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光辉范例和生动的史实,充分说明了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我在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中,深深地感到:只要有针对性地选取素材,突出重点,是能够通过历史长河五彩缤纷的生动事例给学生以启迪,在他们的心田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并引导他们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历史教学论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门既深刻严肃又丰富生动的学科,如果我们只注重了它深刻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丰富多采的一面,只注重了它严肃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生动活泼的一面,则往往会使学生对历史产生退缩、畏难、回避的情绪,从而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充分调动各种有效手段,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是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情绪的重要因素、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前提条件,而创设学习历史的情境则是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手段。那么,如何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和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呢?让我们来共同努力,探讨一条让学生参与历史、亲近历史、学好历史的路子。 一、营造学习历史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主动和愉快地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是激发学生灵感的源泉。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学校、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是人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培养的。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对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和饱满的学习情绪,主动、积极地从历史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铸造人格,提高素质。所以,教师要让学生以极高的热情、极大的兴趣投身于学习、参与教学。课堂教学的主体——人(教师与学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体。在教学中,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氛围对于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设学习历史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 动机是指激励人们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所以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在教学中我尽量利用各种手段,创设引人入胜的意境,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从而使学生产生参与探究的动机。一开始学生们还有一些胆怯、害羞心理,站在台上不自在、别别扭扭的。那么,如何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摆脱这种心理,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呢? (一)、注重教师情绪对学生的影响 由于教学内容的严肃性和认知上的距离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情绪状态尤为重要,稍有懈怠,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气氛低沉状态,因此,在实际中我非常注重调整自己的教学情绪,让自己在精神饱满、情绪振奋的状态下进行教学活动。只有当教师自己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学生才会处在一种兴奋的情绪状态下从事学习活动,并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激起他们参与的动机。当师生在教学中形成了良好的情感心理场,课堂教学就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师作为一种专业素养的情感调控能力外,教师生动的教学语言(包括体态语言)的运用对课堂氛围的创设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积蓄好自己饱满的教学情绪,认真设计好自己的教学语言,并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加以发挥运用,这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备条件。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学到英国侵占我国香港时,让学生搜集有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实现的事例;由于事例是学生自己找的而且受到老师的信任和赞许,他们有一种“成功”感,而其他学生也萌发出“欲与他人试比高”的情绪,学生的参与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如学习《》内容时,我引导学生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辩论,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对于有些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重难点内容我先布置学生回去看课文、看课外书、查资料,上课时可以让学生带着资料上讲台当“老师”给其他学生们讲解,我一般针对同一个重难点要找几个学生带不同版本的资料从不同方面去讲解,我在边上只起“导演”和“旁白”的作用。这种方法既能够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重历史作业的创新 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的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我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在高中文科 历史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诱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把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巨大学习潜能 开发出来，是不断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教育面向现代化，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的今天，改变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法，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学生身上，把提高学生素 质当作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当务之急。笔者就此浅谈在高中文科历史教学中的几点具体作法。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在教学实践中，我依据“双纲”（即《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考试大纲》），认真钻研课本， 把课本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章、每一节的具体要求和通过学习应该达到何种程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心中 有数，目标明确，既能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便于学生检查自己学习效果。 二、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课本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课本中的大字部分，是历史课堂教学 的主要内容。当然，对于小字部分和一些图表，也必须指导学生去阅读，这对于加深理解主要内容及拓宽学生 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就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内容，归纳材料中有效信息 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我在近十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体会到教学中通过对课本的大字与小字、文字与图 表的联系贯通，引导学生多思、多问、引伸和拓展，充分利用课本中智能因素，对掌握基础知识和提高能力大 有好处。 然而，许多学生却不重视或不知道应怎样重视课本。特别是在复习阶段一些学生认为自己对课本内容已经 熟悉了，于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看社会上搞来的一些复习资料上。针对这种情况，我除对学生进行反复 说明外，还利用课本上的有关内容，编制成一些问题，以此督促他们认真阅读课本。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 下册第一章第三节中，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四个材料，我设计了如下问题： （1）四则材料反映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持何态度？ 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2）结合材料，说明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的原因。 （3）你对的上述言论有什么看法？ 通过设计问题，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本提供的有关材料，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课本 主要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此外还可设计一些问题，使学生在阅读课本时，注意挖掘课本内容 中的隐性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的能力。如： 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应该是：（1）“公车上书”（2）强学会成立（3）《中外纪闻》的创办（4）维 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 此题的正确答案是：（1）（3）（2）（4），而许多学生认为应是（1）（2）（3）（4），出现这一错误 就是由于忽视了课本中的“强学会成立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这句话。所以“《中外纪闻》 的创办”是早于“强学会的成立”的。 另外，还可将课本中的习题、思考题拿出来让学生做或对它们稍加改动再让学生完成等，以此来教育学生 重视课本。 三、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讲完一个章节内容，学生可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让学生把疑问提出来，交给全班讨论，教 师只在一旁作点拨、引导、启迪工作。对于学生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我根据具体情况给学生予以答复 或提示，必要时则给予个别辅导。 实践证明，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其印象是很深的，记忆也牢，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重要方法 。 四、要求学生作学结 在每讲完一章、一单元及一本书之后，我总是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小结。写小结实际上是一次重新整理与 复习已学内容的过程。学生们很可能在写小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以前没有认识、理解的问题，以便弥补缺陷， 并把分散在课本中的知识加以系统化，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此目的，我常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带有 总结性的作业，让学生完成。如“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中共为克服困难采取了哪些 措施？各有什么作用？”又如“我们应如何理解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危机四伏”等等。 另外在课堂上每讲一道典型例题或习题，或评讲试题时，也可让学生进行小结，其内容可包括：（1）题型 及演变；（2）解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3）多角度解题思路的方法；（4）题目的改编、联想、引伸、拓宽等 。这样做可使学生的智能得到相应提高。每次测试之后，我还都要求学生对做错的答案一定要改正或重做，并 且一定要求学生认真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认真讲评，然后让学生制定今后复习的计划。 五、让学生讨论似是而非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答题过程中，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通过课堂讨论、查漏补缺，就能 澄清概念、明辨是非，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问题。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问题，就要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欧风美雨’的 产物？为什么？”对此，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本，认真分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结合思考题，进行自 由讨论，各抒已见，然后由教师加以点拨，引导学生得到正确的解答，这样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 合分析的能力。 六、让学生分析错误 学生在认识和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学习中的正常现象，教师的 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剖析 错误，纠正错误。实践告诉我们，剖析错例往往比正面讲解印象更深。 所以，对于错误，特别是大部分学生易犯的典型错误，一定要认真剖析，让学生不仅要知其错，更重要的 是知其所以错，使学生在纠错过程中学习提高。 总之，正确树立“学生主体观”的关键在于教师转变观念，备课中结合学生的实际，分析学生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就能明显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指导----自主学习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历史教学的任务集中体现在:认识素质的教学和意向素质的培养。本人试就认识素质的教学,谈谈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首先,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作用的思考。当前,教育机制已全方位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学生会不会学习,不只看他掌握了多少的知识,还在于看他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可是现实中,许多教师仍热衷于对教材讲到、讲全、讲透,恨不得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这对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由传授型向指导型转化。 其次,对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地位的思考。学生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其自身的积极性,在于其内在的积极因素。教师应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参与,发挥其主体作用,实现自主 ---- 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评价等。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做到在教师指导下,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它旨在调动学生的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师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课堂氛围。根据初三世界历史的教学实践,我把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应用为 “ 三读、两讲、一练 ” 。 “ 三读 ” 指的是:学生速读、精读、复读。 “ 两讲 ” 即学生讲、教师讲。一练指的是课堂上学生的口头、书面练习。 一、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 历史科难以挤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因而合理安排每一节课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下面按组织教学的顺序进行说明。 1 、速读 ( 1 )内容:要求学生进行全文速读,着重放在教材的大字部分。 ( 2 )阶段训练: A 、教师带读约一个月 8 课时。带读方式有两种,一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默读;二是对重点的或较短的目集体朗读。通过朗读,教师既可纠正读音 ( 尤其是古今音.异 ) ,又可使学生加深领会教材。尤其是起转折、递进、总述及感情色彩的部分。此为动口阶段。 B 、教师导读约二个半月 20 课时。教师指导学生学会做标识,如时间下面划波纹线,地点下面划横线,人名下面划小三角号等等;教师指导学生如何理解各自然段的大意,并理解段落之间、层次之间内容的关系,此法与语文教法有相似之处。目的是使学生初次选择有效信息。此为动手阶段及向动脑阶段过渡。 c 、学生自读。即自我学习阶段,此为动脑阶段。完全由学生自我学习,选择信息,自行识记、理解,并能够初步了解哪些内容还不明白,还想了解哪些。 2 、学生讲。 这一环节,教师能了解学生学习、初步掌握的情况,弥补了教师备课中对学生学习能力预见的不足,为教师全面性、针对性精讲提供了教学出发点。 (1) 要求:学生敢讲、愿讲。学生能讲、会讲。 敢讲、愿讲的关键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的问题,敢是勇气问题,要求大胆发言,愿是主动问题,要求积极发言,敢和愿都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实现意志。因此,如何使学生敢讲、愿讲,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呢 ? 教师应尽量多表扬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信心、勇气,使学生感觉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哪怕是做好一道题,改正一个缺点,讲出三、五句话,对学生的微小进步都要给予表扬、鼓励。这样,学生就没有心理负担、不会担心讲错,不会担心被同学取笑,就能推进差生,促进优生。 能讲、会讲的关键是能力大小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 “ 讲 ” 的方法、技巧,如何使学生能讲、会讲.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呢 ? 教师应先制定小目标,难度小,学生较容易达到、逐渐由易到难。最后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达到表达流利,又有科学性、精炼、准确的目的。当学生讲的时候,教师在组织、用词等方面做画龙点睛地指导。 (2) 阶段训练: A 、列举、讲清基本史实,如《古代希腊》一课第二目 “ 欧洲最早的文明 ” ,学生能讲清: a .希腊早期文明是欧洲最早文明; b 。古希腊主要在希腊半岛上; c 。希腊文明渊源于爱琴文明; d 。后来,因为外来力量,爱琴文明没落了。对图表、材料方面的信息,学生讲的能力还待提高; B 、准确地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如《欧洲早期封建国家》一课,学生能准确地讲出: a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5 世纪末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玉国; b .法兰克王国到查理在位时,建立起查理大帝帝国; c .查理大帝帝国在 843 年被查理的三个孙子把帝国一分为三,这三部分后来分别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C 、准确地阐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准确地阐述历史事实的本质、特征、规律趋势,阐明史实之间的关系,等等。如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的阶段特征可分为: a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英、法、美三国先后成功地用革命暴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成果。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规律的特征上,体现为相似性和差异性。封建制度衰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b .民族解放运动。 c .国际关系。 (3) 在组织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时间上的安排。学生回答离题太远时,教师应肯定其积极性,同时用委婉的语言尽早让其停止;学生照课文念时,教师须鼓励学生对课文内容要有所选择。 二是教师要有耐心。学生的认知水平出现差异,总体分析能力处于浅表层次,不能急于求成。 3 、教师精讲。 通过学生讲这一环节后,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状况有所了解、就可以对学生进行矫正、指导。教师的讲是精讲,既要分析精辟、透彻,又要富有历史学科的语言特色。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书面、口头。 (1) 指导学生建立知识框架体系,揭示知识内在联系,这可以由板书来实现。 (2) 指导学生进行精读,加深对知识的记忆、理解。 教师在备课阶段对教材进行剖折,把握知识内容的核心关键所在,用简明、富有启发的语言进行指导,但对重点的字、句、段,必须逐字讲清,逐段过关。 教师在精讲中,时时要以学法的指导为重。如应用马列主义观点。例:用阶级的观点评价《汉漠拉比法典》,但也要用辨证的观点来评价。如何识图,如何以图说史,如何以史说图,图史因果互证。又如纵横比较法、跨学科法等等。每一种方法的指导,都应依托教材的原文,逐步深入指导,切忌急于求成。 教师在精讲中要有全面性和针对性。全面性,指的是基本要求,如上述之 (1)(2) 。针对性,通过备课中对学生的预见和学生讲的情况出发,针对学生的薄弱之处进行精讲。 有一点应该注意,不能认为教师讲的越少越好,只讲知识条理、框架,这样就没有把握历史学科的特点,一节课就没有 “ 血肉 ” ,没有激情,更没有韵味了。 4 、精读。 教师在精讲过程中,对精读提出要求并对学法进行指导,之后学生展开精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为教材中的难点。 同时,学生的精读也应集中在重点内容。 5 、练习。 练习可分为两部分,口头语符练习,书面语符练习。 (1) 口头语符练习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 “ 学生讲 ” ,前面已述,在此不重复。第二阶段即全课讲完后的练习。阶段训练:巩固、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口语表达的流畅性、正确性、及自我实现意志。我 设计的题型有: 请你谈一谈 …… ;请你说一说 …… ;假如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将怎么办 ? 如果你是某一历史人物、你将怎么做 ? 这种问题类型比较新颖,学生的主动性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2) 书面语符练习 目标一:培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运用书面语符表达的正确性、唯一性。这主要在选择、填空、判断、改错等类型题。 目标二:增强培养历史的观察力、感知力、简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初步运用史论、史观的能力。这主要运用于材料题、问答题、评述题。 6 、复读。 上述各环节结束后,不妨让学生闭目凝思,思考哪些已掌握。哪些未掌握,随后翻开课文复读。要求学生细读和比读。细读指的是学生全面地阅读课文,实现再次巩固基础知识、进一步达到掌握知识的框架结构。通过比读,实现知识迁移、能力提高、掌握学习方法。 二、总结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基本上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发挥起来。精神状态方面,学生乐于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态度方面,学生普通积极主动。学生爱上历史课、觉得上历史课是一种享受,并进而树立了对初中历史学科的正确态度。同时,学生的认识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当然,要做到这些,作为老师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全盘统筹,所以非常不容易。其备课量非常大,一是要备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你的教学才能分步,分层次进行,二、是对教材熟悉,如果对教材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其重难点,你也无从下手,那么,只能又走上传统的依样画葫芦,满堂灌的老路。 在实施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要真正地落实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指导为主导,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跟老师扎实的专业文化知识及统筹全局,驾驭课堂全过程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表现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重难点的讲述,学生讲练结合,板书的精心设计及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都有重大的关联。经过一个学年的实践,我认为这种学习还是很受学生的喜爱,也认为是确实可行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历史教学论文:试论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之中 （福州一中 林树中） 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与教育就如江河与水流一样地共存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历史教育在人才素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历史教育的 功能，使历史教学对促进人材成长，素质形成起更大的作用，现就历史教学在中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及紧密相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过去，我们对历史知识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如何认识它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优势作 用，却思考得比较少，认识得很不够。全面发展的教育首先要从具有全面的基础知识开始，历史教育具有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的优势。 我们说，学生的素质提高是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言：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审美情趣，劳动 技能以及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素养等，标志着学生素质的总水平。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历史教育具有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是深入探讨其他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它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 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 关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 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初中教材还介绍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 《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等科技巨著。高中教材则用三章的篇幅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 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 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 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 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它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历史学科教育，对德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政 治和阶级观点教育是极好的教材；有多少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是其他学科 所不能替代的。至于进行思想教育，那就更加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在全部历史课程的每个课时以 至每个环节之中。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 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 ，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心理素质。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两部分。智力因素通常指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它们与智力活动的直接效果有密 切关系；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其余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信念等，这些因素虽然 并不直接决定智力活动的成果，但它们的作用，却深刻地影响着智力活动的程度、效率，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指 向与成败。 学校历史教育要明确地提出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任务。 对于发展智力，历史教学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历史知识的记忆信息量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光是 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就浩如烟海；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由此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复杂，也是过去任何时 代无法比拟的，这样，如何记忆历史知识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也不主张 把大脑变成信息库，我们主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有关记忆的心理常识，如遗忘规律等，并结合历 史知识特点，总结出符合学生自己记忆特点的记忆方法来，提高识记效率和保持能力。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是 学习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必要条件。 第二，学习历史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历史教材是以文字为主的 信息载体，概括性的文字叙述较多，如果能够依据文字材料的揭示，在头脑中想象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将会更 真切地感知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就要借助于历史教学发展他们的再想象和创造想象能力。 历史教学对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很有效，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说了。 中学历史教育也存在着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有利条件。历史教育由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生动的故事性 、强烈的感染力，并 能为学生树立典范，对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效尤前人，做个品德高尚和有作为的人无 疑是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 二、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是当务之急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爱国主义者。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民族英杰都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历 史教诲。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原动力。历史教师应当恢弘 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心有全史，胸存“底本”，这是对历史教师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不是孤立的 ，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制约的。历史教师必须做到心有全史，才能把历史讲通 、讲活、讲准。否则，就会把历史讲成一些孤立的点的偶然聚合。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告诫学历史的人，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中去。不通全史，只求专深，就是自我禁锢。学史者不可如此，教史者 更不可以这样。胸存“底本”，也应引起我们重视。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心有全史，不是靠东点西戳来拼凑“全 史”的，要有一个扎实的“底本”。 熟读史籍，驾驭史料，这是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要籍往往是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原始记载，因此它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材料。历史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引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而 应熟读一些中外历史的重要书籍，在熟读历史要籍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对各类基本史料的识断能力，通晓史籍 、文献出自那种立场、观念的人之手，从而能驾驭史料，辨析真伪。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改削，而每一次增删改补都引起一些历史教师的不适应。究其原因，最根本的 是由于一部分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心无全史，胸无“底本”，对史料不熟悉。 有人采取下述程序，进行进修，得到了实效。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以翦伯赞编的《中国史纲要》为主线， 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主教材，以东北师大编写的《先秦史》、《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等断代史为第二教材，再选择几本近年来最新科研前沿专著，如赵恒烈、王铎全编的《历史教 育学》，周发增、张显传等合编的《历史教育学新论》作为辅助读物，在此基础上，再究读中学教科书，一定 会有更新更深的体会。 此外，如有余力，还可以先读断代史、通史参考资料，辅之港台专著；进而读通史纲要，辅之以各种史学 期刊，最后多涉猎最新的科研成果及论著，然后再回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来，融汇贯通，启迪自己的思想，激 发学生的想象，从而就能使历史教学走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怪圈，真正成为涵养素质，启动思路 ，展望未来的教学相长的生动课程。 第三，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改革开放时代，各类科学迅速发展，分支学科 日益增多，历史教师应尽可能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如语言文学、艺术鉴赏、历史地理、历史美学、历史心理 学、历史统计学等等，以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 历史教师上课要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历史教师来说非常主要。历史教学强调教学语言的直观性，对 主要事件要叙述得鲜明、生动、形象、吸引人，这都有赖于历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什么有的历史教师讲 课水平高？除了他的理论与专业方面的根底之外，语言文学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历史教师要讲清每个时代的历史，要引导学生 学懂弄通历史，就不能不掌握各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流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懂哲学，就很难 讲清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懂经济学，也讲不清凯恩斯、罗斯福。历史教师要学 哲学、学政治、学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讲通一些专业史，才能将历史当科学来讲授。 历史教师还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常识，讲不清科技发展史，势必讲不清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也讲不清与生 产发展相关的其他历史现象。历史教师对此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会出现知识性错误，甚至闹出笑话来，反之， 历史教师具备科技方面的素养，将会使课讲得更生动、更具体、更准确。 如讲原始社会，在讲到尖底汲水瓶时，可说明虽然他们不懂是重心原理，但在实践中已在运用。又如讲述 鉴真东渡日本六次未成功，教师可结合当时还未发明轴承，帆是固定的，不能随风向变动而改变帆的方向，所 以才屡渡不成；依此推之，空海入唐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历史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因此，历史教师应当有较广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 第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教育理论修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赘述了。 历史教学论文:论世界现代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世界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1917年11月7日，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先突破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同志精辟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决定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完成这个伟大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过渡的形式、途径、方法和速度也有所不同，不会按一种模式同步前进。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年轻的、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当前世界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国际上和各国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可以从世界现代史中找到它的渊源，通过世界现代史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历史进程的全貌，它不仅是历史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材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向。 世界现代史中，有许多革命导师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马克思在1852年就明确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列宁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列宁驳斥了对苏维埃政权“损害民主”、消灭民主”的无耻攻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⑤而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本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⑥在教学中，应结合史实阐述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生动教材。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都参加了革命，有的还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因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各国革命先后失败了。而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革命得到巩固。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重要！又如德国十一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革命政党，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低估了党的作用，没有与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因此，在革命爆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战斗政党.斯巴达克联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正如列宁所说，这是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危险。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但毕竟为时过晚，没能提出明确的纲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致使革命的成果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这些确凿的史实，在教学中如能予以运用，必将加深学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 在教学中，还可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教育学生。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但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没有卷入经济危机，而且经过1928——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苏联实现了整个技术改造，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工业产值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通过这“三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曾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模式”有不少弊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各国的情况。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符合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离不开它的国际环境。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要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深入领悟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影响波及整个世界。19世纪30——4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首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有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到的80年中，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 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曾信仰过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但历尽千辛万苦，结果都失败了。这就是中国旧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范畴的民主革命的结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当时能在中国广为传播，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重要的是它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签订和约问题。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将各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中国人掀起轰轰烈烈的。1919年6月28日下午，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在人民反帝怒潮的压力下，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严正指出，“大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公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156、157、158条款，莫如不签字。……舍此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正”。⑦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舆论界普遍支持中国，美国议会最终拒绝批准和约与此也有极大关系。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两年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出现了“新世纪的曙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屡遭挫折后的彷徨之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建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确定“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沉重打击。危机不仅激化了资本制度固有矛盾，而且导致了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日本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进而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主力，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斗争，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某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力图操纵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影响达到顶峰，美国妄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独占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中国的又一次内战。但是，美国没有力量控制中国事态的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兴起，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支持亚非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世界的局面。 通过分析研究中外历史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认清国际上各种势力是怎样促进或阻碍我国历史发展，认清我国国情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对我国的国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教学中可以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达到思想品德教育的良好效果。各国人民都为历史的进步、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化家等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使他们热受真、善、美，憎恨假、恶、丑。至于为祖国而献身，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更是陶冶道德情操的极好材料。世界现代史教学，还有助于人们敏锐而又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转换的潮流，在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时说过：“历史的道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⑧这说明正确的历史观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现代史教学就是用历史科学武装学生头脑，帮助他们选择人生、展望未来、坚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迁移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法是学习能力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教学中的迁移法应结合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特点历史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来进行。它不仅有助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而且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 教材知识点之间的迁移结合 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纵横联系互为因果的。正因如此,《全 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要注意历史知识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特别要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历史的发展有纵横两大坐标“纵向比较主要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不同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横向比较主要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学习历史必须瞻前顾后、顺推逆溯。在介绍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可引导学生追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书写材料,分析龟甲、兽骨、竹木简、丝绸 、麻作为书写材料的缺憾之处,进而认识到每一项发 明创造都要经历一个艰辛的积累、总结过程,这是纵向联系;同时还可介绍在我国造纸术外传之前其他国家的书写材料,以及造纸术外传后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深刻影响,通过分析比较,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横向比较。纵横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有效迁移,既可“温故而知新”,又有利于新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二、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迁移结合 “历史学科 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文化、教育、艺术、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历来就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对历史材料的阅读、理解和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功夫;解释历史事件 ,分析历史现象,评价 史人物离不开政治理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多厨史空间概念离不开地理知识。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融合一些边缘学科知识,尤其是政史文的有机结合、渗透和移植,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介绍百团大战时,恰当地联系语文教材上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地道战》、《小英雄雨来》等篇章,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 日本侵略者”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l945年 8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内容。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他透彻地说明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的切人点。为什么亚非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大河流域?为什么资本主义最早萌发在意大利?为什么中国上古时候种桑织绸非常发达的北方,到现代早已成了“明 日黄花”?为什么曾以生命之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在今 日竟被视为 “中国的忧患”?这些问题深刻说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用唐朝的着名哲学家刘禹锡“交相胜 ,还相用”的话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历史教学中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迁移,一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则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历史与现实的迁移结合 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是人们了鳃自己的社会,理解变化与延续的唯一途径。“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反省自我、认识 自我和超越 自我;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预见未来。闲此在历史教学 中适时引入一些“热点”问题,能更好的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如我在专题复习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时,是这样导人的:先为同学们转述白岩松说过的一件事: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时曾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一个英国小姑娘不解地问她的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圣火?年轻的母亲回答说 ,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此时我转问同学,真的是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吗? 如果当时你在旁边 ,你会对这两个不明真相的母女说些什么?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 ,用一系列的史实证明西藏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这里,奥运圣火、藏独分子与历史有机结合 ,通过学习,学生对热点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课本知识去解决热点问题,学会从热点中去追溯历史。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什么是掌握知识呢?这就是使周围世界的事物、事实、现象和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 “在社会各要素之问互动加强 ,人类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和人类行为手段与方式 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以分科课程为单一或主要模式的学校课程结构已经滞后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速率。”当前,“为迁移而教”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口号,布鲁纳称 :迁移问题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研究运用迁移规律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迁移规律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尤显重要。不容忽略的是,迁移有正迁移与负迁移之分 ,有利于未来的学习或对学习起促进作用的,称之为正迁移;相反,起阻碍作用的,则称之为负迁移。因此在迁移法的应用方面,应该把握住“度”:注重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纵向联系横 向比较;注意同政治 、地理、文学、社会生活等的有机交融从而促使历史课堂教学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历史课堂研究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增长点;历史课堂教学更加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学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合理使用 课堂提问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最为普通运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之一。我这里所说的“O”变量，可以 简单地理解为课堂提问中老师设计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些历史教师对“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认识不足。认为 课堂提问只是为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有个缓冲而已，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其实“O”变量只要设计的合理， 运用的恰当、及时，富有启发性，它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深化历史课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和运用史实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真研究“O”变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合理设计和使用，是每个中学 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类型设计，“O”变量的功能，“O”变量的使用 原则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O”变量的类型设计 中学历史课堂中“O”变量的设计要因讲授内容、课型、讲授方法不同而不同，不能死搬硬套，概括起来主 要分以下三大类： 1、导人新课前设计“O”变量 新知识的传授依赖于旧知识的巩固，在讲授新课前，教师应结合已学过的历史知识和新授课的内容，合理 地在二者结合处恰当地设计“O”变量。通过师生之间彼此的问答，自然地过渡到新授课内容。如讲授世界近代 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章时，提问“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怎样？对世界有何影响？”导人新课。此外，新 旧历史知识的结合点，不一定就是上节课和新课所讲的内容的联系，也可以是隔章节之间同类知识或者同一时 空间的历史知识的联系。按照这一规律设计，更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课前设计和使用“O”变量，是检查和巩固旧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从旧课过渡到新课的桥梁， 它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它不是每堂课都能使用。如复习课，每个新的 阶段开始的一章不宜使用。 2、新课、复习课讲授过程中设计“O”变量 “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是一个课堂的核心，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 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O”变量，来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然 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获得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历史事件和求异思维的能力。 哪些地方需要设计“O”变量，哪些地方不需要设计“O”变量，“O”变量怎样设计，何时使用，要根据课 堂具体内容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教师可试探设计和使用。 第一：需要把历史知识综合归纳，条理分类的地方要设计“O”变量。如讲授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一节时，可设计：“革命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的？”使学生对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条件、 方式、作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需要深化教材，加深理解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如：“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一章，当讲授到它的特点是最大最彻底时，发问为什么它是最大最彻底，让学生联系前三节分析人民推 动革命的表现。使学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需要进行比较，加深理解和记忆的地方 应设计“O”变量，如“德意志，意大利统一”一章，问“试比较德意志、意大利统一的相同相异之处”。在比 较中，增强学生归纳总结能力，找到事件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使之对知识更加巩固、更加鲜明。第四， 总结成败得失的原因或经验教训时应设计“O”变量。如：讲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让学生总结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联系现实，加以分析和运用，指导学生树立“学古可以明今”的观念。第五，某些咬文嚼 字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课文中一些难写的字词，学生往往会念不会写，课文给的材料学生往往读不懂，教 师要帮助记忆、分析。 3、在课尾复习巩固时应设计“O”变量 巩固提问广泛使用于新授课讲完后和复习课中，它可以使学生更深地了解和全面地掌握这节课的内容。正 如前苏联恩·伊·布拉日尼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条件》的论文中指出：“在上课结束时，由教师指导下提 问学生来发言，这种形式的结束性谈话，是比教师用演讲来结束要有益的多。”可见课尾“O”变量使用的重要 性。它可以使学生把零碎的片断历史知识系统起来，及时消化和吸收。此外，在单元复习或阶段性复习中，除 由教师讲清线索外，应设计一些带有难度的“O”变量配合教师讲授。 二、“O”变量的使用功能 1、利用“O”变量组织课堂教学。 当教师走进教室宣布上课后，部分学生由于受外界、生理及上节课内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精力分散，一 时难以集中到课堂上来。这时教师就应设计“O”变量及时提问，短时间内把学生的全部精力吸收过来，专心听 课。讲授过程中，教师除用生动语言，积极思维打动学生外，还应利用“O”变量对课堂“溜号”、听课不专心 的同学加以提醒。但教师使用“O”变量时要掌握分寸，学生可能回答不出来，不能大加谴责，只要把学生的精 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就达到目的了。 2、利用“O”变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强调精讲点拨，但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课堂上教 师就象乐队指挥，“O”变量就象“指挥棒”。它指到哪里，学生就跟到哪里，指挥棒发挥好了，就能取得满意 效果。 3、利用“O”变量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心理素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填鸭式”教学无 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只有合理使用“O”变量，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的条件，消除师生之间的思想距离， 唤起学生对历史课内容本身的亲近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去学，而不是被迫去学，这样效果会 更好。 4、巩固历史知识，加强思想教育 在新授课的课尾使用“O”变量或复习课中使用“O”变量，不仅能使学生对新旧知识加以系统化，而且能 促使学生独立思考，深入分析，渐渐地提高他们的能力。 课堂使用“O”变量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挖掘教材中可以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 三、“O”变量的使用原则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影响巨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那 么“O”变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怎样能运用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了解学生，心中有数 要想使“O”变量在课堂上发挥它有效的作用，教师必须对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一个整体了解，对每个学生的 历史知识水平、性子脾气、智力水平以及爱好特长都应摸清，然后分成好、中、差三等，对于基础好的同学提 问他（她）难度大一点的问题，基础差的同学提问一些简单问题。压制优等生的骄傲情绪，激发差生的学习兴 趣，对性格开朗，能言善辩者多提问，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者少提问，不能压制和强行提问，否则效果差。 2、精心设计每个“O”变量 “O”变量使用的好坏，关键要看它设计得是否合理。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吃透教 材，结合知识内容和学情，力求做到小而具体，带有启发性，蹦蹦高就能抓得到。同时体现能力培养，题目要 源于教材，力求高于教材，切合学生实际，要有难有易。 3、因人施问，有的放矢。 为了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始终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能只提问好学生，不提 问差生，久而久之，很容易伤害那些不被提问的学生的感情。以为老师瞧不起他，慢慢对历史课失去兴趣，产 生抵触情绪，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每位中学历史教师都应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让学生感到你对他（她）们的爱 护、关注，让他们带着轻松、愉快、渴望的心情去学习历史。 4、要想方设法使每个回答问题的学生都成为胜利者 中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们希望在全班同学面前能把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好，但每个同学之间由于基 础的好坏，反应的快慢，对于老师提出的每个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回答好，所以教师在提问时要有所区别， 对于难度大的题要让好学生来回答，如让一般学生回答有可能是“不会”二字，同时使其心灰意冷，害怕提问 ，害怕上历史课。 此外，当学生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思维受阻时，老师要循循善诱，启发点拨，逐渐使他回答的完整、全面 。最后教师给予肯定、鼓励。如果再加上一句：“谢谢，请坐。”学生的心情将会更舒畅，以后的历史课中他 （她）将会更积极，更活跃、更有信心。 历史教学论文:分析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历史教学论文:对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分析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科技发展论文: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1607－1966 摘要：16世纪末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制度及其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均呈阶段性变化。本文讨论“”前中国选择科技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点及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并探讨战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 关键词：科技 发展 伦理建设 理论建设 制度建设 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 现代 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 理学 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 科学 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 历史 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 法律 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 哲学 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 自然 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计算 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 科学 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 政治 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 发展 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 现代 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 工业 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 企业 经济 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 历史 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 自然 ，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提出了要求，包括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实验基地配套建设以及可移动设施购置。本人在对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现状分析基础上，从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投入、开展渔业基本建设项目专项科研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 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科技发展论文: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原文作者：窦艳芳 摘 要：种业作为农业的先导产业，是农业科技应用最集中的载体，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领域和战略制高点。畜牧种业是产业的源头，是现代畜牧业高效生产、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全面客观总结了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种业科技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畜牧种业；科技创新；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 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及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发展基本概况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畜牧良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0年，全市有畜禽良种繁育场45个，年供种能力为种猪18.4万头、蛋鸡雏1 568万只、肉鸡雏5 690万只；年供奶牛冷冻精液能力260 万剂。畜牧种业产值10.4 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2.8%。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的生猪、奶牛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优势种业，宁河原种猪场、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育种中心等畜禽良种场生产的种猪或冻精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畜禽良种的优先发展，有力支撑了天津市现代畜牧业的持续发展。2010年底，全市肉类产量42.6万t，禽蛋产量20万t，牛奶产量67万t，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34.7，16.3，54.5 kg（按2010年常住人口1 229万人计算），猪肉、禽蛋、牛奶自给率分别达到65%，74%，100%，居京津沪三市之首，保障了天津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 1.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2.1 种猪、奶牛等畜牧种业科技获得快速发展 当前，天津猪育种水平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总体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展了猪高产仔抗应激分子育种工作，培育出了高产仔抗应激品系。2008年，按照《天津市农业种业基地建设意见》要求，天津市7个种猪场参与了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优良种猪引进、猪舍等基础设施改造、育种关键设备引进以及育种实验室建设等；生猪数字化育种管理系统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为提高猪种业的科技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提升了种猪供给能力。 近年来，天津市奶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奶牛遗传改良工作对奶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0年，天津市奶牛年平均单产已达到6 904 kg，而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仅为4 575 kg，全市奶牛生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8.4%。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等通过奶牛遗传改良及改进饲养管理措施，所属部分牧场奶牛单产已达到12 000 kg，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种公牛培育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58头优秀种公牛进入全国良种补贴名单，其中验证种公牛25头。种公牛后代生产性能突出，平均年产奶量及乳蛋白率、乳脂肪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市奶牛遗传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天津市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体型鉴定等规模达到2万头，参测牧场达到32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青年公牛后裔测定场达到10个。 此外，天津市在开展牛、羊新品种选育及扩繁工作，在牛、羊胚胎移植产业化、胚胎生物工程、家畜克隆、家畜转基因育种和健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世界首例胚胎克隆波尔山羊，并获得了批量生产体细胞克隆波尔山羊的成功，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2.2 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等近年来在山羊克隆领域、肉牛胚胎移植以及转基因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同时具有一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克隆、转基因技术等育种技术研究和良种畜禽饲养、繁育的科研队伍。 目前，天津市有3个原种猪场，其中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是国家级种猪核心选育场，有较完备的育种设施设备和试验猪舍、化验室等；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负责为天津市培育优秀种公牛，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种公牛站之一；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肉羊良种的引进、扩繁、选育和推广工作，是中国首家引进杜泊绵羊原种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进行选育的公司；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有先进的实验基地和现代生物实验室，并 在试验室配备了显微操作仪、二氧化碳培养箱、凝胶成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这些畜牧种业企业和研究中心均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储备，为畜牧种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2.3 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 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畜牧种质资源，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生猪有世界三大名种猪，即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牛和娟姗奶牛。肉用羊为杜泊绵羊、波尔山羊和澳洲白绵羊。蛋鸡有海兰褐、海兰灰等鸡品种。肉鸡有爱拔益加、艾维茵品种等，还有一些地方猪种、地方鸡品种以及长毛兔和狐、貉等品种。 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种业和种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品种方面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但就整个行业而言，仍存在着种业企业实力不强、种业科研创新机制和创新水平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产业化程度低和引进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不佳等问题。 2.1 畜牧种业企业实力不强，龙头企业少 目前，天津市畜牧种业企业规模较小。由表2可见，天津市主要畜牧种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是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2家，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内较知名的畜牧种业公司年销售收入均不足千万。在全国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种畜禽龙头企业还不多，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种畜禽场的数量、档次、单体规模，还是总体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调研中发现，畜牧种业科研实力不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偏少，且产业化程度不高，种业育、繁、推产业链条较为松散，且规模小，缺乏竞争实力。畜牧种业中仅有3家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为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畜牧种业企业，不适应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2.2 畜牧种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机制不适应种业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业种业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生猪、奶牛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如：每头母猪年提供断乳仔猪头数和年提供出栏商品猪的头数：养猪发达国家普遍在22头和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6.1头和24.3头，荷兰24.5头和23.4头，法国为24.2头和22.4头（表3）；天津市能提供的商品猪仅为15～18头，差距较大。2010年天津市奶牛平均单产虽已达到6 904 kg，还远低于北京、上海奶牛业平均8 000 kg的生产水平。从整体来看，天津市畜牧良种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集中表现在：天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牧优良品种或品系，畜牧优良品种、育种关键技术、设备主要靠引进；尚未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产业体系；畜牧种业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包括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发设备以及实验室能力的提升。 当前，天津市还尚未真正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种业研发体制，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协作机制还不紧密，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不足，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绝大多数育种企业仍采用常规育种技术，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果转化速度慢的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2.3 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 近年来，天津市每年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畜牧原良种，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即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从而也导致了畜牧种业的低效生产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系谱建设、体型鉴定等选种技术和管理滞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性控等生物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良种选配效果不佳，繁育的后代或配套系不能保持原种或良种的优良性状；第二，由于对引进原良种（种猪、种牛）的饲养模式落后，如养殖设备不先进、养殖环境不佳、疫病防控技术落后、饲料营养不能跟进等原因，导致原良种生产性能不断退化，目前天津市种母猪的繁育年限仅为3～4年，种公猪为4～5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对引进良种的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的基础上，会加大对育种选配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支撑，确保引进良种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4 种业科技人才缺乏 当前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普遍缺乏，课题组调研了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畜牧种业企业的科研人员情况。调研结果为，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1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39%；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67%（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天津市种业企业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普遍缺乏，人才缺乏是制约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调研中还发现，天津奶牛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等种业科研实力较强的畜牧种业，其科技人员占比相对较高，拥有的高学历和高职称科研人员比例也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印证了种业企业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 3 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提升畜牧种业科技创新水平 3.1.1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目前，天津市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科研与生产、应用推广相脱节，是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种子企业优势表现在具备市场推广能力，在组织生产、推广营销、构建渠道等方面得心应手；劣势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建立育种研发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则具备育种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但在品种的产业化、市场推广手段和经验上却明显欠缺，由于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推广，积淀了大量的科技资源[3]。在这种背景下，为迅速提高畜牧种业整体竞争力，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就是推进科企合作，把科研院所的优势与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强强联合。天津市应在借鉴国内外成功范式基础上，把科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向深入，探索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新模式[4]。同时，还要通过政策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行业关键技术，开展集成创新；鼓励龙头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利用。 3.1.2 加强畜牧业育种关键技术及种业基础研究 首先，强化畜牧育种关键在于技术攻关。不断培育动物新品种，挖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创建目标基因高效转化平台；加强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选育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动物新品种[5]，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成长性好、有望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 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其次，要加强种业的基础研究，开展动物产量、品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动物种质创新的分子生物学途径和方法等研究，为养殖业遗传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以种猪、肉牛等主要畜牧为重点，开展以功能基因组为核心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获得一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最后，要强化种业高技术研究，加强畜牧分子标记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家畜体细胞克隆等高技术研究，创制畜牧优良种质，以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支撑和引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6]。 3.1.3 培育畜牧良种生产龙头企业 结合天津市畜牧种业建设规划，遴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队伍素质较好（如天津嘉立荷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集成先进的良种育种、扩繁、繁育和健康苗种生产技术和工艺，打造种猪、种奶牛、种公牛、种羊等良种扩繁、健康苗种的规模化生产。开展良种检测技术研究和扩繁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制定良种扩繁生产管理技术，提升良种质量，为天津市及周边地区的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健康良种。推动各种子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强化企业自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还应加强畜牧种业基地建设，继续推进生猪育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奶牛育种繁育基地、以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优质肉羊良种基地、顶级种羊（牛）体细胞克隆基地和转基因畜禽新品种培育及繁殖基地建设，为种业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2 加强现代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科技和人才是引领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又依托于人才，因此，人才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于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已成为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加大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成为现代种业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首先，天津市应围绕现代种业发展需求，加强畜牧种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其次，畜牧种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种业企业通过组织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单位，采取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检验、生产、加工和贮藏技术人员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同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服务团队，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他们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天津市种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后，还要发挥天津市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高等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课程选择、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促进高等院校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的高等人才。 3.3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完善科研立项、评价、投入与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科技管理与资源利用效率，以管理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首先，要建立种业科研新体制，强调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7]。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通过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的改良、创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研究等，夯实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基础[8]。建立适合农业科研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种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价、经费管理机制，真正建立以种业发展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注重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其根据种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项目和研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过程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使种业科技项目真正能够服务种业科技发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最后，要健全种业科技联合协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联合协作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单位和科研人员之间开展联合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市种业科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推广及应用主体的活力，促进各层次人员的协作。 科技发展论文:关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论文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 网络 。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 教育 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 经济 性统一。 1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 科学 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 规律 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 现代 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 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 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i} 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to。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 经济 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6j，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3防火宣传和 教育 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g%是人为因素造成的f},}l。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 科学 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fgl。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 工业 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9]。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4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 素有祖国绿色宝库之称的东北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植被和大规模极具经济价值的原始林和人工林。由于所处地缘的特殊性，常因雷击、跨国界火灾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引发森林大火l叨，一直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森林防火科技 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中，针对东北林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1。可基本概述为，在加强火灾监测装备多元化、立体化和监测网覆盖率的同时强化对火灾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在加强森林防火分隔和阻火带建设的同时，强化专业防火扑救队伍应付紧急状态的技能和装备力量。大面积和拥有高可燃物载量的森林植被的保护要充分突显“预防为主”的原则，而以林场为基本单元的林区百姓防火意识的提高以及针对交界域的可燃物管理和火源管理则是火灾预防至关重要的措施。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建普通阻火带和植物防火林带为主要手段的防火分隔要从科学的高度予以提炼并规范化，以求实现相关作业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科技发展论文:结合科技发展动态提高《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效果 作者：白岩，田薇，徐建伟，斯金平 【摘要】 《药用植物栽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章探讨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其它学科的前沿动态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适应知识的更新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药用植物栽培学; 科技发展动态; 前沿知识 《药用植物栽培学》(culture of pharmaceutical plant)是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栽培技术措施以达到稳产、优质、高效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这门课程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昆虫学、病理学和中药学为基础，借鉴了农业、林业、园艺等栽培植物的技术和措施，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2]，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和保健生产优质的中药材。因此，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在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减少，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枯竭，所以，今后的中药材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尤其疗效显著需要量大的药材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培养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的人才，生产出栽培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的优质中药材。 为达此目的，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在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引入近年来的科学进展和高新技术新成就，以便拓宽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 结合gap标准化种植知识，了解相关法令法规 药用植物的栽培比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要求高，要符合gap标准化种植，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3]。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革新栽培技术，获得高产量、高质量、低农药和低重金属残留的原药材。同时，补充学习国 家出台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包括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规范和与药用植物栽培直接相关的法令法规，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增加相关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2 结合现代农业技术，扭转学生错误观念 针对学生认为药用植物栽培就是简单重复大田、林学、园艺等植物的栽培经验，没有科技可言这种状况，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到课堂中，提高学习积极性。 2.1 增加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理化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管理过程中，如何控制病害、虫害和草害，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在讲授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时，除介绍一些常用化学药物防治方法外，同时强调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旨在尽量减少药用植物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例如：利用植物之间的对等效应[4,5]，间、混、套作种植一些具有防病虫害作用的植物;使用天然植物型农药;利用天敌或一些致病真菌防治害虫;利用紫外线诱杀害虫;利用辐射或性激素干扰害虫交配等措施，均可达到不使用农药、无残留、生态和谐的目的。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对于病虫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同时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2 增加节水农业的相关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在某些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产区更是如此，为此，在讲授灌溉的内容时，引入节水农业[6，7]的概念，包括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节水基因型筛选、植物精量给水、区域智能化给水技术等。同时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澳大利亚的局部根区变干给水技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的新型灌溉技术以及技术改进后对于产品质量的改良效果。 2.3 增加生物入侵与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引种和驯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植物材料的检疫。从国外或外地调运种子、种苗时， 必须经过检疫，在确认无检疫对象和主要病虫害后，方可调运。近百年来，由于没有入侵生物检疫的概念而人为或无意引进我国的新物种非常多，对我国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极大的损失[8，9]。这些实例能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要彻底根除极为困难，因此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形成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增加绿肥和菌肥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时，结合间、混、套作种植绿肥[10,11]，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氮量、提高土壤肥力、药用植物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可以通过绿肥饲喂牲畜“过腹还田”、或放养蜜蜂生产蜂蜜，达到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利用菌肥[12,13]则可以通过菌肥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参与养分的转化，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分泌激素刺激作物根系发育;抑制作物有害微生物活动，利于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 3 结合生物技术，开拓药用植物栽培新领域 无土栽培、细胞的工业化生产[14,15]虽然属于生物技术范畴，但可以引用到药用植物栽培，生产中不但可以打破土壤栽培的连作障碍，节水、节肥、省工，还可以在不适宜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进行药用植物种植，避免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工业污染，生产出符合gap标准的药材。在授课过程中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技术所在，思路更加开阔。而脱毒快繁、细胞融合等技术也广泛应用到药用植物生产研究领域中。目前，蜜环菌、紫草、人参的细胞悬浮培养、地黄的脱毒苗、曼陀罗和百合等的花药培养、桔梗的多倍体培育以及一些转基因药用植物的培育均取得成功，为药用植物栽培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合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增强中药质量监控意识 药用植物引种栽培不单单以成活为目的，同时要求能正常生长发育，并获得一定产量，而且药效成分、含量以及医疗效果达到药典要求，因此需要与中药质量检测技术相配合[16,17]。通过补充该课程的相关发展动态，使学生了解有关中药质量状况、中药质量控制的思维方法与发展趋势，增强质量意识，明确“药材好，药才好”的相关性，为今后从事药用植物栽培、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质量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5 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药用植物栽培学》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为课程基础，同时又要求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接触农事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同时安排一周的百草园内种植实习[18]，可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中药相关的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专业实践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习之前，要求学生提前查阅资料，结合前沿的技术，自行设计一些切实可行的试验，在实习和观察的过程中，记录相关试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一些栽培管理措施对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加深学生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的理论理解和感性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配合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6 激发学生自学兴趣，主动学习多学科前沿知识 在《药用植物栽培学》的学习中，不但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到目前科技发展前沿，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同时结合课程论文，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知识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起来。例如，有的同学设计了太空药用植物种子，将gps、rs和gis技术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或结合生物技术生产超级人工包衣药用植物种子，通过不断引导学生主动查找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加课外知识，逐渐重视药用植物栽培的技术性与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穿插药材生产、农业生产、生物技术的前沿知识，同时增加药物知识、医药最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将单一的专业课程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不但缩短了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时间，能够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而且使学生系统掌握了中药专业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课程结束时学生调查结果反映良好，满意度高。对《药用植物栽培学》进行教学改革，符合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求，能够尽快为我国中药gap标准化种植培养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科技发展论文:浅论从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最新突破探讨教育伦理学的新变化 论文关键词：突破　高科技　教育伦理学　探讨 论文摘要：从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发展到生物高科技技术时代突然到来1我们似乎一直是高科技技术被动的顺应者。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就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自己动手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新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教学伦理学的更新变化。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能简单囿于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1还要致力于创新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世纪末以来，正当信息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为信息网络技术疯狂，热衷于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网络攻关的时候、美国众多的高科技专家预言，在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2000年6月，很快传来惊人的突破性消息:继生物克隆技术全面成熟之后，人类遗传的基因密码组全部被翻译出来了。在我们还在热衷于信息开发和网络攻关的时候，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或什么预测了。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竟争一直处于劣势或被动状态。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有间题。我国的教育，历来是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一直缺乏对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励手段和理论研究。教书育人的传统教学观念，是影响我国近代以来高科技顶尖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发展的沉重桔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竟争将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关键。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改革现有教育伦理学观念，通过我们自己的院校培养我们自己的尖端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教育伦理学观念的变迁 从’.学而优则仕”开始，孔夫子为天下读书郎设下诱饵，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围绕师古人而明大志、师圣贤而明是非”进行的。几乎同期，欧洲则是“昨天教育”(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代一代传教下去)的天下。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冷天教育”的思想、“今天教育”与“昨天教育”最大不同是强调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现实服务。而此时中国则几乎全是“八股文”的天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欧美开始诞生了“明天教育”的思想。“明天教育、、强调学习以昨天，，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为指导方向的全新教育模式。 二、教育伦理学观念的更新与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的思想。仅相当于二百多年前欧洲的今天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使具有创新创造性天才难以脱颖而出、反映在科技界则是步人后尘，被动发展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这震耳发聋的呐喊，是唤醒中华民族教育界的战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到自然科学各学科，关于在我国开展创新教育的研究、关干西方创新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开展创新教育，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主旋律。 三、教育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科教兴国，开展创新教育，目前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在我国完全实施创新教育还有相当距离。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创新教育感到茫然，不可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目前一直在搞教改，教学内容改革了教学手段也改革了，还需要搞“创新教育吗?教书育人还要不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的口号还提不提? 其实“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明天教育”与“今天教育”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教书育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是社会对大专院校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院校的最高目标。传统教育是基础的、是必需的，创新教育是提高的、创造的。对.今天教育”学习都十分吃力的学生，你是无法实施..明天教育”的。学有余力，而且具有相当创新创造性才赋的学生，是实施“明天教育的主要对象。本来院校培养的学生就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创新性人才，一种是对社会合格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伦理学应正视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与经验。欧美创新教育培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教育手段主要是两大法宝:启发预见、师生互动。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在地球仪的哪个部位都不知道。启发预见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本没有错，是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但这必须要以传统教育为前提，以传统教育为基础。否则教育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让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努力，锐意改革进取，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性人才。 科技发展论文: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 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 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八）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发展的灵魂在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激烈的科学争论与兼容并蓄的科学宽容，往往能够引发重大的创新突破。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他人的智慧和技术优势，符合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技术创新收益的溢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方面，我国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各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技发展论文: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作者：吴林华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优势 目前，全省科技示范区的实用技术入户率已达到95％，实用技术到位率达到80％①。再次，多种传播模式的调动优势提高了对农民科技传播的效果。省及各级政府部门在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扩大传播效果，促进了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吉林省农委与吉林省电视台共同开办了《农业科技大讲堂》栏目，系统宣讲和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全省遴选重大技术和农业政策共24个专题，组织24位专家每周一讲，从目前已制作播出的15个专题看，由于大讲堂内容紧贴“三农”实际需要，加之形式新颖活泼，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②。最后，在科技服务方面，由吉林省政府统筹安排科研资源提供农技服务。全省集中组织了34个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技术包保，每个单位包保1－3个县市区，确保实现了省级科教资源能够有效地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决策层对现阶段乡镇政府机构人员设置的基本判断是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因此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精简机构和人员。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⑤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三、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 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技推广服务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导致其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在整体提高基层科技传播系统的传播能力同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和长远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农业，通过扶植培养新型农民科技带头人带动乡村科技传播事业。尽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在现代农业科技传播领域形成合力，把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技术外部产出的受益者中，除了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农业的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四大功能。因此应把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和项目建设（诸如新农村建设、高产创建、增产千亿斤粮食工程、世行、亚行等项目）结合起来，在经费投入机制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政府、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2．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3．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 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县乡一级目前都是超编状况，县级超编为21．5％，乡级超编20．1％。 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二、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2．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影响 加快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林业科技进步对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5.69%，林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广西林业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广西林业发展必须要率先建立健全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进步管理机制，加快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兴林战略，挖掘和发挥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建立健全科教投入激励机制，加大科教投入帮扶力度 “科教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促进广西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激励机制，整合科教创新资源，优化R D资源配置，提高科教资源利用率。积极培育科教创新主体，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广西林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发展。 优化科教创新环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其本质就是人才经济，依托实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两项英才工程，加速林业技术人才引进与集中，积极引进高层次林业科技专家，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林业科技人才，创建活力四射的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加大林产工业等产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会极大促进与提升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有效机制，促进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扩大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 政府加强林农林业科技教育培训，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将是十分广泛，是解决广西”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仅要增加对农户科技进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林农教育培训和科教兴林专项资金，而且还要提供林业科技技术指导。为了做好林农增收的林业科技支撑工作，着力提高林农的科技素质，推动广西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西区林业厅应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选送和培养优秀的林业科技特派员，成为促进林业增产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本文作者：奉钦亮覃凡丁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发展论文:电工科技发展与展望 本文作者：李延斌作者单位：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下电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供电结构和形式，还能带动企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下文中笔者将进行详细论述。a.20世纪60年代初，实用超导体被研发出来并且应用于电工领域，至此超导体材料进入了电工生产，以其应用中的优势逐渐的取代了其他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的发现，更奠定了超导体材料在电工生产中的地位。b.半导体的发现和应用给电力设备和仪器提供了新型的电子元件，使得电力设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动化前进。 2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文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a.电磁场的数值计算对于电力设备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近些年来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研究重点，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计算中的复杂分析和精密实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大的推动了电磁场的数值计算的发展。b.数控系统的发展同样使得电机控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电机系统的整体使用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c.电力电子技术作为能源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对于提高用电效率和能源的使用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电工新技术未来的展望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基本现状，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未来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其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1太阳能发电技术。太阳能作为目前最受瞩目的新能源，其发电技术对于日后的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太阳能的获取的便利以及利用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其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成为了开发重点。而太阳能的使用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方式，所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风能发电技术。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其最主要的应用特点就是其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开发领域。就目前风能的发展速度来看，已经超越了太阳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我国对于风能的发展也给予了多种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风能发电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3核能发电技术。受控核聚变的发展以及利用可以提供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根源上解决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核聚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现实性，它依靠核工业技术以及电工新技术的结合，为能源的利用提供更加便利的方式，核聚变电站的建立还可以促进新兴电工产业的发展。 4水力发电技术。我国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在水力资源集中的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已经建成了多所发电站。对于水力资源未来的发展以及开发规划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策划和前期的准备工作。重点对金沙江以及黄河上游和湘西等水电基地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可开发的资源进行利用，促进水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5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是热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新型的发电方式，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热电转换，具有低污染以及用水少的特点。磁流体发电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可以持续发电数百小时，最高的发电功率达到几万千瓦。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电工新技术以及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以燃煤为主的我国来说，热媒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利用以及产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和使用，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量的增加，有关部门必须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革新，推动现有的电工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的供需矛盾。上文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引发广大同仁的讨论，为推动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科技发展论文:CTP科技发展历程与运用状况 本文作者：高峰邢晓坤作者单位：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引言 目前，直接制版技术（CT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及采纳，其未来发展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CTP技术从1995年进入产业化应用，至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从技术发展诱导期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期。本文主要对光敏CTP技术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旨在对我国CTP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能有所裨益。 2光敏CTP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目前，CTP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CTP装机量更是高达70％以上（占制版机总量比例），全球应用的CTP制版机已经超过5万台。新闻报业是CTP应用的重要领域，全球10％以上的CTP用在新闻行业。欧洲应用量远多于其它地区，世界一大半新闻CTP都用于欧洲地区。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新闻CTP应用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要相对落后一些，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CTP在我国报业的应用的情况与日本相似，2010年5％以上的CTP用在新闻报业上。目前，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拥有紫激光CTP技术，它们是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美国柯达公司、中国乐凯华光公司。富士公司的紫激光版材技术在上述四家公司中，最为成熟。版材各项性能比较平衡，突出高分辨率，感光度（90μj／cm2）略低，版材可以在200线／英寸的精度下再现2％～97％的网点；同时，还可以使用20μ的调频网加网，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商业印刷的要求，版材的耐印力可达15万印；还采用特殊的显影加工技术，40L显影液的使用寿命从1000m2增加至2000m2。爱克发公司的紫激光CTP版采用与富士紫激光版截然不同的配方体系，具有感光度高（约50μj／cm2），中间调网点增大小、显影性能优良、耐印率高等优点，但分辨率低，广泛用于报业印刷。柯达公司也于2006年正式向全球推出紫激光版VioletNews和Violetprinting，突出优势是高感光度（约40μj／cm2），加网线数最高可达200lpi，耐印率最高可达20万印，但稳定性欠佳，适用于激光头功率超过30mW的紫激光制版机，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印刷业务的需要。中国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涉足光聚合CTP版材研制的单位，其研制开发的适应488nm激光光源和532nm激光光源的光聚合版材通过上海市科委的技术鉴定。广东中科银实业有限公司是将银盐扩散版实现产业化的公司，近3年来共实现销量几十万平方米。乐凯华光从1998年开始研制光聚合CTP系列版材，经过持续的不懈努力，先后研制开发出PPA（488nm）、PPY（532nm）、PPV（410nm）、PPVS（410nm）版材。其中，PPVS于2009年实现产业化，进入批量正式生产阶段，近3年来共销售近300万m2。 3技术发展带动设备更新 直接制版机是负责将数字页面直接扫描输出在适当的介质上从而满足后续工序，如显影和印刷的要求。直接制版机主要分为光敏、热敏和其他扫描成像方式3大类，其中光敏直接制版机又细分为采用发光波长在390～41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紫激光二极管———UV－LD）的紫激光直接制版机和采用传统高压汞灯、激光器的CTcP制版机。热敏直接制版机定位于搭载发光波长在83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激光二极管———IR－LD）的制版系统。其他成像方式主要是采用喷墨成像的直接制版系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综合分析判断，2011年在我国直接制版机的市场保有量为4050台，其中，热敏制版机2800～2900台，占69．14％～71．60％，紫激光制版机700～750台，占17．28％～18．52％，CTcP制版机500台，占12．35％。这些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CTcP在我国直接制版市场占有12％以上的份额，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球的统计数据，UV－CTP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1］，这大概与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PS版制造和出口国有着密切关系。光敏CTP制版机多采用内鼓式或平台式激光扫描装置如图1，分别应用于商业或报业制版系统。由于激光器体积小，通常紫激光CTP设备采用内鼓式成像结构。它是把滚筒作为承托印刷版的鼓，印刷版被固定在内轮廓的某个固定位置上。曝光时，声光调节器根据计算机中图像信息的明暗特征，对激光器光源所产生的连续激光束进行调制。调制后的激光束先照射到旋转镜上，随着镜子的旋转，激光束就被折射到滚筒上，形成曝光图像。调整聚焦就可以改变激光束的直径，从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分辨力；调整镜子的转速，则可以调节曝光时间。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在市场上的高占有率与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稳定且寿命较长的高功率激光光源是一个重要因素［2］。UV－LD的功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数毫瓦，在2006～2007年进入到数百毫瓦的范畴，不到10年的时间提高了100倍。功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版材敏感度要求的降低。在UV－LD的低功率时代（数毫瓦级），只有敏感度非常高的银盐CTP版材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在中等功率时代（数十毫瓦级），光聚合CTP版材即可满足相关要求；在高功率时代（数百毫瓦级别及以上级），传统的PS版就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因为UV－LD的发光波长正好处于传统PS版敏感的光谱范围内。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采用高功率UV－LD（超过100mW）和高感度PS版的直接制版系统，必将成为CTc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UV－LD功率的发展是否依然维持直线上升状态，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IR－LD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近红外固体激光光源，但由于光热成像敏感度低，其功率分类比UV－LD普遍提高了2个数量级，即低、中和高功率定义在数百、数千和数万毫瓦级。 目前，热敏直接制版机普遍采用集成光源模块和多光源模块组合技术，激光功率处于数千毫瓦甚至数万毫瓦的水平。先进的扫描技术是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引领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先进的热敏直接制版机主要采用光栅光阀（GLV）分光技术和外鼓扫描技术。紫激光制版机主要采用内鼓扫描方式，向内圆弧弯曲且固定不动的版材与始终处于版材圆弧半径中心、平稳高速旋转的斜面转镜是技术的关键。内鼓成像的光路特点保证了激光束始终从圆弧弯曲的版材的半径中心出发，使达到版材任何一点的光程完全相同，即减小了成像质量对光学系统的压力，也提高了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斜面转镜采用气垫轴承转子技术，不但转速高，且转动平稳、准确，磨损小，寿命长。UV－LD激光器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紫激光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从而导致热敏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市场上推出的主流紫激光CTP机列入表1［3］。 4成像特质决定工作环境 光敏成像，更准确的应称谓为光粒子成像，是光敏剂吸收光子后跃迁到其光化学活泼状态（高能量状态），继而发生化学反应生产希望的产物的过程。原理上说，只要光子携带足够能量或具有足够短的波长即可引发希望的光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只与吸收的光子数量，即曝光量有关，与光子的空间数量密度，即功率密度或辐射强度没有阈值要求，只要曝光量达到成像曝光量即可。最低成像曝光量是重要的成像特性，不同材料体系由于成像原理和增幅机制不同而各有其典型的敏感度范围。银盐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0μJ／cm2；光聚合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2μJ／cm2；热敏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2mJ／cm2。前两者属于光量子成像系统，由于存在很高的增幅机制，敏感度明显高于后者；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光热成像系统，很少具有增幅机制或只存在及其有限的增幅机制，与前两者相比敏感度低了3个数量级以上。 5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4］ 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可靠的设备稳定性、优越的出版速度以及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 5．1高精度成像质量 405nm紫激光特性是光点的大小可以控制到1μm，该物理特性很好地保障了紫激光CTP的成像品质，配合高精度的内鼓式结构及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用户可以从容应对3001pi调幅加网和20μm调频加网的制版精度要求，完全满足印刷企业对制版质量提升的渴求。目前，紫激光CTP版材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向国内外销售。从设备结构上讲，内鼓式成像结构本身在成像原理上要优于外鼓式的螺旋式成像原理，在平网和极细线条的复制方面为用户提供更高的精度保证。 5．2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 405nm的紫激光波长短，属于冷光源，光源的稳定性更好，适用于光聚合紫激光版材曝光成像的激光器。功率只有30～60mW，仅为热敏CTP激光器功率的千分之一，如此小的激光器功率完全可以确保紫激光CTP的激光器做到瞬时开关———激光器仅在版材曝光时才点亮打开，其它时间激光器则完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理论上讲在紫激光CTP设备8～10年的使用周期内根本无须更换激光器。相对于热敏CTP的大功率激光器而言，仅激光器一项，紫激光CTP每年将为企业节约非常可观的激光器更换成本。没有了高昂的激光器维护成本，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优。 5．3可靠的设备稳定性 在设备长达8～10年的使用周期，紫激光CTP将为用户节约多个激光器的高昂更换成本，从而确保设备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并且，由于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的感度只有几十μJ／cm2，因此，在设备8～10年的周期内，紫激光CTP将有非常恒定的生产效率。而在热敏CTP的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出版效率会随着激光器功率的衰减而逐渐下降。此外，内鼓式的机械结构在紫激光成像过程中版材和滚筒都静止不动，使得设备的稳定性获得长期有效的保证，完全避免了外鼓式热敏CTP经常发生的卡版、飞版及螺旋式成像所带来的平网不匀等现象，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制版成像的精度。 5．4优越的出版速度 生产中设备实际的出版速度快是紫激光CTP的又一重大优势。富士公司“多激光AOD（A－coustoOpticalDeflectors———声光偏转器）”成像技术在紫激光CTP上的成功应用，大幅提升了CTP设备的出版速度。每小时40张商业精度对开版材的出版能力，是普通热敏CTP设备的3倍左右。对于急件、快件而言，则有了更好的应对手段，这是热敏CTP所无法匹及的。1台富士紫激光CTP，完全可以轻松满足企业后端8～10台四色胶印机用版量的需要，从而在CTP设备的拥有台数和印刷生产能力之间实现最佳配套。5．5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光聚合版材特有的砂目结构和涂布工艺使得显影液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在所有CTP版材的冲洗药液中，紫激光光聚合版材的药液宽容度无疑是最大的———显影液可以6周左右更换一次，相对于所有热敏CTP版材2～3周的药液更换周期而言，将为用户节约大量的冲洗成本。目前紫激光CTP用户的显影液更换周期大约都在6周左右，这其中不乏曾经用过热敏CTP的用户。相对于以往热敏的应用，用户普遍反应光聚合紫激光带来了大量冲洗成本的节约。显影液更换周期长不仅带给用户使用成本上的极大节约，与此同时，由于药液更换周期长达两个月以上，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6CTP版材的应用促进行业向前发展 CTP版材对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制版技术出现之前，光量子成像是主流，主要使用倍率YAG激光（发光波长532nm，又称为绿激光）和氩离子激光（发光波长为488nm，又称为蓝激光）。由于激光功率不高，对版材敏感度要求非常苛刻。因此，银盐材料是首选的成像材料体系，主要有银盐和PS版复合版材，以聚酯片基为基材的向上扩散银盐版材和以铝板为基材的向下扩散银盐版材等几种类型。1997～1998年，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特别是搭载IR－LD激光器的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得到市场的广泛采纳，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设备，成为市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半导体紫激光（UV－LD，发光波长390～410nm），随着其输出功率的快速稳步提高和配套的内鼓扫描成像技术给光量子成像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进入本世纪后光量子直接制版设备的市场份额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3～2004年，随着UV－LD激光器功率进入数十毫瓦时代，以光聚合材料为代表的具有高增幅机制的感光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领域并迅速成为主流版材成像系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UV－LD激光器与感光高分子的搭配基本上成为光量子直接制版技术的不二选择。同时，针对UV－LD激光器的感光高分子材料体系和针对IR－LD激光器的热敏成像材料体系逐渐成为了CTP版材的主流。 随着IR－LD激光器功率进一步提高，传统PS版也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CTP版材。CTP版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显影前需要预热的第1代版材，显影前无需预热的第2代版材、免化学处理的第3代版材和免处理的第4代版材。第1代和第2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废液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必须经过恰当处理才能排放或废弃。第3代和第4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可以使用中性水进行显影处理或无需显影即可上机印刷，显影废液的废弃处理压力小或者根本不产生废液，属于绿色环保性版材。目前在第2代和第3代版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称为低化学处理CTP版材，也有学者称其为所谓的2．5代版材［5］，这种版材在扫描曝光后依然还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但是碱和其他化学成分的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废液处理压力小于第2代版材。目前我国CTP版材的主流处在第2代和2．5代，正在向第3代和第4代迈进。 免化学处理版材是一种使用中性水显影的版材，要求版材非印刷区的光敏涂层必须分散或溶解在中性水中以满足显影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材料体系，一种是采用热熔成像原理的非均相光热成像系统，属于中性水可分散的材料体系，应用于光热成像CTP版材，另一种是采用中性水可溶的成膜树脂的感光性高分子成像材料系统，属于中性水可溶解的光敏成像材料体系，应用于光量子成像CTP版材。免处理版材应该是在扫描曝光后无需任何显影处理即可上机印刷的版材，因此要求激光扫描曝光后能够在版材的曝光区和非曝光区产生足够的亲和性反差，以满足非图文区亲水和图文区亲油的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2种版材，一种是采用热烧蚀原理以硅树脂为非图文表面的光热成像版材，是一种典型的无水胶印CTP版材。这种版材的光敏涂层由硅树脂、吸热层和具有良好亲油性能的聚酯涂层构成。硅树脂涂层处在版材的表层，构成斥油表面。金属层吸收激光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发生气化反应，使表层的硅树脂涂层成为碎片气化离开版材表面，亲油的聚酯底层裸露成为亲油表面。这是一款具有实际意义的免处理版材，无需任何显影处理，主要应用在直接成像印刷机中。但是，该版材曝光产生的化学气体和碎片会对直接制版的光学系统形成污染，需要在激光曝光部位加装抽滤系统以便及时处理；另一种是在激光扫描曝光后，图文区和非图文区之间的亲和性反差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刷需要的亲油和亲水要求，依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掉的版材，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印刷机开机前润版水的浸润作用和油墨的粘连作用将非图文区光敏涂层转印到过版纸上，从而达到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除使更加亲水的铝版基裸露出来成为亲水表面的目的。因此，这种版材在激光扫描曝光后需要在印刷机上完成“显影”处理，但这种显影处理不需使用专门的显影机且在印刷机上自动完成。这种版材与免处理版材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发展论文:改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发展 1、我国人文环境及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从现实社会来看,跟欧美相比,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有所落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这种所需的“人化环境”不容易形成,传统的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应试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亚洲文化不是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总是会让这些科技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付出的代价要比在美国的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所以对科技创新来说,我们需要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对各种思想进行讨论,打破常规追求科技方面的进步。要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科技成果方面,从2008—2010年的数据来看,在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中:环渤海地区在这三年内登记成果数占登记成果总数比例最大,但成果数增幅不大,且2010年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经济地带登记成果数每年都呈递增状态;东北地区登记的成果数位居第三位,其数值远低于环渤海及长三角;而珠三角地区登记成果在登记成果总数所占比重最少,近几年来所占比例都不足5%。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布上,技术成果仍然主要分布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占27.63%,农业占16.18%,光机电一体化占13.58%,新材料占12.21%,四大高新技术领域合计占69.60%。 2、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首先,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但我们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即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新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的科技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转基因及克隆等生物技术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之所以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任务;所以在科技创新必须重视人文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注重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应”。这个话说明了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到社会财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文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及谁做决策,以及如何销售、如何分配利润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人文环境为之做铺垫。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人文环境在创新道德品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没有当今世界多项有用的发明;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应注重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人类社会能长期受益[2]。 3、创造环境,整合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人文因素 （1）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行科技创新就离不开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而人文环境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整合人文环境的初步思想;那么中国的人文环境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人本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3]。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应从教育做起,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不是把其看作蜡烛,不停地燃烧直至告别社会舞台,而应该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源,好比蓄电池,可以不断地充电、放电,使更好地学习及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培养科技人才应该像华为所崇尚的“狼性文化”,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即发展一群科技领域的狼,因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敏锐地觉察社会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积极投入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行列,寻找社会需求的科技点,加强团队合作互助,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所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及国家的快速向前发展。 （2）营造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文化环境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文化环境”,任何创新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一整套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得以发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都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及成果方面的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形成创新文化环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充满人文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会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也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创造型思维和批判型思维的系统,大力提倡敢于创造、敢于冒险、善于学习、勇于竞争、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形成全社会一片创新的良好局面。 （3）努力建立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组织 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科研院所机构,都对使用、扩散新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国家在政策方面也应该鼓励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能更多的进入大型集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及时更快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团队是以重大科研项目或创新平台为载体,以杰出人才为团队带头人,具有共同目标、良好互动性和凝聚力以及分工又合作的创新研究群体。建立虚拟科技创新团队（VTIT）,它不仅能解决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而且能提高参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VTIT是基于科技创新性任务,具有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征,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障碍,面向重大机遇整合优势力量的创新研究群体[4]。科技创新是一种组织和社会行为。要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与组织,政府要发挥其职能作用,调节各种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机制等。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4）建设科技创新型文化 以企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IBM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市场状况,确立了技术领先战略目标,科技创新型文化建设围绕技术领先战略目标,其特点是重视创新,强调“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三个注重”:注重顾客利益、注重员工利益、注重股东利益,将员工利益放在较高位置。着力营造和谐融洽、锐意创新的文化环境:将办公室小型化;创造大公司的小型经营,设立员工意见箱,鼓励争论、竞争:激励员工间进行专业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产品性能及产品创新[5]。 总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市场,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在我国的发展中,应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型道路,以优化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文环境为首,人文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实施方案 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就是组织县乡百名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并通过他们幅射带动10000户农民共同致富。现就组织实施我县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培训、指导服务农业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重点，认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为农民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县乡联动，协调配合。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县、乡（镇）农技人员共同参与，开创“百名农技人员送科技入户”的局面。其中，乡（镇）农技人员除同县农技人员一样从事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外，还要落实农业科技入户的联系协调工作。 （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在上年实施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指导服务对象，继续以“一村一品”专业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以科技示范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为对象，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品一片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和实践指导，着力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专业户的生产规模，培育农业产业“亮点”。同时，做到点面结合，兼顾其周边村及农户的发展，注重辐射带动，全面提高全县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整体推进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注重实效，方便农民。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农民点“单”，农技人员“配菜”，采取各种贴近和方便农民的方式方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服务。 （四）围绕重心，高效结合。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是我县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重心，全年农业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开展。一是春耕备耕等生产活动要与之相结合，在指导春耕备耕过程中，要把春耕备耕的科学方法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送给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农业标准化、粮食高产创建、沼气建设等工程的组织实施要与之相结合，明确这些工程都属于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范畴，共同利用教学资源，降低项目实施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要与之相结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是首要生产力。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与之相结合，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依托科技入户，科技入户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目标任务 今年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一是组织县、乡（镇）农技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农技人员帮扶6户科技示范户或种养加销专业户，共帮扶400户。联系对象必须是种养加销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由农技人员报考评小组认定，存局科教股备案，并建立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促进种养加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户均增加纯收入5000元以上。二是县农技中心、县经作局、县畜牧水产局、县农机局四个单位，要按照“围绕主导产业，进村办班指导、培训专业农民、发展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个单位负责培训5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有30名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参训，共培训600名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专业村的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达到参训种养加销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三是通过上述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促进其周边10000户农户户均增加纯收入1500元以上。通过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使全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 四、主要措施 1、积极鼓励农技人员踊跃参与实施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技人员必须参加。一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向联系户发放技术明白纸，结合农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介绍推广新品种、新方法，做到技术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园）。二是宣传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信息。及时将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及有关富民信息等传送给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调动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讲解和传授文化知识、新观念、新风尚以及健康生活、生态环境、经营管理、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并发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求每名农技人员每年对每个帮扶对象的技术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2次。县农技中心等四个单位每年对服务对象的培训或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5次。 2、建立农业科技入户台帐。每个农技人员要建立科技入户台帐。台帐上要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姓名和住址，从事的产业与规模，培训指导的时间、次数及效果，并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签名。 3、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典型。每个农技人员要培养出至少一名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典型（标兵），致富典型（标兵）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上，纯收入要在3万元以上。 4、撰写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论文。每个农技人员年终至少要写一篇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试验示范推广报告（论文）。 5、建立农业科技入户激励机制。一是农技人员科技入户成效与其年终考评和职称评聘挂钩，对于考评“不称职”的农技人员，其技术职称在下年度不再续聘。二是把科技入户工作总结、论文（试验报告）和服务对象的评议作为对农技人员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对县农业局进村入户的农技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费，对全县科技入户作出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6、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为使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决定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 五、要求 1、科技入户指导服务内容必须与农技人员的专业特长相对应，并与农业局管理的业务有关。 2、科技人员服务对象必须是大、中户，即服务的农业产业相对一般农户要有一定规模。 3、参加项目实施的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填报科技入户申报表。 4、各个科技人员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要重复。 5、平常考核由农技人员根据各自的科技入户开展情况和效果向考评小组提出考核申请。 科技发展论文:医学科技发展战略分析 1医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人民健康、防治重大疾病、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健康素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卫生科技主要研究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本质、人体结构及其功能、健康基础及其维护、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防治、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营养的关系、生育机理及其调节等。大量事实说明,医药卫生科技研究的突破及新技术的应用,对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带来巨大的变化,成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建国50多年来正是由于医药卫生科技的迅速进步,我们才很快消灭或控制了一大批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使卫生状况彻底改观,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没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依托和先导,要提高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完成其战略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作用。 2当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2.1生命科学 19世纪中叶,细胞论、进化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创立,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基因论的创立和DNA功能的确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信息存储、复制、转录和翻译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等一系列突破,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以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为代表的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今天又在向着阐明基因奥秘、人脑奥秘、重大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方法的方向进军。 2.2生物医学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有过医学的辉煌时期。16世纪创立人体解剖学,从整体水平进入器官水平;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18世纪开展实验研究;19世纪创立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从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病原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等研究的突破,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和疫苗及其他生物制品的研究成功,促进了传染病的控制,从而推动了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开始过渡到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防治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医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促使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至量子水平,正在从微观水平逐步阐明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本质,慢性病的防治亦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如美欧发达国家癌症治愈率达到50%,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在20年间下降了40%~50%,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今天,医学科学受其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力量的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许多学科的高新理论和技术方法广泛渗透及应用的促进和社会巨大需要的强力驱使,正从生物学单方位研究、精细分科、高度分化,在微观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不断拓展,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研究、多学科融汇、高度综合的态势。 这一态势正在以个体为中心,从小到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水平,大到群体、环境以至宇宙水平,日益清楚地阐明人体不同层次,特别是微细层次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日益广泛地研究从个体发生直至死亡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和自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日益深入地提示癌症等重大疾病和衰老的发生、发展、转归机制、规律性及干预措施;日益成功地探索生殖机理、调节生殖、优化生育、卫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原理及方法,从而在调节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防治人群疾病、维护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医学的发展将有如下几个特点:(1)卫生保健服务的重心将转入社区,社区医疗将成为重点,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及人人享有保健;(2)人类基因组工程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3)癌症、艾滋病的死亡率将下降,瘫及神经因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4)胚胎工程有可能加速发展;(5)随着老年性疾病的不断增多,老年性疾病的预防及康复治疗,在卫生保健中将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 3科研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 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生存和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逐步把科学研究重点转移到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方面来,如美国1982年卫生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92年达到15%,到2000年时将达到19%,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结构和机能及其各种特性认识的一系列突破,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生产中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成驾驭生产的主宰地位,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并且需要来研究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存、发展,特别是享受的基本需要,应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过程。人类在“征服”和“控制”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酸雨频繁、臭氧空洞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更加重视自身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了解和调控生命过程,认识和控制疾病,保证和维护身体健康,创造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调整人和自然关系,解决农业、环境、资源、医药问题,调节和优化生育、开发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巨大的社会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4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 4.1指导思想 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总方针以及“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实把医药卫生保健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鉴于医学科学研究是人们健康素质的科学保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和条件,应考虑医药科技的超前发展。 4.2总体战略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世纪之交国内外科技(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态势为背景,按照医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适当超前发展的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卫生需求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防治重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加强卫生保健中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主线,采取系统思想和重点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贯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整体优势,集中精干力量,积极跟踪世界医学科技发展的前沿,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有效地发展适宜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努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及其基地的形成。 4.3战略目标 加强现代医学研究,积极跟踪世界医学领域的先进科技,明显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某些有优势的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大大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在下世纪逐步接近身心健全及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健康目标。 4.4重点任务和发展策略 4.4.1加强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研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4.4.2加强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的研究我国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是大有作为的,对世界医学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如解放初期对沙眼病毒的分离,目前在世界上依然遥遥领先的大面积烧伤治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绒癌化学治疗,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为代表的断肢再植及我国的显微外科,以汤钊猷教授、吴孟超教授为代表的小肝癌的防治研究,以王振义教授为代表的白血病的分化诱导,以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淌凇⒙绞啃陆淌?为代表的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以及青蒿素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对世界医学有很大贡献的。目前,精神病的发病率始终保持一种上升趋势。如何指导脑科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精神病和与精神病相关的一些其他疾病能够得到解决,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至于一些神经科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由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会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途径。 4.4.3加强药学与制药研究,满足国内需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这里只说一个问题,中医药学。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我们的宝库,而且是我们发掘最有用的药材、药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是在这方面,非常遗憾的是,美国FDA引进的中国的中草药,只占全部中草药的3%左右。所以,中草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应尽快现代化,中草药应尽快国际化,这对我国的医学将是更大的贡献。 4.4.4加强基础研究,抓住前沿学科、前沿课题、优势领域,结合重大疾病和卫生保健需要开展基础性研究。中国可以为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我们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我国的人口多,民族多,病人多,所以我国的流行病学、地域医学在全世界占据相当的优势。在小环境医学研究上,我们得天独厚,这在很多国家是办不到的。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今年协和医科大学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提到,彝族人没有高血压。这里有一个问题:彝族人为什么没有高血压?如果在彝族人体内能分离出一种抗高血压基因,那么高血压的防治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追踪仍居住在该地区的彝族人,他们依然没有高血压,那么他们到了其他地区会不会有高血压呢?追踪了数千人,结果发现彝族人到其他地区后,高血压的发病率与当地人一样。这说明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其价值在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至少在高血压的防治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篇好文章,中国要做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地做下去。所以我想,所谓世界尖端,就是你能做而别人做不了,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有可能和别人交流。当然,我国还可以集中更大众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某些病例的分析判断,提出更正确的方法。这种可能性包括我国拥有350~370张脑外科病床的医院,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还可以在这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医学提供我们中国人的特殊产权,属于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中国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是怎么干。我想,卫生部在“十•五”期间集中物力、财力,也办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医学研究中心,建一个中国医学科学城,将对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5加速发展医学高技术 首先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组织工程等等。当前,我国基因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产品还没有。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将成为下个世纪影响医学,特别是药物学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势必无法与外国竞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蛋白质工程。随着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蛋白质工程越来越复杂,而在我国,目前可能将蛋白质工程忽略了,做蛋白质工程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寥寥无几。我国目前提取白蛋白,还是用人血提白蛋白法,但大家都知道,猪血的白蛋白与人血的白蛋白只差几个氨基酸,如果把这几个氨基酸对换一下,把猪血差的那几个氨基酸,换成与人血白蛋白一样的氨基酸,那么,将来的屠宰场就有可能是分离人白蛋白的最重要的原料基地。可是我们偏偏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在工作。至于组织工程,将来我们可以做细胞、分子、组织的培养。现在我们就可以做耳朵,将来可以再做鼻子,或者其他的器官,那么整形外科不是方便多了吗?比组织工程再大一点儿的,还可以有。 这势必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和更高的质量。其次,纳米技术的微机器人已经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现在就有人把一个微小的机械人放到冠状动脉里。大家知道,现在做PTCA时,先插入一个管子,溶栓,然后如果还没有把握,再放入一个支架,这就是所谓的PTCA冠状动脉支架。如今放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能解决再狭窄的问题,而且可以监视动脉血中的血凝状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再溶栓。当然,将来也许会有更小、更有用的工具。至于材料,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工心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人工心脏的手术,当时是在牛身上做的。做完以后,心脏的节律、博出量、大小都和牛一样,既可以放在皮下,也可以放在胸腔或腹腔。这个人工心脏现在是否就可以进入临床应用了呢?答案是还不行。什么问题呢?是材料不行。这个心脏只能用2年甚至不足2年。如果人换一个心脏,用了2年就不行了,还得再换,这显然是不行的。人工心脏的技术没有问题,现在是材料的问题,是人工心脏的寿命问题。如果过了这一关,人工心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对于心脏病患者又是一个福音。另外,我说一下医学伦理的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脏停止搏动为死亡标准,这个标准不知浪费了多少卫生资源。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做蛙的动脉心脏灌流实验时,把蛙的心脏取出后,心脏依然能保持长时间的跳动,但蛙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仍在抢救那些大脑已死亡,没有意识,并且永远也救不回来,现时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我们可以用呼吸机维持,用各种药物维持,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听说最多可维持2~3年。如此维持,高干病房每天需花费3000~5000元。这一个人3年消耗的卫生资源,相当于3个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但目前死亡标准没有立法,由于亲属的要求,治疗只能继续。尽管目前移植外科非常发达,但制约移植外科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供体严重不足。一个人如果脑死亡,这时人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取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供体。但如果循环停止了,这个供体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如果也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卫生资源,为脏器移植提供更好的供体。我希望大家共同呼吁,在中国及早实施脑死亡法。

科技发展论文: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1607－1966 摘要：16世纪末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制度及其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均呈阶段性变化。本文讨论“”前中国选择科技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点及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并探讨战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 关键词：科技 发展 伦理建设 理论建设 制度建设 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 现代 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 理学 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 科学 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 历史 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 法律 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 哲学 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 自然 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计算 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 科学 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 政治 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 发展 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 现代 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 工业 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 企业 经济 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 历史 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 自然 ，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提出了要求，包括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实验基地配套建设以及可移动设施购置。本人在对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现状分析基础上，从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投入、开展渔业基本建设项目专项科研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 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科技发展论文: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原文作者：窦艳芳 摘 要：种业作为农业的先导产业，是农业科技应用最集中的载体，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领域和战略制高点。畜牧种业是产业的源头，是现代畜牧业高效生产、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全面客观总结了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种业科技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畜牧种业；科技创新；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 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及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发展基本概况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畜牧良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0年，全市有畜禽良种繁育场45个，年供种能力为种猪18.4万头、蛋鸡雏1 568万只、肉鸡雏5 690万只；年供奶牛冷冻精液能力260 万剂。畜牧种业产值10.4 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2.8%。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的生猪、奶牛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优势种业，宁河原种猪场、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育种中心等畜禽良种场生产的种猪或冻精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畜禽良种的优先发展，有力支撑了天津市现代畜牧业的持续发展。2010年底，全市肉类产量42.6万t，禽蛋产量20万t，牛奶产量67万t，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34.7，16.3，54.5 kg（按2010年常住人口1 229万人计算），猪肉、禽蛋、牛奶自给率分别达到65%，74%，100%，居京津沪三市之首，保障了天津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 1.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2.1 种猪、奶牛等畜牧种业科技获得快速发展 当前，天津猪育种水平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总体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展了猪高产仔抗应激分子育种工作，培育出了高产仔抗应激品系。2008年，按照《天津市农业种业基地建设意见》要求，天津市7个种猪场参与了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优良种猪引进、猪舍等基础设施改造、育种关键设备引进以及育种实验室建设等；生猪数字化育种管理系统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为提高猪种业的科技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提升了种猪供给能力。 近年来，天津市奶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奶牛遗传改良工作对奶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0年，天津市奶牛年平均单产已达到6 904 kg，而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仅为4 575 kg，全市奶牛生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8.4%。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等通过奶牛遗传改良及改进饲养管理措施，所属部分牧场奶牛单产已达到12 000 kg，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种公牛培育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58头优秀种公牛进入全国良种补贴名单，其中验证种公牛25头。种公牛后代生产性能突出，平均年产奶量及乳蛋白率、乳脂肪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市奶牛遗传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天津市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体型鉴定等规模达到2万头，参测牧场达到32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青年公牛后裔测定场达到10个。 此外，天津市在开展牛、羊新品种选育及扩繁工作，在牛、羊胚胎移植产业化、胚胎生物工程、家畜克隆、家畜转基因育种和健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世界首例胚胎克隆波尔山羊，并获得了批量生产体细胞克隆波尔山羊的成功，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2.2 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等近年来在山羊克隆领域、肉牛胚胎移植以及转基因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同时具有一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克隆、转基因技术等育种技术研究和良种畜禽饲养、繁育的科研队伍。 目前，天津市有3个原种猪场，其中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是国家级种猪核心选育场，有较完备的育种设施设备和试验猪舍、化验室等；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负责为天津市培育优秀种公牛，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种公牛站之一；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肉羊良种的引进、扩繁、选育和推广工作，是中国首家引进杜泊绵羊原种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进行选育的公司；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有先进的实验基地和现代生物实验室，并 在试验室配备了显微操作仪、二氧化碳培养箱、凝胶成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这些畜牧种业企业和研究中心均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储备，为畜牧种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2.3 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 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畜牧种质资源，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生猪有世界三大名种猪，即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牛和娟姗奶牛。肉用羊为杜泊绵羊、波尔山羊和澳洲白绵羊。蛋鸡有海兰褐、海兰灰等鸡品种。肉鸡有爱拔益加、艾维茵品种等，还有一些地方猪种、地方鸡品种以及长毛兔和狐、貉等品种。 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种业和种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品种方面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但就整个行业而言，仍存在着种业企业实力不强、种业科研创新机制和创新水平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产业化程度低和引进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不佳等问题。 2.1 畜牧种业企业实力不强，龙头企业少 目前，天津市畜牧种业企业规模较小。由表2可见，天津市主要畜牧种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是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2家，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内较知名的畜牧种业公司年销售收入均不足千万。在全国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种畜禽龙头企业还不多，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种畜禽场的数量、档次、单体规模，还是总体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调研中发现，畜牧种业科研实力不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偏少，且产业化程度不高，种业育、繁、推产业链条较为松散，且规模小，缺乏竞争实力。畜牧种业中仅有3家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为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畜牧种业企业，不适应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2.2 畜牧种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机制不适应种业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业种业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生猪、奶牛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如：每头母猪年提供断乳仔猪头数和年提供出栏商品猪的头数：养猪发达国家普遍在22头和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6.1头和24.3头，荷兰24.5头和23.4头，法国为24.2头和22.4头（表3）；天津市能提供的商品猪仅为15～18头，差距较大。2010年天津市奶牛平均单产虽已达到6 904 kg，还远低于北京、上海奶牛业平均8 000 kg的生产水平。从整体来看，天津市畜牧良种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集中表现在：天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牧优良品种或品系，畜牧优良品种、育种关键技术、设备主要靠引进；尚未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产业体系；畜牧种业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包括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发设备以及实验室能力的提升。 当前，天津市还尚未真正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种业研发体制，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协作机制还不紧密，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不足，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绝大多数育种企业仍采用常规育种技术，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果转化速度慢的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2.3 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 近年来，天津市每年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畜牧原良种，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即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从而也导致了畜牧种业的低效生产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系谱建设、体型鉴定等选种技术和管理滞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性控等生物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良种选配效果不佳，繁育的后代或配套系不能保持原种或良种的优良性状；第二，由于对引进原良种（种猪、种牛）的饲养模式落后，如养殖设备不先进、养殖环境不佳、疫病防控技术落后、饲料营养不能跟进等原因，导致原良种生产性能不断退化，目前天津市种母猪的繁育年限仅为3～4年，种公猪为4～5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对引进良种的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的基础上，会加大对育种选配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支撑，确保引进良种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4 种业科技人才缺乏 当前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普遍缺乏，课题组调研了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畜牧种业企业的科研人员情况。调研结果为，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1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39%；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67%（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天津市种业企业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普遍缺乏，人才缺乏是制约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调研中还发现，天津奶牛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等种业科研实力较强的畜牧种业，其科技人员占比相对较高，拥有的高学历和高职称科研人员比例也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印证了种业企业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 3 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提升畜牧种业科技创新水平 3.1.1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目前，天津市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科研与生产、应用推广相脱节，是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种子企业优势表现在具备市场推广能力，在组织生产、推广营销、构建渠道等方面得心应手；劣势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建立育种研发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则具备育种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但在品种的产业化、市场推广手段和经验上却明显欠缺，由于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推广，积淀了大量的科技资源[3]。在这种背景下，为迅速提高畜牧种业整体竞争力，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就是推进科企合作，把科研院所的优势与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强强联合。天津市应在借鉴国内外成功范式基础上，把科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向深入，探索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新模式[4]。同时，还要通过政策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行业关键技术，开展集成创新；鼓励龙头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利用。 3.1.2 加强畜牧业育种关键技术及种业基础研究 首先，强化畜牧育种关键在于技术攻关。不断培育动物新品种，挖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创建目标基因高效转化平台；加强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选育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动物新品种[5]，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成长性好、有望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 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其次，要加强种业的基础研究，开展动物产量、品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动物种质创新的分子生物学途径和方法等研究，为养殖业遗传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以种猪、肉牛等主要畜牧为重点，开展以功能基因组为核心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获得一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最后，要强化种业高技术研究，加强畜牧分子标记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家畜体细胞克隆等高技术研究，创制畜牧优良种质，以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支撑和引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6]。 3.1.3 培育畜牧良种生产龙头企业 结合天津市畜牧种业建设规划，遴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队伍素质较好（如天津嘉立荷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集成先进的良种育种、扩繁、繁育和健康苗种生产技术和工艺，打造种猪、种奶牛、种公牛、种羊等良种扩繁、健康苗种的规模化生产。开展良种检测技术研究和扩繁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制定良种扩繁生产管理技术，提升良种质量，为天津市及周边地区的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健康良种。推动各种子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强化企业自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还应加强畜牧种业基地建设，继续推进生猪育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奶牛育种繁育基地、以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优质肉羊良种基地、顶级种羊（牛）体细胞克隆基地和转基因畜禽新品种培育及繁殖基地建设，为种业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2 加强现代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科技和人才是引领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又依托于人才，因此，人才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于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已成为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加大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成为现代种业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首先，天津市应围绕现代种业发展需求，加强畜牧种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其次，畜牧种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种业企业通过组织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单位，采取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检验、生产、加工和贮藏技术人员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同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服务团队，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他们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天津市种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后，还要发挥天津市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高等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课程选择、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促进高等院校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的高等人才。 3.3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完善科研立项、评价、投入与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科技管理与资源利用效率，以管理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首先，要建立种业科研新体制，强调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7]。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通过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的改良、创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研究等，夯实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基础[8]。建立适合农业科研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种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价、经费管理机制，真正建立以种业发展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注重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其根据种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项目和研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过程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使种业科技项目真正能够服务种业科技发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最后，要健全种业科技联合协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联合协作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单位和科研人员之间开展联合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市种业科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推广及应用主体的活力，促进各层次人员的协作。 科技发展论文:关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论文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 网络 。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 教育 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 经济 性统一。 1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 科学 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 规律 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 现代 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 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 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i} 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to。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 经济 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6j，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3防火宣传和 教育 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g%是人为因素造成的f},}l。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 科学 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fgl。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 工业 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9]。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4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 素有祖国绿色宝库之称的东北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植被和大规模极具经济价值的原始林和人工林。由于所处地缘的特殊性，常因雷击、跨国界火灾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引发森林大火l叨，一直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森林防火科技 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中，针对东北林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1。可基本概述为，在加强火灾监测装备多元化、立体化和监测网覆盖率的同时强化对火灾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在加强森林防火分隔和阻火带建设的同时，强化专业防火扑救队伍应付紧急状态的技能和装备力量。大面积和拥有高可燃物载量的森林植被的保护要充分突显“预防为主”的原则，而以林场为基本单元的林区百姓防火意识的提高以及针对交界域的可燃物管理和火源管理则是火灾预防至关重要的措施。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建普通阻火带和植物防火林带为主要手段的防火分隔要从科学的高度予以提炼并规范化，以求实现相关作业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科技发展论文:结合科技发展动态提高《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效果 作者：白岩，田薇，徐建伟，斯金平 【摘要】 《药用植物栽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章探讨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其它学科的前沿动态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适应知识的更新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药用植物栽培学; 科技发展动态; 前沿知识 《药用植物栽培学》(culture of pharmaceutical plant)是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栽培技术措施以达到稳产、优质、高效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这门课程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昆虫学、病理学和中药学为基础，借鉴了农业、林业、园艺等栽培植物的技术和措施，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2]，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和保健生产优质的中药材。因此，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在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减少，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枯竭，所以，今后的中药材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尤其疗效显著需要量大的药材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培养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的人才，生产出栽培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的优质中药材。 为达此目的，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在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引入近年来的科学进展和高新技术新成就，以便拓宽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 结合gap标准化种植知识，了解相关法令法规 药用植物的栽培比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要求高，要符合gap标准化种植，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3]。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革新栽培技术，获得高产量、高质量、低农药和低重金属残留的原药材。同时，补充学习国 家出台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包括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规范和与药用植物栽培直接相关的法令法规，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增加相关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2 结合现代农业技术，扭转学生错误观念 针对学生认为药用植物栽培就是简单重复大田、林学、园艺等植物的栽培经验，没有科技可言这种状况，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到课堂中，提高学习积极性。 2.1 增加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理化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管理过程中，如何控制病害、虫害和草害，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在讲授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时，除介绍一些常用化学药物防治方法外，同时强调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旨在尽量减少药用植物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例如：利用植物之间的对等效应[4,5]，间、混、套作种植一些具有防病虫害作用的植物;使用天然植物型农药;利用天敌或一些致病真菌防治害虫;利用紫外线诱杀害虫;利用辐射或性激素干扰害虫交配等措施，均可达到不使用农药、无残留、生态和谐的目的。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对于病虫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同时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2 增加节水农业的相关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在某些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产区更是如此，为此，在讲授灌溉的内容时，引入节水农业[6，7]的概念，包括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节水基因型筛选、植物精量给水、区域智能化给水技术等。同时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澳大利亚的局部根区变干给水技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的新型灌溉技术以及技术改进后对于产品质量的改良效果。 2.3 增加生物入侵与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引种和驯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植物材料的检疫。从国外或外地调运种子、种苗时， 必须经过检疫，在确认无检疫对象和主要病虫害后，方可调运。近百年来，由于没有入侵生物检疫的概念而人为或无意引进我国的新物种非常多，对我国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极大的损失[8，9]。这些实例能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要彻底根除极为困难，因此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形成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增加绿肥和菌肥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时，结合间、混、套作种植绿肥[10,11]，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氮量、提高土壤肥力、药用植物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可以通过绿肥饲喂牲畜“过腹还田”、或放养蜜蜂生产蜂蜜，达到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利用菌肥[12,13]则可以通过菌肥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参与养分的转化，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分泌激素刺激作物根系发育;抑制作物有害微生物活动，利于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 3 结合生物技术，开拓药用植物栽培新领域 无土栽培、细胞的工业化生产[14,15]虽然属于生物技术范畴，但可以引用到药用植物栽培，生产中不但可以打破土壤栽培的连作障碍，节水、节肥、省工，还可以在不适宜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进行药用植物种植，避免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工业污染，生产出符合gap标准的药材。在授课过程中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技术所在，思路更加开阔。而脱毒快繁、细胞融合等技术也广泛应用到药用植物生产研究领域中。目前，蜜环菌、紫草、人参的细胞悬浮培养、地黄的脱毒苗、曼陀罗和百合等的花药培养、桔梗的多倍体培育以及一些转基因药用植物的培育均取得成功，为药用植物栽培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合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增强中药质量监控意识 药用植物引种栽培不单单以成活为目的，同时要求能正常生长发育，并获得一定产量，而且药效成分、含量以及医疗效果达到药典要求，因此需要与中药质量检测技术相配合[16,17]。通过补充该课程的相关发展动态，使学生了解有关中药质量状况、中药质量控制的思维方法与发展趋势，增强质量意识，明确“药材好，药才好”的相关性，为今后从事药用植物栽培、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质量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5 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药用植物栽培学》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为课程基础，同时又要求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接触农事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同时安排一周的百草园内种植实习[18]，可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中药相关的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专业实践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习之前，要求学生提前查阅资料，结合前沿的技术，自行设计一些切实可行的试验，在实习和观察的过程中，记录相关试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一些栽培管理措施对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加深学生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的理论理解和感性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配合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6 激发学生自学兴趣，主动学习多学科前沿知识 在《药用植物栽培学》的学习中，不但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到目前科技发展前沿，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同时结合课程论文，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知识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起来。例如，有的同学设计了太空药用植物种子，将gps、rs和gis技术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或结合生物技术生产超级人工包衣药用植物种子，通过不断引导学生主动查找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加课外知识，逐渐重视药用植物栽培的技术性与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穿插药材生产、农业生产、生物技术的前沿知识，同时增加药物知识、医药最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将单一的专业课程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不但缩短了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时间，能够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而且使学生系统掌握了中药专业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课程结束时学生调查结果反映良好，满意度高。对《药用植物栽培学》进行教学改革，符合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求，能够尽快为我国中药gap标准化种植培养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科技发展论文:浅论从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最新突破探讨教育伦理学的新变化 论文关键词：突破　高科技　教育伦理学　探讨 论文摘要：从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发展到生物高科技技术时代突然到来1我们似乎一直是高科技技术被动的顺应者。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就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自己动手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新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教学伦理学的更新变化。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能简单囿于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1还要致力于创新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世纪末以来，正当信息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为信息网络技术疯狂，热衷于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网络攻关的时候、美国众多的高科技专家预言，在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2000年6月，很快传来惊人的突破性消息:继生物克隆技术全面成熟之后，人类遗传的基因密码组全部被翻译出来了。在我们还在热衷于信息开发和网络攻关的时候，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或什么预测了。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竟争一直处于劣势或被动状态。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有间题。我国的教育，历来是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一直缺乏对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励手段和理论研究。教书育人的传统教学观念，是影响我国近代以来高科技顶尖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发展的沉重桔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竟争将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关键。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改革现有教育伦理学观念，通过我们自己的院校培养我们自己的尖端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教育伦理学观念的变迁 从’.学而优则仕”开始，孔夫子为天下读书郎设下诱饵，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围绕师古人而明大志、师圣贤而明是非”进行的。几乎同期，欧洲则是“昨天教育”(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代一代传教下去)的天下。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冷天教育”的思想、“今天教育”与“昨天教育”最大不同是强调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现实服务。而此时中国则几乎全是“八股文”的天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欧美开始诞生了“明天教育”的思想。“明天教育、、强调学习以昨天，，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为指导方向的全新教育模式。 二、教育伦理学观念的更新与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的思想。仅相当于二百多年前欧洲的今天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使具有创新创造性天才难以脱颖而出、反映在科技界则是步人后尘，被动发展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这震耳发聋的呐喊，是唤醒中华民族教育界的战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到自然科学各学科，关于在我国开展创新教育的研究、关干西方创新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开展创新教育，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主旋律。 三、教育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科教兴国，开展创新教育，目前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在我国完全实施创新教育还有相当距离。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创新教育感到茫然，不可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目前一直在搞教改，教学内容改革了教学手段也改革了，还需要搞“创新教育吗?教书育人还要不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的口号还提不提? 其实“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明天教育”与“今天教育”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教书育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是社会对大专院校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院校的最高目标。传统教育是基础的、是必需的，创新教育是提高的、创造的。对.今天教育”学习都十分吃力的学生，你是无法实施..明天教育”的。学有余力，而且具有相当创新创造性才赋的学生，是实施“明天教育的主要对象。本来院校培养的学生就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创新性人才，一种是对社会合格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伦理学应正视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与经验。欧美创新教育培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教育手段主要是两大法宝:启发预见、师生互动。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在地球仪的哪个部位都不知道。启发预见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本没有错，是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但这必须要以传统教育为前提，以传统教育为基础。否则教育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让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努力，锐意改革进取，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性人才。 科技发展论文: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 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 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八）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发展的灵魂在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激烈的科学争论与兼容并蓄的科学宽容，往往能够引发重大的创新突破。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他人的智慧和技术优势，符合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技术创新收益的溢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方面，我国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各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技发展论文: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作者：吴林华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优势 目前，全省科技示范区的实用技术入户率已达到95％，实用技术到位率达到80％①。再次，多种传播模式的调动优势提高了对农民科技传播的效果。省及各级政府部门在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扩大传播效果，促进了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吉林省农委与吉林省电视台共同开办了《农业科技大讲堂》栏目，系统宣讲和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全省遴选重大技术和农业政策共24个专题，组织24位专家每周一讲，从目前已制作播出的15个专题看，由于大讲堂内容紧贴“三农”实际需要，加之形式新颖活泼，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②。最后，在科技服务方面，由吉林省政府统筹安排科研资源提供农技服务。全省集中组织了34个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技术包保，每个单位包保1－3个县市区，确保实现了省级科教资源能够有效地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决策层对现阶段乡镇政府机构人员设置的基本判断是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因此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精简机构和人员。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⑤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三、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 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技推广服务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导致其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在整体提高基层科技传播系统的传播能力同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和长远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农业，通过扶植培养新型农民科技带头人带动乡村科技传播事业。尽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在现代农业科技传播领域形成合力，把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技术外部产出的受益者中，除了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农业的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四大功能。因此应把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和项目建设（诸如新农村建设、高产创建、增产千亿斤粮食工程、世行、亚行等项目）结合起来，在经费投入机制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政府、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2．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3．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 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县乡一级目前都是超编状况，县级超编为21．5％，乡级超编20．1％。 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二、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2．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影响 加快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林业科技进步对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5.69%，林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广西林业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广西林业发展必须要率先建立健全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进步管理机制，加快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兴林战略，挖掘和发挥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建立健全科教投入激励机制，加大科教投入帮扶力度 “科教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促进广西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激励机制，整合科教创新资源，优化R D资源配置，提高科教资源利用率。积极培育科教创新主体，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广西林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发展。 优化科教创新环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其本质就是人才经济，依托实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两项英才工程，加速林业技术人才引进与集中，积极引进高层次林业科技专家，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林业科技人才，创建活力四射的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加大林产工业等产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会极大促进与提升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有效机制，促进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扩大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 政府加强林农林业科技教育培训，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将是十分广泛，是解决广西”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仅要增加对农户科技进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林农教育培训和科教兴林专项资金，而且还要提供林业科技技术指导。为了做好林农增收的林业科技支撑工作，着力提高林农的科技素质，推动广西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西区林业厅应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选送和培养优秀的林业科技特派员，成为促进林业增产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本文作者：奉钦亮覃凡丁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发展论文:电工科技发展与展望 本文作者：李延斌作者单位：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下电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供电结构和形式，还能带动企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下文中笔者将进行详细论述。a.20世纪60年代初，实用超导体被研发出来并且应用于电工领域，至此超导体材料进入了电工生产，以其应用中的优势逐渐的取代了其他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的发现，更奠定了超导体材料在电工生产中的地位。b.半导体的发现和应用给电力设备和仪器提供了新型的电子元件，使得电力设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动化前进。 2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文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a.电磁场的数值计算对于电力设备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近些年来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研究重点，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计算中的复杂分析和精密实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大的推动了电磁场的数值计算的发展。b.数控系统的发展同样使得电机控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电机系统的整体使用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c.电力电子技术作为能源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对于提高用电效率和能源的使用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电工新技术未来的展望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基本现状，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未来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其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1太阳能发电技术。太阳能作为目前最受瞩目的新能源，其发电技术对于日后的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太阳能的获取的便利以及利用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其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成为了开发重点。而太阳能的使用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方式，所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风能发电技术。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其最主要的应用特点就是其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开发领域。就目前风能的发展速度来看，已经超越了太阳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我国对于风能的发展也给予了多种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风能发电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3核能发电技术。受控核聚变的发展以及利用可以提供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根源上解决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核聚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现实性，它依靠核工业技术以及电工新技术的结合，为能源的利用提供更加便利的方式，核聚变电站的建立还可以促进新兴电工产业的发展。 4水力发电技术。我国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在水力资源集中的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已经建成了多所发电站。对于水力资源未来的发展以及开发规划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策划和前期的准备工作。重点对金沙江以及黄河上游和湘西等水电基地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可开发的资源进行利用，促进水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5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是热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新型的发电方式，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热电转换，具有低污染以及用水少的特点。磁流体发电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可以持续发电数百小时，最高的发电功率达到几万千瓦。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电工新技术以及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以燃煤为主的我国来说，热媒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利用以及产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和使用，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量的增加，有关部门必须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革新，推动现有的电工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的供需矛盾。上文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引发广大同仁的讨论，为推动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科技发展论文:CTP科技发展历程与运用状况 本文作者：高峰邢晓坤作者单位：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引言 目前，直接制版技术（CT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及采纳，其未来发展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CTP技术从1995年进入产业化应用，至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从技术发展诱导期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期。本文主要对光敏CTP技术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旨在对我国CTP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能有所裨益。 2光敏CTP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目前，CTP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CTP装机量更是高达70％以上（占制版机总量比例），全球应用的CTP制版机已经超过5万台。新闻报业是CTP应用的重要领域，全球10％以上的CTP用在新闻行业。欧洲应用量远多于其它地区，世界一大半新闻CTP都用于欧洲地区。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新闻CTP应用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要相对落后一些，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CTP在我国报业的应用的情况与日本相似，2010年5％以上的CTP用在新闻报业上。目前，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拥有紫激光CTP技术，它们是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美国柯达公司、中国乐凯华光公司。富士公司的紫激光版材技术在上述四家公司中，最为成熟。版材各项性能比较平衡，突出高分辨率，感光度（90μj／cm2）略低，版材可以在200线／英寸的精度下再现2％～97％的网点；同时，还可以使用20μ的调频网加网，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商业印刷的要求，版材的耐印力可达15万印；还采用特殊的显影加工技术，40L显影液的使用寿命从1000m2增加至2000m2。爱克发公司的紫激光CTP版采用与富士紫激光版截然不同的配方体系，具有感光度高（约50μj／cm2），中间调网点增大小、显影性能优良、耐印率高等优点，但分辨率低，广泛用于报业印刷。柯达公司也于2006年正式向全球推出紫激光版VioletNews和Violetprinting，突出优势是高感光度（约40μj／cm2），加网线数最高可达200lpi，耐印率最高可达20万印，但稳定性欠佳，适用于激光头功率超过30mW的紫激光制版机，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印刷业务的需要。中国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涉足光聚合CTP版材研制的单位，其研制开发的适应488nm激光光源和532nm激光光源的光聚合版材通过上海市科委的技术鉴定。广东中科银实业有限公司是将银盐扩散版实现产业化的公司，近3年来共实现销量几十万平方米。乐凯华光从1998年开始研制光聚合CTP系列版材，经过持续的不懈努力，先后研制开发出PPA（488nm）、PPY（532nm）、PPV（410nm）、PPVS（410nm）版材。其中，PPVS于2009年实现产业化，进入批量正式生产阶段，近3年来共销售近300万m2。 3技术发展带动设备更新 直接制版机是负责将数字页面直接扫描输出在适当的介质上从而满足后续工序，如显影和印刷的要求。直接制版机主要分为光敏、热敏和其他扫描成像方式3大类，其中光敏直接制版机又细分为采用发光波长在390～41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紫激光二极管———UV－LD）的紫激光直接制版机和采用传统高压汞灯、激光器的CTcP制版机。热敏直接制版机定位于搭载发光波长在83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激光二极管———IR－LD）的制版系统。其他成像方式主要是采用喷墨成像的直接制版系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综合分析判断，2011年在我国直接制版机的市场保有量为4050台，其中，热敏制版机2800～2900台，占69．14％～71．60％，紫激光制版机700～750台，占17．28％～18．52％，CTcP制版机500台，占12．35％。这些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CTcP在我国直接制版市场占有12％以上的份额，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球的统计数据，UV－CTP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1］，这大概与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PS版制造和出口国有着密切关系。光敏CTP制版机多采用内鼓式或平台式激光扫描装置如图1，分别应用于商业或报业制版系统。由于激光器体积小，通常紫激光CTP设备采用内鼓式成像结构。它是把滚筒作为承托印刷版的鼓，印刷版被固定在内轮廓的某个固定位置上。曝光时，声光调节器根据计算机中图像信息的明暗特征，对激光器光源所产生的连续激光束进行调制。调制后的激光束先照射到旋转镜上，随着镜子的旋转，激光束就被折射到滚筒上，形成曝光图像。调整聚焦就可以改变激光束的直径，从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分辨力；调整镜子的转速，则可以调节曝光时间。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在市场上的高占有率与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稳定且寿命较长的高功率激光光源是一个重要因素［2］。UV－LD的功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数毫瓦，在2006～2007年进入到数百毫瓦的范畴，不到10年的时间提高了100倍。功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版材敏感度要求的降低。在UV－LD的低功率时代（数毫瓦级），只有敏感度非常高的银盐CTP版材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在中等功率时代（数十毫瓦级），光聚合CTP版材即可满足相关要求；在高功率时代（数百毫瓦级别及以上级），传统的PS版就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因为UV－LD的发光波长正好处于传统PS版敏感的光谱范围内。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采用高功率UV－LD（超过100mW）和高感度PS版的直接制版系统，必将成为CTc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UV－LD功率的发展是否依然维持直线上升状态，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IR－LD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近红外固体激光光源，但由于光热成像敏感度低，其功率分类比UV－LD普遍提高了2个数量级，即低、中和高功率定义在数百、数千和数万毫瓦级。 目前，热敏直接制版机普遍采用集成光源模块和多光源模块组合技术，激光功率处于数千毫瓦甚至数万毫瓦的水平。先进的扫描技术是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引领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先进的热敏直接制版机主要采用光栅光阀（GLV）分光技术和外鼓扫描技术。紫激光制版机主要采用内鼓扫描方式，向内圆弧弯曲且固定不动的版材与始终处于版材圆弧半径中心、平稳高速旋转的斜面转镜是技术的关键。内鼓成像的光路特点保证了激光束始终从圆弧弯曲的版材的半径中心出发，使达到版材任何一点的光程完全相同，即减小了成像质量对光学系统的压力，也提高了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斜面转镜采用气垫轴承转子技术，不但转速高，且转动平稳、准确，磨损小，寿命长。UV－LD激光器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紫激光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从而导致热敏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市场上推出的主流紫激光CTP机列入表1［3］。 4成像特质决定工作环境 光敏成像，更准确的应称谓为光粒子成像，是光敏剂吸收光子后跃迁到其光化学活泼状态（高能量状态），继而发生化学反应生产希望的产物的过程。原理上说，只要光子携带足够能量或具有足够短的波长即可引发希望的光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只与吸收的光子数量，即曝光量有关，与光子的空间数量密度，即功率密度或辐射强度没有阈值要求，只要曝光量达到成像曝光量即可。最低成像曝光量是重要的成像特性，不同材料体系由于成像原理和增幅机制不同而各有其典型的敏感度范围。银盐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0μJ／cm2；光聚合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2μJ／cm2；热敏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2mJ／cm2。前两者属于光量子成像系统，由于存在很高的增幅机制，敏感度明显高于后者；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光热成像系统，很少具有增幅机制或只存在及其有限的增幅机制，与前两者相比敏感度低了3个数量级以上。 5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4］ 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可靠的设备稳定性、优越的出版速度以及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 5．1高精度成像质量 405nm紫激光特性是光点的大小可以控制到1μm，该物理特性很好地保障了紫激光CTP的成像品质，配合高精度的内鼓式结构及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用户可以从容应对3001pi调幅加网和20μm调频加网的制版精度要求，完全满足印刷企业对制版质量提升的渴求。目前，紫激光CTP版材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向国内外销售。从设备结构上讲，内鼓式成像结构本身在成像原理上要优于外鼓式的螺旋式成像原理，在平网和极细线条的复制方面为用户提供更高的精度保证。 5．2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 405nm的紫激光波长短，属于冷光源，光源的稳定性更好，适用于光聚合紫激光版材曝光成像的激光器。功率只有30～60mW，仅为热敏CTP激光器功率的千分之一，如此小的激光器功率完全可以确保紫激光CTP的激光器做到瞬时开关———激光器仅在版材曝光时才点亮打开，其它时间激光器则完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理论上讲在紫激光CTP设备8～10年的使用周期内根本无须更换激光器。相对于热敏CTP的大功率激光器而言，仅激光器一项，紫激光CTP每年将为企业节约非常可观的激光器更换成本。没有了高昂的激光器维护成本，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优。 5．3可靠的设备稳定性 在设备长达8～10年的使用周期，紫激光CTP将为用户节约多个激光器的高昂更换成本，从而确保设备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并且，由于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的感度只有几十μJ／cm2，因此，在设备8～10年的周期内，紫激光CTP将有非常恒定的生产效率。而在热敏CTP的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出版效率会随着激光器功率的衰减而逐渐下降。此外，内鼓式的机械结构在紫激光成像过程中版材和滚筒都静止不动，使得设备的稳定性获得长期有效的保证，完全避免了外鼓式热敏CTP经常发生的卡版、飞版及螺旋式成像所带来的平网不匀等现象，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制版成像的精度。 5．4优越的出版速度 生产中设备实际的出版速度快是紫激光CTP的又一重大优势。富士公司“多激光AOD（A－coustoOpticalDeflectors———声光偏转器）”成像技术在紫激光CTP上的成功应用，大幅提升了CTP设备的出版速度。每小时40张商业精度对开版材的出版能力，是普通热敏CTP设备的3倍左右。对于急件、快件而言，则有了更好的应对手段，这是热敏CTP所无法匹及的。1台富士紫激光CTP，完全可以轻松满足企业后端8～10台四色胶印机用版量的需要，从而在CTP设备的拥有台数和印刷生产能力之间实现最佳配套。5．5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光聚合版材特有的砂目结构和涂布工艺使得显影液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在所有CTP版材的冲洗药液中，紫激光光聚合版材的药液宽容度无疑是最大的———显影液可以6周左右更换一次，相对于所有热敏CTP版材2～3周的药液更换周期而言，将为用户节约大量的冲洗成本。目前紫激光CTP用户的显影液更换周期大约都在6周左右，这其中不乏曾经用过热敏CTP的用户。相对于以往热敏的应用，用户普遍反应光聚合紫激光带来了大量冲洗成本的节约。显影液更换周期长不仅带给用户使用成本上的极大节约，与此同时，由于药液更换周期长达两个月以上，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6CTP版材的应用促进行业向前发展 CTP版材对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制版技术出现之前，光量子成像是主流，主要使用倍率YAG激光（发光波长532nm，又称为绿激光）和氩离子激光（发光波长为488nm，又称为蓝激光）。由于激光功率不高，对版材敏感度要求非常苛刻。因此，银盐材料是首选的成像材料体系，主要有银盐和PS版复合版材，以聚酯片基为基材的向上扩散银盐版材和以铝板为基材的向下扩散银盐版材等几种类型。1997～1998年，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特别是搭载IR－LD激光器的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得到市场的广泛采纳，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设备，成为市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半导体紫激光（UV－LD，发光波长390～410nm），随着其输出功率的快速稳步提高和配套的内鼓扫描成像技术给光量子成像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进入本世纪后光量子直接制版设备的市场份额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3～2004年，随着UV－LD激光器功率进入数十毫瓦时代，以光聚合材料为代表的具有高增幅机制的感光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领域并迅速成为主流版材成像系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UV－LD激光器与感光高分子的搭配基本上成为光量子直接制版技术的不二选择。同时，针对UV－LD激光器的感光高分子材料体系和针对IR－LD激光器的热敏成像材料体系逐渐成为了CTP版材的主流。 随着IR－LD激光器功率进一步提高，传统PS版也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CTP版材。CTP版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显影前需要预热的第1代版材，显影前无需预热的第2代版材、免化学处理的第3代版材和免处理的第4代版材。第1代和第2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废液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必须经过恰当处理才能排放或废弃。第3代和第4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可以使用中性水进行显影处理或无需显影即可上机印刷，显影废液的废弃处理压力小或者根本不产生废液，属于绿色环保性版材。目前在第2代和第3代版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称为低化学处理CTP版材，也有学者称其为所谓的2．5代版材［5］，这种版材在扫描曝光后依然还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但是碱和其他化学成分的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废液处理压力小于第2代版材。目前我国CTP版材的主流处在第2代和2．5代，正在向第3代和第4代迈进。 免化学处理版材是一种使用中性水显影的版材，要求版材非印刷区的光敏涂层必须分散或溶解在中性水中以满足显影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材料体系，一种是采用热熔成像原理的非均相光热成像系统，属于中性水可分散的材料体系，应用于光热成像CTP版材，另一种是采用中性水可溶的成膜树脂的感光性高分子成像材料系统，属于中性水可溶解的光敏成像材料体系，应用于光量子成像CTP版材。免处理版材应该是在扫描曝光后无需任何显影处理即可上机印刷的版材，因此要求激光扫描曝光后能够在版材的曝光区和非曝光区产生足够的亲和性反差，以满足非图文区亲水和图文区亲油的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2种版材，一种是采用热烧蚀原理以硅树脂为非图文表面的光热成像版材，是一种典型的无水胶印CTP版材。这种版材的光敏涂层由硅树脂、吸热层和具有良好亲油性能的聚酯涂层构成。硅树脂涂层处在版材的表层，构成斥油表面。金属层吸收激光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发生气化反应，使表层的硅树脂涂层成为碎片气化离开版材表面，亲油的聚酯底层裸露成为亲油表面。这是一款具有实际意义的免处理版材，无需任何显影处理，主要应用在直接成像印刷机中。但是，该版材曝光产生的化学气体和碎片会对直接制版的光学系统形成污染，需要在激光曝光部位加装抽滤系统以便及时处理；另一种是在激光扫描曝光后，图文区和非图文区之间的亲和性反差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刷需要的亲油和亲水要求，依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掉的版材，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印刷机开机前润版水的浸润作用和油墨的粘连作用将非图文区光敏涂层转印到过版纸上，从而达到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除使更加亲水的铝版基裸露出来成为亲水表面的目的。因此，这种版材在激光扫描曝光后需要在印刷机上完成“显影”处理，但这种显影处理不需使用专门的显影机且在印刷机上自动完成。这种版材与免处理版材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发展论文:改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发展 1、我国人文环境及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从现实社会来看,跟欧美相比,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有所落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这种所需的“人化环境”不容易形成,传统的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应试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亚洲文化不是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总是会让这些科技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付出的代价要比在美国的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所以对科技创新来说,我们需要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对各种思想进行讨论,打破常规追求科技方面的进步。要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科技成果方面,从2008—2010年的数据来看,在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中:环渤海地区在这三年内登记成果数占登记成果总数比例最大,但成果数增幅不大,且2010年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经济地带登记成果数每年都呈递增状态;东北地区登记的成果数位居第三位,其数值远低于环渤海及长三角;而珠三角地区登记成果在登记成果总数所占比重最少,近几年来所占比例都不足5%。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布上,技术成果仍然主要分布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占27.63%,农业占16.18%,光机电一体化占13.58%,新材料占12.21%,四大高新技术领域合计占69.60%。 2、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首先,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但我们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即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新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的科技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转基因及克隆等生物技术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之所以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任务;所以在科技创新必须重视人文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注重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应”。这个话说明了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到社会财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文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及谁做决策,以及如何销售、如何分配利润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人文环境为之做铺垫。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人文环境在创新道德品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没有当今世界多项有用的发明;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应注重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人类社会能长期受益[2]。 3、创造环境,整合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人文因素 （1）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行科技创新就离不开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而人文环境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整合人文环境的初步思想;那么中国的人文环境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人本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3]。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应从教育做起,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不是把其看作蜡烛,不停地燃烧直至告别社会舞台,而应该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源,好比蓄电池,可以不断地充电、放电,使更好地学习及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培养科技人才应该像华为所崇尚的“狼性文化”,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即发展一群科技领域的狼,因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敏锐地觉察社会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积极投入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行列,寻找社会需求的科技点,加强团队合作互助,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所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及国家的快速向前发展。 （2）营造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文化环境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文化环境”,任何创新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一整套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得以发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都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及成果方面的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形成创新文化环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充满人文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会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也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创造型思维和批判型思维的系统,大力提倡敢于创造、敢于冒险、善于学习、勇于竞争、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形成全社会一片创新的良好局面。 （3）努力建立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组织 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科研院所机构,都对使用、扩散新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国家在政策方面也应该鼓励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能更多的进入大型集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及时更快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团队是以重大科研项目或创新平台为载体,以杰出人才为团队带头人,具有共同目标、良好互动性和凝聚力以及分工又合作的创新研究群体。建立虚拟科技创新团队（VTIT）,它不仅能解决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而且能提高参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VTIT是基于科技创新性任务,具有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征,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障碍,面向重大机遇整合优势力量的创新研究群体[4]。科技创新是一种组织和社会行为。要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与组织,政府要发挥其职能作用,调节各种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机制等。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4）建设科技创新型文化 以企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IBM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市场状况,确立了技术领先战略目标,科技创新型文化建设围绕技术领先战略目标,其特点是重视创新,强调“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三个注重”:注重顾客利益、注重员工利益、注重股东利益,将员工利益放在较高位置。着力营造和谐融洽、锐意创新的文化环境:将办公室小型化;创造大公司的小型经营,设立员工意见箱,鼓励争论、竞争:激励员工间进行专业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产品性能及产品创新[5]。 总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市场,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在我国的发展中,应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型道路,以优化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文环境为首,人文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实施方案 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就是组织县乡百名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并通过他们幅射带动10000户农民共同致富。现就组织实施我县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培训、指导服务农业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重点，认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为农民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县乡联动，协调配合。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县、乡（镇）农技人员共同参与，开创“百名农技人员送科技入户”的局面。其中，乡（镇）农技人员除同县农技人员一样从事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外，还要落实农业科技入户的联系协调工作。 （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在上年实施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指导服务对象，继续以“一村一品”专业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以科技示范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为对象，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品一片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和实践指导，着力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专业户的生产规模，培育农业产业“亮点”。同时，做到点面结合，兼顾其周边村及农户的发展，注重辐射带动，全面提高全县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整体推进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注重实效，方便农民。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农民点“单”，农技人员“配菜”，采取各种贴近和方便农民的方式方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服务。 （四）围绕重心，高效结合。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是我县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重心，全年农业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开展。一是春耕备耕等生产活动要与之相结合，在指导春耕备耕过程中，要把春耕备耕的科学方法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送给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农业标准化、粮食高产创建、沼气建设等工程的组织实施要与之相结合，明确这些工程都属于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范畴，共同利用教学资源，降低项目实施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要与之相结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是首要生产力。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与之相结合，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依托科技入户，科技入户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目标任务 今年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一是组织县、乡（镇）农技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农技人员帮扶6户科技示范户或种养加销专业户，共帮扶400户。联系对象必须是种养加销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由农技人员报考评小组认定，存局科教股备案，并建立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促进种养加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户均增加纯收入5000元以上。二是县农技中心、县经作局、县畜牧水产局、县农机局四个单位，要按照“围绕主导产业，进村办班指导、培训专业农民、发展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个单位负责培训5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有30名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参训，共培训600名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专业村的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达到参训种养加销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三是通过上述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促进其周边10000户农户户均增加纯收入1500元以上。通过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使全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 四、主要措施 1、积极鼓励农技人员踊跃参与实施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技人员必须参加。一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向联系户发放技术明白纸，结合农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介绍推广新品种、新方法，做到技术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园）。二是宣传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信息。及时将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及有关富民信息等传送给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调动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讲解和传授文化知识、新观念、新风尚以及健康生活、生态环境、经营管理、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并发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求每名农技人员每年对每个帮扶对象的技术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2次。县农技中心等四个单位每年对服务对象的培训或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5次。 2、建立农业科技入户台帐。每个农技人员要建立科技入户台帐。台帐上要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姓名和住址，从事的产业与规模，培训指导的时间、次数及效果，并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签名。 3、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典型。每个农技人员要培养出至少一名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典型（标兵），致富典型（标兵）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上，纯收入要在3万元以上。 4、撰写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论文。每个农技人员年终至少要写一篇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试验示范推广报告（论文）。 5、建立农业科技入户激励机制。一是农技人员科技入户成效与其年终考评和职称评聘挂钩，对于考评“不称职”的农技人员，其技术职称在下年度不再续聘。二是把科技入户工作总结、论文（试验报告）和服务对象的评议作为对农技人员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对县农业局进村入户的农技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费，对全县科技入户作出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6、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为使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决定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 五、要求 1、科技入户指导服务内容必须与农技人员的专业特长相对应，并与农业局管理的业务有关。 2、科技人员服务对象必须是大、中户，即服务的农业产业相对一般农户要有一定规模。 3、参加项目实施的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填报科技入户申报表。 4、各个科技人员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要重复。 5、平常考核由农技人员根据各自的科技入户开展情况和效果向考评小组提出考核申请。 科技发展论文:医学科技发展战略分析 1医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人民健康、防治重大疾病、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健康素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卫生科技主要研究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本质、人体结构及其功能、健康基础及其维护、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防治、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营养的关系、生育机理及其调节等。大量事实说明,医药卫生科技研究的突破及新技术的应用,对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带来巨大的变化,成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建国50多年来正是由于医药卫生科技的迅速进步,我们才很快消灭或控制了一大批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使卫生状况彻底改观,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没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依托和先导,要提高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完成其战略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作用。 2当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2.1生命科学 19世纪中叶,细胞论、进化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创立,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基因论的创立和DNA功能的确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信息存储、复制、转录和翻译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等一系列突破,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以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为代表的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今天又在向着阐明基因奥秘、人脑奥秘、重大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方法的方向进军。 2.2生物医学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有过医学的辉煌时期。16世纪创立人体解剖学,从整体水平进入器官水平;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18世纪开展实验研究;19世纪创立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从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病原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等研究的突破,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和疫苗及其他生物制品的研究成功,促进了传染病的控制,从而推动了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开始过渡到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防治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医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促使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至量子水平,正在从微观水平逐步阐明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本质,慢性病的防治亦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如美欧发达国家癌症治愈率达到50%,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在20年间下降了40%~50%,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今天,医学科学受其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力量的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许多学科的高新理论和技术方法广泛渗透及应用的促进和社会巨大需要的强力驱使,正从生物学单方位研究、精细分科、高度分化,在微观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不断拓展,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研究、多学科融汇、高度综合的态势。 这一态势正在以个体为中心,从小到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水平,大到群体、环境以至宇宙水平,日益清楚地阐明人体不同层次,特别是微细层次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日益广泛地研究从个体发生直至死亡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和自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日益深入地提示癌症等重大疾病和衰老的发生、发展、转归机制、规律性及干预措施;日益成功地探索生殖机理、调节生殖、优化生育、卫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原理及方法,从而在调节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防治人群疾病、维护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医学的发展将有如下几个特点:(1)卫生保健服务的重心将转入社区,社区医疗将成为重点,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及人人享有保健;(2)人类基因组工程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3)癌症、艾滋病的死亡率将下降,瘫及神经因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4)胚胎工程有可能加速发展;(5)随着老年性疾病的不断增多,老年性疾病的预防及康复治疗,在卫生保健中将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 3科研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 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生存和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逐步把科学研究重点转移到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方面来,如美国1982年卫生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92年达到15%,到2000年时将达到19%,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结构和机能及其各种特性认识的一系列突破,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生产中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成驾驭生产的主宰地位,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并且需要来研究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存、发展,特别是享受的基本需要,应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过程。人类在“征服”和“控制”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酸雨频繁、臭氧空洞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更加重视自身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了解和调控生命过程,认识和控制疾病,保证和维护身体健康,创造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调整人和自然关系,解决农业、环境、资源、医药问题,调节和优化生育、开发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巨大的社会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4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 4.1指导思想 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总方针以及“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实把医药卫生保健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鉴于医学科学研究是人们健康素质的科学保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和条件,应考虑医药科技的超前发展。 4.2总体战略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世纪之交国内外科技(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态势为背景,按照医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适当超前发展的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卫生需求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防治重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加强卫生保健中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主线,采取系统思想和重点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贯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整体优势,集中精干力量,积极跟踪世界医学科技发展的前沿,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有效地发展适宜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努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及其基地的形成。 4.3战略目标 加强现代医学研究,积极跟踪世界医学领域的先进科技,明显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某些有优势的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大大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在下世纪逐步接近身心健全及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健康目标。 4.4重点任务和发展策略 4.4.1加强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研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4.4.2加强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的研究我国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是大有作为的,对世界医学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如解放初期对沙眼病毒的分离,目前在世界上依然遥遥领先的大面积烧伤治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绒癌化学治疗,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为代表的断肢再植及我国的显微外科,以汤钊猷教授、吴孟超教授为代表的小肝癌的防治研究,以王振义教授为代表的白血病的分化诱导,以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淌凇⒙绞啃陆淌?为代表的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以及青蒿素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对世界医学有很大贡献的。目前,精神病的发病率始终保持一种上升趋势。如何指导脑科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精神病和与精神病相关的一些其他疾病能够得到解决,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至于一些神经科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由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会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途径。 4.4.3加强药学与制药研究,满足国内需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这里只说一个问题,中医药学。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我们的宝库,而且是我们发掘最有用的药材、药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是在这方面,非常遗憾的是,美国FDA引进的中国的中草药,只占全部中草药的3%左右。所以,中草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应尽快现代化,中草药应尽快国际化,这对我国的医学将是更大的贡献。 4.4.4加强基础研究,抓住前沿学科、前沿课题、优势领域,结合重大疾病和卫生保健需要开展基础性研究。中国可以为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我们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我国的人口多,民族多,病人多,所以我国的流行病学、地域医学在全世界占据相当的优势。在小环境医学研究上,我们得天独厚,这在很多国家是办不到的。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今年协和医科大学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提到,彝族人没有高血压。这里有一个问题:彝族人为什么没有高血压?如果在彝族人体内能分离出一种抗高血压基因,那么高血压的防治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追踪仍居住在该地区的彝族人,他们依然没有高血压,那么他们到了其他地区会不会有高血压呢?追踪了数千人,结果发现彝族人到其他地区后,高血压的发病率与当地人一样。这说明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其价值在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至少在高血压的防治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篇好文章,中国要做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地做下去。所以我想,所谓世界尖端,就是你能做而别人做不了,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有可能和别人交流。当然,我国还可以集中更大众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某些病例的分析判断,提出更正确的方法。这种可能性包括我国拥有350~370张脑外科病床的医院,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还可以在这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医学提供我们中国人的特殊产权,属于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中国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是怎么干。我想,卫生部在“十•五”期间集中物力、财力,也办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医学研究中心,建一个中国医学科学城,将对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5加速发展医学高技术 首先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组织工程等等。当前,我国基因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产品还没有。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将成为下个世纪影响医学,特别是药物学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势必无法与外国竞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蛋白质工程。随着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蛋白质工程越来越复杂,而在我国,目前可能将蛋白质工程忽略了,做蛋白质工程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寥寥无几。我国目前提取白蛋白,还是用人血提白蛋白法,但大家都知道,猪血的白蛋白与人血的白蛋白只差几个氨基酸,如果把这几个氨基酸对换一下,把猪血差的那几个氨基酸,换成与人血白蛋白一样的氨基酸,那么,将来的屠宰场就有可能是分离人白蛋白的最重要的原料基地。可是我们偏偏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在工作。至于组织工程,将来我们可以做细胞、分子、组织的培养。现在我们就可以做耳朵,将来可以再做鼻子,或者其他的器官,那么整形外科不是方便多了吗?比组织工程再大一点儿的,还可以有。 这势必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和更高的质量。其次,纳米技术的微机器人已经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现在就有人把一个微小的机械人放到冠状动脉里。大家知道,现在做PTCA时,先插入一个管子,溶栓,然后如果还没有把握,再放入一个支架,这就是所谓的PTCA冠状动脉支架。如今放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能解决再狭窄的问题,而且可以监视动脉血中的血凝状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再溶栓。当然,将来也许会有更小、更有用的工具。至于材料,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工心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人工心脏的手术,当时是在牛身上做的。做完以后,心脏的节律、博出量、大小都和牛一样,既可以放在皮下,也可以放在胸腔或腹腔。这个人工心脏现在是否就可以进入临床应用了呢?答案是还不行。什么问题呢?是材料不行。这个心脏只能用2年甚至不足2年。如果人换一个心脏,用了2年就不行了,还得再换,这显然是不行的。人工心脏的技术没有问题,现在是材料的问题,是人工心脏的寿命问题。如果过了这一关,人工心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对于心脏病患者又是一个福音。另外,我说一下医学伦理的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脏停止搏动为死亡标准,这个标准不知浪费了多少卫生资源。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做蛙的动脉心脏灌流实验时,把蛙的心脏取出后,心脏依然能保持长时间的跳动,但蛙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仍在抢救那些大脑已死亡,没有意识,并且永远也救不回来,现时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我们可以用呼吸机维持,用各种药物维持,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听说最多可维持2~3年。如此维持,高干病房每天需花费3000~5000元。这一个人3年消耗的卫生资源,相当于3个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但目前死亡标准没有立法,由于亲属的要求,治疗只能继续。尽管目前移植外科非常发达,但制约移植外科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供体严重不足。一个人如果脑死亡,这时人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取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供体。但如果循环停止了,这个供体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如果也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卫生资源,为脏器移植提供更好的供体。我希望大家共同呼吁,在中国及早实施脑死亡法。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与历史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科技史论文:科技奥运历史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科技奥运历史进程中现代技术角色演变的考证,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辅助者、支持者转向被依赖者的历史过程及必然性,论证了科技与奥运的契合历程,阐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点:科技应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种类应用的广泛性以及科技由应用转向自主开发。进而指出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1.奥运初期发展与技术的辅助者角色 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由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但是举办的最初几届奥运会无论是从比赛场地、设备还是从运动员服装上来看,几乎无法体现出“现代”的特点,也几乎看不到现代技术的影子。例如,在第1届奥运会上的男子100米跑决赛中,绝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装与普通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长衣长裤比赛,甚至有人穿着礼服比赛。在这些运动员当中,只有美国运动员托马斯·伯克的穿着类似于现代运动员着装背心和短裤。再如,游泳比赛是在冰冷的海水里进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为泳道标记组成的,泳距也未经过认真地测量,仅仅凭借感觉估计来确定,起终点采用浮艇拉着缆绳作为标线。比赛时,先用小轮船把运动员载离海岸,发令员估计距离合适了,便发令让选手游回岸边,以到达岸边的先后决定名次。比赛中对运动员的泳姿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运动员自由发挥。 再如,第2届巴黎奥运会的设施很差,田径场地十分狭小,土质松软,跑道不平,且夹杂着横生的林木,场内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设施、设备等比赛必需品。跳远比赛需要跳远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用树枝架起来凑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届奥运会上,无论是从运动会的体育场、设施等来看,还是从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运动装备等来说,都很不规范。运动设施和比赛方法的不规范,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使得运动员取得比赛成绩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赛结果判定的不准确性和不公平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大多数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球性发展战略的确立,客观上为科技与奥运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现代技术的全球性扩展,最终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立志于成为对全球发展产生影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全球化过程必然要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的确立与现代技术体系构建全球化生活这一现实存在客观契合了。这最终为二者的现实契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奥运快速发展与技术的支持者角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地引进了各种技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每一届奥运会在场地、设备、器材和运动员装备等技术环节方面的更新都会比上一届有一些进步。 1912年的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会在运动场内试验性地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使时间计量精确到01秒。 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兴建了一个能容纳3万人左右的体育场,并且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体育设施,体育场的跑道是由煤渣铺成的、周长为400米的专业跑道,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标准跑道。 从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举办时间的规范,即奥运会首次在两个多星期内进行;二是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器材等更加规范和标准;四是专用于游泳比赛的场馆游泳馆开始使用;五是为男选手专门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宿舍奥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国柏林的第11届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的比赛盛况,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从而为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以后电视转播奥运会开创了先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借助于技术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使用了飞机来传递奥运圣火。 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大量使用为奥运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人们走上了反对科学技术反面力量的道路,即与日益严峻的服用兴奋剂行为所进行的漫长而艰苦卓绝斗争之旅。本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兴奋剂的丹麦选手马克·詹森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摔下了自行车,不久就猝死在比赛现场。这一事件,引起了大会的震惊,也成为推动奥运会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的原动力。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现代技术成果开始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运动领域之中。但是,这些技术应用过程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在奥运会赛场之外展开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奥运会上被直接使用的技术那样,能够被人们直观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认识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术革命确实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服装开始脱离了普通服装系列,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服装体系,运动服逐渐变得随意、舒服而利于运动;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在运动设备制造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进一种利用300片相互连接的战争剩余的正方形铝管来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这种跳板就让位于更结实更轻的用铝合金设计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弹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从而使得原来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动作,这时在1米板上就能够轻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撑竿跳这一运动项目借助于改进的新材料完成发展飞跃的事实。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纤维鱼竿的制造商)曾经生产过一种长10英尺、直径为1英寸多的深海鱼竿。他的儿子是一位初中的撑竿跳运动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父亲的鱼竿进行练习,结果竟然超过自己最好成绩半英尺多。他的这次偶然性的行为的结果是,撑竿跳高项目从此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了奥运会盛况,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现出来的无穷魅力也从此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技术的巨大力量,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为科学技术全方位地进入到奥运会体系中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1968年墨西哥举办的第奥运会上,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子计时设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二战后,全球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也开始更多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起来。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例如利用飞机、卫星传递圣火,利用通讯卫星对比赛进行转播等等。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前者使运动比赛成绩的评定更加准确、客观,促进了公平竞争;后者的迅猛发展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凝聚着高新技术结晶的兴奋剂在提高人们运动成绩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某些运动员竞相追逐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扮演的是一个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支持者,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的观念客观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介入过程。现代技术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逐渐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为奥运发展服务,促进了奥运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全面介入,使得奥运最终摆脱了欧洲地域性形象,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地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奥运为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逐渐得到全球性关注的现代奥运会,成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现的重要领域。科技与奥运开始相得益彰,逐渐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奥运成熟发展与技术的被依赖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全面地启用电子设备,首次采用了光电测距仪和精度可达0.001秒的电子计时器,高速摄影摄像设备、激光装置、计算机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为奥运赛场和裁判员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过程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并且体现出技术与现代奥运会的完美结合的特点,所以,本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Hi-techOlympics”［2］。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计算机的普及,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开发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指挥系统,成为人们的一项新的工作。事实证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大幅度地提升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没有人可以拒绝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来提升运动员运动能力,并有效地促进比赛成绩提高的做法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新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性力量。 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全能运动操作系统”,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作用将分散在各个赛场的电子计时器、光电测距仪和自动计分装置等联结在一起成为网络。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统,分别为:奥运信息检索系统、奥运竞赛结果系统、奥运管理系统。 除了信息技术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以外,其他诸如新材料技术等尖端科技也为改善运动员们的装备,提高运动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游泳运动员所采用的鲨鱼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悉尼举办了一届环保的奥运会。从而,环保运动借助于奥运会的平台在世界强化了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的伦理问题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技术不仅在场地、设施和运动员装备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等方面也开始显现威力。正是因为折服于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上了无法脱离技术的道路。 在这个阶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完成了深度的契合,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科技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3］,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4］。另一方面,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科技奥运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的、生动的描述。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科技奥运是科技奥运化和奥运科技化发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关系。科技奥运化是指科学技术以奥运需求为导向,依据奥运的特殊要求创新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奥运科技化是指奥运在奥运精神的引领下,以科技为发展手段,并引发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对奥运理念的创新。 二、科技与奥运契合的特点 1.科技应用不断加速 我们通过对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应用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技术从其产生到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时间越来越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项新的技术成果会很快地被应用于体育领域之中,从而使技术应用加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例如,1912年奥运会使用的摄影技术距离1875年摄影技术发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卫星传递火炬距离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术在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在奥运会上使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奥运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从新技术诞生到应用到奥运会中去,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与体育相关的新技术刚一产生就会很快地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然后很快地被应用到科学训练当中去,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而做贡献。可以说,这也与体育领域主动地开始基于运动本身需要而进行的技术开发有关,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应用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创新上,由于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过程,使得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进一步促使了技术的下一个创新周期的缩短,从而使得技术应用不断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术创新的鼓舞和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要的激励,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缩短,这是与技术创新加速背景分不开的,更是与对运动成绩提升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分不开,这就使得这个加速的过程越来越快,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应用范围已经由开始的几乎仅仅是建筑领域扩展到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田径项目,也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从运动员脚上穿的运动鞋、运动袜,到身上穿的运动服,再到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无一不是现代高技术的杰作。我们已经难以辨别现代奥运中对比赛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还是非科技的;我们也已经无法区分“奥运信息检索系统”、“ID徽章”、“碳素纤维运动衣”等等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到底是属于科技概念还是应该归类为奥运会的体育概念。 现代技术在物质上的应用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多数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技术规则在奥运会规则上的广泛应用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上,或者说在体育领域中关于运动成绩的测定、比赛办法、器材的限定指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在规则上全面地渗透到奥运中,从而建构起科技奥运的技术体系,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朝向技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逻辑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逻辑,技术的思想也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思想体系,即依据技术理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对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技术全面渗透的现实。 3.科技应用种类越来越多 在奥运会上应用的现代技术种类越来越多,在奥运会刚刚举办时,对奥运会起到主要的、积极的帮助作用的技术大约仅仅是建筑技术,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技术开始在奥运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光电技术、摄影技术、传媒技术、电视技术等等。今天,当我们提出科技奥运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着一个由更多种技术所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奥运会,或者说是真正的高技术的奥运会。目前的科技奥运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技术应用,而是更多地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如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仿生技术、环保技术等等,甚至是最为先进的基因技术也开始在体育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现代技术的种类,或者弄清楚每个环节中到底有多少技术在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例如,从运动员身上穿的运动服到脚上穿的运动鞋,从运动器械到运动场地,从运动营养到训练过程中对训练合理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监控,从赛场上的种种电子设备到用于传输信息的互联网络等等,到处都是现代技术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术的应用;或者说,科技奥运就是一个纯粹的高技术自身的奥运会。 4.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在持续不断的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现在,与最初开始借用技术来促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同,现代技术已经被人们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了。种种证据显示,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借助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帮助了,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来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以获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了使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科技奥运”目标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为科技奥运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其基本职责有四项:一是围绕奥运信息系统建设、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优化、安全保卫、开闭幕式等,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为奥组委提供完备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建议;二是针对与奥运比赛直接相关的比赛场馆、信息通信、奥运气象保障、科学训练等领域以及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交通、能源、环保、绿色食品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门联合共同实施好科技奥运项目;三是与奥组委、科技界以及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建立通畅、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将奥运对科技的需求及时传递给科技界,同时将最新奥运科技和成果传递给奥组委和其他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并及时向公众宣传科技奥运建设的最新进展,争取全社会对科技奥运建设给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奥运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引进奥运建设相关领域的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加以应用［5］。因此,根据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开发活动,就必然地成为了现代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奥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技术开发包,一个新的科技创新源［6］。 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最终成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极度的胜利满足感,这又推动了技术角色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从而使得现代技术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的东西,而是转变为决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内在的逻辑,从而成为使奥林匹克运动转变为一种“运动—技术系统”的力量。这样,技术在带给人们巨大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从属地位,逐步地确立了权威,成为主动的力量。 技术的巨大效益驱使人们将对运动成绩追求的目光从运动员自身着手提高运动成绩,转向了依赖于技术力量来提升运动能力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转变是具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成绩至上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体育活动原来的目的,胜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发展到近期,由于运动技术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几乎是趋于完美,所以通过改进运动技术的做法来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了,这样,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一种体育活动外在的力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就成为一条途径,更何况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归根到底,人们仍然是将运动成绩作为了终极目标。这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运动员在努力训练,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和提升运动员身体运动能力。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运动员似乎是一个结合体一个自己与技术的结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由此,技术同时也就扮演了被依赖者的角色。 三、结语 通过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因此现代技术在奥运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借助技术的帮助,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这个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 科技史论文: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科技产业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高校科技产业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只有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适度放宽管理权限，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科技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产业。几十年来，高校科技产业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积极开展科研试验、多渠道补充教育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重要的实践和试验基地，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绝大多数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校办科技产业的改革改制工作，组建了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履行资产公司出资人的职责，行使资产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分别设立了学校资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组建了资产公司运营管理团队，初步建立了高校资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规范管理方面仍有较多问题，需要完善和下大力气去解决，进一步巩固高校产业改革和发展成果。 二、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国高校基本完成校办科技产业的规范化改革工作，搭建起新型的科技产业管理框架结构。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改革逐渐触及深层次问题，虽然组建了资本运营主体，但没有真正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和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开展，尚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制度建设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多采取单一的制度约束，即强调各项规章制度对具体经办人员的约束，大多表现为党政纪律，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融资渠道不畅，缺乏资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 从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整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校科技产业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学校对科技产业开发投入力度不足，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较低。多年来，高校科技产业除学校给的一小部分启动资金外，大多是企业自我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为维持企业生存，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原始资本积累上，从而导致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很少有高校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上设立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使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许多有市场前景的成果无法向商品化阶段推进。 (三)高校产业管理模式滞后，经营决策效率低下 从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管理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的校办企业管理模式仍留存浓厚的行政管理特征，现行事企不分的管理模式滞后效应严重制约了高校产业的发展。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绝大多数高校已经成立了资产公司，纳入资产公司管理的高校科技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等经济行为经常请示资产公司，而绝大多数资产公司作为学校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职能和作用能力有限，缺乏决策权，上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繁琐，不能像社会化企业那样迅速及时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四)缺乏专业化的科技产业管理队伍，员工身份转换相对困难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学校教师，他们擅长教学以及技术研发，但是缺乏高层次战略决策和市场运作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高校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制约，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成为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高素质经营决策队伍。 三、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快速发展的若干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快高校科技产业改革与规范化建设进程。在具体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与本校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本校特点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科学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采用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精神激励以及董监高派出、考核和激励政策等，这些措施可以强化企业家和专业人才的能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绩。在挖掘企业家潜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并使其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构建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可以从企业内部、市场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约束。 (二)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改变企业资金紧张的困境 加快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借助政府和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近年来，政府为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很多方式。2011年开始，高校部分企业被列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高校科技产业应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方式积极申报和参与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等项目，争取获得国家各项资金的资助，从而补充自己研发资金的不足。与此同时，高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积极引进风险投资，利用国家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高校科技企业融资上市。 (三)适度放宽管理权限，科学管理 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最低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依法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有效规避企业经营风险。因此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管理机构资产公司，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同时，各级管理部门应将部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赋予高校和高校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行为。 (四)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 高校科技产业应注重加强人才培养，重点是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领导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他们自身专业和管理优势，才能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水平，使高校科技产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事业、企业、人才、制度和资金等诸多因素。只有科学的规范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不断壮大产业的规模，提高经营效益与水平，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科技史论文:关于科技史的教学思考 [关键词]科技史，概念，科学传统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难点，很多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上，而没有在史识层面进行拓展和深入。甚至还有老师在课堂上花了很大精力去讲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的内容，把历史课上出了物理课的味道，既失去了科技史教学的特点和魅力，也有违课标“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虽然早有论者指出，科学史的重点不是“科学”，而是“历史”，科学的萌发、科学的环境、科学的影响才是科学史教学的重点。但笔者囿于自身学识，讲起该内容总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把握。吴国盛教授的新作《什么是科学》令我茅塞顿开，在该书的启发下，我确定了科技史教学的基本思路：在引导学生梳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的脉络和架构的基础上，重点讲解和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教授认为，今日所谓科学，不单是一种自然知识，从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到所形成的各种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之下对自然界的改造，都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在近代欧洲成长起来的，常常称作近代科学。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科学”，就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德语Wissenschaft基本代表了广义的科学，即自希腊以来追求确定性、系统性知识的理性探究传统。英语和法语的Science基本代表了狭义的科学，即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理性科学一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代表了“科学”一词的严格指称，构成了“科学”一词的狭义定义。狭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小传统，广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关键所在。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希腊，在人类历史上，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在这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了科学精神之先河。其典型表现是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它包括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数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高阶层面是哲学。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与希腊科学相比，现代科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第一，现代科学能转化为技术，从而转化为生产力；第二，现代科学大量使用数学，以至于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而且侧重于现代科学的技术化、效用性方面。其实，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显示其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在现代科学发源的16、17世纪，科学并没有表现出这些有用的方面。也就是说，古希腊科学是典型的无用科学，即所谓“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即所谓“求力的科学”。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翻译成“格致”或“格致学”，但后来这一翻译被“科学”所取代。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是来自日本人对英语science一词的翻译，而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科学指高端知识、典范知识，狭义的科学指现代科学（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还应该告诉学生：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江晓原教授指出，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在今天正确与否，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果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所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数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二、“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为什么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吴国盛教授认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并没有说清楚他所谓的科学是指什么，其论述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概念，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如果李约瑟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正因为如此，吴国盛教授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陈方正指出：“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和多次移植，但从方法、理念和内涵看来，它自古希腊以迄17世纪欧洲仍然形成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受外部因素（诸如社会、经济、技术等等）影响，但最主要动力仍然是内在的，即来自这个传统本身。换而言之，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方大传统的产物，忽视或者否定这一点，就没有可能了解现代科学的本质与由来。”希腊科学是现代科学遥远而强大的源头，几乎为科学史家所公认，中国古代虽有大量的技术发明与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认识。然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技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李约瑟难题”应当修订为：在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与西方科学的发展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造成此差别的基本原因何在？对此，吴国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古代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仁一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而希腊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自由一科学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人文结构，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智传统。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这种自由的学术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个特征。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科学情有独钟。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科学由古希腊基于自由人性的自由的学术，转变为现代数理科实验学，完全是西方语境下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无直接关联。陈方正教授总结道：具有非常特殊性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吴国盛教授还特别比较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天文学在研究动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古代希腊人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模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运动，发现天体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设法解释这些运动是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这最终使得希腊天文学发展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解释行星的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也为现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中国天文学则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的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研究天文学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皇帝为垄断来自上天的消息，不仅高度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在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因为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所以中国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和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江晓原教授正是深刻认识到中西天文学的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一词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淆。 三、宗教（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怀特海在追溯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深刻地认识到，神学（尤其是经院哲学）作为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现代科学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吴国盛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他还指出，中世纪大学和经院哲学分别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做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 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都认为，上帝以两种不同方式向人类显示自己――一是启示人写出《圣经》，二是创造这个世界即“自然之书”。这种深植于正统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着对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宗教行为。也就是说，神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截然分离：研究物理世界意味着研究上帝的创造物，研究上帝则意味着了解世界。追求、发现、阐明自然规律的效果，足以显示上帝造物之奇妙与思虑周详，这一神学动机为整个近代早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大的驱动力。经院哲学认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特殊本领，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窥探万物的本质，只有运用理性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理性是人类理解上帝和自然的认识工具，运用理性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志。托马斯・阿奎拉在《神学大全》中更是提出了把神学看成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我们必须牢记，科W有两种。其中有些是基于那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术与几何之类。还有一些是基于更高级的科学所得出的法则。所以，神学也是一门科学，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来自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上帝与圣人们的科学。”这样一来，神学与自然哲学作为科学的不同门类就成了并列的、相互独立的学科。把神学看成科学，加强了神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自然哲学则被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推动了自然哲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神学与科学不仅不是矛盾关系，而且基督教促进了科学进步。（请注意：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分家的，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哈维、波义耳、牛顿这些被后世尊称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哲学家”，从事的是哲学工作，如牛顿那部伟大著作的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才被广泛采用）。 在中国，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大多认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天主教会对现代科学的先驱者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等进行过残酷的迫害。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大海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成长壮大？美国学者劳伦斯・普林西比指出，在16、17世纪和中世纪，并没有一个“科学家”阵营在奋力摆脱“宗教人士”的镇压，这些不同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每一位思想家都确信人、神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确信神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内在关联。哥白尼长期担任教堂神父，从未因为他的“日心说”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伽利略的确因为传播哥白尼的学说被判终身监禁，著作被查禁，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牵涉到当时的教会、王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看作天主教会一贯敌视科学的证据。面对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督教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解释，力图将科学发现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相调和。在1878年至1903年间担任教皇的利奥十三世提倡托马斯・阿奎拉的神学，强调信仰和理性是相容的，他愿意接受得到证实的新的科学信条。他及其继任者们所持的立场逐渐变为：自然科学不属于教会范围，进化论可以作为一个学说在教会学校讲授，《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以及在这些前提下相信进化论是个人的私事。 综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也不能把科学与宗教根本对立。现代观念中科学与宗教的严重对立，只不过是17世纪以来科学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科学与宗教之分道扬镳，上帝之被摒弃于自然哲学以外，是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 四、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科学史之父”萨顿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科学史“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是科技史教学中体现“历史味”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体系，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欧洲思想界。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适用于天上的星球，揭示了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使人们豁然开朗：原来自然界也是按照某种法则运行着。这就动摇了经院哲学中将宇宙秩序归结为上帝安排的说法，神学必须再给科学划分出一大部分地盘。由自然界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呢？牛顿力学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想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毫无疑问，经典力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生物学等领域内的影响。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引发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于说明人的本质。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学，用“生存竞争”为资本主义竞争精神辩护，倡导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要求国家放开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只有当最适应者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适应者承受竞争的后果，社会才会出现进步。有些工业家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竭力证明残酷的自由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进而证明财产和利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国纳粹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影响了很多思想家。 五、科学家给我们的启示 讲述本单元内容时，不能没有关于科学家的小故事，当然，讲述这些小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学生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无论是在科学精神方面还是人生态度方面。故事的选取要有代表性，要能引起共鸣和深思。 故事一：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押。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宗教法庭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后，血气方刚的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怒不可遏地训斥伽利略：“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还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英雄，说明这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在被软禁在家期间，伽利略写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两门新科学》。后来安德雷亚问伽利略：“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面对伽利略的坦诚，安德雷亚深情地说：“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显然，这时的安德雷亚早就理解了老师。但伽利略后来经常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 故事二：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174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对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65年，22岁的拉瓦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科学界注意。24岁就被选入法国科学院。大革命开始之初，他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受影响。但雅各宾派上台后实行恐怖政策，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判处他死刑。法国科学界呼吁赦免拉瓦锡，法官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同其他包税商一起被处死。拉瓦锡被处死的第二天，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悲愤地说：“他们砍下拉瓦锡的脑袋只需要一瞬间，可法国再过一百年也长不出这样一颗脑袋。”两个月后，雅各宾党被推翻，但拉瓦锡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故事三：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希罗普郡，幼年时代的达尔文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天分。8岁那年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学校，但他对圣经故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喜欢在河边钓鱼、上树摸鸟蛋，还喜欢搜集杂七杂八的物品。中学时成绩很一般，却迷上了打猎和养小动物。老师对他很恼火，认为他“不可救药”，父亲也经常训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会，这样下去会给我们家庭丢脸的。”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先是学医，因为没有兴趣，改学神学，也没有兴趣，整天跟一些纨绔子弟一起赛马、打猎、酗酒。但他结识了一位植物学教授，并在他的介绍下去听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的地质学课，后来还跟随塞奇威克一起去进行地质考察。达尔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他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综合事实，从而根据事实得出一般的规律和结论”。后来当英国海军“贝克尔号”舰招聘随舰去南美考察的博物学家时，达尔文排除了父亲的阻拦，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故事四：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科学，太可惜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题为“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之乌云”的长篇演讲，指出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正是这些乌云带来了世纪之交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论。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奖得来十分不易。当时不少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胁说，如果给相对论授奖，他们就要退回已获的奖章，结果评委会找到了一个办法，让爱因斯坦作为光电效应理论的建立者而得奖，相对论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故事一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成就，就怕科学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故事二则说明，动荡的社会环境对科学家个人和整个科学的冲击太大了。故事三通过达尔文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找到和明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所在是多么的重要。故事四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虽然，人们往往由于认识的局限，对新理论不屑一顾甚至打压，但是，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另外，科学家必须要有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教育部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W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其中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两大素养在本单元教学中可以得到充分训练和培养。在教学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才是符合社会进步的教育，才是我们对莘莘学子进行科技史教育的宗旨。这样我们才能把科技史上出浓浓的历史味。 科技史论文: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看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摘 要]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对比探讨马克思和诺思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得出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找出马克思和诺思各自理论分析的优势，得出我国改革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要注意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维度下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测评研究 摘 要：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重要维度之一，通过科学史教育，有助于科普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方法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针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设计了反映科普从业人员职业特点的测评方案，对科普从业人员以及非科普从业人员对照人群开展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略高于对照人群。 关键词：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科学素养；测评 1 前言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维度权重值确定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修订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3.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4 结果与讨论 4.1 测评的综合结果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4.2 科技史各指标的测评结果比较 4.2.1 请您判断以下几个说法是否正确 （1）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2）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2 请问以下哪一位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3 请问您知道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4 请问您知道电磁波是哪位科学家发现的吗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5 请问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6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7 请问您知道著名的四体液说是谁创立的医学观点吗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8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9 请问您知道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吗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5 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科技史论文:现代科技在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维护中的应用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重镇，开创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其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中遗留下来各个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它们见证了天津从被迫开埠到如今15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一座万国建筑的城市展览馆。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历经风雨、战火及人为破坏，不管是建筑表层还是内部结构、附属设施、使用功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近20年来，天津风貌建筑管理单位对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使得这些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在维护改造过程中，使用魍澈拖执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保障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使历史建筑展现了原有的风采。 一、检测技术 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手段来代替人工检测，可以实现精度测量和精准检测，又可以省却大量的人工成本，同时又避免了人工检测取芯对建筑物结构带来的破坏。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不同于传统的高精度测绘技术，它利用激光测距的原理，通过记录被测物体表面大量的密集的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和纹理等信息，将各种实体或实景的三维数据完整地采集到电脑中，进而快速复建出被测目标的三维模型，为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使得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构建的基础上，对构件内部异常及缺陷进行检测，为建筑结构的修复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现代化检测手段的应用，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建筑物的真实情况，维护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二、地基基础维护技术 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率高，盐碱度大，容易对地基、基础造成腐蚀伤害。因此，多数风貌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受损现象，严重危害着房屋的安全使用。 地基基础的加固多采用扩大基础面积来提高原有基础承载力。扩大的基础宽度要视建筑物结构状况而定，开挖的过程中，要对原基础的基底部分进行承载力加固处理，对地基有空洞的部位灌入掺有速凝剂的水泥浆液加固地基，使地基变形得到稳定和遏制。同时，将扩大基础的钢筋与原基础相连接，浇筑混凝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作用，提高了基础的承载能力。 在历史风貌建筑的维护过程中，防潮层的修复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传统的防潮层施工往往需要破坏墙体，这对于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来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对于老建筑的防潮修复，经常会采用墙体内部化学注射法进行。这种修复方法是先用设备在墙体底部钻孔，然后将特种防水剂沿钻孔注入墙体。防水剂一方面会通过毛细作用进入墙体材料中，另一方面会沿墙体内裂缝、薄弱带渗透流动扩散，使钻孔周围墙体的毛细系数降低，形成膜状的整体，从而达到防水、防潮的效果，这种方法业内俗称为“扎针治病”。这种方法对老建筑的破坏程度小，经过处理可几乎不影响外观，且操作方便，根据注入浆体的不同，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是一项很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 三、主体结构及墙体维护技术 风貌建筑主体结构的构件及墙体按照正常的设计年限，一般不超过50年。天津处于地震多发带，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对天津的建筑物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由于当时财力、物力、重视程度的影响，只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加以补救。通过管理单位加大风貌建筑的整修力度，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墙体开裂是结构问题中最常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裂缝的宽度和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维护。简单的就可以将裂缝进行剔槽、灌浆处理；严重的采用双面钢筋网水泥砂浆外包加固法对开裂墙体进行加固补强，提高了砌体的抗剪和抗拉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注意施工过程的监控，防止对老旧墙体的二次损坏。 对于风貌建筑中的梁、板、柱这些重要结构部件，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把碳纤维用含浸树脂系粘贴剂贴合在混凝土构件受力部位，使之与基体合为一体，共同作用提高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减少构件的变形和控制结构裂缝扩大。这种加固方法的优点是：一是抗拉强度，且自重小；二是具有很高的刚度；三是抗腐蚀性能和耐久性好；四是抗疲劳能力强；五是结构外观和尺寸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修复加固效果好；六是施工过程简单，大部分为手工操作，无需特殊的装备，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工人，无需焊接，没有噪声。 伴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风貌建筑也在新技术、老经验的作用下以新的面孔展现给世人。作为管理单位，需要将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不断将新技术、新知识充实到实际维修工程中去，为这些承载历史的风貌建筑展现往日风采起到更大作用。 科技史论文:中学科技文化史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溧阳市埭头中学） 摘 要：中学历史关于科技文化史这部分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难度较小、具有学科交融性等特点，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出发，研究教学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自主学习课堂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完成课程目标，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关键词：科技文化史；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主体地位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财富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教学模式的探讨具有启发式意义。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学生的学习能力发掘有限。在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中，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具有以下特点：（1）内容体现学科交融性，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具有较大的学习兴趣。（2）课程内容难度较低，学生易于理解。因此关于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程，非常适合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笔者从历史教学实际出发，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实施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课堂自主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来完成课程目标。 一、教师关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 在自主学习课堂中，教师的职责是“组织”与“帮助”，因此，教师对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是关键。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文学的繁荣》这一课，学生要能够列举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20世纪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的主要成就，并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达成核心目标，本课的设计重点在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设计难点在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关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可依据教科书的线索将其归纳表达，主要分为三大块，西方文学、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让学生结合教科书自学，完成表格，为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作铺垫。 关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史实资料，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讨中共同完成。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史、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我主要给学生选择了各流派文学作品相应的时代背景材料。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我给学生简列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实，“1825―1826年，俄国进行废除农奴制的革命；1820―1823年，西班牙爆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1830年法国爆发推翻复辟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我联系了必修二工业革命的相关内容，“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普遍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对立、人情冷漠、拜金主义等一系列社问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给学生提供了20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20世界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殖民反侵略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苏联文学，我建议学生结合必修2《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课进行思考，亚非拉文学则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班小组合作讨论环节结束后，在时间安排上，还需要留5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启发答疑、总结概括、构建知识网络，巩固自主学习效果。 二、学生推进自主学习课堂的注意事项 1.学生个人思考，培养自主意识 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在的过程，所以有效的学习，关键在于学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分析，改变以往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习惯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积极承担学习的各种责任。因此，推进自主学习课堂，就必须要改变学生的这种依赖思想，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创造空间。 2.小组合作讨论 在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完成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成就这一目标之后，为达成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分析其影响的核心目标，需要进行小组合作与讨论，这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学生在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遇到的困惑是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讨论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从多角度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学生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科技文化史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主要环节是：教师分析课程目标、设计问题―学生结合问题、独立思考与探究―学生小组合作、讨论难点问题―教师总结概括、构建知识板块。学生通过独立分析和探索，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科技史论文:科技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逻辑实证到到历史主义的演变浅析 【摘 要】现代西方科技哲学，是从19世纪30年开始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思潮，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另外一个是人本主义思潮。本文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详细讲解这两大流派的演变过程，以此来说明西方科技哲学受到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这一论断。 【关键词】科技文化；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 一、浅析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思想背景的，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发生了以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实验为代表的物理学危机，这就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这场物理危机，那么这种方法的来源就是现代的逻辑技术，现代的逻辑技术就演变出了一系列的逻辑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也就悄然诞生了。20世纪初产生的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潮是逻辑实证主义诞生的直接思想原因。外加上从休谟到孔德再到马赫的思想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就此孕育而生并发展成熟。 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所代表的主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对之进行理解：第一，逻辑实证主义以意义理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对于本体论的讨论，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一种新的思潮，它反对的时旧的哲学领域中一直探讨的本体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的原则。老的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对经验进行描述，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的来源，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不强调研究经验，更主张研究命题的意义，再看这个命题能否被经验所证实；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数学分析，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启了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时代的到来。 针对性提出三种观点，首当其冲的是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学派主要是对哲学的本质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以数理命题为工具对科学的陈述命题进行分析。那么何谓科学的陈述命题呢？分别则是主谓命题，是肯定某一个事物的属性，可以这样理解：S是P。另外的一个命题则是关系命题，这个命题主要是表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事物有何种关系：A和B，R（a，b，c）。另外这个学派还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原子命题是原子事实的逻辑表示，原子事实则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客观材料，是最基本的感觉经验。这二者是同构的，性质和本质是一致的。以上介绍的这些就是逻辑原子主义。i 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 现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主义可以主要分为新历史主义和老历史主义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是对老历史主义的发展和传承。老的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作为开创者的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劳丹、夏佩尔。历史主义的各代表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也有对前面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的各种批判。 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老历史主义，都包含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历史主义开始对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主张对客观事实进行归纳形成理论；其次对科学的发展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剖析科学的发展；再次对科学进行整体的分析，科学更加的整体化，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的分析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用整体化的目光来看待历史；最后，历史主义否认有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认为对科学和客观事物的评判要依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 库恩最早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的概念，“范式”这个词语最早是来源于模型、模式。它主要是指一项具体的科学成就，或伴随着某一项科学成就而出现的复合点，或者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者学说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主要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库恩的“范式“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也是科学与前科学的一个分界标准。以下是科学的发展模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时期ii 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则包括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多元方法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行。在这一点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更加的集大家之所长来解决问题。第二是多元理论，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理论的多元化，经验论者将理论一元化，而费耶阿本德在这一点上面进行了一个突破，认为理论是多元的，这也印证了他的第一点多元方法论。第三点是理论不可比，认为科学无进步。当然，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看起来是十分极端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得思想理论的进步，和他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 新的历史主义都坚持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结合的传统，都反对批判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劳丹将问题分为两类，分别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经验问题是包括了未解决的、已解决的、反常的问题三个方面。夏佩尔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信息域理论。信息域的意思是指有一系列信息构成的，用来解释科学发展。iii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思考 从前文的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范式演变的两条线索：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对科学本身的解释与说明，历史主义侧重于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剖析。也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不足，历史主义才会应运而生。科学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客观辩证法的自发支配。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客观辩证法，它是客观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变化、运动和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联系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形式存在的辩证法，总体属于物质的范畴。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客观辩证法也可以称“事物的辩证法”、“存在的辩证法”。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正确认识了这一观念的总要意义，他们从科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如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的解释、科学假说的确认等。经过了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把新的、更深入的问题，如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内史与科学外史、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它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能用它来取代自然辩证法，恰恰相反，应该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上，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一般的哲学一律斥之为“形而上学”，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合的，用实证哲学来取代哲学本身，抛弃传统哲学，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与客观方法论相对抗，拒绝回答关于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问题。由于他们排斥彻底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往往在哲学的结论中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极端中。但是我们庆幸的看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收客观方法论的自发支配的，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用更加客观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受到自发支配的表现。 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科技史的教育 面对新世纪愈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切实推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尤为更加重要。历史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直接服务于科技事业，但也不应无所作为。加强历史教学中科技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执着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科技意识，并以此为动力，献身于科技事业。在几年的历史教学中，我总结了一下几点看法： 首先，比较系统地讲解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科技成果。让学生清楚人类科技史的轨迹，同时让他们认识到人类从古至今在险恶的大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今天自然科学的开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例如，四大文明古国在奴隶制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制定了比较准确的历法，尤其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15世纪以后，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伽利略到开鲁勒，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一步步发展到现代。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开始了人类航天的历史进程。今天，人类不仅实现了遨游太空的夙愿，而且航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又如，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浪潮此起彼伏，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展到工业文明时代，再发展到当代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令人欣喜，催人奋进。但这些知识在历史教材中是不连贯不系统的。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纵向、横向比较，综合挖掘内在的联系，研究这些成就的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以达到激励学生的目的，而学生得到的也不在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 其次，帮助学生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正确性，引导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研究科学。 历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历史说话，以丰富的史实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例如，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之后，铁器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被广泛推广使用，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以至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了铁器时代的说法。又如计算机，它被称为“人类所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工具”。从最早最原始的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再如，欧洲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欧洲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到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时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视科技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对于饱经历史沧桑的中国来说，更是痛定思痛后的奋起直追。 最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上无数优秀科学家是当代青年学生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师在讲授科技成就的同时，更要以科学家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感人事迹激励学生，教育他们积极进取，，献身于科学事业。例如，法拉第是电脑理论的奠基人，从小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他不仅研制出第一台感应发电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还拒绝他人的高薪聘请，坚持为青少年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发明大王”爱迪生只上过几个月小学，也全靠自学成就了近2000项的发明，为了研制碱性蓄电池，他经历了上万次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许多科学家为了科学实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学生热爱科学，并树立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 科技史论文:从历史角度看两岸科技合作新机遇 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具意义的里程碑非工业革命莫属。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也有了空前飞跃，同时，她还毫不留情地把雄踞东方的第一文明大国从王者宝座上踢了下去。 在欧洲孕育工业革命之时，尽管大清皇帝们非常喜爱西方钟表、珐琅彩、数学等，但只是把这些当作奇技淫巧之术来对待，而近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却令封建统治走向瓦解。以工业生产总量为例，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欧洲各国加在一起也只有23%。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6%，欧洲却上升至62%。劳师远征的外国人轻易打败了曾经号称虎狼之师的八旗军，东方大国很快堕入任人欺辱、宰割的境地。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科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如今，日本的数码照相机、精密仪器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个资源匮乏、经济模式“两头在外”的国家多年前就定下了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消耗、低运输量为特点的精密仪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向。精密仪器设备不仅消耗能源、资源少，运输量也小，而且易形成垄断，更重要的是精密仪器设备往往与标准制定密切相关。日本可以通过精密仪器来控制他国的生产标准。这样，科技在日本人手中既是赚钱工具，又是控制它国的手段。 上世纪中后期，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海峡两岸局势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中国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大陆在钢铁、煤炭、造船、汽车、水泥等传统工业的产量不俗；台湾地区也在平面显示、芯片等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今，两岸科技经济合作在双方积极推动下已初具规模，但是，除了“量”以外，在“质”与“独创”、“独占”方面，我们依然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称雄产业，两岸科教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 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历史，而且在饮食、医药等方面创造了最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完全可以凭借科技手段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如在标榜“脱亚入欧”的日本，其电影、动漫产业却在不断地借助《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故事演绎其新产品；在市场上，色香味俱佳的中华美食与西洋快餐难分伯仲；在健康产业领域，中医、中药至今不能进入世界主流医学的序列，其本身以辨证施治、整体调养观念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充分表达。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发挥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科教进步来提高产品质量，从战略角度打造拳头产品、塑造支柱产业。 在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上，两岸炎黄子孙应该看到自身的发展优势，抓住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教合作新局面。 科技史论文:从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兴衰原因 摘 要：中国古代因地理及政治上相对独立性，科技文明的发展也相对独立。两千多年的时间尺度上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科学技术缓慢进步，从未间断。在公元五世纪欧洲开始黑暗中世纪时，中国步入宋朝，科学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高峰。在大约十六、十七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建筑、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为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入手，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文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字：唯物史观；宋元时期；科学技术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科技史论文: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摘 要：对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现存标本进行了整理，依据标本信息，从类群、采集地点和植物类别等方面分析了植物标本室的构成，回顾了标本室的发展历史。对标本室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标本室；标本；历史；现状；展望 标本馆是标本的贮存场所和载体，标本是其承载对象在时空存在的第一手证据。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工作者科研活动的积累和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是研究物种的分布及历史、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也能反映标本馆拥有者的学术氛围和历史积淀。 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始建于1954年。目前，浸制标本大多已经超过了保色期，颜色开始消退、失真，大部分20世纪采集制作的标本出现破损、脱落和丢失现象。受场地、开放制度和使用制度的限制，标本在教育教学上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标本室和其中存放的标本急需整理、修补，有些甚至需要废弃。为此，自2012年3月，我们对安徽科技学院标本室的标本进行了归类、整理，目的是整理、挖掘和系统化利用直观教学素材，为植物学和生态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拓宽渠道，探讨一条切实可行、能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充分利用校本资源的植物学教学模式。 本文是对标本前期整理工作的总结（主要针对维管植物），并就我院标本室的发展历程和标本现状做简单回顾。 1 标本基本情况 我院标本采集和保存始于1954年，距今约有60a的历史。未经整理的室存标本总共2 023份。从保存方式上来分，主要是腊叶标本，也有少量浸制标本、风干标本和种子标本；从分类类群上分，涵盖了藻类植物、菌物（含地衣）、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被子植物占90%以上。由于年代久远、管理不善，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809份）已经不能使用。整理后，较为完好的有1 214份，在这些标本中，蕨类植物有9科、12种、46份，裸子植物6科、15种、53份，被子植物的情况汇总于表1。 3 我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展望 自2004年始，我院就致力于校园教学资源直观素材的开发利用[2]，探讨新形式下的植物学教学模式改革，尝试将我院标本馆中历年采集、制作的标本进行数字化，并研讨与之有关的标本馆管理模式和开放使用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际同步进行标本信息数字化的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的中国植物图像库（PPBC）、中国自然标本馆（CFH）、物种2000中国节点高等植物信息系统（CNPC）和中国数字植物园（CVBG）等一批覆盖全国植物标本、图像、物种和引种植物的信息系统。这些生物或植物学信息平台，为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植物学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互联网背景下植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深入，对传统的植物科学的教学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作为与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密切相关的植物标本和标本馆，其构成、管理、使用和开放模式，是其改变方向之一。改变的结果，会使更多的使用者享受到互联网为之带来的迅捷、便利和翔实。毋庸置疑，能提供更多方便、能为教学提供更多服务的植物标本的数字化、标本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是植物标本和标本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史论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史述论 摘 要：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探讨源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1994年正式提出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念并建立农业科技园以来，至今经历了18a光景，在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化暨农业科技园的模式。基于中国农业科技园的状况，从科技史角度展开研究，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阐述，深入挖掘农业科技园的发展脉络，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科技园史；中国农业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农业型发展，社会与科技对现代农业提出了具体的三高要求，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于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科技园开始酝酿发展。农业科技园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区域内运用信息技术、生物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最佳的协调状态和经济最高效益的产业综合体。农业科技园是我国新时期农业改革中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与经济组织活动[1]。也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况 我国对农业科技园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提出农业科技园建设，到1996年才开始发展，至1999年后全国开始进入建设农业科技园的高峰。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65个，分别是2001年8月第1批认定的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04年4月认定的第2批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10年12月认定的第3批国家农业科技园27个，另外，还有2010年3月有公布确定沈阳辉山农业科技园和江西井冈山农业科技园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地方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园区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有政府主导、科研院校主导、企业主导、国际或者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科技园。 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从无到有，至今虽只经历了18a的发展历程，但农业科技园的学会组织、发展模式、类型、理论等各方面不断深入，发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已举办过11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等，出版了《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和《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众多的相关专题论文集。现阶段有关农业园区规划的法规有：《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十一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纲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等，以及各省、市、县的农业科技园均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全国农业科技园区通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致使各地的农业科技园发展导向模糊，各农业科技园良莠不齐，但总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发展。 2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经历从萌芽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完善。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历程和前人研究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科技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针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2.1 农业科技园萌芽（20世纪80年代～1992年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农业科技园萌芽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是传统型农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体制和结构的调整，人们的认识也进入质的深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农业与科技的相联性变得更为紧密，农业技术与农业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农民的视野，探讨如何推动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时期这个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完全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转化到集约型，其农业生产特点和效益有较之明显的优势。 我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实行农业科技变革。农业科技变革是一个求变的过程，是呈隐性的，人们开始大量的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只是当时无法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概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2.2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是以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诞生于1992～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主题是探讨如何形成规模和提高产量。 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园这个新概念，新理论需要一个时间检验的过程，直到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成功得到肯定时，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设立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中国此时正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运作期，各地都开始运行农业产业化，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特色。国内对农业科技园探讨还只停留在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对比，以及对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进行研究，如：发表最早的农业科技园的论文是1992年刊登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一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正是基于此而开始发端。 2.3 农业科技园的兴起 农业科技园兴起阶段为1994～1999年，这时期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现代农业概念，即：利用生物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产业化生产当中。当然这一期间的类型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科研院校参与为辅。因为在建立农业科技园的时候，选择的是高投入、高技术的项目，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园主要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农场，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进荷兰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的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2]。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续开始在做农业科技园的实践尝试，虽然规模和动作比较小，还处于兴起阶段，但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2.4 由点到面发展 农业科技园兴起后实践的直接后果，即经济效益导致了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这一阶段为2000～2011年。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合管理办公室统计，2002～2008年间，试点的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自主开发科技项目2331个，引进农业新技术3870项，实现年产值959.92亿元[3]。 这一时期各种农业科技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从类型上来看，由兴起的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发展为以企业型主导园区、科研院校主导或参与的综合农业科技园等各种类型。从功能上看，从示范功能发展出培训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广功能以及公司与农户形成基地的“龙头”功能。当然，还可以从经营方式、立项类型、生态类型等各种角度进行划分。总之，不管如何划分，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民的增收起着显著的作用。 2.5 农业科技园现今状况 农业科技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示范园区，包括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园区、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工厂化高效科技园区、生态农业园[4]。农业科技园有效辐射带动了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农业产业化，使大家认识到科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是农业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企业—生产—科研三者高度结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但农业科技园只是一个平台，与国外对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员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人的因素决定着农业科技园的发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深农业科技园的认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学科交叉结合进行彻底研究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产潜力，所以现今阶段依然处于成熟完善阶段。 3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未来发展 农业科技园自萌芽、发端、兴起、发展，这一切悄然的转变，它的历史进程与人们的认识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联。从事物发展的关键主体来看，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为农业科技园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力资源，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园日益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国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力度就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学制缩短至两年，而且更加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这无疑为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储备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农业科技园建设逐步走向常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可以促进涉及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正迎合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二者密切合作，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互惠双赢空间。

地方课程论文:把握地方特色 构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对企业的发展日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相较于社会的需要，学校财务管理专业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从塔里木大学的地理位置、生源特点、就业趋势等出发，结合新疆经济的发展趋势，探索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分析确定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打造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特色专业。 关键词：财务管理；培养目标；课程体系 2008年，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建财务管理本科专业，那么如何设置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中国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其中绝大部分财务与会计没有实现分离，财务管理人员更多从事的是财务会计方面的基础工作；其次，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所具备的对企业资金需求的预测、筹措、投资、企业风险的识别与防范等方面的能力，需要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根据财务管理本科学生的生源基础、知识水平和在校的受教育时间，这实现起来相当困难。最后，不同地域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选择也有所不同，为使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不同地方的高校应结合本校学生的就业状况制定自己的培养目标。 一、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塔里木大学地处偏远，学生生源、毕业生就业渠道以及周围经济环境都有明显不同于内地高校的特点，作为一个新设专业，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务必要考虑其地域特色，从而建立起符合学校特点、适应学生水平、满足社会需要的特色财务管理专业。 1.适应生源特点培养应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塔里木大学地处偏远，其生源结构与疆外一些高校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若盲目照搬内地高校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必然出现排异效应。因此，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因材施教，本着“大众教育”方针，将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一般的财务管理专业应用人才，从而使目标定位与其生源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此方能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真正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人才。 2.适应就业趋势培养实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塔里木大学的生源以新疆考生为主，学生毕业后大多选择在新疆就业。据塔里木大学学生工作处统计，自2003年以来，毕业生留疆趋势日益明显，2003年有大约43%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南疆，2008年以后，这一比例则扩大到80%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基层的各个团场，为此，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将其定位于主要从事比较复杂的财务管理实务工作，能够下得去、干得好，社会评价高、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实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 3.2010年中央决定实施新一轮的对口援疆工作，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将为新疆和兵团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么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确定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目前新疆和兵团中小企业财务与会计岗位划分不明确、财务管理水平不高。新疆和兵团中小企业必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期，在未来不断夯实管理基础、实现筹资渠道的多元化、严格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适度，拓展投资领域、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加强预算管理等。此外，这一战略机遇必将加速推进新疆企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财务管理人员将面临日益复杂的工作环境，对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水平的要求将日趋提高。对此，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当前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适应时代要求，使财务管理专业建设具有前瞻性，从而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综上所述，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归纳为：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会计和金融理论基础，熟悉财经法规，能够熟练应用管理信息化的理念和技能，将管理、会计和金融理论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工商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应用性、创新性人才，具有较强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1.各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缺乏地方特色、本位特色。从中国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来看，各高校都差不多，部分院校甚至照搬一些重点院校的课程体系，这是不尽合理的。须知不同的院校其生源特点有所不同，具体培养目标可能也有所区别。各高校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高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务必要考虑本校大部分学生的就业去向，结合企业的人才需求，科学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课程体系，从而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那么作为边远地区的高校，塔里木大学的生源质量、毕业生的就业方向等明显区别于疆外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因此，在设置课程体系时，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点关注。 2.各高校课程设置大都过分关注专业课，而忽视基础课的重要性，从而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企业的财务管理是一项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复杂的管理工作，它不仅仅需要相关人员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对他们的文学修养、品德素质以及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设置课程时要对基础课给予适当的关注，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学生非专业技能和职业价值观的培养。塔里木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新疆地方和兵团输送人才，结合新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将来的发展前景，企事业单位要求财务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基本的会计及财务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要求财务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宽泛的知识面等，而这就需要通过相关的基础课程来培养。 三、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为了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充分地发挥我校毕业生的专业特长，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在充分考虑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结合上述问题，制定出适应自己的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次： 1.公共基础课程。如前所述，开设公共基础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非专业素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方面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并具有一定的汉语写作、数学逻辑思维、计算机操作及外语写作表达能力，从而为其后续学习以及将来发展打下基础。因此，公共基础课主要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大学英语、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技术基础、大学语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等。 2.学科基础课程。财务管理学科基础课程的设置旨在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好准备。财务管理学科基础课程主要包括：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计量经济学、现代企业管理、财政学、金融学、市场营销学、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法、审计学等，从而使学生全面掌握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基本内容，对培养学生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分析判断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3.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方向课的设置旨在通过系统的教授与指导，使学生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财务管理人员应有的专业素质。专业方向课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模块。必修课包括：高级财务管理、成本与管理会计、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报表分析、证券投资学、战略与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税法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从事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基本能力。选修课包括：高级财务会计、电子商务、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保险学、预算会计、资产评估、经济应用文写作、会计信息系统等。这些课程的学习可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4.专业实践环节。相较于以上的文化理论课，专业实践不仅可以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把握，同时实践过程中企业现状一定程度的展示，更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思考一些专业方向的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此外，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专业问题，可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知识的不足，促使学生在下一步更加努力的学习。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专业根据自身具备的条件和周边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应地安排了校内和校外两种实习方式。校内实习主要以实验的方式体现，包括会计学原理实验、会计信息系统实验（即用友u8的系列操作应用）、审计软件的应用、企业经营决策模拟（即手工和电子erp沙盘模拟）实验、以及校内毕业实习等。由于财务管理专业性质的特殊性，校外实习则主要由学生自主联系进行。通过校外实习，使学习亲身体验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认识书本知识与现实的一定差异，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方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这样一个完整体系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塔里木大学财务管理特色专业的建设，从而为社会培养出专业素质好、知识面广，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应用型财务管理专业人才。 地方课程论文:浅谈研究性学习在地方高师院校教育学课程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研究性学习　地方高师院校　教育学课程 论文摘要：为解决基础教育领域严重缺乏研究性学习指导教师的问题，本文以河北民族师范学校为例结合地方高师院校及学生的特点，对在高师院校教育学课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研究性学习”课程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师的重视。然而，在研究性课程实施过程中，学校缺乏能够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教师。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基础教育师资培养过程中普遍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教学实践，构建起高师院校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培养出具有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师。《教育学》是高师院校的公共必修课程，选择该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能够影响到更大范围内的师范生，促使各学科专业的学生在进行研究性学习时积累经验、掌握方法、培养能力，为将来任教奠定基础。 一、研究性学习概念界定 一般人们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研究性学习”这一概念。广义上，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狭义上，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课程形态，是为充分展开“研究性学习方式”所提供的有计划的、相对独立的学习机会。 本研究中，笔者将高师学生的研究性学习从广义上来理解：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从学科领域和社会及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去建构知识、应用知识并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式。 二、地方高师院校教育学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程序 （一）研究性学习前期准备 学生们由于长期处于接受式学习的思维定式中，所以在首次接触研究性学习时，很可能会表现出困惑、茫然和无所适从。因此在开展研究性学习之前，教师需要通过讲座等形式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作必要的知识铺垫。 （二）实施过程和方法 第一阶段：成立课题研究小组，进行职责分工。 课题研究组人数一般以4～8人为宜，便于合作与集中。组员在小组中根据自身爱好和特长负责不同的研究任务，此外还要有不同的职责分工，例如，负责记录研究进展和活动情况的“记录员”、负责小组与教师以及其他小组进行联络的“联络员”等等。 第二阶段：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教师指导学生要注意选择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这是学生选择既有价值又适合自己的课题的必要条件。 第三阶段：制定课题研究方案。 课题研究方案制订的是否合理决定了课题研究效率的高低。研究方案应包括课题的名称、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实施步骤与进度、成果的表达形式、课题组成员的分工。在制订课题研究方案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指导学生根据课题内容的不同选择最适合的研究方法。 第四阶段：进行开题报告。 指导教师组成评审小组，所有课题小组参加。第一步由小组汇报：课题的由来、课题的意义、课题研究的可行性、研究的方法、计划进度及人员安排；第二步由评审小组和全班学生对其开题报告提出质疑，小组成员针对问题进行答辩；第三步是评审小组评议，综合各方意见，决定能否开题；第四步是向各组提供修改意见，组织学生丰富和完善其研究方案。 第五阶段：小组实施课题研究。 在本阶段，学生按照课题研究方案开展研究，通过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调整方案，使课题得以完成。在研究过程中，学生进行分工合作，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开展调查、走访专家和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等方法收集相关方面的教育信息。之后对信息进行处理--判断信息的真伪，识别信息的价值；将资料整理、归纳，使其条理化、逻辑化；最后综合整理信息进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 第六阶段：成果交流，结题报告。 学生将本组的研究成果撰写成课题研究报告发表在网上，指导老师进行初步评审，同时，各组可以在对别组的研究成果进行质疑和评论中进行充分交流。 在成果交流之后，召开结题报告会。由每组汇报人员在限定的时间内简要汇报开题后课题的具体实施过程、小组成员如何分工、取得哪些研究成果以及在研究中的体验与收获。 （三）总结评价 研究性学习评价在研究性学习中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研究性学习能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关系到研究性学习意图能否实现。对高师院校学生实施教育学研究性学习进行评价应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内容多视角化、评价全程性、评价激励性原则，在研究性学习的前、中、后期进行开题评价、中期评价和结题评价。 地方课程论文: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矿石分析课程建设探索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生产一线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该学院工业分析与检测专业面向地方经济支柱矿业产业，进行矿石分析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为地方矿业企业提供了急需的分析专业技术人才，实现了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 一、矿石分析课程开设背景 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是一个传统专业，其应用非常广泛，化工、冶金、石油、药物、材料、环保、食品、生物等许多行业都需要工业分析人才。不同行业的原材料、产品等物料不同，其分析方法、标准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行业根据其生产特点、产品特性等多种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分析方法和标准。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工业分析，由于版面篇幅有限等原因，难以将众多的各种分析方法和标准都编入教材，内容不能做到兼顾各行各业，传统的《工业分析》教材内容主要涉及水质、钢铁、煤炭、化工、硅酸盐、农药、石油化工等行业，而矿业的矿石分析等内容未编入教材。河池市是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锡金属储量居全国之首；铟金属储量名列世界前茅；锑和铅金属储量居全国第二。有色金属产业已成为河池市的经济支柱产业，当地矿业企业需求的工业分析人才是能熟练掌握矿石分析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广西“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有色产业成为千亿元产业，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市场对矿业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将会增多。为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在工业分析与检测专业中开设了矿石分析课程。 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矿石分析课程建设 （一）《矿石分析》教材编写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资源，是学生获得信息的主要源头，没有教材，就难以进行相应的教学。在没有现成适用的《矿石分析》教材的情况下，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自编教材。对于《矿石分析》教材的编写，该学院通过深入厂矿进行调研，广泛征求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意见，在了解企业对人才规格需求等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矿业企业实际结合专业特点制定该课程的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力求突出高职教育的应用特色和以能力为本位特色，教材主要内容是以地方采选冶矿业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分析测定各种矿石主要元素的含量等，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技术资料、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探讨研究，在选取的分析方法上注重实用性、可靠性和先进性。对于理论知识遵循“适度、够用”的原则，注重岗位职业能力的培养，如教材编入的分析方法具体实用，简明扼要地阐述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重点介绍实际操作方法和技巧等，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在实际应用中易出现的问题和分析判断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灵活应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该教材编写得到了地方矿业企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着编写出真正管用、与企业相对接的地方教材的目的，编写过程中充分吸取多年来教学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和企业实践应用的经验，经过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完成了《矿石分析》教材的编写。 （二）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这就要求专业教师不仅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而且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方向和着力点，是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关键。矿石分析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课程，不具备“双师”素质的教师难以胜任该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加强“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从企业调入有多年岗位工作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校任教。通过严格考核，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引进了3位该专业的工程师。二是安排专业教师下厂学习、调研、参与企业的相关技术工作等。河池市有色行业发展较快，有不少的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原材料、产品等的分析检测均采用了可靠的方法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有的仪器设备许多教师未使用过。专业技术的不断更新，专业教师如不继续学习知识将会“老化”，因此下厂学习不仅可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还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本专业技术的发展方向，更新专业知识，使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与时代同步发展。通过下厂调研，教师可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企业对专业人才规格的需求，有利于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专业教师在下厂学习与调研过程中，可根据企业的实际和自身的能力参与企业的技术开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三是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学生下厂实习时，实习指导教师主要由企业技术人员担任。四是组织教师积极开展教研活动，通过学习教育理论、探讨和交流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等，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三）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建设 矿石分析的工作任务是分析测定矿石中各主要元素等组分的含量及矿物物相组成等，分析测定的结果都是以实验数据为依据，因此实践教学至关重要。矿石分析课程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的60%，为搞好该课程的实践教学，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建设实验室和实训基地。一是在校内原有的仪器分析实验室、分析化学实验室、天平室等多个相关实验室的基础上，针对矿石分析的特点，从实用性和先进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新建了矿石分析实验室，使建设的实验室不仅能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还具备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二是与河池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以及本市内分析化验技术装备先进、管理科学规范、人员素质较高的企业等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一个与岗位工作条件相一致的实训场所，实现学生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四）课程教学 在矿石分析课程教学中，注意把握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协调统一，避免过分强调实践教学而轻视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突出以能力为本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专业理论来指导岗位工作，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理论教学内容应适度、简明，以够用为前提，兼顾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在教学中将复杂而繁琐的矿石各组分分析操作过程分解为试样分解、溶液处理、分析等三个模块进行教学，通过学习并分析比较，使学生了解矿石各组分的各个分析操作过程中的相似之处与差异，掌握矿石分析的原理和规律，以达到触类旁通、灵活运用、融会贯通的目的，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适应将来工作中新技术变化。实践教学加强岗位动手能力的培养，一是强化分析操作技能的培训与练习，打牢基础，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分析操作基本技能。二是在技能培训中提高“智能”含量，实践教学不仅仅是肢体操作的练习，学生在实验过程不仅要动手还要动脑，矿石分析过程是由称量、试样分解、溶液处理、分析等多个操作步骤构成，每一个环节的操作都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为此应引导学生从观察实验过程的现象及变化等思考其内在的原因，理解每一操作步骤的作用、原理等，学会和掌握操作要领。三是加强生产实践的实训教学，在完成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校内实践教学后，安排学生下厂顶岗实习，使学生进一步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同时为学生就业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 三、课程教学效果 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矿石分析课程建设成效显著。一是课程建设立足本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定位准，效果好。针对地方矿业企业生产需要而开设的矿石分析课程教学，使学生较好地掌握了矿石分析的职业技能，为学生的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已为企业培养了一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分析专业高技能人才，大多数学生很快成为企业生产一线的中坚力量，有的学生现已成为单位质检部门的负责人。二是矿石分析课程自编教材根据地方矿业企业生产的特点进行编写，针对性和实用性强。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到厂就业能很快适应岗位技术工作的要求，学生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受到了企业的普遍欢迎。三是矿石分析课程建设的目的是为企业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促进学生顺利就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对工作的开展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与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签订了“订单培养”、校外实训基地等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了校企合作，实现了学校、企业和学生的“共赢”。 地方课程论文:基于地方高校的国际贸易课程教学实践探索 摘 要:国际贸易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涉及到许多涉外贸易的实践环节。但地方高校一般位于内地中小城市,涉外贸易程度不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地方高校国际贸易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本文通过分析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探讨怎样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关键词:地方高校 国际贸易 实践教学 国际贸易是一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理论与实务学科,具有较强的涉外性和实践性。教学过程中,如何搞好国际贸易课程的实践教学,是困扰教学的一大难题。尤其地方院校,因受经济、地理、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有效开展国际贸易业务流程的实践教学就更难,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利用现有的资源,加大改革和探索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1 进行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是提高教师实践操作能力的重要平台。高校教师队伍虽然学历水平较高,但是大多却都缺乏实践经验,对于一些实际业务中的习惯做法和应注意的问题缺乏亲身体验,难以充分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活动,实际上也是老师们学习、充电和增强自身实践教学能力的过程,使教师的教学能力上一个台阶。 其次,实践性学习,会促使学生有针对性地对自己的知识查漏补缺、增进对当前国际贸易人才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的了解,这也将促使学生有针对性地去获取一些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比如报考报关员、单证员、货运等。这也将有助于增强学生择业的筹码。同时,实践性教学还可以扩充学校的教学外延,稳定学校和社会的实践性关系,使理论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 再次,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可将单调的课堂填鸭式教学转化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因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国际贸易流程的生动化,故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将会提高,学生由被动接受理论知识的学习将转变为动手操作的主动学习,这对提高教学效果是大有裨益的。 2 地方高校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困难 基于内地地方院校的经济、地理以及开放环境,开展实践性教学的资源非常有限,全面有效的实践性教学活动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经验不足 我国本科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的设置是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办学时间相对较短,而地方高校开设国际贸易专业的时间更晚,可做借鉴的经验有限,实践教学只有在综合自己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摸索着前进。从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到实践模块、操作流程,都只能不断地学习、改进,这样一来实践教学的效果自然也就存在着不足之处。 2.2 经费有限 地方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有限的学费收入,再加上近几年本科教育在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上花费较大,导致教学工作上存在着经费上的限制,而开展实践教学就要购买价格昂贵的教学软件或者自筹经费进行实践实习。地方高校面对高额的投资成本,往往顾此失彼,难以满足教学需要。这在客观上妨碍了国际贸易专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教学质量,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学校的声誉和招生,形成恶性循环。 2.3 资源欠缺 开展国际贸易实践教学需要一定的外部资源作为支撑,沿海城市、大城市拥有较丰富的资源:港口码头、海关资源、专业性外贸公司、涉外货代、银行国际业务部,甚至有的还拥有保税区这种专门从事国际贸易实务操作的经济区域,非常便于各大院校开展国际贸易学习的实践操作。但内地中小城市不具备这些资源优势,无法从当地企业获得相关实践操作的学习机会。有鉴于此,身处内地中小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就非常有必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外联,但这又受到有限经费的制约,有想而不得实。 3 地方高校开展国际贸易课程实践教学的几点建议 针对地方高校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诸多困难,笔者认为应该将地方资源进行整合,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及办学优势,尽最大可能地开展实践活动,笔者试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专业教师应充分利用周边资源来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国际贸易专业教师可通过自我学习、教师间的互相学习集体备课或外出进修,提高自身实践教学的能力。教师还可利用往届毕业生的资源,从在外贸企业从业的往届毕业生处获取最新的实务单证和案例来进行实践环节的教学。至于缺乏双师型教师的问题可通过鼓励教师考证或外聘客座教师的途径解决,缺乏双语型国际贸易专业教师的问题可通过教师自己增强英语学习或同本校外国专业共同培养双语型教师来加以解决。 加强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经费困难等问题虽然确实存在,但毕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地方高校要加大力度构建实践教学基地,通过对本市及周边城市相关企业的走访、调研,遴选出符合教学要求的典型外贸企业,并建立良好的校企关系,解决实践教学基地缺乏问题。实在没有办法的进行的实务操作流程,也可以借助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平台(软件)来进行,虽然需要较大的一次性投入,但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地方政府应给予大力支持,地方高校在办学过程中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有一大部分是服务于地方,所以地方政府是首先得益人。地方政府应该做高校和本市相关企业之间的纽带,帮助高校建设实践实训基地,为高校的发展学科的建设开绿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应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切实地解决地方高校的困难。 师生间要加强互动,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可以对学生起到较好的鞭策作用,甚至能帮助学生尽早的订立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到有的放矢的学习,在就业的时候也能减少学生的迷惘。在国际贸易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和学生一起在模拟平台上作试验,或者带领学生一起参加单证员、货运员等从业资格的考试,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能够增强教师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 总之,在国际贸易教学过程中开展实践教学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地方高校从长远利益而言更要着重发展该专业的实践教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实践型本科人才。 地方课程论文:有机化学课程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研究 《有机化学》课程是一门以基础知识为起步，涉及有机化学操作技术的实用型课程。《有机化学》课程研究的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来源、制备、结构、性质、应用以及相关理论和方法学问题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对专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培养能够满足生产、建设、服务与管理一线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为此，课程组结合《有机化学》课程建设，对课程如何进行产学研合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通过贯彻“产学结合，优化教学模式；学研结合，培养学生能力；产研结合，促进企业发展”的“三赢思想”，以课程改革为抓手，以师资队伍培养为依托，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全面优化了《有机化学》课程内容，建立了企业技术服务机制，为社会培养了学以致用的实用人才，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产学结合，优化教学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课程的基点应该是实际生产中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岗位。课程组依据企业生产需要，确定教学内容；模拟企业生产，进行一体化教学；进行工学结合，锻炼学生实践能力。通过（生）产（教）学结合，优化了课程的教学模式，为企业培养了实用的技能型人才，服务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1.1依据企业生产实际，确定课程内容 在不同类型的化工企业就业，对于《有机化学》课程学习内容的侧重点也就不同，为了改善《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现状，课题组将《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基础模块和拓展模块，基础模块统一教学内容，拓展模块则根据在相关化工企业调研的结果，针对专业方向、就业倾向的不同，对教学内容进行不同的选择性组合，以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任务要求。 1.2模拟企业生产，进行一体化教学 课程组在课程建设顾问的指导下，按照企业实际生产过程开发《有机化学》课程体系，以知识应用为中心，将理论与实践相互贯穿，将课程内容设计成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项目，模拟企业实际生产进行一体化教学，探索学校学习与企业生产的一致性，课堂与车间的一致性，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 1.3坚持工学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在教学过程中，课程组很重视工学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在企业参加实践，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工业生产，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以化工企业真实生产场景为学习氛围，以真实产品生产过程为学习内容，由学校指导教师、外聘企业教师共同进行指导。在企业实习期间，学生以新员工身份参与企业生产全过程，企业把学生当员工来管理，实现课堂与车间、学校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学研结合，培养学生能力 与本科院校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高职院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利用多种途径，培养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高端技能型人才。课程组通过在教学内容中渗透科技前沿知识，将研究型实验引入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等方面积极进行学（习）研（究）结合探索，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2.1在教学内容中渗透科技前沿知识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近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十分重视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课程组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前沿知识渗透进日常教学，让学生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只有不断依靠科技进步、进行技术革新，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2.2将研究型实验引入实践教学 通过减少演示性、验证性实验，增加设计性、工艺性、探索性实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操作、独立分析的能力。特别是将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转化为学生实验，这种近距离对接，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更从科研精神方面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开放有机化学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创新中体验成功的喜悦，为社会培养勇于探索、不畏失败、追求真理的实践型人才。 2.3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 通过鼓励学生参与由教师负责的企业技术革新项目，申报国家专利；鼓励学生参与由教师主持的科学研究项目，；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生产实际，自主创新完成小发明、小创造，锻炼学生的创新素质，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3、产研结合，促进企业发展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高校基本职能，高校教师的科技研发可以有力的促进企业生产技术提升和地方产业经济发展。课程组响应学校号召，与区域化工企业开展技术对接，进行（生）产（科）研结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3.1将企业生产难题转化为教师科研项目 与地方小型化工企业相比，化工行业特色鲜明的职业技术院校在智力资源、科研条件方面有明显优势。为地方小型化工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可以实现校企合作，互惠互利。对小型企业来说，依靠自身能力无法独立完成的技术改造项目，可以委托为高职院校教师的横向科研项目，借助高职院校教师联合攻关来完成。同时高职院校教师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文献查找、样品分析测试、专利申报、技术资料撰写等服务。 3.2利用教师研究成果提升企业生产能力 来自企业实际需求的横向课题，通过教师攻关研发，获得研究成果，进而又应用于企业生产，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企业发展。对学校来说，通过教师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科研项目，扩大了学校影响，锻炼了教师的技术开发能力，有效的培养了教师的双师素质。 4、产学研合作取得的成效 通过产、学、研结合，课程组在《有机化学》课程建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生的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师资队伍实力不断增强，科技服务企业机制得到完善，实现了产学研结合的良性循环。 4.1学生的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课程建设促进了学生培养质量的显著提高。渭南海泰新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伟高级工程师这样评价，近年来，我公司每年暑假都接收来自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的生产实习学生45-90人，并且每年都留下部分优秀实习学生在我公司就业。这些学生动手能力强，来公司后很快就能承担起有机合成操作等岗位工作，说明了学校教学和就业岗位的对接良好。一部分优秀毕业生已经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或班组长，正在发挥着骨干带头作用。《有机化学》课程组老师教学经验丰富，经常深入企业调研，在保证理论知识必需、够用的基础上，很重视学生操作技能训练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 4.2教师队伍的实力不断增强 课程组教师在圆满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申报教研、科研课题，进行学术研究，参加企业技术改造，进行产学研结合。近年来，主持省级、校级教学科研项目8项，完成西安凯洁精细化工制造有限公司、延长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北采油厂横向委托技术改造项目2项，发表教学、科研论文50余篇，申请国家专利8项，获得授权6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1项。研究制作的部分教学模型、仪器产品投入教学使用，提高了教学效果，推广至附近学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孙宾宾老师的部分科研成果被收录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机化学中的螺共轭效应和异头效应》一书中，转化为教学资料。孙宾宾老师为西安凯洁精细化工制造有限公司横向开发的部分技术成果被企业采用，为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 4.3产学研结合实现良性循环 如何能够与企业建立稳定、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实现互惠互利，是高职院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众多合作企业中，课程组与西安凯洁精细化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该公司距离我校2公里左右，是一家地方小型精细化工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各种精细有机化学产品的生产。2007年初课程组和该企业合作开始，目前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课程组为企业提供无偿技术咨询、无偿方案设计、有偿产品研发服务；企业为学生提供无偿短期见习、无偿生产实习等服务。双方通过为对方提供服务，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不断增强。 近年来，课程组老师为地方化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文献收集、产品研发、样品测试等服务三十余次，协助地方化工企业开发新产品2个，其中“光致变色螺环染料合成工艺改进与开发”项目已经完成实验室研发阶段，进入中试阶段；开发的“一种便携式紫外线监测装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企业为学生提供课程实习、生产实习。企业技术人员还积极支持学校老师申报各级各类教学、科研项目，参与研究。 通过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服务地方经济的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初步实现了“学生、教师、企业”三赢的良性循环，有力的促进了《有机化学》课程的建设，服务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地方课程论文:锡剧在江南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中地位的思考 【摘要】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2004 年12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通过三个部分的阐述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高等音乐教师教育锡剧江南音乐文化 2004 年12 月， 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由此展开了高等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探索和发展新的一页，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对地方音乐文化进课堂的呼唤 21 世纪， 是多元音乐教育共存的时代，这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新的倾向。与教育形势相适应，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在2003 年颁布了《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在这两个《课程标准》的有关内容中，“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① 已成为音乐教育中的主要理念之一。同时，“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② 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原为高师音乐教育）一贯的培养目标是以“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教育部在2004年12月正式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 方案指出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 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区域的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建构江南音乐文化课程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江南地区的不同城镇和区域，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音乐文化，如江苏无锡的锡剧，苏州的昆曲、评弹；浙江宁波的甬剧、湖州的湖剧，上海的沪剧等。 锡剧作为江南音乐文化的一个部分，在其发源地—无锡的江南大学中纳入其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地方音乐文化的课程开发和建构中去， 是切实可行的。一方面，锡剧艺术起源、形成于无锡，有着其丰厚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 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 教育理念的更新， 锡剧作为地方文化传承的载体，走进当地高校音乐课堂已非难事。 二、锡剧中丰富的江南文化营养是不可忽视的艺术教育资源 （一）锡剧成形与发展的地域优势 锡剧，是一个长于抒情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戏曲剧种。锡剧从一种自娱自乐的说唱形式开始，经历了滩簧阶段和常锡文戏阶段，在说唱小戏的基础上发展成大戏，在这个过程中，与它所处的地域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 锡剧的主要发源地—无锡，地处江苏省东南部，西倚惠山，南临太湖，南北京杭大运河纵贯；京沪铁路横穿东西，交通便利，商业繁盛。这使得无锡四乡民间小调能够流向城市市场， 进而摆脱简陋、粗糙的自唱自娱阶段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社会文化娱乐需求较大的城市，是小戏发展为大戏所必须的物质文化环境。辛亥革命前后，无锡、常州的滩簧先后进入上海， 得到了现代大都市文明的滋养， 不久逐渐合班演出。锡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它博采京剧、文明戏、电影、昆曲等众长，融为己用。如锡剧的曲调中吸收了苏滩中的“迷魂调”、申滩中的“三角板”等板式。从剧目上来讲，从宝卷和弹词中引进了《珍珠塔》、《玉蜻蜓》等，从徽班中吸收了《琵琶记》和《潘金莲》，自武林班中引进了《荆钗记》、《白兔记》等，从京剧中移植了《贩马记》、《秦香莲》等，还搬演了文明戏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张汶祥刺马》等。表演方面， 滩簧演员纷纷向京剧演员学戏， 这些使得锡剧的曲调形式、剧目戏本、表演程式更趋完善和丰富，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化妆，都已不再是农民小戏了， 其发展势头逐渐超过了苏剧、甬剧、湖剧等滩簧戏。解放后，随着锡剧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逐渐成为华东地区仅次于越剧和黄梅戏的一大地方剧种。 （二） 锡剧的语言基础———吴方言（江南话）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语言的变体，是“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 ”③ 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戏曲的生命力就在于使用方言，多样的的方言造就了丰富的地方戏曲声腔。 锡剧，是用无锡地方方言演唱的戏曲艺术，有着浓郁的江南特色。无锡方言的语言基础是吴方言。吴方言在古代称为吴音，近代以来的白话中称为江浙话或江南话。“吴侬软语”，是对吴方言的一个昵称。吴方言一向有“软、糯、甜、媚”之称，说起来婉转动听，一波三折。婉转柔和的吴语使锡剧里的音腔常呈微波荡漾之势。锡剧以自身特有的语言魅力和音乐魅力展现着江南文化的诗情与柔美。 （三） 锡剧中江南民间音乐的集中体现 1、锡剧的声腔 锡剧，是在坐唱滩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滩簧，是江、浙一带说唱艺术的一大支流，发端于古老的吴歌，经过民间的演唱流变衍化，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加工提高和对姐妹艺术的借鉴融合，逐渐形成锡剧的雏形，它最早出现在无锡东乡杨尖严加桥一带。据徐珂所编《清稗类抄》的记载，清代的弹簧演唱是“集同业者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旦、净、丑脚色，唯不加化妆，素衣，围坐一席，用弦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戏文， 唯另编七字句，每本五六出，歌白并作， 间以谐谑。……江浙间最多，有苏滩、沪滩、杭滩、宁波滩之别。”④ 2、锡剧的曲调 锡剧曲调富有江南水乡特色，旋律华丽优美，婉转流畅。 锡剧有三个基本曲调：簧调、大陆调和玲玲调。这三个调的曲式都是上、下句结构，上句称为“起板”，下句称作“落板”， 在两者之间可以插进旋律简单、近似朗诵的“清板”。 簧调是锡剧最基本的，也是最古老的腔调。簧调“源出江南长篇叙事山歌， 吸收溶化‘说因果’及苏州弹词等民间音调而成。”⑤ 簧调包括老簧调、簧调慢板、反弓老旦调、中急板、长三腔等多种不同板式的唱腔。簧调感情奔放，旋律丰富，节奏朴素欢快，是一种带有叙事、叙情的曲调。 3、锡剧的演唱特点 每一种艺术都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同时也是这种文化的表达。江南地区人烟稠密，山清水秀，风光明丽，影响到戏曲艺术上，表现为缠绵婉转，秀美细腻。在锡剧不同流派的唱腔中，既体现了各自不同的唱腔与风格，也集中体现了江南戏曲特有的婉转清丽。 旦角中的姚派（姚澄）唱腔音色圆润清脆、咬字准确清晰、运腔委婉多姿， 善于吸收民间小调及兄弟剧种的曲调； 沈派（沈佩华）唱腔运用轻微的“颤音” 来装饰旋律， 真假音结合抒情而轻柔， 犹如小桥流水。锡剧旦行中影响最大的是“梅派”（梅兰珍），她的演唱委婉圆润、音色甜嫩，俏丽明快，富江南水乡灵秀之美。 锡剧中各流派的婉转演唱中，充分展示了美丽、诗意的江南文化特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 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锡剧生长植根在农村，和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朴实的感情、生动的语言、浓厚的乡土色彩。锡剧体现了江南地区人民群众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锡剧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地方音乐文化宣传的载体。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摘要：基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求，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对地方入伍大学生进行军事卫勤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调查以一部分地方入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调查和思考探索适应新形势、符合基层要求的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关键词：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军事卫勤 军队建设要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对军队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着力提高战斗中的应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培养军队医学后继人才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190名。 (2)研究方法：①文献资料法：查阅有关的理论书籍与文献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②问卷调查法：专家审核，自行设计制定调查问卷，发放已经任职于部队的经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发放190份，收回175份，有效率为91.5％；③数量统计法：对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处理。见表1。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所有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开展任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部队任职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任职教育能够为自己的工作提供帮助。但由于教学内容的设置、装备和师资等因素的影响，被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认为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与工作实际结合度不高，对学习效果感到不满意。部分被调查对象还反映不能学以致用，一是参加了学习回到所在部队后无法进行实施(无装备)；二是回到部队后没有从事相关的军事卫勤工作。有12％和8％的人员选择不太喜欢和不喜欢任职教育。 3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重要性 3.1重要性 众所周知，学校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教学是中心，课程是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课程内容来实现的。作为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培养，以怎样的姿态适应未来战争对新型卫勤人才的需要，首先要充分认识任职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必须转变教育思想和更新教育观念。 因此，通过对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和思考，以优化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教学内容与组织方法为目的，力争制订出科学的课程体系，使卫勤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得以补充、更新、拓宽和加深，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做好军人技术和战术保障准备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3.2必要性 随着现代化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对军事领域的全面渗透和介入，现代战争的节奏和强度大大提高，战争更加激烈和残酷，这对军事卫勤人员的各方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有良好的医学专业技术，还要懂得战术。调查表明，地方入伍大学生在校期间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和现代战争的需要。这是因为目前该校在地方人大学生任职教育中的教学内容缺少针对性，泛化了培养目标，弱化了教学重点，淡化了办学特色。 4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构建 4.1设置原则 (1)立足基层卫勤保障、训练任务的要求，充分体现培养目标的需要。体现培养目标要求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以特定的部队需求为直接依据。军队卫勤人员任职教育培养的目标定位必须满足“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熟练掌握现代军事医学技术，具有宽厚的军事卫勤理论知识，健康的身心素质、全面的实践技能以及过硬的军事素质的优秀复合型人才”的总要求。这是实现我军现代化、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加强质量建军的重要内涵。 (2)必须与未来战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军队卫勤人员的要求相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同以往的战争相比，具有空间大、突然性强、高速度、高消耗、全方位、全天候等特点。战争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作战卫勤人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要具有可操作性。课程设置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如果课程设置无论整体上还是局部上，也无论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就成了“纸上谈兵”或“空中楼阁”。因此，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到任职教育院校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包括教学队伍的教量质量、开课的能力；教室、场馆、宿舍等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院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和能力等等。处理好需要与可能、超前性与现实性、科学性与可行性3种关系。根据调查发现，对现有的任职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工具及教学场地等进行评价，被调查者认为能够满足需要的占77.2％，还有22.8％被调查者认为不能满足要求。 4.2结合实际，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目标，强化面向部队、服务部队的意识，以任职教育的模式主动介入基层部队对军事卫勤人员的“深层次开发”和“连续开发”的过程，变被动适应部队需要为主动开拓进取的任职教育姿态。从而使任职教育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提高办学效益。最终以形成战斗力为根本任务。构建以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实践和参考教材配套的、完整的、适应于部队、贴近实战的军事卫勤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4.3完善课程设置的类型层次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一定要注意区分层次，保障重点。由于受训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存在差异，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的任务也不同，这就要求课程设置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有针对地制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4.4做好任职教育的调研论证，确保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 为了确保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的效果，任职教育的内容要从实用角度出发，加强与基层部队的联系，坚持以基层要求为导向，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外局势，按照内容“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在突出“四新”的同时，更要强调课程内容的战略性、长远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一方面。课程教材要加大基础理论课的知识比重，从而适应现代化课程改革的两大潮流，即基础化与综合化；另一方面，课程内容要以军事斗争准备、部队建设和本职岗位急需的新知识、新技能为重点，切实把培养和造就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军队卫勤人员作为教育要求，注重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第三方面，卫勤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卫勤人员具备全面的实践技能和各种业务能力。 从调查情况分析，各级卫勤人员希望开展的任职教育学习。主要集中在《基本要求》内容的学习和培训；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事卫勤的实施训练。总之，在构造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方案时，要着眼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基层卫勤工作需求、合理的结构尺度、提高整体素质、具有可行性等原则，力求所构建的方案适应新的军事卫勤事业的发展，满足综合性、创新型的高素质军事卫勤人才的培养要求，促进军队医疗人员全面素质的提高。 地方课程论文:锡剧在江南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中地位的思考 【摘要】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2004 年12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通过三个部分的阐述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关键词】高等音乐教师教育锡剧江南音乐文化 2004 年12 月， 教育部正式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的通知》，由此展开了高等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探索和发展新的一页，方案中的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为此，笔者以锡剧为例，来探讨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地方音乐文化课程建构的必要性，以便引起更多高等音乐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对地方音乐文化进课堂的呼唤 21 世纪， 是多元音乐教育共存的时代，这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新的倾向。与教育形势相适应，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在2003 年颁布了《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在这两个《课程标准》的有关内容中，“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① 已成为音乐教育中的主要理念之一。同时，“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② 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原为高师音乐教育）一贯的培养目标是以“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为了培养与义务音乐教育阶段和高中音乐教育阶段相适应的音乐师资，教育部在2004年12月正式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 方案指出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是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的课程。 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区域的高等音乐教师教育中建构江南音乐文化课程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江南地区的不同城镇和区域，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音乐文化，如江苏无锡的锡剧，苏州的昆曲、评弹；浙江宁波的甬剧、湖州的湖剧，上海的沪剧等。 锡剧作为江南音乐文化的一个部分，在其发源地—无锡的江南大学中纳入其高等音乐教师教育地方音乐文化的课程开发和建构中去， 是切实可行的。一方面，锡剧艺术起源、形成于无锡，有着其丰厚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 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 教育理念的更新， 锡剧作为地方文化传承的载体，走进当地高校音乐课堂已非难事。 二、锡剧中丰富的江南文化营养是不可忽视的艺术教育资源 （一）锡剧成形与发展的地域优势 锡剧，是一个长于抒情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戏曲剧种。锡剧从一种自娱自乐的说唱形式开始，经历了滩簧阶段和常锡文戏阶段，在说唱小戏的基础上发展成大戏，在这个过程中，与它所处的地域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 锡剧的主要发源地—无锡，地处江苏省东南部，西倚惠山，南临太湖，南北京杭大运河纵贯；京沪铁路横穿东西，交通便利，商业繁盛。这使得无锡四乡民间小调能够流向城市市场， 进而摆脱简陋、粗糙的自唱自娱阶段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社会文化娱乐需求较大的城市，是小戏发展为大戏所必须的物质文化环境。辛亥革命前后，无锡、常州的滩簧先后进入上海， 得到了现代大都市文明的滋养， 不久逐渐合班演出。锡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它博采京剧、文明戏、电影、昆曲等众长，融为己用。如锡剧的曲调中吸收了苏滩中的“迷魂调”、申滩中的“三角板”等板式。从剧目上来讲，从宝卷和弹词中引进了《珍珠塔》、《玉蜻蜓》等，从徽班中吸收了《琵琶记》和《潘金莲》，自武林班中引进了《荆钗记》、《白兔记》等，从京剧中移植了《贩马记》、《秦香莲》等，还搬演了文明戏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张汶祥刺马》等。表演方面， 滩簧演员纷纷向京剧演员学戏， 这些使得锡剧的曲调形式、剧目戏本、表演程式更趋完善和丰富，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化妆，都已不再是农民小戏了， 其发展势头逐渐超过了苏剧、甬剧、湖剧等滩簧戏。解放后，随着锡剧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逐渐成为华东地区仅次于越剧和黄梅戏的一大地方剧种。 （二） 锡剧的语言基础———吴方言（江南话）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语言的变体，是“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 ”③ 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戏曲的生命力就在于使用方言，多样的的方言造就了丰富的地方戏曲声腔。 锡剧，是用无锡地方方言演唱的戏曲艺术，有着浓郁的江南特色。无锡方言的语言基础是吴方言。吴方言在古代称为吴音，近代以来的白话中称为江浙话或江南话。“吴侬软语”，是对吴方言的一个昵称。吴方言一向有“软、糯、甜、媚”之称，说起来婉转动听，一波三折。婉转柔和的吴语使锡剧里的音腔常呈微波荡漾之势。锡剧以自身特有的语言魅力和音乐魅力展现着江南文化的诗情与柔美。 （三） 锡剧中江南民间音乐的集中体现 1、锡剧的声腔 锡剧，是在坐唱滩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滩簧，是江、浙一带说唱艺术的一大支流，发端于古老的吴歌，经过民间的演唱流变衍化，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加工提高和对姐妹艺术的借鉴融合，逐渐形成锡剧的雏形，它最早出现在无锡东乡杨尖严加桥一带。据徐珂所编《清稗类抄》的记载，清代的弹簧演唱是“集同业者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旦、净、丑脚色，唯不加化妆，素衣，围坐一席，用弦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戏文， 唯另编七字句，每本五六出，歌白并作， 间以谐谑。……江浙间最多，有苏滩、沪滩、杭滩、宁波滩之别。”④ 2、锡剧的曲调 锡剧曲调富有江南水乡特色，旋律华丽优美，婉转流畅。 锡剧有三个基本曲调：簧调、大陆调和玲玲调。这三个调的曲式都是上、下句结构，上句称为“起板”，下句称作“落板”， 在两者之间可以插进旋律简单、近似朗诵的“清板”。 簧调是锡剧最基本的，也是最古老的腔调。簧调“源出江南长篇叙事山歌， 吸收溶化‘说因果’及苏州弹词等民间音调而成。”⑤ 簧调包括老簧调、簧调慢板、反弓老旦调、中急板、长三腔等多种不同板式的唱腔。簧调感情奔放，旋律丰富，节奏朴素欢快，是一种带有叙事、叙情的曲调。 3、锡剧的演唱特点 每一种艺术都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同时也是这种文化的表达。江南地区人烟稠密，山清水秀，风光明丽，影响到戏曲艺术上，表现为缠绵婉转，秀美细腻。在锡剧不同流派的唱腔中，既体现了各自不同的唱腔与风格，也集中体现了江南戏曲特有的婉转清丽。 旦角中的姚派（姚澄）唱腔音色圆润清脆、咬字准确清晰、运腔委婉多姿， 善于吸收民间小调及兄弟剧种的曲调； 沈派（沈佩华）唱腔运用轻微的“颤音” 来装饰旋律， 真假音结合抒情而轻柔， 犹如小桥流水。锡剧旦行中影响最大的是“梅派”（梅兰珍），她的演唱委婉圆润、音色甜嫩，俏丽明快，富江南水乡灵秀之美。 锡剧中各流派的婉转演唱中，充分展示了美丽、诗意的江南文化特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 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锡剧生长植根在农村，和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朴实的感情、生动的语言、浓厚的乡土色彩。锡剧体现了江南地区人民群众所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锡剧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地方音乐文化宣传的载体。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摘要：基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求，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对地方入伍大学生进行军事卫勤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调查以一部分地方入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调查和思考探索适应新形势、符合基层要求的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关键词：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军事卫勤 军队建设要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对军队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军医除了要掌握现代化医学高科技的专业本领，还必须拥有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着力提高战斗中的应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培养军队医学后继人才的任职教育，对新形势下军队人才培养、增强部队战斗力等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190名。 (2)研究方法：①文献资料法：查阅有关的理论书籍与文献资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②问卷调查法：专家审核，自行设计制定调查问卷，发放已经任职于部队的经本校培养的四届地方入伍大学生，共发放190份，收回175份，有效率为91.5％；③数量统计法：对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常规统计处理。见表1。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所有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开展任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部队任职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任职教育能够为自己的工作提供帮助。但由于教学内容的设置、装备和师资等因素的影响，被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认为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与工作实际结合度不高，对学习效果感到不满意。部分被调查对象还反映不能学以致用，一是参加了学习回到所在部队后无法进行实施(无装备)；二是回到部队后没有从事相关的军事卫勤工作。有12％和8％的人员选择不太喜欢和不喜欢任职教育。 3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重要性 3.1重要性 众所周知，学校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教学是中心，课程是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课程内容来实现的。作为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培养，以怎样的姿态适应未来战争对新型卫勤人才的需要，首先要充分认识任职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必须转变教育思想和更新教育观念。 因此，通过对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调查和思考，以优化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教学内容与组织方法为目的，力争制订出科学的课程体系，使卫勤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得以补充、更新、拓宽和加深，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做好军人技术和战术保障准备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3.2必要性 随着现代化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对军事领域的全面渗透和介入，现代战争的节奏和强度大大提高，战争更加激烈和残酷，这对军事卫勤人员的各方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有良好的医学专业技术，还要懂得战术。调查表明，地方入伍大学生在校期间所接受的任职教育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和现代战争的需要。这是因为目前该校在地方人大学生任职教育中的教学内容缺少针对性，泛化了培养目标，弱化了教学重点，淡化了办学特色。 4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的构建 4.1设置原则 (1)立足基层卫勤保障、训练任务的要求，充分体现培养目标的需要。体现培养目标要求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以特定的部队需求为直接依据。军队卫勤人员任职教育培养的目标定位必须满足“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熟练掌握现代军事医学技术，具有宽厚的军事卫勤理论知识，健康的身心素质、全面的实践技能以及过硬的军事素质的优秀复合型人才”的总要求。这是实现我军现代化、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加强质量建军的重要内涵。 (2)必须与未来战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军队卫勤人员的要求相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同以往的战争相比，具有空间大、突然性强、高速度、高消耗、全方位、全天候等特点。战争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作战卫勤人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要具有可操作性。课程设置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如果课程设置无论整体上还是局部上，也无论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就成了“纸上谈兵”或“空中楼阁”。因此，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到任职教育院校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包括教学队伍的教量质量、开课的能力；教室、场馆、宿舍等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院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和能力等等。处理好需要与可能、超前性与现实性、科学性与可行性3种关系。根据调查发现，对现有的任职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工具及教学场地等进行评价，被调查者认为能够满足需要的占77.2％，还有22.8％被调查者认为不能满足要求。 4.2结合实际，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目标，强化面向部队、服务部队的意识，以任职教育的模式主动介入基层部队对军事卫勤人员的“深层次开发”和“连续开发”的过程，变被动适应部队需要为主动开拓进取的任职教育姿态。从而使任职教育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提高办学效益。最终以形成战斗力为根本任务。构建以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实践和参考教材配套的、完整的、适应于部队、贴近实战的军事卫勤任职教育课程体系。 4.3完善课程设置的类型层次 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一定要注意区分层次，保障重点。由于受训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存在差异，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的任务也不同，这就要求课程设置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有针对地制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4.4做好任职教育的调研论证，确保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先进性 为了确保地方入伍大学生的任职教育的效果，任职教育的内容要从实用角度出发，加强与基层部队的联系，坚持以基层要求为导向，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结合当前国内外局势，按照内容“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在突出“四新”的同时，更要强调课程内容的战略性、长远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一方面。课程教材要加大基础理论课的知识比重，从而适应现代化课程改革的两大潮流，即基础化与综合化；另一方面，课程内容要以军事斗争准备、部队建设和本职岗位急需的新知识、新技能为重点，切实把培养和造就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军队卫勤人员作为教育要求，注重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第三方面，卫勤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卫勤人员具备全面的实践技能和各种业务能力。 从调查情况分析，各级卫勤人员希望开展的任职教育学习。主要集中在《基本要求》内容的学习和培训；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事卫勤的实施训练。总之，在构造地方入伍大学生任职教育课程设置方案时，要着眼于未来战争的需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基层卫勤工作需求、合理的结构尺度、提高整体素质、具有可行性等原则，力求所构建的方案适应新的军事卫勤事业的发展，满足综合性、创新型的高素质军事卫勤人才的培养要求，促进军队医疗人员全面素质的提高。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师院教育学课程改革探索 摘要：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推进工作已经在全国基本完成，这给地方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带来了挑战。本文分析了教师资格证国考中教育学课程考核的特点和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并为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学课程提出了教学与培训相结合，满足学生不同时段的学习需要；教学方法多样化，注重对学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开展专题教学研讨，发挥教师团队的力量；健全课程管理制度，提高教育学课程考核的效度等改革建议。 关键词：教师资格；地方师院；教育学 2011年，全国教师资格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教育部决定实行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国考”），高校师范类专业和非师范类学生，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一律应参加教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通过者才能获取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国考是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职业准入制度的需要，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教师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全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吸引优秀人才从教，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推进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这就意味着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逐渐代替了过去的师范生“自然获取”教师资格证和非师范生“省考”制度。 一、教师资格证国考政策给地方师范院校带来的挑战 （一）师范生丧失自然获取教师资格证的特权，可能会导致地方师范院校生源减少 师范院校是我国教师资源短缺情况下的一个产物，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输送了大量的优秀教师，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教师短缺问题，快速培养出大量的合格教师，国家政策赋予了师范院校的师范生自然获得教师资格证的特权。而如今，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教师资源的需求从量的需要提升到质的需要，因此，教师资格证国考制度应运而生，师范生丧失了自然获取教师资格证的特权，师范生不再是教育领域的宠儿，他们需要和非师范学生站在一起接受检验，面对优胜劣汰的结果。当然，接受过系统专业师范教育的师范生还是有优势的，但是教师资格证这个教师行业准入的必备条件将使部分带有功利心态和自信心不足的学生望而却步，转而投向综合性大学，而致使地方师范院校的生源减少。 （二）为了提高国考通关率，地方师范院校可能会陷入应试教育的误区 教师资格证是师范生进入教育行业的敲门砖，面对学生的就业压力，地方师范院校势必要想尽各种办法提高国考通关率，教师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研究教师资格证国考，学生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应付教师资格证国考，这样一来原来的师范教育步伐和方式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被打乱，势必会陷入应试教育的误区，而地方师范院校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师范教育优势可能会被忽略，人才培养的质量会大打折扣。 二、教师资格证国考中“教育学”课程考核的特点 （一）考试大纲中教育学课程内容所占比重较大 教师资格证国考的中学教师资格和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内容中，教育学课程考核内容比重较大。以中学教师资格为例，笔试考试需要考“教育知识与能力”“综合素质”“学科知识与能力”三门课程。“教育知识与能力”的考试大纲规定了八个模块的考核内容，其中有五个模块属于教育学课程内容，这五个模块分别为：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中学课程、中学教学、中学德育、中学班级管理，所占比例为所有考核内容的62.5％。“综合素质”（中学）的考试大纲规定了五个模块的考核内容，其中有三个模块与教育学课程内容密切相关，这三个模块为职业理念、教育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所占比例为所有考核内容的60％。另外，“综合素质”考核的教育类作文的写作也与教育学课程的学习息息相关。所以，从整体上来说，与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相比，教育学课程内容在整个教师资格考试中所占比重较大。 （二）注重心理学与教育学知识的融合 教师资格证国考的考试科目不再按“心理学”和“教育学”进行严格的学科分类，而是在“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和“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小学）中融合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强调心理学知识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例如，2013年下半年国考材料分析真题考核“气质类型”就询问考生：“教师了解学生气质类型在教育教学中的意义”；2015年下半年国考材料分析真题考核“动机理论”就询问考生：“假设你是班主任，你如何帮助小美在下次面试中发挥正常水平?”这种考核方式就是要打破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学科界限，注重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三）考试题型设置灵活，试题难度较大，注重对实践能力的考察 教师资格证国考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辨析题、简答题、材料分析题、教学设计题、写作题等等，题目类型多，出题灵活，难度较大。题型设置的灵活性和难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个科目考试中客观题一般占30％，比重较小。主观题一般占70％，比重较大。主观题可以给考生更大的思考空间，注重对实践能力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试的难度；二是对知识的直接考核少，把知识点放在教育教学实际的案例中考核得的多，这就需要考生能真正理解和灵活运用知识点，死记硬背应付不了考试。例如，在考核“教学原则”时，国考真题在选择题和材料分析上多次采用实际教育教学情景为线索，2015年下半年真题“罗老师讲解‘观潮’这篇课文时，通过播放视频，让学生真切感受到钱塘江大潮的雄伟壮观。他在教学中贯彻了什么教学原则？”2013年下半年真题“《念奴娇•赤壁怀古》课堂片段，然后询问该片段主要体现了什么教学原则，应该如何贯彻这一原则”，从出题的风格来看，国考注重对考生实践能力的考察。 三、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目标重知识轻能力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一直注重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课程目标定位为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普及，而师范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太理解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意义，甚至会觉得空洞、枯燥、乏味。这样的课程目标与地方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地方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地方培养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中小学合格教师应该具备教育能力、课程开发和理解能力、教学设计能力、班级管理能力等。师范生在教育学课程中学习不到这些能力，因此觉得教育学课程无用。同时，中小学在选拔教师时对师范生的综合能力也不满意。 （二）课程内容随意，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从教材选择、课堂教学到考试评价都由任课教师一手包办，教学管理制度对教师的教学缺少有效监督，学多学少，学好学坏都由任课教师说了算。部分教师集中多数时间搞科研出成果，而少花时间潜心研究教学，教学内容安排随意增减，课程进度前松后紧，对教育学知识的讲解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更谈不上对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关注。 （三）课程实施方法单一，没有实效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实施中教学方法以绝对讲授为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教师干巴巴的讲授，唱独角戏，甚至整堂课中一个提问都没有，更是没有精心设计的教学互动环节，缺少学生的有效参与。因为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学生学习教育学的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学生都抱着完成任务，得到学分的心态。这样的教学方法和形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学生通过教育学的学习，没有改变教育观念，没有激发教育情感，甚至还有对教育的失望，这样的教育学课程是没有实效的，是失败的。 （四）课程评价缺少外在监督，没有效度 地方师范院校传统教育学课程评价一般就由任课教师组织完成，试卷的编制、考核、批改都缺少外在的监督，有时候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拿到教师资格证，还不得不降低考试标准。而学生毕业后，在教师上岗考试和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又发现自己的教育学课程根本没有学好，这说明学校的教育学考试没有效度，不能真正衡量学生对教育学课程的掌握程度。 四、教师资格证国考背景下地方师院教育学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教学与培训相结合，满足学生不同时段的学习需要 教师资格证国考政策实行以后，普通地方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程到底应该围绕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教学还是撇开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教学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赞成围绕教师资格考试教学的人认为，教师资格证是学生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通行证，没有教师资格证就不可能成为老师。赞成撇开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教学的人认为，大学不是培训机构，不能以教师资格证为指挥棒进行教学。教师资格证国考已经成为地方师范院校绕不过去的坎，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地方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比不上重点师范大学，光靠学生自己的学习力量取得教师资格证有一定难度，所以地方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程应该将普通授课和考试培训结合起来，满足学生不同时段的学习需要。在基础学习阶段应该采取普通授课，着重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在教师资格考试之前可以开设集中培训课程，发挥教育学教师的专业特长帮助学生高效地取得教师资格证。这就需要地方师范院校在课程设计的初期就给予教育学课程充足的课时，并且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分两段开设教育学课程。 （二）教学方法多样化，注重对学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中小学教师应该具备教学观察能力、教学设计能力、教学表达能力、教学组织和管理能力、教学指导能力、教育信息技术运用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反思能力、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等等。这些能力需要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获得。教育学教师应改变一讲到底的状态，想办法让学生参与进来。例如：案例教学法，寻找教育教学的经典案例进行解析，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接受知识；读书指导法，引导学生阅读教育学经典著作，并开展读书分享活动，激发学生的教育情怀；主题讨论法，鼓励学生关注教育现实问题，就教育现实中的某一个主题开展讨论，培养学生的教育反思和研究能力；片段教学法，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设计教学片段，分小组试讲锻炼，培养学生的教学设计和表达能力。教育学教师教学方法多样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同时也是给师范生一个最好的教学示范，在教育学中感受的教育魅力是学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动力之一。 （三）开展专题教学研讨，发挥教师团队力量 教育学课程作为地方师范院校的公共基础课程，一般学习的学生多，授课的教师也多。可以定期开展专题教学研讨会，改变教师单打独斗进行教学的现象。教育学课程教研室要发挥积极作用，选取教育学课程教学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专题教学研讨会，教育学教师们研究方向不一样，教学风格不一样，大家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突破教学中的难点。另外，教师资格考试之前开设的教育学课程集中培训课还需要教育学教师相互配合，进行集体备课，实现授课标准化和提高上课质量。总之，教育学普通授课，教师要发挥专长，上出特色；考前辅导要统一标准，提高质量。 （四）健全课程管理制度，提高教育学课程考核的效度 良好课程的教学质量靠完善的课程管理制度作保障。教育学课程要健全课程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完善教材选用制度、教学督导制度、考试管理制度等等。教材选用要经过教研室集体讨论，教研室和学院二级审核，要选用经典教材。教学过程中实施教研室、学院和学校三级督导。考试管理上，笔试要设置教育学考试题库，批改试卷实行流水作业。同时考试方式还可以多样化，在笔试基础上可以进行命题小论文、教学设计作品、说课、讲课等等方式，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多样化的考试方式确保教育学课程考核的效度。教师资格证国考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地方师范院校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教育学课程作为教师教育的核心课程更应该积极进行改革，使学生通过教育学的学习懂得教育知识，具备教育能力，拥有教育情怀。 作者:舒婷 彭海林 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院校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研究 ［摘要］转型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其整个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出发点和归属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且是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前提。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课程模式现在已经不适应在转型过程中的本科高校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因此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对课程体现进行整合重构，制定出符合本专业职业岗位技术发展的核心知识内容。 ［关键词］课程体系；重构；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 转型背景下的地方本科院校环境设计专业，其整个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出发点和归属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且是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前提。一直以来，学术型课程是高等院校的传统课程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课程模式现在已经不适应在转型过程中的本科高校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因此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对课程体现进行整合重构，制定出符合本专业职业岗位技术发展的核心知识内容，并使用符合本专业认知逻辑的教学方法。应用型环境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基础。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课程制定的指导意见以及学院制订培养方案的意见和原则，确定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能力。通过部分专业基础课完成通识性知识的教授，在专业技能课与专业基础课中主要完成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通过专业选修课来适当扩宽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的范围，在全校公共选修课中加强培养人文素养、能力、知识和综合素质素养。使学生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能够做到满足岗位基本需求、创业能力发展有潜力、就业面向可扩展。这样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才是目前社会所需求的人才。关于课程体系的整合与优化，主要表现在培养方案中课程类型的再确认，其中，专业核心课程模块的设定，模块化课程之间的内部优化、各知识要素之间的区别等是整合与优化的关键。将专业行业中最新的技术及规范引入课程、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等整合特点。优化整合后的模块化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应着重面向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方面的培养，各个模块之间要在优化内容的基础上做到相辅相成、不重复、互不干扰。 一、确定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体系的整合与优化，重点在于如何确立专业核心课程组。第一，地方本科高校主要面向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应该通过对当地企业行业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分析，紧跟当地市场对各层次、各类型人才的需求变化，打破传统刚性的教学培养计划，以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总目标，灵活地调整人才培养中课程体系的运行，其关键是这些课程设置要能够满足本专业职业岗位细化的要求。一次专业核心课程应该能够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施工技术，学习材料预决算及材料构造的选择与构造工艺的基本设计能力，具有较强的识读工程图纸的能力与绘制施工图纸的能力；具有对室内家居空间以及室内工装空间的整体分析与设计的能力，并完成项目实训；掌握建筑设计的基本能力。如材料与施工工艺、工程制图、环境设计专业实训等课程都可以设定为专业核心课程。第二，作为专业课程的开发设定者，必须要站在本专业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特色、专业个性等角度，以模块化教学的方式，灵活地设置各个教学模块之间的具体组合结构及顺序特色。“专业”从概念层面分析，是对社会若干职业、职业岗位群的宏观概念，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专业都不能与就业的职位实现完全吻合对应，只能是相对的渗透。因此，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主要探索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能力培养单元之间的柔性组合，可发展、可调整、模块化的课程组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树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为纲的课程资源观 在课程整合优化的基础之上，应该要树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为纲的课程资源观，关于对课程资源的概念界定，主要体现在围绕专业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为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而服务的各种要素总和，如教具、教材、辅助训练设备、场地等。只有站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独特性角度，树立为地方行业技术、产业结构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观的观念，以地方高校在当地具有先天特性的角度，树立规范的模块化专业课程系统中教学资源观，与地方企业一起建立行业教材、校本教材、校企共建课程等，教师才能更深刻的改变对传统专业教学资源的固守。随着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地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的教材就成为资源要素之一。 三、“以学生为中心”设置模块化的课程学习资源库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课程任课教师应当从学生的学习背景、学习能力等方面情况出发，按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根据各层次学生的不同学习特征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将学生定位为服务于地方的应用型人才为核心，大胆、合理地将各种传统课程教学要素进行重组、打散、升级，以满足当今社会转型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随着我国转型发展的推进，高等教育在改革方面也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其中，对地方本科院校而言，普遍存在千校一面、特色不明，人才培养不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特别是对地处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面临的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探索环境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模式改革，可以为我校的人才培养拓宽途径，也可以为同类院校在推进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提供些参考。 作者:严明喜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高校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改革探讨 摘要: 针对地方高校教学现存问题，我校对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将“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和“注入式”教学模式转变为多元化模式;通过对教师队伍的优化，达到加速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目的。实践表明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为衡阳地方经济输入行业企业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转型发展;地方高校;无机化学实验;改革 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大幅调整，以及产业升级加大步伐，社会对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2014年初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教育部也紧接着提出要推动“1999年以后新建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1］。我国地方高校肩负着全面提升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历史重任，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越来越发挥着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因此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势在必行。无机化学实验课程是化学、应化、高分子、化工、药学、材料等专业学生的首门专业基础实践课，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而长期以来，无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问题始终是各高校备受关注的课题［2－5］。 1转型时期地方高校现存问题 1.1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地方高校多采用“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走的是“高、大、上”路子，培养的是从事理论研究和科研开发的专才，不利于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1.2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受苏联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授课时主要采取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传递－接受型”教学模式，或称“灌输式”、“注入式”教学模式，不利于现代人才的培养。 1.3师资队伍 目前，地方本科院校大部分教师来自于高校，企业实践经验较为缺乏，不利于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上述不足，许多地方高校在不断加大无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力度，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对策。 1.3.1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 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过程，常常偏重于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传授，对应用能力、创新等能力培养的力度不够，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不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因此，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理念必须转变。应按照现代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我国生产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与其它地方高校一样，我校的人才培养理念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1.3.2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决定着高等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根本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6］。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转型发展的重点。受前苏联的影响，我国地方高校多采用“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此模式相对应的是窄、专、深的专业课程体系，培养的是专才，显然与转型时期人才培养目标不匹配，不利于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因此人才培养模式需改革。为此，许多高校在不断探索尝试，针对专业设计过窄的现象，按照“厚基础、宽口径”的思想，拓宽专业领域，加大通识教育的比重，加强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实现人才的宽口径培养，提出诸如“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多元化”等人才培养模式［7－9］。转型时期，我校适时确立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为此，提出重视合作培养、突出职业能力建设，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我校化学与材料科学院(后称化材院)已在“常宁经济开发区”、“湖南海利”、“恒飞电缆”等24家企业建立了专业实习、见习基地，目前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生物学等专业学生在基地实习、见习、实训时间长达5个月，较为有效地使教学过程与生产实践相对接，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化材院拥有“铅锌冶化与新材料”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湖南省大学生高校创新训练中心、化学化工类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等。利用这些平台，化材院较大力度地开展了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大学生科技创新等活动，还有许多同学参与了教师的科研项目。上述活动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1.3.3教学模式多元化 教学模式是基于某种教学理论的，为实现给定的教学目标、指导相应的教学实践，将教学诸要素进行有机组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活动进行的程序和方法实施的范式［7］。长期以来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不利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虽历经数次改革，仍不尽人意，为此许多高校探索尝试“创新式”、“研究式”、“探究式”、“合作式”等教学模式［3，7］。我校也在不断探索、实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合作式”、“创新式”、“基础型+设计型+创新研究型”等教学模式［3］，如无机化学实验课程，一种钴(Ⅲ)配合物的制备，围绕氧化剂的选择，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如下思考:欲氧化二氯化六氨合钴(Ⅱ)，可以选取哪些氧化剂?选取氧化剂的条件?为何常选取过氧化氢?有何氧化剂替代过氧化氢?选取的氧化剂有何优缺点?等等，采用了启发式教学模式;又如硫酸亚铁铵的制备、碱式碳酸铜的制备等综合设计性实验，我们让学生提前查阅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然后由同学介绍方案，以及自己方案的特点，接着分组讨论各方案的优点和不足，再由教师进行点评，同学们根据优选方案进行实验。如此，双边活动成功，课堂气氛活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性，体验了对问题的发现、分析、探讨、解决的过程，以及团队的合作，采用了“问题式”、“参与式”、“探究式”、“讨论式”、“合作式”、“启发式”、“创新式”等教学模式;此外，我校化材院开放了实验室，学生参与研究性学习、科技创新等活动，或自选课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工作，也可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如“湘江(衡阳段)重金属污染特征分析与风险动态评价”、“电镀污泥湿法综合回收有价金属工艺研究”、“回收铅锌冶炼废渣中铅、锌、镍等重金属的研究”、“合成磁性纳米材料及对重金属离子吸附性能研究”等，此过程较好地实施了“创新式”教学模式。通过上述多元教学模式的实施，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突出了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中心地位，教师的引导地位，较好地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1.3.4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实现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代教师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学术水平，良好的沟通能力。前已提到，地方本科院校许多教师较为缺乏实践经验，影响了指导专业实习、专业见习、实训教学的效果。针对此现象，我校出台了《衡阳师范学院双师型教师培养与管理暂行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从企业引进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过去我校各学院也陆续做过相关人才的引入，在当前形势下，这类人才的引入力度加大了;聘请既有实践经验又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企业技术骨干或行业专家来校承担教学任务，指导学生的专业实习、专业见习和实训。如我校化学与材料科学院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衡阳恒飞电缆有限责任公司、格丰科技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聘请多名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作为行业教师;派驻专业教师到行业进行挂职和培训，如近年来，我校化材院系每年都有教师到行业进行挂职锻炼。上述措施的采取，有益于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加速“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2结语 在转型发展期间，我校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教师队伍，加速“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模式，成效良好。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均明显提升。近两年来，化材院学生获湖南省化学实验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获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化学化工创新作品竞赛特等奖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3项。上举措为转型时期地方高校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输入行业企业人才奠定了基础。 作者:陈志敏 杨颖群 毛芳芳 易正戟 陈满生 冯泳兰 张复兴 王剑秋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研究 1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地方高校既肩负着培养地方基层专业人才的责任，也承担着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任务。我国地方高校一直承担着使命，为全民素质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各地基层培养了大批踏实敬业、会学善用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加强旨在提高专业能力的实践教学环节。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指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是目前人才培养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今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探讨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是为了更好地修订课程方案，切实地培养与提高学生实践的能力。 2高校类型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点 地方高校人才目标是培养会学善用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以此为目标的高校被归属于教学型大学。这类高校毕业的学生，多数在企业或事业单位居于执行层，从事执行工作或管理一个小型团队，因此要求既有动手操作能力，又有一定的管理和研究能力，总之是应用型的人才。吴国英将高校类型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点做了清晰地表述。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需要通过符合教育规律的实践课程方案，经过实验、实习、实践，四年不断线地实践教学活动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执行、解决问题、协调能力。然而，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方案陈旧，即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实践教学。 3地方高校实践课程存在的问题 3．1课程方案与人才培养目标不符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中介，人才培养目标需要通过课程来完成。目前，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追求社会价值为取向。通常情况下，课程价值取向也应随之转变，并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设置课程方案。现实情形却差强人意，许多地方高校实践课程多年如故。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表述时，最为重要的课程方案未能同步跟上。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脱节，导致频繁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只流于形式。首先实践课程门数绝对少。以实践性较强的地理科学(教师教育)专业为例，教学型大学的实验和实践性课程基本为6门，包括2门教育实践课程。研究型大学地理科学专业实验和实践性课程一般在10门左右。仅课程数量而言教学型大学就明显少于研究型大学。其次学时、学分执行最低标准。仍以地理科学(教师教育)专业为例，高等学校地理科学专业规范建议课程教学按16～18学时折算1学分，实践教学按32～36学时折算为1学分，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按每周折算为1学分的方法折算。教学型大学执行的都是最低标准，而有条件的高校或研究型大学相同学时折算的学分要低许多。再次专业特色不突出。教学型大学教师教育专业实验、实践课程基本是专业实习与教育实习平分秋色，导致既没有突出专业特点，也无教师教育专业特色。 3．2模块化课程方案尚未建立 模块化是指“一个专业内单一的教学活动组合成(不同的)主题式教学单位(即模块)”。模块化课程更加地关注课程与课程之间、课程群与课程群之间的构造关系及其配置过程。每一模块生成的过程，就是对课程与课程、课程群与课程群之间逻辑关系进行综合分析、优化的过程。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显然需要经历细致地推敲、严密地论证，否则只能是全部知识的拼盘。地方高校模块化课程体系尚未建立。 4地方高校实践课程问题成因 4．1人才培养目标失准 近些年，高校数量增加、社会需求多样并伴有结构性就业失衡导致部分大学迷失了人才培养目标，走错了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迷失、学校定位欠佳最明显的是省属本科院校，它们处于高等教育中间层次，前有部属重点大学，后有新生本科院校，不能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动态与本校的办学情况，很容易被社会风潮带着走。人才培养目标失准，一般表现在人才培养目标虚高，超出了学校及专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造成了虎头蛇尾的现象。人才培养目标虚高表现在:一是课程方案制订时就已经低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二是变相或不执行课程方案。 4．2课程方案指导意见的束缚 高校课程方案的结构与设计是经校级最高决策机构确定后再交由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并提出“指导意见”，其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给出课程方案统一的“专业课程体系框架表”，明确要求各专业培养方案在制订时遵照执行，实际上是对课程决策的指导和框限。根据学校课程设置及指导意见的要求各专业在设计课程方案时，只能在专业课程安排上进行抉择。 4．3利益群体的阻碍 大学课程决策是大学课程运作链条的起始环节，指课程决策主体在遭遇相应的问题情境时，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对课程的有关问题作出一系列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即大学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定信息、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采用适宜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选择一个合理的课程体系构造方案的分析、判断、抉择活动。现实中，在高校课程方案修订时，会被某些教师认作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他们或是课程决策者或是影响课程决策者的人。使得在制订课程方案时课程决策者在考虑学生知识结构与能力建构的同时，存在因教师设置课程:一是根据专业师资业务能力通盘考虑课程设置，二是根据特定教师设置课程。有的教师因为自己或专业队伍素质达不到课程要求，不去提高自身素质，还阻碍课程改革影响课程设置，以维护自身利益。这样课程方案设置真的就成了教师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地方高校教师教育专业实践课程改革步履维艰。唯有立足本校，确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适宜的课程体系。克服困难、顶住课程改革的阻力，从学生能力发展的角度设计实践课程体系，因校制宜、保质保量地开设足够的课程，定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出更多踏实敬业、会学善用、应用型的高级、专业人才。 作者：佟有才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地方课程论文:基于地方课程教学旅游文化论文 一、旅游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文化教学受传统专业渊源影响较大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涉及到众多学科，我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设置基本上都起源于地理、历史、管理或者经济等专业。因此，旅游文化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专业的影响。如地理科学专业下设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学课程，更多地注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关内容的讲授，对旅游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过程具有独到的见解；历史专业下设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课程偏向中华文化史、民俗文化和考古文化等，对旅游文化的自然演进规律和时空演变等问题关注较少；经济学专业下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文化学教学过程中，旅游文化产业的形成机理、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可能融入其中，在旅游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传承意义等方面可能略显不足。因此，由于旅游文化教学受到各自渊源学科的影响，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材选择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学生对旅游文化认知偏差，社会适应能力减弱，就业空间减少，直接影响了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 （二）旅游文化教学理念不明确 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面广泛，包括历史、建筑、宗教、艺术等。但由于内容过于庞杂，教师在有限的课时限制下只能简单地介绍各地山水人情、历史古迹和民俗风情，很少深入分析某种旅游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空间演变规律等。一些泛泛而谈的旅游文化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其他课程中都已经学过，严重影响了旅游文化学的教学质量，也重挫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些现象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旅游文化教学理念不明确，课程定位出现偏差，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因此，教学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旅游文化课程设置与地方性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才能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对于地方性高校而言，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主要是针对地方旅游市场需求，需要对地方旅游文化资源有深入的了解，注重培养学生的旅游文化服务实践能力，可将课程定位为专业综合课程，在理论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应特别注重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实践能力。 （三）旅游文化教学内容中地域文化缺失 目前有关旅游文化学的教材众多，可选择性较大，但都存在一个显著性的问题，即旅游文化学教材无法融入地方性旅游文化。如旅游文化学中关于建筑、宗教和民俗的内容，仅仅是介绍了我国典型的区域文化特征，很难全面覆盖各地地域文化特色，当地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南岳衡山是我国五岳之一，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湖南省旅游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旅游文化资源种类较多，特色分明，有悠久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庙会文化、寿文化和书院文化。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和足够的重视，旅游文化学教学过程中，对地域性文化资源融入太少，课堂教学与学生就业市场需求脱节，与衡阳市旅游发展不相适应，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二、地方旅游文化资源融入旅游文化学的意义 （一）拓展旅游文化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学生的文化审美修养 旅游文化教学过程中融入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可促使教师深刻领悟本土旅游文化，拓展教师知识层面的深度和广度。将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内容，对于地方性高校而言，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大大促进了学生对本土旅游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会自觉对本土旅游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比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除了一般介绍性讲解以外，可以重点分析南岳本土佛教文化。南岳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可以讲解的内容很多，如南岳是禅宗的发源地，可以分为五个支系，可以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分析南岳佛教文化流传的空间路径，也可以分析南岳寺庙的景观特点和空间分布状况等。通过对寺庙文化的学习研究，学生还可从寺庙的古朴美、色彩形态美、情操美、风格美等美学活教材中领域其美学思想，提高文化审美修养。 （二）融入旅游文化教学内容的地域性，实现教学的隐形教育目标 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分布广泛，区域特征明显，旅游文化只有根植于地方，才能彰显特色。因此，旅游文化教学应表现出高度的地域性。比如，人们常用“寿比南山”祝福老人高寿，这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自古以来南岳就有主寿之山、中华寿岳的美誉。寿文化是南岳衡山旅游文化中极具地方性的文化，完全可以引入课程教学。南岳旅游文化的课程教学可以通过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修订，强化其核心地位。地方文化的显性教育是了解和认知地方旅游文化的特点和旅游价值，但旅游文化课程的隐性教育也不容忽视，通过地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培养学生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学生树立健康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利用旅游文化教学的社会实践性，对接旅游市场的现实需求 长期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旅游文化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实际上旅游文化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旅游文化知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很多旅游文化需要旅游从业者不断传播或者展示。对于地方性旅游人才培养机构，我们应注重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实践能力，对接旅游市场需求。如导游方向的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不仅要理解，更要深入分析缘由，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如南岳衡山建筑文化就需要学生对历朝历代的建筑营造风格、建筑隐喻、材料选取等等知识有全面了解。只有这样，学生在讲解南岳建筑文化时，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捏来，旅游服务效果才好。 三、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教学大纲：瞄准旅游市场现实需求 教学大纲是根据课程教学计划要求编写的教学指导文件，它以纲要的形式规定了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知识、技能的范围，深度与体系结构，也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尺度和依据。旅游文化教学大纲应顺应地方高校的本土化教育目标，面向市场需求，有秩序地修改和制定教学大纲，设定符合市场需求的教学目标。因此，扩大和提升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教学深度和广度就变得尤为重要，也是地方性高校旅游文化课程改革需要密切关注的焦点。就本校而言，旅游文化学教学大纲应加大南岳旅游文化资源的渗透，首先将南岳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融入到旅游文化课程的各个章节，对每一个旅游文化主题进行重难点分解，特别是要对南岳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分级定位，对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要深入分析，强化理解。 （二）教学内容：根植南岳独特地域文化 地方文化是旅游文化教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旅游者直接能够感知的本土文化，因此，地域文化的展示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手段之一。学生在旅游文化学习过程中，如能熟练地掌握本土旅游文化资源，并适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很容易获得旅游者的认同感。作为地方旅游从业者，要发扬本土文化，提升旅游吸引力，就需要旅游从业者熟练掌握本土旅游文化资源，能够承载和传承本土丰富的极具特色的优秀旅游文化。笔者在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发现，旅游文化学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穿插湖南特色旅游文化素材。在课时量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市场需求和湖南旅游发展现状，适当地在教学内容上做一些删减，增加一部分湖湘特色的旅游文化知识。 （三）教学过程：强化地方社会服务能力 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将旅游文化学定位为专业基础课，并且是纯课堂教学。这与地方性旅游人才培养目标和旅游市场实际需求相脱节，应结合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和旅游市场发展的实际，将旅游文化课程定位为专业综合课程，即除了理论教学外，强化学生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的认知，注重实用性、实践性和市场需求性。这就要求从整体上调整教学大纲，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实训课时量，加强学生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换能力。如旅游文化学原来总课时为51课时，现在可以压缩课堂教学课时，将实训课时由原来的6课时增加为27课时。针对地方性旅游文化资源和实训项目的目标定位，可以增加本土旅游文化项目的实训课时量。如在讲解建筑文化专题的时候，本地南岳大庙建筑文化就可以作为重点实训项目，需要学生掌握南岳大庙的主要建筑组成、模式、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建筑特征和文化内涵等。 四、结语 旅游文化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课程建设存在较多问题，主要是教学理念定位不明确，受传统专业渊源影响较大，教学内容中地域文化缺失。因此，应该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和旅游市场需求规律，从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为地方性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作者：窦银娣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地方课程论文:地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的方向性 一、更加多元 教育的根本是以人为本，受教育群体的多元构成决定了首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考量多元化的发展和供给模式。学校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最基本单位，其发展目标不能千校一面，学校的同质化势必导致教育资源的同质化，那么接下来，同质化的教育资源与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就会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所以，未来的首都基础教育面貌应该是更加多元，这需要课程改革探索多元的发展策略和路径来支撑。特别是在教育资源开发方面，可以依托信息技术建设教育资源公共平台，通过“高端资源定制开发、中端资源评优供给、低端资源上传共享”的机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多元供给。 二、更加优质 优质应该是首都基础教育的核心追求。优质的教育培养优质的孩子，支撑优质教育的是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最起码应该有三方面来源：一是现有教育资源的盘活。课改以来，学校自行开发了很多课程资源，但是很多课程开发由于是教师的个人行为，导致了课程资源分散、质量不高、使用效益也不好。对于这部分资源，市、区县两级教育部门在认真甄选的基础上，应该积极盘活和提高质量，如东城教委推行的“学院制”就带了个好头。二是新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随着生源群体差异性的凸显，现有的教育资源不能完全适应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还应该大力开发新的优质资源，如清华附小开发的“1+X”课程体系，较好地满足了不同孩子的需求，朝阳区教委提出的“课程创生机制”，用意也在于此。三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共享。成熟的优质资源不能“孤芳自赏”，应该建立机制让其流动共享起来，才能带动更多学校的发展。北京是国家的首都，首都的基础教育改革深受社会广泛关注，紧迫性、复杂性并存。处于“深水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是综合改革，是攻坚战。最近北京市在中高考改革上的突破也体现了攻坚决心。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倒逼”，就是通过考试评价方式变革，彻底扭转评价学生看分数、评价学校看升学率的倾向，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负增效”真正落实到位。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党中央交给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首都教育一定会在全国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 作者：线联平 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目标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课程改革 新课程理念 语文教育传统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目标教育论文:论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 摘　要：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客观上要求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由于不同补助的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为达成预期的各种政策目标，政府在实行义务教育财政补助时，必须选择合适的补助类型与之搭配。 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3.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4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预算约束线为AB，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为E0.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提供一项不封顶的配套补助，由于配套，它降低了地方政府供应的义务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于一种从价补贴），这样预算约束线移动到AC，在新预算约束线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变为E2.在该点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分数量大幅增加，地方选民消费其它商品Y的数量减少。便于比较，作出同等规模的非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总量一般性转移制支付的预算约束线为AZF、DF，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分别为Z和E1.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能够增加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支出，其增加的数量要比同等规模的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大得多。这是因为不封顶配套专项补助会使地方政府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使得义务教育服务相对于其它产品变得更便宜，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它也相应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对于同等规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来说，同等规模意味着它们只有相同的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自然它们在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作用要小一些。不过这些非配套性财政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对消费的选择没有被价格变化所扭曲，因此它们更能提高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 4.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不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相比，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区别在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不同。如图5所示，假定地方政府面临初始预算约束线为折线ACD，配套补助使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降到点C，在C点之后，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又回到没有补助时的价格。这样，预算约束线平行于原先的预算约束线并且外移。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左边，封顶的补助就是配套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右边，补助就成了一次性的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正好位于C点，在该点上地方政府利用了封顶专项补助的全部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不了解地方政府具体支出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切知道封顶的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究竟发挥的是配套的作用还是一次性专项补助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价格效应，封顶的配套补助在增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要比纯粹配套专项补助更有效。 至此，通过上面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引出有关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如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增加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作用上，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要远远大于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其中不封顶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作用最大；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前者又更有效。第二，由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改变地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他们在改善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方面要比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的作用大，其中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好的机制。第三，一般而言，非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应谨慎使用。除非补助的数额比地方政府本身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大得多，否则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预期政策目标。尤其是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它不仅在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用水平方面是次优的，而且也无法保证上级政府为义务教育提供的财政补助不用于其它公共品或对地方政府产生替代作用。当然，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还是起作用的。 四、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与财政转移支付类型选择 前已述及，在分权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义务教育的外部性、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地方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个人公平方面的欠缺以及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是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经济学依据。相应地它也为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确立了政策目标：一是将义务教育外部性内在化；二是实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三是满足义务教育个人公平的要求；四是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由于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决策的影响不同，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上级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的转移支付的形式。 1.义务教育外部影响内在化。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就是上级政府通过一项转移支付的形式，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花钱，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所要求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在众多义务教育转移形式中，无疑不封顶的配套补助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选择其它非配套性补助形式，要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理论上，若配套的比率等于非居民收益份额，则这项不封顶配套补助将刚好抵消地方间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影响。 2.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平衡。根据前面的分析，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显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横向平衡应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政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若把财政横向平衡定义为财政能力的平衡，只需要选择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即可；若上级政府更关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的横向平衡，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选择有条件的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成本低（或更有效）。 3.义务教育个人公平。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或无财政能力的个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一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很明显应该采用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由于这类补助旨在提高个人的支付能力而非平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若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很难保证该项补助不用于其它方面。为防止补助受益“渗漏”，上级政府的补助应该采取凭证形式直接拨付给个人而非地方政府。 4.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体现政府对义务教育偏好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目标，也主要是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以达到社会所要求的水平，很明显适合于这类政策目标的最好转移支付形式也是配套补助。 总之，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应也确立了上级政府实施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多个目标。上述理论分析表明：为达成预期的政策目标，政府须根据不同转移支付形式的经济效应，从中选择合适的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的政策目标搭配。一般来说，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员合适的机制，若要确保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均等化，非配套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果好。这样就形成两种理论模式：一种为专项义务教育配套补助与总量一次性补助组合，另一种为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专项一次性（非配套）补助组合。当然，具体到一个国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究竟应选择何种模式，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往往还要兼顾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等。 目标教育论文: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 内容提要：要检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学与高等专业学校不同，强调综合、广博、人文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才。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是：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积累、扬弃与发展；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引导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培育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公众知识分子与健全的国民。过于功利性、实用性、工具性的目标设计、课程设置与评价标准是十分有害的，需要从长时效的视域来反省我们的大学教育。目前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有很多问题。提倡读经典，让大学生学会品鉴、欣赏中外高雅的精神产品。要改变师生之间隔绝与疏远的现状。 关键词： 大学教育、理念、目标、经典导读、师生恳谈 一、从课程设置说起 自1952年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科式的专门教育，培养的理想范式是专业技术人才。即使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其内部也严重分割，缺乏科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今天，我国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已有了不少改进，例如增设了跨学科的公共选修课，让各院系学生交叉互选，每一位学生至少要有10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程。此外，不少院系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1]但总的说来，本科教育基本上仍按公共基础课（必修）、专业基础课（分必修或选修）、专业课（分必修与选修）三大块设置，这仍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而不是通才的培养模式。其中，师生意见最大的：一是公共基础课中，政治理论课6－7门，比例过大，且教学效果甚微；二是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设置过于狭窄。一些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脱离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人生之实际，没有达到养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志向、情操、公民意识、处世能力的目的；而过于狭窄的、太强调实用性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使学生在知识面、智力与方法论上，均难以面对现代多元文化和学科的综合发展。其实，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越强调实用性的课程，到头来越设有实用性。有一些专业课其实是不必设的，学生们可以无师自通。我以为，大学教育要放宽胸量，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克服实用主义的偏向。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要有弹性，不能太死板。 现在我们注意到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的学生，文、史、哲、艺、宗教、语言等人文学科学生，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学生在知识上的互补，人文与科学的交叉，特别是人文教育或素质教育的提倡与重视，已卓有成效。从人性的养成来看，不论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人文的陶冶与性情的养育，都需要接受人文的教化。学习人文学，主要不是学知识，而是学智慧，是体验、丰富、提升人生的内涵与境界。但人文学工作者拿什么来满足大学生的人文需求呢，在他们最珍贵的大学生涯中，我们提供什么最有价值、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目前我们课程设置上反映出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四类课程（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公选）多为概论课，即二级或三级学科的某某学或某某学概论、通论、原理、通史、断代史等。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是中西方文科专业类、通识类课程设置上的最大的区别。国外名校文科的课程设置，多以历史上流传久远的名家、名著、经典为教学内容，通过师生反复研读，反刍其原创性的内涵。[2]而国内素质教育课程（或称通识教育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乃至文科基础、专业课程仍流于一般概论原理或通专史，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或貌似严整实为拼凑的体系。有人认为，读经典，读几部书，知识面不是更狭窄了吗？修若干门概论，知识面不是更宽一些吗？这种认识是有毛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指出，精神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不成比例的，希腊史诗、哲学、艺术和莎士比亚，仍然能够给我们以精神的享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文明史上的经典是高不可攀、不可替代的。例如荷马史诗与《诗经》《楚辞》等，尽管其中不免有历史的局限，但今天人们浸润其中，仍然能吸收丰富的营养。指导同学们直接读文明史上具有原创性的经典，与思想、文化、艺术、哲学大师作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是全面深厚的而不是片面浮浅的。他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品鉴、欣赏、享受高雅的精神产品，学会读书的方法，求取新知，丰富自己，拓展兴趣爱好，进而陶冶人格与人性，使之深化而完美。读经典、诠释经典，是创造式的，对话式的，身心交融的，而读概论则是被动的，是把老师嚼过的馍再喂给学生，硬灌给学生。当然，我并不一般反对概论、通专史体系的教材与教学，这可以提要钩玄，方便初学的学生把握一些基本知识，但如果所有的课程都这样，那就有问题了。至少应有一部分课程是原典教学。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针对不同科系、不同层次的学生，用不同的中西文版本，导读不同或同一经典。台湾通识教育的推动者和研究专家黄俊杰教授分析了西方、日本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不同模式，特别评析了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古今的经典（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的大师名著，也包括东方的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作为课程教育的中心的经验，很有价值。“近百年来美国的经验显示，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应该成为知性与理性迈向成熟的大学生所共享。”[4]目前，我们的通识课、公选课太泛太滥，应逐步形成以代表历史文化精华的中外经典为主要内容和教材的核心课程，其中一部分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理解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及其精神价值。 我个人1998年在武汉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中发表了《理念 特色 经典导读》[5]一文，以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为例，指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教材中应逐步改变概论加通专史的结构，突出经典导读。我院近年来创办的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国学试验班的课程设置，以古今中西大传统中的最著名的十多种经典为主要课程，让学生直接读具有典范意义的原著原典，在文科教学方面突破了近五十年的新传统。 二、大学的定位：功利性与实用性之反省 课程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理念与目标。当前讨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问题，我想主要是针对太过功利性、实用性或为技术而技术的目标设计的。大学教育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当然是对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服务不是直接的，或者说不完全是直接的。它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利益。适当的功利的要求，例如对大学提出促进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肯定是有问题的。把教育与浅近直截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直接挂钩，已经使我国高等教育付出了不少代价，浪费了不少本来就不丰厚的教育资源。 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6]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或副产品，不是出发点，也不是目的，不占第一位。 大学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存既定的知识。洪堡特别强调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反思性”问题，指出必须培养学生对真理与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创造性与不断反思的精神。他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洪堡还指出：“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7] 据德国现代化研究专家李工真教授研究，普鲁士至德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典范之一，乃在于他们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第一，大学的教师与学生，首先要摆脱对出身的依赖和对工商职业利益的兴趣，大学要与“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保持距离，使大学、教授、学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上的一支校正力量，校正那些不能把社会引向健康的东西，哪怕是形成为强势或话语霸权的力量。第二，大学是研究者的共同体。不断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向真理接近，积极、永恒参与学术探讨，以及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是大学教授们的最高的道德义务和原则。国家、大学必须有一套竞争、淘汰机制，保证、激发青年学者献身于科学研究，向已形成的舆论和权威挑战，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扫除门户之见，克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取得学术上的真正的突破与创新。第三，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它不同于地区性的学校，不同于专业高等学校，不同于工科、实用学科的专业化分工的学院，更不是职业训练所。因为大学强调综合、广博，提供最高的教育，强调人文教养、人文底蕴、人文积累与科学自由精神，不允许定位于仅仅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自主性和充分的学习自由。大学实行的主要是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大学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自由进入图书馆，进行同学结伴式的自由讨论。青年人要离开大学时，应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或仅仅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8] 由上可知，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创造精神，与社会热点潮流，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保持距离和培养人才的全面性、反思性、和谐发展，是大学与大学教育的灵魂。这与把大学教育功利化、实用化、技术化、短时效化和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单一性、工具性、职业化、无批判性的见解是格格不入的。用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思维考察大学与大学的科研、教学与学科建没，在收益成效上，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要求短、平、快，立竿见影，立等可取，这种短视的观点、短期的行为，是十分有害的。目前的大学管理部门缺乏中国智慧，不懂有为与无为的关系，缺乏弹性。他们真是去“管”教授，而且“管”得细密琐碎，根本上是以不信任教授为前提的。对大学教育及教师的许多评价指标、量化标准或考核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重量不重质，完全丧失了学术品鉴的能力，如以刊物的所谓级别判定论文的水平等，一味强调形式、噱头、花架子。庞大的教育机构出台的很多做法，特别是评价体系的导向，不讲学养，不要积累，鼓励出很多无用的垃圾或泡沫，无异于逼良为娼，杀鸡取卵，这很可能断送大学教育的前途。这还不仅仅指大学教师人怨沸腾的、扰民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例如卷帙浩繁、名目繁多的报表，无休无止、鼓励钻营的申报、评奖、评估、检查、答辩，及其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用工科思维、工程方法去评价人文学术或社会科学，在尺度上、参考系上根本无视学科特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目前官僚化的评价机构、评价指标与体系本身，即成为学术腐败的真正渊薮的问题。事实上，它事关大学的理念与目标。 三、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传承文明、造就健全的国民、培植社会资本 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大学当然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只定位于为现实服务。大学担负着文化传承与文化积累的责任。大学的目标首先是人类与族类文明的传承，即在同情理解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把人类各地域、各族群的，包括本土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伦理、道德、艺术、哲学、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等文化资源，通过重新翻译、理解、诠释、交流、沟通、融合，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转化，代代相传。通过深入研究与教育，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扬弃与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本土文化资源的消解，恰恰相反，全球化恰恰要求我们发掘本土知识的普遍价值。 其次，大学担负着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重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目标还在于培养出大批有个性，有创造精神，有判断力与道德人格，有不断学习、终身受教育与自我完善之能力的个体，他们同时是能自由发展并具有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能力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当成为社会的良知。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不论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上积累多少经验与本领，他一定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具有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能力，有理性的批评的态度，且有世界性、人类性的关怀。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的境界。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不论是学术、企业、媒体或政治，都需要专长……但除了专业本领以外，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人文关怀，才配作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也可以培养深厚的人文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学领域里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自我反思的学问，既是个体又是群体的自我反思。”“能不能为大学生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是评断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培养批判精神，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也是大学的目标。”[9]富有人文关怀的健全的公众知识分子，可以从广阔的视野考虑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道德、伦理（例如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及社会心理等问题，针砭时弊，提升社会理想，指导社会良性地健康地发展。 再次，作为大学教育目标之一的社会服务，是通过对人类与民族文化的积累与传承，通过对具有自由人格，有理想有教养，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能力，自尊且尊重别人，敬业乐群又尊重自然的人，我们称之为“健全的国民”的培养来实现的。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效率优先”，但办教育不能要求有太快的效益与回报。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的服务，需要从长时效的视角来观察，不能理解得太直接、太狭隘。从直线性的“投入”与“产出”的观点来看待大学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是有毛病的。大学“产出”的不是器物，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全面发展潜能的健全的国民。 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教授指出：“大学教育必须同时达成五大类目标：（1）培养大学生对自己内在身心特质的了解；（2）培养大学生求取新知的方法与能力；（3）培养大学生适应个人生活所需要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4）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5）培养大学生理解与关怀全世界、全人类所需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10]他主张，通过人本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知识与人格获得均衡的发展，使他们不仅对身心禀赋与潜能、个人志向与人生目标有深度了解，进而有关怀他人的情操，认同团体的能力，服务社会的意愿和关心全人类的胸襟。他们应有良好的求知兴趣与态度，正确的读书习惯与方法，至少掌握一种研究方法与怀疑批判的能力。这一教育目标所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兼顾德（公德与私德）、智（知识与能力）、美（高尚的审美品位、格调与能力）、群（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和公民意识），而且向内向外扩充。他们不仅对本国历史文化有关怀与理解，而且能从世界的观点，有理解与欣赏世界各文化及其差异的能力，有尊重他国文化与人民的态度，[11]达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最近，媒体报导了北京清华大学刘海洋同学到动物园用火碱与硫酸伤害黑熊的事件；天津大学学生马晓明因被退学而觉得生活无意义，遂杀死了亲生父亲与祖母，并打算再杀死母亲和自己；北京一位大学生马忠义也是因多门功课不及格，持刀夜闯女生宿舍，想杀人以解脱；台湾一位马姓老妇到法庭状告她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化工所的博士儿子不认亲娘。[12]这里面有非常具体复杂的原因，有的属于心理上的疾病，有的属于社会或家庭教育的缺陷，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特别是道德素养的问题，是人性养育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媒体过分渲染刘海洋事件等，因为大多数的大学生是健康的，是有志气且蓬勃向上的。但我们仍然有孔子之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可否认，社会上的官本位、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也渗透到大学校园，造成有的大学生的两面或多重人格，以及道德价值观上的庸俗化、功利主义或虚无主义。家庭经济背景的贫富差别，使得部分贫困生有沉重的心理包袱。与我国传统的儒家教育相比，现代大学教育结构的弊端是：德业分工，知行脱节，为人与为学分裂，师生之间隔绝或疏远。大学教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对话还比较多，但与本科生之间在学问与人品方面，已不复有切磋琢磨、教学相长的机会和氛围。目前我院建立师生恳谈日制度，试图通过这一渠道，使师生在德业等多方面有所交流。大学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互为主体性的社区。大学应当强调教师的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淳化师德、学风与校风，涵养师生的心灵，扩阔师生的胸襟。首先是教师要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切实地帮助学生自己去立人去达人，怡情养性，塑造人格。总之，人文教育在今天的大学已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问题，它服从于我们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 论文摘要：经过多年探索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整体性精神，其人才培养目标既包括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包括培养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还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这个培养目标的明确不但有利于高校整合学术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而且有利于拓宽大学生的就业渠道和发展路径。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德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建国以来，基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高校曾经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等本科专业。其中前六者的学科基础是单一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行分类的研究和教学，后三者的学科基础是综合性的，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有鲜明的教育性。随着学术的发展，前六者逐步从高校本科招生目录中淡出，后三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把后三者整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符合学科发展的逻辑，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原则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就要体现这种整合精神，既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又要培养中小学的德育工作者，并在此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一、为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 1983年6月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提出，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同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批转该Ⅸ纲要》的通知，认为纲要》是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个很好的文件，其基本精神、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该文件，1984年4月，((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该专业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这是我国第～次采取正规化的办法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1993年l0月《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规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级专门人才”。从这个文件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扩展到“党政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随着该专业的发展，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把培养目标扩展开来，主要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 1．高等学校 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服务对象。1984年设置该专业的当年主要为高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规定其培养目标是使高等专科文化程度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毕业后继续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招生对象为“在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年以上的现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思想政治专业在职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规定，为了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以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从1987年起试办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1987年9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仍然强调其培养目标主要为高等学校及党政机关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 2．党政军机关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我党的一大特色。但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加上有些地方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建设重视不够，许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服务于党建，为党务部门输送专门的政工人才是本专业设置的重要使命。行政机关以及立法、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民意表达机关，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监督和裁判机关。在这个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实现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组织和政工部门就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国家权力系统得以有效运转。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为军队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其他服务的工作。政工人员主要由军事院校的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来培养，但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还要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专业培养的人才来补充。因此，有不少地方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把为军队培养政工人才包括在内。 3．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单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核算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事业单位一般是国家设置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机构，它履行一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企事业单位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域，工人运动首先发生在企业领域。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而提高政工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求专业化的政工人员来充实队伍，使思想政治工作摆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迈进。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全国性社会团体近2000个，其中有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社会团体近200个，其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的地位特殊，中国文联、科协、侨联、作协、残联、红十字会等也有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团体是党团结和联系社会诸行业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这些组织的基本手段。正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社会各行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为中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中小学德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保证作用。1998年3月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规定，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主管德育工作的行政人员、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师、班主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少先队辅导员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为中小学培育德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职责。 1．为中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为中等学校培养政治理论师资是政治教育专业设置的初衷，195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提出，“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按照这个指示，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开政治教育专业，逐渐铺开，全国设立政治教育专业的高校很多，这一模式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的现象，拟将“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针对该专业只培养政治理论课教师，而不培养德育工作者的状况，明确规定其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合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德育工作者”。这是一次重要改革，培养目标拓展到全部中学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课教师也是德育工作者)。1993年7月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师范类)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非师范类)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保留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生)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非师范生)两个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仍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 从以上梳理看出，初始的师范类“政治教育”专业中间经“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最终定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与非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其培养目标一直有中学政治课教师，现在演化为中学德育工作者，这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的过程。中学德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第一，分管德育的副校长。中等学校一般设一名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主要职责是组织德育队伍，审定德育工作计划，督促检查班主任工作，检查政教处工作，协调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部门的工作。第二，政教处工作人员。政教处(有的称教导处、德育处或教育处)是在校长领导下实施德育的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安排学校的德育工作。第三，班主任是班级实施德育大纲的具体组织者，班主任工作做好了，学生德育工作就落到了实处。第四、思想政治课教师是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专业人员，是学校德育队伍的重要骨干。他们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思想政治理论的传播者，又要做思想品德的示范者。第五，团队干部。共青团、少先队作为青少年的群众性组织，是青少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和政府进行德育工作的有力助手。 2．为小学培养德育工作者 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我国建立了三级师范体制，即中师、师专和师范大学，分别培养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其中，中师培养的是全科教师，这种培养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了普及小学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弱点是不利于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社会上并不太认同小学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学历低是原因之一，这就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近年来设置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1997年4月教育部“培养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专业建设研究”立项，1998年秋，原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与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率先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学历的小学教育专业，随后，首都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相继开设此专业。该专业的设立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又为师范教育由三级向二级师范过渡提供了新思路，但仍然不能解决小学教师的专业化问题，培养的仍然是全科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学校设置文理两个方向，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文理分工不是真正的学科划分。小学教育专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正在发生的教师教育改革为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提供了出路。教育部2003年工作要点》提出提高办学层次，推进师范院校改革，鼓励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新世纪以来，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综合性大学的思路进行的，在综合性大学开设教育学院，在师范院校开设非师范专业，一些师范院校改制成综合性大学。这种改革符合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便于同国际接轨。从1998年始，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进行了教师教育模式的探索。有的学校在前3年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综合课程融为一体，不分专业。第4年，除开设少量的专业选修课外，综合性大学着重对学生进行教师教育理论和技能的训练，以增强学生的师范性素养。此乃“3+1”模式。有学者主张探索“4+1”模式(本科四年加一年教育专业课程)和“4+2”模式(本科加两年教育硕士)等。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的改革是国际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既解决了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的要求问题，也解决了小学教师的专业问题。 小学德育工作者培养可以采取教师教育的模式，“3+1”模式、“4+1”模式和“4+2”模式均可探索。前几年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不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胜任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然后让那些愿意从事小学德育的学生继续修教师教育课程，取得小学教师资格，成为高学历、专业化的小学德育工作者。 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 高校本科不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还要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一个专业为哪个学科输送生源决定于这个专业主要接受的是哪一个学科的规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调整充实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合格生源。 1．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孵化器职能 1984年Ⅸ教育部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规定的“专业必修课程参考目录”提供了3类理论课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课程，专业课主要包括马列原著、思想政治教育概论、党团工作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构成一个体系，该专业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规训，主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中共党史等学科输送生源。而这些学科又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不但跨一级学科，而且跨门类。这说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不成熟，没有自己稳定的学科基础，接受的规训来自多学科，也为多个学科门类输送生源。正是由于它的不成熟，使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学科恢复时期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孵化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衍生了哲学学科门类，有些学校在此基础上申报哲学本科专业；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以及中共党史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政治学相关学科，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政治学本科专业；许多学校的法律专业本科也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法学概论课程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发挥得很充分，很多高校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有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以及文科专业的专业群。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调整充实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终结了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孵化器职能，为本专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一级学科，该专业从此有了自己的学科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五+--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就有了六个二级学科，形成了学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l2月64号文件的一段话：“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教学体系。在本科教育中，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培养政治素质好、思想品德优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研究生教育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素质高、理论方向正确、具有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梅荣政教授主张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之外另起炉灶，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生提供本科生源。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讨论不多。此问题关涉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是另起炉灶好，还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调整、充实其培养方案好呢?笔者认为，后者更好。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规范和改造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需要。该本科专业学科基础混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中共党史等学科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学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围绕一个本科专业来转，给人的印象是该本科是个大杂烩，学生是“万金油”式非专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学生流向不同的学科门类，有的从哲学进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领域，有的从政治经济学进入西方经济学领域，有的从科学社会主义进入政治学理论领域，有的从国际共运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有的从党史进入史学领域，这种现象在其他本科专业中绝无仅有。第二，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提供本科生源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很多，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有本科生源。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素质不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学位论文选题不规范，遵循本科路径进入马哲、政治、科社、党史领域，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空壳化。如果用该一级学科所属六个二级学科作为主干课程改造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问题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困境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困境就能同时解决。第三，这种调整符合教育经济原则。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之外另起炉灶设立马克思主义基础本科专业，两专业同时并存，两班人马互不交又地从事本科教学，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贯通。两个专业同时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都将是十分尴尬的事，一所大学如果搞两套这样的建设，资源有限，无能为力，搞一套建设则与两个专业的名称不符。只有合二为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调整、充实、改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才能名实相副，有利于建设和管理。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明确对于高校和大学生双方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高校明确学科定位，整合学术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与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多数学校都是分属两个部门，一个归属于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一个归属于社科部(或马列部)，两支队伍分别进行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如果按照上面的论述，修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优势明显。原因如下，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一个培养目标是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高校党政部门、各院系党务工作者、辅导员都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二者具有一致性。这样，高校的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可以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承担一定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教师资源将是十分丰富的，根本不存在缺少专业教师的问题。这些从事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给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上课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党的书记讲党建课，团的书记讲团的工作课程，太恰当不过。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二个培养目标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公共课教学部门进行大学生德育教学，根据整体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要求，中小学德育与大学德育是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一致性关系，故思想政治教育本科课程与大学生公共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要求具有一致性，这样，两支教学队伍可以整合。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的第三个培养目标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输送生源，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教师、公共政治课教师、广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学科归属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三支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专业成长的引路人。 2．为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基本思路 专业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保障条件，也是反映高校综合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主要指标。特色专业因其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高校品牌创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教育部统一确定，全国趋同性较强。 如何在不违背专业性质的基础上办出特色是个普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专业，首先要求是思想政治专业，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精神实质，其次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和本校资源状况提炼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三个培养目标为高校特色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不同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在某一培养目标上下功夫。第一，综合性本科院校可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培养上下功夫。1984年设置该本科专业的高校，开设此专业之初培养目标就定位在思想政治工作者上。这类高校应利用其历史资源进一步凝炼特色，课程设置要向思想政治工作者方向倾斜，比如党的建设、团的工作、社会调查等课程应得到重视。不同的学校还可在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体现特色，如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第二，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发挥其师范教育优势，在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着力。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学德育工作者为主，且几乎所有高校雷同。而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培养目标之一是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小学德育工作者是一个亚目标。有些学校可以在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培养上定位，开设小学德育、少先队工作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全国重点大学可以把特色定位在为研究生输送生源上。重点大学学术资源丰富，本硕博学位点齐全，本科生素质较高。这类高校的课程应向理论性倾斜，如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专业英语等。 5．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和发展方向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社会方面要做的工作，也有高校要做的工作。这里只论述高校要做的工作。原来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生就业方向只是中学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非师范类本科生就业方向是考公务员，且方向不明确。考研究生是一个前进方向，但学科取向不明确。新的培养目标为就业和升学开拓了视野。第一，可到中小学从事德育工作。这里的德育工作既包括思想政治课教师，也包括其他德育工作者，如少先队、青年团工作、党务工作、宣传工作。小学德育工作者需要专业化，而现行的小学很少有专业化的德育工作者，新进小学教师将更多地要求高学历、专业化第二，可到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政机关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就业的主要方向；军队也是该专业的就业方向，本科生可以走从军这条道路到军队施展专业才能；企业是本科生重要的选择，当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都很缺乏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社会团体作为就业渠道未受到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都需要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专业化工作者。第三，可考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该学科初建，不太成熟，迫切需要有志气、有才华的年轻人勇于探索，敢于攀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科，是一个有远大前途和充满挑战的学科。 目标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要素 [论文关键词]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 [论文摘要]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教育者(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等要素构成。鲜有学者把教育目标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单独的要素。文章认为，教育目标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重要要素。 学术界在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论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围绕要素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观点，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思想政治教育环体。”除这一观点外，主要包括三要素、三体一要素、五要素、六要素、八要素、十要素等观点。但是，在这些观点中，鲜有观点将教育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要素进行界定和考察，多数观点认为教育目标是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要素中的“隐形”要素。本文认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要素。教育系统是由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构成的。 一、从教育目标自身特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多层次的完整体系。从理论上考察教育目标究竟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应具体分析教育目标和教育系统以及教育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系统论认为，要素是指构成系统的要件和因素。系统和要素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系统对外输出信息和能量。同时，系统论认为，构成系统的要素应具有关联性、单一性和内在性等特点。从要素的这一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单独的构成要素，而不应该将其作为渗透在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等独立要素中的“隐形”要素。 首先，教育目标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以及其他要素紧密相联。从历史的观点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人类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培养思想政治道德上合格的人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内容上不同但根本方向一致的具体目标。 这种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方向、内容和方法，也决定和规范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条主线和灵魂。在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教育目标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占据统领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使整个教育系统在横向联系基础上有了纵向的立体联系，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有序的系统。 其次，教育目标具有单一性，而不是等同于教育系统内的其他要素。从教育目标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其他要素的关系看，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是相互包含的关系。诚然，教育目标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方法要素中，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目标并人这些要素之中使其成为要素中的要素。二者不能等同。 从实践层面区分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于教育内容和方法这些表层因素，区分不同性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只能是教育目标这一根本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有一些相似性。由此，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层面上可能相互借鉴，呈现出某些共性。不将教育目标作为一单独要素加以认识和研究，就可能导致理论和实践上只注重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削减或忽视教育目标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主线。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的今天，旗帜鲜明地强调教育目标的单一性，而不应仅从教育内容和方法渗透了教育目标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有效抵制“西化”和“分化”图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在20世纪就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可见，我们在批判借鉴西方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和载体的同时，不可不对其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等进行明确区分。否则，在借鉴的同时会模糊淡化教育目标这一根本。 最后，教育目标具有内在性。教育目标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内在构成要件。有的学者在要素论上不认为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其依据就是认为环境不具有内在性。虽然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的先在性、基础性条件，其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终归只是教育系统的一种外在因素。教育目标则不仅是教育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教育过程中也和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密切相联，统领和规范着这些要素，自始至终发挥着凝聚纠偏等作用。 二、从教育目标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统领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看，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判断某一要件是否是系统的构成要素，应从整体性角度进行界定。只有那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同时又和其他要素相互关联，形成互动关系又不和其他要素相互包含的要件才能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教育目标决定教育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是教育活动确立和评估的依据。在教育过程中处于统领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教育系统中的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之间有着各自特定的关系，如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教育者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教育对象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指向对象。但这些关系都是平面化的，没有一个统领因素，就只能是松散的结合，不能形成牢固的系统。正是教育目标将这些要素统领起来，使这些要素之间既存在平面关系，又存在立体关系。 (一)教育目标和教育者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者之间是决定和体现的关系。教育目标决定着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必须体现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价值实现。教育者为什么要组织实施教育活动，怎样进行教育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根本上要受教育目标决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有相应的教育活动。教育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自觉地以教育目标作为准绳调整校正教育活动和进程。 教育者作为具体的社会的人，其价值体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中。前者指通过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和推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后者指教育者通过教育活动将自身的知识、兴趣、能力、意志等主体力量转化到教育对象身上，对教育对象和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起促进作用，社会通过物质或精神的方式对此进行承认和认可。 教育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教育目标对教育者的决定作用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教育者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理解和把握教育目标。将教育目标卓有成效地体现在教育内容、方法和形式中，通过教育活动达到教育目标。 在二者的关系中，教育目标的决定作用是首要的，教育者对教育目标的体现则处于次要的位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反映了认识相对实践的第二性。教育目标根本上反映的是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教育目标有相对滞后性，客观上决定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活动只能是无限接近教育目标而不能完全符合教育目标。教育者受自身知识能力和精力等主观要素限制，不同的教育者在广度、深度和精确度上对教育目标的把握也是不同的。 如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和总纲领。但是，理论界对这一目标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逻辑体系以及作为理论体系和实践之间的转化中介、途径等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和定论。教育者对此目标的认识和把握也有一个过程。如果把教育目标简单看作是渗透在教育者活动中的隐性要素，实践中就很难真正体现和实现这一目标。 (二)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关系 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是引导与实现的辩证关系。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朝社会所需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发展。教育对象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参与教育活动，客观上实现着教育目标。 1．教育目标引导教育对象。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真正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的共同体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其产生不是凭空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积极推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阶段和地域差异如何，都必须有这一最终目标指向。教育对象自然也受这一根本目标和各阶段具体目标的制约和引导。这种制约和引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致力于引导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三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势和规律，真正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自觉地拥护党的政策和决定。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体价值。 二是激发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目标要求和教育对象现实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水准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前者高于后者，体现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对象提出的要求。人生活在社会中，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和规定。人在实践中越是认识和尊重这种社会性，就越是能获得自由。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根本上反映了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能引导教育对象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主动性，努力达到目标要求。 三是为教育对象的提高提供外部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客观外部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中首先强调客观外部世界的先在性和决定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抽象，而是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成员构成强大的制度、规范环境和舆论氛围。这种外部环境决定和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己。 比如，教育目标具体化为各种考试、考察，对教育对象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掌握，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教育目标也体现在各种法制规范中，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促使教育对象提高。教育目标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教育情景中，这些教育情景能发挥润物无声、细致入微的教育作用，使教育对象受教育于无形。 比如，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教育目标体现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要求教育对象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对教育对象的行为要求中，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利益、荣誉和安全以及集体利益的义务。小说《红岩》等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从文学的角度向人们展现了大批思想上、行为上坚持和体现集体主义的人物形象。现实生活中的舆论导向也向教育对象提供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的丰富的感性材料。所有这些体现教育目标的内容或情境构成外在于教育对象的环境和氛围，发挥着促使教育对象提高自身的教育合力。 2．教育对象反过来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必须得到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共同认同和努力，最终通过教育对象的内化和外化才能达到。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对象的改变和提高来认识教育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对象实现和体现着教育目标。今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人们往往以教育对象为依据之一判断教育目标。 教育对象参与教育活动，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有所变化和发展。从本质上说，这是教育目标在教育对象身上的物化和对象化。在教育过程中或获得一种新的认识，或纠正以前的错误认识，或加深原有的正确认识，或获得产生正确行为的强大持久的思想动力。无论哪种情况，教育对象都在新的基础上塑造了自己，这种新的教育对象体现了教育目标。当然，这里的论述是建立在教育活动有效，教育对教育对象产生的是积极的正面影响基础上的。 (三)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的关系 教育目标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解决怎样培养这样的人的问题。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要达到特定的教育目标，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教育内容和方法不能脱离教育目标，要很好地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要素要受教育目标的规定，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目标不确定，这些直接受到目标制约和为目标服务的教育因素，就无从着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不同。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的关系。这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以研究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为基础。同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可以为不同的教育目标服务，在借鉴时，要把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区别开来，任何时候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培养教育对象的法制、生态、秩序意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有目标，也有着一定的相似内容和方法。我们借用一些西方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隐性教育、渗透教育等。但借鉴的同时一定要对二者的目标有明确清醒的认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附庸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我们在借鉴时不能将这种目标和教育内容、方法混淆。 教育内容和方法体现和反映教育目标。教育目标一经制定，就需要具体化为教育内容和方法才能加以实现。教育内容和方法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和外化，教育内容和方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必须随着具体教育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是僵死的、不合时宜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这就决定教育内容和方法对教育目标的反应是动态的历史过程。 如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以培养教育对象的遵从意识为具体教育目标之一，相应地，教育内容注重理论论证，教育方法注意说理灌输。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培养教育对象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成为更加积极主动的能动主体。这就要求教育内容在体例上更加注重理论、逻辑和实践相结合，激发教育对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方法上更加注重情景教育方法和隐性教育方法。但是由于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于教育目标反映的相对滞后性，迄今为止，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转型仍未真正完成，导致实践中教育效果的削减和弱化。 由此，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教育目标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明显的统领作用。使教育系统中的各要素在平面关系基础上有了立体关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动态整体。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自身特质和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上看，都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独立的要素之一。 目标教育论文:浅谈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浅析 论文关键词： 普通高等学校 　国防教育　课程定位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论文摘 要： 关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国防教育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的相关问题，通过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相关研究分析，提出了一些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的想法，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目前，国防教育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体系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国家开设国防教育的通知文件精神指导下，很多普通高等学校都纷纷开设了相应课程。毫无疑问，此课程对于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观念，开拓学生的视野，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学校实施的过程当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对此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希望以此能够对今后国防教育课程在各个普通高等学校的良性开展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整个教学体系当中更加完善。 一、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及教学目标分析 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课程的过程中，如何对课程进行定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此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归纳而言，有两类观点比较典型：一类观点认为普通高等学校并不是军事院校，国防教育课程可有可无；另一类观点认为国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在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并认为国防教育课程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专业课程，提出大学生应掌握军事知识和相关军事技能。 对于以上两类典型观点必须加以深入分析与思考，以助于我们明确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及其教学目标。以下我们从几个侧面对于两类观点进行相应的分析。 提出第一类观点的群体对于国防的理解是片面而单薄的。在我国古代伟大兵书《孙子兵法》开篇言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短短的几句话，便形象生动且极具理论高度地指出了国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另外，通过翻阅古今中外大量的事例都可以看出全民具有国防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是何等的重要，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远的暂且不说，欧洲小国瑞士两百多年的和平和全民表现出的尚武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自宣布中立以来，瑞士人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798年抵御拿破仑侵略，此后的200多年间，他们没卷入过任何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其国防教育体制极其完善，民众国防意识极强。正是这种强烈的国防意识造就了瑞士的长期和平。历史上无数事例表明，国防不单单是军人和政府的事情，它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密不可分，每个个体的国防意志汇成整个国家的意志，因此轻视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的观点有其无法避免的片面性。 第二类观点认为国防教育在普通高校何时也不能放松，且要学生深入掌握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我国长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当时的口号“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或许可以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在当时，全国各个部门都投入到了战备状态中，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当今非战时状态下实施国防教育，要每个公民接受全面的军事专业技能训练。这样的做法毫无必要，甚至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目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片面夸大的畸形国防教育并不能对一个国家的防务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定位上，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的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由此，我们不能夸大国防教育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鉴于前面对于两种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防教育课程在普通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必须适应它本身的职能和作用，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过于夸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固然不好，对之忽视也会导致诸多弊端。以此可以得出结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目标重点并不是为了培养指挥官和战士，并不需要全面的专业军事技能训练，它的定位应该是重点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提高大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素质。这一点，应该是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目的。 二、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分析 在探讨了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分析关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设置方面的问题。因为教学内容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学目标则对教学内容的设置安排起到一种指导性的作用，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种因果关系。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教学内容包括很多方面，本文主要探讨其中最重要的课堂教学的内容。关于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课堂教学内容基本包括如下几个大的类别：现代国防、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军事高科技、国际军事形势等。对于这几个方面内容的安排实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主要是集中在不同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的安排上面。有些观点认为军事思想方面的内容应该设置多一些，有些观点则认为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要多一些，存在着种种的分歧。合理分析各种观点，确定切实可行的课堂教学内容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前面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的目标与定位主要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再来分析国防教育课堂教学的内容安排思路就会变得清晰。在课堂教学所包括的几个大类当中，现代国防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直接内容，国际军事形势由于与现代国防密切相关，可以认为是准直接内容，而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由于偏重于军事且相对专业化而可以被认为是强化国防意识的间接内容。合理地统筹安排和分配这几个内容就成了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 在对前面提出的几个教学大类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国防可以作为国防教育的“主干”，国际军事形势可以作为“分支”，而其他几个内容可以比作分支的“树叶”，三部分内容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爱国主义观念。这样一来，在国防教育中，现代国防和国际军事形势在每一个学校的国防教育课程中都应该是不可缺少的。而作为“树叶”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高科技则可以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对于理工科院校，由于所学专业与现代军事科技密切相关，因此不妨多设置有关军事高科技方面的内容。同理，对于文科为主的院校，可以相应地减少军事科技的内容，而加大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方面内容的分量。如此一来，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样灵活地安排教学内容，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收到很好的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和提升爱国主义情操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于国防教育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应是刻板的、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是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前提下的生动活泼的设置和安排。由此才能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我们祖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作为理论指南，在教育实践中“教人各因其材”，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同样学习诗书礼乐、文行忠信，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史实表明，正是孔子因材施教才造就了门下诸多栋梁之材。同理，国防教育也是如此，对于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及不同背景的学生应给予各有差异的教学内容，应在不违背教学目标的原则下实现一种灵动的教育方式。 综上所述，本文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望各界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为完善和提高我国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新经济时代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成人教育；目标创新 论文摘要：2l世纪是新经济的时代，新经济的兴起。将对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必将对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成人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和探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成人教 育目标创新的作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将有助于培养更多的同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一、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是成人教育创新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对成人教育其他创新活动起着制约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应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21世纪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并结合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发展，对成人教育的现行目标进行反思调整，并加以革新，使之更能反映新经济的要求和成人学生发展的要求。 1．时代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必须根据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从国际背景来看，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主要表现为五大趋势：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全球信息网络化趋势；新经济逐渐形成和成熟化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以及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各国高新科技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全球激烈化趋势。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经济和技术正面临实施“一个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两个战略”——“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个转变”——“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开放程度由地区的封闭性经济向全球的开放性经济转变”。以上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时空特征，从根本上规定了新经济社会成人教育首要目标——提高全民族创新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同时也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确定的重要原则之一。 2．针对性原则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确定，还必须反映成人学生身心潜能的开发与个性发展的要求。研究表明，个人之间在身心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上有差异，例如，能力、创造力的表现类型不同，兴趣、爱好、专长不同，气质、个性的特点不同，等等。由于这些差异，使个人在反映社会要求和实现自身发展上表现出多样性。因而，个人在成人教育目标上也反映出多样性。所以，成人教育目标的制定，必须重视结合成人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如果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成人教育目标就容易脱离学员实际．最终落空。 结合学员身心潜能的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承认和尊重个别差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上打破整齐划一、模式一律的格局．鼓励多样性，支持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潜能开发与个性发展中的重要一条，就是不搞“一刀切”，不搞“模式化”，鼓励和支持学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的特点，选择和确定成人教育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要求。 总之，在反映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研究和结合好学员潜能开发和个性发展的需要，是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一项重要原则。 3．创新性原则 关于成人教育目标，长期以来，成人教育一直沿用普通教育“传承式”、“封闭型”、“应试型”的教育培养模式，学员知识过剩、创新能力缺乏、竞争意识差。动手能力弱，难以适应岗位工作的需要。对此，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建立起符合成人特点和岗位需要、灵活多样、开放的培养模式。 在教育目标上，要从成人特点出发，由知识型教育逐步向技能型、综合型、创新型教育转变。按照传统的教育观念，要十分重视“三基”，即基本理论深厚，基础知识扎实，基本技能牢固。但是，一个在我们看来“三基”十分薄弱的美国，其国民的创造能力却异常旺盛：1901～2001年诺贝尔设奖100年中，美国人将43％的奖项收入自己囊中，而我们向来以基础扎实而自豪、而闻名，但迄今却与该奖项无缘。虽然这个奖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由此可以引发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尤其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有区别的，它应该更追求什么?还仅仅是“三基”吗？非也，我们应该把对学员的创新素质的培养放在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 二、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将对成人教育的其他方面的创新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示了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在整个成人教育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地说，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主要有如下作用： 1．导向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导向作用。例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体制、结构创新的导向作用在于：它引导体制创新向更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使体制更具有活力、竞争力；它引导着成人教育体系结构的创新，向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向发展。再如，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作用在于：使这些创新向着树立现代终身教育观念，推行和采用实用型教学法、释疑型教学法、讨论型教学法、目标型教学法、活动型教学法的方向发展。其他方面，如课程创新、教育形式与方法创新等，也都会受目标创新的引导，向着轻负、优质、创新的方向发展。所以，抓好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犹如抓住了“牛缰绳”，使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有了明确的导向。 2．动力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是成人教育行为要达到的标准，是成人教育活动的希望与理想所在。成人教育目标创新为成人教育确定了更为合乎时代要求和学员发展需要的目标，反映了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因而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一定的动力作用，即它吸引和激励着其他方面的创新围绕目标创新广泛深入地展开，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动力作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创新使确定的新的更有吸引力的目标更合乎人的发展需要，因而易于转化为学员学习的动机，而动机是动力的源泉。二是目标创新活动本身的示范，目标创新的成功为其他方面的创新提供了学习借鉴的范例，因而产生一种吸引、促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其他方面创新的动力。 3．约束作用 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因为成人教育目标对成人教育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它要求成人教育行为要以目标为方向、为标准，要围绕目标展开，而不能偏离目标。成人教育目标创新所确定的具体目标和所反映的思想，为其他方面的创新实施提出了要求，提供了衡量的标准。例如，目标创新确定了以培养学员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这一重点就要求教学创新做到爱护和培养学员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扶持学员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员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如果不是这样，仍然坚持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目标创新所确定的重点任务就难以实现。再如，成人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要受到目标创新的约束。坚持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目标，就要求教育方式灵活多样，方法科学并具有艺术性，尤其是要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推行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培养创新人才。总之，成人教育目标创新对成人教育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能够确保其他方面的创新与目标创新保持一致，以便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规格 1．适应新经济的道德要求，培养新型的社会公民 以高新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为支柱的新经济对生产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公民，都提出了新的包括道德方面的素质要求。高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伦理问题、道德问题都将是工业经济时代或当今社会所未曾有过的。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就为人类提出了新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只有在物质文明与相应的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同时，未来的社会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针对新经济时代由于高新科技及其产生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道德问题，成人教育就应当及早研究相应的对策。在培养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同时，应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教育。使成人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新科技发展和新经济时代可能出现的各种不道德甚至犯罪的行为，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和抵御各种不良道德行为的侵蚀，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新型公民。 2．适应新经济社会创新性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 对成人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才能的培养是我国传统成人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弱项，而这一点正是新经济时代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尽管在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中有所提及，但培养适应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应当把这一条放在培养目标的重要位置而予以高度重视。 所谓创新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实际上是指成人学生的整个创新素质，其中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情意、创新思维、创新个性、创新品德、创新美感、创新技法。 所谓创新能力，是指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新颖而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物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连续体，成人教育要注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创新教育，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树立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品格。使之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新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所谓创业才能，创业是人生必经之路，从人一生的生存和发展来看，每个人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不同环境里从事着创业活动，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着自己的一生，同时恰恰是每个人的创业活动，创造性、决定性和历史性地成就了人类的所有文明，并演绎着人类的历史。走创业之路、成创业之才，正是新经济时代成人学生的精神风貌。 3．适应新经济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培养成人学生的开放意识、世界眼光及国际交流的能力 新经济的开放性及全球化的特点也必将带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新经济时代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将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他国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存在。不了解别国情况，不掌握世界动向，就难以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新经济的这一特点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要求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外向型的，也就是具有开放意识、世界眼光与国际同行打交道的能力，这些是我以往的成人教育目标所忽视的，也正是今后必须改革和创新的。 4．适应新经济信息化、社会学习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的自主学习与获取信息的能力 传统的成人教育目标强调成人学生对已有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对成人学生自主学习或获取知识的能力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总量剧增、更新率加快、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新经济的萌发，使在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难以适应毕业后工作的需要，只有不断学和掌握新的知识、获取新的信息，才能适应未来社会——学习化社会的需要。因此，在使成人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重视成人学生自主学习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培养，必须成为成人教育目标创新的重要内容。 5．适应新经济对知识综合化的要求，培养成人学生完善的知识结构 与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专门化对人才知识专门化的要求不同，新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的综合化要求人才的知识结构也必须是综合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专才与通才的区别。工业经济特别是中期以前的工业经济需要的是专才，工业经济后期开始提出通才的要求，而新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必须是通才，这种人才必须具有较广泛的知识基础。新经济对通才的需要还决定了知识更新率的加快和社会职业变换的频繁。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人教育目标中关于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必须转变，要由原来过于重视专门化的知识结构，转变为强调综合化的知识结构，以此增强成人学生对瞬息万变社会的适应能力。总之，适应新经济要求，在成人教育目标中的人才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要把成人学生培养成为基础较宽、适应能力较强的通才；从整体培养目标上来说，就是要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应用型等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是现代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人才的需要，更是新经济时代的需要。 目标教育论文:关于目标管理模式下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的构建 论文摘要：新时期研究生党员的特殊性进一步显现，其教育管理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目标管理模式以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其包括创新意识、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三个要素。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遵循制定目标、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些环节，目标管理的实施将成为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的“朝阳产业”。 论文关键词：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教育；先进性 新形势下高校研究生的党建工作需要增强实效性和科学性，我们可以借鉴目标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将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式加以分解，落实到每一个研究生党员的身上，通过制定研究生党员的教育目标、确立实施策略等方式，动态地管理研究生党员。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模式从行为科学理论衍生出来，结合党的建设的传统经验，有效地提升了管理绩效。在研究生党员中采用目标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既吸收了传统学生党员教育的经验，又可以解决传统管理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党员教育模式。 一、高校研究生党员群体的特殊性 根据2009年党内统计数据，全国党员队伍稳步增长，总数比上年增长了2.7%，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长了1.7个百分点，发展大学生党员的数量占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38.5%，党员队伍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2.1%，比例有所提高。 研究生党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思想上较为开明活跃，由于研究生党员年龄跨度大，生源来源多种多样，科研方向大相径庭的特点决定了它内在的特殊性。第一，研究生党员的比例较高，占到研究生总数的40%~50%，不少学生在本科学习中逐渐加入党组织，他们的自我意识较强，拥有较强的自我教育管理能力，为我们在研究生党员中开展目标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二，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物质的诱惑和追求导致研究生党员的集体意识削弱，自我倾向日益明显。第三，研究生党员在入党前后表现差距大，没有起到党员模范作用，“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生动地描述了部分党员淡化权利和义务的现象。随着对自身要求的降低，导致学业成绩下降，更奢谈公益服务和主人翁意识。 当前研究生党员教育存在的难点有：重视专业素养，轻视思想道德修养，个别研究生党员平时专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放松了理想信念的磨砺，对我党的基本、重大理论问题认识模糊；个别党员存在极端的自私自利，在现代化与西化中了放弃了优秀的传统道德；第三，学习时间分散，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本科生存在极大差别，目前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年，课堂教学只占学习时间的少部分，学位取得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的研究，专业化趋向极其明显，因而组织研究生党员进行集体的学习教育活动存在较大不便。 二、目标管理模式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研究生党员的教育，必须牢牢把握保持先进性这个核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对大学生党员要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使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是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党的建设的生命线”。在新形势下，研究生党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持他们的先进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现实的课题。 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是研究生党员素质的重要体现，先进性的涵义和侧重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一定的情景性。在强调民族创新和国家创新的浪潮中，研究生党员先进性应包括意识创新、卓越品质和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 （1）意识创新为研究生党员提供了蓬勃的思想动力，也为其科研活动提供了指南。意识的创新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先意识，立足于研究课题的本质，以领先为目标，不简单、盲目地重复他人的研究；二是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意味着在研究中敢于打破常规，怀疑一切，尤其敢于挑战权威，打破固有僵化的思维定势。 （2）合理的知识结构、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等卓越的品质是研究生党员发挥先进性的基础。首先，合理的知识结构是从事科研活动并取得成就的前提条件。现代学科的发展呈现不断的分化和综合，战略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各个学科在边缘和中心之间相互转化，这些需要研究生党员拓展知识面，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成为有宽厚的学科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其次，谦虚谨慎的科学研究态度，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遵循学术规范，形成优秀的科学素养。再次，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卓越品质的重要方面。纵观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科技进步，从来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到的。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冒进、贪大好多的奢求从来都不会获得成功。 （3）研究技能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是研究生党员先进性的又一重要方面。研究生党员要想在科研实践中体现出与时俱进，就必须在研究技能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技能的不断改进包括将思维和操作技能在现实和超常规两个层面相结合，操作技能的超常规创新是及时获取最新信息的方法论要求。研究技能能否突破，是将意识创新和卓越品质由潜能和理想转化成现实的关键点和主要媒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引导，目标管理模式有利于激励研究生党员的创新意识，塑造创新品质，提升和强化创新技能，进而彰显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 三、研究生党员教育在目标管理中的范式分析 1954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其名著《管理的实践》中最先提出了“目标管理”的概念，[2]其后他又提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彼得·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相反，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作；如果一个领域没有目标，这个领域的工作必然被忽视。因此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当最高层管理者确定了组织目标后，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分解，转变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管理者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对下级进行考核、评价和奖惩。 由此，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须遵循目标的制定、确立实施策略和考评成果这一环节。 首先制定科学的目标：（1）我们必须要明确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的理论依据和原则。制定考核指标时依据高校在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的党建目标，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学校的研究生党员教育管理的规章和文件为理论依据，把握好原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研究生党员实施目标管理时选择科学目标导向性的依据。（2）科学制定目标管理的考核依据和标准。如何保证研究生党员在目标管理中的自主性是我们制定考核指标过程重点思考的问题，它的关键点是结合党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把其考核依据划分为“标准指标”和“扩展指标”。“标准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教育的一般性特点，面向所有的研究生党员；“扩展指标”针对了研究生党员在不同学习阶段和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殊性。（3）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不仅在形式上，在实践中也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主体性。一方面要做好目标管理的宣传，让研究生党员细致了解“标准指标”，同时也要让研究生党员参与制定“扩展指标”。这种在自下而上方式会使广大研究生党员产生对目标管理方式的认同和积极参与，明确考核目标的要素后将促使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中，达到自我激励，增强自我管理使命感。 确立实施策略：研究生党员的目标管理要注重全面性和普遍性，应该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目标管理的实施阶段需要研究生党员不断转换角色，既要做好管理者，也好做好被管理者，通过自下而上和从上到下的坚决执行来实现。（1）明确每个党员的责任范围，强化自我管理的意识，确定在目标管理中研究生党员达成目标的数量、时间要求，强化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每一名研究生党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加强研究生党员的过程管理，提高研究生党员之间交流的效率和质量，创新研究生党建模式，从强调结果到重视过程，在这一过程管理中确定一些“关键点”作为控制点。（3）采取灵活的措施，以多渠道的管理来保证目标管理指标的实现。坚持做到“纵向管理到底，横向管理到边”；做到形式和方法灵活，同时坚持标准，“动态管理到人，静态管理到位”。 合理考评成果：这才能对研究生党员在新一轮目标管理中的定位起到明晰、同时起到激励和导向作用。考评成果时要做到：（1）坚持内外结合。不仅要求研究生党员自评，同时也要有民主评议会，还要采取群众调查及导师意见结合的方法，增大客观因素的可控性，减少主观因素的负面影响。根据研究生党建的鲜明特点，应将部分务虚的指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量化指标。但由于党建工作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量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目标管理成果的可用性和可控性。（2）全面考评，着重强调“扩展指标”的特色。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党员在知识结构、研究意识等方面不尽相同。所以“扩展指标”的评价要依据研究生党员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体现出研究生党员教育中的综合素质评价，突出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3）考评须确定一定的激励标准。考评过程要有客观的量化标准，考核达成目标的程度，同时要评价研究生党员的主观努力程度，根据设定的激励标准给予激励，不仅给予精神上的奖励，同时也应有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将考评结果存档，以备在每年的评优评先工作中确定优秀的研究生，也可以作为助学金评选的标准之一。（4）考评工作结束以后，需要及时反馈成果到每一名研究生党员，同时每一期确定的教育目标、实施策略和考评形式要保持必要的连续性，确保目标管理的连续开展。 四、目标管理是研究生党员教育的“朝阳产业” 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中运用目标管理对党员教育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有助于塑造党员良好的形象，提升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效率。研究生党员必将在社会生产实践的各方面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同时目标管理也增强了研究生党支部的向心力，充分发挥了高校党建工作的思想政治优势，尤其体现了基层党组织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它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过目标管理研究生党员获得优秀评价的比例大幅度增长，同时更加主动地发挥了高级人才社会服务的功效。目标管理模式对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制度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完善了党员小组的学习制度，规范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强化了组织纪律观念。支部组织生活成为研究生党员交流研究课题的重要渠道，同时丰富了高校学生党建中组织活动的内涵。在教育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充分发挥网络宣传的阵地作用；在实践方面，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和专业知识，鼓励研究生党员走入社会，增强了研究生党员的大局观，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彰显了研究生党员的先进性，不仅提高了研究生党员自身的素养，同时也增强了高校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 广大研究生是未来高素质创新人才群体的主体力量，研究生党员则是研究生群体中先进性的集中代表。现阶段，通过目标管理模式加强研究生党员教育，才能永葆先进性，为创造和谐大学校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目标管理在研究生党员教育体系中必将成为“朝阳产业”，进一步焕发活力。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论文摘要：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新课程的三维目标，无一例外需要依托心理规律去实现，特别是情感态度的获得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教师将较容易接受新课程的教育理念，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学生探究的合作者、学生发展的引导者，引导学生习得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实现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因此，基础教育改革需要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论文关键词：学科教学；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学科教学渗透，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学科教学不仅是科学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学生实现心理发展的过程。从教育资源层面来说，各科教学本身就包蕴了十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无论是社会学科、自然学科，还是体艺学科，都蕴含了大量认识自我、挖掘潜能、完善人格品质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在各科教学过程中渗透有关的知识，可以使学生受到真、善、美的教育，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有靶子，枪射击才有方向。同样，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才有利于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学科教学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有机结合。教师既要明确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又要明确每节课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一般而言，在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力图达到以下八个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一、激发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就是推动、引导和维持人们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力量或内部机制。 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形成的学习需要充分调动起来，即由潜在状态转化为活跃状态，成为学习活动中的积极因素。作为教师可采用如下方法：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所选学习材料具有科学性与趣味性；进行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表扬与批评；适当开展竞赛；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二、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学习兴趣的产生与教学有密切的关系。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方法为：第一，增强教材的趣味性、系统性、科学性。有趣的、能逐步掌握的、可获得科学知识的教材，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不断获得新知识，并能将其成功地运用于实际，及时得到强化。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就会觉得饶有兴味，学习兴趣就会日益浓厚。第三，了解学生的已有兴趣。新的学习兴趣很少凭空出现，它多半是已有兴趣的衍生物，因此，摸清学生已有的学习兴趣，就有了扩展和提高其学习兴趣的基础。第四，帮助学生提高认识。帮助学生认识学习某一学科（或材料）的社会意义及其与个人的关系。 三、树立学习自信心 在心理学中，与自信心最接近的是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的概念。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自信心是人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自信心强，则人际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都能有长足的发展；相反，自信不足会造成自卑甚至自闭，对成人后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调整与学生的关系；注意言传身教；重视与保护学生的自尊；让学生从成功的喜悦中获得自信心。 四、实施潜能开发 学生的潜能犹如一座待开发的金矿。有些学生暂时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是因为潜能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学科教学中实施潜能开发，主要是指开发学生潜在的心理能力，发展其个性特长。在实施潜能开发时，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因为有的学生性格外向，气质属于偏多血质，善于表现自己，较早脱颖而出，才能易被人早发现；而有的学生性格内向，气质属于偏粘液质或抑郁质，不善于表现自己，常被人忽视。教育专家认为，在“有潜力的中下游学生”身上，上升的潜力和致命的弱点同时存在。教师如果引导得当，他们可能上升到中游乃至上游，若没及时扭转，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 怎样才能使学生的潜能变成真正的学习能力呢？教师既要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成功欲望，还要让他们掌握成功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顽强的毅力，敢于挑战任何困难。要加强注意力的训练，从课堂45分钟开始抓起。要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学一分钟是一分钟，让每一分钟都发挥效用。针对一些中下游学生平时不努力，到考试之前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要培养他们学习的计划性，使其改掉懒散的毛病。当学生与他人进行比较而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的时候，教师要及时帮他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进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教育重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应从课堂教学抓起，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要重点培养学生掌握“五环修学法”。“五环”是指预习、上课、复习、作业和小结，“修学”是指学生上课跟着老师学习课程。预习是准备，上课是关健，复习是巩固加深，作业是练习运用，小结是系统提高，不重视哪个环节都不行。五个环节的习惯养成了，学习成绩就提高了。 六、锻炼人际交往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是个体社会化的核心。心理健康的人乐于与人交往，能悦纳他人，能适应环境。课堂是锻炼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平台。首先，教师要给学生创造表现自己的机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师生面前展示自我。如设置一些启发性问题，让学生站起来回答，或者走到讲台前回答，把全体学生的目光都调动到回答问题的学生身上。其次，教师要利用课堂优势，培养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根据学生的性格、气质特点，促进学生敢说、会说、能说，同时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助，达到促进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七、塑造乐观开朗的性格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性格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上。心理健康的人愉快、乐观、开朗、满意等积极情绪状态总是占据优势，虽然也会有悲、忧、愁、怒等消极的情绪体验，但一般不会持久；能适当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喜不狂，忧不绝，胜不骄，败不馁，谦逊不卑，自尊自重，在社会交往中既不妄自尊大也不畏缩恐惧；对于无法得到的东西不过于贪求，争取在社会规范允许范围内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心情总是开朗、乐观的。一个学生的情绪状态如何，是衡量其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并不失时机地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他们活泼、乐观、开朗的性格特点。 八、探讨生命教育 河南大学刘济良教授提出，生命教育是“在学生物质性生命的前提下，在个体生命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对个体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进行完整性、人文性的生命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活出生命的意蕴，绽放生命的光彩，实现生命的辉煌”。生命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还是教育的最高追求。因此，素质教育必然要成为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宗旨的教育。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以“认识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小学高年级阶段，以“珍惜生命”为教育重点；在初中阶段，以“尊重生命”为教育重点；在高中(中职)阶段，以“热爱生命”为教育重点。让学生体会生命的无常，珍惜自己，关怀别人；让学生了解生命的意义，感恩惜福，爱护大自然；让学生珍惜生命的价值，乐观进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确立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同时，教师要明确学科教学目标是“主目标”，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副目标”。教学设计主要围绕学科目标而进行，不能把本学科的课上成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而应将两者有机结合，有效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 目标教育论文:试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目标 论文关键词:虚拟　社会道德规范　他律　自律 论文摘要: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使高校德育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现实道德与网络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述了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一“从心所欲不透矩”。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科学、从教育到社会的一切领域都被信息技术所覆盖。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网络，还是一个庞大的、实用的、可享用的公共信息源，也是一个面向芸芸众生的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现实生活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广漠无边的虚拟的社会。 网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与日常交往方式的变更，……更为根本的是人们的价值坐标系存在意义标尺的转变”。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带给我们的虚拟空间里，人们一方面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知识和信息，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向未曾谋面的人传递、散发自己想推广的信息，宣泄自己的情绪。选择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操作者手中，而这些获得和拥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不过是敲几下键盘，点几下鼠标而已。在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里，操作者堪称“从心所欲”。 相对于现实社会，这个开放自由的虚拟社会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网络社会的载体具有开放性、无序性特点。它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人们可以自由地进人各种网络社区，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挑选自己喜欢的交往对象，发表自己的各种看法。当然，这种开放也同时带来了“放弃稳定”、“失去真实”、“信息不对称传播”、“追新求异”的风险。其次，网络社会是虚拟的，其主体具有匿名性。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活动形式与现实社会有极大的不同。网络时代的界面机器，使信息传播与交流按“人一机器一人”的模式进行，而不同于现实社会中“人一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信息传播交流网上不过是一个符号，彼此的真实姓名与身份被隐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言行可能处于“无道德”状态。这种“匿名性”容易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心退化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弱化。第三，网络文化具有自主性，其内容具有共享性。互联网上的任何信息都是共享的，其信息可以自由传播，而且传播面广，速度快。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愿、自主和自由游戏规则之上的网络世界，在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如情感焦虑、黄毒泛滥、病毒猖撅、窥探隐私、恶意攻击、网络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等。互联网的发展，给现实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人们道德意识的淡化、现实道德规范约束力的下降、道德行为的失范，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技术的完善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信息社会的开放性、无序性、匿名性和自主性凸显了对公民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治理要求。 互联网是人们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自发自愿连接建立起来的。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管理自己，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地选择网络服务的项目和内容，决定和接受何种信息，这种个体自主性的体现是任何传统通讯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网络道德规范的确立与发展，也是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的游戏秩序而自发订立、自觉遵守的。我国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并且已出现大量的道德失范现象，应高度重视网络道德的宜传与推广，从而促使人们树立网络道德责任意识。 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一种被网民普遍认可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网络道德尚未形成，而传统的道德又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在这种道德无序状态下，人们甚至不能明确判断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不道德的。由于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的标准，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做出的粗暴、无礼行为，甚至进行盗窃、人侵等犯罪行为，而这些行为也不过是敲敲键盘，点点鼠标而已。高校是网络普及程度最高的地方，享有“第四媒体”之称的网络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力及覆盖面远远超过了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其它传统媒介。在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各种途径中，网络高居榜首。网络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量进人大学生的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对高校德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成为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不能听任大学生在网络空间的道德无序状态下进人网络世界，也不能消极等待网络道德自发地形成后才开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基本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以前，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并通过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宣传，将其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行为习惯，以此来引导大学生的信息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规范，社会的变革遵循着从失落到规范，从无序到有序，从失衡到平衡的发展轨迹。在互联网这样的虚拟世界中也同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国自1994年2月18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系统保护条例》以来，在1996年、1997年、1999年、2000年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网络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条款。这些法规条例对依法治网、净化网络文化环境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是，立法不等于网络环境净化的全部，法治与德治并重，才能有效地治理网络环境。在网络空间这样的虚拟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网络道德的建设尤为重要。它是规范网络、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关键环节之一。国外的一些计算机网络组织已经为其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如电子邮件使用的语言格式、通讯网络协议、匿名邮件传输协议等等。美国计算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为社会和人类做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5)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这对于我们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并对其进行网络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网络本身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的道德具有一致性。就大学生对网络的接受而言，虽然网络已渗透到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正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理念等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现实生活，他们对网上信息的甄别仍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就网络道德的特性而言，虽然网络道德是由于虚拟空间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要求，它与根植于物理空间的现实道德有所不同，但不能因其存在的差距而认为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的道德体系。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它的运行机制反映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并且对规范人们的行为和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是行之有效的。有的大学生置身于网络空间中，认为找到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可以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约束，不必履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实际上，网络行为也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人们的网络行为和其它社会行为应该是统一的。美国计算机协会为其成员所制定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网络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道德规范源于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网络道德的建立和发展，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道德基础上，运用既有道德的一般原则培养起来，并在网络活动中形成现实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统一的网络社会的道德体系。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不仅与其现实社会道德教育是一致的，而且，现实社会道德教育还应该成为网络道德教育的前提和保障。 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普遍偏重于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他们为网上所传递的丰富多彩的信息和自由交往的形式所吸引，充分地享受网络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但对于网络对自身素质发展的影响、网络道德失范等问题缺乏思考。事实上，在网络技术推广运用过程中，诸如网络的本质是什么?网络给人类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如何正确利用网络、正确看待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这不仅是大学生应当思考的问题，更是高校德育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在高校网络道德教育中，我们一方面要宜传推广网络技术的合理利用，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健全道德法制观念，帮助其加强个性锻炼、完善人格修养，进而从主观上净化大学生在网络中的行为，提高其在网络社会中的政治觉悟，树立在网络社会中的是非观，增强他们在网络社会中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在加强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前提下，加强网络道德的宣传力度，在大学生中明确现实社会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并用现实社会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发展和弘扬既有的道德优势，从而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践行能力。 网络道德作为网络世界的道德规范，一方面能够对人们的信息行为提供判断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人们的信息行为加以制约和约束。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是，这种制约和约束，主要依靠主体的“自律”，即自己约束和控制自己。当然，网络道德的“他律”作用还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虚拟世界的特殊性，这种作用较难得以发挥。由于网络道德环境缺乏他人的干预、过问、管理和控制，这就要求人们有较高的自律性。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道德主要是一种依赖性、他律性道德，那么网络道德则是一种自主自律的新型道德。 网络道德的建立对规范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网民的网络行为会起到积极作用。但网络道德操作性比较差，因而教育大学生自觉强化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成为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关键出发点和归宿点。网络道德最终通过个人的自律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没有道德的自律，一切网络道德规范都不能成为实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风尚，而只能成为无意义的虚设之物。所有的网络规范要实现其价值，成为实际的道德风尚，只有通过主体自愿地认同道德规范并加以践行，从而将外在的网络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唯其如此，才能约束网络行为的“为所欲为”，使之成为“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行为。就网络道德的内化而言，慎独是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的重要途径。慎独是指人们在没有社会和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清醒的自我约束，坚持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正确的伦理准则行事，其基石是人的良知。慎独是一种道德境界，是自律的前提和保障，努力提高自身的自律能力，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这是高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所在。 目标教育论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困境及目标体系构建 摘要：高职学生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性格不佳、品行不良、情绪波动和学习困难四种类型。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可以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个方面。 关键词：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与困境；目标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学生广泛关注的焦点。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一些家长和学生甚至认为职业教育属于“三流学校、三流教师、三流学生”），在普通高校迅速扩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较之普通高校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面临着更大的考验，在心理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而其心理健康教育也同样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既根源于学生身心素质本身，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影响，既有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四种类型： 性格不佳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对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爱因斯坦曾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为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高职学生往往因为求学道路或人生道路上遭遇过多的坎坷而性格不佳，怯懦、自卑、狭隘、嫉妒、敌对、暴躁、猜疑等现象严重。陈国梁、唐慧敏通过调查认为：职业院校学生“目标模糊，学习缺乏动力；自信心不足，自卑感较严重；依赖性过强”。教育部前两年在全国8个省市、七十多所高校近两万名大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显示：高职学生的性格不佳主要表现为自卑自弃、性格脆弱、狭隘独尊、自我封闭、是非迷惑、诚信反叛。可见，高职学生性格不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品行不良品德是个人依据社会道德采取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综合体。其中道德行为是品德的核心成分。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如何，最终要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品德的形成具有多端性和复杂性，道德认识是道德情感产生的基础，而道德情感又影响着道德认识的形成及其倾向性，人们在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基础上产生道德动机，并引发出一定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调节和控制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使之贯彻始终，成为道德行为习惯。品德的形成是这四个基本成分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综合平衡发展的过程，当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时，品德的形成便会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品行问题。高职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品行问题原本就不理想，经历高考失利之后，挫折感严重、自信心不足、理想信念扭曲、学习和生活目标不明，品行问题更显突出。根据笔者对广西4所高职院校1200名学生的研究，高职学生有过品行问题的占71.8%，共862人，其中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考试作弊（55.6%）、破坏公物（43.8%）、暴力行为（33.5%）、藏有色情刊物或图片光盘（31.8）、逃学（28%）、酗酒闹事（23.5%）、偷窃（21.8%）、骚扰异性（19.5%）、恐吓他人（16.9%）、赌博（14.3%）。 情绪波动，情感不稳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也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在1921年曾对25个小学中选出的1508个智商较高的男女同龄学生进行追踪研究，在他们成年以后，以事业成败为标准，将他们分为“非常成功”、“比较成功”和“失败”三类。他对150名最成功的智力优越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智力因素，热情、自信等积极的情感因素在其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正是青春期即将结束，迈向青年期的关键时期，心理上的“断乳”、学习竞争与就业压力给高职学生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历情绪和情感上的激动与混乱之后，一部分人表现出消沉、冷漠、焦虑、暴怒、抑郁、挫折感等不良情绪反应，对人格的形成带来极大的影响。根据赵新龙、李健美的研究，高职学生有相当严重的焦虑、抑郁、挫折感、孤独等情感问题。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是在学校和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以掌握一定的系统知识、技能，形成科学世界观和优良品德为目的的活动。学生的学习不但受其自身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学校环境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因而学生的学习困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因学习问题（主要是不爱学和不会学）而处于烦恼中的学生，在初中生里达到58.6%，在高中生里达到72.4%。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基础较差、认知障碍以及不良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学习困难问题更为突出。本人在去年所作的初步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存在学习困难的占78.9%，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厌学（53.4%）、认知障碍（35.7%）、环境干扰（25.6%）。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 明确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其实这只是一种应然状态，而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然状态却不得不令人担忧。王利华、肖凭、郅利聪所做的高职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较研究显示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虽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常抓不懈，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主要原因是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三个难以超越的困境： 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高职院校虽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也时常选送一些青年教师去参加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但由于这些教师太多是职业技能或公共课的专任教师而并非心理学专业的教师，他们也许能按照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讲课，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不仅要掌握关于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具有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的能力，还要有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正确先进的教育观念、积极稳定的情绪与情感、完美的性格特征、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以学科为主的课程设置很难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合力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综合性的，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影响，还与学校和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就学校教育而言，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课程都必须担负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职责，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所有的学科课程都不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绝大多数的教师都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健康教师的事，与己无关。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不明确许多高职教师知道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想把心理健康教育整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但由于不熟悉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因而无从下手，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 基于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以及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师资、课程设置和目标、任务不明三大困境，构建科学合理而又切实有效的目标体系便成为解决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首先，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探讨心理素质的内涵实质。笔者认为，心理素质主要由心理过程（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组成，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及教育的“合金”，是个体身心全面发展中相对于身体素质的另外的部分，即心理素质。其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必须与我国现行的学科教育体系以及人们的习惯认识结合起来，否则再好的目标体系也会与实践脱节，导致心理素质教育每个学科都有份，而每个学科都不管的局面。再次，构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体系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律编排成一个科学的目标树，从而使目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结合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我认为可以把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目标体系分为智能目标、思想品德目标、个性目标和职业指导目标四项，其体系如下图所示： 智能目标主要由文化课、专业课和技能训练完成。智能目标包括知识与技能，或者说是智力与能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活动效率和质量的主要心理因素。智能目标旨在培养高职学生的基础知识与方法、基本智力与能力、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心理素质，为学生终身学习、适应岗位群奠定基础。由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以就业为导向”，而学困生又比较多，因而目前特别要注重认知技能、元认知技能和专业技能的训练。 思想品德目标主要由“两课”完成。思想品德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格的核心，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培养对一切事物正确的思想观点、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由于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突出，而心理健康与思想品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两课”担负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大使命。目前高职院校的德育虽然注重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但与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联系较少，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高。 个性目标主要由心理健康教育课完成。广义的个性也叫人格，它涵盖了知识、能力、性格、气质、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许多内容。个性目标结合学科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实践旨在培养高职学生健康的性格、良好的情感和意志、完美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职业院校虽然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因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专业师资缺乏，学生的性格问题、情感问题以及性心理卫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应当引起职业院校的高度重视。 职业指导目标主要由职业指导课完成。职业指导是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观教育、职业选择分析、职业心理分析、职业生涯设计的过程，也是提供职业信息和进行职业素质培养的过程。高职学生的职业指导目标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理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职业情感和态度，形成一定的获取就业信息、进行职业选择分析和职业生涯设计、就业和再就业等职业适应的能力。 目标教育论文:浅析信息素养 中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信息素养　信息技术教育 论文摘要：信息素养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后天的培养与自身努力取得的。本文分析了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指出了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重点阐述中学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期对所有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所启发。 社会正迈入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素养将是所有公民应具备的、终生有用的基础能力之一。教育要迎接信息化社会的挑战，就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一、中学信息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一）信息素养培养是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技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为宗旨，使学生在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中，提升信息素养，从而支持全面的基础文化素养的发展。 （二）信息素养培养是素质教育的要求。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根本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信息素养培养是终身学习的需要。当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信息素养正是终身学习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说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学习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组织、查找、利用信息。 （四）信息素养培养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素养已成为现代公民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鉴别、评估、分析、使用和创新信息，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求人们具有信息素养。 二、现行中学信息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制约。新课改中，要求师生之间积极交流、合作，在互动中进行创造性学习。但是，由于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学生习惯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因此，学生在新课改中有点不适应，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互动的积极性不够。 （二）信息素质差异大。各地区中学由于受经济、区域等多方面的影响，学生信息素质参差不齐，就计算机而言，有的基本的计算机知识还不懂，有的懂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有的经常接触计算机，甚至是高手。 （三）信息技术不重视。信息技术暂没有列入高考科目，社会、学校、学生不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深度、广度就有限了，信息素养培养就落后。 （四）信息素养与信息技术区别不清。信息素养是一种信息能力，信息技术是它的一种工具。但许多教师认为，信息技术就是信息素养。 （五）片面地理解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含义。信息素养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qq聊天或打游戏的高手未必就是信息素养的拥有者。 三、信息技术课堂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教师要融入新课改，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信息技术教学的观念转变中，教师应该首先认识到，信息技术课是必修课，管理上要重视起来；其次学生素质的培养是各门学科教育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现在许多老师认为非高考科目不重要，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到学生，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我们必须得尽快融入新课改，转变观念，给信息技术以应有重视。 （二）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对学生的信息意识的启发和学习热情有直接的影响。教师要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教师要不断的学习、交流、实践。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营造良好环境。要努力创设培养信息素养的学习环境，及时了解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为学生能够解决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 （三）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信息素养教育应遵循学生的生理条件、学习心理规律，以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立足点，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要通过对课堂的有效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各种信息工具，特别是网络传播工具，为进一步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奠定基础。 （四）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网络环境下，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善于合作的精神，培养学生利用因特网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文明使用因特网的基本信息素养。教师要利用网络这种交互方式的显著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要综合地创设信息环境，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在任何一节课的教学中，都不可能只应用一种教学方法，是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信息环境，使同学在各种信息环境中，做到课前收集、储存信息，课中传递、交流信息，课后运用、创造信息。 （六）要注重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课程整合。教师要把信息技术当作学生认知的工具，在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过程中，信息技术必将成为学生获取、加工、运用信息的最佳工具，而上网查询也必将成为学生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如：学习“word文字处理”这一单元内容时，与语文课结合，利用文字处理功能写作文等，真正实现了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工具的功能。 （七）要及时评价，让学生收获成功的喜悦。评价与教学过程一样重要，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和喜悦。评价作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审美能力。通过评价交流，分享成果，拓展了思路，使学生的认识和情感得到提升。 四、中学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养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多开展一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信息技术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组织各项信息技术竞赛活动，推动学生的个性发展。 （二）在对学生进行信息素养培养时，应尽可能地创设现实生活的情境，将信息技术作为交流的工具、研究的工具、决策的工具、创新的工具。 （三）要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网吧监督与管理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来形成合力。 信息素养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探索和挖掘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最好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目标教育论文:探析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目标教学 摘要：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在教学实践上开拓创立了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由此可见，目标教学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内涵；实施准则；基本要求；成功经验；推进发展 目标教学模式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它既注重了教育面向全体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主动发展的原则，又注重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注重学生良好的思想情操，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能力素质的提高。 一、目标教学在教学观念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 目标教学是1986年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来我国讲学后兴起的。此时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发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目标教学的主旨就是为了实现素质教育这一总的目标，其主要着眼点就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素质教育有三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发展”。而构建目标教学理论基础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学观、评价观等正充分体现了素质教 育这些基本的思想内涵。 1.教育观。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使所有的儿童少年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学校的教学就是提供能使每个学生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学习条件，并帮助他们寻找个性完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 2.学生观。一是强调学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巨大潜能的，有个别差异的人。二是强调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的人，教学的任务是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我们期望的教学目标。三是强调后进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生早期发展和后来学习过程中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只要教育者给予更多的关爱，采取及时的反馈矫正等手段消除缺陷积累，后进生也可能成为优等生。 3.教学观。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就是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的和谐发展，健全和完美学生的个性。教师的责任是努力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让教师的教适应学生的学。目标教学的教学观十分明确的把学生摆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要求教师须努力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姿态，通过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采取措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4.评价观。目标教学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不是为了选拔和淘汰，而是对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贯穿在教学过程始终，他的功能不能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改善教学。目标教学强调教学评价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应是成功教育的催化剂。 二、目标教学在教学原则上反映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准则 目标教学的充分发展原则在强调贯彻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教师：一是要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潜能，树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学好的信念；二是要从大多数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方案，处理好教学进度和重点、难点，为每个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目标教学的目标导向原则要求学生课前明确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学前明确任务，主动求学。反馈矫正原则中要求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我反馈意识，就是使学生在不断的反馈矫正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主动努力并积极寻求帮助，及时获得矫正补救。 目标教学的合作原则特别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同效应，把合作达标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样便可在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加 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使学生在掌握知识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他人和关心社会的人生态度。 三、目标教学在教学措施上有效落实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1.目标确定。素质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目标教学正是通过确定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达到相应的素质教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整的教学目标既约束着教师的教，也约束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按教学目标定位，依据目标备课，紧扣目标教学，围绕目标训练，对照目标检测矫正。学生的学以教学目标定位。这样便加强了教学过程的有序性、和谐性，使得受教育者获得既定的素质培养。 2.因材施教。素质教育就是要在承认存在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教育手段，因材施教，异步达标的措施，教师在统一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差异，确立不同的教学基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分类指导，较好的落实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的要求。 3.同频共振。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力求实现师生之间的教与学发生同频共振，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目标教学适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从制定课时教学目标到教学目标的实施都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从学生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能力，使之成功、活泼的学习，全面和谐的发展，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让历史知识传播方式改变 历史电视片是以掌握历史概念，探求历史发展动因和宣传历史为目的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没有理解的记忆是不会长久停留在脑海中的，这样就会出现观众掌握得不够牢固，不久就会忘掉的现象。而历史电视片将历史知识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片中动态内容代替抽象的说教，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很快地去欣赏、去鉴别、去认识历史。 如历史电视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国观众对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以及苏联红军的战略反攻，因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所限，对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军事分布、战争激烈程度、战略进攻目标和进攻方向及战役进程往往难以理解。然而，在历史电视片中，电视工作者利用电视画面、利用现场音响、通过3D或AE技术将流动的箭头把敌我双方的攻防路线及战略态势进行演示，再配上战役中影像记录的素材，观众在鲜明生动的影像的刺激下，就能清楚了解战争进程，理解敌对双方作战方针和意图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画面的直观效果，让观众一目了然；其次是历史电视片中的知识点，被电视片编导按照一定的编辑手法有规律、有层次了，这样一来观众就比较好理解；第三，历史电视片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条理化了，一个事件、一场战争它的前因后果被条理化后，让观众理解起来就清晰明了。这样一来，观众的抽象思维就变成了立体思维，理解起来就变得简单容易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电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导运用画面演示，运用解说词点拨，运用音乐烘托，使观众在愉悦的心境中轻松地获取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比单一的说教或是枯燥地“啃”历史书籍，对观众生理和心理来说，无疑会产生更深的刺激，这种刺激经过转换变成了记忆，深深刻录在观众的脑海中。 如：历史电视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映19世纪末两大军事阵营形成时，用世界地图把两大军事阵营的国名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后，通过解说词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它们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规律，到法国与德国、英国与德国、俄国与奥地利的三组矛盾，再由三组矛盾升级，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集团斗争，最后导致世界大战。正是这些动态图像、图形，把抽象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的，观众便于理解的，全面系统的认识，生动准确的演示，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化解了，让观众了解到这些互不关联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两大阵营的一些历史。 影像技术的综合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历史传播方式，传播中历史电视片成了观众接受历史，认识历史的引领者、指导者。历史电视片的内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互动，看起来观众的接受方式更随意了，但这种方式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促进了观众学习历史方式的改变，使观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和自主学习。 在历史电视片的传播中，通过运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表现手段，将综合艺术形成的“场”信息，设置给观众，让观众不仅置身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还会让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故事随着情节的展开入脑入心。使观众的观看不仅是在享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历史知识的启迪、精神的升华。 实质上利用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传播，还会逐渐改变观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历史电视片生动有趣的历史情景，逐渐转化为养成教育的一种形式，以及一种特有的接受信息的素养，养成良好的观看习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让观众由单一地观看转化为想要动脑思考、反复琢磨，让观众在学会学习的基础上对历史信息加以提取、整理、加工，得出正确结论。 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应用，使影像艺术或者说历史电视片与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能够实现交互，能够使观众由过去单纯的强灌式学习历史知识，变为观众自己主动参与的过程，充分领悟历史知识的内涵，在原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引申、积累，这样观众不仅了解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各种能力，学会了学习。例如，一些80后学生观众在观看历史电视片《》时，由于该片对发起“”的动机没有定论，他们看了这部片子后就对“”的产生非常不解，他们就从网络上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针对资料提出相应的问题，在网络上进行讨论，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资源共享，而且通过他们搜集、思考、讨论，加深了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影像技术手段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影视艺术手段的多媒体环境下的接受，获得了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激发了观众的主体意识，使观众积极、主动、全面地参与到某一历史过程之中，做到了享受与学习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群体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提高。 科学技术史论文: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初探 摘要：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缺乏科学技术史了解，在工程实践中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科学技术史教育宣讲增强科技意识、树立科学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技术史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探索出了适合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学实践方法，提高了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创新活动能力，推进了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职；制造专业；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一门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是学习《自然辩证法》、《科学思想史》、《发明学》、《创造学》等课程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导向性，是一门对学习、创造、成才的养成教育课程[1]。高职制造专业的学生主要面向生产现场的技术管理、工艺改革和新产品、新工艺实施，有必要养成认真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探索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因而对高制造专业的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对培养高职制造专业学生实事求是的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技改、创新能力，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我国针对高职学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实践经验还比较匮乏，笔者经过大量的研讨，在高职制造专业中开展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活动，并经过三届学生的尝试，极大的增强了学生的科技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教学计划 高职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学科内容，初步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可以接受科学技术史教学而不会存在知识障碍；其次，大多数高职学生不存在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兴趣爱好；最后，科学技术史教育对未来职业发展、能力提升有重要作用。这就为高职学生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根据高职教育活动规律和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在制造专业经过连续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制订了分阶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培养计划，分为3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采用开科学技术史讲座的形式，达到科学技术史普及教育的目的。主要针对历史上一些有重大影响的科学事件进行分析、讲解，达到让学生了解科技史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激发学习兴趣。第二阶段是在专业课程内容教学中融入相关科学技术发明内容，帮助学生理解专业技术的形成、发展规律，逐步养成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论，增强专业理解和专业自豪感。第三阶段是开展科学技术史专题研讨，组建兴趣小组，与企业共同研讨新技术，养成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意识，提高提高创造能力。 二、科学技术史讲座 在第一、二学期开设科学技术史讲座。这个阶段以典型、有趣的历史事件为主，通过教师讲授案例、参观学习、上网查阅资料等手段，组织学生讨论、总结、交流感受等形式完成。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展览和现代化企业，观看相关的电影、录像等影像资料，了解科技发展的规律和最新技术，感受科技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介绍新学科、新思维、新理论、新技术，全方位的立体感受科学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深刻作用。由于该部分案例通俗易懂，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并且趣味性较强，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乐意接受。通过这个环节，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专业的了解，激发了专业兴趣，感受了科技的力量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今后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然案例的选择应该紧紧结合专业，要根据学生情况和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及时的进行适当的更新。活动后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并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消除了科学技术史“无用、无关”、“无能无力”等错误观念。 三、专业课程内容与科学技术史融通学习 在第三、四学期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增加科学技术史内容，尤其是一些与制造专业相关的重大发明创造。如在高职制造专业中讲连杆机构时，可以引入卧轮水排、水击面罗、人力砻、脚打罗、脚踏纺车、脚踏车[3]等；在链传动中引入翻车，高转筒车，木斗水车和管链水车，天梯[4]等；在讲齿轮机构与轮系时讲轧蔗糖车的结构、指南车的构造原理[3]等；在讲加工与工艺时介绍古代的压力加工，拉拔加工，钻锯刨剪，车璇镗、陶轮和琢玉车等[3]；在讲金属切削机床时介绍秦陵铜车马，水运仪象台[3]，近代机械的引进与仿制[3]等。通过这些古代的发明创造的介绍，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技术的演变过程，培养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让学习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受专业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激发专业自豪感，提高学习兴趣，更加努力学好专业理论知识，最终养成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 四、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讨 在第五学期的科学技术史教育中，应该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技巧的培养是一种兴趣爱好的养成，可以组织一个研讨班。通过一些先进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叶片加工技术的发展、核电转子的制造技术等）；与专业相关的企业真实案例（如多轴加工与高速切削技术等）或者历史上还存在异议的科学技术发明（如水力天文仪器的驱动和传动机构等）展开专题研讨，采用教师重点介绍、自主查阅资料和共同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切实改变单向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注入式教学法，更加注重启发学生、引导学生、激励学生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对以上类似问题，通过教师介绍相关知识，让学生在课后查阅资料并开展小组讨论，再专门组织了一堂探讨课，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科学技术史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未来的科技工作者，工程师，技术人才体会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针对高职制造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就业岗位以及课程安排，通过科技史讲座、专业课与科技史融通、科技史专题研讨等形式，完成了面向高职制造专业的科学技术史教育目标。让学生深刻领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有效的提高了学生在专业技术活动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实践证明，高职制造专业开设科学技术史教育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必将与素质教育的改革紧密结合，这对于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人才为己任的高职院校将是一场挑战和机遇，只要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努力实践科学技术精神，就可以有效转变学生的创新观念，激发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创新意识，培养出高技能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科学技术史论文: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研究进展 摘要：机械领域是由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构成，三者息息相关：构造较为单一和固定的原动力系统为机械提供了动力，而执行系统呈现多样性，传动系统则将原动力系统与执行系统有机结合，具有枢纽作用。机械中的传动系统是必要的，依据传动系统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对机械的优劣进行评价。因此，最近几年，传动系统成为机械制造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 关键词：机械传动；传动系统；机械制造 1 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历史 1.1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介绍 机械的主要传动方式包括：机械传动、流体传动、电传动。目前，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非接触式传动也逐渐出现，将传动技术的范畴拓宽。但具备了机械传动系统必须的要件的“机械传动”仍是最主要的传动形式，如恒功率输出、速度影响、效率等都很好。 1.2 机械传动技术的特性 高效、高速、多功能、精密是机械逐渐达到的范围，那么就必然要求传动机的功能和性能也达到一个高端和精准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传动技术对机械的工作性能、寿命、能源的消耗、振动的噪声等影响很大。机械传动的形式包括齿轮传动、带链传动、摩擦传动等。 1.3 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最近几年，机械传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作为组成机械设备的重要部分之一，与机械诞生及其进步、更换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更新换代，有助于解决一系列的生产难题。在我国早期，指南车有着类似于齿轮传动的装置，美国在20世纪中期将指南车模型进行展览。战国到西汉期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就是齿轮已经诞生，指南车的发明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 据相关文字记载，表明了机械传动装置大约3000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人类文明逐渐进步，谷物碾磨的木制齿轮是在水力驱动下运作的，传动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斜齿轮传动，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稍为原始。 14世纪，由于时钟较为精细，传动齿轮逐渐精密、小巧，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以减小尺寸。 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使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蒸汽机本质上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展对于传动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在之后得到应用。 19世纪末期，电动机和内燃机出现。 20世纪初期，摆线、渐开线齿形的齿轮传动先后出现。40年代左右，渐开线和非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齿形计算方法、齿轮刀具、被加工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之间关系及齿形计算方法、空间三维齿形及其啮合计算方法，逐渐发展开来。20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和轮齿弯曲强度，以及动载荷的传动设计方法。20世纪60年代，宇航技术的发展要求机械传动更加精确。90年代，人们开发了被广泛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关键设备及故障诊断的齿轮传动系统的状态监控。这一开发是基于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并在故障诊断与失效预报两个方面也开发了相关的诊断系统。 2 机械传动技术的相关研究 2.1 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信息化和智能化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面，机械传动领域也如此。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结合了机械传动技术与计算机控制技术，实现了信息化和智能化，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融合，这一研究也成为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 在科研人员的研究下，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和机械装备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已获得了重大进步，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被广泛使用。在结合了信息、计算机和控制技术与机械传动技术的基础下，出现机械传动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使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出现，在车辆中广泛应用，包括机械自动变速传动、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三种形式。 2.1.1 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由液力变矩器和行星齿轮传动构成的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液力变速器不仅仅可增加扭矩、吸收冲击振动，也可在较小的范围内将无级变速变为现实。机械自动变速传动采用液力变矩器，使得车辆起步换档平稳、舒适。 2.1.2 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实现“发动机一变速器一道路负载”的最佳匹配和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的最佳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就是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即带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和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日产汽车公司与日本山一润滑油有限公司合作，率先研究并成功开发了牵引式无级自动变速传动，将装车运行实现。由于无级自动变速传动的承载能力较大，被广泛用于大排量的汽车、工程机械和重型装甲车辆，作为未来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部分地区的研究重点。 2.2 械传动装置的高性能、低成本、小型轻量化 从传动原理和结构出发，采用高强度的新材料，喷丸、冷挤压、表面涂层和表面复合处理，均可提高传动系统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小传动系统的体积和重量。 显示在诱导传动部件微点蚀的表面微缺陷和裂纹扩展和热处理交变应力，微点蚀的影响下和裂纹扩展；啮合传动副分析负载条件下，负载分配和牙齿评价之间的关系压力，牙齿牙齿表面改性和负载分布和应力强度，传动部件，如每一个的实力，如寿命设计，是提高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减少了重量和所需要的传输容量研究的传输系统主题。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真空高、重力微、温差大，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 3 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先进材料对高科技的发展影响很大。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性能特点鲜明且独特，如梯度、纳料、陶瓷、高分子聚合物、智能、表面涂层，以及自修复材料等，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被这些独特的性能推进发展。作为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在全世界的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4 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真空高，重力微，高温，腐蚀性海水的海洋环境，以及强磁场或强电场作用下的空间特机械环境，我们需要适应传输系统的环境。 此外，微型传动系统作为微机械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受到尺度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当传输系统的微米或纳米级的小尺寸，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新的科学问题。表面积的传输副成分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摩擦学，传输和不同规模的常规热传导体积比，我们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5 结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信息和控制、新材料、能源和环保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已逐得到创新和发展，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以促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机械传动。在很大程度上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影响着机械传动的发展与振兴，对机械传动的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摘要] 神明裁判运用证据的特点是将证据问题与案件事实认定分离，证据问题由法官裁判，其他则交由“神”裁，结果导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连接断裂。中世纪后，学术理论与经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制度构建和个案处理，为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因而法定证据制度进步性明显：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的对应使人们可检视事实认定的错误；在经验基础上归纳的证明规则有助于实现裁判公正。“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给现代证据裁判原则带来的冲击正推动证据制度发展。 [关键词] 证据裁判；科学证据；法定证据；神示证据 现代证据裁判原则，也被称为证据裁判主义，基本含义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证据裁判原则作为抑制法官恣意心证的重要措施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得到确认，此后该原则又得到2012刑事诉讼法的肯定。然而，早期的证据裁判并非针对法官恣意而设，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推动证据裁判原则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证据的作用 关于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是如何解决纠纷这个问题，霍贝尔有过非常著名的描述：“这种超自然力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的救济手段，渗入到法律的习惯之中。应该指明，它不是作为实体法规则的渊源，而是当人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判决的方式和执行手段。求助于它的方法是立誓、占卜和神判。”[1] 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初的国家，“当国王用判决解决纠纷时，他的判决假设是直接灵感的结果。把司法审判权交给国王或上神圣人，万王之中最伟大的国王，就是地美士（Themis）。”[2] 由于这些描述浓缩了裁判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包括证据收集、运用的过程，更无法了解何为古人所理解的“确凿的证据”，而只看到了裁判的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可想而知的结果，因而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即早期人类的裁判既然是“任性的”，甚或“简直是天外飞来的”，[1]当然完全与证据无关，与对错或真假无关，只与信仰有关。笔者并不否认“神启”等超自然力在其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即便是霍贝姆也不能否认，早期人类解决争议也首先是依赖证据的。“在爱斯基摩人范围狭小的社区中，证据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充分而直接的有关材料通常就在手头。但当事实情况不明时，就必须求助于占卜。然而很明显，只有这种非法的行为包含有违孽的因素时，或者至少如同在科珀爱斯基摩人中的情况那样，即发生了妖术致人死亡的事件时才进行占卜。”[1] 根据这段描述，生活在“原始无政府社会”的爱斯基摩人解决争议时首先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运用证据弄清事实，“原始无政府社会”是霍贝姆对爱斯基摩人生活状态和社会生活的描述。（美）E·A·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而占卜反倒并不那么像描述的那样得到运用广泛。可见，依赖能够找到的证据，证明或说服裁决者或其所生活的社会的人们，是一个简单社会关系中的诉讼最为基本的方法。在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事实的证明多数只能依赖言词证据，职业辩护人还没有出现，一套验证和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式和规则尚未发明，两个机制在保证言词证据（包括传闻和品格证据）的真实性，一是以血缘为中心建立起来熟人社会关系，二是早期人类普遍的对神的敬畏。另外，早期社会中犯罪形式相对简单，人们更容易从熟人人际关系中获得有关犯罪的信息。这些条件往往能避免让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从而避免了使裁决者作出的裁判一般性地具有“天外飞来”或“任性”的特点。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李蓉：科学技术与证据裁判：一种历史进路的研究 神明裁判时期同时存在的裁判方式至少有三种：共誓涤罪、神明裁判和决斗。共誓涤罪的特征是，如果一个人被指控犯罪，被告人除了自己发誓证明自己清白，还需有一些支持者以誓言加强，这些支持者被称为“共誓涤罪人”。通常，一个有着好名声的人通常能够找到12个人以共誓涤罪的方式为其洗清罪名，但如果被告人嫌疑较大或名声不好，则需以神裁（ordeal） 来决定其是否有罪。[3] 这个裁决的过程事实上与今天并无二致，同样是要寻找足够多的信息，让裁判建立在更为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区别仅在于证据的形式和获取方法不同：古弹劾式下证据的形式不受限制，传闻、品格等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信息都可能成为裁判的证据基础；据以裁判的证据信息的获取也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裁判者可以将在任何场所获得的信息用于裁判，而今天则要求其必须来自于法庭，且通过合法性审查。即便是神裁，也不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逻辑依据的。 一些研究神裁下举证问题的学者发现，在神裁制度下举证是项权利而非义务。马克斯·韦伯说，在古代，提出证据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权利，和当今的举证责任相反。[4]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决定允许哪一方当事人行使这种特权，而这个问题恰恰属于法庭裁判而非神裁的范围。人裁意味着裁决需要按人的方式为之，在既有条件下充分利用环境证据、证人证言、控辩双方的陈述和信誉等，以获得分配举证权所需要的信息，是人裁的基本特点。或许对神示证据制度下的裁判进行这样的解读是恰当的：当神示制度趋于完善、神裁程序日益稳定和明确时，程序的形式理性开始发挥作用，稳定和明确的程序能确保举证权分配、证明方式选择等程序问题的大体公正，而这正是神裁制度下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的最为原始同时也是大体有效的机制。换言之，早期的裁判同今天一样，也是要求法官依照证据裁判，只是今天依据证据裁判的主要是实体问题，而在早期，依证据裁判的是程序和证明方法问题。当然，两者也存在重要差别，今天依证据裁判是精确的和具体的，而那时的是概括和模糊的，法官依情况证据和熟人社会中获取的相关消息无法清晰地认定案件事实，但却足以令其产生大致准确的认识，从而较为公正地分配举证权和选择证明方式。 相对于今天的裁判，我们不能不承认，神裁时期的事实认定方法缺乏严谨的、对外的证明过程，案件事实在作出裁判时也常常模糊不清；同时，由于证据的运用和采信也无任何规则限制，裁判者认定的事实通常缺乏逻辑支撑，事实（裁判者认定的）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不可反查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神的启示”，赋予判决神的光环，判决才是可以接受的。 二“人裁”正当性的建立： 法定证据下的证据裁判 （一）“人裁”建立的基础 在欧洲历史上，以1215年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宣布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神明裁判为标志，神示证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从“神裁”到“人裁”，其正当性建立于三个基础： 1.“神裁”的消失。神明裁判相继被禁止为“人裁”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第一，神职人员被禁止参加神裁活动。“1215年英诺森三世会议立法规定，禁止教士介入单边的神裁，世俗当权者立即随之做出反映，禁止用火审和水审的方式决定解决法律争议的结果，从而导致主宰西方基督教世界三百余年的司法程序顷刻间进入法律史的阴影中，这就要求世俗当权者必须立即寻找出新的审理程序以替代神裁的作用。”[5] 第二，宣誓裁判无法继续。由于宣誓裁判必须借助于宗教本身——教堂神秘的氛围，教义神圣的地位以及教士良好的声誉，而这一切随着第四次亚特兰宗教会议的召开逐渐瓦解，教士不再参与世俗的裁判活动使宣誓裁判缺少了最受信任的裁判者；经济的和战争的原因导致的人口流动，破坏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居住格局，当事人往往无法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数量的宣誓帮助人，使宣誓裁判常常无法展开。第三，决斗作为裁判方式在这一时期相继被欧洲各国禁止。到16世纪，决斗这一野蛮的审判方式终止走到了头：1557年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宣布：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案件，或者关乎绅士们尊严问题，一律禁止决斗；1559年巴黎议会颁布文告：任何人如果从事、协助或怂恿决斗，那他就是国王的背叛者，法律的违背者及和平的破坏者。此后，其他欧洲国家也先后颁禁令明确反对决斗。[6] 2. 大学的兴起。各种神裁方式的相继消失更深层的原因应归功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大学的建立使学术论证方法不仅被运用于审判制度构建或存废，同时运用于个案的处理，使案件处理方法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更为直接的是，大学里的法律专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法官知识和权威的不足，为“神裁”向“人裁”顺利过渡奠定了智识基础。 11世纪后西欧各地先后建立了一批世俗学校，如巴黎大学、萨加曼加大学（西班牙）、海德堡大学等。大学的兴起不仅促进了理论科学的发展，还培育了一批享有声望的学者和专家，这为诉讼专家意见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法律专家对案件的参与对于恢复罗马诉讼传统，增加审判活动的理性，解决神职人员退出世俗法神裁活动后世俗法官缺乏权威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3. “人裁”基本方法的确立。科学理论的发展为审判活动提供了理性、可靠的方法。13世纪后期神明裁判被取消，欧洲大陆并未能如英国一样幸运地发展出陪审团来解决危机，何者来主持审判成为一个难题，“法国与英国的差别在于政府行动可以凭藉权力和资源……当考虑到召集6名或者12名甚至更多可信的人集中到某个地点、并让他们宣誓后作出一个判决的困难时，一个更容易的、也更为可取的选择一定是单独分别地向那些人被当事人提交的或者有某种理由相信他是清楚案情的人提出问题。”[3] 选择这一进路的思想基础有两个：一是人能够认识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二是调查、推理以及更广泛地使用证据的方法能够确保法官找出案件事实，而这正是启蒙思想家（包括教会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逻辑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指导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智识支持。逻辑学在中世纪后期已被广泛运用于宗教神学的理论论证之中，著名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逐步发展为欧洲大陆国家进行法律适用的传统，而数学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数理逻辑为人们推导和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更科学的方法。这一切推动欧洲大陆走上了一条以准确发现案件事实，以确保实体裁判准确性的道路。“在欧洲大陆，教会撤走了体现温和教义的证明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构筑了一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7] 这套“旨在准确发现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是赋予普通法官调查权和裁判权，并准许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允许他们除了使用人证，能更广泛地使用包括实物证据在内的证据。 （二）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特点 法定证据制度中的证据裁判以“量化”为基本特征，即立法不仅明确量化单个证据证明力，也量化证明标准，如两个可靠证人的证言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达到“一个完整的证明”方可定罪。任何两个证明力达两个二分之一个的证据证明力相加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任何两个证明力为四分之一的证据证明力相加为半个完整的证明。[8] 这种机械的、僵化的规则尽管违背了人类认识的经验，但历史地分析，却无法忽视这一制度中隐含的进步性和合理性。首先，神裁制度下法官运用证据并不在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一个清晰的联系，而仅仅是在证据与判决之间建立起联系，因为法官运用证据仅限于审理活动开始前作为分配举证权的依据，而一旦完成这个任务，证据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样，人们在审视一个案件究竟是否为错判时就无法沿着事实与证据间的关系进行检视。而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则将证据与案件事实认定对应起来，使人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官误判到底错在哪里，从而为上诉制度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法定证据制度将经过积累和检验的经验法则进行归纳和提炼，并上升为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的规则，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态度。法官作为人，其判断力是有限的，人性的弱点也不可避免，以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规则指引和约束法官，无疑是对智力、经验有限、无法抵挡各种诱惑的法官的有力支持。尽管经验法则的多变性和盖然性影响了其作为固定规则的准确性和适应性，僵化地运用这些规则也违背认识规律，但法定证据制度的许多证据规则仍有其合理性。如“数量规则”对于“孤证”——一个证人证言——定案的否定，“经验告诉我们，两个没有‘串证’而且正直的证人就其直接感知的案件主要事实做出的相互吻合的陈述，可以证明该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这一规定符合司法证明的一般规律。”[8] 又如“证明力递减规则”，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个人信誉有瑕疵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减半”，“受到对方有效质疑的证据的证明力再减半”，这些规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其实践合理性。第三，承认情况证据的证明力。情况证据是指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需要进行推理才能对要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在当今的英美诉讼理论上，情况证据用来证明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对诉讼认识产生后果的事实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构成原告主张或被告辩护要素的直接证据事实；（2）可以从中推断出相当于起诉或辩护要素事实的那些事实，即证明起诉或辩护要件事实的中间事实；（3）有助于对诉讼中其他证据的证明作出分析评价的证据性事实。肖建华. 美国证据法上的情况证据[N]. 人民法院报， 2005-1-21 （6） 它对于印证直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主要证据事实和中间性事实的存在有证明价值。“中世纪的教会法和大陆法学者也认识到，某些类型的犯罪不能产生符合质和量要求的证人证言，因此允许法官在不能达到正常的证明标准的特殊犯罪中使用情况证据。在这些犯罪中，情况证据能被用以获得法律上的完全惩罚。比如像通奸、鸡奸、杀婴等犯罪，可被推定和1/2的证言所证明。”[9]情况证据的适用巧妙增加了法官对证据的裁量权，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僵化和刻板。 应当说，法定证据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在裁判中的作用，对于巩固证据裁判这一规则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神职人员从世俗法院退出后，如何使无信仰支撑的世俗的法官的裁判被普遍接受即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立法明确规定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一个必然的出路。学者认为，法定证据制度预先明确的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事实上，欧洲的法定证据制度除了量化证据的证明力，并不排斥对证据能力的规范。以当时的法国为例，尽管刑讯已是主要之侦讯手段，但法律仍对拷问的要件、程序、程度以及口供的记录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不符合要求的口供将在程序上产生失权的效果，在实体上拷讯者将被追究相应责任。王亚新. 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J]. 比较法研究. 1993 ， （2） 此外，它能有效防止法官依据不可靠的证据误断案件，“防止法官专断”。[10] 法定证据制度中所包含的要求按可靠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思想即便今天看来进步性也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规定，如“在欠缺法律所预定的必要的证据的时候，不许论罪”，[10] 在证据达到法定要件时仍允许法官保留怀疑的态度并继续搜集证据（或对被告人作其他处分），即要求裁判者在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的同时，仍须遵循其形成内心确信定罪，等等，加洛林纳法典规则，对于被告人之自白允许法官继续调查取证；1670年王令要求要有其他半证据来排除怀疑。这些规定较之早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其刻板性已减少了很多。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严格依量化证据标准裁判的情况已不多见，许多法典都作出规则，要求法官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定罪量刑，如1853年《奥地利刑事诉讼法》规则，对被告人自白，“必须与重要各点和有关犯罪行为的现有资料相符合”才能认定；1857年《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规定，对口供，只有“所陈述的行为情况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能使人有所怀疑”才能认定。张友好. 经验与规则之间：为法定证据辩护[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6） 距今天的证据裁判原则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从两个层面界定证据裁判原则：一是从历史意义上，否定神裁，强调证据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根据；二是从规范意义，强调法官必须根据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且只有经过调查之后才能认定构成犯罪核心内容的事实。[11] 法定证据制度为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所体现的理性精神与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展而带来了理性复苏有着紧密的关系。 当然，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裁判的非科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形式主义在证据法典化运动和依案卷裁判的推波助澜下迅速使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据裁判偏离了正确的航向。 三“高精技术证据时代”的证据裁判： 主体与方式的困惑 （一）谁是裁判主体？现代科技带来的裁判主体困惑 192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就Frye 诉美国一案作出判决，宣布辩护方提供的测谎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因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没有能够证明心脏收缩压理论被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所普遍承认，由此确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普遍接受”规则，即“在其所属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获得普遍的接受”。Frye案涉及了一项新科学技术——心脏收缩压检测。其原理是，当一个人试图进行有意的欺骗时，这个人的心脏收缩压会发生改变。因此，通过仔细监控测试对象的心脏收缩压，专家就能够确定某人是否是在说谎。Frye案中，辩方聘请的专家对被告人进行了测试，并向法官提供了被告人在中止实施犯罪时是诚实的意见。但法官判定该专家证言不具有可采性。 “普遍接受规则”尽管未被立法所明确，但自产生后影响不断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美国法院压倒性的多数意见。[12] Frye规则事实上谕示了判断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体不是法官，而是该专业领域或相关领域内的专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93年的Daubert 诉Merrell Dow 医药公司案，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推翻了Frye标准，确立了新的经验有效性标准。代表联邦最高法院撰写裁决意见的Blackmun大法官在其意见中提出：审判法官肩负着重要的“守门”职责，应当对所提供的科学证据进行可靠性审查。从Frye规则到Daubert规则，科学证据可采性问题的决定权从专家手中又转回了法官旗下，在这场谁为证据问题裁判者的斗争中，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变化令人迷惑：科学证据一般具有原理专业、内容艰深、形式多变的特点，因而人们无法依普通人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其可靠性，法官在知识上的优越性一般体现于法律及相关的社会实践知识领域，判断科学证据可靠性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证则并不必然优越于常人。换言之，科学问题交由法官判断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靠？ 在对抗制下，解决科学证据问题的重要辅助制度是专家证人制度。源于14世纪的专家证人制度目前在英美国家适用范围广泛，将“具有本行业知识、技术、经验和教育的专家”吸纳到诉讼中来弥补了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美国学者富兰西斯·威尔曼在《交叉询问的艺术》中写道：“早在十四世纪，英国就承认诉讼中需要有专家证言，在依赖普通证人的证言之前，法官们就要求专家证人给以帮助。”[美]富兰西斯·威尔曼，周华，陈意文. 交叉询问的艺术[M].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控辩双方“争斗”的案件事实发现机制能有效激励双方尽力去揭示对方所提供的证据中存在的问题，发掘对方不成熟或不正确的理论或技术。与此同时，证据可采性认定程序的开放性能保证法官获得充分、全面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一前提下，坚持将科学证据可靠性交由法官判断，还能避免专业人士裁判的弊端，如专业垄断，以伪科学或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作为裁决依据，任意裁决（如通过任意扩大或缩小相关领域的范围满足可采性判断标准）。 大陆职权主义模式下，鉴定人被视为帮助法官解决专业问题的人，是法官的助手，法院有权从法院或官方授权的有鉴定资质的人或机构中聘请鉴定人，而一旦确定了鉴定人，案件中的专门性事实的确定权即交给了鉴定人。当需要鉴定的事实是案件的主要事实时，鉴定人即可能成为案件事实的实际裁判者。当然，为了防止这其中的技术垄断，解决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公正性和中立性的疑虑，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了特定的制度，如法国实行“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请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推行“参与鉴定”制度，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官方鉴定人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官方的鉴定活动。[13] 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到底应当由谁来决定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更有助于实现诉讼的价值，各国的实践令人迷惑，亦或者裁判者是谁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构建能确保信息充分展示，鉴定意见被充分论证和参与的机制则更为重要。 （二）依什么证据方法证明？科学技术带来的证据方法困境 科技时代刑事诉讼证据裁判之武器——证据不仅类型层出不穷，证据收集之方法也有别于传统社会，证据类型在科技时代变幻莫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成为描述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和载体，记录人们的行为和状态。而如果这些生产和生活环节中出现犯罪行为，这些记载和描述都可能因记载了犯罪信息或有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而具有事实上的证明价值。因此，一个国家的证据形式制度对于充分、有效、合理利用这些证据有重要影响：一个相对开放的证据体系对充分、合理利用新类型证据大有裨益。英美国家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立法中对证据形式并不做限制，界定证据仅为规范取证行为、帮助审查判断之用。而关于具体某个种类的证据是否可采，则通过判例和证据规则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制度的稳定性，也能克服立法过细造成僵硬、机械的缺点。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为例，《规则》中粗略地规定了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和司法认知、推定，但这几类证据均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涵盖力，许多新类型证据可被解释入这个证据形式系统。另外，可采性规则作为调节工具，使法官成为证据可采性的真正守门人，这样既有利于新类型证据在诉讼中发挥证据价值，又能防止不谨慎地认可。英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样，新类型证据可通过律师及法官的解释自然地被吸纳到包含力极强的现有的证据类型系统中。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重视证据体系的构建，其中包括证据种类的划分，因此往往有一个明确的、细分的、成体系证据形式系统，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涉及到的证据形式包括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物证、勘验笔录、书证、鉴定等，[12]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包括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物证、书证等，但两国立法均未规定诉讼证明只限于这些证据种类，法官能根据已提交并经过双方辩论的证据作出自由判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编第二章中规定了七种典型的证明方式（或称证据种类），但如果案件中出现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证明方法（称为非典型证明），一些条件下非典型证明方法也可以转化为典型证明方法。[14]显然，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不采取封闭的做法。 相比之下，我国与俄罗斯所建立的证据形式体系相对封闭。2001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4条第2款规定：“允许作为证据的有：（1）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陈述；（2）被害人陈述、证人的证言；（3）鉴定人的结论和陈述；（4）物证；（5）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审判行为的笔录；（6）其他文件。”[15] 只有符合这六种类型的证据才允许适用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 第2款规定更为严苛，连例举式立法中常用的“兜底”条款也没有。这一体系明确排除了新类型证据的合法性，从而将科技时代可能出现于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新型科学证据排除在外。从司法证明角度看，不仅极大地影响证明的效率，给司法人员完成指控增加难度，而且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司法人员充分利用科技证据及其他物证的积极性被遏制，证明不得不依赖口供和证人证言，这对科技时代的诉讼活动是十分致命的。 四结语 我国目前正在致力于刑事证据制度建设，致力于将我们的刑事程序建设得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有规范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科学技术影响。上世纪初，新的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贪腐和侦讯野蛮等问题的解决，今天我们同样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样面临着提振社会对警察及司法人员信心的环境，大胆、充分同时又谨慎地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无疑是一个理智的选择。然而，在刑事证据制度构建中同样不能忘却的是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带来了刑事司法证明方法的革命，从而极大提高了证明犯罪准确率和司法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伪科学或错误的科学理论又会对诉讼证明实践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在美国西弗吉尼亚，一种错误的基因测试方法在10年间被数百位案件的专家证人使用，导致数百名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16] 因此，公正的程序，当事人充分有效的参与，合理的专家参与制度对于正确利用科学技术完成司法证明至关重要。 科学技术史论文:范例式教学法在科学技术史课程中的应用 摘要： 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际例子，分析了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的原则，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范例教学；科学技术史；高等教育 0 引言 科学技术史是高校培养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大学生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演变，掌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培养科学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史能打破文理隔阂，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能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因为如此，科技史教育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功能。[1]74 1 范例教学法在科学史教学中的作用 传统的科学史教学方法，大都是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在被动的教学地位。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包罗万象，内容涵盖面广，如果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主体地位得不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难以发展，学生往往忽视科技史在实际中的应用，最终导致厌学和怕学。 学习方法是学好一本课程的关键。好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范例式教学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方式。它是通过模拟真实的事例，在特定的情景中进行体验，分析和解决。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1]78范例式教学以典型范例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学习典型的范例从而掌握一般，进而借助于一般原理和方法形成积极有效的学习。科技史由许多史料组成，许多史料就是典型的范例。范例教学法和科技史结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例作为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的突破点，利用这些突破点将科技史的知识串成一个整体，学生通过将学习过程中前后问题、模糊的知识有机联系，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在科技史的教学中应用范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探究性和创新性。 2 科学史教学中典型范例的选取和搜集 范例式教学中的范例是教学的关键点，教师应根据科技史教学的内容和教学对象，精心搜集筛选范例，这是范例教学法应用的关键。一般来说范例的选取和搜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范例要生动、有趣、具有代表性 选择生动有趣的案例能调动大学生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积极思考，唤起学生原有知识结构，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积极分析思考问题，理解新知识。 2.2 范例的选取要难度适中、贴切 范例的选择要符合大学生认知特点，难度适中，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的空间，让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到课堂中。 2.3 范例要具有较大的迁移效应 范例的选择要能够让学生从特殊个案推演到一般，在讨论和分析范例时往往会引起学生的联想，类比，这就是知识迁移的过程。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易于同化和顺应新的知识，建构一种有意义的教学过程。 2.4 范例要和科技史专业相联系 范例的选择和本学科相联系，一方面有利于本课程教学的开展，另一方面也更能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例如在讲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物理学的贡献时，浮力定律的发现是一个重点，可以采用范例教学法。教师首先讲述浮力定律发现的过程，提出问题：“中国曾经利用过浮力定律，你们是否知道？”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引出“曹冲称象”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引导学生思考：第一，中国传统思维和西方科学思维的异同。第二，通过范例，教会学生两种思维“替代法”和“综合法”。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使用了替代法；曹冲称象就是使用综合法的典型例子。教师通过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培养学生的发散式思维模式，带领学生分析，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阿基米德鉴定皇冠的真假和曹冲称象这两个大学生耳濡目染的故事。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典型范例，这两个范例本身就比较生动有趣，能够激起大学生的兴趣。两个范例具有较大的知识迁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在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 3 范例教学的实施过程 范例教学过程中范例是教学的中心，教师应在课前首先选择，分析好范例。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选择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的典型范例。再根据范例的基本特征进行教学分析，为范例的分析讨论和范例教学的实施作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适度地提问引出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学生思考，相互讨论，各抒己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学生积极发言，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当学生的思维走向误区时，教师要正确加以引导，但是不要给学生过多的提示，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这样学生能更好地从范例学习中掌握知识和规律。通过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对范例做出总结，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对范例进行充分讨论后，教师要对讨论及时作出总结、评论，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对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给予及时的表杨。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其他学生的不同观点，懂得欣赏别人，注重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理解所学内容的重难点，达到教学目标。 4 范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正确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范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由于教育对象是大学生，教师往往会把学生的主体地位绝对化，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整体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具有一定的掌控、调剂教学进度和课堂气氛的能力，通过适时、适度的提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使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能得到充分发挥。 4.2 注意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科技史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史一方面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史后面还隐藏着在这些科学事件背后起支配和影响作用的方法论，科技史本身也是一门科学方法发展的历史。例如，欧几里得建立使用公理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构成了逻辑演绎体系；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形式逻辑；伽利略建立了研究物理的数学方法，牛顿在经典力学研究中建立了微积分方法，现代物理学中形成和完善了对称方法等。教师在使用范例进行教学时，要让学生学会掌握、运用和更新科学方法，并能将这些科学方法学以致用。 在科学史的教学中还要培养学生尊重科学，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能力。科技史的讲授如果完全使用传统的公理化、逻辑化的讲授方式，就会忽视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合理使用范例教学，能加深学生对科学原理实质的理解，给学生以科学创造的启示。例如：在有关原子核物理学的内容时，涉及的内容凌乱复杂，可以以原子结构的探索发现过程作为范例，引导学生将电子的发现、汤姆孙模型、α散射实验、卢瑟福有核模型、玻尔量子化原子模型、薛定锷方程的建立等知识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提示学生：“直到今天，人们仍没有停止对于高激发态、高电离态的原子结构以及粒子与原子碰撞时的行为的探索，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对未知科学的探索欲望，尽量避免如爱因斯坦说的“几乎总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面的情况”。 4.3 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素养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适时使用范例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 案例 以下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进展”范例教学案例。 5.1 课程导入，引入“个”案 在章节的学习内容中，学生最难于理解并掌握的内容就是本章节的重难点。教师在课前要设计一个与范例相关联的个案，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学习的重难点，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学生来说，通过对范例案的学习，让学生懂得敢于根据客观事实冲破传统观念，是科学发现的关键。对此在教学中，以“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为例，首先简要介绍宇称不守恒的规律发现的简要过程。之后，教师向学生提问：从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中，你学到了哪些有价值的学习的方法？这个故事对你有何启示？通过这些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引出范例，通过教师从具体的个案范例中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范例，也就是整个教学的重点。 5.2 引导学生进行“类”的探索 通过对“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案例的研究讨论，学生理解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位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冲破了传统观念。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在科学史中找出类似的科学发现的案例，这就是从“个”案阶段向“类”的阶段过渡。在科学史中类似的事例很多，哥白尼冲破“地心说”，爱因斯坦冲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相对论等。 5.3 理解普遍规律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学生成功地找出隐蔽在“类”后的内容，即冲破传统的思想束缚是科学发现的关键所在。把从个案到类的认识提高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从而理解科学发现的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 5.4 学与致用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升华，学习重点转向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开拓、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过程，教师让学生回答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并掌握资料检索法和协作法。并学会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是评价阶段。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小组对学生评价，最后老师评价。通过综合评价来确定学生的综合成绩。 总之，范例教学运用于科技史的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全面训练，促进他们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技术史论文:论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变化关系探寻二者动态平衡 摘要：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艺术与技术是设计的两大重要特征，在设计发展历史上，艺术性和科学技术性一直左右着设计的发展方向；在艺术史上每一次新的风格都会给设计带来新的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也无不给设计带来新的飞跃；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也赋予了设计新的内涵。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要求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统一起来，设计师在设计作品是应清楚认识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任何使艺术与技术的分离或者艺术与技术不恰当的结合都会造成设计的根本失败，因此设计师应分析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历史关系，探寻二者之间变化规律，把握时代特征，顺应时展潮流，真正实现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动态平衡，设计出真正社会需要的设计作品。 关键词：设计艺术；科学技术；平衡；统一 人类原始时期、手工艺时期、现代工业化时期因生产力水平不同，设计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为适应社会生产力需要，设计要不断的变化发展，艺术与技术为适应设计时代要求，也在不断寻求二者之间平衡关系。 一、人类早期“实用性”设计 从广义上讲设计是人类一切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性活动，设计是人类的智能性活动，当人类产生以后为了生存便有意识有目的进行加工活动，由此设计便产生了，在设计萌芽阶段，以石器为代表的原始设计阶段，在此时期石器是最主要的工具，石器设计是原始设计最主要的设计内容，生产工具的设计创造对早期人类由猿向真正人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工具的创造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类造物活动的初始时期，人类智慧性活动完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个时期“实用性”是设计的主导倾向。 二、手工艺时期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 在新石器时代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人类完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成为独立的行业，手工工匠专心于器具的制作，建筑、手工艺、服饰等专业、独立的行业性设计逐渐出现和发展完善起来，创造了辉煌的手工业文明。在手工设计阶段，手工制作中设计与生产是密不可分的，设计者在富于艺术构思的同事也精通材料和技术，因此手工业时代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造就了传统设计的辉煌。在这个时期设计师不仅是技术人才同时又是艺术家，设计作品不仅是技术材料的体现，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在这一时期，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希腊和罗马、古代中国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手工业时代的设计最重要的特征是对金属材料的运用，以及纯粹依靠手工工艺的生产过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封闭性、稳定性、保守性也造成了手工艺设计的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突出特点。 三、工业化时期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变化关系 进入工业化时期，科技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变，打破是传统手工设计中艺术与技术结合模式，该时期艺术与技术之间变化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阶段；第二阶段是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第三阶段是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新的统一。 1.艺术与技术逐渐分离：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科学观念渗透在技术领域，技术知识逐渐走向理性分析阶段，与艺术感性思维产生距离；而该阶段艺术的概念也在开始强调艺术类的精神属性，艺术也逐渐与使用的概念和技术的概念产生分离。18世纪初期荷加斯的著作《美的解析》为最早的设计理论专著，荷加斯分析了以线条为特征的视觉美和以使用性为特征的理性美，认为使用的理性美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要为目的。18世纪艺术家巴托把艺术分为实用艺术，美得艺术，以及一些结合了美与功利的艺术；伴随着美术感念的出现，产生了大美术和小美术的区别，由此混为一体的技术与艺术才略有了区别。1750年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嘉通创立了“美学”使的艺术与技术分离更加明显；在西方18世纪中期哲学家黑格尔否认使用艺术作为艺术的特征，并且当时许多艺术家认为美的艺术高贵于使用艺术，由此许多艺术家不愿涉足于使用艺术领域，出现技术家不在干涉艺术，艺术家不再关心生产生活，最终导致艺术与技术的分离。 2.设计产品中艺术与技术矛盾时期：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好处的同时，技术与艺术分离似乎更加明显，在产品中集中反映了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矛盾，虽然工业革命带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上产方式，却没有给设计带来适合的新艺术可供借鉴，于是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与手工生产相比，机器的批量生产带来产品艺术质量的急剧下降和消费者艺术品位的降低。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作为世界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暴露出设计的严重不足。人们在使用工业产品的同时，审美趣味却停留在古典装饰风格之中，促使设计师在工业产品上装饰古典风格样式，导致艺术与技术的严重不协调，如何处理艺术与技术之间分离带来的缺陷成为设计师，艺术家，理论家开始考虑的时代问题。从而设计作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的时代即将到来。因而水晶宫博览会所展示的成就和暴露的问题成为工业设计理论和实践起始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直接原因。 3.探索设计艺术与科学技术的新统一：1、工艺美术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的原则，它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莫里斯倡导的在英国掀起的影响深远的设计运动，该运动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要求美术家从事产品设计反对纯艺术，该运动的本质是通过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来改造社会并建立起以手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工艺美术运动虽然有他的局限性，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设计的重视，探索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及设计与艺术的伦理道德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前瞻性工作， 打开了现代设计的大门，在之后的设计发展中，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不断的寻求新的平衡。2、新艺术运动虽然不怎么反对机器生产，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的艺术装饰，但是由于艺术装饰过于复杂，所以该设计风格并不适应现代工业批量生产，设计艺术与技术之间并没有实现统一；3、装饰艺术”运动几乎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同期诞生，具有手工艺和工业化的双重特点，在设计上采取折衷主义立场，由于它考虑到了人们对产品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和对精美手工制作的热爱，还部分照顾到了批量化生产的要求，所以在短期内风靡一时。然而，以当时尚显稚嫩的工业技术水平，要让大机器批量生产的产品兼具手工之美实非易事，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的产品设计少之又少，因而，“装饰艺术”运动经过短暂的流行后很快销声匿迹。无论是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还是欧美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都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它们的中心是逃避乃至反对工业技术，反对工业化，反对现代工业文明。而且以上三个设计运动在艺术上借鉴的都是繁杂细密的传统装饰。但是，大工业生产初期的技术水平和批量化的生产方式显然无法完成产品的这种艺术追求。与手工技术相比，大工业生产技术无疑是一种进步，问题在于找到能与这种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技术相匹配的艺术加以整合，创造出能代表大机器时代的优良的设计。4、人们希望在保持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能享受机械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如何掌握机械的艺术潜能，探询的目光投向了最具活力的现代艺术。大工业技术与现代艺术中的客观化趋势相结合，直接促成了一场现代设计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现代主义风格的确立，是现代工业技术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现代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艺术与技术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现代设计师们的基本设计理念，但是，设计中技术与艺术的平衡永远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复杂多样化的，当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后，设计也就从以现代主义为主而走向了多元化。 结束语 且不管何种形式、风格、流派都是围绕着艺术与技术之间相互关系中进行和开展的。如在以上设计几种主要风格中，每一种风格的盛行都显露出了艺术与技术之间微妙的关系。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在设计中，技术和艺术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完美结合，造就优良的设计；当设计中的技术与艺术达到动态的平衡时，设计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风格。技术在革新发展，艺术在不断变化，设计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数字化时代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需要重新思考定位。新时代背景下，虽然有人性化设计、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等不同价值取向，但设计仍然以艺术与科学技术为实现手段，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关系在新的时代依旧存在并更加紧密，而技术与艺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科学技术史论文:学习科学技术史的意义 [摘要]科学技术史不是单一学科的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综合的历史，而且是科学历程的历史。科学技术史从哲学方面来说是做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人文方面来说则是科学精神对人生观的影响和科学家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关键词]科学发展 哲学 意义 科学史研究是描述和记录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还揭示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一、科学技术史使人的世界观改变并让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科学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就是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马克思很早就说过，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更为有效影响和改变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 回望人类思想的每一次变革，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的改变总是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和新的开拓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具体表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科学术语到处被运用；（2）科学方法被广泛使用；（3）科学理论到处被引证；（4）大科学家被人们爱戴。 从科学史与方法论的关系上来说，首先我们看到：每一部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史；再者，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着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逐渐融为一体。研究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很好地开拓世界观的改变和开拓性思维方法的形成，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二、学习科学技术史能使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科学技术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景图，以全球的视角详述了西方、东方等文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统。从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从巴比伦到亚里士多德，从中国象形文字到地动仪，从玛雅文化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笛卡儿到法拉第，从工业时代到工业污染，等等，向我们展示了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 学习科技史不仅是对科学成就的崇敬和对科学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创新的深入理解。学习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使我们知识面增长，使眼界开拓，使文理结合，知识结构得到合理布置，使人才的培养更为全面。 三、学习科学技术史，能够更好地认识科学，从源头上透彻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科学的创新 从人类的进化到最早的科学研究，一路走来领略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巴比伦的文字体系，埃及的数制。从毕达哥拉斯定理，柏拉图立体，亚里士多德元素，到哥白尼的地心说，笛卡儿的世界体系，法拉第的力线，达尔文的燕雀，从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明到中国的象形文字，玛雅文明，再到工业时代，科技史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画卷。从这幅画卷里我们温故而知新，站在历史的肩膀上而创新。 四、学习科技史增强集体主义的责任感 科学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集体”二字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科学需要我们和同时代人同心协力，需要我们像一个集体一样合作，而且需要我们世代相传的前赴后继的合作。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的历史发展能够导致类似的行为。让我们回望科学几千年的发展史，不管是古老的东方还是西方世界，都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古代文明，不管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在近代科学中一度占据中心位置而对之做出过巨大贡献。从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技对于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从开普勒在第谷的天文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又在开普勒和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学立足于法拉第实验定律，现代遗传学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史事实，我们可以体察人类智力接力的承继性，牛顿因而感叹：他所以能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科学技术史是一门伟大的交叉学科。十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科学的普及工作，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学习科学技术史，不仅让人们全面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使我国的发展更快更好。 科学技术史论文:简论科学技术史 摘要：从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入手，简要论述了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几种不同的取向。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科学 内史 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科学技术史论文:高职院校可尝试开设科学技术史课程 摘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开设方面，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科学技术史体现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桥梁。科学技术史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对人才的全面培养有积极作用，而且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学技术史；课程设置 高职教育是区别于学科教育的高等专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是适应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本世纪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到2011年，我国具有招生资格的高职高专院校已达1228所，除高专类124所外，职业类院校1104所，其中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共100所。从学校数量上来看，高职院校与2011年普通本科院校（有1112所）相当。但是，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尚属年轻，在课程设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对人文素质教育不够重视。笔者认为，人文科学课程的开设在高职院校中是必要的，并拟以“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学科——科学技术史为例，就该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开设做初步探讨。 科学技术史及其教育功能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既涉及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而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史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产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1957年，我国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科学史为理学大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科学史这一学科在我国正式被确立。 乔治·萨顿（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1884～1956）是使科学技术史成为一门现代的、独立的专业学科的奠基人，他认为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C.P.Snow）指出：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对社会是一种损害和损失，他在《两种文化》中提出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对立的问题。他认为，作为西方整体文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当代教育中构成了一种封闭的态势：两种文化各自培养出单面化甚至片面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限于各自的专业训练背景，只了解一种文化，而很难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形成共识。如科学工作者只认公式、标准化和因果关系，而人文学者更在意一种诗意境界。由此导致他们对待同一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情感方面也难以达成有效的沟通。真正的后果是，人文学者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或加速度的确切涵义，而科学家则对司马迁和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知识的片面造成了理解和信任的危机。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是对人类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大威胁。 20世纪初，随着科学史的发展和人们对其作用的认可，科学史教育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展。我国的科技史研究稍晚一些，科技史教育于20世纪末期才在高校有所普及，一批科学史博士点、硕士点及本科教学在一些大学相继出现，我国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科学史选修课和通识课，并举办了相关论坛或讲座。 科学史的功能有很多，而且各家的看法大同小异，笔者可略举几个被普遍公认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功能。 （一）科学技术史对科学教学自身可以提供帮助 科学史的雏形只是简单地对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的记述，这类文章多见于科学专著的序言中，对了解及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发展很有帮助，因而这种序言至今仍屡见不鲜。科学史的这类作用被人们广泛认同。 早在1922年，法国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在一次演讲中就专门论述了科学史的教育价值。他发现，在教学中忽略课程历史的一面而仅注意到实用的一面，会使科学教学表现出一种“教条式畸形发展”的倾向。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即科学史教学方法——笔者注）才可以培养出继承科学事业的人们，使他们体会到科学的永恒运动和它的人道价值。这种需要对于将来创造新科学的人们是很明显的，对于教育家和对于各种事业的先导者们也是同样重要的，而对于广大群众，对于那些只能满足于在学校读书的那几年所获得的一点文化的人们则是更为重要的。” 科学史教学除了有助于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外，还可以从中学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这方面尤其体现在近代科学技术的教学中。例如，将天文学革命放到当时神学宗教的大环境中，就更能体现它的革命性。这样将科技的发展放入历史的框架中，既可以加深对科技革命的全方位的理解，也可以培养学生判断的头脑，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并学习真正的科学精神。 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从多个角度理解一件事情显然要好于单向思维。对科学有立体丰富的认识不论从科学知识本身还是从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简言之，科学史就是要使科学变得丰满、真实、立体化，而不是孤立、片面地被人迷信追随，就像研究历史人物，要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处于当时复杂社会大背景中的人，而不单单是有某一项成就的职业化的人。 （二）科学技术史对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科技的伟大作用，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个极端：“科技宗教化”。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是最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它可以解决人类任何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机械地套用自然科学规律加以说明，这种现象类似于牛顿力学之后，近代物理学家之间形成了“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恩格斯语），认为科学的万能性、技术的完美性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认为科学发展有其独立的规律性，不受社会、经济、文化、哲学等因素的影响，某一科学定律的出现、技术的发明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单一性。显然，这两种片面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通过对科学史的学习，人们会了解到科学的发展不仅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更受社会各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更加认识到某项技术的发明需要经历很多历史的与社会的选择，包括技术多样性、延续性和选择性的因素，例如军事、经济、文化、人的心理、兴趣等各种条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在相当阶段对西方的影响就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原因在于我们的汉字符号比26个字母要多得多，另外中国人对文字的艺术性即书法美的鉴赏要比西方人更为热衷。 不仅社会的发展会影响科技的发展，同样科技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变革，人们利用科学的口号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史例比比皆是。例如，利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阐述社会变革，用物理学史中打破“元素不可变、原子不可破”的事实为推翻陈旧的社会体制提供思想来源等等。 总之，科学与社会是联系紧密的，学生应该对二者有正确的认识，而科学史的教学会对此有重要的帮助。 （三）科学技术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学生了解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更要深入理解诸如“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没有是非，关键要看人类怎样利用，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掌握了科学技术之后，如何利用它，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原子能既可为人类造福，亦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生态的破坏使得人类居住的环境恶劣、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大气质量下降、克隆技术的泛滥使用、病毒的变异等等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所以，正确合理地利用科技造福人类，不仅是技术问题。加强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应该长期伴随学习与掌握科技的整个过程。就这一点而言，如何利用科技要比如何掌握科技对人类而言更为重要。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必要性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具有教育的一切共性。高职院校是进行职业教育的场所，而不是一般的“培训班”。“教育”是指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而“培训”是指培养与训练。教育与培训的核心都是一种学习，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等于培训。培训是社会机构面向特定的受众，针对社会发展所特有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实践性的训练方式所采取的旨在缩小目标与现状间潜在差距的措施，重点是提高受众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强调工作能力的提升与物化。教育是教育机构面向广泛的受众，针对个性成长所特有的普适性问题，通过引导性的传授方式所采取的旨在夯实现实与未来发展基础的措施，重点是培养受众满足个性需求的能力，强调人类文明的传递与转化。教育是长期的、关注系统理论和人类普遍价值的活动，而培训是短期的、关注具体技术和组织自身文化认同的活动。培训更多地发挥着改善和提高个体具体的技能、知识、态度、工作能力、工作绩效的作用；而教育则更多地发挥传承和提升普适的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作用。因此，职业教育更强调的是对从业者长期的、全面的教育，不仅使之学会技能，还要使之具有文化素质。 然而，现在众多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有断章取义之嫌，曲解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涵义，忽略了该理念提出的背景，导致了“纯粹职业教育”的极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的一段话：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 这段话是针对办学思想而言的。不难看出，“以就业为导向”是针对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是针对以前政府直接管理，“市场驱动”是针对原先的计划培养。整体理解这段话之后，便可知“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办学理念，而不是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更不是高职高专课程安排的准绳。 可见，高职教育应该是对学生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全方位的教育。高职院校不应办成“培训班”，应该有也必须有校园文化和学校精神，作为一个地域性的高校甚至是当地的“最高学府”，除了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外，引领当地先进文化也责无旁贷。教育是终身的，“教是为了不教”，教会学习的本领才是教育的本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此之外，让学生以科学的精神掌握科学技术、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并与社会相结合，是教育与培训的根本区别。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高职院校（其实有些综合性大学也有类似情况）偏重于“技术”教育，喊着“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口号，删减人文科学课程。就业和服务固然重要，但忽略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亦是教育的悲剧。学生学会了开锁技术就会乱开锁，就技术本身而言，开任何一把锁的技术可能没有太大区别，但打开未经允许的锁和打开允许打开的锁的后果显然大相径庭，这就不是技术的问题了。这当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技术技能时，往往忽略了技术的两面性和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简单地迷信技术。这是对科技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 爱因斯坦曾于1931年2月1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过如下讲话： 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力度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些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提出关心人的本身要比懂得科学更为重要，这一点应为我们学习职业技术的学生认真体会。关心人自身、关心社会、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都是科学史探讨的问题，而目前的教育正存在这样的问题。科学史不仅关注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更关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另外，科学史除有以上三点功能外，其科技普及功能也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由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高职高专学生的知识面更浅、更窄。文科生不懂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不了解纳米技术、克隆技术，理科生不懂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甚至搞不懂“唐宋元明清”的顺序。对于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如简单的天文历法、公元纪年法的原理和来源更是“听之任之”，不去管它。多数人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按阳历还是按阴历划分的，既不懂“年”和“月”的天文意义，更说不出“夏至”、“冬至”、“秋分”、“春分”的天文意义乃至时间。笔者就曾遇见一位高职专业教师搞不懂“为什么秦始皇要把自己的立国时间定在公元前一个不是特殊数字的年份”。这绝不是个案。 由此看来，在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之类的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的困难与可操作性 随着科学史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以及人们对科学史及其功能的进一步认识，科学史教学已在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展开。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相继成立科学史系。之后，又有多所院校成立了科学史研究与教学机构，并在师资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在中学教材上，也适当地增加了相应学科的科学史内容。相对于综合性高校，高职院校各方面的资源要差一些，有的高职院校由职业中专升格而来，有的则是从无到有。之前，由于我国高职几乎忽略科学史的教学，所以无论从师资上还是从教材上或是观念上，都在科学史教学方面不能和综合性高校相比。 在课程设置方面，因为科学史教学与学生的就业几乎没有关系，所以很少有学校将科学史教学纳入教学计划；在师资方面，由于教育体系、观念等原因，高职院校基本没有科学史专业教师；在教材方面，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发现专门为高职高专院校编写的科学史教材。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首先，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他们在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一定的比较系统的科学内容，可以接受科学史教学而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障碍。其次，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不存在高中时期的升学压力，有条件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 在课程规划方面，尽管职业教育课程中要求有更多的实践课时，但以讲座、专题报告的形式做科学史教学还是很具有可操作性的。我们不可能要求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对科学史有多深的理解和研究，实际在本科生中这也是很难实现的。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科学史教学不必追求系统化，只要讲授一些大众的科普知识和科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和经典实例即可，一方面，可普及当前的科学前沿，另一方面，可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在师资方面，随着高校培养的科学史专业学生越来越多，虽然不能全部满足高职院校的需求，但可以通过培训、外聘、兼职等方式进行授课。由于科学史课程不像其他专业课程一样需要大量的固定课时，所以一座城市内的几所学校可以共享师资资源。这样既可节省人才资源，又有利于学校间的交流。另外，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不定期地聘请知名专家学者做讲座，既可普及科学史知识，提升科学史教学水准，也可丰富校园生活。 在教材方面，现有的科学史教材大多是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编写的，有学科史如物理学史、数学史、技术史等，也有通史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但这些教材都不适合高职高专教学。笔者认为，专题形式的教材适合于高职教学，内容一是偏于技术，二是涉及普通常识即可。笔者曾于两年前与一位资深科学史家探讨编写高职教材问题，答曰“给我一年时间，就可以编一本满意的教材”。可见关键是导向问题，如果相关部门予以考虑，设置“课题”之类，适合于高职高专院校的科学史教材定能及时出炉。 由此看来，开设科学史课程主要在于人的观念和认识问题，而不是其他。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开设科学史课程是有益的、必要的、可行的。用人文科学为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营养不良做补药是必需的；对于已掌握了技术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用科学技术史帮助他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也是必须的。 科学技术史论文: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方法探析 【内容摘要】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做了一定的迁移性思考，本文分析了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从具体方法上阐述了民族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和科技史中的田野调查法之异同，进一步说明了对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的应持的态度。 【关 键 词】少数民族科技史 科技史 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 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 笔者觉得不可取。 科学技术史论文:“科学技术史”教学的思考 [摘要]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文章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入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教学　原则与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展示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重要窗口。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现实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其他相关政策，而且特别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本文从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功能分析人手，提出了高校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学科，对于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开展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助于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史记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史。可以使学生把科学技术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现成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分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原理的演变过程，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继承关系。分析科学技术产生、发展的脉络及历史演变；可以帮助学生较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生长点、突破，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2　有助于学生从社会的角度认识科学技术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它不是象牙塔中的知识，科学技术史不仅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进行逻辑分析，而且对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法西斯用来杀人；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人的丰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种种威胁，这即是科学发展付出的代价，它的最终解决也必然依靠科学技术。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学生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面向21世纪的技术人才不仅需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而且需要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即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科学技术史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错的综合性科学，可以起到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这是科学史特有的优势，因而科学史的教学对于文理渗透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3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简单地说，科学态度就是面对实际问题时能遵循事物本身的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科学技术史教学，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重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都与社会需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其本身又有自身的规律。任何脱离社会、违背规律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存在。如造纸术的发明就是适应了汉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明后又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精神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决定因素，而且科学活动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正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构建因素。科学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共进的协作精神。而科学技术史正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这些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修养对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形成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　有助于学生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从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通过对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信心，明确自己肩负的重担，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将来投身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作好知识准备。 5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我国古代在农学、医学、水利、机械、建筑、桥梁、矿冶、陶瓷、纺织和造纸等各技术领域都有博大精深的技术成就，在大学各有关专业里开出各种技术史课程，不仅有益于各专业的学习，更可以。细雨润无声地对大学生们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具体来说，船尾舵、指南针、水密舱壁和车轮舟，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术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造船技术的进展。大学生们在学习和掌握中国造船史资料的同时，爱国主义的情怀持续不断地浸润他们的心田。对于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来说，这也是―个极好的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后续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也是有益的。 二、科学技术史教学需要把握的三个原则 (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技术史属于历史范畴。但又是介于科学技术与史学问的边缘学科，是联系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科学技术内史要求了解和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原理、造就过程和内部规律性，科学技术外史又要求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和社会作出统一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得益于它的创始人对近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而今天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也理应渗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统一的教育。 (二)中与西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许多西方学者，或由于对中国的无知，或出于种族偏见。或出自对科学技术定义想当然的解释，或采取了以已今日之长掩盖昔日之短的思想方法，始终无视、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甚至一些国内学者也自我贬低。因此，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展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本来面貌，就成了科学技术史义不容辞的任务。中西结合就是要注意横向比较。在古代部分，既应弘扬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指出西欧中世纪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应突出古希腊科学的开放和理性传统；在古代向近代的过渡部分，需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少数科学。如物理 学与技术如水轮、钟表中长期积聚的潜能与对中国四大发明的研究和改造相结合，再辅以古希腊优秀科学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形成了西欧天文学、力学、机械学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近代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而同时期的中国却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循此前进，一方面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源头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半殖民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上已是西方的舶来品。 (三)古与今相结合的原则 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近现代史内容量的增加，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大。以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只是到了当代才能提出；另一方面，距离当代愈近，科学技术与现实生活的贴近度愈高。对受教育者的启示更直接、更亲切。因此，要古今结合，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既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汲取经验和教训。也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汲取力量。 三、《科学技术史》教学方法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蕴含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巨大宝库，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大学生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科学的教学方法。笔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方法： (一)启发式教学方法 强调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教学过程中注意启发和引导对科技史的理解和掌握，重视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使学生在科技史学习中实现掌握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同时。重视教法和学法的结合及其转化，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量的特点，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培养和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一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优化课堂教学艺术。讲究教学艺术，教师不但要向学生倾注感情。要有激情，要注意语言的规范、简洁，并配合教学内容适时的声情并茂，还要注意板书的工整、扼要，同时还要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结合知识点巧妙地设计一些小故事和生动的画面，创造出美好的情境。二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有效创设情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科学技术史是一个静态的已经发生的历史，将其放在一个动感活泼的环境中，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计算机系统有优美的图像、动听的音乐，有趣的动画，是创造这种情境的最佳工具。在多媒体计算机的辅助教学下，使静态变为动态，抽象变为形象，教学效果较好。三是运用计算机充分及时出示课堂练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堂练习巩固中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省去板书和擦拭的时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四是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让生活走进数学课堂，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科技史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科技问题。 (三)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ame一hased teaching)，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案例教学的实质是开放、互动，强调大学生的高度参与。教师的重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大学生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科技史教学的顺利进行。 案例教学法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收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情境资料；(2)将所收集资料形成教学案例；(3)进行班级团体讨论或班级小组讨论；(4)讨论中，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者角色；(5)归纳各组或团体意见。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可以质疑他人的想法，学习如何发问，进而学习到独立思考、与人相处、解决冲突、尊重他人等能力。 (四)共同讨论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灵活性。通过共同讨论，不但可以强化学习的效果，而且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同时方便教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摘 要：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从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推翻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起诉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摘要: 如果必须直面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这里包含着一个对历史的“假设”，即假设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将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后话。历史学人却有一个共识: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是，另一个共识却是，每每提到“容不得假设”，随后便开始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始评说。本文或许也摆脱不了“假设”之窠臼，但希望更多地在假设之外，得出对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 (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 (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 (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作者:宋花乐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由此可见，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鸦片战争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民族资本主义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 536017）

英语教学论文:对于旅游英语教学感受海外文化差异论述 旅游 外语是为适应旅游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发展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开设的旅游专业外语,是培养高素质旅游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必修课程。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在传播文化、保护文化、融合文化、消除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一、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意识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旅游外语课堂,使学生不再局限于单纯地学习语言,而是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学到了使用这一语言的文化,更易于理解和掌握所学的语言及文化,并能改善知识结构,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旅游英语》第一册LESSONFIVE的REVISION中,Porter有一段话“Thisisthesecondfloor.Hereisyourroom,Mr.andMrs.Morri-son.Yourroomis223.Thesingleroomisoverthere.”[1]讲到这里,教师就要结合文中出现的房间号码,给学生讲解不同民族对数字有不同的看法。如中国人喜欢选择在带有“3”、“6”、“8”数字的日子旅游,也喜欢带这些数字的楼层和房间;西方人则忌讳“13”,旅游时常常回避这个数字,也不会住饭店的“13”层和13号房间。再如数字“4”在中国人的眼里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常说“四季发财”;“四季如春”。可是日本人却不喜欢这个数字,其原因是在日语中,“4”和“死”的发音相同,所以,日本医院一般没有4号床位、4号房间、4号楼,电影院也没有4排4号,饭店里很少见到以“4”结尾的房间号码。如,中国自古就喜欢数字“9”,如“九州”、“九九归一”等;在日语中“9”因与“苦”的谐音而遭日本人忌讳。由这么一个枯燥的数字和没有多大意义的房间号码,教师却能引发出丰富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这比起单纯教学生如何读数字,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通过这堂课的学习,学生就掌握了数字在不同民族中所代表的不同意义,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会出现由数字而引发的“文化冲突”。再比如,我们在讲到“dog”一词时,虽然“dog”与中文的“狗”在语言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从其价值取向所赋予的文化内涵来看,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汉语表达中,与狗相关的词语绝大部分带有贬意,例如“狗仗人势”、“落水狗”、“走狗”、“丧家狗”、“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然而,在西方人眼里,“dog”却令人好生爱意。在他们看来,“dog”是忠实的象征,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以狗来喻人是褒义的。如“luckydog”意为“幸运儿”,人疲惫时可用“dogtired”来形容,“Loveme,lovemydog”是“爱屋及乌”的意思。因此,如果把“dog”一词与汉语中的“狗”联系起来,可能曲解原意。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中外文化的知识,而且还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收集“语料”,促使他们时刻留心吸取和积累有关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资料。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展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知识问答等活动,使学生在学到语言知识的同时,也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本人曾作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学生喜欢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中讲解中外文化的有关内容;85%以上的学生表示,通过文化差异的讲解,能牢固记住所学的语言知识点,95%以上的学生认为,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有必要讲授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知识。 二、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有效培养谙熟中外文化知识的旅游 外语人才,提升涉外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对于我们培养涉外旅游人才有着重要意义。藉此培养出来的旅游外语人才,就会有意识地抛弃“中文思维+外文形式”,在涉外旅游活动中,知道如何尊重外宾的文化传统,知道如何与外宾进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从而有效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品位。深入了解了中外文化差异,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接待前来旅游的外国旅客时,就不会犯文化错误。如果我们说:“Youmusthavebeentirednow.”(你一定很累了。)“Youhavehadahardtime.”(你累坏了。)“Youhavehadatir-ingjourney.”(你这一路辛苦了。)这好象是表示对对方的关心,但结果恰恰相反,对方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他觉得在你眼里他好像是“弱不禁风”似的。所以我们应该说:“Howwasthetrip?Didyouhaveapleasanttrip?”(这次旅行如何?一路愉快吗?)“Welcome!Ihavebeenexpectingyou.”(欢迎!我一直在盼望你的到来。)“Iamgladtoworkwithyou.”(能和你一起工作非常高兴。)“Ihopethatwewillhaveapleasanttriptogether.”(希望一路愉快。)有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我们在，！涉外旅游活动中,就能够对外宾加以引导。比如,被中国人喻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在汉语中有很丰富的内涵,象征着高尚人格,的着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就是一个例子,以“岁寒三友”为题材的文化作品在中国也十分受欢迎。当我们在旅游中看到千奇百怪的松树时,就会联想到松树的高贵品质,进而联想到人的毅力等。而一个外国客人可能就很难有这些联想。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外宾与我们有共同的情感体验,就需要在介绍时加入“松”在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意义,从而激发外宾与我们的共鸣。有了文化背景知识,我们就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好涉外旅游工作。如,当我们带着外宾走进桂林公园,“阵阵桂香扑鼻而来”就可译为“TheParkofSweetOsmanthusisnotedforitsprofusionofosmanthustrees.Flowersfromthesetreesindifferentcolorsareinfullbloomwhichpervadethewholegardenwiththefragranceoftheirblossoms.”这样的译文,打破了原文的句子排列,改写原文华丽的词藻和细节描写,整体概括,简洁明白[2]。又如,浙江兰溪有个济公纪念馆,里面写有:“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困人民爱戴。”我们给外 宾介绍时,可译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在这里,我们把济公比喻为英语民族的人都很熟悉的罗宾汉,他们听起来不仅易于理解,而且还倍感亲切[3]。 三、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把中外文化差异知识介绍给学生,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繁荣中外文化的交往。 交融旅游业是一项文化性很强的事业,旅游外语教学就是直接为涉外旅游业服务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会常常在课堂上、课文中有所反映。我们在旅游外语教学中,介绍语言的文化背景,介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就会使学生加深印象,使他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时候想起文化知识,这种在学习中运用、在运用中学习的办法,比起我们为学文化而学文化、为学语言而学语言的效果要好得多。比如,我们在讲到《饭店服务英语》餐饮部分中的TAKINGORDERS的时候,会提问学生诸如:“Be-foretakingordersforguestswhatdoyouusuallyof-fer?”“Howdoyouaskthegueststoorderanaperi-tif/starters/maincourse?”“Iftheguestorderssteak,howdoyouaskhimhowheprefershissteakcooked?AndhowdoyourecommenDSPecialdishesofyourrestauranttotheguest?”的问题,我们就会结合相关的问题,给学生讲解中外饮食文化,并通过指导学生进行模拟练习,自然而然地把中外的饮食文化介绍给学生,也使学生对中外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真正知道了在什么情况下,给客人推荐什么,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能使人们对中外语言的差异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和关注,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学到该语言所属的文化,最终能真正融会贯通地理解和使用该语言。其实,旅游外语教学并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学习和运用旅游外语这一工具,实际上是一个既学习这门语言又学习该语言文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完满了,我们就能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语专业人才的文化素养,促进中外文化的交往、交融。 四、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有助于传播先进文化,有利于对学生实施有效的德育教育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有责任传播先进文化。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祖国各地遍布历史文化遗产,如万里长城、兵马俑、十三陵、岳阳楼、赤壁……这些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成为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观。我们要通过旅游活动,传播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要通过旅游活动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我们要通过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来传播先进的文化。在教学中,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学习、了解外国文化,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不能把与我们文化不同的外国文化看做是荒唐可笑的东西,反过来,也不应该以外国文化作为标准来贬低自己国家的文化。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且,各民族的文化还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互相交融、互相补充。因此,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学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外文化的差异,努力做文化传播的“大使”,自觉宣传先进文化。对学生实施德育教育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旅游外语教学中,通过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能对学生开展有效的德育教育。如本人在旅游日语教学中给学生讲到以下这段话:张:冬の西瓜は珍しいので、少しくらい値段が高くても、买う人がいます。田中:もう今では、野菜や果物を见ても、季节がわかりませんね[4]。我们自然会提及季节语,就要给学生介绍“旬”和“初物”的文化背景。在日本,蔬菜或鱼贝类的旺季叫做“旬”,在“旬”期最初收获的蔬菜或捕捞的鱼等叫做“初物”。日本自古以来就流传着食用“初物”可以延年益寿的说法,对此特别珍重。“旬”期的蔬菜或鱼的名称,还多作为“俳句(はいく)”中表示季节的“季语(きご)”使用。“旬”和“初物”都是表达日本人重视季节变化的词语。如今,科学技术发达了,蔬菜、水果在塑料大棚里栽培,鱼在养殖场养殖,什么时候都能得到,季节感淡薄了。因为蔬菜、水果在“旬”期以外的季节上市能卖高价,出现了“旬”期反而物品减少的现象。例如,从5月西瓜就上了市,到了炎热的8月不仅数量少,味道也不好吃了。这是过去以“旬”为乐的人们意想不到的。通过这样的文化背景介绍,我们就可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并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宏伟业绩。 英语教学论文:浅谈中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浅谈中学英语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能力是人类突破旧认识、旧事物，探索和创造有价值的新知识、新事物的能力。未来的世纪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学科，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在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是我们英语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英语教学与培养创新能力间的关系 英语作为一门交际的工具，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人们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的过程无不体现出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 1、英语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英语自产生之初至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变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内涵，使其成为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语的词汇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增多，目前已发展至上千万个，其语法结构、语音也在发生着变化。目前人们已几乎无法听懂中世纪地道的伦敦英语了。 2、英语如同其他语言一样，都是人类创新文化的载体。 人类历史的无数次创新都被包括英语在内的各民族语言所记录，在其语言结构和优秀作品中都凝聚着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创新精神和高超智慧。达尔文用英语写下了《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用英语写下了《相对论》、还有无数的英文作家写下了无数的传世佳作。人类用英语和其他各民族语言创造出了人类文明。 3、英语是我们学习国外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有效工具。 我们在用英语与世界各国的人们进行交流的同时，可以从中学得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手段。我国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正是我们向西方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学习的运动。当时，许多人出国留学，借助所学得的英语、日语、法语等外语来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他们之中涌现了一大批象严复、詹天佑等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更有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促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的不断进步。 二、充分发掘初中英语教材中的创新教育素材。 现行英语教材JUNIOR/SENIOR ENGLISH FOR CHINA中许多内容是最为生动的创新教育素材，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可抓住时机利用这些素材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开拓创新。 例如，JEFC第三册介绍了美国发明家Thomas Edison童年的故事，SEFC第一册又介绍了美国著名的动画片大师Walt Disney的传奇经历，教师在教授这些课时可以启发和引导学生学习他们善于动脑、勤于动手、乐于创新的精神。 又如JEFC第二册第39课中有个关于乘电梯的问题：“Why doesn't he use the lift for the last three floors?” 文中也没有列出标准答案。因此教师便可以充分利用这个问题让学生积极展开讨论，训练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寻求所有可能的答案。 三、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的求异思维 求异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和鼓励学生打破思维定势，敢于“say No”，从而让学生多侧面、多角度地思考问题。 在课堂活动中，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应经常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积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用自己的独特见解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例如我在组织学生学习New Concept English 第一册第75课时，提出了“Why does the shop assistant say women always wear uncomfortable shoes？”的问题，让学生各抒己见，展开热烈讨论。有学生大胆地指责shop assistant 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我及时表扬了他，并鼓励学生要注重理解语言的内涵，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2．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发展学生的个性。 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是学生发展个性的土壤。罗杰斯说：“成功的教育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的安全的课堂气氛。”师生之间建立亲密融洽的关系有利于学生产生创造的勇气和信心。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的成绩、优点以及思维中的合理因素要及时鼓励。 本人在课堂教学中常常以“用英语唠家常”的方式来引出每堂课的新知识点。并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学生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理解语言、掌握语言和运用语言。例如有一次我在复习教材Junior English for China初一第17单元Could you help me, please?时，我抱了个看似十分沉重大纸板箱子走进教室，随口就说：“The box is heavy. Who can help me?”许多学生都举手要来帮我拿，于是我把这个箱子交给了一位男同学问他：“Could you help me?” 他接过箱子便说：“Certainly.” 然后我又问他：“Is it heavy?" 他掂了掂箱子的份量说：“No, it isn't heavy. It's light. ”（这些正是这一单元所学的内容。）随后我又借机问学生：“What is in the box, do you know?” 学生便好奇地猜起了箱子里的东西来。接着我如同变魔术般从这只大箱子里拿出了足球、小盒子、茶杯、娃娃、彩蛋、水果等东西，每样东西都要求学生描述它们的颜色和形状。凡是猜中箱子中物品的学生都得到了相应的东西作为奖品。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已经掌握了如何用英语提供帮助和如何描述事物，学生们也在教师创设的自由宽松的情境教学中感受到了学习语言的无穷乐趣，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学好英语的自信心也在这些“似教非教”的课堂活动中被激发了出来。 3．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语言 学生在母语环境中学习英语常常会遇到英语和母语在语音、词汇和各种表达方式上的冲突，而这正是引导学生自觉归纳语言学习规律的最佳切入点。例如，在语法结构教学中，初中学生往往会对都能在汉语中表示“有”的结构“there be” 和“have/has”颇感疑惑，教师可利用时机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掌握语言规律。教师可让学生搜集含有“ther e be” 和“have/has”结构的例句。将他们分类罗列，学生们的分类罗列过程，正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便会发现“have/has”表示“拥有”而“there be”表示“在…有…”。 又如语音教学中，有的学生发现worse, word, world, work这些词中的or 都念[Y+::]，便好奇地问老师：“是不是所有的or 只要放在w后就发[Y+::]的音，教师此时便可卖一下关子，而应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的方式自己去寻找答案，找出单词的发音规律来，并启发学生对于其他的语言现象进行思考，自己总结出语言规律和英语学习的小窍门来。 4．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合理运用创新型教学手段 以多媒体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手段，具有直观性、交互性、生动性等特点，有利于适时拓展教学内容，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创造力。教师在创意制作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时也常常将自己的创造力融于其中，从而以教师的教学创新来启发学生的学习创新。 英语教学课件的制作尤其要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并应留给学生一定的思维空间。例如本人在创意制作课件Where are you from?时，设计了“See the World”板块，在这一板块中，课件呈现了世界各国的风景，让学生用英语说出每个国家的名字并简单地叙述该国的风土人情。学生在这一课件呈现的课堂活动中，复习了旧知，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 四、通过生动有趣、富于启发的英语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英语课外活动是学生充分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激发创造思维火花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引导学生开展课外兴趣活动时应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依据现有水平开展各种创造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体会到学习英语的快乐和用英语进行创造的愉悦。 本人在组织学校英语课外兴趣活动时同学生一起将英语活动室布置成颇有童趣的English Corner。在英语角内学生们布置了Household Corner（生活功能区）、Reading Corner（阅览功能区）和Audio-video Corner（视听功能区），充分利用身边的实物和场景来学习英语。并通过自编自演英语小品、创意制作英语小报和贺卡、写英语书评甚至设计英文个人主页等活动使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和运用英语的能力得到提高，学生已从在活动中单纯学习英语知识转化为在活动中用语言进行交际、用英语进行创造。 长久以来，我们在教学中由于忽视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而一味地让学生在大堆大堆地题海中“磨练”应试技巧，导致许多学生“死读书”、怕交际。作为教师，在教学中不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无疑会给他们的终身发展带来后患。我们英语教师要将创新教育理论与本学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将英语教学活动作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活动，积极探索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实施创新教育的新途径。 英语教学论文: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ALL）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及前景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称CALL）是外语教学发展的新趋势。它与传统教学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教学方式侧重教师的教，强调通过教师的最佳教法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而CALL注重引导学生借助计算机来学习语言，通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计算机辅助的有机结合，求得最佳学习效果。目前，CALL的研究和实践在国际上受到普遍重视。北京中小学英语教学中CALL的研究和实践已处于起步阶段，近期的研究涉及教学课件的制作和使用、现有教学软件的使用、计算机网络教室的使用以及校园网、国际互联网和远程教学的利用等。这些研究和实践预示着未来外语教学发展的趋势。 一、CALL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1. 硬件环境 北京市最近对380名中学英语教师的调查显示，其中有215名教师的所在学校配有专用计算机教室或电化教室，占学校总数的56.58％；有162所学校的外语教研组（或年级组）配有电脑，占42.63％；380名教师中已有153名教师个人购买了电脑，占教师总数的40.03％。目前北京市已有数十所中小学建立了校园网，北京市双向远程教学网也已开通。1999年10月，第一节英语远程教学课通过北京教育信息网顺利进行，位于市中心的一所重点中学的师生和北京怀柔县一所中学的师生共同上了一节初一新课，实现了教育资源共享，为解决边远山区教育资源不足开辟了新路。 2. 软件环境 在对北京市中小学计算机辅助教学38个课件的调研分析中发现，教师对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具有极大的热情。教师自制的课件中有针对一项教学内容而设计的五至十分钟的短小课件，也有为一单元而设计的完整的交互式学习软件，有适合教学演示用的软件，也有为师生和学生之间交互练习用的软件，从这次教学课件调研中我们发现： （1）运用自制教学课件针对性强，能够直接为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服务，有利于抓住教学重点，突破难点； （2）集文字、声音、图像和动画于一体，生动直观，还能够创设教材难以提供的情景，体现多媒体的综合效果，能够改善教学环境，能够优化教学结构； （3）加大了课堂教学信息量的输入，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训练方法； （4）目前自制的教学课件多为教学演示型，提供给学生的训练机会较少。课件设计偏重为教师的教服务，忽视为学生的学着想。课件缺乏为学生设计跟读模仿、问答练习、角色扮演等交互式训练，缺乏有利于学生认知发展和思维训练的个性化学习材料； （5）多数自制教学课件演示和训练的内容缺乏创新，重复课本内容较多，指导学生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的意识不够； （6）有些课件的内容和训练方法可以通过其它媒体实现。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价值未能充分体现 ； （7）课件的制作技术尚不成熟，仍有诸如前页和后页操作不便、长时间等候以及点击喇叭不出声音等故障出现。 为了增强教学效果，现行的各种教材都提供了配套光盘，这是一种新的教学资源，但这些教学软件大多以教材为基本内容，只可用来辅助教科书。 目前，各软件公司制作的英语学习类软件品种繁多，有为专门目的研制的学习软件，如旅游英语、办公室英语、商务英语等；也有训练专门技能的软件，如“听霸”、“随心所欲说英语”、“阅读与理解”等；有供中小学生课外自学用的软件，如“儿童英语乐园”、“初中英语一点通”、“中小学生日常英语”等；还有大量练习和题库类软件。但是这些软件大多无法与课堂学习相结合，且针对性不强，学生难以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特点的软件，教师也只能从中摘选一些作为教学辅助之用。 网络教学正在起步，各类网校进行的各种课内和课外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资源。但目前网校学习内容大多围绕教材和考试，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学习和主动发展的余地不大。 3．亟待解决的问题 （1）英语教师对CALL的了解和认识不够。目前仍有不少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思想准备不足，固守传统的教学观念；还有不少教师对CALL持观望态度。在问及“您认为哪类自制教学课件最有用？”时，被调查的380名教师中有192人认为“课堂讲解演示类”最有用；有91人认为“测试类”最有用；而认为“学生交互练习类”最有用的仅有63人。可见，CALL旨在实现学生自己建构知识体系、自主学习、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这一思想并未被大多数教师接受。另外，现有资源没有和到充分利用。如Internet上的许多英文资料可以供教师业务提高和备课时参考。但是对380名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63人使用过Internet.计算机使用水平不高也是影响CALL进展的一个原因，不少英语教师的计算机还仅仅用作文字处理。在被调查的314位使用电脑的教师中，有180位只是用电脑来编制试 卷和练习。 （2）教学课件的研制与开发缺乏科学性，课件内容的选择和确定与教学目标不一致。比如，把be careful和look out的用法区别作为小学教学课件的内容就偏离了教学的基本要求。确定课件的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应是：突破教学难点和完成其它媒体难以实现的教学环节。 （3）对教学软件和教学课件的评估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对市场上的各类教学软件缺乏评估监督机制，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估体系，由此造成教师对CALL的利弊认识不一，以致阻碍了CALL的研究与实践。 （4）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为教师提供实用的软件开发工具。建立围绕教学内容的素材库和软件系统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中的共识。软件系统的可重组性和对课件的包容性都体现了教学软件开发的一种新概念，它可以免去教师寻找资料的奔波之苦，使更多教师轻松地投入CALL的开发研制工作。但是，不少教师制作课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与产出不成比例，甚至造成浪费。应当考虑自制教学课件的教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必苛求所有教师都去制作课件。 （5）局域网、因特网和远程教学网的利用刚刚开始，网上如何提供优质的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如何利用Internet资源？利用远程教学网实现资源共享的条件和价值是什么？这些都是未来英语教学面临的新问题，也是英语教学现代化的突破点和新起点。 二、CALL研究和实践的意义与潜力 1．师生的观念和角色在转变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应用已经对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媒体技术可以用来设计全新的整体教学过程和交互性、个性化的训练方式 ，它把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过程紧密地融为一体，促使教师对教学构想产生新的创意，促使教学过程发生根本的变化，促使学生改变传统的被动学习方式 ，形成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方式的新组合。计算机辅助教学，不仅要辅助“教”，更重要的是要辅助“学”，CALL的本身含义就是辅助language learning.从这个意义上讲，CALL正在改变着教师的教学观念。 计算机人机交互式的学习可以使每个学生及时得到反馈，及时调整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和学习进度。学生在教师控制下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将会改变。在CALL的实践中，教师的角色是启发学生如何运用计算机学会学习。教师讲解、学生接受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冲击。在实施双向远程教学中，处于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聆听大城市或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教师的讲课，可以提问，可以和远距离的学生交流，共同学习，改变了学生只听一位教师讲、只在一个班上课的传统方式。 2．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特有的优势 不少教师开始利用Internet上的资源，从而丰富了课件内容和表现形式。英语教师利用Internet为教学服务具有天然优势——无语言障碍。Internet可以提供电子邮件传递，可以通过万维网（World Wide Web）浏览和搜寻信息，可以阅读和参加新闻组的专题讨论，可以订阅各种论坛的讨论内容，也可与同行交谈。这些都为提高教师的英语语言水平和教学理论水平提供了条件。 Internet提供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英语语言环境。随着网络教学的普及，学生坐在电脑前就能感受到生动逼真的交际情景。Internet上的丰富资源也方便了学生解决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国外现有的英语教学软件也是一个应当充分利用的丰富的教学资源。因特网上提供的英语学习教程数不胜数。例如，适合语言学习的World Lecture Hall(www.host.cc.utexas.edu/world/instruction/index.html), International House()和Net-Lnaguage()等；适合教学研究的TEFL-China(www.yale.edu/yalechin/tea), TESOL online(www.tesol.edu)和Internet TESL Journal(www.aitech.ac.jp/iteslj)等。尽管这些资源不一定都适合我们的课堂教学，但是它们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为教师提供现代英语教学的新思想和新思路。 三、CALL的发展前景 美国有一项调查表明，在66%的时间里，学生是以小组为单位用电脑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布丁（H.Budin）进行了学生利用电脑进行合作写作的研究，并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教学模式。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和美国夏洛特北卡罗来那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项为期八周的有关语言运用的网上共同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邮件手段合作学习，完成了在国际英语教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小学的网络教学已在探索，学生扫照自己的计划，有目的地从网上获取信息来学习课程将会成了一种新的学习模式。Intdernet的发展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必然会对中小学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教材结构和学习模式提出挑战。虽然目前还刚刚起步，但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辅助语言教学（Web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简称WALL），已经兴起，在外语教学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CALL和WALL一定会使中小学英语教学产生根本的变革。我们应有前瞻意识，“我们有必要对Internet如何成功地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做出超前的决定。”（Singhal） 中小学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前景是广阔的，这就对英语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新观念，更新知识，终身学习。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的教学资源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计算机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不是可有可无，而只是谁先谁后。我们相信，广大中小学英语教师一定会在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今天，跟上时代的步伐，将CALL的研究和实践推向新的水平。 英语教学论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化素养 摘 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西方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许多语言知识的根源,对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希腊罗马文化,圣经文化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梦这三方面构成西方文化的基石,也是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必要采用一些教学策略导入这三方面的知识。 关键词:西方文化素养;导入;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素养的重要及必要性 大学英语教什么?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但笔者认为语言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大学英语的课程性质使它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技能课,而且还肩负着传播文化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使命。教育部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也明确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文化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促进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也曾说,“我们不努力去掌握文化背景知识,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懂得文化的一些模式和准则,就不能真正学好一种语言。”(康有金,柯可,2012:177)对于广大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来讲大学英语是他们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如果大学英语只注重教授语言知识和技能那么它将退化成一门“纯技能课”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背离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对此,《大纲》还指出:教学中应注意“大学英语教学还应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提高文化素养。”诚然,文化素养需要长期的熏陶,阅读和历练,提高文化素养也非朝夕之功,但作为教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文化素养的必要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积极贯穿一些西方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以增强学生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热爱,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化素养。 二、在大英教学应培养学生的哪些文化素养 1.古希腊罗马文化 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圣经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渊源。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大量富有想象力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不仅为西方文化带来取之不竭的文学素材,而且古代希腊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传统和罗马时期的法制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历经数个世纪,后铸就了西方文化中民主和法制两块基石。因此,在英语教学中,为学生介绍古希腊和罗马的神话和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贡献具有着积极意义的。古希腊神话中有很多典故非常生动有趣,对英语初学者大有裨益。如Greek Gift阴谋害人的礼物;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赛》第8卷记述:许多特洛伊人对如何处置希腊人留下的大木马特洛伊人把那匹木马拖进城里来,终于使希腊士兵理应外和攻破了特洛伊城,遭到了亡国之灾。谚语Do in Rome as Romans Do(在罗马,就按罗马人的方式办)也非常常用,意思是“入乡随俗”。Salt不仅指食用的“盐”,还指“社会中坚;优秀分子”。在古罗马时代由于技术所限,盐的开采并不容易,因此盐是很珍贵的,古罗马士兵的军饷就包括盐,合格的士兵被认为是“worth his salt”(称职,值得他的俸禄),“to earn one’s salt”意思是“to earn one’s living”(谋生)。 在大学英语课文的选择因为比较贴近学生的生活,所以并没有和希腊罗马神话直接相关的主题,但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情节为学生介绍一些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典故,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例如,教师可以在每节课前利用五分钟时间让学生做一个当前时事的presentation,在根据presentation 内容择机发表一些评论,导入一些文化典故。例如学生谈到伦敦奥运会上刘翔因为脚伤退赛的事情,教师可以评论:这伤对于真是刘翔来说就成了“Achille’s Heels”(致命的弱点)。教师进而可以解释Achille’s Heels是源自荷马史诗Iliad的故事。并借机介绍“阿基硫斯的脚踵”这个典故。另外,也可以在一些主题讨论导入这些古希腊罗马传说和典故。例如,在谈论大学校园生活时,可以因势利导“as for you, college conpus is just like the garden of Eden. For most of you ,You don’t have troubles of making a living. What you should do is to pursuit your interests fully and get knowledge.(伊甸园)”然后说明the garden of Eden 意思是 “伊甸园”现在比喻 “无忧无虑的乐园”。 2. 圣经文化 《圣经》原是基督教的经书,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许多西方文化典故均出自圣经,因此,在西方它被奉为“万书之书”。圣经对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倡的“个人自由”的理想。基督教在把人与上帝联系起来时,给每个人的命运带来了个人的价值。灵魂得救被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圣经所提倡的基督教精神反对将个人的成功与出身,财产,等级或荣誉联系起来,承认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追求幸福。这被视为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即个人主义。 另外,圣经对于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许多流传至今的着名的文学作品如英国作家弥尔顿的长篇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班扬的《天路历程》,英国诗人的诗剧《该隐》都是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是都受到《圣经》的影响。 因此,不了解圣经就不了解西方文化。鉴于圣经的积极意义,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教师有必要将一些圣经故事及其积极的文化内涵介绍给学生。 大学英语课文中也不乏出自圣经的典故。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Unit 1.Text A“Writing for Myself”中作者贝克在描述他自己的写作经历使他发现了自己的才能和将来想从事的职业时写道:“In the eleventh grade,at the eleventh hour as it were, I had discovered a calling.”“at the eleventh grade”字面意思为“年级”。但我们分析后发现贝克在第一段中就已经陈述过当贝克接他们班的英文课时他已经是高中三年级了,根据西方小学六年中学六年的学制,应算为12年级,这是怎么回事?其实“at the eleventh grade”并非十一年级的意思,而是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典故。我们知道圣经旧约是古代犹太人的史书,古代犹太人把白天分为12小时,那么,白天12小时工作日的“第11小时”,就是最后一小时,喻指“最后时刻。” “at the eleventh hour”这个比喻“在最后时刻”并被引申为“在危急之时,在关键之时”。 许多圣经中的典故和格言对大学英语学习也都非常有用。 例如Moses 摩西,比喻杰出人物,领袖。根据圣经记载,摩西是是希伯来人(即古代犹太人)的首领,他曾带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身后百万追兵,越过红海,最终促使希伯来人和上帝订立“摩西十诫”,被希伯来人奉为“领袖,先知”。今天在英语中“Moses”的意思是“领袖,先知”学生们了解这些,对学习一定是大有帮助。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区别好坏,分清良莠,这个成语源自《新约﹒马太福音》。由于《圣经》的影响,sheep和goat在英语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前者比喻好人,后者比喻坏人。英语中有关goat的成语,也多为贬义,如:to play the goat=play the fool(瞎胡闹);to get sb's goat(触动肝火)等。 学生如果了解这些有趣的语言文化知识必定兴趣盎然,比起死记硬背的效果要来的好许多。 3.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梦 美国梦现在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梦是指美国社会中的每个人不论出身,阶级,种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去追求成功。只要付出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从小木屋走向白宫,取得个人的成功。在美国历史上美国梦的代表人物有林肯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等人。美国梦强调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和个体的价值。这和圣经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有共同之处,原因在于美国和欧洲社会曾有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且都是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当今世界,由于美国国力称霸,美国文化遍行天下,因此学习英语的学生了解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对深入了解美国显得非常重要。 大学英语教材安排了一个单元的美国梦的主题课。在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Unit 4 The American Dream text A 中 Tony Trivisonno’s American Dream 讲了意大利裔的贫民Tony Trivisonno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无业的贫民最终成为一个小农场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在讲解之前应先安排一个热身的问题“What is the American Dream ? Do you know anyone who is cinsidered as the idol of American dream in history?”。在这篇文章讲解之后后应应安排一个深度讨论 “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America?”“What factors contribute to American dream?”以深化学生对这一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相信对这一价值观的必将促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美国文化,并在未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4.结论 西方文化文化知识和素养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对这些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激起学生对英语语言及其西方文化的兴趣,从而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另一方面,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许多语言知识的来源,使外语学习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从而使外语学习活起来。学生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会知道语言使用的禁忌,这有助于发展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文化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化素养的养成首先需要不断的文化知识的积累,文化知识需要内化和升华才能成为素养,这需要教师和学生长期的配合和努力。 英语教学论文:分析现代教育技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以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和总部《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从教材、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学环境和师资队伍等方面推动解放军理工大学教育转型建设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论文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大学英语;立体化教材;军队人才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和安全形势发展,我军国际交往和执行境外多样化军事任务日益增多,全面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对军官队伍英语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和总部《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解放军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全面启动教育转型建设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教育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广泛应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领域。就宏观而言,拓展了教育时空;就中观而言,改变了传统的学校教育、班级授课的单一模式,改变了教员、学员的角色地位和相互关系;就微观而言,使得教员、学员与教育管理人员的思维、行为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因此,许多英语教学者已经或正在把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技术,推广到英语教学中,以促进英语教学改革和发展,从而深刻地影响英语教学实践。 一、立体化教材的开发 教材是课程之本。它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最佳的语言样本,是有系统性、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践活动的材料,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强调学员英语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听说能力。因此,在教材编写理念上,“要坚持语言有意义的信息输入(meaningful input),坚持输入内容在主题方面有机联系,互相映照,反复循环,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学员对同一主题的语言输入信息的多种形式的模仿、认知、交流和任务性语言实践活动的有意义展开,以此逐渐让学员形成以听说能力为基础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黄必康)正是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开发出立体化的大学英语教材,包括纸质平面课本、多媒体光盘和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课本是根本,呈现语言知识、学习方法等,强调语言信息的有意义输入、任务型训练及有指导的操练等。光盘则是辅助,充分利用计算机虚拟技术所展示的仿真环境,增进理解,唤起兴趣,强化记忆,充分调动学习者的视听功能,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学习过程,巩固所学知识。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是学习内容的扩展,学习者可以选择相应练习,加强语言训练,在线完成作业、参加测试、与教员或同学交流,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语言能力与学习能力。这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转换、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材体系。我校充分利用这一理念,结合军队院校教育转型要求,紧密围绕 “三个能力、一个意识”的培养目标,将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为通用英语课程、通用军事英语课程、军事专业英语课程和对象国文化课程四个课程模块。根据各模块教学目标,开发了通用军事英语课程模块中军事英语读写译I、II、III,军事英语视听说I、II、III;专业军事英语课程模块中军事作战指挥英语、军事通信英语、军事信息工程英语、军事电子英语、工程兵专业英语、军事气象英语、军事海洋水文英语、军事伪装工程英语、高级军事英语口语、军事科技英语翻译;对象国文化课程模块中英语国家军政概况、军事题材英语影视赏析、英语国家战争文学、军事文献阅读、时事军事英语、高级英汉互译等立体化教材。既拓展军事、文化视野,又贴近部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实际需求,强化教学的军事特色,提高学员岗位指向英语应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教学信息资源开发应用,推进特色课程体系建设,为我校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夯实基础。 二、教学模式的优化 教学模式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它既是教学理论的具体化,又是教学经验的一种系统概括。长期以来,军队院校大学英语的基本教学模式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以教员讲授为主,教员直接控制着教学过程,学员通过观察、感知、理解教材,练习巩固,领会运用,最后由教员检查或学员自我检查,即“传授-接受”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严重滞后于现代教育教学的发展,造成学习者缺乏学习兴趣,信息获取能力不高,信息获取渠道不畅,语言应用能力差的结果。我校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顺应教育转型,更好地为信息化条件下现代军队输送高素养的新型军事人才,把大学英语教学由通识能力培养转向精英教育模式下的语言信息素养和创新型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具有我校特色的国防语言信息化教学模式。它是一种基于国防语言资源库建设及现代化教育技术基础上的全新教学模式,以信息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指向,融合“多媒体课堂教学、网络自主学习、多情景式语言信息处理与利用”为一体,强调信息资源和教学空间的开放性。通过基于国防语言资源库的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自主学习彰显学员个性与能力,通过教学实践切实提升学员利用国防语言技能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生成并创新信息的能力。 三、教学评价的完善 教学评价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价体系对于实现课程目标至关重要。它既是教员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又是学员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手段。依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教学评价应该是全面的,强调终结性评价的同时还应加强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包括学员自我评价,学员相互间的评价,教员对学员的评价,教务部门对学员的评价等;终结性评价是指期末课程考试和能力水平考试。我校在计算机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基础上,吸收美军国防语言水平测试体系和北约标准化6001系统的合理因素,制定了学员英语交流能力测评系统,实现网络化考试,使教员与学员随时随地可以根据需要设置题 目进行测试,既可实现资源共享,又可增加师生之间、学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获得师生互动、群体学习的效应。考试形式也变得多样化,不但可以进行书面测试,也可以进行人机对话、人人对话的口试。人为评估与机器评估有机结合,最大化地协助教员与学员进行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客观评测学员岗位指向英语应用能力的达标情况。 四、教学环境的改善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突飞猛进,我校积极投资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大力改善教学条件,建设良好的英语教学环境。除了互联网带宽不断增加,校园网、局域网改造基本完成之外,我校建立了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共计1236机位,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软硬件配置先进,能够满足大学外语网络化教学需要及网络考试要求,为学员在计算机和校园网上学习英语课程提供了物质基础;引进了大学英语教学网站和教学软件系统,2011年与雅信达公司合作开发了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解放军理工大学外语教学平台,配有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系统、大学体验英语教学系统、网考仿真系统平台,教学软件与电子资源能够保障学员个性化、网络化学习的需要;建设了具有军事特色的网络信息资源库,实现全校外语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浓厚学员网络自主学习氛围,提高学员的信息获取能力。依托良好的教学软硬件系统,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作用,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效益,全面推进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五、师资队伍的建设 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教员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复杂的和多样的,因为知识结构是教育对象有效地履行教员职责的基本条件。作为军队院校教育转型和教育信息化下的大学英语教员除精通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了解对象国文化、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外,还要善于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首先要掌握多媒体设备的基本操作,这是搞好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教学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具备编写并制作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网络课件技能,这是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成败的关键;最后能建立自己独特的网络资源库,形成自己的电子备课系统。这要求教员要具有广博的学科知识,以增强教学效果,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为此,我校进一步完善大学英语教师专项培训计划,提高教员的知识能力素质。继续坚持学历提升、岗位培训、外派进修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内容上,加强教员队伍,特别是文职教员的专业知识、信息素养和军事文化素养的培训,解决师资队伍知识结构与信息技术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岗位业务素质。形式上,增加大学英语任课教员出国访学机会,每年安排1-2名教员赴外军院校访学、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培养一支业务精湛、开拓创新、充满朝气、在军内外具有竞争力的师资队伍,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信息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提供力量保证。 英语教学论文:融体验教育于小学英语教学之中 体验教育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促使学生不断产生新经验、新认识，并由此发展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促进个性成长的一种教育方式。《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应努力倡导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建构知识、提高语言能力，而且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探究等活动方式，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那么，在新课程理念指引下，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体验教育？教师作为实施体验教育的灵魂人物，该如何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呢？ 一、因势利导，让儿童体验异国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准确、地道地使用语言，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跨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环境中，英语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因势利导，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培养和提高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1）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多地了解西方人的文化和习惯。如：我在讲授牛津小学英语3B Unit1时，有一位学生提出疑义：“Mr Zhou，Wang Bing其实根本没有帮Yang Ling的忙，为什么Yang Ling还要说‘Thank you’呢？”根据这一问题，我向学生解释了这是英语国家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是不管你是否帮了他们的忙，就出于你对他们热情相助的心，而表示感谢。并顺势引导学生也应该学学外国人的那种思维方式，学学他们的懂礼貌，学会多说“Thank you！”。之后，当我问起学生“How are you?”学生便会说“I’m fine.”并不忘说“Thank you!” （2）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语言的正确使用,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师不但要注意自己语言的正确形式，而且还必须重视语言运用是否恰当。对于语言的形式正确而不符合角色身份或场合的话指出来，有意地展示两种交际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逐步培养这种跨文化意识，加深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如：中国人碰面常问“have you got a meal？”，而西方人常会talk about the weather（谈论天气）。又如西方人在谈论时，避免涉及个人隐私，如年龄（女士）、收入（男士）、婚否及住址等。学生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在role play,pair work,game,competition等语言活动环境中，表演会更加惟妙惟肖。 （3）让学生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大胆体验。如：在各班的黑板报，宣传栏，或小学生园地内，布置与教学进度相一致的英语儿童画系列。例如，教学问候语时，就让学生在美术、英语老师的指导下画出相关图，这些画面随着教学进度的不同而改变。再如，充分利用课堂前两分钟让学生讲述与英语国家有关的习俗、历史、宗教信仰等，可用英语也可用汉语讲述。这样，课前学生精心准备、收集资料，经过自己加工后进行语言实践，体验了丰富的异国文化。 二、活化教材，让儿童体验生活 牛津小学英语课本重语言交际能力，课文多以对话为主，在学习过程中，我不是简单地让学生捧着书本朗读对话，而是鼓励学生根据课文的语言材料，结合生活实际，进行加工和再创作，使所学的知识得到巩固和运用。 （1）利用教材，创设情景，体验生活。如根据教材需要，开展情景教学语言实践活动，设置购物场景，虚拟打电话情景，安排人物介绍场面，模拟问路情景等，让学生在不露痕迹的体验氛围中，从不同角度感受课文内容。例如：在学习3A Unit2 Nice to meet you时，我安排Tom和Mike在机场初次见面的情景，从而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正确运用所学句型。又如学了3B Shopping后，我在教室里布置了几个购物区，让学生分组进行买卖东西，论价钱，再现并扩展会话内容。再如，学了Asking The Way后，我利用教室的桌椅，布置成为一条条马路，个别同学头戴建筑的头饰，让学生像走到马路上一样，使学生在逼真的情景中触景生情，见情思意。虽然，学生的交流是极其初步、浅显的，但这样的交流体现了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有机结合，使初学者在体验了生活的同时，自然习得语言知识。 （2）超越教材，引导实践，体验生活。我每两周开设一堂英语交际实践课，根据所学内容，由学生自己收集相应资料，自主设计语言情景，自编、自导、自演，充分发挥学生共同讨论、交流的主体意识。如：在学习了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s your home?等问题后，由各小组自主设计会话内容，展开角色表演。有些小组带来了面具，营造了新朋友见面的情景，避免了假交际现象；有些小组模拟病人去医院看病，医生写病历时的情景，融合了生活内容；还有些小组演示了警察核对公民生份证时的情景等。各小组构思巧妙，表演引人入胜。通过这种合作型的实践方式，不仅能发挥优等生的才能，对“潜能生”的成长产生助力，而且还能发扬团队精神，也培养了学生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可谓一举三得。 （3）开放性作业，儿童的体验在延续。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及学生的能力水平布置一些开放性作业。如：在学了3B Unit3 Family members后，发动学生写英语小作文，描述自己的家庭。虽然篇幅短小，但能足以体现各自家庭的特点。之后，邀请学生兴致勃勃地朗读另一位学生的英语小作文，并让下面的学生猜：“Whose family is it？”最后，再来比一比谁猜对得最多，谁的作文写得最好。这样，学生在体验中参与，在实践中创新，巩固所学知识并得到新的体验。 三、照顾差异，让儿童体验积极情感 （1）寓教于乐，让儿童体验学习英语的兴趣。心理学家认为，最好的学习动力是对所学学科具有的内在兴趣。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把趣味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随时培养、保持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每个教学环节都“蘸满甜蜜的果酱”。如在词汇教学中，除一些机械式的跟读、齐读之外，教师可设计一些歌曲、顺口溜、游戏等。教师在组织学生做游戏时，可分配好工作，让一个学生当小老师，一个学生当裁判员，把整个游戏放手给学生自己管理或组织，而教师可与学生共同参与。又如在句型教学中，教师可先作示范表演，再让他们根据范例有创造性地改编，发挥各自特长。如在教授I like…这个句型时，我利用已学单词，作了一番安排。事先准备了一只箱子，装入hamburger，hot dog，banana，pear，ruler，toy bus，robot等实物。之后，展示箱中实物，并引导学生用I like…答问:“What’s your favorite thing?”这时，所有孩子的目光都会聚到这“百宝箱”上，纷纷举手，有几个学生还自告奋勇扮演了教师的角色。这样，一句枯燥的句子竟变得如此生动，课堂气氛也由此而变得生机盎然，意犹未尽。课后，居然有一位潜能生冲着我叫：“I like Mr Zhou.”。看来各层次学生学得了真知,培养了兴趣。 （2）因材施教，让儿童体验自信。自信心是学生自我肯定的一种积极情感。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保护和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创造条件让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机会。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实施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广义地说是因学情、教情和教材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办法施教；狭义地说是正确处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差距”问题。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所处的环境、接受知识的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在教学中应根据可接受性教学原则去施教，发挥不同学生的特长，耐心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使尖子生、中等生、潜能生各得其所，都能愉快地接受知识。如：在课堂教学指名这一环节中，我根据任务的难易“指名”不同能力的学生来给大家做示范：读单词让读音准确的学生来示范，游戏让那些好动的学生来带头，复述让记忆力好的学生来引领。这样，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在各自活动中产生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发现自己的才能，用正确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增强自信心，使他们都能得到尽可能的发展。 （3）成功激励，让儿童体验成功感。不同的学生，特点也各不相同。因而，在评价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大小、成效的显著与否时，都不能以合格与不合格为界限，而因按英语分级要求，看学生是否在实现英语低级目标的同时，向更高目标迈进。只要学生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发展，就应该获得教师的肯定与承认。特别是对于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更应坚持以鼓励为主。例如：在教学apple时，我让学生用该词造句。于是，学生各抒己见，出现了下列不同的答案。（1）I have a apple. (2) I have an apple. (3) -Is this an apple? –Yes, it ’s an apple. (4)-Is this your apple? -No, it’s Li Yan apple . (5) My favorite fruit is apple. (6) I like apple very much…学生的答案尽管有许多语法错误，但我没有刻意地去纠正。相反，我总是不断地用“Well done！”“Perfect！”“Wonderful！”去鼓励他们 。“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是我进行评价的最终目标与尺度。 教有定理而无定法，无论采用那种教学手段，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使学生学会认识、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学会生存。而融体验教育于小学英语教学之中，正是实现了减负增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也使我深信：我能更好地教儿童学好英语。 英语教学论文:将情感教育渗透于英语教学中方法应用 情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层面。情感因素,在学习活动中具有与智力因素同等重要的地位。着名学者朱小蔓教授认为:“情绪、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情感教育是现代学校素质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和核心内容,它在促进学生个性主动和谐地发展、开发每一个学生身心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以及提高教师教育素养方面具有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的发展,把学生情感态度的培养运用到学科教育和教学中。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不仅要发展学生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而且要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应该重视情感领域的研究。 一、情感教育需要用平等的师生关系来沟通 良好的教学过程是师生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增强师生情感交融,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高的过程。教学中应树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创造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对教师产生信任感、亲近感、亲切感。教师通过英语教学上的艺术性、形象性、趣味性揭示英语教材本身的魅力,达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效果。教师应重视师生交往中的情感因素,以自己对学生的良好情感去引发学生积极的情感反应,促成师生感情交融,发展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学活动是一种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交往活动,师生双方在共同参与教学的过程中,会交流情感。教师和学生通过自己的语言、动作、表情等向学生传递自己的情感;师生彼此间情绪交融,相互调适,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温馨的师生关系在师生间的情感互动中建立起来。在英语课中,为了活跃气氛,巩固所学知识,教师会设计一些让学生表演的游戏,此时的学生处于兴奋状态,不能控制自己而随意讲话,此时教师如果及时正面的引导,会使学生改正身上所存在的缺点。课余生活中所建立的良好师生关系往往有力地促进了教学中师生的情感交流。师生情感交流可以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巩固所学知识,拓展所学范围,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二、利用情感教育进行英语教学 英语学科的课程内容取材广泛,形式多样,具有较强的基础性、时代性和思想性,多数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能够激发学生积极探索并体验其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的兴趣。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实际,引导学生去感悟、体验教材中的情感。在英语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交际能力,会有许多的小对话、小故事供学生表演,而这些对话中也含有一定的情感因素,教师把这些内容的情感通过自己的加工、提炼而展示出来,给学生以情感上的感染,使学生在认识接受信息的同时,接受相应的情感因素的影响,达到以情生情、以情促知的效果。例如,在教学活动中,以What do you like?I like...的句型学习动物名称,激发学生热爱动物的情感,然后通过对话表演,让学生体会到动物之间的情谊。 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情绪应是快乐的,当教师带着微笑,怀着喜悦的心情走进教室里,学生会倍感亲切、温暖,快乐之情油然而生,这能使他们敞开心扉,更好地接受新的信息。快乐的情绪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活动有促进作用,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也有相应的促进效果,快乐的教学气氛是师生共同创设、共同调节的。情景教学在英语情感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情景能使抽象的语言具体化、形象化,在生动、形象的情景中讲解操练英语知识,使英语教学趣味化、形象化,能促进学生理解、记忆所学英语和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在课堂上优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情感兴趣是常用的方法,运用直观教学手段,巧设情景。利用实物、图片、录像、幻灯、模型等直观道具进行教学,如在教What do you want to eat?时,可让同学们带上自己喜欢的水果和食物,有了具体的东西,活跃了课堂气氛。 三、利用情感教育进行合作学习、成功体验的教学 “情景教学”、“活动课教学”、“任务型教学”都离不开学生的主动参与与合作。通过合作性学习,促使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体验集体荣誉感和成就感,合作精神是培养情感态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应重视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给他们创造合作的空间,利用分组活动,角色扮演和任务型教学,在各种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教师和学生也要建立融洽,民主的互动关系,经常和学生一起反思教学过程和学习效果,做到教学相长。如在课前教师可设置一些自由表演的情景对话。在对话中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鼓励学生大胆使用英语表达思想,充分肯定他们所取得的点滴进步。成功体验指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取得成功后所产生的自我满足、积极愉快的情绪感觉。成功与表现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会表现,才有机会获得成功,好表现是学生的天性,教师应利用每个学生的优点,让他们在适当的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发掘自身的潜力。教师可利用教材中的Read and Act和 Ask and Answer部分,给每个学生提供尽量多的表现机会。让学生在课内外活动中得到表现的机会。尊重学生的情感和性格,相信学生的能力,鼓励他们创造性的学习,以帮助他们处理好情感因素的影响,克服心理屏障、降低焦虑、增强自信心。教师上课时应充满激情,给予学生肯定、赞扬和鼓励,学生在得到鼓励后,会激起对教师更真诚的信赖和尊敬,产生上进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该从每位学生身上找闪光点,要多给学生肯定、赞扬和鼓励。 总之,情感英语教学应努力把情感作为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与目标,把培养学生的兴趣、态度和自信心放在首位;把学生学习的策略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学生学会学习、自我监控、自我评价;加强对学生的品格、语言能力等的全面教育。一切都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从根本上确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不仅教给学生丰富的知识,而且要培养其获得知识的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英语教学论文:新课标下的高中英语教学 盐城市解放路实验中学 卞采群 关键词：转变观点 树立 教师观 学生观 评价观 学习观 内容摘要：新课标下的高中英语教学需要转变观念，才能与时俱进，提高效率 作为一名从教数年的高中英语教师来讲，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不少学生及家长抱怨说高中英语难学。中考150分怎么说也考了140分左右，高一刚入门怎么定语从句就无从下手呢？考到单词的用法咱就束手无策了呢？初中我们也写作，怎么高中书面表达总分25分，咱只能得14-15分呢？教师也抱怨高中学生怎么就不得入门， 不会学习呢？这个知识点我讲过多少遍了，咋还不会呢？还加上一句以前我也这么教的，怎么……。有些老师平时不注意学习研究，对现代教育理论，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现代的教学手段一无所知，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满足于现状，把学生禁锢于他们设计的框框中，授课往往流于从语言到语言，乏味单调，使学生处于一种“学外语就是读，记、背”的思想状态，跟不上教学要求，妨碍了教学顺利进行。真是一番苦心，但收效不佳。在新课标下怎样走出这一困惑，使学生成功地从初中英语学习过渡到高中英语学习，尽快适应高中英语学习的特点与方法，掌握高中英语学习规律，使教师乐于教，学生轻松地学呢？我认为我们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分析原因，查找问题 学生之所以觉得高中英语难学，实际上是由初中升到高中后，他们对英语学习还不适应，尚未习惯。在初中阶段，教材浅易，对话丰富有趣，大多阅读课文篇幅较短，那么课堂上就有充分的学习时间，不需要课前花时间预习，学生对所学内容格外熟悉，一些简单的词组和句型如：would like to do sh；be busy （in）doing sth；It takes sb. some time to do sth；The park is south of the mall.等等能倒背如流。即使他们不能说出语法上为什么，他们能依葫芦画瓢地运用，在考试中能得分。 但是到了高中，情况却不同了。教学内容颇多，阅读材料篇幅较长，课时相对减少。对于阅读理解材料往往是篇幅很长的课文讲两课时才能结束。加之词汇量增多，语法较为集中，写作要求提高，课堂上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较多。而且，课后自习时间不足，没有计划，不做合理安排就不能及时有效组织预习和复习，几单元过后心中便没底了。再者教材的不衔接，初中用的是人教版，高中是牛津版。这样就无形的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这只是客观原因。从初中到高中在学生的心理上也是一个质的变化，许多学生一反初中在课堂上主动积极、踊跃发言、主动参与的好习惯，而变得腼腆、沉默寡言的被动接受。久而久之有些学生养成不善交流的自闭的坏习惯。试问这样的状况能学好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在我们教师的面前，这就需要我们教者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改变。 二、转变观点 1.树立正确的教师观 由昔日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教师看作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认为教师首要和基本的职能就是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就是知识的宝库，是活的教科书，因而，在学校教学中就造成了“以教师为中心”的现象，教师俨然成为“知识”的天使而存在着。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这种看法已经开始改变，“教师在学生的学习经验中渐渐失去了第一主角的地位。”对此，《学会生存》一书作了精辟的论述：“教师的职责现在已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得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因此，现代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指导学生有效地学习，把学生作为中心，围绕学生的特点和需要，以帮助学生不断进步为目的，与学会商讨问题、解决问题。只有民主的教育才会有学生个性的觉醒，才能释放学生的潜能。教师要重视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把“给学生压力”变为“给学生动力”，由“牵着孩子走”变为“推着孩子走”。美国学者罗伯特·麦瑞克认为，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因素有六种：关怀、理解、认同、尊重、友情、信任。教师要在人的潜能向现实素质的生成过程中，充分发挥促进者的作用，才能有效推动学生生动活泼、快乐自由地发展。 由教学的管理者转变为平等的参与者 我国传统教育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教师常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认为他们是被动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对象；强调标准化的培养模式。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其个性发展得如何，是不言而喻的。而新课程提倡树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帮助者、组织者、引导者的教师观，由师道尊严、居高临下的教师权威向平等融洽的朋友转变。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传统意义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应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 培养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教和学是一对矛盾，作为矛盾双方的代表教师和学生如何和谐融洽师生关系，对完成教学目的至关紧要。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告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亲师性”较强。如果他们对某个老师有好感，他们便对这位老师的课感兴趣并分外重视，肯下大气力，花大功夫学这门课，因而成绩卓著。这种现象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爱屋及乌”吧！反之，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一位老师，由于逆反心理，他们也就不愿学或不学这位老师的课。这种现象也是大家司空见惯的。 所以，教师要深入学生，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和情绪的变化，时时处处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让你在学生的眼中不仅是一位可敬的师长，更是他们可亲可近的亲密朋友。当然，这并非说他们的缺点不可批评，可以听之任之。而是批评和表扬是出于同一个目的的爱护他们。因而批评的方式比批评本身更重要。要让他们不伤自尊心，人格不受侮辱。从内心让他们感到教师的批评是诚挚的爱，由衷的爱护和帮助。这样，也只有这样师生才能关系和谐，感情融洽，学生才能兴趣盎然地进行学习。由于年龄的优势，我和学生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有些学生也愿意跟我谈谈他们在学习方面的困难， 生活上有困难也会向我求得帮助，当然我也乐意帮助他们，从而使他们能更好的学习。 2、树立正确的教材观 在不少教师观念中，认为教材、计划、大纲就是课程，是既定的和封闭的，其实不然。课程不只是特定知识的载体，而是师生共同探求新知识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是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课程启动的同时，英语又换了教材，许多英语教师都反映教材内容增加，难度加大，教法出新，对新教材的把握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极可能完不成教学内容。这是因为过去在我国实施单一的课程和单一的教材的时期，教师把教材当成“控制”和“规范”教学的“法定文化”。不少外语教师把“统编教材”当成“圣经”，不敢增删，盲目遵循其规定的教法，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此可见，课程改革中，教师教材观的转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因为我们知道：哪怕由最新理念指导编写的教材，如果由理念陈旧的教师来上，就不能或很少会体现这种新的理念。 的确，教材的更新会使我们一时难以适应，但是我们应认识到：教材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课程资源，教材是服务于教学的材料和工具。因此，教师不应该再是教材忠实的阐述者和传授者，而是根据学生的需要和教学的实际，灵活地、创造性地研究教的内容和方法，对教材作革新性和批判性的使用；不是“带着教材走向学生”，而是“带着学生（或是在师生互动中）走向教材”。 首先，要善于灵活地运用教材。恰如《英语课程标准》中所言，对教材要进行适当的、有科学性的补充和删减，或者替换教学内容和活动，或是扩展教学内容或活动步骤及调整教学顺序等。正如新教材的编者龚亚夫先生所说，“教材上有的并不一定要全部教；教的并不要求全教会；会的并不要求全部考”。 其次，善于以教材为基础，积累课程资源。新教材以单元为单位，以话题为主线，因此，教师完全可以结合话题进行教学资源的积累，甚至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学生生活经历调查资料的积累，并进行加工，从而为更高效地使用教材打下良好基础。 再次，以教材为载体，加强各学科整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交流的工具。学生学习外语最终是为了用语言吸取和处理信息。因此，英语教材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的性质。目前，新版的人教版英语教材已突破了日常交际活动的范畴，渗透着其他学科，如思想品德、社会、自然、体育、音乐、医学、历史、地理、人口教育、环境保护、法制教育、信息技术、航天技术、天文气象等。具有学科融合特点的教材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满足他们求知的欲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面向社会、了解世界、增强国际意识。因此，教师可以在与其它学科教师讨论后，再决定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 最后，以教材为基础，开发教材。教师和学生要做教材的主人，而不是教材的奴隶。开发教材，是在教师及学生的实践、反思中进行的。教师应积极激发学生的联想与创新思维，在师生互动，共同开发教材，为更好地利用本教材进行有益的探索。 由上可见，教师只有从原来的教材观中迈出来，要清楚教材仅仅是提供了平台，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教材是要靠自己去探索、研究和创造的。 3.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新课程课堂教学由学科本位转向人的发展本位：“以学科为本”的教育理念，过分强调学科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忽略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社会需求，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强调一切教学活动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个性及差异性，这符合、服务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和时展的需求。 《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务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学生树立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合作精神，形成一定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就要求高中英语教学要面对每一个学生，注意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态度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现在的班级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人数多且学习水平参差不齐，而每一个学生对英语的需求不同，在学习成绩的体现上也不同。为了使不同的学生在同一班级中学习达到同一基本目标，教师要组织好课堂的各个环节，要设计好各种活动，要进行分层教学，使每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为此我们要建立更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尊重、赞赏每一个学生。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一切服务于学生”的理念，教师必须尊重每一个学生做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尊重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以一种分类关心、个别引导、全员帮助的态度来积极营造和谐、互学、相帮的教学氛围；对有智力问题、有严重缺点、有过错失误、有不同意见的学生更要关注；特别注意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随意批评、羞辱、体罚学生等都是有悖于新课程精神和违反教育法规的不当行为。 尊重学生还体现为激励、赞赏学生。抓住合适的机会给学生以诚挚的鼓励，能使他们得到自尊的首肯和努力奋发的学习动力。赞赏不仅仅针对学生学习中小小的进步、积极的努力和提高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赞赏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兴趣、爱好和专长，赞赏学生对教科书的大胆质疑和对教师的超越，赞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课堂教学才能真正达到学生积极成长、教学效率极大提高的效果。 新课程为基础教育打开了一片自由发展、蓬勃向上的新天地，使我们的教育学都能开辟出真正体现素质教育思想的新思路。新课程之下的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完全有赖于我们的教师带着新思想、新认识、新做法去耕耘、去发挥、去创造，去呈现新的气象、新的风尚、新的成效 4.树立正确的评价观 正确的评价观需要把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评价立足于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上。新课程标准对教师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只责怪学生。教师不再是学习中知识与能力的权威，是学生的“学长”，教学任务的完成需要生生互动，也需要师生互动，师生互动不仅是教师问学生答，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任务在于确定任务，以充满激情的活力感染学生，挖掘学生的潜能，帮助他们如何学，有效的引导学生观察、体验、思考、合作、感受成功，与学生共同讨论，在讨论中渗透教师的指导作用，与学生共同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热情、存在问题、学习效果，教师都要做出有效的评价，予以认可、鼓励、给予希望，激励奋进，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学会与人合作，培养创新意识以及具备科学的价值观，这些都是英语教师应承担的责任。而传统的评价方式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教师的教，忽视学生思维水平的发展，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英语课程标准提倡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形成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学习成长的记录，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发展过程，让学生放开对考试结果过分担忧的包袱，重视过程，享受过程。积极有效的评价贯穿于英语教学的全过程，评价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学习态度、行为表现、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以发挥评价对于激励和促进学生学习，指导教师改进教学的功能和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让每个学生在学校抬头走路”，这句话包含着深刻内涵，要求教师评价方式与评价标准要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英语课堂上 提问学生问题，应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考虑 ，不发难，避免学生恐惧、焦虑、紧张，尽量少点名，避免后进生觉得“我不行”，怕出错误而不敢参与等消极心理。应鼓励全班学生参与，我们教师在平时的备课和课堂教学的用语上，要避免使用一些可能损伤学生自尊心和打击学生自信心的话语，而多使用像“Excellent！”（好极了！）、“Very good！” （很好！）、“Good”（好）、“well-done”（不错）、“Take it easy.”（别紧张）、“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One will succeed by correcting mistakes.”、“It doesn‘t matter， just try it again”（没关系，再来试一下）“I believe you can do it better next time.”（我相信下一次你一定能做得更好）等这类鼓励性的话语，让成绩好的同学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也让成绩差的同学消除紧张、害怕的情绪，这些均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信，使其产生内在学习动机。同时，评价主体要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要改变教师包办评价的状况，增加学生自评、互评以及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对于学习效果，教师应以激励其更加努力为出发点，从表情和语言传递信息，尽量不打“×”号，指出存在问题，面带微笑，微笑是一种谅解，是一种帮助学生克服困难的力量。 英语考试后 考试是手段，不是目的，不看中总分，不公布成绩，不排名。教师根据考试成绩了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的改进教法。为了让学生认识自我，对考试成绩也应作科学分析，多评价学生的优点，优点再少也应该表扬，对于存在问题较多的学生，课后多与其进行交流。准确评价学生的学习行为，让学生既体验了努力学习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敢于承认存在问题，并设法解决。总之，让学生保持持久的兴趣和热情，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保证了学生正向发展，有利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师评：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潜能，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提供展示他们才能的机会，正面鼓励和激励，挖掘潜能，让学生在学习中不断体验进步与成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心。 互评：培养合作学习和与人交往的能力，学会尊重他人，理解并欣赏他人，学会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学会信任、诚实、公正对自己和对待他人。 自评：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学会反思，了解自己的成绩和不足，成为一个自主和自立的研究者。通过学生的自评，教师能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及学生对待学习成败的态度，及时改进教法。 5、培养正确的学习观 面临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对外语教师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学家罗杰斯对教师提出了更开放的的要求：“教师必须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 自主学习机即启发和引导学生从“不会”到“学会”，再到“会学”，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再为能满足或裹足于过去“蜡烛”角色，例如：“教师是蜡烛”的隐喻给教师定位太高，几乎将教师抽象为“圣人”，似乎教师可以解决学生的一切问题，而实际上，蜡烛的光是十分有限，甚至还会限制学生的发展，一味地燃烧只会越烧越短最后也只能以熄灭告终。更何况教师也是自然人，也要重视自己生活和发展。与其比喻成蜡烛，不如比喻为长明灯，为学生的发展和自己的成长而不断充电，于人于己都受益无穷。再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隐喻表明教师的目的是塑造学生的灵魂。反映的是一种工业模式，似乎学生是一块没有生命、没有思想任人摆布的钢块，可以任工程师按自己的蓝图塑造成产品，但学生是具有灵性的人，其灵魂所需的不是被塑造，而是被“唤醒，激发和升华”。似乎教师是一个万能的上帝，可以按自己既定的方案塑造学生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表明教师缺乏必要的自主权，然而，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教师的工作不能完全被规范，必须给予一定想象和创造空间。 “教师是园丁”反映的一种农业模式，则似乎隐含着学生的发展类型和阶段基本上是不变的。教师的作用只是辅助其生长，他们能做的就是顺其自然。无论怎样努力浇水施肥，也无法将一株玫瑰培养成一棵紫荆。与其比喻成园丁，不如比喻为太阳，是一个充盈的、热情的、开朗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载体，它的情怀和快乐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 综上所述，教师作为促进者的关键在于如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能够体、观察、探究、研讨，使他们的身心全部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合作学习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指以异质小组为基本形式，以小组成员合作性活动为主体，以小组集体成绩为评价依据的一种教学策略体系。合作学习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使他们相互启迪，相互作用，相互协作达到更高的认知目标，各组学生要在互动合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他们必须朝着小组的共同目标而努力，而要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小组中每个成员都要进行有效的独立学习。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有利于学生语言实践的活动。首先，我帮助学生建立合作学习小组，将班内学生按其学习成绩从最高至最低排名次，而后将一名成绩较好的学生与两名成绩一般的学生和一名成绩较差的学生安排在一起，组成四人学习小组，四人分别担任主持人（Leader），记录员（Secretary），报告员（Spokesman），检查员（Inspector）的角色。其次，我经常改变他们的排列方式，使之有利于小组合作于交流。第三，确定对各小组学习结果的评价。对于小组合作学习的结果，我多采取个人评估和集体奖励相结合，并以集体奖励为主的方法。第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教给学生一定的协作技巧，如怎样相互表达赞扬、同意、建议和如何进行提问和应答等。 合作学习形式可依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进行多种变化。我在进行课文教学时：①注重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依据课文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总结性的表演；②设置疑点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再造想象，通过分组讨论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在合作学习中，教师要创设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并尽可能地多设计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能开拓学生思维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总之，新课程改革给我们教师带来严峻的挑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尽管《新课标》已实施了一年多，鉴于2 1世纪教材的渐进性，我们只能从如何认识新课程标准的角度，努力从思想上首先向21世纪教材的内涵靠拢。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充实完善自我，以人为本，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一切服务于学生”的意识，努力创建平等、民主、和谐、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让学生“自由活动、自主探索、自我体验、自我感悟、自我提升”，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保障新《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推动素质教育与和谐教育的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英语教学论文:我在英语教学中的一点体会 在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我的课代表的英语成绩是全班第一名，而其他学科却不一定好。 每个教师心灵上都有一架天平，用来衡量评价每一个学生，如果这架天平上的刻度线只与学生的成绩分数相应的话，那么，这架原本非同寻常的天平就会倾斜，就回失真。 现实中，有些教师偏爱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漂亮的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好，"一俊遮百丑"，所有的表扬与奖励都集中给了他们，而忽视，甚至歧视那些"丑孩子"，差生从早到晚耳边萦绕的都是责骂声，这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成绩只是检查学习效果与教学质量的一种办法"，更何况是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呢？而且"除了极少数天生的畸形和生来有缺陷的人以外，人都是可以由教育培养成人的"，常人的智力都相差无几。经研究表明：学习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记得曾有人对一批成绩优秀的学生做过一次调查，让他们在"你认为你学好一门功课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中，选择一个自己最赞同的。最后的调查结果是：除极少数学生是出于兴趣和其它原因之外，绝大多数选的是"因为这门功课的任教老师对我好"这一选项。这看似简单的一个结论却给了人们并不简单的思考，也再次有力的证明了"罗森塔尔效应"：爱学生，给学生以北更好的关心和责任，将给学生带来积极的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前几年，那些曾被分入差班的学生，在老师的关爱下，最终取得了好成绩，这样的例子不也屡见不鲜的吗？ 高尔基曾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学生的教师，他才可以教育他们"。师爱，应该是无私的，它更应该象太阳那样，以同样份额的光和热传给所有的人，是公平的。 有为哲人说："孩子的心灵是块不可思议的土地，播下思想的种子，就会收获行为"。"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好孩子"（苏霍姆林斯基语），播下充满爱的，富于期望的种子吧，因为"丑小鸭"也会成为"白天鹅"。 英语教学论文:英语影视作品和大学英语教学 一、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的一大弊端就是重视阅读,轻视听力;重视背诵,轻视运用;而且往往让学生学到的只是脱离生活的一些英语语法规则,缺乏实际的情景运用能力。虽然近几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实用性英语教学还需进一步改善,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突出和加强听说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英语原声电影所提供的语言环境是其它英语教材无法比拟的。寓教于乐,提供真实地道的宽松自然的语言环境,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和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所以大学英语课堂上如果穿插一些与单元话题相关的电影片段会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电影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通过英语原声电影,学生可以学习到地道的口语表达 在日常的英语授课过程中,学生接触到的大多是书面用语。书面用语对于在各类书面考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英语四、六级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等等。而影视作品往往采用的是真实的语言,与精读和视听说上面的材料有着明显的区别。影视作品语速快速流畅,应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等,那么学生通过影视作品,可以学到这些地道的口语表达。学生在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后,要学到地道的英语需要接触大量鲜活的当代英语。而电影文字简单,生词较少,几乎都是一些日常会话的句子,但发音标准,快速,流畅,语气变化多样。另外电影场景真实,提供的语言环境是其他英语教材所无法比拟的,学习者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置身于说英语的环境中。例如在影片《罗马假日》中,有这样几句话:life isn’t alwayswhat one likes,is it?(生活并非总是如人所愿的,不是吗?)live dangerously.take the whole day.(活得刺激点。玩儿它一整天。)那么在日常英语交流中学生可以张口就来。 (二)可以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 我国的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外语学习更应该是这样。我们知道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际,培养学生能够用英语交流。同时社会对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该如何改进外语教学呢?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很关键的。兴趣是学习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直接转化为学习的动机,激发学习的动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他们对学习的内容高度注意,就会主动的学习,以取得最佳学习效果。我们应该不断的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堂活动及课外活动,创造一种自由交际的气氛,让学生置于有交际的环境里,把语言的输入与输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及创造力,在交际中提高交际能力、综合能力和素质,最终达到使学生能够用英语交流信息的目的。寓教于乐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在英语学习中。电影自然的融合多种介质,把学习者融入到声、光、色的综合体中,从中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语言风格,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学生在娱乐中学习。大部分学生看英语电影的热情很高,并且想把电影中的表达法用在自己的口语表达中去,所以他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就会变得越来越高。都希望把英语学好,然后可以观看原汁原味的英语电影。 (三)可以促进学生交际文化能力的培养 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学家拉多在《语言教学的方法》中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中这样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因此语言与文化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在外语教学中要重视社会文化因素,不能因为时间有无或方便与否而决定取舍。学生可以借助电影来扩展生活,打开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隔阂,了解异国文化,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语言决不能与学习社会文化割裂开来。而英语电影反映了英美人们日常生活,有很多习惯和习俗与我们的文化差别较大。在情景剧《老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那种尊重个体,个人主义凸显。总之,电影可以了解英美社会和文化,接触鲜活地道英语,创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课堂学习气氛。胡文仲教授曾经说过:“不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就不可能理解美国人的行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而是尊重个人的想法,尊重个人的隐私,不要求每个人一致,重视个体差异。 二、英文电影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的方法 观赏电影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并非娱乐的目的,所以教师要作好引导作用,充分发挥教师的决策者、执行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教师要在课程开始时介绍所要欣赏的电影的基本情况,例如电影的类型,主要演员,剧情介绍等等。比如在欣赏影片《西雅图不眠夜》时,首先向学生介绍所看电影的类型:喜剧片。主要演员:汤姆·汉克斯,梅格·莱恩。剧情介绍:建筑师山姆经受丧偶之痛,与儿子约拿移居西雅图。约拿在圣诞前夜打电话到电台要为父亲寻找新伴侣。报社记者安妮深为山姆所感动,他毅然飞往西雅图,但两人的缘分似乎总是擦肩而过。最后,在约拿的坚持下,三人终于在 情人节相遇在帝国大厦的顶层。在观看影片时可以让学生进行下列课堂活动。 (一)模仿和重复 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曾说过:“说英语要说得字正腔圆,只有亿万次的模仿。”看电影时用心模仿,时间长了,就可以脱口而出,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影片《西雅图不眠夜》中marsha:don′t answer that.let’s get into thatright after these messages.sam?jonah?don′t go away.lf you′ve just tuned in,we′re talking to sleepless in seattle.and we′il be right back after this break with your listener response. 玛莎:先别回答,广告节目后再见。山姆,约拿,别走开。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失眠人。”稍后请听听听众意见。 以上是很酷的一段话!是不是昕广播最熟悉的句子?读诵顺口,当个临时dj何妨! (二)记笔记 有些对白语言幽默,用词精确,学生也可以记录下这些经典句子或电影对白,在日常对话中应用。比如:影片《阿甘正传》jenny: are you stupid or somedung?你是傻还是什么?forrest:mom said that stupid is as stupid does.妈说傻人有傻福。电影《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中women age quicker than men.女人比男人老得快。that iscertainly a wonderful part of being a married man.he wouldnever ask you to marry lum because he has got married彳艮显然,那是作为已婚男人的好处之一。他们已经结过婚了,就不会要求你嫁给他。the only possible excuse is that l amnot quite myself tonight.唯一的借口就是我今天有些失态。 (三)提问和讨论 在观看前可以先提一些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检验学生是否看懂,能看懂多少。观看影片的过程是丰富的语言输入过程,看完电影后,可以就影片中的某些内容分组讨论,让学生各抒己见,讨论是英国大学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讨论的过程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更是锻炼学生听说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过程,可通过分组讨论或自由发言等形式对教师事先设定的问题进行讨论,畅所欲言。在欣赏完《西雅图不眠之夜》后,我便给学生两道讨论题:l.ln this film, men mock the emotionalism of women.women bemoan the scarcity of men.do you believe this istrue in our daily life?2.radio-call-in shows have gainedgreat popularity-some people call in to express theiremotions and problems.others hold negative views and saythey invade one′s privacy!what′s your opinion? (四)词汇 众所周知,有一定的词汇量就英语学习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单纯枯燥的词汇记忆,成为那些基础不太好,兴趣又不高的同学的拦路虎。通过看电影能够学会大量的新单词,帮助掌握某些单词的用法。这些单词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频率很高,实用性很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的扩大及巩固学生的词汇量。《西雅图不眠之夜》中marsha:people who truly loved once are farmore likely to love again.曾经沧海难为水。由此句中的truly love联想到真爱是true love,真皮叫genuine leather,真迹则是authentic signature。虽然是同一家人,但却不能混用。 (五)写电影评论或观后感 培根说过,使人准确。只有语言的输入,没有语言的输出,是学不好语言的。写作最能使人感到英语学习上的不足,最能提高对语言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而课后教师布置学生写电影评论或观后感是提高英语写作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提高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给予学生应用课堂所传授语言知识的机会,使学生由“学会”变成“会学”。 三、英文电影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尽管英文电影对于英语学习有上面谈到的好处,但是当英文电影用于英语教学与学习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片的选择 并非所有的英文电影都适合课堂教学。我们平时在观赏英语电影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所以要选材。根据英语电影权威网站的分类,影片类型包括动作、西部、战争、动画、喜剧、悬疑等27种。首先我们要选择那些具有清晰故事情节的影片。如果故事情节过于复杂,学生们就会感到迷惑,注意力很容易从语言转移到影片的故事中。所以可选择那些题材轻松,内容简单的生活类影片。例如:《情归巴黎》《之声》《阿甘正传》《狮子王》《美女与野兽》。另外也要选择一些历史题材的影片,因为除了学习语言本身外,更要提高对英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例如:《爱国者》此片可帮助学生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有关背景知识;《阿甘正传》可以了解美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体现了美国的精神。第二,所选题材语言含量要大,图像、风景过多,对话较少会耽搁教学时间。发音要清楚地道,不要带有浓烈的口音,不要带有太多的方言。第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喜好,同一题材太多,语言难度太大学生会没有兴趣。所以教师在选择电影时要注意是否适合课堂使用,是否能够充分利用材料。从整体来讲,一些经典的奥斯卡影片是不错的教学材料。另外,影片内容应该尽量与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英语水平相适应。本学期给学生选择了动画片《飞屋环游记》以及《魔法灰姑娘》,学生非常感兴趣。 (二)影片字幕的选择 针对不同的影片应该选择不同的字幕形式。比如语速不是那么快,语音清晰,表达不是那么复杂的影片,可以不带任何字幕。对于情节起伏较大、语速相对较快的作品,单纯依靠声音和画面,学生很难理解与欣赏,而且会使学生畏惧,导致自信心的降低以及学习英语兴趣的降低。这时,汉英双语字幕应该是最为理想的作品。一方面,避免了只有中文字幕给学生带来的依赖感,另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欣赏与理解作品。另外,教师要注意这些字幕的质量,如果字幕有错误,会影响到学生对语言知识的获得。 (三)一定要坚持原版电影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原则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把握影音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本质,千万不要让学生只顾沉浸于欣赏精彩的影音材料,而忽略语言知识的学习。如果学生只为了娱乐,为了所谓的视觉享受,那么就适得其反。所以教师不仅要在课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还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研究出适合自己所教的学生的教学方法。 四、结论 总之,在外语学习中,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源泉,是非常好的教学素材。凭借着生动的形象,音与画的结合的动感优势,精心设计的电影课必定会使学生获益良多,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英语教学论文:新课程标准下英语教学方式的思考 在21世纪地球村时代，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而掌握英语则是首选。英语教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的英语教学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每一个英语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现实问题。最近，教育部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将构建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英语教学改革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英语教学的观念、目标、内容、策略、手段、评价等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以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英语教学工作者的思考： 一、英语教学要着眼于全面发展。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学生。在英语教学中，每位英语教师的教育理念应该是人本主义，首要定位就是人的教育。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蕴藏着极大的学习潜能，每一个学生都是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内心世界。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生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要注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尽可能地提供学习空间，让不同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乐趣，获得满足感与成功感。多年来，我们在英语教学中总是把帮助学生掌握英语知识放在教学的首位，而忽视学生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严谨的学习态度、积极的情感都直接影响他们的英语学习。作为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尊重学生，注重情感教学。 就尊重学生而言，我们也承认，学生之间是有差异的，有个性的。我们应该给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针对他们的差异性提供切合他们实际的学习指导。哈佛大学教授，当代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霍华德.加德纳博士(Dr.HowardGardner)在他的《心智的结构》(FramesofMind)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TheoryofMultipleIntelligence)。他将人的智力分为8种类型：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音乐-节奏智力、交往-交流智力、自知-自省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这种智力结构分类，对于我们转变教育理念，重新认识学生的差异和发展很有帮助。实际上，在英语教学中，我们也会发现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女生长于记忆单词、规则，男生长于阅读思考；有的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很强，有的学生善长书面表达。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就要根据所教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指导。 二、英语教学要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国家推出的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对英语课程内容和目标做了如下表述：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以及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下图所示，从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 ①掌握语言技能是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所谓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技能以及这四种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听和读是语言的输入，也就是吸收的技能，说和写是语言输出，也就是表达的技能。一个人运用语言的能力必须在吸收信息与表达自己的交际过程中得到提高。在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既是学习目的，又是学习手段。所以，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通过大量的听、说、读、写的实践，提高他们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 ②学习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对于英语学习是有帮助的，它是形成能力的基础。我们反对把英语课上成语法课，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必学语法。中国人学习英语掌握必要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是必要的。语言基础知识是语言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语言技能的重要方面。问题是不要把学习语言基础知识作为课堂教学的唯一目的，不能把英语课上成语言知识课。目前的认识误区之一便是一提到培养学生的运用英语的能力，有人就认为是不学习语言基础知识，把知识与能力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对的。 ③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高低是与他们的情感态度、文化意识和学习策略相关的。英语教学一定要注重心理因素和英语文化背景，不仅是影响英语学习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只有对英语文化背景感兴趣才能抱着积极的情感，主动参与，善于配合，乐于进取，把英语学好，才能对英语学习保持一股持之以恒的热情与动力。同时还要指导中小学生选择正确的英语学习的策略。学习方法(包括应试技巧)就是充分运用智慧和智谋，也就是讲究学习策略。现在我们教学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本，提出备课要备学生，提出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实质上就是要讲究英语学习策略，以便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学习的效率。 三、英语教学要充分利用IT技术。 IT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即信息技术。近年来，IT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教育的极大变革。利用IT技术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让科学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手段走进课堂，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IT技术在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基本理念应该是什么?仅仅是追求教学方式层面上的变化吗?答案远非如此。我们认为，IT技术在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①使课堂成为充满活力与创意的学习场所，使学生成为主动学习者。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课堂教学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二是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主体作用问题。 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我们的英语课堂情景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注入了活力。将学生置身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让学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去领悟语言，操练语言，运用语言，效果一定会更好。如洪恩软件《从零开始学英语》就运用IT技术，把英语学习的情景 设计得生动活泼，富有创意，其制作的光盘，图、文、声、像并茂，学生各种感官受到刺激，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更有利于他们语言能力的提高。我们可利用计算机的动画演示和学生的实际操作，发展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拓展学生思维的广阔性与独特性。例如，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课件：布置一个展览中心，computer等包含最新词汇的科技展品，可让学生用鼠标拖动放在展览中心的某个位置，让学生通过自己创意练习“intend/plantodo”;“Therebe…”等句型，操练词汇。在这种练习中学生充分地表现自我，其抽象思维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得到了同等发展，创新意识也孕育在他们对美感布局的实践操作中。利用计算机的交互功能，他们可以自主地决定个体的学习进程，可以自由地选择各自的学习策略。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浓厚的学习兴趣与主动参与，形成了学生优化的内部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与优化的外部刺激相互作用，就能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根据各自的特点获得不同的成就。②培养学生迅速、有效地处理信息的能力。当今的学生，如果不及时掌握IT技术，绝对适应不了未来的时代。克林顿早就提出，在美国，12岁的孩子要学计算机，18岁的年青人要上网。邓小平早就说过，电脑要从娃娃抓起。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使用IT技术，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英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意识，让学生掌握运用IT技术的能力，特别是运用IT技术迅速有效地从网络探索信息，选择信息，管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我们的学生具有广阔的视野，分清莨莠的能力，以便能在地球村中游刃有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能迅速有效地从网络获取和处理信息的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也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③先进的英语学习软件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策略。《疯狂李阳英语》，《金山单词通》，《英语听力通》，《轻轻松松学口语》，《英语口型教师》等一系列优秀的教学软件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电脑甚至可以自学而获取成功。老师在英语教学中要适时做好指导和推荐工作。 四、英语教学要采用科学的评价方式： ①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多年来采用的评价方式是单一的，主要是笔试。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及考试改革的发展，在高考和中考中开始了听力测试，但就全国大面积而言，平时及期终考试都是笔试的一统天下。我们注重终结性评价的结果，却忽视了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没有及时掌握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适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我们往往都是由英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而忽视了英语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和学生对教师的教学的评价，忽视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所以，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陈玉琨教授指出：“我们外语教学实用性不强，效率不高，与我们的外语教学评价有关。我们评价的方法比较单一，评价的观念比较落后，从而必然会制约外语教学，制约外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他同时提出，“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外语教学评价的问题，通过评价的改革促进整个社会进步。”(陈玉琨：《当代英语教学评价发展趋势》，在全国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评价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实施英语课程评价应遵循的原则： 多元化原则。根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的精神，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建立新型的评价体系必须体现多元性，它包括评价目标多元、评价主体多元、评价工具多元。其中，评价主体多元显得尤为重要。以前，我们总是把教师作为唯一的评价者，而他们的评价对象也仅是学生。实际上，教学的管理者(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学校的教学管理者)、英语教师、学生和家长都应该是评价的参与者。 激励性原则。实施评价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教育观念的偏差，以前我们把评价与考试等同起来，特别是与高考、中考等同起来。结果，学生从开始学英语就不得不进入残酷的分数竞争。“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便是此情景的真实写照。现在，我们要实施科学的英语评价体系，一定要体现评价的激励作用。多元评价的目的，就是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调整教学。以往我们的教学评价是为了选择最好的学生。现在我们教学评价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为学生提供最大的发展空间。 情感原则。情感与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情感与科学的教学评价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英语语言本身就是表达感情的工具。语言与人的心理发展、文明发展相联系。另外，教师与学生从事教与学，都是带着情感的，而这种情感差异也导致了教与学的差异。我们一直强调情感教学，也就是因为英语教学脱离不了情感。在进行英语教学评价时，我们更要注意情感，要注意人的心理体验。评价学生时，不仅看他是否掌握了必要的英语基础知识，更要看他是否会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丰富感情。同时，在评价学生时，教师要带着积极的情感来工作，关注学生的进步，善待学生，让学生从评价中获益，而不是受罚。 五、构建新型英语教学方式是一个完善性的提法 我们提出新型英语教学并不意味着我们把以前的英语教学斥之为传统英语教学而一概否定。如同我们讨论素质教育一样。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并不意味着现行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现行教育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与好的作法，但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倡素质教育是一个完善性的口号。探索新型英语教学也是一个完善性的口号，而不是一个否定的批判性口号。新型英语教学是现行英语教学的进步与发展。它不否定现行英语教学的优良传统和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它是在总结多年来我们英语教学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只有带着广泛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本文提出的新型英语教学，才能真正实现英语教学的更加完美。（文秘站整理） 英语教学论文:综合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摘要:该文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教学模式的解读,对新形势下综合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了探索,指出教师应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开发以任务为中心的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引导学生使用网上信息,以达到新时代对学生的要求。 关键词:综合英语;教学改革;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 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高科技时代,是一个由工业社会进一步向信息社会转化的时代。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新世纪给我国外语专业本科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明确指出了新形势下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对英语专业教学进行改革,以达到《大纲》所规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 作为英语专业主干课程的综合英语课的改革就成为重中之重。综合英语也就是《大纲》中的基础英语,它是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本课程主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笔头表达能力。综合英语课通常贯穿于前四个学期,在每周学时数为14-15的一二年级,综合英语在各高校每周就占到了6-8学时,可见各高校对综合英语的重视程度。那么,在新形势下对其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综合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现状 《大纲》强调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而以教师为主导,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在教学中,要多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同时,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利用现有图书资料和网上信息获取知识,并使学生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各种能力。 虽然《大纲》已经对英语课堂的教学模式改革给予了引导,但是由于综合英语是一门传统的课程,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积累,并不是用几句话进行宏观的引导就能解决问题的。而实际上,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在尝试把课堂的时间部分地交给学生。比如:几年来很多高校都推行了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小节目“FreeTalk”,即“自由发言”。在每次精读课上,抽出5-10分钟的时间,让一位学生自由发言,发言的内容由学生自由选择,可以是新闻、个人感悟或者是经历、趣事、故事、天气等;课文理解部分由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课文精讲时,让学生读课文;课后练习部分,由老师挑学生来做,等等。这些尝试和努力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生参与课堂的时间,但是简单地把“以学生为中心”理解为“把教师支配课堂的时间还给学生”是错误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很多教师已经意识到综合英语教学存在的教改空间,但因未接受过英语教学法和应用语言学理论的系统学习,教学视野狭窄,苦于无从下手。而且,对于多样的综合英语教材和多变的教学内容,很多教师并不能娴熟地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有效地主导课堂,未能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二、“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英语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交际法奠定其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关于第二语言习得(SLA)的研究在8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以后,对“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研究也随之在更广阔的范围铺开。美国心理学家Bruner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论。他认为,“学习是学生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外语学习是与学习者个人不懈努力和不断实践分不开的,而且主要依赖予学习者的主观努力。正如科德所言:“有效的语言教学过程,不应阻碍学习,而应有助于并促进学习。不能让学生去适应教师和教材,而应让教师和教材去适应学生。”也就是说,我们教的是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而不是教科书。他的话说明了语言教学的客观规律,“以学生为中心”应该成为英语教学的指导思想。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知识的获取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把“情境”、“协作”、“会话”、“意义构建”作为学习的四大要素。强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建构意义的情境创设,使学习者真正进入教学的真实情境,通过学习者的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搜索与分析研究,提出问题和设想并进行验证,发现规律以及对某些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组织学习者运用语言和文字向他人进行表述,让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智慧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从而实现意义建构的最终目标——对学习内容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和掌握。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英语教学模式,正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采用交际教学法,通过“pair work”、“team work”、“role-play”、“class discussion”等课堂活动,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熟练运用语言的目的。 三、综合英语教学中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根据《大纲》对“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的解读,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达到“以学生为主体而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模式。 (一)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以任务为中心的语言教学途径(the task-orientedapproach)是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研究者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在大量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它要求“任务”的目标性和教学情境的创建,使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任务驱动”教学法符合探究式教学模式,适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指导下的“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师生改变传统的观念和角色。学生在学习中起主导作用,教师在教学中起组织、引导、促进、控制、咨询的作用。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被看作知识建构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学习的许多目标和任务都要学生通过主动、有目的地获取 学习材料来实现。在英语教学中,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引导下,用不同的方法完成活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知识、思维、技能和情感得到锻炼和熏陶。因此,教师进行“任务”设计时,要以“学生为中心”, 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 综合英语课堂不像口语课堂,每节课可以有明确的交际任务。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综合英语课程的时候,依据课文内容或者主题思想来开发各种各样的任务,以此主导学生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完成任务。以杨立民主编的《现代大学英语》第一册第十课The Green Banana为例。此课的主题思想是拒绝种族中心论,尊重各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多样化的世界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教师可以把此节课的任务设定为:了解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和它们的差异之所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交流自己在中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的认识,然后自由发言在全班进行交流。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掌握文章的主题思想,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第二册第十一课You Have to Get Me Out of Here,该课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在爬山时发生意外摔断了腿,努力保持清醒,冷静地进行自救的故事。笔者为学生设计的任务是:以小组为单位,创设发生意外的场景,并进行自救和互救。笔者在该单元教学中设计上述任务,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一些急救措施,能够运用英语解决真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 (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传统的综合英语教学中,教师的讲述占用了几乎全部的课堂时间,大大地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随着教学模式的改革,教师们也越来越重视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的过程中,比如增加了“学生活动”、“教师提问,学生作答”、“学生产出”等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参与的时间。但是,要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让他们成为课堂的主体,最大限度地参与学习活动,这些还远远不够。 笔者曾尝试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在备课阶段,让学生预习课文、查找作者信息或与课文有关的文化背景、查课文中的生单词;在课堂陈述阶段,让一个或两个学生共同组织全体学生对课文进行整体理解,并发掘出文章的主题思想,进一步进行讨论或者辩论;课堂讲述阶段,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地发现每一段落的大意和知识点,正所谓“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在总结阶段,让学生自由发言,讨论从该课中所得到的收获或者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巩固练习阶段,由学生讲解和分析各项练习,有时也可让学生进行教学模拟试验,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构思和设想来进行课堂教学。 虽然这样做增加了学生的责任和任务,但笔者发现当学生在感觉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体的时候,积极性非常高,而且学习动机也很强。当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的时候,他们总能很有创意地开发出适合他们自身的学习活动,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在学生的教学模拟试验中,学生设计的各种活动形式,反映出了他们对综合英语课程的理解,以及学生对综合英语教学效果的期待。学生的模拟教学试验让笔者也受益匪浅,正所谓“教学相长”,笔者在此过程中也不断地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以期能真正满足学生的需要,体现他们的主体地位。 (三)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利用现有图书资料和网上信息 图书资料和网上信息,是新形势下我们获取知识的两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后者。事实上,在教师的引导和要求下,学生能很容易地学会这两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并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这些技能和素质的培养,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在综合英语的教学准备过程中,可以发动学生广泛地通过上述途径来获取信息,并在课堂上进行信息的交流。虽然英语的专业课较早地使用了多媒体教室来上课,但是英语的基础课仍然还在采用传统的教学道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础课教学模式改革的进度,对于综合英语这样的培养综合能力的课程的改革限制就更大了。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在线互动学习,能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课堂的中心。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在英语课堂中的应用有其显着的优越性:多媒体可以将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融为一体,充分调动多种感官的处理功能,使原本抽象、枯燥的数据和内容用形象化的、动态的方式加以表达,提高了教学的直观性;同时为学生学习英语提供了大量的英语素材,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提供不同的学习材料,从而有利于因材施教,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练习机会,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水平;多媒体有利于课堂教学“快节奏、高密度、大容量”,在多媒体的课堂教学中,把情景、课文、图片、词汇、词组、课文朗读、板书要点、课后习题和参考答案等设计成课件,利用多媒体的超文本功能,任意调用,反复重现,大大地节省了板书和讲解的时间,从而增加了授课内容,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进行大容量的练习;多媒体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优化了教学方法,教师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教师通过网络的监控、对讲、切换功能,随时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下监看,控制学生的学习,与个别学生对话,提供个别的帮助。这种交互式教学方法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方便,使精讲、多练、多反馈相结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内容进行学习和练习,从而有助于学生形成主动发展的能力。近年来教学多媒体软件层出不穷,旨在让学生自主学习和验证假设的真实的语料库也在陆续建成,这都为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果我们能在综合英语教学中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学生就能自学、自测、自评,充分体现他们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的角色。当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和整个学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的时候,并不是减轻了教师的责任,相反是新形势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挑战。当所有的学生都被调动起来的时候,教师需要准备的是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以应对课堂上学生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适时正确地给予解决和引导。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课堂中起到主导作用。 英语教学论文:英语教学中学生语感的培养与形成 平谷中学 张建国 英语的语感对英语教学和英语的运用起着重要作用。英语语感是人们对英语语言的感觉，它包括人们对英语的语音感受、语意感受、语言情感色彩的感受等。它是人们对英语语言的直接感知能力，是人们对英语语言法则或语言组织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是经过反复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经验和体会。 语感来自于语言实践，又指导语言实践，正如球类运动员要打好球必须熟悉球性，游泳运动员要有良好的水性，搞音乐的人要有良好的乐感一样，要学好用好英语，就应该具备良好的语感。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有时感到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说起来顺口，但又说不清其原因，这实际上就是语感在起作用。不同个体由于语言感觉能力和语言实践量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因此有些人能从别人的语音、语调、说话时的表情和动作等准确把握别人要表达的超出文字本身的含义。虽然语感随着语言实践的积累必然会产生，但教师认识到语感的存在和它的积极作用，并采取有效措施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语感，会加速学生语感的早日形成和优化。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语感呢? 一、培养学生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在教学中教师要坚持“尽量使用英语，适当利用母语”的教学原则，以减少学生对母语的依赖性和母语对英语教学的负迁移。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尽量不用母语为中介的翻译法，即使使用也应该加强分析对比。要求学生使用英汉双解词典并逐步过渡到使用英英词典，这有利于学生准确掌握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因为用一种语言解释另一种语言不一定都能做到一一对应完全准确。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即有些英语词、句用汉语很难解释，甚至会出现越解释越难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给出一些包含该词、句的句子，让学生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猜测、理解。所给出的语境应尽力和该词、句所处的语境相似，而且是学生熟悉或容易接受的，这样既可以给学生的理解以铺垫，达到帮助学生理解掌握词、句的目的，又能增强语言实践的量，也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理解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二、增大学生语言实践的量 我认为不仅阅读应有精泛之分，听、说、写也应有精泛之分。“精”的教学能有效地帮助学生迅速掌握语言规律，提高他们的语言实践能力。“泛”的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规律，也可以增加学生对未知语言规律的感性认识，为以后的语言规律的学习和掌握奠定基础。这样既能提高语言的复现率，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语言知识，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又为他们体验领悟语言创造机会。幼儿学会母语的事实能充分说明“泛”的重要作用。在“泛”的语言实践中，学生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要通过“泛”与“精”相结合的实践让学生去发现和认识错误，逐渐改正错误，以达到掌握语言的目的。当然，“泛”不等于“滥”，教师应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和帮助，让学生“泛”的实践尽量在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范围之内。 三、培养学生善于积累的习惯 大量背读古文是过去人们学习汉语的常用方法，现代语言学习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大量的语言输入为语言的输出创造可能性，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积累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教学中，教师应要求学生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让学生随时注意记录一些有用的词、短语、精彩的句子和短文，还要他们经常翻阅或背诵，并多加模仿运用，使优美的词、各种表达方式、写作技巧烂熟于心，为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和培养语感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创造有利于学生学习英语的环境和氛围 正常幼儿都能逐渐学会母语，能分辨词的轻重，语调的高低，这有力地说明语境对语感培养的重要作用。学习英语除了学生自己要经常练习外，还应有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多给学生创造一些无意识记和学习的环境，如学校或教室的标语可用英汉两种语言书写，学校可办英语墙报、英语广播、英语角等。还可采取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办法，如联系许多理科中公式的字母代号是相关英语单词的首位字母教单词。这样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过程有时就成了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深化英语知识的过程，其他学科的某些知识点就成了诱发学生复习英语的因素。 五、运用音形结合的方法，适时进行音标教学 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学生用汉语或汉语拼音给英语单词注音的现象，这不利于学生准确地听说英语，不利于学生掌握单词的音与形的联系，不利于创造英语语境。学生说出来的英语，汉语味很浓，听起来别扭生硬，严重影响学生学好英语的信心，严重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开始学单词时，可以结合单词教学进行音标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可经常运用彩色粉笔，用同一种颜色的粉笔分别写出单词中的某一字母或字母组合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音标。这样可以形象地帮助学生把字母与读音联系起来，以加强音形联系。要求学生在需要注音时必须用音标，而不能用汉语。用音形结合的方法进行音标教学，学生不仅能顺利准确地给单词标注音标或根据音标读准单词，而且还有助于学生在听到读音或能说出、想起读音的情况下，准确写出或头脑中马上就能反应出该词的拼写形式，并能够准确读出单词，这对培养学生的语感很有好处。 六、帮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不了解交际对象的文化背景，势必会产生歧义，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感。人们常说的汉语式的英语是指仿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和方法产生的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句式或表达法，其中就包括由于没有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表达。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我们就不能做到确切理解和正确表达思想。 七、重视对学生的学法指导 “教师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师要注意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只有学生掌握了独立学习的方法，才能达到教师“不教”的目的，如学生的泛读应运用默读的方法，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学生在泛读时要兼顾速度和理解的准确度。精读可采用先默读，学了之后要朗读和背诵的方法。朗读对培养学生的语感很有作用，朱熹曾说过：“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 总之，语感是一种难以明状，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非常有用的对语言的感觉。教师不能忽视学生语感的培养。搞好英语课本的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英语语感的必要前提，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在符合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措施，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语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育 1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重要性 1.1时展的必然趋势 教育委员会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人的自我发展和生存的能力,并促进人的全面和个性化发展[1]。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单向强制性灌输学生思想政治,并迫使学生形成统一性思想政治的格局。这种教育模式,存在多种误区,最为突出的就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化思想,不利于学生思想政治的健康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解放人的个性,并发掘人的思想潜能,促使人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对学生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改变统一性的教育格局,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学习能力、创造思维能力等全面发展潜能,是时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 1.2适应我国高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 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在其重要内容。开发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促使高校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以及激励学生开创新的事业,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改变统一、标准、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充分激发学生的个性化思想,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个性化,是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2实行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往往忽略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压制了学生的个体思想的发展。造成学生单向思维和经验思维的发展,而抑制了多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发展,非常不利于学生的思想成长。并因此引发多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1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价值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很少有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并且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传统的统一性教育模式,抑制了学生的个性思考能力,如批判、怀疑精神,对问题的个人见解和深入思考等[2]。 2[！].2学生中两极分化问题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促进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心理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点在高校中也普遍存在。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却忽视了学生间的这一实际现象,导致思想的两极分化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3]。例如,有些家庭优越的学生,过早的离开群体生活,在外自由租房生活,有些甚至雇佣保姆料理生活,生活过于散漫和奢靡。而有些学生却连学费都交不起,生活艰辛,导致自暴自弃的心理偏差等。 2.3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 计划生育的成果之一就是独生子女队伍越来越庞大。虽然有利于我国人口的健康发展,但也带来了相关负面问题。独生子女大多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较弱,加之社会的各种竞争压力,如人际交情感、就业等负面的压力和挫折,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的出现。作为引导学生思想政治健康发展的学校,难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 3在高校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相关对策 3.1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促使学生更好地发展和生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标准统一化向个性化转变的重要途径。所谓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全面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并考虑各方面综合因素的思想政治教育。如面对家庭较为困难且出现自卑情绪的学生,教师应结合心理学教育,充分考虑这类学生的自尊,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表现出明显的特殊对待迹象。可在私下多给予学生关怀,并引导其走出自卑心理,重拾自信和成就感。 3.2建立高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团队 教师是学生心灵的导致,在高校中,任课教师是引导和培育学生思想政治的主力军,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的理解都源自老师的影响。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并专业性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至关重要。高校组建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团队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二,本身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及专业能力;第三,善于与学生沟通,并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 3.3坚持与时俱进,尝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 构建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以良好的教育理念为基础和前提。思想教育的实质就是用精神魅力影响人的心灵,并以实际行动引起他人互动的活动。这要求思想教育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用具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发展。如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社会竞争意识。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不只是从思想层面让学生树立竞争意识,还应鼓励学生走出去,多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更好地定位自身。这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4结语 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应了解实行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重要意义,并总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弊端和不足,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注重教育团队的质量,坚持与时俱进,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真正实现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关于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理念综述 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着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1998年《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 等几个方面[4]。 (三)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着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总书记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 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潮。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从上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来看,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如此决策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的“被动”给人感觉就是“当消防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消解。从行动者来看,主要由政府、专业人士、大学生影响着政策变迁。由于专业人士与政府的利益一致,实际只有政府和大学生两个行动者。这是不科学的。约翰·金登认为,行动者应有“显见的参与者”和“隐身的参与者”之分。前者是指与政策直接相关的群体,如行政官员、民选议员、政党成员以及利益团体等,后者是指与政策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及与政策具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大众[11]。因此,成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才能推动政策有效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常用方法论文 坚持自我教育 随着近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化,“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彰显,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科学化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未能有效地体现“以学生为本”,大多思想政治教育课仍以灌输为主,其内容仅仅停留在知识化层面,教育过程偏简单形式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想道德观点,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无论是通过对古代还是国外的道德教育了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引导学生坚持自我教育。 (一)学思结合与克己自律 学思结合是自己解决认知问题的一种修养方法。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通过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强调自己解决认知,提升理论修养。克己自律就是要通过行为修养方法达到自制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表明孔子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良好道德的思想。 (二)自省内求与慎独 儒家思想中,自省内求,即自我反省,是在思想深处进行的自律修养。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并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他认为,自省是完善人格,追求道德至高境界的一种途径。慎独,是一种习惯的自律养成,指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来思考并付出行动。它们二者不仅是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应当追求的崇高境界,均为我国古代修养传统中的精华。 当代西方国家的德育体系无疑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单纯地肯定或者否定其德育发展,要看到他们的德育发展长处,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洋为我用”。在加强“自我教育”这一问题上,英国和荷兰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如,英国在实施德育过程中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大德育观念给于我们很好的启示,他们国家德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淡化学生“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让他们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点具体说来,英国学校的德育既通过一些与德育紧密相关的课程开展,也用过其他课程的渗透方式进行,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自觉学习;还广泛开设道德课,使用讨论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从中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为学生的自我教育打下基础。荷兰高校则主张让学生在开放中去思考,去选择,重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教师对学生的错误积极引导,给于学生自由的空间去释放创造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必须引起我们高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教育潜力,教育工作不能离开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真切关怀,如,将丰富政治理论学习置于生动的载体之中,与分组思考讨论相结合等方法。由于每一个学生秉赋各不相同,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育对象性格和能力等不同,对他们施以不同的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 一、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 (一)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基本内容上的契合之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通过网络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大学生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大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课堂相辅相成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灌输、渗透、引导,使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和掌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大学生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袭,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二)网络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法纪要求上的契合之处当代社会竞争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标。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大学生诚实守信,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法纪品质和文明行为。公民基本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中心内容,应更加注重教育力度和实际效果,要发挥多种教育载体的综合作用,强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宪法的学习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大学生在社会转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涤荡、碰撞的时期,严格遵守社会契约,公平参与社会竞争,合法获取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在道德教育方面,在大学生的法纪教育方面,又分为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两个方面。法纪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具有法纪观念,形成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解决大学生的“知法”问题。法律教育是高校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重点加强对学生的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法律观。纪律教育主要是指针对高等教育所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和行为法规、规章,乃至高校为保障教学科研和日常管理所制定的校规、校纪,约束和规范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行为。校规校纪一定程度上是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这一环节主要帮助大学生解决“守法”的问题。法制教育主要是指教育者引导大学生将自己所接受的法律和纪律知识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将理论变成指导自己行为的指南,使自己在实践中做到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敢于同违纪违法行为做斗争。 二、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切实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一)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知荣辱网络是人的活动场所,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不仅应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同样应该体现在网络行为中。要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一在于网络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不同于传统道德,主要依靠舆论监督、导向作用来约束和规范网民个人行为,要以网民的独立自觉,“慎独”“慎初”“慎微”作为基本的道德自律的逻辑前提。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隐身的,对一些错误甚至不法的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所以道德自律就愈发显得重要。这样,也只有将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提升到道德信念的层次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规范和约束网民的网络行为。区别之二则是其多元兼容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种族、不同国界、不同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摩擦、冲突。所以必须教育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特点,教育其把握网络交际的规律和尺度,明是非,知荣辱。 (二)加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在较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只是无条件地吸纳、接受、认同既定的主流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基本不涉及道德判断能力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是非辨别能力教育。而今,网络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一人一媒体”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样加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能力教育必要且迫切。 (三)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自我控制能力,养成健康的网络人格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和不健康是构成其网络中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的诱惑很多,特别是网络中泛滥的色情、暴力信息,很容易使人的性心理畸形发展,产生暴力和极端的倾向。另外,大学生都喜欢上网聊天,进入聊天室后就与自认为志同道合的网友大聊特聊,甚至上网聊天,下网约会。孰不知,这种不设防带来了许多问题。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大量个案表明,许多网络上瘾的大学生或网络信息污染的始作俑者和沉迷者,往往都性格孤僻,缺乏理想, 缺少责任感,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网络心理问题,比如网络伪装心理、网恋、网络成瘾、网络依赖等人格障碍。这里我们还应该锻炼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学生需要在网络社会里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对待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正确对待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区别,能在发生心理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采取理智的应对方式,能在网上生活中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学会自我心理调适。只有具备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网络主体,才有可能成为适应网络和现实社会的人。 (四)采取“外堵内防”的技术措施,加强对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所谓“外堵”就是利用现在的技术和手段,在网络界面上设置“网络管理器”,对所有的不良信息加以过滤,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目的。所谓不良信息主要包括一些反动、恶作剧、暴力或黄色信息,这必须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过滤。而对于网络盗窃、诈骗、犯罪等各种违法行为,我们仅仅通过“拦截”是不够的,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同时还要加强网络防范相关技能。其基本出发点是大学生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思想还未完全成熟,自控能力不强等诸多因素。 (五)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高网络监管实际效果网络管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网络的虚拟性,但虚拟并不是虚空,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网络延伸。虽说现实的法律不一定能及时地应对网络上的各种问题,但是网络社会仍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欲加强网络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应努力提高网络管理技术,尽快推进实名制上网,努力使虚拟网络现实化。现在我们国家推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网络相关法律,这些法规对网络和个人的网络行为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但就实际状况而言,现在的网络管理是不够的。现在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将网络规定管理执行自觉化;二是各个网站要积极推出相关的管理规定。而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高校网站更要走在前列,切实保障网络管理的实际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析 视觉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文化环境,两者具有同一性,但视觉文化的个性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视觉文化的产生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解构主义等文化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事物总是以二元对立项的形式出现,如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好/坏、真理/谬误等,而在这二元项中第一元总是高于第二元,两者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解构主义者认为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事物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是某一元高于另一元。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对传统教育的解构:对严肃话语的解构、对命令式话语的解构、对单一式对话方式的解构、对语言式教育方式的解构、对教育者中心权力的解构。伴随着这种解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也将需要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图景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政治教育为主,思想教育为辅。特别是在某些政治年代,这种不平衡状态更为明显。在政治教育中往往是上传下达、命令式的语言。在教育语言中文字和口头语言是主要的形式,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育统治者的文件或教育传达者的口头语言,内容不仅单一、集中、书面化,而且政治色彩浓厚,说教色彩浓厚。这种教育方式在当今时代已逐渐显出其弊端。大学生群体已不再是原先的精英化群体,他们不仅数量较之扩招前大幅增加,而且思想动态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别是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下,他们的信息输入渠道更为丰富也更为便捷。国内较早研究视觉文化的研究者周宪曾指出:“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1]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影像、感性是重要的词汇。事实上视觉文化的这种转变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原先的以语言为中心的、偏向理性思维和理性判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开始不易被大学生接受;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带来的大量形象和影像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信息输送渠道和理解方式。前者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变挑战为机遇;后者则要求我们利用视觉文化的优势,把环境变为工具,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视觉文化以图像为基点,不仅将文字变成图像,还将文字意义变成图像意义。 在图像的背后不是能指与所指的断裂,而应仍是能指与所指的融合。比如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的阐释往往是教育工作的口头解释或文字解释,仅仅需要层层信息传输的递进,将原本就比较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变得更加单一和无趣。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观点不能认真领悟,而只是迫于对教育者的畏惧,效果自然不佳。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语言图景化即利用视觉文化的图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形象化的方式展现则能将枯燥、深奥的观点传输变成直观、形象、易于接受的双向交流。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量引入电教化教学方法就是一个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方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单向式、填鸭式的教学,不仅学生听起来厌倦,教育者本身也会失去兴趣,而在教学课堂上广泛使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如多媒体、投影仪、幻灯片等,在理论中加入案例、图片等则可以大大提高教学兴趣。2005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在“大力推进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在意见实施的几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媒体建设取得了诸多成果。“精彩案例”、“精彩教案”得到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并取得了资源共享。虽然我们说“多媒体无用论”、“多媒体万能论”等观点都是将问题简单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媒体的利用和开发是视觉文化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技术化视觉文化的背后是技术力量的支撑。无论是认为视觉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图像、媒体,还是数字化,其实质都是技术力量与文化的融合。在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技术始终是逃脱不了的伴随者。这种技术化力量以无所不在的势力范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娱乐,同样对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合理利用这种技术化力量会大大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感染力。技术力量贯穿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网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一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和接受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壮大,网络文化已成为视觉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资源共享的信息文化,网络文化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动态性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网络,大学生可以及时、通畅地了解到国内外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不仅节省了信息传送的环节和时间,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信息传送空间狭窄的局限,更是以更为公正、客观的方式向大学生展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正是有了这些丰富信息的来源,大学生们才有可能将传统的被动思考转向了主动思考。在上文周宪学者对视觉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视觉文化更注重感性。这种转向不仅是在形式上由传统的语言转向图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的确大量、感性、直观的图像让大学生们在接受信息时会出现不假思索、不加甄别的吸收、接纳,也会弱化语言时代对信息进行的判断、归纳等思维方式,但只要教育者能有效、合理的引导,对信息进行及时的过滤,并进行选择性利用,不仅会大大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会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兴趣。比如利用网络资源上的微博、论坛、QQ群、博客、各类媒体的新闻等等,针对热点话题和事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教育者可利用与学生讨论交流的机会,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传输给学生。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摆脱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出现的枯燥、单一的桎梏,而且因为有了网络这个交流平台而不是面对面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学生更能畅所欲言,想法更真实。 各种信息媒体不仅是以影像符号表征的视觉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平等化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教育者将教育内容传输给受教育者,其方式是直接的、强迫的、单向的。受教育者往往没有话语自主权,处于地位不平等状态。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这种地位的高低划分显然有些不妥。如何处理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间的关系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考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视觉文化中由于技术力量的支撑,大量图像与信息同时出现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视线中,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只要受众者愿意,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文化,受众者与文化创造者的地位不再是绝对的接受和创造了。这种地位的转换同样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借鉴方法。在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仅在信息的获取、选择、判断和讨论上有着同样的主动权,而且在两者之间的交流中也完全平等,交往机会均等。如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上,传统教育方式中教育者说的对或错已不再被接受,相反,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论中最终得出的结果要更容易让学生信服,比如大学生遇到溺水者要不要救、如何看待刘翔事件、如何正确认识高校扩招等等。这样的平等化教育方式无疑是更有效、更鲜活、更有说服力。当然这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对社会问题和热点事件有着正确、及时的了解,更要有思辨能力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只要这样才能在辩与不辩中固守阵地,引导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它不仅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更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发展。面对在视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活动的开展也必须尊重主体生活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过程中充分运用视觉手段展开教育和交流,更为符合现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和思维习惯[2]。扬长避短,大力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思考 [摘 要] 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为此,应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把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和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等作为机制创新的目标。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机制 创新 200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作了部署。许多高校在实践中采取“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原则,积极探索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思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但工作成效离党中央提出的“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理论研究还须不断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更大成效,必须创新机制,多管齐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一、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比较 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也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在没有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是建立在物理空间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方式区别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1、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通过课堂讲授、个别谈心、座谈讨论等面对面、一对多等方式,对受教育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使其提高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让受教育者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从而提高认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有共同的目的,但各有利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受时间、地点、场所等条件的限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软件、硬件等条件的限制。一场生动活泼的形势报告会的气氛、效果,计算机网络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在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不能忽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网络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思想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能用网络完全代替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的先进功能和先进技术,将网下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 2、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从信息的处理、传输角度而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获取、选择和传播的过程,就是用丰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过程。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常常是从报纸、书本、文件、身边的具体事例中甚至是自己的记忆中寻找素材,搜集资料,信息量有限,其中许多信息内容滞后,缺乏时代感、吸引力。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资源。网络不仅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依赖于信息,而且在方式上,也开始采用信息、传递、筛选、过滤、整合的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加大了信息接受者选择信息的难度。为了正确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网络资源,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不仅要接受信息,而且要善于筛选信息,既要防堵有害信息的传播、扩散,又要正面引导,坚持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和信息占领网络阵地,引导人们正确选择信息,还要学会利用BBS信息,利用E—mail交流信息,建立网站传递、整合信息。 3、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往往处于一种居高临下、主动给予的态势,受教育者在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在直观的、现实的环境中,思想教育还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在互联网络,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一名普通的用户,在聊天室里大家都仅仅是互相交谈的网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地位没有从属关系,处在一种平等互动的状态下,教育者更容易了解掌握被教育者思想上、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教育活动的深入进行。 4、实践证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自身优势。一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缩小理论说教与客观现实的差距,积极调整“受教育者”与“施教育者”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大讨论、演讲、征文、书画等校园文化活动,发挥大家在教育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二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手段,注重大学生的心理教育和心理疏导,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品质;在网络开展在线交流,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化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加强网络正面宣传,开展网络“两课”教学,将课堂延伸到网络,打造教育教学的网络平台。三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优化教学内容,解决大学生的疑点、难点、热点问题。 二、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要求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立足网下,又要关注网络,构筑网下网络互动、全时关注、全程覆盖的立体交叉网络。反映到新机制的建立上,应体现整合性、规范化和有效性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对其工作系统内部,还是与外部的联系,必须进行整体性的统一协调,才能使其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状态,保证目标的实现。整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具有的整体综合、统一协调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的整合性功能,能协调各部分的行为,使之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共同的着力点,产生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效应。同时,整合性还体现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制约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在师资力量、信息传输、思想信息反馈渠道、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研究,以形成网下网络互动的工作合力。 加强规范化建设,规范学生的行为和健全规章制度,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重点。目前,高校已基本形成校园网络化,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虚拟性和平等性,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更趋于个性化、多样化,但社会道德的主要规范作用则可能减弱甚至消失,由此造成道德评价失范,最终导致大学生选择迷茫和价值取向紊乱。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目的不相一致、利益相互冲突、需要相互撞车、情趣相异、态度相左的情形,网络时空中充满着竞争、冲突与斗争,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网络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法律规范来调整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正常的网络秩序。 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说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放松了,相反,对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一方面,网络信息的开放性、无序性要求青年学生提高自律水平和对信息的甄别选择能力,而这取决于平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容易在网络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逃避现实世界里的人际交往,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戒除对虚拟生活的迷恋,建立正常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建设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同时,对一些重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仅仅依靠网络沟通是难以奏效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网下引导工作。网下和网络的互动,是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三、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目标 1、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指一般性地通过网络传播我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道德规范,各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技术、资金、人员的投入,建立健全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网站,以精彩的动感画面和丰富的内容吸引人们,同时开发和运用其他网站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以形成全方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态势。 2、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培养网络教育人才,造就一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人才培养应做到:(1)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一定要树立网络育人的理念,由被动型转变为主动型,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灌输型转变为引导型,服从型转变为选择型,单向型转变为交互型。在信息时代,只有成为一名专业化、专家化的工作者,才能胜任日益繁重、复杂的教育管理工作,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先进性和实效性。(2)注重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探索。要深入研究探讨分析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判断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防范手段,提出适合高校特点的、有推广价值的理论成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水平,做到防患于未然。(3)熟练掌握基本的网络知识和技能。掌握了足够的网络知识技能,就可以通过网络,深入把握网民的思想状况,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有的放矢。(4)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质。即具备优秀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良好的信息道德。 3、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综合当前各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取得实效,除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外,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思想问题。对学生中的思想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收集,分门别类,在网络进行解疑释惑。(2)帮助青年学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学生的主要实际问题是“成才”与“就业”方面的问题。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多功能特点,在促进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提供便利。(3)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点击率。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活动,提供全面、及时、精彩的网络信息,搭建网络学习平台等来吸引学生的眼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摘要：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法纪教育；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以及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等几方面，切实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邓小平理论宝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的设计中，教育始终占据主要的位置，其中思想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任务与目标、原则与方法、组织领导与队伍建设等基本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它们前后联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对于改进和加强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高等教育的第一位。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政治优势。教育好、引导好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是我们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从培养接班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978年他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培养人才的几个标准，首先是思想政治标准，即“有社会主义觉悟”，另一是文化素质标准，即“有文化”。他还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2)“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3)他在充分肯定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明确指出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他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4)“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列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力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5)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相互撞碰。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必然形成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长期面临着如何理解和处理多样化存在的新特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弘扬时代主旋律,如何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以及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与道德升华,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是新时期思想教育长期面临的新课题。2004年，党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正是应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面临挑战而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号召。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担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的任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科学文化知识如何，将直接影响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2004年3月26日至27日，教育部长专门在京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研讨会。周济同志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一定要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他们抵御风险和侵蚀的能力。 二、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理想是指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活动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现阶段各民族的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共同的理想，也就有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6)在“四有”中，邓小平也最强调的，是有理想。他在一次接见外宾谈话中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7)这充分说明了理想和信念在革命年代政治、军事等生活中成为人们追求的方向和行动的指南，起到凝聚人心、团结群众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复强调对青少年要加强理想教育。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强调：“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8)“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9)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的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规范的总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如何，是关系到这个民族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10)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在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他指出：“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11）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和新时期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12） 面对世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青年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使一些人淡漠国家的观念，消解民族意识，失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分配方式多样化，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原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益作用激发了人们进取意识和创新热情。然而，利益驱动也使一些人物欲膨胀、道德沦丧，引起许多负面影响。对于大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容易受一些反动、低级、迷信等内容的影响，从而弱化淡化人格精神。因此，越是全球化，越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信仰，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对坚定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胜利的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三、加强法纪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人的思想觉悟，纠正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巨大的，但也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和纪律，才能有效地规范人的言行。在邓小平思想教育理论中也特别强调法制教育，他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也要坚持下去。就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3）“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律，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4）这些观点都充分说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把法律和民主放到同等位置。他在强调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强调了法律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他指出：“法律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主义也要进行这个教育。”（15）邓小平也非常重视纪律教育，他认为，纪律是实现理想的保证，是达到团结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指出：“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6）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也指出：“在党的机关、军队、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方面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17）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未来社会发展的栋梁，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观念，做到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遵守法律。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马加爵事件”，“兰州铁路运输技校新生入学三天被学生会干部殴打至死事件”，“高校学生网络犯罪”等都说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法纪教育方面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因此，必须坚持把法纪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项重要内容长期抓，把它纳入素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诚信品质，引导学生确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学会正确的行使权利和义务，自觉具备社会主义法律国家公民应有的基本素质。 四、加强第二课堂建设，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理论灌输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开展科技、文化、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他指出：“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18）同时他还指出：“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录取。”（19）这段话指出学校除了要开展好课堂教育，学习理论知识和间接经验外，还必须开展好课外教育，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学习课堂上学不到的实践知识和经验，这也是为实现我国的教育目标所必须的。在课外实践活动中，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强调劳动教育，他指出：“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要可能。”“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堂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训练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20）这些充分说明了劳动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同时这一要求也是符合我国教育方针的。 因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我国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目标开展工作。通过开展科技竞赛、文体竞赛、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意识、团结协作精神、吃苦耐劳品质和开拓创新思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将来投身到改革大潮中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相联系，形成教育合力，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效果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大气候之间有着共同关系。环境好，风气正，思想政治工作就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在各项工作之中，仅仅一个方面、一个部门去管，是难以奏效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十分重视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做改善社会风气和教育人的工作。1979年面对、“”一伙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现实，指出：“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的各类行为。”（21）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发展，大学生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知识更新也越来越快，这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更多便捷，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冲击和挑战。邓小平也曾指出：“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有家庭原因。”（22）这充分说明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心共同支持。面对这种情况，他强调：“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进步，把被‘’破坏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23）“教育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4）当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校、社会和家庭三者之间，学校仍起着核心和主导着用。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校和家庭教育互相联系，他指出：“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家长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25）因此，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适时地调整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密切联系学校、社会和家庭，善于整合三者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共同开展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六、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政工干部队伍，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各项工作更加纷繁复杂，越是纷繁复杂，越是不能放松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了要加强党委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他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党委的一个迫切任务。不仅理论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6）他还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作用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26）因此，作为高校党委也同样必须关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好党政工作，完善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学校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从而保证学校稳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有党委的领导，还要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这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又一有力保证。建立一支高素质政工干部队伍涉及到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和关心等方面。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师的任用问题上他指出：“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力量不能降低。”（27）这里的师资力量，一是指教师数量，二是指教师质量。在教师的培养上，他也指出：“要提高教师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要把教师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28）当然在任用教师时他也要非常关心教师，关心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问题，他指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鼓励外，还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29）“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30） 因此，作为高校如何建立一支高水平政工干部队伍？首先，学校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将这一问题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制度规划、组织实施。其次，要加强对政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第三，安排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第四，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对政工人员的管理。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方向、总结经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新方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而奋斗。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论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转变与挑战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文本”范式向“人本”范式转变；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化；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的转变，以单一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从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从以传统课堂教育为载体为主向校园文化与网络为主的现代载体转变；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 主体间性； 理论课； 专业化； 专家化 高校是人才汇集、知识荟萃、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途径和领导等九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纲领性文献，文件的下发，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1、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但“以物为本”与“以文为本”的理念还根深蒂固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封闭性、知识化、教条性、理想化、泛政治化”为特征的“文本”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四重四轻：重教育者的主导性，轻学生的主体性；重普遍性，轻差异性；重共性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也较多地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自身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是“工具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知识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和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文本”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边缘化、外在化、低效性，也形成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脸谱化、思想政治教育非科学化的刻板认识。[1]5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目的与手段，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的有机统一。以“开放性、主体性、情感性、生活化为特征”，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转换为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式内容范式’到‘问诊式方法范式’向‘对话式效果范式’转变。[1]5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正在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带来教育目标、方式、手段的新变化。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将更为显现。但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现实而言，还存在以下困惑：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社会、国家与学术四种力量之间的处境较为尴尬，还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高校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比较无序的状态，管理层面低，各项工作疲于应付，深层次、长远的问题无心过问，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还没有成为主动的行为。 第二，观念转变与行为方式的转变，是需要创新精神与自我否定的勇气，需要学习与提升的。从中央来看，一直把培训与学习作为转变观念、提升能力的重要内容，但不排除我们的培训方式本身还是“文本”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有待加强。同时转变观念也意味着失去一直习惯与驾轻就熟的工作方式，想不想学以致用与能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比较短，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论证，如缺乏中国特色的人性假设理论，缺乏对当代大学生需求的理性、科学与具体的研究，以人为本还停留在口头上、观念中，没有落实在实践中。 2、从主体中心模式向主体间性转变；但单一主体与主体缺位的现象还依然存在 主体与客体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在哲学意义上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实践的人。客体是指在主体活动的对象性指向中获得自身的基本规定（即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一主体论或主体中心模式，是一种以教育者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认为教育过程的实质是教育工作者根据一定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塑造的过程。这种教育模式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强制性。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为我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问题，其影响之大使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西方教育个性化思潮和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以及近年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深入人心，“客体中心模式”，即以受教育者为主体，教育者是受教育者的看护人，对受教育者的发展只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双主体模式”，即从施教过程方面来说，教育者是施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施教的客体；从受教过程方面来说，受教育者是接受教育的主体，教育者则是接受教育的客体，成为学界关注的模式。客体中心论与双主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主体论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等现代载体在思想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主客的互动性、交往性、平等性、民主性要求越来越多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趋势。 张耀灿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对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界定：“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两种关系的统一：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复数的主体，他们把教育资料作为共同客体，与教育资料构成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展示。主体间性切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独立性、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尊重与体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是一种涵盖历史、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理解与对话中实现“视界”融合与思想碰撞。 主体间性前提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主体，教育与接受教育都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从单一主体模式向主体间性模式转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现实中，单一主体论与主体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主体不了解、不分析学生的思想状态，把青年学生在逻辑上作为普遍是有品德缺陷的，把教育者视作是无缺陷的，通过控制话语权对学生采取传统的、强制的、统一的灌输，是单一主体模式的体现；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是思想政治教育无主体的体现。 3、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与学科形态转变，但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经验形态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线”理论，就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系统总结而得出的结论。1944年，在、的主持下，由谭政同志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的报告，又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地位、作用、任务和方法。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理论基础和重要教育内容。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确立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成为我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最高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进程。1980年5月底至6月初，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这一命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首先要学科化。孙友余提议：“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研究发挥人的积极性的这门科学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学”。第一次正式提出本学科的名称。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1984年部分高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7年开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06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独立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终于得以科学化地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其研究队伍、研究方向、研究课题都有了明确的划界，从而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与学科化的发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对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与学术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思想政治工作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科学，是科学、是技术、也是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理论教育，但它的价值却体现为一种实践价值”。[3]190其科学性往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本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行动者是一个群体概念，是由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工作者等组成的共同体，但由于这个共同体内部还缺乏有效的联系和相应的机制，一些研究者出于对理论的偏好，往往对经验与实践不以为然，有的研究者本身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的针对性不是很强；而有些从事是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对经验过于依赖，实际上并不把思想政治理论当作学科与科学。这些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两张皮的现象，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 4、从重视单一的意识形态目标向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但意识形态功能弱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机制还不完善同时并存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和人的发展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人格及行为实践等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我党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都有明确的阐述，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论述中都包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人、发展人”的根本目的与价值。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中目标功利化的倾向却十分明显。往往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更多地放在保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上，而淡化了其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忽视其个人目标与个体价值。 “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转向的指南。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动力。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核心是承认人与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主体性，把人作为整体的人，以实现不同人的不同方面的全面发展。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单一的政治功能向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培育，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开发大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教育大学生的主体人格转向，从空洞理想的说教实现向以人为归宿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还原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体关系，但也不能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功能。“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内的主体性的发展，也包括人的民主性、规范性与开放性在内的社会化的发展”，[3]290而是采取更为针对性的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及变化，充分认清他们思想的具体性、复杂性、变化性和必然性，从他们最切身的利益要求的满足中，逐步走到对各种大道理的接受；从空洞的说教转化为对物质利益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将人格塑造与世界观的教育结合起来，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而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一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与社会价值，存在意识形态弱化，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与知识素质脱离的现象；另一方面或者虽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却仍然用传统的模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难以实现。 5、从单一以理论课课堂教育为主向重视各门课的育人作用转变；但理论课的低效性和各门课的教育的合力还未形成 2004年中央16号文件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经历了恢复建设时期的“82方案”、曲折发展时期的“87方案”、全面加强时期的“98方案”三次重大调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的第四次调整和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05方案”。目前，各高校都在推行“05方案”，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日显明显。16号文件要求把形势与政策教育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度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主动联系社会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形成以专题化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改革，同时开设人文素质选修课，加强师德建设，各门课的育人功能日渐重视。 但新的教材体系如何转变为教学体系还需要深入研究与探索；大众化带来的课堂教学方式的变化，我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适宜的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市场取向、国际化、教育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高教改革带来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关系的新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的实效性；理论课低效性的困境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政策课、人文素质课与其它各门课的育人功能缺乏整体设计与科学的监督与考评方式，育人的合力并未真正形成。 6、由救火式模式向育人模式、前瞻模式转变，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缺位与不到为现象还比较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性，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推进创新，但相当长时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仅仅当成一种应急工具，思政工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应对学潮，维护社会与校园的稳定上，矛盾凸显时，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辅导员成了救火队、应急队，一旦局势平稳，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被重视。近几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依据时展和社会进步，制订思想政治教育规划，确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研究与关心大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与需求，既强调教育者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又强调尊重大学生接受教育、主动学习、自觉践行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作用；注重全面发展与和谐发展，努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但必须看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与力度在不同的学校存在不平衡性，依然存在着但只有危机时才到位，常态下缺位与不到为现象。有些规划与育人目标科学性与操作性不强，有的只停留在书面上，并没有变成现实。 7、以传统教育载体为主向现代载体转变，但对现代载体运用能力与综合管理能力还比较弱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形式和物质实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方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进行，各高校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主渠道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从课堂到课外延伸，从教室到寝室延伸，从真实的空间向网络空间延伸，从思想教育到心理教育的延伸。校园文化、网络媒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最大的载体。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实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但是，校园文化育人作用还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评估手段，网络的吸引能力还比较弱，课上与课下、网上与网下的联动机制的形成也还在探索的初级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的形成，在许多高校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破题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不足，社会实践的方式、途径、实效性以还有科学的理论界定也没有可靠的经费保证，综合管理与运用各种载体的能力还比较低，主流价值观还在以传统的方式传播，而非主流的价值观却早就用现代方式传播。 8、思政队伍由在实践中摸索成长向专业化培养成才的转变，但辅导员的专业化、专家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规定“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要统筹规划专职辅导员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辅导员的专业化是提高辅导员的学术声望与社会形象，提高辅导员队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保证。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建立一支精干有专长、有专业依托的专家型学生工作队伍，也是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目前，各高校都在积极贯彻关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文件精神，同时随着大学生就业的日趋严峻，高校辅导员已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学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如何培养、提升与考核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已成为当前需要积极研究、探索的主要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认为，要建立职业准入及资格认证制度，实行职业准入和从业资格考试，规范从业人员资质。也有人认为要对辅导员职业分类，设立专业系列职务岗位，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职业生涯辅导、法律服务、学生发展、学生管理等方面的专门队伍，改变辅导员队伍身兼多重角色的现状，结束辅导员专业界限不清的局面。[4]一些专家与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者注重研究辅导员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提出了设立高校辅导员培养专业的思路与设想。提出了构建辅导员核心的核心素质与能力，建构辅导学学科的核心内涵。通过以上探讨以推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现辅导员队伍的专家化。 9、由封闭的学校教育向注重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力构建的转变，但社会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的现状还没有以扭转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学校为中心与主体的教育方式，学校用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在人的完整世界和整体活动中圈出的特殊的场所，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与生活、社会、家庭从话语方式、内容要求都不同的教育，是围墙内的理想教育。 由于个体思想品德的生成在时间上是持续终生的、在空间上是超出于学校之外的完整的存在，学校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局限。现代社会日益开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大学围墙淡出，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更加直接、有机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无法离开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但由于高考这一特殊的指挥棒使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还是成绩至上的应试教育，导致中学与大学的教育严重脱节，大学教育事实上是矫正教育；中国大学本身与家庭的联系是非强制性的，许多家长也认为孩子上大学就是交给学校，学校是学生成长的无限责任公司，家庭的作用不仅微弱，有的还是负效应，在社会教育方面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方面，高校本身缺乏应有的控制力和利用能力，整体合力并未形成。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 [论文摘要]以“壹周立波秀”为代表的海派艺术在近年来的文艺娱乐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创新的形式给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通过幽默的语音和独特的形式，让辅导员在隐性教育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三贴近 幽默 主题班会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代90后大学生的思想呈现多元化、个性化，辅导员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利用新事物的规律，创新方法来进行正确地引导。2010年，壹周立波秀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海派清口的热浪，赢得了不少的观众，大学生群体便是其中之一，不少段子在高校校园里流传。“壹周立波秀”的形式也给高校辅导员开展主题班会提供了全新的借鉴。 一、“壹周立波秀”、“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壹周立波秀”与“三贴近”原则 “壹周立波秀”的新颖深深地打动观众，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全中国观众认识到源自于上海的海派文化，这种新颖与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三贴近”原则不谋而合。 “三贴近”是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三贴近”就是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时代责任融为一体，既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性要求，又体现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在坚持和发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原则、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开创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 （二）“三贴近”原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充分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校辅导员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遵循党的“三贴近”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战线中，辅导员应当将这条原则作为改进和加强自身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贴近实际，就是贴近大学生实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把回答和解决大学生的道德思想问题作为中心任务，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贴近生活，就是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深入到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去，关注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生活色彩，富于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贴近群众，就是贴近大学生，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把握大学生的脉搏，了解他们的愿望，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亲可信、深入人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三贴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实际，是大学生生活的实际；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大学生，是社会实践中的大学生，实际生活中的大学生。实际是根基，生活是源泉，大学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壹周立波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在大学生中的反应十分热烈，许多经典的台词让大学生在平时社会中侃侃而谈。一些国内外时事政治或者新闻人物也被周立波调侃，但其中的道理仍然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不仅仅是说笑那么简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立足国情、立足当代、立足于大学生活，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大学生心声统一起来，多用大学生的语言，多联系大学生身边的事例，多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高校辅导员可以充分借鉴“壹周立波秀”的形式，在主持班会时通过风趣的语言、引人深思的事例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壹周立波秀”体现了“三贴近”的原则，辅导员在班会中采用类似这种新的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使大学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美的享受；又能把党的先进性要求与大学生的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起到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 二、“壹周立波秀”对辅导员主持班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以小见大，突出自我教育 周立波说：“那时候大力宣传雷锋，你们想，一个人做一辈子好事，不知道扶了几千个老太太过马路啊！我就和几个同学天天候在马路旁边，就盼着可以有一个老太太过来可以被我们扶过马路，结果发觉，现在这个时候，老太太都脱销了！”调侃中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为了学雷锋而学雷锋，这就给人们深层次的反思。针对以往中国足球的萎靡不振，“立波梦话”虚构了这样一条新闻：“国家体育总局最近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解散中国国家足球队，永不重组。中超联赛停办十年，中国足协和中国消协合并，以后做球鞋贸易生意，自负盈亏。”这条新闻虽然纯属虚构，但寓意中国足球的打假问题等，让人忍俊不禁。 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人际交往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化解人际的冲突或尴尬的情境，使交流气氛轻松融洽，从而促进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高校辅导员可以从周立波的调侃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从社会现实和大学生生活中找素材，经过语言的加工，将有教育意义的道路通过幽默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学生能够在笑声中明白道理。 （二）与时事热点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周立波对深圳原市长许宗衡的调侃：“许市长在位时最喜欢讲，我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养一个儿子不容易，养大一个，捉进去一个。”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周立波通过幽默的语言进行调侃，把时政运用到笑料中。高校辅导员可以通过调侃时事腐败事件时，能够让学生去关注这些时政新闻，也起到教育作用。德国著名演说家海因·曼麦说过：“用幽默的方法说出严肃的道理，比直截了当地提出更能为人接受。”辅导员通过运用富有情趣、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达到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启发主动思考，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思想情怀的目的。 （三）增加娱乐时尚元素，突出个性化教育 周立波每次开始节目是通过木门打开，周立波穿着风衣，戴着墨镜，顶着“许文强帽子”跳了出来在舞台上秀了大半圈。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报幕员问：“你这身打扮是许文强还是小马哥？”周立波开口了：“我是小马哥的粉丝周润发…（停顿，观众大笑）的粉丝周立波。”观众再大笑。高校辅导员面对的是广大兴趣爱好和性格不同类型的大学生，特别是“80后”、“90后”的大学生，需要根据这些群体的个性来召开富有吸引力的主题班会，如果是一言堂，呆板的说教，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幽默的语言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氛围，也是开展好学生工作的润滑剂。如果辅导员能够结合一些身体语言，那么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学生也会更喜欢主题班会。 （四）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突出文明礼仪教育 周立波自己说过：“调侃是没有恶意的。”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绝大部分时间在调侃社会不文明现象时，不粗俗，也不针对个人的名誉权。周立波在接受《杨澜访谈录》节目采访时说，“传统曲艺节目，他们是以搞笑为终极目的的，而搞笑只是我的手段。我是要通过搞笑的手段来达成我的一个观点，或者是和大家一起对这座城市或者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些思考”。由此可以看到壹周立波秀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思想性。幽默可以将平时的同学矛盾产生引起的尴尬化为轻松和自然，使大学生在幽默中有所思，既得到释放，又能分析产生矛盾的现象、提高认识，达到德育教育的目的。所以，辅导员在调侃校园里的不文明或者某些违法违纪的现象时，应当注意不能直接点名道姓，而是对事不对人，让大学生自己学会思考，去感悟。 语言表达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虽然和人的先天因素有关，但更有赖于后天的训练和实践。周立波将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开埠百多年的能捕捉到的细节用俏皮生动的上海方言表达出来，体现了他深厚的语言功底。辅导员要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并善于与实践相结合，灵活运用。只要肯下工夫，勤于训练，虚心学习，不断总结，定会有所收获。同时，周立波说过：“文化要有本位主义，占领自己的领域，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辅导员更要创新的思维去研究社会现象、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研究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大学生，最终才能更好地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块“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试析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漠视　对策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从而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冷漠。针对高校大学生漠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原因，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呼吁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给予思想政治教育以高度的重视，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强政治理论教师队伍自身的建设，开创高校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也有了一系列的改变:由关心西方思潮逐步转变为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由习惯于高谈阔论转变为比较务实;由关心多方面的事务转变为关心个人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跳出短期行为的圈子，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从目前来看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却十分冷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由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暂时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西方的一些政要人物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低毁，企图把打开东欧“铁幕”的经验用于中国，大力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际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必定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2.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人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由于“经商热”、“下海热”、“第二职业热”的兴起，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蔓延滋长，政治淡漠主义和理想虚无主义抬头。高校大学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谈钱言利、计较得失已成为部分大学生的人生目标，“一切向钱看”甚至成为少数大学生的座右铭。 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社会不正之风的矛盾。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以及种种社会丑恶现象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相当的差距，这样既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也诱发了一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情绪。 4.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差距较大。在高等学校的理论讲坛上，教育学生要讲奉献、培养高层次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而一些家长却凭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化子女。家教的实惠性与学校教育的高层次性，呈现“两张皮”的状况，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5.政治理论课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在政治理论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多种原因，政治理论教育本身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中学、大学的政治理论教育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机械的“烫剩饭”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第二，部分高校教师尚未较好地解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实践中，如何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的问题，这势必影响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第三，政治理论教育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呆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吸引力，随社会实际的变化，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也不断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老师从书本到书本注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学方式，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剖析现实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不能适“实”改革，也是使部分学生对政治教育失去兴趣，产生淡漠感的原因之一。 面对新时期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部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的冷漠，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要加以正确引导，进行深人教育，否则，就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泛滥和集体主义的沦丧，损害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贻误一代跨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对策: 1.全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倡导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政治理论教育才能得以产生、发扬和光大。教育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和强烈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取消了人为的努力，事情是难以自发地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的。高等院校的各级领导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是促使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保证，也是消除部分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冷漠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在校内形成良好的政治理论教育气氛，从而使政治教育得以通过理论灌输、教书育人、日常教育、文化熏陶、社会实践和心理疏导六渠道顺利地完成。 2.加快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步伐，使政治理论教育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模式、手段等方面也都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作出相应的改革。 首先，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要进行新的充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的引进，大量的反动思潮也蜂拥而至，严重地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对此，我们不能采取被动的防御式的、救火式的政治理论教育模式，让学生一味地回避西方思潮，而应该把西方的主要思潮纳人教学中，通过正面接触伴以科学的分析使学生彻底了解外来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明辨是非，从而真正提高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利用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规律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个人与社会、索取与奉献的关系;利用市场经济竞争的特点，逐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利用市场经济质量和信誉观念，教育学生树立严谨的政治态度，培养一丝不苟的学风等等。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面前，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政治理论也是一门开放的学科，政治理论教育如果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身的内容，就永远不会有吸引力。其次，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也要不断地进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传统的作法是“你听我讲”，偏重灌输，而不注重“双向交流”，这样就不能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就不能真正了解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也就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事实上大学生关注更多的不是我课堂上讲授的理论知识，而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实践已经证明，靠单纯的说教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了，因此改革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方法已势在必行。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政治理论教育渗透到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娱乐之中，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科研育人、服务育人。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手段应用于教学中，融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这样可以增加政治理论教育的立体感，使其更生动、更形象，让学生亲身感受到现代信息社会给学习、生活带来的变化，有利于增强政治理论教育的吸引力。 总之，开放式教学是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趋势，它既可以运用和检验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又可以学到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是读社会之书、自然之书的极好机会。 3.加强政治理论教师自身的建设，是解决部分大学生漠视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高校政治理论教师肩负着既教书又育人的双重任务，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关系到政治理论教育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战斗力。 政治理论教师不仅要有专业教师应有的一般的基本的教学素质，而且还要有其自身的特殊要求。首先，政治理论教师要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有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其次，政治理论教师应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力。只有努力攻读马列原著，认真学习和邓小平的著作，理解了原理的真谛，才能向大学生深人透彻的讲授。良好的理论素养是取得政治理论教育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再次，政治理论教师还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他们必须能够紧密联系理论涉及的社会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对于思想理论界的动向和问题应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这样才能抓住联系实际的要点和重点。同时，政治理论教师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相关科学知识并获得和掌握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最新信息。总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要有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教师。因此，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只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刻苦学习、提高素质，才能跟得上时代步伐，才能完成政治理论教育本身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辟了新阵地、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网络背景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环境下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教育主体、学生、内容与形式四个方面探索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机遇与挑战 对策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在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形态，是指高校教育工作者用积极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网络素养等精神文化，以现代网络为媒介和阵地，用互动引导、建设管理、制度规范等基本方式，对高校学生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自主构建积极的思想政治品德。在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为高校学生开拓了全新的生活空间，而这一全新的生活空间也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使得网络逐渐进入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和重要工具。 一、网络媒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监控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等一系列的重要功能，通过网络能管窥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反映出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认知程度，可以说网络世界里有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与实践状态的缩影。因此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全新的传播空间，以网络为媒介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1.网络媒介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建设。人类传播历经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现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大众传播时期，网络因其图文并茂、视听一体、实时传输等功能一体化的特性，以超越传统媒介的优越性，对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认知与实践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在学习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受到网络深刻的影响，网络促进了学生个体的个性觉醒，他们采用开放式的态度接受网络信息，也依存网络为实践活动提供依据。在媒介形态的变革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媒介环境的变化，针对高校学生认知与行为方式的特点，积极利用媒介技术，建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内在要求。 2.网络媒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能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随着教育环境与教育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网络的发展改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对教师、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针对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能及时改变和增加教育内容，以实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正确引导。当前条件下，具体而言，应加入诸如正确对待世界多元文化的问题、建设积极的网络伦理观问题、构建网络心理教育与咨询平台等内容。 3.网络媒介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经历了由分化到统和的发展历程，新媒介有集多种单一媒介功能于一体的优势，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原有的媒介，就如网络媒介深入社会角角落落，但以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依然欣欣向荣一样，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开辟也不能取代原来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式。 网络这个开放式的互动平台打破了少数人的信息垄断，拓展了受众参与信息采制与传播的权利。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能体现传统教育途径与新教育媒介的融合性，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虚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与现实教育空间、传统教育方式与网络教育方法的契合。立足于现实发展实际，以学生为本，综合运用多种教育途径和媒介，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二、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我国建设信息高速道路的步伐不断加快，各高校也日益重视网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建立起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总结已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分析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是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入发展与持续创新的内驱力。 1.高校“红色网站”建设卓有成效，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信息的传播效果偏弱。以网络为阵地不断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实施途径，最为突出的成果是高校蓬勃发展的红网建设，如南开大学的“觉悟网”、西南财经大学的“光华园”、清华大学的学生红色网站、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焦点”等，集聚着相当高的人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快速发展的红网建设相比，“点击率”与“互动率”却持续低迷，成为制约红网深入发展的难题，红网中只有主流的观点与思想，缺乏互动、讨论与争议。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红网这个新兴事物在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更主要的原因是来源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没有把握住学生生活形态和关注的热点。在匿名性的虚拟网络世界中，是否参与到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完全是受众的自主选择，高校网络思想教育传播的主流信息只有特近学生的生活，遵循网站生存发展的“点击率”原则，才能为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2.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渐丰富，但缺乏时新性与权威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取得有效性，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日益重视对教育环境的充分调试，已经清晰地意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缺乏网络，也开始注意“时时在线”，但其适应行动常常滞后，权威性遭到解构。网络阵地里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似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那样，从教育过程到教育结果都具有可控性，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常常被转移，权威性面临被肢解，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用开放的姿态，渗透到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走进学生的虚拟生活空间、深谙学生的话语体系，从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入手分析，才能卓有成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与行动。 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的学生思想无比活跃和外显，但匿名性使得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更难以把握。网络环境下，学生的思想状态持续活跃、外显于网络中，这一方面便于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的变化情况，但匿名性的状态又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充满不确定性。网络的开放性及由此创造的网络环境里的群体压力、趋同心理、群体模仿和求异心理等现象，常规状态下的网络思想变化就已经难以掌控，特殊状态下的“匿名性”与集合行为，使得对学生的思想状态把握变得更加困难，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推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分析 1.提高教育主体适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能充分认识网络的消极与积极因素，重视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分析当代网络环境下学生的认知与行为方式，树立教育民主化的观念，能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行科学的“把关”，建立思想政治网络信息资源，树立权威性，引导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 这些新要求一方面是对教育工作者观念上的更新要求，另一方面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专业素质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海量的信息环境中甄别、把关与引导的能力。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具有时新性与真实性是其发展的趋势，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阵地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各种思想观点、价值观、道德规范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和网络生活实际，帮助学生选择、梳理和甄别信息，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当好“把关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网络思想文化的主旋律。 2.培养高校学生客观运用网络的正确观念与素养。当代大学生畅游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享受着平等、便利、民主的网络生活方式，但网络作为一个较新的事物，诸如网络对学生素质的影响、网络伦理道德、未来人的生活形态等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层次的思考。网络信息参差不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固定成型，较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科学、客观的网络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观是十分重要的。鼓励学生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正确的网络文化观；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时代的人际交往方式，树立正确的网络人际观；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以增强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需求、检索、评估和有效利用的综合能力，自觉追求真善美、抵制假丑恶，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规范网络行为，抵制消极、腐朽、落后、反动的思想观念的侵蚀。 3.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运用网络传播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生活。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内容应在弘扬主旋律的基础上，倡导多样性。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抵御网络上文化霸权的侵蚀。注意科学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与交往方式，传播具有实效性、真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容，以时新性的信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真实性的内容能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与权威性，具有不同价值性的信息能满足学生多样性的信息需求，网络语言的恰当使用拉近了教育者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心理，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效做好准备。 4.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网络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除了将网络技术引入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深化学生的读、听、看、思以外，首先应是以各高校教学网站为依托，建立思想政治课教学网页开展高校思政教育，设立学习与答疑专栏、学术观点阐述、时政热点分析等，辅助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其次是建立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宣传党的思想政治问题理论和工作方针的思想教育专题网站，如“红网”等，对学生进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用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再次是实现校园网络与其他媒体的资源整合，网络信息浩若烟海、良莠不齐，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应为学生提供经过质量“把关”过的形式多样的信息资源，如时政热点、突发事件、学生关心的问题等，引导学生思考与讨论，占领网络思想政治问题阵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硕士研究生 就业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人数不断攀升。“入口”处招生比例逐步扩大， “出口”处的毕业生就业状况究竟如何。笔者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探讨对象，就当前的就业现状展开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大学生为缓解就业压力不断走向考研道路，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不断放大。那么，经过三年的学习后，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到底如何，笔者走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进行调查研究，针对具体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展开分析，试探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就业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悠久而又崭新的学科，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和丰富。1984年我国正式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学生教育管理；科研；党政群团、企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工作等。但是跟据实际的调查显示，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大概是考博、考公务员、考各类学校和其他。考博方面，很少再有继续攻读本专业的学生，大都选择类似学科或者直接转向其他学科。考公务员方面，该专业研究生一直在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据其介绍，由于专业需求量小、没有工作经验等原因，他们只有选择条件较少但竞争激烈的岗位，也使得其不断受挫，困难重重。到各类学校方面，在被调查人数中，大都签约的是高职院校、本科院校，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口” 的岗位就要属辅导员了，但是如今辅导员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也在不断深化，还有部分毕业生表示并不愿意做学生工作，所以学校就业前景也不容乐观。其他的一些就业方面，诸如各类企业、创业等，比例较少，该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稳定保障的行业，也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尴尬。 总的来说，该专业实际就业范围比较狭窄，毕业生就业集中在高校辅导员行列，考公务员和考博难度较大。加之该专业的理论水平较高，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和针对性较低，思政学生对本专业的就业信心不强，担忧“毕业即失业”，出现一些就业恐慌，没有表现出硕士研究生的竞争优势，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社会环境、就业观念等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随着扩招的步伐，普通高校的硕士点不断增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不断上升，但是普通高校的教育体制、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却没有同步的跟上。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来说，首先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涣散，某些高校研究生处不能针对各个专业特点具体管理，大一统的管理方式既没有针对性又不能立竿见影，管理空泛。其次学科点建设缺乏资金和人力支持，专业教师配备不齐，课程设置陈旧落后。没有确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制管理流于形式，许多研究生与导师联系甚少，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再次就是人才培养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处理能力，然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大都只是理论学习，埋头写论文，缺乏实践锻炼。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实践锻炼要求不强，没有较好指导研究生认真参加思政工作助理环节和教学实习环节。另外研究生的就业能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原因。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增强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素质和能力，就要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建设，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达到和谐共赢的双向效果。各个学科点可以组建几支高水平的导师团队，研究生既可以跟随自己导师做科研，又可以在导师团队影响下，学习他们共有的学术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加深导师与研究生的情感。同时，人的教育管理是主观的，需要客观的规章制度来完善导师制度建设，应建立一系列导师任免制度、导师评估制度、导师汇报制度等。 （二）硕士研究生自我能力提升 硕士研究生要成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发展,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实力，把专业与自身更好的结合起来，突出个性优势，优质就业。 首先要坚定信仰，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次要扎实学习理论知识，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多学习相关学科理论，将他们融合贯通。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实践操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实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助理实习中，学以致用。再次要提高能力，提升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探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为此，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必要性及意义等。 目前，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都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与理论为主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对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工作关系到他们是否可以真正地成为未来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思想政治教育者等。 一、研究现状 教育和工作及其学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研究却不够细化、具体。特别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对其研究的个案与案例较少。本人通过图书资料等渠道搜集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版的著作或发表的论文，没有一本（或篇）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为对象，几乎都以“大学生”为主体。 同时，本人在CNKI上搜索近十年来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相关的研究，只有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车广吉在2003年第2期的《白城师范学院学报》中分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择业观念；吉林通化师范学院政法系的吕良在《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2期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理论构建能力及建构；中国矿业大学法学院的胡廷龙在《考试周刊》期刊2007年27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教学与课程改革提出了几点思考。 由此看来，尽管部分学者涉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研究，但都未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些探讨，学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缺乏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特别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关注却尚未涉及，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研究者们去探究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政策与对策。 二、存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教育方法与内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深入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需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即重外延，轻内涵；重能力，轻素质；重教书、轻育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的实际心理需要认识不足，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相应行为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知行脱节、言行不一”。 （2）科学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专业的独特性；政治理论的高层次性；教育内容的广泛性；社会实践的深度性等特点。他们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人文素质、创新素质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 （3）需要进一步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更加地明确自己所学，同时高校应建立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与效果的评价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大学生总体与宏观研究居多，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扣时代主题，坚持与时俱进，突出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和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方式和载体创新研究不断丰富，教育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内容不断充实、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越来越多等，这些研究为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这一微观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对于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水平高的大学生不一定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理论研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值得探讨与研究这部分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2）在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以调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为立足点，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有利于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方法、内容与途径等。 （3）有必要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制定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供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 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出来的目标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还应当是可靠接班人；主要任务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教育者、管理者、政治领导与干部等。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甚至是社会的发展方向。 如今，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知识理论灌输，广大学生主要凭借对思想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但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今后从事的职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满着艺术性。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外，还应学会如何主动运用、教授思想政治知识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实践作用。 （1）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的需要，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2）启发从新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新的理解，重新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3）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发挥其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树立榜样与产生辐射效能、带动力、感染力的需要。有利于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政治敏锐感，从而学会运用政治眼光评判问题、解决问题，成为社会的积极管理者、教育者、政治领导者；有利于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主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措施、工作机制。 （4）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途径，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对于提高我国行政领导与干部的政治素质，加强思想教育人员的职业教育，完善高校教育体制及我国政治教育体系与制度均具有导向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浅析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 国防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摘要：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高校国防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内在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又有一定的区别，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而且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一、高校国防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在高校中开展国防教育，对于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素质的全面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对大学生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当今世界的军事状况，并激发他们顽强拼搏、振兴国家的热情，从而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在军训中普遍开展的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可以使学生学习到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有助于他们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相冲突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培养大学生树立勇于奉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民族精神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要培养的国防意识正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为内容，以国家防卫问题为中心的理性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国防赖以确立的精神根基。通过国防教育，可以更加激发起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操，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组织大学生开展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的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防教育可以成为对大学生深入进行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国防教育所依托的学科体系是军事科学。现代军事科学是一门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科学。学生学习军事科学，不仅有利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他们打破专业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其创造力和综合思维能力，促进科学素质的提高。军事科学知识本身所具备的前沿性、神秘性还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军事科学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军事科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总之，通过国防教育，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断提高，成为“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以及“高度文明的人”。 二、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高校国防教育对于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具有其他任何学科门类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特殊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高校开展国防教育，首先就是要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大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政治思想工作是从我们军队里出来的，是我们军队的看家本领。”开展国防教育，可以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大学生的视野，极大地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开展国防教育也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通过开展国防教育，参加军事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增强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荣誉感。因此国防教育有利于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高校国防教育的内容紧紧围绕着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和根本的目标和任务。因此，高校国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补充。 其次，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的教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青年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他们辨别事物，判断是非的能力。高校国防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从根本上抓住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新时期高校国防教育不仅传授军事理论知识，而且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在传授军事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培养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增强他们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使学生立志报效祖国。在军事训练中，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坚韧不拔，互相团结，互相帮助的优秀品质，增强集体主义观念等等，都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 三、高校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国防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为革命理想和美好事业奋斗的长期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艰难困苦、顽强奋斗的品质和作风，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和精神力量。因此，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要特别强调艰苦奋斗教育，而国防教育则是一种有效途径。首先，集中军训不但使大学生们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时间紧、训练强度大、军事化程度高、条件艰苦等困难条件下的集中军事训练，使参训学生既磨练了意志又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军事理论课的开展能使广大学生得以从我军光荣历史中学到以“老山精神”为代表的“为了祖国不怕流血牺牲、为了人民甘愿付出”的崇高精神，并结合自身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信念。最后，通过中国革命史的学习使大学生们明白当前的安宁和幸福是来之不易的，进而懂得要珍惜机会，抓紧学习，艰苦奋斗早日成为高素质的人才的道理。 (二)国防教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所谓居安思危是指和平安定环境下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关注，它是国防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防教育一方面能使学生树立关于战争和和平关系的正确的认识，能清醒的看到世界并不完全太平，各种冲突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会仍然存在，我们要居安思危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中国近代国防屈辱史、革命史、人民解放军军史的教育，帮助同学们了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程使其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加深他们国防事业的热爱。 (三)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其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前许多大学生往往只重视自己专业的学习，对其他方面知识则表现出极少的兴趣。这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方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前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外界充满着对大学生的诱惑，仅仅网络一项已经使一部分学生深陷其中。同时当前通俗文化泛滥，不少学生追逐通俗文化比加强个人修养有着更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广大大学生又面临着过级、考证、就业的压力这使的他们对一些课外知识的学习往往能减就减。所有这一切造成了部分学生知识面狭窄和视野狭隘。国防教育则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教育，对大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一定作用。国防知识不仅内容丰富知识覆盖面广而且综合性很强，覆盖了从内政到外交、从历史到现实、从基础科学到当今顶尖科技的多学科知识体系。通过国防教育可以使大学生们熟悉和掌握基础军事理论和军事科技知识，既能提高他们的创造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又能带动和促进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巩固，以此开阔大学生们知识视野，改善大学生们知识结构。此外，在艰苦的军事训练中，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普遍增强，这就为造就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集中训练过程中通过紧张的队列、战术、射击、拉练等科目的训练对大学生身体素质也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和考验，这也是综合素质提高的一个具体表现。 (四)国防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拥军意识的形成和集体主义纪律观的树立 军队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神秘的，大学生也不例外，由于对军队的不了解他们往往会对军队产生不客观的认识。部分学生认为部队是艰苦的代名词，认为军人是严肃难以接近的。军训则给了大学生们一次近距离接触部队、接触军人的机会。训练时教官们的纪律严明、忠于祖国以及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往往会感染很大一部分学生，加深他们对军队的热爱和向往并养成良好的拥军爱兵意识，这种亲身感受教育的效果远远胜过枯燥的课本教育。同时国防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集体训练、集体活动、集体生活都体现了集体的精神，此外通过不同科目的训练更能体会到团队协作集体精神的重要性。军训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军训期间各项活动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安排。这种经历对大学生纪律观的树立极其有效，同时对大学生们将来的学习和生活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国防教育不仅是加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措施。它不仅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工作方法，它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取代的。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不但可以使学校国防教育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且也充分发挥了高校育人的综合效益。总之，在高等学校实施国防教育，不仅是法律赋予的一项任务，也是学校实施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大学生磨炼自己、提升自己、证明自己、成长进步的重要机遇和平台。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核心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核心，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核心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1月5日《中国教育报》）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充分认知多元智能理论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构建高效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机制和评价体系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和孔子的传统教育理论，并依据此理论，就高效课堂教学分组合作学习方法和评价方法进行论述。分组合作是高效课堂教学主体，是体现智能多元化和孔子教学理论的重要方法；评价体系是课改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是否完整准确，关系到教学目的的达成与否，关系到教学是否公平和客观。 问题的提出：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用以指导新课改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基础上理清思路，改变观念，才能自觉地在高效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教育方法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在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和二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填鸭式”教学模式急需改变。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大胸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加德纳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通过不同符号表现出来，是独立的不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据此，加德纳和费尔德曼教授用10年时间的研究实践，对学习活动评价方法进行设计，目标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认知能力。 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注重选择性，而忽视发展性；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忽视能力测评；评价单向性忽视对等性（互动性）；评价简单化（考试），忽视多元化。其结果是创新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解决问题能力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的问题设计教学法 从事教学这么多年,始终有个问题困挠着我,那就是历史知识内容多、头绪繁,教师难讲,学生难学,死记硬背抓不住重点。那么,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我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效果比较显着。“问题设计教学法”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要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教会学生善于捕捉信息,及时处理信息,在探索中自己解决问题。 一、“问题设计教学法”的实践内容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问题是深入学习的起点。“问题设计教学法”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要求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特别是针对教材提出疑问,教师进行归纳总结。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本章内容多达三节30多个知识点,一节课根本讲不完,学生也掌握不了那么多知识,更不用说培养能力了。因此可以采取 “问题设计教学法” 问: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说明下列问题: 1.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为中国革命开创出一条正确道路的? 2.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是怎样“守业”的?其结果怎样? 3. 我们的“创业”和“守业”和苏联相比有什么异同? 4. 从“创业难,守业更难”上你得到什么启示? 这样,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但解决了本章节问题,而且有效地进行了知识的纵横联系,既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又培养了学生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历史教学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大有好处。 二、“问题设计教学法”的特点和作用 1. 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问题设计教学法”是针对章节知识的重点、难点,或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进行再组合提出问题。因此教师讲课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便于学生学习、掌握。 2. 系统性、完整性、能力性 布鲁纳说过:“获得的知识如果没有完美的结构把它联在一起,那是一种多半会遗忘的知识,一串不连贯的论据在记忆中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寿命。”而运用“问题设计教学法”则突出了一个主题,就象一根红线把零碎的珠子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不但有利于学生温故知新,而且可以引导学生探究未来。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 3. 现实性、适应性 “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专题倾向性十分明显,是在一定的情景设置下进行的,情景与知识交融,有利于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关注时事、借鉴历史观察现实的能力,提高整体素质。 三、“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三点做法 1. 设问法 就是对所学章节的内容进行直接设问,引发学生思考。比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重点可以抓住“新航路的开辟”这几个字,提问:“它是开辟和沟通到哪里的航路?原有的航路途径在哪里?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新航路是由谁,又是怎么开辟的?开辟后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系列的设问,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并使他们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求知兴趣点,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本课内容的教学。 2. 联系法 联系法包括纵向联系法和横向比较法。 纵向联系就就是以本章内容为切入点,把同类知识按时间先后顺序归纳起来,进行系统阐述。比如:讲到《辛亥革命》可以联系相关知识提出: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哪些探索?提出过哪些救国方案? 横向比较法是把同一时期的同类知识或中外相似的事件进行比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一章,联系相似时间提出问题: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和苏联有什么异同? 3. 情景设置法 就是把要学习的章节知识点放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学科内综合或学科间渗透,以营造综合氛围。情景设置可以是某一人物,也可以是某一事件,可以是时政热点,如西部开发、WTO、中日关系、中美问题、台湾问题等。也可以是人文地理,如环境、人口、资源等。根据情境设计设置问题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一环,具有深远意义。 “问题设计教学法”,将各种知识融为一体,进行学科综合或学科渗透,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教学困惑,才能深化教育改革,也才能提高课堂效益,做到真正的培养学生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一、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 第二,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第三,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重点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这实际上使大多数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学习的时间就只有宝贵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重视高一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也是势所必然,历史教师虽难上加难,但却责无旁贷。 有人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表示很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占41.9%,表示不置可否的学生占55.3%,而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仅占2.8%。学生没说不喜欢历史,可教师却在抱怨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原因何在?无外乎两个因素:(1)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2)某些历史知识通过教师引人入胜的讲述,激发了学生的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时的冲动。这些统计表明,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如前所述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先进而科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 二是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我们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三、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渗透世界近现代史教学 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只作为选修,必会削弱本身的地位,因此如何在两难局面上照顾学生对历史在古今中外内容的学习,是教师不容回避的问题。虽然,初中阶段这些内容高一学生都已学过,但对初高中的要求深度、广度不同,中国古代史学生相对还熟悉点,但世界史内容他们是在初三学的,由于初三升学压力,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好世界史的内容。所以,若在高中阶段学生不接受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就会出现严重脱节,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利于教育“三个面向”中“面向世界”的要求;从微观角度来说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历史知识,中国是世界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高考综合科目考试中,世界近现代史部分内容又是出题的“热门”内容。所以,高中生掌握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内容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囿于大纲,而是要根据教学实际对高一教学内容作适当的调整。在给学生讲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时就不能单纯从中国国内历史的演变去考虑,而应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新教材已注重到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近代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引言”就很重要,教师要重视这些内容,用好这些内容,同时还要进一步挖掘教材,找出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内容和结合点。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怎样创设有效情境的路径分析 关键词:历史教学 有效情境 创设 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过去性。因此由于历史内容年代久远,使得教材内容抽象、枯燥,缺乏趣味性,如果缺少必要的学习情境,学生就很难很好地完成对这些历史概念、规律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那么如何创设有效情境呢? 一、创设有效情境要生活化。 在创设历史教学情境中,很多教师秉持历史想象和历史假设的原则,运用模拟角色情境、编造历史故事等方法,让学生进入历史场景,“参与历史”,从学生或故事人物的情感角度体验历史。这也符合新课程改革中提倡充分尊重学生体验与感受的权利的要求。如果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感兴趣,学习时轻松愉快,学习效率自然会较高。教师设计导入时要尽量选择新鲜活泼的内容,讲究语言艺术,以使课一开始就扣人心弦,吸引学生的注意,激起他们思维的浪花。这种生活化的情境有助于将抽象、枯燥的历史事物及历史事件以形象直观的形式呈现于学生面前,使学生由今忆古,从而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强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更容易参与教学。 二、创设有效情境要落实三维目标。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是创设有效情境的第一步骤。接下来在具体设置教学情境的时候,要考虑是否符合三维目标的落实。因为创设教学情景的目的是辅助学生的学习,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实现新课程教学的“三维目标”。所以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在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的指导下确定具体教学目标,依据教学目标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如:在教授人民版必修二专题八《经济全球化世界》时,某教师设计了如下情境:出示《波音飞机在美国以外的零件供应地示意图》,一是说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最终为了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二是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围绕这个情境设计问题,让学生探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这节课的核心问题,在具体操作上,教师设问:美国为什么将某些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和巴西?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接受?这对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影响等问题,这样层层深入,引导学生思考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问题。 三、创设有效情境要围绕课时重难点。 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中,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但在具体的课时教学中,并不意味着教学情境越多越好。也就是说教师在对教学内容设计情境时,要突出主题,紧紧扣住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否则会造成课堂结构的失衡:要探究的主要问题着墨太少,而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误导了学生的学习倾向性。比如上人民版必修一的《辛亥革命》这一课时,对于本节课的重难点定位,首先可以参照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而《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则阐述的更为清楚:“辛亥革命的意义是本课的难点,学习时可以从辛亥革命如何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变化等角度认识。”教师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的原因在于教师限于以往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结构,对课程标准与教学指导意见研究不够。 所以笔者还是强调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然后有针对性地创设教学情境。 四、创设有效情境要有利学生探究。 高中历史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由此看出探究性学习在高中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理性思辨。基于以上认识,在创设教学情境、设置问题的时候,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探究的,教师又如何提出探究性的问题。所以,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跟随时展的脚步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具备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在中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中,传统的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彼此分离的。教师的任务是教学,研究被认为是专家们的“专利”,而忽视了教师工作创造性的特点。当前,从“教书匠”转变为科研型教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教育科研也被许多学校视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生命线。 教师要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建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大胆地对学习进行尝试,在此基础上还要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将教学过程和情感教育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的学习目标在丰富的教学资源中更好更快的完成。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建立团结互助的关系,建立起在师生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融洽的关系。彼此的交流可以让活动变得更为丰富,共同分享学习的过程和成果,让教学评价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 历史课堂教学是复杂和丰富的,对于如何创设有效的历史教学情境,除了以上几个基本条件,还涉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学生课内合作探究时间和学生知识背景、教学设备的运用和除教材之外教学资源的开发等,要取得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需要我们教师不断探索不断实践。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教师创新观念的弘扬,教师在激励学生大胆创新的同时也在激励着自己的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谈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高中历史新课程在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由教学的恒定时间模式,代之以模块的时限模式,出现了跨度大、跳跃大、难度高、内容多等特点。这就使得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既要完成一个模块教学,又要实现历史新课程标准目标,成为高中历史教师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题式教学法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教学法中的一朵奇葩,成为教学方式变革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一、合理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 所谓创设问题情境,是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精心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教给学生提出问题的技能,并鼓励学生质疑问题,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实现对知识的主动选择和探索。例如在讲授日本明治维新一课时,导入新课后用幻灯片逐步向学生展示围绕国家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系列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你所理解的近代化的含义;当国家走向现代化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时,先进与落后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态度如何?中国是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结果怎样?日本如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请结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比较说明两国开始走向近代化,最终一成一败的主要原因。课堂实践证明,一个优秀的问题情境,往往产生“一石击起千层浪”的效果,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促进师生合作,教学合作,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激发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加充分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学得更多、更快、更好。 二、教师借助点拨示范,达到学法指导 问题式教学过程中必须将教师对知识的讲授和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有机地统一于历史问题之中。教师通过点拨示范,将大难点化成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然后指点迷津,教给学生一种学习策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指导学生启动思维,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解答教师设计的问题,关键是引导学生从分析问题的条件入手。为此,教师进行问题教学过程中,既要设计好问题,又要有明确指向的诱导、点拨、示范,实现教学方法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机结合。如在讲授《鸦片战争》时可引导学生质疑:“中国的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如果林则徐没有虎门销烟,英国是不是就不会发动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南京条约》的内容是否能体现其侵略意图呢?”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鸦片战争的性质及其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达到启发学生思维,提高课堂效率的功效。 三、开展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所谓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即在教学过程的进行、教学活动的展开,紧紧围绕着探究的问题而展开,让学生带着课题问题“收集资料”等一系列活动中,培养获取和处理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历史等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在讲授《西学东渐与维新变法思想》一课时,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研究性学习:“在近代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关于两个派别关系的表述,只有一组是准确的,请加以判断,并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你的判断:第一组——争锋相对、势不两立;第二组——齐心协力、相得益彰;第三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所学知识及其课后搜集的资料进行口头形式进行讨论交流,课后指导学生将讨论结果整理成文。 四、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 运用问题教学法,摒弃传统“一言堂”的讲授法,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教师应该在树立师生人格地位平等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为问题教学法的顺利实施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现代教学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心理存在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是感觉——思维——知识、智慧、过程;二是感受——情绪——意志、性格、过程。前者是一种认知过程,是智力活动;后者是感情过程,是非智力活动。两者密不可分,缺一项都不称其为真正合理的学习过程。而教学实践也证明:教师与学生都是有感情、有思维的教学统一体,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师生活动意味着参与、对话、沟通,它不仅是教与学的活动方式,更是弥漫于师生之间的一种教育情景和精神氛围。对学生而言,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张扬和创造性的解放。对教师而言,上课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给学生,也是和他们--起分享、理解生命的价值以及体验自我实现的过程。 五、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 课堂教学中运用问题教学法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一要不断加深自身学科知识基础,并根据最新学术研究动态更新知识。历史学科的知识面非常广,只要是过去发生的几乎无所不包。所以历史教师一定要不断地吸收知识,使自身的基础越来越雄厚和越来越新,才能不断地更新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和提问时的材料,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永远保持吸引力。二要切实加强自身教学基本功的锻炼,如语言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解释说明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的能力,等等。否则,再好的教学方法到了手头,也发挥不了该有的功效。三要转变观念,明确教师在新形势下的“角色”。要摒弃传统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一言堂”的做法;改变教师永远是主角、是支配者,学生是配角、是服从者的陈腐教学模式;改变听话的学生才是好学生、管得住学生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的陈腐观念。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功能观。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发展,教师的角色应从信息源与知识的传播者变成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辅导者,成为学生探索问题的领导者,学生理智、社会和情感方面的指导者。 总之,问题式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应遵循问题创设的原则,讲究问题设置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改造和完善,这样才能使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焕发独有的艺术魅力,更好地促进高中历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论科学记忆对高中历史教学的策略 历史是高中教学中的重要学科,加强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有助于学生对历史事情的认识和感悟。“以史为镜,可知兴亡。”历史的教学不仅是要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更要求学生通过历史事件从中发现规律,发现真知,真正的做到感悟历史。这也是高中开设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历史的教学还有助于学生民族归属感的形成,在历史教学中帮助学生认清我们民族的特性。 同时,高中历史也是高中文科中难度较高的一门课程。高中历史对学生掌握要求较高,事件的发生年代,事件发生的起因,结果,以及这件历史事件反映了什么,推动了什么等等都在高中历史的考察范围中,这也可以看出,高中历史的教学难度是比较高的。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学生往往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由于历史的涵盖范围较广,知识点较多且又较碎从而导致了学生在对于历史知识点的记忆方面往往存在了混乱。AA其二,是学生对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等都不能很好的掌握,对该知识只能死记硬背,从而造成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较为混乱,理解不清且经不起推敲。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非常不理想的。提高高中历史的教学效果,就应从帮助学生理清历史知识点,构建一个清楚的知识网络出发,帮助学生更清楚的对历史知识知识和了解,从而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 科学的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对历史知识进行记忆,是我们高中历史教学中所需要的。将科学的记忆方法应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可以让零碎的繁多的历史知识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网络,从而帮助学生记忆。 一、年代记忆法 年代记忆法师应用的较广的一种记忆方法。通过将不同年生的历史事件进行归类和整理,从而形成一个清晰的历史知识网络。年代记忆法的基本原则是:“重要年代具体记,一般年代大概记,年代框架形成后,再用各法来巧记。”以中国古代史而言,秦统一、黄巾起义、隋统一、宋开国、金亡、明开国、清兵入关等年代,以及两汉约400年、唐、明、清各约300年,是应该记住的。以中国近代史而言,应首先记住1840年、1856—1860年、1851—1864年、1894—1895年、1900年、1901年、1911年、1912年。学习世界近代史,应记住1640年、1775年—1783年、1789—1794年、1848年、1870年、1871年、1914—1918年。在形成年代框架后,可使用下述各法归类记忆年代。通过年代记忆法的运用,混乱的知识点能够更有条理的展现出来。厘清了各个朝代与年代之间的联系后,学生可以将历AAAAA史知识填充到这个年代框架中。如秦国统一了,然后秦国统一后有什么新政策呢?该朝代是怎么发展的呢?这样,学生所学的货币统一,文字统一以及后来的焚书坑儒等都能通过年代记忆法填充至年代框架中,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 年代记忆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将历史知识分块且互相联系的作用,高中历史教师应充分的把我年代记忆法这一特点,对教学进行改革,将年代记忆法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记忆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二、理解记忆法 理解对于学生的记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在很多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对内容多的历史知识进行记忆而忽略了学生对于该历史事件的理解。很多历史教师会认为历史知识是可以靠死记硬背就掌握的内容。事实上,理解性的记忆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理解记忆法可以帮助学生主动的在历史中寻求答案,对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并根据年代记忆法所形成的框架通过理解记忆法去填充,使两者相辅相成。在高中历史的学习中,学生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和记忆,造成了历史教学进度慢。如学生在学习“世界多极化”时,往往会提出疑问,导致世界多极化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教师都直接告诉学生世界多极化形成的原因,意义等,而没有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引导帮助学生主动探索和思考。同时,教师所给的答案往往只是针对考试而言的,很多时候学生对答案的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疑问和疑虑,如文化因素对于世界多极化的影响。学生对于文化因素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时候教师要耐心的对学生进行讲解,并通过拓宽学生知识面等方法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教师可以将代表性强的民族文化冲突展现给学生看,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多样化对于世界多极化的推动。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让其对该知识点的记忆更为的深刻,这一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与年代记忆法一起结合可以很好的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三、巧用记忆曲线 记忆曲线又称为遗忘曲线,是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所研究得出的。记忆曲线是一条以记忆保持为纵轴,时间未横轴的曲线。根据艾宾浩斯记忆曲线中的研究,不同的记忆难度的知识所需要重复的次数是不同的,同时我们的记忆分为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根据记忆曲线对所学知识进行重复以及就可以将短期的记忆变为长期的记忆。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对历史知识记了又忘是很平常的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巧用记忆曲线对知识点进行复习,可以帮助学生将短期记忆逐渐的转化为长期的记忆,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效果。记忆曲线是一条较为复杂的曲线,记忆曲线的获得需要经过不断的试验,教师应主动的探究和摸索而不能盲目的遵从网上的资料。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的知识性,却忽视了历史的趣味性;比较重视历史的逻辑性,却忽视了历史的形象性;他们习惯于用枯燥呆板的公式演绎历史,却不懂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历史。于是,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便成了年代、数字、概念和规律的堆砌,传道者头头是道,受业者却索然无味。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忽视了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有感于此,本文拟就形象思维的特点和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并进而探讨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发 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一、历史形象思维的特点 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历史形象思维不同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形象思维。历史只能间接地从各类文字材料、历史文物、 考古遗迹和口头传述中去把握思维客体,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间隔。而历史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其思维形象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并力求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是历史形象的再造。当然,再造历史形象并不等于复原历史的全部过程和全部细节,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所谓再造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艺术加工”,在加工中有所取舍,有所概括,有所集中。但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加工而不是虚构,加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形象、更生动、更深刻地再现历史。 二、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过去性和不可逆转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本体。它只能被我们所认识却无法直接体知,只能被我们所理解却无法重复验证。这与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与青年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因此,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1、形象思维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的,但又是瞬息即逝、无法再现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已经在永恒流动的时空中消失,学生们今天所学习的,只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而高度浓缩了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在教科书中,仍有不少内容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了形象鲜明的材料。但毕竟受到篇幅的限制,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事件,在教材中只能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因此,教师的任务便是应该努力弥补教材的不足,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这就需要借助丰富多彩的史料,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充实教学内容,再造历史形象, 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由此而使教学内容具有直观可感性。 2、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 由于形象思维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可以借助形象思维来 表达历史的深刻内涵,使之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牢固地掌握。 3、形象思维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帮助他们牢固地掌握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场好的电影,一部好的小说,其教育意义往往大于一些专门书籍,并能长时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们的情感性与形象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电影、电视和小说是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画面来刺激大脑,产生了较强烈的条件反射,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把握,所以记忆。 三、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能否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取决于教师能否成功地再造历史形象。而历史形象的再造,又离不开生动的史实、形象的语言和直观的历史教具。因此,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归根结底,在于史料的积累,语言艺术的提高和直观教具的运用。 1、注重史料的积累,充实教学内容 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史料积累的过程,是历史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也需要掌握广博而翔实的史料,为自己提供一个深厚坚实的知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教师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旁证博引,生动有致,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 2、重视语言修养,提高教学艺术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高尔基曾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而对“舌耕”为业的教师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教师,即使是满腹经纶,如果不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再优美感人的故事也会黯然失色。因此,提高教师的语言修养,是促进形象思维的前提。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有了过硬的语言功夫,才能动情引趣,将波澜壮阔 、绚丽多彩的历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于课堂。 3、运用直观教具,增加学生感性认识 生动的语言可以再造历史形象,但不能取代直观教具的作用。在历史教学中,可供利用的直观教具很多,有实物、模型、图片、地图、表格以及各种音像设备。这些直观教具可以从不同角度刺激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这就不仅可 以使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表象,促进其形象思维,亦可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近十年来,电化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 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因此,发展电化教学是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我们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这种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摘要：课程改革的核心在课堂，课程实施的关键在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重新认识课堂教学的过程，以新的课程观为指导，创建新的课堂教学实践。但实施新课程以来不少教学行为的改革只是流于形式。为此，结合本人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创新 历史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根本，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改革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一个值得永远重视的课题。新课程理念不应只停留在口头，而应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本文仅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1．反对借口把握历史基础知识，又使历史教学重新回到旧课程教学的老路上。历史新课程已实行几年了，但还有不少教师对新课程的教学仍用旧的教学方法，他们主要舳理由是，旧方法更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基础知识，更有利于学生的应试能力的提高。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新课程的考试内容要求与旧课程有很大的差别，仍然采用旧的教学方式，包括以教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答案模式化等等，肯定不能适应新课程的考试要求。在教学新课程时．应该采用“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应该使“教学活动的内容更丰富，活动的形式更多”，比如I探究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可以上网查找资料并在网络上与别人探讨历史问题，还可以小组讨论，可以在课堂中进行辩论等等，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爱好，又能达到新课程所要求的教学目标（如“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因此，进行新课程教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改变旧观念，要按照新课程的要求进行教学，否则，新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就成了一纸空文。 2．反对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有不少历史教师，在高举中学历史新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的旗帜下，认为可以放弃历史的基本知识，而片面强调学生的思辨性和开放性，这只能导致的蔓延，导致学生人文素养、民族意识的缺失。比如，在学习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时，假如连“人类政治活动发展主线及其时段性政治发展特性”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达到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所要的教学目标，不要说通过古今贯通、中外相联的专题，从中外历史的发展与联系中使学生获得启发，更好地认清国情、熟悉世界，就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一般的社会责任感可能也没有。不理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民主”的概念，不了解它们发展的前因后果，就不可能正确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主与专制”在中外历史上的影响等等。假如学生不把握历史的基础性、典型性、时代性原则，越是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得出的结论可能就越背离教育的目标，这肯定不是实行新课程时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尽管新课程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甚至培养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但在把握历史基础知识上，与旧课程的要求有一致性，这是新课程对旧课程继续的一面，这也是高中历史教师应该继续发扬的一面，假如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这种改革和创新必 然失败。 3．历史教师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更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才能使历史新课程的改革和创新得以顺利进行。苏联教育学家阿莫纳什维利所说： “假如我们要认真地进行教学改革，那就必须从改造教师本身的心理开始，假如教师本身的内心世界依旧不变，即不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那么即使一再提高教师工资，他们会改头换面地使任何新的教科书去适应自己的旧观念”。这的确说明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是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的要害。历史教学本来是一门有趣的教学，就是在旧课程的教学要求下，真正优秀的历史教师也会使历史课堂充满趣味、充满理性的光辉、充满情感教育的温情。可是，在调研中却发现，在学生“最不愿学的课程”的排序中，历史排在第三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乏味的课，这种结果的出现，要害是不少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不够、职业道德不高所造成的。同样的道理，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假如历史教师仍然保持着旧有的专业素养，就是最好的高中历史教材、最好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新课程的历史改革与创新也是泡沫一般，看起来很美，实质上却是空的。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美最亮的图画。德国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他们不像英国人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所带来的一大批旧工业，更因为他们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就是这些杰出的人才在德国的领土上“画上了漂亮的图画”。面对一穷二白，大多数民族并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画上满意的画卷，这说明，图画能否画好，历史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绘画者本身。现在，面对新课程的改革，但愿历史教师也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这必须以提高专业素养为前提。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在引导学生获取历史知识或材料的过程中，在评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辩论中，在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中，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在引导学生“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中，都能使学生带着信任的眼光，不时地点点头。无论是课堂上学生论辩的出色，还是老师面对学生的反驳，从网络上下载有效的信息，拥有高素养专业的历史教师都运用自如。尽管新课程的主要方法是“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但主导者的专业素养差、职业道德低，主导者就会把主体者引入歧途。因此，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新课程改革与创新才有成功的可能。 总之，历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可引导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包含着人类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知识财富和宝贵经验,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发扬和借鉴的。在新的课程背景下，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有充足的学科知识储备，要对照课程标准，通读教材，理顺教材思路，形成清晰的知识结构，不断探索,找出历史教学的最佳途径,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历史”科目作为实现完成中学基础教育任务的一门基础科目,同其它科目一样,其目的应该旨在为培养有思维,有见解,有创造性的人才奠定基础。那末,中学历史教学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思维精神,笔者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得行家批评。 一、从教师自身的素质出发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学历史教师在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摆脱“应试教育”观念的束缚等方面,任重道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历史教师的自身水平亟待提高。 首先,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历史研究是学者们的工作,教育研究则是教委教育局的专职,而中学历史教师只是一个文化的消极传播者和普及者。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必须能够随时了解和掌握历史专业内容发展变化的脉络,在更高层次上驾驭教科书,而不是照本宣科地使用教科书。 其次,中学历史教师应该改变传统所固有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历史教学观念。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不要把自己当作权威的化身,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压制学生的见解。尊重学生发表的见解,即使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成份,也应该看到其中蕴含着创新思维的火花,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观点和看法,然后以耐心认真的姿态予以回应,创造出民主平等的活跃气氛。 二、在教学中培养创新思维策略 (一)、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同步进行 我们强调创新思维精神,如果脱离了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那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轻视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专注于创新精神的培养,最终将会使创新思维意识的训练流于形式。只传授历史基础知识而忽略创新精神的思维训练也违背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初衷。因此学生历史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必须从搞好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入手。 (二)、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从本质上说,即培养学生形成自己在接近客观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历史现象的一点认识,而不是去死记模式化的固定结论,这样就能帮助学生克服思维僵化定势,展开思维飞跃的翅膀,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1、历史教师先对长期流行的结论(一般为历史教科书的结论)进行分析,探究此结论是从哪个“角度”、或“视角”得出的,并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或视角看待历史现象,自然会得到不同的历史结论,然后帮助学生自己去评价、完善结论。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方法称之为“角度创新”。 2、培养学生勇于质疑。敢于质疑的精神的培养是培养创新思维精神的前提。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对传统固定的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探究,看其是根据何种原理或理论推理出来的,这个理论是否严谨,是否完善,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方法称之为“理论创新” 3、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右脑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只有大脑左右半脑功能得到平衡发展,两半脑的活动互相配合,人的创新思维能力才能得到很快发展。然而目前的教育方法过多地注意对“左脑思维”即抽象思维、言语能力的讲究,而轻“右脑思维”即非言语思维,形象思维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因此,开发学生的右脑思维潜力,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将会起到极积的作用。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法称之为“右脑思维创新”。 三、课内处结合进行创新思维培养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式可以分为采取课堂内的方式和采取课堂外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期以来中学教学界把创新思维意识训练过多的放在了课堂内,而轻视了课堂外这一重要的方式,这影响到了学生创新思维的训练和培养。由于课堂外这一方式在时间的掌握安排,具体的实践操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灵活性强的特点。因此,课堂外丰富的空间资源为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1、学术专题讲座:学术色彩浓厚是举办专题讲座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考虑到这一点,教师在举办专题讲座时应注意三个问题①精心安排,全面搜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新成果,并加以筛选分类汇总,使之有条理而不紊乱;②专题讲座围绕一个研究中心为宜,而且选题宜小不宜大;③专题讲座的内容最好与历史课程的进度同步。 2、 专题辩论:专题辩论是发挥学生主体性参与教师主导性参与的最佳契合的一种方式。同专题讲座一样,专题辩论亦离不开历史教师精心准备这一环节,只不过这一环节的实施者既包括历史教师,也包括学生。教师也并不是一个神手旁观者,教师的作用表现在对学生的辩论准备工作的指导作用上。在广泛征询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教师然后确定一个在学生中能引发矛盾和争鸣的辩论题目。教师应帮助学生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搜集相关的史料和论文,指导学生撰写辩论词以及辩论应注意的事项。辩论双方谁赢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通过史学辩论前的准备工作和整个辩论过程,培养了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提高。 3、撰写小论文: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给学生课外布置的作业往往是以应试为目的的试卷作业。其实在学业相对轻松的高一或高二年级,根据所学的内容,教师可以指定一个题目,或让学生自拟题目,要求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写一篇字数不长(1500左右)的小论文,作为一门开卷考试(计30分)的内容。这样在学期末进行闭卷考试时,就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和学生考试的压力。小论文式的作业,虽然类似于读史札记的性质,但对学生的要求却很高,教师可以在笔法、写法、结构、史料分析上予以点拨指导。这一想法已经在某些重点中学开始实施。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的三点认识 着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对由小学至大学的历史教学该怎样提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小学是个点,初中是一个线,高中是个面,大学是立体。” [1] 所谓“面”,指的是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揭示,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与评价。唯有如此,大学历史教学才有可能拓宽和加深。现行高中各册历史课本在内容编排上,比较注意与初中课本相区别,有略过程,重理论分析的特点,比较注重多层面地展开历史。高中教学在初中教学上的提高,不仅要有教科书的变化,更要有课堂教学的更新。 初中是依据课本讲课,高中是依托课本讲课。一“据”一“托”,将高中历史教学的“高度”显示出来。高中历史教学贵在有教师的见解,课本与讲课相对应,而不是同一,用意在于变换观察历史的角度,引发探讨历史问题的兴趣,培养分析与评价的能力,把深邃的知识留存在记忆里。对此,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范围为据,浅说三点认识。 一、内容处理有独见 教科书上的内容在讲课中少不了加工裁剪,有的还要补充,添加新的内容,教师的魅力正来自对知识的驾驭和处理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知识的精深。高中历史教学给教学内容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根据信息量大、理论分析层次高的教学取向,博观约取,将教科书的内容转化为圆满的讲课体系。“讲课体系”没有固定模式,做起来,各有解说。以下简举三例,说说笔者的浅见。 其一,着眼全局的内容处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以下简称高中本)对辛亥革命的叙述与初中本比较,都是以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心,按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介绍清末 11 年的历史。高中的课堂讲述有必要作出有深度的调整,否则只能是初中讲课的重复,难以提高档次。综观清末历史,如果从清末的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入手,全方位地讲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清末剧变,会更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制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样的教学思路是符合历史的。清末除清廷权贵外,还有三大政治势力,即有实权的汉族官僚、社会影响较大的立宪派和力量日益壮大的革命派,他们之间的较量和彼此势力的消长,决定着时局的发展。三大政治势力组合为两股社会潮流:一个是改革的潮流,就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一个是革命的潮流,就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两股社会潮流撞击的结果,显示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轨迹 ---- 时代呼唤着革命。辛亥革命正是在清廷空前孤立,立宪前途绝望,立宪派迅速分化的情势下发生的。这样的教学思路也是与课本的叙述吻合的。高中本对清末立宪派的活动和预备立宪的评价,在分量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更动。这也需要将清末新政和立宪活动讲到“位”,让学生看到多因素的历史过程,汇渠于河,突出中心。其二,形成专题的内容处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夕,是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对这段完整历史的处理,高中本的编写,是放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一章里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决定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并列叙述的。考虑十年内战史的时间断限,这样的内容编排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上看,如此安排,多有不妥,削弱了抗日战争局部抗战史的地位。 1995 高考历史试题里,要求准确使用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概念,许多考生不知所云,这既暴露了教科书编写上的不足,也暴露了课堂讲述平移教科书内容的弊端。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大阶段。 6 年的局部抗战史内容非常丰富,它的许多变化,最有分析价值,是向学生进行多方面教育的典型材料。讲课不仅要调整相关内容,还应当补弃一些生动的材料,形成专题,全面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使学生耳目一新。 其三,扩充历史涵容的内容处理。高中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集中在三个方面: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应运而生”;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大批先进青年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今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世纪末的回眸,用新的角度予以审视,就深感以上“单线”叙述,太单薄了,理应扩充涵容。内容的扩充:“五四”前后精英辈出,他们学贯中西,成就非凡,有的堪称大师,造就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节操,所产生的感召力更是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乘俄国革命的长风,在中国广为传播的。 评价上的扩充:“五四”反传统,反的是儒家的正统独尊地位,将之作为立国治国的总原则,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逆流,不能看作全面否定儒学。当时有一批思想家主张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意见对立,受到激烈的批判。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五四时期思想主张纷呈,恰恰是时代的进步。处在激变的时代,尊重传统和反传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对主义是不可取的。 二、问题分析有创新 历史教学上的创新,指的是教学中使用新材料,说明新问题,用科学的见解指导学生“通过对以往的历史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 [2] 。创新是历史意识和时代感的结合,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将这一结合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今天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高中学生处在踏向社会的前沿,渴望用历史眼光来观察社会,明辨是非,以期提高觉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 [3] 。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具体做法可大致归为三种方式:一为重复。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媚外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学不能仅止于此,“重复”要有新思路,要进行有说服力的新论证。历史告诉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给民族心理投进了阴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扭曲和损害。其表现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顽固守旧,一种是崇洋媚外,二者殊途同归,都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是民族心态中的消极面。事实上心醉西风,迷信欧化,并没有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倒是干下不少丧权辱国的蠢事。事实又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上,支配我们民族心理的精神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其代表者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一批又一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们“摈弃盲目排外,也不齿于一味崇洋”,他们既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又从世界潮流中吸收西方文明精粹,铸成自强不息的新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没有走向沉沦的支柱。近代先贤们早已大声疾呼过,要改造国民精神,这一历史责任还需要今天青年一代重新担当起来。我们的教学,要从净化精神世界的认识上,将近代史的屈辱与抗争讲深、讲活。 二为引伸。引伸触类,贯通其旨,这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回答几个基本的国情问题,无疑是必要的。这谓之教学的引伸。 比如,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要进一步回答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对此,不能一般化地论及成败,要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上看到人民的选择。民国初年,西方政治制度几乎全部引进中国,但这一发展道路,不久即被堵塞。袁世凯为确立他的独裁统治,一手摧残了共和政治运转的方式,多党政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第三势力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们是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党派。 第三势力的总目标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地道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权比袁世凯政权还要专制、独裁,迫使第三势力分裂了。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给中国带来了统一、稳定和繁荣。铁的事实说明,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学习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历史,综述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以及国际环境的发展状况,回答 50 年代中国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历史教学延伸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及其后的一些权威性党史着述,既为历史教学提出了分析的要求,也为之提供了分析的依据。高中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些问题的解释中,体现出应有的教学高度。 三为比较。比较分析的方法,具有较大的综合性,曾被史学界推崇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一直延续到当今,现实的许多“热门话题”都促成教学的回顾比较,判明异同,分析缘由,认识精义,使教学添增新意。比如新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曾在史学研究中引起过混乱,高中历史教学是不能回避的,应该有比较。 当今的对外开放与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有本质的差别。今天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割宰下的对外开放,政治地位不同,经济环境不同,思想状态不同,国际关系不同。 1900 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是中国深深陷入半殖民地境况下帝国主义间利益均沾关系的调整,与维护中国的利权毫无共同之处。只有深入比较,才能认识“独立原则高于开放”的道理,不能用新时代的全新经验来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还要用新中国自身的历史进行比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将其前后近 40 年的历史进行比较,就不难判明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地位。 1958-1978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道路十分曲折,有过严重的失误,被称为“耽误”了的 20 年。中国正是从过去 20 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社会主义注进新的血液,会合成新的形势,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兴旺发达。改革和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不可逆转,不能背离。 三、理论构架当严谨 理论构架有两层意思:一是以教育、教学理论为依据,按教学大纲要求,确定教学目的,大到全书,小到各章节,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教学目的、学生实际,切实把握应该要重点展开的内容。二是根据教学目的、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正确的史学理论为指导,构架讲课体系。史学理论,在这里说的是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渗透在历史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后一层意思,略作说明。 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运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给我们作出了表率。 30 多年前,范文澜先生在新版中国通史绪言中针对旧版本存在的缺点,作自我批评时提出的三点意见,很有启发。第一,要克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即“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第二,不能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即“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历史地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第三,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上,对复杂而繁重的历史,丝毫没有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替代。他说:“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那就是现象罗列法,把互相有机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排列成许多各种孤立的现象……结果是头绪紊乱,不相贯通,名为历史,实际上是一本史料汇编。” [4] 范老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对划清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界限所作的分析,是克服历史教学中生搬硬套、理论不足的良药。 范着《中国通史》是历史教学的指导书之一,书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准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夹叙夹议,读起来令人叹服。领悟范着要旨,还要进一步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对指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意义特别大。《剑桥中国史》在我国学者与读者中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对《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卷本所作的评论中,有一个趋向性的意见,认为“剑桥史”标榜的历史主义,同我们所提倡的历史主义,不能归为一个范畴。评论指出:“只有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不能达到真理。当该书作者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时,他们最后不能不同历史循环论搞在一起,从而也就无法说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 [5] 这一评论一言得义,很有说服力。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作支撑的历史主义,不成其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 实事求是,多层面地分析历史的理论原则,是构架讲课体系的思维精髓,不能将这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与一般推演方法相混同。它的绝对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对历史原因的审视、历史背景的揭示、历史渊源的追朔、历史影响的阐释,考究前因后果,概无简便方法可资操作。凡属有理有据的历史说明,都是生动的、多样化的。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科学不是检验控制论概念的一个好基地……不管我们愿意如否,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去进行研究” [6] 。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具备信息量大、思维量大、理论性强的特点,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课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内容丰富而复杂,贴近现实生活,素来是历史研究的活跃领域,给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出了许多难题。在高中教好这门课程,非有较强的理论功力不可,否则教学会苍白无力,断无精彩的历史评论,谈不上教学的科学性。 我们的教学怎样把知识导向深邃,给学生观察社会、展望未来、定位人生以良好的启发,需要我们站在当代的高度讲好历史。目光投向当代,不是将历史现代化,唯有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现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实践；思考 论文摘要：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主要依据建构主义理论，新课标要求，高中生心理特征、认知水平，高中历史学科特点等建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创新能有效实现新课程凸显人格教育和学生自主学习的宗旨；有效地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现对此课题做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谈一些做法和思考。 随着福建省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新课程改革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给老师带来了挑战。那么，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师应如何应对，怎样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近两年来，笔者结合学校的教学实际，在进行新课程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理性思考研究，转变教学方式，创建了新的教学模式。 一、“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主要形式及有利条件 笔者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课题研究的主要形式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是以自主探究为主的教学。具体说来，它是指教学过程是以新课程高中历史教材为基础探究内容，以学生的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学生参照和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以个人独立自主学习或小组合作讨论的形式，通过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历史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 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有许多有利条件。从建构主义理论原则、新课标来看，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过程中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教师是学生自主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自主探究式教学就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加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过程的过程，符合建构主义理论，也符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对学生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注重探究式学习，勇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习运用历史的理解力。”从高中生的心理和意志品质来看，高中生在学习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自觉积极的学习态度，能自我支配、自我调节和控制，发挥自身的潜力，主动地去认识、学习。从学校的现代化教育设施、高中生的历史知识水平、学科特点来看，学校教育设施完备，如较多的历史音像资料可提供给学生欣赏；高中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历史知识，有较强的查阅、搜索历史资料的能力。历史知识是综合的、多样性的、多姿多彩的，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探究天地和思维空间。 二、“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 考虑学校教学的实际条件、教师的研究能力及学生的认知水平，笔者对“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进行实践，立足于课堂内，扩展于课堂外。 立足于课堂内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采取“自主学习”、“辩论式”、“问题讨论式”等方式。这里主要介绍“自主学习”方式，其流程是：鼓励预习、深入探讨、点拨感悟、自主建构学习。鼓励学生经过课前的预习、初步感知将要学习的内容，记录难点、疑点，这样在听课时，就会格外注意，从而避免在听课或讨论时舍本逐末。同时，在学生的感知自主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深入探讨是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核心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预习问题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的同伴合作，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合作学习，集思广益。如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罗斯福新政的“新”在何处?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有何影响?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在讨论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纠错改误。讨论时，教师要加以引导点拨，在反馈探究结果时，如果学生的观点或结论是正确的，教师除了充分肯定外，更重要的是要论证他们的观点为什么说是正确的，要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给予肯定；如果不完整或是错误的，除了指出其不足和错误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校正。教师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点拨，还要引导学生重新尝试，使学生从自己的不断尝试中得出经验教训。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有学生提问：罗斯福新政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对这一质疑，笔者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启发、引导学生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美国的国情(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及民主传统)，以及借鉴苏联计划经济成功的经验等方面进行讨论。经过共同努力，使问题得到圆满解答。让学生自主学习教材，自主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本质与核心。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关心学生对材料的搜集、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引导并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如上《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自主建构经济危机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特点：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影响(局部、整体)等。对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当今现实进行探究，自主建构奥巴马执政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的类似点。在自主探究中，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认识，让学生掌握方法，学会学习，是自主学习的目标和归宿。课堂教学过程中其流程多次循环使用，真正达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能力的目的。 扩展到课堂外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是从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观念出发，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和得出结论的教学过程。课堂外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自主参与类似科学研究的学习活动，通过亲身体验，获得所学知识技能的实际运用，并在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精神境界等方面得到锻炼。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研究性学习课题是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形式。还可以开展社会调查、撰写历史小论文、开展历史知识竞赛和表演历史剧，等等。 三、“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成效 在两年多的课题实践中，笔者在不同阶段，采用观察、检测、问卷等方法，从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问题意识，合作意识、期末测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反馈。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指导学生，学生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积极性高，课前能够进行预习的学生达90％以上。有65％以上的学生能够在预习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能大胆提问并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学生能主动与其他同学交流，提出自己的见解，分工明确，讨论深入，合作学习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学生学期考成绩比以前明显进步。这说明，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过程，提高了历史成绩。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极大地开阔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全面提高，掌握科学学习方法，为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教学模式创新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科研能力。在教学中，教师无论是对教材的处理，还是对教学方法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有的或许并不完美，通过自主探究模式教学正好能弥补一些缺憾，学生的需求、灵感、智慧可以启迪教师的智慧，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获得师生的双赢，达到教学相长。 四、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思考 教师应认同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策略，成为规范程序化的教学行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课堂教学的师生双方会和谐共赢。 教无定法，学无定式，学生学习要遵循教学规律，要符合自己的实际学习模式。培养学生能力固然重要，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培养学生探究创新性思维?怎样将课堂教学与课内外探究二者有机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值得教师们深入思索。 教师要加强自身的素养，要不断地再学习，教学模式创新对教师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 总之，新课程下教学模式创新，既是一个教育思想问题，又是一个教学模式问题。要让新模式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须不断努力探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的层次性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 可行的教学目标 层次性 论文摘要：作为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笔者深切地感受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弊病：各段教学缺乏明显的层次性。笔者认为，要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 如何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笔者想就此结合自身的思考和实践谈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立足教材，授之以渔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升学压力的影响，初中社会学科长期以来都是被视作副科，导致高一学生历史知识普遍欠缺，更甭说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方法了，教师如果忽视学生的这种认知水平，过分看重讲课的完整性、透彻性，虽然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学生常常会启而不发，这必然影响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所以对于高一教师来说，“传道授业”固然重要，但“授之以渔”、“燃之以火”更为重要。教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要贯穿学法指导，告诉学生学习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何阅读教材，如何记忆，如何分析、比较，如何评价等等；同时既要重视自己教的感觉，也要关心学生学的感觉，多想想我这样教学生会不会喜欢，能不能接受。新教材已经从“便教”向“利学”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作为教材的传授者，是不是同样应该想想“科学”的问题?更何况高一学生面对的是会考，会考是水平考试，根本没有必要对教材作过多的展开分析。以洋务运动为例，高一学生只要能了解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内容、结果及其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可以了，至于其它更深入的问题，不妨留给高三的教师和学生。高一教师应该在如何传授这些知识的方法途径上多动些脑子，努力使学生学得扎实而又轻松些。记得有位幼儿教师曾经说过，对于幼儿来讲。培养他学习汉字的兴趣远比让他认字来得重要。幼儿识字毕竟有限，但如果有了识字的兴趣，以后他必定能学到更多的字。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只要有了学习的兴趣，高一学生即使积累的历史知识不多，慢慢地自然会因为想知道得更多而掌握得更多。 二、挖掘教材，开拓思维 高二学的是世界近现代史，教材内容远比中国近现代史难懂，而且作为文科班的学生，大部分对学好历史已经有一种理性的需要，这就决定了高二教学必然有别于高一。教师要首先致力于教材的挖掘，把知识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清讲透，把教材章节之间、子目之间的隐性联系揭示出来。以上册第二章为例，教材着重介绍了17-18世纪的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正处在手工工场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国家的改革，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对外关系领域出现了殖民扩张和争夺的第一次高潮，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期的东方世界，无论中国、日本、朝鲜还是印度，封建统治日益强化，并且日益闭关自守，东方世界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在理解教材知识的基础上，教师要逐渐培养学生基本的历史思维的方法和能力，每次提出一个问题，教师都要告诉学生可以从哪些角度、使用哪些方法来解决问题，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试着让学生用同样的思路、方法去解决。以工业革命的影响分析为例，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对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以及对亚非拉国家的影响等角度来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工业革命是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等到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从同样的角度去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三、重塑教材，搭建结构 历史教学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宽度、高度、层次”这几个方面。所谓“宽度”，主要是指复习的广度。高三复习要避免囿于教材，就事论事，注重学科内、学科间知识以及学科知识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比较，多角度全方位理解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的认识，要把散见于各本教材各个章节的知识串起来，综合认识这场战争对美国、对日本、对中国、对朝鲜、对台湾、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培养了学生辩证客观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熏陶了学生的全局观是非观。所谓“高度”，主要是指复习的高度。高三复习如何体现高度?一是教学中要注意理论渗透，如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二是注意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大背景下来考察，如对中国闭关自守政策失败必然性的认识，对洋务运动客观进步性和本质落后性的认识等。三是注重概括阶段特征，构建知识体系，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现象，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同时逐步形成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的习惯。所谓“活”，主要是指复习的活度，激励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对“洋务运动”一节的复习，可以让学生思考解决这些问题：1、洋务派创办的军事、民用工业有何特点?2、结合地理知识分析洋务企业分布的特点及其原因。3、比较洋务派与抵抗派、早期维新派的主张。4、日本为什么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抓住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却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最终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5、洋务运动对以后的维新运动、“新政”有何影响? 总之，任何一个年段的教学都必须遵循“以学定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来决定教学目标，安排各段教学内容的深浅。只有这样，我们的各段教学才能做到既有针对性，又有层次性，最终实现层层推进，逐步提高。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既需要教学第一线老师的努力，也需要广大命题工作者和学校领导达成共识，如果试题、评价没有年段层次性，又怎能保证教学的层次性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改下美育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 美育教育 教学 论文摘要：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 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下面就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美育教育。 一、充分利用新教材图片等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 新教材在形式上都有重大的突破。人教版《中国古代史》教材就是图文并茂，资料丰富。大量的易于感知的图片素材，比如：珍贵的文物古迹、杰出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精美的艺术作品等，烘托出了浓厚的历史审美氛围，拉近了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增强了历史的直观性，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使学生在审美想象中受到美的熏陶，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因此在教学中，我及时恰当的指导学生赏析图片，增强学生对历史的直观性认识和审美情趣。《中国古代史》有许多彩图，如何利用这些图片在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对美的价值的追求呢？我以《裴文中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图片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非常珍贵，它对于研究我国远古人类的起源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就是这个头盖骨化石的历程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于是，我先让学生观察图片的形式美，学生很快就得出结论：这幅图片简单，没有什么美的地方。于是我给学生简单介绍了化石对我国历史的重要意义，以及许多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为保全化石做出的努力。这就让学生走出了单纯从图片上追求图片直观的形式美的低层次美的追求上升到通过挖掘事物背后的价值重新认识事物的内在美的高度。从而学生就可以体会到美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也对形式美和内在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也认识到要认识事物的美要由表及里的道理。其实历史的特性决定了历史的许多事物都有这样的特点：时间久远，历史的形式美已经不很明显了，重要的是认识历史事 物的内在美。 二、抓住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史学的教育功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提升学生个体自身对美的内涵的追求 1、利用历史的人文教育功能 一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因素和人文因素，从中领悟人类文明的创造力及其蕴涵的价值取向，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在吸取历史知识的同时进行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畏的品质，在给学生历史强烈震撼的同时，必然对学生的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美丑的对立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与侵略者对比，引导学生把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历史对比，从而加深学生对美丑的认识，使其形成对美丑的自觉的价值选择，使审美效应大大提升。 2、利用历史的公民教育功能 历史的公民意识首先是对自己所属民族国家的认同，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同时，公民意识还应包含着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要坚决摒弃狭隘的公民意识，只注重本国的优秀文化，甚至对本国文化中的落后方面采取包庇的态度，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意识。中国在清朝末期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教师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在对比中正确认识两种文明的冲突，培养学生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的前提。这样有利于学生放眼世界，追求美的更高层次。 三、教师的言传身教传递美的价值 教师自身的品质、言谈举止、修养等多方面给学生美的教育、美的影响。“拿出精气神，讲出真善美”。教师的课堂组织教学也是一种艺术，是教师对美的追求。课堂组织教学是为了更好形成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索知识的氛围。比如，讨论课上有些同学在别的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对同学的答案满不在乎。如何克服在讨论课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呢？难道直接批评他们不遵守课堂纪律吗？这种方法很难让学生信服。这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提到一些大家熟悉的历史名人的行为，用这些名人的行为美来感化他们。 历史课的美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相信，随着社会和教育越来越多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历史学科的美育会越来越多的在学校教育中实践。历史学科也必然走出过去只强调双基和能力，只重视政治史的旧的教学模式，加强与艺术学科的联系，把历史学科的内在丰富的美育资源转化成学生对美的追求。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微观设计 摘要：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占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微观设计进行了探讨，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完善学生的人格。 关键词：人文教育；历史教学；微观设计 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赵亚夫早在1997年就在《中学历史教育学》中呼吁高中历史的人文教育。1999年，李萃英，赵风平主编了《面向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2002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2003年实验本历史教学大纲都明确要求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历史教师进行人文教育，却有着很多困惑。一方面，教材中很少体现人文性，从正文叙述到材料补充，再到练习的设置，极少提到有关人文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人文教育的内容没有统一，大多数教师只是把原来的思想教育内容搬移过来，即使是在教学参考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一目，也大多是笼统的，而目前在人格教育中急需的一些人文素养却很少，甚至没有体现。这里，笔者只是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教师，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具体操作，与各位同行做一点探讨。 提到人文教育，大多数教师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人文教育？它有哪些内容？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概念、基本内容，才能在现有的教材中深度挖掘，在材料组织时加以体现，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人文教育即“成人”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的提升、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教育。基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笔者认为，高中阶段的人文教育应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使学生拥有社会所需的、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人文素质。基于目前我国中学生的状况，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特别加强以下几项人文素养的教育：基本的道德标准；自我价值判断；人性关怀；理性思维；批判精神。下面，笔者逐一进行课堂设计分析： 首先是基本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但是，依然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所普遍认同的，比如诚实守信、爱国敬业、团结奋进、自尊自强、明礼善良等等，关于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教育家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我们高中德育教育的现状却是政教处开会，班主任传达，而内容往往是树立高、大、全的典型，道德教育没有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课堂上教师只为分数而战，忽视道德教育，所以笔者认为，道德教育应该进入课堂，而历史课，承载着人类的优秀传统，是道德教育的天然阵地。正反面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烽火戏诸侯的幽王，立木为信的商鞅，精忠报国的岳飞等等。每当教师讲这些人物故事时，都可以问一问学生“为什么”，经过学生思考讨论，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失信的幽王和立信的商鞅是他们人生失败或成功的重要原因，从而激发学生对道德力量的认识，教师再适时总结扩展，配以现代社会的成功案例，就会使学生认识到道德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成功之母。但是，我们教师需要注意，在历史上，往往有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冲突的时候，这时就需要教师讲清楚。比如，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在历史评价上，我们说人类由此进入文明时代，生产力大为提高，是社会的进步，但在道德评价上，无疑奴隶社会的剥削压迫是一种道德的沦丧，所以，有的学生不理解，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来引导、解释。比如在高二《世界近现代史》上册，第三章第五节，有一段马克思所著《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引文：“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里，教师就可以利用这段引文，启发学生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形成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认识。 第二项是自我价值判断，其中就包含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统一，自我激励等内容。价值观教育是新课改的重要内容，每节课都有价值观教学目标，但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在进行价值观教育中，我们的落脚点应放在自我价值的评判上，通过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认识来实现。比如司马迁这一人物就是最好的素材之一。教师可适当引用《报任安书》作补充材料，以揭示司马迁的伟大人生，正是建立在正确地处理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矛盾，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跃升。反面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宋徽宗，他本是个皇帝，却玩物丧志，只知道养花种草、写字画画，而不顾国事，是古代昏君的代表之一，留下千古骂名，就是没能处理好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问题，没能完成历史、社会赋予自己的任务，而是仅仅完成了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最后的悲惨结局更能说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正反例子的评判，引领学生进行自我价值评判。 第三项内容是人性关怀。人性教育的长期缺失，致使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令人愤怒的、缺乏人性的事件，再加上近年来的网游，大多以砍杀为主，更助长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而在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体现人性关怀的内容却非常少，而且即使有，也是简单枯燥，学生根本无法体会。反之，将人训练成“机器人”的例子却随处可见。进行人性关怀的教育，还得由我们历史教师自己独立完成。比如，对于宗教的评价，课本上多以批判为主，而忽略了宗教当中的平等和人性关怀。再比如战乱中的老百姓，统治者暴政下的人们群众，虽然课本里有提及，但是叙述不完整，或仅限于说教而缺乏震撼力，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也就很难达到人性关怀的教育效果。笔者建议，在进行这部分内容讲解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将事件具体化、人物化，这样就会非常有震撼力，也会引起学生的共鸣。比如再讲隋炀帝暴政时，就可以利用材料创设这样的情景：山东一户人家有四口人，父亲被征调去造船，为攻打朝鲜做准备，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干活，父亲的腰以下都生了蛆，不久就病死了。母亲和女儿被征调前去运送物资，为了完成隋炀帝的命令，夜以继日地奔波，推拉扛拽，结果两人都死于途中，儿子则在征战朝鲜时战死，这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此时，底下的学生已是唏嘘不已。对统治者的暴政有了直观认识，同时激发了他们的人性关怀。诸如此类的还有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印第安人，奴隶社会的人牲殉葬，工业化初期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等等。 历史上，闪现人性光辉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孔子有次外出回家，其家人告诉孔子，家中马房曾失火。孔子问家人：“有人受伤么？”这让学生看到了一位充满人性关怀的慈祥老人。再如孟子讲孝道，孟子在评价曾子和他的儿子曾元的“孝道”时说：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每餐必有酒肉；吃完饭还要问父亲，剩下的给谁；曾元奉养曾子，也每餐必有酒肉；但吃完饭就不再问什么了。孟子指出，曾元只是满足父亲的物质需求；曾子对于父亲，除了满足物质需要，还给以精神上的愉悦，所以曾子的孝才是真正的孝。可见孔、孟所说“孝道”的实质在于注重“人性”的内涵。还有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更应该强调人性的觉醒。人性关怀的核心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这也是人文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第四项内容是理性思维。年轻人更容易冲动，在全社会都缺乏理性思维的大环境下，他们更易采取极端手段，这类报道时常出现，我国已成为世界自杀之最，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可见人格缺陷所造成的心理疾患已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作为高中教师，我们都有责任、义务去教育学生理性思考问题，从而完善他们的人格。 比如有一次讲《王安石变法》，在讲完失败原因后，笔者提问，假如你是王安石，你想怎样做，才能使变法成功？立即就有几个学生大喊：“把顽固派都杀掉！”笔者说：“嗯，你们很有正义感，但是却采取了非正义的手段”。于是，课堂上开始讨论目的与手段，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不仅要有正确的目的，还要有正确的手段，从而教育学生要理性地看待问题与挫折。在追求个人成功时，正确分析自己的目标以及所采取的手段。这个例子说明，现在的青少年大多有不理智的思维习惯，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课堂上更多地提出理性思维问题，以使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可供我们教师挖掘利用。 人文教育的微观设计应注重学生的发展，以完善他们的人格为目的。教师要对教材深度挖掘，尽可能组织有关的材料，在具体的教法上，以启发讨论为主，最忌讳说教，教师给出材料，提出问题，设置思想的矛盾与冲突，交由学生讨论，从而使学生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实现自我教育。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我的 渐进式 高中历史教学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创新了自己的渐进式(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就我的教学方法做一介绍。 19世纪末以来，经验主义、建构主义学习哲学在西方得到很大发展,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施瓦布等人把经验主义、建构主义思想应用于课堂教学与学生学习，开创了在经验中学习、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等全新的学习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关于探究教学的理论体系,带来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教学革命。“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在借鉴和吸收上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杜威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以此作为逻辑起点,他把基于“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提出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知的“问题教学法”，提倡学生在经验中学习，在做中学习。杜威强调,教育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教育就是经验的生成和经验的改造,学生从经验中产生问题,而问题又可以激发他们运用探索的知识产生新的概念。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提倡创设特定的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学习把借以“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激发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自主地解决问题。问题情境是学生探究学习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谓没有问题情境,就没有学生的探究学习。瑞士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从学习的发生过程着眼，将学习描述为主体总结个人经验而不断重构个人心智结构的过程。皮亚杰强调主体自身在学习中的作用，但并不否认社会性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者应与他们的环境相互作用。让主体在与外界实实在在的接触中发现自身跟他们建构的“知识世界”不一致的地方,通过话语或看法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解构和重建。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主张利用现实的教学情境和社会生活情境,创设典型的学习环境,不断激发学生主体的自我构建意识,让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带到这个环境中,通过激烈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发现自身知识结构、经验体系跟他人不一致的地方,借助话语和看法的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改构和重建。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发现学习作为一种建构性学习活动,它是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发现学习的进行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背景,发现学习的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知识起到调整、改造的作用。在发现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问题情境面前激活了相关的知识经验,把这些知识映射到问题情境中,生成对问题情境及其内部关系的理解,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变量关系的假设,形成对活动结果的预期。这些想法和假设又会在之后的实际结果中得到检验。如果实际结果支持了自己的理解,原有的假设以及作为原有假设基础的思路和相关知识就可以保留下来,充实、丰富现有的知识结构;如果实际结果否定了自己的假设,学习者就需要重新审视假设的思路及其相关理解,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是发现学习的核心。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亲身去探索历史现象的奥秘,从而认识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着眼于学生的思维过程,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仅是熟知某些历史知识,而是更要真正了解知识的产生过程。这种探究性的学习不是把学生当成被动的接收器,把现成的认识成果放在学生面前,而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与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如何得出历史结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本身。它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在搜集、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运用史料的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的史实、概念,同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过程,只有这种学习才符合现代教学论的要求。 教学模式在国内教育理论界还未做出统一的定义。例如,李秉德先生在他主编的《教学论》中说：“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说法虽然不一样，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1)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2)是关于教学活动的;(3)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长期以来,历史这门思辨性很强的学科多被看成是单纯的复述性的学科,强调记忆性成为历史教学的一大特点,教学中少有探究性、分析性的思维过程。教师较多的是将现成的结论交给学生,而不要求知道是如何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历史教育要真正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使学生成为有情操、会思考的人,就必须有效地改变以往历史教学中重记忆、轻理解,重灌输、轻思维的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形成并倡导探究性学习。 由此可见，高中历史“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指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探究，在教师的“导”与学生的“探”的有机结合中，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对历史有所感悟、思想有所升华，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西方建筑论文:谈东西方建筑装饰中的植物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　卷草纹比较　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西方建筑论文: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异同 【摘要】建筑是人们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遵循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物质外显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建筑是空间的"人化",是空间化了的社会人生. 【关键词】中国传统寺庙建筑；西方哥特式；美学角度 建筑的本质:文化是建筑的灵魂，美学家黑格尔这样赞叹建筑艺术:“建筑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与人的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一种外部的艺术世界”. 一. 中国寺庙建筑展现人神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喻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 从建筑外形结构上分析，哥特式建筑是垂直的，与“尖拱技术”同步发展，使用两圆心的尖券和尖拱，推力比较小，有利于减轻结构体自重和增加跨度。尖拱和尖券大大加高了中厅内部的高度。哥特式教堂内部，可以看到从柱墩上散射出来的一根根骨架券，它交合于高高的拱券尖顶。 高耸入云的塔尖，色彩缤纷的彩色玻璃嵌画，玲珑矫健的飞券是轻快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丰碑，荡魂摄魄的繁复尖塔和眼花缭乱的彩绘玻璃窗是其最独特之处。教堂顶部尖塔林立，远远望去如一座巍峨的石林，直刺天宇。 根据心理学移情原理，外界的形式感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建筑学家指出，这种高大拱型穹顶、繁复的尖塔及彩绘玻璃窗无不体现着宗教寓意。四面皆壁的封闭空间、弯曲的围闭形成的穹顶及尖塔的笔直通道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这就是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也表现了一种“崇高”。建筑的每处细节无不用心良苦地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使我们不自觉联想，进而感受到“崇高”。正如席勒所说：“没有一定强度的想象，巨大的对象就完全不会成为审美的对象，相反没有一定强度的理性，审美的对象也不会成为崇高的对象。” 中国寺庙建筑则恰好相反，它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这与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宇宙观有深层联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宇”字本意为房檐，无限之宇，当然则以天地为庐。这个宇宙观，把天地拉近人心，人与自然融合相亲。“以天地为庐”的观念古已有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地人乃一大调和，那么艺术 ———“乐”，就应该体现这一调和。 所以，中国寺庙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它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人与世界的交融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处在于，它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托体同山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并把它具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中国的寺庙建筑则受儒教实用理性的影响，重在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安。 李泽厚指出，“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与山水画“可游”“可居”理论是一致的，它不在意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是展现能供游览的生活场所。它不像欧洲大教堂那样，人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中国寺庙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在把空间意识转换为时间进程，当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楼阁的不断进程之时，他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西方教堂建筑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的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萧默指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君主制屈居于神权之下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因此，西方国家才会不计工本地去营造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些著名的教堂往往耗时上百年才能建成。中国的寺观是以平民难得一见的宫殿为蓝本来建造的，这既显示了佛的尊贵，又形象化展现了佛国的富饶安乐。如建筑学家傅熹年所言，神的居所规格是由皇帝来规定的。例如：屋顶的最高规格庑殿顶，是为皇宫主殿及佛殿专用；斗拱只许皇宫、寺观和王府使用；黄琉璃瓦只有宫殿及佛殿可用，而王府及菩萨殿只能用绿琉璃瓦。可见诸神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但他们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其规格在都城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其实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在人间，天人合一，人神同在。 三．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表现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从模态的方面说，“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这种宗教型的美，使审美主体产生“共通感”。如康德理解“有一个共通感（不是理解为外在的感觉，而是从我们的认识诸能力的自由活动来的结果），只在一个这样的共通感的前提下，才能下鉴赏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都表现出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西方建筑论文:浅谈西方历代建筑空间观念的演变 摘　要：建筑空间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科学技术、艺术水平、意识形态等客观前提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建筑史上历代的一些空间形式展示了各个时代的不同空间观念。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建筑空间的变化，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建筑空间；意识形态：演变过程 1　古希腊的空间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这种活动不在四面墙壁和一个屋顶的包围之中，也不在家庭和建筑的内部空间之中，而是在圣地之上，在卫城上，在露天剧场中。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如希腊神庙。 希腊神庙的特色在于对人体尺度的绝妙运用，神庙没有设计成礼拜的场所，而是设计成不容入侵的诸神的圣所。希腊神庙的基本组成部分有高台基，其上立有列柱，支托团结的过梁，过梁又支承屋顶。神庙中唯一可供人通行的是列柱和内殿之间的廊，还有一间内殿，在古风时期就是该种建筑物唯一的核心部分。这个内部空间从未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内部空间没有什么社会功能需要。内殿不仅是一个围起来的空间，而且简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见图1)。 宗教仪式是在神庙周围露天举行的，因此，雕刻师兼建筑师的技艺和热情就都倾注在把支柱造成高超的造型艺术品，倾注在用无与伦比的浅浮雕来布满过梁表面、正面山墙檐部和墙。表达了希腊人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人、神、自然的共存是其建筑形式的精神基础(见图2)。 希腊神庙的特色，一方面有它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忽视内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它那迄今无与伦比的高超之点，其高超之处，则在于人体尺度绝妙的应用。 在当代，两个最有声望的现代建筑师在评价希腊神庙中互相对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及其追随者赞赏希腊神庙的人体尺度感，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joyd wright)及其追随者则对希腊神庙忽视内部空间感到遗憾。 总之，希腊文明是以户外活动为核心则，神庙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封闭的无人的空间。 2　古罗马的空间 古罗马建筑是权利肯定的一种象征，人的威望战胜了自然，人的虚荣赋予了建筑的虚荣(见图3)。随着帝国的建筑物宏伟的尺度对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巴西利卡已经具有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因为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和文化已经冲破了古希腊那种抽象沉思和完全平稳的理想，要求心理活动更丰富些，要求更喜爱和更善于作宏伟壮丽的修饰处理。将古希腊回廊移入室内就意昧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其中一切造型的装饰都是为了增进这种空间效果。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形式的诸多方面，并力求扩展封闭模式并使之人性化。其空间形式多样，尺度宏伟。拱和券的新技术的运用，表现了对大尺度体积的把握能力和强有力的空间概念。巴西利卡、大浴场、宫殿、竞技场、住宅等构成了一部建筑形式的百科全书。 古罗马的空间已由希腊式的封闭空间向围合空间转变，将包围希腊神庙外部的柱廊移到了室内。它的空间特点在于静态的构思，无论圆形还是方形空间，其共同规律是对称性，内部空间规模设计宏大，与相邻空间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立性(见图4)。 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将古希腊回廊移人室内就意味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但没有把人考虑在内，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 3　基督教的空间 基督教的建筑师在建筑史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们利用旧的构件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作用。 罗马帝国的衰弱，战争的频繁，黑暗年代使人对现实寄托在新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动向，这种讲求精神内省和仁爱的宗教需要一个为人而设的环境，一个按人的尺度来建造的建筑空间。 古罗马巴西利卡是围绕两条轴线来配置的：柱廊对柱廊、后殿对后殿。所创造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这是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活动路线的功能要求。古罗马建筑空间没有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巴西利卡强调了纵向轴线，其所有的平面和空间概念以及装饰处理，只服从一个动态准则：观者穿过建筑物的流线。而基督教建筑相反，例如在圣萨比娜教堂(见图5)，人不会被一种舞台效果般的厅景和过分修饰的处理搞得透不过气来，整个长向布置的内部空间富有节奏感，空间流线是为人而设计的，也只有人在里面的时候，这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们承认和提倡人的活动性，他们的整个建筑是按人的活动路线来构成方向性的，是沿着他通过建筑物的方向来建造和组织空间的。可见，基督教的空间开始把人的活动路线考虑在内。 4　拜占庭的空间 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十分强大，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同时也融汇了东方的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亚美尼亚文化。 宗教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将穹顶支承在四个或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型制。在空间方面与其说它是扩展了的空间，不如说是正在扩展着的空间。 例如：索菲亚教堂的平面(见图6)，拜占庭特有的带简拱顶的巨型半圆凹室的外形。墙面好像从主要区域的两个固定点出发，远离建筑物的中心面向外逸去，好像以一种有弹性的离心运动向外甩出去，使室内空间显得开敞，疏朗和扩展开来。 拜占庭的空间打破纵轴上形成的单一节奏，加强了内殿的重要性，意味着打破空间的通长效果。总之，拜占庭的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使人迷乱。 5　哥特式的空间 公元12～15世纪，为建筑史上的哥特建筑时期，城市教堂为主要的领军建筑，他同时也是市民活动中心，可兼作会堂、市场和剧院等。在空间方面强调剖面的长方形与平面的长方形的维度对比关系以及空间的连续性。纵深对垂直方向占主导地位，而垂直方向极为次要，而人与这两个长方形的相互关系则是次要的(见图7)。 事实上在整个建筑历史上，哥特建筑首次孕育了一种与人体尺度明显对照的空间效果；这种效果引发了观者产生不平衡感。产生矛盾冲突的冲动和激情，产生奋斗的情结，给人不是宁静沉思的气氛，而是提高人的空间感受。 6　文艺复兴的空间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形式更多地从心理学和精神方面出发，致力于强调人对建筑空间理性的控制，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使文化与个人思想高度统一的形式。 人们已不再为早期基督教空间的节奏感所打动，不再为拜占庭时期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 而迷乱，也不再为哥特式的神秘高度及纵深的空间的强烈效果而激动并感到精神痛苦。此时期的建筑师并未被宗教狂热所支配，而是寻求一种不带神秘色彩的合理的有人性的表现方法。人们在建筑物中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一所充满人性昧的住宅里面而感到亲切随和的气氛。 希腊神庙中雕刻与人的相互关系所表达出的人体尺度呈现了一种类似宁静的平衡感，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伟大在于将那些使希腊神庙生机勃勃的人类感情由建筑外表转移到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效果中去了。在此时期之前的空间决定着人在建筑物中行动的速度，引导人们的眼睛沿着建筑师所设计的流线移动。而此时期不再由建筑物来左右观者，而是观者通过认识贯穿在该空间内的简单规律而把握了建筑物的内涵(见图8)。 7　巴洛克式的空间 巴洛克时期是空间解放的时期，这是对规则、传统基本几何关系和稳定感的一次反叛。这是从对称形式，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中的一次解脱。赋予封闭静止的文艺复兴空间以动感和渗透感。 巴洛克风格已越出了原有构图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空间概念的阶段。巴洛克建筑上整片墙壁呈波纹起伏，表现的是一个形成空间的过程，它表现了在活动中的空间、体积与要素。 就空间而论，这种动感根本没有明确而有节奏地划分为几何开关的空间形式，与垂直方向上互相渗透，使每一个空间形式丧失了确定的柱体或体积的明确外观。例如：要根据圣卡利诺教堂的平面来想像其外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人口一方，有一个半边椭圆形空间，在其后殿处又有一个；另有两个椭圆的局部，位于教堂的左右两边，这四个几何体的片断，相互渗透，构成一种平面组合形式，已经毫无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明确格律与和谐节奏的痕迹了(见图9)。 可见，巴洛克时期的空间具有动感和渗透感，开始引导人在空间的自由活动。 8　现代空间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给城市与建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建筑的宏伟纪念性已不是社会的需求，需要解决的是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居住问题。这些需要，对建筑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主导每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时代精神”是空间形式产生的基础，也是人对空间体验的指导。 现代技术和审美情趣提倡简洁的设计风格，许多从前的空间创造成果在现代建筑中重新出现时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罗那展馆(见图10)，用垂直平面来分割连续的空间，创造了一种随观看角度的转移而畅通无阻的动线，这是现代空间形式的灵活发展运用。赖特的设计更是追求空间的连续性(见图11)，他的建筑集中围绕内部空间的生活真实的情况。他的“有机建筑论”倡导了人性化建筑的任务。有机的空间充满着动感、方向的诱导性和透视感、生动和明朗的空间意境，它的目地不是追求眩目的视觉效果，而是寻求表现人生活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这一系列空间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空间观念。 现代建筑是以开放平面为基础，钢材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的运用，为灵活开放的平面提供了条件。大面积玻璃的设计使室内外空间达到了完全连续的效果，灵活随意的内隔墙使室内各空间呈现有机的连贯性，体现人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 9　当代空间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以库哈斯、埃森曼、屈米、李伯斯金等为代表的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制造发掘事件，把事件带入了建筑，把眼光投向了审美的主体，强调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受而形成序列事件的“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李伯斯金的一项力作。在博物馆的一个狭小的内院天井空间中，庭院的地面上杂乱地铺满了无数个锈迹斑斑的圆形生铁铸件(见图12)，铸件有几种规格，但大小都和人脸差不多。每个上面都有几个圆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骷髅的脸。红褐色的血迹，再现的是纳粹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当脚踏上去时而翘起，时而落下，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通过混沌土墙的反射，在荒凉的庭院中回荡，象地下的阴魂拖着声音在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通往三层的长长的楼梯的上空，有一些不规则的相互交叉的混泥土构件，象空中的异物似乎随时会塌落下来而心存不安见(图13)。 可见李伯斯金把眼光投向了观者，重视观者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主观体验活动。 10　结语 纵观西方历代建筑空间，从古希腊建筑的建筑空间到当代的建筑空间，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建筑观念的这种转变体现着人类表现自身生命力的愿望，反映出人们对建筑更高层次的需要。为的是从空间中获得某种新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形成事件的“过程”。 西方建筑论文:小议中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 园林建筑位置分布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园林建筑的功能差异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差异的原因分析 东西方历史文化原因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自然环境导致建筑材料的不同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西方在园林景观与建筑之间关系认识上的不同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总结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作者：钟松涛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西方建筑论文:借西方经验谈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的建设 1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制度根基 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政府。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即政府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法院代表司法权。这种制度反映在城市行政建筑物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将三个权力机关分设于不同建筑，又通过一定关系有机地联系为整体，从而体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但又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治形式。市政体制，即城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政体在城市的延伸。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有市议会制、议会市长制、市长议会制、市委员会制、市经理制等多种形式（表1）。城市行政建筑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与西方市政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城市行政建筑主要包括市政厅和在市政厅内部或周边布置的议会机构，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在空间上分设，又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联系将其组合成整体。议会建筑作为合法集会场所，在民主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也占据着空间的主导地位。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由于地方社区自治成熟度较高、市场发达等原因，行政机构与部门数目比较少，城市行政建筑一般功能较简单，规模也不大。 2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理论背景 2.1市民社会的复兴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即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市民社会与国家成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实体性存在。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意见，并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通过社会活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形成。现代西方国家繁复的科层统治造成了对市民社会的压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模式出现，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向度向市民社会渗透。人们开始重新诉诸于市民社会理论，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①。市民社会复兴意味着人类进入后国家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以往“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②，这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复归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本质成为潮流所在。 2.2政府改革运动的冲击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及政府公共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不断增强，国家及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共谋私的公共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全球兴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出一个趋势，即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和经常化。公共活动演变为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的本质，广大民众可以公平、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从本质上看，这是传统行政价值观的改变，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角色的变化揭示了价值取向的转变。西方行政改革深刻影响着城市行政建筑的实践活动，从以往强调其精神功能与象征意义，转而重视其服务功能与城市公共空间属性，重视民主政治理念的表述，其物质空间形态更趋开放与透明。 3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类型分析 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是以大量独立的小城镇为基本单位。与当代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相比，西方国家的城市行政建筑具有突出的小城镇建筑特征，受到小城镇城市自治、公共财政的影响并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具有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开放性与亲民性，立在私有制的公共财政模式基础上的务实性以及建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精神之上的多元化。一些典例包含了主流的设计思想，尤其是一些获得好评的建成项目，更是直接反映出了城市行政建筑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 3.1开放性与透明性 出于对以往沉闷的官僚机构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反思以及公众对于市政建筑功能的、情感的、象征性的呼唤，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与政治活动创造出公共空间的场所感，表达更深层次的民主意图。社会公平与公民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努力在相对立而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使得代表国家公共权力的行政建筑逐渐向自由、平等的特质回归，更加注重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那就是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1968年建成的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建筑的上部是市政办公，下部是公众活动部分。建筑的结构逻辑性明确，内外空间相互融合、穿插，使建筑底层界面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公众可以自由出入，展示了政府的亲民姿态和工作的透明度，创造了亲切的城市空间氛围（图1）。又如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州中心（1985年建成），建筑自下向上逐层后退以减少空间的压抑感，表现出对周围建筑的谦虚姿态。在半径为48.8m的圆形中庭内，各楼层的走廊、楼电梯一览无余。中庭直接与城市地下交通枢纽联系，将人流直接组织到城市交通网络之中，同时把城市人流引入建筑内部。该建筑的个性正是来自于其独特的交通处理方式和完全开放的内部空间环境（图2）。 3.2功能多元化 当代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更趋多元化，城市行政建筑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政府设施中市民空间的多样化倾向。近年来，供市民休闲的场所以及其它多功能与多用途的空间日益增加，并且这一部分市民空间还将继续扩大。多元化需求与多功能聚集可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并满足当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方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设施与其它设施的复合。除了行政管理功能和行政服务功能，城市行政中心还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剧院、咖啡厅、餐厅、展览馆等，通过设施间的相乘效应，加强设施所具有的吸引力。1988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及歌剧院是一组功能复合的建筑群。市政厅在白天是城市的活动中心，而歌剧院则是夜晚城市的活动中心。功能的复合化提升了建筑使用效率，有效提升了建筑空间的活力（图3）。又如1995年建成的荷兰海牙市政厅，长达244m，宽72m，包括议会大厅、婚礼仪式大厅、图书馆、档案馆和咖啡厅，还有一个高达47m的玻璃大厅，是欧洲最大的室内广场，各种公众聚会的举行使这里总是充满生气（图4）。 3.3民族性与地域性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疆域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设计的个人化同步进行的。丧失根基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群体属性和出生的建构；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③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趋同现象严重。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正逐渐被全球化浪潮吞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行政建筑，有助于塑造民主政府的形象，让市民重新找回城市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思潮反映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许多对地方文化进行有益探索的案例。由查尔斯•柯里亚设计的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1996年建成），成功地将当地艺术和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座现代建筑之中。建筑平面采用了曼陀罗④的传统形式，九个分格定义出九个组成部分，整体通过圆形构图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当地红色石材及手工陶瓦的运用更使得该建筑成为博帕尔市悠久文化传统的象征（图5）。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建成的日本名护市市政厅，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建筑通过变形天窗和花格窗来遮光，通过屋顶覆土隔热，通过风道来通风和散发热量等。采用通透的遮阳棚架联系东西两大建筑体量，各层北部均设有带遮阳棚架的平台（图6）。 3.4新旧建筑和谐共生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而言，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追求个性与独特性，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强烈的精神需求，也是每一种文化传统的基本权利与合法要求，更是其能够进入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主体性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潮流，西方历史上的市政厅建筑大多具有很高的建筑质量与艺术水准，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因此具有较高的保护和再利用价值。让老建筑和谐地存留于当代城市环境之中，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城市的文脉才得以延续。1998年建成的西班牙穆尔西亚市政厅，位于气势恢弘的贝鲁加大教堂的正对面，古老教堂纪念碑式立面主导并控制着整个广场空间。市政厅主入口被设置在侧面，而不是正对广场；建筑临近广场的界面向地下延伸了一层，以形成建筑与广场之间的缓冲区。新市政厅在新旧建筑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既较好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又没有对广场和大教堂构成压迫和威胁（图7）。又如1988年建成的加拿大纽卡斯尔市政厅，该建筑在原市政厅基础上加建而成。设计完全保留了旧建筑，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新旧建筑之间是三层高的市民大厅，新市政厅巨大的曲面墙与市民大厅连接，这面墙是新市政厅的主要结构，也是空间标志，同时又为旧建筑提供了现代风格的背景。新建筑还在细节上尊重并效仿了旧建筑，如挑檐、窗户的大小、比例以及建筑材料等（图8）。 3.5绿色生态与节能环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迅猛发展，高度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物种骤减、气候变暖等后果。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方向。生态设计趋向源于对环境的关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索取要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小。建筑设计从以往以“功能——空间”为单一目标转变为以“功能——空间”和“环境——资源”并重的双重目标，而连接这两个目标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手段。如尽量采用无公害、无污染、可再生的建筑材料；进行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的研究，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阳；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手段；为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西方国家新近建成的一些行政办公建筑体现出了较强的生态设计理念。2002年建成的由福斯特设计的大伦敦市政厅大楼采用几何球体外形，建筑在获得最大容积的同时外表面积最小。建筑向南倾斜，上层楼板为下层空间挡光、遮阳，中庭周边的办公室可靠窗下的通风孔自然通风。建筑装配了集中环境调控系统，以减少机械能耗。该建筑的空调系统先用泵道抽取地下水，通过天花板下的梁进行冷却，从而避免了有噪音污染和不美观的屋顶冷却水装置，同使用一般空调系统的办公建筑相比，机械能耗减少了3/4（图9）⑤。德国柏林新议会大厦（1999年建成）是福斯特的另一个作品。该建筑采用了混合式能源使用系统以及自然光照明和通风，从而减少了能源消耗，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建筑的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建筑利用可再生植物油（相比矿物燃油减少了94%的CO2排放量）作为基本能源，建筑余热以热水形式储存于地下300m深的蓄水层；热水泵取到暖气系统内给建筑加温，还可驱动一个汲取式冷温机，产生的冷却水泵取到冷气系统内给建筑降温，或以冷水形式储存在地下。穹顶内光锥上的镜面反射板能够将自然光漫射入议事厅内，其上有太阳追踪装置以及可调节的遮阳系统，在提供充分、柔和的自然光照明的同时能防止太阳辐射增加室内热负荷（图10）。 3.6去政治化趋向 传统行政建筑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建筑形象也比较庄重严肃。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进程，政府形象日渐开放，至少在形式上希望向公众传达出民主理念。行政建筑被逐渐赋予了各种公共功能，成为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其空间的公共性得到强化，而空间的政治性逐渐弱化。可以说传统行政建筑的政治功能正逐渐被消解。因此，去政治化的设计趋向，即形式民主化成为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①采用温和、平实的建筑外形，希望对公众形成平易亲切的政府形象，以诠释平等的民主精神；②采用透明的建筑材质，将政治活动透明与公开，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的开放与公正；③将普通公众流线引入政治空间内部，旨在体现权力的运行时刻处于民主监督之下，以防止不公正行为的发生；④设置多种公共服务功能，旨在体现行政建筑的城市属性及其复归市民公共空间的实质。由格雷夫斯设计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厅（1982年建成）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轫之作。建筑三段式构图的立面以实墙为主，采用了从古典建筑拱心石及古典柱式中演绎出来的各种构图。这个作品完全打破了以往政府办公楼简洁冰冷的形式，带来了从新古典主义到装饰艺术风格的众多联想，但又明显让人感到建筑立面象一幅通俗的拼贴画。它使城市中极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实现了既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又使大众简明易懂的后现代设计理想⑥（图11）。又如2004年建成的由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勒斯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厦建筑群采用自由的空间布局与夸张的形体组合，似一幅充满诗意的树枝与叶片的拼贴画。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表皮使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建筑的意味，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建筑的庄严形象，体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图12）。结语“政治性空间的产生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同的前提和倾向，包括一个时代在建筑上的惯用手法，以及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强化了时代的政权体系的特征，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看待空间关系的普遍倾向。因此，此类空间以及包含其中的事物可以被认为对公众、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无声注解。”⑦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向，即城市行政建筑的政治性空间含义在减弱，而城市公共空间含义在增强，空间的开放性与透明性不断增强。在建筑功能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以往单一功能行政建筑逐渐向综合型、复合功能建筑发展。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了多元化趋向，其艺术风格与美学形式丰富多彩，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目前，中国各地兴起了城市行政中心建设热潮，虽然中西方市政体制不同，西方经验中存在着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内容，但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中所包含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复合多元的功能构成、开放的极具个性的建筑形象等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方建筑论文:西方建筑和代建筑 摘要：我国近代建筑具有很多特质，它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建筑形式的冲击，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建筑风格并没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融合与发展。本文仅从建筑造型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思考，以便能够对我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 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传统建筑形式影响 引言： 人类的建筑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地域的差异导致了历史文化的不同，人们对美的感受，对建筑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建筑为我们带来了缤纷的视觉享受。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发展受到强烈的理性因素的左右，从古罗马时代以严谨比例而著称的柱式，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论》，然后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建筑，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筑文化体系。影响西方建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神学，主要体现在教堂上，人们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人们对神充满着敬畏，从帕提农神庙到万神庙，从巴西利卡到希腊十字，西方的建筑师对于教堂平面、立面和空间感受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应的情况是，数千年来的中国建筑，虽然也有儒家的实用理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建筑的基本思考却被束缚在传统框架中，如依靠风水这种超自然力来决定建筑的选址。 1单体建筑的差异 1.1建筑材料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可见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以砖木为主要材料，而西方主要以石材为主。二者对于材料的选择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受到了文化理念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一和人”的理念，这个理念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物我一体，选择木材这个材料，正是看到了木材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重视的建筑不是寺庙，而是皇帝居住的宫殿，木质建筑便于横向发展而有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满足居住建筑宽敞明亮的需求，而且建筑速度快，可以快速建造大规模的宫殿。而西方重神性，一方面，石质建筑容易向高度发展，直指天空，有利于塑造高耸且不采光的空间，刚好满足宗教需要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金字塔、希腊神庙、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西方的大型建筑建造时间长，石材又便于保存，满足建筑建造时间长、追求永恒的特点。 1.2建筑形式 另一方面，从建筑形式上来看，东西方的建筑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东方人祭祀先祖，希望先祖可以庇佑自己和后人。所以东方的祭祀建筑——祠堂，其建筑形式更接近于普通的居所。而西方人则是崇拜神，追求不朽，这点在教堂建筑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1]。其次，由于建筑材料的差异，东方建筑的木构架建筑更易于横向发展，而西方的石材容易向高处发展。所以东方的建筑等级越高，开间就越多，以此体现建筑的地位。如北京太和殿，它面阔11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2377.00㎡，高26.92m，连同台基通高35.05m，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庞大的建筑。西方的建筑越是重要，就越高大。古罗马的万神庙，它面阔33m，正面8根柱子，高14.18m，穹顶直径达43.3m，顶端高度也是43.3m，整体高大雄壮，色彩艳丽。再如之后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外表的向上动态很强，轻盈的垂直线条统领着全身，越往上划分越细，装饰越多，越轻盈。西方人企图通过高耸入云的建筑与神进行对话。 1.3建筑装饰 西方建筑的起源是古希腊，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主要依靠柱式和山墙体现。柱子上细下粗、上轻下重，下面质朴而上面华丽，这使它们表现出向上生长的姿态。柱式体现了西方的严谨性和逻辑，每一种构件的形式完整，垂直构件作垂直线角或凹槽，而水平构件作水平线脚，柱头是垂直构件和水平构件的交接点。柱式上的装饰很有节制，精美而不冗杂，并且随着环境的不同，建筑物的大小性质不同，柱式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建筑的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2]。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东方建筑的装饰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2群体布局的差异 2.1建筑群布局 东西方建筑的空间布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观念的影响。在东方，大约六千年前，广大地区都已经进入了氏族社会，仰韶文化的母系氏族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纽带，居于首要地位，礼制宗法制度也都来源于血缘关系，并且维护着它[4]。而礼制宗法制度又影响着建筑布局，所以东方的建筑多以家庭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建筑空间，也就是四合院。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又如北京故宫，由重重院落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各个院落、各个建筑又都表现出了等级制度，体现了东方建筑所包含的礼制思想。与东方建筑的建筑群不同，西方建筑往往重于表现单体建筑的高大辉煌，表达建筑的个性，这与西方自古以来的英雄崇拜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希望可以突出个体的表现。虽然西方也有建筑群，如图拉真广场，广场的形式参照了东方建筑的特点，不仅中轴对称，而且作了几进布局，空间纵横、大小、开合、明暗交替，雕刻和建筑交替。但与故宫不同的是，这一系列的交替只是为了酝酿艺术高潮的到来。建筑群的最后是一个围廊式的庙宇，这是崇奉图拉真本人的庙宇，规模很大，非常豪华，是整个广场的艺术高潮所在。所以图拉真广场的本质还是个人崇拜，与东方的礼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2.2园林布局 在影响东方建筑发展的诸多理念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最基本的。“天”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无法预测的宇宙的敬畏，夏商以后，“天”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春秋以后，对这种主宰的敬畏构架起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并出现了“天命”“天意”等一系列的观念。西周以后，人们强调人与天的关系不可分割，于是出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次，是“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在东方的文明中，受到道教的影响，自然包含了人类本身与周围环境，在这种观念中，人与自然中的其他东西的地位是相同的，没有高低之分，这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思维基础。所以，东方园林追求“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意境，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通过巧妙的布景、独具匠心的空间安排[5]，并借助于文学、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把自然景物和人文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园林超越了单纯的使用居住功能，具有深厚的抒情性。苏州拙政园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自然山水融入园林建筑设计中。而西方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虽然将人与自然都看成被上帝创造之物，但是却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因而享有管理、控制自然的特权。所以在西方文明中，自然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在矛盾关系中。同为人工创造，西方园林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人工管理的痕迹。如凡尔赛宫，充分体现了“秩序是美的”的观念，所有的植物都被修建成规整的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并且整个花园有着明确的中轴线，就园中的建筑而言，并没有像东方的园林建筑那样，企图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而是脱离建筑存在，表达自身的雄伟壮丽。 3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东方注重血缘关系，西方重视个体价值。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东方讲究“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方则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要改变自然。在信仰则分为祖先祭祀和崇拜神两种模式。这些差异反映在建筑上，就出现了东方以庞大建筑群落为主，和西方以高大的单体建筑为主两种建筑形式。表现在建筑材料上，东方的土木结构在废弃后便于回归自然，西方的石材则体现出他们崇拜天神、追求永恒的观念。 作者:郭柳辰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谈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景观设计借鉴 摘要：园林艺术是一门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综合艺术，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园林史中，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然园林和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方园林成为园林艺术的典型代表。文章结合中西方园林设计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思想，分析园林建筑环境、意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园林建筑环境的差异，总结出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对室内景观设计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室内 景观设计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创造文化和生态结合的园林建筑成为有关建筑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园林景观建筑作为一种空间和环境综合形成的环境景观，对于研究各种组合形态内涵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现代园林建筑和室内景观的构建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人们对建筑景观的空间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气候、风俗、地域、环境、场所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的园林建筑环境对中国园林建筑景观产生了愈发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的园林建筑环境呈现中实现了中国“欲扬先抑”和西方“率真表露”手法的结合。 一、中西自然观和中西园林艺术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观 中西园林建筑环境自然观的形成深受二者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一，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幅员辽阔，独特的地势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传统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人们将个人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建设中。另外，受社会条件的影响，人们会将自然界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是神明的旨意，对自然环境心存敬畏，逐渐产生了崇拜和依赖自然的心理。这种思想在传统园林设上的表现值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进行园林建设。园林建设追求对自然的顺从。第二，西方的地理环境。西方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气候类型多样，欧洲人员的生活以狩猎为主，长期发展过程中养成了和自然斗争的自然观，注重对自然界的改造。这种自然观思想在西方园林设计中的表现是强调设计中对自然征服，注重人工美高过自然美的设计理念。 （二）文化基础和自然观 中西方因为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的不同使得二者在园林建筑空间的设计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出现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差异导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历程和哲学命题不同导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的表现是注重审美情趣和意境的表达，而西方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上的表现则是注重原始宗教的力量。园林建筑环境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会体现哲学的特点。中国园林建筑环境则是会受到传统儒家礼教的影响，这一点从清代在北京建立的一系列的集锦宫苑中就能够体现出来。这些宫苑在空间思想上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宗法。但是这种建筑形式是依靠高墙大院形成的，在具体的呈现上缺乏必要的公共交往空间。西方园林建筑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从原有的心理幽闭性向开放性、层次性发展转变。西方贵族人士兴致勃勃的建筑打造心理和猎奇心态使得园林建筑景观的发展在一时间达到了顶峰。在研究园林建筑景观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园林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的园林的意境文化性、在唐宋时期注重的是建筑设计和环境的对等性、在明清时期注重的是建筑对环境的支配地位。在建筑园林环境的呈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园林建筑的设计构思中有了充分的体现，在园林建筑中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哲学思想。 二、中西园林建筑环境分析 人们对于园林环境的认知心理体验能够直接转换成人们对环境空间的体验和认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以人的认知判断为基本标准的认知发展模式，强调艺术物化之后的审美意识，是对人类认识和情感表现统一的体现。基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进行建筑构造的时候会将自然要素，比如植栽空间、水体空间等引入到现代室内空间建构中。我国古典园林空间布局设计强调的“曲径通幽”，在设计中会采用“道路透景”的方式来给人带来空间的模糊性和独特的心理效果。我国古典建筑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曲径幽深的设计理念在明清两代的江南园林设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园林建筑的空间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在逐渐的衍变发展中实现了建筑艺术和建筑意识的融合，并在园林艺术设计中融入了大自然中的诗情画意。在隋唐之后，诗情画意在中国园林的建筑设计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是中国园林构思设计的重要一环，典型的是以山水创造为基本主题的园林建筑设计。山水为主题的室内园林建筑设计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享受，比如以江南古典风格的园林设计——拙政园为例，拙政园以“远香堂”为主要的厅，由中花园的旧门入园管理，经过长弄和腰门，能够看见黄石假山，假山纵横拱立，起到了隔离景物的封闭作用。在临近“远香堂”的附近发现明窗四面广阔敞亮，能够将景色完全的展现，给人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感受，形成了和谐的室内空间序列。西方园林建筑则是以形式多样的回廊和立柱维合的结合体现，特别是在贵族的建筑装饰中，存在大量的罗马式、哥特式建筑形式，在这些建筑形式中主要以规则为基本主体。在欧洲的园林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的景物元素、构件元素、造型元素，在对这些元素的规划设计中体现了西欧人们人定胜天的思想理念。在众多的建筑艺术形势下，喷泉和雕塑的结合成为一种常见的形式，显示出西欧社会的人文内涵，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三、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和室内景观设计的匹配 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善于应用隔、曲、抑的手法来营造园林景观参差多变的特点，使得园林景观的设计景外有景、象外有象，给人们带来一种独特性的视觉感受。园林创作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意在通过园林建筑设计来给人带来关于自然情境的无限遐想。室内景观在表现建筑空间环境的生态化和文化内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室内景观的设计表现注重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协调。为此，在室内景观设计中可以将室外的自然景物直接引入到建筑设计中，提升室内景观设计的神韵。另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公共建筑空间室内景观和建筑景观融合来为人们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景观，通过健康景观的设计和呈现降低人们的生活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景观设计是现阶段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受人们思想观念和建筑形态多样化的发展变化，室内景观设计和创作逐渐回归到自然状态。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在室内景观设计中的引入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势，通过中国古典园林意境、标志符号、思维方式的融入能够实现我国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的创新化发展设计。 作者:黄文珍 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福建 西方建筑论文:比较中西方建筑雕塑论文 一、中西方建筑雕塑文化内涵之比较 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首选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中西方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雕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超不出植物、动物、人物这三大类。其中人物又分为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与表现人物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雕刻手法基本都是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几大类，少数建筑上存在线刻手法。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雕塑多为古代神话。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该神庙是希腊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座，作为雅典卫城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物，它的雕刻和装饰也是最杰出的，山墙的最上部有金色的雕塑装饰物，东山花上是雅典娜诞生故事的群雕，西山花上是海神波塞顿和雅典娜争夺对雅典的保护权故事的群雕[4]，这两面的雕刻恰当地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外框内，自然贴切。檐部的陇间板上也雕刻了一幅幅画卷，表现的仍是希腊神话内容。这些雕刻采用的是高浮雕和圆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故事也是雕塑的重要内容，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之上分布着圣母、圣子、圣徒雕像，《新约》也是其雕刻的重要题材。早期的我国古代建筑雕塑最初仅具有本民族图腾崇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雕塑越发丰富起来，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皇家宫殿多雕塑龙、凤、兽、狮子之类，还创造出来并赋予某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如鸱吻，原型类似海中鲸鱼，用作房屋顶部正脊两端，有防火的寓意；普通百姓府邸较多选择表祥瑞的雕塑题材，如荷花、鱼、福禄寿喜等；文人雅士的住宅则较多雕刻梅兰竹菊之类品节高尚、卓尔不群的植物形象，用以托物言志；寺庙佛窟之类的宗教建筑雕刻的往往是各种佛像或佛祖故事之类的神话传说；太庙祠庙类的坛庙建筑内多会刻画一些先贤圣哲故事，突出人伦教化功能。建筑雕塑依附于建筑而生，是建筑精神的展示，也是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传递。在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西方建筑雕塑，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中西文化，使传统得以传承。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石材在西方建筑空间中的生态运用 一、传统石材在建筑中的使用方法 （一）堆叠 石材的堆叠是绿色建筑的起源，建筑师挑选可塑性好的并有独特艺术美感的石材，在不用任何粘合剂的情况下形成的壮丽建筑造型，就是石材堆叠的作品见证。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大峡谷和意大利的山洞是最早对石材的运用。石材给人的稳固及厚重感使人在建造洞穴时很有安全感，会给人沉稳的力量感。它的肌理经过岁月的冲刷展现出震撼沧桑。并产生对时间流逝的生命美感，叠砌的阵列感会更加强化了石材的生命美。 （二）采光 石材因其在建筑中门窗的结构建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围合作用，镂空的采光口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在地面和墙壁上产生光影，光影的轮廓因石头的各种不规则边角呈现不同的形态，展现出光与影的艺术美。（三）石材与其他材料的组合。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可能独立诠释在建筑中，通常会与多种材料结合使用。它与水泥、沙子和颗粒等混凝土原料结合，可以为建造增多环保成分，成为大多数的建筑空间。其中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密斯的作品，他提倡把石头、玻璃、水和钢材等物质加入建筑行业，形成特殊的视觉效果。建筑设计的魅力就在石材基地和木制建筑墙体设置表现匀称，卵石发挥衔接与过渡作用，粗糙墙壁纹理营造简单气氛。 二、传统石材在早期建筑中的表现 （一）古埃及时期 石材在建筑中使用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时期，因为古埃及人相信，石头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不管是建筑还是雕塑中始终让石头保持原有的外观和状态。 （二）古希腊雕塑 古希腊人用石材做雕塑是石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石材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潜力被希腊人充分挖掘出来，石雕柱式是最显著的表现方式之一，它的雕塑及石雕柱式在当时对人们的审美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希腊人建立了石装饰在建筑装饰行业的美学模范，石材丰富了柱式语言并被巧妙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和过程模拟。希腊人则完全用古希腊的做法，揭示了石头雕刻的潜在美感。例如：古希腊人的建筑在不同的建筑中为石材增添不同的人文精神感染力，这完整体现出古希腊时期的石材雕塑材料在建筑中的充分运用。希腊人的石材雕像现如今还伫立在大街上，影响与熏陶着前去观赏他们的人们，这些艺术珍品影响可谓深厚长远。 （三）古罗马帝国 石建筑辉煌史发生在古罗马，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宗教。传统寺庙中石材是主要承重结构，并开始有装饰功能。 （四）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由承重的石头建筑和琢石构成。这座哥特式的石头建筑，经历200年，是巴黎最古老的最大的建筑景观，在欧洲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圣母院内石刻为主要建筑材料，装饰风格既大气又华丽，石材被发挥得恰到好处，质朴的氛围不失华丽，完美诠释了教会的亲和力，以及纯净大气和神圣的气质。 三、现代石材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 （一）石材在现代技术下体现出的本质美 每一种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材料应该是光滑的、美丽的，如瓷砖、玻璃。有些材料是简单的、复古的，如木材。而石头则是最简单自然的，没有任何装饰。人们应该充分尊重每一种材料的性质，让它发挥真正的魅力。当代的石头建筑，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是石材的装饰作用，而不是承重结构功能。材料市场上到处都是石头，一切是相同的模具，这是石头吗？如果是这样，与人造玻璃、人造地砖相比，石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石材就该有石材的样子，石材是有性格的，或许它应该是沉重的、大体积的、自然的，不应该与其他材料相一致。 （二）在现代建筑中体现的案例 在法国有个不得不提的建筑便是高迪的建筑作品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高迪特立独行的建筑总是以一种惊艳唯美的影像出现在人们面前。高迪对材料的掌握达到了极致，他用陶瓷、搪瓷和马赛克镶嵌成奇数拼贴，所有的事情在忘我的激情的矛盾下共同推动，已经失去控制的能源附在双曲静态结构框架上。只有高迪可以把这种疯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如马赛公寓的马赛克拼花。 四、结语 石材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的作用随着时代变化而日益转变，展望未来石材在建筑中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被合理地运用，并展现出它的环保绿色生态美。在建筑设计中，设计师会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不同的装饰内容、不同的光线和功能需求，与石材有一个更贴合设计构思的新交流。相信石材作为建筑材料在西方建筑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怎样它的魅力仍然是不变的，应该有越来越多人去慢慢挖掘研究隐藏在石头中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作者：周长积 袁世君 西方建筑论文:建筑文化与中西方文化论文 一、关于中西方文化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宗教信仰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西方传统建筑在材料上多采用石材，外观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在张力的穹隆和尖塔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的特征。西方建筑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能够战胜一切。西方建筑由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依靠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以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其建筑整体风格是外向的、开放的、活泼的，追求外在的自由性和进取精神。西方传统建筑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建筑风采。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西方传统建筑刻意体现宗教精神和“出世”思想。如，西方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基督教堂，以高耸的尖塔、尖形的拱门以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等，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向往天国的文化观念，也表现了人们对尘世幸福的渴望。而远近闻名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典型代表，它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采用石材建造，整个建筑高耸挺拔、辉煌壮丽，给人以庄严而和谐之感；其拥有华丽的建筑外形和精美的雕塑装饰，增强了外观的艺术装饰性。巴黎圣母院不仅承载着与众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时代烙印，更是西方人民智慧的结晶，展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非凡魅力。由于文化的起源不同，中西建筑的文化理论、审美方式、表现形式各具特色，给观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感受、文化气息和心理体验。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造就了中西方迥异的建筑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次又一次地碰撞，我们不仅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重塑新时代下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这样，中国建筑文化才会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 作者：叶自健 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中西方建筑艺术文化差别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文化特点及差异 我国的传统崇尚一元论，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西方则是二元论，即主客分离。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基础，将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讲究的是整体性、和谐性、关系性和实用性。而主客分离则强调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突出个体差异，突出开放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注定会影响室内外空间的建筑布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加上古时交通的不便，造成了中西建筑互不影响、相对独立、风格迥异。中式建筑体现的是封建的儒道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特色，突出建筑形态的互补性和对立统一，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特有的等级观念、从属观念和临时观念。西式建筑则受宗教神权的影响，追求主客分离的特色，表现的是地位观念、归属观念和永久观念。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 1.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设计源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整体设计观。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突出天地人三者的大和谐设计观。物尽其才、人尽其力、天时地利。在建筑中强调人、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其二，散点透视设计观。由于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写实主义的不同，采用散点透视原理，在绘画艺术中营造出无边无尽的超脱意境，让欣赏者仿佛身临其境，在精神需求上产生共鸣。在建筑艺术的表达上则形神兼顾，其空间是多方的视点相结合的布局以达到诗情画意移步易景的境界。其三，以形传神的设计观。南齐谢赫提出追求“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以神似替代形似，不是表面再现物体的外在形态与色彩，而是强调事物内在的生命韵律以及与环境人文的相辅相成。 2.西方艺术设计文化特点 在西方设计艺术中，现实性和务实性是两个最突出的特色，用一切能够表现写实的手法对人和自然进行复制，突出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这样几种设计思路。首先，科技至上的设计观。从古希腊就开始研究几何学、数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并将其运用于绘画、建筑等多个领域。神话与科学共存，画家、设计者擅长用几何数理公式来表现具体物体形状、结构、运动方式。设计理念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遵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前进。其次是物质主义设计观。西方哲学思想着重突出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科学至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在西方普遍认为人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以及乐观的强调人的能力。社会强调“生存竞争”。通过人的力量得到价值体现。科技至上和物质主义这两种设计观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现实性。另一特色务实性，则表现在西方设计艺术最后一个特点上，即功能至上设计观。从西方早期设计到现代设计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西方设计追求的第一要素即功能至上理论，受务实思想影响，产品的使用价值作为设计的主要衡量标准，用各种科学技术来创造最合理的功能，体现物的实用性，这是与我们追求精神性的最根本的区别。 二、中西方建筑空间组织方式的异同 中西方制度文化和性格特征的异同，完全可以在建筑空间的布局上得到充分的表现。相同之处在于顺序形式均以一定的轴线为基础，即双方均采用了轴线的概念组织空间。不同之处则在于，西方建筑的轴线概念多为东西向，且常用于单个建筑空间，而中方建筑多为南北轴线，且常用于群体建筑。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人,在实践研究自然规律而渐渐产生了“以北为尊”的观念,我们常说的建筑形制中的坐北朝南就是这个意思。在实际建筑形式中用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独有组织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以及人的内向型性格，在建筑空间形式表现出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平面式建筑群，前后左右有主有宾、有规有矩地平面展开，具有一定的规律规定性，这种建筑组织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形态有相似性，可以说建筑同样是表达尊卑长幼秩序的一种手段。要满足各类建筑功能上的不同需求，就要通过它们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来完成。例如：北京的故宫，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山东曲阜的孔庙等。简而概之，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建筑多为平面简单的矩形，既单纯又整齐划一，在平面空间上叠加，从而组成有秩序的建筑群落。而西方则不同，影响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是科学民主精神和人的外向型性格，这些都是源自于古西方社会的神学、宗教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相比较而言，中国建筑内敛，表现为地面上的平面拓展，而西方建筑外放，表现为垂直空间上的延伸。西方人思想体系中太阳和自然万物是生死循环的根本能量，神的力量主宰太阳的朝起夕落过程。在西方建筑中，建筑功能的划分往往在建筑内部完成。与我们东方建筑在形制上恰恰相反，西方建筑多是垂直空间的延伸。但是这种设计理念却被建筑技术和浩大的工程量所制约。垂直空间的延伸需要极大的建筑空间支撑，可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当中,不断增高的建筑所带来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注定需要依靠更高的科学技术和更大的工程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的建设成本和更多的人力物力，而这些，尤其是科学技术，却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为解决这种难题，西方社会受太阳东起西落启发，渐渐地采用东西轴线来替换垂直轴线。这种建筑形制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开拓了建筑的内部空间，将纵向的内部空间进行组合创造，同时创造出相应的空间装饰和艺术。这种建筑构造离不开成熟的几何理论知识支撑，拱券技术和混凝土的发明使西方建筑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建造出了一系列辉煌的建筑。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和其他一些欧洲着名的哥特式建筑。 三、中西方建筑材料和装饰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木质材料占据着建筑材料的主要位置，其它均为辅助材料。儒教在中国的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奠定了以“仁”为主，忍、韧的精神。而木材恰恰能够极好地体现出这种思想文化的细密、深邃、坚韧和柔美的意境。从建筑形式与建筑材料的搭配上讲，木料结构的建筑更适合中国式平、广、大的建筑模式。中国古代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木质结构体系。这种木建筑的优点有很多，第一，防震能力优良。在1996年的丽江大地震中，专家们看到市区内不少新建建筑倒塌受损，但令人称奇的是丽江老城区的古建筑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古老的丽江古城并未消失。而山西应县我国最老的木结构佛塔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在这风雨飘摇的几百年中，这座木佛塔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地震与自然灾害的侵蚀，但依然屹立依旧。第二，木质结构器物选材取材的便利性强。树木砍伐相比起开山取石或是烧制砖石来说，要便利容易太多了。而且古人用木材做柱子、梁枋大大提高了建筑时间。例如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中仅房屋面积就达到16万平方米。有史记载的从开始建造到全部完工，仅仅用了13年。重点是在这13年中大多数时间用于准备建筑用木材，真正现场施工还不到5年。而西方建筑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充斥在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中。西方建筑中多采用石材作为主要建筑原料。石材建筑充满力量感，在材料的对比上不难看出石材的运输修整更耗时耗力。例如，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建造耗时近三十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之花教堂，这座宏伟的石料建筑花费了将近50年之久。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在追求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审美需求也必不可少。在装饰设计艺术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仍然以木结构为主，经过一系列美化加工的原木构件被用在建筑物的里里外外，形成传统装饰的主要部分。由于木结构怕火，历史上很多建筑因此而付之一炬。为了保护木构防腐及防火，常常在原木上涂漆绘画。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从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从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色到青、黄、赤、白、黑这五个颜色。在建筑色彩应用中表现为东青、西白、南朱、北黑外，中央为黄色，黄色为大地之本，尤其在农业社会，土地更是一切财富的基本，具有特殊的地位。传统装饰中经常提到的“雕梁画栋”正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详实的写照，具有以下特点：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表达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植物中的岁寒三友，动物中的飞禽走兽或是数字中的象征意义。不管采用哪种装饰形象，无一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或是对秩序的隐喻。西方主流建筑的基本元素是柱式，它是决定建筑的大小和风格的首要因素。柱式建筑历史悠久，流行广泛，生命力强大，是从一种建筑形式慢慢演化出依附结构的设计艺术形式。而且西方柱式结构建筑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有了量化的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柱式的强大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技术的简单性，形制的规范和成熟性，和多环境的适应性。最基本的柱式结构有三种，即男性化的多立克、女性化的爱奥尼亚和装饰的科林斯。柱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体美赋予建筑，通过雕刻艺术与柱式结构的结合，在人物和动物的塑造上通过写实艺术塑造精准逼真的形体。 四、结束语 多元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建筑，但在当今世界大同的情况下，一味不加区别地模仿堆砌建筑符号，而不对中西方的传统进行系统研究，是根本无法创造出真正有特色的建筑的。理解传统，继承传统，同时灵活地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结合当今的高新科技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先进理念，才能设计和建造出真正独具特色的建筑，这才是建筑的真正创新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设计和建造出即有舒适性又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新建筑，开辟出建筑事业的新天地。 作者：王婷单位：中原工学院服装设计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园林设计区别思索 本文作者：钟松涛 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影视文学论文:文学艺术影视传播在当前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影视研究 ［摘 要］ 影视和文学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两大主要媒介，二者在体现时代背景、表现人物精神存在方面，有着类似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看到，多数电影，尤其是优秀影视剧在创作过程中吸纳了文学的很多元素，因此文学与影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文学与影视制作的融合使文艺创作中分离出文学作品影视化和影视制作文学化两个创作方向。本文拟以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为主线，探讨文学作品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希望该研究对文学作品电影化的理论起到补充作用。 ［关键词］ 西方电影，文学，关系 一、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文本思维的领域，电影是视听思维的阵地，二者看似互不相关，但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并且一直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也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影视剧，大多出自文学改编和作家改编。那么，文学具有哪些优势，使得它成为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首先，文学对影视的贡献之一在于它的故事性。众所周知，故事性是影视剧的核心。影视剧要用故事的艺术性、情节的严密性，生动鲜明地将故事要素以视听的叙事方式呈现给观众。而文学作品在叙事方面与影视创作有着相通之处。其次，文学对影视创作的贡献在于它为影视剧提供了人物素材。文学作品以或是虚构、或是真实刻画现实主义的人物的形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这与影视剧创作人物形象的诉求一致。影视剧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通常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过目不忘，久久回味。再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于影视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文学的语言由描写语言、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组成，影视创作通过镜头和画面来取代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语言，但是生动并富有特色的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在影视制作中通常会被保留和利用。由此看来，电影源于文学，文学造就电影，甚至一些影视评论者认为“电影是文学的”。 二、西方文学在影片制作中的体现 西方电影的文学源泉来自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圣经》为代表的古犹太文学，两者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全面的影响。 古希腊文学产生于公元前8～5世纪，其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戏剧。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电影《木马屠城记》就是根据《伊利亚特》改编的反映古代特洛伊战争的经典之作。而取材于神话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顶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更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电影《玛莲娜》中,一个西西里岛的青春期男孩讲述了一段美丽又残酷的初恋故事。真正优秀的电影总有着丰富的意蕴,不尽的解读空间,《玛莲娜》也不例外。在这个有着纯净风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在一群活出了人类各种原罪的小镇居民中，沉淀着《圣经》带给电影作品的想象力。众所周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世界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文学艺术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圣经》的叙述与意象遍布欧洲文学艺术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学史要重新编撰。欧美各国几乎所有重要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观念和意象紧密相关。而《玛莲娜》的导演托纳托雷正是出自意大利这一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因此,若在《圣经》的观照中来审视这部电影，用来自《圣经》中的原始意象解读这部电影的人物与叙述模式,能使这部名片的内涵得到更清晰的阐释。这一时期的戏剧除悲剧还有喜剧，最优秀的是阿里斯朵芬的《阿卡奈人》等。古罗马文学主要继承希腊文学而逐渐发展起来，在戏剧、史诗、小说、神话、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组成，合称《新旧约全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一道形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大源头。 5世纪，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改变并重绘了欧洲的版图，也给西方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的无知和野蛮一时间使欧洲的历史倒退了几百年。罗马帝国衰亡，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教会文学成了正统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主要有宗教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例如，美国电影《埃及艳后》，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恺撒与埃及艳后之间的浪漫爱情，恺撒的被刺，屋大维对埃及的征服。影片中埃及艳后极具民族特征的美艳、华贵与狮身人面像相映衬的宏大场面，使它成为一部世界经典之作。另外，一部《加勒比海盗》成功地反映出该时代诸多的骑士文学特征。作为电影中两位男主角之一的威廉•特纳因其社会身份的矛盾,在内心深处有成为骑士的愿望。通过威廉的行为分析,可以得知威廉具备骑士的多项特征。具体来说,威廉具备谦逊文雅、英勇正义、保护弱者等骑士应该具备的精神。同时,以这种精神作为指导,威廉的行为也符合骑士行为的准则。从威廉参与的战斗的特征来看,导演有意突出了“骑士比武”这一模式,而电影的主题也和骑士文学关于冒险和考验的主题一脉相承。综上可以发现《加勒比海盗》具有浓厚的骑士文学色彩。这一时期还有《神曲》《罗兰之歌》《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代表作品。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先河。作为对中世纪黑暗的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的反抗、复兴古典主义、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于十五六世纪在意大利兴起。这一运动的到来标志着欧洲文学继古典文学之后的又一高峰，使西方文化经历了空前的变化。它提倡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使长期被禁锢的人的与生俱来的品质和特性得到解放。解放人、解放思想、以人为中心是文艺复兴的主张。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巨匠众多，成就辉煌。意大利的文学三巨头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等最伟大的代表作家将这一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银幕上的莎剧，光是无声电影时期就有近400部影片，电影进入有声时期后，也有近50部莎剧改编片。1955年美国在电视上播出劳伦斯•奥立弗主演的《理查三世》，一夜之间的观众，就超过了这出戏当年首次演出以来在英国剧院中看过它的观众的总和。据估计，这次观众达6 250万人之多。《罗密欧与朱丽叶》被19次搬上银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三部《奥赛罗》的有声片，两部《哈姆莱特》(再加上一部由英国克里斯托费•普吕默主演的英国电视片)，两部《李尔王》。第一部莎士比亚影片是1899年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扮演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一个简短记录，拍摄于伦敦堤岸上。1929年，玛丽•壁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在《驯悍记》中扮演凯瑟丽娜和彼特鲁乔，该片发行了无声和有声两种版本。从莎士比亚的全方位传播不难看出，处于不同的异质文学圈和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人和群体的社会化，很难设想不需要经过文学传播来进行。 17世纪后期西方文学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兴起于法国并取得辉煌成就，产生了伟大的剧作家莫里哀、拉辛；18世纪在英国声势浩大，出现了以蒲柏为首的古典主义派。古典主义继承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精神，在思想方面表现、阐述启蒙运动的影响。并与19世纪浪漫主义喊出了“打倒古典主义”的口号。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刻板保守的唯理论以及各种思想束缚，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倡作家情感的自由表达、丰富想象力的驰骋、个性主义、平等主义、回归大自然等。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是德国狂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然后迅速席卷欧洲其他各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并于19世纪30年代进入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是美国浪漫主义的高潮阶段。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伟大的诗人有德国的歌德，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美国的惠特曼，等等。小说、童话、散文也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体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赞扬了美好纯真的爱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社会的官僚作风的倾向。根据这几部浪漫主义杰作改编的同名影片是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鲜明体现。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研究 一、通识教育的定义 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在我国又被称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其最早是由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提出的。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潮的兴起，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再次提起，在张正兴所著的《论大学的素质教育》一书中，通识教育被定义为“大学本科课程中具有共通性、内容具有广度的部分，其包含试图为各学科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技能的有关课程学习。”[1]时代和地域不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而言，通识教育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关键元素，其包含专业教育以外的所有基础教育课程。相比于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知识领域技能的专业教育来讲，通识教育课程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基础性，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识选修课是指为进一步提高人才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出发点、以实现我国高等院校通识教育为落脚点而开设的课程，各大高校在此类课程设置上通常具有较大自主权。 二、影视文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内涵 图像时代充斥的今天，影像的功能与魅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而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真实生活之中。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挡图像时代的发展，电影和电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视文学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高等院校的教育不能与时代脱节，否则将给我们的人才培养留下巨大的遗憾。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标志无声电影的正式诞生，而电视诞生远远落后于电影，于1936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影视文学是伴随着影视媒介出现之后而诞生的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不同，远远落后于传统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它是以声音和画面为传播媒介的视觉文学，因此被称为“第五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学脚本既依附于电和影电视剧的创作，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21世纪以后各大高校顺应社会潮流，纷纷开设影视文学课。影视文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在学界并未有确切定义，我们通常所指的影视文学是一门“以探讨影视媒介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为重点内容的艺术形态”，其包含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再到影视媒介的全部转化过程以及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自身传播属性，具体内容涵盖已完成影视媒介改编的电视剧本、电影剧本、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一切形式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影视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文学作品，还包括以影视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由此可知，影视文学教学拥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将影视文学课程植入到高校教学中，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影视艺术的相关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摩、动手操作等掌握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编导与拍摄、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等实践技能。 三、影视文学专业教育与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从总体来看，高校各个院系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通识课和专业课。“通识教育”一次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以前，我国的理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课程体系中都没有开设文学课，只有部分高校开设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名作。而影视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仅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呈现汹涌澎湃之势。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各高校积极开设影视文学课程，高等教育中的影视文学课程,分为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与影视文学通识课程。影视文学专业授课对象既包括影视专业本科生，还包括学术层级较高的研究生、博士生。而影视文学通识教育的对象则主要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职院校学生或本科生。由此可见，影视文学专业课程同影视文学通识课程有着不同的对象和目标。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体是文学课程群,其中主干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学。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要目标是学习中文类基本知识，奠定文学基础，提高文学素养，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从目标角度而言，影视文学通识课“并非要求学生掌握某种专业技能，而是侧重于受教育者相关素养的提升，其同大学生科学素养、艺术素养、文学素养、心理素养、思辨素养的综合素养培养目标相适应”。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影视文学通识课程能够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其知识面、提高其艺术鉴赏力，从而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下良好基础。这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综合型、能力型人才的关键。 四、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逐渐加快，现代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大学教育不仅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型人才，更要培养出知识广博、有创新思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课程设置不应只满足于为学生提供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而应兼顾学生对其他专业知识的了解，以此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目前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过于单一化，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所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设立各学科专业的通识课程来改变以前课程设置的单一性和专门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影视文学通选课的设置，不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人文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养成健康的学术价值观念。合格的大学生应该是胸怀人类的有修养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还应该让他们懂得社会、哲学、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文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文学通识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大学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紧密时代的前进步伐，从更高的角度和以开阔的眼界去认识世界。21世纪以来，影视文学课程在各个高校开始普及。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仅限于在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内部开设，由于政府的推广和重视，九十年代在更多院校的中文系和文科院校开设，全校性的影视文学通识课普及发生于本世纪初。她经历一个从重点院校到一般院校，从中文系到全校，直至近几年尤其是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和一些重点高职院校也慢慢开始普及。高校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实行“分层教学、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大致分为与影视专业或文学专业相近的教育模式和作为全院公共选修课的影视素质教育模式。为了兼顾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水平，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以实现高质量高效率教学目标。根据不同院校影视文学课程开设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影视文学通识课的不同教学模式： (一)文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近年来由于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艺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影视艺术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先锋作家，还是当红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收到影视艺术这一视觉文化的强大冲击和影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因此，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通识课非常必要，文学院的影视文学通识课可以作为文史课程的一个补充，可以拓宽文学院学生的视野。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文学性乃影视艺术之根基，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课，当然得充分重视文学性，着眼于中外文学名著改编影片的观摩与讲解等等，以不同的视角来开拓文学院学生的文学知识，对专业学习也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艺术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在影视文学的教授中简化影视艺术理论课的说教，重视镜头语言的运用，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用DV拍摄作品，这样通识课的教学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实际，既完成了影视文学作为素质教育课对通识教育的普及，又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学以致用，多方面受益。 (三)工商管理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教授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手段，结合专业特点，侧重讲解一些电影和电视营销宣传手段，影视艺术与商业的紧密联系，讲解一些商品如何在影视作品中推销，此外，影视作品中启用一线演员的名人效应，不同的商业产品在影视艺术中的特写镜头，用经典电影作品中易于唤起大众记忆的某些镜头来做宣传，影视作品的成功本身附带丰厚的商业附加值，比如《泰囧》、《港囧》的高票房，引起了泰国和香港旅游的热潮，增加了泰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经济收入。同时还适当涉及影视片中植入性广告的运用，电影经典台词对影视广告等等。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产业，其巨大的商业投资当然希望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也是商业电影备受商家关注的原因。 (四)全院性质的公选课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全院性质的公选课教授对象的学生，来自全校不同年级的不同专业，学生呈现多且分散的特点，教学方式上采用大众化的素质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上以名篇赏析为主，作品选择以经典影片与当前大众化的热点影片相结合，艺术片与商业类型片相结合，重视热点作品的观摩与现象的讨论，比如学生感兴趣、网上点击率非常高的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何以笙箫默》、《甄嬛传》、《步步惊心》、《小时代》系列、《杉杉来吃》等等，针对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和心理特点，80后、90后的演员或网络红人纷纷“触电“当导演，而且非常成功。 五、结语 总之，影视文学通识课程的开设和普及，将会改善文理各学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弥补学生的知识缺陷，达到全面均衡发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大学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的供需矛盾。 作者：段惠芳 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作品中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古典名著创作成影视作品 （一）古典名著的改编 提到影视作品中的古典名著，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不仅如此，很多创作团队还争相翻拍四大名著。每年寒暑假四大名著都是各个频道热播的作品，这为青少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接触古典名著提供了最好的方式。以“央视版”《西游记》为例，纵观近些年的拍摄情况，它凭借对原著的高忠实度而成为影视传播中的典范成员。但是也有很多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思想意识层面与原著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是歪曲了原著。据初步统计,与原著偏离最大的影视作品中周星驰改编的《西游记》播出率最高，故事情节中所涉及的搞笑、夸张元素已经使原著面目全非。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改变也为《西游记》的认知度进行了普及与推广，这也是古代文学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二）新旧影视作品 有很多影视作品都尽可能的贴合古典名著原貌，但是由于翻拍的版本和创作团队不同，也都各不相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再现既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又限制了作品的再发展。比如“央视版”《红楼梦》，其中演员演绎的角色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并深入人心，使得《红楼梦》在现代社会中快速传播。与此同时“央视版”《红楼梦》为其他版本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年翻拍的《新红楼梦》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很多人都说《新红楼梦》不如“央视版”《红楼梦》。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形成自己的主观印象，这样限制了再创作古典名著的影视作品的传播。 二、影视作品中的诗词歌赋 无论是根据古典名著创作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在所谓的“穿越剧”、“古装剧”、“宫廷剧”等影视作品中都有诗词歌赋的体现。影视作品取其精华并对诗词歌赋进行传承。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字就来源于李煜《虞美人》其中的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也有很多诗词歌赋，比如第十四集中甄嬛把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改成“明月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根据明代杨升庵的《临江仙》创作而成的。诗词歌赋在影视作品中能够起到渲染氛围，深化故事情节的作用。《甄嬛传》中的角色安陵容就是凭借一副好嗓子受到皇上的赏识，安陵容唱过一首歌《采莲歌》，剧中当时是盛夏，皇上与众妃嫔在绿水环绕的亭台楼榭中宴饮，微风徐徐，水中的莲叶缓缓摆动，这时安陵容的歌声飘然而至，安陵容戴着面纱站在小船上唱着《采莲歌》，此情此景楚楚动人。诗词歌赋使得影视作品得到了升华，让观众享受到艺术的魅力，使影视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诗词歌赋能够形象的揭示人物性格。周开奇先生说：“影视传媒对文学文本以影像符号进行展示,使受众在感受层次上也具有了更大的不同，因为影像展示消除了文本的符号障碍。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本，其形象的间接性也就相应的产生了一定的虚幻性,与人们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影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把人的意念和个人欲望视觉化，将人内在的愿望与想象通过影像完美的展现出来变成视觉影像，满足人的快感达到替代性满足。”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影视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黛玉才情横溢的一面。她经常会写一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第二十六、二十七回，林黛玉夜访怡红院，第二天看到了花飞花落的情景，吟出了一篇《葬花辞》，“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写出了生活环境的险恶；“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写出了未来前景缈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更写出了她的追求、信念和人格。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林黛玉的灯谜诗谜底是更香，对更香“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描写，正是对林黛玉个人一生命运的写照。 三、结语 信息化的不断加快，使影视作品的传播有了更好的效果，同时也展现了电子媒介对纸质媒介有一定的影响。影视作品创作时应该注重保留古典文学的原貌，这样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较好的继承与发扬。除了影视作品，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古代文学元素。 作者：房庆旭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诠释文学影视中的清官 当前活跃荧屏的历史清官戏到底是穿越时空的人性颂歌，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封建“人治”婉转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无法一锤定音的人们纷纷为“清官”的一纸风行寻找原因。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封建帝王宣传、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学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关于清官的历史2[1]与历史3从来相去甚远。要解释清官历史文学影视的流行却从历史清官如何产生的角度去寻找无异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类似为诗人的全部诗作作传记式或寓言式阐释一样不可靠。我们要寻找的是历史清官文学影视从古至今的建构和流传机制，必须弄清楚他们到底因何而产生,又因何而广受欢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话语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历史清官文学影视同样如此。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蓝本人物更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属于该历史人物的“幻象”。近几年荧屏播放过的几部历史清官戏《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莫不如此。人们因何要创造这些伟大的幻象并乐此不疲呢？本文以为这其实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紧密相关。人们需要英雄，因而创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尔泰认为上帝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一样。“清官”正是数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建构的结果，是一种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变奏。“原型”（archétype）来自于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否认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主要内驱力的个人无意识，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体无意识更深的沉积层，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以原型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原型的形成过程持续数千年之久，并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某些原型以某种抽象形式形成一个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则被表现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体无意识可以遗传。“这种遗传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真正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一些神话和主题在整个世界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3]为此，荣格极重视神话研究，认为神话的主题都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们是如何体验世界的。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神话入手,可轻易找到清官情结的原始基型。太阳运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为对初民思维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现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话的神多与太阳人格化有关。“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4]正是在这种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心理事件的过程中，对太阳威力的认同成为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阳被置换为人类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国古代神话同样体现了这一太阳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为一种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国神话中著名三皇都是远古太阳神崇拜的产物，三皇的称谓正是太阳的别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白虎通•号》）“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伏羲主东方，是春日之象征。“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夜。其帝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神农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现。而祝融之“祝”与夏日太阳“朱明”之“朱”，“融”与“明”皆一声之转。[5](P.66)三皇其实都是太阳神的变体。 西汉官方大规模礼乐活动“太一礼仪”据学者考证其实也是在祭奠太阳神。“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史记•乐书》）仪式进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分别是对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的歌颂。“太一祭仪的本来面目似应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仪式活动，其本义是借助于人类自身的象征性模拟帮助、促进太阳神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应有的光度和热力，从而保证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属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无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宫正殿高悬“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对光明之神太阳的仿效。 一些神话同样以神或英雄故事体现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帮凶，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动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种水族动物，想来就是他的兵马，可是终于敌不过愤怒的火神发出来的炎炎猛火，烧得这些元帅和兵丁一个个焦头烂额。结果，根据善常战胜恶的法则，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个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败了。”[7](P.57)显然，属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共工之失败与夏日祝融的胜利从光明战胜黑暗、火战胜水的原型意义上讲是预先注定的。同样，黄帝与蚩尤之战同样具有太阳英雄崇拜的原型意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主东方中原。东方作为日出之处，象征光明，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为日落之处，象征黑暗，为卑。这场战争无论多么艰难，太阳英雄原型决定了黄帝的胜利和蚩尤的失败。太阳战胜风雨、火神战胜水神，与祝融共工之战同样表现了太阳英雄原型。 总之，伴随着初民的太阳崇拜，中国哲学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与黑暗、水与火、东与西、正义与邪恶、阴与阳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并依据太阳运动原则确定了这些对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从原型意义上讲首先表达的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种黑暗既不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泛滥、毒蛇猛兽，而是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给普通下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娲、后羿、大禹这样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爱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无上权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开雾散的封建清官。至于为何选择清官而不是别的符号承载英雄原型功能则与太阳神英雄原型在汉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首先被置换变形为帝王英雄原型紧密相关。#p#分页标题#e# 如荣格所言，原型会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太阳神英雄原型逐渐演化成救世主等能救民于水火，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福音的神或英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耶和华，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穆罕默德在功能上莫不如此。而在汉民族文化圈，太阳英雄原型进入阶级社会后很快被帝王取代。如前所述，三皇都是太阳神，但后来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8]成为为族人带来巨大幸福或推动本民族文明进步的统治者。伏羲创造八卦。炎帝既是神农又是神医。他发明农具、遍尝百草，教人日中作市。[7](P.71)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其他神如谷神后稷教民稼穑，都是为人民立下巨大功勋的人物。循此思路，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都被附会为与其神秘能力或神秘出身有关。“黄帝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夔一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玄鸟生商”(《诗经•商颂》)。后世帝王多直接以日或日所象征的光明命名，把自己类比为太阳。“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阶级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则吾人可自王室之大臣、小臣、史、卜、百官等名姓考之，则以日为名者，竟无一人，则民众不得以日为名甚显。而尤要者，则日既为崇拜之对象，则初民意识中，惟统治阶级能与天通，故可借此以为名，而民众既无上通于天之资格，则不得触犯所崇敬之神物，以渎乱神祗，此为最重要之一理论。”[9]这种置换对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的影响由此已可见一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作为人世的太阳，其统治之合法性权威和万世师表的能力犹如太阳之于世界万物不容置疑。于是，中国古人见到“金星凌日”的自然现象就担心帝王的社稷安危。文学中常以浮云蔽日喻奸臣蒙蔽君王，用白虹贯日比荆轲刺秦王。 “每一次显著的经验都是涌入到一个旧河床当中来的一次泛滥，这旧河床一直保留到形成无意识的时刻。”太阳(英雄)原型到帝王(英雄)原型的转变是如此隐秘地契合于远古的太阳神崇拜观念，以致古人接受起来自然而不露痕迹。而我们只能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伦理纲常中看到太阳——阳——君——父——男之尊贵到月亮——阴——后——母——女卑贱之观念的逐步演化过程。这种源自远古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着实在社会上发挥着某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神话的法规作用，“它把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中的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用类似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后人尊奉不疑”[5](P.15)。也正是这一法规似的共同价值和信念为英雄原型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奠定了心理基础。我们将会在后文看到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正是对太阳（英雄）原型和帝王（英雄）原型的双重呼应。 二、清官——英雄原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和变奏 封建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处于塔尖的帝王虽以日自比，但其温暖和热力所触及的范围却极为有限。但另一方面，生活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在封建社会人民生活中却是常在的！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也在不断冲击，希望找到新的发泄渠道，缓解现世人生的苦痛，寄托数千年来沉积内心的对光明的渴求，对正义实践的信心和希望。于是，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应运而生。与帝王的远离民间不同，清官的历史蓝本人物往往与人民有实际接触，并在当时已声名鹊起。“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海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于成龙死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也许正是因为清官的声名及其某些作为与民众心中期待的英雄相吻合，集体无意识驱使下的民众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关于英雄原型的种种期待穿凿附会于托名清官的各种故事中。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文学与影视中的清官多是具有一定神秘能力的英雄。如同帝王被神秘化为与万物主宰太阳息息相关一样。历史文学与影视中清官作为英雄被神秘化的倾向极为明显。历史上北宋包拯是开封府内铁面无私、法力无边的包青天。元杂剧《盆儿鬼》、《神奴儿》中，包拯可以看见冤魂、勾来旋风。明代《龙图公案》，包拯手中有桃木梆、桃木枷、温凉帽、阴阳盏等神物专断阴司事，可以使冤魂死而复活。可事实上，《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只在宋仁宗嘉元年（1056）十二月到嘉三年六月期间做了一年半的开封府知府。关于其决断冤狱的智慧，宋史只记载了比较普通的“割牛舌案”和“惠民河案”两桩极为平实的案件，全无包公文学影视“日断阳间夜断阴”那般离奇和伟大。明代清官海瑞的出身被解释为怪兽报恩[10]，死后被民间塑造成尊神。《岭南杂志》记载明鼎革时,忠介公石坊镌石处,血泪三日乃止,盛赞海公精诚之气与君国息息相关。电视剧《海瑞斗严嵩》夸张地表现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和第一大清官海瑞之间的斗争。《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把海瑞置身于明朝国内的财政危机、严嵩父子的倒台、乃至抗倭斗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中加以表现。无形中抬高了海瑞作为一个明朝官吏的历史作用。而从《明史•海瑞传》看来，海瑞一生耿介正直，最大政绩是他在担任两江巡抚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兴修水利和勒令富户退田两件事。吴淞江、白河沿岸都是豪强的土地，所以他以钉子精神修好大堤之后，朝野上下，交口称赞。而他要富户退回兼并老百姓的田地，虽在他的坚持下收到一点成效，但立刻就被江南士绅买通当朝首辅高拱而明升暗降，调离该职，从而人走政息。 清官于成龙诞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英雄原型已在包公崇拜等民间英雄原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对于新生的主人，已无强烈神话化欲望。但仔细观看《一代廉吏于成龙》，为清官寻找神秘先兆的思维依然存在，只是更加隐秘并多以巧合表现。于成龙幼时寄读的寺庙自他离开后就保持其居屋原样，似乎算准他后来的发达。于成龙担任福建按察使期间，请赦免因通海罪而牵连的无辜平民，担任直隶巡抚期间，请减免灾区赋税，赈济灾民。两件都是其前任意欲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偏于成龙因为有康亲王和康熙的支持而完满解决。《一代廉吏于成龙》为了加强于成龙作为清官英雄的忤逆豪强，为民请命因素，还虚构了斩杀总军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杀人犯张大鹏和皇帝外甥喀礼几场戏。而从《清史稿》看来，温柔敦厚的于成龙唯一一次与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来自他做直隶巡抚时弹劾下辖的知县赵履谦。电视剧中于成龙上受知于康熙、康亲王，下有身怀绝技的忠仆朝卿相助，和《包青天》包拯上有宋仁宗支持，下有武功高强的侠客相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增强清官英雄能力而设。此外，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救民水火常与圣意相符。这种圣君情结清官梦的直接根源正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英雄原型崇拜。太阳被置换为人间帝王衍生出对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封建皇权政治，英雄的一切作为往往也归功于英明的帝王。古代神话中已见端倪：“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锲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p#分页标题#e#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为民除害的英雄后羿不过是秉承尧的旨意，功劳属于尧，尧继而被万民推为天子。鲧、禹治水中，洪水泛滥，鲧为救民窃帝之息壤治水，被帝杀死。帝命令鲧的儿子禹接着治水。治理好后，禹成为英雄。显然，进入阶级社会后英雄行为已然被规定为不仅需利于民，更需是秉承帝的意志！细读清官文学影视，清官的功能和后羿如此相似。清官除暴安良总是秉承帝王的旨意。包公戏中包拯之所以敢于忤逆豪强、能处处伸张正义，多半是凭借圣君宋仁宗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是海瑞信心和力量的主要源泉。于成龙与康熙、康亲王的君臣契合无疑是其各项政治作为成功的重要保证。只不过，与后羿的英雄行为被简单解释为奉君命行事不同。清官出于集体无意识中自觉的帝王英雄崇拜，往往比常人更加忠诚于自己的王朝和君主。海瑞在狱中闻听嘉靖死讯，虽然由于职位过于低下连皇帝面也不曾见过，却痛哭整夜，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海瑞要忠诚于自己的君主，无论是否曾与君主晤面。犹如同时代的女子要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甚至是没过门就死去的丈夫。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行为完全出自处于从属地位的臣子对帝王的忠诚和处于卑贱地位的女性对男性的忠贞。而二者都根源于月亮对太阳的追随、阴对阳的遵从。天理与人伦在古代中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由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天理在作为社会人伦被规定下来以后，尽管发生了种种的置换变形，但作为一种深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已完全内化为人的内心要求，执行起来毫不困难了。不仅如此，为迎合封建时代的新需要，清官不仅是大英雄，还因为“圣人以孝治天下”必须成为孝的楷模。只不过，“孝”作为为迎合封建社会时代要求而增加的成分，在“清官”历史文学影视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浓墨重彩处依然在于英雄原型为人民带来光明和福音的功能。 而鉴于时代的特殊性，这一点在英雄原型选择“清官”作为其承载物的同时就注定无法完美。于是，夸大“清官”英雄能力及其忤逆豪强、救民水火、为民请命就成为历史清官文学影视的普遍特征。最后，清官的普遍薄于闺阁实与其远古英雄原型一脉相承。今人常质疑作为一个忠臣孝子和心里装满人民的清官海瑞为何独独装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为了有儿子继承香火曾九娶。妻妾中有的被休，有的自杀，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夫妻关系极为紧张。他五岁的小女儿吃了一块男仆人给的饼，就被他一顿呵斥，说这个小女孩只有自己死掉才配得上他这个父亲的名声。小女儿果然绝食七天而饿死。相比官场，清官于闺阁的热情确实太低。包拯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夫妻方面可以想见。于成龙四十多岁外出为官，直到二十余年后死于任上止都不曾带家眷上任。至忠至孝爱民如子的清官们为何独独薄幸闺阁？封建时代的清官话语又因何而在此方面出现集体缺失？答案若从清官英雄的远古原型寻找就昭然若揭了。源于太阳崇拜而产生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在汉民族古代神话中已初见端倪。古代神话的神在性方面的严谨大大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爱欲泛滥的众神。众神之王宙斯风流成性，可以变成公牛接近自己喜爱的人间少女欧罗巴。爱神和战神偷情而被自己的丈夫火神用网罩住示众。而汉民族神话的神通常严谨而崇高。神的妻子和家世通常讳莫如深。偶然出现的妻子功能类似后世传宗接代。在神话中，女性常作为母亲而非妻子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清官英雄在夫妻人伦方面出现了集体缺失。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清官是对远古英雄原型的呼应，是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主要表达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对英雄原型的期待和满足。至于《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改已成历史定论的“笃于行谊,薄于闺阁”的历史海瑞形象的诸多情节，如同《一代廉吏于成龙》中因充满高贵的人性之光而备受观众欢迎的于成龙一样，本文以为两者共同体现了英雄原型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迎合时代审美倾向的再次变形。新时代人们期待的清官除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疾恶如仇之外，还应该是充满人性与温情的热血男儿。这种古代与现想英雄人物性格的双重吻合正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样的历史清官戏成功的主要原因；更是现代思维如何进入古代英雄原型使之悄悄发生变形，成为新时代英雄原型的典型案例。 三、结语 综上，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承载物，清官源自于远古初民将太阳运行内化为神或英雄命运的神话思维；并在汉民族特有的神话历史化进程中，成为继人间帝王取代太阳神而成为新英雄原型之后的封建社会英雄原型。英雄原型这一从太阳→帝王→清官的变形过程决定了“清官”既传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主题，对救民水火、为民请命英雄的执著追求；又承载了诸多今天看来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其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极为明显。但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可遗传性和原型依据时代而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深深契合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不可能轻易退出社会文化历史舞台，而是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发生新的置换变形。历史清官影视在今天的观众心中还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为处于改革阵痛中的民众带来心灵的抚慰，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因而备受欢迎正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尊重产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民族心理机制，用社会主义下逐步健全的各项制度和人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之潜移默化，自觉变形为符合新时代审美倾向的英雄原型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反之，粗暴地将其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盖上人治的帽子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毕竟，法制并非万能，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提高国民素质，消灭封建清官赖以形成的文化心理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在此过程中，影视媒介主动承载人文教育的重要责任，塑造更符合时代要求和审美倾向的社会主义新英雄无疑至关重要。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赏析与古代文学教学探究 摘要:影视赏析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得以广泛的运用。它增强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提高文学鉴赏力，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完善人格修养。当然也有弊病，过多依赖影视材料会使课堂本末倒置，流于娱乐休闲，所以，应明确教学目的，控制赏析内容和时间。 关键词:影视赏析;古代文学;教学;审美 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从先秦到近代上下几千年，内容量非常大。在教学上主要从文学史和作品选两方面进行。学生们常常为文学史庞大的理论体系，繁多的文学常识，以及不可胜数的作家作品感到力不从心，消化困难。在教学上，也会明显感到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文学鉴赏能力也亟待提高。随着多媒体引入课堂，影视赏析成为了教学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 一、增强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文学作品并不像空中楼阁般能凭空出现，除了和作者本人的生平遭际、性格气质相关联外，也深受时代的影响。而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与今天时间跨度很大。作为95后的大学生们如果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诸方面一无所知的话，根本谈不上对作品的正确理解。而影视赏析能为学生提供更为逼真生动的历史情境。如讲到明初文学，涉及到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曾为太子师，但晚年，孙子被朱元璋杀掉，他也险遭杀戮，在流放的途中抑郁而终。刘基诗文俱佳，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俗语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而后期，他在朱元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最终死因成谜，有说是胡惟庸下毒，有说是朱元璋授意。至于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39岁时，被朱元璋借故腰斩，其诗兼各家之长，但“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 综上，三家命运系于一人———朱元璋。明初诗文三大家的人生命运，是当时文人际遇的缩影。在朱元璋的高压统治下，也难怪明前期文坛萧条。如果在课堂上，仅仅对上述内容作文字讲述，学生们未必能深刻体会当时残酷高压的政治氛围。因此，播放了由胡军、剧雪主演的连续剧《朱元璋》中的一个小片段“刘基之死”，12分钟的播放时间，同学们领略了朱元璋的跋扈刻薄、残忍专横，胡惟庸的刁钻阴狠、狂妄无赖，以及晚年刘基的憔悴无奈、绝望焦灼。课堂上同学们受剧情的感染，对刘伯温的遭际唏嘘不已，愤慨同情。与此同时，引导学生让他们明白，这只是文人的一个代表，当时的政治氛围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初文苑的荒芜了。再进一步作对比，由刘威、林芳兵主演的《唐明皇》中有李白的片段，李白醉酒入宫，力士脱靴、玄宗调羹、贵妃捧砚。同学们为李白的狂放不羁，高力士的无奈狼狈，玄宗的礼贤下士，杨贵妃的殷勤活泼所感染，笑声不断。那么，将唐玄宗与朱元璋相比较，同学们能深刻理解到一个时代政治氛围对文学的巨大影响。 二、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 根据大纲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是应着力培养的。鉴赏力是理论水平、审美能力和文学创作力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古典诗词除文字之美还有音乐美、意境美。在课堂上单纯的文字讲解难免乏味，并且诗词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影视赏析将精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动听的歌声相融合，能使诗词意境得以酝酿升华。如赏析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首小词俯仰古今，感慨兴亡，令人读之唱叹不已。历史的轮回，人世的沧桑，又见青山斜阳。个人命运与世事沉浮，在秋月春风里摇摆，在浊酒笑谈中徜徉。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杨慎悲剧性的命运和学富五车的才情。 而后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该剧正是用这首词作为主题曲。宏阔的江面，波涛滚滚，裹挟着白色的浪花一往无前，一位位历史英雄在江水中呈现又随波逝去。配着昂扬的鼓乐声，低沉浑厚的男中音。画面、配乐、歌声相融合，一下子把那千年以前的峥嵘岁月拉到眼前，课堂上同学们仿佛也沉浸入那动荡澎湃的历史激流中去。这种感性的体验，不是文字、语言所能替代。再如赏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以至情血泪写成绝妙好辞，恨水东逝的愁绝化作横无涯际的江水，愁绪滚滚，不可穷尽。在讲解李煜生平后，播出连续剧《李后主与赵匡胤》的片尾曲，正是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虞美人》。哀婉凄美的旋律，演绎着亡国之君的血泪深悲，诚如法国谬塞所言:“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三、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 当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差强人意，分析其原因:一是积累不够;二是没掌握相应的写作技法;三是没有审美标准。在古代文学课堂中除了理论和文字的灌输外，影视赏析能给学生提供更为感性的，立体的，生动的文学素材。如在讲王勃的《滕王阁序》时，播放相关视频。视频首先展示了滕王阁的景致、规模、气魄。再讲解王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物生平，使学生对《滕王阁序》中所寄托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后，通过讲解和影视材料的结合，给学生带来一场包涵着景物之美，音乐之美，文字之美的综合的审美体验。学生可从中汲取多种写作素养。关于写作技法方面的培养，很难说教条化的理论，能给学生带来多少启示。影视材料一方面可以给人具体的，感性的触动;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渲染、对比、人物形象塑造、场景安排等更直接地展现在学生的眼前。如在讲《史记》人物塑造时，播放《汉武大帝》中的一个片段。家宴上，窦太后疼爱小儿子梁王刘武，欲让汉景帝立约，兄终弟及。 汉景帝不好当面推脱，说了句“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可这违背了汉朝祖制父子相传，以及汉景帝本人的意愿。窦婴马上出来打圆场，“陛下，喝多了”，一句话给景帝解了围。这样的一个小片段将窦太后的专横和对小儿子偏爱的情感倾向;汉景帝的窘迫无奈和窦婴的机智圆滑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视频，将《史记》文字中的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搬到学生眼前。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性格秉性能给学生以具体感性的印象，那么，对司马迁人物刻画的手法，会有更深刻的领略和掌握。学生写作时，常常会为不知自己写的好坏，而产生困扰。究其根源是他们心中没有审美标准。当标准缺失了，无论千言万语，也没有旨归。除了文学理论给出的文字性的标准外，学生似乎很难去具体把握和衡量。那么就从自我感受入手:第一层次是感官的触动;第二层次是情感的触动;第三层次是心灵哲思的触动。有了这样具体的标准就好衡量自己的文字了。 如在对比晏几道、秦观和李煜词。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秦观的“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李煜的“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通过相关视频的展示，三位爱做伤心句的词人，其文字对读者感发的深浅立现。晏几道词意象:落花，微雨，一人，双燕，明月，彩云等整体画面给人是离愁别绪，追思苦忆。秦观词呈现的则是落红遍地、心魂摧抑的绝望。而视频表现李煜词则是风雨暗涛，无边无际。以上三位词人的文字对人的感发触动，明显分为三个层次。学生通过具体感受，能够准确把握文学的审美标准，那么对写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审美中完善人格修养 古代文学作为主干课程，有许多同学希望课堂内容更扎实一些，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古代文学课堂，不能上成考研培训班的模式，即纯应试类型。古代文学中有大美，应当摒弃功利性，从审美的角度切入，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中，认识到什么是美，如何创造美。而影视赏析能以直观感性的形式传递精神能量，灌输理想信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自身修养，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如在讲《西游记》，播放了《取经归来》这首歌曲的MV，画面上回顾了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的艰难坎坷。处处是妖魔鬼怪、风霜雨雪。歌曲相和“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取来了真经，回返我华夏……”此时，再联系到同学们的学业，求学何尝不是在取经呢?一路上难免坎坷，但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绝不放弃，才能取得成功。 大学阶段是学生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也是提升人格修养的重要阶段。在讲课之余，向他们讲一些有益身心，修为励志的知识，有时比多讲一个专业考点更有意义。如何摆正求学与健康生活的关系?如何在遇到挫折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提示学生在苦恼忧烦、自暴自弃时，何不向往圣先哲们寻求智慧?如浏览经典对启迪心智很有帮助，如果觉得书籍文本不好理解，就看看电影《了凡四训》，动漫版《心经》、《道德经》、《菜根谭》、《庄子》、《大学》、《中庸》等等，这些影视资料以最生动的形式，最浅显的语言为你讲解人生智慧。如电影《了凡四训》，了凡先生以自己生平亲力亲为的事迹，提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5］的道理。结合儒、道、释三家思想阐释命运的真相，立身向善，慎独立品。如何安身立命，如何积善改过等等。 同学们若能汲取其智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将潜能发挥地淋漓尽致，必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当然，影视赏析在课堂上也有弊端，应加以研判与引导:一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课堂影视播放，易入喧宾夺主窘境。影视赏析不能取代讲解讨论和思考提问。如果过度依赖影视，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形，影响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所以，要严控赏析的内容和时间。二是力戒一味娱乐休闲。学生们经常厌倦课堂理论的灌输，一旦播放影视资料，就会格外高兴，把课堂当电影院忘记了学习的目的。因此，在播放的同时要多加提示讲解，和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带着问题，有思考地看，有欣赏地看。三是相关影视内容与文学史料经常有相矛盾或有差异的地方，这一点，教学中也要十分注意。可借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甚至人生观、价值观。是是非非，扬清击浊。 作者：梁琳 单位：榆林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发展 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关键词：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曹禺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 （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作者：曾葵芬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英美文学在促进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对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的影响，他们的英美文学知识及其缺乏，且起点低，这些也为英美文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西方影视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缺陷，并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人文素质。鉴于此，本文则简单分析了非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索了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西方影视；英美文学；应用价值 所谓的英美文学，简单理解就是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对我国一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例如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的学生，经典的英美文学就像一面镜子，有效的折射出了英语民族的悠久历史，并为他们求知、求善、求美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他们的课程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要的是，通过对英美文学的接触，这些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并严重影响着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人们信息认知水平的提高，西方影视被广泛运用到了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并凭借其信息量大和直观性的优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从而有效的弥补了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不足。 一、探索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基于相关院校对人才的培养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让学生有效的了解到英美文学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美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及其作者，最终实现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仅如此，一些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也对此作了具体的要求：开设这种文学课程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并进一步培养他们阅读、理解、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能力。建立在这些掌握内容的基础之上，从而把握文学批评的方法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知识。而学生在接触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自身阅读和分析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也会相应的得到提高，并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语言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试教育下，各种升学政策的影响，学生在中学期间接受的英语教学是不完善的，因为教师教学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阅读、写作等方面，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被忽略的。因此，学生在接受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即他们英语学习的起点低，明显缺乏相关的文学知识积累[1]。 二、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1、有效凸显对英美文学史的介绍 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史是一项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它涵盖的内容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英美文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主要作家和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品、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流派、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等，而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英美文学学习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但是，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英美文学教学方式已经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很多学生就此反映，英美文学发展的背景太过复杂，其中涉及到的作品和作家也太多。经过深入探究，笔者也就此做了一定的思考：发现西方影视具有信息含量大、直观性等特点，可以很好的完善传统英美文学教学方面的不足，从而让学生更为深刻的了解到与英美文学史相关的知识内容。例如出现在英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威廉.莎士比亚，他在英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相关的英国文学简史来看，其中都是利用很大的篇幅和文字来对其进行介绍，介绍的内容不外乎其文学地位、文学创作、作品及其历史意义等。但是，莎翁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并且都被列为经典，教师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是很难完成这么重要的教学任务的。而此时，一部经典的西方影视作品《莎翁情史》则可以被拿来利用，让学生通过影视欣赏来了解这个伟大的人物。[2]针对影视并非对真实百分百还原的缺陷，教师可以采取片段截取的方式，让学生窥探到莎翁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风貌。如其中关于伦敦剧院的片段，学生可以通过欣赏，对有关伦敦剧院的情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2、帮助学生明确对一些文学名词的记忆 关于英美文学知识的考察，名词解释是一个重点。但是结合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来看，与其相关的文学名词是令学生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学名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多且零碎。不过，在深入探析的基础上，笔者结合相关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发现可以利用西方影视的价值来达到教师在英美文学名词教学方面的目的。因为将西方影视引入到英美文学的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既深化了学生对文学名词的理解，又加深了他们对文学名词的记忆。例如美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学名词：美国梦。针对美国文学的学习而言，学生如果掌握了这个名词的意义，将对学生进一步理解其他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蕴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个名词的起源有些复杂，且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太过浓厚，仅仅依靠单纯的记忆无法达到教师的教学目的。[3]对此，教师可以借助西方影视，利用图文声像结合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个名词的深层含义。如曾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影视作品《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教师可以将其作为解释“美国梦”的一个最佳选择。从影视的名称就可想到，其对美国梦的阐释可见一斑。其中，贫民窟和百万富翁本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影视的主人公利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千万大奖的美梦，在成为真正的百万富翁的同时也获得了甜美的爱情，这些与“美国梦”的主题是相当切合的。 3、可以被运用到文学理论介绍方面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文学理论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学生可以有效的把握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深化自身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作品所要蕴含的思想意义。但是需要是注意的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也较为困难，因此成为教师教学中一个难点。[4]结合文学理论教学的特点来看，教师可以利用影视欣赏的方式，化抽象为具体，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向学生讲解这个内容，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一部经典影视剧：《上帝也疯狂Ⅱ》，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欣赏经典片段的方式，让学生就“影视中人、动物、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可以采取分组的方式。学生就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教师要及时的为学生抛出问题：“动物可爱，自然美丽，作为人类的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其中，当学生对此做出肯定回答的时候，教师要抓住时机为学生讲述：从上世纪初开始，受到先进技术的影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创造出了大笔财富。但同时，人类目光短浅，破坏资源，屠杀动物，污染环境，最终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以上的这些内容牵涉到的是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影片中也有其他的一些与文学理论相关的内容，例如社会精神生态理论。对此，教师要积极迎合学生的心理，将理论性的内容用实证性别的方式给展现出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达到了应有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的来说，对一些院校，例如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中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英美文学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并在他们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有效的引入西方影视的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寓教于乐的乐趣，在欣赏影视片段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质。另外，精选西方影视作品来辅助英美文学的教学，能最大程度的节约教师的教学时间，并提升英美文学的教学效率。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影视教学的方式会进一步被应用到英美文学的教育中，从而帮助教师实现有计划的教学，并在教学效率的提升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张宏明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是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产品。它将静态的文学语言通过直观、有声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向人们展示着不同的世界，让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影视作品的两个重要方面，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会对影视作品的价值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动画影视艺术强化银幕的表现力，能够净化心灵，满足观众视觉与心理的美感，传达了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 一、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内涵 优秀的动画影视作品能够让观众的视觉与心理产生美感，也能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动画影视艺术追求意境与情感上的完美结合，最早起源于电影，是在影视作品中为了达到时空结合的艺术功效，影视学家应用时间、空间等各种表现手段强化银幕的表现力，结合虚拟动画形象，满足观众们情感和审美上的需求。目前，由于动画影视艺术能够给观众带来美感与震撼力，动画影视艺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电视中，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一些动画影视作品艺术标准比较低，往往会制造一些高上座率的商业影片，通俗、暴力。为了传达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动画影视艺术通过空间营造、表现以及空间再现的方式，不但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还能养眼、养心。进入新时期后，在影视作品中引入了一些斑驳陆离的光电科技，不但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还能从很大程度上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效果。影视文学是为了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直观性的感受，文学剧本通过电视、电影、广播等形式很好地表达了文学思想的内容，是文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传统文学相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涵义。它比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等更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同，已经成了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影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都具备传统文学的特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故事情节的塑造、人物的刻画、情感的表达等。另外，影视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表达方式，它结合影视媒介，具备了“读、看、听”的三重功效。同时，影视文学通过鲜明的视觉形象能够将文学形象演绎出来，具有鲜明的影视特征，能够将文学原著中抽象的形象具体化和深刻化，将描述的动作展现出来。 二、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一)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 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之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在表现情感以及事件的发展状况上，不像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影视文学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比较抽象。而动画影视艺术引起的情感共鸣是一时的，比较直白，如：喜悦、忧伤、快乐、恐惧等。长期下去，会让人变得颓废、慵懒，情感苍白无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具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在欣赏影视文学作品的时候，为了能够深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观众必须要将心境投入其中。其次，影视文学不能将文字中对生活的感悟以及评价很好地展现出来，不能将作品中作者的倾向性赋予形象性。而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动画影视艺术则能够用各种镜头和具体的人物形象满足观众视听上的审美需求。另外，大部分动画影视作品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因此，为了尊重文学原著，在动画影视作品的创作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本着尊重文学的目的。在改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使动画影视艺术作品完全脱离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能把文学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不要刻意迎合大众，追求票房数和收视率。艺术文学都是在娱乐服务的同时，服务于人类的。但是，纵观当今影视发展的整体趋势，影视艺术具有了明显的娱乐化趋势，因此，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需要本着尊重文学的原则，才能不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 (二)动画影视艺术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增添养分 文字是传统文学所借助的工具，因此，在很多方面具有限制性。而和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影视文学具有直观性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复杂的生活现象，因此，影视文学更具有震撼力、影响力和群众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坚持不断的奋斗，改变种种限制，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同时为了宣泄情绪和压抑，人们利用幻想和游戏的心态改变这种限制。否则人们会产生精神危机，甚至导致精神崩溃。而在创作动画影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利用动画影视艺术作品，不但能间接地排解人们的这种限制，还能够为影视文学提供养分。一般情况下，在编排虚幻世界的时候，动画剧作者会获得一定的超越满足感和自我宣泄感。而由于文本的“召唤”，在接受动画作品的时候，观众也会与作家产生同样的人生体验。如：在动画片中，失恋者可以体验到成功爱情的奥妙，弱小者可以体验到战胜对手的酣畅淋漓。由此可见，动画影视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多诡异的想象。如：《海底总动员》《熊出没》等动画片中，为了表现了一个神奇的动物，展现一个神奇的植物世界，剧作者像表现人的世界那样，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妙趣横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动物、植物会像人一样说话，人们会像小鸟一样飞，不但满足了制作者与观众的游戏天性，也给予了影视文学创作的养分。 三、如何区别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 (一)观众接受方式上的区别 在观众接受方式上，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动画影视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它不等同于文学，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同文学一样，动画影视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在动画、声音和光影的互动上，影视艺术作品更具表现力，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其次，在所能表达的广度、深度上，文学作品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复地吟味不懂的地方。而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会在感受上留有缺口，甚至连思索的时间都没有，不能停顿，不然会影响到观众欣赏整部影片，甚至会使观众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动画电影会变得残缺不全。因此，为了避免观众感受上的缺口，影视艺术要依据剧本情节，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将动画人物置于不同的场景中，不但要生动形象，还要有血有肉，不能将人物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不变动。 (二)观赏效果上的不同 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符号来描写世界，主要作用于人的想象。什么是动画影视艺术呢？动画影视艺术是以线条和色彩符号描绘世界，主要作用是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从一定程度上，影视文学具体是指视觉与听觉的感受效果为设计的着眼点，是影视文学中的一部分，应用文学创作的规律构筑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抒发感情，最后才能借助电影和电视等声画媒介呈现在观众面前。影视文学能够集视觉、听觉等多因素于一起，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影响力，能够给观众直观性的观赏效果，会令观众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此可见，动画影视艺术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短暂和直观的。而影视文学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持久的，有韵味的。 (三)不同的影响因素 在特定的场景中，动画影视艺术是通过舞台演出来展示艺术美的，动画影视艺术所受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动画角色、商业利益、剧本、背景场景等因素。将剧本中的内容用动画角色设计与动作设计的理解和感受，通过动作设计与对白等表演手段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动画中的角色是影响动画影视艺术的因素。同时，动画影视作品是商业化的成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商业利益挂钩。如：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这两个卡通形象是最好的商标。而影视文学文学性比较强，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平时的积累、语言创作能力所决定的。 作者：李亮 单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讲师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关系研究 一、影视艺术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艺术就是电影和电视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作为电影世界支架的空间——时间复合体(或空间——时间连续)中，只有时间才是电影故事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构件，空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参考范围。”苏联的瓦斯菲尔德说：“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无论是天文学的时间或形象的、蒙太奇的时间——总是在空间里，在一定的纪实性的或假定的环境里实现的，影片的结构便是一个空间——时间的范畴。”从上述两位权威学者论中可以看出，影视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表现，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展示画面，构成完整的银屏影像，在空间的表现过程中展开画面形象，让作品在多角度和多方位得到表现，得到平面式和立体式艺术效果。这门艺术主要反应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流动媒体的艺术效果。电视艺术来源于电影艺术的启发和创新，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新生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繁荣昌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影视文学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文学就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断把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传奇故事、小说、舞蹈、歌剧、诗歌、戏剧、散文等进行二度创作和形式创新，并以“声”、“画”形式展现文学内涵。影视文学虽然不及传统的文学形式历史悠久，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影视文学是一个迅猛向前发展的新生事物，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一个崭新的纪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一样个现代化的、富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文学形式。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一样，它把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戏剧与绘画、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听觉体验、有声语言与动态画面构成影视文学的重要素材和创作对象，有机地形成影视文学，并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和综合艺术的展现，来充分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培养人们的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审美意识。 三、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关系 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着艺术的共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对姊妹关系。 （一）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共性 从内容的表现上看，影视文学总是以人为创作对象，人的思想活动为创作主线，把各种关系有机结合，创作出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声、画”形式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这就要求文学剧本的形成需要极强的艺术性。影视艺术亦是如此，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链条，通过时间的或者空间的手段来表现和烘托文学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属性进行文学剧本原创作，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等复杂的现代化手段来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生动性和视觉与听觉的愉悦性。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思想情感表达，来唤起人们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带给人们视觉的赏心悦目，情感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始与终止，剧情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人性的唤醒与批判。 （二）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姊妹关系 影视文学来源于传统文学的提炼和创造，有效地吸收营养成分，借鉴先进经验和传统的文学精华，并以丰富的现代手段和表现形式以“声像技术”构成影视艺术。原创文学为影视作品提供文化资源和结构素材，链接成生动的银屏剧情，其剧情的展现靠的流媒体（电影和电视等）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展示，综合表现为影视艺术，随着影视艺术的展现与人们的感悟，又会诞生新的影视文学，影视文学又会给影视艺术家们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又会构成新的影视艺术。影视文学是影视艺术的根基和依靠，一切艺术的原创和再创作都来源于文学的创作。脱离开文学的艺术都是空洞和虚无缥缈的，是没有情感和杂乱无章的拼接，也就不能称成其为艺术。影视艺术是对影视文学的渲染、升华和再创造，使影视文学的内涵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达到把以静的文字表达变为生动形象的影视艺术。影视艺术创新文学作品，运用文学的创作手法，推广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影视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题材，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创作内涵和创作手段，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作者：薛雪 单位：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影视文学论文:当代文学影视化语境下影片改编研究 一、文学影视化的再创作 文学影视化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学作品为影视艺术提供创作素材。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脉络结构、矛盾冲突营造等，都与影视艺术有共通之处。因此，电影导演、制片方都愿意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中选择素材，把文学艺术改编转换成影视艺术。正如对故事情节的取舍一样，导演没办法将小说想要表达的故事一一反映在银幕上，且全部照搬也不利于电影主题设计。因此，讨论影视化与文学原著改编就显得非常有意义。《狼图腾》在2004年出版时，受到广泛关注，被评为当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原著《狼图腾》故事复杂，线索广泛，并带有鲜明的作者立意，导演让•雅克•阿诺在故事中找到与他个人经历相同的情绪，想把这部小说转换为电影语言。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导演对主题、故事、内容、叙事等因素的选择决定一部改编作品的成败。《狼图腾》原著作者思考良多，他讲述北京知青在蒙古草原劳动改造中的经历，通过故事情节，带着读者思考中国历史，思考人与自然，思考人类文明等。阿诺在影片主题中则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在环境自然主义的主题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在故事情节和结局上，导演对原著的改编也糅合了许多影视艺术及电影市场的要求。影片以主人公在蒙古草原爱上狼、打狼、护狼、养狼、放狼的故事线索为主，以主人公与蒙古老人毕利格阿爸的感情，女主角喀斯迈的爱情线索为辅，为观众呈现狼群突围、围攻黄羊、掏狼崽、狼马大战、飞狼袭击等精彩故事情节和壮阔美丽的草原自然奇观。导演对原著的情节挑选与整合是整部影片改编的一大亮点，在充分尊重原著、展现原著魅力的基础上，发挥影视艺术时空整合的长处，将故事恰到好处地展现给观众。影片拍摄第三场时安排了一场突出蒙古狼的戏份，也是交代主人公对蒙古狼情感发展的情节点——陈阵只身遇狼群。小说中对这一情节的安排是陈阵随毕利格阿爸观察蒙古狼时，对前一次遭遇的回忆，而电影则简化为陈阵放羊后回蒙古包路上偶遇狼群，在剧情上交代了陈阵和杨克每日的工作，为下面回蒙古包与毕利格老人交流做铺垫，突出蒙古狼在陈阵心中的位置。《狼图腾》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陈阵想养一只狼而抓小狼崽部分的改编。原著中，陈阵在蒙古包向阿爸请教掏狼崽，之后又听巴图讲述他小时候深入狼洞的传奇经历。一心想掏狼窝的陈阵一行被一只母狼引到一个山洞，一番激战后用“二踢脚”将其炸得从另一个洞口逃走，原著中写陈阵的野狗“二郎”穷追不舍，另一只狗黄黄发现真正的狼洞，陈阵冒险孤身往里钻，却只能惊叹那是个“魔鬼洞”，第一次掏狼崽以失败告终。陈阵回家后还被毕利格阿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番，后来杨克请来从东北来的东蒙猎手道尔基，凭借丰富的经验帮助陈阵掏到狼崽。原著中，狼崽并不是陈阵本人亲自从洞中拿出来的。面对七只狼崽，陈阵和道尔基各领养一只。而影片则改编为陈阵欣喜地从狼窝掏出两只可爱的狼崽，却被偶然遇见的兰木扎布送上腾格里，陈阵面对两只小狼的尸体绝望到极点，而后又奋不顾身地钻进狼窝，惊喜地抱出最后一只稚嫩的小狼崽。影片这样的改编处理，更好地把握、突出了主人公的情绪，将事件矛盾紧凑地安排在人和狼身上，陈阵面对渴望已久的小狼崽，从得到到失去，复又得到，倍加珍惜，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中主人公和狼的情感。 二、影片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改编——对陈阵养的小狼结局的改编 原著中，渴望自由的小狼一次次反抗让它喉咙的伤越来越重，不愿见到小狼痛苦死去的陈阵忍痛将自己喂养一年的小狼打死，并亲自剥下狼皮筒子，凝视着在空中翻滚的狼皮筒子，陈阵相信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影片对小狼结局的改编处理为喀斯迈在陈阵不在时将小狼放回草原。毕利格阿爸的天葬仪式后，陈阵在大草原上见到了真正成为狼的小狼。导演在一个重要角色情节上做出这样的改编，显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更符合自己的自然主义观念，因为小狼回归草原后更容易凸显自然狼的狼性。由喀斯迈将小狼放走，既承接上面剧情中小狼咬伤她儿子的情感处理，又为她与陈阵的情感戏做铺垫。电影《狼图腾》，增添了原著没有的爱情戏。作为一部商业片，《狼图腾》似乎没有跳出传统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安排男女主角感情戏来迎合观众对故事的期待。然而，这仅有的感情戏被法国导演诠释得有些突兀。因为女主角戏份并不多，影片中也没有在情节设置上交代陈阵与喀斯迈的感情交流，背景下，两人从相遇、相知、到最后相恋，显得有些勉强，这也是整部戏在对原著改编时考虑欠缺的部分。此外，《狼图腾》这部影片总体在反应草原文化精神的层面上，与原著相比也有所欠缺，整个故事改编后思想性没有原著深刻，失去原著的精髓。但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孙乾蕙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汉语言文学论文 一、教学方法的创新要因材施教 影视文学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影视作品本身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影视理论却相对枯燥，这很容易使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产生态度方面的两面性——即看影视艺术作品积极而听作品理论分析消极。这两方面的矛盾是影响学生深入学习影视文学课程的主要障碍。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如果一味迁就学生的兴趣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形成。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设计。 第一，对于经典影片，尤其是距离现在年代较远的影片，如经典好莱坞电影，新好莱坞电影等要采取先讲后看的方法。如经典好莱坞电影《马耳他之鹰》如果让学生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观看电影，那么多数学生都会对影片的理解产生障碍，进而对影片的观看也会失去兴趣。这种情况下，学生看完影视作品后所获得的信息量一定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在学生观看该影片之前，向学生介绍这部影片的背景、导演、演员以及它的总体风格和故事梗概。与此同时引入黑色电影的概念，并与中国大陆的同样具有黑色电影风格的影片《疯狂的石头》进行比较讲解之后，再让学生去观看影片，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二，对于一些学生比较好理解的影视作品，如日韩影视作品、印度影视作品、港台影视作品以及中国大陆的经典影视作品，可以采取先看后讲的方式。这类影片的片源比较容易获得，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先观看影视作品，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这类影视作品一般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特点也比较突出。这样我们可以选取几个有特点的片段在课堂上重复播放，以唤起学生的记忆。这样可以有效的节省课堂时间。同时也可以照顾到个别在课下没有看到作品的学生。 第三，对于一些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边看边讲的方式，因为这样的作品学生们已经非常了解，在观看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不会打断学生观看影片的进度。这样，可以在学生对影视作品比较幼稚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专业和理论的指导，使学生看待影视作品的眼光更加专业。 第四，影视艺术发展史部分是影视文学课程教学的难点。首先，影视艺术发展史的内容庞杂时间跨度较大；其次，学生对影视艺术早期的一些作品不感兴趣。要解决这个授课难题，我们需要为影视艺术发展史找到一个基本坐标，如时间和国别。在上课之前，我们挑选好具有不同时代和国别特征的默片、黑白有声片、彩色片、高科技制作影片各一部，并各自截取一个经典片段，让学生逐一观摩，并在每一次观摩后进行背景资料说明并对影片进行具体的分析讲解，由点及面地让学生了解影视史。这样的讲授方式即形象又直观，可以让学生在有限课时的基础之上有效了解影视艺术的发展史。 第五，影视艺术批评理论和影视语言是影视文学课程讲授的重点。这些内容理论性强，与影视作品的鉴赏和影视艺术发展史相比相对较为枯燥。作为专业必选课的影视文学课程中，学生很容易因为其晦涩难懂而放弃对其系统的学习。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讲授中，可以让学生在经典影视艺术鉴赏后，向学生提问进而引出将要讲解的问题。如在讲解仰视镜头时，可以选取一个影视片段，俯视镜头选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全景俯视镜头，让学生去感受，然后表述在观看这个镜头时的感觉。在学生思考后，可以引出，俯视镜头除了能够鸟瞰全貌，表现视野开阔的全景以外，还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品格的卑下或境遇的悲惨，具有一种阴郁、压抑的感情色彩。然后再让学生自己去回忆曾经看过的影视作品中有哪些镜头是通过俯视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色彩的。此外还可以为某个理论问题选择一段有代表性片断作为观点的印证。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加了抽象理论的形象性，而且也可以让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积极地接受理论知识，锻炼他们寻找感受和分析影视艺术作品的切入点。如在讲到开放性构图时，可以拿出日本影片《典子的故事》中典子跑回家的镜头。来向学生说明，一个简单的画面可以反映出很多内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在观看影视作品时的发散性思维。 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要提高 标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影视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多个层面的，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影视艺术的鉴赏能力和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的写作能力，更要要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提升综合审美的能力。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形成看的能力更要学会看的表达——也就是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观片实践、影评写作和阅读相结合来实现。因此在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撰写鉴赏文章和影视评论是实现学生深入了解影视艺术基本规律形成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这一方面学生存在的问题较多。例如学生在撰写批评或评论文章时切入点基本都是从故事内容入手，分析主题思想受网络影评以及先验或流行观念的影响较大，这样就让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更类似于中学时期所写的读后感，缺乏专业理论的诉求。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影视作品的鉴赏与评论写作时，不仅要注重鉴赏与评论的区分，更要注重理论性和主观性的区分。美国电影教育家沃伦.巴克兰指出：“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参照专家的观点摆脱自己幼稚的见解。同时，不进行任何指导就期待他们判断、评价和选取有用的知识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境况，在影视评论的写作方面对其进行指导教学。第一，有步骤地规范学生的影视评论写作。首先要教会学生写观摩笔记，即运用已有的专业基础知识选择影片中值得分析的细节，对影片某一特点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观察。树立以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事实作为分析电影的基础的思想，从而克服先验和流行思路的影响。而且每看一部作品都要写一篇观影笔记，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写评论文章。其次，鼓励学生研读知名影视批评家的优秀文章。让学生模仿，同时对学生的写作要求逐步提高。第二，为学生提供多元的观影角度。影视艺术作品属于艺术学和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因此研究影视艺术作品势必要涉及诸多学科。写作评论也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写作。例如从美学、文本角度、技术角度、电影产业、经济角度、社会文化角度、历史学角度等等。指导学生从多角度去审视影视作品，就可以矫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容易从文本单一的角度去分析影视作品的弊端。 三、总结 以上是在现有的影视文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的一些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强课程知识的延伸性，并与其他课程产生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教学环境和教学培养对象的变化，我们也会不断地会探索出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作者：徐颖涛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素材下中西方文学论文 一、影视素材与课本素材之间的差异 电影是艺术表达、传播的最佳媒介，同时电影也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电影依托于生活，作用于生活。影视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远古到当下、从当下至未来，它都能够将其完整而生动的展现出来。影视的题材有很多，人物传记、历史写照、伦理、情感、悬疑等。影视成为文化艺术的一个大熔炉。在文化教学中，影视素材较之课本素材来说，其自身的直观性较为突出。观赏者的感官被全面的调动起来，知识伴随着影片的呈现更加的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学习者将很容易将这些文化消化吸收。除此之外，影视素材更加的具有真实性，学习者在观赏的过程中，其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古老的文明及现代的文化都能清晰的展示在眼前，知识将牢固的印刻在学习者的脑海中。在传统的文化教学活动中，教师大多采用口头讲述的教学方法，结合课本素材，向学生描述具体的事物、环境、发展情节等。一方面，课堂效果的好坏全由教师的口述能力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教学的良好普及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课本素材过于的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倘若对课本中作者的用意、主旨掌握的不明确，产生了思想误差，那么这将导致整堂文化教程的内容偏离原有的正确轨道，影响最终的教学质量，使得教学效益大大降低。现阶段，众多意识到课本素材教学的局限性及弊端，便转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文化教学中，融入大量的影视素材，使得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影视素材的运用使得学生对文化知识接受的过程中，不需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零基础的文化学习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其学习兴趣，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被无限的激发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文化教学的难度，学生文化知识的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将实现实质性的提升。 二、影视素材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观察剧中的人物行为，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借助影视素材进行教学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从剧中人物行为中直观充分地了解到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电影的取材源于生活，人物、环境、事件等，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电影中，人物行为中处处凸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礼仪：尊老爱幼、长幼有序。例如在电影《孔子》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美国电影《小鬼当家》中，孩子们可以直呼长辈们的姓名，与父母之间无话不谈，行为举止中透露出与长辈之间的平等、友善。这种无等级界限的长幼关系在中国电影中是不存在的。再例如在电影《儿女一箩筐》中，父亲与子女之间那种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浓浓的情感使得观赏者在欢笑中深刻的感受到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观赏类似的影片，从而对异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了解，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二）感受影片中的文化氛围，了解异国的文化特征 在众多国内外的经典影片中，观赏者能够通过片中文化氛围的塑造深切的感受到异国的浓烈的文化气息。这一文化元素的穿插在印度电影中最能得以体现。如在《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一影片中，当剧情或是人物情绪到达高潮的时候，影片中便会穿插印富有印度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等，以此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情绪，渲染氛围，感染观赏者。再例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描述到剧中人物通过街头演唱来获取报酬的情节。这一情节在西方众多国家的城市生活中并不少见。在东方人看来，这是一种靠自身技艺来获取金钱从而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乞讨行为。西方较之东方国家来说，人们崇尚艺术、热爱艺术的细胞貌似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行为仅仅是人们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积蓄力量，创作着、演唱者自己喜欢的歌谣，等待音乐梦想放飞的那一刻。教师通过放映类似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区域特色的电影，让学生领悟到异国文化的精彩，正确的理解看待异国人的思维及生活方式，从而为异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三）通过观察对比，学习影片中各地域之间的交际文化 在体裁不一、内容不一、形式不一的电影中，其剧情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物的支配。因此学生在电影观赏的过程中，都能够对影片中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学生在观赏影片之前，教师要让学生对本国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引导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就片中他国的交际文化与本国的交际文化相对比，从而找出致使交际文化差异存在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学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中国企业中领导与领导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的等级关系，中国商业圈中的人际交往原则与礼仪规范。再例如在影片《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特殊人物，阿甘成为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影片通过对人物经历的描写刻画，凸显出美国注重人权、人人平等的治国理念。美国文化尊重特殊个体文化的存在，对个人的努力持有赞同认可的观点。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主人公阿甘非但没有遭受他人的歧视，反而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倘若将阿甘这一人物放在等级思想严重、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之下，阿甘的人生境况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学生在对异国的社会价值观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他国所存在的社会现象便不难理解。“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一价值观在中国的众多影片中得以体现，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中国人在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通常会强调“我们”，个人仅仅充当集体言论的发表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个人主义将凌驾于集体主义之上，“我的看法”、“我认为”、“我觉得”这些言语将个人主义展现的充分而又彻底。 作者：曹媛媛单位：贵州省毕节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一、在叙事对比中提炼差异 文学和影视都属于叙事艺术。文学作品以时间为主线平面叙述，影视作品以空间为主线立体叙述，“文学与影视在叙事上的相通，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和转化，影视在成为独立艺术之后，仍然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营养，而文学也借成熟影视艺术的推动，自觉地凸显其电影性和日益丰富自己的叙述手段”。[1]在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虽然影视的制作过程比较繁杂，缺一不可，但文学为影视的存在提供文学脚本，即“故事”，没有故事，影视艺术就没有了载体和灵魂。所以，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研究影视文学，必须从文学脚本，即研究“故事”开始，而这个“故事”的讲述，无论属于哪个母体，都无一例外地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精彩对白等。同样，影视也有助于文学作品的呈现，影视主要由声音和画面构成，在形象上具有直观性。以电影《菊豆》为例，《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在原著里，杨金山是个小地主，菊豆是花钱娶来给他生孩子的女人。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重分析原著和电影的差异性，电影如何呈现了文学性并且超越了原著：第一，场景的构造。在原著中，杨金山只是个家庭富有的小地主，而在《菊豆》中，杨金山是个开染坊的，家里的染池、布匹跳跃着鲜艳的大红色、金黄色、湖蓝色等，营造了一个鲜活的情境，具有情景的暗示性。在菊豆勾引杨天青时，导演特地安排四周的布景全部是大红的布匹，染池亦是鲜艳的红，而菊豆穿着红绣鞋、挽着系红头绳的髻、戴着红兜兜，用鲜艳的红色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特征，无声地说明了人物饱满的情欲和渴望背叛的心理效应。因此，教师在讲解的时候，要注重对电影氛围的讲解。在影视时空中，环境即语言，教师可以把原著中相关的文字和电影的段落进行交叉对比，以此说明影视在对文学的呈现和表达上更为直接和鲜明。第二，在人物塑造上。原著中的菊豆是个对生活逆来顺受的人，而在《菊豆》中，菊豆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是个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与此对比的是，倒是杨天青孱弱和委顿的生活状态。由此，电影中的菊豆形象更为饱满，充满着张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细节的挖掘和发现，如在电影中，菊豆主动夹菜给杨天青吃、往杨天青旁边凑、说一些挑逗性的语言等。而在原著中，菊豆显然比较被动，导演对原著的改动，更加丰富了人物性格特征，也使得菊豆的形象在荧幕上大放光彩。这种对比，教师可以发动学生的积极性，采取放映视频片段和组织学生讨论的方法，使学生了解影视和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所以，在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中，这两者互为关联，不可缺少。教师在授课中要提炼两者之间的差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文学和影视艺术的互为借鉴、互有所长，这对学生学习“影视文学”这门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二、在课程交叉中回归经典 对于“影视文学”的教学来说，不可回避的是解读经典。这个经典，不仅体现在影视上的经典，还体现在文学叙事上的经典，这就涉及课程交叉的问题。无可否认，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来源于经典的文学著作，“在中外影视作品中，有将近半数是由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编而成的，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巨著，多次被搬上银幕荧屏。可见影视艺术与文学有着血脉相通的亲缘关系，对小说的借鉴使影视艺术创作者们获得了灵感”，[2]比如电视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而电影更多，简直不胜枚举。如何解读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笔者认为，回归经典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学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以后，会发现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这两门课程息息相关，所以，解读经典影视作品，要从细读原著开始，我们以老舍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旧中国。通过祥子三次买车、卖车的经历，宣告了祥子由一个要强的、体面的、朴实的年轻人变成了堕落的、丑陋的、猥琐的个人主义末路鬼。老舍先生用带有京味的白话写这篇小说，语言非常有特色，人物的性格也极其鲜明，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控诉，也对祥子的命运提出了思考。1982年，凌子风先生把《骆驼祥子》拍成了电影，电影也同样具有经典性，但由于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差异性，原著和电影各有特色，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这部经典作品呢？首先，在电影放映之前，发动学生课下精读《骆驼祥子》原著，然后在课堂上分小组讨论两个问题，其一为：你对《骆驼祥子》中的哪个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你对《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哪些地方感触最深？其二为：你认为祥子的悲剧成因是什么？之所以让学生讨论这两个问题，不过是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引导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环境描写、人物命运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有这些认识作为基础，学生对电影的观看将会多一层理性的体会。其次，当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原著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以后，再给学生放映电影，引导学生注意电影对时空的处理、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以及人物对白等方面的特征。第三，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为：比较《骆驼祥子》的原著和电影之间的异同，并说明优劣之处。通过这样的教学程序，学生不但对《骆驼祥子》有了深刻的认知，而且更能清晰地知晓文学叙事和影视叙事之间的不同，如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上：原著中的虎妞“长得像一个大黑塔”，而电影中的虎妞长得并不丑，更没有如此夸张，这无形中损害了观众对虎妞形象的想象性。所以，在对人物的想象方面，模糊性比真实性效果更好，得到这种理性的认知，必须要让学生精读了原著和观看了电影后才会有如此的体会，否则，教师讲得再多都是空谈。不可忽视的是，在教学中，当课程之间出现交叉状况的时候，教师要充分把握这种交叉，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以便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比如：由于电影的特殊性，一般很少过多呈现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时间，它往往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加以说明，或者通过字幕的方式来交代，这很容易给受众造成遗漏。所以，发动学生提前阅读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一些叙事上的细节，领略影视不能呈现的内容，如创作主题、创作意图、时代背景、情感活动等。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在编造“故事”中掌握叙事 “故事”是影视艺术的灵魂，任何一部电影，如果没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导演即使再高明，也拍不出优秀的影视作品。所以，让学生学会编“故事”，也是开设“影视文学”课程的目的之一。卡罗•葛齐曾列举过36种戏剧境遇，如机遇、求助、救援、竞争、反叛、复仇、误会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选择地给学生放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电影，引导学生分析“故事”讲得是否成功、是否精彩，这是学生在学习创作剧本时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此，笔者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例，说明如何讲“故事”以及讲“故事”的重要性。好莱坞的电影叙事是全球的风范，在叙事上，好莱坞电影已经被类型化，除了我们熟悉的爱情故事、战争故事之外，如外星人故事、灵异故事、科技故事等都是在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上成熟并且强大起来的。好莱坞的类型化叙事为何屡试不爽，频频获得成功呢？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引导学生观看不同母题的电影，而且要对此类型的电影进行叙事上的分析。如爱情电影《美国丽人》，这部电影是全球“麻雀变凤凰”主题的开山之作，它在叙事上的成功体现在何处呢？首先，教师在组织学生观看完这部电影后，发动学生对近些年来类似的影视作品进行回顾，并进行讨论，总结出叙事上的相似性：女主角虽贫穷但不乏善良，狡猾却又可爱，有点算计但又无伤大雅，而男主角通常都是富有、年轻、英俊，然后通过制造一系列的误会和巧合，女主角和男主角相爱了，他们为了爱情克服了很多外在的或者内在的困难，终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通过分析，学生不难得出结论：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是没有多少新意的，甚至在荧屏上几乎泛滥，无论是大陆、台湾或者韩剧，此种类型化的故事比比皆是。但为何《美国丽人》却获得巨大的成功呢？除却开山之作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看到叙事之外的重要因素。《美国丽人》的成功在于提供给受众一个梦境，一个白日梦，这与其说是电影提供的功能，更不如说是叙事提供的梦幻因素。所以，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讲故事。而如何讲好，还要考虑到受众的心理反应和情感机制，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忽略市场和观众，那故事无论怎样精彩也不会获得成功。第三，在教学中，还要善于总结和横向比较，并让学生参与进来，根据自己的观影经验，提出看法，敢于质疑。同样是“麻雀变凤凰”的题材，为何有的影视作品却表现得非常生硬和尴尬呢？所以，讲“故事”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当下性、故事场景布置的认同性以及人物设置的复杂性等。因此，基于以上三点，讲“故事”有着多重的要求和束缚，而如何让学生领略到这种要求和束缚，教师只是讲授是获得不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己动手编“故事”。所以，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剧本的格式，要求学生编“故事”，然后在统一的时间上交，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相互交换作业，然后分组讨论，选出小组认为最精彩好看的故事，并说明这个故事为什么精彩？精彩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这个教学活动，学生不但自己写了“故事”，还参与了对别人故事的评价，因此，什么是精彩的“故事”、怎么样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学生一目了然、烂熟于胸，在以后观影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的电影，他们都会对其“故事”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评价。综上所述，“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对影视艺术和文学艺术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之后，教师才可以在教学中灵活应变、游刃有余。由于每个教师都具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征，所以，教学方法是多样的、丰富的。因此，笔者以上所论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自己的教学体验，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逐渐完善和充实，使得“影视文学”的教学更具有当下性和科学性。 作者：徐亮红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中文学经典改编与影视品牌建设 改编文学经典能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等发展，但当下的影视改编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在改编文学经典作品来生产影视文化产品和建构产业品牌时，需要反思和规整的问题是当下改编的影视作品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经典作品被改编后，成了炫技的表现而缺乏文艺创作应有的较高“艺术追求”和基本“人文关怀”。以2013年年初同期上映的《隋唐演义》和《隋唐英雄》来说，均是以古典名著《隋唐演义》为蓝本而改编成的电视剧。《隋唐演义》曾获得了有“清一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一部”之赞誉，是隋唐历史小说中的“集大成”者。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评价，关键在于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心系天下苍生的“豪杰义士”，为救民于水深火热而自觉起义，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为了正义、尊严和理想而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凸显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和敢爱敢恨的血肉情怀。在小说基础上拍成的两个版本剧作，却问题颇多。其中如浙江永乐影视出品的《隋唐演义》，号称是中国首部完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电视剧，耗资2.8亿重金打造，借助高科技技术手段强化了一些特效制作，但技术方面的提高并不能掩盖其贫乏的“艺术追求”，炫目耀眼的视觉冲击背后却是思想的空洞与虚无，对于“演义”主旨“游移不定”的把握，使得剧作叙事上前后冲突、故事内容不完整，由于缺乏思想的内在引导让受众难以适从。特别是对残暴杀戮无辜士兵的炫技表演及“鲜血”飞扬的聚焦表现，更是凸显了编剧和导演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经常上演的暴力打斗、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情节，也让本就不明确的演“义”精神冲击得支离破碎。其次，当下的“经典翻拍”往往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借口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打着表现“美学性”的旗号实际上做的却是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经典虚无之事。近年来，影视产业中热衷于拍摄“穿越剧”。 “穿越剧”的盛行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荒诞、历史虚无、缺乏文化禁忌的表现。编剧们看似富有创意，敢于大胆想象，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缺乏信心和爱意，也没有知识考古的勇气和耐力，经常性地窜乱经典、虚构历史、混淆文化，体现出他们既不能深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内涵，亦不敢反思之前影视改编的错漏和不足，更无力结合时代新特性借助“改编经典”以反映当下民众的现实诉求。如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与经典的文学《西游记》离得很遥远，与“西游”历史文化也不合节拍。只是借用了一下“西游”的名号和格套来吸引眼球，实际上抹杀了“西游”的人文内涵和历史价值。其他如《赤壁》《楚汉传奇》《画皮》等影视作品同样都有着这些弊病。一味地为《西游•降魔篇》等赢得了较高票房收入叫好，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当下轻历史的功利心态。最后，“同质化”的制作层出不穷，缺乏新生内涵和陌生表现的“个性”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伪“个性化”表现，难以获得受众认同。“经典”翻拍，究其根本并没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就在于它具有“陌生化”的表现形式。近年来，荧屏上所闪耀的电视剧主要类型，如宫斗、抗战、谍战、政治、军事、商战、民生、家庭伦理等题材，是“同质化”的重灾区。当代文学史上如莫言、海岩、刘震云、麦家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经常被商家拿来改编为影视作品，“同质化”现象很严重。虽然“类型化”是影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但“类型化”和“同质化”是有明显区别的，就在于相同类型的题材，必须寻找到不同的创意角度。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意味着在同一故事题材下进行影像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找到不同的叙事风格和个性气质。如果在商业运作逻辑中，将个性创作变成为一种模式化行为，那么“花样翻新”个性表象，实质上是一种“伪个性”。只会让受众感觉消费内容曾经熟悉，并不能让他们因“怀旧”心理而感受到作品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也难以重新激活他们回味经典的热情。 改编文学经典作品，一定程度上应该顾忌和考虑作品本身及改编之后的“艺术性”“人文性”。社会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指出:“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与工业所刺激或者操纵”，“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大量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碍着对每件艺术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因此，他认为像电影这样的文化工业“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与艺术相处得很好”。霍克海默及众多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家们发现了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他们的观点比较偏激、激进，他们固执地认为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不相融合。其实，在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伟大编剧的视域中，包括小说、戏剧等文学经典改编和影视文化产品制作间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完全可以沟通相连。关键在于新创作的作品有“艺术性”“人文性”，同样还是“艺术”生产的延伸，能够破除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能动地服务和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影视改编不能为追求利润而简单模仿，不能为让受众购买、消费新产品而追新逐奇、标新立异。改编文学经典作品，还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艺作品所坚守的“历史的”与“美学的”内在统一标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然反对人性论，但并不排斥人性。他既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把握人的社会属性。对人性共同形态的描写，不能仅着眼于自然性，而且应把握其历史性、社会阶级性和伦理、道德、宗教等属性的综合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肯定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哲学，审美的最高原则是超功利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正是基于对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才强调文艺创作应该肯定和倡导人的独立、尊严、价值和地位。 仲呈祥先生在反思当下影视产业发展时曾指出:“把过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改换成了用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同样的实质是排斥了审美的方式把握实践。……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一方面我们在呼唤经典、呼唤大师;另一方面经典、大师在身边，我们又不珍视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见，影视改编坚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统一尺度甚有必要。综上可见，改编文学经典依然是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和建构品牌的重要路径，在文化产业“倍增”战略视域中反思当下影视改编问题甚有必要。我们要改变当下改编影视作品时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及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等现状，进一步在工业化的影视改编生产中坚守“艺术品格”和“人文精神”，做到“历史的”和“美学的”内在统一。 作者：何世剑 单位：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形势教育论文:逻辑学教材改善与新形势教育 作者：沈荣兴单位：苏州大学副教授 逻辑学是一门思维工具性、规范性科学,是不断发展历史的科学。逻辑学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思维实践,而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是逻辑学发展的动力的动力,从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演绎逻辑到培根开创的归纳逻辑,以及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无不如此。所以,研究逻辑学课程教育改革问题,必须放在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志1999年5月15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需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必需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创新、创造教育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 一、21世纪的教育必须实施创新、创造教育 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世界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所形成的共识。建立民族创新体系已摆上了议事日程。创造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现代创造教育在我国的兴起和推广,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第一、这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需要。知识经济是一种高度智力化的形态,知识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源头。在农业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在工业时代,机器、设备、原料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微软的成功反映的不仅是一种知识创造财富的现象,而且揭示了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知识与智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仅承担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重要职能,也是国家知识运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作用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公认,投资于人成为各国重要的战略方针,教育发展和改革高潮正在全球形成。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只有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有所突破,中华民族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另外,知识更新的加剧以及未来生产和生活的信息化等,也都决定了教育要把培养各种能力(尤其是创造力)放在首位,而把传授知识看作是基础和手段。 第二、是我国实现四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国当前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这就需要大批的具有创造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建设人才。教育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首要传播手段,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其主要传播手段也应随之发展。如果不进行教育改革,不推广和普及创造教育,我们的教育就会跟不上当前形势的发展,满足不了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对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一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诺贝尔奖从1901年设立,到现在已评了95次。在9》次千余人的获奖名单中,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籍的公民竟没有一个获奖者。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美籍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已经有》个。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不调动起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说,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创造教育,需要通过创造教育培养大批创造型人才。 第三、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结构、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人际关系的基本改变。作为新世纪的人才,必须对时代高速发展具有强力的适应性,有积极探索创新精神和富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内心世界充实,生活格调高尚进取,知识世界精深广博。这也正是创造教育的目标。创造教育改变人的思维方法和思维素质,因为创造思维是各种思维的高度综合,所以通过创造教育可以丰富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克服思维的片面性。创造教育将在促使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健全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是目前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要多样化。”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战略构想,必然要求打破旧的教育观念,创造新的教育模式。 就我国目前教育状况来看,学生的知识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创造性比较差,“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普遍。据对我国留美人员调查,我国学生在校考试成绩不比美国学生差,但毕业后创造性除少数几个尖子外明显不够。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为例,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有100多人获奖,超过了得奖人数的一半,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 我国长期来从幼教到高教不注重创造教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创造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教育模式,是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并代表了改革的方向,所以,我国的创造教育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应运而生,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经受检验,开拓前进。 综上所述,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为了把我国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改革我国的现有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培养大批创造型的人才;同时,也为了每个人的现代化,在各方面都得到健全和谐的发展,现代创造教育的建立和实施,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二、逻辑学是创新、创造教育的重要内容 逻辑学的发展阶段和教育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教育的社会功能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传承”功能,即继承和传播的功能。第二是“再造”功能,即发展和创造功能。从作用形式上看,教育的“传承”功能注重于知识、技能和规范的积累,教育的“再造”功能注重于智能和个体内结构中潜力的开发。根据教育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可以把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代教育阶段。这个阶段与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相对应。这时的教育活动主要受农业生产制约,服务于农业文明发展的要求。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农作物生长规律和自然界四季运转规律的支持,前辈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对生产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此相适应,教育活动从目的、内容到形式、方法都具有明显的面向过去的性质,“传承”是古教育的主要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它逐渐变得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必然要发生变革。在古代教育阶段,演绎逻辑特别受到重视。 第二个阶段是近代教育阶段,它与人类工业文明时期相对应,服务于工业社会发展的要求。工业社会的机器大生产已经摆脱了完全由自然界四季运转规律制约的状况,人的自主性大大提高。生产的基本内容和手段已不再是完全重复性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来决定。与此相适应,教育活动的基本倾向是注重眼下的需要。它既要体现“传承”的功能,又要使这种“传承”符合当前的需要;它既要体现“创造”的功能,又要使“创造”服从标准化和同步化,服从眼下既得利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近代教育也同样要被新的教育阶段所代替。在近代教育阶段,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相结合,但仍有“全归纳派”和“全演绎派”的偏颇。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教育阶段。它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兴起的。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生产过程日益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体系正在逐渐代替一切重复性的活动。层出不穷的新奇独特的产品不断淘汰旧产品。要想在现代社会立足,仅仅抓住了眼下的机会、适应了当前的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握未来发展的时机。因此,开拓和创新能力是引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与此相适应,“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1972年发表的报告,见《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页)现代教育活动从目的、内容到形式、方法都是面向未来的。“再造”的功能是现代教育的最主要功能。“传承”的功能这时仍然是重要的,但它主要是作为“再造”的必要条件和辅助手段而存在的。在现代教育阶段,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并存的局面是难免的,但现代逻辑必将成为主角。从教育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不断地完善和充实的,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功能重点是不同的。传习性教育在古代教育阶段起主要作用,选择性教育在近代教育起主要作用,创造性教育将在现代教育阶段发挥主要作用。与之相应,不同的逻辑类型发挥不同的作用。 逻辑学不仅在创新、创造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创新、创造教育内容的重要成分。国内有的学者把创造教育的内容概括为十项:(一)思维教育;(二)发现教育;(三)发明教育;(四)掌握情报的教育;(五)学习方法的教育;(六)科学教育;(七)美育;(八)参与社会实践的教育;(九)未来教育;(十)个性教育等等。其中有多项是和逻辑学有关的,如思维教育、发现教育、发明教育、掌握情报的教育、学习方法的教育、科学教育等。以思维教育为例,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能力,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的思维,它往往表现为具有求异性、独立性、开拓性、独创性和灵活性;创造性思维是各种思维的综合,它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发散性思维、集合式思维以及灵感思维;逻辑学在创造思维的教育应该有所作为。 三、逻辑学教学改革必须注重创新、创造教育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创造教育思想,即逻辑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教育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逻辑学教学也不例外。例如,课程的内容离科学发展的最前沿较远,最新科学成果进入课程的周期过长,教学手段还主要靠教师一张嘴,一枝粉笔,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忽视学生的个性培养等。 在现代教育阶段,现代逻辑必将成为主角,但很难完全取代传统逻辑。所以,我赞成逻辑教材实行“分层说”,根据不同的对象、目标、课时情况,教材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即主张因人因时施教,根据不同的讲授对象不同的年级用不同的教材。如面对中专生、师专生、本科低年级生主要讲吸收数理逻辑成果的普通逻辑;本科高年级特别是哲学系高年级生则增讲以数理逻辑为主的现代逻辑。现代逻辑的发展许多人已越来越认识到,光靠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科学提出的所有问题;要解决知识经济、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问题(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开放性、竞争性、创造性、法制性),光靠形式逻辑也不行,还必须有辩证逻辑。数学教学已形成数学(一)、数学(二),,,逻辑教学也应如此,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推动逻辑学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作为导论性的逻辑基础教材,要具有时代性,为了体现创造教育思想,应加强现代逻辑以及归纳、类比、科学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的内容。在逻辑教学方法上,要改变光靠教师一枝粉笔一张嘴的状况,尽可能利用电化教学、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大单位教学时间里教学内容的容量、信息量和可接受性。课堂教学要尽快地由“传统型”转变为“创造型”,逻辑教学中自觉实行渗透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获取新知识、掌握新理论、探索新学科的能力;除课堂教学外,应加强第二课堂和社会活动,如论辩赛,观摩法庭审判活动等。 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来临,对逻辑学的发展同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逻辑工具,只要我国逻辑工作者抓住时机,加强沟通合作,拓宽领域,联合攻关,必将促进我国逻辑科学的大发展大提高。 形势教育论文:煤矿企业加强形势教育交流材料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某矿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承担持续发展攻坚任务至为关键的一年。不断创新形势任务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对于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剖析形势任务教育的特点 目前，职工思想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职工的思想空前活跃，发牢骚的职工多了；二是职工讲实惠、讲利益的多了，政治意识有所淡化，对单纯的形势任务教育不感兴趣；三是职工的敬业精神弱了，自主择业精神强了；四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意识增强了，而奉献精神减弱了；五是团结协作的意识减少了，个人狭隘的意识增强了。针对这些新特点，作为政工人员，应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在企业工资、医疗、住房制度等改革过程中，针对职工中反映出的问题，必须留心观察，认真倾听，掌握主动，要具有超前意识，更好的做好工作。形势任务教育的内容安排要有所侧重。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规律，按照集中教育与经常教育相结合，岗前教育与岗位教育相结合，灌输教育与个别谈心相结合的原则，探索新办法，既突出重点，又使形势任务教育贯穿于生产、经营、销售等各个环节。 二、创新形势任务教育的手段 现代社会一系列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等，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新方法，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科学化、现代化。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知识，也极大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为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创新注入了活力。三河尖矿除了坚持矿领导民主接待日、职工民主议事制度等好的做法外，还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手段，使思想工作更具有活力。一是借助网络载体，创新教育模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通过内部网站建立了网上政工，利用新闻快递、政工园地、企业文化等板块，开设了政研交流、文明创建、党员教育、先进典型等栏目，职工可以用触摸屏选择浏览对象，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思想教育。基层单位利用网上办公传递基层思想动态，畅通安全、生产、经营交流平台。二是实施政工联系点制度。政工人员每周都到基层单位开展调查研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活动融合在一起，把各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做好信访工作。在接待工作中，真正做到热心接访，耐心倾听，诚心相待，使信访者打消顾虑，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为企业大局的稳定做出新的贡献。四是实施温暖人心工程，设立了党员服务热线。为了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在矿工人村和矿内单身宿舍分别设立了党员24小时免费服务热线，为广大职工及家属免费提供水电暖维修等方面的全候服务，真正做到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受到了干部群众和职工家属的广泛称赞。大年初二凌晨4点多钟，一名职工家属因家中的暖气片漏水来到党员服务热线成员赵西明家向他求助，赵西明二话不说，急忙穿衣拿上工具包急匆匆地赶到11号宿舍楼，经检查发现是因暖气片锈蚀严重引起漏水。他用带来的橡皮垫和钢丝把漏水处包严实，上班后又换上了新暖气片才离开。五是实施党建带团建工程。为抓好团员青年的思想建设，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青年，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青年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积极向党组织推荐优秀青年作为科区级助理后备人员，有效促进了优秀青年的成长与锻炼。同时，开展了优秀技校生见习班组长活动，首批见习10名优秀技校生已经有5人走上了班组长岗位。创造性地开展“互学共进当栋梁两生1+1结对”活动，先后有42名大学生与技校生根据专业类别、单位部门结成21个对子，使大学生与技校生在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方面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三、形势任务教育创新的效果 一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企业生产任务的实现。今年4月份，作为主采区队的采煤一区在72201工作面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战线长、地温高、淋水大等诸多困难，原煤产量被动，职工收入下降，职工的思想出现了波动，针对这种情况，政工干部及时靠上去，协助工区党支部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召开了职工代表座谈会，详细了解职工的思想状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形势任务教育，使职工树立了大局意识，提高了责任感，主动把矿党政的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默默的勤奋工作，保证了职工队伍不乱、思想不散、战斗力不减。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战高温，工区领导主动跟班把关，坚守现场，超前指挥，严格执行规程措施，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为完成煤炭生产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企业安全、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首先，坚持强化职工安全意识，促进了安全周期不断延长。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矿实现了较长的安全生产周期，但同时部分职工也产生了骄傲自满、麻痹松懈的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重点开展了以“反麻痹、防松懈、强责任”为主题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采取安全工作大家谈、座谈会、事故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引导职工认识到，生产形势越好，越要抓好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就是幸福、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观念，做到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家庭幸福的关系，增强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在全矿职工中形成了时时处处反松劲、实实在在抓安全的可喜局面。其次，坚持提高质量意识，促进质量标准化建设再上新台阶。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质量标准化方面的形势任务教育，使职工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可喜的转变：由原来认为抓质量标准化建设必须加大投入向以最小投入创最大产出转变；由原来认为抓质量标准建设耽误产量、进尺向以质量促生产、保安全、增效益转变。思想认识的提高，为高标准搞好质量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各基层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坚持细化标准，强化管理，严格考核，狠抓落实，使我矿质量标准化保持了动态达标。第三，提高职工煤质意识，做到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我们在进一步提高职工煤质意识上下功夫，在强化全员、全过程煤质管理上做文章，形势任务教育工作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播、电视、内部刊物等舆论工具的强力宣传，在全矿营造了浓厚的氛围，通过有力的形势任务教育，动员职工层层把好煤质关，加强原煤生产、运输、洗选过程的煤质管理。在形势任务教育的引导中，形成了主要领导全面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群策群力层层抓的管理体系，从而在地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煤质，保持了三河尖煤良好的品牌形象。 三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职工队伍建设和企业的和谐发展。今年初，针对一些职工对煤价上涨、效益好转、收入存在落差的问题，矿及时召开了班组长会议和党员会议，开展了“讲形势、讲优势、讲前景、讲挑战、讲稳定”五讲活动，给职工讲细讲透，使广大职工认清形势，尽快消除误解和疑虑，增进职工对企业的理解。矿领导每周都深入联系点单位进行调研，和职工面对面沟通和交流，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保持了持续和谐发展。 形势教育论文:地税局形势教育工作汇报 地区地方税务局： 年，我局在全局范围内认真开展了形势逼人教育活动。现将我局开展形势教育活动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积极开展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 我局于月日召开了“县地方税务局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局长同志、副局长同志分别做了动员讲话，向全体人员讲清楚开展意识形态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使全局上下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对这次活动的认识，为再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采取多种形式,深入进行宣传教育 为使这次活动深入人心，我局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大对这次活动的宣传力度。一是召开了职工大会，进行思想发动，使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了这次活动的重要性，提高了积极参与的自觉性。二是利用标语、横幅、黑板报等工具，加强了宣传力度，扩大了宣传范围。三是把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确保了工作和学习两不误。 2、扎实开展教育活动，认真学习规定的学习篇目 从4月18日到5月31日，我局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分别学习了“总书记在考察新疆工作时的讲话”摘要、“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关于维护新疆稳定和加强反分裂斗争的讲话”、《关于贯彻中央7号文件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关于要求全县各级民族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都要成为一面旗帜的意见》、《关于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五支力量作用的意见》、《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地委扩大会议报告、县委扩大会议报告、冉齐刚同志在县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等篇目，并且要求全体干部认真撰写心得体会。 二、积极开展对反动组织进行抵制 今年，我局大力开展了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对各类反动组织进行了抵制，我局结合实际情况，加强了对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退休干部的管理，同他们签定了责任状，并要求全局上下一律不能参加各类非法宗教活动，针对“”反动组织开展非法活动这一现象，我局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了学习活动，通过学习教育，使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了“”的反动本质，并认真开展了对“伊斯兰解放党”反动组织宣传品的查缴工作，从而使我局全体干部职工做到了政治坚定，思想过硬。 三、认真学书记“”讲话精神 我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书记“”讲话精神，在学习活动中，我局严格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努力做到了“三个结合”：即把学习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与加强作风建设活动相结合、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相结合。 主要措施有： 一是党员带头学习 我局将学习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工作与党员教育工作融为一体，在党员队伍中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总书记“”讲话精神活动，充分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学习，带头撰写心得体会，带头以总书记“”讲话精神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情况。 二是学习、思考相结合，保障了学习质量 我局在学习过程中做到了集中学习与自我学习相结合，学习与撰写心得体会相结合，边学习边反思。每位干部在学习中都能够认真作好学习笔记，对因病、处出探亲等原因不能参加集体学习的同志，及时补课，做到了学习不漏一名干部。 三是以多种方式推动学习 我局通过集中学习、认真讨论等多种方式，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大提高了学习的质量。我局分别于8月22日、8月29日、9月5日、9月12日举办了四期学书记“”讲话精神专题讲座，组织全局干部职工系统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和相关评论员文章，重点宣传了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四个坚定不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内容。从而把握住了学习宣传重点，坚持了正确的导向，使全体干部职工坚定自觉地与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做到了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我局于9月19日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为主题召开了专题讨论会，有意识地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把实际工作同学书记“”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工学相长的目的。 四、认真做好综合治理宣传工作 我局认真做好了各项综合治理、法制宣传工作，尤其是保护各类弱势群体的法律宣传活动，在积极地为《日报》等报刊投稿同时，及时向县政法委和统战部上报了我局综合治理工作的信息。 五、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局将从讲政治的高度，从确保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紧密结合自身的思想实际，全局的工作实际，不断地继续做好形势教育活动，确保形势教育常抓不懈，把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经常性工作来抓，决不能给任何分裂分了以可趁之机。 形势教育论文:中学生形势教育论文 一、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扩大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和范围，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解放、观念更新异，同时，也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异化，已由激烈的武力对抗逐步转向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这对我们开展形势教育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形势教育的功能，形势教育作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学科考试的得分率，而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对是非的判断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中学生形势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有效形式，它不是简单地读读报纸，也不是以纯中立的价值取向来讲评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些事件，而且对其发生的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向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我们党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来制定正确的政策。经过形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形势教育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可以弥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现在，有不少学生只管读书，不关心政治，理想信念模糊，责任意识淡薄，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造成的。而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与认识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青年学生对实现现代化事业的信心，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的信念和对社会的归属感，懂得青年学生只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把强烈的爱国心、报国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形势教育具有强劲的激励功能，形势教育往往从当前国情省(市)情人手，站在战略高度，用国家政策与法规解读当下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教导学生坚定理想，珍惜学习光阴，积聚才智，塑造品格，激发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仅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评述，还有形势与政策的有关理论、国际形势与我国对外政策、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学生关心的时事问题等。中学生形势教育的教育内容设计应该体现“三性”。 (一)要体现时代性 形势与政策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根据形势与政策的动态发展及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要以事明理，以理论事，通过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深刻理解党的政策。比如，以“党的十七大精神解读”“八荣八耻与弘扬民族精神”“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奥运精神与自信、自强、自尊”为专题的形势教育等，使其与时俱进，内容鲜活生动。 (二)要体现针对性 在当今信息化背景下，变化着的世界时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在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必然产生和积累许多疑惑和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中小学生对媒介的依赖性和迷恋性的增长，使得负面影响更加难以防止和消除。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正面教育，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强他们对媒介传播辨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形势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教育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与现象、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防止认识的片面性、表面化和绝对化，消除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形势教育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教育，要注意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紧紧抓住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剖析、讨论，力求把困难讲透，把方法讲明，把前景讲清，达到消除疑惑、统一思想的目的。如以“中美日关系与台湾问题”“伊朗与朝鲜核危机”“藏独的阴谋与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学生的历史使命”“关注民生与和谐发展”等为内容的形势教育。 (三)要体现知识性 形势教育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内容，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问题；既有社会改革，又有经济发展；既有国际局势变化，又有国内形势动态；既有科学技术，又有生产建设。其知识性很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太肤浅与太深奥都不妥，既不能新闻事件的简单罗列，也不能纯政策理论的宣讲，应根据内容需要适时介绍有关背景知识，史料翔实，事例生动，脉络清晰，语言幽默，既适应学生的求知欲强的特点，又能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增强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与当代高科技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网络与我们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循环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与我们的责任”“汶川地震与我们的责任”等系列教育活动，与中学生生活阅历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掌握，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从信息化时代和青少年年龄特征要求出发，形势教育的授课方式必须讲求实效，避免单一说教。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多种载体，采取灵活的形式，使形势教育入耳又入心。比如：可以通过传统的大型报告会、专题讲座、时政知识竞赛的形式；可通过国旗下讲话、课堂主题班会、讨论与辩论会、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还可以开辟网络专题教育、音像教育及学生编写时政报等新形式。同时，形势教育要采取与听众平等对话的方式，辅之以当场提问讨论，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解决疑点，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分析问题，交换各自不同意见和看法等。这种包括言语与情态(如手势、动作、表情、体态等)相结合的双向交流、双向互动，往往能达到思想碰撞、情景交融和气氛活跃的教育效果。 另外，授课者也应该多元化，不一定是领导干部和政治教师，全体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也可以。比如，我们曾邀请一位优秀导游讲“我国旅游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势”，请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讲“余姚区域优势及其发展远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教育效果特别好。有时还可以让学生轮流在政治课里讲“新闻”，由教师来点评，这样学生既学习了时政，又锻炼了自己。 此外，在形势教育中还应该加强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开展调查访问、参观考察及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和加深学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认识。比如，可以举办形势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评比与摄影比赛，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大型企业、种养基地或市容市貌，在寒暑假组织学生撰写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反映家乡历史文化发展的调查报告等。这样既重视了学生自身的实践体验和自主参与，又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增强教育的实际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中学生形势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学生开展形势教育仍然很重要。要增强形势教育的有效性，应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关键词]中学生；形势教育；转变 一些人认为，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电视、报刊十分普及，网络新闻传导快捷，没有必要对中学生进行专题性或者经常性的形势教育了。这种认识是有误区的。一方面，中学生学业负担太重，大多数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国内外大事；有些家长也会干涉孩子看电视新闻，认为不如多做一些作业；另一方面，中学生在平时接受到的信息比较零碎，加上学生思想单纯，缺乏科学、全面的分析，对具体事件不能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不良影响，对其健康成长非常不利。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加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实现教育视角、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提高其教育效果。 一、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扩大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和范围，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解放、观念更新异，同时，也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异化，已由激烈的武力对抗逐步转向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这对我们开展形势教育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形势教育的功能，形势教育作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学科考试的得分率，而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对是非的判断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中学生形势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有效形式，它不是简单地读读报纸，也不是以纯中立的价值取向来讲评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些事件，而且对其发生的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向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我们党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来制定正确的政策。经过形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形势教育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可以弥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现在，有不少学生只管读书，不关心政治，理想信念模糊，责任意识淡薄，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造成的。而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与认识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青年学生对实现现代化事业的信心，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的信念和对社会的归属感，懂得青年学生只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把强烈的爱国心、报国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形势教育具有强劲的激励功能，形势教育往往从当前国情省(市)情人手，站在战略高度，用国家政策与法规解读当下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教导学生坚定理想，珍惜学习光阴，积聚才智，塑造品格，激发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仅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评述，还有形势与政策的有关理论、国际形势与我国对外政策、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学生关心的时事问题等。中学生形势教育的教育内容设计应该体现“三性”。 (一)要体现时代性 形势与政策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根据形势与政策的动态发展及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要以事明理，以理论事，通过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深刻理解党的政策。比如，以“党的十七大精神解读”“八荣八耻与弘扬民族精神”“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奥运精神与自信、自强、自尊”为专题的形势教育等，使其与时俱进，内容鲜活生动。(二)要体现针对性 在当今信息化背景下，变化着的世界时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在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必然产生和积累许多疑惑和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中小学生对媒介的依赖性和迷恋性的增长，使得负面影响更加难以防止和消除。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正面教育，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强他们对媒介传播辨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形势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教育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与现象、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防止认识的片面性、表面化和绝对化，消除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形势教育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教育，要注意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紧紧抓住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剖析、讨论，力求把困难讲透，把方法讲明，把前景讲清，达到消除疑惑、统一思想的目的。如以“中美日关系与台湾问题”“伊朗与朝鲜核危机”“藏独的阴谋与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学生的历史使命”“关注民生与和谐发展”等为内容的形势教育。 (三)要体现知识性 形势教育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内容，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问题；既有社会改革，又有经济发展；既有国际局势变化，又有国内形势动态；既有科学技术，又有生产建设。其知识性很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太肤浅与太深奥都不妥，既不能新闻事件的简单罗列，也不能纯政策理论的宣讲，应根据内容需要适时介绍有关背景知识，史料翔实，事例生动，脉络清晰，语言幽默，既适应学生的求知欲强的特点，又能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增强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与当代高科技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网络与我们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循环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与我们的责任”“汶川地震与我们的责任”等系列教育活动，与中学生生活阅历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掌握，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从信息化时代和青少年年龄特征要求出发，形势教育的授课方式必须讲求实效，避免单一说教。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多种载体，采取灵活的形式，使形势教育入耳又入心。比如：可以通过传统的大型报告会、专题讲座、时政知识竞赛的形式；可通过国旗下讲话、课堂主题班会、讨论与辩论会、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还可以开辟网络专题教育、音像教育及学生编写时政报等新形式。同时，形势教育要采取与听众平等对话的方式，辅之以当场提问讨论，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解决疑点，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分析问题，交换各自不同意见和看法等。这种包括言语与情态(如手势、动作、表情、体态等)相结合的双向交流、双向互动，往往能达到思想碰撞、情景交融和气氛活跃的教育效果。 另外，授课者也应该多元化，不一定是领导干部和政治教师，全体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也可以。比如，我们曾邀请一位优秀导游讲“我国旅游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势”，请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讲“余姚区域优势及其发展远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教育效果特别好。有时还可以让学生轮流在政治课里讲“新闻”，由教师来点评，这样学生既学习了时政，又锻炼了自己。 此外，在形势教育中还应该加强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开展调查访问、参观考察及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和加深学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认识。比如，可以举办形势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评比与摄影比赛，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大型企业、种养基地或市容市貌，在寒暑假组织学生撰写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反映家乡历史文化发展的调查报告等。这样既重视了学生自身的实践体验和自主参与，又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增强教育的实际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着力提高新形势下军队形势教育实效性问题探析 [摘要]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各种社会思潮蓄意攻击我军“听党指挥”的军魂。形势教育作为军队经常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使官兵能够清醒认识形势的变化及其本质，瓦解敌对势力的不良图谋，确保军队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军队形势教育必须着眼时代的发展变化，紧跟形势变化，创新教育方式，提升教育活力，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与感召力，打赢意识形态的攻防战。 [关键词]军队 形势教育 创新 实效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C过后，世界处于时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思想交锋错综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日益尖锐，人民军队面临着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外部形势。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思潮无孔不入，一些人打着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幌子，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蓄意攻击我军“听党指挥”的军魂，对部队思想安全稳定构成挑战。形势教育作为军队经常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时代性强、贴近生活、贴近官兵的教育形式，深受广大官兵的青睐和喜爱。形势教育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使官兵能够清醒认识形势的变化及其本质，瓦解敌对势力的不良图谋，确保人民军队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但是，当前我军的形势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时代性与感召力不够，教育的实效性发挥不足。“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军队形势教育必须着眼时代的发展变化，创新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与感召力。 一、形势教育不能流于形式，以“三个及时”紧跟形势变化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1]。“时”是形势教育的第一要义，形势教育必须跟上形势，时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与变化趋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够切实发挥好形势教育的引导作用。我军是党领导下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武装力量，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思想上做到集中统一。目前，部队正逐渐放开手机的使用，各种社会舆论涌入军营，为确保部队思想上的集中统一，必须紧紧依靠形势教育来及时掌握和跟进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然而，当前我军的形势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形势教育跟不上形势，存在严重的时间滞后性。移动互联网造就了新兴媒体的创新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影响空间。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正利用互联网优势向我国发动宣传攻势，大肆进行网络渗透，妄图引导事件的舆论走向，歪曲事实真相。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官兵能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类信息，但是一些青年官兵由于涉世不深，缺乏必要的信息识别能力和素养，很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侵蚀和蛊惑。这就需要我们在形势教育的过程中，剖析问题，查找本质。当前部队形势教育的主题是由上级下发的教育提纲决定，各单位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这就拉伸了教育的开展时间。让形势教育跟着计划走，严重影响了形势教育时效性的发挥，“形势”教育也就成了“形式”教育。形势教育时机把握不当，“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能力不够，使得军队容易丧失宣传教育上的主动权，不能及时占据舆论高地。 说：“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1]新形势下，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社会舆论之中，对官兵思想稳定产生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军队形势教育必须在重大事件和突发问题发生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采取针对性分析和教育，引导官兵正确客观看待事件，理性思考，确保官兵在重大问题上不糊涂。因此，宣传教育部门要做到三个“及时”。一要及时发现。要时刻关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把握国家政策动态，了解官兵探讨的时政热点问题，掌握官兵思想状况，及早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热点，进而制定行之有效、针对性强的形势教育内容，打好宣传教育上的主动仗。二要及时教育。形势教育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必须及时开展、及时教育。宣传部门要针对当前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热点及时做出规划，组织人员对形势做出准确的预判和分析，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态度保持一致，并及时组织授课人员培训学习、制定教案、备课授课。各级机关要简化教育材料下达过程，减少环节，缩短周转时间，确保形势教育跟上形势。同时也要注重各单位在教育上发挥各自能动性，在把握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能够根据自身情况独自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三要及时总结。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各单位在形势教育开展后要及时进行教育的总结和汇报，针对不同类别的形势内容建立形势教育资源库，为以后形势教育的开展提供可靠而详实的参考资料，保障形势教育及时、有效地实施，打好主动仗。 二、形势教育不能走过场，以“三个结合”筑牢思想防线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2]同样，军队形势教育也要尊重规律，应时而变，不能停留于表面文章。形势教育授课不难，但是要想把形势教育讲全、讲深、讲透，入脑入心，而不是走过场，真正取得教育引导的成效，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当前，由于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授课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科班出身人员少，以及“重军事轻教育”现象严重，形势教育存在“走过场”的嫌疑。在形势教育内容上，国防建设内容多而社会形势内容少、文件宣读多而形势分析少、官话多而实际话语少等问题严重，教育上紧贴官兵生活不够，结合形势分析不够，教育开展活力不够，取得实际成效不够。形势教育本是紧贴社会生活实际、开拓官兵视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教育，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许多基层部队却让形势教育课变成读文件、读报纸、抄笔记的“走过场”，教育方式简单，教育实效欠佳。 新形势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与深水区，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上。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他们一方面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攻击，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渗透和颠覆活动，不断向我国民众灌输西方价值观念，误导社会舆论，企图打断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当前，国内改革形势严峻、国际安全稳定形势严峻，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要跟上形势做教育，把教育的内容讲全、讲深、讲透，防止和克服形势教育“表面化”“口号化”“贴标签”F象，打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仗，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一要把形势教育与引导官兵客观地认识中国和看待外部世界相结合。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1]由于长期与外界接触不多，许多官兵的思想认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与外界接触时存在明显的畏惧心理。而且许多官兵对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缺乏必要的辨识和融入能力，对于敌对势力的蛊惑性和煽动性言论缺乏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判断力。形势教育就要在这关键点上加强分析，对官兵进行辨识和融入能力方面的培训，引导官兵客观看待世界形势的变化，提高独立分析问题和辨识能力。二要把形势教育与“三个自信”教育相结合。狄更斯有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如果用这句话来理解当代中国，一方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因素却异常活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不断强盛却与一些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相脱节。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当前，军队形势教育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加强对官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3]三要把形势教育与官兵需求相结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问题是有的教育接地气不够、联系实际不紧，说不到官兵心坎里，激不起思想共鸣，没有找准穴位，打鼓没有达到点上”。形势教育要从部队实际、官兵需求出发，避免空对空的教育。时政新闻要重点讲、突发事件要及时讲、热点问题要随时讲，要以官兵需求为导向，紧跟形势变化，发挥教育实效。 三、形势教育不能简单无味，以“三个注重”提升教育活力 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础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点放在基层一线。”[1]社会形势瞬息万变，形势教育方式方法也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创新，这是时展的要求，是军事变革的需要，是广大官兵的期望。然而，长期以来，军队形势教育的方式方法相对单一，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随着部队官兵结构的更新换代，“80后”“90后”甚至“00后”日益成为主体，他们伴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思维活跃、追求个性、崇尚自由，对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事件的分析有着自己的理解。而以往这种“坐而论道”的教学方式太过沉闷，缺乏主动性，提纲式教学不利于展示形势教育的魅力，改变落后的教育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1]。形势教育要让官兵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达到效果，教育方式就必须让官兵喜闻乐见。“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教育要与时俱进，摈弃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与惯性思维，创新工作方法，改进教育形式，把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引向深入，激发教育的活力。一要注重发挥官兵主体作用。以往灌输式的教育方式隔离了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的联系，忽视了官兵的主体作用，不利于教育实效性的发挥。广大官兵是部队创新发展的主体，他们有思想、有智慧、有情感、有创造力。思想政治教育要采用官兵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让广大官兵切实融入教育中来，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真理越辩越明”，讨论式教学能够激发官兵参与的热情和能动性；还可以让官兵自编自演一些主题情景剧、拍摄微电影，表演快板、朗诵，或让官兵自己来授课，等等。让官兵融入教育中，这样既丰富了军营生活又达到教育的目的。二要注重用活新兴媒体资源。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伴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4G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变革。新兴媒体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一方面对形势教育及时性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形势教育提供重要的教育载体。形势教育要加快整合利用新兴媒体资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网，挖掘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要利用互联网时刻紧跟热点问题，分析官兵思想动态，并在第一时间开展网上讨论，引导舆论走向。同时要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的步伐，利用互联网广泛开展网上授课、网上学习、网上答疑等教育手段，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要注重开展军民融合式教育。随着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不断拓展，军地双方交流也越来越深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时代机遇，加快构建军地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统筹利用军地两种资源、两个课堂。军队要积极吸取地方的教育资源，邀请地方学者讲学，学习地方优秀教育理念。同时，营区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但也要适当开展社会大讲堂，延伸课堂空间，挖掘和利用驻地丰厚的教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用鲜活的生活素材引导官兵、教育官兵、塑造官兵、培养官兵，着力提高军队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论企业形势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功能 摘要： 对企业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是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加强形势教育。文本就企业形势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功能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求教于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 关键词： 企业；形势教育；多样性；功能 0引言 当前，人们对企业形势教育的目的、内容比较注重，而对教育的方法重视不够。诚然，形势教育的目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方法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没有恰当的方法，再好的内容也难以贯彻，形势教育的目的也难以达到。形势教育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内容和程序众所周知，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形势教育的目的，任务和内容以及职工的思想状况，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具有极大的优点。从宏观上分析，它可以充分发挥教育机制的整体效应，调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积极性。从教育者来说，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育方法通过声、像、文字、图表、表演等形式，因人制宜把所要说明的形势问题展现出来，从各个不同角度开展教育活动。从被教育者来说，为了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当前形势，就必须充分发挥眼、耳等感官的作用，积极接受教育者传递的信息，并经过大脑的分析思考，作出积极的反映和自认正确的判断。所以，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地开展形势教育活动，可以充分调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积极性，收到最佳教育效果。从微观上分析，不同的教育方法，在企业形势教育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1灌输功能 对企业职工进行形势教育，必须首先强调灌输。灌输是职工了解和正确认识形势的基础。企业职工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了解和认识，包括对自己本企业生产发展的总体形势的了解和认识，都是间接获得的。因此，企业形势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广大职工讲清当前我国的基本形势，本企业的生产形势，改革形势、竞争形势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广大职工认清形势，增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深化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努力发展生产。在企业形势教育的诸多方法中，最能体现灌输功能的方法有报告会，专题讲座，广播，黑板报宣传等。哪个企业能够正确运用教育方法，对广大职工不断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较好地发挥灌输功能，职工的头脑就清醒，就能够认识形势，坚守生产和工作岗位，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2沟通功能 在形势教育中，运用家访、个别谈心等方法，有目的的向职工提出当前形势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征求职工的意见。对于职工难以理解的问题，在交谈中做出入情入理，入脑入耳的解释说明。由于这些活动是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交谈双方平等相待以诚相见，畅所欲言，甚至可以展开辩论，又由于教育者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所以能够较好地达到双向交流，沟通思想，明辨是非，认清形势的目的。 3疏导功能 这是职工自我教育的好方法。职工提出问题一般都是社会上和企业的“热点”、“难点”问题。和职工开展座谈、讨论的应由企业的领导干部参加，定期有组织的进行，因为领导干部比较了解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熟知本企业生产、经营、职工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所以能够回答职工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这些活动，解开职工的思想疙瘩，并进行疏通和积极引导，从而使职工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努力工作。 4激励功能 运用图片展览、电视录像、文艺宣传等方法，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能够起到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的作用。如果把石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职工收入和生活改善的状况制成图片陈列展览；把职工勇于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夺油奋力拼搏的会战场面拍摄下来，在电视新闻中进行播放；把干部职工学习焦裕禄、学习“铁人”、学习雷锋的动人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在职工群众中演出，可以寓教于乐，使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从而认清石油生产形势，振奋革命精神，激励职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为油田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5凝聚功能 领导和机关干部下基层，帮助基层开展形势教育，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职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可以转变机关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使职工感受到领导的关心，企业的温暖，从而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践证明，哪个企业比较注重机关干部下基层开展灵活多样的形势教育活动，这个企业的干群关系就密切，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就高，各项生产任务完成的就好；反之，就差。 6风馈功能 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本身就是一个调查研究、信息反馈的过程。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解决职工思想上对当前形势的认识问题。要解决职工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首先了解职工在想什么，思想症结在哪里。了解过程就是收集信息，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再反馈给职工，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是针对职工的思想症结，对当前形势中的有关问题做出合情合理地分析说明。这种信息反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教育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收集到的信息能够及时处理，马上反馈给职工，如解答形势中的一般性问题；另一种是对信息不能马上处理，及时反馈，就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待有了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之后，再行反馈，如解答形势中的疑难问题。在形势教育中，教育者只有正确运用各种教育方法的这种反馈机制，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形势教育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和多种功能，但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适合每一项形势教育的内容，方法因人制宜，因教育内容制宜；也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具有多种功能，一种教育方法可能具有几种功能，几种教育方法也可能共同具有一种功能。形势教育中的各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功能，是由教育目的、任务和内容决定的。方法、功能和目的、任务、内容具有统一性。只有坚持这种统一性，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方法的功能，达到教育目的，增强教育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形势教育五个讲堂暨党群工作微型党课实践 实践证明，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和工作对象的新变化，积极探索新理念、新方法、新机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上新水平。2014年度，武装保卫部从实际出发，弘扬先进文化，整合文化资源，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载体，提出了“形势教育五个讲堂暨党务工作微型党课”宣传工作新思路，摸索出一条具有浓郁内保特色、又富有时代气息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路子。 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形势教育和党员理论教育工作开展得并不理想，有的几乎是空白，即使开展了也大多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主要表现为：一是学习教育照本宣科。上面来了什么政策就原原本本的传达一番了事，而不管受众层次、水平、兴趣如何；二是学习教育方法呆板。大多是行政命令式宣传，口头报告式宣传教育，大多缺乏针对性、通俗性、生动性，灵活性。形式简单、呆板，使宣传对象难以接受，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三是学习教育形式单一。大部分单位局限在编制几期学习教育简报、或为基层职工订几份杂志的范围内，更别说创新性的开展宣传工作。 案例实践探索的方法和措施。找准一个好的载体，加之一个好的形式，将学习教育的形式服务于内容，给职工搭建一个自己的宣传舞台，其效果往往会比单纯地灌输，硬性地要求来得更好。武装保卫部的思路是：创办“一个讲台”（文化讲堂）、组建“两支团队”（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和微型党课宣讲团队）、打造“三种文化”（目标责任化、管理军事化、工作精细化），以“微、小、活”的方式层层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创办“一个讲台”――内保文化讲堂 开设以“上讲台锻炼自我，听讲座共促提高”为主题的“内保文化讲堂”，加强对内宣教。抓住职工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内保工作最关注的职工思想、廉政建设、爱岗敬业、团队精神、细节管理等各方面内容，设置集德、能、勤、绩、廉于一体的内保文化讲堂，与职工群众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内容雅俗共享，让方寸讲台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 二、组建“两支团队”―― 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和微型党课宣讲团队 （一）是组建“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广泛吸取普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岗位职工等优秀演讲人员进入宣讲团队，利用灵活快捷的方式，及时把科学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公司的重大工作部署宣传到每名职工，让五个讲堂宣讲团队成为政策法规宣传员、业务技能普及员、职工思想反馈员、为民办事服务员，使党的先进理论及公司的最新举措到工段、进岗位、入头脑。 （二）是组建“微型党课”宣讲团队。针对过去普通党员在接受党课教育中存在的“听得多、看得多、思考少、参与少”，参与党课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武装保卫部组织建了“微型党课”宣讲团队，改变以往党课自始至终由领导、专家一人讲的模式，把话筒交给普通党员，让他们走上讲台。在具体操作中，一般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根据党员教育的中心议题，打破职务、岗位、资历、学历的限制，鼓励每个党员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议题，大胆走上讲台，人人争当教员，人人都是学员，相互都是听众，党员们在宽松、民主的氛围中平等互动地交流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会。 三、打造“三种文化”――目标责任化、管理军事化、工作精细化 （一）目标责任化。在制定年度、半年宏观计划的基础上，实行“日统计、周总结、月分析、季述职”的管理模式，将目标管理的周期缩短到以日、周为单位，及时分析总结工作开展中的问题，根据工作完成情况，调整目标任务，做到目标动态化管理。 （二）管理军事化。学习借鉴军队管理模式，并同岗位标准化作业、综合治理等工作相结合，以军事化管理为突破口，逐步培养员工养成严谨有序的工作作风，促进队伍管理的进一步规范，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推进诚信岗建设。加强岗位道德教育，规范形象岗建设。深入开展廉洁自律教育和岗位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邀请钢城公安分局专业人员为风险岗位队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增强职工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意识。 夯实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开展“提素质、比技能、树形象、做贡献”主题系列活动，结合武装保卫部工作特点，以岗位练兵、强化素质入手，开展演讲赛、知识竞赛、才艺比赛、军事技能比武等系列赛事活动，不断提高企业内保队伍综合素质，培养造就业务水平精、素质能力强、执勤标准高、整体形象好的专业人才，按照“国旗班”标准培养“政治合格、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企业内保队伍，更好的为承钢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三）工作精细化。将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方法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从基础、细节工作做起，力求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精、准、严、细，理顺工作流程，堵塞管理漏洞，眼睛向内，深挖潜力，最终达到提高队伍管理水平的目的。 在夯实基础管理成果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形成决策“零误差”、管理“零疏忽”、检查“零缺位” 特色“零失误”管理体系。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意防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建立全面的防范管理体系。积极延伸管理职能，转变观念，打破以前只盯点、面的工作方法，放眼全局构筑治安防范体系，对体系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合理调整防范力量，构建覆盖基层各岗位和各项工作全过程的完整管理体系。 取得的效果。第一、为基层职工群众搭建一个文化展示舞台。很多干部职工都说“我们有了自己的文化展示舞台”。在基层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同时，展现自我，提高自我。同时随着活动的不断推进，干部职工逐渐转变工作作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有力地推进职业道德建设，促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第二、宣传思想文化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立了长效的宣传思想文化体系，形势教育五个讲堂与党群工作微型党课的活动效果相互促进，环环相扣。“教”与“学”角色的转换提高了职工群众参与党课的积极性，增强了提升能力素质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第三、组织活力和员工素质得到有效激发和不断提高。较好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间上快捷、效果上实在，实现了党员教育与时代特点的有机结合。在授课过程中，广大党员开阔了视野，完善了知识结构，推进了理论学习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同时鼓励普通职工走上讲台，给他们展示、锻炼、表达、提升的平台。授课的有员通过查找资料、消化内容、提炼观点、确定思路、进行讲课的过程，深化了对党的重大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了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他们的理论水平、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综合素质均得到了明显提升。 形势教育论文:放大思想政治教学的形势教育价值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时事政治和形势教育，它担负着对学生进行国内外形势及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教育重任，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恰恰是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思想政治课教学如何有效开展时事政治和形势教育，是一个亟待重点探讨和突破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一项紧迫任务 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出现了与形势教育的脱节现象。一是虽然各种考试都涉及时事热点，但不少学校总是采用突击方法，在考前搜集相关时事问题，让学生死记硬背以应对考试。二是尽管新课程教材与时事、生活联系紧密，但大部分教师课堂教学仍然只重课本知识的传授，忽略形势教育，致使课堂教学缺乏时代感和应有的生活气息。因此，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加强形势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形势教育是中学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学德育的重要内容。苏霍姆斯基说：“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残酷的感情”。在思想政治课中加强形势教育，是引导学生关心时政、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提高道德水准的要求。青少年处于人生初始阶段和情感最为丰富的时期，品格培育关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国家民族的未来。虽然现行思想政治教材涉及品德教育，但一旦脱离了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素材，就很难把知识内化为品格。 其次，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推进新课改的需要。新课程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融为一体的三维目标教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新课改课堂教学中融进德育是当前学校德育的重点，如果没有时事材料的渗入，思想政治课教学必然是空对空。 再次，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应对社会转型和多元价值挑战的现实需要。开发性、多元化社会文化良莠并存，要求思想政治课发挥主流教育作用：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进行形势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教育学生分析比较和鉴别真伪，选择吸收先进文化，防止消极落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渗透。 第四，突破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的滞后性须加强形势教育。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修订频率较快，编写者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国家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形，适时调整教材内容，但很难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教材相对处于静态，必须以动态的现实素材去丰富静态的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的原则 一是全方位高质量地完成国家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发展智力、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等。思想政治课结合国内外大事和学生的现实生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空洞的理论和概念，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其次，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要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形成科学的思想意识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任务，但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潜移默化形成的，需要正面引导学生对时事、大事的辨析和判断。 再次，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须接地气。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教育教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必须立足国情、校情、学情。当前，教育方面的国情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存，虽然多数学校都在思考探索素质教育，但由于各种原因，素质教育实施还存在诸多困难。教育的校情之一就是城乡差别，并由此决定了城乡民众思想意识的差异，城乡学生对时事的关注程度也就不同。教育的学情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思潮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青少年，加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形成时期，他们富有朝气而又迷惘徘徊，需要针对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中学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必须遵循教学规律。教育要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青年学生在兴趣、爱好、意志、性格等方面也存在着个性差异，形势教育在选材、评价、要求上必须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三、中学生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的策略 （一）政治课教学要善于捕捉形势教育的契机 中学生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塑性强。思想政治课要抓住这一特点，通过贴近生活的教育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爱国情操。如“5·12”地震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政治教师及时地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兴趣促进思想政治课与形势教育的结合 子曰：“好知之不如乐知之”。所有智力教育都依赖兴趣，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人的感官处于最活跃状态，接收知识信息达到最佳效果，并有效诱发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应从学生感兴趣的时事入手，如印发一些与教材相关的小故事、让班级学生讲故事等，让学生在欣赏故事中学到做人的道理。 （三）典型案例是引起学生情感共鸣的催化剂 思想政治课讲解一些学生关注的事件和典型案例，既能开拓学生的知识领域，又能增强教学魅力，激发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如教学八年级《思想政治》第六课《拒绝犯罪》一课时，播放一段从中央电视台《法治社会》栏目播放的典型案例，讲述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中学骇人听闻的事件：5个九年级男生将该校一位女孩拉到男生宿舍强奸……短短的案例解剖，便能使每个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应强调个性化教学 个性化教学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性和开发性，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创新教学模式，开放教学形式、内容和问题结论。思想政治课不仅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还有鲜明的时代性，但由于教材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教学时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补充拓展，而且补充拓展的教学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类历史创造的文明成果、学科知识等。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补充拓展时，往往打上了教师的个性烙印，这不仅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 （五）进行丰富多彩的课外形势教育 1.举行时事政治大赛 每年我校都举行中学生时事政治大赛，让学生通过班内预赛、年级复赛，最后参加学校决赛。整个活动过程中，通过广泛宣传、民主选拔，既激发了学习兴趣，也增强了学生集体主义观念。 2.编写时事小报 我校每学期定期组织学生编写时事小报，指导学生自主设计排版，分工合作完成，并在年级范围内交流评比，学生在团体协作中既提高了实践能力，也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3.学生撰写小论文 我校指导学生用教材所学知识点评时事新闻，培养批判意识，挖掘创造潜力，定期撰写小论文。学生认真收集整理时事材料，对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展开思考探索，通过撰写论文表达个性观点。 （六）加强学生习惯培养和方法指导 亚里士多德说：“优秀是一种习惯”。教师需要培养学生关心、收集时事资源的好习惯，并指导学生对时事资源进行筛选加工和灵活多样展示，并体现实效与灵活的特点，既可制作成生动形象的课件，也可以是小报展示，以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时事背景、社会影响、发展趋势等。 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中学生需要对国际国内大事有个基本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把形势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各个环节，放大思想政治教学的形势教育价值，有助于学生消除疑惑，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自己作为社会人的基本品格。 （作者单位：四川省阆中中学，四川，南充 637400） 形势教育论文:开展形势教育 提升发展动力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输油处承担着长庆油田靖安、盐定、姬塬3大产油区14个油田的原油外输任务。适应油田公司建设西部大庆以及实现油气当量5000万吨的形势和要求，近年来，我处先后承担了姬塬油库、长庆宁夏商业储备库、油房庄生产运行储备库、姬惠输油管道、吴定输油管道、姬塬联络线等工程建设任务和持续增长的原油外输任务。为使全处员工及时了解和认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明确形势和任务，抢抓机遇，优质高效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以及长庆油田原油北输任务，我们持续深入开展”形势、目标、责任、任务”主题教育活动，达到了“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形势任务、落实目标责任、破解发展瓶颈、凝聚队伍力量、助推企业发展”的良好效果，形成了同心同德、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分析形势定任务 一是明确内外形势与储输发展思路。围绕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对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现状与油田公司发展前景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企业应承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意识的觉醒与企业面临的市场、法律和道德风险，我处在长庆油田储输布局中的定位和地位以及如何适应建设西部大庆的形势和要求等内容，通过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石油行业发展现状专题讲座以及形势任务分析会等形式，分析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确立了以“加快1300万吨储输能力建设、保证长庆油田原油北出口畅通、确保大库大站安全平稳运行、经济总量和效益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变、党组织的作用明显加强，企业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企业软实力不断增强、企业实现绿色和谐持续发展”为内容的企业发展思路及规划。 二是明确奋斗目标与主题教育活动内容。围绕年度“效益类、营运类、人员类”三大类业绩目标以及“队伍建设、党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安全环保、节能减排、输油生产、工程建设、成本控制”等具体指标开展形势和任务、目标和对策分析，形成较为完善的年度业绩目标量化分解与考核考评体系，明确了年度总体工作思路、工作重点及专项工作任务。如：针对员工队伍素质与能力如何适应大发展的形势问题，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技能素质、文化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先后启动了员工素质提升年、精神文明建设年等活动。在班子层面开展“四好”班子创建活动，在机关层面开展“六型”机关创建活动，在班组层面开展“五型”班组创建活动，在党支部中开展“六个一”创建工作，实现了提升能力、提高效率、提升工作质量的目标。 二、组织宣讲到基层 紧紧围绕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把形势讲充分，把思路讲清晰，把任务讲明确，把目标讲清楚，把要求讲透彻”的总体要求，成立形势目标责任任务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宣讲小组，制定宣讲提纲、制作宣传手册，紧密结合实际，进行了形式多样、广泛深入的宣讲。 一是领导带头宣讲。领导班子成员深入承包联系点，与联系点班子共同研讨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共同分析查找潜力与优势，结合矛盾宣讲如何去破解、结合问题宣讲如何找方法、结合潜力宣讲如何去挖掘、结合优势宣讲如何去发挥，理顺了工作思路。 二是召开会议宣讲。召开由机关全体干部和基层党政主要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宣讲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及储输发展形势，并针对队伍中存在的信心问题、干部能力问题、队伍凝聚力问题展开深入剖析和讲解，引导全体干部党员，牢记历史，树立信心，自觉履职。 三是深入基层宣讲。组织宣讲组“下队站、访基层”宣讲活动，坚持把深入宣讲与了解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听取员工意见建议相结合，向员工讲解企业的形势、机遇、挑战、未来规划等，引导员工进一步立足岗位为企业分忧愁、出计谋、做贡献。四是走进项目宣讲。重点宣讲石油储备库及管道建设的有利形势及意义，工程建设的总体思路与具体措施，矛盾与困难，引导参战干部员工进一步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为工程建设坚实思想基础。 三、开展讨论明责任 围绕企业发展的制约点、着力点、突破点等，细化讨论专题，开展群众性大讨论，梳理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前进方向，形成了集思广益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一是正向引导示范讨论。以党支部、班组为单元，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发言，员工群众踊跃参与的形式，先后组织开展“公司油气当量实现5000万，我们三输怎么办？”“建设西部大庆，我们怎么看？”“储输大发展，如何能实现？”等全员大讨论。大家认为，长庆油田有实现5000万吨油气当量的政策环境、资源基础、技术实力和人才支撑，油田公司在领导体制、生产生活布局、用工形式、薪酬分配、激励机制、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发展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布局，为实现油气当量5000万、建设西部大庆扫清了体制性障碍，靖安、盐定、姬塬3个产油区储量规模及上产情况为我处实现1300万吨储输能力建设目标以及年度储输目标提供了资源保障，也只有加快西部大庆建设、加快储输能力建设，才能在发展中解决企业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通过讨论，解决了员工队伍思想上的疑虑，明确了自身担负的职责，坚定了干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做到了主题突出、有的放矢。二是结合实际分析讨论。针对企业发展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转变发展方式，我们怎么办？”“企业要发展，如何保安全？”“企业大发展，哪里是短板？”等专题讨论。通过讨论，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如：在发展方式上形成了坚持“标准化、模块化、市场化、数字化”管理以及低碳发展、低成本发展、绿色发展的共识；在加强输油管道安全巡护上梳理形成了护管“16法”；在节能减排上确立了“回水利用、变频调速、电力补偿”等9项措施；对讨论中提出如管道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预防等前瞻性的问题，以及阴极保护不到位等现象，我们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现场看实情、出实招、定对策，开展专题研究或现场分析研究解决。三是立足岗位灵活讨论。组织干部员工围绕“建设西部大庆、我能做什么”、“储输大发展、我要做什么”、“岗位做贡献，我该做什么”专题讨论，以及“我是企业的主人翁，我为单位做什么？“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为家庭做什么？”“我是自己的主心骨，我为自己做什么？”等议题进行讨论。通过热烈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自身定位和未来的努力方向以及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员工中形成了“认认真真干工作，平平安安上下班，老婆孩子心里安；我为企业做贡献，企业发展我发展，人生才能有尊严”等一些倾向性的认识，队伍精神面貌焕发了新气象。大家认为，每个人都是西部大庆的参与者、建设者，认真负责、平平安安、干好本职、站好每一班岗，就是对建设西部大庆最大的贡献，也是对企业、家庭及自身最大的负责，也是我能做、要做、该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做好、要做好、该做好的事。 形势教育论文: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形势教育宣讲提纲 3月24日，集团公司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传达贯彻全省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公司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全面部署。按照中央要求，集团公司作为第二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单位，从今年3月份开始至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传8月末结束，历时5个多月。这期间，公司将在省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和第四指导检查组的精心指导下，先后完成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的任务。各单位要按照集团公司党委的统一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深入发动、务求实效，扎实推进学习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继续，是推动矿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矿区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安全意识全员化、成本意识民营化、管理意识精细化、发展意识多元化”的工作方针，抓好产品生产、煤炭销售、成本管理、项目开发与建设“四个”重点，实现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经营管理工作全面加强、产业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三个”目标的必然选择。 当前，矿区的总体经济形势继续呈现出稳步、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阜矿是个具有百年开采历史的老矿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和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沉积，加之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增强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这一活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把学习实践活动落实到开创矿区各项工作新局面上来，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振兴矿区经济的工作思路、推动矿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发展成果的实际能力、增强党性修养和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为实现矿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二、抓住关键，把握环节，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取得阶段性进展 按照省市委的总体部署和公司党委的统一要求，学习实践活动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把握环节，重点完成好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的任务，努力实现“在深化思想认识上取得新提高，在解决突出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在健全体制机制上取得新进展，在推进阜矿集团全面工作上取得新成效”的目标，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取得阶段性进展。 一是深入学习调研。要认真学习《邓小平论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学习、、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张文岳、唐军等省委领导同志有关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突破阜新的新思路、新部署。要从领导班子成员做起，开展“深入实际看问题、破解难题求实效”调研活动。针对影响和制约深化企业改革、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要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以“继续解放思想、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进企业改革发展”为主题的解放思想讨论活动，充分认识阜矿集团经济发展水平与同行业先进单位相比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清醒分析加快阜矿集团发展步伐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和实干意识。 二是深刻分析检查。要认真分析、切实找准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其主客观原因，按照李军书记的动员报告和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共性问题逐一对照检查。要采取召开座谈会、下发书面征求意见表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代表，对分析检查报告进行群众评议。 三是抓好整改落实。要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对照分析检查报告提出的突出问题和改进措施，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落实方案。要着眼长远，制定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长期规划和方案，根据轻重缓急、难易程度，分门别类提出整改落实的工作目标、方式方法和时限要求，明确工作职责，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人，将方案以适当方式向党员和职工群众公布，接受党员和职工群众的监督。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集团公司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一定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按照省市委的要求和部署，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有序推进，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首先，要在加强理论武装上求实效。检验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关键就要看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是否下了真功夫，取得了新成效。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的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干部，做到理论上弄通、思想上搞清、行动上落实，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坚定信仰者、忠实执行者、自觉实践者和积极促进者，成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矿区的坚强组织者和有力推动者。 其次，要在推进矿区项目建设、经济发展上求实效。要抓住学习实践活动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在“突破阜新”战略中阜矿要率先突破的要求，加快玄武岩连续纤维、膨润土、雷家煤层气、白音华煤业、包头煤业等重点项目的推进步伐，加快可替代产业开发，抓大项目，兴大产业，办大企业，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合理开发资源，扩大经济总量，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煤业增量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生产上来，着力解决阻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第三，要在推动矿区安全发展上求实效。一个时期来，全公司安全生产形势虽然比较稳定，但是制约安全生产的结构性和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安全生产的基础依然脆弱。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更加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建立规范有序的安全生产秩序。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部位、特殊环节的安全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着力凝聚“安全发展”共识。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推进技术进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努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提高践行科学发展、推进安全发展的能力，努力开创安全生产工作新局面。 形势教育论文:观看形势教育心得体会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响应市教育局的号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校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了《形势教育大课堂》，特别是第一课“生活新变化”，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育部部长周济代表主办单位在第一堂课前发表“今天需要你们了解，明天等待你们创造”的致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强调：“今天同学们认真学习书本知识很重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祖国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变化同样非常重要。同学们一定要牢记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响应时代和未来的召唤，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好今天的准备。” 屏幕上，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棚户区改造、“村村通”工程使边远地区的群众看上了电视等场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十六大以来，我们祖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日新月异。我们共同感受着祖国的日渐富强，繁荣昌盛，心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心灵再次受到强烈熏陶 ，使我们懂得了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腾飞 。课后，我们结合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召开以”生活新变化”为主题的班会，班会上学生们踊跃发言，畅谈身边的新变化。然后，又组织学生写观后感。很多同学在谈观后感时说道：“落后挨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祖国正在强大起来，不会任人欺负了。”“中国人民是了不起的，机智勇敢又团结一心。”“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努力学习，长大后才能报效祖国，让祖国更加强大！”…… 通过此次活动，使全校师生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形势教育论文:基层党校设立形势教育课的重要性 对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他们也很关心，也会有困惑。当他们有了机会到党校来学习，就需要通过党校的学习为他们答疑解惑，帮助他们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形势，从而做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更加坚定，在工作中更加自觉和主动。 基层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是基层工作服务对象的要求。基层工作的服务对象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对国家大事也是很关心的，在街头巷尾、网上、饭桌上、茶园和公园里到处都能听到老百姓在谈论国家大事。老百姓对形势的认知有局限性，感性多于理性。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凸显，热点难点问题很多，在社会上、网络上议论很多，流言、杂音、噪声很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敷衍搪塞，更不能不负责任的乱说一通。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党的组织渠道及时地从正面去进行宣传和引导，那么小道消息和流言就可能泛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就会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会降低。所以，在基层党校开设好形势教育课，让形势教育课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社区、进工厂、进农村。这有利于消除在认识上的误区，有利于正确理解党和政府决策的道理，有利于为打好改革攻坚战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怎样才能讲好形势教育课程 形势教育课内容很多，是很不好讲的。要求讲课者要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来理性的认知和分析形势，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大家共同关注的、存在疑惑的、可能产生纠结的热点难点问题讲得比较清楚。首先是精选讲课内容。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必须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选择：一是当前国际国内热点难点；二是对中国发展大局有重大影响；三是干部群众普遍比较关心、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只有满足上述三项要求的内容才能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才能产生好的教育效果。否则就会出现讲者在台上口若悬河，而听者却在台下昏昏欲睡。然后是广泛收集查阅资料。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必须坚持政治原则，讲课中的基本观点，使用的基本材料等都必须是出自于官方公开的内容。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二是重量级人物和知名专家学者的观点和分析意见；三是经由权威部门的文件、统计数据、新闻消息、重大事件和典型案例等。在党校的讲台上不应该把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炒作新闻等作为讲课内容。对于在事实有较大出入、或数据不一的材料，要进行鉴别，以权威部门公布的为准。再有，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对主讲教师也有比较高的要求：一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敏锐性，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二是要注重平时的学习和积累，知识面比较宽，随时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和研究；三是要有较好的口才、讲课要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层次、条理、逻辑清楚。形势教育课不同于理论课，更不是娱乐散打。要让听课的对象既很有兴趣听，又明白了道理，还受到了教育。 要突出形势教育课的特点 突出正面引导作用。形势教育课的目的是帮助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树立信心，鼓足干劲，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困难面前不泄气。所以形势教育课要多讲正面内容，对负面的问题也要讲，不能回避，但是要适可而止。面对不同的听众，哪些内容应该讲？哪些内容不应该讲？要把握好一个度。 突出时效性。形势教育的内容具有很鲜明的时效性。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对他的认知和判断都会发生变化。 突出听课对象的特殊关注点。由于不同的培训对象其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等存在着差异，所以他们在对形势的认知和理解的角度及深度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讲课教师要因材施教，在讲课内容重点的把握上灵活施教。 突出讲课内容中的关键词。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多、知识面宽、信息量大。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让听众较好的理解讲课的内容，就必须突出其中的关键词，使听众既好理解，又好记忆。 突出讲课教师的个性。讲课教师自己也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公民，也会对国际国内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和观点。主讲人不应该回避自己的观点，在坚持政治方向的大原则下，敢于讲出自己的看法，讲真话、讲实话。总之，在基层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应当和理论学习课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形势教育课尤其重要。当前特别要把形势教育同学习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起来。 作者：李晓东单位：四川省三台县委党校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管理科学论文:论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 论文摘要：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是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客观要求。从分析其本质入手，探讨了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质、现状、意义、主要内容和方法。 论文关键词：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 后勤管理是对后勤工作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后勤管理科学化的实质是探索并遵循后勤管理的客观规律，以实现后勤保障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对工作实施管辖和治理的过程。要评价一个单位后勤管理科学化的实际水平，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考评，否则后勤管理科学化就只能停留在宏观理论层面。所以，加速推进后勤管理科学化，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步伐，就必须开展对后勤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评估研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就是要对后勤管理本身科学与否建立一套评价标准，其实质是解决后勤管理本身的标准化问题，即建立以定量评估为主、以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数据为基础、可以准确衡量后勤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 一、后勤管理评估的现状 (一)后勤管理缺乏标准化评估体系 项目评估在我军后勤的研究和应用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例如后勤装备效能评估、后勤演习评估以及后勤保障能力评估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长期以来，我军缺少后勤管理方面的评估体系，无论是部队后勤还是后勤部队，对于后勤管理都缺乏具体的考核办法和评估指标。要评价后勤管理的水平，不能仅仅依据主观意愿和临时拍板，应建立一套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 (二)后勤管理缺乏评估机构和人员 一方面，评估工作是一种跨学科、跨层次的综合性工作，它既要求综合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军事后勤学，又要求结合决策层、执行层与研究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技术含量，这就对后勤管理评估工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另一方面，后勤管理科学化这个课题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缺乏评估机构和人员。尽管我军后勤理论工作者对后勤管理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使得一些很好的评估方法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后勤管理评估缺乏完善的信息数据 后勤管理科学化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多，需要完善的信息数据系统作为基础。但是，我军后勤管理长期以定性分析为主，对于在日常工作中的大量信息数据没有进行较好的统计和保存，加之后勤部门对于取得的信息数据缺乏有效的分析、整合，使大量数据闲置、流失。 二、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意义 (一)为考核后勤管理工作提供量化工具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是一套以定量评估为主的评价标准，它本身就是以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数据作为基础，每个指标都是一个具体的量化工具，可以准确地评估和反应后勤管理工作的优劣。运用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来考核后勤管理工作，可以有效避免以往主观臆断、定性分析和随机判断的传统做法，提高后勤部门的正规化管理水平。 (二)有助于提高后勤管理的科学性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既可以作为后勤管理部门考核、评价后勤管理工作优劣的标准，也可以作为提高其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指标。有了这个评估指标体系，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对每项指标按照要求的标准进行优化改进，从而提高后勤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三)为后勤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后勤管理决策涉及后勤领域各个方面，如物资供应、教育训练、装备建设等，在这些决策中往往需要考虑决策方案的可行性，比较各种方案的利弊，而通过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可以获得历史数据、现状信息、未来信息，从而对这些方案进行比较、筛选，最终为后勤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四)有利于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进程 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必须突破后勤管理的思维定势，在改革和创新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就是要打破以往后勤管理评价缺乏标准、后勤管理多凭定性分析和经验判断的定式，探索出一条既适应我军后勤管理现状又适应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管理模式。因此，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于顺应新军事变革潮流、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内容可以分成3种类型:后勤成果类指标、后勤消耗类指标和后勤效益类指标。无论是哪个类型的评估指标体系，它的核心都是标准化问题，都可以用如下方法确定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首先，将后勤管理科学化作为体系的总目标，然后根据总目标建立指标体系，再运用统计数据和科学方法制定评价标准和评分标准。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明确的可以用定量指标描述的部分，也有“模糊”的难以用定量指标描述的部分。所以，对于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一般采用定量指标(客观指标)和定性指标(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制定。 其次，确定指标体系要进行适当的分级，可将评价指标分为一、二、三级指标等，一级指标由二级指标组成，二级指标由三级指标组成。下一级指标在选取时，要着重考虑能否体现上级指标的主要内容，是否符合评价目标，总量指标和平均指标所占的比例是否均衡等。 第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经验方法(主观判断)确定指标的权重，即确定评价准则。需要指出的是，可以根据以上原则和方法，依托我军现有信息化平台建立评估决策系统，用科学的手段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从而将我军的后勤管理推向信息化管理水平。 四、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法 (一)构成要素分析法 构成要素分析法就是按照影响后勤管理活动的构成要素来设置指标体系。例如，后勤管理若按照专业保障能力设置指标，就包括油料、军需、运输、财务、卫勤、营房等构成要素，可以将这些构成要素作为一级指标，然后再将这些要素的职能构成和影响因素设置为下一级指标，进而建立起层次分明的评估指标体系。它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指标不易重复，便于进行单项评估；缺点是后勤管理包含若干构成要素，导致指标体系条块分割，无法反应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设计法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设计法都是以后勤建制为基础，就是自总部往下级(或基层往上级)对后勤模块进行划分，根据评价对象的情况设置评价指标，各级部队的后勤按照保障环节再做进一步的细化。这样，评估指标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它的优点是具有较强的层次性，适用于内部自我评估或者是上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单位的评价；缺点是层次较多，工作量大，指标体系比较复杂。 (三)动态指标设计法 在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有些指标要考虑多个单位使用，有些指标对于某些单位存在缺项问题，有时还要考虑时间变化、环境变化等。所以，在设计时应分析影响后勤管理的各种要素，建立动态的评估指标体系，充分体现指标体系的全面性、技术性和合理性。 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源于后勤管理实践，它既是后勤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科学分析，又是后勤管理活动标准的具体体现。在加速推进后勤管理科学化的过程中，要尽早地建立后勤管理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既要用这个指标体系指导后勤管理活动，又要在后勤管理活动中完善这个指标体系，密切协调，相互促进，从而将我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进程稳步向前推进。 管理科学论文:浅谈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路径分析 论文关健词：铁路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是和谐铁路建设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推进铁路建设向纵深快速发展的助推器。然而，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尚处于从传统的经营管理向现代科学化管理的转型期。观念、制度及管理技术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加快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制约性因素。本文主要针对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路径做些分析，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有所稗益。 一、对人力资源特性的科学分析和茸重是实现科学化管理的前提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建立在深刻的内涵和理念的基础上的。理念是企业最基本、最集中的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就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透视“人才瓶颈”的表象，不难发现，真正限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障碍在于“观念瓶颈”。即我们缺乏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全面、科学的认识，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观念而导致的在制度建设、实施与完善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非科学性。因此，为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蜕变，前提是必须对管理对象一人力资源的特性做深刻的透析，并对症施治方能达成理想的管理实效。人力资源这一概念始创于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其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中，他指出人力资源“和其他所有资源相比较而言，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是人”。人作为地球上的生灵，与其他生物体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一，人力资源的逐利性，而且利益的需求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利益。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的共识。著名的管理学家马斯洛先生的需要层次论对人的需求做过详细的研究和分析。马克思也曾告诫他的追随者“人首先得要解决衣食住行，然后才能去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认清并合理处置企业与职工的逐利性本质，同时妥善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解决企业与员工利益的平衡点，进而将职工的逐利动机转化为驱动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其二，人力资源的能动性，人力资源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活跃并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人力资源潜在能量的发挥，取决于内在动机被激发的程度与效力的强弱。其三，人力资源的动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素质的动态性即素质的可变性;二是人力资源行为的动态性，行为是可塑的;其三，人力资源主体的流动性，当人力资本不能获得预期回报时，逐利性会导致人力资源主体的流动。 人力资源的特性决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遵循人性的需求来开展管理行为，牢固树立并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倘若理念不付诸实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他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通用电气公司的前CEO杰克·韦尔奇说“我始终信奉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相信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他言此行此，成为“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的典范，他给与员工以最高的信任度，广泛征求员工的合理化建议并将之付诸实践;他打破官僚界限，用小纸条搭建起与员工沟通的平台，激发了员工忘我的工作热情;他大手笔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躬身授课，为员工的成长铺就阶梯。 反观我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时至今日在一部分管理者的思想中并未植根，实践中官本位意识浓厚，忽视、蔑视乃至浪费人力资本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有的运输企业一方面有大量的富余人员存在，另一方面又大量雇佣其他用工。据2008年水平计算，企业每减少一个用工，每年可以节约人工成本6万元，减少一个劳务用工和外购劳务，可以节约成本2万元。由此可见，人力资源浪费的损失不容小觑。再比如基层发生的大量的影响企业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虽然从根本原因分析体制制度的不完善起到决定作用，但管理者“以人为本”理念和管理行为的缺失应该是个不能回避的因由。管理学研究发现企业内发生矛盾和冲突70%是由于沟通不畅造成的，也就是说企业内部矛盾和问题之所以产生、激化，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的管理者对员工的合理诉求的忽视、对员工意见沟通的不良和对员工情绪抚慰的缺失。 综上所述，从铁路企业的实际出发，践行以人为本是管理理念，管理者应加强五项自我修炼。一是学会给予。对员工给予情感投资，以此发掘员工的同态心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使他们愿意人尽其能，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奉献自己的知识与才华。二是学会尊重。铁路企业半军事化的体制，强化了管理者的官僚习气，权力意识较为浓厚。惯有的思维模式决定其行为模式和管理风格，常常是重物轻人。因此，领导者要学会尊重，尊重员工的合理需求、信任下属的创造力，倾听和采纳员工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三是学会沟通。沟通是理解的桥梁。管理者必须掌握沟通技巧，化干戈为玉帛，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四是学会欣赏。领导的赞赏不仅使员工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更会使他们因为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而施展才华。 二、系统完善是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重要表现 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的重要表现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性特点，包括职能系统性和制度机制系统性和流程系统性三个维度。所谓职能的系统性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职能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在实际运行中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和连接，从而保证管理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所谓制度机制的系统性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制度包括工作分析、招聘、考核、激励、薪资、晋升、奖惩等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流程系统性是指制度的规范化和流程化，是制度执行的有效路径。 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由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工作分析一招聘管理一绩效管理一薪酬管理一培训管理一员工关系管理七大模块构成，其中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是企业经营战略的支持性战略，为实现企业的经营战略而对人力资源而做的长期的布局与谋划。其他六大模块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常态职能。从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实践看，六大模块功能齐全、职权统一，从而避免了因职能分散而导致的管理低效。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说尚处于由传统的人事管理向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转型阶段，缺乏从战略高度参与铁路人力资源的管理，同时，人力资源管理功能不全、常态职能分散运行，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各个模块之间相互矛盾或不一致，难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效能，大大损失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因此，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战略定位。同时，要按职能统一、功能齐全、有序高效的原则对已有的人事管理职能进行整合。 据上分析，检视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我们在人性化制度安排上尚有诸多不科学、不完善的领域，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政策的制定缺乏对员工的思想、心理需求、行为等特点及需求的全面认识，诸如收人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工资的增幅程度大大低于职工的心理预期，基本工资比重过低，而且系统内不平衡，不仅极大地损伤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降低了职工对岗位的珍惜度，人才流失率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基层队伍不稳、矛盾频发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推进和谐铁路建设，从现实考量，我们应树立四个观念、坚持四项原则、建立和完善大制度和机制。 四个观念:人本观念、和谐观念、法治观念和灵活观念;四项原则:发展为先、职工为本、维护为要和基层为重;十二项制度和机制:劳动报酬及收人持续增长机制、用人和晋升制度、工作时间管理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劳动安全管理制度、保险福利管理制度、职工培训管理制度、劳动纪律管理制度、劳动定额/绩效管理制度、劳动关系沟通、协调、预警机制、劳动争议调解机制、职工援助机制(不仅仅指经济救助，还包含心理、工作等方面的指导、帮助)。 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套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流程体系，使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中的工作分析、岗位评价、人力资源计划、招聘管理、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培训管理、员工关系管理等迅速发挥作用。从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看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设计通常遵循“合法、简明、有序、高效”的原则。 铁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化、标准化方面距与先进企业差距甚大。一方面是有些流程缺失，标准模糊;另一方面有些程序又过于繁琐，制约了管理的效率。因此，针对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化建设的状况，本文认为函待建立和完善以下流程;(I)制度生效流程。(2)招聘录用流程。(3)试用期管理流程。(4)工时加班流程。(5)绩效管理流程。(6)岗位变动流程。(7)离职解聘流程。(8)劳动关系管理流程。通过以上流程的完善不仅可以促进制度的落实，提高管理效率和职工对制度的认知，提升职工制度的执行力，而且可以减少企业内部人际的摩擦、降低劳动关系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激化，从而弱化企业面对的法律风险。 三、科学方法、技术的运用是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重要衡量指标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科学方法、技术广泛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人力资源管理预测技术、工作(岗位)分析技术、绩效管理技术(KPI, BSC )、人才测评技术(心理测试、素质测试、评价中心、工作取样法)、薪酬设计技术、人才招聘面试技术、员工胜任能力评价技术、人力资源培训分析评估技术等，据统计有200多种。科学方法、技术的运用作为衡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和尺度。之所以如此，其一，它为管理思想、理念到可操作的制度、措施的转换提供技术支持和途径。比如铁路企业在管理人力资源的过程中，不缺乏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但是由于技术系统构建的缺失，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难以转化为适合铁路企业特点的管理手段和管理行为。其二，它大大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含量和工作效率，并使人力资源的量化管理、动态管理成为可能。其三，科学方法、技术、模型的科学选用可以提高职工的甄选、录用、配置、使用、评价、培训等更加客观、合理、科学、有效，降低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所以，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水平，应加快人力资源管理科学方法、技术的引人和运用，改变人事管理模式下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局限性。当然，人力资源管理的每一种技术和方法都有自身的适用条件，所以，铁路企业在引进和运用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方法时必须考虑这些技术、方法之间、或者方法技术与管理的具体工作之间，或者与管理人员之间是否相契合。条件不具备而盲目运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反倒会导致管理的混乱，难达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铁路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科学化的路径就是:理念先行、制度有效、流程规范、技术可行。 管理科学论文:管理科学与物理学、医学的分析比较——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 物理学 医学 中国特色 分析比较 【论文摘要】本文从管理科学与医学、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管理科学应该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应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并提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三个有效途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令用。 引言 管理科学所研究的是管理工作中的科学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年轻的科学。物理学是探讨物质结构和它们最普遍、最一般运动规律的学科，它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学科，也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来看，管理科学与物理学、医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我们分别将管理科学与物理学及医学作一番比较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物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及其理论体系分析 (一)物理学研究对象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大至天体、日月星辰，小到微粒、原子、电子都是物质。固体、液体、气体、等离子体，这些实物是物质。电场、磁场、重力场和引力场，这些场也是物质。自然界的无数事物，形色不一，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质运动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包括机械运动、分子热运动、电磁运动、原子和原子核内的运动等等。 (二)物理学研究方法 物理学研究方法按照人类对物理现象认识过程的阶段性，大体上可以将物理学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感性认识方法，例如调查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等；另一类理性认识方法，例如比较、类比、分析与综合、演绎、推理与归纳、数学、假设、理想模型等效等方法。一般来说，要完成一个物理现象的认识过程都离不开上述两类方法。物理学研究方法属于硬方法，它追求的是精密和准确。 (三)物理学理论体系 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这五大物理学的分支，分别代表五种不同的物质运动规律。物理学研究的运动规律存在于任何高级、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之中，并且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物理学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具有普遍性。用“科学无国界”这句话来形容物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及其理论体系的普遍性，非常贴切。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美国特色的物理学。 二、医学科学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分析 (一)医学研究对象 医学研究对象既不是纯自然物质，又不是纯人文现象。其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体，是高度进化了的自然物质和复杂的精神现象以及相互作用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是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交叉点，甚至还要加上哲学研究。这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截然不同的。 (二)医学研究方法 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它们分别代表中、外两种医学理论，它们的研究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中医主要从宏观的、辨证施治的角度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而西医主要从微观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人体的生命和疾病。虽然二者的方法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应用了比较、分类、类比、实验(临床)、归纳、演绎、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中医强调整体性，在诊断上强调四诊合参；而西医则更注重局部证据。中医的认识方法主要是定性，对定量要求不高；西医的诊疗方法则强调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更偏重定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西医注重现化依据，而中医更重视逻辑思辨。 (三)医学的理论体系分析 中医理论体系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现象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为理论，以辨证施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西医以人体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的结构和生理生化现象及疾病变化为基础，重视具体病因导致人体器官、组织、细胞、生物大分子的形态功能和生化的特异性改变，以辨病、定位、实验、定量为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还从人文和哲学层次对自然医学作r概括和总结，它认为既要考虑人的肉体变化，又要考虑人的精神变化，以及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与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西医学所欠缺的就是这种人文医学的灵活多变性和哲学医学的高度概括性。中医学所欠缺的足在其理论系统形成之时没有在自然医学方面细致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科技条件，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限制了其概括力度和发展步伐。西医努力的方向应是继续在自然医学方面深入研究的同时。向中医学学习用人文医学和哲学医学的整体全面变化看人的方法去概括总结其成果。中医的努力方向应是在继续发展其辨证论治原则，由朴索粗放的辩证法向发达精细的现代辩证法发展的同时，向两医学学习努力吸收其研究成果的营养并将其纳入逐渐走向精细的辨证论治的框架中来，扫除阻滞其发展的障碍。 从上面分析可知，中医、西医各具特色。尽管许多西方人不认同中医(其实足他们不了解中医)，尽管中医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但是中医确实富有科学道理和辨证法，中华民族几f年的健康事、不能不归功于中医。那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新慷学，就理所当然地会带有中国特色。 (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 “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已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共识。有学者认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途径应是互补形式，即将互斥的中西医理论方法互补起来解释生命现象，应用于临床医疗它要求以“水晶箱”f既了解内部结构，又不干扰内部关系)的形式，将中西医统一于既包含中西医，又大大高于中西医的更发达、更完备的医学形态中，其具体方法论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这一模式，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将人体结构与其功能相结lA，全方位地反映了人体的运动变化规律。 三、管理科学与医学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比较分析 (一)研究对象具有相似性 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技系统管理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从管理科学研究对象与“人”和社会系统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看，管理科学与医学比较相似，而与物理学则有较大不同。 (二)研究方法具有相似性 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医学相似，在强调定最、精确的同时，也强调管理哲学、以人为本。管理科学的“硬系统方法论”曾在西方某些发达国家风行一时。然而后来有学者批评“硬系统方法”应用领域很有限，因为它将管理完全当成工程来看待，人被看成工程技术的组成部分，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淡化了不问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兴趣、偏好等等特点。接着出现了“软系统方法论”，如切克兰德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系统除了包含“硬件”要素外，还包括了“软件”要素，尤其是包含了人的行为。再到后来出现的“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该方法论认为：物理涉及物质运动的机理，事理是做事的道理，人理是做人的道理。强调处理任何事和物都离不开人去做。从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可以看出，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体，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 (三)理论体系具有相似性 管理科学理论体系除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之外。还有中国古代、近代及现代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西方管理理论强调局部、微观、定量，中国管理思想偏重于整体、宏观、定性，各有特色。这点也与医学相似。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种管理学派纷纷涌现，形成了管理学派林立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管理科学的发展正如西方其它科学门类一样，按照西方人惯用的哲学与方法论思维范式地向前推进，习惯从局部出发。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成思危将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可归纳为两大类型，即儒家管理思想与兵家管理思想。前者着重于国家及社会的管理，其精髓可归纳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任”。而后者则着重于管理的战略与战术，其精髓可归纳为“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随机应变，速战速决”。在近、现代管理实践中，我国也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经常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两条腿走路”、“统筹兼顾”、“牵牛鼻子”等，都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思想。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中蕴含着伟大的思想，孕育着伟大的理论，包括管理科学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自猫黑猫”，“不争沦，发展是硬道理”，“一国两制”，科学发展观等等，也是很好的管理思想。这些都值得加以总结、演绎，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建立理论体系。 总之，管理科学和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的学科属性都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属性，研究对象都是与人这个特殊物质有关。 管理科学不同于物理学，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的“无国界性”来衡母管理科学是否“科学”，不能用几个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和逻辑关系来推导出一些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理论。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深沉地渗透着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社会标准。将西方管理理论引入我国必须有一个消化吸收的“扬弃”过程，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否则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因此，国内管理科学工作者中不少有以之土，大声疾呼：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已经得到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共识，某些创建方法和手段也值得借鉴和参考。我们认为创建有中囤特色的管理科学必须采取综合集成法，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让中西管理思想貌合神离。具体途径我们认为有三： 一是洋为中用，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把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引进我国，已经是大家的共识。然而，一定要考虑管理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融合的学科，不能生搬硬套，洋为中用要将西方管理科学与我国国情、民情相结合。 二是古为今用．将我国古代(直至20世纪初)的管理思想应用到今天的管理实践中来。我国古代曾有过卓越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从管理实践来看：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建长城，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李冰父子率领民众兴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直到今天仍能发挥作用，这是多么卓越的创举!从管理思想来看：孔子的《论语》被今人认为是管理思想的宝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关于领导问题的鸿篇巨著。我们不但要从古代的语义和语用背景来分析古代思想及著作，看其涉及到管理的思想和内容的本义是指什么，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管理层次上展开的；更应从可操作性的程序研究和案例研究人手，注重挖掘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科学及我国现代管理实践的衔接问题。这应该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是近为今用，将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米、新中国建立5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各种可用于管理工作的经验、理论和方法，加以归纳、总结、提高，并将其上升为管理理论，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将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我国是有着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是经济和科技都在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然而且必然地要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已然而且必然地要同中国的人文因素相结合，已然而且必然地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三者综合集成，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有效途径。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管理科学视野中的和谐企业构建 论文关键词：和谐企业;基本特征;管理科学;本质属性;途径 论文摘要：文章从和谐企业方向正确、思想统一、统筹兼顾、传承创新、责任担当的基本特征，引申到和谐是管理科学的基本属性。指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建设先进企业文化、发挥领导作用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有效途径。 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坚持的正确方向。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科学?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管理科学就是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有人主张，管理科学应当体现在管理制度体系完整，落实到位，生产经营秩序良好上;还有人强调，管理科学主要标志是广泛有效应用现代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他们从不同视角诊释了管理科学的内涵。然而，这些说法都存在不足，因为他们都忽略了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企业管理的实践证明，和谐是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和谐企业是管理科学追求的理想目标。 一、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 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和谐，因此和谐企业定会是管理科学的企业。和谐企业通常具备下列基本特征。 (一)方向正确，目标明确。和谐企业在企业生产经营及发展上有正确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不和谐企业，其日常经营及发展上，往往偏离正确方向，缺乏明确目标，企业管理也脱离了管理科学的轨道。企业生产经营及发展方向正确、目标明确体现在:一是坚持从本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方向和目标，而不是脱离实际，追求所谓“最佳”方向及目标。二是主动适应形势，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违背经济发展方向，背离经济发展趋势。三是把握住市场基本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而不是违背市场规律，违反市场规则，破坏市场秩序。在以上三方面管理到位并有机结合，才能科学确定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恰当的目标，企业才能步人良性循环，形成持续健康发展态势。 (二)思想统一，目标一致。和谐企业从决策层、管理层直到执行层的每位员工指导思想明确，在企业经营及发展方向形成共识，思想统一;在当期、中期、远期目标认知一致，行动统一。古人称，“上下同欲者胜”，企业上下思想统一、目标一致，必然把企业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合力，把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动力。这种稳定、持续的力量成为和谐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重要特征，成为沿着正确方向，实现既定目标的根本保证。 (三)统筹兼顾，协调互动。和谐企业在正确方向指引下，为实现目标统筹兼顾，协调互动:一方面统一筹划、兼顾各方处理好整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当期与长远、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关系，优化组合形成整体效应;另一方面调动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团结协作形成良性互动，保证企业处于动态平衡的理想状态。 (四)重视传承，勇于创新。和谐企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全面客观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对过去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作法发扬光大、传而承之。与此同时，从企业发展出发，改革创新。以观念更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旧体制、办法;致力管理创新，在管理体制、机制、方法上不断有新突破。传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占领市场制高点。 (五)合作共赢，责任担当。和谐企业不局限于内部和谐，同时把和谐引申到外部，形成内外和谐效应。主要表现在二个层面上:第一层面企业自我定位。和谐企业总是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努力保持经济细胞的健康，使之充满活力。同时，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以循规蹈矩典范严以律己，以海纳百川胸怀宽以待人，彰显出企业君子的可贵形象。第二层面企业行为。和谐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自觉地处理三个关系:一是企业与客户的关系。不断强化“客户至上”意识，把满足客户需求作为管理基本职能，全心全意服务好客户。二是企业与竞争对手关系。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势，树立共赢理念，理性协调，争取合作双赢、多赢的局面。三是企业与社会关系。企业不仅自觉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还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和谐企业的基本特征，集中反映了和谐是管理科学的基本属性。管理科学的本质追求是构建和谐企业，这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二、构建和谐企业的有效途径 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重要内容，管理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和谐，因此管理科学的方向和任务就是构建和谐企业。构建和谐企业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企业管理。科学发展观是企业的正确方向，企业管理必须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围绕发展下功夫、做文章。任何偏离、停滞发展的管理思想、方法、手段都应及时发现、纠正、弥补。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发展，管理思想、方法、手段要利于整合发展要素、优化功能，成为企业发展的支撑。企业管理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好三个方面:一是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基点和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不可动摇。以人为本为核心，就要从观念到行动上，真心实意地把广大员工作为管理主体，把他们作为构建和谐企业的强大动力。二是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管理的基本要求。通过管理有效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发挥资源优势，使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三是把统筹兼顾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全面协调可持续要求下，统一筹划、兼顾各方、分步实施、优化组合，把管理职能发挥到极致，使企业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目标达到动态平衡，实现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和谐企业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和谐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先进的企业文化。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助力，落后的企业文化则是企业发展的阻力。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上要切实把握好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从思想到实践，从形式到内容，从领导到基层员工都要体现出发展为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二是把仁和诚信作为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形成共识，成为习惯行为。古人讲“仁者无敌”、“和为贵”，把仁和作为和谐企业的价值观。仁，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就能凝聚成合力，这才是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诚信是和谐企业的基本品质，对内诚信，就会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外讲诚信，就会得到客户和社会的信任、尊重，企业就会站在市场制高点，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内外兼修，仁和诚信的企业文化上应天时、下承地利、中得人和，企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呈现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发挥领导的关键作用。构建和谐企业，领导是关键。和谐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常常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质:首先，对建设和谐企业决心大、信心足，坚持不懈，以身作则。艾柯卡认为，“领导就意味着树立榜样”。这样的领导，以和谐企业标准要求自己，规范自己行为，率先示范。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领导人的带头作用是构建和谐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其次，讲求领导方式、方法，实行“无为而治”。这样的领导“无为而无不为”，他们明白，“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的道理。领导人注重大局，注意导向，依靠全体员工的智慧，从而把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转化成构建和谐企业的推动力。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管理科学与工程　培养模式 论文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西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教育领域是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高教研究的一种新兴学术研究范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旨在通过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为经济组织运行达到最佳状态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方案，必须也必然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必将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不仅表现在人才定义与观念、使用与流动、竞争与评价、环境与待遇的国际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才素质与培养的国际化。本文着重探究全球化理念在管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的理论与实践。 一、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的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管理能力与国际视野的新型管理人才。人类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科学，管理科学业已成为信息社会促进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定量研究组织的决策、运营与管理模式规律，其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国际标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是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是院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集中体现了教育思想和观念。经济全球化亚需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培养模式、确立全球化教育理念:其一人才国际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必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其二树立全球化教育理念是高教领域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其三全球化管理理念是适应管理革命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和培养价值由均衡、渐进、学术型向复合、应用、创新型转变的客观需要。 人才队伍靠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素质由培养模式决定。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渠道，培塑全球化战略理念、革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探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方略是时代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二、全球化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特征与面临实际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给该专业的受教育者制定一个培养结构，以及实现这一结构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集中体现了该专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且规定了这一专业的人才培养特征，其实质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才特征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管理型人才。具有综合素质结构和能力结构，更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适应性。相比专业型人才，要求具有更“宽”、“专”、“交”的知识结构、具有更强的实践技能和管理能力，具有更高的管理、组织、执行的综合素质和岗位拓展能力。 二是人才素质要求与国际社会趋同。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能力等，这业已成为国际通行的高素质管理型人才的衡量标准。 三是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走向国际化。具体体现在:目标认同国际化，能否适应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体制的多样化，例如方兴未艾的国内外联合办学模式正成为拔尖人才的成才渠道;课程设置综合化，更着眼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手段现代化。另外，还有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人才培训的国际化等。 (二)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及根源 当前，在管理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矛盾问题。总体而言，一是专业设置与分类不规范，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三是培养模式“社会化”程度有待提高。具体而言:一是以学术标准设置的课程模式应对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矛盾。教学计划中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目前，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多是“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片面强调专业知识传授，对学生毕业后的多元社会工作环境和角色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向: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体现学科发展前沿和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二是工科主导的培养取向与管理型研究生实用价值要求的矛盾。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横跨经济、管理、数学、系统、信息、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专业。但诸多院校把它截然列为工科专业或文科专业，而不是回归管理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质，单方面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能力的培养。 三是缺乏健全的管理实践平台和浓厚的管理实践环境氛围。管理实践、实习环节少，实施困难.管理型人才对研究生能力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有较多的管理实践活动，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课时、经费、场所等因素的限制，造成管理人才以课程式的学习和考试型的评价为主，造成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理论学习多、管理实践少甚至缺乏的局面，管理学硕士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科化，忽视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本科教育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和理论层次的简单提升。 四是管理型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高与院校符合要求的导师少的矛盾。管理型人才需要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双重核心素质，其培养对导师的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导师有较高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也要求导师具有丰富的社会管理经历和经验，但现实中这种学、管兼修的“双师型”导师十分匾乏。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培养的战略实施 (一)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内涵清晰与否，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水平。针对国际化视野下现代化建设对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把培养目标定位为专业管理型应用人才。具体要求是;一是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二是要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在本领域内有较坚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基础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三是要具有综合的能力结构.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和组织能力，可从事专门管理工作，胜任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或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运作、评价和咨询等工作;四是具有扎实的创新能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不仅要求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更需要具有创新求实精神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二)模式选择 一是确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创新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构成当前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思想体系。“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了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把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注重能力”主要体现了培养人才的内容和重点。在培养对象上，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尤其注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以应用性为主，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训练。“创新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活动和教学模式上。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相适应的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两主三多”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多种互动方式、多种导学模式进行教学。 二是构建“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方案整体优化.专业、专业大类以“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主线，构建“平台-模块”式的培养方案。专业培养方案的结构:在公共基础课平台、专业基础课平台上，设置若干个课程模块，课程体系坚持学术标准和应用标准的统一。“综合性”是指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力与素质构成的综合性，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掌握系统思维与分析能力。“学习型”指确立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意识与技能.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是辨证统一的，倡导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变化中的管理实践的进行互动。 三是实施“学习+管理+研究”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借鉴“双元制”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由社会和院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这种模式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亦可借鉴CBE模式，即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管理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四是推进教学体系改革优化。首先是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是必须以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为核心，重点突出信息社会管理特色。要用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课堂理论、具体实践与人员素质的关系，对培训教材按照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调整。其次是教学方法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新的探索，采取导师指导与专业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研究生培养统一标准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系统理论学习与科研并重的原则，采取课堂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实现从“以系统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向“以学生为中心、导师为主导”的互动教学方法的转变。再次是学习方式改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应改变被动式接受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到各种部队管理实践中，实现学与用的互动。 五是注重“三大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训练体系包括科技竞赛、社会调查、学术活动、组织管理、科学研究等。一是社会实践。深人企业、社会，进行同本专业方向有关的调查、分析与实践活动;二是教学实践。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研究生担任1 ~2门课程的助教或主讲任务，并规定一定的学时数。这是培养研究生、提高业务能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三是科学研究实践。培养和提高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参加学术报告、文献检索、撰写学术论文和参加导师课题或项目等。尤其要实施以学位论文为中心的质量监控。学位论文工作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高科研能力解决管理实际间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要着力把握四个阶段:一是开题报告，二是实证研究或现场实习，三是论文撰写，四是组织答辩。 六是打造高素质的“学管型”师资队伍。要培养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必须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型导师队伍。要求导师既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换言之，既能做导师教授，又能做高层次的管理者，避免“理论型人才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现象。为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方式上可以采取“送、下、带、引”的方式:“送”就是选拔部分导师出国或到兄弟院校进行深造，重点是针对管理实践能力强而理论相对薄弱的导师;“下”就是让部分导师下到社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重点是有理论基础而社会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的导师;“带”就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引”就是从其它实力较强的院校、社会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或直接从社会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实践领域聘请既有丰富管理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管理科学论文:对于提高农村党员动态管理科学化水平 论文摘要：提高农村党员动态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建设科学化题中应有之义。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在“城乡一体信息采集管理”系统中科学界定农村基层党组织信息采集职能，在“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下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的分工、协作与配合，在“城乡一体关怀激励管理”网络内把教育管理与关怀服务相结合，在“城乡一体网络互动管理”平台上不断提高信息管理技术水平，在“城乡一体组织建设”工作机制下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党员培养和发展工作。 论文关键词：党建；党员动态管理；新生代农民工；科学化水平 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出发，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大命题，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意识上的历史性进步[1。农村党员动态管理是农村党建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党员动态管理科学化水平，理应成为党的建设科学化题中应有之义。 一、农村流动党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群体 农村流动党员具有多重社会角色，既是党员又是农民工，既是城市建设者又对新农村建设起不可忽视的作用，既是农村文化的承载者又是城市文化的学习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群体。 (一)农村流动党员是流动党员中的主要群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流动党员构成呈现复杂化趋势，有农村党员、国企下岗党员、大学生毕业未就业党员、自主创业党员、退休党员等多种来源，农村流动党员则是流动党员中的主要群体。 1．农村流动党员在流动党员中所占比例最高，队伍十分庞大。虽然流动劳动力的构成范围在不断扩大，不断有其他行业人员加入，但农民工始终是流动劳动力的主力军。 2．农村流动党员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相互之间的联络较多。农民工的分布具有传统性，从一个地区成批地流出，又在一个地区密集地聚居。相应地，农村流动党员也较为集中，便于互通信息。且这些农村流动党员又是农民工中有思想、有主见、能力强者，影响力大，容易形成核心。 3．农村流动党员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或领域，流动劳动力相对集中，群体活动较为方便，容易形成群体性行为。 (二)农村流动党员是农村党员队伍中的具有先进性、带动性的群体 农村流动党员在农村党员队伍中具有年纪轻、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敢拼敢闯的优势，是农村中的一个具有先进性和带动性的群体。农村流动党员在外出打工期间，会习得一些技术、知识、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理念，当他们在节日或农忙季节回到流出地时，这些技术、知识、文化、新的思想观念等就会自然地流传给本地的农民，无形中起到传授、教育和影响作用。农村流动党员在外出打工期间，还会获得一些信息，如致富门路、市场动态、新产品新技术，甚至还包括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最新动态的信息，对本地农民发展生产、发家致富起到较好的引导、带动作用。农村党员在外出打工的同时，自身综合素质也会得到较为全面的提高，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提高了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一旦返乡便会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三)农村流动党员是农民中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 与一般农民工和一般农民相比，农村流动党员对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较为重要和突出。 1．农村流动党员同一般农民工一样对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经济投人支持，他们将在城市打工所挣的钱带回家乡，或盖房改善生活，或投资发展生产，有效地提高了本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本地经济社会发展。 2．农村流动党员所具有的先进性又使他们比一般农民工更自觉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信息，更自觉地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中寻求平衡，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起穿针引线作用，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二、农村党员动态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联性的增强，城乡物质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农村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问流动愈显频繁，农村流动党员的流动状况也愈加复杂，致使农村党员动态管理工作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的情况，面临着新的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动态管理丁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农村党员流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个体流动性更加突出，行踪更加无常，流动半径更加扩大，流动党员的信息更加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从流向来看，主要分布在二、三产业，从事建筑、开采、服装、运输、饮食等行业，从业单位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从地域分布来看，已从县内流动为主转向县外、省外、全国范围流动，流向较散。 2．所接受信息的信息源更加多样化，思想更加复杂化，利益追求更加直接化和多元化，大大增加了对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的难度。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流动党员长期在城市打工，生活和学习方式向城市靠拢，在接受信息方面，除了传统的读书读报看电视外，还上网聊天、发贴、评论等，掌握的信息量大，信息来源渠道也相对较多，思想发展变化快，利益追求愿望强烈。 3．党员主体意识增强，参与社会活动热情增加，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愿望增长，需要有良好的意愿表达渠道和平台。随着农村流动党员对城市建设重要性的提高，他们也在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各领域的活动中，从而产生出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思想交流愿望，同时权利意识增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注度提高，需要有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进行疏通和引导。 4．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教育和组织发展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据统计，我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如何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培养教育和组织发展，将是“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内容。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动态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新困难、新挑战 1．在管理理念上，要求摒弃过去的行政领导式管理，实行人性化管理、关怀化管理、服务化管理，多交流沟通少命令指挥，多关心体贴少长官意志，多上门服务少颐指气使。 2．在管理机制上，要求统筹城乡大局，城乡一体化，突破行政村党组织对党员单一管理，实行城市和农村、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实施的动态管理。 3．在管理手段上，要求运用先进技术进行信息化管理，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现代信息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是流动党员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三、加强与流出地党组织的协调与配合，实现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 农村流动党员从总体来说，有着比一般流动人员更强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纪律观念和综合能力素质，有效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和管理，就能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这部分党员也可能会在工作、生活、就业等方面遇到许多不满意的情况，容易产生一些思想和心理问题，党组织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教育管理，就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党员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仅有流出地或流入地基层党组织“一头热”，绝对不可能实现对流动党员的有效管理。必须要构建以流人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与流入地党组织密切配合、有机衔接、双向互动、共同负责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面对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工作重点是科学界定流出地党组织基本职能，加强与流出地党组织的分工、协调与配合，共同实现对流动党员动态的、双向的、全方位的综合管理。 (一)在“城乡一体信息采集管理”系统中科学界定农村基层党组织信息采集职能，及时准确掌握流动党员流向、工作、思想和生活动态 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管理流动党员，该管些什么、怎么管、按照什么管，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科学的界定。一些基层党组织平常抓党员管理工作，仍然习惯于以“条块”为主的管理模式，呈现出地域性和不平衡性特点，流动党员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流出多少、从事何种产业等信息不能及时掌握，致使相当一部分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给党员管理造成了一定难度。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对加强流动党员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流动党员的比重非常小，抓不抓不妨碍大局，或是对抓紧流动党员管理存在畏难心理，由此逐步造成了对流动党员的信息把握不准、不全，流动党员被边缘化的状态。 为了及时掌握流动党员的活动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流出地党组织，应做好三方面基础性工作： 1．党员外出流动时，及时了解外出去向、时间长短、人数多少，做好统计和登记工作。 2．党员外出流动期间，及时地、常规性地同流动党员及流入地党组织进行联系，掌握党员在外地工作和生活情况，掌握流入地党组织对流出党员的教育管理情况，做好跟踪和记录工作。 3．农忙时期或节假日流动党员返乡时，及时登门走访慰问，进行思想交流、信息交流、工作交流，做好流动党员返乡期间正常参加流出地组织生活的工作，实现流动党员信息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在“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下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的分工、协作与配合，组织管理全覆盖，实现城乡党员动态管理的无缝对接和同频共振 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城乡两种不同风格的党建格局，城市社区属于松散型的生活共同体，城市基层党建格局比较开放，而农村社区属于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农村党建格局相对封闭。在两种不同党建格局背景下，农村党员向城市流动时，势必会形成组织管理上的真空地带，流出地党组织“管不着、管不到、管不住”，而流入地党组织“不愿管、没权管、管不好”，从而把此部分党员置于“两不管，两不找”“形式管、实不管”的边缘地带，造成党员不找组织、组织找不到党员的现象。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打破两种党建格局壁垒，构建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社区原来相对封闭的传统村落格局也将逐渐开放，为构建城乡一体组织双重管理格局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同时也使城乡一体化党员动态管理成为时展必然趋势。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应顺应这一时展需要，积极主动地推进农村党建格局由传统的封闭型向现代的开放型转变。 1．确立全方位管理理念，党员在本村时要管，党员外出流动时也要管，由过去的“管自己的这块地”转变为“管自己应管的事”，党员流动到哪里就管到哪里。 2．实行灵活多样、纵横联系、协调配合的组织管理形式，党员在本支部时要管，党员外出流动、到流人地支部时也要管，不拘泥于过去的条块分割。 3．方法措施与城市社区党建接轨，改过去的农村、城市“两张皮”为城乡一体“二合一”。 (三)在“城乡一体关怀激励管理”网络内把教育管理与关怀服务相结合，突出服务与关怀，寓教育管理于关怀激励之中，不断提高动态管理的质量水平 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的要义，在于教育管理与关怀激励的有机结合。教育管理与关怀激励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重教育管理轻关怀激励或重关怀激励轻教育管理，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有效的动态管理。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目前需要强调与突出的是服务、关怀与激励。 1．服务与管理上习步，在服务的过程中实现管理。在流动党员外出期间，多关心他们在外地的工作和生活，多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家中之事，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流动党员返乡期间，多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吸引他们参与村里事务，尊重和维护他们的党员主体权利。 2．服务与发掘同步，充分利用和整合流动党员人力资源，在服务的过程中实现流动党员最大潜能的发掘与发挥，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 3．服务与关怀激励同步，在服务的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精神激励，使流动党员无论是在流出地还是在流人地，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存在和温暖。 (四)在“城乡一体网络互动管理”平台上不断提高信息管理技术水平，积极跟进，为流动党员、流出地党组织、流入地党组织三者之间的充分交流互动发挥应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从技术层面上讲，保证流动党员、流出地党组织、流人地党组织三者之间的信息畅通是关键。在空间距离不确定情况下，运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流是最方便快捷的选择，这也是党员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全国很多地方已经纷纷建立了流动党员之家等类似网站，这些网络资源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发挥整体性优势。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运用互联网与流动党员沟通的水平还比较初级，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仍然使用落后原始的信息沟通方法，绝大部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者还不会使用电脑，更谈不上网络互动交流。而城市社区则基本上实现了互联网信息管理，流动党员中使用互联网进行沟通的也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运用互联网进行沟通的技术水平与时展的要求差距相当地大，是一个亟需重视的问题。 (五)在“城乡一体组织建设”工作机制下开展党员培养和发展工作，以满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性需求，保障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农民工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一直是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过去主要是由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但农民工的流动性现实，又造成当地党组织事实上负不了责的局面，特别是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根本无法孤立地完成针对他们的组织发展工作，必须建立起“城乡一体组织建设”工作机制。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构建科学审计理念推动审计项目管理科学化 论文关键词:审计 科学理念 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党和人民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审计执法水平和审计项目质量，努力打造审计项目管理科学化，提升审计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的新境界。 0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党和人民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各界对审计监督的期望值也越来越大，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审计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灵魂和指南，牢固树立科学审计理念，不断提高审计执法水平和审计项目质量，努力打造审计项目管理科学化，提升审计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的新境界。 1树立科学审计理念，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科学审计理念，就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审计工作的灵魂和指南，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根本目标，把提高依法审计能力、实现审计工作科学发展作为有效履行职责的重要途径。 1.1准确理解和把握审计监督与服务的关系。审计监督是手段，审计服务才是目的。要树立科学审计理念，就要把推进依法审计、维护民生，推进改革和促进发展作为审计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审计服务要着眼于促进改善民生和社会和谐，审计监督要注重关系民生和社会和谐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热点问题。 1.2树立大局意识，强化效益审计意识。科学审计理念本身要求审计工作行政成本最低化、审计成果最大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层次上研究和分析问题，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能，推动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1.3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审计制度建设。发现和查处被审计单位违规违纪的问题，要从数字和问题背后的根源进行分析，深入揭示体制和机制层面的问题，提出审计建议，促进制度完善。既要坚决查处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又要着眼社会长远发展。 2抓审计项目管理，做好审前准备工作 古人云不打无准备之仗。做好审前准备工作对完成每项审计任务至关重要。只有编制内容详尽，具有可操作性的审计实施方案，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审计实践。在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注重以下几个环节: 2.1明确审计目标，细化审计内容。审计目标决定审计内容，审计内容为实现审计目标服务。细化审计内容就是要根据审计目标的要求，有选择的确定需要查明的具体经济事项。细化审计内容应该有确定的审计范围和重点，应该与审计目标密切相关。 2.2找准审计切入点，突出审计重点。选择审计项目时要选择重点投资项目、关系民生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突出审计重点，是选择对实现审计目标有重大影响的审计事项。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要认真分析审前调查取得的资料，结合以往的审计成果，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线索，确定审计重点。 2.3科学全面系统，明确审计步骤和方法。确定审计步骤和方法的原则是能够指导审计人员实施审计，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能够减少随意性，避免审计资源浪费。为确保审计工作质量，审计人员应根据审计实施情况，适时调整审计实施方案，进一步确定适用的审计步骤和方法。 2.4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审计责任。编制审计实施方案时，应当明确审计组长、主审及审计人员各自承担的责任，建立审计项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上级主管部门应定期检查审计项目档案，对查出的问题予以通报，进一步强化审计人员的责任意识。 3抓审计方法创新，推进公共财政审计一体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审计的需求增加，人们对审计的要求提高，广大审计工作者不得不认真总结经验、寻求科学的方法，努力提高审计质量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3.1实行专项审计，做到“两个结合”。一是专项审计与财政预算执行相结合;二是专项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要将部门审计、预算执行审计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有相地结合起来，统筹安排，上下联动，开展行业“一条龙”审计，既避免了多次进点，又节省了审计成本和时间。 3.2注重审计过程，做到“四个落实”。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和规范开展工作，实行三级复核，认真把好审计程序关、法规应用关、资料取证关、报告质量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规不当以及审计程序不到位等不符合要求的，坚决纠正，不留后患。在具体实施中做到’‘四个落实”，即领导责任落实、宣传工作落实、督办措施落实、审计结论落实。 3.3创新审计方式，实现“四个转变”。审计方式从真实合法型审计向绩效型审计转变;事后审计向事前事中审计转变;分散型向行业型转变;单纯的查账型向查账与调查相结合的转变。 3.4探索审计手段，坚持“四个结合”。一是对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采取同级审计与上级审计相结合的方法;二是账面审计与清点固定资产相结合;三是抽查业务档案与清理收费票据、银行账户、库存现金相结合;四是传统审计方式与计算机辅助审计相结合。 3.5推动审计成果转化，提升效益审计。审计人员要做到勤动脑、勤动手、勤动笔，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审计资源，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注意发现带有普遍性、倾向性及深层次的问题，向政府各部门提出有价值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形成高质量、高水准的审计“精品”。 4抓审计监督内容，揭示制度和管理层面上的问题 从审计实践看，当前开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审计监督，在监督内容上应更广泛、更深入、更注重从现象看本质，这就要求在监督内容上做到“五个必审”: 4.，对单位的“家底”情况必审。抓住财务活动的源头，摸清单位资产负债和“家底”。从而揭示行政事业单位财经管理制度落实不够严格，财产物资管理混乱的本质问题。 4.2对重点资金和专项资金的往来情况必审。我们需要对专项资金的使用与分配、专项资金的拨付与机关经费的联系、上下级单位的资金往来等情况加强审计，以发现大案要案的线索。 4.3对罚款和收费情况必审。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在许多单位没有落实到位，究其原因，除财政拨款不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罚款和收费与这些单位、部门，甚至个人的利益挂钩。 4.4对房子、车子和发放“票子”的情况必审。行政事业单位建房子、购车子和发放“票子”的情况在单位和社会上都是敏感问题，其中容易滋生腐败。 4.5对核销的财政票据、税务发票是否真实必审。有些单位钻发票审核不严的空子侵吞国家财产。通过审计监督揭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薄弱，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 5抓审计成果提升，提高审计监督的辐射力 审计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就必须坚持从微观入手，把问题查深查透，从宏观着眼，把审计发现的问题放在国家经济的大环境中去把握。抓住典型、解剖麻雀，进一步加大分析力度，提升审计成果质量。要做到这些，就要把握好三个方面: 5.，深入分析研究，挖掘深层次原因。对审计成果进行深层次挖掘，是摆在每一个审计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审计工作中充满着分析判断，审计人员要切实增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意识，摆脱过去习惯于审计找数据、报告堆数据的简单工作方式。分析问题，要开阔眼界，运用辨证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方法，用发展的、系统的、联系的观点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 5.2把握查出的重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强调分析问题，要把握重点、突出关键。就是要围绕目标，坚持把查处问题与完善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对审计和调查情况的研究分析力度，深刻反映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情况，恰当地予以归纳，综合分析评价，要立足于完善体制，健全监管、规范秩序、提高效益，从宏观上提出有一定高度的审计意见和建议，切实发挥审计监督为宏观决策服务的职能。 5.3撰写审计报告，有针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要把研究分析问题贯穿到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审计实施结束后，要专门拿出一定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和分析审计工作发现的问题。要抓住主要问题，进一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从标本兼治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建议，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管理科学论文:浅谈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 【论文关键词】信息技术　美术课堂　主体发展性　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要与学科课程体系的改革，学科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结合，为学科课程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提供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信息技术与其它学科的整合势在必行，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信息技术教育和其他课程的整合，就成为课堂信息技术教育的重要课题。在美术学科中充分发挥网络及各种多媒体资源的优势，灵活地运用现代媒体开展教学，可大幅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创造力。在美术学科学中引人信息技术并加以整合，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成为美术教学的一项紧迫和必要的课题。 一、信息技术服务美术课堂主体学习任务的现状与背景 教师遵循创造性思维活动逻辑程序，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有意识地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问题的设置要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年龄特点，采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整合强调信息技术要服务于课程，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出发点首先应当的是课程，而不是计算机，强调应当设法找出信息技术在哪些地方能增强学习的效果，使学生完成那些用其它方法难以完成的学习任务。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要与学科课程体系的改革。学科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结合，为学科课程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提供平台。把教学过程应设计为学生主动探索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以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和解决间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品质。基于课程整合思想的教学模式要求在教学中为学生安排特定的学科学习任务，因而可以结合问题探究教学模式，将美术学科中的学习任务设置为相应的问题情境，以激发学生使用信息工具解决具体问题的兴趣。 二、信息技术与美术学科教学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美术学科教学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性地教学和研究的过程，怎样使美术学科的信息化;美术整体教学的最优化;怎样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的优势;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实验和研究。我们探索的信息技术与美术学科整合的七个优化模式，也会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网络所固有的开放性，为师生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美术欣赏内容，开拓了学生的视野。知识爆炸这个词语只有在网络上才有最切身的体会，网络所固有的开放性，为师生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美术欣赏内容，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获得众多的美术知识信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道德素养。借助于网络进行欣赏教学，可以变被动学为主动探究，达到因材择学、因材择教的理想境界。现在我们可以把在网上搜索下载的大量关于本课的相关资料设置为虚拟网站，供学生在虚拟网络环境中自主探究，在小组内进行分工合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成为了教学目标的确定者、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学生课后可在网上课堂继续学习，不仅巩固了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而借助于网络发表学生优秀作品，更是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提高了教育质量和规模。 三、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师针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使抽象、复杂的教学概念变得直观、形象。教师作为多媒体设备的主要操作者，以演示教学内容为出发点进行辅助教学，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美术教学中介人美术软件和自制的课件，将课堂教学媒体化。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美术软件的出现，方便了教师在教学中迅速表现美术的知识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进行数字教材的编写，寻找有关的美术网站进行查询、访问，为学生提供各类网上美术信息进而丰富美术资源信息库。把平时在网上寻找的有关资料进行类化、细化、转化。以及把学校现有的美术资料，如教学、教材、录像、图片、作品等资料进行整理输人电脑转化为数字信息。美术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实现现代多媒体技术的组合，达到直观、形象、生动、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示美术教学的内在规律，有机地与其他学科联系和交互影响。 四、应用信息技术，推进美术课堂主体发展性管理科学化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课程从单一学科知识的学习向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综合能力培养的转变，以信息技术为认知工具、以优化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为目标的新型美术教学模式，对于深化学科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率以及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快信息技术在美术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探讨新型的教学模式将是美术学科课堂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媒体电脑的信息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等，它正好非常适合美术以视觉形象为主要传达方式的特点;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需要美术的学习具有较强的互动性，而计算机让我们实现了人与人的互动、人与机器的互动，而且这种互动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计算机还为我们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繁琐的程序，是美术动手制作中手工无法比拟和达到的。以上特性决定了信息化的学习必然由学习主体进行自主选择和探究。 五、结语 信息技术作为最先进的教学媒体，优于任何其他教学媒体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交互性，有了交互性，就能及时地反馈信息，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进行个别化的实时指导，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和谐视界下的高校管理科学化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和谐管理;管理科学化 论文摘要:高校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宽广度、高难度的复杂化的管理系统，是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持体系与有力保障。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高校管理存在着机制不够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职责划分欠合理、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等不和谐现象。为此，高校在和谐管理理念下不断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着重从管理机制、培训规划、提升服务、规范建设等方面构建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格局。 高校管理，是指“利用科学方法，对学校的一切工作，包括教育、教学、生产、科研、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有计划地、有效率地、有技术地规划、管制、联系、协调，并运用学校的组织、人员、设备、物材和经费做适时、适地、适人、适事的处理，以提高管理效率，发展学校教育教学等各项业务，有效达成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使命”。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管理层次的增加，高校管理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管理队伍参差不齐、管理意识滞后、管理效率低等问题己成为当前高校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我国高校管理要想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就必须从管理理念、管理队伍和管理方法上实现科学化的转变。 一、和谐管理理念引领高校管理科学化概述 和谐管理理念主要是指组织为了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论思维。这里的“和谐”并不是简单的“相同，一致”的意思，而是把“和”定义为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人”，而“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人”。也就是“谐”考虑的是科学化、物化的东西，它讲究的是比例协调、配合得当、可以科学安排;和更多地是指人的心理反映、心理感受。在高校管理中我们要运用和谐管理理念来指导各项管理工作，以人为本，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高校各子系统之间协调运行，让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取得明显的成效。 高校管理科学化，从原则上讲，管理机构的设置宜粗不宜细，力求精简;管理人员的配备，宜少不宜多，力求精干机构，既不能多头领导，也不能越级领导;管理人员的能级结构要合理，同一能级的人员不应过于集中。否则，会出现低能级高使用，或高能级低使用。这种情况，不是产生内耗，便是出现能力的浪费。总之，要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选配、内部的分工、职权的划分这四个方面做到科学与合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提高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 二、高校管理存在不和谐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改革的不断拓宽与深人，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对高校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高校管理还存在机制不够完善，机构繁杂、层级过多、权力过大;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不高;高校行政、教学人员职责不明等一系列问题。 (一)管理机制不够完善，难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高校管理层级过多，职能部门管理幅度过小，容易形成多头领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效率。在执行某些决议时不够坚持原则性和公平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且不能忽视的事实。 激励机制欠合理。工资、奖金、福利等全是以科研成果的多少为准线，管理人员因为工作的性质，科研方面不可能有很多的成果，因此受到奖励的可能性甚小，而这种单一的经济刺激不仅不具备持久的激发效力，还带来了负面效应。比如管理人员工资福利上往往会实行“大锅饭”做法，工作“好”与“差”、做“多”做“少”都一样。 管理体制官僚化。我国很多大学依然是管理机构，书记校长首先是官员，在管理待遇上，部分直属重点高校定为副部级、公办本科院校定为正厅级、公办高职院校定为副厅级。公办院校除极小部分为校长负责制外，其余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二)管理人员素质参差，未能真正施展各自的综合月及务能力 高校管理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高校引进人才安置的家属或部队转业等照顾性质的人员，他们一般都不是来自管理、教育等相关专业，学历也不够高，现代的管理意识、理念、业务素质、知识结构等都跟不上学校的发展要求。 由于学校的政策、财政支出往往更倾斜于教学、科研的人才培养，而高校没有给予管理者进修培训足够的关注和保障，因此管理人员自身提高的机会和渠道都受到限制，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难于提高到满意的程度。长此以往，一部分高校管理人员便自暴自弃，在思想上不能正视高校现代化发展，没有大局意识，对待工作缺乏热情，工作责任感不强，不能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素质，因循守旧，继续学习和开拓创新不够，导致工作处于“和尚撞钟，得过且过”、“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消极低效状态。 (三)管理职责划分欠合理，导致学校办学资源的隐性流失 管理制度法制化是现代管理的标志之一。长期以来，高校改革由政府主导，由于领导官员的观念陈旧，对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而是把重点集中在教学科研运作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造成管理的规章制度陈旧落后。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规章制度不适应管理的发展需要;干部岗位职责划分不清，工作中扯皮、推诿现象时有发生;对管理工作监督重视程度不够，在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失误;学校内管理会议多、文件多、指令多，而真正对教学科研起推动作用的事不太多;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职责不清，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隐性流失，影响高校事业的发展。 (四)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未能真正实现高校管理的终极目标 我国高校的权力结构属于管理权力模式，在一定时期确实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学校贯彻党和政府的意志，但长期以来，却又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发挥，学术人员特别是教授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受到忽视，抑制了基层创造性的自我发挥，压抑了高校功能的更好实现。学校领导由政府委任，学校作为法人代表的实质性地位难以确立。高校中的各种利益群体的权力，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有效地实现。管理权力泛化的最终后果是导致教学科研人员积极性差，不能有效地执行工作计划和保证学校目标的实现，同时还造成教学科研人员热衷于管理职务。同时，又由于高校管理长期套用政府管理机制，无形中造成了高校管理人员强烈的“官本位”意识，给自己的思想定位不正确，行文办事不是从学校基层和广大教职工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方便自己出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薄。很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从官本位思想出发，行文办事不是从基层和对象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方便自己出发，“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以和谐管理理念推进高校管理科学化的路径选择 和谐型的大学要求在高校内部实现各种人力、物力、财力的优势整合，实现高校的培养目标。鉴于目前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高校就必须寻求新的突破，超脱各种困境，驾驭种种危机，更新管理观念。为此，在和谐管理理念的推进下，必须不断提升高校管理科学化。 (一)健全管理机制，以实现高校管理向纵深方向发展 随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的不断深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继续完善高等学校管理制度。 1、实行民主管理。高校实行民主化管理程度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民主参与机制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情况。完善民主参与机制的核心就是改革和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高校广大教职工拥有对高校管理和改革的监督权，一切监督权由教职工直接或由代表教职工利益的相关机构间接行使。这样才能淡化“金字塔”式的官僚作风的影响，以及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2、强化人事改革。一是精简机构。根据精简、高效的原则，合理设置学校党政管理机构，明确管理机构基本职能。学校党政管理机构和领导职数控制在上级规定限额内，根据学校实际确定，对各类人员实行定编、定岗、定职责，压缩非教学科研人员，提高人员使用效率。二是改革用人制度，推行全员聘任制。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对学校管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都实行竞聘上岗。打破专业技术职务和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全员聘任。工勤服务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三是改革分配制度，建立以岗位津贴为主要形式的分配激励机制。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实行以岗定薪，优劳优酬，建立国家工资与校内岗位津贴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待遇应向高层次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四是设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学校设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受理教职工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相关问题的投诉和申诉，维护教职工和用人单位双方的正当权益，保证改革的公正、公平和顺利进行。 3、依法管理行政。当前，必须加强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的研究，加快高等教育立法。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的缺位和粗糙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如教育部2005年出台的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处理和违纪处分标准更加明确清晰。新《规定》对于开除学籍和学生违纪处理程序的规定更加规范。如规定学校作出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必须遵守权限、条件、时限以及告知、送达等程序义务。学生对处分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并规定了实现陈述权和申辩权的具体程序。体现了高校学生管理无救济就无处分的法治思想。 (二)制定培训规划，解决高校管理人才素质及能力的瓶颈 高校管理干部担负着“管理育人”的重任，是管理创新的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对于整个高校的管理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整个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要求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形势的要求，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率、具有创新能力的管理干部队伍是提高高校管理质量，办好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根本。因此，高校要十分重视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管理干部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三)树立服务理念，创新高校管理工作的长效运行模式 管理工作的宗旨是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学校、服务社会。所以，第一，要树立“全心全意为教育服务”的思想，从思想上重视管理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繁杂的日常管理工作中，要时刻注意调整心态，提高心理素质，增强抗挫抗压能力，保持积极向上的良好状态;第二，立足本职，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开拓创新，大胆细心地开展工作，将本职工作最大效率地完成;第三，管理人员要在工作、纪律、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为眼前的利益放弃基本原则，坚持良好作风。第四，在日常工作中要善于总结积累经验，学会运用发散性思维，举一反三，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和业务素质，以便为学校建设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勤政高效”、“政令畅通”的管理机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针对解决该问题而开展的“效能监察”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和重视，尤其在一些企业单位，常常把效能监察与企业的发展和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高校改革的深人，效能监察已成为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高校的效能监察就是监察部门对学校各管理部门在管理活动中的工作效率、质量和效果等方面进行监察，从而达到促进监察对象增强责任心和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勤政高效地工作的目的。高校要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开展效能监察的重要意义，通过效能监察督促我们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勤政高效的工作形象，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克服官僚主义和失职读职行为，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政令畅通，顺利发展。 (四)强化改革力度，不断提升高校管理科学化的质量和效率 近些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关系，国务院机构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次重大改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促使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将深刻地影响和切实地改变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自然地，这为我国高教管理制度的深人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我们不应再停留在被动的跟进式改革中，而应准确理解这次管理体制改革蕴含的深意，更新高教管理理念，创新高教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 因此，在大部制的启发和示范下，改革高教管理制度，推进高校科学管理，在根本上需要更新高教管理理念，改革高教系统的权力配置，建立服务性的管理组织制度。 1.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教管理的本质是协调高教系统有限的资源投人与高效地实现高教系统总目标的矛盾，即是协调、服务而不是管制、限制。对高教管理的“放权”与“集权”的问题，克拉克曾作过这样的评析:高等教育系统往往“不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和宏观失控而使整个系统陷人四分五裂的境地，就是因为过分强调秩序和组织的统一而导致权力的垄断，两者必居其一。不过，如果能够选择的话，前者的危害比较小，后者的危害则要大得多”。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要求与这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主动地切实地更新高教管理理念，回到管理越位的边界以内，通过制定宏观规划以及相关法律指导高校的发展，落实和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使之走出所谓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提高其社会应对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改革校内管理组织体系。在大部制改革的契机下，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不能再停留在机构的精简和管理干部的选用上，而应该从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的本质和要求出发，改革校内管理组织体系，重新配置高校的权力体系，提升学术权力地位。在高校内部管理组织体系的重构中，一方面需要根据管理事务的相近相似性进行同类项合并，减少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扩大服务范围，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围绕学术事务运行的要求，来设计和安排管理组织体系。这些方面在海内外的不同高校中有不同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大学的管理组织一般分为9个管理部门，即教务处、学生事务处、总务处、图书馆、网络中心、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研究发展处。目前武汉大学正在积极探索“大部制”改革，准备将学校的管理框架由本科生综合管理部门、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科学研究综合管理部门、后勤和安全系统等4-6个“大部门”组成。这些都将为我国高校精兵简政、回归学术本位提供改革思路。 3.构建和谐的管理文化。推进高校科学管理，必须一方面改革长期以来管理系统形成的官本位作风，加强和践行“领导就是服务”、“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在制度化管理中增加必要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则需要尊重和提升学术权力，拓宽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渠道，实行教授会，健全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等，使教师在高校办学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得到实现，从而激发教师教学科研和参与有关管理事务的积极性，建构和谐的管理文化，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总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趋势。如何切实推进高校管理科学化，激发办学活力，促进内涵建设，还需要们在今后实际工作中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继续完善高等学校管理制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将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的研究进展 论文关健词：管理科学　管理方法　管理模型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有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等几个方面。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际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都离不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大大提高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效率，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管理起着越来越重的作用，科学管理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资源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管理科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就管理科学的实质而言，它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因为他们都力图抛弃凭经验、凭主观判断来进行营理，而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果。不同的是，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操作方法、作业研究的范围，而向整个组织的所有活动方面扩展，要求进行整体性的管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到管理领域。因此，管理科学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解决国防需要产生了’.运筹学”，发展了新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技术，例如:统计判断、线性规划、排队论、博弈论、统筹法、模拟法、系统分析等。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就产生了“管理科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 1.兰彻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F. W. Lanchester)在1915年就把数学定量分析法应用于军事，发表过关于人力和火力的优势与军事胜利之间的理论关系的文章。 2.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研究院，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1975)。(生产管理基础》是伯法根据《现代生产管理》改写的，简明易懂，曾被《哈佛商业评论》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正是这些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 3.霍勒斯卡文森于20世纪30年代把复杂的数学模型应用干用传统办法难以进行的大量数据处理工作。 管理科学理论的特征 1.以决策为主要的粉眼点，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给定各种决策分析模型。 2.以经济效果标准作为评价管理行为的依据，为此建立诸如量、本、利等模型以讨论行为的结果及变化。 3.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艺术成分。依靠建立一套决策程序和数学模型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他们将众多方案中的各种变数或因素加以数量化，利用数学工具建立数量模型研究各变数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一个用数量表示的最优化答案。 4.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某一事务的因素错综复杂，建立模型后，计算任务极为繁重，依靠传统的计算方法获得结果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致使计算结果无法用于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算的速度，使数学模型应用于企业和组织成为可能。 管理科学理论的内容 1.关于组织的墓本粉法 他们认为组织是由“经济大，组成的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系统，同时又是由物质技术和决策网络组成的系统。 2.关于科学管理的目的、应用范围和解决问题的步骤 它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之中。应用范围着重在管理程序中的计划和控制这两项职能。解决问题的步骤: (I)提出问题并阐述问题。 (2)建立数学模型。对问题的要素用一组变量的函数来表示，E=F ( XF, YF ) 式中E代表系统的效益(如利润、成本等)，F代表函数关系，XF代表可控制变量，竹代表竞争者所控制的变量。 ①解出模型的答案，从而取得系统的最佳效益的数量值。 ②检查模型及解的实际意义。 ③对所求的解进行控制。 ④把方案付诸实施。 管理人员必须随时记录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注意模型的目标、假设、省略的东西和限制条件等因素，在一个过程之后，重新复查系统模型，以便改进它，使之更符合实际。 3.关于管理科学应用的科学方法 这主要有线性规划、决策树、计划评审法和关键线路法、模拟、对策论、概念论、排队论。管理科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可以分成两大类，即描述性模型和规范性模型，其中各自又分成确定性和随机性模型两种。 流行的管理科学模型有: (1)决策理论模型。模型目标是要使制定决策的过程减少艺术成分而增加科学成分。决策理论的集中点在于对所有决策通用的某些组成部分，并提供一个系统结构，以便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分析那种含有多种方案和可能后果的复杂情况。这类模型是规范性的并含有各种随机的变量。 (2)盈亏平衡点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帮助确定一个公司的任何特定产品生产量与成本、销价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确定的盈亏平衡点，在这个水平上总收人恰好等于总成本，没有盈亏。这一模型是确定性的描述性模型。 (3)库存模型。这一模型回答库存有多少，什么时候该进货与发货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型就必须考虑库存适合生产与销售的需求，又要考虑减少仓储费用，这一模型的可行解便是经济订购批量(EOQ) (4)资源配置模型。这里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源，常用的资源配置模型就是线性规划模型，在给定边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考虑产出、利润最大，或者成本最小。这一模型是规范性的模型，变量是确定性的。 (5)网络模型。两种主要的和最流行的网络模型就是PERT(计划评审技术)和CPM(关键路线法)。PERT是计划和控制非重复性的工程项目的一种方法。CPM这种计划和控制技术，则应用于那些有过去的成本数据可查的项目。网络模型是随机性的规范模型。 (6)排队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员工排队等待领取所需的工具或原料所花费的时间要计人成本。在给顾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顾客们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就会使顾客失去耐心导致顾客一走了之，但如果开设很多服务台或售货柜却很少有人光顾，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因此排队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优解。 (7)模拟模型。模拟是指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同的外表和形式，但不是这种真的事物。由于真实事物具有复杂性，以及对其管理作用的不可重复性，为了得到预计成果，就有必要建立模拟的模型，在此模型上探讨最佳行动方案或政策以便最后能用于实践的操作之中。模拟模型是描述性的，含有各种随机性的变量。 管理科学的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指出，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管理科学学派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不是所有管理问题都是能够定量的，这就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 其次，实际解决问题中存在许多困难。管理人员与管理科学专家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实际的管理人员可能对复杂、精密的数学方法很少理解，无法做出正确评价。而另一方面，管理科学专家一般又不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工作情况，因而提供的方案不能切中要害，解决问题。这样，双方就难以进行合作。 此外，采用此种方法大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费用和时间。由于人们考虑到费用问题，也使它往往只是用于那些大规模的复杂项目。这一点，也使它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因此，管理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所以，要求管理人员要尽快地掌握管理科学，使之与各种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相符合，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 管理科学论文:浅析高校教务管理科学化探析 论文关键词:高校　教务管理　科学化 论文摘要:高校教务管理是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教务管理迫切需要从改变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管理手段、内容，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推动管理的升学化。从目前看我国高校教务管理存在着课程内容较为单一、教学评价不到位、系统重复建设子问题。相应的要从专业化的教务管理队伍，革新课程内客，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控制体系等方面入手推动教务管理科学化。 1.教务管理科学化 教务管理负责的是跟教学有关的一切事务，主要包括学生学籍的建立与管理、教学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课程的设置、师资力量的配备、课表的编排与制定、教材的建设和管理、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等等。高效的教务管理能保证学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推动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在社会迅猛发展，对高校的要求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教务管理迫切需要科学化。所谓科学化即教务管理要从职责出发，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改变种种不适应高等教育形势发展的方式、手段、内容，以提高教学管理的实施效果。 2.教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教学课程设置陈旧、单一 制定不同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安排相关教材是教务管理的主要工作，也是目前我国大多数教务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教学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在社会形势、学科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课程设计、安排也应相应地做出调整。然而从目前看，我国有些高校的课程设置数十年如一日，沿袭以往的方式，未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比如现代社会对大学生要求其具有牢固的专业基础外，还要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创造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并未体现这些要求，仍是以知识点的记忆为教学重点。课程内容安排整体上未跟得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教学计划几年不调整，课程设置落后于市场需求。 2 .2教学评价体系不够科学 每所高校都有自身的教学质量控制和评估体系，以保证本校的教学水平，比如检查教师的教案、试卷、学生作业、随机听课等。但这些评估方式侧重的是上对下的书面检查为主，忽视了两点。一是学生、用人单位、教师的意见反馈，而这三者中，师生是教学的直接参与者，用人单位是教学质量的最直接检验者，因此对教学评估应最具有发言权。目前我国高校教务部门的教学评估基本忽视了这三者，而以自身为主的行政检查式评估为主。二是忽视了动态的教学过程评价。课堂教学是传授知识的主渠道，也是直接展示教学水平的集中时间。相应的教学过程应是教务管理评价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这部分工作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动用到较多的人力，因此很多高校基本将这部分忽略了，教学评价重在书面形式的完整。这种行政式教学评价方式容易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教师疲于应付，起不到评价对教学质量控制所应有的作用。 2.3教学资源共享水平不高 目前高校教务管理信息化已成为了发展趋势，各所高校纷纷借助网络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比如网上选课系统、查分系统、登记系统、学籍管理系统等。然而由于教务管理包含多个子系统，有些学校由于经费的关系，在搭建信息化平台时采用的是独立的、分解的系统软件，并未统一设置或者联网，缺乏统一的大平台，无法共享信息，因此导致整个管理平台很繁杂，子目录众多，甚至重复建设，重复工作。 3.推进教务管理科学化措施 3.1成立专业化教务管理队伍 高校教务管理是个系统工程，其工作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其工作内容不是简单地排课、管理学籍、登记学分，而是朝着信息化、内涵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教务管理需要用科学理念做指导，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推动本校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相应地要有专业化的管理组织作为保证。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教学工作组织，如专业建设工作委员会、课程建设工作委员会、教材建设委员会、教学督导组等教学管理组织，为教务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化的建议。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完全可借助本校已有的师资力量，在不增加人员数量的情况下充实教务管理队伍。 3.2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 教务管理部门负有审核教学单位提供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内容设置方面的职责。审核并非简单地“同意”，而是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考察教学内容的安排是否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将能力要求贯穿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加强学生专业基础训练的同时努力扩大其知识面，比如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打破学科间的界限，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视角。其次要推动教师转变教学思想，改革教学方法，将教师在台上讲授，学生记笔记，考试考笔记的教学方式改变为师生互动，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教师加以引导的学习方式。再次，改变理论与实践课课程的分配比例，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积极开展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将课外实践课、活动课纳入到教学活动中，真正让其成为与课堂教学并列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创造更多亲自动手的能力，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能为学校提供更多的反馈信息，以及时调整课程内容设置。 3 .3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控制体系 一方面在高校扩招，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外界对大学教育质量有所怀疑的情形下，高校教务管理部门需要加强教学质量控制工作。另一方面2003年教育部正式开展了五年一期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工作，评估的主要内容即是教学。内外的压力都要求教务管理部门改变以往只重视计划、安排，不重视教学质量控制或者将评估体系停留在简单的书面检查上，要切实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控制体系。具体方式包括依托师资力量，成立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委员会，成员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兼任，共同研究制定可行的评价体系。其次通过学生评教制度、教学信息员制度、教学督导制、教务处长接待日等制度及时收集各方对教学的反馈意见。再次注重对教学过程的监控和管理，这种监管不是以“警察抓小偷”的方式进行，而是要以人本的方式及时地发现，向教师反馈教学中的问题，以推动教师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发展，提升教学水平。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才会产生好的教学效果。 4.结语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务管理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并非简单地行政工作。高校应改革教务管理工作中不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现象，推动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唯有如此，才能积极地加快教学改革的步伐和课程建设力度，在科学化教学管理中提高本校的综合竞争力。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比较研究——基于国内五种期刊引证数据库的引证数据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期刊　影响因子　评价 论文摘要:通过对国内5种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特性的比较分析，并用其影响因子进行了部分管理科学期刊的排序比较，发现管理科学期刊排序出现了较大的错位现象，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的来源期刊量多少和学科范围不同。 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是科技期刊发展和生存的关键，因此关于科技期刊的质量评价成为科技工作者和期刊研究人员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国内几个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成熟，它们各自推出了学术期刊的引证指标，当然也包括管理科学期刊。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各数据库推出的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各数据库推出的期刊引证指标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优缺点。 一、五种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 随着国际性大型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全文文献数据库的推出，比较和评价国家、研究机构、团体以及个人宏观与微观研究绩效等工作不断发展。随着大型文献数据库引文数据积累成熟，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量化评价指标统计开始兴盛起来，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最早研制并了JCR (ISI期刊引证报告)，使其迅速成为权威性的世界期刊评价工具。而国际性的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对分析中国科学研究状况缺乏普遍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国家级科研机构开始推出自己的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由于JCR收录中国的科学期刊量少，不能从整体上反映中国数以万计的中文期刊的引文指标，国内各大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也开始推出各自的反映国内科技期刊引证指标的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发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始建于1989年，1990年首次对1227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影响因子在内的7项文献计量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正式对外了统计分析结果;1994年开始了国内期刊论文的引文统计分析工作，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1997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设立了多项期刊评价指标，主要有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平均引文率、即年指标、期刊被引用半衰期。除了期刊基本引证指标外，该数据库还独创性地开展了一些期刊特性指标统计分析工作，如扩散因子、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他引总引比、国际论文比、平均作者数和引用刊数。该数据库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只收录了10种管理科学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始建于1989年，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核心库有期刊600多种，扩展库期刊有300多种。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期刊引证指标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中，2005年开始单独印刷出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主要指标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基本相同。该数据库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核心库收录23种管理科学期刊②。 1989年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原中国科学院西南信息中心)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CQVIP)，收录期刊2000余种。2000年正式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收录了1990年至今公开出版的科技类期刊5000多种，其中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核心期刊1500余种。2005年1月起，《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增加收录文、史、哲、法等学科分类的文章、期刊，形成社会科学专辑，目前收录中文期刊12000余种。2004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可以通过网络版浏览。期刊评价报告分为即年指标评价和期刊综合统计两部分。该数据库没有专门的管理科学期刊分类，管理科学期刊包含在经济管理类目下。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始建于1998年，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1998年来源期刊4%种，1999年来源期刊506种，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来源期刊均为419种，2004年、2005年来源期刊均为461种。1998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中，主要有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当年被引指数。学科分类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 《中国学术期刊》( CNKI)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收录国内6000余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国内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科期刊。2002年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试刊版，它是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对其中学术性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加工处理，经统计分析后编制的一部综合性跨学科大型科学文献计量年报。除基本的期刊引证指标外，还开创了一些期刊网络传播指标，如下载频次、浏览量、访问量，h指数等等。该数据库学科分类没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但几乎所有的管理类重要期刊都有引证指标。五种期刊引证数据库的特性列于表1中。 二、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评价比较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及其应用，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从世界范围看，管理科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单独把“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从此开始，管理科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才真正纳人到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轨道中去。1996年对管理科学发展进行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以及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部。这也意味着管理科学地位为社会与科学技术界承认。 然而，与其它学科相比，管理科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反映在期刊上，管理科学缺少其独有的管理科学专业特点的管理科学期刊群。我国的管理科学期刊大多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管理科学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专业的学术期刊少之又少。在20多年的发展中管理科学学科地位逐渐确定，管理科学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部分学术期刊慢慢向管理科学专业靠拢，成为展示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阵地。但由于管理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成果分布比较广泛，管理学与经济学、工学和数学期刊论文融合在一起。管理学科的专业期刊看上去又不是那么专业，迄今尚未形成在本学科得到共识的核心期刊群，甚至对于相对重要的期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与认识①。国内几个重要的文献数据库都将管理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范围，各自选出了一些管理学期刊。CSSCI数据库收录管理学期刊26种，CSTPCD收录管理学类期刊10种，CSCD收录管理学类期刊22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遴选和认定的重要期刊20种。CNKI和CQVIP数据库没有专门的管理学期刊分类。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管理学科期刊，以CSSCI数据库收录的管理学期刊24种(由于《经济管理》和《未来与发展》部分年份的影响因子缺失，故略去)纳人比较的范围。 由于每年的CSSCI收录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未公布，本文分为两类排序比较，一类是CNKI与CSSCI收录期刊2001 ～ 2004年5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另一类是各数据库2004年影响因子排序比较。表2给出排序结果。 从表中可以发现: （1）CNKI与CSSCIS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看，24种期刊排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中国科技论坛》、《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和《管理现代化》。排序完全一致的有4种期刊。 (2) 2004年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也不同。整体上，CNKI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QVIP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STPCD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 CSCD的期刊影响因子。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CNKI与CQVIP相比较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9种，分别为《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软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学管理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科学学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和《中国软科学》。 为什么同一种管理科学期刊会出现如此的反差，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可以从期刊影响因子的公式找到原因。决定期刊影响因子的最主要因素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其次是该期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而决定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的最主要因素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学科范围和期刊种类的多少。而管理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涉及的期刊范围是相当大的，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1997一1999年对批准资助的443项项目的统计，发表的3320篇论文分布在901种国内外期刊中，19%的在1%种大学学报上①。而且管理科学文献涉及的学科跨度大，特别是经济学、应用数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等等。正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多少，影响了管理科学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这一重要数值，如2004年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全和期刊种类多的CNKI普遍大于其它类文献数据库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收录期刊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且收录期刊较少的 CSCD, CSTPCD期刊影响因子小，并且期刊排序较无序。 而期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表面看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值，但由于各期刊有正刊，还有增刊、专辑、专刊和特刊，同时期刊栏目有学术论文、研究简报、学术动态、书评和领导讲话等等。期刊来源文献量多少也严重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但各大文献引证数据库在确定这一数值时，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比如，本文发现造成《中国行政管理》影响因子排序错位最多的原因在于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这一数值，CNKI和CQVIP两个文献数据库在计算2004年该刊影响因子时，对该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这一数值存在较大出人。由于该刊的文献规范性稍差，对于是否属于学术论文存在分歧，才造成了总数这一数值的出人。 三、结论 5种文献数据库都收录了管理科学期刊，并且都编制了其相应的期刊引证指标。但评价期刊影响力的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却出现了较大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的多少，其次是来源文献收录量的确定。 目前利用5种文献数据库期刊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影响力，都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CSCD, CSTPCD收录的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过少，收录学科偏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CSSCI收录的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虽然较多，但只局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三个文献数据库不能充分体现管理科学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及管理科学文献的广泛性。近年CQVIP文献数据库在逐渐扩充学科范围，增加文、史、哲、法等学科，但其收录的期刊过于宽泛，非核心期刊过多，同时期刊引证指标编制开发较晚，还不够成熟。CNKI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都较合适，但在来源文献收录量上过于宽泛。 单独利用某一年份的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也可能存在问题，随着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实力的提高，不断有管理科学期刊扩版增页。由于期刊当年发文量激增，但被引量不会大幅变化，因而会降低当年的期刊影响因子。同时由于国内的期刊引证指标开发较晚，统计数据的稳定性不够，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合理的评价应尽可能是取多年影响因子平均排序。 在编制期刊引证指标的过程中，应开发新的反映期刊影响力的指标，如他引影响因子，但有些期刊为了提高他引影响因子，要求论文作者大量引用该刊论文，这失去了期刊评价的意义，不宜提倡。 管理科学论文: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比较研究——浅论国内学术期刊引证数据 论文摘要：通过对国内5种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特性比较分析，并用其影响因子进行了部分管理科学期刊的排序比较，发现管理科学期刊排序出现了较大的错位现象，并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主要是由学术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的来源期刊量多少和学科范围不同而产生的。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评价 l前言 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与水平，是科技期刊发展和生存的关键，因此关于科技期刊的质量评价成为科技工作者和期刊研究人员的重要研究课题。学术期刊评价可以衡量科研机构和学者的贡献，能够为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人事决策提供依据，指导图书馆正确订购期刊，方便科研人员获取资料。 管理科学学术期刊的评价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个研究对象。Franke等人根据ISI从1977年到1987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引文报告》，统计了l7种战略管理科学期刊每年的当前文献影响(Currentarticleimpact)、累积期刊影响(Cumulativejoumalinlfuence)，计算出它们的排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为了完善其基金项目成果评估，开展了我国管理科学重要期刊的遴选及其认定工作。采用了以专家咨询调查的定性方法为主，文献分析的定量方法为辅的过程遴选出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期刊。 随着国内几个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成熟，各自推出了学术期刊的引证指标，当然也包括管理科学。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各数据库推出的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各数据库推出的期刊引证指标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优缺点。 2期刊评价方法 对学术期刊评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专家调查法、引文分析法。 专家调查法作为一种主观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受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如调查对象会给曾发表过他们文章的出版物以更多的正面评价，并且将期刊的高质量归因于更低的论文接受率，某些调查对象只熟悉自己感兴趣领域的期刊。显然，专家调查方法中的个人认知偏差无法用调查设计来克服。因此，这种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比较少使用了。 自从美国情报学家GarifeldEugene(尤金·加菲尔德)利用引文索引方法创建一系列引文索引工具以来，学术期刊的评价和分级定量化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ISI期刊引证报告(JCR)的推出，期刊评价方法有了重要的改进，在评价内容上转向以期刊学术质量为主。由于学术质量的难于量化评价，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是评价科技期刊的两个重要评价指标。引文分析方法比专家调查方法更加客观，因此，引文分析方法成为当前评价学术期刊的主流方法。影响因子(ImpactFactor)这一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是E．加菲尔德1972年提出的，是对一篇文献或文献集合获得客观响应，反映其重要性的宏观度量。定义：期刊前2年的被引次数占前2年论文总量的比例(相对数量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期刊被引频次(CitedNumberofJourna1)可测度期刊自创刊以来的学术影响力，是从信息反馈的角度评价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该项指标从历史的角度，用期刊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直接反映了期刊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定义：自期刊创刊以来全部论文在某一年被引用的总次数(绝对数量指标)。 3国内5种期刊文献引证数据库 随着国际性大型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全文文献数据库的推出，比较和评价国家、研究机构、团体以及个人宏观与微观研究绩效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随着大型文献数据库引文数据积累成熟，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量化评价指标统计开始兴盛起来，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最早研制并了JCR，使其迅速成为权威性的世界期刊评价工具。 而国际性的科学引文分析数据库对分析中国科学研究状况缺乏普遍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国家级科研机构开始推出自己的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由于JCR收录中国的科学期刊量少，不能从整体上了解中国数以万计的中文期刊的引文指标，国内各大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开始推出自己的反映国内科技期刊引证指标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发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始建于1989年，1990年首次对1227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影响因子在内的7项文献计量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正式对外了统计分析结果；1994年开始了国内期刊论文的引文统计分析工作，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1997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设立了多项期刊评价指标，主要有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平均引文率、即年指标、期刊被引用半衰期，除了期刊基本引证指标外，有独创性开展了一些期刊特性指标，如扩散因子、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他引总引比、国际论文比、平均作者数和引用刊数。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收录l0种管理科学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始建于1989年，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核心库期刊600多种，扩展库期刊300多种。被其选作信息统计源的期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重要科技期刊。期刊引证指标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中，2005年开始单独印刷出版《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主要指标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基本相同。有专门的管理科学学科类目，但收录期刊较少，2004年核心库23种管理科学期刊。 1989年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原中国科学院西南信息中心)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CQVIP)，收录期刊2000余种。2000年正式推出《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收录了1990年至今公开出版的科技类期刊5000多种，其中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核心期刊1500余种。2005年1月起，《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增加收录文、史、哲、法等学科分类的文章、期刊，形成社会科学专辑，目前收录中文期刊12000余种，2004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可以通过网络版浏览。期刊评价报告分为即年指标评价和期刊综合统计两部分。没有专门的管理科学期刊分类，包含在经济管理类目下。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始建于1998年，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1998年来源期刊496种，1999年来源期刊506种，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来源期刊均为419种，2004、2005年来源期刊均为461种，1998年开始期刊引证指标统计，没有专门印刷出版期刊引证报告，期刊引证报告附录在印刷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一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中，主要有期刊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和当年被引指数。学科分类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 《中国学术期刊》(CNKI)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收录国内6000余种统计源期刊，包括国内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科期刊。2002年出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试刊版，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对其中学术性论文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加工处理，经统计分析后编制的一部综合性跨学科大型科学文献计量年报。除基本的期刊引证指标外，还开创了一些期刊网络传播指标，如下载频次、浏览量、访问量，h指数等等。学科分类没有专门的管理学类目，但几乎所有的管理类重要期刊都有引证指标。5种期刊引证数据库的特性列于表1中。 4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评价比较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及其应用，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从世界范围看，管理科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单独把“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从此开始，管理科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才真正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轨道中去。1996年对管理科学发展进行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以及中国工程院成立工程管理学部。这也意味着管理科学地位为社会与科学技术界承认的标志。 然而，与其它学科相比，管理科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反映在期刊上，管理科学缺少自己独有管理科学专业特点的管理科学期刊群，我国的管理科学期刊大多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管理科学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专业的学术期刊少之又少。在20多年的发展中管理科学学科地位逐渐确定，管理科学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部分学术期刊慢慢向管理科学专业靠拢，成为展示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阵地。但由于管理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成果分布比较广泛，与经济学、工学和数学期刊论文相融合在一起。管理学科的专业期刊看上去又不是那么专业。迄今尚未形成在本学科得到共识的核心期刊群，甚至对于相对重要的期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与认识。国内几个重要的文献数据库都将管理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范围，各自选出了自己的多少不一管理学期刊。CSSCI数据库收录管理学期刊26种，CSTPCD管理学类期刊l0种，CSCD管理学类期刊22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遴选和认定的重要期刊20种。CNKI和CQVIP数据库没有专门的管理学期刊分类。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管理学科期刊，以CSSCI数据库收录管理学期刊24种(由于《经济管理》和《未来与发展》部分年份的影响因子缺失，故略去)纳入我们比较的范围。 由于每年CSSCI收录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未公布，我们分为两类排序比较，一类是CNKI与CSSCI收录期刊2001-2004年5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另一类是各数据库2004年影响因子排序比较。表2给出排序结果。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1)CNKI与CSSCI5年平均影响因子排序比较看，24种期刊排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中国科技论坛》、《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和《管理现代化》。排序完全一致的有4种期刊。 (2)2004年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也不同，整体上，CNKI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QViP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STPCD的期刊影响因子大于CSCD的期刊影响因子。4个文献数据库各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序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位。CNKI与CQVIP相比较错位超过4位的期刊有9种，分别为《中国行政管理》、《管理科学》、《软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学管理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科学学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和《中国软科学》。 为什么同一种管理科学期刊会出现如此的反差，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期刊影响因子的公式找到原因。决定期刊影响因子的最主要因素是某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其次是该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而决定某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的最主要因素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的学科范围和期刊种类的多少。而管理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涉及的期刊范围是相当大的，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1997-1999年批准资助443项面上项目统计，发表的3320篇论文分布在901种国内外期刊中，19％的在196种大学学报上。而且管理科学文献涉及的学科跨度大，特别是经济学、应用数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等等。正是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多少，影响了管理科学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这一重要数值，如2004年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全和期刊种类多的CNKI的普遍大于其它类文献数据库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收录期刊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且收录期刊较少的CSCD、CSTPCD期刊影响因子小，并且期刊排序较无序。 而期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看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值，但由于各期刊有正刊，还有增刊、专辑、专刊和特刊，同时期刊栏目有学术论文、研究简报、学术动态、书评和领导讲话等等。期刊来源文献量多少也严重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但各大文献引证数据库在确定这一数值时，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我们发现造成《中国行政管理》影响因子排序错位最多的原因在于确定来源文献收录量这一数值，CNKI和CQVlP两文献数据库在计算2004年该刊影响因子时，对该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这一数值存在较大出入。由于该刊的文献规范性稍差，对于是否属于学术论文存在分歧，才造成了总数这一数值的出入。 5结论 5种文献数据库都有管理科学期刊被收录，并且都编制了其相应的期刊引证指标。但评价期刊影响力的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却出现了较大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多少，其次是来源文献收录量的确定。 目前利用5种文献数据库期刊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的影响力，都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CSCD、CSTPCD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过少，收录学科偏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CSSCI管理科学期刊样本量较多，但只局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三个文献数据库不能体现管理科学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及管理科学文献的广泛性。近年CQVIP文献数据库在逐渐扩充学科范围，增加文、史、哲、法等学科，但其收录的期刊过于宽泛，非核心期刊过多，同时期刊引证指标编制开发较晚，还不够成熟。CNKI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学科范围及收录期刊种类都较合适，但在来源文献收录量上过于宽泛。 单独利用某一年份的影响因子评价管理科学期刊也可能存在问题，随着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实力的提高，不断有管理科学期刊扩版增页。由于期刊当年发文量激增，但被引量不会大幅变化，会降低当年的期刊影响因子。同时由于国内的期刊引证指标开发较晚，统计数据的稳定性不够，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时有发生。合理的评价应尽可能是取多年影响因子平均排序。 在编制期刊引证指标的过程中．应开发新的反映期刊影响力指标，如他引影响因子，有些期刊为提高引影响因子，要求论文作者大量引用该刊论文，这失去了期刊评价的意义。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的研究进展 论文关健词：管理科学　管理方法　管理模型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事实来解决管理问题，并且要求按照最优化的标准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设法把科学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过程，侧重于追求经济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度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管理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有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管理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等几个方面。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际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都离不开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生产力要素，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大大提高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效率，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管理起着越来越重的作用，科学管理直接带来了经济效益，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管理资源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管理科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管理科学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就管理科学的实质而言，它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继续与发展，因为他们都力图抛弃凭经验、凭主观判断来进行营理，而提倡采用科学的方法，探求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或最优方案，以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果。不同的是，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操作方法、作业研究的范围，而向整个组织的所有活动方面扩展，要求进行整体性的管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进到管理领域。因此，管理科学可以说是现代的科学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解决国防需要产生了’.运筹学”，发展了新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技术，例如:统计判断、线性规划、排队论、博弈论、统筹法、模拟法、系统分析等。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就产生了“管理科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 1.兰彻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f. w. lanchester)在1915年就把数学定量分析法应用于军事，发表过关于人力和火力的优势与军事胜利之间的理论关系的文章。 2.埃尔伍德·斯潘赛·伯法是西方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研究院，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代表作是(现代生产管理》(1975)。(生产管理基础》是伯法根据《现代生产管理》改写的，简明易懂，曾被《哈佛商业评论》推荐为经理必读书目。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图表和数学公式，正是这些科学的计量方法，使得管理问题的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 3.霍勒斯卡文森于20世纪30年代把复杂的数学模型应用干用传统办法难以进行的大量数据处理工作。 管理科学理论的特征 1.以决策为主要的粉眼点，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给定各种决策分析模型。 2.以经济效果标准作为评价管理行为的依据，为此建立诸如量、本、利等模型以讨论行为的结果及变化。 3.力求减少决策的个人艺术成分。依靠建立一套决策程序和数学模型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他们将众多方案中的各种变数或因素加以数量化，利用数学工具建立数量模型研究各变数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求一个用数量表示的最优化答案。 4.广泛地使用电子计算机。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某一事务的因素错综复杂，建立模型后，计算任务极为繁重，依靠传统的计算方法获得结果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致使计算结果无法用于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运算的速度，使数学模型应用于企业和组织成为可能。 管理科学理论的内容 1.关于组织的墓本粉法 他们认为组织是由“经济大，组成的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系统，同时又是由物质技术和决策网络组成的系统。 2.关于科学管理的目的、应用范围和解决问题的步骤 它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原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于管理的各种活动之中。应用范围着重在管理程序中的计划和控制这两项职能。解决问题的步骤: (i)提出问题并阐述问题。 (2)建立数学模型。对问题的要素用一组变量的函数来表示，e=f ( xf, yf ) 式中e代表系统的效益(如利润、成本等)，f代表函数关系，xf代表可控制变量，竹代表竞争者所控制的变量。 ①解出模型的答案，从而取得系统的最佳效益的数量值。 ②检查模型及解的实际意义。 ③对所求的解进行控制。 ④把方案付诸实施。 管理人员必须随时记录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注意模型的目标、假设、省略的东西和限制条件等因素，在一个过程之后，重新复查系统模型，以便改进它，使之更符合实际。 3.关于管理科学应用的科学方法 这主要有线性规划、决策树、计划评审法和关键线路法、模拟、对策论、概念论、排队论。管理科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模型可以分成两大类，即描述性模型和规范性模型，其中各自又分成确定性和随机性模型两种。 流行的管理科学模型有: (1)决策理论模型。模型目标是要使制定决策的过程减少艺术成分而增加科学成分。决策理论的集中点在于对所有决策通用的某些组成部分，并提供一个系统结构，以便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分析那种含有多种方案和可能后果的复杂情况。这类模型是规范性的并含有各种随机的变量。 (2)盈亏平衡点模型。这一模型主要帮助确定一个公司的任何特定产品生产量与成本、销价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确定的盈亏平衡点，在这个水平上总收人恰好等于总成本，没有盈亏。这一模型是确定性的描述性模型。 (3)库存模型。这一模型回答库存有多少，什么时候该进货与发货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型就必须考虑库存适合生产与销售的需求，又要考虑减少仓储费用，这一模型的可行解便是经济订购批量(eoq) (4)资源配置模型。这里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源，常用的资源配置模型就是线性规划模型，在给定边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考虑产出、利润最大，或者成本最小。这一模型是规范性的模型，变量是确定性的。 (5)网络模型。两种主要的和最流行的网络模型就是pert(计划评审技术)和cpm(关键路线法)。pert是计划和控制非重复性的工程项目的一种方法。cpm这种计划和控制技术，则应用于那些有过去的成本数据可查的项目。网络模型是随机性的规范模型。 (6)排队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员工排队等待领取所需的工具或原料所花费的时间要计人成本。在给顾客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顾客们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就会使顾客失去耐心导致顾客一走了之，但如果开设很多服务台或售货柜却很少有人光顾，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因此排队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最优解。 (7)模拟模型。模拟是指具有与某种事物相同的外表和形式，但不是这种真的事物。由于真实事物具有复杂性，以及对其管理作用的不可重复性，为了得到预计成果，就有必要建立模拟的模型，在此模型上探讨最佳行动方案或政策以便最后能用于实践的操作之中。模拟模型是描述性的，含有各种随机性的变量。 管理科学的优点 第一， 使复杂的、大型的问题有可能分解为较小的部分，更便于诊断、处理; 第二，制作与分析模式必须重视细节并遵循逻辑程序，这样就把决策置于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管理人员估价不同的可能选择，如果明确各种方案包含的风险与机会，便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指出，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管理科学学派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不是所有管理问题都是能够定量的，这就影响了它的使用范围。 其次，实际解决问题中存在许多困难。管理人员与管理科学专家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实际的管理人员可能对复杂、精密的数学方法很少理解，无法做出正确评价。而另一方面，管理科学专家一般又不了解企业经营的实际工作情况，因而提供的方案不能切中要害，解决问题。这样，双方就难以进行合作。 此外，采用此种方法大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费用和时间。由于人们考虑到费用问题，也使它往往只是用于那些大规模的复杂项目。这一点，也使它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因此，管理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所以，要求管理人员要尽快地掌握管理科学，使之与各种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相符合，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对现代高校管理的启示 论文摘要：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在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时代正确认识我国高校管理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学习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开拓创新，实现高等教育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管理理论；高校管理；队伍建设 一、我国高校管理工作的现实状况 高校管理队伍是一座联接着高校教学、科研丁作的立交桥，肩负着高校各个工作环节程序化、科学化、人本化运作的重任。我国高校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进步举世公认，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但是，作为桥梁和纽带的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相比于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管理队伍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不能协调发展，管理的滞后成了制约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管工作缺乏创新意识。管理工作沿用传统的经验式管理方法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模式。在高校整体工作架构中，各级管理人员扮演着”传声筒”的被动脚色，缺乏参与式管理和研究型管理的主体意识。 2．管理工作缺乏足够重视。强调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和削弱管理队伍的培养，管理工作处于高校的从属地位。特别是院系一级的管理队伍建设，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难如人愿，缺乏科学的管理规范和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地位的从属性造成了管理者责任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缺失。 3省理队伍专业知识偏低。南于高校决策层观念陈旧，对管理缺乏科学的认识，管理人员地位和作用得不到肯定，从属心理严重地挫伤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长此以往，造成了管理岗位人员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创新意识不强的现状。凡此种种弊端，严重影响着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制约着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 近年来，许多高校院系中层管理队伍中，提拔了一批年轻的高学历人才到管理岗位上，这些专业人才虽然具备专业知识，但既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管能力，更缺乏系统的管理知识，提拔到管理岗位后，自恃学历高，霸气十足，专断偏激，仅凭一技之就想操控一切，严重挫伤了下属的积极性，使工作陷入被动。 二、管理学思想对高校管理工作的启示 1．以人为本。将人才资源开发作为高校管理的永恒主题。高校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社会文明、文化发展、科学进步的摇篮，高校更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有学者甚至将高校形象地比喻为”人文精神荟萃，科学精神勃发”的”精神殿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场”。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管理队伍的建设与师资队伍的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就很难汇聚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正视我国高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克服传统守旧的经验式管理弊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思想，结合我国高校管理的实际，创新高校管理理论，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丰十会化、同际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和谐发展，促进师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是高校管理工作的核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已在各高校中引起_广足够的重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相关激励措施纷纷台，许多高校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津贴、福利待遇。高校因此汇聚了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各类专业人才，如何发挥人才专长，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营造宽松、和谐、舒畅的生活环境，创造求实、创新、进取的_丁作氛罔，构建自由、独立、协作、均衡发展的人文环境，无疑是高校管理工作中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的主旨。 3．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管理队伍是高校发展进步的保障。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必须理性地认识高校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开拓创新，强化管理队伍建设，树立现代科学管理意识，主动出击，应对挑战，实现高校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任人唯贤，重视中层管理队伍的选拔。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正确与否，关系到教学科研工作的成败。管理者必须具备现代管理知识，相比之下，专业知识倒在其次。其次，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严把管理干部用人关。现代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一所高校是否具有活力，取决于该校管理者能否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因此，一定要遵循管理干部”四化”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懂得高等教育规律，熟悉高校工作特点，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具备管理经验、组织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管理队伍。最后，重心下移，强化中层管理队伍，创建一流管理。传统的高校管理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校级管理部门人才集中，实力雄厚，而作为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管理队伍人才缺乏，特别是在院系结构调整和学生扩招以后，许多高校的二级学院在办学规模、学生数量、师资队伍等许多方面都成倍扩大和增加，教务管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管理职能部门不健全，管理人员紧缺，工作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校级管理部门机构重叠，人满为患，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制约了一线教学单位管理职能的提高和效能发挥。高校决策层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以此建设一支人际关系和谐、知识能力互补、工作热情饱满、群体效能较高的管理队伍。 4．完善管理机制。营造人文环境，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管理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作，管理人员要在流动中求稳定、求发展。高校管理工作的特点要求管理者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高校管理是一个从“人化”到“人格化”的教育过程，管理人员身处其中，良好的人文环境是激发管理者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上级领导的人文化关怀是培养管理者团队精神的重要条件，团结协作、创新求实的人文环境、公平竞争、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便利的生活环境是各项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要使管理人员意识到，只要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同样可以和教学岗位的教师一样，职务、职称得到晋升，待遇得到提高，管理人员就有了归属感，工作的热情、激情、创造力等潜能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总之，对管理人员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热情关心，增强管理岗位的吸引力，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把具有管理知识、管理能力、管理经验、管理激情的人员吸引到管理队伍中来，增强管理队伍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综上，面对目前高校管理的现实问题，结合管理理论科学知识，创建符合学校、社会、国家需要的管理队伍，是当前也是今后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所在。 管理科学论文:试论管理科学理论对现代高校管理的启示 论文摘要：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在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时代正确认识我国高校管理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学习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开拓创新，实现高等教育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管理理论；高校管理；队伍建设 一、我国高校管理工作的现实状况 高校管理队伍是一座联接着高校教学、科研丁作的立交桥，肩负着高校各个工作环节程序化、科学化、人本化运作的重任。我国高校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进步举世公认，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但是，作为桥梁和纽带的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相比于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管理队伍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不能协调发展，管理的滞后成了制约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管工作缺乏创新意识。管理工作沿用传统的经验式管理方法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管理模式。在高校整体工作架构中，各级管理人员扮演着”传声筒”的被动脚色，缺乏参与式管理和研究型管理的主体意识。 2．管理工作缺乏足够重视。强调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和削弱管理队伍的培养，管理工作处于高校的从属地位。特别是院系一级的管理队伍建设，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难如人愿，缺乏科学的管理规范和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地位的从属性造成了管理者责任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缺失。 3省理队伍专业知识偏低。南于高校决策层观念陈旧，对管理缺乏科学的认识，管理人员地位和作用得不到肯定，从属心理严重地挫伤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长此以往，造成了管理岗位人员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创新意识不强的现状。凡此种种弊端，严重影响着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制约着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 近年来，许多高校院系中层管理队伍中，提拔了一批年轻的高学历人才到管理岗位上，这些专业人才虽然具备专业知识，但既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管能力，更缺乏系统的管理知识，提拔到管理岗位后，自恃学历高，霸气十足，专断偏激，仅凭一技之就想操控一切，严重挫伤了下属的积极性，使工作陷入被动。 二、管理学思想对高校管理工作的启示 1．以人为本。将人才资源开发作为高校管理的永恒主题。高校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社会文明、文化发展、科学进步的摇篮，高校更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有学者甚至将高校形象地比喻为”人文精神荟萃，科学精神勃发”的”精神殿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场”。在这个神圣的殿堂中，管理队伍的建设与师资队伍的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就很难汇聚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正视我国高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克服传统守旧的经验式管理弊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思想，结合我国高校管理的实际，创新高校管理理论，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丰十会化、同际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和谐发展，促进师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协调发展是高校管理工作的核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已在各高校中引起_广足够的重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相关激励措施纷纷台，许多高校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津贴、福利待遇。高校因此汇聚了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各类专业人才，如何发挥人才专长，推动高校教学科研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营造宽松、和谐、舒畅的生活环境，创造求实、创新、进取的_丁作氛罔，构建自由、独立、协作、均衡发展的人文环境，无疑是高校管理工作中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的主旨。 3．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管理队伍是高校发展进步的保障。师资队伍、管理队伍和学生是现代高校三位一体的人本化结构体系，管理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三大环节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必须理性地认识高校管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开拓创新，强化管理队伍建设，树立现代科学管理意识，主动出击，应对挑战，实现高校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任人唯贤，重视中层管理队伍的选拔。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正确与否，关系到教学科研工作的成败。管理者必须具备现代管理知识，相比之下，专业知识倒在其次。其次，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严把管理干部用人关。现代管理学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一所高校是否具有活力，取决于该校管理者能否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因此，一定要遵循管理干部”四化”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懂得高等教育规律，熟悉高校工作特点，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具备管理经验、组织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管理队伍。最后，重心下移，强化中层管理队伍，创建一流管理。传统的高校管理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校级管理部门人才集中，实力雄厚，而作为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管理队伍人才缺乏，特别是在院系结构调整和学生扩招以后，许多高校的二级学院在办学规模、学生数量、师资队伍等许多方面都成倍扩大和增加，教务管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管理职能部门不健全，管理人员紧缺，工作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校级管理部门机构重叠，人满为患，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制约了一线教学单位管理职能的提高和效能发挥。高校决策层的领导应当充分认识这种结构性的缺陷，以此建设一支人际关系和谐、知识能力互补、工作热情饱满、群体效能较高的管理队伍。 4．完善管理机制。营造人文环境，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管理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作，管理人员要在流动中求稳定、求发展。高校管理工作的特点要求管理者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高校管理是一个从“人化”到“人格化”的教育过程，管理人员身处其中，良好的人文环境是激发管理者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上级领导的人文化关怀是培养管理者团队精神的重要条件，团结协作、创新求实的人文环境、公平竞争、和谐友善的工作环境、便利的生活环境是各项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要使管理人员意识到，只要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同样可以和教学岗位的教师一样，职务、职称得到晋升，待遇得到提高，管理人员就有了归属感，工作的热情、激情、创造力等潜能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总之，对管理人员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热情关心，增强管理岗位的吸引力，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把具有管理知识、管理能力、管理经验、管理激情的人员吸引到管理队伍中来，增强管理队伍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综上，面对目前高校管理的现实问题，结合管理理论科学知识，创建符合学校、社会、国家需要的管理队伍，是当前也是今后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