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设计问题分析 【摘要】文章分析了房屋结构设计中常见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建筑;结构;设计 一、建筑基础设计问题 多层房屋无地质详勘报告,仅仅依据建设单位口头或笼统参照附近建筑物的基础设计资料就进行施工图设计是不科学的。地基与基础设计要做到合理,安全适用,设计人员必须依据地质勘察资料,统一考察多方面因素进行基础类型和上部结构的详细勘测方可设计,仅凭耐力这一数据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安全的,更不能盲目地把耐力容许值取得小一些就认为万无一失了。 采用换土垫层进行软弱地基处理,不进行换土垫层设计,只凭经验处置。有时设计者对软弱地基的危害认识不足,只是简单地凭借经验采用砂垫层加强一下承载力,没有进行垫层宽度和厚度计算,只能使软弱地基处理既不安全,又不经济。 民用建筑中柱、梁及基础的负荷未按规范乘以折减系数。设计人员设计多层民用建筑时,在计算梁、柱和基础的负荷时未按现行设计规范采用荷载乘折减系数计算其荷载值,因而荷载值不准确。 二、承重柱截面高度设计过小 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六度抗震设防区。一些结构设计者误认为六度设防就是不设防,图受力分析方便,他们故意把柱子的截面高度设计得过小,使梁柱的线刚度比加大,把梁简化为铰支梁,柱按轴心受压计算。这种做法虽然易于进行结构受力分析,但却给房屋结构埋下了隐患。因为这样做忽略了梁柱间的刚结作用,即忽略了柱的约束弯矩,加之以柱截面的配筋都较小,结构一旦受力后,柱顶抗弯强度必然不足,从而使柱子与梁底附近将会出现一条或多条水平裂缝,形成塑性铰。这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柱子已开始带铰工作。这不但影响了房屋的耐久性,而且也常常引起用户的恐惧心理。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结构一但遭遇地震作用时,将会倒塌,这违背了现行抗震规范中“强柱弱梁”的设计原则。 三、砖混结构房屋中构造柱兼作承重柱用 在砖混结构中,构造柱不但能够提高墙体的抗震能力,而且构造柱与圈梁联结在一起,形成对砌体的约束,这对于限制墙体裂缝,维持竖向承载力,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结构设计中,构造柱经常被作为承重柱使用,这种做法将引起以下几个问题。 构造柱作为承重柱使用后,使得构造柱提前受力,这不但会降低构造柱对墙体的拉结和约束作用,而且结构一旦遭遇地震作用时,在构造柱位置必然形成应力集中,首先破坏。这样构造柱不但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房屋结构中的一个薄弱的部位。 构造柱一般生根于地圈梁中,没有另设基础,构造柱兼作承重柱使用后,柱底基础的抗冲切、抗弯强度及局部承压强度必然不能满足要求。柱底基础一旦发生冲切或局部承压将出现裂缝。建议承重大梁下的柱子应按承重柱设计。若梁上荷载和跨度都比较小时,构造柱也可布置于梁下,但此时必须按不考虑构造柱作用来验算墙体的局部承压和抗弯强度。经验算合格,方可在梁下布置构造柱。 四、悬挑梁的梁高选用过小 设计者往往只注意了对梁的强度和倾覆进行验算,而忽略了对梁挠度的验算。梁高选用过小,引起梁截面的受压区应力过高,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梁截面受压区产生非线性徐变。梁挠度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挑梁的变形引起梁板出现裂缝,裂缝宽度随着挑梁变形的加大而加宽,影响了房屋的正常使用。据笔者观察,这种挑梁的变形发展到后期,梁支座截面上部受拉区常常出现较宽的竖向裂缝,受支座附近上部受拉区也会出现较宽的竖向裂缝。受支座附近剪弯作用的影响,竖向裂缝向下延伸发展为斜裂缝,此时梁已接近破坏,当为托墙挑梁时,梁过大的挠度引起梁上部在梁支座附近出现裂缝。裂缝在梁支座处沿斜向延伸,缝愈靠上愈宽。挑梁的截面过小对结构的抗震也很不利。悬挑结构对竖向地震的作用最为敏感。梁高小时,截面的相对受压区高度较大,梁的延性减小,在竖向地震作用下易发生脆性破坏,失去承载力。 五、框架结构设计问题 在框架结构设计中,只注意了横向框架的设计而忽视了纵向框架的设计。 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要求,水平地震作用应按两个主轴方向分别计算,各方面的地震作用应由该方向的抗侧力构件来承担。就是说,在框架结构设计中,纵向框架与横向框架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些结构设计者对以上非抗震设计,只按纵向的普通的连续梁进行设计,梁柱的节点和框架中的纵筋、箍筋的配置无法满足框架的构造要求。由于没有考虑地震的纵向作用,在实际设计中经常出现梁的支座负筋,跨中纵筋及箍筋的配筋置均不足的现象。 六、楼板设计常见问题 楼板是建筑工程中的主要承重构件,是它将楼面,屋面的荷载传给其周围的墙或梁上,楼板的设计问题必将连带梁、墙、柱等构件安全。若对整个设计考虑不周,很容易出现设计质量问题,有的还可能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楼板设计中常见如下几个问题。 设计时为了计算方便或因对板的受力状态认识不足,简单地将双向板作用单向板进行计算。使计算假定与实际受力状态不符,导致一个方向配筋过大,而另一方向仅按构造配筋,造成配筋严重不足,致使板出现裂缝。 板承受线荷载时弯矩计算问题。在民用建筑中,常常在楼板上布置一些非承重隔墙,故大楼板设计中常常将该部分的线荷载换算成等效的均布荷载后,进行板的配筋计算。但有些设计人员错误地将隔墙的总荷载附以板的总面积。另外,板上隔墙顶部处理常采用立砖斜砌顶紧上部分的楼板、屋面板,这样会给上部的板增加了一个中间支承点,使其变为连续板,支承点上部出现了负弯矩,而在板的设计中又没考虑该部分的影响,致使板顶出现裂缝。 双向板有效高度取值偏大。双向板在两个方向均产生弯矩,由此双向板跨中正弯矩钢筋是纵横叠放,短跨方向的跨中钢筋应放在下面,长跨方向的跨中钢筋置于短跨钢筋的上面,计算时应用两个方向的各自的有效高度。一般长向的有效高度比短向的有效高度小d(d为短向钢筋的直径)。有的设计为图省事或对板受力认识不足,而取两个方向的有效高度一致进行配筋计算,致使长跨有效高度偏大,配筋降低,使结构构件存在质量隐患,甚至出现开缝的现象。 七、连续梁按单梁进行设计 这种情况多发在阳台边梁的设计中。由于边梁上的荷重一般较小,没有引起设计者的重视,图受力分析方便,设计者把实际应为连续梁的梁按单简支梁进行设计,致使梁在支座处上部负筋配置量过少。这样必然引起梁在支座附近上部受拉区出现竖向裂缝,进而引起梁上部拦板出现竖向裂缝。如果该边梁长度较长时,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该梁一般直接暴露在室外,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当环境温度变化时,梁的伸缩受到梁端柱或挑梁的约束,在梁内产生收缩应力,该收缩应力作用于原已产生的梁上裂缝处,引起梁的支座附近沿整个梁截面四周裂缝贯通,梁承载力降低,直接影响了使用安全。 建筑科学论文:智能建筑科学技术专业建设 1增设新专业的必要性论证 1.1相关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与现代建筑的融合,使我国楼宇智能化技术迅速普及,各种智能建筑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为建筑电气技术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设备制造、工程设计施工、物业经营管理等行业开拓了巨大的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工作特点鲜明、技术内涵丰富的新行业,极大促进了社会对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1] 1.2职业岗位(群)分析 本专业在宽口径的职业素质与专业基础平台上,设置2个专门化专业方向。 A.建筑电气施工技术专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担任电气方面的施工工程师、施工队长、项目经理、工程监理等工作,也可从事运营管理及中小型工程的设计工作,或在电气照明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公司单位等部门从事安装工程造价预决算,物业管理,销售,监理,建筑施工组织管理等工作。 B.建筑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设计院、房地产开发公司、装修公司、建设监理部门、设备安装施工公司、楼宇弱电系统集成(含消防系统)公司、电气照明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公司单位等部门从事现代化楼宇自动化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管理,安装工程造价预决算,物业管理,销售,监理,建筑施工组织管理等工作。 1.3专业服务方向及市场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 重庆成立直辖市以来,成就了房地产行业的崛起,特别是现代智能办公大楼的建设已经成为时尚。智能建筑对建筑内的设备、配电、线路集成等的要求标准比原有的普通建筑要高很多,智能控制需要更规范、更准确、更安全、反应更快,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更高,因此,需要一大批实用技术知识面宽、高技能、综合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技能型人才。 重庆市高职高专院校共有20余所,目前只有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本专业,而在整个西南地区,也只有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此专业。纵观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建筑电气工程技术这个专业也是非常稀少,因此,该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非常广阔,开设此专业将极大的有利于推动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的现代化智能型建筑的发展。 智能建筑市场的迅猛发展,直接拉动了对智能建筑新职业人才的需求。目前国内建筑电气从业人员数量巨大,已达到约100万人,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宁波、大连等大中城市。绝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未经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生产一线的操作人员技能水平很低,高级工不足2.4%,技师不足1%,高级技师不足0.3%。目前,全国建筑电气新职业人才缺口达40万,特别是建筑电气施工人才、楼宇智能化系统设备运行维护人才、楼宇智能化工程设计、管理、安装与调试人才等各层次人才严重不足。 2增设新专业的可行性论证 2.1专业开办经费及专业教学成本核算 专业开办后,可以依拓发电类专业群、建筑类专业群和电子信息技术专业群,很好地利用其它专业的实验室和教师,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发挥现有实验室的作用以节约成本。后续资金可以通过该专业招生、学院的教学投入、上级主管部门的专项资金和培训建筑电气施工人才的收入加以解决。另外,以后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加,可以分期分批进行教学上的投入,共同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赢利。新晨 2.2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教师、实验室、实训室建设 由于本专业是由电气系、建筑系和计算机系共同构成,因此可以利用其它专业的实验室和教师,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发挥现有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作用以节约成本。 2.3产学研结合背景 强化实验、实习和实训三个关键环节,校内外生产性实训时间超过50%。实施校企合作教育模式,保证学生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到企业顶岗实习。本专业长期坚持为建筑行业服务,同时企业也为我们提供顶岗实习和就业岗位,优先选择毕业生,并参与学院人才培养工作,初步形成了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学校与企业互惠双赢的“校企联姻,产学合作”的办学模式,为学院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工学交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总结 全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报告会召开后,我局迅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组织学习陈惠娟书记重要讲话,结合我市建筑业工作实际,在全局开展了以“科学发展在建工”为主题的大讨论。认真分析、深入研讨问题,查找差距与不足,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整改措施。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以下五个方面为抓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着力构建好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是落实“科学发展在建工”的前提。 知识更新、技术革新日新月异,当今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迫切需要我们即时掌握新知识,才能掌握规律,发现问题。首先机关人员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更新知识,树立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精益求精的思想工作作风。 其次是正确引导各建筑企业着眼全局,不断学习,着力提升整体资质水平、资本实力和品牌含金量及企业队伍的人文素质,全力打造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努力把“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的经营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进而形成企业上下一条心,行业内部一盘棋的局面,为打造建筑强市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手段。 建工行业的特点、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迫使我们在谋求更好更快发展的途径上,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和不断提高产业升级,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发展多元经济和特色经济上加速推进。 (一)统筹大企业做强与小企业做精,优化产业结构。 构筑如皋建筑业综合总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梯次结构。积极发展专业承包企业,以新一轮资质升级计划的实施为契机,引导、支持中小建筑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特色专业门类和特色经济结构。 (二)推进由单一经济向多元经济接轨。 发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优势,延伸房屋建筑主导产业,形成从设计、勘探、基础到主体、安装、装璜及居家办公、物业管理等一条龙服务的综合能力。同时,顺应国家建设投资走向,积极向非房屋建筑领域渗透,逐步培育路桥、市政、机电安装、环保、水利、桩基、消防、钢结构、防水、装饰等方面的综合总包和专业承包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服务功能。 三、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服务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有力保障。 虽然已是政企分开,虽然已是进入市场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培育和引导。加强政策引导,实施相关配套政策,为建筑业企业提供全面服务,切实为企业做实事,做好事,做成事。在服务对象上,不分企业类型,一视同仁,在服务方式上,努力寻求优质服务与监督管理的最佳结合点,在服务手段上,政策引导、业务指导和协会服务联动并进,努力为全市建筑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 四、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是“科学发展在建工”的不竭动力。 大力实施科技领先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高知高智人才,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技术经验、加快自主创新,实现全市建筑业由粗放型向科技型、技术型的转变。 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或相关院校之间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合作机制。鼓励技术创新,帮助龙头骨干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加快专业技术和先进工法的开发之路,制定具有自身特点的企业技术标准和施工工法,不断增加企业的核心技术储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加强与落后地区的横向联合。针对一线劳动力紧缺的状况,争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在当地设立农民工学校、建立劳务基地。与当地企业采取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以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予以支撑,实现双赢和共同发展。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设计、施工要以营造“绿色建筑”为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影响。使建筑业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切实履行好政府所赋予的市场监管职能,不断提升本地区行业水平和城市形象。 严格市内建筑市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杜绝拖欠工程款和建筑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建筑业和谐发展的能力。按照市“六城同创”指挥部的要求,加强市场监管力度,规范本地建筑市场管理,在施工现场配备远程监控设施,切实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及文明创建工作,力争树立一批在南通市乃至全省范围内有影响的文明施工标杆工程,提升城市形象。 建筑科学论文:浅谈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摘要:高等院校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是推动建筑学学科走向更科学、更理性的设计层面的研究平台。在了解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后,结合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实际情况,浅谈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和对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的几点期许。 关键词:建筑科学实验室;学科交叉;建设管理 一、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建筑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居住环境,涉及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三门主干以及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学、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和社会学等,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与知识综合的特点,建筑科学体现了科学技术“以人为本”的宗旨。[1]现代建筑业已逐步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建筑、绿色建筑、低碳建筑等这些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面对多学科的科技支持,建筑科学需要一个平台,一个能够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共同的研究平台和科研基地,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应运而生。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将学科交叉作为自身发展最重要的目标、最鲜明的特色,在学科交叉研究中,能够极大地提速建筑科学学科创新性研究,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就是一个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实验室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1]为服务方向,由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牵头,与土木学院和环境能源学院进行交叉与融合,致力于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促进当前与未来城乡建设中以可持续发展为模式的建筑事业发展。 二、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包括建设目标、组织结构、学术队伍、资产管理、科研管理、对外开放管理以及安全管理等。笔者结合北京建筑大学“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绿建实验室”)的情况,在以下几个主要建设与管理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 1.建设目标。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要瞄准国家和当地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需求,“绿建实验室”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2]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围绕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建立开放式的高水平研究平台,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将实验室建成北京地区以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的基地,面向国内外开放并实行产学研结合。 2.组织结构。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应实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绿建实验室”的管理决策机构是“北京建筑大学科研基地管理委员会”,负责宏观决策和监督实验室在培育、建设、运行中的重大事宜。管理委员会任命的实验室主任是实验室的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营管理。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学术发展指导机构,由校内外优秀专家学者组成,职责是审议科研基地的建设目标、研究方向、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审批基地研究课题等。[3]工作委员会由校内优秀教师组成,是实验室内部的建设与运营管理机构,职责是提出学术方向、学科布局及发展规划,确定实验室内部的组织结构、岗位设置及主要政策措施,编制实验室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财政专项的申报及经费、仪器设备的使用与管理,决定实验室的人力资源分配和其他相关事项。[4] 3.学术队伍。建筑科学类实验室需要建立庞大的多学科交叉的学术队伍。“绿建实验室”人员主要包括专职管理人员、进入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的本校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客座人员等。教师进入实验室工作原则上由所在学院安排,当合作承担重大或重点项目时,需要按课题进行人员组合,可根据所承担的研究工作内容,由学院统一管理。研究生、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工作,需由指导教师所在院系统一安排,并报实验室备案。[4] 4.资产管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内所有财产均属于国家资产,是保证完成各项科学研究、学术活动等任务的必备条件和物质基础。“绿建实验室”实验用房、仪器设备及经费均由实验室在上级部门的监管下进行管理。经费管理由实验室主任负责组织使用与管理,主要包括专项建设经费、课题专项基金经费。专项建设经费指实验室建设期内,主要通过市财政专项解决,用于设备购置、平台建设等科研基地的基本建设。[4]课题专项基金指由学校划拨的“科研基地研究课题专项基金”,用于实验室的开放课题、自主研究课题等支出。“绿建实验室”的所有仪器设备在学校资产与后勤管理处验收合格后,即指定保管责任人负责设备的保管及借用,负责为设备建立技术档案,其中应含有使用说明书、设备使用记录、维修记录等。仪器设备涉及借用人较多,所以每次在使用实验室仪器设备时,应在实验室办理借用手续,由实验室管理人员安排协调。[5] 5.科研管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为提高实验室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和水平,需要履行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科研管理办法,科研管理水平影响了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成果转化的水平。“绿建实验室”的成果有如下几方面:在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研究过程中或为解决某一科学技术问题而取得的具有一定创造性、先进性和实用价值的应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转让已有科技成果并取得重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新成果;有一定学术意义的科学理论成果;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行业标准等。[5]绿色建筑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以学术专著和行业标准为主,其他应用技术成果为辅。 三、对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的几点期许 1.各学科交叉程度仍需加强。建筑科学类实验室需要更深层次、多频率的学科交叉研究。对于建筑学来讲,需要交叉的学科有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学、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和社会学等,目前我校绿色建筑实验室与能源学、土木工程学、材料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交叉的范围还有待加强,需要倾听更多交叉学科的意见。在交叉研究中,能够科学建筑设计方法,开拓设计思路,在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中,拓宽自身知识面,对建筑科学本身有了更为系统、理性的认识,对本身为建筑学出身的科研人员受到很大程度的启迪,也使其他学科科研人员了解建筑学,能够更好地配合建筑设计。以“绿建实验室”为例,是以建筑学院为主导,土木学院和环能学院为辅助进行研究,而实际研究过程中还是拆分为几个学科分别研究,多学科共同研究频率仍需提高,因高校年轻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投身科研的时间很少,而年轻教师正是科研的中坚力量,所以同时汇聚所有学科科研人员有很大难度,而且研究过程中需要各学科高频率的碰撞,在工作时间上需要得到院系和学校更多的支持。当各学科科研人员共同研究时,因为学科差异和认知差异,沟通也存在着一定障碍,建筑学作为这其中的核心学科,需要起到协调作用。 2.对外交流程度仍需加强。对于建筑科学类学科来说,尤其是绿色建筑方面,我国走在西方发达国家后,比西方晚了二十年,我国目前制定了较为完整的绿色建筑评估标准,但在建筑全周期的时间内,尤其是在后期运行管理上仍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还难做到建筑物“绿色全生命周期”。我国政府目前在努力引导绿色建筑产业的发展,但是学术背景、科研程度、实践数量、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成果还远远不够,对于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尤其是绿色建筑类实验室,更需要加强国际交流活动。目前我国绿色建筑设计的关键步骤是根据投资估算计算可采用的单一技术,忽视了技术系统集合和被动式设计的巨大作用,应该把交流的重点放在这两点上,学习如何能够设计出精妙的绿色总体设计方案。目前“绿建实验室”和国内几所开展绿色建筑研究的高校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交流,但与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鲜有交流,这与目前实验室的学科研究水平、科研经费和规模都有关系,未来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对外交流,将科研水平提速发展。 3.实验室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仍需加强。建筑科学类实验室在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中,涉及交叉学科的研究,所以更需要加强实验室专职人员的培养和进修,实验室技术人员需要较高的学业背景和工作能力,而职称、待遇和地位低,往往是一个人要做多个岗位的任务,所以很难留住人才,工作积极性会打折扣。另一方面,专职教师所在院系在教学等方面的担子重,尤其是年轻教师,很难安心在实验室内做研究。目前形成了一个现象,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参与研究难,交叉学科共同研究出成果难。 总之,建筑科学类实验室的发展仍在不断的前进和探索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等的支持,建筑科学学科已较以往进行了科学化的研究。未来在经过更专业的技术队伍的不断的努力下,随着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会有更先进的辅助设备供科研人员使用,计算机模拟水平也将得到极大提升,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更好融合,与国外先进科研机构交流合作,在建筑科学科研水平上向世界一流水平靠拢,进而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化的发展。建筑科学类实验室未来会创造出更具有科研水平、实践意义、实际经济价值、提升环境现状并提高建筑能源效率、创造优质人居环境的研究成果,符合建筑业未来发展方向。 建筑科学论文:《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发展策略分析 摘 要:本文阐述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学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发展的措施和方案,以期为其他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期刊建设;发展策略 一、学报基本情况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创刊于1984年,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批准,教育部主管的学术期刊,2005年由《长安大学学报(建筑与环境科学版)》更名为《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2006年开始由长安大学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共同主办。办刊宗旨是秉承科学精神,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工程建设水平。主要报道建筑结构、地下建筑与基础工程、防灾减灾、桥梁工程、建筑材料、建筑学、市政工程、力学等专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就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开设“专家论坛”和“院士讲座”。 主办单位长安大学对《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在办公条件、人员配备、出版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全力支持。《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目前有3名专职编辑,并计划在今后几年继续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增强编辑力量。 二、期刊发展策略分析 1.注重编校质量 自2005年更改刊名以来,《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狠抓期刊的编校质量和学术水平,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期刊在连续几年“陕西省科技期刊审读评优”中均获得编辑出版优秀奖。 2.提高学术质量 面对新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特点及趋势,《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编辑部通过调整工作重心,加大约稿力度,树立了“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的组稿意识,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手段组织优秀稿件,以期全方位提高学报质量。经过几年的努力,期刊的投稿量不断增加,学术水平及影响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从2005年到2011年共出版28期,刊发学术论文520篇,其中:院士为第一作者的论文22篇,占4%;教授、副教授论文260篇,占50%。与同行业其他学术期刊相比,作者群体学术层次较高。发表的论文中,有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在90%以上,国家级基金项目的论文数量达到了322篇,接近年发稿量的62%,其中不乏“十五” “十一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73”“863”等国家重点项目的论文。 3.扩大影响力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积极与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数据联系,争取被更多的数据库收录,从而扩大期刊的影响力。目前,《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已成为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波兰《哥白尼索引》(IC)、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十余种重要数据库的来源期刊。2012年,《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标志着《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根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数据,《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从2007年起,影响因子排序一直居行业前列,2012年的复合影响因子为1.314。 4.加强特色期刊建设 编辑部一直把打造特色期刊作为期刊发展的宗旨,并一直努力创办特色栏目。编辑部不断向行业内的名家、大家进行约稿,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并以此为突破口力争将《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建设成为建筑行业内的名牌特色期刊。在2006年9月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组织开展的“首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评比活动”中,《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荣获“首届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奖”。2008年、2011年《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两次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奖”。 5.建设数字化平台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依托长安大学杂志社自主开发了稿件查询系统及审稿专家库,已稳定使用多年,现有审稿专家1700余名,且审稿专家库动态更新,保证了审稿质量。同时,长安大学杂志社已购买了期刊采编系统,编辑部正在调试系统,争取实现作者在线投稿、编辑在线办公、专家在线审稿、编辑部内部办公及文档管理统计网络一体化,为期刊下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数字化平台。 三、发展规划 在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我们将努力提高《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向读者展示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和信息。为提高国际化稿件和高质量稿件的比重,我们期望各位编委帮助编辑部组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编辑部也会进一步加大约稿力度,经常参加行业内的学术交流会议,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对时下的研究热点进行组稿,并加强稿件的审查力度。 建筑科学论文:基于科学学视角的建筑科学研究 摘要: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之一,建筑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介于社会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数学间的交叉学科,即建筑科学。目前,建筑科学仍然拥有着以交叉融合方式建立起分支边缘学科与分化发展的广阔空间。本文以科学学的角度出发,简要分析建筑科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基于对其的结构分析,提出建筑科学继续发展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科学学视角;建筑科学;发展研究 一、建筑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中国文字中的“建筑”,不仅能够表示营造、建造建筑物的人类活动,还可表示某种活动的建筑产物,或是某风格、某时期及其技术与艺术的总称,比如现代主义建筑、巴洛克建筑、古罗马建筑、秦汉建筑等。 我国的建筑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并在当时就具备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并以此在以后得到了一系列发展。据历史考证,在春秋末年,由齐国工匠官所著的《考工记》中,就已经详细记载了当时称工匠的主要职责,并记载了房屋建筑规则、王宫建筑规制以及都城规划等。可以说,我国是能够较早绘制建筑模型与建筑图的国家之一,但是与其相对应的建筑理论体系却并没有能够得到发展。 而现代建筑学的主体部分则源于西方国家,从历史上来划分,其建筑学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古代,即建筑学刚刚兴起时。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时期,古希腊出现了专业的建筑著作,其中涵盖了施工机械、建造方法、构图法则等内容。其后古罗马在古希腊建筑的基础上,使建筑的数量、规模、类型都有了更大的发展。公元前1世纪,来自古罗马的建筑师所著的《建筑十书》10卷本中,不仅将内容扩展到了住宅、公共建筑、施工设备、工具、供水工程技术以及建筑物与风向、阳光的联系等,而且首次提出了美观、方便、坚固的三原则。 第二阶段为近代,即文艺复兴时期。借助着文艺复兴浪潮,西方建筑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不仅有大量的艺术因素注入到建筑活动中,而且由于几何学家也开始参与到建筑活动中,使建筑设计学、建筑制图学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1485年的《论建筑》一书更是首次兼顾到了建筑艺术与建筑技术,为建筑学的雏形树立了较为完整的概念,可以说是建筑学产生质变的关键因素。 第三阶段即现代,建筑学得到了稳步的发展。自从20世纪以来,已有的建筑学科不断随着对象的细化而有多门分支学科分化出来,其在综合与分化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增加分支学科。另外,建筑学图书、刊物的数量也是逐渐庞大,不仅表现出建筑学正在逐步走向繁荣,而且还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建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难看出,建筑学已经演变为结构复杂的学科,所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建筑活动与建筑物的学科都已经超越了单一建筑学的范畴,因此应称这些学科为建筑科学才更为恰当。 二、建筑科学继续发展的措施 时至今日,建筑科学学科可谓发展潜力巨大,而为使建筑科学的发展更为有序、可持续发展,基本应遵循一个基点,两条主线,三位一体的发展措施。 (一)一个基点 就是准确、清晰地把握好过去、现在、未来的建筑科学,并将此作为基点,完善总体规划,将力量进行合理部署,进一步将发展重点突出。而建筑科学学、建筑科学史就是为使建筑科学的发展而创立的新学科。 从本质上来看,建筑科学史就是将建筑科学及分支学科的演化进程进行梳理与回顾作为其任务,而建筑科学学则是基于对建筑科学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对建筑科学的定位、体系结构、持续发展的前景、态势、条件、背景进行探讨。它们既是建筑科学、建筑学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思,更是建筑科学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前,这两门学科的内容一般都包含于建筑学基础、建筑学原理以及建筑学概论之中,而现在,这两门学科的独立已是必然,它们的创建对于整合性发展建筑科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支持作用。 (二)两条主线 就是指在完善、充实建筑科学学科结构的同时,应全面考虑内外两条线,其中内线应对已有学科的分化进行强化,而外线则应使学科间的融合得到促进。 首先要为已有学科营造出渐次分化的环境,通常情况下,研究对象分化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分化。建筑物与建筑活动是建筑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只要能够分化建筑物与建筑活动,那么建筑科学的已有学科也能相应获得细分化的可能。 其次是与相关学科的合作、交流与沟通要加强。建筑科学人员、建筑工作者应将其知识面充分的扩展,从而在建筑科学人员身上形成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同时还应积极地建立起与相关学科人员的横向联系,在合作课题中营造出萌生边缘分支学科的条件与机遇。 (三)三位一体 就是建筑工程、建筑艺术、建筑科学三者得到协同发展,并在建筑工程与建筑艺术的基础之上,将建筑科学建设重点突出。 建筑工程、建筑艺术与建筑科学之间应当是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点。 图1建筑科学与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关系示意图 建筑物、建筑活动另外的表述方式就是建筑工程与建筑艺术,它们既作为建筑科学研究的对象存在,同时也是建筑科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筑科学只有源源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实践经验与问题,并将这些内容提升为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得到建筑科学的相关回馈,进而发展成有理论导向、更具创造性的建筑工程实践与建筑艺术实践。 结语:综上所述,对于基于科学学视角的建筑学科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其继续分化、细化且衍生出更多的边缘学科并得到更大发展的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建筑科学的发展进程开始研究,摸清建筑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根据时展的需要,使建筑科学更为完善。 建筑科学论文:钱学森对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战略思考 摘 要: 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 钱学森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 纯熟地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 高瞻远瞩地、 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系列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有深远影响的战略思想: 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城市学; 提出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山水城市的战略构想; 提出“建筑哲学是建筑科学技术大部门的领头学科”; 提出要区分宏观建筑和微观建筑的思想; 提出建筑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一个科学技术大部门并且构筑了体系结构。这些战略思想为建筑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钱学森; 建筑科学技术; 城市学; 山水城市; 建筑哲学; 战略思想 导言 钱学森把园林学作为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切入点,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锐利的武器和系统科学的战略眼光, 在建筑科学技术领域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和建设性的意见。他依次提出将建筑列入文学艺术大部门的思想(1982年); 提出建立园林学的思想(1983年); 提出建立城市学的思想(1985年); 提出把山水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的思想(1990年); 提出要重视建筑哲学在建筑科学技术体系中领头作用的思想(1994年); 提出建筑科学技术体系及建筑科学大部门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1996年); 提出宏观建筑和微观建筑的思想(1998年)。这些思想以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思考的起点,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明显的民族性; 明言是为人民服务的, 又具有“人民性”、大众性; 是一种超前性的思维, 具有前瞻性、时代性特征; 未来中国的建筑科学必将融入世界科学技术之中, 因而还具有全球性的特征。 有关建筑科学技术的著作有, 1994年9月初版, 1996年5月增订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1]; 1999年6月出版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 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2], 两本书150多万字。根据钱学森的意见, 这是两本“多家言”的书, 不仅有钱学森的论文和信札, 而且还包括其他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章。2001年6月出版的《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3]仅收入钱学森有关城市与建筑的论著, 并附以必要的注释。2009年5月, 鲍世行、顾孟潮编著的《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探微》[4]出版; 2010年6月, 鲍世行编《钱学森论山水城市》[5]出版; 2010年11月, 顾孟潮编《钱学森论建筑科学》[6]出版。在短短数年之内有如此丰硕的成果, 这在当前学术界还是罕见的, 足见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一、 关于园林学的研究(1958-1984年) (一)《“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 钱学森研究建筑科学技术是从园林学开始的。1958年3月1日,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一文, 吹响了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号角。这篇文章富有诗意的题目出自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中, 是杜丽娘的著名唱词。文章阐述了如下思想: ①提出中国园林与中国山水画、花卉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思想。②提出园林学和建筑学都是美学艺术和工程技术彼此融会贯通的美术学科的思想。③提出新时期的园林学要有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④提出园林学和园林设计都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发展创造的思想。[7] 园林学是钱学森研究建筑科学技术的切入点,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一文是他研究建筑科学技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对于建筑科学、山水城市等思想当时都已经基本形成。后来明确提出的①“山水城市”是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山水画融合在一起的思想; ②建筑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相互融会贯通的科学技术大部门的思想; ③“山水城市”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内涵的思想; ④在建筑和城市建设中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思想, “山水城市”也是高技术城市的思想, 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初步阐述的思想渊源。后来以此为基础作了新的发展, 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二)《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本文文稿是由当时市长班学员、 合肥市副市长、 园林专家吴翼同志根据录音整理的, 原题为“钱学森同志谈园林艺术”。《城市规划》编辑部在1983年11月26日收到稿件后立即寄给钱学森请他审阅。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是经钱学森亲自修改补充的, 即1984年在《城市规划》上发表的《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文。 1983年10月29日, 钱学森在第一期市长班上的讲话。后经过吴翼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稿, 以《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为题发表于《城市规划》。该文着重讲述园林艺术问题, 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思想: ①提出中国“园林”的概念与西方园林有本质区别的思想。首先, 提出中国园林不是建筑的附属品, 园林艺术也不是建筑艺术内容的思想。其次, 明确了中国“园林”综合了landscape, gardening, horticulture三个方面, 经过扬弃达到更高一级的艺术产物和“园林艺术”是更高一层的概念的思想。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不同观赏尺度和四个层次的思想。中国的园林可以看成“盆景”、“窗景”、“庭院”、“宫苑”四个层次。 钱学森把园林与城市建设相联系, 提出园林为城市建设服务, 以园林艺术来美化城市, 让园林包围建筑的思想。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山水城市”的思想, “山水城市”概念呼之欲出。用园林艺术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来表现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度文明, 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要重视并搞好环境美, 并充分应用祖先留下来的园林艺术珍宝, 这样才能使人体会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这篇慧眼独具的文章在园林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建筑科学论文:引导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 摘要: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积极引导建筑业界开展对绿色公共建筑的科学研究成为行内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本文从我国在该领域内的研究现状及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与正确的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角度,探讨如何引导相关研究展开分析,号召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力争实现建筑科学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绿色公共建筑;建筑科学;建筑设计;绿设计标准;节能材料 一、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筑科学的定义 建筑从最初的遮风雨、避严寒逐渐发展到现今的智能化建筑,人们对建筑的需求从最基本的使用需求上升到美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需要。专家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问题。有鉴于此,业内学者提出了“绿色建筑”的理论。“绿色建筑”象征着健康、环保、高效、节能的环境,是以美学、生态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实现人与自然协调互动、良性发展的建筑环境,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群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理想建筑。 目前比较流行的对绿色建筑的阐释是从建筑的生命周期的角度,即从建筑的设计规划, 到后期的建设施工、运营和建筑的报废、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在建筑的建设施工、运营、报废拆除等阶段存在的资源和能源的输入输出,各种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的排放处理问题,都要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充分考虑其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绿色建筑是指在规划设计阶段考虑并运用周围的环境要素,在施工的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在运营阶段为使用者提供低耗、舒适、健康、无害的空间,在拆除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低最小的建筑。在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中,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手段减少对资源及能源的浪费,控制废气、废水等废弃物,从而建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绿色公共建筑。 而对建筑整个生命周期中涉及的绿色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总结与研发、可再生材料和能源的研究、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技术的研制等方面的探索都可以归类于绿色建筑科学的范畴。 二、 我国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建筑等相关学科起步晚,起点低。同国际先进的学术水平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虽然很多的理工科院校都加强了建筑相关学科的专业体系建设,但是普遍存在着教师学术科研能力不高,学生学术素养水平低的情况。产学研脱节现象严重,在校学习的技术滞后于当今技术发展水平。研究内容过于理论化,研究成果没有有效的渠道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于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我们要明确清晰的认识。即要明确绿色公共建筑的评价体系,只有确定了发展的目标,才能清楚如何做,以及围绕评价体系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家、相关产业协会和科研高校的支持。只有在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 (一) 积极构建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推动建筑科学的发展 1、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的组成 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很多的因素构成。所以,要界定公共建筑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标准,科学研究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需求,首先就需要明确构成评价体系的主要因素。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的主要评价因素如下几个方面: (1) 清洁能源。由于公共建筑的能耗较大,所以优良的清洁能源系统能够有效的避免环境污染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所谓清洁能源系统是指充分利用环境友好能源,如光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公共建筑的动力源。减少火电、地下水开采等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能源。在内部结构设计方面,要尽可能的采用辐射供暖措施,从而减少对能源的需要;优化设计外墙体和窗口,充分利用光照和自然风,实现低能耗的需求。 (2)建筑材料。公共建筑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其对于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有着不同于住宅建筑的需求,所以建筑材料的选取决定着公共建筑是否符合绿色公共建筑的标准。在选择建筑装饰材料时,要选取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少,安装使用后对人体无负面影响的健康材料。提倡优先选用再生材料和可循环材料,提倡绿色办公理念。 (3)室内声学系统。由于公共建筑的职能决定了此类建筑对声学有着独特的需求。首先,由于公共建筑多选址在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段,所以对于屏蔽室外噪音的能力要明显高于住宅建筑。其次,公共建筑经常用来举行大型活动,这就要求在室内设计过程中和室内装饰材料的选择上要保证观众对声音清晰、愉悦、不失真等方面的需要,同时还要不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环卫方面。公共建筑的人流量大,产生的废弃物也较多。所以,满足废弃物排放需求,并且不对环境造成过分影响的环卫系统就显得极为重要。绿色的公共建筑应当配有完善的环卫系统。能够实现垃圾的有效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并能够实现废物的回收再利用。 2、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需要按照一定的构建原则进行组合。基于绿色环保理念和公共建筑的特点,绿色公共建筑评价体系应当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性原则,在科学规划施工的基础上,有可操作性及层次性的设计建设。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独特个性,因地制宜的灵活处理绿色公共建筑的共性与当地自然、人文等环境的个性关系。 3、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价体系 绿色公共建筑综合评估体系主要有以下四个评价流程:规划设计阶段、建设施工阶段、验收运行阶段和报废拆除阶段。在每个评价阶段,都要从能源、材料、声学系统、环卫系统等角度制定对应的评价依据和评估体系,对评估对象的各个阶段做全方位的考察,只有评估各阶段都满足绿色公共建筑的要求,才能开展实际的施工操作。只有通过对各环节的准确控制,才能有效保证绿色公共建筑标准的实施。 (二) 国家政策支持,健全法律法规和激励性政策 我国现有体制的特殊性,决定发展促进绿色公共建筑科学发展必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政策。前几年,中国政府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文本,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同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扶持绿色建筑产业的研发建设。这一系列的促进政策有利于实现产学研的统一,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将科学研究从图书馆搬到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2005年正式公布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也为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明确了研究的方向。 (三) 加强宣传教育,促进公众参与 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人民群众才是公共建筑的使用者和评价者。只有科学的发展满足人们的需求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要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公众的参与程度,将建筑科学的发展同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从而保证科学发展目标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四、 结论 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符合建筑发展的潮流。作为建筑研究者和从业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发展趋势,在工作中围绕这一中心,切实的开展工作,促进中国绿色公共建筑科学的飞速发展。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踏实肯干,促进我国建筑科学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 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概念,象、意、形、神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艺术批评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研究象、意、形、神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批评范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独自风貌,并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也有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美术批评 【关 键 词】中国美术/批评范畴/象意形神 【正 文】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批评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如象,意的概念,是从先秦哲学中吸收到艺术批评中来,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而形、神的概念,也是借助汉魏六朝哲学形神论中的基本涵义,转换到艺术批评中,使形、神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美术批评最重要的范畴。象、意、形、神和其他批评术语成为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成为批评家们品评作品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艺术标准。 象、意、形、神,是中国美术批评中的最基本的范畴,在中国美术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 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所以象和形历来被首先用于进行绘画评论。 我国训诂专著《广雅》解释“画,类也”。意为绘画为类似形物。我国最早解释字义的专著《尔雅》说:“画,形也。”意为绘画就是形状的意思。东汉许慎在所著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中说:“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说文》的这段对画的解释的文字,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畛,井田间陌也,即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区分之义,畔,田界。这可否引申为画即描绘物的形廓。今《说文解字》本,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昌治复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对画的解释与张彦远引文不同。今本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1] 画就是象田四界,即整齐地画出物之轮廓,聿为古画字之上部,即书写,引申为用笔画。东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为什么将画释为挂呢?是否是用彩色将物象画成,然后挂起供人观赏,不得而知。以上对画的解释,都同画物之外形,轮廓有关,画就是象形、类形,是与造形,赋形不可分的。 我国绘画,在古代还和书(文字)、八卦紧密相连,有时被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据传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 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愤,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在伏牺统治天下时,就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年代,文籍由此而生。《周易》中所说的“设卦观象”,八卦用象占卜,由于八卦是抽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所以称八卦为画八卦,画八卦对书写文字也相类似,所以称画八卦造书契。书(文字)、画、八卦都有形可观,都是直观的形象,所以它们常常被一起加以论述。书(文字)、画、八卦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事物而后创造出来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观天察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就是观察天地之象与形。八卦之象,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八卦是一种抽象化了、符号化了的直观形象。《周易·系辞上》还说道: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 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关系到吉凶大业之大事。在上述引文中,《周易》将设卦观象同书、图三者并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说圣人观天地之象而设八卦,接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说图绘与书法(文字)的传说中的起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到“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古代传说在伏牺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又称“龙行行图”),又有神鬼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些图和书,画成八卦,著成《周易》。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说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八卦的生成,乃是观天地之象、察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根据。他在该书序中,论述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和书法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卦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 许慎承袭《周易》说法,庖牺氏作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苍颉造字,依类象形,根据各类事物的形象来造字,最初的文字,“故谓之文”,文即纹条,所以最初的字是形纹,后来将形纹和声音结合,“即谓之字”,然后再著于竹帛,称为书。文字的产生是“依类造形”的结果。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许慎所说“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前三种指事、象形、形声方法,所造的字如上下、日月、江河等都与形似有一定关系。象形者画其物也,所以象形字,类似于图画勾勒物体之轮廓。这也是中国讲书画同源的根据。 20世纪我国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30年代曾于北京大学开设《古文字学导论》课程,其讲稿于1936年印行。一般说来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唐兰认为,原始中国语,单言字多,同音异义字多,有声调的变化,而没有接头接尾等形式的变化,这种孤立语的性质,决定了方块式的中国文字。唐兰还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字是误入歧途,歌颂拼音文字的好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语和雅利安语等根本不是一条路,我们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须走的路而已。唐兰在论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上古的“结绳而治”的结绳,但所谓结绳论,只是到战国时的《庄子》和《系辞》才讲到,但那只是一种猜想,结绳是否在文字后出现的,也无法考证,因此说文字产生于结绳不一定可信。另一种观点说文字产生于八卦,唐兰认为此种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八卦的抽象符号很难是文字的源头,唐兰还认为,所谓河图洛书是文字之源,这也只是春秋以后的一种传说,至于仓颉造书,也只是战国时的一种传说,唐兰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所造。那么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唐兰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精美的绘画,大都是动物和人像,这已是文字的前驱。画一只鹿或象,别人看见了就认识,就得到和文字一样的效用了。但还不能称为“文字”。因为这种绘画,只能抒写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画一个较长的故事而让十个人去解释,也许会有十种说法的。不过在那时候,除了艺术外,别的文化还不很高,所以这种绘画并没有进步而变为绘画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人类由狩猎生活而变为农业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而绘画雕刻等艺术却反退步了。但绘画技术虽退步,范围则较前为广,一切可以摹写的事物,都做了画材。当这时候国家产生了,一切文化均受刺激而有更速的进步,因之产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而这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4] 唐兰的这一观点提示了文字与绘画的关系,文字起源于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在文字产生的初期,绘画和绘画文字除了可诵读与否外,简直不能区别。后来文字和绘画才有了较大的分歧。由于文字起源于绘画,所以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成为其后造字的重要方法和字源。 由于中国文字,绝大多数是一字一音,只有蟋蟀等少量的字是两字一意不能分开,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字用方块作为外形。正是中国文字的方块形,使共有了对比、构架等,因而有了每一个文字的空间组合,因而具有了绘画的空间构造视觉特点,这就使中国文字通过一定方法的书写成为一种视觉形式美即书法艺术成为可能。此外,每一个字的写法无定,因为各个书家的技术不同,性情有异,点画偏旁,增减变化,十分灵活,所以书写同一个字,不同人可以写出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字形来。这就使抒写中国文字可以根据书写者自己的技巧和性情来加以变化,因而才使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成为真正的可能,加之书写的工具毛笔与绘画的工具之一毛笔相同,这样在书写文字时,就有了笔力、骨法、刚柔、轻重、疾缓、枯湿等形式美的因素,这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东方的神奇艺术,它不但没有因为后来文字的规范和绘画的发展而消失,反倒历久弥新,成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如果中国书法没有文字的独立的形,和书法家在规定的形中可以有较大的自由性来重新造形,以及所造的形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形式美感,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而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探讨绘画的起源时,认为书画同源,都与象形有关。 古先圣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 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5] 张彦远虽然也相信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的传说为书画起源的观点,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相信先圣王受天命应?,但在具体论到书画起源时,认为苍颉造字是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而定书字之形,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所以文字书法和绘画都是观象拟形的结果,而且在古代书画同体而异名。所以观象模形成为中国书画起源的最重要的根源。 除用象、形的概念或用观象模形的思想来源讨书画起源外,在先秦至汉魏六朝还用此来评论美术作品,象物、形似成为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治理有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开始用图形逼真的难易来评定绘画的题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王向画家探讨绘画的难易问题,画家告诉他,画犬马难而鬼魅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犬马天天在人们面前呈现,人们熟知它们的形体状貌,画家稍为画不准确,人们就会看出其毛病,所以难画。而鬼魅这东西大家并没有见过,因此画家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家不会挑剔,所以画鬼魅相对来说要容易。画家向齐王所回答的难易问题之内在标准就是逼真摹形问题,即形似问题。为什么画犬马难呢?就是因为人们天天见到犬马,画家稍有画不准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画家必须认真画得逼真。在此逼真形似是画家作品的客观标准。汉代王充将绘画与文章比较,推崇文章具有言教作用,而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论衡·别通篇》)王充承认绘画有图形的作用即“形容具存”,所以人们喜欢看图画所绘古之列人。但因图画人物并不能活动,没有言行,所以在教化方面赶不上“古贤之遗文。”当然王充对绘画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但他对图画“形容具存”特点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到东晋顾恺之将形、神统一起来并用于绘画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观点,这可以说,极大地深化了形神理论,并提高了美术批评的标准。但在顾恺之之前,已出现了不仅局限于形似的观点,而将形似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评定绘画作用。 在此应提一下《庄子》中的法天贵真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 庄子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及表情有内外之别,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如果一个人强哭、强怒、强亲,虽有哭、怒、亲的外相表露,但由于不是发自内心情感,因而是内外不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一眼就可识破。而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有了悲、怒、亲的情感,那他就会无声而哀、未发而威、未笑而和,这就是真在内而神动于外,而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自然不可易,不能佯装,是受于天,所以要“法天贵真”,庄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本性。在此,庄子虽然不是在评画,但他关于真在内而神动于外的思想,无疑极适合于艺术评论,启发画家不能仅仅以外形为刻画的最终目的,而应将外形的描绘同内真与神采的表现相统一。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两次论到画的形与内在精神问题。一则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淮南子·说林训》)他告诉我们,有的东西可以远望,有的东西只可细书,画家如果只细心描绘局部细节,有可能对整体面貌和态势把握不住,就像射手只注意所瞄准的某一点而不顾大的方面一样。在此,《淮南子》要求画家不仅要做到局部细节形似逼真,而且还要统领整个形象的貌与势。《淮南子·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一则更明确说明,如果画家只注意画出西施的外表华美和孟贲的眼睛之大是不够的,因为外形华美但不令人愉快(说即悦),眼睛徒大而不令人敬畏,为什么会这样呢?“君形者亡。”也就是仅有外形而无内真和神采,外形如空壳,虽然华丽如何能打动人呢?显然在汉代,《淮南子》已明确将形似同传神统一起来作为评画的标准,虽然没有运用“传神”“内真”的字样,但其所表现的意思的确是不能仅仅用外表逼真作为评画的唯一标准。《淮南子?原道训》中还清楚地主张应以神为主,这样形从而利,如果以形为制(统领),把神放到从属地位,则“神从而害”。这说明在汉代,对形神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汉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对言和书作了深层认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杨子法言·问神》)杨雄认为言是“面相之辞”,是人们沟通思想的工具,书则能“记久明远”,天下大事都能记录下来。言和书的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言是心声,书是心画。所谓声画形,即用言与书表达事物,各种人都能见出,由于言传心声,书表心画,所以能以真情来打动君子小人。将言和书都看成是心声心画的这一观点,肯定启迪汉代以后的画家与评论家不能仅仅将图画看成是外形象物,而应深入到形的精神层面加以认识。 到了东晋顾恺之,他自己既是一位知名的大画家,同时也结合创作实践开展绘画理论研究,并进行绘画评论。他的有关画论言语,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保存两则,另外有三篇论文被收入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得以流传。这三篇文章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说到顾恺之的文章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在抄录这两文时,将评量甚多的一文题目写成《论画》,而将未有任何评定魏晋画家,只谈绘画要法的纯理论文章题名为《魏晋胜流画赞》,张彦远当时应该是区分清楚了的,可能在后来的传印中将两文题目颠倒。今天我们还是根据文章内容将题目还原,即将评论魏晋绘画作品的一文的题目还原为《魏晋胜流画赞》,将论绘画方法一文的题目还原为《论画》。 在《论画》一文中,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以形写神成为其后中国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艺术原则。《论画》一文的主旨是“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他说的“摹”即画,模写人物,“先寻此要”是指全文所论都是绘画的要法或基本方法,即先掌握绘画摹写人物的基本方法,然后再才有可能谈论其他。《论画》最后一段: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 顾恺之此段原意我们要细心弄清,《论画》通篇都是讲如何摹写对象,要求非常细致,如该文中部告诫画家,画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因为颈以上为头部,要慢慢细画,不能有闪失。“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在此,顾恺之对画人物的比例,用笔刚柔、用色深浅都作了细致要求,每一局部的一毫小失,都会导致人物的神气损害。“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画家要根据人的长短来在画幅中定远近,其高下阔促不能随意变化。“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即生活中的人,没有拱手行礼眼前面无所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物的眼神和动作都与周围的处境有关。“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所谓空其实对是画中之大失大错,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什么意思呢?画家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空其实对则犯错,空其实对是歪曲了对象,画中的人物形与神都与对象不合,或者是画中的以形写神,将人物的形神故作姿态,而与表现的处境无关,人物神态没有根据,空陈其形,这就是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荃乃筌,筌是捕鱼的工具,《庄子》有“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荃生”即运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即生人即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的方法、工具,亦即画法,“用乖”即错误运用,这样传神的作用就消失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错误的方法来以形写神,实则歪曲对象,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传神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小察也。”歪曲对象或无根据地空陈其形是大错,而抓住对象特征描绘出现个别地方不准确则是小错。“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明昧是指人的聪明和暗昧。鲍照有诗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智哉众多士,眼理辨明昧”。“一像之明昧”,即所画形象所表现的聪明或愚钝,“不若悟对之通神”,即有意表现人物的智慧或愚妄的姿态,不如彻悟对象,与之神通,然后将其神气表现出来。 顾恺之在《论画》全文中,说到“神气”俱失,“以形写神”,“悟对之通神”、三次提到神,所谓“神气”“写神”“通神”都是绘画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要求。表现人物对象的神被提到很高的要求上来。“以形写神”,将摹形作为绘画的手段或初步要求,用形来写神(表现神态)则是绘画的目的或更高的要求。 顾恺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传神的重要性。他为裴楷画肖像,凭空在脸上加三根毛,“如有神明”,即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神采。《世说新语》记载他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其原因是画眼睛最重要,因而十分慎重,“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太平御览》卷七零二引《俗语》说:“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根据嵇康此四言诗作画,故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体验。为什么画手挥五弦易,而画目送归鸿难呢?那是因为手挥五弦是画具体的人物动作,图形较易,而目送归鸿,则要表现人物的复杂神态和心绪,无所托依,则更为其难。手挥五弦是图形,目送归鸿是传神,后者比前者难,要求更高。 形和神的概念,在东晋还被用来品藻人物,并认为眼睛关乎神明。《世说新语·贤媛》中说:“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在此形骸和神明区分得很清楚。东晋高僧慧远对神作了精到的解释:“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究其幽致。”(《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神是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慧远还说:“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慧远对神的解释,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还讲到“神形俱化,始自天本”,“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形神观成为东晋佛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魏晋用形神品藻人物(如《世说新语》中“神意闲畅”“神气豪上”“风姿神貌”“神姿锋颖”“神明可爱”)和东晋佛学中对形神化传问题的探讨的背景下,顾恺之结合绘画实践,发展了他的形神艺术观。 顾恺之所运用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概念在其后的中国绘画批评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评定中国画的重要的艺术标准。“传神”“写照”虽与佛学理论有关,但经顾恺之改造,成为绘画评论的专门术语。慧远曾讲到“神以化传”、“以神传神”、“神之传于形”,讲的主要是佛学中的生死化传,重在神传。顾恺之讲的是绘画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传达人物的精神情采,重在传神。“写照”之说始于顾恺之。此前讲到画人物形象时,多用“图画其形”(《史记》裴?集解引刘向《别录》)、“写其形象”(《尚书注疏》)、“法其形貌”(《汉书?苏武传》)、“写载其状”(《鲁灵光殿赋》)。“写”也就是“画”,写其形象也就是画其形象。“照”也是佛学中的用语,神光外照,《涅??无名论》中说:“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处”,(《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照有“穷幽之鉴”的智慧,是一种神光外照的神明。顾恺之用写照二字,一方面有图形写象的意思,同时还有照明精神的意思,即画出人物形象包含的精神特点,心灵智慧。所以写照一词比写形有更丰富的内容。 继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后,到南朝,独立的画品(绘画品评)著作已开始出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原名可能为《画品》),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是两部重要的绘画评论著作,谢赫因在该书中提出绘画六法,影响深远,姚最的《后画品》则接着谢赫的《画品》往后评论。在这两部著作中,象、形、神的概念得到初步运用。 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不甚太高,把顾放在第三品第二人。评语为:“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而对陆探微十分崇拜,评语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定为上上品,还嫌屈标第一。谢赫亦未提及和搬用顾恺之的有关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批评术语,但对象、形、神的概念在品评画家时,还是经常用到。且“六法”中有一法为“应物象形”。可见对形似问题也是足够重视。 《古画品录》在评论张墨、荀勖时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认为二位画家如果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则可谓微妙。因此作画不能被物体所拘束,而应取之象外。在评顾俊之时谢赫认为他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还是画蝉雀第一人,其画风比较细致,“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顾俊之能在赋彩制形,精微谨细的同时能皆创新意,实乃不易,因而被列为第二品第一人。 谢赫对有些在象形、制形方面略为逊色但在神韵方面有所特征的画家,也是积极肯定的。如卫协,“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虽然在形的妙似方面略欠,但颇得壮气,即画的精神十足,有豪壮之气度,仍为旷代绝笔,属于第一品。评袁?时说,“象人之妙,亚美前贤”,虽然在象形方面比前贤略差,但其艺术成就仍应肯定,“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在评价晋明帝时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这说明形色虽是评画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传神也很重要。晋明帝的画作形色略欠,但神气颇得,因此亦有奇观,作品也算不错。 姚最在《续画品》中进一步运用象、形、神的概念从事绘画评论,所评画家自谢赫后二十名,另对顾恺之重新评议。他运用“象人”的概念来评价梁元帝萧绎,说梁元帝幼禀生知,学究性表,心师造化。“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萧绎能心师造化,即用心观察自然景物,“遇物援毫,造次惊绝”,对自然事物的描绘,有很高的技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善于模写人物,特别能传达人物神韵。所以象人、神妙成为萧绎绘画的特点。在评谢赫时,着重对他模写人物十分精致的特点给予赞扬。“貌写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日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中兴以后,象人莫及。”说明谢赫笔迹精细,貌写人物,目的在酷似对象,虽然谢赫的作品在气韵精灵方面欠佳,生动之致略逊,但“象人莫及”,不少人模仿他的画风,“委巷逐末,皆类效颦”。由此可见,谢赫虽然制订绘画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但他的画作则重在象人形物。姚最在评张僧繇时说“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认为他画圣贤人物,“小乏神气”,但这点小毛病不应过于苛求,“岂可求备于一人”。说明姚最在评价画家时,对谢赫、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既指出他们的长短处,又不求全责备,将气韵,生动、神气作为一个艺术标准,但虽略欠,而在象人貌物方面有特别成就也应充分肯定。姚最在运用形、神标准时,可以说在评画操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唐代,由于绘画创作日趋繁荣,绘画评论与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方面仍继承顾恺之和谢赫、姚最的分画家专评,即一人或二人一评的传统,如彦的《后画录》,另一方面也出现专文论画如白居易的《记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的象、意、形、神的概念在唐代的画评中进一步得到运用的同时,对这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则有新的发展。 唐太宗时僧人沙门彦著有《后画录》,评点画家的方法,基本沿袭谢赫、姚最。《后画录》收录二十七位画家,是他“观在京名迹”后,品弟优劣差降而写成,自称“帝京寺录”。象、形、神仍是他评画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在评论郑法士时说:“取法张公,备该万物”。评隋江志:“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评刘褒:“鸟雀其变,诚为酷似。”评张孝师:“象制有功,云为尽善。”评曹参军李凑:“挥毫造化,动笔合真。”评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彦说他的此文是“帝京寺录”,也就是他在长安观察寺庙壁画后加以评品而写成。所涉及的内容有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他评论这些画家和作品时,将备该万物、模山拟水、象制、合真,酷似作为重要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心师造化”“灵心自悟”“挥毫造化,动笔合真”的观点,说明唐代画评家,在讲究酷似、象形的同时,已认识到主观心灵的特殊作用,心师造化、灵心自悟,即在师造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画家的心灵感悟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拟自然,心师造化提示了绘画创作中主客体统一、情景互渗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挥毫造化,动笔合真”。所谓“合真”已不是表面的相似对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切合,亦即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特征的绘画形象,这种形象乃所谓“真体”。后来张 谈绘画创作时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对彦 “心师造化”论的进一步阐释。从东晋到南朝的形与神问题,发展到唐代,提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进步。形与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被描绘的人物形象的外形与内神问题上,而造化与心源则主要谈的是客观对象与画家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心师造化”的提出,说明画家主体意识在增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记录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张敦简的画作,“恐将来者失其传”而作《记画》一文,是年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张向白居易展示了十余轴画,内容有山水、松石、霓云、鸟兽,妓乐、华虫、六畜等。《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与役灵于其间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7] 白居易在此提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把拟与真作为绘画和学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他认为学画得骨髓(即精义)者,自心术得,也就是说要用心体悟画之理,另一方面白居易还认为要工侔造化,由天和来,即师法造化,自然而至,不需雕琢。张敦简的画能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张能工侔造化,又能神会心领,所以在作画时能得心应手,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赞扬张的作品“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臻于完美。“形真”“神和”乃是白居易评论绘画作品至佳的标准。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评论绘画作品时,主要是以象人、象物、象形、或形似的标准衡量作品的形象,重在作品与对象的逼肖程度,那么在唐五代则以真为师,用形真的概念来要求作品,形象既要与人物或事物的外形相似,同时还要与对象的本质相合,这样才能达到“本真”。所以从“形似”到“形真”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晋唐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谈到,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有数亩之田,他常“耕尔食之”,在山中观察古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画松号过数万本,虽是大概数,说明他观察及写生之勤,“方知其真”,方始能达到对松的本质特点的表现。荆浩还说,绘画“贵似得真”“度物象而取其真”,他将似与真作了明确区别,物有华与实,应分别取其物之华与物之实,如果执华为实,“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那么什么是似,什么是真呢?“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谓似只是外表形象相似,而没有把握物的实与气,所谓真是气质俱盛,真深入到形象的内在实质之中并得以表现。显然荆浩是想提倡由似入真,贵似得真,把真看成绘画表现的更高标准,将似与真的概念加以区别,并阐明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的篇章中对象、形、意的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将这几个概念还和骨气、用笔结合起来,发展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主要是讲对谢赫六法的理解。顾恺之讲以形传神,谢赫讲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张彦远则把顾恺之的“神”的概念舍掉而用“骨气”的概念,显然是把谢赫气朗生动、骨法用笔的思想揉进去了。张彦远说: 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5] 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在张彦远的这段论述中,对绘画的评论和要求明显地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更加全面,从象物、形似说到骨气、立意和用笔,这说明批评概念到唐代得到新的发展。 张彦远对“意”的问题特别提出,并有新的见解,是他的批评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顾恺之等人主要运用形、神的概念进行评论,张彦远将意的概念突现出来,增强了评论中有关画家的主体意识内容。除前面说到的张彦远关于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外,还在具体评论中运用意的概念。如谈论古画时,认为“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评顾恺之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除用笔紧劲连绵等特点外,还“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是说顾恺之在下笔前,已经先构思好了,先有一个绘画全局的蓝本,在思维或意识中已经存在,然后在作画时才能风趋电疾,下笔如神,一挥而就,“画尽意在”,即画完作品,画家之意自然地包含在作品形象中了。在此张彦远将意提到创作中的关键地位,在作画时,起到统领作用。他在评吴道子时也用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八个字,这说明,张彦远已把意的问题作为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作画时的普通规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一篇中谈到疏密二体时还提到“意周”的问题,用“意周”同“笔周”相对应。 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同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5] 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是笔迹周密的密体,而吴道子,张僧繇则是笔才一、二,但象已应焉,虽然画面常有缺落地方,这正是二位的妙处,疏密有致,笔不足而意周。画面有的地方表面缺落,实是画家有意为之,这些所谓疏的地方,虽然笔所未到,但意已到,意的气势已笼括全画,所以称为“意周”。意周的问题可以说是张彦远在评点顾陆张吴时的独到见解。“意周”的批评理论对后来中国文人画家们计白当墨、留白的空间处理方法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种均已成熟,风俗画还出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巨作,工笔花鸟及院体山水达到高峰,同时文人画、写意画形成气候,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绘画理论、绘画批评、绘画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米芾的《画史》、还有官修的《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等,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豪在作诗、文、书的同时,也从事艺术批评,撰写论文或以诗评画,阐释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批评观念。象、意、形、神等批评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并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在论画中特别强调意,并对形似难易问题发表不同见解。 自从《韩非子》提出画狗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后,人们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以为因狗马天天出现在眼前,为大家熟知,画家若小有画不准确就会看破,而鬼神为人所不见,画家随意画其形象,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似。《韩非子》显然是以形似作为标准来论画之难易。欧阳修则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8] 在欧阳修看来,画鬼神如画到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或千状万态,也不容易,问题是要达到“笔简而意足”。在此,欧阳修说鬼神也难画,其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形似问题,还有阴威惨淡的氛围背景,还有变化超腾的气势动态,更重要的还要“意足”,所以形似只是评价绘画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这已对“形似为难”的根本标准进行质疑。绘画除形似外还有意足的问题。与欧阳修见解相近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董卣: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9] 董卣明确认为,即使画犬马,虽然得以形似,但若不得其理,也不算工,也不是好画。品评绘画的标准除形似外,还有“理”,天下懂得“理”的人少,知道理的人还懂得画鬼神不异于人,即鬼神不过是人的变种,亦不易画。董卣叹息人们多数只知道以形似论画而不知其理,“见理者少”,很难与画家来讨论绘画的真谛。 欧阳修重意,董卣重理,强调的都是形似以外的东西。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所谓画意不画形,不是不要形,无形则意无所寄,而是重点在画意上,而不能停留在形上,得意忘形、意重于形。当然形仍是基础,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描述此图形似之妙,“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现,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这都在述状形之妙。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中的古画二字,只是欧阳修所处时代风尚还是较重形似,如院体画风就占统治地位,所以他要借古诫今,古画画意只是他的一种理想状态。诗中所谓“忘形得意”,表达了欧阳修关于以形达意的艺术观念。《庄子》中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王弼则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唐代诗论诗评讲象外之意、言外之旨、韵外之味。唐代李嗣真董论展时说:“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诗有言外意,画亦有形外情,情即意。张彦远也提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那么形似之外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情与意和理。到宋代,文人观画谓精鉴妙识者,大多主张忘形得意。如李畋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言中说:“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显然李畋是把观画仅视其形似的人看成初识画者,而能神会者则为精鉴者。用笔精致达其形似不能算工,只有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才能真正达到精鉴绘画的境界。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梅诗,指诗人梅圣俞的诗作,他作诗要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这是作诗的至高要求,既要状难写之景,又要含不尽之意,诗如此,画亦如此,“不若见诗如见画”,说明诗画在用形达意、得意忘形(诗中还存在得意忘言)方面有共同之点。 欧阳修还将形、意同绘画意境结合起来: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0] 欧阳修认为意浅之物易见,他所谓的意浅之物,即物之自然形状突出者,如物的高下向背,远近重复,飞走迟速等,将之画在画面上容易识别,这只是画工所为。所谓趣远之心难形,即表现闲和严静、萧条淡泊之心境或境界,却不容易,此难画之意。欧阳修评画的倾向十分明确,将意浅之物得其形似者,称之为画工,而将表现趣远之心,淡泊之意者,称之为精鉴,后者品位更高,画意比画形更难。 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是北宋大文豪,于诗、词、赋、文、书、画均是大家,且对元明清文人画产生极大影响。苏轼的绘画思想非常丰富,他在绘画评论中,对形、神、意、象等问题亦发表许多独到见解。苏轼品画中有关形与意的问题的看法,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苏轼关于“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一诗,产生极大影响,也引起种种误解,认为苏轼要破除形似,不要形似,包括陈师曾等大家都抱此观点,借苏轼的文人画观来阐释自己的文人画思想,对苏轼的理解上有偏颇之处,这一点阮璞先生已指出。[11] 苏轼的这首论画诗为《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第一首诗主要在论画,第二首则重在评王主薄的两幅画。第一首诗如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清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的这首诗,应作全面理解。黄宾虹《信札残稿》中将“论画以形似”,改为“作画以形似”,显然不当。“论画”是说观画品画时对绘画进行评论不当止于形似,不能改为“作画”时不必形似。此诗前六句是对论画作诗的议论,论画或品画、观画只以形似作为标准,看画是否与对象相似一致,这只是近乎儿童看画,只知道看画中形象与客观对象是否像,而不能深入到画中所表现的深层的意之中。如果作诗只以形似为准,而不求景外之意,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懂诗歌创作规律的人。苏轼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唐宋时期关于画外之情,画外之旨,和诗歌中讲求言外之意、景外之趣的艺术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在创作上有共同的规律,即自然天工无雕琢迹,达到清新纯朗的艺术意境。后六句用唐代花鸟画家边鸾、宋代花鸟画家赵昌的写生,传神特点来衬托王主薄的二幅折枝画,美言王主薄的画比边鸾赵昌的更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疏淡含清匀”。赵昌边鸾的花鸟画是写生工细一类,缜密严整,王主薄则“疏淡”,应是另一种画风,“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是说画中关键景物不在多,而要蕴含丰富的意义,这正如唐代诗人所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在讲画外情,象外意。如果观画,论画局限于形似,那是无法从一点红色中,看出无边春景的。苏轼的第二首诗,则具体来品赏评价王主薄的两幅画,我们仅从前四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就能看出苏轼论画阅画的方法,他从画中瘦竹联想到幽人,从幽花联想到处女,鸟雀在枝上昂首,跳弹摇落枝上花中雨水,真是情景交融,趣味盎然。这说明苏轼评画是不止于形似的,他从画的形象中感悟联想到更多的意与情、趣与理。但画中的瘦竹幽花,雀鸟仍具有形似特点,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均找不出所谓打破形似,不要形似的说法。全面理解苏轼的观点,应该是,他主张论画评画不能局限于形似,形似既是作画也是论评绘画的基本要求,但更高的品鉴和艺术评论应从形似中看出象外之意,画外之情,就像从画中“一点红”中把握到“无边春”。 此外,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以形似论画,这还与他们都是诗人、文人相关。他们潜意识中常以诗论画,将诗的精神运用到评画中来。而中国的诗,是抒情诗,诗论也讲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么欧阳修、苏轼将此作为参考来论画评画,也必然不止于关注画中形似逼肖问题,而要深入到画外之情,形外之意了。苏轼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他把燕公的绘画成就,归结为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显然,苏轼认为画中有诗人之情的意境,要比满纸精工细刻逼肖人物的画工之作,其审美价值要高。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明代的董其昌将宋代的苏轼的论画诗看成是在评论元代绘画,好像在打时间差,董其昌所谓元画是什么呢?就是倪瓒等人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意气。”董其昌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附会成不求形似,所以似乎在评说元画。近代陈师曾将苏轼的此诗说成是要“极端打破形似。”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董其昌和陈师曾等人要将苏轼的论画诗,歪曲成是在评论元画或打破形似呢?难道苏轼的这二首诗原意他们真的不理解吗?我认为董其昌和陈师曾是带着个人的成见来读苏轼,各取所需,才造成这种误解。董其昌倡导绘画的南北二宗,推崇王维以降的南宗,故将苏轼明明是在评同时代宋人的画,故意说成是好像在评元画的萧条淡泊、逸笔草草。陈师曾则在20世纪初竭力维护文人写意画,而反对陈独秀、康有为否定文人画、恢复院体写实画的论调,因此陈师曾从苏轼诗中,臆想出极力打破形似的观点,强加给苏轼。实际上董其昌和陈师曾都在借苏轼的论画诗为我所用。这说明,即使像董其昌、陈师曾这样的大画家兼理论家,只要带有偏见,也会曲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大家的艺术思想。所以舍弃偏见,才有可能较公正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艺术观念,特别是有争议的艺术思想。 苏轼另一段关于观士人画的言论也颇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即《跋宋汉杰画山》中之一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宋汉杰即宋子房,宋代山水画家。苏轼认为汉杰之画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并认为汉杰之画乃真士人画。观看士人画就像九方皋阅天下马一样,取其意气所到,苏轼运用《列子》关于九方皋相马遗其牝牡骊黄而取其“天机”的故事作为比喻,说明观赏士人画,就像九方皋观天下马一样,不能仅看皮毛等项,无一点俊发,即毫无生气,所以看数尺便疲倦了。 从这一段话的原意来看,苏轼是赞赏士人画,而对画工画评价较低,为什么士人画比画工画好呢?就是画工仅取物之皮相,虽外表形似,但形象较为呆板无生气,而士人画则取意气所到,常常忽略皮毛表相,仍能饶有韵味。苏轼在此推崇士人画,还是强调意重于形,他是受到他的老师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观点的影响的。《天厨禁脔》载东坡论诗画之语有:“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苏轼论诗,意重于名(言),苏轼论画,意重于形(象),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苏轼否定形似或不要形似。他对那种肆意否曲对象,不求形似者也是有过批评的。东坡《净因院画记》中说:“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他把那些画不准形体而借口说客观世界中无此类常形者的做法,称为欺世盗名,应予鄙弃。 宋代欧阳修、苏轼论画评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魏晋以来的形神论发展为形意论,从以形写神发展为忘象得意。对意在创作中的提升实际上是对审美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作用的强化。对意的强调在宋代画评中已是比较普遍。我们仅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就能窥豹一斑。如评陈州阎士安,说他工画墨竹,笔力苍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评丘士元,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评真宗所示八幅《袁安卧雪图》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所以“意趣”“意思”及苏轼所谓“意气”均是评画的重要概念和艺术标准。 为什么到宋代会出现强调“意”在绘画创作与评论中的作用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顾恺之关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及点睛之论,主要是指人物画,他强调不仅要形似,还要传神,表现对象的精神特点,这比仅仅认为绘画就是图形写貌、空陈形似要深刻得多。但隋唐以来山水画开始发展,五代及宋花鸟画也得到发展,虽然也能借用人物画传神论来评价花鸟传神,山水传神,但总觉得借鉴人物画中品评语言,不如用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等来评述。意的范围更广阔,画中之意,象外之意,是指整个画面和境界,不仅仅局限在人物画的传神上,包括山水、花鸟都可以有立意和达意的问题,所以宋代强调“意”的概念,乃是绘画创作发展的必然。 其二,在顾恺之以前,往往将绘画看成类物、象人、象物、象形、这还处于对绘画的初始认识上。顾恺之系统提出传神论,对绘画的本质认识进了一步,绘画不仅是摹拟外形,还要传出对象的神韵或神采。要在刻画对象的外部形象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的统一上来表现对象,赋予被表现的对象以生命活力和精神光彩。但顾恺之更多的是关心被表现的对象如何得到表现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注意画家本身的心灵意志问题。到南朝陈的姚最已提出“心师造化”的问题,而唐代张更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将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辩证地加以精辟说明,绘画创作主体的心源、灵感、想象等精神意绪活动得到重视,认识意才是创作中的关键部分,形似,骨法都本于立意,所以到唐宋,对立意、画意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创作中从摹拟客观对象向表现主观情意转化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是重视创作主体作用的明证。 其三,唐宋时期我国诗词艺术得到重要发展,诗品、诗评、诗论也进一步展开,由于我国诗歌历来重视“诗言志”,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是中国诗的特点,诗歌品鉴讲究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加之唐宋时期如王维、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打通诗画之间的边界,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了解诗画二门艺术的基本差别后更注重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中国的诗重言志达意,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这一传统被诗人欧阳修、苏轼借用来强调画外之意,意重于形,意生象外。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到,正是欧阳修、苏轼诗画美学思想中重意之观点的集中表现。欧阳修与苏轼关于画家不画形、忘形得意、苏轼关于不求形似,取其意气所到的绘画思想及评论观点,对元明清的绘画评论及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派受其影响更大。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苏东坡的思想对其后中国的表现性艺术美学及绘画创作中的表现性特点,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动画与中国美术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国美术艺术形式的多样发展。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绵长,其涵盖的理念内涵与形式技法等特质可谓博大精深,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到绘画,不求肖似,形成了中国美术高度的意向性、装饰性,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稚拙等风格。中国动画传承了中国美术的形式、造型、色彩、立意、构图等特点,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艺术语言,震动了国际动画界,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开创了世界动画新的里程碑。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剪纸、皮影、年画等,为中国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造就了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特点。 1.传统手绘动画片: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传统动画片。 2.偶片:借鉴民间玩偶的泥、木、竹等材料和形式,拍摄了《崂山道士》《真假李逵》等偶片。 3.剪纸片:吸取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以及传统戏曲服饰特点,制作了《渔童》《猪八戒吃西瓜》等剪纸片。 4.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把中国水墨虚虚实实的意境和轻灵优雅的画面带入动画片,拍摄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堪称中国动画的一大创举。 二、造型夸张、以形写神 中国美术在造型上不求肖似,强调“以形写神”,装饰性强。如《大闹天宫》,在造型上是从我国古代铜器、造像、绘画以及民间年画等多方面汲取滋养,融会贯通而成;孙悟空、太白金星、土地爷等人物,造型上的超常夸张,强调主观上的意会,以“古雅、神奇”制胜。又如《牧童》采用了国画家李可染塑造的牧童和水牛的形象,简洁而饶有墨趣。《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① 三、随类赋彩、色彩相和 中国美术重视随类赋彩、色彩相和。无论是国画、年画、陶瓷绘画、皮影、玩具等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较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强调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如《猪八戒吃西瓜》,大胆采用民间美术传统的对比色,格外鲜亮悦目;《大闹天宫》在用色方面大多采用红、绿、蓝、黄等色彩来为笔下人物添加光彩。而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墨为主,赋予淡彩,水墨自然渲染,浑然天成,意境优美。 四、写意抒情 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主观的意会,要求笔墨相合,情景相融,气韵生动,有无限丰富的想象,有诗一般的韵味。 1.写意抒情,使影片充满了诗意。在水墨动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表情和动作优美灵动,泼墨的山水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体现了中国画中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如水墨动画片《牧笛》,以国画的传统色彩展示高山峻岭和千尺飞瀑的宏大气象,充分起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全片没有对白,借用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曲调,鲜明地揭示并丰富了主题。片尾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竹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水稻田埂,水光中倒映着牛和牧童的身影,最终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暗藏了“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报刊评论:“中国水墨动画柔和的景色,细致的笔调以及表示忧虑、忧郁和快乐的动作使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② 2.写意抒情的营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影片塑造了一个三头六臂,身披混天绫,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眉目之中满含忧伤的英雄形象。哪吒自刎前的那种矛盾与痛苦表现得非常强烈、细腻。为了拯救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削肉还父那一幕让人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造就了一部更为人性化、带有英雄悲剧色彩的动画片。影片剧情曲折起伏,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色彩绚丽,意境的创造不仅增添了神话的传奇色彩而且能达到境能夺人的效果。而且可运用“简洁”的手法,如《三个和尚》中,简洁奇特的置景、幽默夸张的人物、轻松诙谐的音乐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古谚通过突发事件,使和尚在救火中同心协力,进而创造性地改没水为有水,让观众在欢笑声中领悟古谚的深刻性,为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院长费·卡宁女士赞扬说:“这是一部纯粹中国式的电影,也是一部国际化的电影。”③ 五、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 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等构图特点深刻地渗入到中国动画之中。“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④。中国动画片是按中国绘画的原理来构图的,高远透视,较少有纵深变化,较少运用俯视仰视的镜头。在一个场景或画面里人物常常被处理为侧视,而桌子被处理成正俯视,桌子上的碗、盆等用具和桌子的腿被处理成侧视。人物的运动多从一侧走向另一侧,多采用由左上向右下或右上向左下运动来表示纵深,少有美日动画片中人物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透视变化。如在《牧笛》一片当中,当牧童奔跑至山顶时,即采用了多点透视的镜头,牧童与近山构图上采用仰角镜头,而远山却用俯角的镜头做搭配。 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形状各异的空白形成一种节奏变化,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高日甫在《论画歌》中说:“即其笔墨未到处,亦有灵气空中行。”在动画《气韵生动》中,运用了大量留白的方式,首先是墨线演变成梅树,留白的空间在此比喻为空气和天空,接着转变为竹子,竹子用淡墨的方式表现,配合着大量留白的背景,使得画面透露出清幽高雅之感。再变化为虾与鱼,此时留白的部分便代表着水、虾与鱼悠游其中,充分展现出中国艺术特质中“空白”的美感。 中国美术的点点滴滴对动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中国动画的巅峰,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使其融入市场之中,更快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当代中国动画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论文:试论清代“四僧”及其对中国美术教育之贡献 [论文关键词]清代 四僧 中国美术教育 [论文摘要]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4位遁迹空门的画家被称作“四画僧”。这些有创造精神的画家,带着强烈民族意识,以愤世、压抑的情感突破巢臼,在新的审美区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凡论及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成就时,人们往往对吴道子、米芾等人津津乐道,很少谈到画僧的成就,而在区分画家身份时,学界仅有“士大夫文人画家”、“民间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三种类别,画僧亦遭到忽视。只是在讨论清初的绘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等画僧的成就,画史上称其为“四僧”。他们是一些旧明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其绘画形式不守前人规范,笔墨豪放,风格奇肆,笔情恣纵,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中皆有建树,合时代新貌,有极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美术教育史发展增添了绮丽壮阔的波澜。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政权的建立,使他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承重打击,为躲避政治迫害,23岁时便皈依佛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有很多别号,如个山、雪个、驴、驴屋等,书画常以“八大山人”署名,四字相连,似哭之笑之。他画山水多有荒寒萧索之气,画花鸟虚疏淡泊,冷逸逼人,这也正体现出其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情感。他继承文人画传统,其花鸟画不拘形似,以意象为主,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构图大开大合,黑白相映,纵横驰骋,常以一石、一鸟、一鱼、一草,构成单幅画面,不空不塞,突破时空的局限。例如《花鸟图册》是其14幅花鸟画中的一幅,写一小鸟拳足缩颈立于孤石之上,呈抿嘴凝神之状,用笔用墨变化多端,富有层次,画法自如而意味无穷。三百年来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二、石涛 石涛(1641~1724),原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终年55岁。因他一遍游名山大川,饱餐“五老”、“三叠”之胜,领悟到大自然中的生动神态,故其艺术修养日益精深。他以炽热的感情,好山,看山,勤于貌写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故而能把握大自然的神韵和规律,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绘画美学理论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形成了带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独特而完整的画论体系。现举其重要的论点分述如下:第一,“画从于心”,心师于自然,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第二,“我自用我法”,反对因袭,扬弃古法,注重革新、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之骨髓。第三,“盲人示盲人”,这是艺术鉴赏之大忌,为石涛品画美学思想准则所不容。他的创作思想,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意义。 三、石? 石?(1612~1673),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字介丘,号石?、白秃、残道人、石道人。青年投身反清斗争,失败后一日对镜再三,大哭不止,自剪头发,伤面流血,出家为僧,时年20岁。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存世代表作有《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以繁密的布局、苍劲的用笔、郁茂的景致、幽深的境界,显现出石?鲜明的艺术特色。石溪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四、弘仁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大奇,为僧后,名弘仁,号浙江,又字浙江僧、无智,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甲申后,弃发为僧。工诗文,擅长山水,兼写梅花和竹,喜仿云林,深造妙境,虽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自题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画有卷册多种,笔墨秀逸,风神洒落,还有设色山水和墨笔山水长卷,均为精绝之作,被称为“新安四家”(又称“海阳四家”)。与石涛等同受益于黄山,因而又有“黄山画派”画家之称。他画的《山水图》造景清新别致,笔墨瘦劲简洁,悬崖直壁,势险而有稳姿。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是他艺术思想的核心。 通过上述史实,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四僧”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如八大山人那些极其夸张、傲岸不驯的艺术形象,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极具感染力;第二,艺术贵于创新,“四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承前启后的石涛虽逃于禅而隐于画,一生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第三,“四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石溪的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近百幅,现存画约30余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香港、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第四,“四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花鸟绘画出现于“乾嘉盛世”这一时期,各以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塑造艺术形象,使这一绘画团体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意义。 我认为清代“四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四僧”有高深的学养,扎实的绘画功底,刻苦努力,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这都体现在他们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之中;二是“四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干扰,能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三是“四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四是“四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在清代画坛上“四僧”艺术的崛起,有其时代与社会原因,他们以笔墨抒写异常突出的个人感受,以成熟老厉的笔墨情趣,体现若即若离的现实态度,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美术的演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特笔墨意趣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是更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他们学识修养高深,在艺术中的进取与革新精神、创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论文:民族传统与中国美术教育 【摘要】 中国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美术教育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学生学习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扩展的知识空间,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带来精神层面的提高。因此,应大力倡导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美术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术;美术教育;文化意识;价值观;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加强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下的美术教育对培养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意识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中传统文化对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家积累了丰富的美术教育理论。这对我国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有丰富的传统美术教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美术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一、发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教育的期望和目标。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美术教育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美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术教育有助于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和技术技巧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我国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迎接新的改革挑战。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注重美术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发扬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教育与人才竞争。为培养符合当今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人才,要加强在学校美术素质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能够从美术教育中了解掌握更多的有关美术的知识和事物,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不断完善自我,增强创新能力。马克思曾说:“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理智有情感,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优良素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术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自身鉴赏水平和创造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拥有美好的心灵、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重视美术教育的独特功能,把教育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美术课程不同于文字,美术的直观表达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美术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不良情绪的宣泄,平复浮躁杂乱的心情,而且能够升华学生的情感。 二、民族传统美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各民族美术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美术艺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文明的传承、风俗民俗的延续,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文化转型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美术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但在经历了时期动荡和文化洗礼之后,人们清醒地认为,传统美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是民族精髓的沉淀,只有在传统美术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传统美术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传统美术文化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是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民族传统美术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沉淀、流传下来的,是国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从小接触民族艺术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传统美术具有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色,具备一般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涵和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三、在大众教育中开展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发展中,传统美术文化是教育和从创作的土壤。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传统美术的教育功能。民族传统美术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所凝结的审美意识,都可以凝聚成人们的自身素养并逐步形成民族品格,给我们民族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这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国家散发活力和生机。传统美术具有民族性、富有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书法、古典雕塑等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特有的表现意识,而且包含了认识自然、理解人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很多人文方面的启迪。这些教育在充满科技智能的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更显珍贵。在大众教育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中,爱国精神、民族精神这本身也是启迪我们心智开发的过程。这些充满传统精神的美术教育,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带入民族文化的世界,在那里发现美,逐渐形成自身的优秀的精神品质。 总结 身处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我们要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培养我们接班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坚定根本立场,发扬传统美术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民族文化。通过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传统美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而是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的精神教育。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传统书籍插画设计论文 一、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的构图特点 构图,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被称为“章法”、“布局”、“经营位置”,是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手段,是实现插画视觉美感的关键。中国传统书籍插画构图的第一个特点是主次分明。这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体现,是长期以来在封建君主统治下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在美学上的反映。中国有很多经书插画,构图都是有主有次,例如在表现释迦牟尼像的时候,就会将其放在画面的显著位置,画得比较高大,其他僧众们则排放在其身后或者周围,处于次要位置尺寸较小。第二个特点是画面平衡而工整。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崇尚含蓄、中庸之美,一般通过对称、均衡这两种手法达到画面的平衡。例如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图书插画,就会用对称的手法来构图,这种符合自然审美规律的构图不仅能使插画的画面显得工整,还可以较为客观的诠释文字内容。像一些娱乐性质的书籍插画,如小说、戏曲书籍的插画,比较常见的构图手法就是均衡,即利用画面中各个元素之间的呼应、对比,使画面具有变化但不失工整,既不显得呆滞,又不会杂乱无章。第三个特点是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独特的透视法则。中国书籍插画与中国传统绘画在构图上有着共通的特点,使用的透视法则与西方的焦点透视有很大的差别,被称作“散点透视”,即画面当中经营布局的元素不受到视点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定,可以把山前山后、室内室外、远近不同、高低不一的事物安排在同一画面中;可以把不同人物同一时间在不同场合发生的故事描绘出来,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著作的插画作品,就是采用这种透视方法来完成故事情节的绘制。 二、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的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的书籍插画有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线造型。书籍插画通常利用大量复制来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因此印刷技术对插画的表现技法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民国之前的传统插画以木版画为主要表现形式。自唐代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以后,木版插画在出版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那时的插画作品多为雕刻行业的工匠完成,虽然雕刻的技法纯熟,但作品的艺术水准却不高,主要以图解功能为主。木版插画艺术在明清时代进入到了黄金时代,也成为了我国古籍插画史上的高峰。明清书籍插画的最大特点是当时文人墨客的参与。明代中期,书商出于竞争目的,纷纷邀请当时知名书画艺术家创作画稿。因为有了文人的参与,使得以往粗犷的书籍插画更加精美,更具文化内涵。这些木刻插画以刀刻线,以刀,用木刻线条来表现传统绘画中笔墨的感觉。中国传统绘画在表现形式上十分重视笔法,强调线条的表现力。线条是造型艺术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插画创作中表现力最丰富的艺术语言,它独特的形式美感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家深厚的造型功底,积淀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线条能让画面产生一种节奏感与韵律感。在木刻插画作品中,线条所表现出的强弱对比,疏密变化,都能形成一定的节奏与韵律,从而丰富插画的画面效果。明清时期的仇英、唐寅、陈洪绶等书画名家就充分发挥了木版插画的艺术特性,创作出了大量以线造型的精品木刻插画,并使作品具备了画家的个人艺术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当然,在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之前,也出现过大量的手绘书籍插画,如宋代的建筑技术书籍《营造法式》中的插画,最早的版本就是手绘而成,书中精美绝伦的插画使用白描的技法画成,通过黑色的线条直观、科学地展现了各种建筑设计的用料、结构、比例等方面的规范,通过插画的形式为观者解读了这本中国古代建筑行业的权威性巨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 三、中国传统书籍插画的文化内涵 书籍插画作为绘画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具备独立性和从属性这两个特性。脱离文字内容,一味强调画面独立美感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是不能称之为书籍插画的,因为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假如过多地强调插画的从属性,只是按照书本文字内容进行描绘,又会失去创造性而成为简单的说明图解。要想使插画在书籍中获得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就必须准确领悟文字的内涵,深刻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以此为基点进行视觉形象的创作,这样插画的艺术表现力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中国优秀的传统书籍插画结合传统绘画的风格,运用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重在意境的传达,忠实于文字又不为文字所局限,融入了画家的情感与想象,通过契合原著精神的绘画风格和表现形式,自然地把阅读者引领到文字作品的意境中去,这就是画家对文学作家思想情感的深入体会,对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就是中国传统书籍插画表现出来的意境之美。同时,传统书籍插画反映着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书籍插画都代表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趣。例如,在佛教盛行的时代,书籍插画更多的是为宗教服务,出现在经书中的插画作品反映出来的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而在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平稳的时代,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宗教读物上,转而追求一些陶情怡性的通俗类书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小说、戏曲类的书籍插画大放异彩,许多杰出的中国画家利用自己深厚的绘画功底,通过对原著精神的深刻领悟,创作出了大量贴合原著的经典人物形象,故事场景的布置也和中国传统人物画、山水画的创作理念颇为相像。如《西厢记》、《水浒叶子》、《博古叶子》、《楚辞》等书籍插画作品,既是经典的艺术品,又是社会文化的见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这些作品对以后的书籍插画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书籍插画设计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了自己的设计风格和时代风貌,并且影响着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插画艺术,比如日本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书籍插画设计的影响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一现象应该引发我们的深思,中国的文化成为其他国家的设计源泉,而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却没有从中获取设计灵感,延续本民族的设计风格。笔者认为,造成现代中国书籍插画设计进入困境的原因,是由于多元化文化的强势影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各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影响,使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在现代商业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影响下,他们更愿意欣赏一些个性化的、想象力丰富的、充满情趣的插画作品。王受之在他的《美国插图史》中评论道:“在人类插图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以往的那种有领导风格的局面结束,在插图上不再有某种风格领导插图创作的霸主地位。”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书籍插画,都应该带有这个国家的文化痕迹。在国际交流日益增强的形势下,设计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显得愈发珍贵。当代书籍插画设计中国风格的确立,需要借助于对传统书籍插画设计的理解与转化,并跟随时代的步伐,融合时代的精神而获得新生。 作者:杨淑 单位:云南财经大学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多元文化教学插画设计论文 一、插画设计教学内容的广泛性 目前,在我国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教学课程体系中,将设计课程分为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设计课程三个教学阶段,插画设计课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基础课程中的“三大构成”为插画设计课程奠定了基础,而插画设计课又为后期的专业设计课起到一个承接的作用。插画设计作为一门设计学科,自身的学科结构所包含的分支领域和边缘学科,与科学技术、人文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学科相互交叉,形成一门综合体系。插画设计融合了传统艺术和美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插画设计的构图、色彩、表意等内容,而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与插画设计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插画设计的历史、表现、形式等各个环节。因此,在多元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插画设计课程与其他艺术设计课程之间不应存在间隔,应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贯通学习,拓宽插画设计的教学内容,对插画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灵活设置。当下,插画设计教学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教学内容的不明确,这致使插画设计的教学内容过于狭隘,依旧停留在出版物的插画需求上,忽略了其他行业对插画设计的需求以及市场经济大环境的需求,导致插画教学内容不能更大的拓展。因此,插画设计教学内容应与时俱进,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将教学内容拓展到广告、游戏、网络、动画、出版、数码媒体等领域。同时,在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下,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都是无限的创作资源。数字插画作品创作中,我们可以将横向、纵向获取到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融入新元素、新概念、新思想。这样,所涉及的题材才能耳目一新,真正做到多样化的信息诉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中外美术史的课程内容,系统深入地讲解中外插画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引导学生尽可能地深入领悟本土文化,客观借鉴外来文化,提倡创作出个性化作品。 二、插画设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在国外,大部分艺术院校都设置了插画设计专业,随着动漫和网游的繁荣,插画教育已发展成熟。在国内,插画师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出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大多数设计院校的课程体系中,插画设计教学最初以传统的构图教学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由国外引进了基础课程“三大构成”教学,为插画设计教学奠定了一定设计基础,直至90年代,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计算机的辅助设计在插画设计教学中也逐步普及。时下,作为新媒体艺术,数字技术迅速贯穿于艺术设计的不同领域,同时也影响着插画设计的表现形式,使其更为丰富多彩,极大地开拓传统插画的范畴,同时让人们对插画有了更新和更为广泛的认识。在传统的插画设计课程教学中,更多的是教师在课堂上教学,学生在教室拿笔画或是用计算机去表现,没有外界物质介入,形成单一无趣的插画设计,使插画设计游离于社会之外。这是插画设计教学改革中的难点,也是多元化教学模式急需渗入的本质体现。随着插画设计教学提出多元化教学,在当前艺术设计教学承担着艺术教学与软件技术教学双重任务背景下,如何解决教学内容层面的拓宽问题,以及如何组织学生有效、积极主动地学习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对于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教学模式,在基于插画设计课程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可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插画设计教学模式,建立开放式的插画设计教学环境。 (一)开发多元文化的课题设计 优秀的课题设计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教学形式之一,也可成为课程知识体系的密集区。按课题的课程内容方式,将插画设计等若干设计基础课程围绕某一个设计课题构成课程循环,循序渐进地推进课程教学,同时将知识通过实践进行运用,完成综合设计教学的融会贯通,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将插画设计的理论知识和表现技能一一解析到课题中的目的、要求、方法、技能、过程和效果中。这不仅解决了学生关于插画设计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同时学生的实践技能也有所提升。 (二)专题形式的课堂教学 在教学中,教师应把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贯穿于专题中进行教学,在专题设置上,力求以实际案例为基础,覆盖层面多样化。例如,将插画设计与美学中的色彩心理及新媒体中的互动文化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关联性作为专题范畴,以此深挖插画设计创作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以及不同形态的美学意识和创新工艺技术,激发学生在插画设计艺术领域中求新求知的探索动力。创新式的专题教育模式要求学生不局限于本专业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将专业知识与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以培养求知欲、开发创造能力为目标,提倡学习的多元性和自主性。专题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教师及合作团队产生的影响,受到启发,在学习中感悟,获得真知。 (三)社会实践开放式教学形式 插画设计课堂中社会实践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设计合作能力。同时,可加强教学内部的交流氛围。通过社会实践的参与性,让学生在掌握插画设计体系中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同时,又能展示学生各自的插画设计能力。目前,在插画设计教学中,教学实践的安排一般都以虚拟的题目展开,学生的思维一般都比较程式化和概念化。在进行插画设计创作过程中,主要以考虑美观为主,较少考虑插画作品的经济性和实用性,导致设计的插画没有考虑到具体的应用环境和面对的受众群,从而作品过于主观,缺乏适用性。因此,插画设计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在商业环境下工作体验的机会,使学生在插画设计中亲身体验真实的设计过程和环节,更加全面地了解设计的全过程。 三、插画设计教学中的教学相长 面对数字时代与全球化背景带给插画艺术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以及现代社会工业生产对于插画设计人才质量的高要求,迫切需要在高校教育阶段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目前,我国大专院校的插画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呈现出滞后现象。要想改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做到教学相长。插画设计教学中除了对教师的教学形式提出多元文化内容的拓展要求之外,更要紧扣时代信息,及时更新知识,保持对多元文化的敏感度。不断开拓自身的知识广度,具备基础教育中的课程论、课题设计、心理学、艺术教育学等知识和写作能力等。同时,也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要求,作为学生应主动学习多学科知识,扩大知识面,拓展视野,提高人文艺术修养。只有依靠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共同努力,插画设计课程中多元文化的教学才能顺利有效地完成。插画设计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代设计教育的需求,采用个性化教育模式更能体现其行业的发展特色。传统的教育模式发生转变,教师的角色也需发生转变,教师的职责更侧重于信息资源的调配和创作思维的引导,在知识传递过程中,更应注重协作、讨论、引导、启发,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最终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组织者、协助者和引导者。插画设计的教育重点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要立足于社会实践,从不同层面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得到全方面的完善。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教学是相互贯通的,其教学形式可以借鉴其他学科对于文化问题的教学经验,依据插画设计学科教学的特点加以开发,同时形成多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产生新媒介、新载体等不同插画设计的创新应用类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插画设计教育的重点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专业设计能力得到全方面的完善。以宏观的视角来看,插画设计的多元文化教学是相互贯通的,其教学形式可以借鉴其他学科对于文化问题的教学经验,依据插画设计学科教学的特点加以开发,同时形成多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产生新媒介、新载体等不同插画设计的创新应用类型。这赋予了插画文化新的内涵,带动当代插画设计教学模式中一种全新的启迪。 作者:葛慧 单位:湘南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手绘墙插画设计论文 一、插画的装饰性特点 在插画众多的艺术特征中,装饰性是尤为显著的。它以自身特有的抽象化、图形化、符号化、风格化的装饰语言和极具表现力的审美价值,在室内家居空间中得到很好的运用。装饰性是指在一定的视觉艺术中所呈现的特定的表现形式特征。它是集概括、提炼、夸张、变形等一系列形式法则为一体的形式表现语言。装饰造型通过形式表达,以对形式的强化为主要表现手段,追求形式上的美感,从而形成鲜明的造型特征。装饰形象大都与客观的自然形象相区别,是人们通过一些美学的形式法则和装饰手法所设计和创造的主观形象,是设计构思到装饰形式表达的实现过程。 二、室内家居墙画中的插画设计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追求个性与时尚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普通的白墙已经满足不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充满个性与创意的手绘墙画日益流行。作为室内墙面装饰重要组成部分的手绘墙画,丰富了室内装饰设计的创作语言与表现形式,并在家居环境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室内家居墙画中的插画设计题材丰富,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有典雅复古的中式风格、简约时尚的北欧风格、自然恬静的田园风格、童真童趣的卡通风格等。中式风格的墙画图案主要选择中国传统的图案、纹样等,或以中国画写意的表现手法表现的山水、花鸟图案;北欧风格墙画图案多为比较抽象的图形,色彩上崇尚黑白灰的色系或者艳丽的色彩;卡通风格的墙画图案多为色彩明亮丰富的卡通动物、人物形象。不同风格的确定及墙面插画图案的设计要根据家居主人的年龄、职业、性格、审美品位等特征以及家居空间的整体装饰风格和功能需要进行设计,同时在色彩设计上也要和整体的设计风格一致。 三、卡通风格手绘墙画设计实践 笔者根据家居空间的功能需要,结合室内家居墙画设计中插画设计的要求,进行儿童活动室的墙画设计实践,根据空间和墙体结构特点,设计并绘制了三块墙面,整体设计上把握了图案的连贯统一。画面主体选择儿童熟悉并喜爱的经典卡通形象,如美丽的白雪公主、欢快的维尼小熊、粉红小猪、跳跳虎等,并配合梦幻的摩天楼、欢快玩耍的儿童和各种小动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气球,使整个画面场景丰富多彩。屋顶墙面张开双臂的卡通太阳令整个空间似乎充满了阳光。插画图案的选择符合儿童的审美要求,多种卡通造型相结合并融入画面场景,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受审美能力和年龄与心理特征的影响,儿童一般更喜欢鲜明艳丽的色彩,因为这些色彩对他们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所以在色彩的选择运用上,墙画设计大量使用了原色和纯色等鲜亮的颜色,运用丰富的色彩,配合作为背景的蓝天白云、大片的绿色草地,用强烈的对比吸引儿童的注意。根据幼儿期儿童缺乏空间与透视概念的特点,在绘画表现技法上,笔者采用平面化的表现方式,这样更容易被儿童接受。配合色彩缤纷的儿童游乐设施,墙面插画设计和整个空间融为一体,生动而和谐地构建了一个梦幻童真的童话世界和充满童趣的嬉戏空间。此次墙画设计中,绘制的颜料选择丙烯。丙烯颜料有很多优于其他颜料的特征,如上色快、色彩鲜艳、保持时间长、防水速干、抗腐蚀、抗自然老化,且不褪色、不变质脱落、无毒环保,是现在流行于家庭墙画设计的绿色环保绘画颜料。 四、结语 手绘墙画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家居环境,并在现代家居装饰设计中广泛应用。运用插画设计的装饰性特点及独特的创作手法和造型语言进行手绘墙画的设计与创作,能更好地营造和谐、个性、时尚的家居环境。手绘墙画通过插画设计展现卓越的艺术魅力,也奠定了其在家居装饰设计中的地位。 作者:杨凯 单位:南通理工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插画设计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一、插画设计的发展历史背景 在华夏,插画最先插画首先体现在雕刻,佛教文化是有传染性的,宣传教义和“伪装”在圣经经典图形。为宣传教义而在经书中用“变相”图解经文。在中国最早的打印记录,《陀罗尼经咒图”是从唐肃宗的问题。唐一西安通九年(868年)的金刚般若”由“封面图案也出世。到宋,金,元时期的三插图的书有很大的发展。它的领域范围一直发展到了医书、历史地理书日用百科书等书籍中,彩色套印插画也出世了我国古代插画最发展的时期是明清时期,我国到处都有这个行业。 二、插画设计的发展过程 插画设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其不断地发展和延伸到艺术中的多元应用领域中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技术时代中,人们把视力高度集中到很多创新的信息中去,其充分体现出插画艺术形态给大众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知,它的风格特点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它已经演变成了现在社会中必不可少的表达方式。经过具体探讨艺术插画在文学插图和商业插画中的应用,再纵观插画艺术被传统绘画与中国民间绘画的深刻影响,真正的表现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核心价值。 三、插画设计作品的创新之处 插画设计更加大大地提高了插画设计师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利用其它的应用领域来做贡献的意识形态,还更加加大了其自身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大家的生活品质,插画艺术设计它以文化艺术传达方式体现在现代设计领域中。它具有形象代表性、绚丽的色彩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它的特色给现代设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勇于去研究插画的艺术魅力和它的艺术价值,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视觉文化艺术。人类在插画艺术设计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吸取了很多适合自己的艺术需求,它的风格特点及其应用都可以通过社会把它充分反映出来,插画艺术的发展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插画艺术延续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四、插画设计的历史背景 1、插画设计的概念和演变 我国古代插画的是随着版画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此外,它也是民间的年画史,年画史是一种很独立的商品,它建立在商业插画的基础上。随着插画的发展,插画设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插画艺术它不但让我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还让我真正认识了插画艺术的优势。让我们对插画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因此艺术的日益商品化和新的绘画材料及工具也就开始演变而来了。慢慢地插画艺术就融入到商业化时代,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变迁。如今插画家们的绘画风格不会再被限制,它们往往会发挥自己的潜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干出了一番超乎想象的事业,这样一来,插画艺术的发展领域就越来越广了。 2、插画设计的意义 商业插画发展到当今社会,不仅招贴和海报上有它的存在,它还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不一样的商品领域中。它的风格特点不断地发展以至于超越了很多艺术作品。它通过各种不同的风格特点来相互融合,再充分运用商品的特性来更好的发展它的优势。不过任何事物都需要无限的想象力的。不管它是什么风格的商品,充分的想象力是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样它才能更好的完善和与时俱进。最终深受人们的喜爱。 五、总结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新古典主义的绘画就诞生了,古典风格最早被法国资产阶级所爱戴,它们提倡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语言、样式、题材、风格等等,它们的主义目的是为了大力推广古典文化艺术,并把它充分和现代艺术相互融合起来。因为法国大革命的与新古典主义的密切相关,我们就提倡了新古典主义的内容与形式让很多设计师与插画家都不会限制于古典主义的艺术文化。它主要是以古典文化风格、自然美和理性的概念相互融合来推广的。它还必须具很好的特征和题材。当然作品的塑造性与完整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也要把理性和感性相互结合起来;分清各种不同类型艺术作品的风格特点。 作者:尹红 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插画设计形式的风格特征 一、插画设计的风格特征的发展历史背景 在十九世纪,插画的发展是由报刊、画册的变迁慢慢演变来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就开始了它真正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美术作品中就把插画分离出来了,但它有着很好的艺术色彩,现在很多职业画家都已经从事了插图这一项工作,它们通过抽象表现技法的功能不断创新从具象演变为抽象派。一直发展到70年代,插画又开始重返到自己独特的写实风格。 二、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在插画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是黔东南本土设计,它充分反映了当今广大消费时代的来临,是通过用当今社会的方法迅速发展民族风格插画艺术的表现设计形式。现代插画已经已经发展到很广义的概念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杂志、报纸、各种刊物都可以看到插画。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拉丁文的字义里,我们把它理解为“照亮”的意思。它原本可以添加书籍中的文学乐趣,把书籍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精彩,更加打动读者。但是在当代的不同书籍作品中,插画更胜于所谓的“照亮文字”的这个陪衬地位,还能体现出它的主要内容,甚至能增强艺术感和它的独特魅力。 三、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的历史背景 1、插画设计的概念和演变 插画是一种视觉传达形式,它是现代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形象是很直观的,它以视觉传达来体现它直观的形象性,在现代设计,其现实与真挚的艺术生活美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已经广泛应用在现代设计的很多领域中去了,有文化活动、社会公共事业、商业活动还有社交等很多方面。插画艺术的不断发展,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很大的内涵。自古以来的插画洞窟壁画,它们都演绎了插画的发展历史。在十九世纪,插画就已经随着杂志、画册发展历程而逐步发展。虽然插画被美术作品分离出来了,但它却还是有着很好的色彩感。 2、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 在现代插画设计的运用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给黔东南本土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今社会的发展方式体现在民族风格插画设计之上。当今的插画已经从狭义的含义变成了广义的含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报纸、杂志、或儿童画册也会有插画的存在。它还可以让书中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以至于吸引读者。在现代社会中,插画远远超越了其它艺术。在现在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不但能发挥它独特的魅力,而且还洋溢了一种很强烈的艺术气息。 四、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介绍及设计意义 1、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介绍 新古典主义是独立的艺术流派,在18世纪中叶,它以装饰及艺术绘画建筑最早出现在欧洲大陆,在法国就开始了它的设计理念和概念总结,随着欧洲资产阶级的不断影响,艺术家们就保留和增加了传统的艺术语言形式,不断出现了新的材料和新的工艺,新古典主义就这样诞生了。随着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发展匀速,它不但有着典雅的气质,还结合了新的意识形态,使古典时期文化从狭义的文化意识走向了广义的文化意识。 2、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意义 新古典主义民族风格插画设计是黔东南本土设计,它充分反映了当今广大消费时代的来临,是通过用当今社会的方法迅速发展民族风格插画艺术的表现设计形式。现代插画已经发展到很广义的概念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杂志、报纸或画册里都可以看到它,书籍里所加上去的图片,我们都把它命名为“插画”。插画,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拉丁文的字义里,我们把它理解为“照亮”的意思。它原本可以添加书籍中的文学乐趣,把书籍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精彩,更加打动读者。但是在当代的不同书籍作品中,插画更胜于所谓的“照亮文字”的这个陪衬地位,这充分说明了插画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五、总结 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就和改良后的古典主义风格差不多。人们对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发展从单一到聚集、从整体到局部,优雅的气质和精致的打造都十分热爱并努力追求它。它的风格不但材质、色彩相互统一能融入到一起。与此同时,它也不是像那些让人觉得看了之后很烦躁的肌理,而是很简单的线条和装饰。同样需要具备一种多元化的思考方式,把古典的浪漫意识和现代化人们对生活的需求相互融入在一起,同时把古代追求典雅高贵的气质和现代社会追求时尚完美的理念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个性化的美学观点和文化品位。以至于让现代的艺术发展得越来越好,使社会发展得更快。 作者:尹红 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艺术插画平面设计论文 一、插画的概念及发展历程插画 1.也许很多人对于插画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小人书或者是连环画的领域中,这样是不全面的。插画,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顾名思义是指穿插在书中的图画,它以一种传递信息的艺术形式存在着,对文字内容进行更直截了当的解释说明。在我国,插画最早是以木版画和石版画的形式出现,继而受到西方插画的影响,整个插画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都渐渐脱离了本土化。随后插画被广泛的运用在各种书籍出版物中,这为我国小人书和连环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插画的表现形式也慢慢的在涌现,它不止局限于图和画,还包括一些摄影作品,手绘作品以及图表和图形符号等。 2.插画与平面设计插画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历史悠久,它经久不衰,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与它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插画的通俗易懂让人们能在第一时间读懂它所传达的信息,幽默风趣的特征展示着其独有的魅力,让人们更易与其产生共鸣。插画的独创性表现出设计师们独具匠心的创意理念,让人们在细细品味的同时爱上插画这门艺术。插画是平面设计的一个重要视觉元素,它可以弥补设计中信息传递的缺失,用最直观、最快捷的方式让人们在欣赏中接受信息。插画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其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例如漫画的发展就是从插画慢慢演变过来的。如今在漫画产业繁荣的日本,一些出色的漫画作品直接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虽然插画开始逐渐走向独立,但它在平面设计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插画与平面设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插画的日益更新给平面设计带来了福音,平面设计的创意提升同时也带动着插画产业的发展。 二、插画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1.书籍装帧中的插画常言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承载着传播信息的功能,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媒介,那么如何做到与阅读者进行无障碍沟通呢,我想仅仅凭借文字的力量是很难达到的。插画的运用,可以将文字内容以一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书籍变得生动形象。书籍中的插画类型分为儿童插画、文学作品插画、科技插画这三类,其中儿童插画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例如在很多儿童读物中,大量色彩艳丽的插画替代文字内容吸引着孩子们的眼球。可见插画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是不容忽视的。 2.包装设计中的插画在商品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包装设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出色的包装不仅可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也对商品进行了一定的宣传和保护的作用。现代的设计师习惯在包装上运用实物摄影的图片,真实的色泽与质感充分体现了商品的本质,然而他们却忽略了插画的抽象或具象的独特个性。插画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是艺术与商品相互渗透的过程,在显现产品个性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插画有着不同的绘画风格,同时不同的风格也定位着不同的消费群体。例如毕加索生硬线条的形态,又如梵高那激烈奔放的色彩风格。它们在很好的诠释插画的同时也充分的揭示着产品的特征。 3.招贴设计中的插画招贴设计的视觉感染力是强烈的,成功的招贴设计对信息的传达有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特征。插画的强烈趣味性是它视觉冲击力的保证,它在招贴设计中的运用可以直观生动的传递产品信息,在很好的强化产品感染力的同时也激发了消费者的兴趣。招贴设计中插画的运用在体现自身优越性的同时也为招贴设计提升着艺术魅力。插画对招贴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创意主导的设计世界中,插画也愈发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四)广告设计中的插画插画在广告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设计师们利用插画的视觉优势来传达广告信息。在创意就是灵魂的当今广告市场,要想在众多竞争者中鹤立鸡群,我们就要不断的寻求新角度,运用独特的方式来表现。例如心相印集团的很多广告中运用了少女系列的插画,在形象的传达广告信息的同时,其优美的画面表现让人们印象深刻。五、结语在中国,随着设计理念的不断推成出新,插画风格也日益多样化,设计师们对插画的偏爱愈发强烈。插画艺术的自身优越性不仅让人们对它爱不释手,更是使其在平面设计的运用中大放异彩。插画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是不可替代的,更是平面设计中一颗璀璨的星。 作者:汪小卉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插画艺术平面设计论文 一插画在设计中的形式 特征好的设计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生动有趣,形状的图案和颜色都比较协调,有强烈的美感和艺术性。一个好的插图设计,应该包含更多的有趣的设计元素,不仅仅是一个元素的产品信息或产品特性,其中包含有趣的艺术。你可以一目了然立即感受到插图本身最真的部分,和触摸共鸣。比如现在的插图艺术的配套产品,在社会上也很受欢迎,如手机壳,鼠标垫,卡通杯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因此,插画艺术应具有有趣性的形式特征。设计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而不仅仅是装饰,装修。今天的插画,在现代生活中流行的设计元素上占据更多,人们越来越注重实用的插图设计。其性能要与华而不实的产品相比较,人们更愿意购买的产品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由以上特点分析来说,插画艺术应具有趣味性,通俗性,多元化,形象化等形式特征的艺术表现方式。 二平面设计中插画的艺术表达形式 1插画在文学插图上的应用 以及艺术性插画在文学插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如果载入人类心灵和情感的活动,文学既有现实的插图,也有装饰插图。那么,里面插图文学为主要特征,是孤傲的文学在千变万化,开放的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成员组成的文学作品。插画在平面设计中应具有写实性手法和装饰性手法。作为一个例证,显示了很多的内容,一些插图,甚至具有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连接到一个插画,如此逼真的插图,一般喜欢使用蒙太奇的表现。现实主义文学插图艺术,在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道路上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甚至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和现实生活中是不一样的电影的时间和空间。 2插画在商业插图上的应用 以及艺术性伴随着商业市场的不断成熟,插画市场涌入了大量的视觉文化信息,商务信息,尤其是在强调商业插画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按照不同的媒体商业插图,插画平面设计,插图,版式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海报设计,电脑游戏和网络媒体中的插图,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市场,引导和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群体,为商业插画的经济繁荣发展,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现代艺术对商业插画,其影响是在快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一方面,战后经济的逐步复苏期间,每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的前景,价值观,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的快速发展,也促使国内文化消费水平一天一天的提高。现代插画艺术的演变,从抽象的艺术,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达达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在艺术市场为商业插画带来了新鲜的设计灵感。 3商业插画的表现风格及应用 商业插画设计的性能特点,往往是在不同文化行业之间的合作。一种流行的插图,不仅成为了大量的印刷杂志发行宠儿,而且也可能被改编成动画片和电影电视节目。这个时代真正的态度是一个充满生机和短暂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商业插画,也是值得玩味的。商业插画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广泛,它在自然背景的图案符号,从书本上插入一直延伸到各种布局,户外海报,包装,以及尖端的时尚,今天的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商业插画的明天。产品的包装设计是更广泛的插图。产品包装设计,包括标志,图形,文字三个要素。它具有双重的使命:一是介绍产品,二是树立品牌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是在平面和立体设计之间。 三结语 当今社会的插图,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插图艺术不仅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心灵,而且还开阔了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随着艺术绘画材料工具日益商业化,插画在商品经济时代对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张强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图文结合插画设计论文 一、图文结合插画设计的作用 1.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主题更深入 插画设计具有从属性,对所插附的文章或者广告有解释的作用。所以插画的设计需要表达出明确的主题,并且能把主题准确地、简单地表达出来。对想要表达的主题要围绕“是什么”,需要设计的插画内容和内涵是什么。“怎么做”,怎么表现这些内容和内涵,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以致达到信息传达的作用,画面还要具有一定的美感,才能体现出插画的自身价值和附加价值。文字的表达能力是图画永远无法代替的。而图画大多时候也很难把明确的主题表现出来,所以在图形里加入文字进行设计,并对文字的笔画做相应的调整,使之与图形完美地融合,这样能帮助受众理解插画与文章,这种设计方法更令人感动。作品中的文字成为“表现思想的工具”。文字加入图形中并不是对图形作品进行说明和理解释,而是对作品的含义进行一些提示。 2.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更具创新性 著名的作家莫泊桑在《漂亮朋友》里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感到,死神正在和我在一起,因此常想伸过手去,将他一把推开。天地虽大,但到处都有他的身影。我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路上被扎死的蚂蚁,树上飘落的黄叶,朋友胡须中出现的一两根白毛,一看到这些,我的心就会像刀割一样,因为它是死神肆虐的见证。”设计与人、蚂蚁、树叶一样同样具有生命,如果我们不进行创新,设计出具有创新、进步的设计,等同死亡。所以插画设计要表现出独特的创意,具有创新性,插画家就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伟大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形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说明了想象力在插画设计中是相当重要的。只运用图形设计的插画太过于常见,现在插画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这跟插画家拥有神奇的想象力息息相关。如果插画家们尝试运用文字与图形结合,并把图形和文字之间的关系高度整合,紧紧围绕主题而设计。这种创作方法比传统的形式更独特,具有创新性。设计就是要不断地创新才称得上设计,如果一直保持原来的设计风格和用陈旧的表现形式,那就无法称为设计,插画设计亦是如此。近年来在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中,大多运用摄影图片表现广告创意和产品的形象,摄影能够直观呈现物体的形象,而插画设计相对与摄影来说有着绝然不同的效果。插画的形式相对来说更有幽默性、装饰性、创新性、趣味性等,而且有些运用图文结合的插画表现形式制作广告和产品包装设计等,并能在众多广告和产品包装设计中脱颖而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因为这够特别、够创新。可想而知,我们在设计插画是必须要有创新性。 3.图文结合的形式.使插画更具趣味性 具有趣味的图形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引发人们去思考。图文结合的插画相对常见的纯图形插画更具趣味性,它的形式、画面效果都有情趣。如果文字的笔画没有任何的变化,通常显得呆板和严肃,反之,文字的笔画富有变化甚至延伸出图形或者图形代替文字的某些笔画,使图文插画显得有美感、新奇感等,同时具有趣味性就非常容易吸引受众关注,对于商业插画的宣能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房屋”两个字,我们在绘画的时候,把“房”字的“方”部分设计成房子的门口和屋梁,把“屋”字的“尸”部分设计成传统瓦房的屋顶,画面的趣味感就瞬间展现了出来。又如插画主题是想表达一个跳舞的形象,可以运用适合的文字编排成一个正在舞蹈的人,或者用一个“舞”字进行变化设计,把“舞”字的最后一个笔画与正在舞蹈的脚的图形结合设计,同时对文字笔画的形态反复修改,使之与舞蹈的形象完美结合,看设计出来的“舞”字即能看出是一个“舞”,同时也明显看出是一个正在翩翩起舞的人。该画面简单易懂,形式又具有趣味性,富有趣味性的画面最容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巧妙的设计无论是少年、中年、老年人看到这样的插画都会瞬间喜欢上这种感觉。 二、常见的几种图文结合成插画的表现形式 文字和图形结合在一起,经过设计组成一幅插画,可以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这就是文字成图的表现形式。图文结合设计时,需要考虑文字和图形的内涵是否一致或有关联,插画家要根据设计主题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设计插画,使文字的内涵与最终的插画效果达到高度统一。表现形式有将文字设计成图形;将文字外形延伸出图形;将图形融于笔画里;运用文字代替图形的局部。 1.将文字设计成图形 将文字设计成图形时,我们通常都会把文字当做图形,因为它是图形组成的一部分,但受众在看文字的时候,通常也会根据文字含义去理解或者想象出一些画面。比如,“打篮球”这几个文字,受众直接理解或者想象出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动态或者打篮球的场面。如果把“打篮球”几个字重复排列,编排成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形态或者打篮球的场面,最终插画的画面呈现出生动活泼、有娱乐效果和动感的感觉来。另外也可以把文字的笔画设计成图形,比如,云朵两个字完全设计成云,插画的最终看到的既是“云朵”两个字,同时也是一朵云的形象,这种表现形式为画面增加创新性和趣味感。 2.将图形融于笔画里用图形 填充在文字的笔画里面,同时需要保留文字的属性和功能,可以不改变文字的外形和结构,而是把图形填充到文字的笔画里。设计这类的插画,文字通常运用一些笔画较粗的字体,或者把字体纤细的文字笔画调宽,文字笔画较粗才能看出现充在笔画里面的图形效果,如果文字笔画很细,图形显现的效果就不明显。表现这样的插画,有时为了画面显得更加灵活,图形也并不完全填充在笔画里,有一部分图形伸到笔画的外面。这种表现形式让画面显得更加活泼生动,文字因为有了图形的装饰显得更有生气,图形因为有了文字的外形和文字的含义显得更有层次感。 3.文字外形延伸出图形 文字的笔画向外延伸出图形,也可以说成图形融于文字的某个笔画里,同时图形向外伸展。这样的形式,我们通常看到的图形都把它当成是文字的某一笔画,因为这种形式一般保留文字的功能,稍微改变文字的外形和结构,用文字的一个或者两个笔画向外延伸出与主题统一的图形,就如“叶子”两个字,可以在这两个字中的一些笔画延伸出叶子的形状,使画面既保留有文字的识别功能,叶子图形的装饰同时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性。 4.文字代替图形局部 文字与图形结合的插画设计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把文字融于图形中,代替图形的其中一部分。比如在画一个留着爆炸头发形的人物,用“头发很爆炸,超有个性”等与图形相呼应的文字编排成爆炸头的形象代替头发。一般这样的图文插画中文字变形比较大,这种变化是单个文字或所有文字的字体变形,因为文字要适合图形的变化进行某些部位的调整。除此之外,文字还需要根据图形的形态而变化,如果图形很流畅动感,文字的变形也必须设计出流畅动感的形态。图形如果是静态的,文字也要跟随图形而设计出安静的感觉。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字和图形结合设计成插画的表现形式够特别、画面灵活不呆板,并且作用良多,它使画面的主题更深入,更具创新性和趣味性,同时插画运用在包装设计、平面广告、书籍设计等平面设计作品中的传播效果更佳。现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喜欢这种图文结合的插画形式,因为它不仅明确地表现主题,还具有趣味性,容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 作者:陆春连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民间剪纸艺术与插画设计论文 一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中的应用 1在特殊节日中的应用 民间剪纸艺术中最常用的纸张颜色是红色,这种颜色自有的热烈、喜庆的含义,加上剪纸作品所展现的具体形象,使剪纸艺术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如今,很多针对传统节日所设计的插画作品,大量地应用民间剪纸艺术,以剪纸艺术团作为插画的背景,来凸显传统节日的民族气息。例如在春节的时候,插画中经常出现贴窗花的画面,这实际上就是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应用;在传统节日元宵节的时候,大量插画都以红灯笼剪纸作为背景来烘托节日气氛等。 2在突出插画风格方面的应用 民间剪纸艺术是我国固有的传统艺术,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和韩国这些流行插画的国家,都没有这样历史悠久的剪纸艺术。许多插画都以中国风为基调,但在形象设计、技法应用方面却流露出日韩风格,受到欣赏者的质疑,但是,一旦在插画中应用剪纸艺术元素,无疑就标示了插画的“中国风”风格,欣赏者对插画作品的认同度会大大提升。 3在插画细节诠释方面的应用 插画艺术设计中的人物形象受日韩画风影响,在细节方面多有雷同,而剪纸的应用,则可以对插画的细节进行特殊的诠释。在刻画人物时,使用可爱的人影形态,没有脸部表情,胖胖的身体,小小的四肢,简单的红白相间颜色。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每一个普通的、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的影子,不一定要有漂亮的脸孔,不一定要有魔鬼的身材,而喜庆的胖胖身体中一定装着一颗满满幸福的心。这就是民间剪纸艺术的神奇力量之所在,它可以用简单的图案创造出生动、丰富的形态,而对于这些图案进行一定的提炼与变形,能够创造出了千百个不同的形态,每个形态的气质、精神,都能够得到完美的诠释。 二民间剪纸艺术对插画的实际作用 1为现代插画艺术添加审美价值 现代插画艺术被应用在图书出版、广告设计、会展布置等方方面面,如此广泛的应用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变得不稳定,插画艺术价值的范畴始终难以确定。而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艺术中的运用,却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稳定下来,一旦有剪纸元素的出现,插画从整体气质上就显得传统并且具有亲和力,应用的限定性就更强,审美价值也就从简单的装饰品成为烘托气氛的必需品。 2对传统艺术的继承 人类制作某种图案为某种文化目的服务,而当这种图案长期代表特定的意义之后,它就具有了这种特殊的含义,人们随意使用它的自由就会受到其背后意义的限制。剪纸艺术以简约的符号为表象,表示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在插画艺术中使用剪纸艺术,使得插画也具有这样的艺术意义,这实际上就是插画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剪纸艺术与现代插画设计的结合,是现代美术艺术对传统美术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录价值以及生活审美价值,这是与现代美术艺术发展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民间剪纸艺术被应用在插画设计的方方面面,使插画设计的应用性更强,风格也更加突出。在插画设计中使用剪纸艺术,会使插画设计的艺术价值有所提升,值得每个插画设计师进行尝试。 作者:杨硕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水彩与插画设计论文 1水彩在现代插画设计中的运用 电脑CG艺术的发展让计算机绘图已经慢慢成为插画行业的主流,较之传统的插画,电脑绘制让插画变得更多产且便利。但同时,由于电脑绘图的普及,对于插画作者的美术能力要求也有所降低,即便许多优秀的CG艺术家及他们的插画作品可以看出其扎实的美术功底,但是插画行业的门槛却成下降的趋势。所以,传统手工绘制的插画显得小众而可贵。手工绘制的插画往往借助油画、版画、水彩、丙烯、色粉等绘画工具完成的。其中,油画和版画因为成本与工程量的原因,作为现代插画来说可行性不大,即便是有,也是极少的,而且几乎全部集中于纸质装订的插画中。而水彩却是手工插画的极佳选择,水彩既可以画出细腻及丰富的色彩效果,也可以充分地表达出体积与空间。同时,水彩这种工具的属性本身就让画面有着通透感,具有良好的视觉审美性。水彩画以水为媒介,调和色与色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艺术家笔下,水彩可以制造出极好的效果。在电脑CG艺术出现以前,水彩可以说是插画最为便利的工具了。现代的插画中,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所以即便是选择传统的水彩画作为创作工具,也不一定要像以前的插画那样以完整的具象手法来表达,可以不用绘制出完整的水彩作品,而是有更多的表现手法可选择,如以线条为主,将水彩的色块依附于线条上面,也可以绘制纯平面的图形。只要紧扣主题、格调,保持图像美感,在此基础上,无论是传统的具象插画,亦或受到极简主义影响的符号式图形插画,都是优秀的插画作品。由于现代插画不仅仅是用于书刊,而是广泛用于电子多媒体中,所以水彩插画的运用必须扫描至电脑才能得到更广泛地使用,因此,许多人会选择直接使用电脑绘制插画,但水彩插画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在宫崎骏的动画中,许多场景都是水彩绘制的,虽然动画不同于插画,但是单帧的动画场景跟插画还是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不难看出,水彩具有电脑CG无法模拟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场景风景的表现,水彩营造的画面光感更真实,空间表现更加深远。现在有许多绘图软件在模拟水彩等手绘效果,像photoshop的水彩笔刷,以及artrage和corelpainter,但是还是无法达到真实手绘所带来的特殊质感。 2水彩与现代插画设计结合的基本要求 水彩画与现代插画设计结合是一种提炼又保留传统绘画的结合,是在现代快速多产的商业美术中独树一帜的产物。将两者结合,要达到实用与审美效果,有如下基本要求。 1设计师需要有扎实的美术能力。纸上手绘是设计师美术能力的直观体现,电脑作画容易做出各种效果,而水彩画则不然,如果设计师没有经过专业美术训练,很难能够胜任水彩插画创作。 2设计师需要有现代的设计理念。现代插画不同于传统插画,更不同于水彩艺术作品。是一种服务于商业主体,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实用美术,理应做到满足于受众群的需求。现代插画风格更具多样化,既包括写实,也包括卡通,设计师需要对风格进行把握。题材上不仅仅是风景和人物等写实题材,还包含了拟人化的动植物等想象化事物,所以设计师如果没有现代的设计意识,是不可能将现代插画做到位的。 作者:邱小婧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码绘插画设计论文 一、当前的插画市场和以往的插画市场已经有所差别,现在的插画市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买家: 1、儿童插画买家。这是一个全国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服务目标为所有的低龄小朋友,甚至有的时候服务于小学生和初中生。这个市场养了中国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画手。这个买家的中介是什么形式呢,现在这个买家的中介以出版社、中小书商、私人等几种群体方式来体现,而平台也基本以纸质媒介、电子出版物等流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买家养的画手的生存情况如何呢?那么现在,国内的低幼插画家,基本的稿酬以一张a4纸张为例,单纯的线稿以20-40元不等,色稿为20-40不等,也就是说一个画手如果兼任线稿和色稿,那么他一张能得到的稿费大概在40-80元左右,一般成熟的画手一天能够完成4-5张的稿子。这个群体属于插画中的低收入群体。当然这个群体对于画手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门槛较低,一般的学生如果进入这个门槛,能很快的开始独当一面,但从发展前途上来说,没有更好的晋升阶梯。 2、绘本插画买家。这是一个中端的消费市场,教材中将插画细致分成很多门类,实际上当前在国内的市场,插画也就是大概分成三类左右,其余的细致的门类,插画师是随时可以跨门类制作插画的,在要求不是很苛刻的情况下。绘本类,基本服务于小资人群,当人也有一部分服务于儿童,但是绘本的特点是精美,对话性比较强,不会有大段的文字,基本以绘画为主,所以,绘本类的插画更适合快餐式的小资人群,也适合喜欢收藏精美插画的人群。那么绘本的制作者都是什么样的画手呢?绘本的制作者基本是属于画手里的中档级别,由于绘本入门要求比较高,写实的功夫和良好的色彩感受力都是硬性要求。 3、卡牌插画买家。这是一个高端的市场,我们可以把游戏的插画设计和卡牌的插画设计分成一类,因为卡牌也是一种游戏,那么卡牌我们都知道从日本的赛璐璐平涂画法到美系的写实厚涂画法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市场。那么我们国内有一段时间最为流行的一套卡牌《三国杀》就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夹杂了大量的美术元素。当让国内的卡牌由于制作经费有限,可能制作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很多的费用,有些甚至是有赞助的情节出现。但是美国的“万智牌”做为全世界卡牌最受欢迎之一的牌种,它的美术价值,就非常惊人,据说一张成熟的“万智牌”稿费能够达到80000人民币左右。日本的二次元卡牌虽然稿费不比美国的惊人,但是也是能够让国内儿插的作者足够吸口冷气的,日本二次元卡牌稿费基本都在3000-30000人民币左右,这个中间差距根据成品的质量和卡牌画手的技术成熟度拉开。那么,卡牌的买家是什么人呢,卡牌的买家可以说从学生到社会青年到卡牌收藏者,覆盖面比较广。但卡牌的制作时间也比较长,实际上一张卡牌从草稿到线稿到色彩稿子,最少要经过半个月的制作周期。在插画当前的市场中基本以上述所表述的几种为主,其余的基本都能容纳到三个种类某一种类其中。那么如何让学生进行学习呢? 二、笔者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引导学生: 1、要让学生针对商业插画的制作下一定的功夫。插画不同与以往的速写,有更多的商业约束在其中,所以,要尽可能的让学生真正接触到一些插画的商业单子,通过真正的单子让学生练手。我们一些院校缺少这种让学生实践的平台,由于个别老师也避讳共享个人的机会,学生很难接触到客户,这就形成了学院教学的课程总是与实践有中水中望月、雾里看花的朦胧感,学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制作的作品是否能够合乎市场的需求。因此,这中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2、要让学生大量的接触优秀的插画作品,国内国外的插画大师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打开眼界,增强自我的经验积累,并且对于美丑的界定能够更明晰。 3、积极引导企业接触院校,让学生与企业互动。在让学生接触社会的同时,社会上一些企业也在了解学院,也在进行积极的良性接触,这就会形成象国外一样的企业扶持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的商业链条,我们恰恰需要的就是这种链条的形成。 三、通过学习更加深入的了解 目前应该掌握的软件和表现技法。对于技术的层面,现在教材中所涉及的一些cg绘画的软件基本是圈外人的一些熟知的软件,真正服务于商业插画的一些软件教材很多基本没有提及,象painttoolsai、posestudio、opencanvas等,教材中提及的ps软件等都是公用的一些软件,并不是专业级别非常强的软件。怎样把电脑变成一件超级画具?电脑可以做些什么?用电脑绘画,可以去到什么境界?这是插画家需要了解的。那么,对于学生除此之外必须要了解的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数码绘的重要性,现在,基本上在商业插画的制作流程中,纸笔为媒介的方式不多见了,基本以数码绘为主,那么选择一块良好的数码绘手绘板就非常有必要性。在学生了解插画买家市场与插画软件后,并且有了自己一定的基础和手绘板后,就可以开始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了,可以勇敢的去尝试接一些单子,在很多国内的论坛或者威客都有插画任务,可以去竞争,当然也可收集优秀的一些资料作为参考,从中来利用有用的成分服务自己的竞标,《幻想艺术》就是一本优秀的国内刊物,由于某种原因,暂时处于停刊状态,但是以往的过刊却都是非常经典,可以作为个人收藏和参考使用。从2006年开始,《幻想艺术》将国内优秀的动漫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推向了国际舞台,让世界各国的人们走近中国的动漫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当然由于国内的出版竞争情况和书籍出版政策多变性导致其刊物最终停刊,但这个刊物不得不说是一本经典的融合中西优秀作品大成的刊物,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复刊。对于学生说,成功后的果实会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一个插画工作者所感受的艰辛以及市场的真实性,而不是光躲在书桌后听老师在幻灯放映机前讲文字内容和其它人的作品。 四、总结 总之,要想真正了解插画,就必须分析商业插画所处的境地。这种了解也正是学生技术能力养成的前提。当前,国内的教育方向是培养技术性的人才,很多院校甚至直接改成了技术类型的学校,这种改改必定能使教育真正的开始服务于市场,而我们也不能光把自己当做理论工作者,我们教师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真能学到知识,起码在走出校园的时候,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生存的席位。相信,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上升为理论,这种良性循环的形成,真正能促使教育成为强国之力。 作者:李也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民间剪纸艺术插画设计论文 1民间剪纸艺术 1.1民间剪纸艺术的形式民间剪纸艺术是民俗文化的产物,采用剪刀和纸张,使用纸张的“实”和被减掉的部分的“虚”,以自然的生活实物作为背景,来体现剪纸美术的画面感。我国不同地区的剪纸艺术是不一样的,其中,黄土高原地区的民间剪纸艺术最为著名,已经成为我国民俗艺术研究中的一大派别。 1.2民间剪纸艺术的艺术价值民间剪纸艺术发源于古代普通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是人们将对生活的渴望、希望,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纪念,通过最常见的家常事务表达出来的形式。因此,民间剪纸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艺术价值,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理解。通过剪纸艺术中的内容变化,我们也很容易能观察到不同时代的平民文化的变化。 2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中的应用 2.1在特殊节日中的应用民间剪纸艺术中最常用的纸张颜色是红色,这种颜色自有的热烈、喜庆的含义,加上剪纸作品所展现的具体形象,使剪纸艺术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如今,很多针对传统节日所设计的插画作品,大量地应用民间剪纸艺术,以剪纸艺术团作为插画的背景,来凸显传统节日的民族气息。例如在春节的时候,插画中经常出现贴窗花的画面,这实际上就是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应用;在传统节日元宵节的时候,大量插画都以红灯笼剪纸作为背景来烘托节日气氛等。 2.2在突出插画风格方面的应用民间剪纸艺术是我国固有的传统艺术,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和韩国这些流行插画的国家,都没有这样历史悠久的剪纸艺术。许多插画都以中国风为基调,但在形象设计、技法应用方面却流露出日韩风格,受到欣赏者的质疑,但是,一旦在插画中应用剪纸艺术元素,无疑就标示了插画的“中国风”风格,欣赏者对插画作品的认同度会大大提升。 2.3在插画细节诠释方面的应用插画艺术设计中的人物形象受日韩画风影响,在细节方面多有雷同,而剪纸的应用,则可以对插画的细节进行特殊的诠释。在刻画人物时,使用可爱的人影形态,没有脸部表情,胖胖的身体,小小的四肢,简单的红白相间颜色。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每一个普通的、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的影子,不一定要有漂亮的脸孔,不一定要有魔鬼的身材,而喜庆的胖胖身体中一定装着一颗满满幸福的心。这就是民间剪纸艺术的神奇力量之所在,它可以用简单的图案创造出生动、丰富的形态,而对于这些图案进行一定的提炼与变形,能够创造出了千百个不同的形态,每个形态的气质、精神,都能够得到完美的诠释。 3民间剪纸艺术对插画的实际作用 3.1为现代插画艺术添加审美价值现代插画艺术被应用在图书出版、广告设计、会展布置等方方面面,如此广泛的应用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变得不稳定,插画艺术价值的范畴始终难以确定。而民间剪纸艺术在插画艺术中的运用,却使得插画艺术的审美价值稳定下来,一旦有剪纸元素的出现,插画从整体气质上就显得传统并且具有亲和力,应用的限定性就更强,审美价值也就从简单的装饰品成为烘托气氛的必需品。 3.2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人类制作某种图案为某种文化目的服务,而当这种图案长期代表特定的意义之后,它就具有了这种特殊的含义,人们随意使用它的自由就会受到其背后意义的限制。剪纸艺术以简约的符号为表象,表示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在插画艺术中使用剪纸艺术,使得插画也具有这样的艺术意义,这实际上就是插画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 4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剪纸艺术与现代插画设计的结合,是现代美术艺术对传统美术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录价值以及生活审美价值,这是与现代美术艺术发展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民间剪纸艺术被应用在插画设计的方方面面,使插画设计的应用性更强,风格也更加突出。在插画设计中使用剪纸艺术,会使插画设计的艺术价值有所提升,值得每个插画设计师进行尝试。 作者:杨硕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特殊技法插画设计论文 中国画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工笔画,另一类是写意画。工笔画强调的风格是工整、细腻、清新,绘制的速度比较慢;写意画强调的风格是粗犷、洒脱、率真,绘制的速度比较快。白描的描法有许多,仅人物画就有所谓的“十八描”,如高古游丝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钉头鼠尾描、曹衣描、兰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橄榄描、柳叶描等。创作工笔画的步骤可以是:确定好白描稿后,先用深浅不同的墨分染十次左右,然后用调好的颜色一至三遍地罩染。 我国插画艺术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其与传统的中国画艺术息息相关。大量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都体现出浓厚的插画意味。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古图虽然已遗失,但根据考证,该书都是附有插画的。现存于世的明清诸家《山海经图》中精美的畏兽异鸟图像对理解这本天下“奇书”、认识远古社会以及山川信仰,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又如20世纪70年掘的马王堆帛画《社神图》《天文气象杂占图》等,这些关于历史题材的图画,一方面标志着中国传统绘画的起源,另一方面说明了插画早期的基本形态,开辟了中国文化史上以图叙事的先河。再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传世摹本,作品中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由此看来,最初的插画和国画白描相辅相成,是一个整体。 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书籍只能靠手抄本作为宣传的手段,使用中国画白描的表现方法是手抄本的主要表现方式。随着印刷术的推广,书籍的出版和插画的复制就更加省力了,并可大批制作,使得插画的形式逐渐丰富和成熟起来。此时,版画已发展成为最为主要和独特的艺术门类,与插画相伴左右。如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刚经》,它的卷首扉页刊记的年代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它采用雕版印刷而成,布局精美,线条流畅,刻画圆熟,展现出了成熟的版画插图技法。从五代十国起,中国的插图已经用于历书和类书了。到了宋代,由于人们对通俗读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各类图书大量印刷和出版,著名的作品有《尚书图》《梅花喜神谱》《列女传》等。这些作品从图到文刻印俱佳,使用价值很高。元代宗教插图继续占有重要的地位,插图在实用书籍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如《全相平话五种》是连环画的通俗读物,共有插图228幅,人物动态生动自然,且无雷同之处,表现出当时较高的版画水平。 综观中国插画的发展历史,宋元是插画快速发展的时期,明清以后就有所停滞了,这和当时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之后,西方的文化思潮、绘画风格、艺术流派对我国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木版水印逐渐被西方的铜版、石版、照相制版等印刷方法取代,原来以白描和小写意为主的绘画造型方法在西方艺术形态的影响下,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20世纪30至60年代,是中国插画的繁荣时期,徐悲鸿、李叔同、高剑父、高奇峰等文艺青年到日本或欧洲留学,他们回国之后,提倡中西结合、洋为中用的绘画风格,创作了《鲁迅小说全集》《阿Q正传》《小二黑结婚》等一批文学插画。20世纪60年代是插画艺术在明清之后的又一鼎盛时期。这些插画艺术多采用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表现手法。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的现代插图发展了起来,改变了仅仅用中国画的手绘表现效果,借鉴了西方绘画的众多表现形式,如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风格派和构成主义等。这些表现形式给插画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变化。插画风格多样,包括中国古代传统写实的风格,还有抽象表现风格、超现实主义表现风格、装饰表现风格、卡通表现风格等。插图的绘制材料广泛,工具不仅仅是画中国工笔画的工具,彩色铅笔、炭笔、色粉笔、蜡笔与油画棒、水粉、水彩、丙烯、马克笔、彩色墨水、喷笔、计算机等都可以用于插画设计。插画的应用范围也扩大了,中国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传统插图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文章的内容。现代插图不仅应用在书籍中,而且应用在宣传品广告中、商品包装中、网络中、影视作品中等。其中,宣传品广告主要包括招贴广告、牌匾灯箱广告、年报样本以及宣传页等广告媒体形式。商品包装插画包括唱片包装上的插画、T恤中的插画、徽章中的插画等。 现代的中国工笔画创作也改变了传统的绘画方法,出现了许多新的表现技法,如用细砂纸打磨熟宣纸:在表现石头、牛仔裤、粗布等粗糙质感时,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纸,然后再在打磨好的位置上色;丙烯点染:纸面上的一些位置经过反复擦洗后会出现斑驳、模糊的特殊效果,由于丙烯有耐水性的特性,而用丙烯点染过的地方还是清晰的,画面形成对比的效果;积水撞色法:先用淡墨或者颜色画出形状,水分可以多一些,然后再用浓墨或颜色点染,让其自由流动,这种方法可以画树干或者迷彩服等;蘸吸法:首先把纸面打湿,用撞色法混合颜色,等到稍干后,用毛巾或海绵对色彩进行吸附,可以得到微妙和丰富的肌理。 古代中国工笔画和插画艺术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联系得十分紧密。但是,现代中国工笔画创作和插画设计都按照自身的艺术规律绽放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魅力。现代中国工笔画创作按照纯艺术的特点,画面效果达到供人们欣赏和陶冶情操的目的,在传统中国工笔画的技法中,使用一些特殊技法能够使画面效果更加丰富。而插画设计按照实用美术的特点,特殊技法多样,工具不限,只要能够为广告、包装、网络、影视等行业服务即可。 作者:李丽华马媛单位:中州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商业教学插画设计论文 一、深入浅出地进行临摹和构图训练 在课程的第一周可以通过临摹、构图训练的形式进行切入。对没有插画基础的学生来说,提起笔来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开始的课程以临摹展开,学生首先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临摹。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临摹的学习也可以让学生对插画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而且临摹大大降低了作业的难度,不会让学生感到无从下笔。很多学生刚接触插画课程时构图都很呆板,不是把人物放在画面的中心就是安排在黄金分割点,为了打破他们的思维定式,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构图训练,构图能力的训练可以从简单的草图小构图开始训练,可以安排学生在A3大小的纸张上画12到16组小构图。构图有一定的变化,体现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仰视、俯视、平视,还可以有近景、远景、中景等,还可以练习主体在画面中的偏离构图、局部特写、散点式构图等,打开学生的思路。 二、充分利用各种设计软件展开教学 作为设计类的学生对于各种设计软件的熟练运用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使用软件进行商业插画创作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充分利用软件技术进行短期插画教学,收效十分显著。可以通过软件在照片的造型基础上进行插画创作。比较常用的PS、AI、CORLPAINTER等软件都有图层的功能,通过该功能就可实现将照片作为底图,借助照片的造型进行插画再创造。这样大大降低了插画初步起稿的难度,也可以摆脱造型能力的欠缺对学生插画创作的束缚。通过软件对插画进行上色也是设计软件进行插画创作的一个优势,可以随意更改颜色、修改画面、增加颜色细节等,相比运用水粉颜料、水彩颜料、油画棒等进行插画创作节约时间成本和材料成本。通过软件优化手绘插画,喜欢手绘、基础不错的学生通过软件功能的学习也可以在电脑中对手绘插画进行优化,以使其手绘作品符合商业使用的要求。Adobe公司出品的Photoshop软件对手绘的后期处理功能可以对学生手绘作品进行有效优化。如调整画面的对比度、调整出对比强烈的效果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修正画面的瑕疵等,这些手段弥补手绘插画的缺陷。 三、通过硬件设备技术弥补基础的不足 可以向学生推广一些插画设计的硬件设备,如拷贝台、数码绘图板等。拷贝台又叫透写台,是制作漫画、动画时的专业工具,主要就是由LED灯,或是一个灯箱上面覆盖一块毛玻璃或亚克力板所组成。使用的时候将多张画稿重叠在一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底层画稿上的图,并拷贝或者修改画到第一张纸上,通过拷贝台的使用可以用来将草稿描绘成正稿。数位板,又名绘图板、绘画板、手绘板等,是计算机输入设备的一种,通常是由一块板子和一支压感笔组成,与手写板等作为非常规的输入产品相类似,可以在电脑软件中找回拿着笔在纸上画画的感觉。高端的数位板可以分辨出画者下笔的轻重缓急,可以分辨由于力度不同所造成的笔画的粗细变化,根据执笔的倾斜角度,变化笔触的形状,还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画家的画笔。如模拟毛笔、喷枪等画笔的质感,甚至可以利用电脑的优势,做出使用传统工具无法实现的效果。 四、训练内容偏向平面设计的就业需要 首先,训练学生运用平涂、勾线、点绘、色块归纳等平面设计的表现语言进行插画创作。平涂、勾线、点绘、色块归纳等表现手法相对传统绘画表现手法来说更易掌握,见效快。其次,在插画训练中着重追求图形的整体性和艺术性,这样插画设计课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可以与其他平面设计的核心课程,如图形创意、标志设计、招贴设计等实现对接,也更符合学生的知识结构。对于短期插画课程来说,本文探讨的是如何找到教学的捷径,在短期内让基础薄弱的学生通过作业训练提高插画技能。但对于插画这一门艺术表现形式来说,通过扎实的基本功训练让学生掌握线条表现能力、造型基础以及色彩能力才是教学的主攻方向。对于有志于走向专业插画道路的学生来说,过早接触以上“捷径”会淡化学生对绘画基本功的认识,削弱学生的基础能力,影响学生在插画这条路上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捷径”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使学生更加疏懒或者转而追求画面的华丽、表现效果的光炫而忽视了绘画的本来意义。而通过冷冰冰的硬件以及程式化的软件表现手法进行插画创作,也会使学生忽略了对人类情感的表达。所以在使用这条“捷径”时也应该适当有度,根据学生不同的基础以及学习目标因材施教,向学生清楚地阐述“捷径”的利弊所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学习目标做出个人的选择,教师可以设计不同难度的作业题目让学生选择完成,通过个人辅导、课外基础练习等形式来提高短期插画教学的效果,以满足不同基础和不同就业发展方向的学生需求。 作者:张晓帆单位:百色学院艺术系 插画设计毕业论文:水彩画技法插画设计论文 一、插画构思的快速表达 构思是指插画在创作过程中围绕最终绘画效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设计构想。这种构想无论是插画师瞬间灵感的涌现,还设计师对素材的不断修改与完善,无一例外都需要运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快速准确地体现在纸面上。水彩材料简洁方便、易于携带,非常适合进行插图素材的收集和记录工作。水彩的表现技法丰富多样,例如干画法、湿画法、晕染法、淡彩法、重彩法等。插画师可以通过不同技法,直观、生动、准确、快速地表现插画的主体形象、色调氛围、材质肌理等视觉要素。首先,在建筑插画的设计中,通过水彩的渲染、色与色之间渗化、润合、沉渍,图像在纸面上层层叠加显现,将建筑的光影、质感、体量、结构关系以随机的、灵动的、鲜活的艺术方式重新加以诠释,将实用的建筑插画提升为艺术审美层面。其次,在影视动画与游戏场景的插画设计中,水彩画技法同样有着独特的优势。插画师可以利用水彩颜色之间能够均匀过度的特点,快速勾勒出画面场景的设计效果,水彩的透明效果更能够拉开主体形象与背景的空间关系,充分体现插画师的设计构思。 二、意象化的信息传达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应用于插画创作中,强调的是以感物为基础,借物抒情、以意造像等。作为一种信息表述的载体,无论是出版物插画还是商业插画,都是插画师在充分理解、领悟原文字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受众特点、传播媒介等因素进行的二次创作。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插画已经不单纯是对文字内容的说明与图解,更蕴含了插画师个人的主观意识、个人情感和独特个性,并且,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受众在正确接收信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插画独特的视觉美感,引起人们的心理共鸣。设计师在进行插图创作时,运用水彩画技法有助于主体形象的意象化表现。借用传统绘画工具和材料等要素在交融变化的作用下达成透明、流淌、润泽的画面效果。这样的创作手法下所形成的水迹斑痕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与抒情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绘画手段成就了插画的主体形象,这样的主体形象既保留了写实形象的真实感,又带来了设计师高度理想化、单纯化的处理,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主体信息的表达所创造出的形象属于客观物象本身,而插画师的主体创作则是艺术思维与客观物象融合的统一体,是一种精神符号和情感形式。通过插画师们有意或无意的绘画实体来表达内心中的“意象”,一方面体现了插画师的主体创造意识,提升了插画表现的丰富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在信息传达过程中,受众也可以调动自身的视觉经验,将感知过的事物在大脑中再现的具体形象作为记忆内容,激发心理反应,产生联想,达成情感和思想的沟通。在受众与插画师之间形成互动交流,使信息传达向深度发展。 三、个性化的表现语言 插画艺术不同于一般的传统绘画艺术,由于商业化的信息传达需求,使它的审美标准必须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的特征。插画创作中运用水彩技法,能够赋予插画独特的视觉感染力和强烈的个性表现力。“水”和“彩”兼有是水彩画技法的优势,舍此技法便丧失了水彩技法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插画创作中必须充分发挥水彩画的这一优势,并且要想方设法的在这一点上发展运用。水彩画有别于油画、水粉、丙烯的浑厚、浓重。其特定的纸质需求,使它色泽被水稀释后所产生的变换莫测的艺术效果,体现出透、薄、轻、秀等艺术特点,构成了水彩语言的个性特征。水彩技法的用色讲究随意赋彩、赋彩制形。插画师们可以将自身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意念融入对主观色彩的夸张、组合、创造之中。水彩画中柔软而富有弹性的笔触,使画面带有强烈的随意性与抒情性。画笔运动中的水迹与斑痕,则产生出奇妙的变奏关系,形成了空灵虚远、自然天成的视觉艺术效果,尤其适合表现空灵通透的画面意境。 例如台湾著名的插画家几米,就善于利用水彩画的艺术手法创造出诗意浪漫的画面,其画面中水意的酣畅淋漓、色彩的简练通透、用笔的洒脱自如,都赋予其插画作品独到的视觉感染力和含蓄内敛的语言表达。水彩画本身具有极其宽泛的艺术包容性,不仅可以和不同的画种间相互借鉴融合,而且还可以结合不同材质产生独特的画面肌理效果。例如可以与钢笔、马克笔、铅笔、彩铅、水粉、丙烯等画材相互结合使用,产生丰富多变的画面效果;还可以用涂蜡法、撒盐法、滴彩法等绘画手法创造出各种新颖的肌理效果。水彩画是一种源自西方的绘画种类,然而在视觉表现上它的艺术表现力却与中国的水墨艺术极为相似,都讲究水色交融、笔法写意、空灵通透。在插画艺术的创作中,可以将水彩技法与水墨艺术相融合,在用笔上吸收水墨写意的骨法运笔,将笔锋变化的韵味糅合进水彩艺术的表现之中。通过水彩绘画来丰富插画设计的精神内涵并拓展其形式外延,实现插画艺术的本土化发展。丰富异常的水彩绘画语言为插画设计增添了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越来越受到插画师们的青睐。在插画创作中采用水彩技法,能够带给插画师以新的创意灵感和设计理念,为中国插画设计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元素和拓展空间,促进插画艺术的发展。 四、数码技术与水彩技法的融合 伴随着电脑以及各种数字化媒体设备在设计领域的广泛运用,很多艺术形式开始借用数码技术进行艺术创作,插画领域亦是如此。传统插画的表现是一种建立在绘画基础之上的艺术形式,一幅插画作品的诞生既需要插画师具有深厚的美术功底,同时也需要插画师们一段时间的反复修改,才能最终成稿。而面对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迅捷的信息传播手段每天都会向受众展示数不胜数的图像信息,而传统的手绘插画形式已不能满足设计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而数码技术融入到插画的创作与设计之中,才为水彩技法在插画中的运用带来技术支撑与革新。现代数码技术中的各类制作软件层出不穷,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样的设计媒介也为水彩技法的表现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支撑。 首先,利用数码科技的发展,已使插画师们手中的调色盘、画笔逐渐演变为计算机和键盘、鼠标、数位板等数字化工具。绘画过程在“无纸”的状态下完成。在作画过程中,设计师可以随时进行变动、修改、存储和进行二次创作。将插画师的从传统的作画过程中解放出来,使作品的反复修改变得快捷方便,既节省了大量的创作精力也节约了绘制的时间。 其次,数码绘图软件的开发相对方便,这也使插画师们随心所欲地针对设计画面的效果进行多种艺术处理。数码软件的利用可以将传统绘画的技艺虚拟化、程序化。当鼠标和光标笔进行轨迹移动时,计算机进行计算,在电脑屏幕上出现对应如实的图形和色彩。例如Painter软件者提供了大约600种画笔触的效果,而且每一代软件更新还会增加不同的艺术画笔效果,并可以利用数位板和压感笔对笔法的干湿度、透明度以及角度变化进行合理地调控。可以让传统的水彩图示以一种自然,新颖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其色彩上更具层次性和丰富性,为插画带来的清新淡雅、自然仿真的视觉效果。全球互联网的普及与覆盖,使得插画家与外界受众可以零距离接触,在插画创作的过程中通过网络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作品流行传播。例如网络Flash网页、电子出版物、网络广告、电脑游戏中都有这种插图的出现。现代数码技术完全能够结合音效、文字、光照、色彩、动画等多种“非物质性”媒体形式,促使传统水彩技法由二维向三维转换,带给受众以视听结合的信息感受。 当然,数码技术与传统水彩手绘相比,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水彩技法运用的每一笔的浓淡、干湿、粗细、虚实,都是不会重复的。这也是任何设计软件都无法模仿的艺术手法。计算机手绘硬件和手绘软件的出现,调和了手绘设计与数码设计之间的冲突,使电脑技术与传统水彩手绘之间有了完美的交叉点,插画师可以将自己的手绘稿通过扫描仪存储到电脑当中,再利用手绘板、压感笔对图形加以修改与完善,这样的方法既保留了水彩技法的神韵,又能够自由使用各种艺术效果,创造出传统水彩技法所描绘不出的视觉效果,给人们带来全新的感受。数字化时代背景之下的插画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趋势,表现技术的选择对于插画的成功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插画创作中融入水彩画的艺术风格,不仅为插画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插画设计风格增添一些新方法,为中国插画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商业价值。 作者:王薇单位:青海师范大学美术系
新闻法论文:中国新闻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内容提要]新闻法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自80年代中叶创议制定《新闻法》,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新闻法研究,至今专门的《新闻法》虽未出台,但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现行法律中已有许多调整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新闻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中国新闻法学研究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配合起草《新闻法》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新闻自由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对新闻法各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探讨。第二阶段重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特别就新闻权利同公民人格权利之间的平衡作了种种研讨,丰富了新闻侵权法。第三阶段为研究的深化和综合。已有数部概叙新闻法制框架的专著问世,说明中国新闻法制已有相当具体系统的内容。但现有专著尚属应用性著作,尚须继续进行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法学、新闻侵权法 新闻法学,是随着中国大陆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台湾地区,对新闻法的研究起步较早,据著录,早在公元50-60年代即有吕光、潘贤模著《中国新闻法概论》(王洪钧,1984:233;尤英夫,1997:416),近年则有李瞻撰著《新闻学原理》(1992)和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1992)、尤英夫撰著《新闻法论》(1987-1997)等,厥作甚宏,影响及于大陆。中国大陆则于80年代中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来着手研究新闻法的各种问题,至今不过十五年。 中国大陆学人认为:新闻法并不是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孙旭培等,1985:4;魏永征,1997:27;张西明,1998a:22)。国际上及台港称Media Law 或 Mass communication Law,在大陆尚鲜见使用。或谓研究新闻法,应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而有「新闻法学之名称(郑旷,1987:429;梁华、阿茵,1988;王强华,1993:6;鄢光让等,1996:676),或称「新闻法制学(曹瑞林,1998)。本文作者将新闻法学定义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一、伴随新闻立法而问世 中国大陆“”之乱,新闻媒介受祸尤烈。于是有新闻纳入法治之议。从1980年到1981年,就有新闻界、法律界名流张友渔、赵超构、李纯青、李子诵等从发展民主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着眼,先后通过媒介或者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主张(张宗厚:1982:223;1983:319-320;《新闻法通讯》:1984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认为是大陆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该所成立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0),收录了从1921年至1956年有关文件359篇,为研究大陆新闻法制的渊源,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该所人员还同外单位的人士一起翻译编辑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1),钱辛波等选编了《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钱辛波等,1984),为研究新闻法学作了资料准备。该所培养的新闻学硕士生,也有好几位以研究新闻法为方向,如孙旭培、张宗厚等人。受前辈专家新闻立法建议的启示,张宗厚发表《新闻也要立法》(1981),尔后又在《新闻学初探》一书中撰「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章(1982),在同陈祖声合写的《简明新闻学》中列有「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节(1983),是为有关新闻法的最早论作。 形成规模的对新闻法的研究是在1984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以后开始的。当时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双方抽人,在新闻研究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以商恺、孙旭培为正副主任(商退休后,孙为主任)。新闻法研究室于1984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它的任务被规定为从事新闻法的研究,在适当时候还将承担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新闻法通讯》,1984b)。作为我国大陆第一个新闻法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闻法研究室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除按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要求为起草《新闻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外,研究室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新闻法通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4月,共出版20余期,收录了新闻法学开创初期的一批论作和其他成果、资料,总字数70余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继《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之后,研究室又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7),两本书共收录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新闻法规30余件,对非成文法国家或没有专门新闻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新闻法制,也有专文编译介绍。研究室成员在研究过程中还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作,如孙旭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即收入《新闻自由论集》(中国新闻学会,1988)一书。 嗣后,研究队伍逐渐扩大。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该署职责,新闻法起草工作改由新闻出版署牵头,于1988年1月成立了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共有9家单位派人参加。奉新闻出版署之命,1988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与新闻出版署的起草组同时开展起草工作,草案报新闻出版署汇总。这个举措也许同1986年上海曾受委托起草过一份《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稿有关(陈沂,1993:249)。这又带动了一批人参加新闻法学的研究。如北京在1988年9月成立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聘请有关学者和新闻工作者30余人任研究员。在上海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研人员陆续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新闻法学研究主要配合起草新闻法开展,受到普遍关注,所以又带有群众性的特点。较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如:1985年1月和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深圳(约见香港新闻界人士)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新闻法通讯》,1985) 。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派员携《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到上海听取意见,上海新闻界讨论了三天(《新闻记者》,1989a) 。接着,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开辟「新闻立法笔谈专栏,专门对《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2月24日,新闻记者杂志社等单位又发起新闻立法报告会,有十位人士发表演讲,数百人冒雨参加(《新闻记者》,1989b) 。这类讨论虽然不属学术研究,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用的思想资料。 著名的三个《新闻法》文稿可视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综合性成果。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新闻法研究室的《新闻法「试拟稿》于1985年即已写出,后经修改,发表于1988年4月出版的《新闻法通讯》第20期上。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于1988年6月出初稿。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就。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初拿出来的「征求意见稿又在吸取另两个文稿和其他意见后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文稿虽然都没有成为法律的基础文本,但它们在新闻法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张西明,1998.9.3.;魏永征,1999b:1-8)。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主要有三: 首先,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关于新闻立法的基本原则,早在1980年冬,大陆新闻学、法学耋宿张友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提出新闻法应当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既要保障新闻自由,又不许滥用新闻自由(《新闻法通讯》,1984a)。此系大陆高层人士最早明确提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概念的公开言论,其「既保障又不许滥用(约束)的表述方式符合大陆普遍接受的「两点论,为后来有关新闻立法的论著所共循(张宗厚,1983:322;郑保卫,1990:188;刘建明,1991:259)。有所差异者,一部分人士侧重于强调保障新闻自由,以至提出「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的命题(孙旭培,1986) 。也有些人士提出新闻法应是限制新闻自由的(王中,1985),因为经过新闻法的限制,在限制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获得自由。第三种倾向则强调保障与约束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侧重何者,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不能绝对化(梁华、阿茵,198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对「新闻自由作了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即为孙旭培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本文以「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同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相区别,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进步性和局限性,苏联新闻模式的缺陷,以及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的构想,作者还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关规定为根据,论述了新闻法治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当时有关研究成果的综合结晶(孙旭培,1988)。 「新闻自由的概念,由于翻译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当时没有看到过(1),从而在共产党的文件里也没有作为正面概念出现过,研究者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地加以论述的。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在当时的三个新闻法文稿中都在《总纲》部分写上了「新闻自由的条款,并且在整个文稿中贯彻了「既保障又约束的原则(2)。尽管后来发生过有人利用「新闻自由的口号进行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活动的事端,引起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猛烈批判,从而一度形成对于「新闻自由的chilling effect。但人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以及有关行为的非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新闻学术界人士以至领导人士所接受,已是不争的事实(3)。 第二,对新闻法的各方面内容作了广泛探讨。除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诸如:知情权(right to know ,又译了解权)、名誉权(right of reputation)、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肖像权、诽谤(libel)、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System of punishment after the event)和预防制(System of prevention)、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obscene )物品、著作权(copyright,又称版权)等等,皆有专题文章涉及。特别是关于保护人身权各种权利的研究论述,据现有资料,新闻学界还要早于法学界。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法学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4)、《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等,都没有对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诽谤等概念作出解释。在许多民法教科书中也只是很简单地提到。而在《新闻法通讯》中,在1984年至1985年就相继发表了李祖兴的《论报纸批评与诽谤》和钟声的《新闻诽谤的法律规范和界限》等关于诽谤和名誉权的论文,在1986年初发表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和廖晓英的《新闻报道与个人隐私》等关于隐私权的论文,等等。陈力丹的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隐私权的见解作了详细的钩稽,阐发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报刊不应揭发个人的私事,但如果这项私事涉及社会生活,则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并且反对任意扩大私生活的范围等观点,同现代隐私权原则相合。至今大陆有关隐私权的专论,均以1890年美国学者S.D.Warren和L.D.Brandeis发表 为起点(王利明,1994:470;杨立新,1996:607;张新宝,1997:37),陈的论文则为隐私权理论起源提供了更早的线索,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与世隔绝,他们的见解自应有其来源。而法学界发表有关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等单篇论文要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4)。据张西明称:「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张西明,1998b) 同时,大陆学人尝试对新闻法原理作综合性的阐述,是为孙旭培、朱晓明、廖晓英合写的〈新闻法知识讲座〉(1985),共十五讲,涉及宪法权利、新闻批评、新闻诽谤、保密、禁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新闻机构的创办和管理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最初尝试。 第三,新闻法研究领域的争议得到全面展示。80年代中叶,大陆学坛十分活跃,众说纷纭。三个《新闻法》文稿就各有同异。据王强华当时透露,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草案同另两个草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个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点”。此外,还涉及建立诸如新闻评议委员会还是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新闻纠纷的不同设计(王强华,1988)。这类差异反映了新闻立法过程中各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本文不可能加以罗列,谨引用当时两篇综述以见一斑。其一,1988年3月,北京新闻学会开会研讨新闻法,归纳出四个“热点”问题:一、新闻自由;二、民营报纸;三、舆论监督要不要经过批准;四、新闻业的性质、作用,主要是宣传还是大众传播(力单,1988)。其二,1989年2月,在上海新闻立法报告会上参与起草新闻法的人士报告“起草有年,难点九条”:一、新闻法早出台还是晚出台;二、新闻法应立足现实还是理想的超前的;三、是否允许私人办报;四、新闻自由;五、新闻的功能;六、舆论监督;七、法律责任;八、新闻仲裁制度;九、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记者》,1989b)。这些争议对于立法工作成为障碍,以致《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但是对于新闻法学研究来说,则是指示了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提出了现实的研究课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究属初创阶段,今日回顾,幼稚和不足亦显然可见。本文作者概括为“四多于”:一、从政治理论层面的论证多于从法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例如新闻自由概念,前一种论证着重于新闻自由同社会制度之关系,以及对民主与法制、自由与责任、保障与约束等等范畴之探讨,这固然十分必要,然而用诸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则显得隔膜。「既保障又约束,虽为绝大多数所接受,而在不同场合在不同人士笔下甚至可能表达截然相反的意思。后一种研究要求把自由视为现实的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即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就需要对相关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该权利所承担的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二、就理念出发的思考多于对中国大陆新闻制度的实际现状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马恩列与新闻法制有关的论述作了系统的钩稽和梳理,同时对欧美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新闻法制情况作了大量的介绍,比起过去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撷取片言只语为我所用和对欧美事物一概排斥的学风,已有根本进步。然而上述内容对于本地而言究属理念的东西,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于本地,尚需对现状作详细的考察。三、采取演绎方法多于实证方法。四、对个别问题作短促突击式的论述多于对某个专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不足也许是研究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 二、从研究新闻侵权纠纷突破 90年代开始,新闻法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将注意力转向新闻侵权纠纷。自《民法通则》于1987年生效以来,新闻侵权纠纷骤然增多,成为新闻界乃至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新闻学界,有关的研究是从个案入手的。这也许同不同程度卷入纠纷的传媒拥有信息和发表意见的便利有一定关系。如大陆第一件新闻记者被诉犯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记者所在的《民主与法制》从1988年第8期起连续刊登反驳判决的文章达半年之久,为数达数十篇,另有一些报刊则刊登反反驳的文章(5)。在徐良(6)、陈佩斯(7)、李谷一(8)等人的名誉权案中,亦有类似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在法制建设早期,在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上尚缺乏规范,但在客观上正是结合个案对新闻诽谤罪或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有关问题作了分析探讨,留下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月刊从1989年起开设「新闻与法律专栏,几年内报道了许多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并加以评论。该所魏永征从1990年2月起在陕西《新闻知识》月刊连载《新闻官司面面谈》,每期一篇,一共登了20期,采用的也就是个案分析的方法,就案论法,每篇文章通过分析一至几个案例来论述某一法律问题。1993年,新闻出版署王瑞明、董伊薇和北京法院罗东川合作编写《无冕之王走上被告席》,共收入50个案例,逐一加以评析,有些论述颇见精辟(王瑞明等,1993) 。其他零星的「新闻官司个案分析在当时许多报刊特别是法制类报刊时有所见。个案分析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独到见解,但难以做到体系化,难以达到综合研究的深度。 个案分析逐步发展为从法理上对新闻侵权作综合的研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1991年、1993年和1996年举行的三次全国性的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1999) 。参加这三次会议的成员,兼容新闻界和法律界、理论界和实务界、领导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等方面,提交的论文和议题涉及新闻侵权纠纷从实体到程序的诸多内容。许多论文被后来有关新闻侵权和人身权、人格权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大量引用,表明研讨会对新闻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孕育、催化作用。同时各地也举行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许多专业报刊发表若干论作,不及详列。当时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包括:一、新闻侵权行为和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行为的成立和排除,二、新闻侵权行为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中的特殊性,三、新闻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四、更正和答复的法律效力和履行程序,五、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与保护人格权的关系,六、新闻侵权的预防、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保护,七、新闻侵权纠纷的调解、非讼和解和仲裁,等等,可以说是相当完整地涵盖了新闻侵权的主要问题。 1994年,魏永征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孙旭培(主编)、王晋闵、张西明合著《新闻侵权与诉讼》 先后出版,有人注意到两书结构有近似之处(陈力丹,1995),这恰好表明对新闻侵权的研究已从个案分析和个别法理的研讨走向体系化。是为新闻法学学科领域第一批学术专著。 至于在法学界,主要是从对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入手,涉及新闻侵权。除单篇论文外,90年代中期有一系列重大成果问世,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1994a)、王利明和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1995)、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1996)等,这些著作,都有专章论述新闻侵权问题。王利明还主编《新闻侵权法律词典》(1994b),由新闻学和法学两界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是为目前新闻法学领域的唯一的专门工具书 。 若将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较,那么前者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关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体系,他们所涉及的,包括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在人格权中包括非精神性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精神性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跨越两者的自由权、贞操权等等,对于各项权利的概念、来源、内涵、特征,以及侵权行为(tort)的责任等等,均有系统论述。前述在80年代中叶,有关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不到10年即取得如许成绩,堪足称道。至于新闻学者以及他们与法学者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和法学的结合部方面显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研究着重从新闻规律的特殊性入手探讨新闻侵权纠纷的发生、处理和防止,体现了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同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这两类基本权利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有的意见后来为立法司法部门所吸取,丰富了新闻侵权法(Law on Media Tort),显示了新闻学界在新闻法学研究中具有某种优势。试举其要: 一、关于新闻失实与侵权的联系与区别。大陆诽谤法的重要特征在于将事实之虚假直接列为诽谤的构成要件,而不同于英美和港台的诽谤法只是将真实(truth)作为抗辩(defense)理由(魏永征,1999a)。故而在新闻侵权纠纷出现初,原告人往往以新闻失实起诉,法院也往往以新闻失实判决侵权成立。而新闻学者以为,新闻报道由于时效性等特点,难免忙中出错,若与事实稍有出入即判决侵权,实为苛求,主张在新闻失实和侵权之间划一道界限,「微罪不举(孙旭培,1988.12.31.、1991)。至1993年,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认「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成立侵权,即新闻失实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方可下判。 二、关于新闻报道的特许权。新闻界素有「文责自负之说,然不为司法界认同。最高法院1988年司法解释有「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之说,凡稿件出错均可据此推断媒体负有责任。或以为媒介不可能将新闻中所有材料一一到发生的源头去作核实,而提出「权威度之论,以为凡具有足够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员提供的材料,例如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材料理应无须再作核实,媒介对其中差错应当免责(王晋闽,1991)。此论其实与英美诽谤法「特许权抗辩(privilege defense)暗合。嗣后,又有学者明确提出引入外国诽谤法「特许权原则(陈泰志,1993、1996)。至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媒介根据国家机关正式文书和职权行为所作报道,不认为侵权,被认为正式确立了特许权原则。然目前新闻报道特许权尚限于国家机关的相关材料,远小于外国特许权范围。 三、关于评论的侵权认定。新闻侵权案出现初,一般并未将涉讼新闻中事实与意见加以区分,往往将不当意见作为失实对待,评论文学、艺术、产品、消费品等或有不当,辄成讼案。1992年作家吴祖光被诉侵权案,以驳回原告之诉告结,新闻学界认为是一个突破。(9)论者引入「公正评论(fair comment)概念,指出评论公共事务的意见即有不当,亦应予以优先保护,其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张西明,1995a、b)。至1998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消费者正当评论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应认定侵害名誉权,认可了「公正评论原则。然适用范围仅限于此,关于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科学文艺成果的评论规则,因条件尚不成熟,有待时日。 四、关于新闻侵权责任之承担。起初在诉讼中对新闻报道相关人员并未加以区别,时有媒介、作者、新闻源等等一概被追究责任,法院亦有追加被告之权,学界咸谓应区别对待,有论者提出若新闻媒介已被追究责任,则报道新闻之记者应属职务行为,可不对外承担责任(陈翠银,1989;成涛,1991)。1993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采纳这一原则,同时规定按原告起诉确定被告,取消法院追加被告的做法。关于新闻源之责任,论者提出应当区分主动提供行为和被动提供行为(王晋闽,1991),亦为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吸取。 五、关于言论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衡。这个问题贯穿于新闻侵权研究之中。论者以为,人格权为基本人权,固然应当重视保护,言论、新闻自由亦属基本人权,同样不容忽略。尤其是宪法已明文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新闻诉讼中理应予以贯彻维护。论者提出,因批评公职人员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其中法律关系具有双重性,不仅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存在公民监督公职人员的政治关系,对公职人员起诉应有抑制(魏永征,1991;陈泰志,1993)。又有论者提出人格权属私法(Private Law),批评权属公法(Public Law),公法应优于私法(张西明,1995)。比较系统的主张如:「一、区分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s)与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向一般公民倾斜;二、区分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和私人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私人事务倾斜;三、区分当前事务与过去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生存者倾斜;四、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名誉权保护向自然人倾斜。(张新宝、康长庆,1997:15-17)对于公职人员以保护名誉权为由抵制舆论批评的行为,人们认为理应予以制裁,作出了种种设计,如追究恶意不实诉讼之责任(李显冬、钟瑞华:1998)。以上论述,有司已有注意,然尚未成为法定规范。 本文作者注意到,台湾新闻界同行也面临着类似的课题,近年刘泰英、赖国洲、蔡兆阳等起诉新闻媒体诽谤案,亦属公众人物案件,虽然刘泰英案媒体胜诉被认为新闻自由的胜利(闵大洪,1997),然辩方为香港媒体,而本地媒体败诉则不在少数,不仅承担民责,而且承担刑责,故有“媒体的新梦魇”之说(石世豪,1998),学界曾就此举行大型研讨,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学者大有交流的共同点。 三、研究的深化和综合 90年代后期,对新闻法学的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活跃期。一是成立了新的研究组织,如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建立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 ,同年8月司法部和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在华东政法学院设立的法制新闻培训中心(含学术部)。二是各种学术研讨活动频繁举行,据记载,仅1997年在北京,除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成立时的学术研讨会外,还有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3月)、检察日报社与中国记协主办的“新闻与法”研讨会(8月)、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主办的“新闻与法制”研讨会(9月)、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举办的新闻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等(张西明,1998.9.3.) 。三是有一些国家级新闻法学领域研究课题通过鉴定,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丁淦林、张国良、黄瑚承担的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闻•传媒•法律——新闻法研究》(1996年通过),王强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1997年通过)(王强华,1997) ,等。四是研究内容从新闻侵权纠纷扩展开来,进入其他方面。这在第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就可以看出,提交的论文已不限于讨论新闻侵权纠纷,还有关于新闻报道与著作权法、新闻机构的行政管理、互联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致使这次会议变得有点“名不副实”了。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对新闻活动的权利的研究。新闻侵权研究实质是着重于对新闻活动的相对人即报道对象的权利的研究;他们的权利,对于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作者)则为义务。而在考察后者的义务过程中又势必涉及他们的权利,即进行新闻报道和新闻批评的权利。 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 就把新闻纠纷作为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虽然已有不少人论述过这种冲突,但这个国家资金资助的课题,在分析200件舆论监督个案和180件新闻侵权诉讼案例的基础上,对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司法独立审判的关系、在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设定的不平衡等等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人都有所超越,因而被认为是「新闻管理和新闻法制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很有实际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新闻记者》,1997) 。关于新闻权利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宋小卫,1994-1998) ,这些论文对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公民参与新闻活动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the right to express)以及其他享受传媒服务的权利作了具体的集纳和阐述,比起以往仅就自由与责任、保护与限制、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作抽象的论述来,是一种创新,显现了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向法学理论层面的深化。 新闻自由具体化即为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目前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甚为关注。近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1997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报刊开展关于记者「隐身采访(即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或称「偷拍偷录)的讨论,实质上是讨论记者采访和报道的自由度 。论者认为,记者隐身采访及报道应当受到隐私权法等有关规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记者不公开身份的采访,要区分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私人场合和涉及其他应予保守秘密的场合)、观察还是询问意见、所采访事项与公共利益相关还是无关、采访对象是特定个人还是不特定多数人、消极地不公开身份还是积极地伪造身份等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铁樯,1997;徐迅:1997/a、b;曹瑞林,1997;董滨,1997)。如果说这场讨论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公民个人权利两者之间寻求界定,那么1998年关于报道公开审判的案件的讨论则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司法公正独立的权利(权力)两者之间寻求界定。是年最高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要把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依法公开案件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允许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法制日报》,1998.4.16.),冲破了新闻界流行多年的案件审结后方可报道的陈规。新闻界认为,这是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权的肯定。不久中央电视台即对一起电影著作权案庭审现场进行直播,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人士表示质疑(《科技日报》,1998.7.17.)。北京大学贺卫方连续发表文章强调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认为电视直播法庭审判会影响庭审过程的庄重和严谨,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1998)。由此引发关于新闻和司法、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热烈争论,大致说来,新闻界偏重强调新闻对司法的监督,而法学界和司法界则倾向媒体报道案件应当慎重,不应妄加评论,有的学者明确对「新闻监督司法的权利提出质疑(《北京青年报》,1998.11.2.;《工人日报》,1998.11.7.;《中国律师》,1998)。 二、对新闻媒介行政管理的研究。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法是新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对新闻媒介一向实行批准登记制,是为行政管理的基础。不过在80-90年代,国家对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主要以部门规章予以规范,等级较低,而且立法和执法合为一体,亦不符现代法治原则。随着行政法制逐步走向健全,单纯以规章行政已经难以为继。1997年,国务院连续颁布管理出版、印刷业、广播电视的行政法规,使大众传媒管理法提升了一个等级。(10)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士对这些规章、法规时有解释性文章。新闻出版署宋克明的一些论文,把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归纳为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法制管理、部门管理、社会管理(行业管理)、内部管理等五种管理机制(1994,1997) 。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的,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研究——以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为视点》(1998)。这些论作,按照「依法行政的原理,对名目繁多的法规规章作了梳理和阐述。 三、对新闻传播活动中著作权问题的研究。大陆《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有关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专著不少,但这属于独立学科。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角度研究著作权法的,主要为探讨社会共享知识成果的利益和作者权益、媒介权益和作者权益的合理平衡。如关于如何理解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广播电视节目表是否适用著作权法等问题的讨论,皆与此有关。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著作权法》,争议焦点之一即为现行法律中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条款。盖“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主旨,即出于满足社会共享权益而对作者权益作适度的限制(11)。论者以为,现行法律对作者权益限制过多,适足以使媒介获取大量利益。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广播电视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超出国际公约所允许的范围,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应予取消,而此议受到广电管理部门强烈反对(《中华读书报》,1999.1.13.)。论者还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亦应予以调整。 四、对外国新闻法制和中国新闻法制历史的研究。宋克明曾赴美国作较长时期的考察,回国后著《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一书(1998),作者系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撰写,重点介绍两国的诽谤法和隐私权法,并涉及保密法、版权法和藐视法庭罪等内容,还介绍了两国新闻界内部管理以及互联网络管理的最新情况,与编译单篇论作或撷取第二三手资料编写的文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从本国文化视角出发,在对外国法制作客观介绍的同时予以适当评析,以利于读者同本国的情况作比较和对照,乃近年新闻法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中国新闻法制史研究方面,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1998),全文紧扣言论出版自由和官方统制的对立这条主线,对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的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叙述。 五、传播新技术法制研究。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传播新技术的兴起,形成对现有大众传播媒介冲击之势,日益引起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有关论文日见增多。从法的视角作考察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新技术将对现有新闻传播法形成怎样的冲击?将使人们的知情、表达、公共交往等权利要求产生怎样的变化?在保护国家秘密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护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方面带来哪些新问题?应当采取怎样的管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西明主持承担了国家「九五期间重点课题《电子网络出版物的宏观发展与管理》,系第一个研究有关问题的国家级课题,尚在进行中。同所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1998)一书有专章论述传播新技术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 六、新闻法总体研究。对新闻法的有关原理作总体阐述的,除前已提到的张宗厚、孙旭培等人的论作外,陆续有一些新闻学专著中设立专章专节加以论述,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在边缘学科介绍中有「新闻法学节(1987),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著《新闻学导论》有「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章(1990),清华大学刘建明著《宏观新闻学》有「新闻法制章等(1991)。近年来徐培汀等的《新闻法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对新闻法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为史实、规范、侵权三个部分,在规范部分分别将公民、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加以阐述,体现了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某种意图。其缺点是有关我国现实的新闻法制的内容过于简略。1998年,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出版,其上篇「新闻法规,有一半的篇幅系统讲述现行新闻法制(另一半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和外国新闻法制),在本学科领域尚属首次。其缺点是部分内容限于复述法律法规条文,对法理的阐述似嫌不足。解放军报社曹瑞林著《新闻法制学初论》(1998),亦有创立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尝试,在理论阐述方面较前述成果有很大拓展和加强,但其内容除总论外,限于新闻出版法、著作权法和新闻侵权法 。1999年,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出版,引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200多种,涉及宪法权利、国家安全和保密、禁止淫秽色情、新闻与司法、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法、著作权法、广告法等诸多方面,唯本书以“述而不作”为体例,对拟制的法律关系未于涉及。 在对新闻法的总体研究方面,从当年孙旭培等写《新闻法知识讲座》,到如今有几部概叙新闻法框架的专著问世,内容日益丰富,认识渐趋精深,这固然出于学人努力,然而亦同现实法制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年,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0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106件,国务院行政法规830件(《人民日报》,1999.7.7.)。这些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内容同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有的就是直接规范新闻媒介的,所以新闻法制已不复是当初创议立法时那样,只有几句原则可讲,而是已有相当具体的系统的内容了。现有专著所涉及的方面,亦同国际同类专著相合(G.Pobertson A. Nicol,1992,T.B.Carter,1994)。而国人或以为《新闻法》尚未出台,新闻传播活动目前尚属无法可依,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纵观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有专门法的少,没有专门法的多,有专门法的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是只须遵守专门法的规范,也要受到其他诸多法律规范的保障和约束,没有专门法的国家并不等于新闻传播活动无法可循,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是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实际上,新闻传播活动的走向法治,并不是光靠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就可以解决的,其中许多重要事项,必须由其他法律来予以规范。大陆新闻法学研究的成果,正是由现实的新闻法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新闻法制尚不完善,突出的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诸项权利尚未有明文规范,新闻法学研究将为完善和发展新闻法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设计,这就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闻法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尚处于幼小阶段。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包括论与史,在论中又包括应用性的理论和基础性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拥有有代表性的能体现本学科理论框架的理论专著。按这个标准衡量,现有专著基本尚属应用性著作,理论性探索尚待继续深化。我中华版图之内,两岸四地,实施四种法律,按意识形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按法系,则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别,其内容之丰富,实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有志于此学者,倘能加强合作交流,多作借鉴比较,博采众长,必可取得出色的成绩。 新闻法论文:浅谈中国新闻法建设兼论新闻法中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问题 摘要:本文主要就中国新闻法立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并围绕新闻法立法的核心问题——新闻自由浅谈我国新闻法的构建。通过借鉴西方新闻自由的认识、追求与法律规范,试图为我国新闻法中保护新闻自由问题找一条出路。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自由;新闻评议制度 对于中国法建设的现状,大约有悲观与乐观两种态度。悲观者认为新闻仍是法律的真空领域,大声疾呼《新闻法》的出台。以魏永征为代表的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们则认为我国已有较为完备的新闻法体系,目前最重要的是认真消化、掌握、贯彻、执行现行新闻法的丰富内容,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以促进新闻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化。要弄清孰是孰非就要从中国新闻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谈起。 一、新闻立法的历史与现状 1979,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也开始酝酿。1980年,赵超构李子诵等新闻界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期间首次呼吁制定新闻出版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1984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决定制定《新闻法》。两个月后,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着手起草《新闻法》。(1)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三个《新闻法》文稿被起草出来,但并没有一部《新闻法》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出台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的遗憾,但也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没有新闻法的判断。广义的新闻法不仅仅是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我国宪法、法律以及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中都有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我国形成的是以宪法为依托,在专门的新闻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关系的立法体系。(2)因此,新闻法制建设的状况就如同魏永征所总结的一样:有法可依,尚不完备。 新闻法建设的现状与我国新闻业发展的特点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报纸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广播电视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一种机关性质的事业单位。各媒体的主办单位对于新闻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不需要专门的新闻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事业单位从实际上的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工具回归,“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十六个字是这种回归的最真实表达。(3)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正在由“有形”转向“隐形”,但是新闻改革与新闻法制建设的步伐并不一致。新闻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新闻自由受到各种权力的干预,或是新闻侵权案件激增等等。 魏永征把立法难题归纳为五个矛盾: ① 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的弹性的矛盾。思想性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来判断、解决的。 ② 新闻媒介社会控制功能与表达功能的矛盾。 ③ 权利的普遍性和权利的等级性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介隶属不同等级的党政机构,统计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不同等级媒体采访报道权能是不同的。 ④ 法的稳定性和舆论导向的随机性的矛盾。 ⑤ 随机调控和依法行政的矛盾。 我国新闻法制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效力层次低,以行政管理法为主,而且忽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新闻报道活动是瞬息万变的,需要灵活的政策来规范,但政策不可能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尤其是非制度化的政策对新闻媒体自主采访和真实报道的权利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主张了封锁消息、“电话会议”、歪曲事实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以规范的法律来代替随机性的政策将是新闻法体系建设的趋势。 此外,对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模糊也给新闻报道活动带来不便。新闻传媒享有的权利通常有:新闻采集过程中的知情权、采访权、摄影摄像权,编辑制作过程中的编辑全、改编权,传播过程中的出版权、广播播映权、权等等;其承担的义务有:采访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住宅安全权、沉默权,编辑制作过程中不得篡改实施,传播过程中不得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如不得传播淫秽内容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侵害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等。(4)如果能以专门的行业法形式规定这些权利和义务,无疑会给新闻工作者们一个明确的行动指南。 二、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 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新闻自由,广义上说,即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新闻媒体由于其采集信息的专业性和优势,逐渐成为了公民藉以实现这种自由和权利的物质载体和主要阵地。人们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的观点:思想的自由市场是达到真理的途径。法国在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宣布“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则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的追求史。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不倦地追求新闻呢? 美国新闻法学家艾默生把表达自由的价值归纳为四点: ① 保障个人自我实现的方法; ② 达到真理的手段; ③ 保障社会成员参加国家政策的方法; ④ 维持社会稳定与变化均衡的手段。 1946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一文,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提出“政府”“报刊”“公众”的“三极结构”。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特瓦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其制度性功能。”(5) 新闻自由虽然是“舶来品”,是并非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争取民主平等的工具和历史产物,但它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新闻自由是一项制度性权利,在各国新闻立法研究中都占据核心地位。保障新闻自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媒体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制衡政府权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新闻自由也十分重要。 1949年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会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肯定了公民的表达自由,其中也内涵了新闻自由。但是作为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并不能等同于作为新闻传媒的新闻自由。相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作为新闻传媒,由于其是在有组织性地从事传播新闻的专业性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有人把它比作“民主政治的窗口”。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去规定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自由,“为某种权利划定界限,实质上是对某种自由的保护,因为它同时也制止了权力任意干涉的可能性。”我国宪法虽然也在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形式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比较宽泛,反而是权利虚化,不利于新闻自由的实现。因此在肯定新闻自由的时候还要明确应给予什么样新闻自由的底线。除此之外,在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我们还要自习思考下列问题: ① 从哪里争取自由:新闻媒体怎样保障新闻不受国家权力、社会势力的干涉 ② 为谁的自由:新闻自由究竟是为了新闻媒体自身还是为了新闻的受众即人民 ③ 就新闻媒体内部而言,新闻自由究竟是给予媒体经营者的还是给予记者编辑的问题 ④ 新闻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应给与保护 ⑤ 保障新闻自由应采取何种手段 ⑥ 如何处理消极的新闻自由与积极的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 真理朝前多走一步往往会变成错误。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体制确不久后,新闻自由这一捍卫新闻职业道德的思想武器因其为新闻从业人员所滥用而开始变性,西方新闻界在解决了原有矛盾后出现了心的矛盾,陷入了新的职业道德困境。(6)中国新闻法立法同样要避免新闻自由的滥用,防止新闻侵权、黄色新闻泛滥等行为的产生。 但是即使出台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不能说新闻传播活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同样要参照其他法律以及新闻职业道德来规范新闻活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新闻评议制度。黄瑚在《新闻伦理学》中写到“新闻评议制度,是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运用自律方式让新闻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有效手段。”新闻评议制度与法律法规相比更具灵活性,但是其本质仍属于新闻自律的范畴。因此,对于许多法律无法顾及的方面,用新闻评议制度来解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新闻法体系尚有较大的缺陷,而尽快制定一部《新闻法》将是弥补缺陷以及解决我国目前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最好途径,也是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而《新闻法》制定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但是有了一部《新闻法》,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新闻传播活动有中许多法律无法控制的内容,而新闻评议制度则是解决的良策。 新闻法论文:电视新闻法则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整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提炼出诸如拼贴、复制、解构、多元等后现代法则,并尝试将这些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研究进行整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其利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电视新闻;后现代;拼贴;复制;解构;多元 勿庸讳言,当代电视节目因其创造了斑驳陆离、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而成为了后现代研究的绝佳范本。当人们沉迷于后现代气息炙烈的MTV和电视广告时,对于体察电视新闻的后语境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漫天硝烟下,电视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隐匿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法则。 拼贴、复制与电视新闻的时空幻象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状,也是最受争议的后现代命题之一。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2]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逻辑,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界,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催生着新的节目表现形态。 例如《东方时空》子栏目《时空连线》在国内首创多视窗节目形态,其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主视窗中的主持人与三个分视窗中的新闻当事人的对话。在这里,传统的一元电视画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单元,通过技术拼贴使来自不同时空现场的画面被统一在节目当下的时空维度中,这种虚幻的时空景象无疑强化了新闻的即时性。另外,目前频见于各档新闻节目中实时滚动的字幕新闻,也是通过拼贴复制技术使得字幕在画面下方快速滚动,使新闻演播室的直播时空与由文字不断生成的拟态时空互相交错,这样造成了信息空间相对膨胀,而时间因并轨被相对压缩。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的进行时态不断得到强化,而观众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如此看来,拼贴与复制法则在粉碎我们以往时空体验的同时,也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并找到了当下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时空体验,而这使我们通过电视媒介感知新闻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然而,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对媒介技术进行阐释时就走向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社会学视野中,传播的扩张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构成了后现代的社会体系,而“真实已经在形象和符号的迷雾中完全消逝了”。[3]由于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无深度。在编码过程中,生产者会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进行任意地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人们推演出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过往历史的深厚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4] 在现实的媒介事件中,关于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种种矛盾成为波德里亚的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对电子技术的仿拟功能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他们进而对电视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进行质疑。由于声画符号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符号与现实的断裂也就在所难免,对海湾战争的怀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波德里亚曾断言海湾战争根本未曾发生,只是传媒制造了一场影像战争。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电子媒介竞争,尤其是战时新闻中愈演愈烈的媒体大战而言,则不无反讽效果。确实,电视媒介对新闻事实的主观再分割,肯定会导致观众对真实状况的无所适从。传媒对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的反思,就代表着生活于后媒介景观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解构之维与电视新闻的“去中心化” 在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由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人创立的解构思想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反结构主义是解构主义的徽章,其解构的目标就是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5] 解构大师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电视新闻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观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却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 电视新闻诞生之初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党报刊的路数,把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而电视机构的体制属性无疑催生了电视新闻的话语权威性。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宣教新闻是国内电视新闻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这类新闻的第一要务,与之对应,那些引领潮流的社会精英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新时期国内新闻理念的进一步演化,新的节目形态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闻成为新的热点。在这类节目中,关注社会普通层面、再现都市生存状态成了新闻首要的价值诉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头巷尾的普罗大众就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如今,随着一批民生态的电视新闻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一度被观众视作政治传声筒和领导见面会的电视新闻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及创造力,倾力建构着“新闻,为民所用”的全新话语体系,而这类新闻节目大多在各种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这场“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运动实则暗合了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因为在当下这种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义情结日益普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他们开始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转而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传播语态由教化向沟通的过渡、选材向度由唯上向亲民的转变等等,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新闻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 然而,正如“后现代”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矛盾综合体一样,解构主义也有其与生俱来的思维罅隙,特别是当其一味流连于文本的游戏和差异,却对真理、意义的构建无动于衷时,就会有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詹明信曾视“去中心化”的文化逻辑为“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断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6]这种观点作为对时下电视新闻某些弊端的概括颇为到位。例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在初创时期,为了尽可能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猫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而当节目沉湎于再现这些偏离新闻基本属性、一味媚俗的伪民生题材时,民生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其实,新闻的平民化视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味,还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取消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毕竟,电视新闻在传承文化和传播信息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电视新闻在吸纳“去中心化”的合理价值内核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解构这把双刃剑。 新闻谈话节目与元话语权威的消解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反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而质疑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并发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现代策略,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7]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 当我们为利奥塔的犀利和颠覆性思维喝彩时,却发现身边的传媒世界也浸染了这种反叛权威、崇尚异质的后现代色彩。受其影响,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从偏重单一教化到促进多元沟通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贯以承载意识形态教化为己任的电视新闻也无法逃避。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传播理念下,将谈话与沟通机制引入到电视新闻中就多少带有了必然性。这类新闻谈话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话题的参与者都是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现场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是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 我们试举央视王牌节目《对话》的一期内容作为例证,节目围绕高校收费居高不下,寒门学子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摊制的观点,家长却认为工薪阶层负担沉重;学生抱怨助学贷款申请困难,银行回应欠贷不还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希望政策支持企业救助,而政府认为捐款抵税与国情不符……,多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个就学话题带出了教育体制、收入分配、银行信贷、税收政策、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潜在矛盾。的确,在当代这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对与错、是与非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因为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让差异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然而,与解构主义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多元主义如果片面追求知识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主谬误推理而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在这里,由于缺乏共识,多元话语之间相互讥讽、语无伦次、前后矛盾,于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无序的大众聚合”。[8]当然,波德里亚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但这对于当今这个充斥着话语碎片的传媒世界来说,无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从而满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体验普遍、永恒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得共识应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例如在前文所举的案例中,《对话》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不忘启发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帮助解决寒门学子入学的建设性方案来。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重要,但通过对话交流传递人文关怀、催生情感共鸣、引导社会变革,也同样应该是媒体追求的职业理念。 后现代思潮虽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对于这股思潮,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无数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以后现代法则反思电视新闻的目的所在。 新闻法论文:虚假新闻法律规制管理论文 某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读者的“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从桂运波诉《知音》杂志说起》;在第二期又刊载了《虚假报道:侵犯读者的人格权———兼作新闻“真实性”的法律读解》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规则》是这个讨论的继续。 本文认为,虚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有特定指向,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类无特定指向,但有严重的危害性。读者桂运波诉《知音》一案出现后,人们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新闻打假的呼声,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可谓是历久不衰。然而,回望漫漫长路,新闻打假却遭遇尴尬:面对与己“无关”的虚假新闻,广大受众虽满腔义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虚假新闻就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得以蔓延、肆虐。 新闻打假难,难就难在虚假新闻形式的多样和权利主体的有时不明确上。从有无特定指向来看,虚假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一类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前者在报道中有明确、真实的新闻当事人指向。后者在报道中没有指向某特定新闻当事人或其所指向的新闻当事人纯属虚假。对于前类虚假新闻,由于它往往侵犯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闻当事人一般会主动高举打假旗帜,因此,现实中这类虚假新闻也较好地得到了遏制。而对于后一类虚假新闻,由于法律规制存在着不足,加上业界和学界关注不够,其打击力度也明显较弱,这不能不给新闻打假蒙上一层不确定因素。《知音》一案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和规制这类虚假新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擦边球战术 不断涌现的新闻侵权诉讼表明,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规律,同时也侵害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有卷入新闻侵权法律纷争的可能。透过众多的案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涉诉的虚假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指向特定的新闻当事人。有的是在报道中指名道姓,以直露的方式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权。有的则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和人物特征的描写可分辨出其新闻指向和侵害对象。 也许是虚假新闻制造者从诸多的新闻官司中领悟到,制造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存在着侵权和被起诉的极大风险,于是,无特定指向这种“有惊无险”的虚假新闻便得以纷纷出笼。《45年前的恋人从死亡名单上走来》一文曾是前些年为许多媒体刊载的一长篇“纪实”通讯,文中讲述了黑龙江省海林市胜利乡一位叫王家政的战斗英雄与长沙姑娘许燕的生死恋情。此文颇为煽情动人。后经《黑龙江日报》记者纪秀英的调查,发现该篇“纪实”通讯纯属“纪虚”,不但许、王其人其事均属虚构,连海林市也无胜利这个乡。河南西峡县某人曾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两篇颇具现代意义的法制新闻,一是发表在1998年5月13日《人民法院报》上的《我要凭票看电影》一文,说西峡县某影院在放电影时发现观众只有三人便决定退票,为此一观众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影院单独为这位观众放一场电影。另一篇是发表在安徽一法制类刊物上的《滥用诉权案》一文,说一工人因被人错告使其经济和精神受损,转而起诉此人滥用诉权,最终法院判其胜诉并获赔偿1400元。 以上几例皆属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该类新闻表面上言词凿凿,新闻要素一应俱全,实际上纯属虚构,这类报道的另一特征是“对事不对人”,它追求的是事件的煽情或事件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它不以侵害新闻当事人为目的,实际上也因为其事件乃至人物、地点的子虚乌有构不上对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侵权。它使作者追名逐利的渴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又避免了新闻官司的烦扰,这也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日益泛滥的缘由。 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没有或不能侵害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其危害性却很明显。个别媒体的虚假新闻不仅损害其自身信誉,而且还殃及整个传媒,危及整个传媒的发展前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使普通受众既花了不该花的钱,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感情上也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另外,受众凭借对媒体的信任,在某些虚假新闻的误导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为抉择,不仅使自身利益受损,甚至还可能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 《知音》一案:普通受众渴求法律之剑 2000年4月,与报道内容并无所涉的普通读者桂运波以被告刊登虚假纪实文章为由(其中有一些便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将国内知名杂志《知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刊发虚假文章,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赔偿原告购买的刊有虚假文章的该杂志价款的一倍,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并公开向受骗读者赔礼道歉。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知音》杂志社在答辩中强调,商品和服务是《消法》保护的范畴,而报刊内容并非其保护范畴。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报刊内容属《消法》的保护范畴。而民法专家何山认为,对于文字内容的虚假,除非是这一期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假的,单凭一两篇文章中部分的虚假,读者是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的,这有个量的标准。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和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当事人的条件,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 [page_break] 《知音》一案给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和刊载媒体敲响了警钟:伴随着普通受众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从单纯的物质产品领域进入到精神产品领域,这种擦边球战术尽管没有侵害某特定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因其愚弄了一般受众,同样有被诉诸法律并受法律惩罚的可能。 本案引发的争论和本案的一审判决表面上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的保护范畴?但其背后却蕴含了一些更深层次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普通受众能否作为原告以“虚假新闻”为由提起诉讼?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对此类新闻的法律规制如何?又该如何规制这一类危害甚大却经常逍遥法外的虚假新闻? 无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保护,《消法》并无明确规定。一期报刊中存在多少虚假内容算是质量瑕疵,法律并未界定其标准。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确使普通受众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伤害,但它究竟侵犯了普通受众的何种权利呢?现行立法在以上一些问题的模糊和疏漏直接导致了《知音》一案的一审结局,尽管本案已告一段落,但其争议仍在继续,留下的问题也未获解决。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危害性、对普通受众权益的侵犯性确乎是一个昭然的客观事实,而由于法律规制的不足致使普通受众的权益遭到冷落。《知音》一案再次表明:现实呼唤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新闻立法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倍加关注! 普通受众的诉权:必要且合理的外部规制 防治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要仰赖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道德自律、新闻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更要仰赖法律的规制。对于虚假新闻,我国在一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作了些规定。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报刊刊登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作品的,应公开更正并消除影响,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视其情节轻重将责令限期更正、警告、通报批评或罚款,有关责任人员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显然这些规定或措施适用于各种虚假新闻,自然也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效。但这些规定或措施也有其特殊性:其一,它们本质上属于新闻出版部门的内部制约监督或法律规制。新闻监督和监督新闻同样重要,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是确保其有序、合法、文明运作,正确发挥其功效的必要前提。它需要普通受众的参与,广大普通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制约环境,使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也利于彻底打击虚假新闻的产生和蔓延,并达到消除虚假新闻的目的。其二,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属以上规范性文件的禁止之列,但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是行政责任,受侵害的普通受众无法通过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体行政责任的负担,使其已然受损的权益能够得到弥补、恢复和赔偿。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是弥补现行法律规制之不足的需要,它可使法院通过审判,让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或刊登者承担民事责任,使普通受众在监督新闻媒体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有助于有效打击、遏制和消除这一类虚假新闻。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性质也决定了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具有合理性。笔者以为,从性质上看,刊登、出版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普通受众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普通受众通过购买这一交易行为而订立的,受众购得报刊后合同开始生效。依照买卖合同,买方即普通受众的义务是支付价款,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取得报刊的所有权,并有权就所购买报刊的质量瑕疵追究卖方即新闻媒体的违约责任。提供质量合格的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介的基本义务。新闻报道的质量不仅体现其载体报刊杂志的纸张、装帧、印刷、错别字差错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因为报刊的主要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载体。读者的购买目的也并非在于新闻的载体“纸”,而是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对新闻报道内容的质量要求便是报道应具有的基本属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只要出现了内容基本失实的新闻报道,无论一期报刊上有几篇,正如顾客所购的衣服不论它破了多少个洞,都应属质量瑕疵,属于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时也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传统的新闻侵权理论认为,新闻作品有特定的指向才构成新闻侵权。《知音》一案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对该项理论进行反思。 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可成为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是否属侵权新闻的判断标准。民事侵权行为法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行为的违法性;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的“帝王条款”,而且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其实施细则、《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等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在主观上对其作品的发表均属直接故意,对作品可能造成的侵害也持有故意或过失,刊载媒体同样存在故意或过失。至于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要构成侵权的另两个要件,以下例子可以证明。1999年《新闻出版报》曝光的虚假新闻———《神农架悬赏50万抓野人》,这一虚假新闻的幕后策划者为深圳“智慧鸟公司”,其真实目的是发行探险旅游卡。某公民在读过此类报道后,受其“50万悬赏”的误导,购买了探险旅游卡,结果发现是上当受骗。在此例中,该公民财产本不应受到的损害直接源于此文的误导,其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在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对普通受众形成误导,受众在该误导的指引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判断和不应有的行为时,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构成了新闻侵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类新闻侵权的特征与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侵权有所不同,前者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一般受众的财产权,它使受众的财产不应减少的得到了减少,而后者侵权的直接客体是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人格权。 违约性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特征,也是一切虚假新闻的共同特征。普通受众可以其违约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向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也可能构成侵权。此时,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所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便属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依照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侵权和违约特征的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然对普通受众的财产权形成了侵害,普通受众便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任选一种责任方式向法院提出其诉讼请求。 其实,依照我国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使其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在于出版部门对有关主体行政责任的追究,而是在于受其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追究其民事责任。 新闻法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摘要: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事业面临诸多矛盾,特别是没有属于新闻的法律出台,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活动都属于习惯约定,新闻从业人员缺乏保障。本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从法制建设的现状、存在矛盾以及发展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面对我国不断发展的新闻传播事业,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旧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制规范化道路。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新闻法制规范化的现状,从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法规上引申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求能够找到新闻法制规范化的出路。 一、我国新闻法制化的现状 我国现行新闻法制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宪法》有关条款:一些基本法律和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条款: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行政法规、规章。因此,以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而认为我国新闻传播活动无 法可依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由于没有《新闻法》,我国新闻法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宪法性 从《宪法》关于“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的规定。在许多地方一些行政规章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称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法的方式规范新闻传播的方针,这是中国新闻法制有别于世界上现行的成文新闻法的最大特点,这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从历史上看欧洲曾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这种从内容到方式都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对社会制度和公众利益发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新闻法制十发重视新闻传播活动应当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应当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消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等,以满足人民对新闻传播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这些要求是《宪法》规定的“两为”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比如: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传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印象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为抗震救灾服务,新闻传播成为了抗震救灾有力的工具和为人民服务的渠道,很好的回答了《宪法》两为规定。 2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适用法律状况 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含了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约束和对妨害新闻传播活动犯罪的制裁,据统计,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民法通则对于保障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的新闻侵权诉讼几乎都是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和条款来裁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最高院在适用刑法和民法过程中所作的司法解释,有些内容也是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做出规范,如1998年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基本法律相对应,其他主要调整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也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 3 我国新闻传播中行政法规、条例、规章运用状况 行政法规作为传播法的渊源有三种类型:一是管理各类传播媒介的专门行政法规;二是对新闻传播活动中某一具体事项进行单项管理的行政法规;三是一些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规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这些行政法规涵盖了所有传播媒介的管理,是我国目前管理传媒的最高规范,这些行政法规都是以控制管理为立法目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多于授权性条款。还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项条例。 二、我国新闻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 1 我国没有完整的新闻法 随着我国加入WTO,虽然中国政府开放了广告业和发行,但是中国新闻业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护犊,从我国的新闻事业在近几年发展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进入了群龙混战阶段,我国在新闻法制方面存在多年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那么未来如何改变,已经成为颇受业内人士和专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方面的正式法律出台,因此,新闻官司层出不穷,却又没有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也没有一部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标准的法律。我们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这样一些规则作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比如,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授权性规范之不够完备也是人所共知的。一是有些权利还没有进入法律范畴。“新闻自由”尚处于置之不论的状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如采访权、报道权等,法无明文。不是说我国新闻工作者没有这些权利,而是说这些权利还只是习惯权利,并没有成为法定权利。英美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它首先确定新闻是自由的,不受权力机关干预,然后以判例法和各种成文法中的有关条款,来限制和禁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比较注意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条文中,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都有明文规定。相比之下,新闻法制相对滞后,新闻法学也很不健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记者在新闻官司中屡败现象,给记者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记者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以非常有必要对新闻进行立法,中国新闻要走向法治,就必需制定专门的、系统的新闻法。 2 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 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但我国政府已多次宣布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除了《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才实行新闻管制,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新闻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只是这种自由没有进行相应的立法,当然这与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从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的角度上来说,新闻自由的法律概念还是必须要使用,这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十分巨大,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新闻自由的使用并不是完全的放开,与香港的自由和欧美的自由是有所差别的,从目前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新闻自由可以从除政治以外的领域开放,而政治方面可以参考学术界通常认为新闻自由包括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享有的知晓权和表达权这两大权利,它们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得到重视和保障的。新闻媒体是我国公民重要的知晓渠道和表达载体。这个法依托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这是专指对国家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特殊的表达权,建议必须是正面的意见,批评是负面的意见,引申到新闻活动中,就是“舆论监督”。 三、我国新闻法制化的发展 1 加快新闻法制化进程 近几年来新闻记者被打现象之所以屡有发生,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新闻记者的新闻采访和报道权利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在日常的新闻活动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新闻记者享有采访的权利,取消了采访权,新闻活动就无法进行,新闻媒体也就无法生存。这说明,采访权无论对于新闻记者还是新闻媒体而言,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自得其乐地享受这项权利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客观实际――采访权以及其他许多新闻权利目前还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法定权,也就是说,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中还没有明文规定。这也是解释许多人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甚至肆无忌惮暴力相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建设法制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进程看:新闻立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考虑保护新闻自由权、舆论监督权、采访报道权和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法人身份权、名誉权等的平衡。自由的新闻权力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行使,否则,新闻记者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重视新媒体的法制建设和引导 目前异军突起的第四媒体,我们称之为新媒体的网络中涉及到的诸多法律问题进一步寻找新闻行业中急需完善的部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它的传播特性已远远超过了纸媒,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电视媒介,对于这样一股新生力量,这里是指狭义上的以网站为单位的从事新闻活动的网络媒介。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并在立法上进行规范,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在实际的立法上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网络媒介的资格,从业人员的资格,这些与我国现行的新闻管理制度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未来,新闻自由不仅仅是采访自由,也是对新闻从业机构性质界定的自由,我们立法上一定要加快完善新媒体在新闻事业上的作用。另一方从大的网络平台来说由于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和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传统的言论自由理想在现实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法律必须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和形势的要求,不断完善和调整。 新闻法论文: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新闻法设想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纲领,对传媒业的影响不言而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肩负的重要职责,在法治背景下,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既是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新闻媒体自身的需要。规范舆论监督,迫切需要一部完备的新闻法。 关键词:舆论监督 新闻法 设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对传媒人来说是最大的福音。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得到凸显,无论是改革还是新闻传播,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新闻舆论监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的要求。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他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体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体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我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体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个社会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对委托出去的公权力的制约实现程度及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命运。当新闻舆论监督被人们认定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权力时候,在公众的意识里,媒体的舆论已经被视做一种力量――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新闻舆论监督这种力量的持久有效必然依赖于法律的保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有效运行要有立法作基础,新闻舆论监督行为要靠法律引导和规范。 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①如前所述,美国法律既明确规定了大众传媒应享有的一些权利,又毫不掩饰地对这些权利予以限制。美国对报刊、电台、电视台节目内容的事后追惩,主要针对三个方面的言论,即煽动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言论、诽谤性言论和淫秽性言论。②发表上述言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早在1997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学者郑保卫近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的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③新闻学者孙旭培希望新闻法、出版法的颁布早一点。④因此,新闻立法工作应该首先选择在两至三个规模较大的城市施行,在此基础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及其不足,然后进一步修改新闻法规,扩展到全省施行,在两至三个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酝酿制定一部成熟全国统一的新闻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具体来说,新闻立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新闻立法有利于我国新闻事业有法可依,规范运作,一方面确保新闻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限制滥用新闻舆论监督,积极参与世界舞台新闻事业的竞争。 一、《新闻法》应明确地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然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也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更应该而且有可能享受这一基本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由于宪法在我国目前的非诉讼性,使得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治国的“根本大纲”,反而失去了它本身也应该首先是一部法律的基本性质。老百姓知道有宪法而不用宪法,宪法因而缺乏法律权威,在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形成依宪治国的根本理念,同时还需要一部特别法来贯彻实施宪法的这项基本权利。而人们呼吁制定的《新闻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通过《新闻法》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可从意识上树立新闻舆论监督是一项确确实实的法律权利应该予以保护,还可从实践中通过司法途径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二、《新闻法》应强有力地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当列宁批判德意志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谎,就是骗人的时候,他认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权”的自由。⑤这是在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广大的劳动人民之所以享受不到这种自由,就是因为劳动人民已经被剥削得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去享受这种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自由。此外,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中更大的障碍还来自非法的或不当的干预与破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应当为公众服务的所谓公仆却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这样的保密观念不仅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也损害了民主过程;这样的保密观念的预设前提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彼此不信任,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⑥因此《新闻法》在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时,还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进行保障,需要明确规定一切破坏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三、《新闻法》应合理地限制新闻舆论监督。不管是马克思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⑦还是所讲的,“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⑧总之,我们在《新闻法》中确认与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时,也必须明确享受权利的限制,即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对“新闻舆论监督”已经做出的限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新闻法》中对新闻舆论监督做出合理的限制,主要是规定享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同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这种规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种合法的限制本身来排除其他非法的限制。 四、《新闻法》应通过其他辅助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预防制与追惩制是世界各国对新闻出版采取的两种制度,而书报检查制度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国当前,新闻出版领域除了报刊社的成立必须履行许可登记的程序之外,法律未对新闻的出版规定检查制度,实践中是由报刊社内部的总编、编辑进行具体把关的,是一种“自律”,只有在广播电视领域才对进口影片等进行“发行许可”。因此,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通过一些辅助的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国入世以来,许多传媒法规位阶较低,有些法规带有试验性质,在执行时会带有一定弹性,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做出新的修改。⑨ 五、《新闻法》应禁止非法剥夺新闻舆论监督,触犯《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除外。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那么以此为根本内容的《新闻法》就应该明确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新闻舆论监督,唯一的例外情况就只能是《刑法》分则第一章所调整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新闻法论文:如何理解新闻法治 【摘 要】 本文概述了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解读了新闻法制涵盖的内容: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法治;新闻法治;权力与义务 一、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 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对法治的定义是“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在这里,“良法”和“普遍服从”是法治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应该具有普遍约束性,应该被普遍地服从,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威。法律是普遍具有理性的人们共同同意的,以理性对感性欲望,要求和冲动加以必要约束和限制而形成的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推崇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基于对法律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法制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个体人性都带有恶的一面,都有可能作恶,因此,要将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防止人的恶性外露于行。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如此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律能够使得社会的运行更加有规则可循,使社会变得有序,它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能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到有规章可循的轨道上。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它意味着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事先规定与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一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1]由此可见,哈耶克眼中的法治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的一种手段,它的目标就是增强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保障民众的权力。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法治”可以理解为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那么新闻法治也可以被认为是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法规或判例,来确定与新闻媒介有关的权力、义务”。[2]根据这个定义,新闻法治应该有两方面的形态,首先是所有涉及新闻传播活动、对此有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宪法、刑法等;另外它应该还包括专门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活动的立法,或以更具体的报刊法、广播电视法、电子媒介法等细分的单行立法的形式存在。[3]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两会中出现了提倡新闻立法的提案,1983年年底获得人大的同意,但目前我国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主要以第一种形态存在,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 二、新闻法治的内容 现代的法律从来都是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因此新闻法治也应该是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与对其职业的限制。新闻法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 权力与义务的对立统一是对二者之间基本关系的概述,新闻法治作为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也应该具体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力应该具体体现在他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记者)应该拥有报道采访与舆论监督的权力。权力与义务的相对统一性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实现一定的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应该包括如实反映所报道事件的原貌、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等等内容,这种义务应该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尊重,或者是体现为一种新闻行业的自律,通过这两种形式来体现新闻行业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尊重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以事实为依据等。 2、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 近几年来由于新闻活动或者新闻报道引发的案件或纠纷不胜枚举,关于某些新闻报道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格权、肖像权、名誉权的讨论也一直是公众所关心的话题之一,除此之外“封口费”、“有偿新闻”现象也为公众所关注。比如说在2008年为民众所关注的“山西一煤矿瞒报矿难,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事件中,人们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也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应该对这些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新闻媒介的活动更加有章可循。 3、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以及各种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权限范围做出相关规定。新闻应该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因此它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但是由于来自各方权力的渗透与无形制约,新闻报道往往会屈从于权力团体,造成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因此符合新闻法治理念的法律应该对此做出规约,调控新闻界与权力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新闻自由,对权力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行为做出相关规定以保障新闻能够真实的呈现给普通民众。比如说在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绝密文件泄密案件中,反战的信念促使绝密文件的提供者埃尔斯伯格将越南战争的真相告诉美国民众,为此他不惜冒着偷窃和泄密之罪名,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复印了全套文件,并将之披露给了《纽约时报》。经过了四个月犹豫和研究之后,该报决定以记者调查报告的形式每天发表六个版面,连载十天,这被官方认为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司法部部长便警告《纽约时报》立即停止连载这个文件,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报纸。 如我们所知,这场官司以尼克松政府的败诉而收场。新闻法治作为调控新闻行业与其他部门、团体之间关系的手段理应对政府、组织、团体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做出合理的规定。 新闻法治应该是对涉及新闻领域的多方面关系进行管理与调控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新闻法治是对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根据目前我国法律中涉及新闻传播的条款,新闻法治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与知情权、维护人格权、更正与答辩权、保密权等”[4]这些理念更多的是从义务方面对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相关行为做出的规定。因此新闻法治也可以被理解为保障新闻自由,同时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和治理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理念,它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新闻法论文:高等院校新闻法课程教学新思路探究 摘 要:新闻法学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作为规范和限制记者实践操作的新闻法学在当今时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加之在现代化发展中法律体系的不完备,新闻法学的教学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有法可依,尚不完备”的状态鉴于此,总结在新闻法教学中的不足,得出了关于新闻法教学内容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是案例教学法;二是模拟法庭法;三是头脑风暴法;四是小组专题讨论。 关键词:高校;新闻法;教学方法 现在的中国是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资讯高速增长的时代。新闻学教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和创新。新闻法是新闻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规范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的新闻法学开始日益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笔者作为从事新闻法教学的教师,从总结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出发,认为在新闻法的教学中,有两项内容在以往的教学环节中被大家普遍忽视。其一就是针对新闻法课程中理论知识的基础部分还需夯实和补充,其二就是针对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上还需改进和突破。那么,笔者就从这两方面一一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夯实和补充新闻法课程的教学内容 作为日益引起重视的新闻法学课程,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越来越多的开设,同时,也鼓励和建议学生多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多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而系统、具体的学习散见于诸多法律体系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这一任务实在太过巨大,所以,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不能完全做到。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主要讲授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那么,笔者认为新闻法教学主要内容的讲授除了教材中指定的部分外,还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介绍我国新闻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是对学生在讲授新闻法渊源时必须强调广义的新闻法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宪法。宪法是近代形成的民主制的标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或称最高法、基本法。各国都把宪法有关内容作为新闻传播法的最重要的渊源。二是法律。在我国,法律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法律。在我们的基本法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比如我国民法中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刑法中也大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例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成,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四是地方性法规。总之,通过对我国新闻法现状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我国目前与新闻活动相关的法律规范,便于在将来从事新闻活动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 2.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让学生了解的新闻法内容之一。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力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记者对自己权利的概念不清,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代表政府和人民利益,似乎自由的无边无界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滥用权利的现象。因此,教师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描述清楚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更要描述清楚其义务。要让学生明白,新闻工作者拥有的是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我国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新闻记者不是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是国家管理活动。教师尤其要把容易引起新闻纠纷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给予详细透彻的分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 3.为什么我国现在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 我国现在还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新闻法必须规定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普遍性,但是,现在传媒按行政等级划分,实际上记者也存在这种等级差异性,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矛盾是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专门《新闻法》的最基本理由;二是新闻法的稳定性与舆论导向随机性的矛盾也是理由之一;三是新闻法面对作为社会行业的新闻业的禁止性规定与作为具体的党政机关一部分的传媒宣传纪律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法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恩格斯)。法愈开放,对统治阶级中个人的任性的限制愈大。 总之,在新闻法的教学内容方面,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关于以上的理论知识,这是学习新闻法的必要前提。 二、改进和创新新闻法课程的教学方法 在当代高校的新闻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当然,这也是由这门课程本身的特造成的。新闻法本就是诸多法律条例的汇总,理论知识点丰富,课堂中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所以就形成了偏重理论讲授的课堂风气。这样的课堂设计自然带来了比较单调、呆板的课堂环境,学生普遍反映新闻法学课不生动、不有趣,学习兴趣不浓厚。鉴于此,笔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总结出了几点改进的方面,希望用创新的形式来进行新闻法学课堂的设计。这几点改进和创新的方面将分别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头脑风暴法和小组专题讨论来一一叙说,希望能够引导学生从现实实践中学习新闻法,来培养他们对于新闻法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最终能增强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案例教学法 在新闻法规教学中,如果只是对课本内容“照本宣科”,学习兴趣就很难调动起来,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先要系统梳理,精选案例,把这些枯燥的理论讲“活”,这样才能增强学生在新闻采写中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意识。 案例教学法是指运用身边发生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说明道理,给学生的行为以启发的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由老师讲透原理,然后剖析个案,课后由学生分组搜集案例并讨论,并在课堂上按老师的要求进行剖析。例如,笔者在讲授“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这一节内容时,给出了案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首先讲述了什么是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同时分析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中的违法行为,要求学生对这起案例的每一处违法细节进行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舆论监督权利的结论。进行案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获知新闻事件时能通过法律专业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成新闻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模拟法庭法 模拟法庭法是从法学教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概念。模拟法庭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笔者在讲授“新闻与司法”这一章内容时,曾引用了“王彬余悲剧”这一案例,希望借此让学生明白“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课堂上,针对案例中的“王彬余案件是否该判死刑”这一问题进行模拟法庭。这一堂课学生们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学生在课前搜集了详细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各方“律师”和其他“角色”语言犀利,法理充分,给出了详细、准确、很有见地的意见。通过这一堂课,训练了学生们的辩论技巧、庭审技能,让他们学习了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司法制度等知识,令他们更深刻地领悟到新闻的操作及运用,也让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法律的魅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3.头脑风暴法 所谓头脑风暴,是指专家群体决策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头脑风暴指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新闻法课堂教学中采用头脑风暴畅谈会,一方面可以结合全班的智慧,开创新思路,寻求更好更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师生互动。笔者在讲授“商品信息的和报道”这一部分内容时,介绍了广告信息在传播时出现的一些不合法不合常识的地方,但是却依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正常传播的案例,在课程上针对此问题组织学生民进行头脑风暴畅谈会,希望能够得出比较有效的可行性解决方案。结果是同学们对此问题畅所欲言,确实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意见和方案,开拓了思路,活跃了课程气氛。 4.小组专题讨论 顾名思义,小组专题讨论的概念就是将全班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专题,小组成员内容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方法将大的议题划分,细分任务和责任,并逐一落实,有利于任务更有效地完成。同时,各小组内容讨论、消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写作精神,一举两得。笔者在讲授“特殊新闻的和报道”这一任务时,曾就“突发事件”这一特殊新闻在和报道中的注意事项交由学生们分小组讨论完成。其中,各小组负责一个突发事件新闻,小组内容分析这一突发事件在信息和报道中的问题,最后在全班逐一给出个子结论,最后由笔者汇总,成为这一任务的最终答案。 三、结语 新闻法不仅要做到坚实的理论知识的教授,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总结和提高。也就是说,新闻法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播新闻法律知识外,也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感受、理解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是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水平法律工作者的重要途径。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制的发展与思考 【摘 要】新闻法制可以说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在探索阶段。但是,为加快建设中国的新闻法制体系,就势必要对新闻法制的产生及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新闻法制中适合我国的部分加以借鉴。文章试从以上问题提出对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可行建言。 【关键词】新闻法制;新闻法 一、新闻法制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法制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式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新闻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斗争的胜利,19世纪以后,新闻法律制度也逐步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 西方的新闻法,是指国家在调整新闻传播过程中而产生的规范公共利益、公民利益和法人利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豍各国的新闻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第一,针对新闻活动的专门单项立法。比如法国在1881年制定的《新闻自由法》,瑞典的《出版自由法》等。第二,有些国家没有单行的新闻专项立法,而是根据宪法、民法等基本立法中有关新闻的有关规定而规范新闻活动。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外,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在这些国家内,往往也依据对已决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新闻活动进行规范。纵观国外新闻法制的发展,主要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没有新闻法制到严格的新闻管制,再到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法制态度的摇摆,最后到现代法治国家中对新闻活动立法规制的完善。 我国的新闻法制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报状”、“观察使牒”和“定本制”,到了清末民初,更制定了《大清报律》和出版法,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也制定了《国民暂行报律》,袁世凯也出台了《出版法》,国民党政府时期也颁布了《出版法实施细则》和《新闻记者法》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中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在现行的我国宪法当中,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建议等权利。 我国的新闻专项立法早在1980年赵超构先生就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到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新闻法研究室成立,我国的新闻立法正式拉开序幕。到1988年,全国有三个新闻法草案,1989年以来,虽然制定工作停滞下来,但是邓小平曾指出“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豎1997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豏截止到2012年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兼有规范性文件,并遵守国际公约的新闻法制体系。 二、新闻法制的形式和内容 新闻法制的形式可以从新闻法的渊源的层次上进行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宪法或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第二,专门的新闻法为核心的基本法律;第三,新闻法规;第四,其他相关规定。 虽然新闻法的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可以说是新闻法的根基,它应该允许新闻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在不超过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报道。第二,新闻监督权。这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及时披露及做出合法性评论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闻监督权,必须有严格的界定,不能以监督为名冲破司法的界限。第三,新闻的社会责任。新闻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要负担相应的义务,要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良知。这就要求新闻行业要进行行业自律。 三、完善我国新闻法制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新闻实践中,随着有关新闻诉讼的个案的出现,如何建设一个规范而有效的新闻法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其中,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进行。 第一,树立新闻法治观念,正确认识新闻立法。 在我国新闻专项法律制定的道路上,一直困难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转变。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我国新闻法治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新闻法治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其中的问题。新闻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有了新闻法治的保驾护航,新闻行业的发展必将更蓬勃。而且,从总体上讲,新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我国树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际形象的最好办法。 第二,完善新闻法律体系,制定专项新闻法。 虽然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等,但是总体而言却缺少新闻法,这样使得新闻法律体系缺失了专项基本法。所以,加紧制定专项的新闻法就成为整个新闻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最重要一环。 制定和充分实施专门的新闻法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发作用。大法治环境的确立无疑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的有力的环境保障,同时,新闻实践的发展也不断的呼唤专门新闻立法的出台,同时,新闻实践也为新闻法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准备,所以,制定出适合我国新闻实际的新闻法势在必行。 新闻法论文: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角度探析癸丑报灾发生的深层原因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对报业的控制是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十分黑暗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报业史上的巨大劫难“癸丑报灾”,它带给现代新闻研究者的不仅是其体现在表面的理论价值,更是隐藏在背后的关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发展内在规律的研究价值。研究癸丑报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现代研究者更好的全面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更全面的认识癸丑报灾产生的主观、客观因素,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角度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 【关键词】癸丑报灾 北洋政府 新闻政策 新闻自由 一、社会背景因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在当时可谓“万马齐喑”。政治上广泛动荡,各系军阀虎视眈眈;经济上迟滞不前,内战频仍民生凋敝;文化上想方设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新一轮的文化领域斗争一触即发。 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袁世凯设计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同时藐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专门出台了包括《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出版法》等管制新闻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他还在制定其他法律的过程中加入了对新闻事业的管制的规定。制定出台这些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政策的原因。是袁世凯政府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政策内涵所导致的,更是北洋政府意识到了历史经验中报业重大力量的结果。 在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实则是为加强专制、复辟帝制,不断进行新闻立法建设。成为了癸丑报灾的始作俑者。 二、矛盾激化过程及导致报灾的直接原因 在辛亥革命之后,报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极盛时代,但是到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与国民党各自在势力范围内加强对媒介、舆论的管制致使本来深厚的矛盾被更加激化,袁世凯更实在取得全国统治权后进行个人独裁,各种法规的限制使报业陷入低谷长达四年之久。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民贼独夫”等语言斥责政府,激怒了袁世凯。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予以“严重取缔”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的报刊只剩下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至此,“癸丑报灾”的直接原因——北洋政府的残酷新闻管制政策,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果实之一——以无限制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彻底摧毁了。 三、世界新闻思想影响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各种新旧观念百家争鸣,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大时代的浪潮下,留学海外的学生们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洗礼之后,将一部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带回中国,其中就包含了资产阶级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的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言论政”,他们一直在努力向统治者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个理论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在将新闻自由广泛传播的同时身体力行,创办报刊。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将人带回原地。众所周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洗礼才逐渐被人广泛接受。在社会发生激烈变革思想异常动荡的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仅凭一腔热情对其空空追求甚至因此斗争,必将会和当时的政权及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念并且坚定的传播着这一思想,但是他们大多数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他们既有传播新思想的积极性,又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这样的双重性成为了他们在传播民主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章士钊在《论报律》中阐明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这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可以说,从西方的自由思想上,中国的报人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启示,在思想上催生了他们的自由观。产生了与限制新闻自由法令相斗争的观念,进而指导了这批报人的斗争。 四、报业追求“绝对自由主义”的主观因素 事物的发生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固然北洋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根本上造成了“癸丑报灾”的发生,但报业对新闻自由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客观经济基础不符的“空想主义”也是这个报业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所在。民国初期推崇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是与当时国情不符的媒介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空想自由主义”的余温。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清末民初新闻自由造成很大戕害的是绝对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不要报律、不遵守报律是其典型表现。这种表现在清末尚有促成封建王朝瓦解的积极作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是非理性的,弊远大于利。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是残酷的,但新闻界的‘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并煽动暴力,却为报灾埋下了伏笔。” 事物在对的时间经历对的状态才能使历史产生最顺畅的前进动力,然而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盲目的追求绝对自由,且进行宣战、对抗、一味的批评甚至讥讽,也是造成其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洪流中带来了传媒和法律进程的无限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想要传媒人能够真正有尊严的为民生立命为大众疾呼,就要在根本上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制定中立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我们只能说,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光芒和勇于求索的勇气,但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中所难免暴露出来的空想自由主义思想的弊端也是应该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所警醒和借鉴的。 新闻法论文:从传播效果看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案例教学法特点的基础上,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问题,认为应首先重视理论的讲解,其次重视课堂讨论,以期提高教学的生动性与典型性。 【关键词】 传播效果;案例教学;新闻法规;课程应用 一、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 传播效果从广义上讲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传播效果是和传播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也是检验传播活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讲按照传播效果发生的逻辑顺序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以及最终引起的行动层面的效果。 在高校专业教学工作中,因部分专业课程的高度理论性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下,课堂反应平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传播效果。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新闻专业新闻法规课程的教授工作,新闻法规是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总体上来讲理论性较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律规范性课程,从教材上来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新闻法制知识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讲解。教材的这种结构体系,对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要掌握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而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发现,很多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空白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讲到新闻侵权的构成条件时,为了使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掌握的牢固一些,要先引入在民事案件中,构成一般民事侵权的要素,再进一步引申到、具体到新闻侵权的构成。而在考试过程中却发现,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产生混淆。 二、以提高传播效果为设定目标的案例教学法 1、案例教学的兴起 案例教学是一种通过模拟案例场景,进行案例场景再现等方式,将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典型教学方法。该方法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哈佛学院前院长提出,之后被广泛推广到全球各地,并被较多的运用到医学、法学、军事学等专业教育的实践教学领域。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它是对现实问题中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综合反映。案例教学中选用的案例多数来源于现实社会发生的真实事件,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环节中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和较强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呈现在课堂教学中。因其来源于实践,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其积累社会经验提供帮助。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应首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设定好相关教学内容,并根据每项教学内容有目的、有主题的选定教学案例,之后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组织学生开展对案例的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广泛交流活动。针对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笔者采用了目前教育领域中得到广泛推荐的这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1)案例教学法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性。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所选择的事例多数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直接反映出教学内容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是也是要根据教学需求选择一些好的案例开展教学。重在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其将专业理论内容紧密的设置在教学环节之中,也直接有效地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案例构成的综合性。教学案例的多数都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因其典型的社会性特点,表现出案例内容并非只是单一的表现某一项理论,它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和多元化。鉴于此,学生可以通过对案例的深入体会和剖析,逐层多角度的进行探讨的认识。 (3)传播效果的启迪性。文前提到传播效果的第一个层次是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从案例教学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记忆。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这一层面则能够通过学生对案例教学的课堂积极性充分的反映出来。 三、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 新闻法规课程主要向学生们介绍新闻法制的基础理论,以及引导其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针对新闻法规课程的这个基本情况,笔者设计了讲练结合为主线、课堂讨论和案例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并且在本学期的课程中具体实施了这个思路,希望可以通过理论讲解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新闻事件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具体来说: 首先是理论的讲解。由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新闻法规教材理论内容较多,案例相对较少,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所以在讲解理论的时候,教师应首先结合学生的层次特点调整教材的结构,对教材进行大胆设计和取舍以凝练主题。比如针对法制特点部分,教材上强制性、集权性、统一性、阶级性,而实际上,在具体应用中,我们很多情况下常用后两种。所以在实际讲授中,讲授者可有意识的加强后两种方法的讲授。而另外一些章节,比如就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章节,可做以充分的讲解。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最有用的知识。而这两个部分均可以根据其特点选择案例。尤其是对于新闻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完全可以广泛收集选取报刊电视最新的例子,整个授课过程所讲授的例子除了经典例子之外,大都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此外,还适当为学生介绍一些中国香港及国外新闻节目的一些做法,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而且教学效果很不错。 然后是重视课堂讨论。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一种好的教育,应当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学习中去,享受求知的乐趣,享受智慧的升华。对于学生自己已初步形成教师通常会围绕一个问题首先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看法。对他们提出的有创见的想法予以鼓励。针对学生具有一定理论认识基础的部分,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导入、案例分析、假设结果模拟预测和案例总结等阶段开展教学。通过从案例讨论中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最后可以让学生自行总结,也可以教师总结,讲明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在总结中,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给参与者以鼓舞。 四、案例教学法在传播效果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层次的要求,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教师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充分认识,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要能够根据教学重点和教学目的有计划和针对性的设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环节。因此,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并能基于这一设定要求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综合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它可以在映射教学主要内容的同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摆脱了单一理论教学的纯“真空化”缺陷,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简单培养提供教学资料。 新闻法论文:西方国家新闻法探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是最高的又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政府、政党、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施法律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司法,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无论是他律的行为规范还是自律的行为规范,其基础都是法律。所以讲新闻管理和自律,必须先讲法律。新闻法治是现代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理想的新闻自由就是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介的活动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自由,只受司法的约束。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积极行为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干预也在日益深入,如果说对于报刊等印刷媒体的管理主要还是在于经济活动,即把报刊社作为一个企业那样来管理,那么对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对新兴的互联网,行政也已经开始介入其中。 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一条行为规范,是对国家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个体的共同规范,它要求把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强制性的外界约束减到最低程度。所以西方各国新闻事业大都有发达的自律机制,通过自律使新闻事业能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不致妨害社会和统治者的整体利益。 了解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法”,主要不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以“新闻传播”命名的法律,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个法律制度对于本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哪些规范。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有充分保障新闻自由的普通法传统。除英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在宪法性法律中对新闻自由加以保护。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公民的言论或新闻自由”。1949年颁布的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并有自由采访一般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报道的自由予以保护,不受检查。”《俄罗斯宪法》(1993年)第29条第5款规定:“保障大众信息自由。禁止新闻检查”。印度宪法第19条第l款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法律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现代新闻媒介法的基石。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大基本理念。这个原则其实只是对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规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只是保护和限制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区别。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直接保护”,宣布不能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实质上是主要通过司法来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提出一些限制原则,干预新闻传播活动。二是以各大陆法国家为代表的“间接保护”,亦即由宪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立法限制新闻自由,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法律包括“新闻传播”的专门法。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兴起的“人权保护”。这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代表,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因为英国以前在法律上从未规定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这项权利在普通法里只是在扣除了一切限制后才得到承认,故被称为“剩余权利”,直至1998年英国制定了同《欧洲人权公约》接轨的人权法案,才有了对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进行保护的法律条文。 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和作为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制度有很大的虚伪性,面临着种种困境。 从保密和信息公开、禁止诽谤、保护隐私等方面来了解各国有关法律规定。其中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承认新闻自由同维护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法律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如,任何国家都有保密制度,而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公开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制度。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纷纷制定信息公开法,就是对何种信息必须公开,何种信息必须保密,信息公开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泄密如何制裁等予以规范,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它一方面规定政府承担了向公众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公众向政府索取信息的程序,另一方面规定有九项豁免披露的范围。 对媒介的管理,西方国家也是存在差异的。美国是大部分信息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的最大控制者,是公认的网站建设最成熟、信息化工作开展最彻底的国家。美国政府通过一个个完整的、连续的、层层递进的规划,实施信息化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的网络发展战略还在全世界带来强烈反响,促进和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建设。美国一直重视信息法规建设。这些法规还体现了美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既限制又保护个人的权利,既保障公民合法的权益不受侵犯,又限制公民侵犯他人利益、危害社会的行为。美国的信息法相对他国而言,是较为全面的,涉及电话通信规则、行业进入规则、数据保护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等,既有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对细节的具体规定。面对美国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成就和互联网在世界的迅速兴起,欧盟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相关的服务具有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体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组织效率等作用,同时为了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局势调整和制定欧洲信息社会的发展计划。如“增长、竞争和就业”白皮书、“本杰曼”报告、“欧洲通往信息社会的道路――行动计划”、“欧洲电信政策的形势报告”、“信息2000年”等。欧盟针对信息建设及其管理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性和立法性的文件,表明了欧盟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文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遏制网上非法有害内容和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涉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隐私权、消除各类网络犯罪和有害内容等。(2)关于泛欧电信网络的建设。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相应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国外的新闻立法经验对我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美国的诽谤法,以及波兰、匈牙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新闻法》等。 首先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在西方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名誉权都被认为是基本人权。西方的新闻制度虽然还不完美,但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新闻制度和新闻法制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某些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的借鉴与参考。在这些国家里,新闻媒体都自觉地和政府保持距离,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了监督和制约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 其次是新闻自由必须受制于新闻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有不少新闻媒体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公司或个人的名誉和隐私权,因此,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新闻法的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的司法界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维持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再次是新闻媒介必须提高法律意识。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在涉及个人名誉的报道时,依然是谨小慎微。毕竟,作为基本人权,名誉权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报道,也是为了避免旷日持久、耗费巨资的诽谤诉讼,《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美著名大报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部。律师事务部的责任是与编辑和记者合作,确保那些批评政府和官员的重头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对那些可能使当事人的名誉遭受损害的新闻报道,必须反复核定事实的细节,由律师确认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后,才能发稿。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闻报刊,大多采取向保险公司投保“诽谤保险”的办法来避险。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治化的困惑与出路 当今社会,新闻传媒由于其自身搜集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等特性,已逐步成为公民实施言论自由权利的主阵地。完善的新闻法治环境不仅能使新闻活动更加规范,而且更能有力地保障新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写进了宪法。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立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虽然当前新闻法律体系中有大量由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等级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中部分条款不同程度地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给予一定的规范,但至今却没有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新闻法,这将直接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过于空泛而无从落实;新闻采访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生命线,虽然记者的采访权在事实上得到了默许和认可,但却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记者享有“采访权”、“报道权”。因此,一直以来,制定和颁布《新闻法》成为不少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呼吁的对象,并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闻法的缺失使新闻法治化陷入困境 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1980年9月,赵超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然而,20多年过去了,《新闻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新闻法的缺失,虽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活动无法可依,但却给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闻法》难产的原因在于对新闻法的性质、功能等关键问题的明确上,行政部门、立法机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这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有:如何界定和表述《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新闻媒体和出版社要不要主管和主办单位等。在新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 新闻法的立法目的难以明确阻碍了新闻事业法治化,新闻立法的宗旨是傈护和发展新闻自由,但也强调了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限制和约束,成为立法与否旷日持久的争执核心。2 新闻法中关于媒体创办权的规定存在难点。曾任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过《新闻法》的孙旭培研究员认为,《新闻法》一时难以出台,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法》应该规定谁可以创办传媒的问题,面对全部媒介国家化的情况,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公民和法人能否参与创办传媒?目前的《新闻法》草案被要求不涉及创办传媒,而《出版法》却规定:这样的《新闻法》显然违背《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如果允许公民创办传媒,则又与我国现在的新闻体制不符。 因此,为了改变新闻事业在现实中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摆脱无法可依的现象,必须加快新闻立法的速度和进程,以保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需要新闻立法来约束各种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保证舆论监督的公正和力度。 新闻法治化需要重视的问题 《新闻法》在全世界很多法治国家都是一部除宪法以外的重要大法。在民主国家,新闻媒体被看作是除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在我国,新闻媒体也扮演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十年的法治建设和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社会环境;法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新闻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前提;大量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案例,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现实基础。199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的法制建设。要加快立法工作,加强依法管理,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法》的颁行已经为时不远。 1 坚持党领导下的新闻法治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都是由党委宣传部门领导,虽然新闻体制逐步放开,但是对媒体意识领域的监控从未放松,部分人认为新闻立法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实际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新闻立法只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对新闻规律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的认识凝结到新闻法中,就能充分体现党的引导作用,从而使新闻法中的自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2 加快新闻法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为保证新闻主体依法实现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新闻立法必须建立和健全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既包括因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侵权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应包括基于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责任,以及因触犯刑法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等。 3 新闻法治和新闻自律并举。新闻自律机制的功能,首先是“限制”性的,既约束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使之恪尽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又通过自身行之有效的工作,避免政府直接出面制定严厉的法律。新闻法治与新闻自律并举,使两种机制中“张力”与“限制”互补。政府通过参与建立自律机制,既能达到规范新闻媒介的目的,又可避免与之直接冲突,可以有效弥补新闻法治刚性带来的不足。 总而言之,《新闻法》的制定势在必行,其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新闻采访权等问题作出的大量规定,必将更加完善目前的新闻法律体系,加快推进新闻法治化建设,在新闻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与自律并举,自由与监督并行,才能使新闻事业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和张扬。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在历经数次提案后也开始酝酿。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新闻法的立法原则、条文的构建甚至立法的必要性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争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分析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保障新闻工作者执业权利的需要 新闻是人们了解周围世界的一扇窗户,通过不同渠道的信息获取。人们可以了解时政要闻,拓展知识,开阔眼界。锻炼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闻舆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促进民主与法制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上述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首先有赖于新闻工作者不受阻碍地自由执业。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救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被无端阻挠、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设备被抢夺、损毁,甚至遭受人身攻击、非法拘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执业权利已有上位的《宪法》和基本法《刑法》等进行保护,无需制定新闻法。但应当看到,《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条文大多较为宏观、抽象;特别是《宪法》在我国具有不可司法的特征。不能成为个案的审判依据,显然需要下位法予以落实和细则化。而《刑法》虽设立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但针对的是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对于阻挠、干涉新闻工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上述罪名保护的客体是生命权、健康权而非新闻采访权。换句话说,并未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职业身份进行立法保护,而是仅仅将其视为一般公民。 应当看到,新闻采访权并非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如果新闻采访、报道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报道权需要法律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保障,必须通过新闻法的制定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执业地位,全面保障其合法的执业权利。 保障新闻自由的需要 当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时。新闻自由开始从一项“自然权利”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制度权利。对于新闻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也已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共同选择。 新闻法从其性质上来说应该是新闻自由法而非新闻限制法。首先。新闻自由是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手段。现代的大众传媒能够使人们足不出户便了解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消息,通过文字、声音、影像、图片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和陌生。其次。新闻自由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作为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在抑制政府违法、防止政府滥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最后,新闻自由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通过事实真相的获悉和参与评价。原本分散的个体意志被凝聚成群体意志为国家所重视。新闻法恰当的文本表达必将使新闻自由的理念得以最大化的落实。 规制新闻活动的需要 新闻自由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绝对无边际的。新闻自由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现事实、针砭时弊、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必将对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这就使得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成为规制新闻活动提供准据和尺度。 增强新闻工作者责任心,抑制失实新闻报道。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为了赶时效、抢新闻,不做深人调查就草率发稿,导致报道失实。更有甚者,甚至炮制虚假新闻。“纸箱馅包子”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者”利用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扰乱视听。导致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影响极为恶劣,也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新闻法作为新闻界的行业规范,其早日出台必将督促新闻工作者坚持职业操守。从根本上杜绝虚假和失实新闻。 理性的角色定位,保持适度谦抑。“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新闻媒体是事实的守望者。而非法官,不能挟民意以干涉司法。因为有时民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和客观,甚至给司法活动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影响。新闻法的出台将引导新闻工作者找准角色,理性定位。 规范新闻内容和新闻用语。新闻报道受众广泛,其真实性也被视为常态的,因此发挥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用语必须加以规范。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告诫英国新闻工作者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不应过于详细,以免读者效仿。负责起草这一准则的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成员莱斯・欣顿说:“我们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媒体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常常导致(读者)模仿自杀。”作为新闻业的行业规范,新闻法应当制定相关规则限制新闻报道淫秽、歧视性、低级趣味的语汇和内容,避免误导,杜绝错误的价值观。 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公民私权同样是宪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的对象。公众知情权的获取不能以放弃、牺牲公民个体权利为代价。然而一些媒体、记者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随意采取秘密潜人私人住宅、跟踪、隐匿摄录等手段:为突出真实感和现场感,不惜任意曝光公民姓名、肖像及其他个人信息。新闻法的制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在两者之间找寻和把握恰当的尺度,并予以细则化、可操作化。 新闻法论文: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 摘要: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法国的新闻法规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法的形式特征上看,法的调整机制的变化最为明显。本文从法的调整机制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后法国新闻法规的变化和发展,从中透视新闻法规的进步,兼论新闻法规进步的部分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控制 新闻法规 调整机制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结构),反映着法的价值的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制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可以透视不同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序列。”因此,研究新闻法规的调整机制对于透视新闻法规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近代法国法无论内容、原则和形式,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法;它系统并且直接地反映出反封建的革命成果,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因而是早期资产阶级法的典型。”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完整地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其新闻法规也因此有着明确的进步历程,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本文所探讨的新闻法规。意指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和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与新闻出版内容相关的规定。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基亟调整机制 专制时代,“君权神授”思想大行其道,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统治状况。 法国在印刷术传人后很快颁布各种管制出版和发行的法令。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政府确立了印刷出版特许制和审查制,1521年。法兰西斯一世禁规,此后又一再颁布法令,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当时,天主教会还对一切出版物实施严格的检查。禁止教徒阅读“蔡书”。怯国第一张持续出版的周报是1631年勒诺多创办的Gazette,该报经首相推荐,国王路易十三特许出版。“在法国,王权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控制权,通过敕令、文告指挥着最高法院与教会检查和控制出版物。” 当时法国的新闻法规采取成文法的形式,主要的调整手段有书报检查制度、办法许可证制度、特许制度、追惩制度和限制规模。违反了新闻法规的记者、出版商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法院审判就被宣判有罪,上诉权得不到保障,甚至可以完全没有法院审判过程就将记者、出版商等处以刑罚。这时的新闻法规要求新闻记者和出版商承担义务的客体一般是君主、教会和法院的统治权力,而很少涉及或不涉及社会的利益、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由当时的统治方式决定的:第一,君主代表国家,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所以国家立法得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限制媒介;第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人们很少有主权意识,也没有成形的市民社会,所以新闻法规并不对君主、教会以外的权利进行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机制 大革命后,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法律代替命令成为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新闻法规的内容更加规范了,包括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的保护和对新闻事业必要的限制。 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揭开了新闻法规权利本位时代的序幕。确立了公民的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作为《人权宣言》的继承和发展的《世界人权宣言》又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使新闻自由拓展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在实践中,新闻自由在法国并未从此畅行无阻,革命时期也有书禁和书报检查。拿破仑上台后也开始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路易十八复辟后继续进行出版前检查、二战时也曾实行过战时检查制度,等等,但是公开宣布出版自由和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并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国可谓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出版自由法》,规定印刷和出版自由,废除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并且把新闻出版活动争议的裁决权归于司法而不是行政。法国现行的《刑法》、《民法》、《军事审判法》等对报纸刊载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规定。1947年通过的《梵希特法案》标志着报刊自由发行的原则得以实施。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在国家通过禁止公开信息而对出版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时,国家应当履行非常严格的强制性标准。来作为免责理由。因为法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所以共同体法也是法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具有法律效力。1999年的Fressoz诉法国案就以Fressoz胜诉结案。这也是法国新闻法规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1978年7月制定的《行政文书公开法》,成为规定法国信息公开的法律。 对新闻出版进行必要限制方面。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煽动犯重罪和轻罪”、“妨害公共事务的犯罪”、“妨害个人罪”、“伤害外国国家首脑和外交官员”等罪名,并在第五章规定了“诉究与制裁”。其中第27条针对提供虚假信息。规定“出版或复制错误的新闻,捏造、伪造或谣传新闻,如其扰乱了公共治安,并属蓄意之举,则处以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五十至一千法郎的罚款。或仅处以二项惩罚中的一项。”第29条针对诽谤和侮辱,规定:“一切对某一事情的断言或指责损害了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名誉和声望,即为诽谤。以侮辱性的语言。蔑视或抨击性的词汇肆意归罪于人即为侮辱。”这些对于新闻事业的限制性规范,就是为了保障新闻事业不在非必要的条件下侵犯公民和法人的自由和权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政府的义务主要体现在维护新闻自由、确保信息公开等,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而设。法国新闻出版业的义务主要体现在提供真实信息、不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遵守法律、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除了针对国家和政府以外。还出现了更多针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内容。这时。新闻出版业和政府承担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并不常见。从而保障了国家和政府、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的权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进步。法国的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新闻法规也逐渐开始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互补关系。 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变化的原因 从专制时代权利义务相分离,到资本主义社会权利义务相统一。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日趋完善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社会制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使公民个人及新闻事业的权利得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认可,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天赋人权”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合法化,新闻事业的权利作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外化和延续也随之合法化。新闻法规在赋予国家和政府权利的同时。也就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义务以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二,分权原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掌握法 国政权后,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分权代替集权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875年宪法、1946年宪法和现行的1958年宪法都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需要遵守的法律来自外部。这样可以使对行政权的授权性条款有合理的限度而使义务性规范得以确认。司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有了外部监督机制。在行政权出现违法行为时,有外部的强制力量予以有效的阻止并对利益受损方以适当的法律救济,这就使行政权履行义务成为可能。这样,新闻出版活动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社会权力共同管理,而这三种权力互相节制。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新闻出版自由,从而为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发展环境。 第三。从新闻事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统治阶级无法再对新闻事业进行野蛮残酷的镇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事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人们对新闻事业的依赖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新闻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同专制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甚至可以左右政局,催化战争与媾和。面对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走专制时代的老路。必须更新和健全新闻法规。在要求新闻事业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四,新闻事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完善的历史背景。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新闻自由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就已经确立了合法地位,“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参与者”。所以资产阶级的新闻法规必然排除以往新闻法规中大量的禁止性规范,增加授权性规范,以保障公民和新闻媒介的权利。 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民主制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制订新闻法规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现代法律的体现。而且是保障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没有权利的义务和没有义务的权利在结构上都是不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权利主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是从长期、发展和全局的眼光来看,这些利益根基不牢;尤其当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传播机构和宣传机构的地位来看。如果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那么它的信息功能和宣传职能都将严重受损。 第二,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新闻法规完善的物质条件。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我国的新闻法规要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适合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社会状况,适应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过于滞后的新闻法规,会使新闻事业束手束脚、裹足不前,无法获得健康的发展;过于超前的新闻法规,则无异于揠苗助长,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新闻法规的确立、发展和完善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三,我国的新闻法规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的范围内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惯例和世界通例。在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不必要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避免我国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国际信息的传播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逻辑误区 课程逻辑的系统性决定了其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它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错误理解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违背学科逻辑,忽略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已经严重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转变将课程逻辑结构简单化为学科逻辑的观念,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组织中兼顾学科逻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使学生通过学习,真正掌握编辑出版课程内容,为以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设置;课程建设;逻辑误区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 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问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 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外围,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 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可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 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设计策略 课程体系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决定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规格、质量和水平。它是根据一定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相关学科知识及时间环节,按一定比例及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①与学科专业知识及时间环节一样,各门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即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也是决定课程体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在教育学、管理学、体育学等课程领域探讨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比如,林有祥的《对教育学学科逻辑结构的思考》(《求索》2006年第2期),郑开玲的《管理学应该从何处开始——对管理学学科逻辑起点的寻证》(《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建华、芦平生的《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问题》(《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它们对探求高校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厘清课程建设思路、明确课程发展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编辑出版学本科课程体系建设上,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课程承载的专业知识内容质量和学时分配比例等问题上,对专业课程体系逻辑结构的研究严重不足。据笔者发现,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体系逻辑、违背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和忽视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等逻辑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建设,是造成学科争议、门类芜杂、结构不合理、随意性强、针对性差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检讨当前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寻求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一、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 每个学科都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学科逻辑,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概念系统按照逻辑顺序加以叙述,编辑出版学专业也不例外。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提供了探索编辑出版活动规律、解释编辑出版现象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并为对编辑出版学研究和实践有共同兴趣的人们搭建了一个进一步拓展知识结构的平台,是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获得系统化知识、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首先必须遵循编辑出版学科的学科逻辑。多年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也表明,遵循学科逻辑,才能避免课程内容重复,保证课程之间衔接紧密。 编辑出版学课程是根据一定的教育理念,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出版产业对出版人才的需求以及编辑出版职业特点,选择课程设计者认为应该掌握的思想、知识与方法,传递给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科目和进程。因此,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并不等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逻辑。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所遵循的逻辑,除了编辑出版学学科的逻辑外,还应当兼顾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是由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组成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应当按照这一多元逻辑体系,将知识内容分配到各个范畴中。但是,由于目前学界对编辑出版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学科逻辑,以学科逻辑取代课程逻辑,将课程体系必须遵循的多元逻辑体系简单化为单一的学科逻辑,严重忽视了出版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 这种以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取代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仅按学科逻辑将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累积到课程中去的做法,对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选择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远离真实的产业发展环境,难以将专业知识运用于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忽略了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象牙塔”专业教育作用观指导下,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时展,严重脱离出版产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实际需求。此外,将课程体系限定在学科逻辑规定的领域内,不考虑编辑出版学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的功能与应用就会因此而消减,学科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出版产业的滋润而失去生命力。编辑出版学学科知识只有与编辑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适应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才会产生意义,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不考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创意能力等编辑出版职业必备素质的培养,不仅难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找到职业归属,更无法从学理高度改变业界“编辑出版是技能而不是专业”的错误认识。②学界应当认真研究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结构,尽快纠正编辑出版学学科逻辑就是课程体系逻辑的认识和做法,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兼顾产业人才需求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学校教育传递知识的高效性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特点,保证编辑出版学专业知识传递的高度组织性和系统性,又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主动搁置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之争,有利于加强在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体系下的全国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之间的团结,使他们共同专注于课程的开发和建设。 二、违背学科逻辑 检视既往编辑出版学课程建设,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以学科逻辑替代课程逻辑,另一方面又在编辑学学科群和出版学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中违背学科逻辑。 近年来,在编辑学一般原理和图书报刊等载体编辑学研究成果不断巩固的基础上,社科书籍编辑学、科技书籍编辑学、学术著作编辑学、文艺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学和英文书刊编辑学等著作相继出版,标志着编辑学学科已形成了普通编辑学、载体编辑学和载体专业编辑学三个层面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建构编辑学课程群时,没有及时汲取载体专业编辑学研究成果,课程设置依然为编辑学原理、编辑出版史和载体编辑学课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为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补充来自业界鲜活的“内容编辑”的知识内容,更违背了学科逻辑,犯了常识性错误。以期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为例,试想一下是科技期刊与科技图书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还是文学图书与科技图书编辑在编辑工作中的相似度高?这种强调载体形式编辑学而忽视载体内容编辑学的后果,使学生仅仅浮光掠影地学习了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无法进一步掌握不同内容的编辑规律。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学科专业越分越细,数字出版方兴未艾,载体的鸿沟已经打破,专 业内容的编辑差异大于不同载体间编辑工作的差异,编辑不仅要有驾驭不同载体编辑工作的能力,更要具备对某一专业方向内容进行深度编辑加工和信息开发的能力。仅仅学习不同载体的编辑知识,无法培养出适应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的编辑出版人才。从这一意义上说,编辑学课程设置中单纯强调载体编辑学,缺乏内容编辑学课程,也是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 出版学课程群也有类似情况,主要表现为对课程群的逻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没有明确基础与应用、内核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导致因产业发展和出版新技术需要而仓促设置课程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和电子出版之间是什么关系,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一般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以至于这类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明,课程之间联系不够,课程体系也不够稳定。 三、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关系不明 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按照内在的规定性运行,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复合性特点。业界普遍认为,21世纪的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是掌握先进的网络数字出版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能够驾驭多种媒体编辑工作、能够撷取当代人类最优秀文化加以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分析业界对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期望,不外乎包含了经营、技术和创意三个因素,其中谁是皮,谁是毛,谁是核心,谁是外围,就是编辑出版人才能力结构逻辑的关键所在。传承文化、传播文明是编辑出版业的使命,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从这层意义上说,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应当是创意,学生最应当学习的是终身学习和创意的本领。 遗憾的是,业界尽管对复合型编辑人才有所认识,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能提出具体的要求,学界面对现代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必须掌握的十八般武艺更是如坠云间,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构成没有通盘考虑,课程设置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业界面临什么新问题,出现了什么新技术,学界就开相应的课程。如此“杂拌”课程体系,难免使学生学完之后“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精”。在不断设置时髦课程的同时,忽视的恰恰是出版人才最宝贵的创意能力的培养。 编辑的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也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编辑职业发展逻辑。传统的师徒制编辑培养方法,是选择具有一定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进入出版社,跟随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一同工作,通过观察、模仿、交流,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体会编辑成长的逻辑,进而成长为合格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从编辑出版实际活动中抽象出编辑出版知识与技能作为课程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编辑人才。③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在传递概念知识与事实知识方面,在进行结构完善的简单问题技能的教学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编辑出版学专业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上,特别是在教材编写、制订教学计划等具体课程建设中,大多根据学科逻辑展开教学内容,基本不考虑编辑职业发展逻辑,造成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知与行割裂,即使一些实务性课程,也过分强调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概念迁移,内容空泛、无针对性、可操作性差,无法让学生感兴趣。不仅如此,不考虑职业发展逻辑的编辑出版学课程内容,无法完成学生职业角色的心理建构,导致他们就业后难以立即进入角色,使业界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颇有微词,这也严重影响了专业的发展。 五、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必须明确课程体系的多元逻辑结构,确立课程的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的原则,进而发挥学科逻辑、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系统作用,确保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以学科逻辑为基础,增强专业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具有高度严谨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是一代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对相关知识领域不断探索、总结、升华的结晶,并经历了出版实践的检验。学科逻辑传递知识的高效性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决定了在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毫无疑问,这是编辑出版学课程多元逻辑体系的基础。但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受教育者是其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生作为未来的编辑出版人才“做什么”和“怎么做”,即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是课程体系的中间结构,而能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的编辑出版人才,则是课程体系逻辑的终点与归属。因此,要转变将学科课程内容组织的逻辑体系单一化为学科逻辑的误区,在课程内容的组织中应兼顾学科逻辑、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编辑职业发展逻辑,增强学科课程内容对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和学生职业发展逻辑的适用性。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编辑出版学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逻辑来设置课程。唯有如此,方能保证学生能够将专业知识组织和运用于未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使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永葆活力。 2.以出版内容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 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诸多因素,组织学术、大众文化和教育三大类别的出版活动。与此同时,出版业所承担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承重任,只有在特定的载体上才能实现。因此,出版物内容编辑开发知识能力和载体复制知识能力相互交织,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关键性特征。 内容为王是编辑出版业发展的真理,创意和终身学习的本领是编辑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核心。创意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出版经营管理、复制传播技术,都离不开创意。虽然驾驭不同载体,进行复制传播也需要创意,但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对出版内容的开发,现代编辑出版人才,必须具有各类不同内容的出版创意能力,能够根据读者需求、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等因素,组织、开发各种类型的出版活动。在多元逻辑体系下,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建设应当以不同内容出版创意为主线,传授不同载体开发、复制、传播的知识和技术,培养具备出版创意能力、能够适应全媒体出版的现代出版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种以出版创意教育为核心展开出版人才知识能力结构逻辑的思路,符合编辑出版学的学科逻辑,但因为编辑出版内容几乎涉及所有人类文明成果,课程开发的难度很大。笔者建议,除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的深度和广度之外,应当以内容编辑学课程为纵线,以不同载体出版实务课程为横线,建构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这样,编辑学和出版学课程就可以通过内容创意与载体平台开发、经营管理和营销传播创意的交汇,实现编辑出版本科教育在出版创意教育与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统一。 3.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来表达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 统一认识,破解难题,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编辑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逻辑,业界认为应当是“专业毕业生——学科专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而学界认为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普通编辑——复合型出版人才”。④人才供需双方在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认识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出版产业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出版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无可厚非,编辑加工专业稿件、策划专业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绝对不行的。毕业生缺乏学科专业知识背景,是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短板。但是,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业界认为具备了一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通过师徒传承,掌握了编辑出版工作流程就能成为合格的专业编辑,进而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也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纳入职业培训范畴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全媒体出版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的要求。既然可以在工作中学习编辑出版知识,掌握编辑出版技能,为什么不能在具体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学习学科专业知识,成长为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呢?因此,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编辑出版人才职业发展逻辑,是统一业界和学界在编辑出版人才成长逻辑上分歧的最好办法。 根据这一思路,编辑出版专业课程建设,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出版创意教学,进一步充实内容编辑学课程,强化专业特性,另一方面应当拓展一般人文社科类普通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领域,尤其要注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一般原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内容,努力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打通学科壁垒,优化知识结构,为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 我国新媒体背景下对编辑出版人才有新的要求,而民族类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异同和问题,对此研究出既适合社会大环境又能振兴民族出版业的对策。文章主要讲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我国编辑出版行业现状;(2)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现状;(3)我国民族出版业发展趋势;(4)民族高校应如何适应出版行业变化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对于“人才培养模式”这个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其下过定义。本文就以上述定义对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 一、研究背景背景 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依然是构成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编辑的价值是出版中其他任何环节都不可取代的。编辑在出版中,不仅是出版物的首要责任人,还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作为出版物把关人的编辑,虽然在出版环节中的地位没有减弱,但是在行业内,编辑出版工作人员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经调查研究发现编辑出版行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1、编辑人员人才培养不系统。目前我国大约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但是,这些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不统一,目标不一致,就教科书来说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教科书并不是行业内编辑人才所编著的,如此一来,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培养的编辑人才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不足。 2、编辑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在行业内很多编辑没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失去方向,选择时摇摆不定,甚至为了经济价值而放弃社会价值。编辑是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中介,文化生产者生产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引导着这个国家额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的作用至关重要。 3、出版社对编辑人员编辑力的培养力度不够。编辑的编辑力主要与自身的修养有关,但是作为出版社,对其工作人员的次培养也有很大的作用。目前在出版行业内,出版单位根据其编辑人员的能力来分配其任务,在这过程中,编辑人员和单位只是分别承担制定和执行的角色,单位并不会依据本单位的情况系统地培养编辑人员。 4、行业内编辑思想保守,不愿意与不敢主动创新与尝试,专业编辑容易被专家学者取代。因为编辑工作的特殊性,编辑本身如果在某方面没有造诣的话,很容易被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取代。专业编辑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开放思想、主动创新和提高自己的话,出版行业也将逐渐走下坡路。 5、行业门槛高、待遇低。编辑是把关人,现代出版行业编辑的核心业务能力要求高,但这不代表其学历要高,但是行业内普遍对编辑的学历要求高,这就导致一些有能力的人才流失。编辑是社会的中级阶层,但是其待遇却令人失望,这也在某一方面降低了其工作热情,影响到其能力的发挥,从而降低出版物质量。 高校是编辑人才培养的基地,所以研究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民族高校和普通高校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以民族高校为研究对象。 二、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民族高校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族高校中,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有湖北民族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虽然这四所学校所在地相距甚远,但它们都同属于民族地区,其区域内特有的丰富多彩、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其他一般高校无法比拟的。 (一)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学院在其地区内,主要拥有的民族资源为土家族文化,其次还有苗族、侗族、蒙古族等多种民族文化。 专业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具有扎实广泛的基础知识和文化素质,具有较强的编辑出版实践能力,具有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的高级编辑与出版管理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是国内最早在民族地方高校设置的专业。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与系统的现代编辑出版专业技能的训练,在专业知识培养中突出民族院校特点,拓宽学生的人文自然知识,将专才培养与通才教育相结合。要求该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新闻宣传、文化出版和教育科研等部门的编辑业务或出版工作。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与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出版社管理、音像电子出版物、版权与图书外贸等。 主要实践环节:(1)编辑业务实习;( 2)出版发行见习;(3)社会调查;(4)毕业论文撰写,这些实践课程都是在理论课的基础上实现的。 (二)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辽通市,其主要的民族文化资源是蒙古族文化。 培养目标:培养能够适应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需要,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职业技能,对编辑出版学领域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编辑出版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及本专业相关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口语表达能力,熟练运用现代办公设备,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在新闻媒体、出版部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记者、编辑、文化、宣传等工作的蒙汉兼通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出版学原理、报刊编辑学、书籍编辑学、大众传播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书业法律基础、新闻写作、新闻理论、图书发行与营销、书刊装帧设计、出版现代技术、网络编辑、出版社经营管理、计算机文字(蒙文)信息处理、现代汉语、现代蒙语等。 (三)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位于广西省省会南宁市,以壮族文化资源为主。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的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编辑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出版发行学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学、出版美学(含装帧设计)、书业法律基础、报刊编辑学、出版现代技术、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名篇名著选读、比较文学、散文诗美学、基础写作、文学创作、出版社管理、版权与图书经营、音像电子出版物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编辑业务实习、出版实习等。 (四)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是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所民族高校,其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21世纪编辑出版事业发展需要,具备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新闻出版机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等)从事策划、编辑、出版、发行、管理以及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报刊编辑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主要学习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编辑学、出版与发行学等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编辑与出版的基本技能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学科基础课:现代汉语、汉语写作、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 专业必修课:编辑学概论、出版学概论、报刊编辑实务、出版应用文写作、电子出版技术(含上机)、出版市场调查研究等。 专业选修课:传播学概论、新闻采编、图书学、广告学概论、中国编辑出版史、图书选题策划、中外出版业研究、出版物宣传与推广、公共关系学等。 (五)四所学校的共同点 1、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技能的编辑应用人才。 但湖北民族学院是在此基础上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编辑出版科学理念以及管理能力;而内蒙古民族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还要具有适应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以及蒙汉兼通的专门人才;广西民族大学,不仅对于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和文化经营能力也很重视,而且还重视培养学生的策划经营能力;云南民族大学更多的对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技能的培养,立足于此,培养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2、四所民族高校,都设置了以下几类课程:专业基础理论类;技术方法类;业务基础知识类以及宏观环境类。其专业的核心课程也共同设置了:出版学基础、编辑理论、出版法律基础、中国编辑出版史、报刊编辑学等课程。 三、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1、实践课程比重少。社会工作讲求实践性,所以任何专业对人才的培养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环节。虽然各个民族高校都根据各自的情况设置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课程,但在实践课程的安排上仍有所欠缺。在校生实践机会的获得主要靠教授课程的老师或学校的出版单位提供,机会较少。学生在实际操作时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2、缺乏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培养教育。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中均没有开设关于编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培养的课程。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一个缺乏职业道德培养的工作人员,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必将在利益选择时失去方向。如果对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对该行业的职业道德的教育,将会给该行业埋下巨大的危机。 3、基础课程的缺失。四所民族高校在主要课程设置中都没有重点涉及对学生美学知识的教育、欣赏能力的培养和对网络技术和知识的学习。一个编辑需要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这种鉴赏能力是需要美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奠定基础。而且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需要的编辑出版人才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还要学习网络知识和技术,但是缺乏系统的审美培养,在装帧设计和图书内容的选择上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缺乏审美能力的编辑创造出来的文化作品相对来说价值也较低,不仅不会给出版社带来利润,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令人担忧。 (二)师资结构与授课方式不合理 1、师资结构不合理。我国民族高校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师资结构的限制。师资队伍是促进教育的一大因素,但由于民族高校一般处于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便导致了高素质教师的缺乏和教育水平的局限性。且四所民族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基本都为大班授课,教师不能全面的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同一课堂学生人数太多,很大程度上拉低了教学质量,阻碍了老师的发挥,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专业教师资源的短缺,教师结构的不合理,这不仅是这四所高校的问题,而是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授课老师基本为理论授课,而缺少实践性授课。 2、授课方式的模式化。教学模式一成不变,自始至终都是传统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讲”,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一节课上接触到的知识面相对狭窄,学生学习知识都是被动的,很难让学生消化吸收以及应用课堂知识,没有成效。 四、解决民族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发展问题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尽快组织建立完整的教学课程体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成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课堂模式单一。并且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职业技能,而忽略了社会大环境,忽略学生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的意识培养。 2、开设少数民族文化知识课程。民族高校大部分都主要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其他高校有一定的地域文化优势,但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忽视了对本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学校学习任务的安排很少涉及民族文化知识,导致他们对开发民族文化、宣传弘扬民族文化的意识很薄弱。 3、大幅度增加学生网络技术课程。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掌握数字技术已经变成一项基础技能,特别是对网络舆论的控制能力尤其重要,传统的编辑出版技能要学习,现代先进的编辑方法更是要加深了解和使用。传统出版在数字浪潮中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就是技术上的弱势,所以在人才培养上,这一点不能再被忽视。 4、增设对器材使用的实践课程。时展速度快,学校硬件设施更新速度相对慢,尤其是编辑出版学专业,缺乏硬件设施的使用或者设施较差。学校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中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应加大投入资金,加强对硬件设施的管理,开设专门的实验室,与数字化和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主题实验室。如果资金条件限制,也可以将此方式改为观看视频或书籍学习,但一定要将该课程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燃起学生对于该专业的热情 5、加大汉语课程设置的比重。无论是针对哪一个学科方向,编辑从业人员拥有牢固的文字根基和文学修养是最基础的要求。不能因为该专业录取的学生都为文科生(特例除外)而忽视了对他们文字掌握能力的培养。 6、增设美学课程。编辑不但需要对文字能力的掌控,还需要基本的美学修养。作为高知识文化的人群,一定要有较高的审美品位。而审美的能力不是几天就能达到高水准的,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培养。 (二)课外活动方面 1、加大编辑出版学的宣传力度。据调查,很多学生和社会群众对于编辑出版学的了解程度很低,大部分人处于完全无知和误解的状态,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这在人才培养上首先就设置了一道阻碍。虽然长期以来,编辑秉持着“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精神,但是如不将此专业在人群中推广出去,不仅招不到优秀的学生,也聘不到出色的老师。这是编辑出版专业发展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2、尽量提供较多的实习机会。虽然各个高校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通过实践学习而巩固理论知识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这主要因为实践学习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是学生数量多,出版社、报社、印刷厂的工作环境空间有限,不方便太多人参观学习;其次,学生的参观学习会打扰到工作,甚至影响其工作进度与质量,不适宜长时间、频繁性实践学习;再次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掌握参差不齐,实践学习也达不到预期效果。然而学校并不能放弃实践学习的这一环节,而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比如根据企业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企业签订合同协议,开展企业实训基地,学校根据企业的要求来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师队伍,校内课程与企业实训相结合,企业专业人员对学生实践的跟踪督导,加强专业素质与技能的培训,有针对性地培养更贴近企业实际要求的专业人才。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既能提高了教学的有效性又满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 3、举办与专业相关的比赛,如文章编辑竞赛。目前在高校内策划举行与该专业相关的比赛还不成熟,学生得到锻炼的机会较少,但开办与编辑出版专业密切相关的比赛对于学习该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确实,假设一个学生与他的亲朋好友课余时间讨论各种比赛时,当被问及有无获得他学习专业的比赛奖项,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解释所学专业并没有什么相关的竞赛,这无疑会让该学科在心理地位上落后于其他学科,从而造成学生心里的落差感,降低学习兴趣。而且举办相关比赛还能对专业进行很好的一种间接性传播行为。 4、加强师资力量。因为编辑出版学所学的学科理论知识涉及面广,很多课程都是由非专业老师任教。这就导致,老师缺乏基础的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在教学期间只教授与该学科有关的理论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归属感,不能将此理论知识用来解决在与专业相关的问题。而且学校的双语教师资源匮乏,学生在学习民族文化的同时几乎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学校要尽量培养该专业的师资队伍,增强师资力量,为学生传授和解决更多更专业的关于编辑出版学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对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分析 [摘要]对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2009~2012届112名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到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就业情况,收集到了对本专业发展的建议及意见,主要包括转变专业教育理念、增加教师企业实践机会、改进教学方法、更新课程内容、加大实践性课程等,这些建议对专业建设与改革,培养高质量应用性、复合型数字出版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都很有帮助。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 就业状况 问卷调查 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与分析,既是对高校办学成果和专业定位的有效检验,是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行业需求衔接效果的“试金石”,又是高校专业建设特色凝练与课程改革发展方向的“路标”。 一、调查问卷说明 本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就业情况,包括毕业生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单位性质、月薪范围、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度等;第二部分针对专业满意度,包括在校就业准备、学生最欠缺素质、就业核心能力、专业发展前景等;第三部分针对本专业发展与改革建议,包括对专业课程设置的看法和建议。 本调查向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已毕业的222名学生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2份,其中2009届2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44%;2010届20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33%;2011届34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58%;2012届35人,占该届毕业生总数70%。这些毕业生主要在7个领域工作,其中15位公务员,约占13.4%;36人在新闻行业,约占32.1%,主要在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广播电台从事编辑或记者工作;26人在企事业单位,约占23.2%,主要从事宣传与编辑策划等工作,多集中在广东、吉林和河北;教育行业3人,约占2.6%,多是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网络新媒体14人,约占12.6%,主要从事网络编辑、新媒体运营与网站维护工作,多集中在吉林、广东;图书编辑、图书市场各1人,约占1.8%,图书编辑主要是文化传播公司书籍设计、策划、编辑与出版,图书市场主要是出版物销售或市场拓展,主要在长春图书批发行业;在读研究生16人,约占14.3%。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在狭义上只包括报纸编辑、图书编辑以及各种出版物编辑;在广义上还包括了网络新媒体、各类文员及文案编辑等。被调查毕业生中,从狭义上讲,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仅占34%;从广义上讲概念,有72%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 二、调查问卷分析 1.对本专业就业前景的态度。53.5%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就业前景非常乐观和比较乐观,35.7%持一般态度, 10.8%持不乐观态度,如图2所示。 大多毕业生认为编辑出版学专业未来发展空间较大,但是由于数字出版技术发展,编辑出版行业将向数字化、复合型方向发展。 在被问及“所学专业对找工作或者目前工作是否有所帮助”时,选择一般、有帮助、非常有帮助的达到92%,这说明本专业的定位和人才培养质量基本符合行业需求。 2.就业能力的核心要素。被调查者对计算机软件技术能力、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和能力、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自我创业能力等8方面与就业能力相关的要素所占比例如图3所示。 72%的认为在网络信息时代,熟练运用各种计算机软件对任何求职者都有利。熟练运用编辑出版系统、网页制作、图像处理、音视频制作等软件,拥有各类计算机职业资格证书,无论是对于在出版编辑领域就业,还是对于拓展就业空间都很重要。 82%的认为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是在编辑出版行业工作的核心能力,学校必须加强培养在校生的新闻采编与文字写作能力,特别要加强网络编辑课程教学改革;同时也要加强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 62%的认为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很重要,人际关系与协作精神是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素质和能力。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团队合作,高校人才培养要加强做人与做事的统一,在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必须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从综合专业素质角度来看,策划能力也是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专业与课程改革的核心培养目标。 57%的认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使得更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走上自主创业之路,这既是国家和社会的期许,又是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必然要求,所以,高校加强对在校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的培养是本专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专业建设中的不足。被调查者对专业与课程建设影响因素的选择情况如图4所示。 专业建设的不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教学实践偏少,68%认为大学期间参与企业实践少,校内模拟实训课时不足,所学内容与工作岗位实际需求脱节;二是专业知识更新慢,58%认为在校期间所学内容陈旧,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引入滞后;三是师资力量有待加强,分别有58%、71%、42%的毕业生认为专业教师的知识陈旧、缺乏企业实践、授课方法单一。 三、对专业改革与发展建议 1.改革专业教学理念。传统的编辑出版教育观念不适应未来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规格难以满足岗位需要。高校一要转变培养类型,从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转向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主;二要转变专业办学模式,从高校唱独角戏转变到高校与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网站等协同办学;三要转变教学形式,从理论教学型转变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并重;四要转变专业人才素质结构,由专业知识和技能兼备转换到综合素养高、专业能力强、知识基础实。 2.改革师资队伍。为专业教师提供进入出版机构实践的机会,让教师参加专业教学研讨与学术交流会议,扩大学术视野,提升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积极引进数字出版行业专家参与专业建设与课程教学,聘请企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媒体行业研究者等人才参与制定专业规划、课程设置、企业实践等计划,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教师也要学习借鉴先进教学经验,引入案例法、启发式、研讨等教学方法,培育学生专业兴趣。 3.改革课程设置。从事网络新媒体工作的毕业生认为本专业学生缺少对新媒体的认知,建议开设新媒体课程;从事新闻行业的毕业生则认为应该加强培养新闻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从事企事业单位企划和宣传工作的毕业生认为应加强对专业选题、策划能力的培养力度。68%的毕业生强调要增加实践课程;31%的建议提高专业课程比例;另外有近60%的毕业生强调了网页制作、图像处理、视频编辑能力的重要性。 及时更新专业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积极应对数字出版技术对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冲击,适时进行教育教学内容改革,提升专业教师教学能力与学科研究能力,实施“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对学生创新意识与创业能力培养,建立综合立体长效的教学改革机制,切实提高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独立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独立学院开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面临着办学体制和专业发展的双重困境,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是当前摆在所有同行院校面前的一个共同难题。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分享专业建设中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以期能为同行院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编辑出版学专业从最早的几所名校“拓荒探路”到今天的数百所高校共同实践创新,已成为全国高校覆盖率较高的专业之一。其发展规模过快,专业设置门槛偏低等因素造成的后遗症不断凸显,如核心课程不确定,教材编写不成熟,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学内容、方法与出版业发展实际脱节,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适应以及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模式等问题,都值得编辑出版学界同仁认真思考和研究。①②③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和原有的传媒产业格局大变脸的社会背景下,出版业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和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浪潮中,编辑出版学专业在专业内涵、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环境的转变对人才培养过程提出的新要求,即大编辑学时代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目标提出的新要求、融合传播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的新要求和出版行业对创新实践型人才的新要求。这三个要求也正是目前所有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院校面临的三大共同难题,能否认识到并适应这个趋势和要求关系到专业的生存与发展。④ 与普通公办院校相比,大多数独立学院在师资、资源和条件以及政策方面存在着种种短缺和限制。如果独立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墨守陈规不求突破,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就面临着问题。当前大多数独立学院都把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作为自身人才培养的目标,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人才相比,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而要培养较强的实践动手创新能力,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但从目前的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活动来看,还存在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在专业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实践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落后,实践性师资缺乏,缺少“双师型”人才,实践经验不足,动手能力不强,教学效果不佳;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设施及基地建设不足,实践教学管理和组织松散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⑤因此,独立学院要想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特色,必须构建一套符合自身特点同时又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笔者具体以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为例(以下简称珠海分校),分享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办学过程中进行的改革和探索,以期能为相关院校同行提供参考。 一、编辑出版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十年的专业建设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全面而又行之有效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方案。 在人才培养方式方面,采用“课堂-课外-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在课内外实习基地的搭建上,先后在校内外通过学院和学校层面不断地为本专业同学开辟实践舞台,在学习模式的探索上,探索出一套以研习式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专题研习工作坊(如图1),该模式从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开始,与专业课学习相配合。 图1 工作坊实践模式 在学生学业指导方面,实行“全程导师制”,为学生各阶段学习指派不同层次的导师,加强学生选课、研习、实习、升学、就业等学习活动及人生规划的系统性指导意见。在课程学习方面,实行课程导学模式,课程导学将各专业方向培养目标落实到每一门课程,内容包括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知识、能力与技能结构、学习方法、考核方式、以及国内外有关本课程的先进教学资料、讲座视频录像等。 在课程设置方面,珠海分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设在文学院,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基础课程是该专业的先天优势,同时突出了实践实验性课程的设计。如在实验课程属性维度方面,具体划分为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工作坊课程、个性课程,通识选修课等实验课程。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又开设了新闻、广告、电视、报刊、图书、教科书、网络、音像电子、摄影和摄像等覆盖当前编辑出版多个专业实践领域的核心课程。其中,教科书编辑学、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等课程的开设为全国类似院校首创。 在师资队伍构建方面,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走入编辑出版一线,了解行业实情,专业从开办之初就聘请了有多年丰富行业实践经验的高级编辑担任专业的教研室负责人和专业核心课程教授,教师与编辑身份的重合,不仅提高了教学成效,还有力地缩短了专业教学和行业实际的距离。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我们利用自身毗邻港澳台的优势,先后多次引进了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师资。 在学生课外实践方面,专业设立了学生科研专项经费,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自愿组建科研团队开展小组合作的课外科研活动。学院鼓励教师结合科研和社会实践不断开发新的实验项目,在本专业特色实验教学项目的设计上,专业下属的编辑出版实验室自2004年以来,成功创办了面向校内外的报刊图书等各类实践成果展,这一展览模式已成为本专业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成果展示的特色平台。 二、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与实施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落脚在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上,这是由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的本质特点决定的。没有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就培养不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没有创新的实践教学体系,也就无法孕育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因此,在贯彻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大框架下,在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导向下,还应就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认真思考,针对专业特点来构建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 当前实践教学状况的审视与分析 笔者一直承担本专业实验课程和工作坊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亲身教学和收集大量师生反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基础理论课与实验实践课以及相应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联结 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如何将基础理论课的知识内容与专题实验课的操作环节联系起来,真正地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实现理论的效果,一直是困扰实验教学的主要问题。部分高校采取单一教师同时教授两门课程的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但是长久来看,并不能发挥教研团队的综合人力资源优势,因为毕竟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师术业有专攻。 2.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有待创新 以工作坊为代表的实践实验课程的内涵决定了其教学不同于传统的理论课教学,但多数教师在思想上并没有转变观念,仍然采用一言堂式的讲授教学,或者名义上虽然让学生开展小组创作,但各小组之间以及内部成员之间没有沟通和交流,在汇报机制上也只是采用传统的PPT汇报形式,不能完全展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疑问、收获、心得,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协作交流的方式,在针对学习者的评价上,大多数教师仍然是简单地套用现有的教学计划、考核标准与方法,采取基于教师个人的主观评价方式,同时还缺乏评价结果的交流和反馈。 3.缺乏立足本专业学生实际和学科特色的实训教材和讲义 以《教科书编辑学》课程为例,目前大多数同行院校开设的是图书编辑学而非教科书编辑学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教科书策划、组稿、选稿、理稿、校对和排版等基本能力。目前市面上的图书编辑学教材有很多版本,但专门针对教科书编辑专题进行探讨的为数不多,而且教科书编辑学的范畴大门类多,编辑理念更新快,如果随意采用,则会出现教材在内容体系上过时和过于抽象、脱离实践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相关工作坊的教学上,多数教师都是推荐多本所谓的“烫手”教材和著作,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在专题的取舍上也存在着较大随意性,学生对整个课程的框架和实践内容都不太明晰等等。 4.缺乏支撑相应课程教学体系的实践教学平台 从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多数教师反馈自己对实践课程有很好的设计,可是苦于纸面化操作,不能利用虚拟网络数字化技术开展模拟仿真实验。同时,由于文科学生在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上的不足,同时缺乏后续的继续学习、自主学习和交流协作机制,学习者即便掌握了实践课程的一些基础知识,在面临具体的实践问题时还是表现出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因此,如何推进实践课程教学内容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实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这一切又都靠相应网络教学平台的建立才能得以实现。 5.缺乏创新的实践教学组织形式和学生实践自组团队 按照传统的方式,实践内容是根据理论课程体系编排逻辑和篇章节的形式来组织的。这种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是单一角度的片面理解,这种教学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复杂问题解决过程中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的运用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彼此渗透的趋势,学习者学完之后仍有可能不能独立地解决相关的现实问题。另外,如何发挥学生自主实践的积极性,也是实践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实验实践课程多数是分专业、分年级、分班级的组织形式,高低年级不同专业之间同学在学习同一个内容的过程中,彼此没有任何交流、协作和经验传承,更谈不上与社会专业组织机构的交流和学习。因此,除了由教师引导的实践形式之外,应该多成立以专业、课程为背景的专门团队组织。 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 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在编辑出版专业课程框架下,具体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了相应的改革实践: 1.改变传统的课程设置方式,建立专业综合性联结课程 本专业现已开设报刊、图书、电视、新闻和网络编辑等实践教学工作坊,旨在培养编辑、排版、采访、报道、拍摄和制作为一体的多元复合能力。目前各主干课程都已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联结机制和各课程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如专业二年级学生在完成出版现代技术等以技术指导为目的的实践课程学习后,相继进入图书排版等基于任务和项目的实践环节,两门课程的目标和结构已在课程体系设计上实现了有效的联结,同样的专业联结也体现在音像电子编辑、视频编辑和网络编辑等与新闻采编学的联系上,可以说这种课程之间的联结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教学能力训练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同时,在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一直倡导的是模拟真实出版行业报刊杂志发行流程基于角色任务的课程实验训练方法,如在图书编辑实践环节,设立主编、责任编辑、美编和内容编辑等角色,通过小组分工的模式共同完成项目实践。 表1 编辑出版学专业相关课程联结关系表 专题项目 相关课程结合 视频项目 广播与电视节目制作与摄影、摄像 2.以多门实验课程联合教学设计为思路,完善课程合作与综合能力开发的机制 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编辑出版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合作机制。每学期末,各课程老师会集中协商下学期的合作意向,定出合作模式;而新学期初则确定具体合作的细节或要求。在学期末,会举办一次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跨年级、多课程的项目作品展,通过展览,锻炼和体现学生的策划能力、组织能力、编撰能力、平面宣传品设计排版能力、摄影摄像能力、节目短片的制作能力,新闻能力,展销能力,网上推销能力、市场调查能力、公关能力及分工合作协调能力等。 3.改变传统教学内容编制格局,实现课程资源建设的立体化和多样化 对于部分工作坊课程,在实践中并没有现成的、完全符合要求的教材可用,例如笔者承担的网络工作坊课程中的电子杂志制作课程,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的、指导电子杂志创作实践的教材。因此,对于实验教材和讲义的编制,采取与编辑出版学的专业编排实验结合起来的方式,让学生在参与相关工作坊实践的同时,也同步地进行实训指导手册和讲义的编制工作,通过整理成册,形成符合课程实际的自主教材,同时将这一模式在全院工作坊中推广。 4.巩固实践教学模式成果,加强网络支撑平台建设 专业的发展方向和课程的功能属性已经明确,但网络教学支撑平台的设计和开发仍比较欠缺。直接套用现成的网络教学平台往往受固有平台模式限制,并不能完全适应学科的教学实际,也不能适应特定实践课程的教学设计体系。譬如,在工作坊教学的电子作品评价环节,急需建立一个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的综合数字平台,将档案袋式评价和自我评价,小组评价以及教师评价综合起来,实现评价的过程性和发展性功能。因此,我们选取编辑出版专业部分课程为试点,以编辑出版行业市场运行机制为借鉴,以相应专业课程理论为指导开展实验,建立了出版发行的学生社团模拟机制,如完整的报刊设计、编辑、排版和发行机制,设计和开发了相应的网络支撑平台,运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以网络化的形式再现编辑出版发行流程,达到了高效便捷的专业实训的目的。 5.鼓励学生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探索产学研结合机制 学生通过课程实践萌发了许多有意义的专业创意,同时在实践中也形成了各种有创意的作品,但这仅限于个别课程的临时随机创作,没有进行及时的深入总结和推广展示。应将这一实践形式常态化和公开化,以突显本专业的实验教学特色。因此,可以通过组建学生实践社团,以专业能力为基础,由专业教师做指导,以课程常规训练项目作为课题,同时通过引入社会项目合作的方式,将企事业单位的真实课题和任务带到课堂,让学生亲身参与项目设计与制作,大胆发挥创意,明确行业标准,体验设计过程,实现专业学习和社会生产的结合,同时以此作为专题教学的形式,探索教学深入实践一线的有效方法和模式,以最终实现产学研的良性循环。 (林书兵,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陈藩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聘教授,高级编辑)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专业定位探讨 摘 要 数字环境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需要继续调整专业定位与课程设置。(1)专业定位不应以图书编辑为重点,列举四点理由。(2)应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就业去向应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关键词 编辑出版学 本科教育 专业定位 课程设置 (1)各门类图书编辑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如外文、医疗、科技、建筑、美术等专业图书,文史哲等普通文科本科毕业生难以胜任,缺乏专业知识的编辑出版学尤其如此。图书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信息传播体系中,知识的生产、加工与传播是难度最高的,让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显然不合适。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2)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纸质图书将逐渐成为高端、小众化读物,畅销书毕竟只是少数。包括纸质和数字在内的图书编辑需求量将会逐渐减少。 (3)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大量供应,图书编辑在整个文化产业链上作为相对高端的岗位,更青睐研究生层面,编辑出版学本科毕业生做图书编辑的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4)目前就业情况已经证明了该目标设置的不合理,每年能够进入编辑行业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多在小报小刊和网站,无法胜任一般图书的编辑工作。该专业就业去向的设置一般是“书报刊出版单位和文化传播单位”,但实际情况与目标相去甚远。 2 着眼于大传播、大出版,将专业方向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突出文字编辑能力的培养 (1)正确认识传媒环境,理解编辑出版学在其中的位置,将核心能力定位于“信息加工与传播”。每个专业还是应当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不可取代的特质所在,否则该专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编辑出版学的特长是“信息加工与传播”,特别是文字信息。在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声音信息中,该专业最擅长的应该是文字信息的传播,其能力就是文字信息的编辑、加工、复制、传播等。图像、声音都不是我们擅长的,以普通文科为基础来招生和教育的专业,既没有美术功底,更不能以发展计算机技术为目标,不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在全新的传媒环境中,应当突出一种技能,兼顾其他技能,以文字信息传播为主,图像和声音为辅。 (2)本专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人文社科通识+编辑能力+传媒人才素养。如前所述,缺乏“专业知识”是该专业的软肋。笔者认为,软肋可以变为优势,那就是通识教育,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要有所涉猎;传播学、社会学、传媒管理、营销学等社科知识要有基础;具备编辑能力即信息加工与传播能力;具备传媒人才的基本素养。这样,作为传媒工作者,其优势就是某个专门学科所不具备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既有别于文史哲,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这也就是核心优势。 (3)就业去向不局限于出版行业,而是着眼于大传播,面向整个传媒业。随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书、报、刊、广播、影视以及网站等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的合并也传达出这一信息。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定位也不再是狭隘的“为出版行业培养人才”,而应着眼于整个传媒行业,以及非传媒行业中的各类文化传播工作。无论何种媒体,编辑的原理是共通的,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与能力也是共通的,在培养目标上应当围绕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来设置课程。学生应当掌握普遍的原理与基本的文字技能和编辑加工技能,再通过实践对不同媒体加以了解。应当强调从事某个工种的能力,而不是强调为哪个行业、哪种媒体服务的能力。 3丰富教学内容,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3.1调整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导的课程模式,增设通识课程、能力培养课程 目前核心课程依然围绕图书出版而设置。所谓“出版无学”,出版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学问、没有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需要深入学习,更多的是实践理论和应用知识,所以一旦把其拆开,方方面面都开设一门课程,其结果便是内容重复、单调,花费时间而并没有学到丰富的知识。应该将该类课程取其精华进行压缩、合并,减少课时,同时增设通识课程,在已有的传播学、营销学、统计学等基础上,增设文学、历史、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 能力培养课程目前是薄弱环节,学生动手实践机会较少。除了现有的杂志编辑实践、图书营销、毕业设计,还应当增设写作训练、报纸编辑、网站编辑等实践模块,而且不应当只体现为一门课程,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四年的能力培训项目。在能力培养中,以文字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使学生能够阅读、写作、表达、编辑、加工、宣传、营销,从而胜任信息传播的工作。 总而言之,应改变以“传授理论”为主的模式,不是讲授“技能型知识”,而是着重知识学习,加强能力培养,提供技能实训的机会。 3.2时间安排上,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大三开设专业方向 以传播学为主要学科背景,着重培养语言文字能力,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电脑技术为基础知识,这应是每个方向的学生都具备的。大三可以开设几个方向:编辑学、出版学、数字出版等,每个方向开设两三门专业课程即可。编辑学侧重图文信息编辑,出版学侧重出版管理、出版商务,数字出版侧重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意,诸如各类数字内容的生产,也可以适当参与动漫、游戏制作,比如剧本的加工编辑等等。 关于该专业的培养体系,教育业内人士已经有不少讨论,每个高校也都有不同的定位与特色,但总体上看该专业培养效果不佳,市场竞争力不强,说明培养方式有待继续调整以适应市场需要。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数字化演进探析 [摘要]数字出版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提出了数字化演进要求。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深入研究,发现各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由于学源背景不同、教师结构不同、培养目标不同,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改革也有很大差异。从发展现状来看,国内大部分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仍有数字化演进空间,可从培育数字出版专业特色与方向、优化技术类课程教学、推动教学方式改革和强化数字出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关键词]数字出版 出版教育 课程体系 数字化演进 数字时代的来临使出版业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版业数字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带来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实践新一轮的调整和改革。 目前,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数字出版运用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其出版物集多种媒体于一身,由图文、音频、视频、动画等元素构成。这就需要从业人员既能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又懂得设计艺术,既有扎实的出版理论素养,又要具备数字出版实践操作技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在“宽口径、厚基础、多技能”的要求下,以“大出版”、“大传播”为目标培养适应新技术新媒体发展和信息时代传播多元化趋势,拥有策划创意、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在数字出版领域从事网络出版、创意策划、新媒体出版技术与管理、数字装帧设计、媒体运营、数字版权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1]。课程设置是以培养目标为依据的,因此,数字时代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应积极适应出版业现代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数字化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媒介融合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当前出版产业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随着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成为核心;二是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广泛应用,出版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各个环节对从业人员的信息技能有了更高要求[2]。对此,一些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作出了相应调整,以应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带来的变革(见表1)。 从表1可以大致看出:一是与其他学源背景相比,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具有图书情报学学科背景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体系数字化更加明显;二是脱胎于印刷专业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其课程的技术色彩更加浓厚;三是与大陆相比,港台地区更为重视数字出版技能的传授。 武汉大学与南京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都设在信息管理院系下,因此课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向更为明显。相比较之下,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较多沿袭图书情报学专业课程。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则不仅新设了更多有针对性的数字出版课程,如数字出版导论、网络编辑、多媒体应用技术、网页设计和网站建设等,并从2008年开始实行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2011年,教育部公布年度我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同意武汉大学新增“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武汉大学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原有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之外独立招收数字出版专业本科生,以适应转型升级后的出版行业对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高级专门出版人才的需求。这标志着我国数字出版高等教育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印刷学院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变化并不大,但是它于2008年新增了传播学(数字出版)专业,其课程以数字出版相关的技术、内容加工与传播类课程为主,而以传统编辑出版学课程为辅。大陆其他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往往只是增开“网络与电子出版”“电子出版技术”等较少量的数字出版课程,似乎尚未形成出版学课程体系数字化。此外,台湾世新大学的出版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今设在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下的数位出版学专业也脱胎于原来的印刷专业,因此其课程设置特点与北京印刷学院非常相似,其中网络信息媒体相关课程与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的比例不相上下。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代表性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媒介融合以及出版数字化的冲击下,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大多对本科课程设置进行了数字化调整,但是仍需加强和拓展。 二、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中的问题及对策 由于我国数字出版教育和培训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课程数字化演进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出版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包含传统出版产业发展与新兴媒体产业发展两种驱动力,因此必然需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思维以形成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体系。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部分高校尚未能或未及开设独立的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及相关课程并形成体系。囿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其往往在原来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补充、嫁接一些数字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也仍以纸质载体和传统出版流程相关理论为主导。显然,想用“旧瓶装新酒”或者小修小补的方式来革新编辑出版学专业,并以此来满足一个年产值已经超千亿的新兴产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是不现实的,我国必须建立起符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需求的教学理念和专业课程体系。 其次,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与实践存在脱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201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数字出版人才严重匮乏,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准备严重不足,我们的出版教育与出版产业严重脱节。”[5]这种出版教育与产业的脱节在数字出版课程体系建设中主要表现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不平衡。与国外相比,园内院校理论课程较多[6],而进入实验室上机练习,进入企业实战训练,接受来自业界人士指导的机会较少。从对国内数字出版相关课程调查情况来看,尽管目前像网站设计、数字出版物制作、网络信息编辑等实际操作课程已逐步进入出版学专业课程之中,但整体比例依然偏低。而在开设的技术类课程中,技术与实践缺乏紧密联系容易造成“两张皮”的现象,无法为学生提供可迁移的技术学习能力。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协同创新 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 摘 要:“积极推进协同创新”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与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为例,从教学方式改革、实践教学模式构建、教学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探索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思路和做法,可为相关院校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6+1”协同创新;编辑出版学;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 作为地方教学型本科高校,我校始终坚持走“产、学、研、用”合作办学之路,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地方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媒体行业人才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建成了与地方媒体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省内唯一省级特色专业。 一、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编辑出版学属于文学学科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其人才培养应具有应用性与复合型特征。截至2011年4月,全国共有47所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生,其中,8所为教育部直属高校,39所为地方高校。通过走访调研、查询教育部阳光招生网[1],对比分析这47所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定位与目标,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具有不同特点。 研究型大学强调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具有创新精神、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以武汉大学为例,培养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要求,具备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理念和市场意识,掌握系统的编辑出版学学科理论和专业技能、广博的科学与文化知识,能适应出版业市场化、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趋势的高级专门人才。 教学研究型大学则重在培养复合型高端人才。如中国传媒大学,主要培养目光敏锐、创意新颖的数字时代的新媒体编辑、记者以及新闻从业者,为转型中的中国媒体产业输送具有新时代新技术特点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教学型大学则以岗位实践能力培养为主,重点培养应用型的编辑与出版发行等人才。如北京印刷学院,主要培养掌握编辑出版、语言文化、经济管理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备书刊编辑策划、出版经营管理、出版物市场营销、出版新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出版单位、发行部门、新闻机构等从事编辑策划、出版管理、发行营销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作为地方教学型高校,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紧紧围绕地方新闻出版产业特点和发展需要,联系地方行业媒体协同办学,着力培养编辑出版学专业理论基础全面、专业技能突出、职业品格优良,能在报刊、书籍出版、新闻宣传等部门,从事一线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近年来,突出网络编辑人才培养比重。 二、“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即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协同运行模式(如图1)。这一模式与新闻出版行业采、编、印、发运行模式紧密结合,高校与其他协同主体间可以进行调整,相互融合,以满足高校专业教学和企业用人需求。打破关门办学的瓶颈,与新闻出版产业、行业、企业密切合作,解决了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相衔接的问题,以确保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004年以来,我校先后与省内9家报社、2家期刊社、3家出版社以及2家民营出版公司、3家网站、4个印刷厂、6家新华书店等29家媒体、企业签署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聘请这些媒体、企业的老总和技术管理专家作为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与兼职教授,逐步形成了“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图1 “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示意图 一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集中体现了“产、学、研、用”思想的精髓。高校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网站、印刷厂、书店”6个协同主体紧密合作,突破高校人才培养关门办学局面。通过引入行业技术、人才、市场优势,整合资源,形成了编辑学、出版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计算机、艺术学等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多技术集成、多单位协同的立体辐射式合作专业建设模式。 二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实现了高校与协同主体间的深度融合。各协同主体可以结合行业、企业优势与特色,针对行业发展需求和技术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教学内容的改革、“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机制等方面与高校进行全方位的互动合作,为培养新时期多媒体数字化行业发展急需的应用性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三是“6+1”协同创新专业建设模式,有利于高校与协同主体间协调发展。一方面,根据协同主体提供的市场变化、行业发展、技术更新、人才需求,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保证了专业教学的针对性与应用性;另一方面,把行业人才市场的短期性和人才培养的长远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求,又可以满足行业企业当前对人才的需求与咨询服务的要求,促进行业企业与高校专业建设双向健康发展。 三、“6+1”协同创新培养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实践 1.“6+1”协同创新,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灌输式教学方式 在多年的专业建设与改革过程中,我们探索建立了“教室与岗位协同、教师与导师协同、学生与员工协同、作业与作品协同”的双岗位、双教师、双身份、双成果的“四双”机制,实现了由传统单一灌输式向开放式、多元化教学方式的转变。 教室与岗位协同是指在教室里完成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专业技能的训练、岗位实习则在校内外产业基地群现场完成。 教师与导师协同是指实行企业和学校“双导师”制,协同承担教学实训任务。通过建立媒体专家资源库,选择企业导师与校内专业教师协同指导学生岗位技能训练,形成了校企互派,双向兼职;校企互动,共育“双师型”骨干教师的机制。 学生与员工协同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以学生身份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以行业企业员工的身份,明确行业企业员工的岗位职责,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充分体验行业企业员工的角色与感受。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研究与构建 编辑出版学是高度强调实践性的应用型专业。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自2007年开始招生以来,一直重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方面不断探索,列入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的建设项目,本文将一年来实验教学体系建设成果进行总结。 一、人才规格定位 根据浙江万里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创造条件为开展研究生教育打下良好基础”的办学层次定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层次定位是:开展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编辑出版学本科层次人才。把本专业建设成为与浙江省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应用型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成为专业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与省内其他高校有所区别的编辑出版学专业。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高校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要符合社会需要,向着为社会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方向上发展。因此,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掌握杂志、图书、网站、电子出版物和报纸的策划、编辑、制作、运营等业务技能的全媒体编辑出版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够在杂志社、网络公司、出版社、报社、广电媒体、新闻宣传单位和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策划、编辑、制作、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编辑出版人才。 在服务定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将立足宁波,面向浙江,朝向全国,专业办学努力为浙江省出版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服务,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杂志的出版与发行工作,新媒体、网络与电子商务企业信息的策划、采集与印制工作,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的媒体策划与传播工作,出版社图书编辑、发行与管理工作。最终形成与浙江省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相配套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形成浙江万里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品牌特色。 由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校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实验教学上将侧重培养全媒体出版人才,并将环节设课、校媒合作作为发展特色。 二、实验教学体系基础工作开展情况 1、硬件建设 2008年5月,编辑出版学专业成功申请浙江省省属高校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60万,学校配套30万,建立数字编辑出版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09年12月竣工。实验室建成后,创新和完善了以数字出版为特色的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实践适应现代出版业需要的仿真实验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现场实践操作能力。同时,该实验室将促进相关专业教师的科学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能提供编辑出版人才培训、出版产业创新与咨询决策等方面的服务。该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与软硬件设施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与我院已有其他专业实验室、基础实验室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保障。 目前依托该实验室,编辑出版学专业获得Adobe考试中心认证,可以进行版式设计类课程认证考试。2011年4月27日宁波地区“新创意新媒体校企技术交流研讨会” 由本专业主持召开。随着“流媒体编辑出版实验室”等实验室的积极申报,本专业实验条件将进一步改善。 2、实验课程开展情况 “实验课程”共设置有9门课程, 26学分,核心实验课程有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校对实务、电子杂志设计与制作、印刷流程工艺。本专业实验课程与理论教学课程前后呼应,互为延伸。如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中的《数字出版实务》、《印刷流程工艺》等课程是对理论教学课程中的《数字出版概论》、《杂志出版印刷实务》课程的延伸。在课程开课时间上一前一后,学分设置上保持总量平衡,既符合课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要求,也理顺了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实验教学体系特色 1、全媒体导向,提升实验教学前瞻性 全媒体出版是一种整合多种介质形式对同一主题进行多媒介同步发行的全新出版理念。为满足社会对全媒体出版人才的需求,我们在实验教学中围绕“一个实验平台、数个受众群体、数种媒体展示形式、综合出版能力”,侧重培养学生在杂志、报刊、广电、网站等各方面的操作技的,充分体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有利于人文与科学素质提高及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创业精神培养,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发展。 2、环节设课,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 环节设课是对全媒体导向的落实和深化。全媒体强调学生通过课内实验和课外实训,掌握受众阅读行为确定、信息查询与确认、不同载体的加工技巧与等专业核心能力和技能,能够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以报纸、杂志、网站、电子杂志、广播、电视为载体,选择具有价值的媒体内容进行加工,涉及到的实验内容繁杂,如果面面俱到不但现有人力物力无法配套到位,教学重点和主要方向也无法把握到位。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根据全媒体技能要求,将所有课程体系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全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实务、电子杂志制作、印刷实务列为重点,环节课如同人体的关节一般,与基础教学课程、专业教学理论课程、其他专业实践课横纵相联,导向清晰,既适应现有产业形势,又具有很强的发展弹性。 3、校媒合作,检验实验课程体系的实用性 校媒合作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发展的动力源和压力源。浙江万里学院与《东南商报》社会新闻部紧密合作,双方共建全媒体实验平台技术,报社提出业务需求,学校马上作为命题单元马上布置到实验课程教学汇总。通过探索,本专业的能够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通过与理论教学的前后呼应,能够实现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能力培养要求。 (本论文系2010年浙江省本科院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传媒实验中心”研究成果。郭鉴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系主任、东南商报社总编辑助理,胡婉芳系东南商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浙江万里学院文传学院编辑出版系副主任。) 编辑出版学专业论文: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竞争优势 摘要: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在比较优势中获得竞争优势,要拥有五种比较优势: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上手快(入门快);熟悉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精通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并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知识结构;比较优势 编辑出版专业与非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同时竞聘一家出版媒体的同一个岗位,应该靠什么取胜?只能靠比较优势。他人的优势无法达到,而自己的优势没有形成,是现行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症结所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广、快、专、新。“广”指知识面广博,“快”指上手快(入门快),“专”指专于名著经典的编辑出版传播史,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新”既指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强,又指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工作的技能。具体来说,必须具有以下五个比较优势。 一、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涉猎广泛,具有广博的知识面 编辑出版学专业应为出版单位培养编辑出版人才,但出版单位特别是出版社普遍不愿意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尤其不想招聘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专业性强的编辑工作。湖南出版集团在网上公布的2010年校园招聘广告显示,出版社在招聘一般性图书编辑(如教材开发编辑)和一般性图书营销人员时尚愿意接受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但在招聘专业性强的图书编辑(如法律编辑、音乐编辑)时就只要其他相应专业的毕业生。这并不奇怪。整体来看,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确实难以胜任那些专业性强、学术性强的书刊编辑工作。比较而言,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专中有杂,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是杂中有专。当两个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竞聘编辑出版工作的同一个岗位时,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竞争优势自然是专、精、深。显而易见,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如果一味地强调另一学科的专业深度,就无异于削足适履。不像非编辑出版专业那样专于某一个学科,恰恰是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特质。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是一个知识面广博的杂家,应当是其首先必须具备的一个比较竞争优势。 编辑究竟是专家还是杂家?以培养编辑为重要任务的编辑出版学教研人员必须反复思量这个老问题。笔者的一贯看法是:“编辑成不了专家,情有可原,但做不了杂家,不可宽恕。”① 笔者非常赞同辽宁出版集团老总俞晓群的观点:“出版人与学者是不可盲目比较的,他们身份交叉、行为互渗,但作为不同的角色,追求的结果不同。出版家表现为自身学识的宽泛和厚实,他们不专攻什么学科,但在出版的意义上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②张元济一生都没有专著问世,但没有人否认他的学识。编辑的知识,好比农民的粮食和商人的资金。粮食储备得多,农民遇到灾荒时心里就踏实;资金丰厚,商人遇到危机时就能绝处逢生;知识广博,编辑就可以胜任更多稿件的加工。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必须努力使自己“博”起来。 二、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上手快入门快 比较而言,编辑出版学“属于应用科学,是行业之学、领域之学,不是理论科学”③,它直接服务于编辑出版实践。编辑出版学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原理,但它们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在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中,既不能满足于对编辑出版经验的概括,更不能盲目追求玄虚的理论体系,千万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是为编辑出版的业界培养人才的,如果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不能或者大部分不能在编辑出版业界就业,那么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作为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用实践去检验理论永远是一根必须具备的标尺,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实践的检验,学科发展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④诚哉斯言!西方出版强国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以实务技能教育为本位、以在职教育培训为特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科班出身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尽可能快地胜任编辑出版的日常工作。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如果需要半年的适应期,那么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就只应为三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是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彻底失败。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例如,有些毕业生写不出像样的选题策划报告、营销策划方案和书评,甚至连校对工作都做不好。因此,培养实际操作能力的业务技能课必须进一步予以改进,在教学中必须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真正予以落实,必须设法使专业实习取得更大的实效。 三、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努力构建自己有特色的“专” 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杂家而妄自菲薄,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努力建构自己的“专”。与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相比,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专”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种“专”包含四种情况:(1)专于编辑出版的流程与技能。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表现为上手快入门快,但这不是根本,上手快入门快不等于后劲足。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用半年甚至三个月的时间也可以掌握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与编校技能,熟悉编辑出版工作流程;(2)专于编辑出版学以外的某一门学科或某一个领域。这种“专”主要因今后从事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不同,因人而异。例如,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文学,从事法律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专于法学,等等。不言而喻,这种“专”并不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比较优势,因为专业学习阶段再怎么专于另一学科也几乎不可能达到非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对这一学科的专业化认知水平;(3)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要专于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这种“专”是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形成自己比较优势的极其有效的突破口,应该而且必须具备;(4)专于新媒体的编辑、出版、传播工作。这种“专”既是应对数字化挑战的需要,又是建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一条捷径。 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为什么要专于中外编辑出版史,尤其是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只简述理由:(1)从一般的意义来说,熟悉编辑出版史有益于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认识编辑出版活动发展的规律,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2)从特殊的意义而言,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精通名著经典的出版传播史具有独特的意义——为重新包装运作这些好书,成为旧书新做的专家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3)在研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的过程中,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还可以通过学习书中的主要内容而了解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从而拓宽知识面;(4)学习名著经典出版传播史,可以培养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文化良知与文化追求。 四、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 今天,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熟悉新媒体(互联网、手机等),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工作的技能。这是因为: 1.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对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 出版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新的出版形态不断涌现。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出版技术史。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已经立竿见影。1970年,美国学者贝利将“当天的订数能够当天印刷,第二天发货”作为人类的理想。⑤仅仅过了24年,他的梦想就逐步变成现实。1994年,德国出现了能够随时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打印系统”,使按需印刷成为可能。2004年以来,按需印刷在我国从概念迈向生产操作。2004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属下的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我国首项按需出版工程,致力于数字印刷在出版业以及商业领域的应用推广,为图书馆按需印刷数千种近现代善本图书和期刊。⑥ 数字出版物的种类、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数字出版的优势日益凸显。一首《老鼠爱大米》彩铃下载的收入就达到了5000万元,而这首歌的专辑未必能卖出500万元。在日本,手机出版发展迅猛,“手机书籍”成为一种新兴文化。数字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的运行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出版的内涵,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与阅读的习惯。传统出版业只有积极应对挑战,并适时调整战略部署,才能在新一轮的出版竞争中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积极的先期进入者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培育着品牌和市场,将成为数字出版的领跑者。出版业需要与时俱进,直接为出版业培养人才的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要了解新媒体技术,要熟悉新媒体运行的流程,要掌握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的技能。数字化出版浪潮滚滚向前,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唯有逐浪前行。 2.新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是构建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比较竞争优势的捷径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催生了网络编辑员、网络搜索引擎工程师、数字视频策划制作师、网络课件设计师、电子商务师、网站策划师、网络游戏设计师、彩铃设计师、网络、短信、DV创作人等新职业。2006年的预测说,未来八年,网络编辑的需求量将呈上升趋势,总增长量将超过26%,其缺口将达到100万人。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调整了人才培养的定位。例如,华南理工大学于2004年创办了编辑出版专业。起初,也以书刊编辑作为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与大多数院校所设专业并无二致。后来经过反复论证,将培养目标定位在电子网络编辑上。浙江工商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创办人梁春芳认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科建设“要根据现代出版业发展的需要,以培养大批的数字出版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不要只将视野局限在传统出版领域,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数字出版方面”。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向网络编辑转型,为此开设的课程有:网络编辑、网络出版与书业电子商务、电脑图文设计、网页制作与网站管理、数字资源检索、图像传播等。这样的调整,不仅顺应了数字化时代对编辑出版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避实击虚、培养比较竞争优势的有效举措。2007年,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该校初级助理网络编辑考试达标率为96%。 早在1996年,北京印刷学院创办全国第一个多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时候,就将多媒体设计和工具软件应用引入设计艺术教学,让书刊装帧设计方向的在校生可自愿选择转为多媒体艺术设计,并于当年实现艺术与技术复合型本科毕业生的输送。由于所培养的人才同新兴的产业发展需求衔接,因而一路走俏,培养规模达到每届毕业200多人,还供不应求。可见,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应该站在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前端,成为数字化编辑、出版、传播的弄潮儿。 五、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 观念上与时俱进既是创新的重要体现,又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对编辑出版人来说,观念上与时俱进是其首要素质,创造性思维是其最重要的思维。干任何工作,要想出类拔萃,都需要与时俱进与创新,但编辑出版工作更离不开这两点,原因有三: 1.编辑出版工作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而精神产品的生命力取决于特色 特色是出版物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足之本。我国出版业中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了物力、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还浪费了读者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盲目跟风、低层次重复出版是创新能力低下的体现。要避免这种现象,就必须坚持创新。邹韬奋说:“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⑨ 2.从编辑出版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出版业是真正需要与时俱进的行业 后,篇幅短小但蕴含丰富的“小诗”盛行一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对此褒扬的人很多,但也有人极力批评,梁实秋说:“《繁星》与《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与《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⑩然而,这两本诗集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名著。观念陈旧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或学者,但绝对成不了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1991年,金丽红策划出版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王朔文集》。她这样形容当时想做《王朔文集》的冲动:“我第一眼看到王朔的一本书《我是你爸爸》就立刻被吸引了,这个标题多么吸引人啊!于是我就有了做王朔的书的念头,而且是做他的全套文集。”业内人士评价金丽红的眼光很“毒”。这种“毒”的本领源自观念与时俱进。湖北长江出版集团董事长王建辉在论及杜亚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时说:“做编辑要与时代的主潮相一致,要激动潮流,不与时俱进是编辑家的大忌。” 3.编辑出版人只有适应变化,才能策划出适应变化的新颖选题 一个编辑出版人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与突出的创造性思维,并不取决于学科专业与教育背景,而更多地与性格、价值观、人生态度、社会阅历、思维倾向有关。人文类文摘杂志《读者》的两位创始人都是理工科出身,胡亚权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郑元绪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小学徒出身的王云五能够成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中国现代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得益于他年青时的广泛阅读,与时俱进及创新,如出国考察并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一个普遍存在的有趣现象是,专家往往迷信过去的经验,权威经常迷信理论教条,这恰恰是创新的死敌。杂家、外行、新人少有习惯性思维的束缚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对新知新学新资讯新环境反应快,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接受新生事物,反而更容易闯出一条新路、干出一番事业。在知识结构的专业性、深入性、学术性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几乎无法赶上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但在观念的更新与思维的创新方面,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应该而且必须强于非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人,其职业素质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开放的心理、博大的胸襟、高昂的热情、积极的参与意识。对新理论、新观点、新题材、新文体、新体例、新风格、新版式、新工艺、新作者等,编辑出版人都应持欢迎、接纳的态度,要像孔子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主观臆断、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策划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有我新的出版物。 (易图强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龚维忠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关于高职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教学创新研究 论文摘要:高职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瞄准能力培养,改革传统教学,并创设有利于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学;创新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善用已有理论解决幼儿教育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人才。该专业学生缺乏学前教育研究的亲身经历。传统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偏重于传授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实践证明,如果教育者树立科学的高职教育观念,引导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理论运用于实际,改变并创设有利于学生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热情、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 以课题研究样例为参照,丰富学生科研直接经验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和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两大部分。无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都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学前教育研究经验。然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经验。为了增强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直观感知,教师应结合学期备课为学生安排一些典型的学前教育研究样例。这些样例包括学前教育研究实施方案、学前教育研究报告等,还可以包括一些近年来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综合性案例。 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结合备课设计使用有机搭配的三类样例,能够为学生提供非常生动、具体的学前教育研究情境。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边讲理论知识,边引导学生阅读样例,不仅能够直接充实学生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而且还能间接培养学生关注学前教育改革状况,追求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现并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良好习惯。 由于样例是一个研究设计或研究实施的整体,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中,实施样例教学的效果远优于教师的举例。只有在样例中,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研究课题名称,什么是研究设计,什么是研究类型,什么是研究方法。 目前,许多教材也注重样例介绍,但教材上的样例始终需要授课教师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化远为近,量学取材,灵活运用。为了提高样例的参照性,建议教师为学生布置样例时,针对每一章的内容,应至少安排两个不同类型方法运用的样例。每一样例都应完整体现该研究实施的整个过程。在教学初期,全班应使用统一的样例,待学生基本入门后可引导学生自己检索样例。 以随堂探究设计为主线,培养学生科研技能技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科学的学前教育行为能力的养成。将《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关技能、技巧有目的、有计划地分散到每一堂课,加强教学的计划性、针对性以及实践性,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必然选择。 如结合学前教育研究理论介绍,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较为规范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名称,然后让学生根据已经学过的学前教育理论及经验,自行选择一个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并准备课题论证;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教师为学生提示适合其学习参考的学前教育文献及其检索途径、方法,并安排学生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文献检索,完成书目登录、摘要、文献综述等检索工作;结合观察研究、调查研究等理论的学习,教师督促学生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查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的方法,并进一步展开课题论证等等。选择并论证课题活动可以贯穿整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有些学生选择的课题可以成为他们毕业论文的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随堂探究设计的机会很多,只要教师结合教学进程,紧盯学生学前教育科研技能技巧养成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样的练习触手可得。如“观察研究”章节中有许多观察记录表,教师从探究设计的角度,让学生完成填写并进行分析,空表格就会变成活教材,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设计,教学效果明显不同。 学生随堂探究设计学习,每一个环节持续1~2周,有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随堂任务,有的学生可能难以完成。如有的学生能够检索到相关文献,有的学生检索不到文献。检索到文献的学生可以考虑课题论证,检索不到文献的学生除了进一步检索文献外,就要求从选题的价值原则重新审查课题,以确定是进一步检索,还是重新选择课题。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起点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一方面,授课教师容易忽视或拔高学生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高职生图书资料的检索使用意识和能力也不同于本科生,目前学生随堂探究设计这一学习方式被许多授课教师所忽视,直接导致《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显得枯燥。 以课外文献检索为动力,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 科学的学前教育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在心理学、教育学、实验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只有与学前教育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密切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门具有实践基础的学科,才有可能真正促使学生教育科研能力和素质形成与提高。因此,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眼光考察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些事实或现象,特别是一些教育家的学前教育实践;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方法分析评价周围幼儿园管理及其教育教学的实施;还可以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立场审视当前学前教育改革的动态与举措。 本研究所指的文献检索可以分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两部分。《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可以丰富学生本学科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和准确把握,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科研的兴趣爱好。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笔者把它叫做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这种检索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但若从学前教育科研与学前教育实践的联系出发来考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环节,更不应把它看成负担。只有学科的文献检索,而没有专业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肤浅与枯燥的状态;只有专业的文献检索,而没有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又会处于盲目与混沌状态之中。拓展学生视野的文献检索是学前教育科研的肥沃土壤,《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是田间精耕细作,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学生既掌握够用的基础知识,又能形成发展保育教育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 要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经常引导学生从研究的角度回顾学前教育史、心理学、教育学中的“儿童事件” 、“幼儿故事” ;(2)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学前教育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以及三次文献等,并加以交流;(3)结合观察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使用不同观察记录方法的文献,体会各种记录成果如何成为研究的素材;(4)结合实验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现当代学前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与当前国家学前教育管理与改革的法律法规,等等。 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有利于学生从更广阔的领域选择课题,选择更典型的课题。这种文献检索贵在教师根据所授理论,或从理论延伸、或从方法使用、或从事业创新的视域为学生提供信息源,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益,保持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浓厚兴趣。 以尊重幼儿为目标,陶冶学生的情操 学前儿童的身高在90~110厘米左右,体重在13~18公斤左右,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是“小孩儿”。而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他们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性正在形成中的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并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让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判断眼前儿童(个人或集体)身心发展水平及其表现,针对眼前儿童发展愿景,实施教育并评估教育效果。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更需要学生具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学前儿童,尊重学前儿童的道德情操。 应该说,陶冶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贯穿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但由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本身的特殊性,其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情感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对教材中列举的许多样例进行具体探究操作,而且应有意识地对师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幼儿保育、教育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这些活动可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保证幼儿“跳一跳,摘桃子”地发展,帮助幼儿、幼儿教师及家长矫正幼儿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促进发展或问题解决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课题、制定方案、搜集资料、撰写报告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而且能加深对幼儿教育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加深对幼儿的热爱与尊重。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深则爱之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有意引导学生接近幼儿,选择学前教育保育、教育中的问题加以研究解决,能够直接促进学生专业理想的形成与专业素质的提高。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要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要做到:(1)授课教师应坚持经常深入学生,做到师生经验共享;(2)重视实训教学,确保实训教学的开出率;(3)教会学生关注幼儿、亲近幼儿,学会与幼儿一起游戏;(4)对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强化训练、小单元训练、提前训练、提前应用。 总之,高职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样例、探究设计、文献检索以及尊重幼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形势下的高职教学理应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转变教学观念,深化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以新的课程方式促进学生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试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 【论文摘要】民族振兴依靠教育,教育振兴依靠教师,教师技能提高依靠教学实践和研究,而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都离不开教育科研方法的指导和引导。本文试就中小及教师的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进行探讨,以便同仁借鉴。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 什么是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是以教育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简单地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够在工作中发现教育上的问题,并能运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去求得科学的结论,去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种活动就称之为教育科研。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目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中小学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探索新形势下新的、未知的教育规律,以便发现中小学教育过程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今后中小学教育的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总是前进的、发展的.我们的教育工作,它必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指导教育运行的规律也必然在丰富、在完善、在发展.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只有联系本职工作认真地、不断地探索,才能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社会劳动者。因此,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对于深化教改,切实搞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中的思想、体制、结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中的已经过时或落后了的东西。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回答,提出有效的措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这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科学理念依据的源泉,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的动力.进行教育科研,每一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因此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主人翁作用,为推进素质教育,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2.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我们知道,学校的每一门学科,都涉及到教育科学的理论;每一门学科的教学,都需要教育科学理论去指导.教育是一门艺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地进行教 改实验,勇于创新,用取得的成果解决教学中的新问题;对学期或学年度所实验的课题或项目应进行书面总结,找出差距,继续研究.这样边研究,边实践,自编自导自演,既可以优化“教”,也可以优化“学”,既经济快捷,又方便实惠.所以说,教育科研的成果,一旦被广大教师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力量.目前许多学校都总结提出了“抓科普、促科研,以科研带教研”等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辽宁盘锦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学校科研组织和科研活动的建设.他们不仅把科研成果通过报刊杂志进行宣传报道,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把经验丰富的教师派出去巡回讲学、作报告.这样做正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研理论,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数十年长期坚持,因而成为全国一流中学.该校的科研带头人魏书生,也逐步锻炼成为教育实验改革的专家,全国知名。 3.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素质的需要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科技.科技的发展要靠教育.而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也就是说,教师的素质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水平。从古今中外教育史的发展看,那些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经过教育科研---长期不断的教育实践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等教育教学的理论,并终身为之实践,因而成为历代尊崇的教育思想家.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他在数十年教书育人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创立的.我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也是在他十多年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边实验、边总结、边研究,才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概言之,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与教育教学工作实际紧密联系的教育科研活动,经过选择课题,定向研究,不断总结积累,不仅可使“教”有特色,逐步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可以说,教育科研活动正是造就教育家,造就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本途经;也是提高广大中小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 4.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需要 科学的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而教育科研,正是使大量丰富的教育实践(包括教育教学的经验总结和教育科学实验)上升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得不到发展、完善和提高,怎么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呢!只有广泛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才能有效地指导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顺利实施,确保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目标的实现. 那么,怎样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呢?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努力转变观念,树立参与意识,扩大科研组织,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积极性。通过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专门机构的建设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科学研究,以推动教改的深化和素质教育的落实。各学校也可借此开展结合本校实际的科学研究,以促进本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完善和提高.具体方法可采用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总结法等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活动于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之中,具有进行教育科研最有利的条件。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立足本职,立足自身实际,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注意挖掘和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联系有关科学理论,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积极撰写科研论文,逐步提高科研能力,努力使自己退出“教书匠”行列,逐步锻炼跨入到“科研型”甚至“学者型”教师的行列。因为,教师在科研道路上的钻研精神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有力因素;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他较高的自身素质和科研水平上的。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争创佳绩。切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万木苦争春,何患未成林”。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实践出真知,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摘要:分析了当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所选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此教材不太适合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选择上侧重方法学习,与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二是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讲解,实践能力突出不够,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本着突出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基于课题工作程序,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编写的新理念及新结构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五年制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新理念;新设想 教材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蓝本。它以学生的经验为出发点,按照有关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组织而成。虽然,当下比较强调对教材的超越,但是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地位依旧不可抹杀。尤其对于高职院校师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决定了教与学的内容,更影响了教与学的方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来看,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畏惧心理。此种心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教材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新教材”编写的意义 (一)“新教材”编写是幼儿园工作的现实需求 “新教材”是指根据提出的新思路新结构所编写的教材,其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区别于当前所使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近几年,为数不少的优质幼儿园,将“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作为新教师招聘的条件之一。这说明幼儿园已经意识到了科研在培植园本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幼儿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具有了思考的自觉性,就能主动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较好的理性思索与反省,并能做出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些新的策略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也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理念和素养,促进了自身的专业发展。而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在幼儿教育一线的教师科研能力明显不足。对教育科研必要性的调查显示,“在湖南省10个地(市)30所幼儿园的270位幼儿教师中,有25.7%的幼儿教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有31.9%的人觉得比较必要,有48.2%的人选择了考核、评职或完成工作。”[1]由此可见,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素养与能力刻不容缓。而职前培养是提升幼儿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幼师的高职院校是重要场所。因此,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改革“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 (二)现有教材不适应五年制学生学情是新教材编写的缘起 笔者以“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为关键词,搜集到专门讲述“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主要是自考、高职和大中专教材,获得有效样本8本(见表1)。翻阅表中的教材,除杨世诚、王向东主编的教材结构略有不同外,其余教材在内容选择上大体一致,主要以各种研究方法为主(见图1);内容组织上用章节形式将各部分内容讲述得非常完备,侧重理论知识。目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选用的教材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2]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立足学生学情审视此类教材,认为现行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存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1)现行教材内容选择上比较传统,侧重各类研究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科研工作过程联系还不够紧密;(2)现行教材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注重理论知识的严密体系和完整呈现,实践环节内容还不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着“这门课程太难了,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课程学习难度明显高于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基础。 二、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一)内容体系上,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 教材在选择各项目时,首先,依照课题科研工作开展的流程进行编排,以课题选择、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为主线;其次,根据研究开展的过程安排科研方法的项目内容,在科研方法的选择上,不求囊括所有方法,只选取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主要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等。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以主要研究方法为补充,旨在让学生学完课程后能完整认识到课题研究的过程,工作后一旦接触到课题研究工作能比较容易上手,能较好掌握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方法。 (二)内容选取与编排上,以“一减两增”为基调 所谓“一减两增”即减少理论难度,增加实践操作,增加幼儿园实际科研工作实例。首先,每个项目的内容都选取最精要的核心理论知识,不强求理论知识的全面和系统,这样,在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了最核心的知识内容。此外,为尽可能避免理论知识的减少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内容编排上可适当增加“知识拓展、案例分析、即学即思、知识链接”等内容作为补充,以帮助学生丰富和深化对核心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在减少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增加实践操作和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一个项目内容中,可以根据理论知识分解成3~4个任务,为强化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必须增加实践训练。因此,要根据理论知识的内容,设置适宜的实训内容。比如,在课题选择与论证的项目内容中,可在每个任务内容后面设置1~2个实训环节(见表2)。与此同时,在理论知识部分,为增强与实际工作的紧密度,强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根据内容选取一些贴近实际,易于理解的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对理论知识起到一定的注解作用。 (三)学习方式上,以团队合作学习为原则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一门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课程。它要求学生不仅通过学习掌握理论知识,更要能运用理论知识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如在学习中学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理论知识,但不能学以致用,显然无法达成课程学习目标,也无法实现培养“具备初步科研能力”幼儿教师的目标。因此,在教与学中,要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要突出学生的实训环节,让学生开展初步的科研实践。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本课程的学习难度无疑比较大。教学中既要达成学以致用的目标,又要能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这就必须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进行改革。因此,立足教学实践,我们提出采用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化解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益。建议教学中组建8~10人规模的学习团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各教学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协作完成各项目任务,提高科研意识和能力。本课程中的团队合作学习要注意如下五个问题:(1)合作团队组员应基本保持不变,使团队组员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2)合作时间应持续整个课程学习,便于任务分配的连续性和均衡性;(3)合作内容贯穿课题工作过程;(4)每一项任务的合作分工体现总—分—总的格局,既能确保团队成员对合作任务的整体把握,也能更好化解合作任务的难度,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5)合作中教师要进行有效指导,关注团队实践完成情况,确保合作任务的顺利推进。[3]比如:在文献综述撰写的实训环节中,团队的合作任务与要求包括团队商讨综述报告的写作提纲,分配任务;各组撰写分配的综述内容;汇总并集体商讨修改。 三、教材编写结构的新设想 (一)教材模块构成 教材模块构成可简单概括为“三步四法两补充”(见图2)。“三步”即课题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主要体现了课题研究的工作流程;“四法”即幼儿园科研中常用的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和作品分析法,选取幼儿园科研工作最常用的几种方法;“两补充”即选题论证和研究论文撰写,选题论证是课题研究很重要的起始环节,而论文撰写也是除课题研究外,幼儿教师经常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补充两个内容,能使学生学到更加实用的知识。 (二)项目内部组成 基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教材编写要充分体现理实一体化的理念。就其中某一项目而言,第一级构成主要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任务分解和作品展示。其中学习目标、学习任务这两个部分均已较简要的语言提炼出具体目标和任务,使学生对本项目学习目标和要求有很明确的认识;任务分解栏目是主体,下分几个任务,每个任务的内容均有理论知识的认知和实训操练构成;作品展示是将学生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一是对学生优秀作品的认可,二是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本项目内容(见图3)。综上所述,教材编写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岗位需求,综合考虑学生特点,遵循学科内在逻辑。唯此,教材才能更好服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作者:马华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策略与方法 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必须立足本区实际,明确区域推进的思路,探索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最终形成区域教育科研推进的西湖范式。这是我们的追求。 一、依托课题研究,引领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 1.区域龙头课题引领发展方向 西湖区教育行政领导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研先导的理念,围绕区域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区域龙头课题并亲自组织课题研究。2011年以来,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牵头的课题就包括“内驱外引:区域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策略研究”“构建孩子想象的现代学校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这三项课题的成果均荣获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并出版了2部专著。这些课题不仅提升了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区内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表率作用。 2.组织开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立足区域实际,在调研中提炼研讨主题,共同解决学校发展难题。以钱局长主持的省重点课题“传承・共融・创新:区域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和黄志元副局长主持的省规划课题“促进区域高位均衡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为载体,分别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如,“一校一品:学校特色建设经验交流”“合作组有效学习的策略与评价”“特色课程建设”“美丽学校建设研讨”等,这些研讨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课题研究,有利于西湖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3.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出调研报告。2013年,_展了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2014年,开展了西湖区中小学课改实验学校的现状调研;2015年,组织开展西湖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现状调研。实践证明,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建议,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同时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4.积极培育学校核心课题 要求校长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段内,除了要自己承担1个课题研究外,还要推广1个课题成果,开发1个新课题。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广的课题要有适切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开发的课题要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校本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项目、省市级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子课题研究任务。 二、创新科研实践,开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教科研活动 1.组织开展学术节活动 西湖区教育系统学术节围绕“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共同发展”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第三届学术节也已进入尾声。每一届学术节都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精彩的课堂展示、名师论坛、优秀成果推介活动等。学术节由开幕式和主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开幕式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和北京市翠微小学许培军校长分别作了关于课程改革的主题报告。主题活动,包括“课程改革研讨活动”“课改课堂节展示活动”“创建新优质学校研讨活动”“优秀科研成果推介活动”等。 2.开展教育科研大讲堂活动 近两年,西湖区分别在翠苑中学、竞舟小学、求是教育集团等学校组织了十余次科研大讲堂活动。科研大讲堂活动形式多样,有课堂展示、圆桌论坛、观点报告、专家讲座等。科研大讲堂在规范学校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科研均衡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组建同类课题研究群 对正在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统计,把研究领域相近的课题整合成课题群,如,课程建设、美丽学校、智慧教育等课题研究群。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指导活动。 三、优化科研管理,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1.研制“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 近两年,我区逐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论文)评审机制。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审委员会,同时,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个评审专项组;按学科类别,分别建立初评委与复评委专家信息库;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论文(成果)立项课题的评审标准;成果(论文)评审工作“背靠背”,同一类别初评、复评和同一组杜绝同校专家,防止个人学术权力蔓延;区教师进修学校与中国知网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我区第28届教育教学论文拟获奖名单(一、二等奖)进行了,有效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净化了学术风气。 2.开展“条块结合”课题申报 “条”上集合广大教师的智慧,各中心、各部门、各学科,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提供课题研究申报目录;“块”上我们以区域重点课题为基础,延伸出了众多的子课题,同时列出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供教师研究。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提高立项课题的方案质量。 3.进行“线上线下”成果推介 一是分学科分类整理获奖科研成果的电子稿,并及时上传至网络FTP上,方便全区中小学教师学习,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享;二是区域层面综合推广、分学科、分类推广;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各学科整合、校内外结合、共同体融合、地区间联合等。 4.创建“量性结合”的科研评价 创建并完善了《西湖区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指标》。西湖区教育科研评价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分自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我们既评价科研业绩,立项率、参与率、结题率、获奖率;又评价科研态度、科研过程,分别从领导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科研机构的健全程度、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科研成果的推广情况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四、加强科研指导,提升区域教育科研服务质量与水平 1.加强各级课题申报立项指导 一是制定课题申报目录。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分门别类的制定课题申报目录。二是跟踪指导省市规划课题的申报。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在区级立项初选的基础上,与课题负责人沟通,按照申报要求,从技术层面对各级课题申报方案进行逐一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课题方案的质量。 2.加强课题过程化指导 一是开展立项课题负责人培训。以“培训研究人员、规范研究过程、交流研究经验、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通过教科专家引领、“本土”专家观点报告、优秀成果推介、分段研讨交流等方式,提升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二是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题研究。定期到基层学校对各级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加强课题的过程化指导。三是实施课题记载手册管理制度。申请结题的立项课题,记载手册必须接受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检查,通过后方可结题。四是开展“点面结合”中期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省市规划课题与区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期监测。 3.重视对课题成果提炼的指导 一是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导工作。二是实行定人、定时、定向的帮扶原则,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尤其是对部分未在区获奖的课题成果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可以是网上交流,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有时还要深入到一些薄弱学校进行专项指导。三是定期开展省、市规划课题结题成果集中交流活动,邀请省市级科研专家对课题研究进行过程指导。 4.强化对科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 我们非常重视科研主任会议,不仅有工作上的布置,业务上的指导,还会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穿插一些专题性的小讲座。如,10月份举行专题论文评比;9月初的科研室主任会议上穿插讲“教育教学论文的撰写”;3月进行科研成果评比和课题立项,会上穿插讲“课题申报与报告撰写”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区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教师观念的转变,从对科研的畏惧到主动参与科研;科研内容的转变,从单一的课题研究到以普及科研知识方法为主的培训活动,以强化过程管理为主的中期交流活动,以展示成果为主的展示活动,以成果为主的推广活动;活动形式的转变,有交流观摩、现场研讨、网上论坛、科研导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专业引领、全员参与、校本特色”的教育科研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项教育科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明确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后,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研究方法是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它是完成教育科学研究任务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和效果。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本文仅对实验法、叙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作介绍。 一、教育实验法 1. 什么是实验法。 实验法是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揭示教育活动规律或某些教育内容、方法的有效性的综合性研究活动。 2.教育实验的特点。 教育实验是“人与人的对话”,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尤其是教育行为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且教育外部环境对教育活动的干扰也极难控制,因而很难达到自然科学实验所要求的精确度。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实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封闭式”的实验。所以实验法既要遵循自然科学实验的一般规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科学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 3.教育实验法的实施。 教育实验法的实施要经过以下六个过程:确定研究课题、提出实验假说、设计实验方案、控制实验变量、评价实验效度、形成实验报告。(第一个过程前面的文章已经论及,下面仅论述后五个过程) (1)提出实验假说。教育实验假说所假定的是关于某类教育行为在某些人为控制的条件下,与某类道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实验假说的特点是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实验结果作“假定有效性的描述”。例如,我区承担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子课题“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实践模式研究”(以下简称“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提出的实验假设是:“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可以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即,通过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在实验中的实施,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的发展,培养一支反思型、研究型、策略型、智慧型班主任队伍。“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设计实验方案。教育实验方案一般包括实验总体方案、实验工作执行计划和评价方案。实验总体方案是对整个实验工作的整体规划,也是实验工作计划和评价方案制定的依据。实验总体方案包括以下内容:课题提出,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实验工具的选择,变量控制,实施步骤,保障机制,预期效果。实验工作执行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步骤及阶段要求,组织保证。评价方案是对本次课题研究效果的评估。评价方案的内容应紧紧围绕实验目标、实验内容制定,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师教育水平,学校教育工作的效果等。 (3)控制实验变量。教育实验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因变量和无关变量。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的,呈献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是在自变量作用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无关变量是除自变量以外的一切可能影响因变量,而对实验有干扰作用的因素。例如,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由区课题指导组提出的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和《河西区中小学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手册》就是自变量。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水平,包括班主任专业思想、班主任专业技能、班主任知识等,就是因变量。学校整体的工作氛围等因素就是无关变量。 (4)评价实验效度。实验效度的评价应从实验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教育实验评价实验的内在效度的方法是采用前测后测数据对比的评价法,证明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自变量刺激的结果。评价外在效度的方法,教育实验主要运用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进行重复性实验,将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证明实验的可行性,可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有助于完善实验方案,增进实验效益。 (5)撰写实验报告。撰写实验报告是教育实验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实验报告体现着课题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因此要重视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题目、实验基本情况、变量分析、结果与分析、实验展望。 二、教育叙事研究法 1. 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以叙事的方式开展的教育研究。它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2.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1)教师可以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同时教育叙事研究也为教师真正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平台,教师成为真正的研究者,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 (2)教育叙事研究的对象就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3)教育叙事研究的内容宽泛,有学者认为教师的教育活动范围有多宽,叙事研究的领域就有多广,教师的工作有多少种类,其叙事研究的主题就有多少种类型。 (4)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易于教师掌握。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自己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并以叙述、讲故事的方式将其表达。 3.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 有学者把叙事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现场”,第二个阶段是从“现场”到“现场文本”,第三个阶段是从“现场文本”到“研究文本”。 笔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一般要经历五个阶段:明确叙事研究对象(课题),制定叙事研究计划,置身叙事研究现场,积累叙事资料,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对第一、第二阶段不再赘述,重点对后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置身叙事研究现场阶段。研究者要对所要叙事研究的人或事件亲身经历、体验,将自己置身在研究对象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接触,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来掌握研究对象的比较全面的、真实的研究信息,并通过这些真实的信息探寻到研究对象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 积累叙事资料阶段。此阶段要对叙事现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及时地记录总结,储备研究资料。记录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访谈、日记、书信、谈话、现场笔记和来自现场的其他故事、口述史、照片、回忆录、自传和传记的撰写、文献分析等。 撰写叙事研究报告阶段。撰写叙事研究报告是叙事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叙事研究报告是主要运用记叙、议论、说明的方法,发掘或揭示叙事故事里面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 叙事研究报告中既要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又要有基于事实的深刻分析;既力图创设出一种真实情境,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要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情境中去透析叙事中各种人物或事件的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育事实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增强教育研究实效,因此,在教育科研中提倡运用该方法。 三、教育行动研究法 1.什么是教育行动研究法? 教育行动研究是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以研究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对行动进行研究,以研究促进行动”为基本方法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法。 2.教育行动研究的特点。 (1)行动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干部、教师也是教育科研的主体,从事行动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的人员就是学校的实际工作人员。 (2)研究的课题是实际教育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行动研究的环境是自然状况下的学校教育环境,是真实的动态工作环境。 (4)教育行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实际问题,改进实际工作,提高行动质量。 (5)行动研究的价值评估重在研究的实际效果上,突出了教育科研的实效性。 3.教育行动研究的实施。 教育行动研究一般经过以下六个过程:发现问题,确定课题,制定计划,实施行动,效果评价,撰写研究报告。教育行动研究特别强调从学校的工作实际出发,去寻找、发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将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将工作的重点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其他五个方面的过程与其他方法相似,不再重复叙述。 教育行动研究法在我区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教育体系”实验和“十二五”和谐教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区课题指导组带领实验学校,边研究边行动,边行动边研究;在行动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将工作中的难题、问题确立为研究课题。35所实验学校结合学校的实际工作,分别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子项课题。可见,教育行动研究法解决了“工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脱节,实现了实验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统一。 以上仅对三种研究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一项成功的教育实验,应同时采取多种的研究方法,只有多种方法协同研究,才可以取得预期的研究效果。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摘 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科研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科研活动的发展轨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观点;从而在客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胳,各种方法产生的背景,预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方法;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方法;发展趋势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条件下,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质量提高得如何,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教师,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状态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本文试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教育科研究方法,从而希冀对教师的科研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它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规律,并探索运用教育规律改造教育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的实践活动。 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律(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教育科研方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层面,即教育科研方法论;二是中观层面,即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三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变迁 教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取得今天较为成熟的地位。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同教育思想与流派之间的争辩、包容、深化和拓展,在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科研方法的逐步成熟与深化。从整个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两千年来教育研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形成体系结构期,多元化时期。 (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期:“经验――描述”研究阶段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萌芽期大致可追溯到教育学在古代社会产生至17世纪形成独立学科这一时期。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随之诞生。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经验――描述”。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是观察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有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教育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直观的,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和自发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还很低,人们对方法的追求比较笼统和模糊。该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的思想成就体现在中西古代教育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以及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 (Ⅱ)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期:“哲学――思辨”研究阶段 17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教育研究进入了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论时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从经验的描述上升到理论的概括,教育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心理化运动开始。该时期教育研究的思想成就突出体现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之中。 在《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出发,导出其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他继承了夸美纽斯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把定性研究方式确立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赫尔巴特不仅给“经验――描述”研究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创造了“哲学――思辨”研究阶段的辉煌成就,更启迪了其后“科学――实证”研究的新时代。 (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体系期:“科学――实证”研究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学爆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些教育学家倡导在一般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引入了实验方法,试图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这一转向导致原有研究范式的危机,教育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分工日益精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得到广泛应用。正是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时期:“规范――综合”阶段 20世纪的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曾经是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重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价值多元化”的口号,成为当代众多教育理论流派得以共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研究方法从哲学方法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教育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意味着教育研究的深化。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教育与社会学》继承并强化了孔德的实证科学观。而1921年德国的克里兹施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一书中,则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刑。其后,以斯普朗格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继承了施莱尔玛赫以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在教育学领域反对将人片面化、畴形化和工个化,呼吁教育要造就出具有完整精神和充满创造力的人。此后,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所谓“科学化”思潮进行过责难和批判。 纵观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既是传统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过程,又是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1.每一种哲学理论将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源远流长,处于前期学科的教育思想是古代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所作的思考;成为独学科的教育则力图摆脱被哲学直接包含的“母子式”关系,寻求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有别于哲学式思辨的研究方法;当代哲学与教育学科一方面处在科学大厦中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自内部都发生分化,相互之间有着多种不同方式的交叉。 2.横断科学理论 横断科学主要指系统科学与数学,它诞生于20世纪数学有重大突破、七十年代系统科学形成之际,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新生成的一个学科群,已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层面。被称为系统学科的科学,迄今为止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及广义进化论,它们都以世界存在事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系统”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系统的构成、结构,揭示演化、系统的内容关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恰恰是在整个学科群意义上它才被称为横断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事物存在的结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系统科学提供拓展和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领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3.教育理论 任何教育研究,往往都是从一种概念框架开始的,这种框架在如今常被称为范式,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它支配着探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教育观念,会极大地影响其教育研究的倾向性。教育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研究方法的中观层面:注重生态化、现场化与跨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生态化倾向。所谓生态化倾向,就是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研究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外部效度,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的生态化倾向直接导源于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实验室实验能够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操纵自变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完整的系统,运用实验室实验,操纵有限的变量,必将把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给控制掉了,外部效度明显降低。所以教育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场化是指在教育的现实环境中研究教育与人发展的规律。随着生态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冲出实验室围墙,到现实的生动的教育现场冲去进行研究,才能使教育研究内外部效度达到统一,于是在具体研究中就愈加重视现场研究。 所谓跨文化研究是将同一课题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共同规律,或从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三)教育研究具体方法方面:注重研究的综合化、现代化和数量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主要是指强调采用多种方法和从多学科角度去探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并且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单纯使用某一种方法,容易失去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其研究结果难以全面可信。 教育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研究技术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教育科学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这些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的观看和分析,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设备,诸如单向玻璃的儿童观察室和多台固定的摄像机的综合运用,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记录儿童的复杂行为,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数学方法作为工具。对研究结果进行数量化分析,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一方面,多元分析方法使教育科学多因素研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计算机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科学研究大样本、多数量、多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DD教育科研方法有着其它科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有它自身的个性。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的工作者,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教育科研方法的历史变迁及趋势,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课题组对新中国出版的133本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该类著作的变化轨迹、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1)著作经历了从译介到教材,再到著作的发展过程;(2)著作数量上不断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翻译,到80年代升温,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尚未达到学科成熟;(3)著作合作率较高,教材多、编著多,学术性著作少、独著少,说明高质量、原创性著作欠缺;(4)著作显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方法论认识日益深刻,方法的混合互证趋势明显;(5)著作向学科教育研究和各类教育研究方法发展,呈现明显的精细化、分支化发展趋势;(6)著作受教学和研究需要推动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计量分析;发展态势 一、图书数据来源和统计指标选定 研究者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以及超星、书生之家、Apai电子图书中围绕“教育研究方法”进行全景检索,检索条件为“书名”,检索词分别为“教育科研方法”、“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共检索出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把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下载,对其出版年限、著作者状况、著作性质、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出版年限主要是为了考察单位时期内著作分布,以期考察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增长规律和方法发展的关系。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可以用出版年限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的文献量,进而通过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著作性质,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学术性强弱特征分成学术著作和教材,另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译著与否和是否再版,把其分成译著和再版,以此考察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阶段性特征。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分析每本教育著作中的基本内容体系和具体研究方法,考察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中具体方法的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出版数量不断增长 在文献计量领域,某一学科的科技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知识的增量变化,以及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出版仅一本,说明新中国之初,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处于诞生时期,体现在对译著的吸收和文献的绝对数量匮乏上。1966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陷入停顿时期,相应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其著作出版也处于停顿时期,1976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逐步恢复,教育科学研究也慢慢进入轨道,到1980年,我国第二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书籍才开始出版。从1980年开始,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到1989年,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出版编目累计数为10本,而1999年末的出版编目累计数已为52本,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出版编目数为42本,累计编目数为125本,截止到2011年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图书在版编目累计数为133种。纵观1949年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国家、社会和个体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社会对教育的日趋关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兴起等,将使教育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将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著作合作率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在已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教材所占比重较大,由于教材的合作编著性质,使得著作作者较多,教材的合作度较高,分析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合作度已经缺乏意义,因此,本研究仅对著作的合作率进行分析。借鉴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表2的第2、3、4列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出版的合作者状况和著作性质状况。 由表2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的合作率都很高,合作率在70%以上,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独著少、合著多、编著多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交叉性,需要来自不同学科方法领域的人进行充分合作,才能完成一本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教育科研方法原创性著作不足,需要加强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出版。 由表2中的著作性质栏目可以看出,在我国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理论性著作33本,教材性质著作100本,理论性著作仅占总数的24.81%,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研究人员比较注重教材建设,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但也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和原创性著作不足,教材的偏多说明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尚有欠缺。这与研究方法的方法性和手段性有关,但也确实说明我国教育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相比学术性著作的前沿把握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吸纳,教材比较注重常见方法和一般方法,缺乏对新方法的前沿把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教育研究创新迫切地需要方法创新的带动,教育研究方法的学术性创新著作将会不断涌现。 3.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由表3可以看出,在1949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继承历史优秀传统、吸收消化苏联教育科研方法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文献和历史法、抽样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观察法、个案法、实验法、测量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统计法,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存在具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不足问题,体现在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具体方法的分类、方法和手段的区分上不够明晰。 在1980年到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其内容体系都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概念、原则、步骤与任务,以及课题的选择、文献的查阅、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选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成果的表达和论文的撰写。这些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基本奠定了基础。具体研究方法上,与1949年到1980相比,增加了系统论方法、内容分析法、预测和评价研究法,并且强调新技术手段如计算机技术在研究方法中的具体应用。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把握教育科研方法 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摘要: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重点是进行教育科研的基础;中小学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果即成长,教研、科研一体化,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方法;教育科研成果通过推广应用,可以转化为教育的“生产力”,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教育科研方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有其自身的要求和规范。中小学一线教师怎样做教科研,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学习、调研和组织指导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谈谈对教育科研方法、途径与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的浅见。 一、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以行动研究为主线,分层、分类深入扎实地开展小课题研究。小课题来源于教学实践,来源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老师要树立“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科研新理念,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行动研究,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整体规划、专业引领、科学评价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策略。有专家说:“一线教师搞科研,研究什么?最切实可行的,就是研究自己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和专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用于课堂的改进和自身教学行为的改善。”莒南县一些学校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领下,积极开展各类小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二、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式、方法 要立足教育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实现教研、科研一体化,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要遵循“教研出课题,科研育成果,成果进课堂”的思路,倡导“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方法,在全面推进中提高科研质量。各校应根据本校的办学特色,确定龙头(主导)课题,以此凝聚人心,使龙头课题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主动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推进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学、教研活动结合起来,使全体教师都能参与到研究中来,以科研带动教研,以教研促进科研,使学校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 (一)科研成果的分类 在推广应用优秀课题成果时,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运用方法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生艺术教育和特长能力培养”,该成果在2003年结题后一直被应用;“探究识字途径,提高识字效益”于2005年12月结题后,其成果被评为临沂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指导识字教学的依据。 运用策略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社会)体验三段式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其成果现已普遍运用到这几科的教学中。 学校办学特色类的研究成果。如我校的校训是“让读书成为习惯,让文明成为自然”,因此,有关读书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和“课外阅读与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研究”的成果将会一直运用下去。 对成果的后续研究。如:“小学生作文个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结题后,组织申报了“小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研究”,使学生的作文更具个性化;“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的实验研究”结题后进行了“小学科学课中的活动与教学研究”,在后者结题后,又接着进行”科学课中实验探究过程的研究”等。 对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如“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研究”于2011年结题后,我们打算将其延伸到科学课中,进行“科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二)科研成果推广的方式 要强化“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推广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推广、应用优秀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完善,在教育科研过程中不断成就自己。 科研成果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课题研究式推广”,就是将成果推广的运作按照课题研究的方式进行,成立课题组,进行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研究。在推广中研究,在研究中推广,将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到教学实践活动中,这种推广方式目前在我县中、小学校进行得比较普遍,是我县科研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它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受益。我们以市级立项课题“县域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研究”为抓手,以几项已结题的优秀课题深化研究为载体,以市级教育科研基地学校为基地,分层推进课题深化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切实贯彻落实莒南县教育局“教研出课题、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教科研一体化思路,教育科研氛围浓厚,初步形成了“成果进课堂”的良好势头。 “科研成果课程化推广”,就是将科研成果编成讲义和教材,纳入教师培训的内容,让科研成果成为特色课程,进行课程化推广。通过开设课程的方式,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成果的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将科研成果课程化,把优秀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进修内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生动、最现实的教育理论学习,也是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育理论学习。 “主体扩展式推广”,就是把学生作为推广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了解、运用成果的基础上去丰富、充实成果。这种成果的推广解决了成果推广的局限性,把成果作用于学生身上,使学生直接受益。 (三)科研成果推广的步骤 1.制定计划 分年级组,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学情不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题成果推广计划。 2.召开课题推介会 我们首先针对要推广的课题举办课题推介会,让每位教师初步了解课题内涵。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有关课题的本质内涵、理论依据、实施环节、特征与条件、相关的教学策略及课堂教学模式等,让每一位教师都比较全面地了解该课题,明确成果推广的具体目标。 3.举办课题成果进课堂活动 这个活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课题组成员通过课堂活动展示课题成果,并且通过评课、议课活动完善提升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每位教师学习践行成果后的汇报课。 4.召开经验交流会 在课题推广过程中定期召开课题成果推广经验交流会,做好经验总结。 现以正在全县推广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研究成果:构建“课外阅读指导”的教学模式。 1.读物推荐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明确主题——赏析片段,激发兴趣——推荐读物,拓展延伸 2.读书方法指导课 教学流程:确定阅读篇目——自主阅读——合作交流——释疑点拨 3.读物鉴赏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揭示主题——课内指导,佳例示范——学法迁移,自主赏读——畅谈心得,拓展延伸 4.交流汇报课 大致流程:出示读书要求——小组合作,交流心得——全班交流,梳理提升——师生小结,拓展延伸 5.课外阅读指导课的基本流程 布置课外阅读任务——指导阅读方法——学生自主阅读——检查阅读情况。 (作者单位:莒南县教育局教科室,山东,临沂 276600)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的选题方法 选择研究课题,是进行任何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有人说:“科学论文的题目选得适当,等于完成论文的一半工作。”教育科研题目若选择得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果。若是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不好,常常会使研究工作受到障碍,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正式的科研课题的确定大多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过程:a.提出科研课题;b.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c.将课题具体化;d. 撰写选题报告;e.征求意见,反复修订。 1.选题的策略 (1)从教育实际工作需要中选题 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根据社会需要,看清时代的潮流,选择当前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课题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 (2)从教育文献中选择题目 查阅和评价已有研究文献,是选择课题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策略之一。查阅与评价研究文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被研究,进展状况如何,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已有研究的完成质量,如果发现已有研究质量不高,这就说明该问题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注意研究资料中被忽视的“空白点”;注意发现研究结果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注意发现已有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3)选择教育科学研究题目要注意可行性 研究者要根据自身具备的主观条件和从事研究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来选择研究课题和课题的深度。主观条件指研究者为完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工作经验,以及对有关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它反映了研究者承担课题的可能性和完成课题的水平。客观条件指完成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设备、仪器、工具以及必要的人力、物力、图书资料等。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选题必须与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它。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课题按研究深度的高低是分层次的,选题时必须考虑课题的研究深度。按照研究深度,研究课题可分为描述性课题、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 ①描述性课题是指对教育现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的课题,它主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如教师生活状况调查、学生看电视情况调查等都是描述性的研究课题; ②因果性课题是指揭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课题,它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如寻求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就属于因果性课题; ③预测性课题是指在弄清了教育现象的现状及其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对事物将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预测的课题,它主要回答“将来怎样”的问题,如探讨下个世纪中国教育状况,就属于预测课题。 在上述三类课题中,描述性课题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难度小,层次低;因果性课题层次较高,难度较大;而预测性课题则是最高层次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研究者对课题的层次性、难易性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4)从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担任课程范围内选择教育研究题目 专业基础知识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选定教育研究题目,只有紧密地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搞好教育科学研究。而有人因临时的兴趣,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有人偶然得到其他专业的资料,轻易决定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分析肤浅,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2.目前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教育科学研究选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题目往往偏大 初做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考虑各方面研究的条件,选择的研究题目往往偏大,结果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就是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材料,得不到可靠的、经过深入研究与分析的科学结论。 (2)对应用性选题重视不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性的选题中,理论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大,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小;二是在应用性课题中,忽视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探讨,而是分散、孤立地探讨了一些相互关联的细小问题。这种局面与社会需要相距较远,选题的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很小。 (3)研究选题的系统性、连续性、积累性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研究者在选题时不注意查阅研究文献,不了解他人研究结果和有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对已有研究成果缺乏深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二是许多研究者研究方向不明确,选题前后无关联,不能使自己的研究课题把握住问题发展的脉络而层层深入,而是在一些毫不相关的课题上按自己兴趣随意选择。 (4)描述性课题多,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少 目前在教育科研中,描述学生学习现状、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方面的课题比较多,对各种变量、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停留在相关分析的层次上,而对学生发展规律、影响学生心理活动的内在因素、学生学习成绩的预测等研究少,即缺乏因果性、预测性的研究课题,使教育科研难以发挥其解释与预测功能,妨碍了其研究水平的提高。 (5)研究课题的理论水平低 许多研究课题未能同有关教育理论联系起来,研究问题较表浅,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因此,目前大量研究未能在有关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很多研究结果也未能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概括。 (6)单一性课题多,综合性课题少 目前,研究课题大多从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人手,缺少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研合作大多局限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之间,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未能对一些较大课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7)对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重视不够 在目前众多的教育学科研究课题中,有关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极少。由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水平,因而目前国外对方法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3.撰写课题论证报告 研究课题基本选定后,研究者一般需要对课题的价值、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认真地论证。做好研究课题的论证工作,对撰写好课题申请报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书面形式的课题论证有助于进一步详细阐述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具体研究方法、预期成果等,从而使整个研究课题具体化、系统化、完善化。它将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行动纲领,对保证课题研究顺利进行起重要指导作用。 (2)进行课题论证,撰写课题论证报告,是争取科研项目立项并取得资助的需要。根据研究者的课题论证报告,学校、基金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了解研究课题的价值,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客观依据,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 课题论证报告的形式是多样的,如“科研基金申请书”、“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申请表”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讲,课题论证报告又是“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题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材料来源、研究步骤、经费预算等。在此不做更多的介绍。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浅析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方法及撰写 摘要: 教育科研在化学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概括出了中学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撰写,这对提高化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质和水平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初中化学;教育科研;方法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掌握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中,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一)文献法。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 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 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二)观察法。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 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 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三)实验法。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 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 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四)调查法。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 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二、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 其基本组成包括: (一)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二)绪论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三)本论。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四)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五)参考文献。一般论文习惯于把参考文献列在最后,有时把引用的文句在脚注中表明出处。参考文献的著录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一般格式如下。 图书著作:主要作者.书名.版次(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 期刊杂志:作者.刊名,卷或年(期).起始页码。 报纸文献:作者.论文题目.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网络文献:网址.题名,下载年.月.日。 化学教育科研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玄虚过程。做好化学教育科研不仅有利于化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更有利于化学教师专业的成长。因此,作为新世纪的化学教师应当将化学教育科研作为一项迫切的、长期的、重要的、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不断掌握、探索化学教育科研的过程和方法,全面提升自己的化学教育科研能力。
中学语文论文: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摘要:1995年曾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正是要靠创造教育来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之一,在各学科教学中,重视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学科教学的重要任务。笔者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十二年,就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做了一些尝试性研究,现谈谈其中的粗浅体会。 [关键词] 中小学语文;教学;创新能力;培养 二十一世纪是“创造教育世纪”,创造性人才要通过创造教育来培养。创造性是每一位学生都具备的心理潜能。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虽不能奢望每一位学生都成为非凡的创造者,但我们完全可以使每一位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创造才能。从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一些新的尝试。 一、重视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 由于人格因素对一个人成才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是推动学生的强大内驱力,也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创造性学习,创造性学习对自己的现实学习及未来发展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应尽可能地为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能激起新异感的学习情境,让他们去尝试创造性地学习、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从中体会由此带来的成功的喜悦。这样,一旦学生自己选择了学习方式,并负责地参与创造性学习的过程之中,也就会水到渠成,达到促进学习的目的。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变课堂为学堂,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中心,还学生学习主人之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负面影响,我们许多教师总是津津乐道于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教师单方面只管把知识讲下来,却不管听讲者的接受效果如何,有的老师甚至认为,我把该讲的内容讲到了,至于你学没学到,那就不关我的事了。这种认识,不光是教法问题,更是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观念的问题。原苏联著名教育家苏赫姆林斯基说:“我认为,重要的教育任务在于渐渐地养成学生从事紧张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习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习惯的养成,就是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双边互动,才能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 激发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兴趣,还必须学生课堂学习主人地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承受知识,加工创造的载体和导体。忽略主体、载体、导体的存在,而颠倒主客关系,大搞“一言堂”,大搞“填鸭式”,“摁下牛头强喝水”,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现在有许多教育家都呼吁课堂教学“民主”,其实其核心就在于解放学生,把学生从受支配地位解放为支配地位,让学生变成学习的主人,不再是书本的奴隶。 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树立敢于创新的精神 传统教育使学生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和自由度,成天到晚只能听从教师的指导。从而形成了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为分数而教的不良局面。往往只强调接受或模仿,忽视创造。它要求学生必须循规蹈矩,在固定考察的范围内解答问题,这使得学生的思维近乎封闭与僵化,缺乏应有的开拓与创新意识。它不仅制约了学生当前的学习效率,而且也使得他们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潜能。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一个不容急辩的事实早已证明: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吕淑湘先生在全国中语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也讲到:“如果说一种教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法之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实际上,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的,他们不会没有反应,因而他们时常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会都是有价值的,有些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这正是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开始,许多发明家的创造正是从质疑问题开始的。因此,这种敢于提出问题的行为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自己哪怕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对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点滴创造性,也要给予适时地肯定,以培养他们敢于发现和创新的精神。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指出:“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教师在大纲指导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学生生疑、质疑、解疑、再生疑、再质疑、再解疑……的过程,在此循环往复、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思考、探讨、发现、创造,不但要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形成的结论,更要为他们拓展足够的空间,懂得形成结论的过程以及怎样去掌握结论,评价结论。”于漪的话,精辟至极。古人也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我认为,大胆质疑,就是要解放思想,面对问题或结论教师要引导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些问题或结论是否就是绝对正确?是否就是无懈可击?在一连串的质疑问题面前,培养创新能力。 三、重视思维发散性训练,培养学生聚合思维的能力 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发散性思想,是一种不依常规、寻求变异,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多样性答案的思维方式。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是发散性思维的三个思维角度。这三个思维角度又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内容。因此,培养养发散思维能力,应从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入手,着重启发学生从不同方面对同一问题进行思考,逐渐养成多方面、多角度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1、突破一题一解,主张一题多解。如组词练习中的“一词多组”,填空练习中的“一空多填”,作文训练中的“一题多作”,都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力的有效的方式。1993年全国六省市高考语文试题中有这样一道文化常识题:“下面这首古诗描述了我国民间一个传统节令的景象,这个节令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①中秋②七夕③重阳④元宵。”解答此题要从民俗、民习、物象,抒情议等角度分析和思考,从而找到最合理也最科学的方案。此类例题很多,不胜枚举。 2、突破常规思维。主张变异思维。著名华裔美籍物理学家丁肇教授1999年10月31日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他说20世纪物理学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凝结成四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各自的结论:①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②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做你自己认为是正确 的事。③对意料之外的现象有充分准备。④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对你做的事感兴趣,并为之努力奋斗。语文教学何尝不是如此?譬如语文课的作文训练中,引导学生从概念的对立面中寻求立意,不失为一种求异思维的好方法。如:“近墨者黑”,反向立意“反墨者未必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等等,这种反弹琵琶,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应该大力倡导,大加鼓励。课堂教学中反向立意多了,学生求异思维的习惯形成了,其创新意识自然会与日俱增。3、突破固定模式,主张多元并举。一名成熟的教师,大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有的还会形成风格,形成流派。越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教师,课堂教学方式越多姿多彩。学生总有“常听常新”的感觉。 此外,训练思维的流畅性可采用所谓急骤的联想或暴风雨式的联想的方式。在进行急骤的联想训练时,要学生像夏天的暴雨一样,迅速地抛出一些观念来,不能迟疑,也不考虑质量的好坏和数量的多少,质量的评价可放在结束后进行。联想越快表示越流畅,联想越多表示流畅性越高。这种自由联想训练,对于提高学生思维的质量和培养流畅性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促进创造性思想的发展。教师在组织教学时,还应当拟出可有多种答案的问题,旨在使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正确答案,训练他们思维的创造性。 聚合思维是思维者集聚与问题有关的信息,在思考和解答问题时,进行重组推理,以求得唯一正确答案的收敛式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聚合性思维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不应单纯地要求学生从形式上明确或记住最终的结论,而应帮助学生对提供的多样化的材料及解决问题的多种假设或可能性进行分析、鉴别,从中寻找出对解决问题最有价值的材料及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从理性上把握得到“最优”结果的思维过程及策略,从而提高聚合思维的能力。如结合阅读教学中的解词训练,可列出一些词语的所有义项,根据课文提供的具体的语境,选择相关的义项;或结合课文的语段分析,通过比较鉴别,从种种理解中选择自己认为最具有说服力的认识;或从纷繁的材料中概括要点或论点。这些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也能有效地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鼓励学生创造性学习实践,加快学生创造性能力形成 能力的获得需要实践的土壤,创造性的学习能力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实践。荀子曾说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也。”这充分说明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应从培养开拓性、创造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引导学生参加创造性学习实践的重大意义,并采取有效措施,调动学生参加创造性学习实践的积极性,以加快其创造性学习能力形成的过程。 总之,语文教学中,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教有法但无定法,教师要不断地更新教学理念,根据创新教育理论和学生的特点及教学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以适应新课改的需要。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下水作文" 教师"下水"作文,作为提高作文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已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所重视,但仅仅偶然湿湿身子,未必能很好地把握学生。因此,本文就如何"下水",如何利用"下水作文"引导学生写作并进而提高写作水平的问题提几点建议: 一、整体规划。 在每学期开学前制订学期作文教学计划时,就应该同时考虑"下水"作文计划,选择好"下水"的场合、"下水"的方式等,使之与作文教学计划融为一体。 二、悉心垂范。 垂范作文往往是在充分准备之后进行的,有时间收集素材,立体思维。垂范作文,深辟的题目要立足于精,力求浅显易懂。例如,有一位教师写寓言《"执竿进城"的启示》,学生只感到寓言故事可笑,却说不出多少道理(启示)。这位教师分析了众多的启示角度,考虑到写出新意,"下水作文"劝赐教和领教"这一角度分析事物的内因和外因。指导时他把自己的思考告诉大家,后来不少学生选取了"眼前与将来"的角度,写就的文章既有道理的阐发,又有对事例的分析,提高了分析深层问题的能力。又如这位教师写《〈爱因斯坦制作小板凳〉的启迪》,他把角度定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上,避免了谈毅力,恒心,自尊和胆量等老生常谈的话题。指导时他还注意介绍其它角度和写法,以便学生根据材料和自身的特长有所选择。 三、同步急就。 中学作文一般都是限时的,教师"下水作文"如能和学生同步完成,学生愈加信服。同步急就文章最棘手的是一时难觅许多材料,没有筛选的余地;即使有,一时也难以分析、组合,话说不到点子上。把这种感受告诉学生,促使学生平时注意积累,注重分析的习惯的养成。同步急就中。要摸索、总结出一些快速审题构思的方法,对指导作文取得更多的发言权。 四、蜻蜓点水。 所谓蜻蜓点水是指对新授写作技法的关键部分"下水"示范,而无需写作完整的篇章。学生习作一般都是每周一篇(大小间隔),要求学生习作一篇,教师?quot;下水"一篇是不现实的,也无此必要。教师在关键时刻下水,不失为事半功倍之法。例如议论文的反向切题、释义切题,结尾的篇末点题、卒意显志等都作出示范,学生最感实惠。 五、评改鉴别。 王充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篇无补"。这显然是对成功之作而言:请记住我站域名的。利用不成熟的文章,从反面晓喻为文之道,来个"疑义相与析",也可以起一点"为世"而作的作用。再说,将"下水"文章交给学生评改鉴别,还能鼓励学生敢于"班门弄斧",善于"吹毛求疵",提高鉴别能力,促进自改能力的提高。 中学语文论文:论高考语文统考与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高中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主要原因,是高考试题的超前和语文教材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语文“题海” 是对教材内容的自发的补充,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 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 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 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 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 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 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 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 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 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 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 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 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 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 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 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 ,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 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 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 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 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 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 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 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 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 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 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 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 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 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 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 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 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 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 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 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 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 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 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 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 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 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 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 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 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 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 类作文。1993年 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 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 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 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 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 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 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 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 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 、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 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 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 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 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 :“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 ‘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 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 ”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 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 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 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 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 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 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 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 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 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 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 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 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 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 个方面 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 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 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 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 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 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 在150分钟内 ,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 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 ,其答案总字数约200 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 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 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 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 。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 ,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 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 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 ,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 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 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 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 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 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 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 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 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 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 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 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 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 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 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 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 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 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 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 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 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 生活。从选 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 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 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 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 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 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 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 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 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 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 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 ?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 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 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 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 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 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 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 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 卷):“这次选举, 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 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 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 案都过于隐蔽晦涩, 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 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 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 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 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 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 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 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 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 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 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 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 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 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 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 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 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 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 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 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 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 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 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 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 ;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 召唤。 总之,中学语文,尤其高中语文教学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高考,而主要在教材和教学方法。语 文教学应讲授较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应尽快更新换代。不能总是诅咒“题海”,语文“题海”是富矿,有待 我们去“披沙拣金”,锻铸新世纪需要的新教材。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里,高考语文推动了汉语母语教育的发展;由于出题倾向和某些试题存在不符合语 文教育规律的因素,它对中学语文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高考仍是教育系统工 程的重要环节。我们应深入研究围绕高考所出现的问题,既不断地完善考试,也改革教材教法。在新时期,当 我们翻开第一张语文高考试卷时,中学语文尚百废待举;当21世纪即将到来时,中学语文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 的母语基础教育的专门学科。在廓清目前出现的困惑以后,我们必将迎来语文教育的新世纪。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改带来的反思 思考之一:理论研究多,但偏离实际。 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把语文教改看作是一个以实用为基础的开放体系。这个开放体系正好与封闭体系相反,在课堂教学中,要增加学生观察和思考的机会,要增加学生动口、动手的机会,要尽量给学生提供显示和发展才能的机会。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的教改必须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成果,多多研究学校中“第三世界”的客观情况,多多研究教材与教学的适应情况,多多研究学生心态和思维方式,坚决反对对某种传统教学思想加以绝对化、凝固化,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这样才能使我们教改的范围与内容越来越广,参加教改的人数越来越多,呈现出真正的繁荣局面。 思考之二:在研究教学方法多样化的同时,更要研究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教改中,出现了不少新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由于多年来教师一讲到底,学生死记的做法已经成为习惯,所以某一新的教学方法一时还不能为广大师生所接受。即使学得一点两点,或如法炮制,其结果还是不够理想的。就拿比较公认的“自学──讨论──实践”这一课堂教学环节来说,在广大农村中学各方面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要能真正学到手还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研究教学方法如何多样化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给传播知识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课堂教学、教师面右巡辉偈俏ㄒ坏耐径了。所以,在教学中尽可能地运用电视、电影、录像等电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再从另一方面讲,采用电化教学手段,对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养成用眼。动手等良好习惯也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说,每个人的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这些“潜能”发挥得好,同样可以帮助学生成才,换句话说,兴趣、方法、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同样是成才的决定因素。可惜的是,我们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还刚起步,广大的农村学校对此还很陌生,这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不能不说是一大影响。 思考之三:要搞好教改,首先要建设一支坚强的教师队伍。邓小平同志曾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邓小平文逊第105页)因此,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建立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的队伍是万万不可缺少的。事实正是这样,教师的职业是承先启后的职业,教师肩上担子很重。如果教师本身只是“半桶水”,怎么能给学生“一桶水”呢?如果教师只会满足学生能背诵条文,那么学生将来断然不会进行创造发明。更何况科学技术的综合化、现代化的趋势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语文教师不仅要具有本专业的系统知识,而且要具有通观各学科之间联系的桥梁。教师只有不断伦约的知识,从现代社会中获取新信息,才能跟上时代节拍,在教改中发挥战斗作用。 可是,我们当前教师队伍是怎样的情况呢?就以198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中学教师文化专业知识考试情况来说,这次考试的教师均在45岁以下的年龄段,共有43万人参加,约占目前中学教师总数的14.4%,结果初、高中并考的各门综合及格率仅分别为22%和27%。(摘自《望》周刊17期)即使取得专业学历的教师也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据各盛市、自治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调查,目前约占中小学教师总数一半已取得相应学历教师的总体素质也不乐观。 像上述这种情况的存在,要搞好教改,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相当困难的。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语文教改必须加强与外部社会生活的联系,使自身获得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例如,从自身的改革人手,将学生学习的目的从片面追求升学率汀岸潦无用”等不良倾向中解脱出来,转移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自己成才这方面来。要增加本地自然资源特点和开发利用的内容,加强各学科知识的应用性,经常进行社会调查,主动适应时代需求,积极深化教改。当然,这一切措施又得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说穿了果教育得不到极大地重视,脑体劳动的价值一直倒挂下去,那么一切教改的方案和行为也将是一句空话。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以训练为主”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作者] 吴心田,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内容] 一、改革概况 1995年5月正式提出此项改革课题方案,在山东省部分中学试验。第一批试验点81处(校),包括初中和高中,以初中为主。1996年6 月召开第一次专题研讨会,此后第二批试验点310处(校),共计391处(校)。1997年5月召开第二次专题研讨会。1998年6月,经三年试验,进行了总结,此后该项改革成果扩大到全省范围。1999年3 月省教研室确定在全省中学语文教学范围推广该项改革成果。 二、改革依据 (一)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析”为主的基本教学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必须予以改革。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几十年来,其基本教学模式是“教师讲析为主”。近几年来,有些教师开始意识到,这种教学模式不可能训练学生的语文能力,试图增加一些诸如阅读、提问、讨论等语文训练。然而,大多数的语文课实际上仍是教师讲析占用绝大部分时间,阅读、提问、讨论等训练流于形式,或者说只是一种“点缀”,在整堂课中只是占有很次要的地位。 这种“以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其主要弊端有二: 1.它违背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背离了中学语文课应以训练语文能力和打好语文基础为主的基本目标。 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例如它具有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形象性、综合性等多元的性质和特点,但是,其中总有一个是最主要最基本的,这就是它的基础工具性,由此派生出来的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目的任务,应该是打好语文运用的基础,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运用这个工具去读,去写,去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际,具体说,即为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教学目的”部分的前几句话,即:“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语文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把这作为基本的目的任务,符合学科本身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同时也不排除思想教育、人文教育、审美教育,乃至视野的开拓,智力的开发,等等,而几十年来通行的“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背离了中学语文教学学科本身基本性质特点,排除了实现教学目的任务的基本形式——训练性,教师一味地“讲”,抹煞了学生的“练”,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这种“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忽略了“训练性”,这种教学模式实际上成为解决提高教学效率问题达到语文教学基本目的的主要障碍。 2.它抹煞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排除了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完全处于学习的被动位置。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应该“以学生为本”、“教育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现代国际上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赞可夫、巴班斯基、苏霍姆林斯基等都主张“学生的活动是教学过程的特征之一”,“教师的重要任务在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我国语文教育大师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也一贯主张教师的教学要善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而“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思想的体现,从形式上看,一上课开始就是教师讲析,教师几乎是滔滔不绝地一直讲析到下课,有的课仍然是教师的讲析灌满堂,多数课教师讲析占据3/5或4/5以上的时间,而学生读、写、 听、 说训练仅占1/5左右的时间,而且不少教师讲析的内容并没有“讲在点子上”,有些是学生已经懂了或学生自己能够弄懂的内容教师仍在讲析,有些教师讲的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正因为如此,不少的课教师侃侃而讲,而学生昏昏欲睡,或者说教师讲得天花乱缀,而学生听的是二目圆睁而眼大无神,一堂课下来,学生没有多大的收获,语文能力得不到有效的训练。 (二)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普通中学基础教育的性质决定的。 中学的语文教学与中专的、大学的语文教学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在于都是重在语文方面的学习,不同的一面在于中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学习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之外,必须具有一定的或基本的语文运用能力(或称技能),而且要达到基本过关的要求,以适应将来到高校学习或到社会上工作的需求。而这种语文运用能力的形成,单靠“讲析”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训练才能奏效。吕叔湘先生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不正确就不能获得所要求的效果,不成其为技能。不熟练,也就是说,有时候不正确,或者虽然正确,可是反应很慢,落后于时机,那就不成其为技能。”(1963年4月《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中学阶段要打下一个基础,要学会使用语文的基本技能,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完成,才能达到“准确”、“熟练”的程度。 (三)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语文教学的学科性质、特点及目的任务所决定的。 语文教学的基本性质、特点如上所述,要体现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特点,完成语文教学基本的目的任务,单靠“讲析”是不行的,必须通过适当的“训练”才能达到。叶老说得很清楚:“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教师讲;自能作文,不待教师改。教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717页)“可否自始即不多讲,而以提问与指点代替多讲。必须废除现在通行的逐句讲解的方法。”(同上,第83页)吕叔湘先生曾指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所以一般称为工具课。”“中学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教会学生使用现代语文。”(1963年4 月《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张志公先生也曾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 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凡属工具,最重要的是准确的操纵它,熟练的运用它,只有这样,它才好好的为我们服务。”(1963年10月《说工具》)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的目的任务,叶老、吕老、张老“三老”还有很多方面的论述,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只有排除“教师讲析为主”,实现“以学生训练为主”,才能正确地体现语文课的基本性质特点和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 (四)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学生为本”的新教育思想的体现。 凯洛夫的旧教育思想是“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知识为中心”,赞可夫等的新教育思想是“学生为中心”、“多渠道教学”、“培养能力为重点”。新的教育思想主张一切教学活动都应从学生出发,归宿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尽管教师起主导作用,但是应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作学习的主人,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一堂课如果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处于听教师讲析的位置,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去阅读,去讨论,去动手练习,那么,这堂课就好像演戏一样,课堂这个舞台全被教师的活动所占据,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是无论如何难以培养起来的。关于“学生为本”的思想,叶老曾说:“怎样启发学生使他自觉地动脑筋,是老师备课极重要的项目。这个项目做到了,老师才真正起了主导作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492 页)“如能令学生于上课之时主动求和,主动练习,不徒坐听教师之讲说,即为改进教学之道。”(同上,第733页)。“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启迪, 俾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和,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语文教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教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要相机诱导。必令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善教者也……”(同上,第745页)(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关于“学生为本”的思想论述不——引述)综其这些语文教育大师所述,教学中应当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思想是实行“以训练为主”教学模式的重要依据。 三、改革内容和特点 (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教师所做的备课、组织教学、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用等等工作,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在课堂上最大限度地尽量地使学生动口、动手、动脑,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在教学时间的把握上,切实把教师的讲析压下来。把学生练习的时间增上去,教师所有的讲析、提示、启发、扩展、总结等全部活动时间,尽量加以精练,力求压缩在整课时间的1/2左右。而学生各种训练活动(包括读、写、听、说、思等)尽量增多,提高到1/2左右(有些课可以变通处理,并不那么绝对)。 (三)训练的内容精心选择。包括语文知识的学习、语文能力和语文习惯的培养、思想品德教育、美育、智力开发等等,从中加以精选,恰当的确定训练重点。 (四)训练的方式从实效出发,精心安排,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包括阅读、写作、解说、讨论、辨析、鉴赏等等,这些训练可集中,可分散,可交叉,灵活和谐,不拘一格(绝不是只限于问答和做练习题)。 (五)训练的基本模式有两种:①“三段式”,即教师提示——指导学生训练——教师答疑小结。其中“教师提示”包括说明教学目标、提示教学要点、简介教材内容和有关知识、说明教学过程,等等,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指导学生训练”是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可在学生训练中启发、诱导、答疑,一般控制在25分钟左右。“教师答疑小结”包括教师集中答疑、知识梳理、加深扩展、深化讲解,等等,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②“交叉式”:“讲讲练练,讲练结合,贯穿始终”,此模式不截然分成三段,而是采取多种方式,讲练交叉融合,但总计学生训练时间不应少于1/2。 (六)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切实端正教育思想,树立三个基本观念:①“学生为本”的观念;②“以训练为主”的观念;“重在培养能力”的观念。 2.不应误解为全盘否定教师的讲析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讲析还是必要的,但要讲得少而精,讲在“点子”上,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认真备课、确定教学目标、科学地组织教学过程、精心确定训练内容、精心设计训练方式、恰当的启发诱导、解答疑难问题、对当堂所学知识的疏理巩固,等等。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 3.教学模式除上述两种外,还可有若干变式。例如单元教学,可一课时多讲一些,另一课时多练一些;有的课可集中训练诵读,有的课可集中进行两篇文章或几个片断、几个问题的比较,有的课可集中进行讨论辨论的训练等等,不拘一格。 4.各项训练应扎扎实实,讲求实效,切实防止“花架子”的形式主义。其中关键在于精心选好训练内容,精心设计好训练形式。 5.要体现“大语文教育”的思想,训练要适当向课外延伸,课内外结合,巩固课内训练的成果。 四、改革效果 (一)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积极性,改变了过去课堂教学的沉闷局面 实践证明,由于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读、写、听、说、思,可以积极主动的动脑、动口、动手参与学习和训练,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下完全处于主体的地位,学生只有主动参与学习的时间,没有“思想开小差”的机会,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座谈会上学生说:“过去课堂上光是老师讲,我们学生只是听,不愿听的就不听,思想常开小差,现在有读,有讨论,有发言,有写,觉得有事做了,挺有意思,上课很有兴趣。”“过去,老师讲的东西有很多我们都不愿意听,有些内容我们都懂了老师还在讲,而不懂的地方老师却不讲了,这样我们都不愿意上语文课,现在我们可以先自学,再提出问题让老师解答,觉得很有收获,现在都愿意上语文课了。”“现在老师讲的虽然少了,可是都是讲的重点,我们有主动学习的机会了,这样上法好。”这些发言代表了大多数实验班学生的意见,这一改革使学生有了学语文的兴趣,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改变了过去那种语文教学沉闷的局面,这是最大的效果。 (二)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得到了较快的提高,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得到了培养,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全面的语文素质 这项改革,使学生在课堂上增加了阅读(包括朗读、默读等)、写作(包括仿写片断、编制课文结构提纲、书面回答问题等)、说话(包括口头答问讨论、到讲台上解答)的训练机会,并且学生能经常地自己查字典、词典,经常地边读边圈画,经常地写阅读心得体会,等等,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经常的大量的训练,各项语文能力和语文学习习惯迅速提高,课后、课外学生自学的能力和自觉学习的意识得到了加强,由于在训练中学到了许多学习方法,教师不在的情况下,学生也能有效的自学。老师说:“这项改革通过大量的训练,使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学习习惯、自学能力、语文素质等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这对学生来说是终生受用的。” (三)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 学生学习成绩明显提高,是改革试点学校老师、 校长的普遍反映。例如淄博市周村实验中学实验班,入学初学生语文成绩在全校同年级属中下游,通过“以训练为主”的改革,到二年级就发展为上游,到毕业统考时成为全校、全区的第一。济宁市汶上县郭楼镇三中通过以“训练为主”的改革试点,学生在考试成绩、语文竞赛等方面在全县都名列榜首,现在其他学校到该校参观学习者不断。高密市向阳中学通过这项改革试点,学生入校后成绩直线上升,学生发表文章数量质量、语文竞赛名次都在全市名列前茅,成为全市语文教学的先进典型。威海市环翠区、淄博市博山区等许多县(区)通过大面积实施“以训练为主”的改革,学生语文学习成绩普遍得到显著提高。 (四)产生了广泛地辐射效应,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普遍认可 这项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效果,对学校的整个教学改革,对外语、教学等其他课程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项改革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改进教法提高效率”、“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等方面使学校领导和各科教师受到很大启发, 在全省第二次专题研讨会上,到会700多人中约有1/4左右是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试点学校校长们都充分肯定了这项教改的意义,他们说:“这项语文教学改革带有一定的突破性,其成效带动了各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全校出现了新的教学面貌,这项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校长的看法道出了该项改革成果受到普遍欢迎及迅速扩展的原因。 中学语文论文:论中学语文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 一 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创新的时代需要创新的人才,创新的人才需要创新的教育。总书记在1992年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呼唤着具有高素质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面对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面对知识经济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江总书记在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因而,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国民的创新素质,创新能力成了21世纪国民最重要的能力。 21世纪的语文教育,在创新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语文作为母语,一方面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我国丰富的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它关系着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增强,关系着民族兴衰的命运。面对新世纪的挑战,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能,培养创新能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二 创新,就是走前人末走的道路,干前人末干的事业。 创新教育,就是指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它要求在注重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高度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即不仅要授之以“鱼”,而且要授之以“渔”,更加要导之以“创”。它是要在全面优良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迸出智慧的火花。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模式,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教育思想。 创新教育是一种超越式教育,在价值观取向坚持以未来理想与成功为价值的“明天”教育价值观,它不以“重复过去”为已任,旨在人文本质上创造超越前人的一代“新人”。创新教育是一种健全的人格教育,它努力塑造智商与情商和谐共融、完善健全的理想化人格,强调人格发展的独立品质。创新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它属于高层次的素质教育,突出培养学生的创造个性。 语文,作为一门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作为学科改革的排头BING,应该注重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培养。 三 中学语文教育应该顺应21世纪的时代潮流,高扬创新教育的主旋律,肓负起培养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创新能力,即创造力,它是人类最高级的一种能力,是各种能力综合的结果,如记忆力、想象力、感受力、理解力以及好奇心等。其中想象力起着重要作用。 中学语文教育的创造能力培养,主要是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习惯,并且要强化实践性,切切实实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得以落实。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观,“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①《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6月25日)要实施语文创新教育,就必须真正尊重学生人格,民主平等,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去查阅工具书,去思考,去探求,去讨论,去争辩,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语文学习过程中,YING导运用已有知识和已有能力,使已有的智力在实践中运用中得到重组、得到发展,开发每一个学生创新潜能。使学生亲身体验探索过程的心理历程,丰富、砺练他们的非智力因素,提高学生的情商水准。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语文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不断发现客体新质,不断丰富和改造主体知识和经验的过程,也就是创新能力的养成、内化的过程。 四 在语文教育活动中,要通过一篇篇教材(特别是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领悟力。每一篇活生生的作品,都包含着作者独特的人生经验、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创造力,每一篇作品都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转变教学观念,从“以知识为核心”的观念转变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观念,从“以教师为本位”的观念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从“模式教学”的观念转变为“开放教学”的观念。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体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欲,启发、YING导学生各SHU已见,鼓励肯定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素养、生活经验和情感气质,对作品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读。这种体语、解读的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这是语文课的独特MEI力所在,这本身也是潜在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的鼓励与肯定也就保护了探索、创新的积极性,而决不能用教师的“权威”、统一的“模式”、所谓的“标准答案”去扼杀学生的创造性。 语文(尤其是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一面明亮的镜子,是生活的多彩画卷,体现着作者关于人世、宇宙如幻想世界的形象思考,体现着人的思想、感情、情操、人格和个性。一代代的人逝去了,但他们的精神笑貌却活生生地存留在语文(文学)里。语文教学通过引导学生对语文(文学)审美感悟,可以从历史的深度认识生活,了望人生,从中汲取营养,接受人文素养的陶冶,塑造健全完美的人格。语文教学可以从语文(文学)作品中“复活”历史,甚至可以“创造”历史,从文学作品中体悟远逝了的作者的活生生的精神笑貌,更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更加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创新的自由度,让每个学生的创造个性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写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物化和外现。我们应当鼓励并引导学生很真实地SHU写自己所体验到的生活,切忌人云亦云的假话空话;鼓励并引导学生大胆想象,SHIU发感情,发表议论,不必拘泥于事实,也可编述故事。在写作过程中,让学生学会思考和发现自我,并体会到创造的乐趣。2000年的全国高考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六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②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教与学的活动是最富生命活力、最具个性色彩的活动,也是最有创造空间的活动。教师本身应当具有正确的语文教育思想,摒弃应试教学,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从学生的实际、自身的实际和教材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语文教学。教师心中要发始终怀有“育人”、“立人”的崇高目标,真正把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人,既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既重视学生基础学力的培养,又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商和情商,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观更新了,教师的观察力、想象力、思辨力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也有望了。如果教师的思想僵化保守唯上唯书,缺乏创新意识,那是决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 让我们师生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中学语文创新教育的春天!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育论文 语言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学语文,这是作为一个学生所必需的。在语文教学中,结合学生的生活,使语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生活又是学生学习的源泉,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学生学以致用的实战演练场所。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回顾生活、体验生活、运用生活、拓展生活等,从而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所谓语文生活化教学,就是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之中,将学生从抽象、虚拟的课本堆中解脱出来,让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融入生活,感受现实生活,更进一步了解生活,使学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同时将教学的目的要求转化为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内在需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地生活,从而获得有活力的知识。 在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中,学习的主人是学生,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学过程是学生学习体验、探究创新、走进生活的过程。语文学科作为多门学科的基础学科,就是要寻找到一条突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新道路,变“应试语文”、“课堂语文”为“生活语文”,从而扩大学学习语文和运用语文的时空界限,不断深入到生活中运用,在实际运用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 语文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教语文、学语文,这更能够让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生活、体验生活。那么教学如何服务于生活,又是如何体现生活的呢?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创设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创设这些鲜活的情境显得尤为重要,创设生活化的课堂环境,使学生在无拘无束、轻松输快的生活场景中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如:在教室布置时将课桌椅摆成几个大方块,学生围坐在一起,犹如家里,大家积极思考,尽情交流,主动合作,学生怎会不思潮涌动,在这样充满情趣的生活场景里学习,大家心情舒畅,师生关系融洽,和谐的课堂必然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有的课文内容是学生常见的生活现象,但往往又是他们忽视了的,我们在课堂上就应努力唤起学生头脑中有关这些生活现象的每一点记忆,可以利用语言、情景,让学生在回忆中挖掘以往的生活影子,与课文进行对比,加深理解。这样对学生的学习会更有帮助。 例如:狗对于学生而言可谓司空见惯,但真正了解狗特点的同学却不多,因此应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明确的要求,引导他们回忆生活中有关狗的点点滴滴,让他们更深地了解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小动物,然后在课余生活中精心指导学生抓住小狗的特点去观察,从而了解小狗的性情、脾气等,这样,学生不但能够更深的了解小动物,更能够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每一篇课文都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记录着一定的生活信息,学生学习语文就是在头脑中把语言文字还原成客观事物,从而获得主观感受。新课程非常关注学生的体验。所以在语文学习中,我们不是把别人的文字化为自己的生活,而是要借自己的体验把生活化为文字、感受、理解,从而达到主动地吸收、自觉地获取、高能力地反馈。例如在教学时让学生结合课文所描述的内容进行表演,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对生活的理解、感悟,又可以把语言文字直接变成活生生的生活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加深对课文感悟。 在课堂上,我会让学生将自己家乡最出色的水果介绍给“客户”,看谁说得好。学生们跃跃欲试、争先恐后,他们运用自己学到的方法将“柿子、苹果、桃子、梨子”等水果描绘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通过这样采用多种“生活化”方式的技能训练使学生既学得有味,巩固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又锻炼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使他们体会到了学习知识的快乐,开发了他们自主创新的潜能。 语文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必须依靠语文。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例如:有一天早上,一个学生在校门外拾到一个钱包,将钱包交给了我,我在一上课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学生,问学生该怎么办?于是很自然地引出写“招领启事”能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明白写“招领启事”的意义,也激发了学生写作的欲望。接下来就开始教学“招领启事”的写法,让学生开始写招领启事。这时的学生完全是出于为了帮助捡到东西的同学的忙,所以学得都很投入,写得都很认真,而完全没有枯燥的学习的感觉。写完后,选择好的同学的作品张贴于校门外合适的地方。过了几天,我又对同学们说,这个失主看到同学们写的“招领启事”后领回了东西,非常感激,他想写一封感谢信,但不知道怎么写,想请同学们帮助,于是又展开了“感谢信”的教学。经过这一环扣一环的教学设计,不仅使学生在无形之中学会了知识,拓展生活,还让学生们学得有滋有味。 中学语文生活化教学的前景是如此的诱人,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如就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营造合适的生活化课堂,使每个学生都获得不同的发展,令人深思。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肤浅的看法,更多的体会还需我们更多的实践。正所谓“一切生活皆语文”,生活中处处有语文,也处处用到语文。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在广阔的语文天地中,积极自主地探索、创新,懂得生活、学会生活、改造生活,做生活的强者,做生活的主人。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德育教育渗透分析 一、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内容,寓教于乐 初中语文教材的课文中总是承载了大量的思想内容。其思想内容大多随着学生的年龄增长而逐步深化和发展。例如革命爱国主义的内容,初一上学期以《最后一课》为代表。这是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它通过小学生弗郎士幼稚的心灵和眼光,直观地表现出教师韩麦尔对自己母语的爱,实际上寄寓了对自己祖国的深切的爱。小学生弗郎士的“经验”,使课文显得浅显易懂。而到初三年级,爱国主义的内容不但在量上增加了,其表达方式也复杂起来。如《藤野先生》向我们展示了鲁迅先生抱着寻求救国道路的心愿到日本学医,但在日本期间的见闻,使他深感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给别人示众的材料,从而使他毅然弃医从文。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何传达给学生,是需要教师认真下一番功夫的。教师和学生的沟通要借助于感情。所以,初中语文课中的思想内容多数呈现为经验形态,决定了语文教师进行思想教育时必须注重相应的情感教育。 二、把握学生心理特征,在语文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德育渗透 初中学生的年龄大致在13~16岁之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层次,在“身”、“心”两方面都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既具有相对独立的个性心理,具有初步的价值观念,又缺乏较为完整的人格心理、自觉的人生设计、理性分析的能力。因而,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必须重视这些特点,在语文教学中掌握学生心理特征,激发兴趣,有的放矢,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教俄国着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命的意义》一课前,我先布置了一项作业:请同学们以《我的愿望》为题写一段文字。有位学生这样写道:“我的愿望是以后设计电脑游戏,因为电脑游戏太有趣了。”上课时,我读了几位同学写的文章,其中就有这位学生的,不出我所料,有些同学听了哈哈大笑,那位同学也意识到了什么,头埋得很低。我趁机说:“大家不要笑,这电脑游戏并不是人人都能设计的,他其实就是想成为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但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实现你的理想,就必须付出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你们有足够的信心吗?”接着,我给他们讲了《生命的意义》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包括刚刚那位低着头的同学,也许他在暗暗下决心吧。 三、利用课外阅读教学实施德育教育 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阅读,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意志性格特征,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向学生推荐有关读物,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要加强阅读指导,激发学生课外阅读兴趣,教给他们读书方法,使学生收到实效。语文教学德育渗透艺术构思与传达的方法多种多样,语文教师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力,能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灵活运用;能把学生自然地引入到清新、和谐的情感氛围中,让他们去领略语文教学德育渗透艺术殿堂里一幅幅闪耀着人类理性光辉的美丽图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的“低起点教学” 南岩 近20年来,我一直带毕业班的语文课,而我听带班的语文高考成绩一直是全县和全校第一。这些成绩的 取得,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我在语文教学中始终坚持了“低起点教学”。 一个班中少数学生成绩好,算不上教学成绩好;只有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好,那才称得上真正是教学成绩 好。所谓的“低起点教学”,旨在提高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教学中就应不但不忘掉中 差生,而且要以中差生为主要教学对象;在提高中差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不但不能抛弃统编教材,而且要让中 差生前进的脚印一步一步都落在统编教材上;在训练中差生掌握学习技能时,不仅不能去搞“花拳秀腿”,而 是要从“稍息、立正、齐步走”的基础训练开始。 一、以中差生为主要教学对象 实践证明,不论哪一门学科中,把教学注意力集中在少数“高能生”身上,都是一种极大的失策,对于语 文教学就更是如此。我认为,把教学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差生身上,是提高语文教学成绩的战略起点,是否选对 这个起点,从根本上关系着语文教学的成败。 基于这种认识,我每年带了高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摸底,将学生按基础状况分类,要求学生 给老师写一封信,在信中说明自己的学习现状、知识缺漏,提出对教师的建议和要求,参照这些内容,制定出 以中差生为主要对象的全年教学方案。 “高能生”都是相似的,中差生各有各的差距。有的差在意志上,有的差在基础上,真正差在智力上的极 少,因此他们完全有希望赶上前进的队伍,在帮助中差生补缺漏上,我要求他们每人借一本近年来的优质资料 ,从中确定阅读练习的重点,鼓励他们以写纸条的形式向教师质疑问难。 二、始终以统编教材为教学内容 教材中蕴含着最基本的和最全面的营养,它不但是课堂教学围绕的核心,而且是课外温习的最好的参考资 料,对于中差生就更是如此。中差生必须过了教材关,才有可能走出学业落后的沼泽地。因此我们平日的教学 ,要摆对课本和资料的位置,要处理好课内和课外的关系。总之,要以课本和课内为中心,使学生在学习和理 解后达到举一反三、迁移扩展的境界。 以课本为中心,不是简单到在课本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越多越好,而是要以对课本的课堂教学为主体,依托 丰富的课堂教学艺术,来提高学生的语文整体水平。例如: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语境辨析结构复杂的长句,把 握语意”、“具体的内容,能加以概括;抽象的内容,能加以阐发;含蓄的语句,能加以解释”等等,必然是 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就要在课堂教学中长期坚持分散训练的战略,把一个总的任务和大的 任务,分散成部分和小的任务,在每一节课不同的一二十分钟内分散解决。但是在大的分散训练的格局下,又 要集中优势兵力和时间集中讲解、重点突破、大打歼灭战。 在完成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要扩大课堂教学的战果。一方面要贯彻由点到面,即在讲解某一知识点时, 恰当地向四周辐射、延伸、拓宽,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又要贯彻由面到点,即把零散但相关的知识 按着多项或单项的形式联结成一个完整体系,进行揉合、凝聚、统一,从而给学生头脑中一个整体和全面的理 解。 三、以基础训练为教学出发点 在选定了统编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后,我们便要以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作为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 围绕统编教材的内容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这是提高学生语文整体水平的最基本的手段。事实正是这样,只有 持之以恒的常规训练,把每个知识点都夯得很实,被训练者才能在应试训练中产生较高的悟性。 中学语文论文:新编中学语文若干注释辨析 [作者] 陈斌/何世英 [内容]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很多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篇目,注释曾经过千锤百炼;就是一些新选入的课文,编者在注释时也尽量吸收了学术界新的科研成果,颇费了一番苦心。因此,就总体而言,课本的注释做到了准确、简明、稳妥,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得很好,对教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出于有些是校对上的原因,新编中学文言文课本的注释有着少许疏漏和失误,是需要加以补正的;还有一些原注并无大的错讹,但似乎未能尽善尽美,是可以进行补充的。总之,指出不足之处,就一些疑难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课本日趋完善,是广大语文工作者共同的义务。正是本着这一想法,笔者曾撰《对新编中学文言文课文若干注释的商榷》的系列论文,分别发表在《贵阳师专学报》、《北京师大学报》、《浙江师大学报》、《山东师大学报》、《云南师大学报》、《河北师院学报》、《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其中有的注释已在新版课本中得以更正。这里积多年教学所得,再对中学单册文言文课本的若干注释提出自己的看法,供编者和同仁参考。 一、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新编高一册《赤壁之战》) 其中“如其”,课本未注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书·高中第一册》译为“如果这件事能圆满成功,天下就可以安定下来了。”刘兄声等《古诗文译注》(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也是这样翻译的。显然,其译文都将“如其”看成“如”加上“其”。如,如果;其,这件事。实际上,“如其”乃同义并列,表示假设条件,义即“假若、假使、如果”等。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战争卷》译为“如果能够成功,就可以平定天下。”改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上册译为:“如果能达到目的,就能平定天下。”江夏、肖毅等编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第32页译为:“如果能够成功,天下的形势就可以确定了。”以上三家所译极是,课本当从。 二、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 盖进乎技矣。(新编高三册《柳敬亭传》) 其中“进乎技矣”,课本注为:“到了精妙的程度”。此注值得商榷。 “进乎技矣”一句,在中学课本中共出现两次。《庖丁解牛》中“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一句,其中“道”与“技”而言,“技”指普通的技术;“道”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当然比只掌握一般的技术更进了一步,所以说“进乎技矣”。庖丁解牛经历了从目有全牛到目无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最后炉火纯青的三个境界,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同理,柳敬亭说书之臻于精妙,也经历了“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掌握规律、不断提高的过程。最初只是引人发笑尚未使人感动;进而“使人慷慨涕泣”,激发人的意志,不禁感慨流泪。最后“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性情不能自主”,创造气氛,使听众进入规定情境,左右其思想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说书技艺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正是他听从名师莫后光的教悔“句性情,习方俗”,反复揣摩,掌握了塑造人物形象、突出性格特点、表现思想感情的说书表演艺术的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自然比一般的说书技艺更进了一步,所以赢得了莫生对他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进乎技矣”。这和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异曲同工。 从词义上看,“进乎技”即“进于技”,意思是比技术进了一步。刘淇《助字辨略》:“乎犹于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277页)注云:“乎,於也。”扬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82年版120页)亦云:“乎,介词,与‘於’同。”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版93页)注云:“‘乎’为‘于’之借。乎,於也。”《常用文言虚词词典》(陕西师范大学编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75页)注云:“乎,介绍同人或事物的性状作比较的对象。可译为‘比’等。”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78年版上册第二分册357页)注云:“进乎技,比技术进了一步,乎,于。”此说甚是,课本当从。 三、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新编高三册《梦溪笔谈二则》) 其中“粪溉”,课本注释为:“用粪浇灌”。将“粪”释为名词作状语,其实不妥。因“粪溉”在此不是偏正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即“施肥灌溉”。 “粪”本义为粪便,引申为“施肥”的意思。新《辞海》“粪”字条下有“施肥”的义项。《礼记·月令》:“可以粪田畴”;扬伯峻《孟子译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凶年粪其而不足”,其中“粪”均作“施肥”讲。再说“溉”字,《说文解字》:“溉,灌注也,从水既声。”《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1934页)注云:“灌,浇水。”如《史记》有“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乐府诗选·郑伯渠》有“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余冠英先生释“溉”为“用水灌田”,释“粪”为“用淤泥肥田”,都作动词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70页)注云:“粪,施肥。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同一亩地里的庄稼,施肥灌溉的先发芽。)”《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84页)注为:“粪溉,施肥浇水。”再说,据农业生产经验和人们的常识,种植者就不能光对没有发芽的种子用粪浇灌,而要适当地施肥浇水(灌溉);一旦种子发芽,更不能光用粪浇灌而不浇水,按农民说法,那样做会把嫩苗(新芽)“烧死”的。据此可见,这里的“粪溉”不能释为“用粪浇灌,而应释为“施肥浇水”。这样的理解,始为合理。 四、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新 编高三册《训俭示康》) 其中“诟病”,课本注释为:“讥议,认为是缺点。”此注可商。 依此注释,课本似乎把“诟”释为“讥议”,把“病”释为“认为是缺点”,因为“病”有毛病、缺点之意,用作动词,就是“认为是缺点”了。其实,这种看法不妥。诟、病在此是同义并列,即“耻辱”的意思。“诟”训“耻辱”,乃其常训。《玉篇》:“诟,耻辱也。”《左传·定公八年》:“公以晋诟语之。”杜预注:“诟,耻也。”“病”字古代亦有耻辱义,如《仪礼·士冠礼》:“宾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辞”。郑玄注:“病犹辱也”。“诟”、“病”古书常常连用,如《礼记·儒行》:“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郑玄注:“诟病,犹耻辱也。”又《诗经·小雅·斯干》郑笺:“言时人骨肉,用是相爱好,无相诟病也。”《文选·干宝〈晋纪·总论〉》:“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可见“诟病”亦“耻辱”之意。“耻辱”作动词,义同羞辱、侮辱。课文中“今人乃以俭相诟病”,意思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节俭而互相羞辱”。这样理解,既言之有据,又文意畅达。 五、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新编高三册《察今》) 其中“岂遽”,课本注释为:“难道就……。遽,就”。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均作如是解,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氏春秋选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散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读本》。其中“遽”字,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的《先秦诸子散文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寓言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寓言选》等书释为“迅速”、“马上”、“一下子”等,全句译为“他的儿子难道也马上会游泳的吗?” “遽”用作常义,容易理解,释为“就”,也是言有所本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上》在《察今》的注释中就特地指出:“‘遽’训为‘就’,据清人刘淇说。”其实,刘淇在《助字辨略》(中华书局版卷四194页)中只是对‘遽’的单字训为“就”,“岂遽”是否“岂”与“遽”两上单字义项的相加?这是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认真辨析的。 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4月版116页)有“讵、距、钜、巨、渠、遽”条,王氏指出:“《唐韵》曰:‘讵,岂也。’字或作‘距’,或作‘钜’,或作‘巨’,或作‘渠’,或作‘遽’。”王氏又云:“‘讵’与‘岂’同义,故或以‘岂讵’连文。”据此,可见“岂遽”是两个副词性的同义并列结构,“遽”同“讵”,因此“岂遽”的用法与“岂”相当,表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据王念孙考证,“遽”亦是“何”的意思,“连言何遽者,古人自有复语耳。遽字或作讵、距、钜、巨、又作渠,……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岂遽,或言庸遽,或言宁渠,其义一也。”(见《读书杂志·汉书九》“何遽不若汉”条,又《读书杂志·荀子六》“岂钜知”条)王氏所言极是。对此,著名语言学家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在贻先生在其《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2页)中作了专门阐释,兹不赘述。准此,“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一句当译为:“他父亲虽然善于游泳,他儿子难道也善于游泳吗?”《吕氏春秋·具备》:“先有其备,岂遽必哉?”意思是“(宓子贱)先有所准备,难道一定能实行吗?”有少数注家就采用了王氏的说法,对“岂遽”一词作了准确的解释,如郭锡良等编、王力等校订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中册651页)在《察今》中注云:“遽,通‘讵’,表反问的语气副词,义同‘岂’。‘岂遽’是个同义复合词,同‘岂讵’或‘庸讵’,难道的意思。”此说甚是,课本当从而改之。 六、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 存赵。(新编高三册《信陵君窃符救赵》) 其中“解”字,课本注释为:“解去,解围而去。”此注不妥。单独一个“解”字古无“解围”义,此“解”当训为“撤退(军队)。”“解”字有“撤退(军队)”之意,陈霞村先生《〈史记选〉注释质疑》(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多有论述,今再补一例,以资佐证。《史记·苏秦列传》:“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进、战、解分别是军事行动的三个不同情形,解”与“进”、“战”对举,则为“撤退”之义无疑。 另,其中“选兵”未加注释,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的注释又令人无所适从。程希岚、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云:“选兵,挑选精兵”,《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0页。)注云:“选兵,选拔出来的士兵。”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选兵,经过挑选的精兵。”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选注、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上册》193页注云:“选兵,挑选出的精兵。”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152页将“得选兵八万人”译为:“得到精兵八万人。”比较以上诸说,愚以为江氏的说法较为妥贴。因为,若释“选兵”为“挑选精兵”,则“得”字无着落;若解“选兵”为“经过挑选的精兵”或“选拔出来的士兵”,则“选”究竟为何义仍嫌含糊。我们认为,“选”在此当释为“精、善”“选兵”即“精兵”。兹撮录数例,以资佐证。如: 1、《诗经·齐风·猗嗟》:“舞则选兮,射则贯兮。”郑笺:“选者,谓于伦等最上。” 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 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 4、《汉书·武帝纪》:“《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选,善也。” 5、《汉书·王莽传上》:“君以选故而辞以疾,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颜师古注:“选,善也”。 6、《韩诗外传》卷五:“夫车固马选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则非造父也;弓矢直而不能射远中微者,则非羿也。” 7、晋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 以上诸例中的“选”当释为“精善”。“得选兵八万人”,即“得精善之兵八万人”。准此,《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的译文是正确的,课本当从。 七、禹之王天下也,自执耒@①以为民先,股无bá@②,胫不生 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新编高三册《五蠹》) 其中“股无bá@②”,课本注释为:“大腿上没有毛。bá@②,股上之毛。”此注值得商榷。 这里的“bá@②”当释为“股上之肉”,而不应释为“股上之毛”。若将“bá@②”释为“股上之毛”那么“股无bá@②,胫不生毛”,则成了“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也没有长毛”,如此,前后语意犯复,与文理相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1506页)注为:bá@②,白肉。《庄子·在宥》:‘尧舜于是乎股无bá@②,胫无毛。’成玄英疏:‘bá@②,白肉也。尧舜行黄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无白肉,胫秃无细毛’。”此注合乎文理,因从腿“无白肉”和“无细毛”两个角度形容帝王创业艰难,形体消瘦枯槁,比从一个角度说理,显然理由要充足些。 然而课本注释也是言有所本的。《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53页)注云:“bá@②,人体脚腿上的细毛。《庄子·天下》:‘禹亲自操橐sì@③,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bá@②,胫无毛’。《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其实《辞源》的训释有误。若照此理解,《庄子·天下》中的“腓无bá@②,胫无毛”译成现代汉语则成了“小腿肚上没有毛,小腿上也没有毛”,这不成了典型的冗辞赘句了吗?庄子行文恣肆,气韵天成,断不会出此繁语琐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按《辞源》所训,岂不成了“身体上臀部没有细毛,皮肤上也没有长毛”。司马迁历来用语简炼,同样不会出此冗句。可见《辞源》所举二例,均不能佐证“bá@②”为“人体脚腿上的小毛”。其实,对“bá@②”字,前人最确注。如: 《庄子诠诂》(胡远浚著,中华书局版227页)在释《庄子·天下》中的“腓无bá@②,胫无毛”时,注云:“bá@②,白肉也。”此注与庄子原意相合,不至于相悖。 又《史记》(中华书局版卷九,3501页)在《司马相如列传》中释“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的“bá@②”,李颐注云:“bá@②,白肉也。” 就是今人选本中,也有确注的。如: 南京大学等十三院校协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121页)注云:“bá@②(bá拔),大腿上的肌肉”。 郭锡良等主编、王力先生等校订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1年5月版中册642页)注云:“bá@②,大腿上的肌肉。” 据上述分析,课本对“bá@②”字的注释确实有误,当释为:“bá@②,大腿上的肌肉”。这样理解始为合理。 八、余自束发读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 若影,大类女郎也?”(新编高五册《项脊轩志》) 其中“过余”,课本注释为:“到我(这里来),意思是来看我。”按课文注释体例,这里的“过”讲作动词“到”了,非也。引申义倒是符合文意的。其实,只要搞清了“过”在此的确切含义,无需再将“过”进行引申。 “过”在此当 释为“探望”、“看望”。如《史记·田叔列传》:“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史记·信陵君列传》:“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后汉书·马援传》:“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世说新语·赏誉》:“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有候。”《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版93页)注为:“过④,访,探望”。《新编说文解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18页)注云:“过,访,探望。如:过存(问候)。”据此可见,课文中“大母过余”与“过卫将军”、“愿枉车骑过之”、“过存伯春”、“略不过叔”句式完全相同,意思一样,即“探望、看望”。故课本应注为:“过余,看望我。”如此,更忠于原意,不致于转弯抹角,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77页)的注释倒是值得参考的:“过,看望”。此注准确简炼,课本当予更正。 九、三岁贯女,莫我肯德。(新编高五册《诗经二首·硕鼠》) 其中“德”字,课本注释为:“恩惠,这里作动词用,施恩的意思”。《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3页)注云:“德,施以恩惠。”《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1978年版62页)注云:“德,恩惠。此言‘一点也不肯加惠于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书》亦持此说。说是“动词”,甚是;说这里是“施恩”的意思,则值得商榷了。 因为这样理解颠倒了“恩”的施受关系。诗中“三岁贯女”,说明“我”对“硕鼠”“施恩”;“食我黍”、“食我麦”、“食我苗”,说明硕鼠是受“我”之恩。受恩者对施恩者理当“感恩”、“报恩”,怎能释为“施恩”呢? 再说,这样理解也有损诗中“我”的主人公形象。“施恩”一般是上对下、尊对卑、主对奴而言。“硕鼠”和“我”在当时社会里虽名自处于主奴地位,但在诗中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却是另一种情形:“我”是“黍、麦、苗”等物质财富的拥有者,是真正的主人,而“硕鼠”则是不劳而获、可恶之极的寄生虫。释“德”为“施恩”,说明“恩惠”在硕鼠一方,“莫我肯德”不过是有恩而不施,充其量也不过是揭露它吝啬而已,这样,就会美化“硕鼠”,损害“我”的主人公形象。据此,我们认为把“德”释为“动词,感恩、感激”比较妥贴,因这样解释既切合诗意,又与辞书释义一致。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辞海》、《康熙字典》均释为“感激”、“感德”、“感恩”。虽用词不尽相同,但对“恩”表示的施受关系却完全一致。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 论文关键词:中学语文 文学教育 意义 价值 论文摘 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是以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加以教师的引导和教育,使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全面提升文化素养。另外,文学教育还可以引导学生了解文学作品中深层次的精髓,并大力弘扬世界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加强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升。本文仅就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做以浅要分析。 在现阶段的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始终难以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而仅是被作为语文教学活动的辅助内容而展开。文学教育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教师可以选取教材以内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根据教学实际需要选取国内外优秀的文学作品[1]。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开展的文学教育,不但可以引发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爱好,而且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 1 探究文学作品的精髓,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在世界文化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世界各国都留下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不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基础。在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开展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扎实的文笔表达和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情感世界。主席曾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2]”由此可见,优秀文化作品的意义绝不仅是表现在文化理论方面,对于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而言,中学生正处于身心、智力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深层次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和标准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学生不但要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而且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形成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素养。学生若想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精髓,必须经过教师的适当引导和启发,进而才能是学生在文学作品的历史与文化氛围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将其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相联系。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是建立于文学作品精髓的基础上,是学生精神层面感悟和理解能力的进步与发展。由此可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文学教育,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精髓的探究,具有全面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2 文学教育具有深层次开发学生精神世界的意义 目前,在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时,只是将其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项内容来进行,而相对忽略了文学教育在学生精神世界开发中的潜在意义。文学作品是创作者的心血结晶,更体现了创作者在精神层次上对于社会、人生、事物的理解和认知。在受到社会风气及周围事物的影响过程中,精神世界尚未完全形成的中学生难以准确分辨出事物的好与坏,进而导致学生精神世界的形成与发展中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学生作为可塑性极强的客体,其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领悟中,那个主要依据为教师的讲解,并且与自己的实际感官能力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初级层次的精神世界观念,并且将其运用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例如: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部分教师会选择《浮士德》中的部分章节作为文学教育的基础内容,并且通过对于作品精神层面的深入剖析,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层次、多角度的开发。《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之一,全剧共两部52场,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在德国和欧洲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描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追求理想的艰辛历程[3]。在《浮士德》中,歌德强调人生在世需要竭力克服堕落、努力向上,并为更多人谋得幸福,可是歌德还是强调,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有理想性格的人,这一生就越需要经历谦卑的洗练。歌德认为,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有任何意愿,是完美无缺不具有任何伤害性的。但他相信上帝的怜悯与爱,悔罪与这一生奋斗的过程,上帝会纪念,并接纳进永恒、给我们恩宠[4]。上帝接纳人此生的每个阶段,也乐意看见认真面对生命的人,在这一生的各种经历中更接近善。每一场奋斗都伴随着自我的软弱,而每一个经历都更看清自己也更认识上帝。通过教师在文学教育课堂的系统讲解与引导分析,学生的精神世界中会逐渐形成对人生、生活、命运的深层次感悟,并且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促进意义。 3 为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人文精神是建立于物质和道德观念基础之上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精神进行培养时,教师要将眼光有书本知识逐步拓展到教材以外的部分,使学生对于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阅读和学习兴趣,并且在内心中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学生为了实现自我的突破,以及精神层次的进一步提升,他们需要更为广阔的人文精神发展空间。 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不是说学生读过几部文学作品,或者在课堂中接受了一些文学赏析教育就可以实现的。中学语文教师要深刻认识到文学教育连贯性、系统性、科学性实施的重要性,在课堂内容、教学活动、课外活动、课外作业等方面的布置中,教师要力争通过为学生提供愉悦的氛围和宽松的环境,使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5]。另外,就国内优秀的古典、现代文学作品而言,每部作品中都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特色,教师要通过对于文学作品中精华部分的摄取和讲解,使学生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4 结语 在我国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对于推动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学语文文学教育中,教师一定要注意教学模式及方法的改革,并重点突出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广大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文学教育时,要注重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学生人文精神、认知程度、感悟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强化。 中学语文论文:农村中学语文应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北京市科迪实验中学 语文素质,就是指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的语文环境和语文教育的影响下,通过学习主体的学习活动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较为稳定的、持久的影响人的语文活动的特征。它包括人的智力、语文基础和语文能力等智力因素和学习动机、兴趣、意志品质、习惯、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就这一概念而言,目前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存在如下四个“偏重”:一是偏重知识传授而轻视能力和方法的培养。传统的语文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文讲解分析为基本活动模式,以课文结论和知识传授为基本内容。这种教学观根深蒂固,充斥教坛,实际上教师是中心,学生是容器,只能跟老师的思维转,教师讲课文,从注音、解词、分段、主旨、特色到练习,模式化、满堂灌,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语文“最基本的能力反而被冲淡了”(于漪语)这种重知识传授、轻视能力培养的教学观只把学生培养成了“知识的书橱、书口袋”。它严重制约着语文教学所肩负的跨世纪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二的偏重抓考分而忽视学生的语文兴趣和习惯的培养。教师让学生整天在书山题海中挣扎苦熬的目的全聚集于考分上,教师只对学生的考分负责,至于学生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不屑一顾的,更不用谈今后的发展潜力。这样的学生,一旦失去教师的搀扶,就如盲人失去拐杖一样无所适从。学生当然是无辜的,而教师成了不会治水的鲧,“开源导流”也成为事实上的空话;三是偏重课文内容的教学而忽视课外语文活动的组织,扼杀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无视学生的智力差异,不顾学生的知识水平的高低,同一标准,同一要求,同一习题,是语文教学的普遍现象,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不堪重负,厌学情绪由此而产生。而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又被拴在作业堆中,无暇延伸到课堂以外的知识海洋中去凭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自由徜徉,开拓视野,发展个性特长。这种重经验、轻实践的做法生产出不少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再加之农村信息闭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城市,教学条件较差,给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不少难度;四是偏重“句读”而忽略了“惑”,其结果只能是“小学而大遗”了。在农村中学的相当多的语文课上充斥着洋洋洒洒、不着边际的分析,懂的大讲,不懂不讲,以讲为主,造成了学生语感的空白、思维能力的低下,使语文教学走上了恶性发展的道路。 根据以上状况,我们认为,农村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在观念上要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教师要转变育人观念,实现知识的更新换代,切实把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教育教学素质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素质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教师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素质教育的效果和命运。学生学语文的兴趣索然不能怪学生,有的语文教师把好不文章也会讲死,讲乏味,就如一朵鲜花被支解一样,没有魅力。而语文教材选的多是名家名篇,造成此种尴尬是因为教师本身的知识结构、教学水平所致。作为年轻教师。更要广泛阅读,深入思考,不应老抱着参考书,年年“趟进同一条河”。只有广泛而主动地获取新知识,才会有开阔的视野,才会保持对时代的敏锐和对生活的新鲜感,并把这种感觉带头人带进课堂,融入讲授。语文教学更重要的是一种体验和领悟,如此,才能挖掘出课文的内蕴。要使学生有兴趣,激发求知欲,先要自己有感触并付出心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首先自己应该是创新的楷模。艺术作品的教学当以就激活学生思维,激发星想象、激励学生的创造为鹄的要让学生从樊篱中脱颖而出,从而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语文教师身体力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二是要转变传统的课堂教学观念,建立以听、说、读、思、议、写为主,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为核心的现代阅读教学观。 语言感知能力是学生语文素质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语感的培养是其它能力如思维、观察、想象能力的基础,学生的语言水平反映其听说读写的水平,要实现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必须以语感的培养为核心来组织教学。语文素质教育要还给学生以学习语文和阅读的自由,让他们步入广阔的社会空间,既学语文,又学做人,在长智力的同时养成好习惯,在练就终生受用的本领——语感的同时提高思想素质,从而促进自身人格的完善。这种现代的阅读教学观的建立。从最大限度上开辟了语文学习空间,争取了语文学习时间,拓宽了学习内容。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很难想象仅靠几册课本和一天一节的语文课,学生就能学好语文,语文教学只有在社会大课堂的广阔背景下,在学生广泛的阅读中才会产生活力。对于农村中学学生更要加强课外语文阅读的总量,诸如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节目等。如果把学生课外语文学习也纳入语文教学轨道,这对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大有裨益,一个具有较高的语言感知力、领悟力和理解力的学生。无疑是一个语文素质较高的学生,许多文学爱好者的深切体会就是大量的语文阅读能有效提高语文素质,从这个角度讲,语文素质教育就是提高学生语言素质的教育。 三是要转变考试观念,积极探索语文考试命题新思路。考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考试命题对学生的学习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引导师生把精力放在读写听说思议等能力的提高上,把功夫下在自身的人文素养发展上,从而使素质教育不致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必须要像刘国正先生那样将语文命题像语文学习那样天然地与生活联系到一起。新大纲、新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正式提出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特级教师余蕾提出的“淡化课文、突出能力、注重运用”命题思路值得借鉴,这一思路体现了教、学、考、用高度统一的考查意识,除了必要的文学常识和名作精品的背诵外,命题尽量与课文脱钩不考课文内容,而是以大纲和教材提出的知识能力训练项目为考查依据,命题取材向课外延伸、辐射,使试题脱离过于繁琐的机械分析,而重点考查学生在社会生活和交际中驾驭语言的能力,近年来的中高考试题都体现了这一命题思路。这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两眼不看课外文,“抱着书本打滚”的教学形状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冲击。 中学语文论文:我们已经在践行新课程的理念――谈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教学原则 无为县教育局教研室 盛书山 新课程的实施,是广大一线教师长期的追求。纵观我们语文改革的历程,钱梦龙、魏书生、于漪、张孝纯、蔡澄清等老先生们的教改实践,为中学语文新课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们的追求,他们所坚持的教学改革方向与现在倡导的新课程理念是一致的。就我们语文教师的语文教学而言,我们应该沿着他们的追求和他们倡导的教改方向,不断地走下去。 新课程不是对传统方法的批判和否定,或者说不是为了批判和否定传统,而是为了充分地运用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和理念。不要以为新课程是脱离传统土壤的天外来客。新课程的新,是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吸纳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熔入了我国二十几年来的教改成果,反映了广大语文教师的呼声与要求、理想与愿望。它新就新在对已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经验的整合、发展和创新。在实施新课程的今天,我们不要用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过去,否定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的曾经,我们的拥有,也许正是现在人们的追求。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是对前人的教改成果的继承和运用,它用自己的教学过程,向人们展示和诠释了以下教学原则: (一)面向“全体”。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既是“保底”教学,即保证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达到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又是“提优”教学,即保证优生得到充分的发展。教师给学生设定学习目标时,既要给优生“发展性匹配”,即结合教材内容渗透、穿插、拓展、增加新知识和新方法,让学生感知最新信息,激发其创新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又要给中差生“适应性匹配”,使中差生不断获得成功,逐步增强信心,形成学习上的良性循环。切实做到“上不封顶,下要保底。”备课包括教材内容的加工,课外信息的利用,学生生活经验的挖掘,启发性问题和讲解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等,都要统筹考虑。备课给各层次学生确定的教学目标,上课时还要机动灵活地落实。每节课要通过对学生的质疑、答疑、讨论或练习等判断学情,了解每个学生新的“惑”和新的“需”,使教学有的放矢。依据层次目标,设计有梯度的问题或训练题,要遵循以下三个前提:1、掌握学生已有的经验或知识,使设计的问题和训练题与之“衔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能达到各自的学习目标;2、能引起学习兴趣,激发各层学生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3使学生有认识上的困难,值得思考与研究,但“跳一跳”,要能摘到“桃子”。保证使每个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全面充分地发展,使全体学生真正做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学习语文的潜能,争取大面积地提高语文教育质量。 (二)着眼“全面”。一是提高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本教法十分重视学生读的训练。“引读感知”阶段学生需要朗读、默读、读熟;“启读生疑”阶段,教师范读,指导学生读出感情,读出体验和感受;“研读演练”阶段,学生要精读,在运用的过程中读,在读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观点和看法等,并在“讨论”和“训练”时,说或写出来。组织合作学习小组,通过合作、讨论、互助,排除学生对课文理解、领悟的障碍。在讨论时让学生见仁见智,遇到有价值、有话可说的问题,可引导学生辩论,活跃学生思维,在真实的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辩论双方(或多方)必须要专注地听,听出对方的观点,听出对方的漏洞,还要在听的过程中观颜察色,辨析语气语调等;辩论时,学生必然要快速及时地组织语言表情达意,还要注意语言表达的艺术性等。“运用迁移”阶段的课外语文实践活动,包括校内阅读书报,讲故事,讲演,朗读诗文,与广播稿,学书法等。听故事、写参观访问记、山水游记、写调查报告,写所见所闻所感,与人交际谈话,为家长写一些应用文等,可综合训练读写听说能力。还可以把研究性学习的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语文教学过程之中,把提高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要求,变成语文教学的具体环节和学生的具体实践。二是提高学生的质疑和思维能力。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学生学习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充满好奇、疑问和探索的,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创造力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其实生疑、质疑、讨论、释疑等是思维过程的具体展示,也是提高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读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孔夫子说:“疑虑,思之始,学之始”。在“引读”、“启读”、“研读”阶段应该切实地把生疑、质疑、释疑的过程真实而有序地展开。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独立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在具体的语文学习实践中,逐步提高观察、发现、判断、推理、概括、想象和创新能力。“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学习、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尤其要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三)突出“主体”。学习是学生通过自主活动对知识意义的建构过程,是个体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这个建构过程是不可能由他人代替的。皮亚杰认为,对于学生个体学习而言,一切知识起源于认知主体的实践活动,学生的自主活动是他们认知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语文教学如果离开学生自已学习实践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所说的“异步推进”是在每个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学生个体只有自主学习,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异步推进”。“动态分层”的依据是每个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所反映的学习效果和所达到的水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进行评估。教师必须为学生创设宽松的环境,设置适当的问题情境,制造学生在认知上的冲突,激发其读写听说的主动性和表现欲,让其充分地展示。在“异步推进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始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让学生自读感知,读而生疑,研读演练 ,运用迁移。让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设合适学习的情境,科学地引导,灵活地组织,平等地参与和有效地规范学生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其“学会学习”,“不需要教”,为其终生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以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 (四)注重“过程”。长期以来,对教学的评价,往往只重视结果,不看过程,导致教的过程“走过场”;对学习的评价也只注重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或只注重记住结果,而忽视亲历亲为的重要性,这是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病根所在。“因材施教”已讲了两千多年,“启发式”教学早已写进了语文教学大纲,至今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与我们忽视对教学过程的研究、管理和调控不无关系。异步推进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足于过程的“到位”与“优化”。一是引导教师研究自己的教学行为,精心设计自己的教学思路,对语文教学过程实施有效地调控。二是落实教学的具体环节,使过程“到位”,每个环节中还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方法,并做到各种方式、方法综合贯通,做到教学流程合理。三是分层启动,教师走进每个学生的生活世界、经验世界和学习过程,因材施教,尤其注意使学习的有困难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四是使教学内容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建构的需要,循序展开。五是转变教学评价指向,即由侧重评价教师教的过程和艺术,转变为侧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 (五)强调“合作”。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突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都在以自己的经验为背景,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从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不同的方面。教学要使学生超越自己的认识,看到别人与自己不同的理解,看到事物不同的侧面,必须通过合作和讨论,融合彼此见解,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更加丰富、正确、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因此合作学习在“异步推进教学”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让每个人的知识构架和经验得到充分展示,并在与其它同学的思想磨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逐步获得真知,发展能力。合作学习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有效地减轻学生“单打独斗”所造成的过重的课业负担,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六)鼓励“创新”。“引读感知”让学生自主地感触课文的“灵”与“肉”,形成自己的初步印象和感受;“启读生疑”排除阅读障碍,叩问文本,与文本进行深层次对话,产生疑问,培养创造性思维;“研读演练”充分地动手动口动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师生、生生互动,把疑难的问题提出来,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让有争议的问题“争”起来;“运用迁移”让学生在运用中学习,在迁移中拓展,在拓展中创新。 上述原则与我们今天新课改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所走过路程,我们所作的努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都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新课程的理念,最起码算得上是从一个方面向着新课程的目标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年来,展现历史风貌和表现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成为纪录片题材的重要来源”[1]。其中,关于诗歌文化的纪录片尤其值得关注。《诗行天下》《诗词中国》《掬水月在手》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恒久魅力。不同于上述影片,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5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创新性地从诗歌与旅行的角度切入,以探访五位唐代诗人的一段生命旅程为叙事线索,通过“具身认知”式的旅行来唤醒古典诗词中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同时,影片没有忽略对现实的观照,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当下生活的重要影响,勾勒出现代社会的诗意图景,并从多维度展现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当代价值,最终询唤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完成了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一、聚焦文化记忆: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2]。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记忆是人类延续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追寻历史印迹,同时还对当下及未来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记录、延续、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载体。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附着于具体的记忆形象,源于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诗歌、节日、仪式、建筑等”[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古典诗词是独具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更蕴含着先贤们千百年来的生命思索与智慧结晶。当读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思乡之情;当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脑海中即会浮现母亲的伟大形象;当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能召唤出我们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上到老人,下到孩童都能脱口而出。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千年流转,历经岁月洗涤,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传颂中“高度成型”,最终凝结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然而,作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多数人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对诗词文本的学习和解读上。而那些书写在诗句当中的人文山水,暗藏在诗句背后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歌与旅行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大量诗歌是在诗人的游历途中被书写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此,诗人的旅途不仅浓缩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是切中了这一要点。该片总导演李文举在谈及创作构思时说道,“我们从小读唐诗,却很少有节目展示诗人们走过的那些足迹……把唐诗和旅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用今天的方式去旅行,用今天的人的眼光去看,去感悟唐代诗人当年的感受,去揭示他们当年的经历”[5]。正如导演所言,与以往的诗词文化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未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诗歌文化的科普介绍,而是选择重返“唐诗现场”,重走诗人旅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体认千百年前诗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将旅行与诗歌的双向交融,以此唤醒关于诗歌背后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从而询唤当代观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认同。 二、唤醒文化记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 通过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聚焦于唤醒古典诗词背后潜藏的文化记忆。然而,文化记忆的唤醒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几个步骤来完成。在纪录本文微信网页版片中,五位唐诗寻访人从重返现场到亲身体认,从感官体验到心灵感悟,经由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最终得以唤醒。 (一)从文学符号到具象景观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时曾说道,记忆的留存与唤醒需要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也被统称为“记忆场”(lieuxdememoire)。“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6],它表现为蕴藏民族历史、激活文化记忆的载体及情境。因此,建构关于诗歌的“记忆场”便成为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跟着唐诗去旅行》在呈现诗歌文化、建构诗歌“记忆场”时,并未止步于诗歌文本的罗列与堆砌,而是通过纪录五位唐诗寻访人的旅途行程,重返诗歌中的人文山水、江山形胜,将原本作为文学符号的诗歌转化为具象的真实景观,使得观众可以依据现实场景,找寻到诗歌文化记忆的切入点。以第三集《长安》为例,学者郦波跟随诗人王维的行迹,以西安为起点,游碑林博物馆触诗人刻铭,驻灞河河畔感惜别之情;会友人重吟渭城曲,居教坊再听古乐音;后又前往辋川,登蓝关古道、再走鹿柴、临孟城坳、访鹿苑寺;最终行至终南山,在自然韵律里感受诗句描写的花草树木、雨雪风霜。经由寻访人重返唐诗发生地,那些原本静躺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字符号倏而跃然于屏幕之上,变成了旅途中可触、可知、可感的具象景观。而借助具象景观的显现,影片同时还揭示了现实中的自然风光、人文山水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当寻访人走过送别胜地渭水河岸,不难领悟诗人当年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的不舍之情;透过东西走向的哑呼崖沟,更加理解“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现实来源;看过如今稍显破败的鹿苑寺,愈发明白“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的浓浓禅意……《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影像记录寻访旅途的所到之处,还原诗歌书写过的地点与场景,使其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以具象景观的方式重回观众的视野,成为唤醒文化记忆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又以诗人的生命行迹为线索,通过寻访人的线性行走,将这些散落在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心境之下的诗意景观串联至一起,最终聚合成诗歌文化的“记忆场”。 (二)从书面理解到具身认知 然而,“记忆场”的建构,只是影片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表层体现。若要挖掘潜藏在诗句背后的“秘密”,则意味着需要以“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方式“身”入其中。“具身认知”也称“涉身”认知,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7]。在纪录片中,五位叙事者将身体作为“媒介”,通过行走、徒步、登高、骑行等一系列“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观众对诗歌作品的书面理解体验化、真实化和立体化,以此勾勒出诗人的鲜活形象,进而深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文化记忆。在第一集《江湖》中,西川从陇南出发,踏上追随杜甫晚年的漂泊之旅。在险恶延绵的群山之中,他切身体认到“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句中饱含的“厌山”情绪;采食甘苦的橡栗,味蕾的刺激令西川深切体味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所流露的不幸与艰难;途经成都,西川走访“白夜”诗会,与故友畅谈诗歌,仿佛亲身体验到杜甫当年入蜀后的惬意舒闲;在杜甫草堂,西川通过亲手修缮屋顶而体悟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后的胸怀与担当;在街边,西川与好友大快朵颐,在筷勺交错、语句碰撞间讨论杜甫关于“吃鱼”的诗句,为这位诗人的“苦难形象”增添了一抹生动光彩的新鲜趣味;渡船至三峡,行走于风高浪急之中,登临至巍峨山峦之巅,西川得以真正领悟到诗人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对于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在全片中,诸如此类的身体实践比比皆是,都可作如是观。纪录片通过寻访人“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关于五位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对于寻访人来说,“具身认知”的方式是重返历史情境,帮助观众深化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身体的实践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旅行路线的紧密关联,勾勒出诗人真实丰富的生命形态,更是将潜藏于书本、文字、史料当中的文化记忆生动地“活化”出来。由此,诗人与诗歌不再仅是书本中的文学符号,而是活现为真实可感的生动形象。 (三)从身体实践到精神在场 经由诗歌文化“记忆场”的影像建构与“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千百年前的诗人形象愈发鲜活,关于诗歌的文化记忆逐渐清晰。与此同时,“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8],而情绪和情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记忆的生产与重构。因此,五位寻访人在找寻文化记忆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充当知识科普、完成叙事任务的“叙事者”,而是主动将自我的思维、记忆与情感完全融入其中的文化记忆参与者。在纪录片中,当西川重走杜甫的“漂泊之旅”,两位诗人的对话让他触碰到杜甫胸怀天下的伟大灵魂,由此他生发出“有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的深刻感触;鲁大东重游孟浩然的“疗愈之旅”,抒发出“人到中年,需要改变”的人生感悟;郦波重访王维的“归隐之旅”,道出了“唐诗只是一个引子,生命才是最鲜活的内容”的心灵启迪;杨雨重回岑参的“荒凉之旅”,置身于边塞时她不禁哽咽,忽然意识到行走其实是在找寻自我;韩松落重归李白的“永恒之旅”,在名川胜地中感受到李白诗句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将对李白的公共感情转化为了私人情感……当面对诗人曾经走过的山河古迹,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实践,情感的触动与记忆的浮现,共同促使寻访人与诗人之间产生强烈的精神共振与生命联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价值重塑。从具象景观到“具身认知”再到自我重塑,经由五位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套关于诗歌文化记忆真实且完整的“影像证据”。观众即便无法真正参与其中,但借助观影行为,与寻访人形成情感呼应,共同从诗歌文化记忆中获得“精神感召”,达成“精神在场”,从而达成对诗歌文化记忆的深层共鸣。 三、询唤文化认同:历史与现实的双层呼应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对诗歌文化的记忆唤醒,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诗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是将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引申至当代语境,以现代视野诠释五位诗人高尚可贵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为鉴,启示后人。同时,影片使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唐诗回到生活的人文观照,由此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诗歌文化及诗人精神的理解,最终完成文化认同的意识询唤。 (一)价值确认:文化记忆的历史启示 如若说影片唤醒了诗歌文化记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丰厚,那么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些“活化”的文化记忆又有何现实价值呢?实际上,“历史——那些已然消逝的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无论是盛世荣光还是乱世哀鸣,都有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挖掘出掩埋在古老时光中的那些宝贵的经验、规律的精髓,以之馈赠给今天的人们,才是历史对于今天的真正价值”[9]。换言之,只有在映射当代、呼应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确认并凸显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诠释五位唐代诗人的生命境遇及人生选择,为面临同样处境、经历同样考验的当代国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另一番解答。杜甫一生艰难,但他却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将写作与时代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用诗歌诠释了独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孟浩然一生不仕,却在中年“华丽转身”,以“人生不得志,便向青山游”的豁达心境启示后人,“人生不止在庙堂,还有诗与远方”;在大唐盛世中,王维因时代的洪流而无法左右,但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片心灵净土,由此给予后人“坚持自我,回归内心”的精神指引;岑参两度策马向西域,不仅用诗句书写下报国雄心,更是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提醒后人,面对祖国山河要有发自肺腑的深情与担当;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自由洒脱,无论面对山川湖海抑或世道人情,永远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自我的浪漫豪情告知后人,或许追求永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借由诗歌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唤醒,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诗歌文化作为连通历史与现实的记忆纽带,对它的价值确认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更是成为指引当代国人“到何处去”的精神力量。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突破对诗歌文化的表面呈现,向文化记忆的更深处挖掘,最终将追寻“何为诗意”的记忆回溯转化为“诗意何为”的当代启示,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提供了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询唤认同: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 通过对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确认,无形中指向了本片主题的真正指涉——询唤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10]。因此,在影片中,询唤文化认同是确认历史文化价值的意义归属,也是唤醒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回顾全片不难发现,影片通过大量篇幅真实记录了与诗歌文化相关的不同群体。他们不仅是诗歌文化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更是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者。无论是为碑林文化奉献青春的讲解员杨烨,还是在辋川坚持寻找王维足迹的退休教师张效东,又抑或是杜甫草堂的小小讲解员尹麒竣,通过他们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讲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用生命热爱诗歌、用行动传承文化的鲜活人物。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素人形象,如“误入”镜头讲解杜甫雕像意义的路人阿姨,在西川忘记诗句时“接话”的青城山道士,将王维诗句脱口而出的邮差老人……这些素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行为、言语,已然于无形中显露出普通百姓对于诗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诗歌已经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化作一种滋养,一种本能和一种文化自觉。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和诗歌文化相关的群体,影片将散落于当代社会的诗歌记忆凝聚在一起,并让观众深刻地意识到,原本在书本、教材、文献中静躺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已跃出既定的框架,潜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成为你我与民族、国家紧紧相连的文化血脉。同时,在唤醒文化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建构“人人读诗歌,人人爱诗歌”的素人群像,询唤了当代观众的精神共鸣与文化认同。正如学者郦波在影片中所说,“诗和远方的终极之处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个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烙印,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的聚焦、唤醒到认同,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搭建起一道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桥梁。在宏观层面,影片通过展示山河之美、体认诗歌之美、观照生活之美,向观众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宝贵价值与恒久生命力;在微观层面,影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鲜活纪录,建构出热爱与坚守诗歌文化的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观众得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因此,《跟着唐诗去旅行》不仅在创作层面对诗歌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表达,更是立足于时代语境,强调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张欣.近年来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分析[J].中国电视,2015(10):27. [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3]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J].当代传播,2015(01):80. [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 [5]《跟着唐诗去旅行》:唐代诗人走过的路程远超我们想象。 [6]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23. [7][8]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705,708. [9]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从历史中探寻真正的价值——谈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构思[J].中国电视,2015(12):9. [10]刘振怡.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学术交流,2017(10):23. 作者:刘向阳 庄紫涵 单位:上海立达学院传媒学院
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众活动需求的增加,使人们对城市公共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建设许多公共艺术作品时,就要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予以关注,更要敏锐地从城市的地域历史文化中探索和挖掘能表现出城市特色的景观要素,并要把它融入到城市公共艺术当中。地域文化作为公共艺术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经过长期总结出的珍贵财富,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 一、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城市公共艺术并不能用单纯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城市公共艺术的产生借助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它能够将现代文化意义与现代社会公众联系起来,是用来表现公共空间民主、沟通、分享的一种态度与理想[1]。城市公共艺术思想方式的社会价值不光在于它是一种和中表现方式的形态,现实中城市公共艺术可以运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例如城市建筑物、书画作品、海报、园林景观作品、喷泉、公共设施等等。公共艺术是强调建设过程的全社会参与,是倡导由社会大众与代表共同参与商讨和民主决策,公共空间中融入包涵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百姓的关注。地域文化的定义是指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发展,最终形成具有悠久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形成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的优点。古语中“百里不通风,千里不同俗”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地域文化的范畴,可以是某地的习俗,可以是某地的历史,也可以是某地的文化背景等等。国家在不断的发展,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它是一种富有鲜明文化色彩的遗产,与国外文化一道,共同促进文化的发展。地域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着文化形态的不同。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现如今的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几千年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遗存越多,那么这个地方的特色就越明显,地域文化越浓厚。公共艺术设计是对空间场所的重新塑造,是对环境的重新理解,这种被创造出的新的空间造型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与精神,顺应着历史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设计是否实用,关系到设计的成果是否能够为人们所用;而设计的审美价值关系到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启发人的内心。地域文化决定着公共艺术设计的方向,是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源泉,同时公共艺术设计是对地域文化具象的阐述,这种新的公共造型艺术随着时间的发展将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然而,公共艺术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的传播方面,其也具有大众艺术的特性,让当地传统文化加入信息时代的行列,例如将城市雕塑作为传播体,继承与发扬其地域文化的特性。 二、地域文化体现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城市雕塑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性强而又常见的公共艺术作品,用它来点缀现代城市,可以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因此,它慢慢的提升了现代城市的品味。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体现的一部分,正一步一步的渗透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关注。城市必须要有优秀的雕塑来展现其城市魅力,彰显城市所具有的文化韵味。城市雕塑艺术与其它城市建筑共同营造出一个优雅的城市环境,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公共艺术带来的审美冲击,也让人们享受到地域文化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城市雕塑也无形的对周边环境起着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审美鉴赏的能力。城市雕塑在现代城市中是可以凸显其城市形象,可以作为游客的旅行景点,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雕塑的内容可以是文化的标签和象征,又可以是人民文化生活的总结。雕塑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过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了各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背景,表达了人们从古至今的对审美和艺术的向往之情。城市雕塑乃至任何城市中的建筑,都强有力的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雕塑承载了人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与本质。民族的历史被表现在城市雕塑的外形与意境当中,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雕塑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这些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从而让人类文明可以经久不衰的发展。城市雕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其可持久的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大致有四个种类的城市雕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第一种雕塑是领导人和艺术家的肖像类城市雕塑;第二种雕塑是现实主义特色的。像见义勇为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2];第三种雕塑是缅怀烈士的,它们表达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的缅怀之情;第四种雕塑采用抽象的形式,这类型的抽象雕塑往往代表了人们想要纪念的场景和事情。安徽合肥的城市雕塑起步较早,初步统计,目前合肥共有城市雕塑百余座,这些雕塑不仅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而且充分体现了徽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色[3]。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有:步行街系列雕塑、九狮雕塑、环城公园动物系列雕塑、和平广场系列雕塑,及逍遥津公园内张辽像等[4]。这些雕塑作品不仅提升了合肥城市形象,也装点和美化了合肥的城市环境,既满足了合肥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又丰富了合肥的城市景观特色。城市公共艺术不论宽窄大小,都应当具有明确的主题,这样,整个城市景观才统一完整,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景观特色的吸引力。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应力图突出展示城市地域形象,这也有利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注意把周围的建筑与街道景观融合在一起,尊重设计空间,寻求景观空间与建筑的密切联系,形成统一的设计理念。这样,城市公共艺术才能真正体现出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进行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时要从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状着手,适应考虑当地的风土人情,重视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提炼、浓缩历史文化的内涵。城市公共艺术大都建设在繁华街道、大型公园、小区中心,这些地方是城市重要的交往空间,是市民的精神生活中心,凸显出城市的精神面貌。它能展示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位于合肥城南的天鹅湖畔公园,其规划设计了大量非常具有生活文化气息的场景雕塑。整幅雕塑作品以徽派设计元素表现自然与环境的浑然一体。写实的风格表现,在建造技术,造型设计等方面体现了一流水准,使得整个公园富有生活化的韵味。从而让整个雕塑不再冰冷,注入新的生命和情感。合肥和平广场系列雕塑也被称为徽派文化应用的典范。和平广场是合肥市向国庆50周年献礼项目之一,广场位于明光路、大通路、和平路、全椒路之间,占地83亩。今天的和平广场,明显是合肥的标志性景点,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它都将会是合肥环境、城市风景,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一座成功的城市公共雕塑艺术将会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文化的记忆点,也将成为传承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公共环境设施也是一类重要的要素,它包括电话亭、垃圾桶、公共座椅、街道装饰照明、道路指示牌、广告牌等设施。公共设施是城市艺术构成的重要元素,也是展现城市历史和文化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城市街道设施是城市功能完善、地域特色和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公共设施的设计和陈设风格应与整个街道景观的整体风格相一致,从特色建筑中提取设计元素,结合当地的地方性材料、气候条件等要素综合设计。同时更要考虑到使用人群的需要,对所提取的设计要素进行分解、重构、组合、变形,将其融入设计当中。 三、城市公共艺术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它们却有着丰富而紧密的关系[1]。尤其是在当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追求功能的和实用的所谓“现代”的生活方式,缺少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就缺乏特色。地域文化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能够体现城市精神、反映城市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是从形式上通过塑造具体的造型大小、颜色和肌理等表达出的景观外在特性,而从内容上则结合具体场所、环境通过组织空间结构和必要的符号化的造型来表现城市景观的内在含义。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如何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反映城市特性是当代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面临的问题。伴随社会的进步,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越来越受到追捧,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风向标。当人们走进城市,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摩天大楼,也不是葱葱的绿地,真正给人们留下印象的是优美的景点,美丽的公园,广场,雕塑等标志性建筑,让来的人们可以领略地域文化的洗礼,所以,有人说一座城市的雕塑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片,通过这个名片,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这个城市的魅力。公共艺术作为现在新兴的一门学科和艺术形式,还没有太多的准确的结论。公共艺术本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种文化概念,引入之初,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国内的一些艺术家也曾感到迷茫过,不知道要怎么把这种艺术相识和中国自己的公众产生共鸣[5]。伴随社会不断地进步,大家对于公共艺术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不但要符合文化特点,还要适合人们的生活要求,还要扩大生活圈。中庸之道,和谐共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共艺术里不同地区的文化进展。所以,一定要达成未来梦想的生活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发展公共艺术,提高人类生存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面对当今快速发展、焦躁不安的现代生活,人们不免常常追思记忆里的那片净土,是人们心灵的港湾,灵魂的归宿,带给人心灵的抚慰。因此,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就是要扎根本土,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努力挖掘地域文化,提炼出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努力构造出适合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归宿。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持探索,设计出有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伴随科技和社会进程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创意萌生,让我国的城市建设不只具有科技性,更加有自身的本土文化风味,让国人自豪,让外国游客流连忘返。城市公共艺术的同质化,使得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逐渐消失,真正以人为本是对人性的关怀,是对人本身的价值观给予肯定,是对生活方式的尊重。只有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公共艺术设计,才真正富有内涵和生命力,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健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36. [2]翁剑青.城市公共艺术[M].长沙: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3. [3]鲍诗度.城市公共艺术景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61. [4]丁毅.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地域性城市公共艺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47. [5]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作者:朱大发 单位: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