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现状 摘要：中国的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和发展高度。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务实、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它已被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果宣布结束了国家集团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单一模式，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多样性指引了方向，并示范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有句老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说同样的橘子树种在不同的地方，结出的果实也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特性。尽管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但是如果想要在本国家实行，为了发展的长久性，必须根植于本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和经济的发展，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平衡，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都会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可以说，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巨大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解决的历史任务是科学社会主义取代旧理论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作为一个起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15世纪，它不难发现，从“共产党宣言”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矛盾和不同的历史任务。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第一次提供基本的解决方案。解答如何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需要跨越磨合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前，我们制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线，政策法规必须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实际考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在制定经济发展路线时要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际的发展情况。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环境下，中国要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运用科学技术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想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实现中国梦需要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和物质资源的主要矛盾的存在，所以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为了建设科学、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一）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1956年4月，就关于“十大关系”的演讲的时候，提出将主要矛盾写进党的政治决议。次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正确解析了当时国内存在的矛盾。虽然晚年对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解逐渐脱离实际，阶级斗争的范围被主观扩大导致了十年。但是创造性的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特点，顺利地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在吸取苏联解体教训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的要求。在当时“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需要明白一件事，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在进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邓小平认为虽然世界上偶有战乱发生，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并在现代化建设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的核心和本质是如何能够一直保持党的先进性，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确保党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新时期党建设的正确方向是科学理解马克思理论，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斗争，为了国家和人民生活安定富足，而努力奋斗。 （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和时代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探索。第一，科学发展观必须紧抓发展这一主题，以发展为核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再次，在充分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允许我们继续遵循一般的发展路径，必须努力避免和克服传统工业化的缺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三、结语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了方式。事实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这条道路，在短几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仍不明白，未跳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下，也先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体制改革。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 作者：林雪梅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越南是从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以小生产为主、不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这样一个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1986年越共六大是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开辟了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的进程。1996年，越共八大全面系统的总结了越南10年革新开放实践经验，宣布越南已经步入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新时期，提出要全面配套的大力推进革新事业，继续完善国家管理下的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机制。 从越共六大至今，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越共对越南的社会主义及发展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初步实现了由“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一个具有越南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老挝由于被称为“半个社会主义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作为执政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但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加上国家小，人口少，国内经济非常落后，老挝社会还处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时期。 1989年老挝召开四届七中全会，重新认识了本国国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老挝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起点低，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后，老挝对本国的国情进一步认识，意识到“不能无选择的抄袭某一国家的模式”。1996年老挝的六大制定了到20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七大的召开对老挝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老挝今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任务和总方针，为老挝的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探索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朝鲜从2001年访华后开始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看法，认为当前没有什么事情比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使之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更重要。2002年朝鲜进行了调整物价和工资的经济改革，并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开始启动。虽然朝鲜领导人对许多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但是朝鲜的大政方针尚没有根本性改变，目前的政策调整仍是在“朝鲜式社会主义”模式框架内进行的。 古巴1990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思路。1994年以后经济开始增长，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但至今国民经济依然贫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大会重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美国的压制下谋求生存的唯一方式；提出继续根据本国国情稳步进行改革开放；强调经济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认为“芸豆比大炮更重要”；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公正，也要有效益、有质量。经过改革开放，古巴不仅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 尽管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积累，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些重大问题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并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与前途，需要社会主义者们不断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新回答。 作者：白帅单位：沈阳工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晨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什么)--------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③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党和政府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④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⑤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坚持和完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搞好党的建设。政府应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和对人民负责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四、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是一个统一整体。 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如何处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 六、构建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 (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七、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构建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 (一)、经济发展的和谐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绿色GDP和循环经济 (二)、经济利益的和谐 1．努力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3．以人为本，实践党的宗旨 4．走群众路线，依法行政 5．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源头反腐制度 (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常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根本目标。怎样构建礼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见习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哪些经济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今后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4、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5、社会主义本质。6、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 7、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8、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就业、经济效益）。 [哲学常识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体现了上述道理。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与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核心是和谐，本质也在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特征充分体现了上述道理。 4、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各种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就必须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 5、认识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新。 6、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7、实践与认识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认识。 8、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常识分析]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有的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影响经济发展。面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积极疏导，有效防范，从完善机制上解决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2、要重视正确履行国家职能。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3、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各级国家机关应以人民利益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5、维护我国的公民与国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6、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7、坚持党的领导、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新的内容，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必须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9、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0、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进入二十一世纪，放眼全球，仅剩下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其发展情况各异。回顾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勾画出社会主义蓝图到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新中国成立，全世界兴起社会主义浪潮，再到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从历史角度上讲这个新生的社会制度，经历坎坷，有辉煌也有低潮。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作为条件的那些内容，既反映性质，又决定目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的历史证明，它的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邓小平理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中国是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以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如今，只有中国才能就社会主义。中国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很多争论。邓小平同志说的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能够极大的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能够极大的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所以能够符合这些特性的就可以吸收到社会主义里，这才是社会主义拥有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促进社会健康和谐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凡是与之相反的都应从社会主义中抛弃掉。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永远充满生机。 社会主义应该能够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为了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中国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科研体制，创造创新科研体制和环境，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提过充足有力的人力资源。 社会主义应该能够极大的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我们中国近些人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中国这些年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忽略了文化方面。一个文明的兴起是科技和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甚至文化的作用会更重要些。因此我们中国要想崛起并要领先于世界各国成为世界的下一个文明中心，就必定要重视并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文明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将儒家思想文明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想结合，创造出新的儒家思想并加以发扬光大，并向世界推广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的安定。中国目前的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台独愈演愈烈，和平同一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日益盛行，对历史台独模糊，有美化战争的倾向，并且视中国为忧患，在各方面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来打击中国，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东南亚各国于中国都有岛屿争端，并且大部分岛屿都控制在他们手中；印度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一直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并且已拥有了核武器；北方俄罗斯尽管于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它也一直提防这我们;朝鲜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对我们的发展确指手画脚；外蒙古夹在两个大国中间，最近打算今年8月和美国要搞多国军演，其目的和意义值得揣摩；西边阿富汗已被美国搞定，建立了亲美政权，等等……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失去了苏联这个竞争对手后迫不及待的找到了中国作为他的战略对手，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目前的周边环境就是他的杰作，他不遗余力的在战略上包围中国，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妄图扼杀分裂中国。在这极其复杂的周边国际环境中，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充分做好军事准备，只有拥有了绝对的实力才能不战而驱人之兵，才能避免军事冲突，才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愿望。 我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程上还有许多迫不及待的问题需要解决：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公款吃喝，各种费用报销等等浪费和侵吞了国家极大的财富。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在制度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其次要制定严厉的法律惩罚措施，在07或08年开始施行，在次之前的贪污腐败行为，如果主动坦白，上交赃款，视其态度按以前法律从宽甚至免于刑事责任，如若没有坦白而被查出来要按以前的法律严惩；而对于以后所犯的罪要按新的法律严惩，建议为贪污1000元判一年，1万元十年，再多了就枪毙，并且贪污的所有款项都要归还给国家，如果偿还不了就让其家人按照继承法规定的继承财产的比例来偿还，还是偿还不了再要其子孙偿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建议国家对富人多征税，来补贴穷人和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个问题是“三农”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繁荣，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相信政府可以搞好这件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本人认为，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愈加频繁，世界统一为趋势将在曲折中前进，并且最终成为现实。目前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兴起，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国际法规和国际标准的制定，都是这种趋势的表现。我预计，在200～500年间，世界上将会有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我估计很可能是英语，但我希望是汉语），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法律规则，甚至统一的一个国家，统一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要在这方面有所认识，抓紧时间稳健的进行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我相信，再过50～100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必将在世界上兴起新的一股社会主义浪潮，大大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推动世界奋勇向前。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深刻的、创造性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价值理念，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其二是中国特色，它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凸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独有的特点、方式和经验。当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的结晶。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品格，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的应用和发展，是当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当代内涵和当代特征。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等等，都富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比如，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拨乱反正；既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又具有“当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文明优秀成分的积极吸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中国国情，吸收其合理因素，赋予其中国特质和中国形式。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性”，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总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范畴、大概念。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经由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而来的，经历了创始、形成、丰富发展几个阶段。从横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总汇，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党的基本路线、“四个坚定不移”、“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们之间有机联系，各有功能，互动互促，构成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特色明显、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和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党和国家2020年的奋斗目标。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凝固的体系，而是永远向着实践开放，向着世界开放，向着未来开放，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完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歌猛进而不断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而丰富的内涵，表明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正确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累了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经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社会主义建设同执政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新任务，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分析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走过了近16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过凯歌高奏的年代，也经历过发展受挫的岁月。是成功还是挫折，从根本上说，在于是否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归根结底就表现在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一直把实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按劳分配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也就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据。 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诞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都十分明确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科学论断。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的重要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坚持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科学社会主义是和工人阶级政党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从其阶级属性和主要内容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不断发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谈社会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还在于我们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从国情出发、与实际相结合，就取得成功；什么时候照抄本本、照搬外国模式，就遭受挫折。所以，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这个实际说明，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丝毫违背这些基本原则。这个实际还说明，我国仍然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中国特色。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建立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我们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不解放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解放生产力，又发展生产力。正如同志所说，“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搞私有制，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不平衡，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是一个过程，同步富裕、平均富裕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走上致富之路。既要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差距；又要规范分配秩序，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它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政治制度的优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尊重和保障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发展具有鲜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努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根本所在。同志说：“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我们要按照“四个坚定不移”的要求，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断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扎实奋斗、不懈奋斗。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个鲜明特点是富有很强的创新精神，而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科学论断则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整个文件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都是对这一论断的具体展开和落实。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新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作出这一重大科学论断，既有深刻的实践依据，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艰辛探索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开展社会建设形成的新鲜经验；又有充分的理论根据，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建设的丰富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把社会和谐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的，决定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决定了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主要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法，通过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调整和改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决定了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矛盾存在和解决过程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我国社会在本质上是和谐的。但是，这种和谐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只有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按照社会和谐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全会文件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兼顾了“大社会”和“小社会”两个方面。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的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与创造性实践相统一的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贯穿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过程，体现到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改革举措和全部工作之中。实现这一目标是长期的、具体的、历史的，是分阶段、有层次的，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若干个历史阶段的持续奋斗。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来认识、来思考、来谋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推进，不可急于求成，不能随意提脱离实际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承诺。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旨在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积极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促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它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加以解决，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为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起点。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探索和理论上的重要突破，恰恰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开始的，除了侧重探讨经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以外，深入的探讨和全新的思路，就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里提出来的。 的这部著作，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在这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如何建设的内容不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核心和主题，正如讲话提纲的标题所说，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以前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开展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解决那种对抗性的矛盾。一切其他的非对抗性矛盾包括各部分人民之间的矛盾，都处于从属的甚至是被掩盖的地位。现在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政府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面对的是大量非对抗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在人民内部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进行建设，自然成为主题。而在这个问题里面，占据关键地位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 分清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只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才算完全的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是阶级斗争。只有两种特殊情况，仍然算是阶级斗争或者带有阶级斗争性质：一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我国所特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这是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二是思想文化等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这只能算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影响、残余或历史遗留。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基于这样的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政策和方法，主要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有共产党和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从全国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人民民主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国家和社会，引导全体人民顺利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我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我国的物质基础和各方面条件都大大增强了。与此同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都大大复杂化、多样化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和谐不是没有矛盾和必要的斗争，而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化解这些矛盾，达到团结一致、和谐共处，共建共享的目的。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析科学发展观下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摘要：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把对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推上了新台阶。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特点。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6月25日，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充分证明，它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二、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坚定不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哪些重要原则？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三、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从而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这“三个建设”发展为“四个建设”，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社会建设，将“三个文明”发展为“四个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与此同时，同志还具体阐述了“四个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针，强调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最早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在“6・25”重要讲话中，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七、小结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只能有这一个而不可能有其他。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这个科学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从静态看，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辐射力，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理论空间十分广阔；从动态看，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立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伴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之际，纵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史，分析高校学生的思想现状，总结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上的显著变化，并探析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时代是思想的风向标，指引着行动的实现路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风雨历程的今天，我国已向新时代、新征程迈出强劲步伐。 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成为主流声音，在新思想和新思维的不断迸发中制度更加完善、理论更加成熟、文化更加自信。党的报告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步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鼓励创新的时代，是追求卓越的时代，是拼搏奉献的时代。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基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1]。伴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教育理念提升与改进，新时代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将瞄准教育形式的现代化与教育内容的特色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全党、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关键时刻，必须要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创新，在实践中前行。围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大学在设置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时，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来展开，在新时代总目标的引领之下，紧紧扣住主要矛盾，以创新思维应对时代挑战，使得新时代新青年能够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事业。 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1.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中国实现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建造的奋进史。经过70年的砥砺奋进，经过70年的拼搏奋进，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事业正在革新创效的政策驱动下、以人为本理念的引领下，焕发出重质量、重创新、重人才、重发展的生动实践。党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新的历史任务、奋斗目标与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出了更加明确的新蓝图。站在新时代、着眼新目标、面对新矛盾，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立足新未来、实现新发展、取得新成果，必须深刻认识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历史性的变化，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与身份，在不断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历史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1.2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教育质量、规模、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状态也较之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个人特点，爱国主义情怀高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下的新一代大学生性格上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视野开阔，富有爱心，热心公益，关心社会，上进心十足。同时，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建设上，追求进步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要求入党、为国家贡献力方面等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多元化的方式来打造自己的成长之路，在不断提高知识储备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就业导向明确。正因为如此，高校大学生的成材率越来越高，一批接一批的人才不断涌现。在这其中，中华文化的五千年厚重积淀依然主导者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爱国爱家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此之外，包容创新也成为大学生思想意识构建的重要篇章[2]。不过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现象，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方面、在团队合作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以物质利益为前提，缺少精神成长；道德观念缺失，知行脱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在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导致了集体主义精神的缺失，特立独行、追求个性的主导思维让他们把个人主义摆在首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的经济在40年的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功利主义者。同时，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缺少主动思考、更愿意被动接受的情况。在过于追求成长速度的情况下，有部分大学生的思想中出现了拜金、物资的情况，在就业选择中害怕吃苦，不注重专业对口。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情况越来越复杂，一些基本道德素养在这部分高知识素养群体中出现了缺失迹象。除此之外，由于受到一些错误潮流趋势的影响，极少数的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出现了消极的倾向，荒废学业，旷课早退等不和谐现象开始在校园中懵懂，也有极个别人逾越了法律的红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我们不难发现，经过70年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有了鲜明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消极的行为迹象给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丰富教育内容、延展教育方法、创新教育载体，着力提升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期能够让当代大学生牢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殷切教诲，摒弃思想的消极因子，做伟大中国梦的卓越践行者。 2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扩大化、丰富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在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的前提下，不断地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引申完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载体。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与创新。我们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总结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断优化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处在以宣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废待兴中践行社会主义德育为主要任务。在90年代初，中国在创新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放在了高校思想政治的核心地位[3]。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注了更多心血，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重任于当代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步入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刻理解这一内涵，在教育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融会贯通，在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思政工作的探索实践中，着力书写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新篇章，在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中，牢牢树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时代观，在时不我待的拼搏奋进中，一步一步成长为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伟大成就的崭新一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做出顺势而为的改变。每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都与他所处的时代特点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了新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了教学重点。 3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新时代内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传家宝，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中心环节[4]。改革越深入，其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时间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同时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历史方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了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科学使用新载体，把握好新时代社会发展规律，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吸引力，为大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成长成才的主阵地，在具体工作中要以从教育内容的不断丰富中寻求突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同步渗透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代同步、与发展同行。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教学内容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事热点话题以及学生最关心的政治前沿问题，正确引导学生加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并在实践中熟练运用。同时，高校在完成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外，必须要帮助学生拓宽学习知识面，使广大学生学懂弄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人身把好方向。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课、微课、知识竞赛活动以及参与学校相关主题等活动来丰富课程内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学生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强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同时，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对于国家复兴与个人成长至关重要。高校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以创新精神丰富具体途径，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落实。例如在班级内开展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载体的活动，进行新时代文明宿舍和创优争先班集体的评比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多种路径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文化内涵。 4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开展工作的主力军，要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掌握新时代的节奏，唱响新时代的旋律，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教育内容上不断深化，从理论、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成熟的方法，在新时代的伟大机遇期，助学生快成长、为国家育青苗。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张鹏仙.中德职业师范教育比较[D].中北大学,2018. [3]黄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与发展趋势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4]王华华,季卫兵.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及其实现路径[J].现代教育科学,2018(2):60-64. [5]吴文浩.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5):168-170. 作者:郑思 单位: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治理最大化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当今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或政府，加上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个实体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实现社会或国家的综合治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发展是相互有条件的，两者都不可或缺。2013年，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四个全面”整体战略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国家治理作用。如果使用得当，必将促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审计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为实现其社会发展目标相互协调的过程就是国家治理，这个目标包括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保卫国家安全、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达到实现社会和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让国家有法可依、依法而治，让国家的发展尽可能不受或少受具体个人或是党派的影响，由此动摇国家根基，变成国家风险。因此，既要赋予国家能力，同时又要让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建立一个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合法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提高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国家和执政党的执政水平。逐步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好合作，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国效益。最终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充分理解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发展，为改革和完善国家体制提供了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原有的制度框架和特征必须构成当今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条件”，可以理解为当初中国从革命而来，因革命而生，但是如今的发展需要我们创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发展。影响国家治理的有三个重要因素：政府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我国擅长政府能力，而法治和民主问责方面较为不足，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不足努力改善。因此，法治和民主问责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中国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最终与民主和法治问题密不可分。所以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国家治理状况依然偏向于政府主导型，而人们和社会团体等的参与度还是不够，现代化进程有待加快。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的意义 目前，世界审计制度模式一般分为立法审计模式，司法审计模式和独立审计模式。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基础。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审计制度截然不同。目前，中国国家审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以服务政府决策为核心，审计的对象较为宽泛。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成立较晚，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还不够成熟，需要国家对市场的参与和干涉。审计对象主要是公有制经济，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特征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国家审计的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或主要地位，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二是我国国家审计的内容偏向于合规性检查。虽然相较于简单的真实性审计来说有所发展，但是，与较为发达的绩效审计阶段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2003年起审计署的五年规划中就提出发展绩效审计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有些地方审计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绩效审计，真正意义上的绩效审计项目比例仍然很低。中国审计的对象不仅是部门或单位，而且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领导的经济责任的审计。监督和评估领导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处理的责任，可以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平衡整体发展。 二、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是由国家治理的需要产生的。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治权力的所有权与实际使用权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作为第三方介入，以其相对独立性、审计技术和方法的专业性、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性等，使国家审计成为政府问责机制中最具有工具性的监督机制，也是国家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今时代，国家审计更多是作为人民对于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呼声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工具来制约监督政府、管理者，而对于问责制，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表现。国家审计能够以较为独立的方式制约和平衡权力，以法律赋予的权力监督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并为国家治理层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用以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 （二）国家治理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和目标 国家审计从最初的查处弊端纠正错误到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与安全，再到反腐败的一把利刃、深化改革的有力臂膀，经过了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作为“免疫系统”，国家审计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宏观环境中发挥作用。它必须服从国家治理的大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和体现。因此，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国家审计也应当紧跟国家治理需求的变化，不断跟进调整工作内容，扩展监督范围，进而完善国家审计职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1.有利于监督和控制权力的使用，促进民主和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对各项公共事务的有效控制、管理和服务，必定限制一些人过于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力。国家审计从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角度而言，由于其特有的独立性，能够客观、公正、准确、及时地提供多层次、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审计证据，它是功率限制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国家审计监督机制，管理层依法监督和推进各国工作，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2.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促进政策的实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是主要领导者，拥有领导权和决策权。施行国家审计，利用国家审计的结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问题进行分析及决策，对社会公务管理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措施，鼓励国家及有关地方和部门及时出台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确保社会经济有效运行。3.有利于加强反腐倡廉，降低治理风险。作为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国家审计能够强化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监督，能够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持续运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自从总书记主席任职以来，一直强调腐败问题是关乎国家兴亡与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审计机关充分发挥其揭示功能，加大了反腐倡廉的整治力度，揭露重大乱纪行为，调查处理重大违法案件，全面覆盖审计方法，惩治腐败，降低国家治理风险。4.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根本利益。国家安全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基础，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的互动和相互融合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作为一个内生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审计必然与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关键部门相联系。这也决定了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审计制度体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不仅是反腐倡廉的基本需求，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5.有利于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建设。改革是国家治理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才能保持经济的有序运作。国家经济和社会处于健康稳定状态，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审计机关围绕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建立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有利于维护民生，提高政府信誉。政府的信誉是对公众政府绩效的总体评价，反映了人民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这对国际治理至关重要。如果一国政府公信力低下甚至没有公信力，民众不会愿意配合政府行动，政府出台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的参与可以加强对相关政府部门和领导的公共受托人责任的实施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以及对政府相关财政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众公示审计结果，使社会公众，也就是国家权力真正的拥有者能够对政府行为有所了解，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审计非常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信誉的提高，人民愿意与政府合作，提高政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的落实，形成良性循环，最终达到善治的终极目标。7.有利于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审计的最初目标只是对政府部门和其他行政单位的财务和财务余额进行合规审查，即财务收入和支出审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功能太过于单一，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由此，国家审计逐渐发展为对受托责任人的经济效益性进行审查的功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绩效审计和责任人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效果。从宏观角度看，加强审计监督有助于政府及其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比如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日渐低下，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很多领导干部并不重视环境的保护，有些高污染企业因为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为了通过政绩考核甚至暗地采取保护主义。通过对领导干部的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的审计，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就能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促进绿色发展，切实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三、研究结论 总之，中国目前的治理状况仍然不理想，需要国家和人民的合作才能实现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审计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制约权力运用、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加强反腐倡廉、维护国家安全、推动深化改革、维护民生、提高工作效率，最终实现国家的新时代新面貌。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的体制建设仍然有待加强，但是，国家审计将在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上持续迈进，将与国家治理取得共同进步，最终完善国家审计体系建设，实现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迈步走向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研究[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 [2]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王家新,裵育,郑石桥,和秀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研究][M].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15. [5]陈骏,昊青川.政府职能转型背景下的国家审计治理功能[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22-27. [6]张可新.政府审计应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性思考[J].中国审计,2009,(8):42-44. [7]唐建新,古继洪,付爱春.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与作用路径[J].审计研究,2008,(5):229-32 [8]李厚喜.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职能定位分析[J].审计研究简报,2011,(10):17-19. [9]戚振东,尹平.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全覆盖:一个理论框架[J].学海,2015,(6):107-112. [10]毛雨培.浅谈国家审计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J].经营管理者,2017,(30):27. [11]孙婷.政府审计治理功能研究[D]. 作者:田润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篇1 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旧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城市建设在不断迈进，而农村则没有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对于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 1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开展乡村战略的可行性 首先，为乡村战略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高校思想政治课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并且贯彻国家的政策方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充分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和历史性，从而为学生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这些学生正式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为乡村振兴培养思想高尚，立场坚定的高素质人才，高校思想政治课以培养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而构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础，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树立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价值观。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需要这种具有高尚人生观、世界观的人才。 2依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 2.1培养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操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帮扶农村振兴的高尚情操，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习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时，可以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学习每一阶段不同指导思想的来历，通过再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让学生树立深刻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国努力的动力，从而为振兴乡村奠定思想基础。 2.2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 村委会在乡村振兴这项工作中中发挥着领导人的作用，也是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基层组织，积极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有利于了解农村的现状及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为乡村振兴培养政工人才，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振兴乡村。 2.3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学生和相比其他学生，更了解农村，更具有改变农村面貌的动力，因此，在农村大学生中培养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有利于大学生更好的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2.4培育具有乡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培育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可以利用高校思想政治开展有农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培育学生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高尚品格。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的历史出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农村开始，长久以来，我国的农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保障，现在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这些都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因此，我们现阶段应该反哺农村，支持农村的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其次，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一致，纵观我国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水平不断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素质低，技术落后造成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振兴，我国提出了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大学生作为建设祖国、促进祖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渗透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乡村振兴战略只有被这些充满热血、饱含奋斗激情的学生深刻地理解并接受后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很好的完成。 4结束语 振兴乡村建设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才，贯彻国家政策方针的思想阵地，必须立足课堂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培养大学生帮扶农村的高尚情操，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促进乡村发展。 作者:田双双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篇2 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教育、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乡村振兴实践内容广泛，层次丰富，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任务重大，所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宣传践行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校思政教育自身鲜明的特点使其能够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独特的功能，高校思政教育应该在助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立足课堂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只有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才能得到切实的拥护，才能有较好的实施环境。思政课堂是创造这一环境的理想阵地，要充分利用思政课堂深入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第一，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历程[1]，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2]等阐述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农村的落后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城市化，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西方国家发生革命性突破。我国是一个依赖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国家。思想上的小农经济观念和农业生活方式的惯性作用加之当时的动荡时局，使我们没能搭上工业文明的顺风车。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农业为当时的国家的生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城市在这种历史原因的作用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当前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使得工业反哺农业非常重要。第二，从中国共产党人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的政治目标、均衡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3]等方面阐述振兴农村战略的政治逻辑。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不协调的二元结构社会，使城市的发展机会高于农村发展的机会，直到今天，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结构的组合仍然是二元的，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差距，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第三，从中国挖掘自身发展潜力，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国民整体素养等论述振兴农村战略的现实逻辑。城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较快，但是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问题仍然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通过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和建设历程，论述振兴农村战略色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让高校学生成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和拥护者、倡导者、支持者。 二、培育农村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 农村基层的政工人才是农村振兴战略的直接实施者，优秀农村政工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与振兴农村战略实施效率直接相关。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各种群众关系更为复杂[3]。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政治素养高的优秀青年人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去，以青年人特有的青春与激情，良好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知识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政治工作中去。开展思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政工作者自身的素质非常关键，思政工作者自身的建设至关重要，高校要切实担负起培养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的任务。高校的思政教育，要培养高校大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去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的政治素养。要以扎实当代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为基础，同时应用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情怀感染或熏陶高校学生，在高校学生心中种下为农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种子。高校思政教育应鼓励学生投身到中国的农村建设中去，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一线就业或创业。 三、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怀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生力军，大学毕业生掌握前沿的科学知识[4]。乡村振兴战略能得到大学生广大群体帮扶，其实施就具有了强劲的动力。要使这种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需要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情怀，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热情。要让当代大学生充分了解我国的国情，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最终目标等。通过剖析乡村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使乡村发展滞后，要认识到乡村对先进知识的渴求，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乡村发展的短板瓶颈，乡村落后的现状等，同时要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让学生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有自发帮扶乡村发展的愿望，有自发地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从多种渠道帮扶乡村的发展，必定会给乡村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提高乡村振兴的速度和质量。从历史角度激发大学生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情怀。中国的乡村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井冈山，中国革命的火种逐渐以燎原之势散播开来；在延安，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在东北的崇山峻岭，中国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率领工人和农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绝大部分为农民子弟，农村人民的牺牲和奉献，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农村需要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当代大学生应该以饱满的热情、真诚的态度、创新务实的精神支持农村的发展。 四、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乡村振兴战略，一个最艰巨的任务是提升乡村的精神风貌。因乡村发展的历史因素、发展惯性、乡村文化传统等原因使局部残留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等在乡村地区相对更为突出。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缺乏使农村人对于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农村大学生在乡村人眼中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栋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大学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政治素养扩大这种影响力和说服力，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针对农村建设的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政教育要引导农村大学生积极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修养，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多方面系统的培训，让大学生成为乡村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最靓丽的风景，从而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 五、积极开展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充分发挥农村马克思主义特色政治文化作用 农村村委会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农村村委会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绩效。高校思政工作者和教育者积极与农村村委会交流，通过座谈、宣讲、走访、实地指导等形式推进农村村委会的工作。通过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详细了解当前广大农村居民的状态，了解他们的现实和迫切的需求，更好地针对实际状况制定出适合的工作形式。同时，针对农村居民群体的群体性特征，根据他们的实际学习和接收能力，制定更加适合的形式和内容，这就对高校思政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乡村宣讲的形式深入农村，锻炼自身能力的同时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高校思政工作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视野、更为广泛的信息来源，及时输送乡村发展的有益信息，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六、积极开展新时代背景下培育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研究新时代孕育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需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针对乡村文化的现状、乡村文化的特点、现存文化发展的困难等开展科学研究，探索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让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通过乡村文化的研究，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提出助推乡村发展的对策，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引导乡村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发展。 作者:张瑞瑞 韩东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区域产业生态发展湖北工业大学 协同创新中心 乡村振兴战略篇3 一、通过课堂向高校学生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政治、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只有被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才能获得切实的拥护，建立良好的实施环境，而通过高校思政课堂这一阵地去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与意义正是创造这一理想条件的有效途径。首先，我国受小农经济观念、农村生活方式的惯性与动荡的时局影响，错过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契机，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时代，当时农村为国家、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与生产、生活必需品，城市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目前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也提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其次，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形成了城乡之间具有不协调性的二元结构社会，城市的发展进程与发展机会远高于农村，行至今日，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的结构仍然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较大差距，这样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稳定。最后，尽管我国的城市与城市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与农业的落后问题依旧对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产生了较大的滞缓作用。通过上述三点的论述，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对振兴农村战略的必然性、必要性产生深刻的认知，从而将其转化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倡导者、践行者与宣传者。 二、树立高校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节操 大学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劲动力，这是因为掌握着前沿科学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有生力量。如果要将这种力量最大限度地在帮扶农村中发光发热则需要充分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节操。首先，高校思政教育应让当代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与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剖析乡村的现状与解决策略，要让其认识到因二元结构带来的乡村发展落后现状以及乡村对先进知识、技术的渴求，同时还要让其深刻感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背景下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此外，还可从历史的角度激发大学生振兴乡村的情怀，例如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延安将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是井冈山将中国革命的火种燎原散播；是众多农村子弟为抗日战争冒着风险和作出巨大牺牲才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外敌，中国乡村是中国振兴崛起的摇篮。因此，我们要反哺乡村，为其发展与未来的建设谋取更大的福利。通过让学生理解上述社会现状及思想文化可以激发其帮扶乡村发展的自发意愿，为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创建更多的机遇，以此来提升乡村振兴的速度与质量。 三、培养与引导农村高校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受历史因素、传统文化以及发展惯性的影响，乡村文化中还残存了部分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乡村的健康发展。因此提升乡村精神风貌成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人对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尊重感，所以农村大学生在其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说服力。对此，高校思政教育要着重培养农村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让大学生积极主动的成为该理念的倡导者与宣传者。大学生则应加强针对农村建设和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素养与专业知识来扩大对乡村的影响力，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为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添砖加瓦。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为建设强国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深刻长远的意义。因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进展，通过高校思政教育培养农村大学生是一个必然的手段。为此，思政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来探索出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针对乡村文化的特点、现状、现存问题制定发展策略，从而为培养农村大学生人才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走错路，让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邵晨曦.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J].现代化农业,2018(10):49-50. [2]李明.职业教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支撑研究[J].现代商业,2018(16):160-161. [3]文丰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之理性审视[J].重庆社会科学,2018(04):16-24. 作者:俞茜 邓丽娟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团结奋斗的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以科学发展开拓中国发展前景 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坚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时，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种种现实情况表明，我国的两大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我党以发展为中心、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主题，更反映了我们党在抓住这个战略主题的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全球发展潮流，对发展之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战略调整。 无论是“发展是硬道理”还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抑或“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了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并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尤其是在我们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党在继续注重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可以认为，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必要举措和必由之路。 二、科学发展是全球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世界的发展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就目前而言，人类对于发展的普遍共识是：所谓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 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近代以来，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其核心概念是工业发展，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基本上是走向工业化、技术化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第二阶段，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变迁。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提出了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于是，人们开始注重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统一，注重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整体性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其核心概念为可持续发展。1972年，著名的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推出了一本题为《增长的极限》的小册子，用大量的数据和模型表达了对“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以数学家称为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着”的忧虑。在这同时，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提出要将发展看作是追求社会要素即政治、经济、文化、人的和谐平衡的过程，强调要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其核心概念是人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特别注意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1990年，联合国成立开发计划署，随即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并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大缩短时间距离。同样，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重演着，只不过缩短了不同阶段的时间距离而已。因此，在经过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之后，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世界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迪。 三、科学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意义 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经济总量由此而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步暴露，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的问题，一是发展的不平衡，如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等，均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发展的不全面。所谓全面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相对均衡和和谐统一。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三是发展的低水平，主要表现在：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其消耗与其产出之比例，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四是发展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从其根本出发点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带来社会的富庶和人民的安康，从而带来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凝聚性，带来人民普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以及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实践中，发展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尽管我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平还很低，人民普遍的小康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同时，我们要解决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毫无疑问地需要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物质条件。因此，要始终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将发展视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之所在。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归宿点；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目的。由此观之，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于人的健康、生命和自由和谐的社会生活。 根据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发展战略之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协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领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且还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文明和进步，包括了发展与自然、与环境的协调和统一；二是地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且也包括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如此等等。 为实现上述基本要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其根本的方法在于推进五个方面的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推进这五个统筹，将有效地解决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将有助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也必将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的实现。 中国发展论文:生态文明向中国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中国大步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迈进之时，无论是产业结构、增长方式还是消费模式，无论是单位、企业还是个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共同要求。 “生态文明”凸显以人为本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理念的重要体现。 “过去许多地方单纯将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将重化工业过度发展作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唯一途径。这样的想法现在也不鲜见。”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表示，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践行科学发展观要义之一是推进建设生态文明。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看来，建设生态文明有另一层涵义－－“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贾治邦说，建设生态文明要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沙漠等生态系统，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生态体系。 “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突出体现。”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东亚政治研究所所长辜学武认为：“以经济为主轴的发展观现在又增加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社会和谐’翅膀，一个是‘生态文明’翅膀。这有助于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把市场经济发展人文化，是很好的想法。”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则从文化角度对“生态文明”有独到看法－－生态文明不仅要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来思考，更要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不仅是长远的民生问题，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体系。” “生态文明”之路虽艰必行 仅是今年，环境事件就频频出现——4月以来，太湖蓝藻持续暴发，贡湖饮用水源一度出现污染，巢湖、滇池、三峡库区支流等流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蓝藻水华；7月初，江苏沭阳饮用水源地遭受污染，城区供水被迫关闭，城区20万人口饮水用水受到影响…… 还有环境“慢性病”——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841个县（旗），近4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明显减少，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部分流域周期性水资源短缺加剧。正常年份全国缺水近400亿立方米…… 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现状尚未得到遏制。数据显示，去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上半年，全国除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这种增长格局，不仅使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进一步增大，而且使节能减排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不久前表示，经济快速增长消耗大量能源资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 环境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成为环保工作的一大挑战。环保总局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及重点湖泊进行的专项检查情况表明，违法排污问题十分突出。在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中，有110个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评等级等环境违法问题；在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存在运转不正常、处理不达标或停运的现象；在529家企业中，有234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不计成本的快速发展，违背了正常的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就会遭受高污染等后果惩罚！”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费云良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只有靠科学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引领中国踏上绿色大道 洞庭湖区曾一度出现严重的造纸污染，局部水质因此一度下降到地表水劣五类标准。在实施污染整治和结构调整后，洞庭湖水质由五类、劣五类变成现在的三类，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最近又重现洞庭湖。 洞庭湖治污效果初现，是各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缩影。 “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到2010年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面达到20％等指标，要求通过五年的努力，改善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提出了45条政策措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黑龙江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目标方案，与各地市和主要用能单位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制定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内的项目建设时间表，并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目标考核体系。 老工业基地辽宁推进建设“生态省”，计划到2025年重点建设6大生态区。整体投资规划总额为2400多亿元，是辽宁重要的战略工程。今年起投资73亿元，先行实施为期3年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行动。 贵州将“环境立省”战略放在五大发展战略首位，明确要求“树立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目前已有300多家黄磷、铁合金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关闭。 农业大省山东最近实施了“两减三保”农业污染控制计划，即减少农药、减少化肥，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并提出到2010年全省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煤炭大省山西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上半年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一批煤炭企业实现了煤电一体化，煤化工蓬勃发展，还涉足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 人们有理由相信，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中国发展论文:立法听证中国发展的内民主需求 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将举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立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民意在立法中的体现。 过去，我们常常把法律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反映民意，或者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法律制度越多，公民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举行立法听证，是一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确保法律规范能够体现民意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听证就是一种扩大民主或者模拟民主的过程。听证会制度既体现在我国的《立法法》中，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听证会制度又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策程序的完善和补充。所以，立法听证会制度既是一种立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看，立法听证会需要听取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陈述人的意见，需要对民意进行重新归纳和筛选。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民主发展才不会误入歧途，法制建设才有了正当的途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主的发展绝对不能一蹴而就，如果目标明确，但路径的选择发生错误，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关于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的呈现，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性和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以下结果：第一，重要法律案讨论的过程将会越来越长，争论将会越来越激烈，有些法律案甚至不会获得通过。单从立法环节来看，这样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恰恰就是在争吵声中，中国的民主进程大大加快；第二，当公众意识到法律是一种最重要的利益分配制度的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希望这些代言人能够发挥作用，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满足自己的愿望，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将会不断高涨；第三，法律的制定由于广泛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因而不再被少数精英分子尤其是法学精英所垄断，法律的民意基础将会大大提高，法律的执行成本和普及宣传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第四，由于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普遍意志的反映，执政者的权力受到了广泛约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将会减少。 综上，立法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发展的内在民主需求，只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充分调动广大选民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在民主改革的洪流下，中国的法制建设将会日渐完美。 中国发展论文:瑞典议员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访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 中新社记者柴燕菲 “中国越来越快的发展，说明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商机，这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今天在浙江长兴县以北欧人直率的性格，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将给世界各国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商机。 安德斯·阿克森先生是来长兴参加第三届中国长三角与欧洲波罗的海地区合作发展论坛暨二00七中国·太湖明珠——长兴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发出如此感慨的。他告诉记者，瑞典一直非常重视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瑞典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逐年增多。二00三年，中国成为了瑞典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二00五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达七百五十亿美元，并在逐年增长。 从自身的经历来说，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也看好瑞中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长兴参加合作发展论坛。从这几年与长兴的交往中，他欣喜地看到双方合作成效显著，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取得了双赢局面。“与长兴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瑞典今后将加强与中国各个省市的交流和合作。” 对于有人说“中国发展将造成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增高、经济发展滞缓”的论调，安德斯·阿克森议员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的局面，中国高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低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商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受益。事实证明，中国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资金和资源。同时，中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需要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给我们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了机会”。 资料显示，二00七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一点五，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今年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 中国繁荣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最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六千九百六十一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一百八十个，世界五百强有四百家在华投资。 同时，中国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达九百亿美元，全球排名十三位。中国企业已在一百六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涉及诸多领域。而不久前刚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对外投资。 有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可能超过八百亿美元，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完)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八大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作者：肖毅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道路固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是改革开放，但它的理论孕育和实质原则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清晰可辨的思想脉络表明，中国发展道路并非天才人物突兀的灵光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碰撞的结果。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普世的原则和一般历史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说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81885年，恩格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669面对落后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居高临下地把他们的理论看作万灵妙药，而是要求深入了解俄国的实际，寻找革命的道路。俄国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究竟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和诚实的态度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而是提出了跨越条件。在恩格斯看来，俄国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谨慎看法，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迷信自己的理论，而是高度重视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注重对实际的深层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他们的学说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不研究历史的借口。1890年，恩格斯在给保•恩斯特的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大量存在，从早期到晚期，从著作到书信，他们从各个方面论述和贯彻这一原则。就此而言，中国发展道路不过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彻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不是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 二、列宁学说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镜像 列宁学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没有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和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十月革命时期的国情，列宁还提出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理论。可以说，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列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成功鼓舞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提供了榜样。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摸索到进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3]603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列宁从理想性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退回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经济活动方式，一定程度上接受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说：“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改为‘围攻’。”[3]602“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退一些的境地，不仅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回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3]605“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3]569列宁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俄国的农民问题不同于西欧的问题。所以，列宁提出了“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3]771。他看到一些人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时，警告人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强调培养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人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总之，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国家学说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等。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合作社问题、国家机关建设和制度建设问题等，都对我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三、、邓小平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邓小平都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42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它们是臭的而不是香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根据特殊的国情，主张走出一条与俄国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划分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邓小平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出发，主张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261他还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5]142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社会实验，因而鼓励实践创新，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试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突破僵化思维，把市场看作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36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开辟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简要的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他们都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它表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7]162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143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教条地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实际”是具体的、客观的、具有内容的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想的、空洞的实际。一个惨痛的教训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一度背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经济上实行“大锅饭”，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上发动“”，将革命时期的经验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灾难。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现在完成时。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相结合最好的例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党回答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入21世纪后，面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其三，坚持中国发展道路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有人受西方福利和民主的迷惑，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对中国发展道路持批评态度。殊不知，西方的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西方中心主义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没有信心的表现。另外，对西方好的东西，放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就不一定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简单移植西方现代化的说教。邓小平说：“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5]256总之，中国发展道路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黄敏娇 张有奎 单位：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对中国发展影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历史”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以后的创作中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它是当今全球化理论的源头。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准确把握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更具有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 “世界历史”观念作为我们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理论框架，最初源起于希腊时代斯多葛派有关世界主义的思想。近代“世界历史”观念，在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方面，典型代表是德国思想家康德和黑格尔。其中黑格尔是近代世界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世界历史观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渊源颇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世界观念合理内核的思想结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解释，一是:展示人类总体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指历史学上的通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这里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用讽刺的语气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说:“至于他们的全部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来粉饰他们的一种奢望，以为他们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了仿佛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这里的“世界历史”一词，同样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6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发展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是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他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2］ 这层含义是马克思独创的。这是马克思从现实和哲学的角度出发的解释，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功绩，另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特别的界定。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经验到的一个事实，但她却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趋势。“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3］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将从狭隘、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现代化内涵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极其丰富，主要集中蕴含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中。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走向的必然性和自主性。马克思认为，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急剧变革，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出现。“它比以往一切生产方式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将现代化定位为一种世界性浪潮，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任何国家都难以逃脱发展大工业的必然，更无法回避发展工业生产力的要求。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了现代化手段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指出了实现“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大工业、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文明，以取代传统的农业文明;大力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充分利用世界整体资源，以全方位的开放式发展冲破传统的封闭式发展，进而实现文明的交流和互补。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其实质也就是对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途径的科学规定。第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凸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指: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是一种“社会革命”，其内容包括保证最多数人的最大民主、最多数人的最大自由，最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高尚的道德情操，理想的自由人格。它不仅改变着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关系。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真正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呢? 第一，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实行对外开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了。这正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的正确描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自觉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才能在开放的世界中，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早日跨入现代化的行列。 第二，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不搞市场经济，现代化就没有指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根据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量和勇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完全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使中国能够通过市场走向世界，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世界化。全球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必须发挥各民族的特色。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正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第四，积极发展生产力。我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不能跨越生产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现代化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所在。过去许多年来，我们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违背世界历史首先要作为生产力的世界化发展的现实趋势，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要求。目前，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二百多年内完成的产业革命，而且还要迎接当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既要利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一有利契机，又要积极利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加速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道路。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中国，步入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道路要走，因而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中国要尽最大努力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会被完全地发挥出来。 中国发展论文:民法精神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民法，是每位公民接触最多的法律，也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法律。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主体的独立和意志自由为前提，以意思自治的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体现了民法精神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本位特征，具体来讲包括契约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主体意识三个方面。民法精神是指导民事主体之间民事行为准则的共同意识，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最抽象的民事行为准则，比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更能体现民法的内在精神。民法精神集中归结为民法的理性、民法的理念和民法的理想。基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标准不同，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内容的民法精神。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民法精神对促进国市场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民法精神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民法精神强调平等、诚信、秩序，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发展规则高度契合，表现在对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崇尚，其实质也是对人的尊重。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法律保障，也为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强调在经济行为中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最终形成合理的预期，这与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不谋而合。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保障，同时，完善的民法制度可以推动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本主义在全社会的传承，从而推进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公平、和谐地发展。 二、民法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手段，而民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不断完善民法并加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第一，民法基本精神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基本道德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思想道德素质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在宣传法律的同时形成法律素质对民法精神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民法调整的内容是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中的基本方面，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部门，可以说，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人生中所有社会关系的绝大部分，民法因此也成为法治原则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佳组合。总之，当代民法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是精神文明中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行为准则的法律化。 三、民法精神对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社会存在与不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范畴比较广泛，其中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核心。法律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有关法律的制度事实、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占主导一种社会行为文化，法律文化具有持续性、稳定性与传统性，通过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形态，形成的一种能够满足自身社会能力需要的正确的行使方式。而民法文化以其对人类发展提供最理性的精神指引和为权利事实提供最有效的行为模式，成为人类社会整个法律文化构造中的基础。总之，不可否认，民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会在法律文化的传承中使社会文化得到改变、发展和完善。 四、民法精神对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一，民法是我国调整社会关系领域最广、法条最多、法律概念最精准、逻辑性最强的法典，为和谐社会中的民事生活提供了系统详尽的法律规则。中国民法典既给民法主体的各种行为提出了规范性模式化的要求，也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情都可能会与民法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法的存在与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实践意义。第二，民法授予了主体广泛而又神圣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不仅广泛多样，而且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精神将伴随着民法规范的广泛适用和普遍遵守，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法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第一，在民事立法中我们应更加重视和加强“私法自治”，因为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是各种民事权利的基点和起点，可以使它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对接，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主体的自由，还有主体的自律。第二，“意思自治”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在法律规范中明确确认和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并在民事立法文件中以明确具体的条文加以规定，而且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第三，要重视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私法精神的培育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相关制度保障以外，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也至关重要，因此，要加强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力度，弘扬民法精神，逐步推进民法制度的完善，进而培养民众的平等、自由、契约等思想观念，构建我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法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当今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格局，各个文化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在对话碰撞中获得启发，因为在一个多级、多文明构成的世界秩序中，和平是否可能，完全取决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1]。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当今局势的清醒认识，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焕发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上的自信，彼此承认对方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加强交流与对话，正是体现了各自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梳理：跨文化对话的不同视角 中西文化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和特点。“西方”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3]。中西文化对话是通过中西文化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为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分别从“西方视角”“中国视角”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脉络，关注中西两种视域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达到某种程度上相互迁就融合的对话。 （一）跨文化对话的“西方视角” 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可追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揭开了西方对中国文化想象的序幕。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原本局限于地理空间而封闭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开始了普遍的贸易交往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4]。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和纺织技术。16世纪，中国向西有澳门越过大西洋通达里斯本的航线，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录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探险家的游记见闻。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影响最大，引起集体对中国的白日梦想象，印刷术刺激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文本在西方被广泛地翻译，掀起了东方热。近代，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了新的语境，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儒家学说研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想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是康熙年间繁荣的社会景象，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社会楷模，然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当时欧洲的关注与争论所过滤和歪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欧洲制造”，借用中国来解决自身问题，吸收中国文化，为本国服务。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触发欧洲启蒙的自觉意识，引发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二）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视角”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传，中亚、伊朗的彩陶与仰韶彩陶的交流；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波斯、拜占庭，埃及的玻璃与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米兰壁画有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痕迹，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炼丹术、陶瓷传入阿拉伯和西欧；宋元时期，四大发明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元代著作中的“西域”，范围极广，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非洲，都可称为“西域”[5]。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盛，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引起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反思。直至今日，中西文化对话又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明清时期，中国限定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出于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评估和文化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从立国转向立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出现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等现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西方的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开始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对话隐匿其下，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之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中国衰落之期倡导“全盘西化”，新儒学倡议者在民族复兴之期试图“去西方化”，以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进行单向的二元对比，造成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唤起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的自觉，中西文化比较走进中国学术视野。 二、源流脉络：文化自信的多维阐释 全球化带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多种文化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中西文化作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成为各自阐释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6]，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自我认可，通过自我重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对话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借助历史“时间”的线性推进力，打破地域时空局限，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对话成常态趋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 （一）承接传统：“不忘本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自信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厚度上给予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本位，增强文化自信，立足自身文化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提，对自我文化正确的认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文化价值，结合发展需要，从顶层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以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应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对话西方：“吸收外来” 中国对话西方文化的前提是保存自我，而自我保存又是以自身文化自信为前提，自身的文化可以与他者对话，尤其是近代史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通过他者来体验和观照自身文化。中国近代一直向西方学习，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不断地融合新的因素，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和有效对话打下坚实基础，进而寻求自救自强的历程。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即空间性的，主张中体西用、新旧杂糅；新文化派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即时间性的，主张弃旧图新、全盘西化。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典著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思想传统做努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鉴为更深入地适应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广泛地打开中西方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以足够的自信接纳接受西方文化，并与之有效对话，让其融入自身文化，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当代大学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具有较强的接收能力，积极吸收国外知识，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五四精神，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的担当和使命。 （三）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签，承载着文化变革与文化承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更新变革，立足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形成时间上的文化整体发展，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知识视域的相互交接，对接传统文化，对话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经验延展和超越自己的界限，发展的眼光，文化自信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学习他者文化，更是以发展的眼光迎向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成不断增长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新时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命题下，提出推动中西不同文化交流的对话范式，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还要正确对待文化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以一种自我文化建构的态度，融入某种确定的当代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中。正是由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时代需要，促进当代文化之间的发展，中西跨文化对话的理念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自信隐含文化自觉意识，描绘出一幅和谐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图景。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要珍惜韶华，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开放的视野接受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担当，不负青春，更好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浪潮中奉献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三、结论 “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愈来愈频繁。文化自信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情境中，而不是独立于各民族、各个国家单一文化。世界文化正在快速地发展，文化中心地带也在转变，正在向多元化转向，中国努力地跟上发展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现在要建设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文化自信，有必要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文化。从全球范围内历史互动的角度关注过去，认识现在，重塑未来[8]。当代大学生要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情境，通过中外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赵莲花 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基础论文 内容摘要：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铺垫和支撑。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摘要：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实看，既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完善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看，属人力产权实现条件创造的基本制度建设。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异化”；人力产权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12.18”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之前，他已有多次强调和重申。当然，这都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精神的一再重申、强调。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外背景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这一系列重申、强调的意义。 一、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现实背景，二是西方“和平演变”等国际历史教训，三是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 第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实践问题。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一再重申和强调的国内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以及相应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现象。其次，中国2007年出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用三种手法，企图歪曲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歪曲。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新政策，歪曲为“这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二是栽赃。如讲“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三是恐吓。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恐吓有两层抹杀：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挽救!从而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富强起来的事实。二是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得救!从而抹杀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足见党中央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书记在“12・18”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的又一次表达。 第二，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有深广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苏联的教训。当年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在改革的经济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以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在改革的政治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走多党制为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东欧其他各国也多大致如此。苏东各国“改革”的失败，都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犯了方向性错误。其次是拉美及东南亚各国盲从新自由主义，致使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国家，包括经济强国如日本等陷入美元“汇率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教训。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其主体地位已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安全问题。由此联系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总书记“12.18”讲话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直接国际原因。 第三，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是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历史条件，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的必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继续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真理，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提示的人的异化的复归，即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继续雄辩地证明：中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进一步确立和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是历史的正道。 应该说，总书记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和强调的是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重大意义。 二、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30年来我们党都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实践中出现了局部的“两个异化”现象。 其一，是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仅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忽视甚至放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 靠牺牲公有制经济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其二，是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忽视甚至放弃“引导”。有的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纵容甚至制定政策，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幌子下强制性地把公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有制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合谋攫取国有资产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党中央一贯精神，阉割了第二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 总起来看，“两个异化”现象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向了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的私有化。其结果，“2006年我国国内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与5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2％与68％；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相应地，“民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被削弱，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制度条件遭到严重侵蚀。如不及时纠正，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说“两个异化”与苏联“休克疗法”有差别，也只在于是使社会主义渐进式“休克”，还是激进式“休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异化为私有制经济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相关者!在业主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完全站在业主一边。这是否表明，他们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有立场，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悄悄地发生部分质变呢?由此再来领会总书记对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一再重申和反复强调，就会更感其现实针对性、迫切即时性之重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的公开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洞化甚至异化的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要突破”；“民营经济已经是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占据垄断行业，与民争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剩余价值论是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按剩余价值规律办事”；“公有经济、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财产关系清晰化、社会化、公众化，有人认为是私有化，但必须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是苏式的、少数人占有的、国家名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僚资本”。还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韩国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韩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主张“把这个提法修改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或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等等。这样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空洞化乃至异化的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背景下的新表现，值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如同前几年一些地方的“产权改革”被异化为私有化改革一样。 三、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要求 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既不能割裂，又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主体。 一方面，只有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在经济上保障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对“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或迟或早要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资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苏联解体迄今为止近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西方也不会一视同仁。它们所要的，是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2003年，曾写过影响很大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足够强大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具有“引导”非公有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基、资格和实力。公有制经济的足够强大，是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固邦、兴邦之本。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要措施，在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中居于附属地位，是辅体。 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又好又快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必须明确、必须强调：其辅体或附属地位，是由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由其雇佣劳动制度、由其经济的“自发性”所决定的。那种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甚至化公为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是舍本求末，喧宾夺主，不仅仅是忘记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长此以往，还必然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有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危险。 综上所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坚定地推进人力产权的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着眼，坚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要原则的结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导上，必须切实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的指导。这要求坚决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和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实践上，必须坚决消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只有消除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防止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关系的被割裂，纠正了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导向内涵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只有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才能真正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保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确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涉险渡难，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保障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崛起于21世纪。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 【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纪录片退去影院，面临安身立命的发展问题，此时电视栏目化引领潮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认为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栏目化”的提出是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播出的准时性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电视节目大量增加，电视作品种类逐渐全面化、细分化、专业化，电视机也大量普及，但电视台的节目播出经常不准时，严重影响了播出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视节目的栏目和播出时间没有固定化，栏目本身的时间长度也没有规范化。 尤其是纪录片领域，由于纪录片创作的随意性和无规划性，这样的问题更严重。这样，只有将纪录片实现栏目化，才会为广大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纪录片作品。由此可见，纪录片栏目化是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纪录片节目达到规范化，类型化和个性化标准。有利于组织节目制作与播出安排，便于受众定期、定时收看。以使节目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这不仅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都有着现实积极的作用。 一个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与存在，必有它的道理和缘由，就是要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纪录片发展，同样如此。这个需要细分下来，不外有三：“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三是文化需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有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一个文化形态的纪录片栏目来说，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互为结构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国纪录片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还有特定自身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1、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纪录片历史始终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国际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到“形象化政论”，从一战到二战的战时宣传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再到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隐晦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纪录片从受前苏联形象化政论模式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淡化，但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丝丝缕缕，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都是政治在纪录片史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政治与纪录片的关系具体有两点：第一，纪录片以政治事件、政治生活作为题材：第二，纪录片与政治的相互依赖。 首先，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政治题材主要涉及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等，这些人、事、活动等集中体现了不同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观念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量较大的是政治人物的题材。如《》、《》、《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宣传。政治题材纪录片较大的特点在于直面矛盾，戏剧性强，有利于创作者抓住冲突的焦点，把握人性的凸显点和情感的爆发点等瞬间价值。 中国纪录片创作传统对于政治一直比较保守，当前也存在着将政治抽象化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概念。它的多义性分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法律、监狱、军队、医疗、福利、教育”等等，因此，对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开放思路，多层面记录社会现实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阶段。各个领域都在作大幅度的质变。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素材，用镜头记录下现阶段每个领域的真实现状，将政治生活化，深入化才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正确态度，而将政治与生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标签化、抽象化。最终必然是“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来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回避了现实的难题。” 其次，政治与纪录片的相互依赖。 纪录片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靠近新闻和时事，对现实的关照使它与其他纯粹的象牙塔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效果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高层的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问题。首先，当纪录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当纪录片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外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又具有社会监督功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评，以促进其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纪录片《望子五岁》、《舟舟的世界》、《英与白》、《深山船家》等作品都有穿透生活表层。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达到对人类生活，对自身，对世界的自审，超越了制度层面去观照人，对社会现实起一定的监督作用。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功能，政治对纪录片的依赖就显得较为突出。 纪录片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发展依赖政治的引导。一个电视栏目的健康发展，首先是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立足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鲜活的素材，反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倾听人民的呼声。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动力。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最重要的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与人民保持一致。鲜明的立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传媒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而传播链条上层层递进的放大效应。使舆论的政治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的宽松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只能以政论性的专题片形态存在，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分天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纪录片运动，纪录片以精英姿态或者与大众文化合流，在电视栏目化的浪潮中求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处于中国政治宽松度语境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了自身生产力，作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纪录片与政治达成了合谋。1993年《东方时空》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二者调解的结果。其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诞生，凤凰卫视的横空出世。CCTV10的新生。纪录片终于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遍地开花了。 2、纪录片与经济的关系 纪录片作为电视产业中投入周期长、低效益的片种，其创作承受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录片与经济的 关系显得较为突出。经济不仅在宏观上如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水平和走向，而且在微观上如经费和收视等对纪录片的内容，形式，风格。创作者以及制播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纪录片需要，也有着不同的受众群，而时代特征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状况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对纪录片制做有决定作用，也深刻地体现在由经济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土壤。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媒介支持首先从纪录片这里得到呼应”。纪录片通过对平民生活和平民存在状态的关注，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地位。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平民化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之一。其意义在于促进民间社会的自觉意识。对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微观角度以及媒体的区域性发展来看。电视纪录片栏目多建立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教育水平，居民素质，收入水平以及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纪录片潜在的目标受众，有了受众就有了市场。“总体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范围越广。其电视收看量越少，但对不同节目或栏目的要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喜欢的节目会相对稳定。”而经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几乎很难维持纪录片栏目生存的现状。当然。纪录片栏目办好了，办出品牌后。又反过来促进栏目的经济收效。这两者是相互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就是一个例子，“超女”的成功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至一个栏目，大到一个频道，它的发展离不开卓然有效的经济保障。 当然，正因为纪录片创作资金压力大，所以往往有产业界为纪录片出资。这种现象一方面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但“当这种出资的影响力渗入到某一媒体而排除其他势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一方面它使得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单纯。渗透了商业意识：另一方面，它使纪录片精神与艺术理想受到了扭曲。这并不是纪录片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 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动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是发展的基础。政治是发展的方向，文化则是发展的形态。三大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纪录片栏目步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但现实是。这三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在电视实践中正确把握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打造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纪录片栏目，这既是栏目决策者的工作着眼点与目标，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恰恰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栏目产生、发展与评价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对于一个纪录片栏目来说，它们既是产生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评判的标准。这些构成了一个纪录片栏目战略性定位的基本框架”。 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摘 要：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社会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产权前提、运营基础和制度保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经济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方面，共识基本达成。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合作制、股份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笔者则认为，由马克思提出并倡导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所有制诉求的逐层剖析，阐明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一、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之中。在那里，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普遍建立之前，广泛地存在着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83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必要前提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剥夺广大劳动者的财产，“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1]830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广大劳动者起来剥夺剥夺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胃鋈说乃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失”。[2]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劳动者个人孤立的占有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合，那么其就成为私有制了。 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社会集体，在此集体中，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4]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关键在于对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解。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个人所有制概念。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又宣布无产阶级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中，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因此可见，“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三类称谓，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三者并不矛盾。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则以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及其所有制诉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努力实践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1.和谐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 ――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文中，他们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社会里，因分工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没有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消失了；社会不再是束缚个人而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员全面发挥个人才能；取代城乡差别的是城乡融合；教育与福利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等等。”[3]243另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3]244这些阐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乃至文化建设的构建上，应坚持和谐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但他们未对怎样建设未来和谐社会提出过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这就需要各国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艰辛探索和长期努力。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党的历届大会的文件里，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各次大会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理论，在对国情把握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认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而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入我国宪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大飞跃。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3.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需要。当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集中体现在：（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城镇之间及其内部、农村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悬殊较大，城乡矛盾日渐显现。（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三大经济地带分化严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教育发达程度、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层次性，从而引发了一些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3）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又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之间的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等等，这些不和谐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4）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消耗太多，水污染、大气污染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稀缺性动植物濒临灭绝，各种自然灾害不断、疾病流行，给人类的健康发展带来众多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逐渐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都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及其构建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全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创新，同样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开始的。至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其原因都可以归纳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内部及其之间的不和谐而引起的。因此，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对所有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具备一个设计良好的经济制度前提或基础，否则这种利益诉求机制就无法建立和实现。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容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而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 1.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产权前提。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社会占有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产权制度安排。除原始公有制之外，以往任何形式的产权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在占有上的排他性，实质是对所有物的独占和垄断。私有制是如此，产权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占有产权客体，也不允许别人用它来实现产权主体所追逐的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也是如此，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力仅限于这个集体内部或合作的集团内部，并且这种权力还不是这个集体、集团内的所有个人都可行使的，只有受这个集体、集团整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才能行使。国家所有制也不例外，国家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就是授权代表国家的人，也可以通过二次委托的形式把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分割、转让他人，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被排除之外。因此，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私有制等，都无法克服和消除其炔考捌渲间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消除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独占和垄断，消除占有上的排他性，为化解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个人联合占有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制度可能或前提。 2.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社会具备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共同占有和运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要恢复个体占有和个体生产，而是要实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现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从“国家本位论”到“地方本位论”再到“企业本位论”，都把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权利问题。因此，要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纳入社会所有制理论的研究视野，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相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成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在资本按份共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人所有制等经济形式所采取的各种运营模式（包括股份制在内），实现以劳动者为本位、以社会企业为依托、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新的运营模式，以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 3.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种优越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代表所处社会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能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是相一致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其客体是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这种个人所有制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比其它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就当前的各种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而言，只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迈向社会所有制重要的几个步骤，最多只能成为社会所有制存在的初级形式。即使是作为所有制最主要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也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6]可见，股份制为各种所有制的联合、融合和演化发展、资本的社会占有和共同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但也不过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外壳，最多可以说是社会所有制早期或初级的实现形式。 因此，实行社会所有制，不仅能从根本上为解放了的劳动者提供个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而且为拥有劳动力主权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奠定了现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能为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和分配的同时，消除自身受奴役状态与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和创造性所需的自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为劳动者自主决策、自由选择、自在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所以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只有建立社会所有制，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 要]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经营观念、品牌形象、医院声誉等的母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至关重要。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医院文化体系、保持医院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代医院的重要使命。本文分析了医院文化的误区，阐述了医院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走出医院文化误区的方法，并认为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医院；利益目标；文化建设；经济基础；品牌 1 医院文化的误区 在医院的运营实践中，一些医院管理者往往发现医院文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认为它不过是医院对外宣传的几句口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医院文化理论在中国医院现实中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使人们对医院文化理论认识和探索应用出现了断层――忽视了利益基础。医院文化的构成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和表层的人工制品。很显然，当前对医院文化的追求和理解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的人工制品上，价值观鲜有涉及，至于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就更谈不到了。医院文化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一些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的产生本身又缺乏利益的根基，当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奢求其向产生改变员工行为方式等作用的深层次发展就更加困难。就中国目前的医院和社会现实而言，医院文化绝不能脱离利益实际，想一蹴而就地实现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并不现实，在利益基础上，文化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 2 医院文化要走出误区 中国很多医院的文化是空洞的口号文化，它们可能出自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也可能只是来自于医院领导或某个策划人员一时的“灵感”。这样的文化是与医院现实割裂的，尤其是很多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利益现实，而这种利益现实是与员工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发展利益、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等。这就是文化不起作用的症结所在。可以想象，在一个分配机制不合理、员工利益无法保证、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完全不相关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员工如何对所谓的医院文化产生认同。医院文化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只能陷入更深的误区。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说，倡导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些在精神层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没有利益作基础，单靠精神式的说教是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在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显露无遗，而在伦理约束都已经很脆弱的条件下去谋求小团体文化（如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显然困难重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全面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 3 医院文化如何走出误区 第一，构筑个人与医院总体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是员工的基础利益需求，也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基本保障。这不是指简单的金钱刺激，而是除了要给员工一个适当的薪资待遇外，还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利益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实在的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蓝图。同时它又要与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员工能够按医院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使医院文化获得有效的着力点。经济利益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合理的分配机制，这要在医院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相对的公平性，解决员工对医院的基本认同问题。 第二，解决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与医院整体决策及决策执行的关系。中小医院的决策和相应的工作安排往往出自有限的少数人，甚至是领导个人拍脑袋式的决定，大多翟惫げ恢道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细节的工作的价值何在，更对所能产生的结果没有把握。这是员工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被忽视了的表现，它直接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并造成团队意识薄弱，对医院文化的建设十分有害。要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工作目标制定与结果分析、吸纳员工的合理化建议等方式加以改进，将员工置于医院运营与发展的重要位置，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将医院文化落实到日常行为层面。 第三，医院利益必须与员工利益相统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关系也符合“非零和博弈”原则。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于“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你赢我也赢，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统一才能使医院文化落实，这一方面要求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结合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并用制度把行为固化下来，以形成习惯，用习惯带动文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需求，将人力资源管理深入下去，从员工利益出发，在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统一层面解决好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另外，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医院人才构成的中坚力量，人们必然要逐渐增加对其特征的认识，把握他们的特点，研究更多的利益需求，并把这种利益需求与医院的利益和目标统一起来，使文化基础更坚实并不断传承发展。 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医院要建设有效的医院文化，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相于物质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应当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要的过去而前进，这才是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积极的医院文化，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成员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像呼吸一样促进组织自然新陈代谢，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团队的骨子里，真正成为卓越医院的行动指南。医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并不耻谈经济利益，经济基础支撑了医院文化，注重经济的医院文化也将并且是必然将促进医院的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特朗普上台的经济基础、政策和全球影响 首先我想谈谈特朗普面临的挑战，他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上台是有深刻的经济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点中了这个要害。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什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从来都强大。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些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其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在继续变轻，危机之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太轻，金融业太高，一定要把制造业拉回来。所以奥巴马上台8年来最大的口号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危机以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78.8%，现在是78%，略有下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计划失败了。与此同时，美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美国的产能过剩也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代时通胀非常厉害，然后通胀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就有就业的问题，就业的质量提不高，这又是美国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因为产能过剩，整个制造业在轻微行业回不来，投资急剧下降。我们对美国2007年投资水平做了一个预测，对比今天和2007年，美国在8年里整个投资丢掉了20个百分点的GDP，这是个巨大的下跌，美国每年因为投资下滑丢掉3个GDP，经济怎么可能强劲增长？大部分的企业投资，32%是居民的住房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所以投资下降非常厉害，不投资影响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活力在下降。什么叫经济活力？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人的跳槽率，换工作的频率，如果经济发展快时，人会不断地换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数据高达22%，在岗工人换工作、换企业、换区域非常频繁，现在只有12%；新成立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重，20年以前，在IT行业这个数据在18%左右，制造业在12%左右，此后这个数据直线下降，制造业跌到10%，IT企业跌了一半。我们听到无数硅谷创新的故事，实际上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日益减少，意味着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10年以上的公司雇佣工人的数目由20年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90%，而新型的公司雇佣的工人从14%-15%跌到10%，下跌了三分之一。工人不愿意移动，新企业成立的数目在下降，工人集聚在成熟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新成立的小企业去，是很典型的经济老化，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欧洲的模式。“不流动”在经济学中是活力和创造在下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它的活力。 美国失业下降是好事，但这背后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持续下跌，从2000年起已下降6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跌了6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失业率下降是因为人不愿意工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社会保险太高、找不到工作，等等。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的人又不愿意参加工作，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就业。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6%左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0.9%，2000年-2009年猛增到1.5%左右，现在跌到了0.3%-0.4%。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们天天听到那么多硅谷的故事，用着iphone，但是我们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运用已经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并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如此巨大。所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时达到65%左右，现在跌到了58%，下跌了6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58%下跌到46%，跌幅达12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紧缩，因此中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学中人口结构是最为关键的，是无法改变的，65岁以上人口比上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即每个劳动人口需赡养多少老龄人口，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22%，10年之后将上升10个百分点。这将要求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因为退休的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需要投资来产生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这三项美国现在都没有。因此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前景一定不会好。 所以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选出来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40岁-50岁左右的白人蓝领过去的10年里生活在急剧地恶化，他们理解如果美国仍然执行现有的政策，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们说必须改革。 特朗普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一件事他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由7档减少到3档，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增加税率比扣；其次是减公司税，20年以前OECD的税率在32%、33%左右，今天已经跌到了22%左右。公司税最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只有15%，公司税有全球的竞争性质。公司税降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投资和建厂。特朗普现在要把公司税由35%降至15%，现在来看，美国确实有降公司税的空间，共和党也从来是个降税的党，所以共和党赢了，他们应该会支持降税。 他还说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美国把工作留给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他说要把TPP停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共和党的统治下，TPP大概也通不过。他要停止北美贸易协定，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协议已经法律化了，他极有可能重启谈判。特朗普当选当天，全球汇率波动特别大，在那一周里唯一跌幅没有变化的是墨西哥比索，下跌了8%，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2%，再也没有回去，这12%正好和北美贸易协议的关税优惠相抵。市场就预测到会重启谈判，无论以后要怎么谈，先把汇率降下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比较复杂，汇率操纵国的事情可以通过WTO申诉，也可以通过IMF来起诉，也可以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对中国施加45%的进口关税，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中美是双边的进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特别快，而且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从美国进口以后再出口的，如果征收45%的关税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我们做过分析，如果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中国的GDP会影响2.5个百分点，同时会影响美国GDP1个百分点左右，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所以这个事情他做不了，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但是他对某个商品征收45%的关税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f钢铁，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轮胎征收45%的关税，征了3年半以后，现在又逐渐回到15%。所以贸易仗他会打，他为什么打贸易仗――通过减税，把资本引入美国建厂，来扩大美国的出口，然后通过贸易战来为美国的企业出口创造一个空间，所以这两者是有目的地配合在一起的。 第三个政策是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到10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们对全球的基础设施有个衡量，最高值是10，金融危机前最高时达到7，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础社会下降到5.5左右。美国基础设施质量差是有目共睹的，桥梁不安全、机场码头陈旧，所以对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是靠谱的。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时达到整个GDP的2.8%，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下跌，现在跌到1.4%左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20年里跌了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再履行其维持基础设施的职能。这也是可行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是需求的拉动，所以他也会做这件事。 因此他总的政策是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他是想通过财政扩张来拉动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其次通过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改公司税，使企业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通过贸易战支撑新形成的空间和竞争力，以支持美国的出口。所以这三件事其实是配套的措施，我觉得他都会做。贸易政策历来出自白宫，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这样看上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具体实施是什么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班底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怎么做不知道，市场就开始猜了，市场一旦开始猜就乱套了。他的政策，特别是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他要强势美元，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在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所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背离在加大，结果在货币市场上当然是美元走强，所有其他货币走弱。而且市场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还在不断往上走。过去的18个月里，所有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欧元贬了20%，日元贬了30%，巴西的Real贬了60%，俄罗斯卢布几乎贬了80%，而且美元还会继续走强。这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影响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说的话，市场一直低估美联储的决心，认为利率水平会维持在低位。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市场永远是赢的，因为市场永远以为利率在低位，认为利率不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弱，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利率上升后财政空间立马恶化，因此市场一直按照低利率水平在配置资源。特朗普上台后，整个市场预期改了。特朗普当选以前的24-28个月里，美联储的预期从未实现向市场的预期靠拢，所以这是市场的预期第一次开始向美联储靠拢。市场预期变化，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必须重新配置。现在不知道的是市场预期以多大的强度和速度向美联储靠拢。这是一件天大的事，2013年伯南克说要放缓量宽政策，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波动，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无数的股市大跌，伯南克这句话就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全世界的资产重新配置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不是低利率，已经是高利率水平了。 把美元走强的指数与在美元走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连在一起，美元走强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拉美危机。20世纪90年代，美元进入第二个高峰，又有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亚洲东南亚危机。现在是美元进入的第三个高峰，还没有达到前两个高峰的水平，在特朗普的紧货币、松财政下美元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意味着公司和国家有太多的负债，就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付利息，财务负担加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美元走强，美国利息走高，美国国内的利息和当地市场的利差会缩小，资本趋于流回美国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大幅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来支撑，在公司有财务负担，资金就会流出市场，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生危机。这就是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危机必定发生，但是金融风险的上升不可低估，而且美元今后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会受到的约束就是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 第三个问题，特朗普要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办法，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会由去年的3%增长到今年的4%，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将由2.9%增长到3.5%-4%。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如果是双赤字，市场就会对美元的预期发生波动。 美国的债务占GDP为104%，用于付息的水平占GDP过去是3%，因为利率水平太低，现在降到了2.8%，特朗普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借债在过去增加了30%多，美国为债务付的利息却减少了。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现在正是利率上升期，1个百分点的利息上升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跌到1个点的GDP开支，这是巨大的数字。所以在利率上升的同时，对美国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抑，美国就会有债务负担，美国的财政按照国会的要求，会逐渐缩小财政赤字，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在不断地上升。特别在特朗普时期，债务上升会更加快。问题还不仅在这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国会会给政府一个债务上限，2010年国会就是不批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开，所有的公园关门，政府关门，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世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摆。从这以后，美国的国内投资急剧下滑，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政府能否运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次又会到来，按照他的计划，他很快就会把钱花完，在今年的3月15号，最晚不会超过18号，他就要去求国会增加他的债务上限。特朗普是否会妥协，还是会设定新的债务上限，这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增长率。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听这些，为了让美国重新强大，我要让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5%-4%。但是潜在增长水平在这里，他的3.5%-4%是可持续的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然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可持续的？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不持续的。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是波动的，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是波动的。因此美国经济会变为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GDP1个百分点的变动会影响加拿大0.9%的GDP波动，墨西哥是0.75%。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贸易、资本流动，另一种是信心和传播的间接影响，在全世界20个国家都会引起0.5%-0.4%左右的GDP变动。尤其是第二种影响，它是传染性的，影响会特别大。法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美国GDP下降1%，只会影响法国0.1%的下滑，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包括欧元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又会反过来减少对法产品的需求等，又会拖累法国GDP增长，影响总量会达到0.36%。在今天的世界上，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会达到0.35%左右的GDP。所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经济基础论文:夯实经济基础 提升对农舆论引导力 农业类电视节目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农村观众为目标受众群，理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对农舆论引导作用。但省、市、县电视台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存在着总量偏少、影响力偏小、对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较弱等问题。笔者在2007年7月、2008年2月主持的《电视对农信息传播》实证调查发现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份额低、知晓度低、认可度低、忠诚度低等诸多不足。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农民与媒介接触使用情况、新闻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等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从政治、文化角度为切入点探讨的多，从经济角度切入探讨的较少。主要表现在：偏重呼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增加对农节目（栏目）的投入和播出，对农业电视的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等涉及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此，笔者结合《电视对农信息传播》中的相关数据，着重就如何拓展农村电视市场，夯实经济基础，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服务作些探讨。 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潜力巨大 夯实经济基础大有可为 农村受众以青壮年为主体，在家庭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受调查者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的，占98.3%。其中，40-50岁之间的最多，占总数的35%；其次是18-28岁，占22.4%；29-39岁的占总数的21.7%，居第三位；51-61岁的16.4%，居第四位；62-65岁的，占3.5%，居第五位；未填者占1%。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来看，18-61岁的青壮年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5.5%，占绝对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前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主要经济来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符合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生活的实际。 农村受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呈“纺锤形”分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43.7%，居第一位；其次是高中/中专/职高文化程度者占2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6%，居第三；本科及以上者占6.3%，居第四位；未受过教育和大专文化程度者，各占3.8%；未填者占0.7%。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体现出以初中为主的“纺锤形”分布态势，得益于多年来江西省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努力和成果，符合当前江西农村的实际。 农村受众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年轻化的格局。本次调查发现，从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当前江西农村家庭规模以4-5人组成居多，占总数的57.3%，呈现出小型化格局。其中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构成的4人家庭最多，有107例，占37.4%；其次是由1对夫妻加3个孩子或2个孩子、1个老人构成的家庭有57例，占19.9%；而由1对夫妻加1个孩子组成的3人家庭，与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2位老人构成的6人家庭各有36例，各占总数的12.6%，居第三位。这三类家庭总计有236例，占总数的82.5%。 农村受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改观。当前江西农村4―5人组成的家庭居多，占总数的57.3%。事实表明，具有经济创收能力与需人供养的人员数量比，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江西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家庭中有经济收入或赚钱能力的人员数量增加。调查显示，当前65.1%的农村家庭拥有2-3个经济创收人员，多数家庭成员有经济创收能力。具体数据为：家庭中有2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130例，占总数的45.5%，居第一位；有3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6例，占总数的19.6 %，居第二位；有4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2 例，占总数的18.2 %，居第三位；而整个家庭中仅1人有经济能力的，仅16例，占总数的5.6%。居前二位的，总计有186例，占总数的65.1%；居前三位的，则总计有238例，占总数的83.3%。 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人员一般为1-2人，约占60.5%。具体数据是：2人者有110例，占38.5%；1人者有63例，占22.0%。而有3-6人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总计仅64例，约占总数的22.4%；未填者有49例，占17.1%。 家庭年总收入情况和纯收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98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位。①照此计算，家庭人口以4―5人计算，2007年江西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与我们调查中实际观察掌握到的情况相符。江西省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超10％，现金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三是支农惠农政策效应持续显现。②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626.9万人，从农村转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奔上致富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夯实经济基础， 为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服务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农业类电视节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必须着力解决农业类电视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机制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农业电视的经营者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转变观念，加强市场调研，充分尊重农民需要。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首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受众中拥有话语权的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些人群是当前农村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自然应该成为电视广告的主要目标诉求者。随着他们家庭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对外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不断提高，这些人群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时尚观念。所以，电视传播者在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时，务必要转变观念，要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农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尊重农民消费需求，决不能把农村作为某些城市滞销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民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关注较多的十类电视广告分别是：1.食品类(如米、面、菜类等)，75.1%；2.农机具、技术、苗木、化肥等农资类，64.4%；3.药品、保健品，55.3%；4.公益广告，52.8%；5.住房类，43.4%；6.日常用品（如洗发水等），40.6%：7.降价促销的物品，40.5%；8.学习、体育用品(如电脑、书籍、球类等)，37.8%；9.贵重饰品、收藏品（如金银珠宝等），32.9%；10.耐用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32.9%。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农民对电视广告的关注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电视传播者要适时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村受众需要，同时也有效占领农村广告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告诉我们，除日常食品、农资农机农具、药品等日常用品外，与住房、学习、体育健身、贵重物品和耐用消费品已经日益成为农村电视受众的关注点，也应该成为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点。 严格广告审查制度，确保广告真实性，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声誉。真实是广告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农村受众对电视广告有排斥心理？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调查显示，有44.2%的农村受众认为 “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为拓宽农村电视市场，有必要确保电视广告的真实性，严格广告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的声誉，切不可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广大农村电视受众的利益和电视媒介的长远利益。 改进广告推广策略，提升电视广告在农村的市场占有率。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现实，在提升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占有率上，可采取以下组合策略：④ “空中战+地面战”。就是运用通过电视、广播进行广告的播出，结合地面的户外广告媒体包括墙体广告及横幅广告。 “固定广告+移动广告”。固定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电视、报纸、广播、墙体、展销会等，而移动的广告形式则主要指的是车身广告、流动电影放映、散发宣传单等位置上可以移动的广告营销形式。固定和移动两种形式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接触到广告信息。 “媒体+口碑”。电视和人际传播是影响农民购买商品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因此，只要覆盖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和口碑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就可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 “商业+公益”。投放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是提高企业声誉，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广告主在进军农村市场的时候，不仅要进行商业上的广告宣传和商品推广，而且应该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公益事情。只有商业和公益“两手抓”，才能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利益和形象二者得到兼顾。 “中央+地方”。就是不仅要在省级、县级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上投放广告，而且要在央视等中央级的媒体上进行广告的投放。央视的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较高的收视率；另外，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能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在央视上投放广告，并配合针对城市或农村不同的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投放方式，可以达到城市农村全面覆盖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电视广告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市电视广告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适时拓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为改进对农电视节目采编制作水平、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等，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学界和业界人士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经济基础论文:“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摘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项倡议将充分借助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我国的发展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下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战略意义，发现问题与阻碍，并提出相关意见。并达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达到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战略机遇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我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巨大转变是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实现的。我国古代的战略为现代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战略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说明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得到顺利发展，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在提出的这一构想时，由于此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关注。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其意义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必将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与各国更加友好的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丝绸之路构想来实现各国共同进步。发扬包容、友好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1、“一带一路”概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内容极其发展历程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为基础，增进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在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符合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边境地区作为连接国与国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中蒙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为中蒙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基础，也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开启对欧亚三国的访问，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可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此项战略涵盖了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1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根据新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根据统计，2014年12月后期我国的外汇储备资金为3万亿多美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又将迈出一大步。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我国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延续着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互衔接，进而从西向东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平衡。 2、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危机，改变过去的格局已经势不可挡。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疲软，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带一路”直指全球发展问题重点，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坚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进一步的拉近周边国家与我国的联系，促进各国文化、信仰、经济的友好往来和和谐相处。由我国开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地区的部分国家，可以把我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连接起来，把我国对未来的构思与其他国家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连接起来，让其他国家从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友好，并从中获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与前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 1、“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参与 2014年3月至6月期间欧亚各个国家陆续在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促进贸易往来等各个领域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以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局面。亚欧各国表示，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亚欧国家的经济又着重要的影响。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是促进各国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机会。 2、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坚实 目前，我国与东盟是最大的贸易往来者，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牢固，个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互帮互助，促进了成员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二我国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合作申报的“丝绸之路”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参与。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 “我国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往来以及人文交流，提升各国的综合实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所有的国家都顾及到，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方案，例如在东部地区，应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二西部地区应迅速发展其基础建设。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现金技术和管理，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所面临的各国的质疑与实现途径 （一）“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观点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抱有疑惑的态度，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开俄罗斯直接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可以后来我国公布了初步计划之后，那些质疑不会穿过俄罗斯的人们才慢慢消声。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重视欧亚联盟，只是把丝绸之路作为有前途的方案，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的原因是因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不满意。面对这些质疑，我国将要解释清楚这些质疑，并让其积极支持此次战略计划。 2、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美国认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因为我国是经济大国，会不断崛起并迅速扩张，当我国的综合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与周边国家密切联系，并且将摒弃与俄罗斯的分歧，联合俄罗斯，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3、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 从“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目前日本国会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做出相关审议。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日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上不能确保和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这次事件挑动了日本的的神经，但是日本并没有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参与的各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局面，我国应与中亚南亚国家、俄罗斯、欧盟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形成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加强相互联系，加强政策沟通，不断开拓创新。在发展的同时抓住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综合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在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扩展了“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必定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支持的，并且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共同发展进步。继续发扬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壮举，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构建新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根据古丝绸之路建立的新丝绸之路这一举动更是直接的讲我国与欧亚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各个参与国的交易，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经济基础论文: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解释及文化空间 [摘 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文化课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其中，经济决定论、总体辩证法和多元决定论是阐释二者关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们并没有真切地揭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以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阐述为理论脉络和分析依据，我们认为他分别在起源和内容构成、理论逻辑建构以及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等意义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着多维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案。辨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价值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经济基础论文:探析中美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和传染现象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加入WTO经济贸易组织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正逐步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伴随着近五年新型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金融信息还是金融风险在全世界传播的渠道和效率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每一个资本市场互相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而产生明显的叠加增强的作用。本文主要探索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给同行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中美股市 联动 经济基础 传染现象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股市联动理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之后，近年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承认。1995年，美国学者罗晋和索拉里克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对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主要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所选用的周期是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三十年波动。他们发现，在这三十年时间内，七个主要的市场之间股票的波动都呈现出了相关的波动攀升走势。兰格利德在2001年利用动态协整的检验思路对三个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40年数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三个市场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协整模型构建，而这也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股票之间的联动就逐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对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中国学者驼振心在2008年称，当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和世界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变得尤为显著，而这也意味着股市的联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费兆奇通过对于时变冲击溢出模型的建立，发现世界因素和亚州本地的区域因素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问题的数据描述 （一）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下表选用了若干个中国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指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数据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的一月初直持续到2012年的6月底共计66个月的全部每日数据，同时本数据对于那些因为不同节假日而造成错位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并且以本币为单位进行处理，数据来源是datastream。如下图1所示，黑色的实线主要表示美国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引导关系，而黑色的虚线则相反，表示中国的股市波动对美国股市波动是否造成影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统计曲线数值一直徘徊在0到1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检验的期间，中国的收盘价对美国股市第二天的收盘价没有产生引导关系，但是从2007年11月开始，美国股市的变化开始对中国股市的变化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使得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这项措施让我们国家的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化推动；另一方面，2007年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的进口逐步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受到了出口萎靡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牵引呈现出增强态势。 （二）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 下图2为中美两个经济实体一周期为单位的引导关系构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GDP数据仅仅为季度数据过于含混，因此我们可以选用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标志。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美国经济自身对于中国的引导情况，而黑色虚线则相反，代表了中国对美国的引导关系。从图中看到两条引导方向的线条都在临界值1的上方波动，说明这种引导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明显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础角度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这种经济联动直接导致股市联动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对这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和这个国家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在未来的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产品的折现率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直接造成股票价格的逐步统一性。 （三）股市联动的传染现象 所谓的传染现象指的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市场与市场之间并不能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各种相关性发生。因此在下图3中，本文使用了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探索。黑实线标记的GF统计量代表着种美德经济如果产生联动，那么是否可以构建成格兰杰原因。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样本的绝大多数时间，统计量都大于5%的临界值，这个阶段下，经济基础是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股市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的，但是2008年10月之后数值暴跌到临界值的下方并长期在很低的一个界面进行移动，直到2009年2月才回到了临界值上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向中国进行了传染。 传染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际上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经常会因为恐慌而做出大量没有理性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干扰到其他国家对于股票的预期情况。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发育相对较晚，市场价格机制跟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处于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这种冲击就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的结果，使得股票之间的非理性联动成为必然。 三、结语 随着我国不断开放国际市场，美国股市的收盘价对于中国股市的第二天收盘价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关系，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但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美国股市很容易对我国造成传染效应。 经济基础论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比较 【摘要】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在市场层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和规定。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辩护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辩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一般和市场特殊的二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一般仅仅是在思维层面存在的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所以，作为抽象要素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一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才成为现实的要素，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不是天然的市场买卖的自由，而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工人的消费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工资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总之，“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生产则不仅是投人生产要素获得产出的一般劳动过程，更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不仅仅是厂房、机器设备等，那只是它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论文:王凯:经济基础会让一个演员戏路更宽 王凯曾体会过为了生活而拍戏的感受，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成名后可以根据适合与否选择角色的机会。 《琅琊榜》红遍街头巷尾，王凯也凭借剧中靖王一角为人所熟知。很多演员说自己“演戏不是为了钱”，但大抵只有小有成就的演员才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在七八年前，王凯还没有勇气和底气这样说，因为那两年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不仅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了。 又爱又恨“陈家明” 无论是《伪装者》中的明诚，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方孟韦，王凯创作的形象似乎总是英姿勃发、赤诚果敢的。于是，人们很难回想起他入行的“敲山之作”――《丑女无敌》中娘气十足的陈家明。其实，连王凯回忆起来也承认，如果不是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可能不会接下那个在此后让他纠结了大半年的角色。 初入演艺圈，王凯的境遇并非顺风顺水，这让原本开朗爱笑的他开始变得消沉。2008年前后，他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选择了逃避。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凯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自己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当时去《丑女无敌》试戏，开始时不是试陈家明，到了之后导演说原定的角色已经定出去了，所以就试了陈家明。当时我真的快身无分文了，再加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接了这个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个角色，它让我成长了很多。”王凯说。 他曾说过，一个新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当时的他就是如此。王凯坦陈，追求更好的物质基础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必然的，特别是在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接戏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就一定会选择自己更合适的那个，而不是只要有丰厚的回报就去选择。 对“伪娘”专业户说不 在成功地塑造了陈家明这一角色后，快乐与烦恼接踵而至。好的一方面是，圈里开始有人关注他，找他演戏；不好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将他定格成一个“伪娘”专业户。所以此后，王凯又有七八个月没有接戏，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个瓶颈期。 “之所以多半年没有拍戏，并不是因为没人来找我，而是因为来找我接的角色都与陈家明如出一辙。当初饰演陈家明是个偶然，如果再次接演我以后的戏路就将成为必然了。”王凯说。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王凯还是将那个阶段和陈家明同类型的角色都推掉了，希望从此能够摆脱这个桎梏。 无规划，有节制 可以说，在《伪装者》之后，《琅琊榜》的上映彻底夯实了王凯人气新人的地位，靖王和所谓“人人都是靖王妃”的种种噱头让微信圈里段子手们妙笔生花。而对于未来，王凯并没有做太多的规划。就如同因为被剧本感动得落泪，他果断接下《琅琊榜》，却未曾考虑靖王一角会为自己今后的演艺道路带来什么。 他说自己不善于规划，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变化永远是大于计划的，人们总是现在想得很好，但是，你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给自己计划太多。而且，如果到时候事情没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发生，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不给自己规划，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反而给自己一个惊喜，那你是愿意选择失落还是选择惊喜？”试想，如果按照王凯的理论进行家庭财务规划或投资金融工具，结果恐怕很难有他所谓的“惊喜”。 其实，生活中的王凯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从不乱花钱，更不会因为缺乏规划让自己捉襟见肘。对此，他骄傲地表示，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经纪人。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在择偶标准中的重要程度统计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 齐性检验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方法，对3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3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对方的经济基础在意的程度是否相同，若不同，排列出相应的顺序，进而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齐性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法；合理化建议 生活中，婚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中，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更多，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人们都不想生活的比别人差，同时我们也秉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于是，似乎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在意对方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高薪的工作。因此，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80”后和“90”的年轻人太现实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更纯粹一些，不太会在乎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实力方面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吗？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利用非参数统计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否一致，对349个人进行了市场调查，并且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三个年龄段：18岁至30岁，31岁至50岁，50岁以上。同时，我们将这三组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非常在意，一般，不在意。据此我们统计各类结果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 齐性检验 根据上述给出的数据，我们来检验一下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运用 齐性检验法，并且应用R软件来实现，输出了Pearson’s 检验结果，自由度为（3-1）（3-1）=4， 值为9.9143，p值为0.0419，由于p值小于0.05，于是此时我们拒绝原假设，即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程度不同，具有差异性。 （三）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根据上述的 齐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知三个年龄段的人对于配偶的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在意呢？与我们之前预期的结果是否会一样，据此，我们希望通过检验来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态度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下面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绘制出各组数据的箱线图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三组数据的顺序，从而，结合上述的检验分析和箱线图的绘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个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即18岁至30岁的群体最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为31岁至50岁的群体，最后为50岁以上的群体。 二、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的检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并且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的在意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年轻人最在意配偶的经济实力，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以此也反映出了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也有所改变了。但是，在择偶时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这种风气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建议。 （二）建议 在这个五彩纷呈的社会，似乎我们对一切都很迷茫，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看中人生的部分有所不同，有人将物质看成是全部，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有“拜金”倾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出现的较多。例如，众所周知的江苏电视台主办的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歪曲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给了我们警醒，物质极大丰富不等于幸福，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将物质条件和婚姻画上等号，从而引领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导致最终失败的婚姻，这也是我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下降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导向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注重，可以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以平常心去对待。 在这个浮华的社会，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样奢侈的东西，无论对待任何事，我们都显得很浮躁，很难有一颗平常的心态，对待物质生活，我们现代人往往要求太高，未婚人士更是将未来另一半的物质水平作为首选的条件，于是我们常常感叹现代人的感情不纯粹，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用一颗平和及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不要太在意物质，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小部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经济基础不算坏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 2012年的经济状况，还要从基本面来看。有三个因素，让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国2012年保持乐观。 首先，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下降。本轮通胀，从2010年二季度抬头，到2011年年底才算是被制住。从大的方面看，通胀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力量。一是汇率低估引发的净出口，净出口增加了对国内供给的总需求。二是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形成了另一个刺激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近几年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两方面增加总需求的因素，都对总供给形成压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幸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在2012年都会大幅减弱。首先是2012年的汇率比2010年已经升值了6%左右，从净出口来看，可能已经趋近均衡水平，汇率扭曲导致的通胀压力可能已经基本消除。二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12年的农产品供给因为前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会较为充足，导致农产品通胀的压力较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就是农产品的通胀。通胀压力下降的直接含义是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而2011年经济增速的下降，主要是主动紧缩的结果。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依然健康。对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无关系。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10.7万亿人民币，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综合考虑历年的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净资产约为10万亿，负债比率在47%左右，远低于2000年左右70%的水平，实际上政府的负债水平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了10%甚至20%的坏帐，政府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状况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第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初步测算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2011年的回报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投资回报率高的含义是，经济中并不缺乏投资的机会，一旦宏观调控开始慢慢放松，投资将恢复增长，GDP增速将回暖。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房地产调控。这一次股市的巨大反应，大概与温总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的表态有关，于是一切关于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联动性高等论点的指引下，一副经济低迷的图景似乎已经描绘形成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来自房地产。 问题在于，没有房地产，经济就不增长了吗？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不是这么说的。到底什么行业会火，不是书生擅长，那是企业家们的事情。但是关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的是不缺总需求，特别是投资总需求。宏观紧缩一旦放松，经济回暖可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至少是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人均收入再上一个档次，现在的基础设施都会嫌不够。大中城市的拥堵，直接的要求就是多修路，多修地铁。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外部性高，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其二是周期长，相应的举债周期也长，以前借下的短债可以考虑展期。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对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记忆犹新。那一场通货紧缩，与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及随后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过紧的政策导致了企业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损害了当时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结果导致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历史惊人地相似。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开始的宏观收缩，都和1992年开始的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和投资回报，依然良好，总体风险不大。不过，以史为鉴，把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风险列入考虑，还是必要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货币一体化: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与路径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民进党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辩证统一。总结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认识前提、理论依据、传播过程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及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目标方面的特点与需求，强调传播者控制角色思维的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首要选择。并从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对象多质化、传播内容时代化、传播方式多元化、传播效果可控化的角度，提出关于培养意见领袖、把握受众特点、创新话语体系、畅通信息反馈、丰富传播媒介等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策略思考。 关键词：传播学；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作为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要想赢得大众，首先就要赢得青年、凝聚青年、武装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充分肯定了青年的历史地位，赋予了当代青年神圣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基于这种理论和现实前提，我们不难导出一个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助推力，直接关系到青年成长，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是影响兴衰存亡的国家与民族高度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内涵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是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锐利思想武器的时代使命，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现实课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形象化，使之符合青年接受特点和规律，为广大青年所理解、接受、掌握、铭记，从而有效地武装青年，成为青年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并发挥青年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成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青年，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创新理论，即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两个过程的辩证统一。[1]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通过马克思主义与青年的接触，获取青年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富于创造的思维品质，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自身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辩证发展的理论品质，使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常青，这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动力与源泉。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2]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俱来的品质。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指用鲜活的、富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思想，用符合青年特征和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青年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青年思维品质与思维方式，并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外化为自觉的实践行动，指导青年进行创新实践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1.认识前提：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和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始终把青年看作革命事业的未来、执政党的基础。从世界范围的政党来看，青年知识分子是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的执政事业的推动者、继承者。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是当代世界各国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青年始终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执政事业的重要推动者、继承者，也是敌对势力争夺的重点对象。重视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陆士桢等认为，应从青年发展的视角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今世界各国都重视青年发展，青年发展程度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3] 2.理论依据：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 “结合论”把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提到了党建高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渊源，在历史发展层面，对指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目标和归宿。 3.传播过程：互化传播。灌输和接纳是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重要途径和内化过程，推进理论创新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和目标。 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双管齐下，是“理论灌输—思维接纳—指导实践”的循环过程。首先是向青年输入外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广大青年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4]这里用“灌输”这个概念，是广义上的，具体输入的渠道和方式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是青年根据自己思想和思维特点，接受、领悟马克思主义，并寻求与自己行动实践的结合点，也是青年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内化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体系，并具体用来指导实践与行动。 在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中，其一，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推广者。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学习、掌握、领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大众化的重要传播主体。其二，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承和创新者。青年是最为活跃、最富创新性的社会群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实践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持续注入新鲜内涵。培养青年领袖是马克主义青年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对青年成长的成功引领，正是其理论指导实践成效的最有力鉴别和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年时代都经历了一个由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到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由一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这个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蜕变与升华的历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一）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特点 传播主体。面对社会思想深刻变化，青年思想更加活跃，如何通过教育引导，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地指导青年世界观与方法论，面临着新的挑战。遵循青年心理发展形成规律和思想意识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能有效实现当代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的时代重任。 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5]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要从内容、过程等不同视角着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三个方面，辩证统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6]；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创新等纵向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从运用辩证思维全面地把握、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从领悟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前提。 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渠道，这里指传播媒介。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渠道高度集中，主要是组织和机构单向传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体系及青年的特点而言，传播渠道不健全，传播中干扰多，传播信息灵敏度低，失真度高，传播渠道对青年的覆盖面相对有限。就传播方式而言，灌输性传播占据了统治地位，受众反馈不够畅通，效果难以把控。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要以灌输方式进行，青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双向反馈、平等对话、思想与观点的碰撞交流严重匮乏。 传播目标。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当代青年在不断发展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下，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在经济大崛起、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新时期，如何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青年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达到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统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内化为青年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并外化为实践行动，实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当前目标。适时准确、全面合理评估传播效果，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1948年，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了什么效果。这就是著名的“5W”传播模式。 结合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问题，这五要素分别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主体（集体、社会组织机构、社会个体）、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渠道（宣传培训、教育教学、社会活动、大众传媒）、传播对象（青年）和传播效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效）。 三、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 （一）培养意见领袖——传播主体大众化 传播主体能否大众化直接影响和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深度、教育广度和内化与外化速度。培养意见领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在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 纵向视角：教师的意见领袖作用。从学校教育的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途径。学校是青年学生接受知识、进行思考、形成观点的重要场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渠道。教师是学生的信仰引航者，是学生思想启蒙、成长发展中的重要意见领袖。教师的信仰对学生的信仰具有强烈的正面引导作用。 横向视角：青年领袖的传播主体作用。青年领袖是指在青年群体中处于核心和枢纽地位，掌握并支配该群体各种关系和资源，设计并促成实现该组织群体生存和发展范围的资源拥有者、决策者、带动人和监护人。[7]青年领袖是青年群体中最为活跃的民间领导力量，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过程中，对普通青年的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前喻”作用。按照Troldahl双循环信息传播模型理论，青年领袖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中能引领和主导带有特定信念与行为影响的信息在社会中流动。梅尔文·德弗勒对新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过细致的分析，认为青年领袖在口口相传、行为示范的信息传播方式方面独具优势。 （二）把握受众特点——传播对象多质化 “大众”从来都是多质的，有史以来，便不存在完全同质化的大众。[8]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所讲的“青年”，是以“多质”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的，在思想观念、政治信念、政治立场、道德品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民意识、法治观念等方面的实然状况和特征方面均有体现。 青年的发展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诸多方面。青年要实现这种全面的发展，必须有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支撑。认知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青年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3]当代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不够准确，接受和理解方面较为教条，尤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解读，可能也是当代青年缺乏的追求信仰的精神。 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状态主流是积极的、健康向上的，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的独立性、选择性、复杂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少青年人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明显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信念务实化、功利化日趋明显。二是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素质不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客观上使青年的成长环境异常复杂起来，一些人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存在一些片面的、模糊以至错误的认识，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不高。三是价值观呈现出多元性、波动性和矛盾性。相当一些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倾向，部分青年不注重把个人发展与国家、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对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缺乏认识，艰苦奋斗精神不足，组织纪律性差，是非观念不强，缺乏团队合作精神。 （三）创新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时代化 从传播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指向最广泛的青年群体；从时代环境上看，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处在思维活跃、文化繁荣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是当代青年深层价值秩序位移和重构的过程，是当代青年思维方式塑造和观念重塑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远离青年的问题。通俗的语言符号、时代的话语体系、鲜活的实践内容，不仅符合青年的接受特点和文化倾向，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的内在品质与必然逻辑。 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符合青年特点的话语体系，并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否定，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摒弃，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式和传播载体，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大众性。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受众的思想方法和接受特点，风格简明朴实。那种动辄照搬西方语言，那种张口‘蓝色文明’、‘普世哲学’的抽象说教肯定无效，那种不着边际的过时说教不会激起人们的接受热情，那种貌似深奥的牵强附会的联系必然失败”[9]。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鲜活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与发展，时代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崭新的实践资源，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年轻态。符合青年的兴趣取向、适合青年的接受特点、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前提性原则，信息化、网络化、时尚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特征，平等对话、思想碰撞与交流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传播方式。 （四）丰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应该能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通过各种文化样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化青年”和“青年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10] 传播方式多样化是信息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除传统的“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外，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施拉姆认为，在社会变革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这一变革的代言者，而且是这一变革的促成者。大众传媒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乃至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11]大众传播媒介是当代青年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12]。此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青年化的。第一是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重要的宣传媒介。第二是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第三是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的传播环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 （五）畅通信息反馈——传播效果可控化 传播效果就是传播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就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而言，其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对象的变化，即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化与外化情况；二是传播环境的变化，即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在青年群体中产生的影响、氛围的总体；三是理论本身的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化过程中自身的发展、完善与创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过程动态与目标状态双重内涵的统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为保证其按照科学决策、正确的预定目标和既定任务有序协调地运行、发展，并保持正确的方向，就需要构建灵活科学的调控机制，以便适时对传播过程进行调控。 反馈是意见信息从受传者或目的地传回给传播者或信源，以帮助传播者调节此后的信息输出。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反馈机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目标体系为准绳和依据，将青年化传播过程呈现的态势与其相比较，并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传播过程和态势，确保沿着与既定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传播路径运行，并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构建良好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反馈机制，首先要获取青年的反馈信息，包括青年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评价，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其次要获取社会的评价信息。评价的内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为青年的掌握和接受程度，主要从量和质的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再次要从理论自身发展目标和创新轨迹获取传播情况的反馈信息。主要评估青年化传播过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发展逻辑；是否对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给出了解释，引领了青年成长与发展；是否从实践的层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年轻化。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脉络梳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传播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探寻了文化研究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承与发展，认为文化研究学派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的二元框架，也不同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而是跳出二元框架，逐步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影响了欧洲传播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梳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传播学中的贡献，以便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 一、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经典的二元框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提倡：“在任何社会，获取生活必需的基本资源的不平等，不可避免的造就了引起社会冲突的文化。”这句话批判了社会的不完美，需要加以改变。在经济基础方面，没KESI区分了资本家和工人，并指出资本的力量使资本家能够剥削受众，获取更多资本以便扩大再生产。为了维持剥削，他们使用暴力压制的手段。形成了国家。 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军队、法庭、政治制度、学校、教会成为资本家的保镖，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人民，压制人民的反抗。其中，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样起到压制大众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经典思想，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文化工业论等一系列理论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样秉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提出受众商品论、文化帝国主义等一系列独到看法。阿尔都塞本质上仍然持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对民众产生决定性的控制作用。霸权理论走出了决定论的藩篱，开始关注民众的能动性力量。然而，完成彻底的转向的，还是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顺着葛兰西再进一步①。他们深度挖掘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众所周知，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渠道是文本。通过文本（文字、图像等等）传递信息，信息到达个人之后，还得经过人的解读。即“传播者意义编码文本解码受传者意义”的过程。弗洛伊德最早研究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决定了前意识，而意识形态影响了潜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带有一定程度的潜意识决定论色彩，意味着人无法抵抗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潜意识。但该理论因为过于绝对而遭受批评。 文化研究早期学者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影响。但已经发现文化并非精英主义的特点。仍然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的角度来看，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多少有一些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含义。但他也提出了“文化即生活”，意识到文化并不一定是由上层建筑所控制和影响的。“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因此威廉斯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争夺思想，认为文化不一定是完全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而是有反抗的余地。 霍尔就此扛过研究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大旗。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否起作用，应当和受众的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受众存在了反抗的余地。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中，霍尔充分肯定了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基础上，霍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介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霍尔同时认为，意义在解码过程中具有多样性。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点不同，霍尔认为受众的反应不是被动的，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对“统治话语”加以解码。在《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中，霍尔指出，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制码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节目原材料的加工阶段；成品阶段：节目完成后，“意义”已经注入节目。此时意义以语言和规则的形式客观存在，尚未被解读； 解码阶段：观众必须解码才能够获得意义，否则观众就没有消费。在观众解码阶段，霍尔提出观众有三种解码模式，即“霍尔模式”：偏好阅读：受众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信息，制码意图与解码意义完全一致；妥协阅读：讯息编码与解码者讨价还价，观众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矛盾；对立阅读：尽管观众看出电视话语制码的意义，但是观众故意解读成其他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尔模式已经超脱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含义，开始走向了关注受众的解读与反抗的层面，开始跳脱出二元框架之外。 文化研究的另一位学者大卫•莫利创新的使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证实了该观点。早期的《举国关注》研究采用焦点小组座谈、团体访谈的方式，得出阶级立场决定解读，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含义相近。但莫利使用民族志法进行了家庭电视研究，将研究从访谈的“非自然语境”转向家庭的“自然语境”；对受众解读意义从“阶级向度”转向“性别向度”。他深入家庭内部，分析家庭环境中权力的性别化并得出结论：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对受众的解码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除了“阶级立场”这种因素之外，“生活情境”也是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霍尔的三种模式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游离于二元框架之外，从生活情境而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关注媒介内容的解读问题。 思想最激进的，是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提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是两个经济系统：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金融经济：媒介生产节目，观众付出金钱消费节目，这个过程重视交换价值；文化经济：观众生产（观看商品的）快感，并解读出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重视使用价值。第二重文化经济更重要，因为它受观众的直接控制，进行创造性或抵抗性消费。费斯克对意义解读的极端强调使得文化研究彻底抛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完全跳脱于马克思主义二元框架之外，也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霸权和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马克思没有主要研究意识形态的部分。他更多研究经济基础方面对民众的剥削。法兰克福学派则开始关注意识形态的部分，借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指出文化工业在剥削民众的商业价值的同时，文化工业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在传递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水泥”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并运用到媒介产业（经济基础-民众这条线）分析，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并不多。只有赫伯特•席勒在后来作出了突破（研究上层建筑-民众）。阿尔都塞则提出多元决定论，认为意识形态力量同样强大，继而也在上层建筑-民众这条线上研究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较之马克思，法兰克福、传政经、阿尔都塞、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几个流派学者都或多或少有改变，但唯独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直接研究受众解读，从而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二元框架。完全转向“文化主义观点”或者说“能动性观点”，认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文化，能够“能动的”反抗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也引发了后人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从传播学视角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摘 要］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规律，有助于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效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内在的传播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在于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实现传播形式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促使传播技巧的生动化和丰富化． ［关键词］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过程中，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方面存在不足，如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忽视传授双方的相互沟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传播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最新的理论成果，通过一定的形式、方式和手段作用于传播对象，从而获得传播对象的认可并成为指导从事各项具体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文本上抽象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中国现实土壤并且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里有两点，一是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基本原则；二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必须根据中国客观实际加以改进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一种传播过程。在传播学中传播活动主要包括“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及传播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也具备了这四个要素：传播者，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宣传中具有宣传和教化的组织或个人，这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传播对象，主要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受众者，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内容，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成果；传播媒介，广大群众传播的媒介，包括网络、电视媒体、报刊杂志等各种生活中的理论传播手段和实物。所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双方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理论为中介进行的、以思想认识为主的双向信息交流和反馈过程。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马克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理论及教育效果，并运用传播学的科学原理与方法来分析和运用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和传播从来不可能全面移植或是简单的相加，而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可能被彻底洗涤。外来文化必须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和，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能与本民族文化血脉相通、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内容转换为适合中国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得以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洋文，如果一种主义连语言表达都不是中文的，那万万是不可能传播并‘中国化’的”［1］。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壤发扬光大，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特点，创新了思想内容，塑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形成了一种能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并易于接受的传播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传播学中的传授关系原理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要保障传播信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效传递，就必须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间的良性互动。“任何一种传播――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2］。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的单向传授方法，而是在传播者和传授者之间架起了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桥梁，通过二者围绕着传播内容展开良性互动，最终使传播的价值得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中，如何发挥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二者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是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必须要有两个转变，其一是从过去的单向“灌输”传授说教的宣传模式转变为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商的探讨交流，其次，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新再造。前者可以通过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方式方法来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后者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深入中国具体实践，实现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指导实践的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使我们传播主体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真正地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更好地突出宣传的针对性；也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始终充满新鲜的传播内容，引起传播对象的选择性注意，产生更多的互动，对其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信息整合，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和丰富。 2.利用传播学中“把关人”理论把握理论宣传的导向性和丰富性。在现代传播学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把关人”，指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人。作为传播中的“把关人”，核心问题是把关，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的把关，而且还要对信息内容的把关。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把关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在当前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动荡的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传播媒体技术的变化也影响传播主体传播效果。在网络、电视等媒体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传播主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发生转移。“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播者的这种地位，网络中的传播者已经不再居于传播的中心地位，任何拥有一定技术手段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别人传播信息。……在网络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成为传播者”［3］。如何把握住正确的舆论方向，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起到主导地位，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所在。就传播角度而言，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把关人”，首先，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导向，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不断强化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同时还要加强信念教育、诚信教育、道德教育，从根本上防御和抵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在整个理论传播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守门人”的作用。其次，优化传播内容，畅通传播渠道。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守门人”，要根据形势和当前受众群体的需要，适当地改变传播内容，改造成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内容。在传播学中，信息的顺利传播需要建立在社会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上，需要多个参与系统活动的主体加入其中，而且每个主体都有独立丰富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再加上受到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当传播的方法不当，会产生传播信息的隔阂，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阻碍了信息的顺利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广泛地得以传播，避免被当作形式化或者口号化，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适应中国情况的传播内容，呈现出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1.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对于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实现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发展过程，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素养上逐渐成熟。但是过去的先进并不能代表现在的先进，现在的先进并不能代表永远的先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化和时代化的挑战，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和价值规范，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徒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语录化、口号化。传播主体理论素养的缺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障碍，必须加以改变和克服。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强大的人格力量，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广大传播对象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担当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首先在全国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分析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当今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全球化浪潮，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就难以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就很难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承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某一领域的内行或专家，才能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结合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更广泛地得以传播。同时，传播主体还担当起提高受众者的教育文化水平的重任。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也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重要的制约因素，加强传播对象的文化知识、理论思维的教育，发挥广大传播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广泛传播不可或缺的内容。 2.促使传播形式的丰富化和生动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传统的传播媒体和传播途径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如学习中心文件、开报告会、搞舆论宣传等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有的传播方式只是徒有形式，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而且与广大群众的意愿相驳，没有起到相应的宣传效果。因此，必须在传播形式上要实现突破和改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避免把理论的抽象化、高深莫测，远离群众和生活，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不易为大众所掌握。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语言表达和语言风格。书本上的和文件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必须实现从书本理论到生活文字的转换，寻求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通俗化的内容和形式，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要进行创新，没有结合，创新无从谈起；没有创新，结合只是空洞的口号。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5］P48 3.实现传播方式方法的科学化和大众化。提高马克思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掌握灵活的传播方法或传播技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6］P188义大众化传播活动的宣传技巧包括提示式、探讨式、启发式等,并将此方法恰当地运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内容及个性不同的主体，进而优化传播效果。这需要突破以往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单一性”和“呆板性”的倾向。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环节和因素都有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传播技巧性和艺术性对传播的效果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切实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和目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改变以往的单向“灌输”方法，而是以开放性胸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凭借当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网上交流、网上论坛、网上课堂等多种形式，调动广大受众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受传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分析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内在动力，并在群众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和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需要积极利用人际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传播学 任何理论，如果与千百万人们群众的实践脱节，就会失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深入实践、深入大众，实现大众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远不是这些，而是在于我们需要从更独特的视角、以更敏锐的洞察力去深入地探讨其必要性、实现路径和有效手段。本文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为切入点，把传播者、媒介、受众三者联系起来思考，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层社会受众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一种尝试。 一、从传播者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传播者是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决定着传播的内容。传播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或者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它可以是单个的人、具体的组织或者一定的阶层。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角度看，他们或者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创造者，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或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团体。这些人、机构和团体为何要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什么要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一理论?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向人民大众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振兴和发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等重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仅靠党内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党自身的力量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让每个共产党员，让全体人民了解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让人民了解党所要实现的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之中。通过向人们宣传这一理论，通过用这个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够顺利地带领人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就明确指出，以往的思想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实现改变世界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由一种理论的形态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理性，成为人们规约自身行动、指导自己从事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仅关系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昭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人，也是最早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是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联系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提出了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依靠新闻办好教育，办好学术刊物，对青年进行树立理想的宣传等。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命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树立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通过宣传普及活动，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就能够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工作上的偏差，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确保建设发展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从媒介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信息的传递需要一种媒介(或称之为通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一种通道。总的来说，媒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传播媒介，另一类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且易于获得的(也是唯一的)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相近似的信息。 1、人际传播媒介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等。人际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互动性好、反馈及时、自由度较高等优点，较易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人际传播有很多种形式。 一是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每一次重要思想的推出，就伴随着一轮学习和讨论活动。这种形式的开展，很好地实现了学习精神的推广。比如，科学发展观宣讲会的推行，使得各省、市、自治区的基层干部、广大党员很好地领会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传播学的角度，他们属于传播者的范畴，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因为是执政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将之转化为“大众话语”，并通过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的形式，使大众学到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要注意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具象化，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以高校的“两课”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中的大众化，直接的体现就是高校的“两课”。两课是高校学生了解和学习“四观”、“四基本”、“四个如何认识”的主要场所，高校两课已经成功实现了改革，加入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使得两课教育更全面、更贴近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高校的“两课”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要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着眼，认真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人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回答学生在这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同时，还要依托两课，积极开展党支部、社团组织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中，应重点抓好共青团、生活区、学生社团等重要阵地建设，创新思想教育形式，注重教育工作实效。 2、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除此以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大众化的。 第一，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宣传媒介。一是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报纸，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它们以大量的篇幅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二是杂志。杂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和宣传某种思想。三是书籍。书籍也是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从陈望道翻译的《资本论》，到现在数以万计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这些电子媒介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确定宣传方针、制定宣传计划、明确宣传重点，坚持维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好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优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从集中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多样化形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从单调的指示、命令、说教，转变为图文并茂、多媒体并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从工作周期较长、效果反馈较慢，转变为跨越时空障碍，及时性较强，周期短，见效快。这些都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网络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方面，防范网络所带来的消极方面。 三、从受众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受众是媒介传播效果的最终鉴定者。媒介效果的大小和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通过其争取受众的多寡反映出来，因此媒介无不注重发行率、收听率和收视率，而也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的思想才能得到传递，才能达到媒介传播的效果。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 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是受众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开始，到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是受众数量的广覆盖。从全国范围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能通过人际传播、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不断丰富的理论宣传形式和载体。在宣传过程中，很好地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了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坚持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实增强了理论宣传工作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二是受众接受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建立健全了工作责任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考核与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宣传、普及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去；同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三是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和群众的榜样，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2、“大众化”过程接受性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向党员干部的学习资料和传播渠道多，符合受众需求特点的少。近年来，有关部门编著的理论学习资料数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这个群体的，真正适合基层老百姓口味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理论书籍很少，造成“有书无人看，有人无书看”的问题。广大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媒介的浅层次说教，没有理解到深层次的含义。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在社会转型期，受众的思想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实际利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 再次，受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答，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阻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上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开展工作，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另外，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多样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使我们的理论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于新经济组织、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等新型组织、新型社会群体，如何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工作方法，都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所以，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重而道远。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的不足和策略分析 全国87%的河流都遭到了污染，而沙尘暴、雾霾等极端恶劣天气也是有增无减，不断侵害着人们的健康。产业结构设置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后，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国首先开放了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沿海运输优势。但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出来，一个是过于依靠投资，造成有的产业产能过剩，而有的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最集中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多，高新技术企业过少。 甚至东部一个发达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西部地区三个省的总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字，在2004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46212.84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76512.12亿元的60.4%；西部地区10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1122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4.7%，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4。 我国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国家提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开始执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被政府重新投入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居民的CPI不断上扬。此外，受国际社会压力，人民币不断升值，造成出口市场越发困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分配不平衡我国目前目前主要实施的两级分配制度，但是初次分配较为混乱，而再次分配有没有健全的机制。 行政干预化、垄断、税收制度不健全等等都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最终的表现结果是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贫富差距也不断增大。有数据报道，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长到2003年的3.23∶1，2004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38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到2012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源分配上不平衡也非常严重。最典型的就是东西部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策不平衡，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最终影响的是企业的发展。 我们应该以发达国家为例，降低资源能耗，增加产业的附加值，调整产业结构，巩固农业，发展工业，创新服务业，加快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过高的通货膨胀不但对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也会严重降低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要想防止高速的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一方面需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锐意改革，积极调控，对土地，资金等敏感要素妥善处理，解决导致通过膨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金融相关部门要加强职能监管，控制资金向市场的流入以及国外热钱的流入力度，做好严格的房贷管理，协助政府做好房地产调控，稳定房价，稳定汇率。关注效率与公平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加大对垄断行业的监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农村发展。合理分配资源，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作者：李林汐 单位：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漯河市分校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况评价分析 我国分配格局日渐失衡，宏观分配中的普通居民和微观分配中的劳动要素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目前已明显低于合理水平。政府、企业和资本要素报酬占比偏重，本能地不断扩大投资，使投资率持续高位攀升;居民和劳动要素报酬占比过低，相对削弱了消费基础;高投资率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靠不惜代价扩大出口来消化，由此造成内外需和内需中投资、消费失衡不断加剧的不良循环。尽管我国居民收入也在持续较快增长，但近十多年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制约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到2010年才达到1.75%，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原本提出在1999年就应达到4%，推迟到2012年才实现，可即使如此，也比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低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1.6个百分点。此外，对创新成果、创新要素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机制尚不健全，人才、技术、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偏低，产权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等高级要素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滞后且缺乏有机融合，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和方式亟待改善。服务业改革错综复杂。当前，我国服务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从某些方面看，其难度之大甚至超过一、二产业改革。服务业改革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管理等多方面的体制改革，有的还会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民生直接相关，其社会关注度和敏感度很高。突破制约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体制瓶颈，不仅需要有更大的决心、魄力和胆识，还必须有更科学、周密的顶层设计，更强而有效地驾驭全局和统筹协调的能力，更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促进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部分政策设计不够合理。如，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格局，导致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源而更注重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多征收营业税，由于不能抵扣其进项所包含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可能高于制造业。［8］此外，现行政绩考核办法也不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GDP总量和增速实际上仍是评价地方政府的首要指标。 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步伐，构建我国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竞争力新优势。是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和各类新兴的消费性服务业，同时从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切入，推进产业经济服务化，从而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安全、更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1．国际经验表明，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具有加快转型的趋势。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但国际经验表明，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普遍存在着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期缩短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向纵深发展，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更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这使得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压缩式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9］日韩等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速度明显快于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也表现出同样的加速趋势。我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2．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路径。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独立、完整并有一部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规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许多是重化工产品，有的已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峰值。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复发达国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传统模式，至少无须再着重扩大重化工业的数量规模和比重，从而也有条件及早确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务化为主导，把继续完成工业化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我国服务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10～20年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1．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促进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服务化。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如按7%测算，经济总量将达到2015年的55.8万亿元、2020年的78.3万亿元，人均GDP将达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具备了支撑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收入水平。根据国民收入水平与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动徘徊局面，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临界点，初步确立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再下一个十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可能达到5%左右，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服务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将稳固确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将为服务经济发育成长创造广阔平台和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保守估计，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来十年内将有1亿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破除双重二元结构体制已经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任务，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内逐步实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对生产性、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必然会有力推动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3．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2020年我国将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建成创新型国家。届时，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劳动年龄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分别达到13.5年和11.2年;我国综合入学率达到83%，超过目前中上收入国家约76%的平均水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量将比美国高出80%;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和要素投入服务化，尤其是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互动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4．体制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将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我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包括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可以期望，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判断，今后10～20年应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服务化、价值创造服务化、中间投入服务化和最终需求服务化将取得长足进展，2020年之后我国总体上将步入服务经济社会。(二)服务经济发展趋势预测1．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进行预测表明，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化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五”时期。在最终需求结构调整带动下，加以要素驱动结构逐步变化的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将带来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同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加强民生建设，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将促使商贸服务业、文化产业、家庭服务业、旅游业、体育产业等消费性服务业和各类公共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此阶段，预计服务业年增长率将达到8.9%，超过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动徘徊，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有条件的大城市将会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第二阶段是2015～2020年。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增长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将高于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将继续上升并突破50%的临界点，服务经济形态初步确立。由于服务企业显著增多，加之事业单位完成分类改革，经营性事业单位转成企业，服务市场竞争加剧，将导致服务业内部调整和加快结构升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消费性服务业将日益成为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传统服务业占比下降但通过改造提升逐步实现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第三阶段是2020～2030年。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形态稳固确立并逐步趋于成熟，服务业仍可保持高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继续稳步提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服务业占比一般要达到70%以上才趋于稳定)，制造业服务化将成为普遍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相应成为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国家。2．关于就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选取与我国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作为参照国，依据这些国家在服务业达到与我国未来时期相似比重时的就业情况，推测我国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见表3)。首先，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始终呈现增长趋势，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及其吸纳就业潜力的逐渐开发，在“十三五”末期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即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将超过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响，“十二五”时期仍是我国就业压力较大的时期，“十三五”时期尽管人口高峰已过，吸纳就业的压力仍主要由服务业承受。第四，我国就业压力将在2030年后得到缓解，随着就业总需求下降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虽然服务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还会继续上升，但其吸纳新增就业人数和就业增长率都将下降。3．关于中间投入服务化的预测分析。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增速明显超出服务业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然会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使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持续扩大，并由此加快中间投入服务化进程。制造业与服务业将以三种方式融合互动发展:一是制造企业自有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实时服务。二是通过将服务外包，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使企业自身能够专注于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制造服务化或转型成为服务型企业，如龙头企业只掌握品牌培植、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和营销授权，将其他生产经营环节都扩散外包出去。4．关于价值创造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使我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不利地位，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进程中逐步改变。向服务经济转型与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人力资本提升的正向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压力、物质资源的高投入与高消耗难以为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等等各种条件，将迫使和推动我国产业与企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加快价值创造的服务化。5．关于最终需求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费份额、城镇化向纵深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的消费服务化趋势将明显加强。基于对历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相关度的计量分析，以及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历史数据分析，并结合相关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率的预测，表4给出了未来我国消费服务化趋势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上升到55%和41%，全社会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上升到49%。如果按照总人口14.5亿、城镇化率60%计算，2020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总额将达到15万亿左右。 结论 我国服务经济尚处于培育阶段，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障碍、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服务业改革难度加大和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制约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国家竞争力新优势、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后发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着转型期缩短趋势，而且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今后10～20年将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者：杨玉英 邱灵 洪群联 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路径合法性哲学阐释 作者：郑宇泽 单位：宁德行政学院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性交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 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现实实践合法性:自治行为体内在与外在自由颉颃 经济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体现于个人的自治行为体身份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行动自治的表述。行动自治表现为一种最为理性的积极自由，既是对内在本质追求的个人回应，又是满足行为主体的外在自由，表达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颉颃的状态。颉颃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力，即内在自由摈弃自由意志选择任性，从自我的精神构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响和塑造能力，本质上就是满足环境诉求与主体实践能力的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亦是如此。从逻辑主项复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可表述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全称肯定命题。国家作为个人共享行动主体，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行为要表述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自治，就必须建立在所有主体对政治对象的有公共公民权意趣，这种意识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经济实际承载力有限选择满足环境诉求的政策，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一准则。例如，面对破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资金缺少、科学技术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发展瓶颈的环境诉求，党中央科学选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环境诉求许可下进行的，即国家提出“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新思路是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巩固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背景下进行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体现了个人自治行为体赋予共享权力主体的行动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环境诉求和经济实践能力的平衡体现，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证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原理［7］，行为主体的代表———中国政府要根据生产力实际的能力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逐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调整的环境诉求，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逻辑主项单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个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单称肯定命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足了个人自治行为体的行动自治，形成了主体实践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本质上是社会给予和主体选择之间一种契合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对事物价值现实诉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对社会客观发展需要共同选择的断定。共同选择具有塑造主体实践自觉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类主体的需要和对类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主体自觉追求的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8］中国人民拥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自觉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价值断定下一个明确的答案。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实践个体自身价值与“在的”自身和谐统一，是对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契合结果的心理倾向，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倾向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信心的无比坚定，一份统计数据结果可以推理出这个必然性事实。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以调查“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为目标，展开了关于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评价的调查活动。调查以问卷和实证考察方式为主，数据科学统计:对发展方向、发展前景中选择“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项比例分别为56．3%和35．2%。“信心不足”与“没有信心”仅占3．8%与1．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两项比例和高达95．1%。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较有信心”以上比例的就占86．4%。从“数”的完全规定性来看，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民心、符合时代的发展形势，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践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成功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广泛地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才是具有现实实践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至上性思维”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并利用科学的认识论工具认知的结果，同时，它们具备着现实实践条件，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合法性选择。所以说，确立以科学的经济路径选择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党的科学行为，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深度认识的结晶，盖此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旨在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行动准则。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地理学现况与展望 作者：印红旗 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运动理论与劳动分工地域理论、区位论及人地关系基础经济地理学理论、规划区域理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地理区域理论等。陈才将经济地理学分支总结为经济地域条件、要素成分理论、能效理论、体系与形式理论、开发及组织理论等。经济地理学虽然同区域经济学存在差异，但是两者同时包含，互相渗透。经济地理学还涵盖贸易分工、增长极、发展梯度、产业体系、专业化与集群产业等分支理论。当前，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可从具体方式、方法论与研究模式等层面进行细化讨论。经济地理学相关方法论，包括传统哲学理论、经验主义理论、人本思想与结构体系理论等。其主体研究模式应作用于整体分析研究流程之中，指导实践操作与程序。具体涵盖实地调查、实践研究、文献统计、对比、探讨等，同时还包括释疑探索、描述剖析、纵贯分析、个案证实、抽样分析与普查实践等设计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手段，包括定量定性分析、非线性研究、仿真模拟、耦合研究、尺度衡量、现代化计算机研究等。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的应用主要涉及规划开发、区域条件、经济结构、发展调控等领域。另外，随着研究范畴的持续扩充，经济地理学还逐步渗透至区域差异、资源分布、地域环境、生态条件、金融状况、创新发展、产业聚集与转移、统筹管理、政策调控等实践领域。［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展创设了广泛的实践领域。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树立了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我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区域老工业基地、继续推进中部崛起的发展目标与战略，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学者们研究地缘关系、世界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学与学科建设，明确了其理论性质与具体实践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地理学逐步走向成熟发展阶段。 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逐步创立了相对完善、统一的学科体系，为我国区域调控与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才便预言了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强调经济地理学体系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应注重过程控制，开展多层次探究、多视角研发，其理论体系应体现开放系统特征，提升可操作性。同时，研究方式应由单一模式逐步向丰富、集成、规范性发展，各类研究实践应体现良好的协调性，使研究理论、思维模式、实践方式起到对整体学科的科学推进作用。基于该目标，经济地理学应在地球科学体系框架内继续向地理信息体系与现代经济学领域拓展延伸。其学科体系应与经济学、地理学实现持续的交互融合发展，引入动态模型体系，实现模型的周边化、系统化、产业化。同时，应创建新型贸易理论、产业原理、增长发展理论、网络体系理论、综合体系理论、增长发展模型、动力发展理论、产出投入经营理论，形成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随着温室效应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环境危机也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发展、资源建设开发、产业规划、空间布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该背景之下，社会经济区位体系会受到时展、社会经济增长、环境生态安全保护的集成作用影响。在上述三维目标的综合作用下，现代经济地理学将创设以此为目标的空间理论，并继续朝着该方向推进。环保理念的逐步形成，进一步推进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扩充了经济地理学的内涵。 随着循环地毯经济、环保城市、低碳金融产业的研究在我国的逐步开展，现代社会开始向低碳模式转型。为满足当前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经济地理学势必会探寻适宜的学科体系、方法模式。伴随经济格局的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应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宏观与微观调控、综合理论拓展延伸、全球性发展，等等，该类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析，拓展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景。总之，面对多变的实践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面临着广阔的机遇与严峻的考验。只有树立战略化目标，探究发展现状，明确学科发展趋势，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该学科的优质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境外上市对国内经济监管的挑战 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发展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尝试起步不算很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驻港中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 “借壳上市”，1984 年 1 月，香港中银集团与华润集团合组新琼企业有限公司，以 1. 8 亿港币收购上市公司康力 34. 8% 的股权; 几乎在同时，华润集团与其他中资机构收购天安中国，是驻港中资企业 “借壳上市”的最早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几度掀起借壳上市及参股上市公司的高潮。但是，真正的第一只内地注册境外上市股票还是 1993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青岛啤酒 H 股。在此之前的 1992 年，第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 IPO) 。此后，境外上市迅速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梦想，上至中石油、中移动、中国电信这类年营业收入成百上千亿元的巨头，下至年营业收入不过千万元级别的中小企业，香港、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多伦多、汉城……各主要境外交易所，都卷入了这场热潮，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已经蔚为大观，在香港、美国两大证券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划分为两部 分，一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这 个“国内境外”市场上市，一部分是在国外上市; 前者纳入中国证券市场统计，后者不纳入。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11 年4 月，境外上市公司 H 股已有 165 家，2008—2010 年 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分别为 3596. 16 亿元、4609. 54 亿元和10275. 20 亿元 ( 参见表 1 ) ，2011年 1—4 月为 3084. 2 亿元。此外，10 余年来，内地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中，这类海外注册公司占大多数，以 H 股形式上市者较少。 因此，倘若将离岸公司纳入统计，赴港上市中国公司筹资规模还会大大提高。 公司上市筹资最多、公司营业收入和市值最大的市场。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 ( 现名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统计，2006 年之前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量较少，截至 2006 年 9 月19 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有 17家; 从 2006 年起，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目激增。不考虑任何形式的买壳交易，2006—2007 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分别为7 家和 29 家，2008 年因金融危机爆发而锐减至 4家，2009 年恢复至 10家，2010 年猛增至 34家 ( 参见表 2) ，为迄今中国公司在美 IPO 最多的一年，而且全部是单独的 IPO，不像 2009年那样有 4 家是已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筹资额 36 亿美元。按 2010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计算，其市值246. 5 亿美元。2011 年上半年，有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家; 融资金额 18. 67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 融 资 额 5. 74 亿 美 元 增长 225%。 二、境外上市正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漏损渠道 由于多年来境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容纳大盘股入市，且上市程序繁冗，容量更大且上市程序简便，似乎 “人人都能上市”的境外资本市场对许多企业而言不失为更理想的上市场所。有关部门希望借助境外上市推进企业改革，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借此引进海外投资; 某些企业管理层希望尽快让自己的薪酬与西方国家同行“接轨”，投资中国企业的海外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股本投资基金期望在自己熟悉的母国市场规则下运作，……相关各方的上述动机更给境外上市热潮推波助澜。在实践中，境外上市也确实为中国互联网等产业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任何失误都是一分为二的; 随着规模的扩张，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秩序的冲击日渐显现。主要问题包括:———主体业务和收入来源都位于境内的巨型企业要用硬通货向境外股东支付巨额红利，可能对我国外汇收支产生巨大压力。目前中国持续双顺差，2011 年 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 30446. 74 亿美元，此项风险似乎无足轻重; 然而，考虑到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回与利润回流的潜在压力，一旦中国国际收支逆转，这项风险就绝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了。 ———内地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投资者利益存在冲突，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可能使有关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数年前内地民间强烈呼吁手机单向收费，却两次引起中国通信类股票价格暴跌，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不得不赶赴香港救市，而手机单向收费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宫，实际上是运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随着境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的增多，类似利益冲突将有增无减。……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大规模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最大挑战在于它已经成为宏观调控漏损的一大缺口，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趋向紧缩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并不同步时，这个漏洞尤为显著。因为此时海外过剩的流动性将借助境外上市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渠道流入中国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政府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成效，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维持中国政府希望压缩的产业发展。由于通过跨境上市进行的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明显，大规模境外上市明显加大了中国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难度。从以往大规模 “压锭”时期海外上市棉纺织企业得以逆势扩张，到近年房地产调控中境外上市房地产企业大量发行企业债券，再到国内货币政策一再紧缩却依然不能完全抵消美日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已经深受美国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冲击、第三轮量化宽松又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我们更需要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最大冲击之一就是通过投资渠道输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在因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获得充裕现金后，他们不会也没有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大量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使得泛滥成灾的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量变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0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 购 买 量 已 达 1000 亿 美 元，2003—2007 年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 量 分 别 为 885. 87 亿 美 元、849. 70 亿美元、1273. 96 亿美元、1064. 55 亿美元、953. 25 亿美元，2008 年第一季度 ( 即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夕) 为 245. 46 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波动较大，2008年全年为净卖出 202. 46 亿美元，2009 年恢复为净买入 593. 23 亿美元。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至 707. 92 亿美元，2011 年一季度净买入即高达 457. 49 亿美元 ( 参见表 3) 。 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和市场对此预期增强，随着美欧等西方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全球证券市场融资规模明显被直接间接推高。2011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融资环比增长 39%，达到 378 宗、646 亿美元。作为在次贷危机中表现最好的经济大国，中国市场与中国概念证券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格外青睐，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同步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此之前两三个月市场上对此举的预期已经普遍上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 2010 年 9 月中旬搜房网上市起，3 个月内有 23 家中国企业在美 IPO，其充当美国泛滥成灾流动性涌入中国渠道的性质已经非常明显。2011 年上半年，尽管发生了海外上市中国企业造假风潮并遭遇大面积做空，仍有 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 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 家。 进一步定量估算境外上市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贡献。如上文所述，2010 年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36 亿美元; 这样，按2010 年末汇率 1 美元兑 6. 6227 元人民币计算，2010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境外上市主要市场 筹 资 总 额 为2604. 04 亿元。2010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 259274. 89 亿元，其中外汇为 206766. 71 亿元，与上年末相比，总资产增量为 31744. 39亿 元， 其 中 外 汇 增 量 就 有31612. 11 亿元，占总资产增量的99. 6% 。假设境外上市企业将所筹资金全部调回境内且全部兑换为人民币而成为央行外汇资产增量，那么可以粗略地估算得出结果，2010年境外上市筹资占央行外汇资产增量的 8. 24%，占央行总资产增量的 8. 20%。 基于上述分析和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 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境外过多流动性输入中国并加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的重要渠道; 假如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受阻，将有利于中国削弱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尽管国内普遍将近几个月境外上市中资企业股遭到的冲击视为不利影响，但从这个视角来看，正值第三轮量化宽松黑云压城之际，境外上市中国概念股爆发造假丑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望而却步将有利于削弱中国的资本 内 流压力。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公司治理与价格扭曲、欺诈问题 在微观层次，信息不对称堪称企业境外上市的最大风险所在。中国政府推进企业境外上市的初衷之一是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但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境外投资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过高奢望。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他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正因为如此，实践证明，通过境外上市强化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的目的经常落空。在中国证券市场最大丑闻之一 “中科事件”中，庄家吕梁操纵的康达尔 ( 后改名 “中科创业”) 股票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分股; 香港上市以来多年是香港投资者宠儿的科龙公司，2000 年陡然出现巨额亏损，都是典型范例。 由于地缘、文化联系，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点;但香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之风相当炽烈，一些投资银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Tom. com 上市时的超额认购、百富勤当初对红筹股公司的过度包装，无不如此。在公司治理方面，郎咸平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上市公司大股东肆意剥削小股东作了透彻的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周期过长、违规行为处罚过分轻微等弊端更为突出，以至于国际知名基金管理人、谭普顿新兴市场基金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经理马克 • 墨比尤斯( Mark Mobius) 多年前便断言，总有一天，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将成为亚洲公司治理的样本。 跨境上市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还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扭曲了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价。 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不得不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要付出的成本相对于其融资收益的比例更高，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去年下半年以来，泰富电气 ( HRBN. NASDAQ) 、康鹏化学( CPC. NASDAQ ) 、 大 连 傅 氏( FSIN. NASDAQ) 等一批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已经相继宣布将推行私有化退市，相信未来这类企业还会越来越多，而他们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关键原因便是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尽管就单个个案来看，当事企业动机未必没有可非议之处，但此举总体上还是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摆脱境外上市狂热，回归理性。公司估值过低又造成了 A 股与 H 股股价相差悬殊、同股不能同价的问题，不仅在境内、境外投资者之间引起了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必然导致同股不能同权，这又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相悖，也为 A、B、H 股的最终合并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证券市场上赢得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能够压倒对风险的厌恶，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反而增强境外市场投资者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进而抬高股价。 作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近20 年来总体上趋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这种额外 “中国溢价”的几率大大提高。近年来新能源、网络和中国消费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获得这种额外的 “中国溢价”，从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趋之若鹜。特别是那些定价机制高度依赖 “市梦率”而非 “市盈率”的网络概念股而言，跨境上市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们似乎特别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在国外 IPO 时获得非常高的发行价格，如果在国内上市，有切身体会的中国投资者绝对不可能被忽悠倒而支付如此高价购股，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上市审批。 与此同时，在中国近年大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成为境外市场上投资者热烈追捧的概念。在2010 年美国证券市场 IPO 的中国公司中，消费品及消费服务行业是第二大行业，有 9 家 IPO 公司集中在这个行业 ( 其中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分别为7 家和2 家) ，占IPO 总数的27%。今年以来，境外证券市场上 “中国消费”概念热潮有增无减，从普 拉 达 ( Prada) 、新 秀 丽( Samsonite) 、蔻驰 ( Coach) 之类海外奢侈品牌，到周大福这样的港资中高档珠宝连锁店，再到凡客诚品这样走价廉物美路线的内地服装网购企业，目前境外拿中国消费需求作噱头筹备上市的公司已有 15 ～30 家，而且几乎每家企业计划的筹资金额都相当可观: 普拉达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筹资15 亿 ～20亿美元; 新秀丽赴港上市招股价如果达到 17. 5 美元上限，可望募资117 亿港元; 凡客诚品计划在纽约上市筹资10 亿美元; 周大福计划明年初在香港上市，筹资 30 亿 ～ 40亿美元; 已在纽约上市的蔻驰打算年内以预托证券形式在香港实现二次上市; ……所有这些公司都把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销售增长预期作为最大卖点，但这样的集中上市热潮，恰恰暴露了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消费实情的信息不对称，表明其正在透支中国消费概念。 中国消费市场绝对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增长速度更是全世界经济大国之最。2000—2009 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 7% 、 10. 1% 、 11. 8% 、 9. 1% 、13. 3% 、 12. 9% 、 13. 7% 、 16. 8% 、21. 6% 和 15. 5% 。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 万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 万亿元; 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4. 8%。我计算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截至 1992 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 年达到 81% 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2008 年开始逆转，2009 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 100% 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国正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力争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这一转型进程理所当然还会助推国内消费增长。但在狂热驱动之下，无论如何高增长的行业都有可能赶不上资产市场价格的飙涨，西方市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又为过度抬高股价创造了基础。 深入分析上述中国消费概念股，可以将其推销中的泡沫成分看得更清楚。普拉达、新秀丽、蔻驰等公司都正在把中国市场当作最大卖点，问题是中国消费可持续增长只能立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两极分化之上，而奢侈品消费主要源于富裕群体，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不如整个消费增速。而且，近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爆发式膨胀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群体乃至黑色收入群体的炫耀性消费。由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努力会减少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灰色收入，普拉达等公司更不能指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长与中国整体消费增长同步。 正由于境外上市巨额 “中国溢价”飞来横财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所以难以持久，并常常会带来额外的风险。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境外上市企业要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净收益。从中国人寿这样的巨型企业，到中型公司，已有不少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倍感切肤之痛。由于西方的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歧途，过高的成本，越来越多无谓的诉讼，……这一切都给企业和居民个人带来了众多麻烦，而这些东西一旦建立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使得问题积重难返。更何况某些中国公司、特别是网络概念公司花费了太多精力用于 “包装”而非真实业绩，这给那些海外律师事务所、那些做空者创造了怎样的可乘之机，可想而知。 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政治风险不可忽视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必须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同样不可忽视。这种风险一方面表现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典型如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时均因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而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公司辗转控股的境外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有可能模糊最终控制者，从而围绕最终管辖权问题造成潜在的投资争议，从而实际上升到了国家主权层次。 仰融与辽宁省政府围绕华晨集团股权的争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中，仰融及其控制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不仅在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及其 4 位董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新华晨集团有限公司，而且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尽管仰融上演的这出闹剧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但这个案 例 已 经 足 以 令 人 警 醒。在2004 年发表的 《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我提出了这一问题; 由于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和金融监管部门一系列行动，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高官为此于2005 年专程访华时指名与我谈话。 在谈话时，我明确向他们强调了这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所争无非是人民、国土和财富，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煽动中国新疆 6 万边民外逃，他们没有带走中国一寸土地和一分钱财富，但随后中国仍然与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那么，假如一个地方不仅诱拐中国国民，而且造成中国财富流失，那么中国政府会怎么看? 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此后，中国商务、外汇等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规章，旨在明确这类离岸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并据此明确中国政府对其最终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中国企业界人士规避监管的动机极为强烈，对这类规章也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手法企图规避，中国方面仍须为确保本国对相关资产的最终管辖权而 保 持警惕。 同时，在境外上市操作过程中，某些常用的潜规则践踏了中国法律法规的尊严，构成了另一种政治风险，10 余年来通行于境外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由于支付宝争端而暴露的 “协议控制”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即使不考虑支付宝问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就整个协议控制模式而言，这一模式从问世之初就违反了中国法规，对中国主权构成了现实的侵犯和重大潜在隐患。 首先，创建初衷便是规避中国法规的协议控制模式一开始就违反了中国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属于无效行为，重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下文简称“《民法通则》”) 第四、六、五十八条条款，就会明白这一点。 《民 法 通 则》 第 四 条 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五十八条规定，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 四)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控制模式至少违反了 《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五十八条的( 四) 、 ( 五) 、 ( 七) 款，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便没有法律约束力。 尽管一些谋求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其海外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某些媒体渲染了种种理由，主张让协议控制模式合法化，但即使不考虑支付宝等相关企业和业务涉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了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而对法律作出如此颠覆性的更改 ( 须知这是规定所有民事法规基本原则的 《民 法 通则》，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部门规章) ，认可在本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居民和机构可以不遵守本国法律，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 五、结束语 中国不应也不会直接禁止企业境外上市，中国还会努力推进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 但鉴于境外上市对企业和国家的一系列潜在问题，而目前中国国内资本缺口已经大体消除，境内资本充裕，境内资本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IPO 规模更连续数年蝉联世界之冠，境外上市融资与境内融资相比已经大为逊色，上市程序也日益规范快捷，境外上市已经不是中国企业融资发展的首选途径。如上文所述，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10 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香港 H 股筹资 2365. 62 亿元，同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 36 亿美元，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市场境外上市筹资总额合计2605. 074 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的25% 。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应当减轻对境外上市的过度迷恋，中国政府应当取消对境外上市的超国民待遇。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克服重视 “包装”胜过夯实业绩基础的通病，克服利用信息不对称抬高股价的强烈诱惑，克服为此采取一系列操作手法规避监管、逃避税收的内在冲动。 国内经济论文:农村收入差距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农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矛盾也越显突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扩大的收入差距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1.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1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及其分配状况是否合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高收入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而低收入阶层，虽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加上未来各种不确定因素强化了人们的防守心理和忧患意识，储蓄倾向增强，从而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和潜在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倾向表现出递减的趋势。 1.2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发展，进而影响村域经济的发展。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劳动力状况严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差距的拉大使教育投资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收入差距下的地区和低收入者无力支付人力资本投资,他们面临生存问题的困扰，政府、个人或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十分有限，很多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1.3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即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或者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和提高资源使用率，首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的投入不足。可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大部分农村经济实力薄弱，政府的投入难以满足需求，农民经济条件差，在应付了子女入学、生病就医和人情来往之后，基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农村富裕地区及高收入阶层人员仅仅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承担生产环节和储运、加工技术等环节的全面投资。农业投入不足，农村产业化启动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与此相应，农业的科技含量低及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只能以传统的方式和经验应付日常的农田耕作，粗放经营，就会倾向于以损害自然资源的方式来获取收入，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由于贫困，低收入者迫于生活和生存的压力将会过度开发利用森林、耕地、草原、海洋、江河、矿藏等自然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我国农业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难以实现。 1.4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短短的二、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先后经历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收入差距扩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会形成强烈的反差，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人们与周围参照群体比较后容易产生利益受到剥夺的感觉，人们的心理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导致的仇富心理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收入与在乡务农的农民收入差距非常明显，随着这一差距的不断扩大，很多农民放弃田间耕种，进城打工，这种现象会引发盲目的劳动力流动，国家的许多政策，如计划生育、卫生防疫、工商税收、义务教育等政策，在这一批人中根本就无法落实，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许多农民本来就对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极为不满，这会使他们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而，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政局稳定的一大阻力。 1.5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价值观畸变。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存在以及将继续扩大的态势，使相当部分的农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美好的构想产生了怀疑，对党的思想教育持抵触甚至鄙视，对国家政策及基层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加上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不良思潮的冲击,许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片面追求个人收入，把提高收入当成奋斗目标，认为“只要有钱有利，管它主义不主义”“,理想是空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空的，大捞实的”。有不少农民赞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认为只要能给我带来经济实惠的就支持，近年来许多农村选举中的贿选事件正是表现之一。在实现价值的手段上，有一些农民认为“讲了良心赚不了钱”“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盲目追求金钱效益而不择手段，我国80年代以来在农村形成了包括宗族势力、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一些地方恶势力等等就是农民价值观畸变的反映。这些对社会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是阻断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会使中国无法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 2.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几点思考 2.1抓教育培训，解决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问题。要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达到村村都有科技致富带头人，户户都有科技明白人。要真正办好农业科技示范园，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龙头作用，增强高收入户对身边的农户的辐射作用，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的农民致富新格局。 2.2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虽然近三年中央都出台了利于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并对农民进行了现金补贴。但靠吃“财政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活现状，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培育、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各类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投资力度有所加大，但相对城市而言，规模较小，由农民承担了不少不应承担的负担。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民生产成本，这样，农民自己的投入大大减少，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 2.4完善农村扶贫政策和措施。政府必须发挥社会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就要大幅增加农村低收入户的收入，特别是增加扶贫重点县农民的收入，加大扶贫力度。继续遵循造血型扶贫的扶贫重点，主要是提高贫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使他们真正走出贫困。其次，逐步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整村推进的基础上，应更多地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逐步实现由瞄准区域扶贫目标向瞄准群体扶贫目标的转变。再次，在农村逐步探索向高收入者征税的有效方式。发挥税收调节分配功能，在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对于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来源的高收入者进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并从制度上确保在农村征缴的税收全部用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事业。这样，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又能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通过该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让农村居民分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不仅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总之，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会给我国农村以至于全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问题。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思考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虽然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非常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金融债务危机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有经济“崩盘”的危险。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稳步增长，引导世界经济朝着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迅跑。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呢？一句话，就是因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奢侈生活而又大搞所谓的资本投机经济，因而造成政府债务沉重，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则注重创造创新的实体经济，强调马克思“剩余价值”理念，所以经济稳步增长。笔者现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做一些解读。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无论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亚洲世纪”，有一件事很明显：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移。如今，中国正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且发挥着经济领头龙的作用，引导世界经济爬出泥潭一路前行。 （一）务实的经济政策，蓬勃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党掌握了经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体会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大冲击，锻炼了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把握航向，搏击风浪的能力。因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运用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务实的经济政策，使经济依然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GDP收入突破10万亿大关，经济增长率为9.8%，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GDP贡献率为4.5%，对中国经济贡献率为16.7%。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储流资金（储备和流动资金含境外流入资金）保守估计也在400万亿以上，全国国控经济总量47万多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是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和后发优势的基本保证和巨大动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的9.6%，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以当前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年平均人均收入为4,400美元，已经成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之最。另美国尚欠中国3万多亿美元，这样中国总储备量为6万多亿美元，也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中国具有继续强劲增长30年的潜力。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开发完毕，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开发潜力很大；二是资金、人才技术优势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发展后劲显著；三是“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方针刚刚起步；四是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还待进一步加快；五是中国把握好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中西部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即使开发了，改革开放的纵度、深度仍然不够，效益不佳，低碳节能的科技含量还不高，处于低、初级的工业化水平，更大的经济效益尚未量化，还有待更深层次的开发和深化。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央就提出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决策，这一条条令人鼓舞的英明决策，到了今天似乎变成了“纸上谈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没听到大西北开发的惊天战鼓；没有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果；没有触摸到中部地区崛起时嘭嘭跳动的脉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中西部人民改革开放的勃勃雄心和前进的坚定步伐。因此，国家应加大开发大西北的力度，要拿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十万大军进西北”的宏伟气势，疏通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开辟大西北几条大通道，便捷边疆人民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引导中东部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向大西北流动，迅速带动大西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应给予大西北人民群众各种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帮助青海、新疆等区域的实体企业做大做强。这样，大西北就能像东部沿海一样，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国家要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体制改革。例如企业整合，做到强强联手；调整结构，合理建设重工业基地，上下游协调搭配；人才、技术、资金跨区域联合，利用江苏、浙江等地人才和资金的优势，进行跨行业、跨区域的自由调节，搭配组合，将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再一个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问题。中部地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思想保守，容易满足，错误地认为有吃、有穿、有房住这些简单条件能够满足就足够了。因而一旦满足，便不思进取，认为已是“很幸福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一天，他们觉得向国家纳税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闲暇之时出门旅游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这就说明，他们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到那个时候，中部地区才算真的实现了崛起。笔者做了一个比较，比如江苏和安徽两个相邻的省，江苏除了地理位置上优越于安徽，东濒黄海，上接大都市上海，并没有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况且江苏资源奇缺，人口众多，面积较小，是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一句话，靠人。江苏人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江苏的GDP是安徽的二十多倍。而安徽资源丰富（有煤、铜、铁、等矿产资源），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善良纯朴，面积是江苏的1.5倍，可是安徽的经济增长始终赶不上江苏，为何？同样也是一句话，是人。安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思想保守，安平乐道地过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没能赶上和超过江苏。因此，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的人民群众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改革创新，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国家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二）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经济 发展后劲强势显著。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表现在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物价上涨压力仍在增大，经济下降趋势仍然存在这“两涨一降”，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在2011年12月14日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制订2012年国内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并且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所谓“稳中求进”，“稳”就是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实惠，这是“进”。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2012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经济发展调整结构，扩内需，惠民生等重大举措。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开拓资金、人才和技术流通渠道。可以说，我们国内并不缺资金，前文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国控总量为47万亿人民币，民间流动和储蓄资金达到400万亿左右。党和政府应想方设法调动和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比如实行国替民办战略等。总之要大胆地改革创新，灵活运用和调动民间资本。比如，中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乡（镇），经济长年不得翻身，人民群众还是极度贫困，针对有的干部怕苦畏难，不思进取，个别领导不作为的现象，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整改。考核整个班子，当留则留，当走则走。工资在任期内发70%，停职修养（学习、深造），GDP和人均收入要做到递进增发，这样大胆地实行几任，看看是否能使资金、人才和技术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就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多一点尝试。通过这样大胆改革创新，让人才、技术和资金得到最大的开发利用，做到“物尽其能，人尽其才，钱尽其利”的良性循环。 （三）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这里的“走出去”，是指带资金、带项目、带目的到海外创办企业，开办分公司，也应当在国内纳税。这种“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内企业的海外延伸，既能开拓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又能获得宝贵经验,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当然，最根本还是为了引进资金，使祖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再创佳绩。据报道，目前国内有一种不好的状况，一些富豪携款到国外定居，有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还有的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每年有数千亿美元甚至于近万亿美元流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绝不能让一些心术不正、为富不仁的人，利用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发不义之财，又将不义之财带走外逃，去过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洗钱”。笔者在这里大声呼吁：党和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打开“外跑”富豪的行装，看看所带走的款项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勤劳致富，还是为富不仁。是勤劳致富可走可留，假若是为富不仁的拆白党（骗吃、骗玩、骗财、骗色），一定不能放任自由，要追根寻源，必要时要“冻结”资金，不予放行。我们不能提倡这样的“走出去”，这样的“走出去”会拖垮我国的经济，因为他们到国外不是为了赚钱获利，而是为了享受、挥霍。其次关于“引进来”的问题，引进来是指将国外的先进科技人才和领先的管理理念引进来。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有选择的不破坏国内经济环境的招引科技人才和项目资金。就目前形势看，我国的引进来战略不尽人意，特别是自愿走进来的项目。比如中国的零售业：沃尔玛超市每年有大量钞票揣进外国人的腰包。沃尔玛超市将中国国内的廉价产品高价卖给中国的老百姓。有时还使用价格欺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愚弄和欺骗中国消费者，这是很不道德的。这种商家如果在印度早被勒令退出市场。况且，印度的国内零售业是不准外国人染指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印度人不愿将稳赚不赔的超市这个金饭碗让别人抢走，影响本国零售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请进来，是指那些科技含量很高的“稳、难、长”的项目，能帮助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更深入更彻底的引领国际的先进项目，比如“急”，能否引进几条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以解我国油气之急。“难”，能否引进开发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开发治理和绿化项目。“长”，能否引进一个大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带足够资金来中国开发实体企业，五十年不撤资。到目前为止，这些“急”、“难”、“长”的开发项目都还没有请来海外商贾。也许有人会觉得很不现实，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并没有请进真正的外国巨商。况且国人没敢把这些“急”、“难”、“长”的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将“走出去，引进来”落到实处，还停留在表象上，只能说“好走则走，易请则请”。在“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上，国人应当动番心思，要有打扮漂亮女儿出阁的走出去精神，要有“摆开八仙桌，全凭嘴一张”的阿庆嫂的请进来精神，真正请进巨商良贾来中国投资创业发展，带动我国经济持久良性循环增长。要有秩序有选择地安排落实“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有关事项。 （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加快 俗话说“十农不如一工，十工不如一商，十商不如一科”也可以这样表述，就是说十个农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如一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十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又不如一个商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十个商人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不如一个科技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刻不容缓，要放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安排上。切不可口号式的瞎喊一通，要规划“三化”的时间表，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三化”建设上来，如能做到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又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这“三化”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那么这个地区就一定能够结出经济的丰硕成果。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所以经济实力很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就拿笔者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江苏盐城）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十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小城市，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化”的实践，现在市区人口超百万，年均GDP（财政收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倍（达500多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美元。如今，盐城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像一枝盛开在苏北平原艳丽的花朵，像一颗镶嵌在祖国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所以说，要想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就必须加快“三化”的速度，实现跨跃式发展，有眼光、有见地、有选择、有秩序地谋划发展，在今后二十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前面已讲述过：“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祥和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和方法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也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发展实惠，这就是“进”。 （一）当务之急乃是“稳增长，控物价” 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稳增长就是坚持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扩大内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果断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财政部门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贷币政策。笔者过去在文章里已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销售税（17%）太高了，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这极大损害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和发展，导致很大一部分企业很难做大做强。这一点党和政府应当高度关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税和出台各种针对实体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总量的合理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这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赋予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然方向不变，但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三农”工作，加强农产品供给和保障能力。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不动摇。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生产和建立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性通胀也下降了，国内宏观调控也已初见成效，这与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周期性也有关系。我们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农产品，而农产品涨幅则来自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威胁力主要在这方面。要消除这些压力，就必须做到，尽量消化各种成本，打击人为炒作，给消费者适当的副食品补贴，政府控制价格，严控输入性通胀。 （二）提高收入拉动内需，严控楼市泡沫 我们应当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牢牢把握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的根本。经济形势越复杂，保障和改善民生越重要，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是协调发展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宗旨，是让百姓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能动性。惠民生，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惠，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使他们活得更自信、更幸福、更有尊严。比如，加大民政制度的合理改革，提高烈士军属和革命残疾军人待遇，提高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关注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要让这些可怜的人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要帮扶和关注弱势群体，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让全民都享受养老、医保等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有这样，祖国和我们的身上才能落满世界人民的目光。我们的人民歌颂党的恩情，用这样撼天的情感爆发出的精神动力发展经济建设，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其次，我们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所谓的房价合理水平要从以下的三点来理解，一是老百姓买得起房子，这就是合理；二是跟相对的价格水平比，房价涨幅超过CPI（物质上涨因素）不大，和CPI差不多，这也是合理；三是吃皇粮的国家公务员和文教卫（事业单位）人员，每月的工资在当地城市都买不到1㎡的房子，这就是（简单核算断言）不合理。比如，一位教师月工资实得5,000元，而当地的房价7,000元/㎡，这个教师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难怪南京一位房地产大老板吼叫：“我们开发的房子不是卖给工薪阶层的”，言下之意只卖给大老板和富豪们的。还有龙岩“招租广告”的广告词：“温馨小套房，适合包二奶”，这些不负责任的广告，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长期以来，房地产势必会成为泡沫，这样的泡沫一旦形成，房产商掏空了银行的资金，而房子又卖不出去，势必走美国“两房”申请破产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老路。那样的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果就可能打水漂了。所以党和政府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是非常正确英明的，这样使得房地产这个“悬空经济”能安全地“软着落”。国家应继续执行房地产限购政策不变，防止房价反弹，坑害群众利益，严控银行的信贷风险，一旦出现房贷的呆帐、坏帐、死帐，资金不能回笼，则追究银行的刑事责任，保证银行资金安全获利，保障党和政府的“钱袋子”管好理好利用好，不出差错。综上所述，我们要认清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继续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完善和实施各种政策与举措，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载重航船，在世界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顺利前进。 国内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决择研究 1引言 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主权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5小结 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于国内和国外都是比较有利的，在支出转换政策上，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了人命币币值，有利于中国的廉价产品对装备制造大国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欧美各国的出口，使得世界经济能够良好的运转，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一蹶不振. 国内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布局与国内经济发展趋势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 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国内经济论文:人民币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变化 一、对当时日本经济的思考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为了缓解这种状况，美国开始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升值本币，日本首当其冲。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复了增长，日本政府却认为日本经济将面临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间，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为当时主要国家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时，提高利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直接挑破了经济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决策错误。 二、中日经济对比 今天中国的经济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经济体制不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有相互持股制、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制度已完全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已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些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防范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国内需求潜力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人了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城乡差距非常小，国内需求已趋于饱和。而目前，我国除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中西部、东部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当时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不易控制资本流入。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央行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快技术进步，有利于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主要现象就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在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利于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升值的挑战有首先，与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度大。2010年3月，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为25．13%(198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行业势必会受到打击。通过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作为中国出口主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仅仅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无法生存。其次，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下跌和热钱大量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过热。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增强对人民币再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目前，多种投机机构已进驻香港，寻找中国内地的投机机会。这种“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建议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体必然引发一个强势货币，即带来汇率升值。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颈。中国应早做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近性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升值。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要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早做预防，消化升值的压力。 2．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政府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政策选择方面，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德国央行坚决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最终汇率没有稳定，却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日德两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维护好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3．继续加强金融管制，实行账户开放需要逐步进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监管框架及风险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以免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这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遏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资本。 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在马克升值后，大力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尽量减少成本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5．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石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减小成员国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发挥在该区域中的影响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国内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探索 1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随着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关注度日益增加，它在各国发展经济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宝。 2区域经济与城市群 2．1区域经济与城市群的含义 所谓区域经济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资源的优化与科学整合，发挥不同城市各自地理或原材料等发展经济必要条件的优势，集中优势人才，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区域集团。发展的关键：（1）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战略支点作用；（2）充分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选择，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中部区域经济的联动、协调发展；（3）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所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特性，构筑中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支撑平台。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高密度的聚落；（2）一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枢纽；（3）拥有发达的网络结构；（4）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别是：（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2）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3）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4）英国大城市群；（5）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国东北部的“波士华”城市群和日本东海岸城市群最为典型。从涵义上看，建立城市群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二者的共同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2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6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3长三角发展区域经济建立城市群的优势 长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势头特别明显。2008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6城市GDP总计2．8万亿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到近五分之一，成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优良、创新能力突出的地区之一。 对照国际上五大城市群，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2）经济实力雄厚；（3）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4）交通网络发达；（5）以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城市；（6）专业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 4长江三角洲构建城市群的问题与劣势分析 4．1核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完善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不足与落后，上海金融中心虽已建立但还不成熟，在资金筹集、对外贸易领域，上海与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国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城市内部交通信息体系尚不发达，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组织。 4．2行政区划分，各区矛盾日益尖锐 地区之间各自为政，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16个城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再加上长期的条块分割管理，更助长了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干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4．3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收入，各地在发展经济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税大利高的产业上，再加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产业结构趋同使得各地区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更为严重的是会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的浪费。 4．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本区域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更加恶化了生态环境，使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4．5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用地结构不尽合理 近年来，由于经济迅猛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在用地上出现不尽如意的现象。江苏省每年用地总量达几十万亩，且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工业用地增加迅速，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粗放利用现象严重。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转用、征用后又得不到及时充分利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市建设中，不顾实际搞“大马路”“大广场”，使原本十分紧张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5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5．1把龙头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级城市上海举办2011年世博会的成功，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既要以现代化世界级城市标准来建设上海，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又要不断强化上海对外的辐射功能，因此未来上海发展应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除了充分发挥已有的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开放环境等优势，还要不断强化创新和服务功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个中心”。 5．2各地加强合作，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单靠一个城市将显得力不从心，合作则可以取得双赢和多赢，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1＝2”，而是一个发挥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过程。 5．3加强重点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硬件，应该在充分发挥长江内河航道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运输，建成合理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创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发长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第二，加强一系列高速公路、铁路和大桥的建设。 5．4强化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群落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整合。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5．5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6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职能改革是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上述建议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应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6结语 发展中国经济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而长江角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收益最大，地理位置资源优越的宝地，必将担负起壮大中国经济的使命，上文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与劣势，很鲜明的指出了今后需加强与发展的方面，通过更加科学的发挥比较优势，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最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完成建立世界城市群的宏伟目标。 国内经济论文:热钱流入对国内经济影响与策略 一、热钱的概念和特征 国际游资,又称热钱(HotMoney),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被定义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或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收益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游资”。Evenson(1994)认为:“热钱是其持有者迅速地从一种投资形式转换为另一种投资形式,以取得国际汇率变化的好处,或获得投资的短期高收益为目的的货币”。[1]Lindert Kindleberger(1995)将国际资本流动按投资者的动机分为贸易性、金融性、保值性和投机性四大类,其中投机性短期资本常被称为热钱。[2]JagdishHanda(2000)将热钱定义为:“在国家之间流动的、对汇率的预期变化、利率的波动、或安全和可兑换性安排极为敏感的资金”。[3]这就从更大范围定义了热钱,而且强调了热钱的最重要的特征:高度流动性和高度敏感性。《中华金融辞库》将国际游资界定为,“国际短期资本市场中那些高度流通、期限较短、追逐高利的投资资金”。笔者认为,“热钱”是国(境)外根据其预期收益而流动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是在金融市场上对各种经济、金融信息极为敏感的,以高收益为目的但同时承担高风险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短期投机资金。它们主要采取短期投机的方式快速进出中国境内以逐利。概括起来,热钱具有投机性、高收益性、高灵敏性、高流动性、短期性、高风险性和高破坏性等七个特点。这几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于热钱从进入到撤离的整个过程中。 热钱寻找投机的目标地区一般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目标地区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有足够的财富,以保证进入后有利可图;二是目标地区有可炒作的对象,包括房地产和股票等;三是目标地区货币升值,并且升值预期将会持续;四是目标地区货币利率相对其他地区更高,并且有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可以合理地判断,热钱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目标地区会首选经济预期率先复苏的国家和地区。 二、热钱流入中国的动机和方式 (一)热钱进入中国的动机 图1　2005—20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 人民币预期汇率与名义汇率偏离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过快上涨,形成了较大的“套汇”和“套价”空间,进而使“套汇”和“套价”成为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的重要动机。王世华、何帆(2007)认为人民币预期升值率的变动是热钱流入的决定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国内外利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率都会影响热钱流动。从影响力大小来分析,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变动更为重要。[4](12-19)当前人民币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7011元,比2009年年末升值1271个基点,升值幅度为1•90%;汇改以来至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3•51%(见图1)。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价格信号及其国际传导效应逐渐增强,当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时,会诱发热钱流入中国以实现“套利”。热钱在中国的收益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和利率加总,即包括人民币升值后的汇兑收益和利息收益。当前人民币一年期的利率为2•50%,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因此热钱即使什么也不做,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也很高(见图2)。 (二)热钱进入中国的方式 通过对近100个地下钱庄的访谈和问卷研究,本文把国(境)外热钱流动渠道进行汇总和梳理后发现,热钱跨境流动的途径共有近百种,具有代表性的有:(1)贸易途径,包括: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假出口贸易、提前预收出口货款等;(2)外商投资途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外商投资企业少报盈利、外商直接投资、外方向外资企业垫付、短期外债等;(3)金融机构业务转移途径,包括:业务项目内转移资金、国(境)外借款国(境)内还、国(境)内投保国(境)外获取受益等;(4)资本项目下其他渠道,包括:借贷资本、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方式套取人民币资金、人民币掉期业务、货币互换等;(5)出入境私带途径,包括:出入境双牌车私带现金、渔船夹带、货运船夹带、个人出入境夹带等;(6)服务贸易转移途径,包括:金融保险、运输、建筑、旅游、咨询、广告等;(7)非贸易项目途径,包括:个人外汇、非居民结售汇;(8)企业转移资金途径,包括:在关联企业中转移定价、为国(境)内企业垫付、为国(境)内企业的融资和贷款提供国(境)外担保、高报国(境)外盈利等。 三、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热钱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大量研究短期资本流动的文献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是热钱潜入后的主要去处之一,由于热钱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标杆效应”,民间资金在其影响下,纷纷跟风入市,从而导致股价的持续攀升,资产价格的持续升温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会吸引更多热钱,势必又将股价进一步推高。由此会形成热钱、房价与股价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并呈现出螺旋上升态势(刘莉亚,2008)。[5]根据传统算法,2009年10月份以来,热钱的表现与上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1;与深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4。本文根据地下钱庄法所估计的热钱走势与传统计算法大致相同,但热钱走势与股价走势的相关性稍微有所增强,尽管这种强度并不明显。这种相关性在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在不断加强,而且其走势几乎完全一致,说明近期股市价格上涨与热钱进入关系很大(见图3)。 (二)热钱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2000年以前,中国的房产市场一直比较平静,2000年房地产完成投资额仅为4984•1亿元,然而,从2003年开始,特别是2006年以后,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各大城市房产价格也大幅度上升。2009年全国完成房地产投资额为36241•81亿元,同比增长16%(见图4)。而2010年2—10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8069•52亿元,同比增长36•51%(图5);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6%;房地产的高利润,使得国(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后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收益率,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年收益率可达20%—50%,远远高于美国房地产投资的平均年收益率6%—7%,或日本的4%左右(黎友焕,2008)。热钱致使楼市价格虚高,扭曲了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带动了二、三线城市楼市价格连锁性的提高,使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明显的“效用失真”问题,一旦泡沫破裂,热钱便会抽离,从而导致房地产行业的危机甚至是国家金融危机。 (三)热钱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热钱的流入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促使流动性过剩。PrasadEandWei(2005)认为中国从2001年起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主要源于国外的套利资本,而不是FDI和经常账户的盈余,而且这些套利资本对人民币的汇率产生了很大的升值压力。[6]截止2010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见图6)。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必然会使得外汇占款增加。中央银行在被动接收外汇的同时,又被动向市场投放人民币,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9•6万亿元,同比增长19•0%;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4•4万亿元,同比增长20•9%,M1增速仍持续高于M2增速(见图7)。这实际上是一种被迫发行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热钱流入还会降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国(境)外热钱流动方向与货币政策方向和目标往往不一致。当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国(境)外热钱会大量涌入,迫使其被动增加货币投放,抵消了相关货币政策的效应。而当中央银行采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的政策时,国(境)热钱又会转换成外币迅速撤离,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操作效应减弱,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成效。 (四)热钱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热钱加速流入会造成一国宏观经济失衡,形成资产泡沫;而热钱的迅速出逃,又会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恐慌模型揭示了金融恐慌与羊群效应是货币危机产生和加深的重要原因,这已经被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验证。Mckinnon Pill(1998)认为;大量资本流入将导致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症”,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胀压力;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使得资本过度流入并容易产生逆转风险,进而引发金融动荡。[7](1276-1282)对于大量涌入中国的国(境)外热钱来说,将来一旦人民币升值幅度降低,且美国克服了次贷危机并开始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或热钱在获取超额利润达到投机目的后,都有可能会迅速撤走,这将会刺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并通过负财富效应与托宾Q效应作用于实体经济。 四、中国应对境外热钱异常流动的对策思路 面对大规模的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如果中国政府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性措施,不但可以提升政府的信誉,而且可以有效控制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的集中外逃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有鉴于此,中国唯有进行多种政策协调,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一,在防治热钱的思路上,本文认为既要“堵”更要“疏”,甚至是“堵”不如“疏”。一方面是放眼全世界,看到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能有效的完全防止热钱的异常流动;另一方面是认识到热钱的异常流动有其固有的市场需求,没办法完全堵住热钱的流动。要加大热钱的疏导力度,把过去的某些地下活动引导到公开化的道路上来。比如,要加快本外币兑换的力度改革,把过去地下钱庄偷偷摸摸的兑换行为转化为市场公开行为,甚至可以把从事地下兑换行为的企业批准转化为合法的本外币兑换公司,从法律、法规上进行规范,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从经营行为上进行监管。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机制,减少热钱套汇和套利的空间。依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政府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汇率之间面临无法“三全其美”的内在矛盾。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应坚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就显得非常必要。只要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区间,国(境)外热钱就无法获得足够回报,必然要分化,涌入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同时,要提高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水平,强化市场利率的杠杆效应,疏导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挤压热钱的“套利”空间,使得短期热钱被控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 第三,加强热钱流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在当前中国外汇管制条件下,监测系统不仅能够监测热钱流入的真实性,而且能够监测热钱的异动。应在完善中国国际收支管理系统和提高系统兼容性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境)外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统计监测分析机制,在热钱流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对大额可疑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测,最终形成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 国内经济论文:欧元贬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危机及应对措施 欧债危机从2010年爆发以来，导致了欧元大幅贬值，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欧元贬值引发了人民币被动升值。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突破了20%的关口。由于盯住美元汇率政策的实行，人民币也不得不对美元进行大幅升值。由此，中国经济受到广泛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和有效应对。 一、欧元贬值的成因 为了清晰而准确地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弄清欧元贬值的成因。从其演进路径看，欧元贬值的主要成因有三个方面： （一）蔓延的债务危机 欧元贬值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的蔓延。面对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欧元区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大幅削减财政赤字作为首要的经济工作，这就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时至今日，欧元区的经济前景仍然堪忧。受欧元区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及其预期恶化的影响，欧元贬值是必然的结果。 （二）低效的政策协调 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将治理通货膨胀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欧元区各国不得不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由于让渡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自主权，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欧元区成员国都偏重于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其结果是破坏了《稳定增长公约》所要求的财政纪律，债务危机成为欧元区的突出问题。利益博弈机制使得欧元区现有的政策协调框架难以解决主权国家的长期融资风险。于是，欧元贬值便成为反映和调节欧元区经济竞争力下滑的客观选择。 （三）投机的资本冲击 欧元贬值与国际资本流动及其投机性冲击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债务危机的蔓延以及金融市场效率的相对低下，欧元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日益减少，美元的避险功能越来越被国际资本所看重。从2009年年底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减持欧元资产成为许多国家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共同资产管理思路。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也纷纷调整了理财思路，他们在做多债务违约掉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建立欧元看跌头寸，并将欧元掉期金融产品卖给希望以对冲国债风险的金融机构。市场需求的大幅下降，促使欧元大幅下跌。 二、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使欧元贬值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作为制定相关有效政策的理论前提，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迫切性。 （一）降低中国对欧出口 欧元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中国对欧出口自然下降。根据相关的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中欧贸易总额突破了5578亿美元，而中国对欧出口仅为2726.4亿美元，仅为中国出口总额的18.6%。据专家测算，今后中国对欧出口的增幅可能还会减少4%至5%。 （二）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2010年至今，欧元贬值已促使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超过了15%。因为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随着美元指数的上升而上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结果，2011年9月到12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16.8升至119.3。欧元的贬值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对全球贸易平衡产生不利影响。而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出现缓解的趋势，则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就无法消除。 （三）降低对欧投资效益 欧元贬值降低了我国对欧固定资本投资效益。据统计，由于欧元贬值，2011年我国制造业资本对欧盟投资平均收益率大幅减至4%，而欧元对人民币的累积贬值率已经超过5%，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对欧投资资产的贬值阻碍了资本的顺利回流，而且增加了对欧投资的竞争力底线。 （四）扰乱经济安全 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驱动国际热钱涌入我国众多经济领域，给我国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热钱已将稳定的中国资本市场作为重点投资目的地，近年来我国各类物价指数的持续上升与国际热钱的冲击不无关系。 三、对策建议 鉴于欧元贬值对我国经济的诸多影响，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拓展资产形式树立正确的外汇储备管理理念是应对欧元贬值影响的内在要求。拓展外汇储备资产形式，有利于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综合目标。中国应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策略，适度增加流动性强、市场评价较高的债权形式。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如果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导致美国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无法解决，就会减少美元资产价值。因此，中国应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切实增强抵御潜在金融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二）发展货币汇率期权业务 欧元贬值带来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如何规避汇率风险是我国投资机构和出口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应该借鉴金融业发达国家的做法，不断丰富国际货币汇率期权业务品种。笔者建议适当增加汇率期权业务品种，降低其操作价格，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场需求方的关注度，以规避汇率波动所引起的经济风险。 （三）加快企业转型 欧元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削弱了我国对欧出口的竞争力。对此，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应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加快转型的步伐，切实转变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出口结构，不断提高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使生产模式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而降低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同时，出口导向型企业应实现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为此，应适度投资相关度较少的不同行业，减少产业风险。 （四）抑制热钱冲击 面对热钱的投机性冲击，我国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应提高财政政策以及其他调控手段的弹性。笔者建议应逐步促使宏观经济政策回到常态，具体地说就是逐步弱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功能，进而减少热线冲击所带来的非理性物价上涨。在2012年我国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应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与数量型工具减少货币流动性。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提高外汇统计的公开度，增强市场防范风险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