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论文: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鲜话题 摘要 本文以2007年发生的重要事件为话题,并对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关键词 新闻传播 新鲜话题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消除“传媒歧视”的研究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 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 经济 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 现代 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 发展 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 政治 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 农村 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 关于三网融合的 发展 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 论坛 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 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 现代 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1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 “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2 此外,针对知识类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这年的讨论继续进行。有的文章系统回顾了“电视讲坛”节目的 发展 历程,在分析其生存状态时指出,此类节目的出现是由于它适应了公众精神慰藉的需要,宽松的环境与媒介技术为之提供了条件,但是,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 英文 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 历史 、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 新闻传播学论文:浅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现状 新闻传播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根据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选取了中国不同地域的高校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选取办法是:在东北地区选取了吉林大学,华北地区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地区选取了兰州大学,华东地区选取了复旦大学,华中地区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地区选取了中山大学,西南地区选取了四川大学。以国家985建设大学为主要选取对象,旨在研究质量高、具有一定实力的传播专业来做主要分析。 一、专业发展历史 所选取的这七所高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新闻传播类高校的发展现状,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上看,新闻传播学专业起步较早,许多是在中文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3年,许多院校纷纷调整建系,之后逐渐成立新闻学院。(见表1) 在这些院校中除了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在人文学部下属,其余六所院校以“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文学与新闻学院”作为院系名称,且属于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表明其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从所选取的院校来看,均为“985”重点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院校都有着悠久的新闻教育的历史积淀,均属于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学校。 二、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 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录》中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新世纪之初又增加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见表2) 三、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 高校恢复招生后,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个院系开设有新闻学硕士点。在新闻传播学硕士的培养阶段中,绝大多数的高校均有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不同院校设置了部分相同的研究方向,说明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在研究方法、基本理论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初步形成了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模式。 在发展基础好的高校里,现有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中开设的研究方向较为细致。其余高校则对各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细分,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硕士点中就有新媒体研究,传播实务研究中含有公共、出版和广告;兰州大学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开设了民族传播学,较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凭借其所处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了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研究方向。 从表3的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硕士专业招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教育依旧是以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说,应该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向实际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发展。 四、 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 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是从1984年开始的,至今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先招收第一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正式设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201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有15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见表4) 以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从现有博士培养点的区域分布上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高校分布不平衡,具体是分布在北京5个,武汉2个,上海2个,南京2个,广州、成都、厦门、杭州各1个。并且这些院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和武汉,全国尚有23个省(市、自治区)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仅仅以上述所列学校为例,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这也表明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研究方向中,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等传统基础研究方向仍是研究主流;媒介经营管理、新媒体和符号学等前沿性学科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其余院校则结合优质资源和地缘优势开设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如四川大学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为独有,华中科技大学在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置了网络新闻传播。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当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研究方向要细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是学术性为主,但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博士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专业素养深厚,专业技能娴熟的博士,即开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应逐步建立起来。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完善新闻传播教育的区域分布和改变新闻传播学培养模式都是未来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闻传播学论文: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新闻传播学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 世纪后半叶的 发展 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 科学 、甚至 自然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 现代 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 “女性主义”缘起 女性主义,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 英文 “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 世纪末的法国(法文为feminisme),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 政治 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开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 教育 的普及开辟了先河,并且使得15 世纪之后,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掀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789 年10 月,以梅力葛为首的一些女性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 历史 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女性主义运动自发轫以来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8 至19 世纪初期,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女性教育广泛展开,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 世纪中期。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反省传统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的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 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涉及到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女性组织大量涌现,女性研究风起云涌,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政治氛围,并凭借此次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此后,“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女性主义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为镜头透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并在这种透视中,通过批评和建构来承载和刷新各个领域。在当论的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 二 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1977 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杂志最早提及“性别与传播”这一话题。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 1978 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论文 集,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 在我国大陆,大多数学者认为,本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自20 世纪80 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但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传入 1995 年 2001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学者卜卫1995 年至2001 年间的研究成果。 三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由此,多数学者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将研究的关注点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媒介内容以及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 传者研究主要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以新闻工作者中的女性比例,以及获得决策权的女性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新闻传媒普遍性地由男性统治。同时,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受和男同事相同的特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 媒介内容研究主要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大部分是媒介中的性别模式研究或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基本上,能够表现出女性多样化的性格、观念和生活模式,反映女性参与社会 发展 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被刻板印象所“贬抑”的情况,有时甚至相当严重。 女性媒介接受研究,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这是批判受众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对受众习惯、趣味进行的应用研究,而是着重分析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型实践和快乐”(转引自《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李敏),其理论兴趣集中于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活动。因此,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多义解读及接收分析是研究中心。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显零碎,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类议题成果多出自文化研究学者之手,他们也常常采用文化研究的框架、概念及相关理论,承认并以受众触媒行为中的选择性为研究前提。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 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一起时,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问题是,由于过多关注受众的微观世界观,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研究未能审视更宽阔的社会语境。 四 结语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促进女性的发展,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 2006年12月7日至8日,来自大陆各主要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以及香港、英国、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知名专家共50余人,汇聚复旦大学,针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由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联合举办,旨在全面总结并反思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基本状况,并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讨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与未来规划。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 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介绍了申办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进展。据介绍,专业硕士以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人才为目标,目前我国已设有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律硕士、艺术硕士等针对不同职业的学位15类。调研发现:新闻传播业采编人员需要这种与职业教育联系紧密、以案例教学为主、以撰写研究报告方式修成学业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招生具有较大的潜力。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有利于满足新闻传播实践的需要和教育的拓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将金融、新闻传播、社会工作等硕士专业学位列入2007年的启动计划。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全球挑战 一、新媒体技术与新闻报道的互动 赵如涵:您最近撰写的《把关模式的转型》(Gatekeepingintransition)①是基于何种背景和观察的研究? 汉德雷克斯:把关理论是新闻学研究通用的、基础的范式与内容之一,新闻的本质与语境自此理论产生之初就在不断地被丰富,也产生了对把关理论的质疑: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吗?或者说它是否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应该被抛弃?而通过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将新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纳入其过程,它将更具解释性。在《把关模式的转型》一书中,我着重阐释了为什么把关理论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生态系统。这本书从组织、制度、社会视角探讨了21世纪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中把关理论的运用,并为未来的把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角度。 赵如涵:您的新书是对数字媒体中新闻实践与传播理论的再思考,提供给我们一幅新技术与新闻报道互动的图景。新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请问您认为这是否会给新闻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乃至危机? 汉德雷克斯:数字技术出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在瓦解与重构新闻生态,使得原有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新闻的特质和记者、媒体、用户、资源等都产生了剧烈变化。但是,认为这一切的改变使得传统媒体弗朗索瓦•汉德雷克斯赵如涵没有任何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范围内都在宣称电视会很快消失,但电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人们在随时随地可以观看网络电视时依然需要线性的电视?电视媒体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它依然很“活跃”。印刷媒体与纸质书籍在此种环境下也被认为会消失,但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不可否认,我们正在系统的、模型式转折的中心位置,但我们预测未来时仍需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只能期待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为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人们也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但这一切仍需冷静观察。 赵如涵:您认为技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新闻传播学是否需要与技术的发展契合? 汉德雷克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常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社会某一时期的发展可能会持续20年至50年,同样,我们的观察和研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多数社会科学更为本土化,知识积累的过程更为漫长。新闻与传播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无论人们如何“纠结”,自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美国报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因此,我认为对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需要持续观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媒介、现象等问题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契合现实问题、本土问题,同时置于宏观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 二、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各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赵如涵:您是2013-2014年国际传播学会(ICA)②的主席,当前国际会议的议题和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关新兴媒体技术的讨论是否在扩大及深化? 汉德雷克斯:传播学学者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一样,都在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必须要观察社会中的变革,进而对变革进行阐释,寻找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预测未来。因此,媒介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在短短几年中,一些与“传播与技术”议题相关的研究小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中与会者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信号是,在国际传播学会中出现的关键概念都与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契合。我认为,这也表明国际传播学会在研究新技术方面非常成功。 赵如涵:在中国已经出现了BAT③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在欧洲有相似的情况吗?您认为此类合作会产生何种影响? 汉德雷克斯:数字化经济的另一个悖论是:尽管在线商业在发展起步时期不需要巨额投入,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中产生,但我们依然要关注大型企业的资本集中。如果用户感觉疲惫或直接转移至其他媒介平台,大型企业将会逐步被瓦解。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但谷歌、亚马逊或者脸书网与此有巨大区别,因为他们足够庞大、富有,可以在竞争信号出现时就开始制定相关对策。如果一个新公司拥有某种新的概念,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核心资源,可以通过这种新概念去吸引、拓展更多的个人用户并逐步成长,这个公司终究可以获得成功。互联网巨头正在积累我们无尽的信息,定位市场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数字化“脚印”将被复杂算法来处理。尽管现在互联网巨头们目前效率有限,但他们越来越复杂并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可怕的是,许多人看起来并不在乎自己的隐私。没有人知道,在未来5年、10年或50年,互联网巨头们会生产出何种产品。欧洲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政策的制定者和法院正在试图为“数据巨人”制定更多的限制,但这在全球经济的语境中困难重重。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趋势 赵如涵: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 汉德雷克斯:虽然我对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有一定了解,但要对国际范围内的传媒教育趋势进行判断,依然困难重重。因为学界不仅对技术的变革格外关注,对变革的结果也充满期待。例如在新闻学教育中,学生需要掌握多种能力,如应对频道多样化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熟悉多重表达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醒学生,对新闻快速生产带来弊端的增多保持警惕。也就是说,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教育不仅需要增加对各种能力的训练,同时也需要增加对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新思考。另一个趋势是全球化使得产业与专业的要求达到新的平衡点,我们的学院教育需要跟上产业需求,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学生面对就业市场,但必须要坚持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和重要的理念。 赵如涵:中国许多高校逐步开设了“大数据新闻”“新媒体”等创新课程,以此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变迁,对此,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经验? 汉德雷克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需要反应迅速,不断接受语境的改变。但同时,特别是在高校,我们必须对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疏漏、错误保持高度警惕。此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被认为“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判断这类“重要”的事本身的性质,是否存在基础理论方面的错误。如果是,我们必须放弃,这也是学术研究显现其价值的地方,我们将运用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论的研究,决定我们是否要跟随“流行”。当下,数字技术是媒介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错误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专家和工业领袖试图就有关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说服世界,这种议题通常主要应对短期存活的流行趋势和试图自我满足的需要,偶尔能获得成功,偶尔不能。如果高校对快速的改变过于好奇,就存在成为“流行”追随者的危险,也有可能被特殊的、新的教育结构“反制”。“数据新闻”是“大数据”在新闻领域应用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其应用者宣称在未来将成为新闻记者“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由此获得了许多关注。但是,是否需要为此改变我们已成体系的、成熟的新闻教学方式,还值得持续观察。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特殊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但我们不应将其强置于必修课程,因为学生有权利选择是否需要成为数据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高级统计学、数据可视化等技能。 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色及与欧洲的异同 赵如涵: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客座教授与中国高校开展了多种合作,在您看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与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差异? 汉德雷克斯:不同国家的新闻与传播科学以及与此领域相关的实践,具有共通性及多样化特征。其共通性体现在:传播的社会实践、新闻的角色以及新兴媒体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本身和学术研究超越了国家边界,被全球学者们关注、分享,特别是学术期刊、书籍与国际会议,都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中许多问题是国际共有、共通的。但是,现实中的传播实践和许多理论也需要在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思考问题,将理论发展与结论的探究置于全球、本地双重语境中,这也是极为必要的。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在全球新闻与传播科学建设中显得非比寻常又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防止自己陷入一种偏见,即每一个地区都过度依赖自身特点因而彼此隔离。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大国,发展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新闻传播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推动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基础教学等方面,也应该广泛参考世界的标准和共识。 赵如涵: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您觉得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与学生有何种特质? 汉德雷克斯:在全球旅行中,我遇到的学生与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使用英语和法语,这使得我能够与以非法语及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部分人进行互动,并产生一些印象,这非常重要。例如,那些使用英文进行沟通的人想必具有一定国际化导向的思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跨文化传播的执行者角色。我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同仁们植根于中国本土语境、媒介与传播本质的研究,以及积极参与当下国际竞争的积极姿态颇有感触。我认为,他们正在国际标准与中国特殊语境之间寻求一种可被认可的健康平衡。我来自一个小国家,我的国家本身分化为两个语言文化区域,因此对我来说,学术生涯中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形成、必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机会与之互动的同仁与学生依然是中国的小部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学生都仅是整个中国的小部分。因此不得不说,我对他人知之甚少。但是,与中国的学界同仁、学生沟通交流,使我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可供研究的中国本土案例。 作者:弗朗索瓦·汉德雷克斯,赵如涵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 摘要: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是新闻传播学文本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对它们的真正含义却囫囵吞枣。本文拟通过比较新闻传播学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的差异和共融,让相关人员了解其定义、发展脉络和基本研究内容,同时也浅析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内容分析;话语分析;质化研究 一、定义与内涵的比较 内容分析法是对已有文本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涵盖书、杂志、报纸、报告、信件、音乐、图片等内容,是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考察过去而不受时空限制的研究方法。简单来说,话语分析是对话语进行探究和分析。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话语多被承载于文本中,因而话语分析也成为研究和分析文本的一种方法。从定义来看,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除研究对象外都有明显的差别。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一个广泛,一个具体;一个有明确意义,一个挖掘浅层含义。在新闻传播领域,学者会以发散性的视角看待这两种研究方法,借助话语分析对意义或内涵的解读,重新审视直接、表层、易得的显性内容,质化内容分析法成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从相斥到共生的产物。 二、历史脉络比较 纵观历史,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相斥与共生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内容分析起源于密码学、诠释学等能够研究海量历史文献、提取大型文本主题的工具性目的。早期的新闻传播学通过内容分析的实证调查来提取新闻媒介的宣传技巧和政治宣传,如学者利用内容分析法提出了“皮下注射论”“使用于满足”等经典的传播效果理论。话语分析从语言学研究逐步过渡为一门综合、独立的跨学科研究,在人文社科方面,表现出对语言中社会权利的关注,如巴赫金、福柯等人以社会学理论为出发点为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们逐渐对话语的产生、解释以及它们蕴含的社会结构关系产生了兴趣,因此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话语分析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表现出对话语和社会语境关系的了解和把控,反省话语背后的权利。从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它们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验学派注重实验和实证,强调量化的研究方法,对内容分析的应用可谓达到了极致。批判学派注重从宏观角度研究传播视野下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和传播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经验学派通过内容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解决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致力于寻求传播活动的自身规律,而批判学派则关心“为谁传播”,传播者和社会结构各要素的关系。因而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在学派之争上似乎具有天然的排斥关系。樊•迪克提出“新闻话语”后,新闻传播界的研究者们将目光转向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结合上,并提升了质化内容分析的地位。质化内容分析是通过系统的代码归类、识别主题和形态模式对文本数据内容进行理解和诠释的研究方法,它主要考察内容和文本的语境意义,超越单纯计数,极其关注语言和背后的意义。质化内容分析法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妥协与共融,也是话语分析技巧性的应用。在国内,新闻传播学者热衷于将定量和质化内容分析相结合,用以研究新闻文本的权利和意识形态问题。 三、研究过程比较 纵观整个研究过程,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共同点。首先,它们都需要完备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者而言,充分的文献材料可以提升理论触觉,还可以建构内容分析的类目和编码方案,选取内容分析对象,提供研究背景和研究理由。话语分析还需要文献开拓宏观视野,更好地了解象征性意义背后的隐喻,熟悉文本中的未尽之言。其次,理论的选取也异常重要。对内容分析而言,以经验性证据研究理论、验证原理论衍生出的具体文本或所关注的研究假设,或将理论作为研究信息的基本逻辑依据是其最重要的作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内容更为单一,作用既有逻辑依据,如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巴尔特为代表的符号内涵结构分析;以巴尔金、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权利和意识形态理论。再次,提出问题和假设。在内容分析者看来,无论是纯理论性问题还是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都可以转化成具体的经验性的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这可以称之为经验问题——根据我们研究时所知道的情况来描述世界本来存在的面貌。话语分析更侧重于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价值问题所提出的询问关系到对事物的评价,也即判断某个对象、某种情景或者行为是好是正确还是错误等。这类问题关心的是世界应该怎样,而不一定是它现实中的存在。最后,在数据的选择和使用上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内容分析的数据考察信息内容变量之间的关系,将信息内容数据与信息来源数据相结合,也就是说,内容分析的数据在选择和使用上都较为自由化和多元化。话语分析并不强调将传播的信息文本内容拆封为“零碎”的数据,反而更强调它的结构性、结构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结构的外部环境。梵•迪克提出的命题、宏观结构和超结构研究对新闻话语分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闻传播学中,尽管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由于社会予以新闻权利和力量,互联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新闻内容势必需要内容分析和话语的结合与交融。 作者:李萌萌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课程设计与管理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边缘性学科,其理论来源复杂,且就业面十分广泛,这为众多非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了明显的发展空间。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和就业特点出发,结合传播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探究了非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就业;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行业对人类的发展和日常生活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传播学的教育体系中,一流高校的实力强,资源丰富,发展环境有利;但对于基础较落后的中下层高校来说,却显得捉襟见肘。但是,也不是没有出路,我们应该从本学科的教学和就业特点出发,研究其人才培养的策略。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特点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文学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统称,专业方向的设置各高校不尽相同,一般有如下方向: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影视编导、媒介经营管理、文创产业管理等。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学科和教育特点 (1)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 新闻传播学是典型的边缘性学科,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控制论、哲学等多个学科,而且它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当今社会关于新闻和社会信息的几乎任何领域都可以被新闻传播学涉足。多理论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导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教学模式纷繁复杂,就连学科体系的归类也莫衷一是,有的国家将之归入社会学,有的国家和地区归入文学。 (2)新兴学科,缺乏积淀。 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的学科缺乏深厚、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积淀,从“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到日本大大弱化新闻学教育,转向倚重企业培训,都说明本学科教学的成就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另外,近年来由于传播学研究的根基不深,出现明显攀附、靠拢社会学的倾向。 (3)技术推动,实务领先。 新闻传播学有一个明显特点: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理论和科技的不断变革,实务的步伐很多时候超过理论的视线。因此,也形成了偏学校教育与偏业界教育的两条路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传统的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往往是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进行,即在媒体职场中开展新闻传媒人才的培养。因此,与我国高校普遍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不同,日本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情况并不多见。 (二)就业特点 (1)就业面广。 新闻传播学的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必然导致学生的就业面十分广泛,一般本专业对口工作有媒体、网络公司、广告公司、甲方企划部、营销传播公司、继续深造、从事理论或研究工作等等。这一特征是非一流高校快速发展的关键优势,多样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可以避开与一流高校的正面竞争,在独特的单一领域深耕细作。 (2)就业率高。 新闻传播学的就业率高,主要是由于当今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深入改革,在根本上刺激了市场和社会对本学科人才的需要。目前,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在我国方兴未艾,人才尚未饱和,加之应用范围广,因此就业状况良好,这也为此学科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实力薄弱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 实力薄弱高校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盲目照搬其他高端雄厚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自身特点,避开与强对手的正面交锋,突出特色,以求事半功倍。 (一)占领内容生产的制高点 媒介的发展推动着本学科的变革,新媒体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目前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纷纷开设新媒体教育和研究,对于非一流高校来说,应该避开这一浪潮,走“内容生产为王”的道路。主要原因是:新媒体之“新”是相对的,是技术层面的,不同的时期,新的概念不同,一位追“新”,不仅追不上,而且有本末倒置之嫌,丢失了思想和能力层面的根本。 (二)走特色人才路线 目前高校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出现很明显的同质化现象,这就难以避免竞争和浪费的产生。对于实力较弱的高校来说,就难以打开有利局面。因此,非一流高校应该依托优势学科和师资,找到独特、有利、可持续的定位,坚持特色培养之路。例如,在计算机技术较强的培养单位,可以以数字技术为切入,专注于培养大数据或数字媒体领域的高水平硕士。另外,财经、体育、政法类的高校可以借助自身专业院校的优势,培养独具特色的财经类、体育类、政法类新闻传播人才。 (三)根据学生志向,因材施教 学生是教育的主题,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应该尊重学生个人志愿,充分了解学生志愿,根据学生需要,进行专门化培养。当然,考虑到基础薄弱高校的师资力量,这种专门化并不是绝对的个人化,而是相对的类型化。例如,可以分成继续深造类、美术设计类、文案策划类、影视类等等,以导师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门化的人才培养。 (四)整合资源,跨专业创造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都将被更大程度地突破。因此,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以保证各个专业都具有更强的自身开放性与相互兼容性。[1]由于新闻传播学类是新兴学科,高学术水平人才缺乏,所以非一流高校师资力量不足。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整合资源,依托优势学科,打破学科之间的分隔,形成独特优势。例如,参加或承办全国有影响力的赛事、展览等活动,有效提高高校自身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教育质量。 作者:李敬虎 单位: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开始从“小新闻”转向“大传播”。“小新闻”是指传统的以新闻采写编评、经营管理等业务为主的新闻学教学。而“大传播”不再局限于“小新闻”的框架,也突破了传播学的受众、效果等研究领域,而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国家、世界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大传播时代。 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相互融合,新闻传播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个人掌握媒介技术的快捷,自媒体成为了时代的新宠;社会化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最具影响的新闻源。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到大传播时代。 1.新闻传播进入媒介融合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介发展就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合媒介”趋势,这种媒介被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是一场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和社会话语重组的媒介整合,这样一种整合带来了新闻业的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了五类变革:一是新闻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闻表达运用了多种媒介和互动技能来完成;二是新闻采集的融合,记者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对新闻进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闻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对新闻制作模式的改变;四是媒介间融合,指不同媒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内容和新闻资源共享;五是所有权融合,指不同类型的媒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其所有权可以融合为一家传媒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了大传播时代。 2.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被称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国新闻学会提出,指“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硅谷著名的IT专栏作家,《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默2004年出版了专著《自媒体》,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个人博客、网络聊天组、邮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闻。网络时代自媒体使新闻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联网使用自媒体的“你”。自媒体时代,社会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是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大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现在可以实时消息的全球观众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记者,新闻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通过配备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这些从读者转变而来的报道者将来自身边的消息转换为新闻,这一转变深刻揭示了我们消费新闻过程的改变。 3.新闻传播进入社会化时代 网络的基本特征是连接,而越来越持久和扩大的连接使网络社会化成为必然。特别是今天的Web2.0时代,互联网的重心正在转向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是网络社会覆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平台上,新闻传播的主角是用户,用户需要是新闻传播的起点和目标。同时,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内容生产与社交是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与新闻生产两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内容是连结人们关系的纽带。因此,不难理解,在争夺用户的竞争中,从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网络纷纷推出了新闻媒体产品。新闻服务成为保持用户黏性的竞争焦点。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最有影响的新闻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63%的用户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获取新闻,成逐年上升趋势,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新闻源,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社会化时代。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新闻传播从“小新闻”进入到“大传播”时代,随之带来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教学理念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发展日新月异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新闻传播学应从新兴媒介技术的掌握、增加社会科学课程和新媒体媒介素养三方面变革教学理念。 1.新兴媒介技术课程的拓展 媒体融合指的是不同类型的媒体的合作,包括手机和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媒体内容的数字化,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高速宽带连接和上网设备的扩散,正在改变新闻传播内容的和流通方式。传统媒体平台和产业结构,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当今社会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需要多种掌握新兴媒介技术,还需要培养在新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融合贯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维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还是自媒体的新闻传播,抑或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新闻,新兴的媒介技术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在美国,根据对美国15家顶级新闻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家新闻学院近十年来增加了大量的新媒体技术课程以适应新闻业变革,包括计算机编程、社交媒体新闻学、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以及新技术(如无人机、谷歌眼镜)应用等。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新媒体技术的教学往往落后于业界实践。从教学课程的设置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亟需建立较为完整和先进的新媒体技术课程,并且依据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优势课程。传统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权威性和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而新媒体吸引年轻受众,有更高层次的互动。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因此,贯通各种媒介的思维能力非常重要。当新闻发生时,能迅速判断,选择多种媒体手段进行报道。并能运用多种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动受众的新闻产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发关注。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建立跨媒体课程培养这种跨媒介的整合思维。 2.增加社会科学课程 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但归根结底,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在新闻传播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增加社会科学的课程,以应对新闻传播学的大传播时代。从历史的源流来看,传播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新闻学的采访构思等也遵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说,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联系紧密,譬如新闻媒体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还反过来曲解、改变,甚至挑战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在大传播时代变得日益复杂,数字媒介重构了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进了社会和世界,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增加社会理论的课程与实践,以廓清这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数字媒介社会中的媒介实践、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媒介与权力、媒介文化、媒介伦理与正义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会理论的支撑。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学科课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本科课程设置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会科学的内容,试图用社会理论课程教学启发学生发现与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任新闻学院院长时,也增设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课程。60年代,美国主流的新闻教育已经确立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和新闻专业技能融合的课程结构。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发轫于新闻学的创立,一开始是沿袭美国早期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社科素养,导致大量的新闻专业学生走上媒体岗位,难以胜任迅速变革的媒体格局。尽管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由新闻学拓展到新闻传播学,逐渐增加了社会学科的课程,但面对新闻传播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局面,学科的课程设置还应加大社会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的课程类别。 3.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早在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就给出了以上定义,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媒介素养理念,随之引发了教育界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关注,开始了对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引进和推介,大多数新闻传播学院的媒介素养课程还停留在介绍阶段。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生成、交流和消费的方式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媒体不再是单向传播,而是交流信息的平台;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还能成为自媒体的报道者传播者。新媒介素养的概念被提出来,指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的背景下,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构建更大、更好的社交网络,应掌握新的能力。无论是媒介素养还是新媒介素养,都是包括媒介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而这种素养的培育主要应依靠具备媒介素养专业教育的新闻传播学的高等院校,通过新媒介素养课程的设置,培养传媒业者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与运用能力,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数据处理,新媒体技术素养,网络社会中的新闻伦理等专业素养;通过社会培训,培养政府机构官员和社会组织人员对媒体角色和功能的认知,对媒体权利的保障,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与媒体及公众的交流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提供公开课程,影响公众,培育其媒介使用素养、信息生产能力、信息消费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闻传播学科的深刻变革,新闻传播学教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培养出与大传播时展相得益彰的新闻传播人才。 作者:柳溪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核心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论文:英语教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1.延展知识范畴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传播内容,在对英语教材进行讲解时,也要对相关的文化习俗、习语典故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进行讲解。大学英语教材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能够提高受传者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受传者的知识储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加强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认识,并将其知识进行延伸,使传播内容涉及范围变广,涉及题材增多,对受传者与传播者而言,这种情况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要让学生在英语知识的学习中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并且还要对课本的内容以及课时进行适当的增加,从而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以教材《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三单元为例,对ExtremeSports(极限运动)进行讲解时,可以在导入环节向学生讲解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极限运动,世界上最为出名的极限运动员,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的法国跑酷运动Parkour,并且向学生讲解这种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这项运动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自己的训练场地、屋顶、围墙、灯都可以成为跑酷运动员攀爬的对象。在对学生进行介绍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对极限运动风靡全球的原因进行相关讨论。再比如说,《大学英语》第四册中有一篇是关于Wedding(婚礼)的课文,在本篇课文中对美国人的婚礼进行了相关讨论,并且用“旧、新、借、蓝”四个字进行概括。其中,“旧”指新娘在结婚的时候头上所佩戴的白纱必须是母亲所用过的旧纱,以此表达父母的养育之恩;“新”指新娘的白色礼服是新买的,在表达纯洁的同时,也预示着新娘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借”指新娘手中所拿的手帕必须是从女性朋友家中借来的,以此表达朋友之间的友情;“蓝”指新娘肩上所披的绸缎必须是蓝色的,以此表达对爱人以及爱情的忠诚。根据上文相关范例,可以将传播内容进行范围化,不论是各种新闻传播媒介还是传统媒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文中的跑酷运动、美国婚礼,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而言,都是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该类传播内容在涉及新闻、媒介、传播学理论下,都展现了新闻传播的本质。除此之外,这种知识的延伸及扩充可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并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扩充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成绩。 2.完善传播媒介 在我国传统英语教学之中,教师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往往会利用声音、形体及语言进行讲解,这种讲解方式过于单调,无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以教材为基础,对学生进行课本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比较僵化。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课堂之上,正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才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教学方式,是集文本、图画、视频以及音频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促进了立体教学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整体效率。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将计算机技术与传播内容进行结合,将计算机技术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并在日益发展中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创新改革,并在结合诸多新闻媒介的影响下,提高其影响力。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借助相应的直观媒体,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充分、生动地展示,与此同时,该教学方式还能使学生全方位地感受到英语学习的真实环境以及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风情以及民俗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3.改进传播情景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一言堂”模式往往忽略课堂氛围的构建,在整个教学传播之中,生动愉快的课堂氛围必然会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从而更加自信,产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这种传播模式可以通过群体暗示以及自我暗示的方式进行,从而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从而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水平。在英国,英语课堂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交际教学法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认知水平的提高。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对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学生会做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然而教师并不提供所谓标准答案,而是利用思维启迪的方式启发学生内在的潜质。这种民主的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创新性发展。虽然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英国相关人员指出,只有营造比较宽松的课堂气氛,才能使学生的心情得到放松,思维更加活跃。因此,加强对传播情景的改进,使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传播学理念,将传播学本质特点、发展原则与传播情景进行结合,使传播情景在符合传播者、受教者的发展现状与适应能力中,从根本上带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氛围,使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能够在融合传播学理论中得到有效发展。 4.规范传播策略 所谓的文化便是“以文教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体现出国家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对文化的认可便是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便是对本民族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认可,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外来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传播学中的传播者、受教者是传播策略的主要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策略,才能使传播内容得到有效传播。另外,在传播学中,各种具有影响因素的条件都是提高传播策略的重要保证,将传播策略与传播条件进行有机结合,并使其在符合受教者与传播者的传播习惯中,改变传播策略,符合社会发展与传播理念。另外,传播策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方式有所不同,需跟随传播者的视角,体现出受教者的需求,尊重文化习俗,增进相互了解,避免产生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是不同的,只有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真正掌握语言,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龚韶华单位:呼伦贝尔学院公共外语学院
新闻法论文:中国新闻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内容提要]新闻法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自80年代中叶创议制定《新闻法》,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新闻法研究,至今专门的《新闻法》虽未出台,但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现行法律中已有许多调整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新闻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中国新闻法学研究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配合起草《新闻法》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新闻自由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对新闻法各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探讨。第二阶段重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特别就新闻权利同公民人格权利之间的平衡作了种种研讨,丰富了新闻侵权法。第三阶段为研究的深化和综合。已有数部概叙新闻法制框架的专著问世,说明中国新闻法制已有相当具体系统的内容。但现有专著尚属应用性著作,尚须继续进行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法学、新闻侵权法 新闻法学,是随着中国大陆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台湾地区,对新闻法的研究起步较早,据著录,早在公元50-60年代即有吕光、潘贤模著《中国新闻法概论》(王洪钧,1984:233;尤英夫,1997:416),近年则有李瞻撰著《新闻学原理》(1992)和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1992)、尤英夫撰著《新闻法论》(1987-1997)等,厥作甚宏,影响及于大陆。中国大陆则于80年代中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来着手研究新闻法的各种问题,至今不过十五年。 中国大陆学人认为:新闻法并不是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孙旭培等,1985:4;魏永征,1997:27;张西明,1998a:22)。国际上及台港称Media Law 或 Mass communication Law,在大陆尚鲜见使用。或谓研究新闻法,应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而有「新闻法学之名称(郑旷,1987:429;梁华、阿茵,1988;王强华,1993:6;鄢光让等,1996:676),或称「新闻法制学(曹瑞林,1998)。本文作者将新闻法学定义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一、伴随新闻立法而问世 中国大陆“”之乱,新闻媒介受祸尤烈。于是有新闻纳入法治之议。从1980年到1981年,就有新闻界、法律界名流张友渔、赵超构、李纯青、李子诵等从发展民主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着眼,先后通过媒介或者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主张(张宗厚:1982:223;1983:319-320;《新闻法通讯》:1984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认为是大陆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该所成立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0),收录了从1921年至1956年有关文件359篇,为研究大陆新闻法制的渊源,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该所人员还同外单位的人士一起翻译编辑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1),钱辛波等选编了《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钱辛波等,1984),为研究新闻法学作了资料准备。该所培养的新闻学硕士生,也有好几位以研究新闻法为方向,如孙旭培、张宗厚等人。受前辈专家新闻立法建议的启示,张宗厚发表《新闻也要立法》(1981),尔后又在《新闻学初探》一书中撰「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章(1982),在同陈祖声合写的《简明新闻学》中列有「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节(1983),是为有关新闻法的最早论作。 形成规模的对新闻法的研究是在1984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以后开始的。当时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双方抽人,在新闻研究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以商恺、孙旭培为正副主任(商退休后,孙为主任)。新闻法研究室于1984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它的任务被规定为从事新闻法的研究,在适当时候还将承担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新闻法通讯》,1984b)。作为我国大陆第一个新闻法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闻法研究室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除按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要求为起草《新闻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外,研究室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新闻法通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4月,共出版20余期,收录了新闻法学开创初期的一批论作和其他成果、资料,总字数70余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继《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之后,研究室又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7),两本书共收录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新闻法规30余件,对非成文法国家或没有专门新闻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新闻法制,也有专文编译介绍。研究室成员在研究过程中还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作,如孙旭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即收入《新闻自由论集》(中国新闻学会,1988)一书。 嗣后,研究队伍逐渐扩大。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该署职责,新闻法起草工作改由新闻出版署牵头,于1988年1月成立了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共有9家单位派人参加。奉新闻出版署之命,1988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与新闻出版署的起草组同时开展起草工作,草案报新闻出版署汇总。这个举措也许同1986年上海曾受委托起草过一份《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稿有关(陈沂,1993:249)。这又带动了一批人参加新闻法学的研究。如北京在1988年9月成立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聘请有关学者和新闻工作者30余人任研究员。在上海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研人员陆续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新闻法学研究主要配合起草新闻法开展,受到普遍关注,所以又带有群众性的特点。较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如:1985年1月和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深圳(约见香港新闻界人士)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新闻法通讯》,1985) 。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派员携《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到上海听取意见,上海新闻界讨论了三天(《新闻记者》,1989a) 。接着,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开辟「新闻立法笔谈专栏,专门对《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2月24日,新闻记者杂志社等单位又发起新闻立法报告会,有十位人士发表演讲,数百人冒雨参加(《新闻记者》,1989b) 。这类讨论虽然不属学术研究,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用的思想资料。 著名的三个《新闻法》文稿可视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综合性成果。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新闻法研究室的《新闻法「试拟稿》于1985年即已写出,后经修改,发表于1988年4月出版的《新闻法通讯》第20期上。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于1988年6月出初稿。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就。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初拿出来的「征求意见稿又在吸取另两个文稿和其他意见后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文稿虽然都没有成为法律的基础文本,但它们在新闻法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张西明,1998.9.3.;魏永征,1999b:1-8)。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主要有三: 首先,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关于新闻立法的基本原则,早在1980年冬,大陆新闻学、法学耋宿张友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提出新闻法应当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既要保障新闻自由,又不许滥用新闻自由(《新闻法通讯》,1984a)。此系大陆高层人士最早明确提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概念的公开言论,其「既保障又不许滥用(约束)的表述方式符合大陆普遍接受的「两点论,为后来有关新闻立法的论著所共循(张宗厚,1983:322;郑保卫,1990:188;刘建明,1991:259)。有所差异者,一部分人士侧重于强调保障新闻自由,以至提出「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的命题(孙旭培,1986) 。也有些人士提出新闻法应是限制新闻自由的(王中,1985),因为经过新闻法的限制,在限制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获得自由。第三种倾向则强调保障与约束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侧重何者,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不能绝对化(梁华、阿茵,198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对「新闻自由作了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即为孙旭培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本文以「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同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相区别,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进步性和局限性,苏联新闻模式的缺陷,以及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的构想,作者还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关规定为根据,论述了新闻法治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当时有关研究成果的综合结晶(孙旭培,1988)。 「新闻自由的概念,由于翻译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当时没有看到过(1),从而在共产党的文件里也没有作为正面概念出现过,研究者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地加以论述的。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在当时的三个新闻法文稿中都在《总纲》部分写上了「新闻自由的条款,并且在整个文稿中贯彻了「既保障又约束的原则(2)。尽管后来发生过有人利用「新闻自由的口号进行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活动的事端,引起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猛烈批判,从而一度形成对于「新闻自由的chilling effect。但人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以及有关行为的非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新闻学术界人士以至领导人士所接受,已是不争的事实(3)。 第二,对新闻法的各方面内容作了广泛探讨。除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诸如:知情权(right to know ,又译了解权)、名誉权(right of reputation)、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肖像权、诽谤(libel)、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System of punishment after the event)和预防制(System of prevention)、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obscene )物品、著作权(copyright,又称版权)等等,皆有专题文章涉及。特别是关于保护人身权各种权利的研究论述,据现有资料,新闻学界还要早于法学界。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法学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4)、《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等,都没有对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诽谤等概念作出解释。在许多民法教科书中也只是很简单地提到。而在《新闻法通讯》中,在1984年至1985年就相继发表了李祖兴的《论报纸批评与诽谤》和钟声的《新闻诽谤的法律规范和界限》等关于诽谤和名誉权的论文,在1986年初发表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和廖晓英的《新闻报道与个人隐私》等关于隐私权的论文,等等。陈力丹的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隐私权的见解作了详细的钩稽,阐发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报刊不应揭发个人的私事,但如果这项私事涉及社会生活,则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并且反对任意扩大私生活的范围等观点,同现代隐私权原则相合。至今大陆有关隐私权的专论,均以1890年美国学者S.D.Warren和L.D.Brandeis发表 为起点(王利明,1994:470;杨立新,1996:607;张新宝,1997:37),陈的论文则为隐私权理论起源提供了更早的线索,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与世隔绝,他们的见解自应有其来源。而法学界发表有关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等单篇论文要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4)。据张西明称:「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张西明,1998b) 同时,大陆学人尝试对新闻法原理作综合性的阐述,是为孙旭培、朱晓明、廖晓英合写的〈新闻法知识讲座〉(1985),共十五讲,涉及宪法权利、新闻批评、新闻诽谤、保密、禁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新闻机构的创办和管理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最初尝试。 第三,新闻法研究领域的争议得到全面展示。80年代中叶,大陆学坛十分活跃,众说纷纭。三个《新闻法》文稿就各有同异。据王强华当时透露,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草案同另两个草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个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点”。此外,还涉及建立诸如新闻评议委员会还是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新闻纠纷的不同设计(王强华,1988)。这类差异反映了新闻立法过程中各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本文不可能加以罗列,谨引用当时两篇综述以见一斑。其一,1988年3月,北京新闻学会开会研讨新闻法,归纳出四个“热点”问题:一、新闻自由;二、民营报纸;三、舆论监督要不要经过批准;四、新闻业的性质、作用,主要是宣传还是大众传播(力单,1988)。其二,1989年2月,在上海新闻立法报告会上参与起草新闻法的人士报告“起草有年,难点九条”:一、新闻法早出台还是晚出台;二、新闻法应立足现实还是理想的超前的;三、是否允许私人办报;四、新闻自由;五、新闻的功能;六、舆论监督;七、法律责任;八、新闻仲裁制度;九、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记者》,1989b)。这些争议对于立法工作成为障碍,以致《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但是对于新闻法学研究来说,则是指示了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提出了现实的研究课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究属初创阶段,今日回顾,幼稚和不足亦显然可见。本文作者概括为“四多于”:一、从政治理论层面的论证多于从法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例如新闻自由概念,前一种论证着重于新闻自由同社会制度之关系,以及对民主与法制、自由与责任、保障与约束等等范畴之探讨,这固然十分必要,然而用诸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则显得隔膜。「既保障又约束,虽为绝大多数所接受,而在不同场合在不同人士笔下甚至可能表达截然相反的意思。后一种研究要求把自由视为现实的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即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就需要对相关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该权利所承担的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二、就理念出发的思考多于对中国大陆新闻制度的实际现状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马恩列与新闻法制有关的论述作了系统的钩稽和梳理,同时对欧美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新闻法制情况作了大量的介绍,比起过去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撷取片言只语为我所用和对欧美事物一概排斥的学风,已有根本进步。然而上述内容对于本地而言究属理念的东西,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于本地,尚需对现状作详细的考察。三、采取演绎方法多于实证方法。四、对个别问题作短促突击式的论述多于对某个专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不足也许是研究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 二、从研究新闻侵权纠纷突破 90年代开始,新闻法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将注意力转向新闻侵权纠纷。自《民法通则》于1987年生效以来,新闻侵权纠纷骤然增多,成为新闻界乃至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新闻学界,有关的研究是从个案入手的。这也许同不同程度卷入纠纷的传媒拥有信息和发表意见的便利有一定关系。如大陆第一件新闻记者被诉犯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记者所在的《民主与法制》从1988年第8期起连续刊登反驳判决的文章达半年之久,为数达数十篇,另有一些报刊则刊登反反驳的文章(5)。在徐良(6)、陈佩斯(7)、李谷一(8)等人的名誉权案中,亦有类似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在法制建设早期,在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上尚缺乏规范,但在客观上正是结合个案对新闻诽谤罪或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有关问题作了分析探讨,留下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月刊从1989年起开设「新闻与法律专栏,几年内报道了许多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并加以评论。该所魏永征从1990年2月起在陕西《新闻知识》月刊连载《新闻官司面面谈》,每期一篇,一共登了20期,采用的也就是个案分析的方法,就案论法,每篇文章通过分析一至几个案例来论述某一法律问题。1993年,新闻出版署王瑞明、董伊薇和北京法院罗东川合作编写《无冕之王走上被告席》,共收入50个案例,逐一加以评析,有些论述颇见精辟(王瑞明等,1993) 。其他零星的「新闻官司个案分析在当时许多报刊特别是法制类报刊时有所见。个案分析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独到见解,但难以做到体系化,难以达到综合研究的深度。 个案分析逐步发展为从法理上对新闻侵权作综合的研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1991年、1993年和1996年举行的三次全国性的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1999) 。参加这三次会议的成员,兼容新闻界和法律界、理论界和实务界、领导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等方面,提交的论文和议题涉及新闻侵权纠纷从实体到程序的诸多内容。许多论文被后来有关新闻侵权和人身权、人格权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大量引用,表明研讨会对新闻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孕育、催化作用。同时各地也举行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许多专业报刊发表若干论作,不及详列。当时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包括:一、新闻侵权行为和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行为的成立和排除,二、新闻侵权行为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中的特殊性,三、新闻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四、更正和答复的法律效力和履行程序,五、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与保护人格权的关系,六、新闻侵权的预防、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保护,七、新闻侵权纠纷的调解、非讼和解和仲裁,等等,可以说是相当完整地涵盖了新闻侵权的主要问题。 1994年,魏永征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孙旭培(主编)、王晋闵、张西明合著《新闻侵权与诉讼》 先后出版,有人注意到两书结构有近似之处(陈力丹,1995),这恰好表明对新闻侵权的研究已从个案分析和个别法理的研讨走向体系化。是为新闻法学学科领域第一批学术专著。 至于在法学界,主要是从对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入手,涉及新闻侵权。除单篇论文外,90年代中期有一系列重大成果问世,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1994a)、王利明和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1995)、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1996)等,这些著作,都有专章论述新闻侵权问题。王利明还主编《新闻侵权法律词典》(1994b),由新闻学和法学两界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是为目前新闻法学领域的唯一的专门工具书 。 若将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较,那么前者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关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体系,他们所涉及的,包括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在人格权中包括非精神性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精神性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跨越两者的自由权、贞操权等等,对于各项权利的概念、来源、内涵、特征,以及侵权行为(tort)的责任等等,均有系统论述。前述在80年代中叶,有关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不到10年即取得如许成绩,堪足称道。至于新闻学者以及他们与法学者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和法学的结合部方面显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研究着重从新闻规律的特殊性入手探讨新闻侵权纠纷的发生、处理和防止,体现了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同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这两类基本权利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有的意见后来为立法司法部门所吸取,丰富了新闻侵权法(Law on Media Tort),显示了新闻学界在新闻法学研究中具有某种优势。试举其要: 一、关于新闻失实与侵权的联系与区别。大陆诽谤法的重要特征在于将事实之虚假直接列为诽谤的构成要件,而不同于英美和港台的诽谤法只是将真实(truth)作为抗辩(defense)理由(魏永征,1999a)。故而在新闻侵权纠纷出现初,原告人往往以新闻失实起诉,法院也往往以新闻失实判决侵权成立。而新闻学者以为,新闻报道由于时效性等特点,难免忙中出错,若与事实稍有出入即判决侵权,实为苛求,主张在新闻失实和侵权之间划一道界限,「微罪不举(孙旭培,1988.12.31.、1991)。至1993年,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认「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成立侵权,即新闻失实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方可下判。 二、关于新闻报道的特许权。新闻界素有「文责自负之说,然不为司法界认同。最高法院1988年司法解释有「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之说,凡稿件出错均可据此推断媒体负有责任。或以为媒介不可能将新闻中所有材料一一到发生的源头去作核实,而提出「权威度之论,以为凡具有足够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员提供的材料,例如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材料理应无须再作核实,媒介对其中差错应当免责(王晋闽,1991)。此论其实与英美诽谤法「特许权抗辩(privilege defense)暗合。嗣后,又有学者明确提出引入外国诽谤法「特许权原则(陈泰志,1993、1996)。至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媒介根据国家机关正式文书和职权行为所作报道,不认为侵权,被认为正式确立了特许权原则。然目前新闻报道特许权尚限于国家机关的相关材料,远小于外国特许权范围。 三、关于评论的侵权认定。新闻侵权案出现初,一般并未将涉讼新闻中事实与意见加以区分,往往将不当意见作为失实对待,评论文学、艺术、产品、消费品等或有不当,辄成讼案。1992年作家吴祖光被诉侵权案,以驳回原告之诉告结,新闻学界认为是一个突破。(9)论者引入「公正评论(fair comment)概念,指出评论公共事务的意见即有不当,亦应予以优先保护,其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张西明,1995a、b)。至1998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消费者正当评论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应认定侵害名誉权,认可了「公正评论原则。然适用范围仅限于此,关于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科学文艺成果的评论规则,因条件尚不成熟,有待时日。 四、关于新闻侵权责任之承担。起初在诉讼中对新闻报道相关人员并未加以区别,时有媒介、作者、新闻源等等一概被追究责任,法院亦有追加被告之权,学界咸谓应区别对待,有论者提出若新闻媒介已被追究责任,则报道新闻之记者应属职务行为,可不对外承担责任(陈翠银,1989;成涛,1991)。1993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采纳这一原则,同时规定按原告起诉确定被告,取消法院追加被告的做法。关于新闻源之责任,论者提出应当区分主动提供行为和被动提供行为(王晋闽,1991),亦为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吸取。 五、关于言论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衡。这个问题贯穿于新闻侵权研究之中。论者以为,人格权为基本人权,固然应当重视保护,言论、新闻自由亦属基本人权,同样不容忽略。尤其是宪法已明文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新闻诉讼中理应予以贯彻维护。论者提出,因批评公职人员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其中法律关系具有双重性,不仅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存在公民监督公职人员的政治关系,对公职人员起诉应有抑制(魏永征,1991;陈泰志,1993)。又有论者提出人格权属私法(Private Law),批评权属公法(Public Law),公法应优于私法(张西明,1995)。比较系统的主张如:「一、区分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s)与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向一般公民倾斜;二、区分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和私人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私人事务倾斜;三、区分当前事务与过去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生存者倾斜;四、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名誉权保护向自然人倾斜。(张新宝、康长庆,1997:15-17)对于公职人员以保护名誉权为由抵制舆论批评的行为,人们认为理应予以制裁,作出了种种设计,如追究恶意不实诉讼之责任(李显冬、钟瑞华:1998)。以上论述,有司已有注意,然尚未成为法定规范。 本文作者注意到,台湾新闻界同行也面临着类似的课题,近年刘泰英、赖国洲、蔡兆阳等起诉新闻媒体诽谤案,亦属公众人物案件,虽然刘泰英案媒体胜诉被认为新闻自由的胜利(闵大洪,1997),然辩方为香港媒体,而本地媒体败诉则不在少数,不仅承担民责,而且承担刑责,故有“媒体的新梦魇”之说(石世豪,1998),学界曾就此举行大型研讨,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学者大有交流的共同点。 三、研究的深化和综合 90年代后期,对新闻法学的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活跃期。一是成立了新的研究组织,如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建立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 ,同年8月司法部和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在华东政法学院设立的法制新闻培训中心(含学术部)。二是各种学术研讨活动频繁举行,据记载,仅1997年在北京,除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成立时的学术研讨会外,还有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3月)、检察日报社与中国记协主办的“新闻与法”研讨会(8月)、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主办的“新闻与法制”研讨会(9月)、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举办的新闻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等(张西明,1998.9.3.) 。三是有一些国家级新闻法学领域研究课题通过鉴定,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丁淦林、张国良、黄瑚承担的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闻•传媒•法律——新闻法研究》(1996年通过),王强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1997年通过)(王强华,1997) ,等。四是研究内容从新闻侵权纠纷扩展开来,进入其他方面。这在第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就可以看出,提交的论文已不限于讨论新闻侵权纠纷,还有关于新闻报道与著作权法、新闻机构的行政管理、互联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致使这次会议变得有点“名不副实”了。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对新闻活动的权利的研究。新闻侵权研究实质是着重于对新闻活动的相对人即报道对象的权利的研究;他们的权利,对于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作者)则为义务。而在考察后者的义务过程中又势必涉及他们的权利,即进行新闻报道和新闻批评的权利。 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 就把新闻纠纷作为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虽然已有不少人论述过这种冲突,但这个国家资金资助的课题,在分析200件舆论监督个案和180件新闻侵权诉讼案例的基础上,对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司法独立审判的关系、在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设定的不平衡等等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人都有所超越,因而被认为是「新闻管理和新闻法制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很有实际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新闻记者》,1997) 。关于新闻权利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宋小卫,1994-1998) ,这些论文对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公民参与新闻活动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the right to express)以及其他享受传媒服务的权利作了具体的集纳和阐述,比起以往仅就自由与责任、保护与限制、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作抽象的论述来,是一种创新,显现了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向法学理论层面的深化。 新闻自由具体化即为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目前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甚为关注。近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1997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报刊开展关于记者「隐身采访(即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或称「偷拍偷录)的讨论,实质上是讨论记者采访和报道的自由度 。论者认为,记者隐身采访及报道应当受到隐私权法等有关规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记者不公开身份的采访,要区分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私人场合和涉及其他应予保守秘密的场合)、观察还是询问意见、所采访事项与公共利益相关还是无关、采访对象是特定个人还是不特定多数人、消极地不公开身份还是积极地伪造身份等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铁樯,1997;徐迅:1997/a、b;曹瑞林,1997;董滨,1997)。如果说这场讨论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公民个人权利两者之间寻求界定,那么1998年关于报道公开审判的案件的讨论则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司法公正独立的权利(权力)两者之间寻求界定。是年最高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要把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依法公开案件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允许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法制日报》,1998.4.16.),冲破了新闻界流行多年的案件审结后方可报道的陈规。新闻界认为,这是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权的肯定。不久中央电视台即对一起电影著作权案庭审现场进行直播,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人士表示质疑(《科技日报》,1998.7.17.)。北京大学贺卫方连续发表文章强调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认为电视直播法庭审判会影响庭审过程的庄重和严谨,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1998)。由此引发关于新闻和司法、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热烈争论,大致说来,新闻界偏重强调新闻对司法的监督,而法学界和司法界则倾向媒体报道案件应当慎重,不应妄加评论,有的学者明确对「新闻监督司法的权利提出质疑(《北京青年报》,1998.11.2.;《工人日报》,1998.11.7.;《中国律师》,1998)。 二、对新闻媒介行政管理的研究。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法是新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对新闻媒介一向实行批准登记制,是为行政管理的基础。不过在80-90年代,国家对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主要以部门规章予以规范,等级较低,而且立法和执法合为一体,亦不符现代法治原则。随着行政法制逐步走向健全,单纯以规章行政已经难以为继。1997年,国务院连续颁布管理出版、印刷业、广播电视的行政法规,使大众传媒管理法提升了一个等级。(10)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士对这些规章、法规时有解释性文章。新闻出版署宋克明的一些论文,把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归纳为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法制管理、部门管理、社会管理(行业管理)、内部管理等五种管理机制(1994,1997) 。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的,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研究——以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为视点》(1998)。这些论作,按照「依法行政的原理,对名目繁多的法规规章作了梳理和阐述。 三、对新闻传播活动中著作权问题的研究。大陆《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有关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专著不少,但这属于独立学科。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角度研究著作权法的,主要为探讨社会共享知识成果的利益和作者权益、媒介权益和作者权益的合理平衡。如关于如何理解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广播电视节目表是否适用著作权法等问题的讨论,皆与此有关。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著作权法》,争议焦点之一即为现行法律中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条款。盖“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主旨,即出于满足社会共享权益而对作者权益作适度的限制(11)。论者以为,现行法律对作者权益限制过多,适足以使媒介获取大量利益。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广播电视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超出国际公约所允许的范围,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应予取消,而此议受到广电管理部门强烈反对(《中华读书报》,1999.1.13.)。论者还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亦应予以调整。 四、对外国新闻法制和中国新闻法制历史的研究。宋克明曾赴美国作较长时期的考察,回国后著《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一书(1998),作者系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撰写,重点介绍两国的诽谤法和隐私权法,并涉及保密法、版权法和藐视法庭罪等内容,还介绍了两国新闻界内部管理以及互联网络管理的最新情况,与编译单篇论作或撷取第二三手资料编写的文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从本国文化视角出发,在对外国法制作客观介绍的同时予以适当评析,以利于读者同本国的情况作比较和对照,乃近年新闻法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中国新闻法制史研究方面,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1998),全文紧扣言论出版自由和官方统制的对立这条主线,对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的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叙述。 五、传播新技术法制研究。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传播新技术的兴起,形成对现有大众传播媒介冲击之势,日益引起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有关论文日见增多。从法的视角作考察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新技术将对现有新闻传播法形成怎样的冲击?将使人们的知情、表达、公共交往等权利要求产生怎样的变化?在保护国家秘密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护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方面带来哪些新问题?应当采取怎样的管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西明主持承担了国家「九五期间重点课题《电子网络出版物的宏观发展与管理》,系第一个研究有关问题的国家级课题,尚在进行中。同所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1998)一书有专章论述传播新技术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 六、新闻法总体研究。对新闻法的有关原理作总体阐述的,除前已提到的张宗厚、孙旭培等人的论作外,陆续有一些新闻学专著中设立专章专节加以论述,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在边缘学科介绍中有「新闻法学节(1987),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著《新闻学导论》有「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章(1990),清华大学刘建明著《宏观新闻学》有「新闻法制章等(1991)。近年来徐培汀等的《新闻法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对新闻法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为史实、规范、侵权三个部分,在规范部分分别将公民、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加以阐述,体现了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某种意图。其缺点是有关我国现实的新闻法制的内容过于简略。1998年,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出版,其上篇「新闻法规,有一半的篇幅系统讲述现行新闻法制(另一半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和外国新闻法制),在本学科领域尚属首次。其缺点是部分内容限于复述法律法规条文,对法理的阐述似嫌不足。解放军报社曹瑞林著《新闻法制学初论》(1998),亦有创立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尝试,在理论阐述方面较前述成果有很大拓展和加强,但其内容除总论外,限于新闻出版法、著作权法和新闻侵权法 。1999年,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出版,引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200多种,涉及宪法权利、国家安全和保密、禁止淫秽色情、新闻与司法、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法、著作权法、广告法等诸多方面,唯本书以“述而不作”为体例,对拟制的法律关系未于涉及。 在对新闻法的总体研究方面,从当年孙旭培等写《新闻法知识讲座》,到如今有几部概叙新闻法框架的专著问世,内容日益丰富,认识渐趋精深,这固然出于学人努力,然而亦同现实法制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年,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0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106件,国务院行政法规830件(《人民日报》,1999.7.7.)。这些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内容同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有的就是直接规范新闻媒介的,所以新闻法制已不复是当初创议立法时那样,只有几句原则可讲,而是已有相当具体的系统的内容了。现有专著所涉及的方面,亦同国际同类专著相合(G.Pobertson A. Nicol,1992,T.B.Carter,1994)。而国人或以为《新闻法》尚未出台,新闻传播活动目前尚属无法可依,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纵观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有专门法的少,没有专门法的多,有专门法的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是只须遵守专门法的规范,也要受到其他诸多法律规范的保障和约束,没有专门法的国家并不等于新闻传播活动无法可循,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是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实际上,新闻传播活动的走向法治,并不是光靠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就可以解决的,其中许多重要事项,必须由其他法律来予以规范。大陆新闻法学研究的成果,正是由现实的新闻法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新闻法制尚不完善,突出的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诸项权利尚未有明文规范,新闻法学研究将为完善和发展新闻法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设计,这就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闻法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尚处于幼小阶段。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包括论与史,在论中又包括应用性的理论和基础性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拥有有代表性的能体现本学科理论框架的理论专著。按这个标准衡量,现有专著基本尚属应用性著作,理论性探索尚待继续深化。我中华版图之内,两岸四地,实施四种法律,按意识形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按法系,则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别,其内容之丰富,实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有志于此学者,倘能加强合作交流,多作借鉴比较,博采众长,必可取得出色的成绩。 新闻法论文:浅谈中国新闻法建设兼论新闻法中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问题 摘要:本文主要就中国新闻法立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并围绕新闻法立法的核心问题——新闻自由浅谈我国新闻法的构建。通过借鉴西方新闻自由的认识、追求与法律规范,试图为我国新闻法中保护新闻自由问题找一条出路。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自由;新闻评议制度 对于中国法建设的现状,大约有悲观与乐观两种态度。悲观者认为新闻仍是法律的真空领域,大声疾呼《新闻法》的出台。以魏永征为代表的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们则认为我国已有较为完备的新闻法体系,目前最重要的是认真消化、掌握、贯彻、执行现行新闻法的丰富内容,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以促进新闻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化。要弄清孰是孰非就要从中国新闻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谈起。 一、新闻立法的历史与现状 1979,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也开始酝酿。1980年,赵超构李子诵等新闻界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期间首次呼吁制定新闻出版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1984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决定制定《新闻法》。两个月后,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着手起草《新闻法》。(1)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三个《新闻法》文稿被起草出来,但并没有一部《新闻法》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出台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的遗憾,但也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没有新闻法的判断。广义的新闻法不仅仅是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我国宪法、法律以及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中都有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我国形成的是以宪法为依托,在专门的新闻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关系的立法体系。(2)因此,新闻法制建设的状况就如同魏永征所总结的一样:有法可依,尚不完备。 新闻法建设的现状与我国新闻业发展的特点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报纸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广播电视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一种机关性质的事业单位。各媒体的主办单位对于新闻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不需要专门的新闻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事业单位从实际上的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工具回归,“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十六个字是这种回归的最真实表达。(3)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正在由“有形”转向“隐形”,但是新闻改革与新闻法制建设的步伐并不一致。新闻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新闻自由受到各种权力的干预,或是新闻侵权案件激增等等。 魏永征把立法难题归纳为五个矛盾: ① 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的弹性的矛盾。思想性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来判断、解决的。 ② 新闻媒介社会控制功能与表达功能的矛盾。 ③ 权利的普遍性和权利的等级性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介隶属不同等级的党政机构,统计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不同等级媒体采访报道权能是不同的。 ④ 法的稳定性和舆论导向的随机性的矛盾。 ⑤ 随机调控和依法行政的矛盾。 我国新闻法制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效力层次低,以行政管理法为主,而且忽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新闻报道活动是瞬息万变的,需要灵活的政策来规范,但政策不可能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尤其是非制度化的政策对新闻媒体自主采访和真实报道的权利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主张了封锁消息、“电话会议”、歪曲事实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以规范的法律来代替随机性的政策将是新闻法体系建设的趋势。 此外,对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模糊也给新闻报道活动带来不便。新闻传媒享有的权利通常有:新闻采集过程中的知情权、采访权、摄影摄像权,编辑制作过程中的编辑全、改编权,传播过程中的出版权、广播播映权、权等等;其承担的义务有:采访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住宅安全权、沉默权,编辑制作过程中不得篡改实施,传播过程中不得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如不得传播淫秽内容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侵害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等。(4)如果能以专门的行业法形式规定这些权利和义务,无疑会给新闻工作者们一个明确的行动指南。 二、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 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新闻自由,广义上说,即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新闻媒体由于其采集信息的专业性和优势,逐渐成为了公民藉以实现这种自由和权利的物质载体和主要阵地。人们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的观点:思想的自由市场是达到真理的途径。法国在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宣布“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则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的追求史。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不倦地追求新闻呢? 美国新闻法学家艾默生把表达自由的价值归纳为四点: ① 保障个人自我实现的方法; ② 达到真理的手段; ③ 保障社会成员参加国家政策的方法; ④ 维持社会稳定与变化均衡的手段。 1946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一文,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提出“政府”“报刊”“公众”的“三极结构”。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特瓦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其制度性功能。”(5) 新闻自由虽然是“舶来品”,是并非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争取民主平等的工具和历史产物,但它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新闻自由是一项制度性权利,在各国新闻立法研究中都占据核心地位。保障新闻自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媒体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制衡政府权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新闻自由也十分重要。 1949年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会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肯定了公民的表达自由,其中也内涵了新闻自由。但是作为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并不能等同于作为新闻传媒的新闻自由。相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作为新闻传媒,由于其是在有组织性地从事传播新闻的专业性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有人把它比作“民主政治的窗口”。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去规定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自由,“为某种权利划定界限,实质上是对某种自由的保护,因为它同时也制止了权力任意干涉的可能性。”我国宪法虽然也在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形式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比较宽泛,反而是权利虚化,不利于新闻自由的实现。因此在肯定新闻自由的时候还要明确应给予什么样新闻自由的底线。除此之外,在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我们还要自习思考下列问题: ① 从哪里争取自由:新闻媒体怎样保障新闻不受国家权力、社会势力的干涉 ② 为谁的自由:新闻自由究竟是为了新闻媒体自身还是为了新闻的受众即人民 ③ 就新闻媒体内部而言,新闻自由究竟是给予媒体经营者的还是给予记者编辑的问题 ④ 新闻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应给与保护 ⑤ 保障新闻自由应采取何种手段 ⑥ 如何处理消极的新闻自由与积极的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 真理朝前多走一步往往会变成错误。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体制确不久后,新闻自由这一捍卫新闻职业道德的思想武器因其为新闻从业人员所滥用而开始变性,西方新闻界在解决了原有矛盾后出现了心的矛盾,陷入了新的职业道德困境。(6)中国新闻法立法同样要避免新闻自由的滥用,防止新闻侵权、黄色新闻泛滥等行为的产生。 但是即使出台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不能说新闻传播活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同样要参照其他法律以及新闻职业道德来规范新闻活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新闻评议制度。黄瑚在《新闻伦理学》中写到“新闻评议制度,是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运用自律方式让新闻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有效手段。”新闻评议制度与法律法规相比更具灵活性,但是其本质仍属于新闻自律的范畴。因此,对于许多法律无法顾及的方面,用新闻评议制度来解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新闻法体系尚有较大的缺陷,而尽快制定一部《新闻法》将是弥补缺陷以及解决我国目前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最好途径,也是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而《新闻法》制定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但是有了一部《新闻法》,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新闻传播活动有中许多法律无法控制的内容,而新闻评议制度则是解决的良策。 新闻法论文:电视新闻法则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整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提炼出诸如拼贴、复制、解构、多元等后现代法则,并尝试将这些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研究进行整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其利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电视新闻;后现代;拼贴;复制;解构;多元 勿庸讳言,当代电视节目因其创造了斑驳陆离、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而成为了后现代研究的绝佳范本。当人们沉迷于后现代气息炙烈的MTV和电视广告时,对于体察电视新闻的后语境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漫天硝烟下,电视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隐匿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法则。 拼贴、复制与电视新闻的时空幻象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状,也是最受争议的后现代命题之一。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2]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逻辑,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界,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催生着新的节目表现形态。 例如《东方时空》子栏目《时空连线》在国内首创多视窗节目形态,其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主视窗中的主持人与三个分视窗中的新闻当事人的对话。在这里,传统的一元电视画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单元,通过技术拼贴使来自不同时空现场的画面被统一在节目当下的时空维度中,这种虚幻的时空景象无疑强化了新闻的即时性。另外,目前频见于各档新闻节目中实时滚动的字幕新闻,也是通过拼贴复制技术使得字幕在画面下方快速滚动,使新闻演播室的直播时空与由文字不断生成的拟态时空互相交错,这样造成了信息空间相对膨胀,而时间因并轨被相对压缩。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的进行时态不断得到强化,而观众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如此看来,拼贴与复制法则在粉碎我们以往时空体验的同时,也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并找到了当下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时空体验,而这使我们通过电视媒介感知新闻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然而,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对媒介技术进行阐释时就走向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社会学视野中,传播的扩张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构成了后现代的社会体系,而“真实已经在形象和符号的迷雾中完全消逝了”。[3]由于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无深度。在编码过程中,生产者会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进行任意地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人们推演出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过往历史的深厚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4] 在现实的媒介事件中,关于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种种矛盾成为波德里亚的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对电子技术的仿拟功能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他们进而对电视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进行质疑。由于声画符号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符号与现实的断裂也就在所难免,对海湾战争的怀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波德里亚曾断言海湾战争根本未曾发生,只是传媒制造了一场影像战争。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电子媒介竞争,尤其是战时新闻中愈演愈烈的媒体大战而言,则不无反讽效果。确实,电视媒介对新闻事实的主观再分割,肯定会导致观众对真实状况的无所适从。传媒对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的反思,就代表着生活于后媒介景观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解构之维与电视新闻的“去中心化” 在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由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人创立的解构思想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反结构主义是解构主义的徽章,其解构的目标就是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5] 解构大师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电视新闻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观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却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 电视新闻诞生之初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党报刊的路数,把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而电视机构的体制属性无疑催生了电视新闻的话语权威性。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宣教新闻是国内电视新闻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这类新闻的第一要务,与之对应,那些引领潮流的社会精英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新时期国内新闻理念的进一步演化,新的节目形态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闻成为新的热点。在这类节目中,关注社会普通层面、再现都市生存状态成了新闻首要的价值诉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头巷尾的普罗大众就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如今,随着一批民生态的电视新闻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一度被观众视作政治传声筒和领导见面会的电视新闻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及创造力,倾力建构着“新闻,为民所用”的全新话语体系,而这类新闻节目大多在各种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这场“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运动实则暗合了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因为在当下这种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义情结日益普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他们开始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转而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传播语态由教化向沟通的过渡、选材向度由唯上向亲民的转变等等,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新闻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 然而,正如“后现代”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矛盾综合体一样,解构主义也有其与生俱来的思维罅隙,特别是当其一味流连于文本的游戏和差异,却对真理、意义的构建无动于衷时,就会有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詹明信曾视“去中心化”的文化逻辑为“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断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6]这种观点作为对时下电视新闻某些弊端的概括颇为到位。例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在初创时期,为了尽可能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猫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而当节目沉湎于再现这些偏离新闻基本属性、一味媚俗的伪民生题材时,民生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其实,新闻的平民化视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味,还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取消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毕竟,电视新闻在传承文化和传播信息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电视新闻在吸纳“去中心化”的合理价值内核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解构这把双刃剑。 新闻谈话节目与元话语权威的消解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反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而质疑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并发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现代策略,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7]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 当我们为利奥塔的犀利和颠覆性思维喝彩时,却发现身边的传媒世界也浸染了这种反叛权威、崇尚异质的后现代色彩。受其影响,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从偏重单一教化到促进多元沟通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贯以承载意识形态教化为己任的电视新闻也无法逃避。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传播理念下,将谈话与沟通机制引入到电视新闻中就多少带有了必然性。这类新闻谈话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话题的参与者都是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现场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是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 我们试举央视王牌节目《对话》的一期内容作为例证,节目围绕高校收费居高不下,寒门学子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摊制的观点,家长却认为工薪阶层负担沉重;学生抱怨助学贷款申请困难,银行回应欠贷不还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希望政策支持企业救助,而政府认为捐款抵税与国情不符……,多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个就学话题带出了教育体制、收入分配、银行信贷、税收政策、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潜在矛盾。的确,在当代这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对与错、是与非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因为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让差异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然而,与解构主义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多元主义如果片面追求知识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主谬误推理而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在这里,由于缺乏共识,多元话语之间相互讥讽、语无伦次、前后矛盾,于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无序的大众聚合”。[8]当然,波德里亚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但这对于当今这个充斥着话语碎片的传媒世界来说,无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从而满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体验普遍、永恒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得共识应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例如在前文所举的案例中,《对话》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不忘启发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帮助解决寒门学子入学的建设性方案来。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重要,但通过对话交流传递人文关怀、催生情感共鸣、引导社会变革,也同样应该是媒体追求的职业理念。 后现代思潮虽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对于这股思潮,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无数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以后现代法则反思电视新闻的目的所在。 新闻法论文:虚假新闻法律规制管理论文 某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读者的“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从桂运波诉《知音》杂志说起》;在第二期又刊载了《虚假报道:侵犯读者的人格权———兼作新闻“真实性”的法律读解》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规则》是这个讨论的继续。 本文认为,虚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有特定指向,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类无特定指向,但有严重的危害性。读者桂运波诉《知音》一案出现后,人们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新闻打假的呼声,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可谓是历久不衰。然而,回望漫漫长路,新闻打假却遭遇尴尬:面对与己“无关”的虚假新闻,广大受众虽满腔义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虚假新闻就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得以蔓延、肆虐。 新闻打假难,难就难在虚假新闻形式的多样和权利主体的有时不明确上。从有无特定指向来看,虚假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一类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前者在报道中有明确、真实的新闻当事人指向。后者在报道中没有指向某特定新闻当事人或其所指向的新闻当事人纯属虚假。对于前类虚假新闻,由于它往往侵犯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闻当事人一般会主动高举打假旗帜,因此,现实中这类虚假新闻也较好地得到了遏制。而对于后一类虚假新闻,由于法律规制存在着不足,加上业界和学界关注不够,其打击力度也明显较弱,这不能不给新闻打假蒙上一层不确定因素。《知音》一案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和规制这类虚假新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擦边球战术 不断涌现的新闻侵权诉讼表明,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规律,同时也侵害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有卷入新闻侵权法律纷争的可能。透过众多的案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涉诉的虚假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指向特定的新闻当事人。有的是在报道中指名道姓,以直露的方式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权。有的则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和人物特征的描写可分辨出其新闻指向和侵害对象。 也许是虚假新闻制造者从诸多的新闻官司中领悟到,制造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存在着侵权和被起诉的极大风险,于是,无特定指向这种“有惊无险”的虚假新闻便得以纷纷出笼。《45年前的恋人从死亡名单上走来》一文曾是前些年为许多媒体刊载的一长篇“纪实”通讯,文中讲述了黑龙江省海林市胜利乡一位叫王家政的战斗英雄与长沙姑娘许燕的生死恋情。此文颇为煽情动人。后经《黑龙江日报》记者纪秀英的调查,发现该篇“纪实”通讯纯属“纪虚”,不但许、王其人其事均属虚构,连海林市也无胜利这个乡。河南西峡县某人曾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两篇颇具现代意义的法制新闻,一是发表在1998年5月13日《人民法院报》上的《我要凭票看电影》一文,说西峡县某影院在放电影时发现观众只有三人便决定退票,为此一观众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影院单独为这位观众放一场电影。另一篇是发表在安徽一法制类刊物上的《滥用诉权案》一文,说一工人因被人错告使其经济和精神受损,转而起诉此人滥用诉权,最终法院判其胜诉并获赔偿1400元。 以上几例皆属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该类新闻表面上言词凿凿,新闻要素一应俱全,实际上纯属虚构,这类报道的另一特征是“对事不对人”,它追求的是事件的煽情或事件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它不以侵害新闻当事人为目的,实际上也因为其事件乃至人物、地点的子虚乌有构不上对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侵权。它使作者追名逐利的渴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又避免了新闻官司的烦扰,这也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日益泛滥的缘由。 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没有或不能侵害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其危害性却很明显。个别媒体的虚假新闻不仅损害其自身信誉,而且还殃及整个传媒,危及整个传媒的发展前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使普通受众既花了不该花的钱,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感情上也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另外,受众凭借对媒体的信任,在某些虚假新闻的误导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为抉择,不仅使自身利益受损,甚至还可能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 《知音》一案:普通受众渴求法律之剑 2000年4月,与报道内容并无所涉的普通读者桂运波以被告刊登虚假纪实文章为由(其中有一些便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将国内知名杂志《知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刊发虚假文章,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赔偿原告购买的刊有虚假文章的该杂志价款的一倍,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并公开向受骗读者赔礼道歉。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知音》杂志社在答辩中强调,商品和服务是《消法》保护的范畴,而报刊内容并非其保护范畴。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报刊内容属《消法》的保护范畴。而民法专家何山认为,对于文字内容的虚假,除非是这一期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假的,单凭一两篇文章中部分的虚假,读者是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的,这有个量的标准。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和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当事人的条件,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 [page_break] 《知音》一案给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和刊载媒体敲响了警钟:伴随着普通受众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从单纯的物质产品领域进入到精神产品领域,这种擦边球战术尽管没有侵害某特定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因其愚弄了一般受众,同样有被诉诸法律并受法律惩罚的可能。 本案引发的争论和本案的一审判决表面上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的保护范畴?但其背后却蕴含了一些更深层次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普通受众能否作为原告以“虚假新闻”为由提起诉讼?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对此类新闻的法律规制如何?又该如何规制这一类危害甚大却经常逍遥法外的虚假新闻? 无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保护,《消法》并无明确规定。一期报刊中存在多少虚假内容算是质量瑕疵,法律并未界定其标准。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确使普通受众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伤害,但它究竟侵犯了普通受众的何种权利呢?现行立法在以上一些问题的模糊和疏漏直接导致了《知音》一案的一审结局,尽管本案已告一段落,但其争议仍在继续,留下的问题也未获解决。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危害性、对普通受众权益的侵犯性确乎是一个昭然的客观事实,而由于法律规制的不足致使普通受众的权益遭到冷落。《知音》一案再次表明:现实呼唤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新闻立法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倍加关注! 普通受众的诉权:必要且合理的外部规制 防治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要仰赖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道德自律、新闻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更要仰赖法律的规制。对于虚假新闻,我国在一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作了些规定。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报刊刊登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作品的,应公开更正并消除影响,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视其情节轻重将责令限期更正、警告、通报批评或罚款,有关责任人员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显然这些规定或措施适用于各种虚假新闻,自然也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效。但这些规定或措施也有其特殊性:其一,它们本质上属于新闻出版部门的内部制约监督或法律规制。新闻监督和监督新闻同样重要,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是确保其有序、合法、文明运作,正确发挥其功效的必要前提。它需要普通受众的参与,广大普通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制约环境,使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也利于彻底打击虚假新闻的产生和蔓延,并达到消除虚假新闻的目的。其二,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属以上规范性文件的禁止之列,但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是行政责任,受侵害的普通受众无法通过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体行政责任的负担,使其已然受损的权益能够得到弥补、恢复和赔偿。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是弥补现行法律规制之不足的需要,它可使法院通过审判,让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或刊登者承担民事责任,使普通受众在监督新闻媒体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有助于有效打击、遏制和消除这一类虚假新闻。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性质也决定了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具有合理性。笔者以为,从性质上看,刊登、出版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普通受众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普通受众通过购买这一交易行为而订立的,受众购得报刊后合同开始生效。依照买卖合同,买方即普通受众的义务是支付价款,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取得报刊的所有权,并有权就所购买报刊的质量瑕疵追究卖方即新闻媒体的违约责任。提供质量合格的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介的基本义务。新闻报道的质量不仅体现其载体报刊杂志的纸张、装帧、印刷、错别字差错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因为报刊的主要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载体。读者的购买目的也并非在于新闻的载体“纸”,而是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对新闻报道内容的质量要求便是报道应具有的基本属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只要出现了内容基本失实的新闻报道,无论一期报刊上有几篇,正如顾客所购的衣服不论它破了多少个洞,都应属质量瑕疵,属于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时也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传统的新闻侵权理论认为,新闻作品有特定的指向才构成新闻侵权。《知音》一案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对该项理论进行反思。 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可成为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是否属侵权新闻的判断标准。民事侵权行为法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行为的违法性;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的“帝王条款”,而且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其实施细则、《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等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在主观上对其作品的发表均属直接故意,对作品可能造成的侵害也持有故意或过失,刊载媒体同样存在故意或过失。至于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要构成侵权的另两个要件,以下例子可以证明。1999年《新闻出版报》曝光的虚假新闻———《神农架悬赏50万抓野人》,这一虚假新闻的幕后策划者为深圳“智慧鸟公司”,其真实目的是发行探险旅游卡。某公民在读过此类报道后,受其“50万悬赏”的误导,购买了探险旅游卡,结果发现是上当受骗。在此例中,该公民财产本不应受到的损害直接源于此文的误导,其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在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对普通受众形成误导,受众在该误导的指引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判断和不应有的行为时,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构成了新闻侵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类新闻侵权的特征与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侵权有所不同,前者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一般受众的财产权,它使受众的财产不应减少的得到了减少,而后者侵权的直接客体是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人格权。 违约性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特征,也是一切虚假新闻的共同特征。普通受众可以其违约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向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也可能构成侵权。此时,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所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便属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依照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侵权和违约特征的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然对普通受众的财产权形成了侵害,普通受众便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任选一种责任方式向法院提出其诉讼请求。 其实,依照我国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使其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在于出版部门对有关主体行政责任的追究,而是在于受其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追究其民事责任。 新闻法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摘要: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事业面临诸多矛盾,特别是没有属于新闻的法律出台,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活动都属于习惯约定,新闻从业人员缺乏保障。本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从法制建设的现状、存在矛盾以及发展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面对我国不断发展的新闻传播事业,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旧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制规范化道路。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新闻法制规范化的现状,从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法规上引申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求能够找到新闻法制规范化的出路。 一、我国新闻法制化的现状 我国现行新闻法制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宪法》有关条款:一些基本法律和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条款: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行政法规、规章。因此,以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而认为我国新闻传播活动无 法可依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由于没有《新闻法》,我国新闻法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宪法性 从《宪法》关于“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的规定。在许多地方一些行政规章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称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法的方式规范新闻传播的方针,这是中国新闻法制有别于世界上现行的成文新闻法的最大特点,这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从历史上看欧洲曾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这种从内容到方式都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对社会制度和公众利益发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新闻法制十发重视新闻传播活动应当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应当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消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等,以满足人民对新闻传播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这些要求是《宪法》规定的“两为”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比如: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传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印象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为抗震救灾服务,新闻传播成为了抗震救灾有力的工具和为人民服务的渠道,很好的回答了《宪法》两为规定。 2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适用法律状况 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含了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约束和对妨害新闻传播活动犯罪的制裁,据统计,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民法通则对于保障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的新闻侵权诉讼几乎都是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和条款来裁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最高院在适用刑法和民法过程中所作的司法解释,有些内容也是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做出规范,如1998年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基本法律相对应,其他主要调整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也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 3 我国新闻传播中行政法规、条例、规章运用状况 行政法规作为传播法的渊源有三种类型:一是管理各类传播媒介的专门行政法规;二是对新闻传播活动中某一具体事项进行单项管理的行政法规;三是一些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规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这些行政法规涵盖了所有传播媒介的管理,是我国目前管理传媒的最高规范,这些行政法规都是以控制管理为立法目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多于授权性条款。还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项条例。 二、我国新闻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 1 我国没有完整的新闻法 随着我国加入WTO,虽然中国政府开放了广告业和发行,但是中国新闻业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护犊,从我国的新闻事业在近几年发展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进入了群龙混战阶段,我国在新闻法制方面存在多年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那么未来如何改变,已经成为颇受业内人士和专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方面的正式法律出台,因此,新闻官司层出不穷,却又没有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也没有一部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标准的法律。我们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这样一些规则作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比如,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授权性规范之不够完备也是人所共知的。一是有些权利还没有进入法律范畴。“新闻自由”尚处于置之不论的状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如采访权、报道权等,法无明文。不是说我国新闻工作者没有这些权利,而是说这些权利还只是习惯权利,并没有成为法定权利。英美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它首先确定新闻是自由的,不受权力机关干预,然后以判例法和各种成文法中的有关条款,来限制和禁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比较注意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条文中,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都有明文规定。相比之下,新闻法制相对滞后,新闻法学也很不健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记者在新闻官司中屡败现象,给记者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记者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以非常有必要对新闻进行立法,中国新闻要走向法治,就必需制定专门的、系统的新闻法。 2 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 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但我国政府已多次宣布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除了《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才实行新闻管制,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新闻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只是这种自由没有进行相应的立法,当然这与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从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的角度上来说,新闻自由的法律概念还是必须要使用,这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十分巨大,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新闻自由的使用并不是完全的放开,与香港的自由和欧美的自由是有所差别的,从目前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新闻自由可以从除政治以外的领域开放,而政治方面可以参考学术界通常认为新闻自由包括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享有的知晓权和表达权这两大权利,它们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得到重视和保障的。新闻媒体是我国公民重要的知晓渠道和表达载体。这个法依托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这是专指对国家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特殊的表达权,建议必须是正面的意见,批评是负面的意见,引申到新闻活动中,就是“舆论监督”。 三、我国新闻法制化的发展 1 加快新闻法制化进程 近几年来新闻记者被打现象之所以屡有发生,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新闻记者的新闻采访和报道权利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在日常的新闻活动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新闻记者享有采访的权利,取消了采访权,新闻活动就无法进行,新闻媒体也就无法生存。这说明,采访权无论对于新闻记者还是新闻媒体而言,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自得其乐地享受这项权利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客观实际――采访权以及其他许多新闻权利目前还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法定权,也就是说,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中还没有明文规定。这也是解释许多人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甚至肆无忌惮暴力相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建设法制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进程看:新闻立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考虑保护新闻自由权、舆论监督权、采访报道权和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法人身份权、名誉权等的平衡。自由的新闻权力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行使,否则,新闻记者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重视新媒体的法制建设和引导 目前异军突起的第四媒体,我们称之为新媒体的网络中涉及到的诸多法律问题进一步寻找新闻行业中急需完善的部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它的传播特性已远远超过了纸媒,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电视媒介,对于这样一股新生力量,这里是指狭义上的以网站为单位的从事新闻活动的网络媒介。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并在立法上进行规范,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在实际的立法上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网络媒介的资格,从业人员的资格,这些与我国现行的新闻管理制度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未来,新闻自由不仅仅是采访自由,也是对新闻从业机构性质界定的自由,我们立法上一定要加快完善新媒体在新闻事业上的作用。另一方从大的网络平台来说由于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和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传统的言论自由理想在现实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法律必须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和形势的要求,不断完善和调整。 新闻法论文: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新闻法设想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纲领,对传媒业的影响不言而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肩负的重要职责,在法治背景下,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既是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新闻媒体自身的需要。规范舆论监督,迫切需要一部完备的新闻法。 关键词:舆论监督 新闻法 设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对传媒人来说是最大的福音。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得到凸显,无论是改革还是新闻传播,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新闻舆论监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的要求。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他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体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体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我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体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个社会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对委托出去的公权力的制约实现程度及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命运。当新闻舆论监督被人们认定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权力时候,在公众的意识里,媒体的舆论已经被视做一种力量――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新闻舆论监督这种力量的持久有效必然依赖于法律的保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有效运行要有立法作基础,新闻舆论监督行为要靠法律引导和规范。 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①如前所述,美国法律既明确规定了大众传媒应享有的一些权利,又毫不掩饰地对这些权利予以限制。美国对报刊、电台、电视台节目内容的事后追惩,主要针对三个方面的言论,即煽动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言论、诽谤性言论和淫秽性言论。②发表上述言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早在1997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学者郑保卫近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的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③新闻学者孙旭培希望新闻法、出版法的颁布早一点。④因此,新闻立法工作应该首先选择在两至三个规模较大的城市施行,在此基础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及其不足,然后进一步修改新闻法规,扩展到全省施行,在两至三个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酝酿制定一部成熟全国统一的新闻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具体来说,新闻立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新闻立法有利于我国新闻事业有法可依,规范运作,一方面确保新闻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限制滥用新闻舆论监督,积极参与世界舞台新闻事业的竞争。 一、《新闻法》应明确地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然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也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更应该而且有可能享受这一基本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由于宪法在我国目前的非诉讼性,使得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治国的“根本大纲”,反而失去了它本身也应该首先是一部法律的基本性质。老百姓知道有宪法而不用宪法,宪法因而缺乏法律权威,在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形成依宪治国的根本理念,同时还需要一部特别法来贯彻实施宪法的这项基本权利。而人们呼吁制定的《新闻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通过《新闻法》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可从意识上树立新闻舆论监督是一项确确实实的法律权利应该予以保护,还可从实践中通过司法途径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二、《新闻法》应强有力地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当列宁批判德意志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谎,就是骗人的时候,他认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权”的自由。⑤这是在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广大的劳动人民之所以享受不到这种自由,就是因为劳动人民已经被剥削得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去享受这种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自由。此外,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中更大的障碍还来自非法的或不当的干预与破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应当为公众服务的所谓公仆却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这样的保密观念不仅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也损害了民主过程;这样的保密观念的预设前提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彼此不信任,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⑥因此《新闻法》在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时,还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进行保障,需要明确规定一切破坏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三、《新闻法》应合理地限制新闻舆论监督。不管是马克思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⑦还是所讲的,“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⑧总之,我们在《新闻法》中确认与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时,也必须明确享受权利的限制,即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对“新闻舆论监督”已经做出的限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新闻法》中对新闻舆论监督做出合理的限制,主要是规定享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同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这种规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种合法的限制本身来排除其他非法的限制。 四、《新闻法》应通过其他辅助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预防制与追惩制是世界各国对新闻出版采取的两种制度,而书报检查制度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国当前,新闻出版领域除了报刊社的成立必须履行许可登记的程序之外,法律未对新闻的出版规定检查制度,实践中是由报刊社内部的总编、编辑进行具体把关的,是一种“自律”,只有在广播电视领域才对进口影片等进行“发行许可”。因此,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通过一些辅助的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国入世以来,许多传媒法规位阶较低,有些法规带有试验性质,在执行时会带有一定弹性,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做出新的修改。⑨ 五、《新闻法》应禁止非法剥夺新闻舆论监督,触犯《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除外。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那么以此为根本内容的《新闻法》就应该明确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新闻舆论监督,唯一的例外情况就只能是《刑法》分则第一章所调整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新闻法论文:如何理解新闻法治 【摘 要】 本文概述了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解读了新闻法制涵盖的内容: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法治;新闻法治;权力与义务 一、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 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对法治的定义是“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在这里,“良法”和“普遍服从”是法治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应该具有普遍约束性,应该被普遍地服从,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威。法律是普遍具有理性的人们共同同意的,以理性对感性欲望,要求和冲动加以必要约束和限制而形成的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推崇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基于对法律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法制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个体人性都带有恶的一面,都有可能作恶,因此,要将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防止人的恶性外露于行。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如此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律能够使得社会的运行更加有规则可循,使社会变得有序,它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能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到有规章可循的轨道上。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它意味着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事先规定与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一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1]由此可见,哈耶克眼中的法治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的一种手段,它的目标就是增强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保障民众的权力。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法治”可以理解为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那么新闻法治也可以被认为是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法规或判例,来确定与新闻媒介有关的权力、义务”。[2]根据这个定义,新闻法治应该有两方面的形态,首先是所有涉及新闻传播活动、对此有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宪法、刑法等;另外它应该还包括专门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活动的立法,或以更具体的报刊法、广播电视法、电子媒介法等细分的单行立法的形式存在。[3]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两会中出现了提倡新闻立法的提案,1983年年底获得人大的同意,但目前我国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主要以第一种形态存在,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 二、新闻法治的内容 现代的法律从来都是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因此新闻法治也应该是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与对其职业的限制。新闻法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 权力与义务的对立统一是对二者之间基本关系的概述,新闻法治作为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也应该具体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力应该具体体现在他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记者)应该拥有报道采访与舆论监督的权力。权力与义务的相对统一性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实现一定的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应该包括如实反映所报道事件的原貌、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等等内容,这种义务应该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尊重,或者是体现为一种新闻行业的自律,通过这两种形式来体现新闻行业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尊重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以事实为依据等。 2、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 近几年来由于新闻活动或者新闻报道引发的案件或纠纷不胜枚举,关于某些新闻报道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格权、肖像权、名誉权的讨论也一直是公众所关心的话题之一,除此之外“封口费”、“有偿新闻”现象也为公众所关注。比如说在2008年为民众所关注的“山西一煤矿瞒报矿难,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事件中,人们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也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应该对这些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新闻媒介的活动更加有章可循。 3、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以及各种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权限范围做出相关规定。新闻应该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因此它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但是由于来自各方权力的渗透与无形制约,新闻报道往往会屈从于权力团体,造成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因此符合新闻法治理念的法律应该对此做出规约,调控新闻界与权力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新闻自由,对权力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行为做出相关规定以保障新闻能够真实的呈现给普通民众。比如说在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绝密文件泄密案件中,反战的信念促使绝密文件的提供者埃尔斯伯格将越南战争的真相告诉美国民众,为此他不惜冒着偷窃和泄密之罪名,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复印了全套文件,并将之披露给了《纽约时报》。经过了四个月犹豫和研究之后,该报决定以记者调查报告的形式每天发表六个版面,连载十天,这被官方认为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司法部部长便警告《纽约时报》立即停止连载这个文件,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报纸。 如我们所知,这场官司以尼克松政府的败诉而收场。新闻法治作为调控新闻行业与其他部门、团体之间关系的手段理应对政府、组织、团体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做出合理的规定。 新闻法治应该是对涉及新闻领域的多方面关系进行管理与调控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新闻法治是对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根据目前我国法律中涉及新闻传播的条款,新闻法治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与知情权、维护人格权、更正与答辩权、保密权等”[4]这些理念更多的是从义务方面对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相关行为做出的规定。因此新闻法治也可以被理解为保障新闻自由,同时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和治理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理念,它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新闻法论文:高等院校新闻法课程教学新思路探究 摘 要:新闻法学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作为规范和限制记者实践操作的新闻法学在当今时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加之在现代化发展中法律体系的不完备,新闻法学的教学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有法可依,尚不完备”的状态鉴于此,总结在新闻法教学中的不足,得出了关于新闻法教学内容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是案例教学法;二是模拟法庭法;三是头脑风暴法;四是小组专题讨论。 关键词:高校;新闻法;教学方法 现在的中国是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资讯高速增长的时代。新闻学教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和创新。新闻法是新闻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规范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的新闻法学开始日益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笔者作为从事新闻法教学的教师,从总结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出发,认为在新闻法的教学中,有两项内容在以往的教学环节中被大家普遍忽视。其一就是针对新闻法课程中理论知识的基础部分还需夯实和补充,其二就是针对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上还需改进和突破。那么,笔者就从这两方面一一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夯实和补充新闻法课程的教学内容 作为日益引起重视的新闻法学课程,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越来越多的开设,同时,也鼓励和建议学生多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多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而系统、具体的学习散见于诸多法律体系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这一任务实在太过巨大,所以,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不能完全做到。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主要讲授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那么,笔者认为新闻法教学主要内容的讲授除了教材中指定的部分外,还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介绍我国新闻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是对学生在讲授新闻法渊源时必须强调广义的新闻法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宪法。宪法是近代形成的民主制的标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或称最高法、基本法。各国都把宪法有关内容作为新闻传播法的最重要的渊源。二是法律。在我国,法律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法律。在我们的基本法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比如我国民法中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刑法中也大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例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成,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四是地方性法规。总之,通过对我国新闻法现状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我国目前与新闻活动相关的法律规范,便于在将来从事新闻活动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 2.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让学生了解的新闻法内容之一。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力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记者对自己权利的概念不清,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代表政府和人民利益,似乎自由的无边无界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滥用权利的现象。因此,教师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描述清楚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更要描述清楚其义务。要让学生明白,新闻工作者拥有的是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我国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新闻记者不是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是国家管理活动。教师尤其要把容易引起新闻纠纷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给予详细透彻的分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 3.为什么我国现在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 我国现在还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新闻法必须规定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普遍性,但是,现在传媒按行政等级划分,实际上记者也存在这种等级差异性,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矛盾是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专门《新闻法》的最基本理由;二是新闻法的稳定性与舆论导向随机性的矛盾也是理由之一;三是新闻法面对作为社会行业的新闻业的禁止性规定与作为具体的党政机关一部分的传媒宣传纪律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法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恩格斯)。法愈开放,对统治阶级中个人的任性的限制愈大。 总之,在新闻法的教学内容方面,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关于以上的理论知识,这是学习新闻法的必要前提。 二、改进和创新新闻法课程的教学方法 在当代高校的新闻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当然,这也是由这门课程本身的特造成的。新闻法本就是诸多法律条例的汇总,理论知识点丰富,课堂中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所以就形成了偏重理论讲授的课堂风气。这样的课堂设计自然带来了比较单调、呆板的课堂环境,学生普遍反映新闻法学课不生动、不有趣,学习兴趣不浓厚。鉴于此,笔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总结出了几点改进的方面,希望用创新的形式来进行新闻法学课堂的设计。这几点改进和创新的方面将分别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头脑风暴法和小组专题讨论来一一叙说,希望能够引导学生从现实实践中学习新闻法,来培养他们对于新闻法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最终能增强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案例教学法 在新闻法规教学中,如果只是对课本内容“照本宣科”,学习兴趣就很难调动起来,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先要系统梳理,精选案例,把这些枯燥的理论讲“活”,这样才能增强学生在新闻采写中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意识。 案例教学法是指运用身边发生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说明道理,给学生的行为以启发的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由老师讲透原理,然后剖析个案,课后由学生分组搜集案例并讨论,并在课堂上按老师的要求进行剖析。例如,笔者在讲授“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这一节内容时,给出了案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首先讲述了什么是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同时分析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中的违法行为,要求学生对这起案例的每一处违法细节进行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舆论监督权利的结论。进行案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获知新闻事件时能通过法律专业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成新闻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模拟法庭法 模拟法庭法是从法学教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概念。模拟法庭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笔者在讲授“新闻与司法”这一章内容时,曾引用了“王彬余悲剧”这一案例,希望借此让学生明白“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课堂上,针对案例中的“王彬余案件是否该判死刑”这一问题进行模拟法庭。这一堂课学生们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学生在课前搜集了详细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各方“律师”和其他“角色”语言犀利,法理充分,给出了详细、准确、很有见地的意见。通过这一堂课,训练了学生们的辩论技巧、庭审技能,让他们学习了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司法制度等知识,令他们更深刻地领悟到新闻的操作及运用,也让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法律的魅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3.头脑风暴法 所谓头脑风暴,是指专家群体决策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头脑风暴指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新闻法课堂教学中采用头脑风暴畅谈会,一方面可以结合全班的智慧,开创新思路,寻求更好更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师生互动。笔者在讲授“商品信息的和报道”这一部分内容时,介绍了广告信息在传播时出现的一些不合法不合常识的地方,但是却依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正常传播的案例,在课程上针对此问题组织学生民进行头脑风暴畅谈会,希望能够得出比较有效的可行性解决方案。结果是同学们对此问题畅所欲言,确实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意见和方案,开拓了思路,活跃了课程气氛。 4.小组专题讨论 顾名思义,小组专题讨论的概念就是将全班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专题,小组成员内容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方法将大的议题划分,细分任务和责任,并逐一落实,有利于任务更有效地完成。同时,各小组内容讨论、消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写作精神,一举两得。笔者在讲授“特殊新闻的和报道”这一任务时,曾就“突发事件”这一特殊新闻在和报道中的注意事项交由学生们分小组讨论完成。其中,各小组负责一个突发事件新闻,小组内容分析这一突发事件在信息和报道中的问题,最后在全班逐一给出个子结论,最后由笔者汇总,成为这一任务的最终答案。 三、结语 新闻法不仅要做到坚实的理论知识的教授,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总结和提高。也就是说,新闻法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播新闻法律知识外,也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感受、理解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是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水平法律工作者的重要途径。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制的发展与思考 【摘 要】新闻法制可以说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在探索阶段。但是,为加快建设中国的新闻法制体系,就势必要对新闻法制的产生及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新闻法制中适合我国的部分加以借鉴。文章试从以上问题提出对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可行建言。 【关键词】新闻法制;新闻法 一、新闻法制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法制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式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新闻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斗争的胜利,19世纪以后,新闻法律制度也逐步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 西方的新闻法,是指国家在调整新闻传播过程中而产生的规范公共利益、公民利益和法人利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豍各国的新闻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第一,针对新闻活动的专门单项立法。比如法国在1881年制定的《新闻自由法》,瑞典的《出版自由法》等。第二,有些国家没有单行的新闻专项立法,而是根据宪法、民法等基本立法中有关新闻的有关规定而规范新闻活动。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外,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在这些国家内,往往也依据对已决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新闻活动进行规范。纵观国外新闻法制的发展,主要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没有新闻法制到严格的新闻管制,再到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法制态度的摇摆,最后到现代法治国家中对新闻活动立法规制的完善。 我国的新闻法制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报状”、“观察使牒”和“定本制”,到了清末民初,更制定了《大清报律》和出版法,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也制定了《国民暂行报律》,袁世凯也出台了《出版法》,国民党政府时期也颁布了《出版法实施细则》和《新闻记者法》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中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在现行的我国宪法当中,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建议等权利。 我国的新闻专项立法早在1980年赵超构先生就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到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新闻法研究室成立,我国的新闻立法正式拉开序幕。到1988年,全国有三个新闻法草案,1989年以来,虽然制定工作停滞下来,但是邓小平曾指出“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豎1997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豏截止到2012年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兼有规范性文件,并遵守国际公约的新闻法制体系。 二、新闻法制的形式和内容 新闻法制的形式可以从新闻法的渊源的层次上进行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宪法或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第二,专门的新闻法为核心的基本法律;第三,新闻法规;第四,其他相关规定。 虽然新闻法的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可以说是新闻法的根基,它应该允许新闻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在不超过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报道。第二,新闻监督权。这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及时披露及做出合法性评论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闻监督权,必须有严格的界定,不能以监督为名冲破司法的界限。第三,新闻的社会责任。新闻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要负担相应的义务,要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良知。这就要求新闻行业要进行行业自律。 三、完善我国新闻法制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新闻实践中,随着有关新闻诉讼的个案的出现,如何建设一个规范而有效的新闻法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其中,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进行。 第一,树立新闻法治观念,正确认识新闻立法。 在我国新闻专项法律制定的道路上,一直困难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转变。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我国新闻法治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新闻法治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其中的问题。新闻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有了新闻法治的保驾护航,新闻行业的发展必将更蓬勃。而且,从总体上讲,新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我国树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际形象的最好办法。 第二,完善新闻法律体系,制定专项新闻法。 虽然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等,但是总体而言却缺少新闻法,这样使得新闻法律体系缺失了专项基本法。所以,加紧制定专项的新闻法就成为整个新闻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最重要一环。 制定和充分实施专门的新闻法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发作用。大法治环境的确立无疑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的有力的环境保障,同时,新闻实践的发展也不断的呼唤专门新闻立法的出台,同时,新闻实践也为新闻法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准备,所以,制定出适合我国新闻实际的新闻法势在必行。 新闻法论文: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角度探析癸丑报灾发生的深层原因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对报业的控制是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十分黑暗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报业史上的巨大劫难“癸丑报灾”,它带给现代新闻研究者的不仅是其体现在表面的理论价值,更是隐藏在背后的关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发展内在规律的研究价值。研究癸丑报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现代研究者更好的全面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更全面的认识癸丑报灾产生的主观、客观因素,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角度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 【关键词】癸丑报灾 北洋政府 新闻政策 新闻自由 一、社会背景因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在当时可谓“万马齐喑”。政治上广泛动荡,各系军阀虎视眈眈;经济上迟滞不前,内战频仍民生凋敝;文化上想方设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新一轮的文化领域斗争一触即发。 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袁世凯设计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同时藐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专门出台了包括《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出版法》等管制新闻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他还在制定其他法律的过程中加入了对新闻事业的管制的规定。制定出台这些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政策的原因。是袁世凯政府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政策内涵所导致的,更是北洋政府意识到了历史经验中报业重大力量的结果。 在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实则是为加强专制、复辟帝制,不断进行新闻立法建设。成为了癸丑报灾的始作俑者。 二、矛盾激化过程及导致报灾的直接原因 在辛亥革命之后,报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极盛时代,但是到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与国民党各自在势力范围内加强对媒介、舆论的管制致使本来深厚的矛盾被更加激化,袁世凯更实在取得全国统治权后进行个人独裁,各种法规的限制使报业陷入低谷长达四年之久。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民贼独夫”等语言斥责政府,激怒了袁世凯。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予以“严重取缔”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的报刊只剩下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至此,“癸丑报灾”的直接原因——北洋政府的残酷新闻管制政策,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果实之一——以无限制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彻底摧毁了。 三、世界新闻思想影响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各种新旧观念百家争鸣,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大时代的浪潮下,留学海外的学生们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洗礼之后,将一部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带回中国,其中就包含了资产阶级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的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言论政”,他们一直在努力向统治者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个理论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在将新闻自由广泛传播的同时身体力行,创办报刊。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将人带回原地。众所周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洗礼才逐渐被人广泛接受。在社会发生激烈变革思想异常动荡的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仅凭一腔热情对其空空追求甚至因此斗争,必将会和当时的政权及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念并且坚定的传播着这一思想,但是他们大多数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他们既有传播新思想的积极性,又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这样的双重性成为了他们在传播民主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章士钊在《论报律》中阐明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这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可以说,从西方的自由思想上,中国的报人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启示,在思想上催生了他们的自由观。产生了与限制新闻自由法令相斗争的观念,进而指导了这批报人的斗争。 四、报业追求“绝对自由主义”的主观因素 事物的发生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固然北洋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根本上造成了“癸丑报灾”的发生,但报业对新闻自由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客观经济基础不符的“空想主义”也是这个报业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所在。民国初期推崇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是与当时国情不符的媒介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空想自由主义”的余温。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清末民初新闻自由造成很大戕害的是绝对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不要报律、不遵守报律是其典型表现。这种表现在清末尚有促成封建王朝瓦解的积极作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是非理性的,弊远大于利。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是残酷的,但新闻界的‘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并煽动暴力,却为报灾埋下了伏笔。” 事物在对的时间经历对的状态才能使历史产生最顺畅的前进动力,然而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盲目的追求绝对自由,且进行宣战、对抗、一味的批评甚至讥讽,也是造成其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洪流中带来了传媒和法律进程的无限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想要传媒人能够真正有尊严的为民生立命为大众疾呼,就要在根本上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制定中立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我们只能说,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光芒和勇于求索的勇气,但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中所难免暴露出来的空想自由主义思想的弊端也是应该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所警醒和借鉴的。 新闻法论文:从传播效果看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案例教学法特点的基础上,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问题,认为应首先重视理论的讲解,其次重视课堂讨论,以期提高教学的生动性与典型性。 【关键词】 传播效果;案例教学;新闻法规;课程应用 一、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 传播效果从广义上讲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传播效果是和传播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也是检验传播活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讲按照传播效果发生的逻辑顺序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以及最终引起的行动层面的效果。 在高校专业教学工作中,因部分专业课程的高度理论性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下,课堂反应平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传播效果。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新闻专业新闻法规课程的教授工作,新闻法规是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总体上来讲理论性较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律规范性课程,从教材上来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新闻法制知识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讲解。教材的这种结构体系,对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要掌握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而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发现,很多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空白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讲到新闻侵权的构成条件时,为了使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掌握的牢固一些,要先引入在民事案件中,构成一般民事侵权的要素,再进一步引申到、具体到新闻侵权的构成。而在考试过程中却发现,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产生混淆。 二、以提高传播效果为设定目标的案例教学法 1、案例教学的兴起 案例教学是一种通过模拟案例场景,进行案例场景再现等方式,将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典型教学方法。该方法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哈佛学院前院长提出,之后被广泛推广到全球各地,并被较多的运用到医学、法学、军事学等专业教育的实践教学领域。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它是对现实问题中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综合反映。案例教学中选用的案例多数来源于现实社会发生的真实事件,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环节中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和较强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呈现在课堂教学中。因其来源于实践,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其积累社会经验提供帮助。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应首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设定好相关教学内容,并根据每项教学内容有目的、有主题的选定教学案例,之后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组织学生开展对案例的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广泛交流活动。针对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笔者采用了目前教育领域中得到广泛推荐的这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1)案例教学法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性。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所选择的事例多数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直接反映出教学内容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是也是要根据教学需求选择一些好的案例开展教学。重在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其将专业理论内容紧密的设置在教学环节之中,也直接有效地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案例构成的综合性。教学案例的多数都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因其典型的社会性特点,表现出案例内容并非只是单一的表现某一项理论,它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和多元化。鉴于此,学生可以通过对案例的深入体会和剖析,逐层多角度的进行探讨的认识。 (3)传播效果的启迪性。文前提到传播效果的第一个层次是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从案例教学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记忆。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这一层面则能够通过学生对案例教学的课堂积极性充分的反映出来。 三、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 新闻法规课程主要向学生们介绍新闻法制的基础理论,以及引导其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针对新闻法规课程的这个基本情况,笔者设计了讲练结合为主线、课堂讨论和案例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并且在本学期的课程中具体实施了这个思路,希望可以通过理论讲解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新闻事件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具体来说: 首先是理论的讲解。由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新闻法规教材理论内容较多,案例相对较少,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所以在讲解理论的时候,教师应首先结合学生的层次特点调整教材的结构,对教材进行大胆设计和取舍以凝练主题。比如针对法制特点部分,教材上强制性、集权性、统一性、阶级性,而实际上,在具体应用中,我们很多情况下常用后两种。所以在实际讲授中,讲授者可有意识的加强后两种方法的讲授。而另外一些章节,比如就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章节,可做以充分的讲解。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最有用的知识。而这两个部分均可以根据其特点选择案例。尤其是对于新闻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完全可以广泛收集选取报刊电视最新的例子,整个授课过程所讲授的例子除了经典例子之外,大都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此外,还适当为学生介绍一些中国香港及国外新闻节目的一些做法,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而且教学效果很不错。 然后是重视课堂讨论。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一种好的教育,应当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学习中去,享受求知的乐趣,享受智慧的升华。对于学生自己已初步形成教师通常会围绕一个问题首先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看法。对他们提出的有创见的想法予以鼓励。针对学生具有一定理论认识基础的部分,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导入、案例分析、假设结果模拟预测和案例总结等阶段开展教学。通过从案例讨论中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最后可以让学生自行总结,也可以教师总结,讲明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在总结中,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给参与者以鼓舞。 四、案例教学法在传播效果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层次的要求,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教师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充分认识,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要能够根据教学重点和教学目的有计划和针对性的设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环节。因此,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并能基于这一设定要求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综合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它可以在映射教学主要内容的同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摆脱了单一理论教学的纯“真空化”缺陷,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简单培养提供教学资料。 新闻法论文:西方国家新闻法探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是最高的又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政府、政党、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施法律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司法,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无论是他律的行为规范还是自律的行为规范,其基础都是法律。所以讲新闻管理和自律,必须先讲法律。新闻法治是现代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理想的新闻自由就是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介的活动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自由,只受司法的约束。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积极行为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干预也在日益深入,如果说对于报刊等印刷媒体的管理主要还是在于经济活动,即把报刊社作为一个企业那样来管理,那么对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对新兴的互联网,行政也已经开始介入其中。 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一条行为规范,是对国家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个体的共同规范,它要求把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强制性的外界约束减到最低程度。所以西方各国新闻事业大都有发达的自律机制,通过自律使新闻事业能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不致妨害社会和统治者的整体利益。 了解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法”,主要不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以“新闻传播”命名的法律,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个法律制度对于本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哪些规范。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有充分保障新闻自由的普通法传统。除英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在宪法性法律中对新闻自由加以保护。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公民的言论或新闻自由”。1949年颁布的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并有自由采访一般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报道的自由予以保护,不受检查。”《俄罗斯宪法》(1993年)第29条第5款规定:“保障大众信息自由。禁止新闻检查”。印度宪法第19条第l款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法律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现代新闻媒介法的基石。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大基本理念。这个原则其实只是对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规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只是保护和限制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区别。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直接保护”,宣布不能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实质上是主要通过司法来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提出一些限制原则,干预新闻传播活动。二是以各大陆法国家为代表的“间接保护”,亦即由宪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立法限制新闻自由,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法律包括“新闻传播”的专门法。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兴起的“人权保护”。这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代表,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因为英国以前在法律上从未规定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这项权利在普通法里只是在扣除了一切限制后才得到承认,故被称为“剩余权利”,直至1998年英国制定了同《欧洲人权公约》接轨的人权法案,才有了对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进行保护的法律条文。 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和作为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制度有很大的虚伪性,面临着种种困境。 从保密和信息公开、禁止诽谤、保护隐私等方面来了解各国有关法律规定。其中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承认新闻自由同维护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法律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如,任何国家都有保密制度,而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公开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制度。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纷纷制定信息公开法,就是对何种信息必须公开,何种信息必须保密,信息公开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泄密如何制裁等予以规范,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它一方面规定政府承担了向公众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公众向政府索取信息的程序,另一方面规定有九项豁免披露的范围。 对媒介的管理,西方国家也是存在差异的。美国是大部分信息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的最大控制者,是公认的网站建设最成熟、信息化工作开展最彻底的国家。美国政府通过一个个完整的、连续的、层层递进的规划,实施信息化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的网络发展战略还在全世界带来强烈反响,促进和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建设。美国一直重视信息法规建设。这些法规还体现了美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既限制又保护个人的权利,既保障公民合法的权益不受侵犯,又限制公民侵犯他人利益、危害社会的行为。美国的信息法相对他国而言,是较为全面的,涉及电话通信规则、行业进入规则、数据保护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等,既有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对细节的具体规定。面对美国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成就和互联网在世界的迅速兴起,欧盟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相关的服务具有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体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组织效率等作用,同时为了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局势调整和制定欧洲信息社会的发展计划。如“增长、竞争和就业”白皮书、“本杰曼”报告、“欧洲通往信息社会的道路――行动计划”、“欧洲电信政策的形势报告”、“信息2000年”等。欧盟针对信息建设及其管理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性和立法性的文件,表明了欧盟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文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遏制网上非法有害内容和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涉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隐私权、消除各类网络犯罪和有害内容等。(2)关于泛欧电信网络的建设。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相应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国外的新闻立法经验对我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美国的诽谤法,以及波兰、匈牙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新闻法》等。 首先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在西方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名誉权都被认为是基本人权。西方的新闻制度虽然还不完美,但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新闻制度和新闻法制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某些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的借鉴与参考。在这些国家里,新闻媒体都自觉地和政府保持距离,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了监督和制约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 其次是新闻自由必须受制于新闻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有不少新闻媒体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公司或个人的名誉和隐私权,因此,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新闻法的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的司法界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维持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再次是新闻媒介必须提高法律意识。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在涉及个人名誉的报道时,依然是谨小慎微。毕竟,作为基本人权,名誉权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报道,也是为了避免旷日持久、耗费巨资的诽谤诉讼,《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美著名大报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部。律师事务部的责任是与编辑和记者合作,确保那些批评政府和官员的重头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对那些可能使当事人的名誉遭受损害的新闻报道,必须反复核定事实的细节,由律师确认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后,才能发稿。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闻报刊,大多采取向保险公司投保“诽谤保险”的办法来避险。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治化的困惑与出路 当今社会,新闻传媒由于其自身搜集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等特性,已逐步成为公民实施言论自由权利的主阵地。完善的新闻法治环境不仅能使新闻活动更加规范,而且更能有力地保障新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写进了宪法。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立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虽然当前新闻法律体系中有大量由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等级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中部分条款不同程度地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给予一定的规范,但至今却没有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新闻法,这将直接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过于空泛而无从落实;新闻采访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生命线,虽然记者的采访权在事实上得到了默许和认可,但却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记者享有“采访权”、“报道权”。因此,一直以来,制定和颁布《新闻法》成为不少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呼吁的对象,并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闻法的缺失使新闻法治化陷入困境 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1980年9月,赵超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然而,20多年过去了,《新闻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新闻法的缺失,虽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活动无法可依,但却给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闻法》难产的原因在于对新闻法的性质、功能等关键问题的明确上,行政部门、立法机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这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有:如何界定和表述《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新闻媒体和出版社要不要主管和主办单位等。在新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 新闻法的立法目的难以明确阻碍了新闻事业法治化,新闻立法的宗旨是傈护和发展新闻自由,但也强调了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限制和约束,成为立法与否旷日持久的争执核心。2 新闻法中关于媒体创办权的规定存在难点。曾任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过《新闻法》的孙旭培研究员认为,《新闻法》一时难以出台,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法》应该规定谁可以创办传媒的问题,面对全部媒介国家化的情况,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公民和法人能否参与创办传媒?目前的《新闻法》草案被要求不涉及创办传媒,而《出版法》却规定:这样的《新闻法》显然违背《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如果允许公民创办传媒,则又与我国现在的新闻体制不符。 因此,为了改变新闻事业在现实中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摆脱无法可依的现象,必须加快新闻立法的速度和进程,以保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需要新闻立法来约束各种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保证舆论监督的公正和力度。 新闻法治化需要重视的问题 《新闻法》在全世界很多法治国家都是一部除宪法以外的重要大法。在民主国家,新闻媒体被看作是除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在我国,新闻媒体也扮演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十年的法治建设和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社会环境;法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新闻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前提;大量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案例,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现实基础。199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的法制建设。要加快立法工作,加强依法管理,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法》的颁行已经为时不远。 1 坚持党领导下的新闻法治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都是由党委宣传部门领导,虽然新闻体制逐步放开,但是对媒体意识领域的监控从未放松,部分人认为新闻立法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实际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新闻立法只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对新闻规律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的认识凝结到新闻法中,就能充分体现党的引导作用,从而使新闻法中的自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2 加快新闻法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为保证新闻主体依法实现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新闻立法必须建立和健全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既包括因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侵权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应包括基于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责任,以及因触犯刑法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等。 3 新闻法治和新闻自律并举。新闻自律机制的功能,首先是“限制”性的,既约束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使之恪尽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又通过自身行之有效的工作,避免政府直接出面制定严厉的法律。新闻法治与新闻自律并举,使两种机制中“张力”与“限制”互补。政府通过参与建立自律机制,既能达到规范新闻媒介的目的,又可避免与之直接冲突,可以有效弥补新闻法治刚性带来的不足。 总而言之,《新闻法》的制定势在必行,其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新闻采访权等问题作出的大量规定,必将更加完善目前的新闻法律体系,加快推进新闻法治化建设,在新闻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与自律并举,自由与监督并行,才能使新闻事业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和张扬。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在历经数次提案后也开始酝酿。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新闻法的立法原则、条文的构建甚至立法的必要性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争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分析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保障新闻工作者执业权利的需要 新闻是人们了解周围世界的一扇窗户,通过不同渠道的信息获取。人们可以了解时政要闻,拓展知识,开阔眼界。锻炼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闻舆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促进民主与法制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上述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首先有赖于新闻工作者不受阻碍地自由执业。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救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被无端阻挠、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设备被抢夺、损毁,甚至遭受人身攻击、非法拘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执业权利已有上位的《宪法》和基本法《刑法》等进行保护,无需制定新闻法。但应当看到,《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条文大多较为宏观、抽象;特别是《宪法》在我国具有不可司法的特征。不能成为个案的审判依据,显然需要下位法予以落实和细则化。而《刑法》虽设立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但针对的是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对于阻挠、干涉新闻工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上述罪名保护的客体是生命权、健康权而非新闻采访权。换句话说,并未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职业身份进行立法保护,而是仅仅将其视为一般公民。 应当看到,新闻采访权并非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如果新闻采访、报道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报道权需要法律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保障,必须通过新闻法的制定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执业地位,全面保障其合法的执业权利。 保障新闻自由的需要 当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时。新闻自由开始从一项“自然权利”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制度权利。对于新闻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也已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共同选择。 新闻法从其性质上来说应该是新闻自由法而非新闻限制法。首先。新闻自由是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手段。现代的大众传媒能够使人们足不出户便了解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消息,通过文字、声音、影像、图片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和陌生。其次。新闻自由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作为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在抑制政府违法、防止政府滥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最后,新闻自由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通过事实真相的获悉和参与评价。原本分散的个体意志被凝聚成群体意志为国家所重视。新闻法恰当的文本表达必将使新闻自由的理念得以最大化的落实。 规制新闻活动的需要 新闻自由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绝对无边际的。新闻自由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现事实、针砭时弊、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必将对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这就使得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成为规制新闻活动提供准据和尺度。 增强新闻工作者责任心,抑制失实新闻报道。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为了赶时效、抢新闻,不做深人调查就草率发稿,导致报道失实。更有甚者,甚至炮制虚假新闻。“纸箱馅包子”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者”利用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扰乱视听。导致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影响极为恶劣,也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新闻法作为新闻界的行业规范,其早日出台必将督促新闻工作者坚持职业操守。从根本上杜绝虚假和失实新闻。 理性的角色定位,保持适度谦抑。“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新闻媒体是事实的守望者。而非法官,不能挟民意以干涉司法。因为有时民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和客观,甚至给司法活动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影响。新闻法的出台将引导新闻工作者找准角色,理性定位。 规范新闻内容和新闻用语。新闻报道受众广泛,其真实性也被视为常态的,因此发挥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用语必须加以规范。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告诫英国新闻工作者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不应过于详细,以免读者效仿。负责起草这一准则的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成员莱斯・欣顿说:“我们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媒体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常常导致(读者)模仿自杀。”作为新闻业的行业规范,新闻法应当制定相关规则限制新闻报道淫秽、歧视性、低级趣味的语汇和内容,避免误导,杜绝错误的价值观。 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公民私权同样是宪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的对象。公众知情权的获取不能以放弃、牺牲公民个体权利为代价。然而一些媒体、记者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随意采取秘密潜人私人住宅、跟踪、隐匿摄录等手段:为突出真实感和现场感,不惜任意曝光公民姓名、肖像及其他个人信息。新闻法的制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在两者之间找寻和把握恰当的尺度,并予以细则化、可操作化。 新闻法论文: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 摘要: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法国的新闻法规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法的形式特征上看,法的调整机制的变化最为明显。本文从法的调整机制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后法国新闻法规的变化和发展,从中透视新闻法规的进步,兼论新闻法规进步的部分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控制 新闻法规 调整机制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结构),反映着法的价值的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制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可以透视不同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序列。”因此,研究新闻法规的调整机制对于透视新闻法规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近代法国法无论内容、原则和形式,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法;它系统并且直接地反映出反封建的革命成果,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因而是早期资产阶级法的典型。”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完整地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其新闻法规也因此有着明确的进步历程,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本文所探讨的新闻法规。意指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和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与新闻出版内容相关的规定。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基亟调整机制 专制时代,“君权神授”思想大行其道,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统治状况。 法国在印刷术传人后很快颁布各种管制出版和发行的法令。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政府确立了印刷出版特许制和审查制,1521年。法兰西斯一世禁规,此后又一再颁布法令,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当时,天主教会还对一切出版物实施严格的检查。禁止教徒阅读“蔡书”。怯国第一张持续出版的周报是1631年勒诺多创办的Gazette,该报经首相推荐,国王路易十三特许出版。“在法国,王权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控制权,通过敕令、文告指挥着最高法院与教会检查和控制出版物。” 当时法国的新闻法规采取成文法的形式,主要的调整手段有书报检查制度、办法许可证制度、特许制度、追惩制度和限制规模。违反了新闻法规的记者、出版商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法院审判就被宣判有罪,上诉权得不到保障,甚至可以完全没有法院审判过程就将记者、出版商等处以刑罚。这时的新闻法规要求新闻记者和出版商承担义务的客体一般是君主、教会和法院的统治权力,而很少涉及或不涉及社会的利益、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由当时的统治方式决定的:第一,君主代表国家,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所以国家立法得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限制媒介;第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人们很少有主权意识,也没有成形的市民社会,所以新闻法规并不对君主、教会以外的权利进行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机制 大革命后,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法律代替命令成为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新闻法规的内容更加规范了,包括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的保护和对新闻事业必要的限制。 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揭开了新闻法规权利本位时代的序幕。确立了公民的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作为《人权宣言》的继承和发展的《世界人权宣言》又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使新闻自由拓展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在实践中,新闻自由在法国并未从此畅行无阻,革命时期也有书禁和书报检查。拿破仑上台后也开始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路易十八复辟后继续进行出版前检查、二战时也曾实行过战时检查制度,等等,但是公开宣布出版自由和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并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国可谓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出版自由法》,规定印刷和出版自由,废除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并且把新闻出版活动争议的裁决权归于司法而不是行政。法国现行的《刑法》、《民法》、《军事审判法》等对报纸刊载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规定。1947年通过的《梵希特法案》标志着报刊自由发行的原则得以实施。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在国家通过禁止公开信息而对出版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时,国家应当履行非常严格的强制性标准。来作为免责理由。因为法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所以共同体法也是法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具有法律效力。1999年的Fressoz诉法国案就以Fressoz胜诉结案。这也是法国新闻法规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1978年7月制定的《行政文书公开法》,成为规定法国信息公开的法律。 对新闻出版进行必要限制方面。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煽动犯重罪和轻罪”、“妨害公共事务的犯罪”、“妨害个人罪”、“伤害外国国家首脑和外交官员”等罪名,并在第五章规定了“诉究与制裁”。其中第27条针对提供虚假信息。规定“出版或复制错误的新闻,捏造、伪造或谣传新闻,如其扰乱了公共治安,并属蓄意之举,则处以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五十至一千法郎的罚款。或仅处以二项惩罚中的一项。”第29条针对诽谤和侮辱,规定:“一切对某一事情的断言或指责损害了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名誉和声望,即为诽谤。以侮辱性的语言。蔑视或抨击性的词汇肆意归罪于人即为侮辱。”这些对于新闻事业的限制性规范,就是为了保障新闻事业不在非必要的条件下侵犯公民和法人的自由和权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政府的义务主要体现在维护新闻自由、确保信息公开等,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而设。法国新闻出版业的义务主要体现在提供真实信息、不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遵守法律、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除了针对国家和政府以外。还出现了更多针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内容。这时。新闻出版业和政府承担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并不常见。从而保障了国家和政府、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的权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进步。法国的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新闻法规也逐渐开始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互补关系。 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变化的原因 从专制时代权利义务相分离,到资本主义社会权利义务相统一。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日趋完善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社会制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使公民个人及新闻事业的权利得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认可,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天赋人权”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合法化,新闻事业的权利作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外化和延续也随之合法化。新闻法规在赋予国家和政府权利的同时。也就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义务以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二,分权原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掌握法 国政权后,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分权代替集权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875年宪法、1946年宪法和现行的1958年宪法都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需要遵守的法律来自外部。这样可以使对行政权的授权性条款有合理的限度而使义务性规范得以确认。司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有了外部监督机制。在行政权出现违法行为时,有外部的强制力量予以有效的阻止并对利益受损方以适当的法律救济,这就使行政权履行义务成为可能。这样,新闻出版活动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社会权力共同管理,而这三种权力互相节制。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新闻出版自由,从而为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发展环境。 第三。从新闻事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统治阶级无法再对新闻事业进行野蛮残酷的镇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事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人们对新闻事业的依赖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新闻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同专制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甚至可以左右政局,催化战争与媾和。面对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走专制时代的老路。必须更新和健全新闻法规。在要求新闻事业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四,新闻事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完善的历史背景。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新闻自由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就已经确立了合法地位,“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参与者”。所以资产阶级的新闻法规必然排除以往新闻法规中大量的禁止性规范,增加授权性规范,以保障公民和新闻媒介的权利。 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民主制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制订新闻法规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现代法律的体现。而且是保障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没有权利的义务和没有义务的权利在结构上都是不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权利主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是从长期、发展和全局的眼光来看,这些利益根基不牢;尤其当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传播机构和宣传机构的地位来看。如果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那么它的信息功能和宣传职能都将严重受损。 第二,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新闻法规完善的物质条件。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我国的新闻法规要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适合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社会状况,适应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过于滞后的新闻法规,会使新闻事业束手束脚、裹足不前,无法获得健康的发展;过于超前的新闻法规,则无异于揠苗助长,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新闻法规的确立、发展和完善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三,我国的新闻法规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的范围内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惯例和世界通例。在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不必要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避免我国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国际信息的传播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基于实训的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中心的建设与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更高的教育思想,理念,工具,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应的一系列的变化。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中心的建设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为一个核心指标对学校的高低来衡量。就我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实验中心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发出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教育界的共识。现在越来越多的实验课程在人文社科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对文科实验教学的认识也正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我院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中心的现状 继“211”,“985”项目,国家教育部提出的“质量工程”,实验室建设在高等院校是教育部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专业知识和能力,提高学生的学校,学院和大学实验室的规模和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可以形容为“知识创新的源头,人才培养基地”。我校新闻与传播专业实验教学中心(以下简称实验中心)是我院实验室作为发展的重点项目,它的建设,充分体现了媒体的教育理念和实验教学观念的转变。实验中心教学改革,能力建设目标,加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该中心的任务是,多媒体教学功能,突出创意媒体专业,具有辐射服务能力的跨学科实验教学中心,按照高标准的现代媒体技术。近年来,实验中心实验室硬件建设,政府的重点支持,学校课程管理,持续大规模投资和其他方面更高的要求,对我们面临的能力提高和学校的发展具有一种发展的机会。 2构建富有特色的创新实践体系 面对企业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使得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高校的不断改革,探索,努力实现教育模式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培养创造创新型人才,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该中心形成的过程中建立的“实验 - 培训 - 实习”,加强实用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型人才。中心为基础的学校,传播学,广告及全校本科生和非新闻传播类专业辅修的公开课实验教学的学生,也积极地为学生提供内部和外部培训的机会和条件。在大量的训练的基础上,学院与业界合作建立的实习基地。大量的实践和实习的机会,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力,大学毕业生受到社会的欢迎,全面提高实验实践教学的整体质量。 2.1加强基础,专业,多层次的实验课程体系建设 学院成立时间短,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实验课程体系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实验课程体系,我们必须有不同的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如摄影和摄像,“广告”的原则,应该是必修课程,如电视编导与制作“,”广告策划与创意,新闻编辑研究“实验课程体系的设计”也应该被认为是为全校开设了人文学科的课程,如“美学概论”。实验型类实验课程,实验,创新实验和研究实验和课外活动的发展。 2.2注重内部和外部的培训和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该实验中心不断提高辅助教学也积极为学生提供培训机会,以及内部和外部条件。拍摄和采访中心积极鼓励大学生学生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参与学校和学院的活动,不仅为学生准备拍摄器材,偶尔这些成员组织的培训,使他们没有在课堂内学习中没有实验室不仅对学生在填写培训技能。 2.3广泛的产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 实践基地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学生实习的问题,还可以锻炼教师的实践能力,有利于培养“双师型”教师,通过产,学,研,也可以结合企业的技术支持,从而为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3 实验教学基本理念重新定位 3.1辅助性实验教学向整合性实验教学转变 据媒体不断融合的趋势,所有的媒体技术手段整合成完整的多媒体教学框架。实验室课堂教学不再支持作用,必须是一个技术环境,为教师和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思维平台。课程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材料的产生,需要密切的联系与今天的媒体现实环境中,高,新媒体技术的全面应用扩展。 3.2从知识传授为主向能力实训为主的转变 充分发挥学生喜欢动手能力,训练学生熟悉各类媒体的设备和技术特点,在不同的环境中熟练使用媒体的新闻采访,媒体,创意设计和生产。按照等级考试的科学技能培训,一步一步,确定学生的实际能力,采取切实可行的教学效果和有趣的。 3.3从教师为主体向学生为主体的转变 强调学生是实验教学的真正主体。尽可能地反映的开放性实验中心。开放的媒体环境中,学生能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学会独立的特殊的设计,生产和研究,通过各种作品或成果的集中体现创新的有效性。的概念,自主创新实验中心在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设计的实验项目,实验结果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学生开阔眼界,与产业相结合,与社会相结合,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实验结果。实施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结合教学和专业实践,专业实践与教师的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全面实施开放式实验教学相结合的实验中心。 结论 新闻与传播专业实验教学的目的接近媒体的发展,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跟踪和使用的实际需要,深化传媒类专业教学改革,始终坚持“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并重、知行合一、强化能力”的实验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只有通过解放思想,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实践教学与理论的完美结合,以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能力,满足社会和媒体的专业人士的需求。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基于人才培养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实习模式变革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既不能脱离学生的实践平台的建立,也离不开掌握和应用在媒体上的最新信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新闻媒体的技术革命,新闻媒体专业发生一些非常重大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如媒体,观众,受众细分,目标的本地化,信息网络和媒体的小型化。因此,实验中心的建设是适当的“四位一体”的有用人才发展的需要,当代大学生一定要注意捕捉到的最前沿,掌握新闻与传播最新的通信手段[1]。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的概况 实践能力的获得和提高不仅仅是大学生全面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而且也是提高创造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为学生的职业,就业和创业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能力的学生的知识,情感,意图,和走向一个新的、全面的水平,这与学生的愿望相结合,是追求积极的社会价值的发明和创业开创性的条件。 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现有的硬件资源整合,打造创新性实验项目:如杂志的生产和销售;报纸的生产和销售;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特别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脱口秀节目,电视连续剧生产(dv作品)、网页设计与制作(列设置,网络艺术,字体,上传信息,标题制作,图片制作,链接),节目策划的特别活动,宣传册设计);生产;教材编写;婚礼词的创作。写在具体的消息,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不仅积极参与大型活动的学校,摄像,编辑,也有利于学校相关的功能,编辑报纸,杂志和大学精品课程,特别活动拍戏。 只有获得一般新闻和传播知识,学生不称职的“泛媒体环境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必须能够使用各种媒体技术。虽然大学专注于实践的特点,还特别注意建设实验室和培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知识的能力,实践活动不能分开。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雇主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需要关注和认识的升华和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单靠课堂教学,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很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参与实验中心的实习活动[2]。 二、基于人才培养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实习模式的创新 (一)建立“教学——教务——学工”三位一体的教学体制 中心经过多年的摸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媒体实验实践教学的健康和有效的补充,投资的师资队伍,教学设施,学术部门增加投资,非教学的学校工作人员,共青团,这些传统加入的力量,极大地拓展了实验实践教学资源。多年来,该中心已逐步建立教师开展所有媒体教学实验,参议院后续指导实践教学的全过程,学校的工作,共青团,全方位的考核管理实习学生的实践教学三位一体的系统。 (二)设计“基础——提高——研究”三组模块教学实验 中心为平台,开展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分析和设计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反映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科的理论,实际操作的研究和创新的交叉融合之间的关系。低年级学生的基本实验:将很快成为熟悉的现代传媒工具和操作技巧的基本性能。改善型实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种媒体技术,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实验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实验平台[3]。 (三)综合专业能力实训 大二上学期结束的学期教学四个星期的全面训练,沟通的能力融合媒体操作的培训,让学生熟悉媒体运作的全过程,学生掌握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后,全面锻炼。我校大部分技能培训为一体的综合专业设计培训内容: 1.实验中心报业的运行。综合能力培训项目的基层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深入编辑部出版的报纸版面,通过一个周期的前两年学习专业知识的大门,了解整个运行过程中,综合运用报纸,学习主题规划,采访,写作,编辑,审查,摄影,广告和营销,团体,排版,校对,发行工作,最终打印出一份你的学校的报纸,或内容风格不同,其他成品报。在整个练习的过程中,学生经历采矿,写作,编辑,评估,照片磨练,开始了他的媒体管理,战略决策,得到一种成就感,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记者的艰辛经历和责任。 2.学校电视台的实验操作。在老师的指导下,实验电视的操作的主要任务,学生制作的视频新闻节目的文件。学生们前期的选题策划,校园面试,编辑和制作电视新闻节目的后期视频编辑室和电子工作室。这种培训模式,如果运作良好,可以成为正常的学生实习基地。我教了相关的专业机构,每月生产的校园新闻,一些电视节目,如人的采访,校园焦点。制作的节目在网站上播出,反响良好。学生的创作热情,该方案具有一定的水准[4]。 3.现场操作。该网站的作品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产生一定量的信息的网站。网站的网站或者类似的学校,街道,居委会等基层单位的,也可以是官方网站。网站的设计必须包括一些文本信息,以及一些图片,视频和音频信息。该网站是因为到单位,企业建立趋势,网站动作是一个全面的培训内容是必要的,是实现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高校实验中心的建设,需要高素质人才在实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资源,将课堂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活动中,是基于人才培养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习的重要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在这个平台中不断地自主创新,自我发展,通过在教师的指导下,实现全面发展,是当前大学生面对高校扩招就业难的问题可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实验中心的建立不但真正解决学生知识掌握学习的问题,还需要学校管理者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做好学生实践活动工作。通过以上实习模式创新的分析,期望能得到同仁们的指导和帮助,为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学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浅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现状 新闻传播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根据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选取了中国不同地域的高校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选取办法是:在东北地区选取了吉林大学,华北地区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地区选取了兰州大学,华东地区选取了复旦大学,华中地区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地区选取了中山大学,西南地区选取了四川大学。以国家985建设大学为主要选取对象,旨在研究质量高、具有一定实力的传播专业来做主要分析。 一、专业发展历史 所选取的这七所高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新闻传播类高校的发展现状,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上看,新闻传播学专业起步较早,许多是在中文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3年,许多院校纷纷调整建系,之后逐渐成立新闻学院。(见表1) 在这些院校中除了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在人文学部下属,其余六所院校以“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文学与新闻学院”作为院系名称,且属于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表明其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从所选取的院校来看,均为“985”重点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院校都有着悠久的新闻教育的历史积淀,均属于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学校。 二、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 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录》中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新世纪之初又增加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 三、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 高校恢复招生后,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个院系开设有新闻学硕士点。在新闻传播学硕士的培养阶段中,绝大多数的高校均有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不同院校设置了部分相同的研究方向,说明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在研究方法、基本理论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初步形成了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模式。 在发展基础好的高校里,现有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中开设的研究方向较为细致。其余高校则对各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细分,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硕士点中就有新媒体研究,传播实务研究中含有公共、出版和广告;兰州大学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开设了民族传播学,较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凭借其所处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了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研究方向。 从表3的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硕士专业招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教育依旧是以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说,应该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向实际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发展。 四、 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 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是从1984年开始的,至今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先招收第一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正式设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201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有15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见表4) 以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从现有博士培养点的区域分布上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高校分布不平衡,具体是分布在北京5个,武汉2个,上海2个,南京2个,广州、成都、厦门、杭州各1个。并且这些院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和武汉,全国尚有23个省(市、自治区)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仅仅以上述所列学校为例,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这也表明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研究方向中,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等传统基础研究方向仍是研究主流;媒介经营管理、新媒体和符号学等前沿性学科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其余院校则结合优质资源和地缘优势开设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如四川大学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为独有,华中科技大学在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置了网络新闻传播。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当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研究方向要细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是学术性为主,但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博士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专业素养深厚,专业技能娴熟的博士,即开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应逐步建立起来。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完善新闻传播教育的区域分布和改变新闻传播学培养模式都是未来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课程设计与管理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材生教学状况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专业硕士生培养的新闻传播学论文 1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作用 1.1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2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3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9]。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11]。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3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强化专业硕士生在实验室的操作技能并不是轻视理论,更不是不要理论,恰恰相反,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制作出有品位、上档次的传媒作品,才能写出有分量的真正能解决传媒业界的一两个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离开了厚实的理论支撑,任何传媒作品都会流于空泛和媚俗,或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经不起实践和大众的检验,因而理论教学是前提,是基础。专业硕士生的理论课要学精、学透,并掌握学术前沿动态,以期学以致用,在实践上发挥效能。 作者:杜莹杨磊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能力研究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新媒体时代,新旧媒体趋于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及提升需要做出调整。在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对现行环境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充分把握,注重能力提升的前瞻性。针对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传播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进行探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究竟该不该读新闻传播学专业 在一个人人都离不开信息和媒体的世界,新闻传播人员从事的正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都离不开的职业,这正是新闻传播工作的意义所在。 近期,一则记者苦劝高考“状元”莫报新闻学专业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据《现代快报》6月27日报道,今年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吴呈杰原本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新闻”,于是,小伙子纠结了,“我在考虑要不要读金融”。 其实,类似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报道过。2013年,就有媒体过北京某高三女学生欲报考新闻学专业,记者当场劝阻称压力大,工作不定时,女生入行要慎重的消息。 与记者劝考生莫报新闻传播学专业等正规媒体报道的消息相呼应的,还有很多调侃嘲弄新闻传播学专业和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类“小道消息”。如网上传的一首题为《2014新闻专业招生简章》打油诗这样写道:“刚高考完毕,送给有志于新闻学专业的莘莘学子:理科毁一生,文科穷三代;你若学新闻,脑子被烧坏;值班干通宵,终生满街跑;记姐尚未嫁,记妹色早衰;学长已谢顶,学弟天然呆;神州殴记多,总有你的菜;没有金钟罩,跆拳须黑带;面对大砍刀,还得少林派。终年无假期,手机须常开;突发急先锋,现场冲前排;新闻不归路,微笑等你来。” 没有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人,可能无法体验学生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选择上的“脆弱”。这样的“脆弱”一半来自于即将面临的沉重的就业压力,一半则来自于学生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加之对未来职业的迷惘。不仅高考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显得无所适从,就是已经录取到大学里的大学生,也同样会对自己已经选择的专业产生犹豫和怀疑。 我所在的省份和学校公开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自由选择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转到有些“热门”的专业会存在一些竞争,但是,那些执着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正因为学校允许学生大学期间转专业,我所了解的一些新闻传播类学生从大一到大三都在纠结自己是否应该读新闻传播类专业。想转换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要转到外语类专业,有的要转到经管类专业,有的要转到艺术类专业,还有的学生对机械设计感兴趣,也有的要去学习饰品设计……当然,从各种各样专业转来学新闻传播学的也大有人在。从我所在的学校来看,总体上,怀着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梦想转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远大于转出的学生。 我认为,所谓专业和职业选择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或职业,包括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和职业,是适合所有人,是永远“热门”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专业、职业,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只要他的选择是慎重的,是适合自己或是自己喜欢的,我们都应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也是从一个与新闻传播毫不相干的专业慢慢通过自考、考研、考博,直至做博士后,转行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从职业选择来看,也是经历了企业、媒体、机关工作,再到现在学校教学工作的转换。但是,除了最初的企业工作经历与新闻传播专业无关,后来一直从事的是新闻传播类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并不后悔自己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而且认为新闻传播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我也很感兴趣的工作。 我所做的有关新闻人具体从业经历的研究发现,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承受过很多职业带来的压力、苦闷,甚至屈辱、伤害。特别是在一些新闻媒体市场化之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稳定感、荣誉感进一步降低,使得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评价也进一步走低。于是,各种调侃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开始流行,出现了一些新闻人的自我调侃“已由自嘲升级到自辱”的状况。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有兴趣,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一个人人都离不开信息和媒体的世界,新闻传播人员从事的正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都离不开的职业,这正是新闻传播工作的意义所在。虽然新闻传播工作会和其他工作一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痛”,但是,只要你有兴趣,肯为理想努力,一定会“痛并快乐着”。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的反思 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每年向就业市场输送超过十万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近几年就业率稳步提高。但数据背后是对口就业率不高、人才培养模式落后于市场需求和融媒体发展的现状。高校面对就业市场压力,应根据就业市场发展规律,革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机制,重新确立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学术分科的地位,在人文关怀的理念下指导学生规划人生,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就业市场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独家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2012届就业率较高的主要本科专业前50名中,新闻学专业排第30位,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93.8%。2012届本科毕业生社会需求量较大的职业前50位中,编辑排第27位,就业比例为0.8%。而在此前的调查中2009年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为87%,在就业总体排名中是88位,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以88%的就业率,排在第75位。以上数据可见,新闻专业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总体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但在新闻专业就业率提高的背后,隐现的是真正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毕业生数量逐年下降。部分省级、地市级以上的新闻媒体招聘门槛逐年提高,从本科学历到全日制本科学历,目前已经发展到非“211”“985”本科院校全日制学生不考虑。一方面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一般采编人员饱和,另一方面是新闻媒体招聘人才早已不局限于新闻专业毕业生。同时,近年来新闻行业内部以及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加剧也日趋明显。 在上述报告中还有几个数据值得关注,如2012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前50位高薪职业及其对应专业排名中,第36位高薪职业是公共关系专家,新闻学竟是其主要对应专业,可预见未来新闻专业人才流向情况。而在2009届本科毕业生三年内转换行业中被转入最多的行业里,媒体行业排第二,大量非新闻专业人才涌入这个行业可见一斑。虽然新闻专业毕业生就业尴尬,不排除2012年时逢中国大学毕业生“史上最难就业年”因素的影响,但教育工作者更应思考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教育理念、教育机制如何与就业市场接轨的问题。 一、根据市场需求,确立新闻学教育体系中“学”与“术”的比重和地位 根据职友集(某职位搜索引擎)数据,截至到2013年11月22日,30天内为新闻学专业应届毕业生的提供岗位的招聘单位有1172个,其中民营企有720个,占61.4%,所提供的职位中,网络编辑最多,约占五成,其次是广告文案与公关营销,约占四成,此外还有行政管理等。事业单位只有6个,占0.5%,其中仅有两家新闻媒体,而且只提供实习生岗位。也就是说,而民营、私营网络公司、广告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已经代替了传统大众传媒成为新闻专业毕业生主要的就业方向。 反观我国高校新闻专业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和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之距离在逐步拉大。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章第十六条对本科学历教育学业标准描述明确:“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而我国最早开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多以人文社会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著称,重视学科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对术科技能的训练多针对纸质媒介的需求。当时全国新闻学专业毕业生数量少,国家分配工作,人才走向多为政府机关、传统新闻媒体,且供不应求。 上世纪末,我国新闻学专业课程设置已经形成了新闻理论、业务、历史三足鼎立的格局。理论部分一般包括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业务部分包括新闻采、写、编、评、摄等基本技能环节;历史部分包括中外新闻史、外国新闻事业等。后续开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大多复制上述课程体系,辅以语言文学类基础课程,形成重学轻术的专业教育体系。此后,由于我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刺激了传媒经营研究,传媒管理与经营也成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程。新世纪,随着广播电视媒介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社会对新闻人才的媒介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多数院校逐步设置了音频、视频采集和编辑课程、网络编辑课程等。一些理工科院校也陆续开设了新闻传播专业,依托技术优势,将培养学生的术科能力放在首要位置。目前,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又催生了几所高校相关专业的建立。 但总体来说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传统课程设置区分度不高,教材内容同质化明显;新兴课程理论积淀不足,某些技术课教材甚至是各种软件操作教程。人才培养重学轻术的院校,毕业生往往有“上手慢,后劲较足”的特点。但企业考虑到人才使用成本和继续培养成本,而对招聘这类新闻人才有所顾虑,尤其是非“211”“985”高校毕业生,就更难获得企业青睐。而人才培养重术轻学的院校,毕业生操作能力强,但往往“上手快,后劲不足”,企业考虑到用人成本低,一般会给予较多就业机会,但这类人才后续发展空间有限,流动性强,企业也会为人才流失而忧虑。因此,在市场导向之下,无论是重学轻术的人才培养倾向还是重术轻学的人才培养倾向,都会阻碍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因此,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应在市场导向之下,慎重确立“学”“术”定位,不仅要从学生个性、天赋、爱好、成长空间等角度考虑,还要从学校现有师资、“学”“术”水平、硬件条件等方面考虑,同时还应高瞻远瞩,对就业市场准确预测,才能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又适应学生职业发展规律的人才。 二、在遵循就业市场发展规律和尊重个性基础上,开展人生规划指导 目前,美国是世界上信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部分知名学府的新闻及传媒类专业排名世界前列。其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五大方向是营销广告类传媒、新闻类传媒、创作表演类职业、媒体类职业和公关营销类职业。从我国社会和媒介技术发展规律来看,上述五大就业方向也是我国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就业目标。 我国高校在学生毕业前会进行就业指导,介绍就业政策和程序,讲解基本应聘技巧。但这种就业指导课程和讲座只是对毕业生的一般就业培训,缺乏专业针对性,更多的是站在学校立场,指导学生包装自己,像推销商品一样,将学生投入就业市场中。而且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新闻传播学专业类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五种专业,每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都有区别。因此,毕业生的认知结构、专业技能、能力水平等存在差异。在此专业类别中进行无差异的就业培训,效果可想而知。此外,学生的个性因素也应在就业指导过程中被充分尊重,学生的性格、天赋、爱好等心理和生理因素,以及个人专业水平在择业和求职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学生就业既是一项宏观系统工程,又要从细微处着眼,针对专业、针对个人。 高校应在学生入学教育之后,就公开人才培养方案,介绍专业教学计划,同时引导学生认清就业形势,思考未来,进行自我人生规划。此外,让学生认识自我,自愿参与人格测验,可以避免盲目性,辅助学生有效展开人生规划。 高校新生在认识自我,了解专业,掌握就业形式之后,才能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规划自己的专业学习和生活,也能迅速适应大学环境,开始目标明确、充满热情地投入学习中去。毕业时,学生应已经从思想政治修养、专业素养、心理生理素质等各方面完成了就业准备,而且能够以作品、证书的形式将其各种就业优势表现出来,打动目标招聘单位。高校让学生入学伊始就接触严峻的就业形势,思考人生,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未雨绸缪,抓紧在校时间和学习锻炼机会,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方向的课程、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尽可能发展自身优势,弥补不足,充分做好就业准备;另一方面,高校可以有效降低教学和管理成本,减少学校、师、生间矛盾和摩擦,将更多资源用在教学改革和管理创新上,进而实现一种良性循环,实现学生和校方双赢的局面。 三、适应新媒介和融媒体要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新媒介是指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而言的新型媒介形式,包括互联网络、手机、平板电脑、图文电视等。而融媒体是指是充分使用媒介平台,将传统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与新媒介,在人力资源、信息内容等方面优势互补,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据CNNIC的《2013年第3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手机网民达4.64亿,超过使用台式机上网人数,新媒介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其实,在传播学视阈下,互联网络可以看做是多媒体交互平台。换而言之,即网络为其他媒介形式提供了传播的载体,而手机和平板电脑可以看做是基于互联网络的便携式即时通信终端。因此,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融媒体形式。仅从网络和手机使用的规模,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融媒体时代已经到来。 目前,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同时采集、传输,实时整合编辑、输出,同时向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提供报道和服务,适应融媒体时代需要的采编设备和系统已经生产并投入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使信息采编更加方便快捷,大大缩短了新闻制作周期,并有效减少了人力、物力成本,其广泛使用必然是未来新闻传媒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先进技术和设备整合五种传播类型,为传统媒介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使媒介使用者实现了“媒介即讯息”和“媒介即人的延伸”;另一方面,融媒体时代也为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除了原有的思想政治修养、专业素养、个性心理素质、驾驭更新中的采编设备的能力,还需要至少精通一种其他专业,具有迅速搜集、判断、编辑、整合尽可能多的原始信息能力。因此,快速阅读与快速记忆也应成为融媒体从业者的基本技术,而对信息的把关能力也必须提高。 当前,我国设置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有上千所,各所高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虽然有差异,但绝大多数不能适应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新要求,也就是说还不能培养出满足未来就业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因此,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使其适应融媒体时代的社会要求成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和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应先处理好我国高校教育中的几对矛盾。如课时总量限制与急需增补大量新媒介和融媒体相关课程之间的矛盾,校教学管理规范和有限实验实践设备与新兴课程需要更灵活的教学手段和更丰富的实验实训环境的矛盾。还有,多数高校现有师资结构和水平也不能满足新媒介和融媒体时代的需求。 此外,我国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建设还应结合国情,学习欧美国家经验,进一步改进教育教学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比如加强学科交叉、重视教学主体人格特点、尊重师生选择权力、明确人才培养层次、强调结合社会实践、适应市场需求以及普及化媒介素养教育等。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浅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现状 【摘 要】本文选取了七所有代表性的开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从建系历史、所属学院、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新闻传播学地位得到提升,基础理论内容得到了充实,相关的研究方向得到了扩充;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新闻传播学与广播电视学、公共关系学、编辑出版学和大众传播学等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和研究方向等没有界定清楚;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对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和媒体对新闻传播学人才的需求存在矛盾,亟待解决。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教育 985高校 新闻传播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根据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选取了中国不同地域的高校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选取办法是:在东北地区选取了吉林大学,华北地区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地区选取了兰州大学,华东地区选取了复旦大学,华中地区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地区选取了中山大学,西南地区选取了四川大学。以国家985建设大学为主要选取对象,旨在研究质量高、具有一定实力的传播专业来做主要分析。 一、专业发展历史 所选取的这七所高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新闻传播类高校的发展现状,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上看,新闻传播学专业起步较早,许多是在中文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3年,许多院校纷纷调整建系,之后逐渐成立新闻学院。(见表1) 在这些院校中除了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在人文学部下属,其余六所院校以“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文学与新闻学院”作为院系名称,且属于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表明其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从所选取的院校来看,均为“985”重点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院校都有着悠久的新闻教育的历史积淀,均属于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学校。 二、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 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录》中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新世纪之初又增加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见表2) 三、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 高校恢复招生后,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个院系开设有新闻学硕士点。在新闻传播学硕士的培养阶段中,绝大多数的高校均有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不同院校设置了部分相同的研究方向,说明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在研究方法、基本理论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初步形成了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模式。 在发展基础好的高校里,现有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中开设的研究方向较为细致。其余高校则对各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细分,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硕士点中就有新媒体研究,传播实务研究中含有公共、出版和广告;兰州大学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开设了民族传播学,较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凭借其所处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了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研究方向。 从表3的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硕士专业招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教育依旧是以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说,应该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向实际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发展。 四、 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 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是从1984年开始的,至今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先招收第一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正式设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201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有15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见表4) 以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从现有博士培养点的区域分布上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高校分布不平衡,具体是分布在北京5个,武汉2个,上海2个,南京2个,广州、成都、厦门、杭州各1个。并且这些院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和武汉,全国尚有23个省(市、自治区)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仅仅以上述所列学校为例,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这也表明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研究方向中,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等传统基础研究方向仍是研究主流;媒介经营管理、新媒体和符号学等前沿性学科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其余院校则结合优质资源和地缘优势开设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如四川大学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为独有,华中科技大学在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置了网络新闻传播。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当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研究方向要细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是学术性为主,但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博士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专业素养深厚,专业技能娴熟的博士,即开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应逐步建立起来。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完善新闻传播教育的区域分布和改变新闻传播学培养模式都是未来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基于人才培养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实习模式变革 摘 要: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实验中心的建设为他们创设一个学习的氛围,在实验中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在其中可以感受到各种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冲击,这种实验中心实习模式是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在一些高校中已经建设的比较完备。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地,更需要这种实验中心的建立。本文将结合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探讨实验中心实习模式下人才培养的创新。 关键词:人才培养;新闻传播;实验中心;模式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既不能脱离学生的实践平台的建立,也离不开掌握和应用在媒体上的最新信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新闻媒体的技术革命,新闻媒体专业发生一些非常重大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如媒体,观众,受众细分,目标的本地化,信息网络和媒体的小型化。因此,实验中心的建设是适当的“四位一体”的有用人才发展的需要,当代大学生一定要注意捕捉到的最前沿,掌握新闻与传播最新的通信手段[1]。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的概况 实践能力的获得和提高不仅仅是大学生全面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而且也是提高创造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为学生的职业,就业和创业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能力的学生的知识,情感,意图,和走向一个新的、全面的水平,这与学生的愿望相结合,是追求积极的社会价值的发明和创业开创性的条件。 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现有的硬件资源整合,打造创新性实验项目:如杂志的生产和销售;报纸的生产和销售;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特别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脱口秀节目,电视连续剧生产(DV作品)、网页设计与制作(列设置,网络艺术,字体,上传信息,标题制作,图片制作,链接),节目策划的特别活动,宣传册设计);生产;教材编写;婚礼词的创作。写在具体的消息,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不仅积极参与大型活动的学校,摄像,编辑,也有利于学校相关的功能,编辑报纸,杂志和大学精品课程,特别活动拍戏。 只有获得一般新闻和传播知识,学生不称职的“泛媒体环境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必须能够使用各种媒体技术。虽然大学专注于实践的特点,还特别注意建设实验室和培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知识的能力,实践活动不能分开。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雇主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需要关注和认识的升华和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单靠课堂教学,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很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参与实验中心的实习活动[2]。 二、基于人才培养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验中心实习模式的创新 (一)建立“教学——教务——学工”三位一体的教学体制 中心经过多年的摸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媒体实验实践教学的健康和有效的补充,投资的师资队伍,教学设施,学术部门增加投资,非教学的学校工作人员,共青团,这些传统加入的力量,极大地拓展了实验实践教学资源。多年来,该中心已逐步建立教师开展所有媒体教学实验,参议院后续指导实践教学的全过程,学校的工作,共青团,全方位的考核管理实习学生的实践教学三位一体的系统。 (二)设计“基础——提高——研究”三组模块教学实验 中心为平台,开展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分析和设计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反映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科的理论,实际操作的研究和创新的交叉融合之间的关系。低年级学生的基本实验:将很快成为熟悉的现代传媒工具和操作技巧的基本性能。改善型实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种媒体技术,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实验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实验平台[3]。 (三)综合专业能力实训 大二上学期结束的学期教学四个星期的全面训练,沟通的能力融合媒体操作的培训,让学生熟悉媒体运作的全过程,学生掌握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后,全面锻炼。我校大部分技能培训为一体的综合专业设计培训内容: 1.实验中心报业的运行。综合能力培训项目的基层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深入编辑部出版的报纸版面,通过一个周期的前两年学习专业知识的大门,了解整个运行过程中,综合运用报纸,学习主题规划,采访,写作,编辑,审查,摄影,广告和营销,团体,排版,校对,发行工作,最终打印出一份你的学校的报纸,或内容风格不同,其他成品报。在整个练习的过程中,学生经历采矿,写作,编辑,评估,照片磨练,开始了他的媒体管理,战略决策,得到一种成就感,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记者的艰辛经历和责任。 2.学校电视台的实验操作。在老师的指导下,实验电视的操作的主要任务,学生制作的视频新闻节目的文件。学生们前期的选题策划,校园面试,编辑和制作电视新闻节目的后期视频编辑室和电子工作室。这种培训模式,如果运作良好,可以成为正常的学生实习基地。我教了相关的专业机构,每月生产的校园新闻,一些电视节目,如人的采访,校园焦点。制作的节目在网站上播出,反响良好。学生的创作热情,该方案具有一定的水准[4]。 3.现场操作。该网站的作品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产生一定量的信息的网站。网站的网站或者类似的学校,街道,居委会等基层单位的,也可以是官方网站。网站的设计必须包括一些文本信息,以及一些图片,视频和音频信息。该网站是因为到单位,企业建立趋势,网站动作是一个全面的培训内容是必要的,是实现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高校实验中心的建设,需要高素质人才在实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资源,将课堂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活动中,是基于人才培养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实习的重要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在这个平台中不断地自主创新,自我发展,通过在教师的指导下,实现全面发展,是当前大学生面对高校扩招就业难的问题可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实验中心的建立不但真正解决学生知识掌握学习的问题,还需要学校管理者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做好学生实践活动工作。通过以上实习模式创新的分析,期望能得到同仁们的指导和帮助,为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学提供一定参考价值。(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传播学课程教学的思考 摘要 传播学理论是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理论基础课,它为进一步全面、深入学习和掌握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其它课程奠定理论基础。传播学教学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丰富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以及培养学生质疑、思考问题的能力,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 教学思考 优化与整合 学习激情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媒介的变化发展,使得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学科的前沿,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传播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努力探求能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传播学规律。网络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多媒体化以及媒介资源的丰富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等网络媒体的许多打破传统媒体的新的传播特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样改变着传播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传播学教学应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树立新观念、赋予新内涵、整合新架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吸收与借鉴的层次上。譬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媒介是否依然适用?为什么?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排斥?新媒介的普及将使媒介的使用形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媒介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吗?为什么?如何产生?网络等新媒介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诸多问题需要传播学教学过程中提出或者质疑。传播学教学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相应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批判的意识,客观的判断,并学会系统的分析。 总之。传播学是专门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和把握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并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思考媒介信息传播现象,指导各种媒介信息传播实践。传播学教学效果的保证,需要教师多费心思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以及与时俱进的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就业情况及开设院校 本期所涉及专业在就业方面的共性是就业面广,多数就业领域相互有交集。它们对口的领域主要有五块: 第一,新闻媒体。包括电视台、电台、报社、网站等。主要就业岗位有记者、主持人、编辑、摄像、策划等。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重视文笔水平,报纸尤其是都市报工作记者比较辛苦,因为信息要求时效性强,需要每天不定时段地采集更新,工作时间比较不固定。电视媒体待遇较好,但竞争激烈,如今门槛基本上提高到研究生以上,或是有足够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才。 比起电视台、报社的高门槛,众多门户网站是吸纳大量编辑、记者的好去处。各类门户网站虽然没有正式的新闻采访权,但有一些非正式性的采访,也需要派出记者亲自采访。多数编辑干的工作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他们要学会整合信息、制作专题,重新梳理文字内容等。例如起标题就是一项技术活,网站对标题的长度有一定标准,一般短标题不超过7个字,长标题不超过14个字(也根据网页页面设计安排),多了折行少了留白都影响美观。所以要做好网络编辑也是需要磨砺的。相比大型媒体的高收入,网络编辑、记者的收入就缩水了一大截,但是作为新人就业积累阶段的锻炼还是不错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导演、编剧、灯光、主持、服装等岗位多招艺术类专业人才,对口专业为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照明设计、灯光舞美设计等专业,感兴趣的同学需要提前考虑艺术类专业的报考。 第二,广告媒体。广告的覆盖领域之广超乎大家的想象,它的渠道不仅有电视、报纸、广播,还延伸到网站、手机短信、公车和户外屏幕等,几乎你能接触到的所有物品,都能成为广告的载体,只看广告人如何应用,所以广告的发挥空间非常大。 广告媒体对广告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设计类的专业。广告重在创意,所以目前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都对负责创意构思工作的广告文案工作者求贤若渴。广告创意可以说是一项近乎“残酷”的脑力压榨劳动。广告界有句名言:“没有好创意?那就去死吧!”有些偏激,却也是竞争激烈的广告行业的生动写照。 如果你并非是妙笔生花或是创意天马行空的人才也没关系,广告营销是出售广告的重要方式――通过推广广告媒体的影响力来刺激广告客户,以增加他们的投放欲望和投放力度。懂得营销的广告人更明白客户的需求,也更容易做出客户满意的广告,他的价值在广告媒体中也举足轻重。 第三,出版行业。包括到出版社去做图书编辑,到杂志社做刊物编辑和做专栏或版面编辑等。出版专业属于新兴学科,专业发展还不够成熟,但在业内却有很严格的细分工,所以要对自己今后的就业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让自己的知识更专业和有针对性。 第四,影视制作。这方面工作待遇良莠不齐,有不少影视拍摄和后期加工的公司,专门接电视台的外包栏目,电视台负责出制作费,制作公司看菜吃饭,从中赚取差价。这些工作技术性强,需要多动手锻炼,熟悉各种摄录、剪辑和后期软件,手上的功夫越出色,待遇就越好。还有一些是专业的摄影、婚庆等工作,专为新人拍摄婚庆典礼等外景项目,比较辛苦。 第五,政府机构、企业、民间组织。每个政府机关都需要担任文职宣传工作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肚子里学识丰富,能说会写,也多为这些单位所青睐。所以想要安定的、不太奔波劳累而又体面的工作的同学,就需要在大学阶段锻炼好自己的笔杆子啦。 虽说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就业领域都大致相同,但并不表示每一个人都合适所有领域。宽口径的培养模式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了解各种媒体的机会,但又缺乏在某个固定领域上的精深学问。所以你需要在大学阶段仔细感受各个方向的不同,找到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多加锻炼,多参与学校实践,才能在毕业时顺利加入这些行业。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和信息呈现快增性和碎块化,人们需要更加有效地获取、“打包”、沟通信息和知识的方式,以减轻认知“带宽”负荷,解决“迷航”问题[1],提高沟通和传递信息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单纯语言符号具有严谨的线性特征,有时无法传递所有信息,此时需考虑运用恰当的视觉呈现方式[2]。于是图形、图像、图表等视觉化的工具成为建构和传递知识的重要途径,而这一过程则被称为“知识可视化”。“知识可视化”这一概念最早由Burkhand等人提出,并很快被推广应用到策略管理、广告、市场营销以及教育等领域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教学环境呈现可视化、立体化、虚拟化和智能化,图像等视觉表征与文字结合的呈现形式在学习和教学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视觉表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起到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3]。本文将着重探讨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并探讨视觉表征在高职英语在线课程中应用的理据和优势。 1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1.1国内外可视化教学理论研究 知识可视化的概念最早由M.J.Eppler和R.A.Burkhard等人提出,区分了信息可视化与知识可视化,肯定了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在知识传播和创造方面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是改善知识传递的手段”[4],建构了知识可视化应用理论模型,系统回答了知识外化为视觉表征的目的,可视化的知识类型,目标受众,可视化的优势以及应用途径等。总体来看,Burkhard等人的研究较多地关注知识传递过程的有效性。马丁等人则探索可视化用于教学的途径,他们根据可视化复杂程度编制了可视化方法周期表划分了可视化的不同类型,提出具体方法,分析其表征形式、交互方式和认知特征。评估各种不同的可视化方法,突出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引导教育者和学习者以恰当的方式、可视化方法完成教学。除了对可视化视觉表征的基本概念和分类、表征形式研究之外,国外的研究和应用实践更注重如何教会学生可视化视觉表征理念,培养学习者的可视化学习能力和视觉素养,提高其用可视化手段创新知识、视觉创意的能力。知识可视化的应用在中国自古有之,早在明朝就出现了图画式教材《蒙养图说》,清朝的《字课图说》也是图文结合教材[5]。但是对知识可视化表征的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十年才逐渐受到国内研究者较多关注。早期的研究以学习借鉴为主,随后逐渐拓展研究领域,并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本土化的可视化视觉表征理论。如赵国庆(2009)对R.A.Burkhard等人提出的“知识可视化”的概念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国内其他学者分别从视觉传播、双重编码、符号学等视角讨论了视觉表征策略和应用路径[6]。陈燕燕等人(2016)以视觉形式为切入点,依据视觉表征可视化设计涉及的视觉通道和编码,对视觉表征的形式类型划分为两个层次,并给出了每个层次的设计策略和表达路径[7]。刘和海等人(2017)依据信息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理论,划分了知识类型,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了如何把抽象文本变成直观图像的问题[8]。上述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与学科教学研究不太紧密,但为具体教学应用实践提供了较为实用的理论指导和清晰的路径。 1.2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目前,知识可视化研究已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多个层次人群,国内研究焦点集中在教育教学、策略、知识管理和智慧图书馆,其中以应用于各类学科教学的研究居多,并且集中探讨其对学科教学的促进作用。可视化视觉表征运用于英语或外语教学的研究也较多地肯定了视觉表征对平面、线性的文字符号的补充和辅助作用,从思维发展、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以及学习兴趣方面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罗冬华(2014)、冯诚诚(2015)的实证研究认为,知识可视化有助于提高学生写作水平,激发英语学习兴趣,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视觉思维能力[9-10]。严晓蓉等人(2015)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借助可视化手段,可以“有效增强线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表征效果及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促进语言知识的学得与习得”[11]。葛军等人(2018)从多模态符号学,双重编码理论、图式理论以及多媒体学习理论等多方面论述了视觉符号表征外语知识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并认为外语知识可视化能促进语言知识的吸收存储和调用[12]。王晓燕(2018)也认为当文字符号和具象图形整合成一个系统整体时,使得抽象实物、过程产生实质联系,有利于提高学生对零碎英语语言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并能训练语言思维和创新能力[13]。上述理论和实践研究为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应用于高职英语在线课程提供了理据。“一图胜百言”,尽管可视化视觉表征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但是研究者也意识到其没能和传播学、知识管理的研究大背景整合,与具体学科教学结合的途径和具体形式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2可视化视觉表征在高职英语网络在线教学中的应用 2.1用于提高在线教学中知识传递效率、激发英语学习兴趣 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人类通过视觉通道获得的信息也是一种直接的经验,天生具有追求完型和意义的属性,因此视觉是人类5种感官通道中,感知和处理信息最高效的通道。在线课程中使用可视化视觉表征,让隐性知识外显化,可以使知识和信息更容易在不同文化水平和背景的人群之间同步或异步分享和沟通。其在在线课程中的具体运用形式有三种:关系可视化、场景可视化和思维可视化。关系可视化即运用视觉表征工具表述各类知识之间内在逻辑关联,快速归置和整合零散的知识点,帮助学习者在头脑中快速构建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知识体系,有利于降低认知负荷,提高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场景可视化是指运用视觉工具表征知识衍生的周边物理环境和发生语境,不仅将学习者的注意力导向关键知识和事物本质,更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所学知识;思维可视化训练可用于激发新思维、生成新知识,帮助在线课程学习者梳理学习内容,开发其学习潜力和训练发散性思维能力。视觉表征于在线教学的益处不仅于此,它还可以影响情绪、激发兴趣。21世纪的学习者是读图的一代,可视化知识体现了这一代学习者独特的结构类型和话语范式。“在多媒体技术支持下,视觉资源符号及表征编码的形象直观性和生动娱乐性在教学资源建设中得到充分展现”[14],有利于激发高职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图片、图形、图像可以提升学习体验,为教学提供更具包容性的途径[15],促进高职学生视觉素养的提升。综上所述,可视化视觉表征可解决高职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兴趣、关注力较弱问题,帮助在线学习者在有限的英语学习时间内习得大量语言知识,构建二语知识的完型,提升英语学习兴趣和效率。 2.2协调统一语义加工系统和形象思维系统,解决在线课程隐性知识传递难问题 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和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加大对省级、国家级、职业教育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的建设力度。如何科学有效地建设在线课程和提高利用效率是课程建设者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在线学习具有时空分离和面对面交互缺失的局限性,隐性知识难以传递。认知科学理论认为,单纯的语言文字所能承载的信息是线性化和碎片式,因此不能胜任复杂结构的表达[16]。在异步互动时,单纯的语言讲解容易产生误解,图片比文字信息更能有效传递信息,在未明示情况下也能支持意义的建构[17]。高职英语在线课程多以母语辅助英语教学,但中英两种语言和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中文词语内涵意义较窄而外延广,而英文单词内涵较广而外延窄。因此单纯依靠语言来沟通可能会出现冗长啰唆、词不达意,甚至产生误解的情况。如授课教师将lasagna解释为“千层饼”,则大多数的学习者可能会想到图1,但准确说来,图2中的实物才是lasagna。再如,解释一组同义词“hop”“jump”“leap”“skip”时,图3配上教师的讲解可能比单纯的中文释义更加容易为学习者理解和记住。鉴于在线课程教学资源的预置性和互动的异步性,授课教师无法预先设想到学生所有可能的疑问,学习者有疑问也无法及时与授课教师沟通,此时将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语义加工系统和以表象为基础的形象思维系统结合起来,能有效地帮助学习者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知识,提高学习者与课程设计者之间异步互动的效率,打破两种语言之间的壁垒。 2.3建立和强化具象或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提升关联负荷,促进语言的习得与提取 与其他学科不同,语言类课程如英语语法点和词汇知识等以语义表征为基本特征,在线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建立外在事物或概念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不断强化两者之间的联系,并让学生能在恰当的时候提取符号意义来表意具体实物。换言之,网络在线英语教学中涉及的知识主要为陈述性知识,教师需要通过构建学习场景、表征知识点之间的关系,让学生能理解、领会语言知识点。通过视觉表征手段将知识结构系统化,再经过强化训练,使得视觉信息中蕴含意义反复出现,这样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场景时,能依据图式提供的线索激活语言知识,顺畅提取。如图4所示,在线课程教学中插入真实场景下的语言交际短片或视频,将学生带入语言使用的自然语境,有利于提升学生语用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视化视觉表征可以起到观念桥梁、辅助理解、记忆的作用。此外,以概念图为主、辅以语义网络等可视化设计概念类知识元,能降低学生的内在认知负荷,提升关联负荷[8](刘和海,2017)。 3结束语 随着3D游戏在年轻人中流行,未来的一代年轻人的视觉处理能力随之得到锻炼和提升,他们将能处理更为复杂的视觉形式,同时也会更加适应视觉“符号”沟通的方式。在5G网络和增强现实技术的支持下,远程视频动态交互形式也会更多应用在高职英语在线教学中。在此背景下,知识可视化视觉表征与视觉沟通科学研究将会有更多交汇点和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我们仍需对高职学生视觉认知方式深入研究,同时也需要关注视觉沟通对言语符号沟通的冲击和影响。 参考文献: [1]denBroekPaulV.UsingTextsinScienceEducation:CognitiveProcessesandKnowledgeRepresentation[J].Science,2010,328(5977):45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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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史教育对于生物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作用 摘要:人文精神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加强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学中的趣味性,并可以帮助学生继承优秀的历史传统、树立优秀品德,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要遵守客观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关键词:科技史 生物教学 人文精神 生物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生物教学对于学生生态观、环境意识的树立,以及生物学科在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重要地位,我们就不能不对生物教学加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推进、科学的不断进步,如何在生物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成为了广大教育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寻找到对于现代生物教学有所帮助的宝贵资源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科技史教育可以增加生物教育中的趣味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诗句、谚语、民谣与故事等不仅会使学生有效记忆,同时还可以增加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草本和木本植物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以及《卖炭翁》中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简短的诗句中包含了物候学、植物学以及爱情观等多方面内容,从中学生中朦胧的感情认识入手,对于草本植物以及木本植物的区别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科技教育的兴趣。 在世界科技史上类似的内容也很多,例如如孟德尔发现豌豆的遗传规律、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沃森以及克里克创立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在讲伴性遗传病时,我们就可以向学生讲道尔顿在圣诞节时想给给母亲买长筒袜,从而最终发现色盲症这一伴性遗传病的故事,把相对枯燥的理论知识发现历程转化为趣味性较强的故事,这样学生听了之后便会想知道“色盲症”的发病原因,这样,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学习欲望就会更加强烈,也就更容易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继承优秀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关生态的优秀传统,例如“天地君亲师”虽然有明显的封建说教色彩,但是它在客观上对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树立、国家立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学生经常使用的“网开一面”、“以时入山林”等词语,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始的生态保护观形成以及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调动学生积极性,为环境保护献言献策。 再如在中国的正史中,也有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资料,《明史・职官志》中就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类似的资料我们可以联系“网开一面”等早期环保政策,强调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延续性,为学生理解贯彻国策方针提供帮助。 (三)科技史教育有利于高尚品德的塑造 德育教育是我国整体教育方针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教育同样也不例外。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关的科学家爱国主义品质、良好道德风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道德教育的良好素材;讲解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就能够使得学生明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不平道路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科学的顶峰,生物科学的发展凝结了众多科学家艰苦的劳动,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具体到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从诸多生物科学家的生平简介、重大成就及其影响入手,尤其是在生物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迹,重点突出在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背景,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将这些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在生物教学中运用起来。并且还可以在讲到一个科学家时,还可以把同期这方面研究和发展都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握生物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 应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广大科学家们在崎岖山路中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历史,是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个个神秘现象被逐步破译的过程。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完善过程及背景,充分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家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塑造学生的优秀品德是十分重要也是必要的。同时广大教育者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充分挖掘利用生物科学史实创设问题情境,增强教学效果。 (四)科技史教育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的具体方法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科技史教育也可能会存在着主次不分、条理不清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史教育在生物教学中的长处呢?我们如果从内容选取上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入手。 科学史教育的内容去粗取精,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选取材料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第二、选取的内容应该具有教育价值应较高,并能给学生以多方面的启迪,避免为强调史而介绍史。 第三、削枝强干,使教材中的科学史线索明确不枝蔓、脉络清晰准确。 (五)小结 学习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作为一种珍贵的科学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介绍科学知识本身,还在于提供了学习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在科学课程中能将科学史知识全面有机地融入科学教学过程中,并将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展现给学生,就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科学知识,学会科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将科学史的内容融入到科学课程中,也就是将人文精神带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相互补助,会有利于学生在将来的科学探索中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所以,虽然是科学教育,但是使人文精神的渗透其中是不能被忽视的,通过科学史的教育可以架起被视为理性的理科教育与被视为感性的人文教育之间的桥梁。 中国科技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发展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力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 关键词:历史;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创新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关性的历史演进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这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也极低,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关系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 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关联”阶段 工业社会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 (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微观物理学的发展,原子能技术才得以产生;没有无线电电子学和数理逻辑的重要发展,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探索与发展 1.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但他对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认识也是明确的。1956年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而奋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所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ZW(DY]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9.[ZW)]并号召向“向科学技术进军”和进行“伟大的技术革命”。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技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深刻和卓有成效。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ZW(DY]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ZW)]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3.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信息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实践和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战略思想。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思想,以此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创新。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创新,把它视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ZW(DY].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0.[ZW)]他的科技创新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系统地思考了科技创新体系,把科技创新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都是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作用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往往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从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事业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 记者从科技部获悉:近五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科技投入取得历史性突破,科技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五年增长一倍。全国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科技投入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基本解决。一是《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使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大量涌现。“龙芯”系列通用芯片研制成功,CPU方舟3号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使我国结束信息产品“无芯”的历史迈出了关键步伐;联想万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大规模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达到65%,已经成为研究开发活动的主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一大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三是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的研究开发新格局,使其创新能力和活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四是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取得进展,确实需要国家支持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得到切实加强,一支稳定服务于社会公益型事业的精干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五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结构和力量布局更加趋于优化。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积极进展,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工程科技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高校科技事业发展迅速,在创新人才培养、科技园和基地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地方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效显著,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在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外商创业投资发展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五年来,我国政府在国家高新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以及软件、集成电路设计、生物技术、光电技术、新材料等专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共有企业2.5万家,2002年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0%,1998年至2001年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5.2%,是全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速度的3倍。1999年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来,政府共安排资金近30亿元,资助项目近3800个,平均资助强度75万元。 我国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初步建立了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现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460多家,数量居世界第二,在孵企业1.5万家,育成科技企业4000多家;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865家,服务企业近8万家,增加社会就业48万人;一大批充满活力的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超过10万家,总收入近1.9万亿,从业人员达650万人,增加了社会就业。我国政府积极推动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2001年风险投资额已达119亿元,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促进了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此外,通过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结合国民经济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城市智能交通、高附加值船舶、绿色纺织技术、镁合金、稀土应用、汽车新材料、镍氢电池等应用开发与产业化,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产品换代,使产品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近年来,程控交换机等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远大溴化锂直燃空调、地奥心血康等一批科技产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加强原始性创新初见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我国高度关注和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不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环境,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998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为12.2万件,2001年达到20.4万件。2002年,SCI、EI和ISTP三大国际科技检索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6.5万篇,国际论文数排序跃居世界第六。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密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使我国在人工晶体研究开发方面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我国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和“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等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前沿科研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超级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塔里木克拉2号、苏里格等大型油气田勘探、三次采油配套技术和先进钻井采油技术的开发应用等,使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对解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老油田稳产增产等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第五,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农业领域,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奶业等专项,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农业领域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一批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促进了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全面增产,丰富了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目前,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0%。另外,通过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的实施,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共培育农作物新品种600余个,开发新产品近1000项,建立试验基地近2000个、示范点近5000个,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工业领域,建立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多家;五年共认定新产品7094项;积极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目前CAD技术已在29个省市、3000个企业得到应用和普及,CIMS技术已在20多个省市、10多个行业、200多家示范企业得到应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46个中心城市、近2000家企业推开;一批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克,解决了三峡、“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高效连铸技术关键装备等一大批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和《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应用;开展了水资源及其污染治理、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农业和工业节水、海水利用以及洪涝灾害减灾等科技攻关;针对城市大气污染、气象预报等开展了综合对策研究;开展了中药质量标准、新药创制、重大疾病诊断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六,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基本形成。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启动实施了“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通过积极推进人类基因组计划、全球环境变化计划、欧洲核子中心等双边、多边科技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使我国科学家更多地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局面已经形成。 五年来,我国政府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6个国家签定了政府间合作协定;共加入了100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 目前,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港澳台专家已达44万人次,派出培训人员已达4万多人次,并且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兴办留学人员创业园、实施海外学子创业工程、举办大型海外学子创业周活动、设立海外学人基金和专项等,使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重点城市已经形成了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热潮。 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支持技术与经济结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使我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更加开放;推动各类高技术企业走向世界,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批准了10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外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IBM等一大批世界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推进中美马里兰创业园和中俄、中新科技园等国外科技园建设。 目前,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已成功地纳入APEC合作和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框架,丰富了国际科技合作的内容,并在推进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摘要: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关键词:洋务运动;同文馆之争;技术管理;科学观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洋务运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洋务运动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论 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还有助于深刻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 洋务派用“理”、“事”这一组互为形上、形下的范畴,确立了科学对于技术的基础地位。需要指出,技术科学化、技术以科学为基础是近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洋务派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时代观察力是深刻的、敏锐的。但是科学对技术的基础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为科学直接地指导技术。很难想象基础自然科学(如洋务学堂开设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仅仅指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能性,技术具体的发展方向、规律和速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需要以及资金、政策、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过分地强调科学对技术的指导意义,表面上看是对科学的推崇,实则使科学沦为技术的附庸。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洋务派的科学观是工具主义的科学观了。 中国科技史论文: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关键词] 历史 科学技术 第一生产力 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倍受理论界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多认为,这一论述是总结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而得出的科学论断,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诚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仅将这一思想放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小范围内来研究,不免疏于说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者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全貌,难免会影响对邓小平同志这一伟大思想的深刻理解,不利于说明这一论断的伟大意义,最终会妨碍发展科技生产力实践的深入。因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研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实践的相互关系,探讨科学技术是如何逐步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是极其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智慧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科学(know-what)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体系;技术(know-how)则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应用的知识的系统;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在自然界活动形成的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三者均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科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而技术则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认识成果,其本身也就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从逻辑上看,三者同属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活动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相关性并非一开始就是显性的。亦即是说,这种相关性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表现为现实相关性。鉴于此,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成立。它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必然结论,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大体经历了不相关、弱相关、相关联、强相关四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阶段。 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相关”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而粗糙的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手工工具上。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科学知识几乎为零,而技术也微乎其微,水平极低。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初民靠采集和渔猎为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主要是靠天吃饭,智力作用是微弱的。由于科学缺位,技术微小且水平极低,人类的谋生又鲜有智力因素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也就无所谓相互作用,即三者是一种“不相关”的关系。 在远古采集和渔猎社会中,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甚小。生产力系统与技术系统互不相关,生产力系统中除三大实体性要素外,别无所有。若用公式表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关系,则为纯粹的三要素和的形式,即“生产力=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由于当时严酷的环境,劳动者非群集就无法生存,劳动资料又简陋,劳动对象的多寡就成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应列在公式的首位。哪里的自然条件优越,哪里就聚集较多的人群,哪里的生产力水平就相对高一些。因此,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和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弱相关”阶段 采集和渔猎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人类基本上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生活,步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以金属农具为代表的全套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部分“有闲阶层”可以专门从事所谓的“求知识”的科学活动,这时科学初步产生了。掌握科学知识的有闲阶级、贵族奴隶主、地主们鄙视掌握工艺技术的奴隶、农民等工匠劳动者,也鄙视技术。因此,在人们被分为不平等阶级或阶层的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就分割开了,科学受到窒息,技术也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青冢里。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在生产力中显示了初步的作用。冶金、纺织、建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技术已构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非实体性要素。科学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仍未产生直接联系。这时生产力公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技术。由于生产工具是以手工工具为主,其动力主要是人力、畜力,而劳动者的智力因素远远比不上体力因素的作用,劳动者在体力方面的差距又极为有限,所以劳动者的人数就成了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也理所当然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列在公式之首。农业时代的统治者大都鼓励人们生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相关联”阶段 多少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受生产―技术―科学这种传统的经验模式支配着,在盲目摸索中前进。在工业社会里,这一单向运行的模式遇到了挑战,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反方向运动,开始了先有科学实验再有技术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以19世纪中叶为界的工业社会的前期和中后期,这一情况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工业社会初期。在农业社会时代,尽管“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因科学和技术长期被分割开来,只有技术是生产力。16世纪以后,以牛顿力学为首的科学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时代,人类步入工业时代,逐渐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倾向,科学开始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蒸汽时代,科学与技术已初步结合,科技的生产力功能也表现出来,但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关联性尚不十分明显。生产力可以象征性地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其中,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取代劳动者而成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原因有二:一是在蒸汽机械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中,机器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生产过程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较大提高;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处在较低层次上,作用尚不十分明显。 2.工业社会中后期。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手段,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由落后技术和生产的局面一跃而处于领先地位,彻底摆脱了生产―技术―科学的传统模式的支配,使科学―技术―生产的新模式趋向明显增强,科学越来越起到推动和指导生产和技术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和直接的是电磁理论对生产和技术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电力机械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中后期的高级阶段―电气时代。这一时代里,科技和生产力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以科学为先导、技术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系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科技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渗透明显: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了较高科技知识的劳动力,使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使具有高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劳动对象的供应得以保证。总之,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各实体性要素起到极大的“放大”乘数作用,科技成为生产力系统中的首位要素,突破了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模式。这时,生产力公式就是一种倍乘关系: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在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不仅指出了科学是生产力,而且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强相关”阶段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自然科学得以全面发展,从而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又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相联系,产业革命随之兴起,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已达到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成分已占其GDP的50%以上,标志着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转入知识社会。当代科学技术引起了生产力结构的变化,使科技在生产力系统中成为第一位的变革力量。 理论源自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大发展了唯物史观。当然,这一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75年9月2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见解。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系统的第一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里,科技革命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与其它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乘数增长的关系,而是指数增长的关系;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变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现代科技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至此,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互不相关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三者潜在的逻辑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演化到其现实相关性和外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中外生产力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生产力发展史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金属工具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和计算机时代。生产力历次划时代的飞跃,决定的因素和标志是劳动资料性能的巨大改进。而劳动资料的改进,又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所证明了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尺度可以把人类产业史划分为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四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三,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结论。科学技术从无到有,水平由低到高,力量由小到大,与生产力由不相关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不显示出科技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代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立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崭新的实践基础上,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刻揭示出科技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变化,是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中国科技史论文:广西现代科技史研究 摘要:通过访谈调研,文章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广西在少数民族科技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历程,概括了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促进广西科技史研究的一些举措。 关键词:广西;科技史;发展历程 广西最早涉及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是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大学教授石兆棠(1909―,广西柳江人)先生。1938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较长时间从事世界科技史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将国外科技史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工作,这些都凝结在1942年出版的《科学概论》1中。该书“以自然科学为经,以社会科学为纬”,1943年1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评价该书为“一本用新观点来写的科学理论书”,该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将国外科学技术按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到中国的书籍之一,对当时广西乃至全国科技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科技史的研究曾一度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室升格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制定大型系统的研究计划2(P1)。广西也迎来了科技史研究的春天,并逐步建制化。 一、建制化 20世纪80年代后,广西的科技史研究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特色突出的两大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一)研究单位及概况 1.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5年,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人)倡导成立了以挖掘整理、研究提高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学为目的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至1992年的6年时间里,该所在广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及民族医药史料收集工作,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医学史料,并编撰了少数民族医学史书籍,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199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研究基地之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牌子。黄汉儒也因其在民族医药研究与实践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研究所已成为集科研、临床、医疗、教学、办报、科技成果产品开发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民族医药和民族医药史科研机构,承担和参加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近200项。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自治区乃至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由广西卫生厅厅长蓝芳馨陪同,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黄汉儒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留影纪念。1985年以来该所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招收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 2.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早在1983年,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广西民族学院,先后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开设专门史,并在文科系部开设自然科学概论和科学技术简史课程。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成立,共有研究人员15人,万辅彬(1942―,安徽繁昌县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依托该校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族学专业招收科技史硕士研究生,2002年,该研究室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科学技术史”硕士授权点并于2003年正式招生。2006年11月,研究室与广西民族大学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成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现有研究人员23人,有在校硕士研究生35人。目前受聘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知名学者,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和苏荣誉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李晓岑教授和广西大学梁国钊教授等。 该中心(包括其前身)20年来,在学科带头人万辅彬教授的带领下,将少数民族科技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南方民族技术史、科技考古与科技文化、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等。涉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冶金铸造、农业技术、水利、造纸、建筑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现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学史系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主要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基地。并在教学、研究和社会咨询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几年曾多次应用跨文化的知识,参与世界银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政府决策咨询、区域科技经济策划等研究,成效显著。研究室自创立以来,已承担了多个国家与省级项目以及其他横向课题,特别是2001年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取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出版各类著作10多部、论文200多篇。 该研究中心与美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关系,并主办和合作主办了五次国际学术会议。2005年第22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国科技史学会将该研究室作为中国有特色的八家科技史研究机构之一推荐给《科学时报》3。中心现正在积极筹备2007年第11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 3.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系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983年,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史研究室从事医学史研究,黄汉儒任主任。1985年,该校的全国首批知名老中医班秀文教授、黄瑾明教授与黄汉儒等一起招收了第一届中国医学史壮医方向硕士研究生。在壮医药史研究室基础上,2003年广西中医学院获得了壮医史硕士点,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壮医医院等单位联合招生,2005年4月正式成立壮医药系,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壮医药学院。该学院是挖掘、整理、研究和继承壮医药优秀遗产及培养壮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基地,其中多数教师就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进行壮医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今后壮医史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点于1998年获得授予权。该点将科技史与科技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有梁国钊教授和蒙绍荣教授。 (二)研究刊物――《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兼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编的万辅彬教授带领同事完成对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改版工作。将科技史和科技文化研究作为主打栏目,由知名科技史家担任主打栏目主持人,并以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学者做封面人物,目前已介绍的专家有席泽宗院士、柯俊院士、李迪院士、吴文俊院士、朱清时院士、刘钝教授、刘广定教授、江晓原教授、张秉伦教授、何丙郁院士、杜石然教授、陈美东研究员等。该刊现已成为科技史界宣传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的阵地,有关科技史的论文目录与摘要被国际科学史领域最权威的杂志ISIS(爱雪斯)收录,为全国乃至国际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被专家誉为“独树一帜”。该刊2004年获得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二等奖;2005年获得第五届广西优秀期刊;2006年被评为首届全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这是广西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报。 (三)学会民间研究组织 1.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会上万辅彬教授被选为常务理事。会议还决定编纂《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从书(现已出版7卷)。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系列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是广西出版界第一次正式介入科技史研究。 1998年第四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由广西民族学院承办。出会的代表有美国、法国、德国等近1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有正式代表83人,收到论文、论文提要70余篇,其中广西的论文有8篇。 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同年10月,在西昌举行的第五次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工作,万辅彬教授被推选为理事长,蒙绍荣教授任秘书长,黄世杰任副秘书长。自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 2.广西科技史学会。“广西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经万辅彬教授等人一年多的筹划,于1987年10月在广西区科技馆举行,大会有来自全区各高等院校、研究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84名代表参加。会议参加者向大会提交了论文57篇,专著4种。会上万辅彬被推选为学会会长。 广西科技史学会作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现隶属于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万辅彬教授任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3.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7年1月5日,在黄汉儒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黄汉儒任会长。该学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主要吸纳民族医药与民族医药史专家和有关人士。学会成立至今共举行了12次全区学术研讨会,3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二、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一)少数民族科技史 1.铜鼓研究。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和广西博物馆联合成立了以万辅彬为组长的铜鼓研究课题组。他们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铜鼓取样进行矿料来源考证,首先在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北流型铜鼓的铜矿料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这一结果在第二次早期金属国际会议上发表,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接着课题组又用实验证明灵山型铜鼓的铜矿料也来自北流县的铜石岭。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参与了万辅彬教授的课题,陆续弄清了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最后确认最早期万家坝型铜鼓原料来源于滇池附近及滇西地区,从而否定了泰国、越南的观点,得出铜鼓发源于我国云南的结论。还理清了铜鼓传播线路,认为铜鼓是以云南(滇西)为起点,向东、北、南三个方面传播和发展的。李世红教授等通过考察发现广西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背有辐射状刻痕,刻痕作同心圆状排列,这种排列形状符合现代声学里所说的圆板振动模式,并发现北流型铜鼓的基频都调到浊黄钟(相当于低音1)。该项成果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被认为是该刊成立10周年来重要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万辅彬教授与李世红教授还发现铜鼓分为公、母,从声学上看,其依据是基频的高低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在英国剑桥“第六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第一至第三届“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铜鼓与青铜文化国际会议”、“早期金属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科学通报》《物理》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并被美国《化学文摘》(CA)转载。对铜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同,并被认为填补了铜鼓研究的多项空白,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铜鼓研究课题组,至今已主持和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上100多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等专著出版。铜鼓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反映,铜鼓研究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特别是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理交融的研究方法也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鉴于万辅彬教授在铜鼓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技术史的活化石,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除了研究铜鼓的铸造工艺外,还涉猎了壮族、瑶族造纸及酿酒等方面的研究。韦丹芳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广西贡川壮族纱纸工艺的研究”就是诸多成果中的优秀代表,发表在2004年《中国科技史料》上,她的研究成果还有“融水县杆洞苗寨水碾调查”、“广西壮、瑶、汉民族传统造纸比较研究”等。目前该研究室的师生正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濒危传统工艺进行调查研究,已有十几人投入到该项目的田野调查中,目前已对广西隆林苗族的蜡染工艺、广西三江侗族传统建筑工艺、钦州坭芯陶的传统工艺、壮族造纸传统工艺和瑶族草医草药进行了调查,这一合作项目将长期进行下去。2003年,万辅彬教授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研究,目前正在结题。 3.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1982年,广西第一位医学史硕士学位获得者黄汉儒毕业后回到广西中医学院工作,将目标锁定在对少数民族医药史料整理及建立系统理论上。但由于壮族、瑶族等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大量历史积累下来的壮、瑶医秘方、验方、疗法散落民间,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这使得史料收集异常艰难。黄汉儒等人通过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翻阅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正史和野史,考察了绵延数百里的花山壁画、铜针、银针等民族史和医史文物;并将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运用在研究中,如1985年,广西文物考古队在武鸣县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两枚金属针灸用针,黄汉儒和他的研究生们对两枚针灸用针作了详细研究,发现了骆越民族2500年前使用的医疗用具。 黄汉儒等人历时6年,搜集到民族医药验方、秘方1万多条,民族医药手抄本、民族医药古籍及其他民族医药文物一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药物标本室和民族医药陈列馆,并对长期散居于民间的 5500位民族民间医生进行了造册登记,整理编撰了《壮族医药史》(1998年出版),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全国优秀民族图书一等奖,并被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医史专家蔡景峰誉为“壮族医药史上的里程碑”4。《壮族医药史》填补了壮医史上医药专著的空白。 此后,黄汉儒等人整理编撰的《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共收集了失散民间的民族药方几千条,是壮、瑶、苗等民族医学史的宝贵资料,并编纂了《中国壮医学》《中国瑶医学》等民族医药专著10多本,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壮、瑶医药的学术论文,结束了壮医学没有系统基础理论的历史。2002年,黄汉儒等人主持的“壮医理论的发掘整理与临床实验研究”顺利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等组织的权威专家委员会鉴定,壮医药从此可称为“壮医药学”,提高了壮医药的地位。 4.壮族科技史研究。2000年,在自治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覃尚文等30余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壮族科技史课题组开始了《壮族科技史》的编写工作。历时2年多时间,《壮族科技史》一书于2003年出版。该书以研究壮族科技发展史为线索,贯穿了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图文并茂,在地域处理上讲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使古代的壮族先民与现代民族相互连接,相互印证。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编撰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第一部壮族科技史。我国著名的科技史家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日报》评价道:“这样规模的专门论述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专著,到目前来说尚属首次。”4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目前,编写《壮族科技史》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为研究编写《广西科技史》而紧锣密鼓地工作着,这将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又一个大飞跃。 (二)学科史 1.骨伤科技术史研究。在广西医药史研究中另一个有突出贡献的是韦以宗教授,现任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 1974年2月,在广西平南县工作的韦以宗被派往广西医学院进修西医骨科。在这里,韦以宗对西医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韦以宗发现,虽然我国的中医骨科学历史悠久,但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十分缺乏,且大多零散地存在于其他学科著作中。韦以宗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中医骨科发展史的想法,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广西医学院、广西玉林医学情报所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对其中中医骨科学的内容进行了收集整理。1981年,他撰写的《中国骨科技术史》5终于完稿,两年后,时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的施杞先生慧眼识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中国骨科技术史》得以出版。该书填补了骨科领域的空白。如今,这本书不但成为国内大中专院校的教材,还被翻译成日文,进入日本中医教育的课堂,促进了中医的国际交流。韦以宗凭借这一著作先后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突出贡献知识分子奖、广西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奖励。《中国骨科技术史》一书的成功给韦以宗极大的鼓励,1988年他又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骨伤科教材《中国骨伤科学》610卷本。2001年、2003年,韦以宗主编的《中国骨伤科学辞典》7和《现代中医骨科学》8相继出版。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连续两天播出“韦以宗仁心铁骨”,介绍韦以宗发掘整理中医骨科学及中国骨科技术史的成就。 2.电磁学史研究 广西在物理学史方面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宋德生(笔名宋佰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宋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著名磁学家李国栋教授的弟子,西方电磁学发展史成了宋德生的研究方向。 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二年,宋德生被分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工作,一方面负责电子工业部的“现代化电子工业发展模式研究”的课题,一方面从事电子工程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通过多年对中外电磁学史的研究,宋德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策略有独到的见解,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 宋德生的处女作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技术史著作《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该书虽只有5万多字(走向未来图书系列之一),但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他在电磁学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和其导师合著的《电磁学发展史》,该书是他在读硕期间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外文文献积累的成果,该书1981年完成手写稿,1987年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关于静电学、静磁学、电力力学和经典电磁场论发展的科学史著作,是我国电磁学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该书出版后,全国有88所高校邀请宋德生做学术报告,北京大学一位资深的物理学教授给予的评价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能写出世界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宋德生在电磁学史方面的研究紧紧围绕一个“电”字,分电磁学史和电子技术发展史两条主线。单在电磁学史方面他的论文就有200多篇。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1.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属于科技战略与科技管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科技史研究的成果、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把握企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以解决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开展科技战略的宏观研究,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特点。 2003年,万辅彬教授带领研究生共14人,开始研究编写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技术进步发展史――《技术进步――企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科技进步简史》(以下简称《动力》)一书,在教学与科研服务于社会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该书历时一年半时间里,六赴茂名石化,四易编写大纲,五易书稿,才完成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公司技术进步的历程,梳理了公司各阶段技术发展脉络,而且还总结了公司以技术带动整个企业发展的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2005年该书正式出版,获得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的高度评价,并认为是“献给茂名石化成立50周年的一份厚礼”。《科学时报》记者贺根生在《科学时报》2006年5月18日“科学・文化版”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不仅是第一部记载茂名石化科技进步的史书,也是迄今出版的首部中国企业科技史书,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专门为一个企业技术进步立碑树传的专著,《动力》在我国却是第一本……它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企业技术发展史研究的空白,为科技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9 企业技术进步发展研究可谓是给科技史研究开拓了又一片新的天地。 2.科技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属于科学文化研究范畴,科学文化研究是科技史研究的延伸,有助于进一步凸显科技史学科的社会功能,以科学发展与文化演进的互动为研究对象,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和整合。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万辅彬教授就和南开大学的刘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田松等人倡导开展科技人类学(科学人类学)的研究。2002年,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南宁举办了中国首届科技人类学研讨会,到会的有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等许多著名专家。广西民族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万辅彬教授、秦红增教授和韦丹芳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科技人类学的论文,如万辅彬的《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秦红增的《天人合一:从神话到哲学的文化嬗变》,黄世杰的《揭开蛊毒之谜》等等。 (四)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科技重大事件往往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每当世界出现重大科技事件,梁国钊都会以特有的专业敏感性密切注意事态进展,从自己研究方向的视角给予理论思考,如超导热、克隆热、非典的出现都引起了他密切关注。其中关于超导热的《超导研究突破的方法论启示》,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中对超导材料选取的哲学预言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宏宝的实验证实。“非典”期间,梁教授密切注意非典病原探索的进展,并适时组织了《论钟南山精神》、《非典病原发现的方法论反思》、《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连同《浅析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可行性》、《从结构方法学到面向对象方法学》一起5篇论文,一年内在科技哲学全国四大专业杂志发表,这在广西科技哲学界处领先地位,在全国科技哲学界也不多见。 现代科技重要人物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现代科技舞台的主角,研究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教授第一篇专门研究重要科技人物的论文《爱迪生科学方法研究的特点》发表在《学术论坛》上,迅即被多杂志转载。其专著《科研与道德》是国内出版最早的科学道德方面的著作之一,而《失败的科学》则作为国内第一本从方法论视角系统研究科学失败的案例式专著。 梁国钊教授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著述约170万字,包括5本著作(其中1本2人合著)。论文约70篇,科普文章120余篇。这些著述有18篇(部)被《新华文摘》等7家报刊转载、索引。 从事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的还有广西大学物理系的阳兆祥教授,他的论文如《爱因斯坦与马赫》《牛顿的绝对空间的再认识》等都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2年,阳兆祥教授负责组织了该年在广西大学逸夫楼举行的“纪念德布罗意诞辰暨量子物理史学术讨论会”。 (五)其他 广西民族学院的李瑶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科技史研究。她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科技史学的第一人,曾先后师从教育家陈鹤琴、史学家扬荣国等先生。其著作《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问世后获得了较好的评价。她的科学史方面论文涉及了教育、天文、医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如《珍重先进成果正视落后原因――中国古代科技教育初探》系列文章等20余篇。 广西民族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容志毅教授师从姜生教授从事中国道教文化史研究,主攻道教科技史。完成国内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出版道教史专业著作4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 1987年,原广西科协副主席王铭洛等人进行了陶瓷科技史方面研究,发表了论文《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殷商“白陶”的科学探讨》,该成果1988年获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郑连第等人还对广西的灵渠进行过较详细的研究,1986年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广西大学的罗汉军对中国建筑史研究有较深造诣,曾在《中华建筑》上发表《中国建筑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995年第2期)等多篇论文。 另外,蒙绍荣教授的科技史方面代表作《历史上的炼丹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6年被评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4月与人合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晋卷》列入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课题。 三、广西科技史研究的经验与特色 (一)经验 回顾60多年来广西科技史研究发展历程,广西科技史研究人员由少到多,研究方向由一元到多元,研究范围由区内到国内再到世界,研究成果不断,在国内外同行中影响日渐增大。其经验可概括为: 1.科技史研究者重视打实打牢基本功。科技史家杜石然提出搞科技史研究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西科技史研究成果突出的学者,如梁国钊、万辅彬、宋德生和黄汉儒等,虽多是理科出身,但正是因为他们读书破万卷,在文科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科研时坚持文理兼融,所以,在多个领域研究都取得可喜成果。另外,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交叉点上寻找生长点,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等,也是广西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经验。 2.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选题开展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如黄汉儒的医史研究,从壮族医学史研究发展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医学史研究;万辅彬教授从早期的铜鼓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再发展到如今的科技管理与科技战略、科技考古、传统文化研究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抓住了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的基础上,不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推陈出新,从而开拓新的领域。 (二)研究方法特色 1.注重田野调查 由于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瑶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科技史料”没有形成文字记载,而主要以传统工艺、民间传说和口碑史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第一手资料往往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得,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的少数民族医药资料挖掘整理工作,资料的重要来源就是田野调查;广西民族大学进行的科技史研究,田野调查是重要的方法。像铜鼓研究、《贡川壮族纱纸制造传统工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和《壮族医学史》等等研究都得益于田野调查。 2.注重科技考古 黄汉儒等人开展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万辅彬教授领导的极有地域特色的铜鼓研究,运用金相分析、频谱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实验手段,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进行二次信息提取,揭示了其技术奥妙和科学内涵,并先后在《科学通报》《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核心期刊,这都是运用科技考古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3.注重与人类学结合 人类学在地方性知识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很多方法值得借鉴,如壮族医学史研究、瑶族巫医与草医研究、南方巫蛊的科技人类学考察等,都是科技史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四、建 议 推进广西科技史研究深入发展,除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外,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应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不断进行交流总结,是科学创新精神得以永续不衰的保证。如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该实验室能培养出11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经验就是该实验室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倡导自由的学术氛围下,频繁进行学术交流和问题讨论。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在广西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活动下,广西科技史研究异常活跃,参加研究的人数多,人员覆盖面广,从而培养了许多广西今天的科技史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如侯德彭、万辅彬、梁国钊等等。如今,虽然研究会还在,但各种活动却相对少了很多。所以,应重新发挥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作用,以它为纽带,推动广西科技史界学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并交流经验,鼓舞斗志、相互启发、共同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一是组织一支热爱科技史的多学科青年队伍,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尽快成长起来;二是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优秀的本科生是研究生良好的生源保障,优秀的研究生为研究工作的开始创造有利的条件。三是提倡业余和兼职研究并重。 (三)建立科技史图书档案馆 档案馆可以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众多的图书资料,还可收集广西濒危的传统工艺品、档案资料、民俗民歌、古籍和仪器等,另外也可以收集著名科学家的手稿、书信等。这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技史论文:经国以自强为本教育以人才为先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看看武昌起义前后,湖北自强学堂向武汉大学的转变历程。 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朝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座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4门,重视科技教育。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自强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建立的一所新式科技工矿学校。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方言学堂因教育经费紧张被迫暂停办学。此后湖北时局动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灭亡,方言学堂无法立即复校,办学中断。 1913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规划在全国设立6所高等师范学校,决定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1929年2月,法学家王世杰成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位正式校长。他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能满足于现有的4大学院,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的万人大学。1930年3月,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l期工程正式开工。1932年3月,学校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4年武汉大学由于体育成绩显著曾受到民国教育部表扬并通令全国大专院校,授予时任体育、卫生主任为教会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体育教学方案执行人。1935年,学校开办研究生教育。1936年,学校成立农学院,从而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2个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统一进行招生考试,从而跻身“民国五大名校”。同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发动“七七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此后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国共两党大量政治军事人士云集珞珈山校园指挥对日抗战。1938年,因日军攻打华中地区,国立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四川乐山继续办学,农学院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大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复校委员会,1946年10月,学校迁回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1947年,学校设立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形成了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是武大百年历史中办学质量最高、国际影响最大的阶段,至今仍无法被超越。 1950年,武大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学大汉,武立国”从此名满天下。武汉大学的理工科也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 1993年,自强学堂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务委员会审议决定,武汉大学新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武汉大学前身为“自强学堂”,其名也取此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武汉大学20世纪30年代校训“明诚弘毅”就含此一词。 用“自强”、“弘毅”,既概括了上述含义,又体现了武汉大学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 “求是”即为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概言之,武汉大学新校训的整体含义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积极奉献的伟大志向,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办好社会主义的武汉大学,不断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目前,在科技教育方面,武汉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方式,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平台,联合创办了7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还参与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在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高频地波监测雷达,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等应用型科技成果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价值,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则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积极探索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译著《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学术专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等成为新时期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自1893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至今已经历了118个春秋,这悠长的历史纵观全国高校也难有几个能匹敌。这些年岁中有进步、有失败、有革命,更有发展,武大人心中那厚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常常是其他大学的人无法拥有的,而闻名遐迩的珞珈山校园中随处散发的文化底蕴更仿佛是自然天成。 百年名校,人文荟萃;珞珈山下,卷帙飘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600多万册馆藏图书,居全国高校第2位。曾在武大任教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当时吸引他来到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技史论文:十七大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带来历史机遇 2007年10月31日下午,科技部三里河机关火炬中心会议室。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北京启明星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微点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华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等10余家民营企业代表与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共聚一堂,共话“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主办,科技日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与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共同承办。 座谈会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振堂主持。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韩德乾在会上指出:“民营企业要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以十七大精神为动力,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创建美好明天。”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汤东宁介绍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和心得体会,他认为,学习十七大要明确十七大有哪些新观点、新思想、新主张、新任务。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张序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七大召开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意义非常重大。主要体现在:第一,十七大是一次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会议,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路线。第二,十七大准确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同时,明确了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三,十七大把科、教、文、卫明确提出,并将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系一起,提出科技是国家战略核心,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以科技为支撑。 针对民营企业发展,张序国指出:十七大完善了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民营企业迎来大好发展机遇。张序国指出:“民营企业应做好思想准备,把握十七大机遇,认真理解十七大精神,为进一步谋划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品牌。”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习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自己很有感触:民营科技企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成果。改革开放30年,民营科技企业这条路是科技工作者探索出来的,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一个创举!” 在聆听各领导谈话后,企业代表根据自身体会和企业实际情况讲述了各自看法。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赵武进书记说,自十七大召开以来,公司员工都在关注十七大、学习十七大。此间,员工受到很多教育和鼓舞。为了贯彻十七大精神,企业将加大力度搞自主创新,在自己强大同时不忘回报社会。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感言道,民营企业发展真正敢上了好时代,国家给予了自主创新战略性高度,这给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机遇,民营企业的创业、生存、成长之道,就是自主创新。但是,民营企业发展着实有很多困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呵护,需要好的创新环境和成长空间,呼吁国家能够在这方面给与更多支持。这引起了与会企业代表共鸣。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十七大给了民营科技企业以历史性机遇。现在正是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黄金时期,民营科技企业应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机遇,继续担当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自己贡献。 史家小学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始建于1939年,是一所享誉全国的京城名校。1991年,学校明确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的指导思想和“三全三爱三服务”的办学宗旨。1992年,卓立校长确定以“和谐教育”为学校的办学理念。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屡经修缮改造,以“绿色校园,科技校园、艺术校园,和谐校园”为指导理念的现代化史家小学新校舍于2005年5月8日建成,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迈上了新的台阶。 近些年,学校先后被评为东城区以及北京市中小学校园环境示范校,东城区科技示范校,市级德育先进校、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外事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学研究先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特色校,先进教工之家、小学学生营养工作好单位,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评优成果突出校。学校少先队大队获市“星星火炬”奖。同时史家小学还成为中国最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之一。 这是一所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无论在艺术、体育还是科技方面,学校师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6年3月,中国科协与史家小学共同投资建设的一个试验项目――史家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中心成立。资源中心的主体为学校科技馆,由科技馆主馆、科技长廊、创新工作室、木工房以及三个科技教室组成,它不仅为史家小学及周边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学实践的机会,更为学校的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将科技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朱一帆同学设计的夹心肥皂,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发明奖。刘岸同学发明的刻度毛衣针,获得了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展览铜牌,并获得国家专利。石天旭同学设计的新型饮料瓶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播出。潘丹琳同学发明的防“非典”游戏棋和讲卫生好习惯游戏棋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30分》《东方时空》《大风车》等栏目报道;她于2006年5月发明的奥运礼仪棋获得了第五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银奖;在《中国少年报》《北京晚报》《中国科技奖励》杂志和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拍摄的《小小少年的发明故事》中,分别刊登和报道了她的事迹。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伟大祖国即将迎来60华诞之际,在国际天文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史家小学的师生们充分发挥聪明智慧,在天文科学知识普及和创造发明活动中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绩,为学校的70周年大庆献上了一份厚礼。在张培华老师的辅导下,刘健庭同学发明的绿激光寻星仪获得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金雨晴,李珏菲发明的新型光路演示箱获得了二等奖,刘听睿,吴惠琳、李昕钰发明的夜光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生天文观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师生申报了5项国家专利,另有4项发明正在设计之中。 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型教师,史家小学拥有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科技教师队伍。孙雷老师不仅在模型制作方面是个行家,在发明创造中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发明的书包曾获得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张培华老师不仅在天文科普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创新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辅导的学生频频获奖,获得专利,他本人也拥有多项专利,曾获得香港国际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 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需要把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课堂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对学生进行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历史教学在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科技教育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科技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对科技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机械的传授只会使学生静态、被动地吸收知识,变成科技知识的“存储器”,而不是科技观念的传承者和科技意识的实践者。只有让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和直接经验,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对科技正确的价值观。 在七年级下册《科学技术(上)》的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将课后的思考题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资料,仔细分析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详实地论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帮助学生树立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 二、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养的培养首先取决于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掌握程度。现有的历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史内容,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运用各种手段,在课堂上营造出浓厚的求知氛围,激发学生对科技的持续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识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学生领略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从而提高对科技知识的理解能力,这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体现。 如在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课中的“詹天佑与京张铁路”一目时,教师上课时用预先制作好的青龙桥地段的复杂地形模型,给学生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请他们提出减缓坡度的方法,并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最佳方案。同学们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由于是亲自动手实践得出的结论,印象就特别深刻,物理学上的力学等概念也显得容易理解了。通过动手实践,学生领悟到科技需要学习,更需要创造的道理。 三、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探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探究者。而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新课标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的基础是探究,没有探究就不可能有创新。 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了人类的光明,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究、失败、再探究,终于发明了电灯。科技探究是新课标的灵魂,科技探究能力是在学生探究性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体验科技探究过程的曲折和乐趣,学习科技方法,发展科技探究所需的能力并增进对科技探究的理解。在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时应注意通过各种教学资源,以保证活动的落实,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究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科技探究过程,使学生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会科技探究,在探究中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 四、要培养学生对科技的实践能力 同志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自然界丰富多彩、奥妙无穷,如果学生在课堂上面对教师苍白的讲解和书本的文字,对历史学科就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不可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因此,教学必须注重它的实践性,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这一魅力无穷的殿堂。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指导学生调查了解自己家庭或家乡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或问自己的父母长辈,或走访乡镇企业,或看城镇街道楼房的日新月异,或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学生自己去感受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写成历史小论文或调查报告,最后组织学生把各自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实践活动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往合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中的广泛作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科技研究的方法,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通过历史课堂的科技教育,提高学生对科技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养成科技思维的习惯,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寓科技教育于历史教学之中,以积极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以科学家的敬业精神鞭策他们,增强学生迎接挑战的能力。 (作者单位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 中国科技史论文:科技创新及会计理论发展:历史轨迹与基本影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客观规律和物质世界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人工自然系统的活动,并由此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就与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管理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会计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在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后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本文沿着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结合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并从成本管理会计的视角系统地阐述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重大影响。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 (一)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是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十八世纪60年代,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革命的中心在英国和意大利。这次技术革命揭开其序幕的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广泛应用。1712年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热能转变成为机械能。后经瓦特的改进和创新,在1765年首创单动式蒸汽机和在1782年制成双动式蒸汽机,并能够驱动机器直接进行生产。其大大推动了纺织、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新兴的纺织业开始并于1830年达到高潮,到十九世纪60、70年代,美、法、德等国也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将社会生产推进到机器时代。二是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主要标志是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1866年,号称近代德国科技之父的西门子,以电磁铁制成了发电机,为电器工程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1866年电机发明并在1875年前后用于工业生产,大大改变了动力设备和生产过程,随后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机、电话和电灯这三大发明在美国兴起了一场电力技术革命。18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实现了电力技术产业化,完善了欧洲的钢铁、化工和电力三大技术,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也完成和发展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人类历史跨进了以电作为动力、照明、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张,并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飞跃。 (二)现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40年代,是以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发生于美国,其后发展至欧洲及世界各地,世界科技的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开始领导世界科技的潮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又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发生了原子物理学的革命,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并制成了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了生产自动化、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倍增长。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空间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方式。第三次技术革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不仅显著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和国家关系,为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第一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 二、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学科发展影响 (一)新科技革命的概况与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在以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横向科学、综合科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下,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信息科技(IT)革命(有人称其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于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得到发展。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九大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能源新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环保技术。新科技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和生产技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整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自然界更深、更广、更久远的层次和各种极限状态下的物质运动规律;另一方面,系统科学与生命科学正逐步阐明与人类关系更密切的各类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三是综合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基础自然科学新成果为先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技术体系中的领导者。各门类技术相互渗透与促进,并在某些技术领域围绕一个大问题或大目标的解决与实现而形成庞大的综合性技术群。四是科学对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指导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过程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社会,那么这次新科技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社会。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的趋势大大加强。 (二)新科技革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出现了高度的分化和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且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些学科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迅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对现实世界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上成长起来的学科。它们是应用一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另外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使不同的科学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揭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二是综合学科。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物质世界的客体为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科。例如:计算机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它们都是原有学科在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基础上又产生的一批综合性学科。这标志着现代科学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三是横断科学。它不是以客观物质世界的某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为对象,而是以许多种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的某一个特定的共同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对象覆盖各门学科的横断面,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例如: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老三论”)与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等。“三论”所代表的新兴基础科学不同于以往的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对象是许多物质运动形态和过程中某一共同的侧面,即从不同侧面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三、科技创新对会计科学体系发展及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一)科技创新对近现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是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要求改进和提高记账方法。1494年,卢卡・巴其阿勒《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会计开始的里程碑。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比较缓慢,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有了较大地发展。特别是适应大生产需要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会计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社会化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核心是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随着泰罗制的广泛应用,“会计如何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和工作效率服务”的问题产生。作为初步尝试,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开始引进人到会计中来,如“标准人工成本”及其延伸出的“标准材料成本”、“标准制造费用”和“成本差异”等。1919年美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推动着标准成本会计突飞猛进。这一时期,会计方法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比较成熟,而成本会计的产生也被认为是会计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二是现代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分离。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战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广泛应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日趋扩大,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经营更趋复杂。特别是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外部利益人”所有者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同时,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需要,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直接冲击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而代之以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应用,为现代管理会计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早期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拓展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即从解释过去转为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基于管理当局的对内部会计信息的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独立的领域。二十世纪60年代,管理会计的各种专门方法和基本体系初步确定,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会计新学科的出现。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me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更是使人类跨入到信息时代。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必须融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中,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所以会计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国际会计的产生发展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电算化会计,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促进电算化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它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空间限制,使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科技创新对会计管理范式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簿记完成了向近代会计的历史跨越,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那么,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现代会计学科体系,而新的科技革命则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我国学者王开田指出,会计管理范式的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会计假设虚拟化与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会计假设虚拟化。会计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之间相互渗透,很难分清会计主体的边界,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假设已不复存在,相应地持续经营与分期核算假设也就失去了基础。二是会计程序及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会计程序的创新。由于会计假设的动摇,传统“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的会计行为程序已不再适用,而是改为事件驱动方式(Event Driven),即平时只是将原始信息分类输入数据库中,把信息使用者所需信息按其动机分类,并按分类设计程序。当使用者需要某种信息时,使用不同的事件程序,就可获得不同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的及时组合。三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创新。传统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已经不适应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金流动制的确认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全面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损益状况,又能反映现金流量、存量、流向和流速以及企业的偿付能力和应变能力,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公允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也必然更广泛使用。四是会计反映客体的虚拟性。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信息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无形资产或虚拟资产已经成为会计反映的主要对象。五是会计规范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社会中,会计规范标准有逐步趋同的趋势,逐步趋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应该成为全球会计规范的准绳。六是会计报表的创新。会计报表格式上多样化,项目编制上按会计要素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能力、信誉度进行排列,体现会计要素的质的区别;内容上不仅反映有形资产、历史成本信息、财务信息,还应反映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方式上即采用适时报告、互动式按需报告和报告的无纸化。 四、科技创新对会计技术和方法的影响:以成本管理会计为例 (一)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及其对成本管理会计的冲击科技创新与发展带来的新制造环境具体体现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由各计算机功能软件集合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电脑辅助工程(CAE)、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多个系统,将“人”、“设备”、“信息”汇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以实现生产自动化、弹性化,达到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和灵活生产的目的。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弹性 化适应了市场消费的个体化;企业中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要求更高;使企业生产高度自动化,大量需求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也要重组,改变以往的部门而以作业组(Work Team)为中心组织。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发展使成本管理受到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成本的构成比例发生了变化,电脑辅助生产系统使得人工成本比重大大降低。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另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会大幅增加。二是成本控制与管理困难,控制方法发生变化。传统成本管理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变化。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等。因此,成本控制方法将发生变化。例如:成本控制中心由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作业成本法得到应用等。 (二)科技创新引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及其带给成本管理会计的新技术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就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管理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asting,ABC)与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 Management,ABM)。作业成本计算是指以作业为间接费用归集对象,通过资源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资源费用到作业上,再通过作业动因的确认计量,归集作业成本到产品或顾客上去的间接费用分配方法。作业成本计算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制造费用的分配上,它克服了单纯以直接人工成本等标准分配制造费用的局限性,按引起制造费用发生的各种成本动因将间接费用和辅助成本更准确的分配到作业、生产过程、产品、服务及顾客中。因此,ABC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作业基础管理就是利用作业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将成本管理的起点和核心由“产品”转移到“作业”层次的一种管理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即价值从一个作业转移到下一个作业,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产品或劳务―全部作业的集合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作业链又表现为价值链。从购买产品或接受劳务的顾客那里收回的价值,形成企业实现的收入,收入补偿完成各有关作业所消耗资源价值总和后的差额,即为企业利润。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防止资源的消费,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它将企业的工作流程视为一系列作业的集合,根据市场的需求,以顾客订单为起点,从后向前确定相关作业,核定作业消耗量、作业成本,揭示成本动因,进行成本动因管理、作业管理,以提高作业运行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是适时制(Just In Time System,JIT)与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TQ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件、产成品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TQM是二十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和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是一项通过多种政策和实务确保产品或服务超过顾客期望的技术,包括提高产品功能、可靠性、耐用性和服务性。成本管理被用来分析不同设计的成本后果、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各个方面,包括停产、生产缺陷、浪费的人工和原料、服务电话的数量、顾客抱怨的性质、质量担保成本和产品召回。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从而建立品牌忠诚度并帮助企业更快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三是是目标成本法(Target Costing)与生命周期成本法(Life-cycle costing)。目标成本法是从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直接产生的一种方法,它以给定的竞争价格为基础决定产品的成本,以保证实现预期的利润。即以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和企业目标利润倒推出目标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法是估计和累计产品或设备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方法和程序。这里的“生命周期成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只是从产品和生产企业角度看成本问题,即所谓生产者成本,而进一步拓展到同时从产品的使用者视野看成本问题,即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成本识别的是一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到产成品的配送及服务的全部步骤),而传统的成本仅仅关注第三个步骤生产成本。 四是标杆管理(Benchmarking management,又称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日文为Kaizen)。所谓标杆(或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标杆管理是一个过程,企业通过它识别关键成功因素,研究其他企业(或企业内其他部门)的最佳实践,然后实行改进措施以追赶或打败竞争对手。Kaizen具有“持续不断改进”之意,持续改进是一种管理技术,起源于日本生产商对质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持续改进常与标杆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联系起来。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Kaizen成本计算是指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而致力于现有产品的制造阶段逐步降低成本。为此,经理人员和管理会计师必须深刻洞察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使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中。 五是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BPR是一种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按客户的需求对现有经营过程进行思考和再设计,重新组织其生产与管理职能,利用新的制造、信息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打破传统的职能型组织结构,建立全新的过程型组织结构。在全球竞争压力激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都视流 程再造为降低管理生产成本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对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再思考,而成本管理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流程再造实施。与科技创新与发展历程相联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经历了从MRP、MRPⅡ到ERP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MPR主要对制造环节中的物流进行管理,使企业达到“既要保证生产又要控制库存”的目的;而MRPⅡ则集成了物流和资金流,将人、财、物,时间等各种资源进行周密计划,合理利用,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MRPⅡ主要面向企业内部资源计划管理的思想逐步发展为怎样有效利用和管理整体资源的管理思想,ERP随之产生。ERP在功能和技术上超越了传统的MRPⅡ,它是以顾客驱动的、基于时间的、面向整个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资源计划,将供应链、企业业务流程和信息流程都囊括其中。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就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将设计、制造、销售、运输通过集成进行各种相关的作业,为企业提供了对质量、适应变化、客户满意等关键问题的实时分析能力,是实现制造企业整体效益的有效模式。也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了工具,将财务和成本管理纳入到系统中来,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预测、计划、决策、控制、分析与考核,并进行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 六是约束理论(Theory 0f Constraints,TOC)。约束理论是帮助企业有效改进“周期(cycle time)”即原材料转换为产成品所需要的时间的一种战略技术。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其发展,约束理论可以识别并消除这些瓶颈。约束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约束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配送和生产的速度是最重要的。约束理论使得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以求得总体效益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七是大规模定制(MassCustermization)与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ing Management)。许多企业发现,顾客希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他们各自独特的需求。大规模定制(或称作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中,营销与生产流程均被设计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问题。这些重新设计包括大量小型的生产流程和特别的营销服务职能。在大规模定制下,多样化复杂生产会增加生产成本,尽管其营销和服务成本会降低。对于顾客众多且顾客对价格和质量期望不一的行业,大规模定制十分适合,也贯彻了顾客为本的理念。战略成本管理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了获得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成本管理,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明确企业成本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定位,开展企业价值链和成本分析,重视和控制战略成本动因,从战略上寻求取得成本优势的途径。在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个: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 五、科技创新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结论及启示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产生的重要影响 会计学科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着现代会计技术和手段的使用,对会计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脱胎换骨的改变,促进着现代会计学的变革与发展,进而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会计理论和实践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会计在未来接纳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了准备。会计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推动力量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其进化规律可以概括为:科技革命一经济发展――会计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革命。所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会计革命是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会计改革与发展应与高科技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更好地发挥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二)高科技影响下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的产生 现代会计技术与手段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具有共性意义的产物。我国在科技发展上经历过曾经辉煌的古代、停滞落后的近代和奋起直追的现代,纵观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问题日益增多,企业会计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深化改革。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因此,我国应抓住机遇,在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结合实际国情,进一步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及管理思想,以促使我国会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论文:高中科技史教学需要人文主义导向 摘要:高中科技史教学的困境并非是科技成就的不理解,而是教师观念缺陷。而理解了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标,就能以人文主义的要求来统率课堂的教学内容,解决高中科技史教学中的难点。 关键词:科技史;人文主义;导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学历史新课程应该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学。但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教师简单带过,教师并非不重视,而是觉得科技史教学难度大、又枯燥,所以只把重要科技成就按书本的逻辑告诉给学生了事。科技史教学陷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一、科学技术史教学的困境与不足 困境首先来自教师对科技内容的不理解,因为历史教师一般高中读的是文科,所以对科技史中的科技现象、科学规律、重大科技发明原理等等知之不多,甚至一窍不通。所以课堂上教师常常照本宣科一带而过。因此,科学课的味道浓厚,没有体现历史学科的特性。但是中学科技史的具体成就按照书本表述就可以,不必再深入去探讨。按笔者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在科技史教学中观念错误,没有理解科技史的特点与教学目标,所以教学内容唯一关注的就是科技成就本身,这就是科技史教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科技史的特点与中学科技史教学目的出发探求科技史教学内容的选择策略。 二、科技史的特点 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科技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但也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作为中学科技史的教学方向除了了解重大的科技成就外更要关注历史学科的教学特色,即更要关注学生的人文需求。 三、中学科技史教学的目标 1.为现实服务,主要体现在将科学史赋予意识形态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好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更自觉地投身于“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去;再比如,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还可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科技史学科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科技史的基本功能是打破文理隔阂,让理科学生懂得一些历史,让文科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概览。 四、中学科技史的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1.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内容首先要有人及科学家本身的活动 因为科学史特别关注科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如人文主义传统的其他分支一样,科学史研究的焦点是人,却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科学家。有了人,课堂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当然,科技史课堂中的科学家必须有科学家的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对真理的崇拜。他们主要是科学传统的载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他们的卓越代表。 2.科技史教学必须大力宣扬人的创造精神 科学史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对科学知识有一个明智的看法:科学是人类的创造,人不应成为自己成就的奴隶。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在介绍具体科技成果内容的时候,必须交代这些成果取得是科学家并没有被本已存在的思想或技术所束缚,而是超越前人的经验与成就有创新性地发现。蔡伦改进造纸术、牛顿的万有引力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莫不是这种创造的体现。让学生了解这些科技成果,不但使学生认识创造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而且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创造的意识。 3.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 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因此,科技史教学中必须有科技影响的内容,当然其影响既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积极影响的内容,也该提示科技发展对人类的负面作用。让学生思考人类该怎样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积极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而科技带来的对地球资源无节制的利用、环境的破坏,甚至于核武器威胁全人类等等此类科技的消极性,更是需要学生去深思的问题。 总之,科技史是探索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历史学科。如科技史杰出学者萨顿所说:“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因此课堂上有了科学家的活动才是真正的科技史教学,才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课。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新闻传播类论文:体育新闻传播特征 网络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分析新闻内容更新快。新闻的最大特点和魅力在于及时性,且已成为新闻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新闻传播与新闻事件发生之间,时间的距离越小,新闻价值就越大,这是新闻传播的一个客观规律。而体育新闻的时效性则表现得更强烈,对于体育受众来说,一场比赛的结果,一个比分的输赢,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体育比赛始终充满悬念和变数的特点要求体育新闻的传播更加快捷迅速。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站对体育新闻的更新速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网络的时效性有目共睹,传统媒体的出版周期可能是几天,而网络媒体的更新速度则是几分钟或几秒钟,速度之快,令人震撼,这恰好满足了体育新闻传播快捷迅速的要求,因此网络体育新闻与其他传媒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新闻内容量大且保存期限长。互联网拥有强大的数据系统,信息承载量是传统媒体的无数倍。而传统纸质媒体的信息承载量受版面的影响,电视、广播则受时间和信息容量空间的影响。但网络媒体则没有这个限制,因为网络的超链接功能使它方便快捷地汇总信息和整合信息,它既能横向集纳最广泛的多元信息源,又能纵向保存历史信息,且在查找文献和资料时更为快捷。在一些重大体育事件产生或经过以后,网络媒体还能多方位多角度地回放赛事、分析赛事,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另外,网络媒体对于新闻信息的内容保存时间较长。体育赛事和新闻可以轰动一时,而传统媒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受众只能在有限的时间获取新闻价值,而网络媒体像人的记忆一样将其储存起来,其先进科技的应用更可以长时间地保存,以供不时之需。互动方式———全民参与。互动性是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网络传播的信息传输方式呈现“双向互动交流方式”,网络为受众与传者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搭建了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的平台,这种交流不分时间、空间和诉求对象,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传受双方都可以进行自由交流与沟通。受众和传者的纵向互动,受众和受众之间的横向意见互动,把原本仅限于人际传播的交流放到了一个宽泛的媒介平台上进行,让每个受众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网民参与形成互动已经成为各网站提高点击率和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就是“网络论坛”BBS。另外,运动员博客的开设使受众对运动员的了解更加深入,通过留言,人们对运动员更多了一份关怀与鼓励,还让全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提高了体育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加速了体育的发展。多媒体:全面调动视听。众所周知,报纸通过纸质媒体利用文字和图片传递新闻,广播以声音发送信息,电视则借助音频、视频信号来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这些媒体大多采用单一的方式来传播体育新闻,而网络新闻却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身,成为高科技的多媒体,与这些传统媒体只采用一种或几种传播形式相比,互联网集纳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的表现形式,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而且,其功能强大,还可以将这些媒体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传播手段,然后进行运用,满足不同阶段受众的需求。 高度的情感性。随着现在社会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体育新闻不再只是单纯地对体育赛事进行追踪报道,而是以人为核心,通过对赛况的报道,来宣扬一种迎难而上、不屈服不服输、奋力拼搏、团结进取的体育精神,是对国家、民族以及未来的一种情感寄托。网络体育新闻传播展现了对人的情感的尊重,揭示了新闻背后人的内心世界的那层神秘面纱。例如,在第28届奥运会期间,体总网专门针对我国每一位奥运冠军进行了网络独家报道。在报道中,我们可以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运动员的生活中,了解他们平日里艰苦训练的经历,体验他们夺冠瞬间的欣慰和幸福,让受众与运动员一起为失败难过,为成功高兴。网络体育新闻发展策略分析加强深度报道,把握新闻中的“度”。什么是深度报道?它的定义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的一种报道形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教程谈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层次时称:第一层是事实性的直接报道;第二层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是在事实和调查基础上做出的解释和分析报道,也称深度报道。要平凡中见深度,体育新闻深度作为一种新闻深加工产品,所选题材如果关涉名人,是热点、焦点,具有社会敏感性,那就容易引起读者关注。这类题材深入挖掘的空间较大,报道的价值和意义也较大,自然也就成为体育深度报道的首选。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退赛事件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人民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懂刘翔之痛》的深度报道,全篇以“请放过刘翔吧”为主要切入话题,对刘翔的病情康复、心态、个人发展做了全面深刻的报道,文章一经刊出,引起很大反响,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另外,突出体育报道的娱乐性是大势所趋,但它带来的弊端却不得不令人重视。在一些网络媒体的体育新闻娱乐化后,报道内容开始热衷于追逐和挖掘体育明星的秘史、艳闻。作为网络媒体的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如何正确理解与对待体育新闻娱乐化,把握好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度,是急需解决的新课题。不可否认,当今新闻竞争日益激烈,体育新闻也是如此,这给体育报道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体育新闻涉及体育明星的个人隐私等,其曝光需要把握好度,体育明星私生活的透明化可以让受众深入了解该明星背后的光环,从而更加喜欢体育明星。相对来说,如果把握不好“度”,会让受众产生反感,给媒体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一味报道运动员、教练员及其相关人员的私生活,甚至是绯闻,以满足一部分人的偷窥欲,那就走向极端了。如雅典奥运会上,炒作诸如姚明“胡子”的长势、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暗恋”王励勤等“花边新闻”就显得很庸俗和无聊。这种“娱乐至上”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娱乐至死”。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媒体在选择新闻的判断中更倾向于市场的卖点,而不是原先新闻价值必须严守的社会责任感。体育报道突出娱乐性是大势所趋,但绝对不能把娱乐化和虚假新闻、恶性炒作混为一谈。 网络体育新闻要以人为本。在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特点,使得体育新闻的资源很丰富,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在眼球经济的背景下,就更容易导致体育新闻人文关怀的缺失。体育运动的主体———人是体育新闻传播的对象,人是具有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意义的,而新闻媒体“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因此,在报道角度和内容上,要改变过去体育新闻多以体育事件为中心的观念,将媒体视线向“人”身上转移。这样不仅可以丰富体育报道内容,开拓体育新闻的报道领域,同时还可以满足受众多元化的接受心理,更重要的是使人文精神回归到体育新闻中。从“人”的角度出发,关注一个体育事业参与者的生命,表现个人命运的成败与悲欢,表达对个人生命的感知和对生命与世界的领悟,把探讨运动变为探讨个体生命,使报道成为对生命的探索和追问,把“运动中的人”变为“人在运动”,使人成为体育运动的真正主角。在体育报道中要注重运动员作为普通人在运动中的真情实感,表现其自然的喜怒哀乐,使体育报道与受众的心理产生情感共鸣,这样的报道才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体育新闻具有明显的情感性,这也体现了传媒“以人为本”的追求。体育新闻是以人为核心的新闻,既然是以人为核心的报道,就应该充分展现对人的情感的尊重,对新闻背后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如果在体育新闻报道中“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情”,从传播方式和态度来说,都有悖于媒体追求的“以人为本”。另外,还要打造网站新闻特色与接受传统新闻媒体获取新闻的受众比较,通过网络获取新闻的受众更注重网站新闻风格和新闻的质量。因为从我国国情来看,这类受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这种现状要求网络体育新闻编辑在新闻风格和质量方面当好把关人。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不同的媒体可能有不同的报道方式,我国的许多新闻网站,往往采用的是罗列式新 闻浏览方式,即将相关题材的报道归于一个专题中,让受众自己阅读,然后作出判断。这样的做法,看上去内容客观翔实,报道面宽泛,实际上却使新闻质量良莠不齐、杂乱无章。 《新民晚报》网络版的做法独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新民晚报》的网络编辑新闻把关意识非常强,他们吸取了报纸新闻标题吸引人的特色,不仅在内容上求精,更在标题上下工夫,求新、求亮,从而使网络新闻标题打破了仅仅作为链接的功能,一下子使新闻标题的做法“跳”出了网络新闻的弊端,这种把关人意识值得在其他网站新闻编辑中借鉴,而网络体育新闻的创新更应如此。加强网络法律制度建设,规范管理。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基础,网络化的体育新闻市场也是一样的。网络体育新闻没有强调个人或者集体的约束,所以要依靠广泛教育引导和加强网络自律。首先,网络传播作为新生事物进入我们的社会,必然要给人们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理网络当然是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理网络是体育新闻可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加强对网络使用者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充分发挥网络自律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只有当全体网络使用者正确认识了网络传播的作用和价值之后,才会自觉地抵制网络传播违法行为的发生。其次,要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监管。针对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控制难的特点,要建立制度化的网络监控体系,完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对于网络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严格管理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各个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力争将网络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使其扩散,创建体育新闻发展的健康环境,保障体育新闻正常、顺利发展。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要针对网络传播的特点和网络时代新闻传播违法行为的特殊性,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结合体育新闻的传播特点,强制法律措施,保障网络传播健康发展。在保护体育新闻市场的同时,也保护广大受众的基本利益,提高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素质,网络传播中的体育新闻要严格把关,将和谐发展的思想潜移默化地传播到受众及国人的思维中,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结语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体育新闻内容越来越丰富,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发达,必将成为人们选择的一个重要新闻获取方式。但不可否认,网络体育新闻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比如新闻的失实问题、娱乐过度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和引导网络体育新闻的发展方向,促进其健康发展,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体育报道在追求轻松娱乐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品位和深度,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新闻的精品意识。 新闻传播类论文:新闻传播学发展脉络的回顾和展望 一、初始期(1978年-1982年) 在历史变革下,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过,在早期刚成立的时代没有一本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学术专着。1976年,的结束对新闻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解放传统思想,构筑新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学术大繁荣的背景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的推广,极大了检验与验证了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发展与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和空间。 二、发展期(1983年-1988年) 80年代初期,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并审议通过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宏图,提出了改革、发展、创新的重要举措。随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全国上下进入了一个以新闻为视角和突破点的政治热潮,在这种发展环境下,新闻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舆论、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推进,国家新闻总署对我国170余家报社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目前多种经营的报社占到全国报刊总署的50%,说明新闻已经引领和走入了大家的生活,并成为时代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传播途径。 三、上升期(1989年-1991年) 80年代末,咋在政治舆论与风波的背景下,部分新闻媒体工作出现了认识上的片面错误,导致社会舆论与传播的导向性偏离,促使党中央对新闻传播行业进行了整治。1989年各省市和自治区对新闻行业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先后出台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等重要方针政策,重点阐述了新闻工作的内容、本质、功能、作用等。各级政府领导也积极根据党中央和各省市的要求进行落实工作的安排,特别是对人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构思和布置,强调新闻传播行业要起到表率与模范的作用。198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并明确提出了要整改新闻行业的具体实施策略,对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严厉打击,并颁布相关措施,奖励各级各类新闻出版行业的先进单位。 四、巩固期(1992年-1996年) 在对新闻传播行业整治与重组后,随着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南巡”讲话,新闻传播迎来了展现的开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体的改革正在加大进一步力度。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中明确要求我国应根据现有体制对社会主义市场进行在组合,对新闻传播、教育学术等方面进行平稳过渡和发展,特别是要加强对新闻传播领域的导向安排和战略部署,从而提高新闻传播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地位。此外,国家根据转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整合了一部分报刊社和出版社。距不完全统计,《广州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出版行业的日均发行量已在全国遥遥领先。非常适合我国在发展中的需要,随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以文件的形式对接下来新闻传播的可持续化发展指引了方向。1996年,和中组部以《广州日报》等出版行业为代表进行了试点工作,采用网络化和实体化的方式,对外传输新闻信息,通过新的形式为我国现在新闻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繁荣期(1997年-至今) 1997年后,我国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在文学类基础上,下设了新闻传播学和传播学。从此,新闻传播学和传播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促进学科发展树立了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当前,新闻传播已得到国家的高度认可,是传播学交叉和呈现多元方式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繁荣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为我国迈入21世纪与国际上的对接和联系指明了方向,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学科。 六、结论与建议 新闻传播学时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发展脉络可分为初始期、发展期、上升期、巩固期、繁荣期等。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正在迈向新的历史舞台,未来的发展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新闻传播类论文:浅论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媒体融合是新媒体时代媒体发展的最终结果,其对具体社会的舆论格局、媒体格局、文化与思想状况、使用信息的形式,甚至社会的运转方式,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媒体融合的发展现状 虽然我们还很难想象新一代媒体的详细模样,但是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媒体融合的宏伟蓝图。媒体融合之后可把手机、电脑、电视机、收音机、报纸等媒体的特点与功能融为一体,借助无线传输技术,成为不久的将来人们阅读新闻信息的新终端。我国在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影响方面的研究比较落后,但是媒体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端倪。详细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各类新媒体参与新闻传播,从各个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融合的媒体利用以往媒体生产新闻的能力,集合新闻信息,在当前传播各类新闻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手机在新闻传播及行政部门公共信息中的作用也备受关注,自媒体,例如微博、微信、MSN、QQ、BBS等媒体在传播新闻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可轻视。 第三,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在传播新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将微博、微信、博客内容转发到传统媒体、网站与手机为受众提供了参与各类直播节目的机会、收集信息获得新闻线索、计算机协助报道新闻等。 第四,传统媒体借助网络途径与数字技术,衍生出了新兴媒体,比如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网络广播、电子杂志、手机报、电子报等。可见,当新一代新闻接收终端随着媒体融合的出现,媒体新闻势必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融合新闻”也会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 二、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信息主体、接收终端、组织形式、经营模式、产权结构几个方面详细分析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作用。 (一)信息主体多元化 在网络传播与数字技术的共同推动下,一般公众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参与传播新闻的能力,他们利用微博、微信、MSN、QQ、BBS、博客、手机、播客等工具,已经形成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可以随时表达观点、新闻,使得新闻信息的主体表现出多元化趋势。媒介融合速度不断加速,使得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并且接受者与传播者一体化是新闻传播的典型特征。依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6月,我国网民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较2013年底增加2699万人。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相比2013年底上升了2.4个百分点。我国域名总数1915万个,网站总数273万个,我国网民的周上网时长达25.9小时,相比2013年增加0.9个小时。每天都有海量的微博、微信、短信、图像、图形、文本、音频、视频,庞大的信息源都可作为传统媒体利用与开发的对象。虽然信息的提供者主要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及政府等,但是承担与采集新闻信息的还是职业的新闻一线人员。专业的媒体在新闻信息传播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必须承认的是,新媒体已经在改变大众传媒格局,在世界区域内,很多“草根记者”在一些突发的、重大事件的现场多的最新消息一次次引起轰动效应。 (二)接收终端统一化 接收终端一体化,其实就是将接收终端进行融合,这一过程是建立在数字聚合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这里所说的终端融合是指设备终端的融合,也可称为3C融合,涵盖消费型电子产品、计算机、电信等。借助某种协议,可实现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计算机这些信息的互通互联与共享。比如,电视与电脑的有机融合,数码相机、MP3等影音设备和电视、电脑、手机的融合等。融合接收终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新闻信息的一体化与多样化需求,当前单一形态的新闻内容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新闻信息可能同时涵盖视频、音频、图像与文本等。在该要求下,新型的接收终端必须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并能将各种形式的新闻信息有机整合,最终展现到消费者跟前。接收终端的有机统一,从表层看就是硬件设备的融合,其实涵盖了三个内容:1.接收终端硬件的有机融合。2.构成了多种类型媒体信息的统一平台。3.以终端设备为载体的服务于内容的融合,及以在线虚拟终端为载体的服务于内容的融合。比如,部分牌子的MP3能大量下载歌曲,生产厂家可在音乐服务器上为客户提供下载服务。 (三)组织方式一体化 在媒体融合环境中,新闻传播的形式颠覆了以往媒体间的壁垒,有效整合全部媒体,实现统一规划,构建了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该组织形式其实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借助各种媒体制造流程的控制与设计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机构重组,实现各种类型媒体的集体运作。融合与集中后的组织形式,借助各种媒体的介质特点,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达到产品各异与资源共享,变竞争关系为合作关系,强强联手做好区域市场,落实聚能效应,扎实保护好媒体市场。比如,美国的媒介综合集团,在21世纪初斥资四千万美元,在佛州坦帕市建成了一栋传媒大楼,名叫“坦帕新闻中心”,把旗下的电视台、编辑部、坦帕论坛报、集团网站都汇聚在一起运营。组建了“新闻总编部”,全面管理三种媒体所生产的新闻报道,在新闻信息采集与编辑上倡导三种类题共同操作完成。我国在类似问题上较为落后,在组织形式上尚未实现一体化,但已启动了整合新闻生 产流程的实验。比如,某省日报报业集团就和当地的移动通讯等媒体合作,开发出《某省手机报》,推出了国内第一家数字报纸,和科技公司合作推出了“跨媒体与数字报刊出版系统”,实现数据库、光盘出版、数字报纸、传统报纸等产品的多元化出版及一体化生产工作。借助报刊与网络互动,颠覆了传播的行业与区域限制,创造了统一平台,大大提升了融合媒体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我国媒体融合的研究较为落后,要想实现组织形式的一体化,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四)经营方式综合化 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经营,是多个媒体的共同运作,特别是在新闻信息的与采集上,均是联合行动,该方式可大大降低设备、资金、人力上的投入,减少新闻加工的成本。并且,各种类型的媒体联合运营,可有效保护已经覆盖的媒体市场。和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传媒相比,媒体融合与之有着本质区别,该区别就是经营方式的综合化,这种本质区别为创新新闻传播方式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般民众都可借助发短信、写博客、写日志、发起个人对个人、多人对多人、个人对多人互联网聊天,从社会全局来看,该新闻传播形式已经从传统媒体占主导作用的单项式转变成了专业媒体发起和一般民众集体参与的互动式、分享式,使得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密切结合汇流与结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的融合能力不断提高,与接受新闻的方法与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传播新闻信息将广泛借助多媒体形式,最后在新型终端上录、说、写、看、读、听等方法的自由组合与选择,新闻循环播展现出更为便捷、人性化、自由的特点。但是随着新闻传播方法和手段的日趋变化,对新闻传播信息的加工与整合的难度也更大,怎样精确定位内容、选择恰当表现形式、管理与控制传播流程等,将是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五)产权结构多样化 当前手机、互联网、电视、广播、期刊、报纸等媒体的融合就成为媒体产权的融合。信息技术已经成功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使得相同内容呈现多市场、多渠道、多介质传播有了可能,为媒体的有效融合创造了条件。产权融合的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企业重组,而是展现了新媒体时代新的运营理念。传媒企业借助合并、收购等方式,进行产品整合、内容共创、内容重整、整体策划、组织重构,构建了产权结构多样化的大规模传媒集团,运营高效益大规模的媒体业务,落实一加一大于二的发展目标,为传媒企业带来高利润高效应,践行低成本运营。比如早在21世纪初期,美国与时代华纳在线合并,借助控股、参股等运营手段实现媒体产权的有机融合,构建了跨媒体产权的媒体航母。不但可以扬长避短,还可大幅降低重组成本,更有利于开展合作。但是,当前我国的传媒企业产权还没有正式进入市场,尚且归属于政府部门。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版分销与广告市场慢慢开放了部分市场,但产权还具有浓厚的政府气息,因此我国媒体产权在融合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些民营媒体中。在信息技术的促使下,媒体融合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中国的民营媒体企业频繁并购与国外媒体产权高度集中的呼应下,我国的新媒体、网络、电视、光比、期刊、报纸利用集团化道路以实现扩大规模。同样在本世纪初期,我国的6大合并成立了当前的中国光比电视电影集团,是局台合一的经营模式,从该事件可以看出我国的传媒业在产权融合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总之,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媒体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为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信息需求,我国的媒体必须顺兴发展趋势迈出转型的脚步,这也是新媒体时代媒体经营的新理念。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媒体融合对新闻传播的各种影响,坚持融合,在融合中革新,在革新中前进,不断推动新闻传播的法制化、多样化、民主化、真实化、客观化与实效性,使新闻传播能更好地为社会、市场及群众服务。 新闻传播类论文:受众心理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 、受众心理的作用 在当今日益发展的社会里,“传播研究最中心的战场还是在新闻学领域内”; “新闻事业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信息交流中的主要途径,在传播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受众作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他们分散且大量,随时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那么又是如何对新闻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呢? 文字图像在特定接收部门的接收下,才能把具有特征的表面信号转化为相应的神经刺激,才能对新闻传播内容作出相应的反应,才可最终外化成言行。他的作用是隐形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它成为了新闻宣传工作者认识上的一大盲点。 受众心理的意义渐渐凸显了出来。报道者渐渐认识到了解受众心理的必要性。发现以前只讲传播不讲效果的形式主义传播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了。便鼓励了当代的新闻报道者寻找更加科学的编辑撰写的方法。 二、受众心理对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从受众的潜意识看 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受众从接受到信号的刺激,到转变成信息被人脑解读,其实就是人的意识和浅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受众的接收行为比较随意,然而媒介宣传者意在吸引受众,从而引导受众形成符合传者意图的思想和行为,之间便形成了矛盾。所以新闻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吸引受众,使受众从不清晰的潜意识状态上升到意识层面,这里的这个从潜意识到意识层面的转化,是在受众大脑中的有趣的过程。 一名美国的记者在采访民众于白宫前聚众抗议这一事件时,采集到了警察将他们拖入警车中的珍贵画面,然后把镜头摇向白宫上空的国旗,令受众产生思考,并且用自己的经验试图对此信息进行解读,产生了美国警察的行为究竟是否合适,是否不尊重人生来的权利的疑问。这便达到了传者的意图。所以新闻工作这应当做好“引导”这门艺术,使得作者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传者的意图。 (二)从受众的需求层次看 马斯洛所提出的闻名于世的需求层次理论即指人的需求呈阶梯宝塔状,首先是一般的吃喝需求的满足,然后是感觉自己不受威胁不危险的需求,然后是对爱和被爱的渴望,最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② 受众在接受新闻的心理活动中会产生不同层次的心理,如有的人习惯关注看似抓人眼球的标题,如“明星绯闻”、“连环凶杀案”。而有的读者,会关注每天的天气还有物价。更有一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受众,习惯性的关注国内外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以及和自己未来的发展以及职业方向有关的信息,还有国内外知名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分析目前最有名的世界着名的纸媒体,如《科学》、《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自然》。这些杂志和报纸主要内容包括人文社科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和进展,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望既自我实现欲望的。 (三)从受众的认知心理看 认知心理学这一科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心理活动。当然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传受者心理活动也属于认知心理学。受众的感官是通过不同的媒介信息起作用的,但是很多受众对于这些并不苛求。例如台湾的很多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如《家有仙妻》,《阿郎》等虽然在道具、演技、后期制作上非常粗俗,但是由于情节设置十分吸引人,人物塑造个性十足一样可以吸引观众。 (四)从受众人格看 大多数受众具有优秀的人格特质。其中一部分受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关注祖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关注世界的战争和粮食问题,关心他人的精神和生活状况,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感和实际行动。2010年4月20号的早晨,四川省雅安市发生了7.0级地震,随即各大新闻媒体网站报纸均迅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积极反响。 受众人格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还表现在另一方面。 埃里克森作把人格分为了若干阶段,各个阶段在成长过程里都有不同的心理矛盾以及特有的品质。《新闻袋袋裤》节目就是非常适合在校的小学初中学生看的新闻节目,《夕阳红》的目标受众是离退休人员,是新闻、生活、娱乐性节目。《新闻联播》是全国最知名,带有鲜明政府性和意识形态的新闻节目,它是针对全国各年龄段的受众的新闻节目 (五)从受众的选择记忆看 受众在接受到新闻的信息所刺激之后再一定时间内会形成印象,然后会产生短期的记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恢复受众在受到新闻报道的刺激以后会先形成感觉记忆,只有在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了以后才可以形成短期记忆,如果在脑海里反复回忆复述就可以形成长期记忆。受众主动从信息流中选择了少量的信息并且记住了他们。 无论什么层次的受众对自己所感兴趣的方面都会更加的感兴趣,而且可以结合自己的所学,从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中去合理解读新的信息。选择性的记忆和现有的观点基本相同的信息。有意或无意的忽视重要但和自己原有观念不相符的新闻。这一活动在受众的潜意识中进行着,不受现有情绪的影响。如2000年巴西队和中国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在此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球迷都是巴西队的粉丝,可是一场比赛下来,所有人只记得住巴西队的犯规动作,忽视了他们的出色表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选择记忆的例子。 (六)从受众的心理效应看 在传播过程中,控制受众心理过程的因素还有逆反心理和遵从心理。 在当今这个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环境中,人们渴望获得自由,对刻意的指挥,试图改变自己原有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说教性新闻产生反抗,这就是逆反心理。这种反抗最直接的表现在了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如同在对典型人物进行描述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和领域具有可学习性的人物。有的是见义勇为的百姓,有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人,有的是科技先锋与模范,有的是技术精湛的科学家,有的是勤工俭学照顾妈妈的学生。对报道人物的选择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有净化心灵和学习的意义就可以。受众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逆反心理。对他们的无私奉献以及奋斗的过程产生质疑,觉得是媒体刻意夸大事实,对这些所谓的典型人物产生负面情绪。 遵从性心理表现为从众和随大流。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会要求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与环境保持高度一致。受众所在的群体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惯例,以及其他人大多数人的态度,会成为自己的行为依据。如同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叫做《伟大的战士》。其中所宣传的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形成全民效仿雷锋的局面。历经了三十年的变迁,雷锋精神早就成为 文化,保留在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当中。 三、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具体方法 (一)从受众潜意识角度 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对社会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走向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在新闻报道中应做好充分的估计与准备,并且深入把握各方受众的利益需求,积极改善民生,为政府决策提出舆论支持,科学地实施新闻传播策略,提高新闻的社会价值。做好“引导”这门艺术,促使受众通过潜意识的经验更好的理解新闻的内容。 (二)从受众的需求层次理论角度 新闻节目也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每一位受访者的个体差异,去准确的展现平凡小人物的真实生活需求,根据百姓的利益去选择热点焦点。积极宣传具有温情色彩的感人故事,传递互帮互助互爱的价值观念。满足受众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得满足,并且加强法制意识,保护被报道人的隐私权,使受众感觉到安全和尊重的需求。及时公开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保持公平公正才可以实现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束的平和安稳。不但要考虑受众的心理需要,而且要从政府的角度,充分思考类似矛盾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只有基层需求都满足了,受众才可能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从受众的认知心理角度 受众按男女、年龄大小、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蓝白金领、中国还是外国、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支持何政治派别分为很多类别。新闻媒体着重考虑两性间不同的思考方式,军事以及政治新闻应该突出男性的直接以及渴望刺激的特点,制作上更加大气,特效上更加酷炫。时尚以及休闲类新闻女性收视率比较高,在新闻的采集上应该更加符合女美、崇尚享受的生活方式等心理,制作上以轻松愉快的气氛为主。尊重受众不同的理解和接受新闻的习惯,充分考虑观众们内部的异同,使得他们在多种形式的新闻中均可以达到满足。 注重新闻传播的精心设计。借助电视网络等兼有图像、声音的传播手段,调动受众的视觉和听觉神经,并且内容要在吸引人的基础上严肃权威。尤其是当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不明的时候,社会主要的权威的新闻媒体,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断和下定论的行为,更不应该没有理由的猜测理由,然后不根据任何科学系统的调查以及询问就随意的杜撰事件的发展方向,防止报道失实矛盾升级。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提高受众的文化素养。促进媒体交流和接纳环境的形成,从而形成相互影响的人际交流群体,促进受众的新闻接受行为。 (四)从受众人格角度 大部分受众对社会现状及发展充满热情,应该重视这些人的热情,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有利社会发展的活动,给予这些人格高尚者最大程度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主动吸取新知识,努力提高文化道德水平,传者因积极争取能行为同步,从而加速新闻事业的进步。 新闻的传播者要做的是对节目受众的年龄定位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针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中老年人,离退休人员的新闻报道应该有区别对待 (五)从受众的选择记忆角度 新闻媒体从业者应该积极调动受众的感官,争取在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使内容符合受众的需求,形成提取复述,使受众感兴趣并且记住,在人际关系之间形成有效传播。受众的根据自己的喜爱来观看新闻,这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行为习惯。人是有感情有生命的个体,不是电脑。所以新闻从业者如果想改变受众的这一习惯,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有计划的调整新闻报道方法。 (六)从受众的特殊心理角度 新闻从业者应该对特殊心理持积极的态度,对受众充分尊重。增加新闻的时效性,向大家描述最新出现的事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向公众实时情况。时刻记得抓紧时间,保证新闻质量。新闻结构讲求清晰有序,强调新闻的逻辑性,以及分析性,公正性。坚决杜绝引发暴力事件,煽动叛逆情绪,干扰政策落实,影响优秀价值观念的行为发生。 保证遵从心理可以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新闻传播活动应该提高并充分利用受众的可信度,注意受众之间的个体心理特征和差异,重视在群体中地位较高、不易被影响,但是对别人却有领导作用的一部分人,实现新闻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四、结语 这篇文章通过对受众心理的多个因素,如受众的潜意识,受众的需求层次,受众的认知心理和人格,以及受众的选择注意和选择记忆,还有特殊心理等不同方面,具体的分析了心理活动在新闻传播效果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就这几个方面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解决方法,望予以重视。 新闻传播类论文: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浅议 论文摘要:新闻报道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但也应通过积极有效的传播使一些负面新闻信息发挥正面的作用。只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准确理解和切实把握新闻信息的负面性,就能够使一些负面的新闻信息传播成为国家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一种完善,并通过有效的警示和激励发挥大众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新闻;负面新闻信息;信息传播 无论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在信息媒体日益普及以及通讯手段日显便捷的条件下,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负面信息,并使其发挥正面的和积极的效应,这应引起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特别是通过由达赖集团一手策划的分裂祖国、阻扰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负面新闻信息的研究和引导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涵义及其表现 负面新闻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原始状态,就其本身的价值判断而言是负面的,比如地震、塌方、洪水等自然灾害;社会上种种违法乱纪和有悖于道德的行为,如贪污腐败、徇私枉法、坑蒙拐骗、色情暴力等丑恶现象;还有交通事故等人为的灾难。而“负面新闻”则通常是指经过人加工而成的新闻报道,实际上是指那些消极层面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它—般有两种理解,即一种为报道的内容是负面的,产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另一种则是报道的内容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但由于记者在认识上的偏颇或媒体操作上的不慎而未能加以客观真实的报道,以致产生消极的影响。 对负面新闻信息的概念,目前尚无专家学者给予固定的形诸文字的定义,单就其文字表述层面理解,负面的就是不好的、消极的或者反面的,负面新闻就是坏消息或反面消息。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说的负面新闻常常是笼统的,有时候是指负面新闻信息,有时候则是指“负面新闻报道”。在进行学理研究时,对此有必要加以科学甄别。 负面新闻信息和负面新闻的主要区别,在于负面新闻信息是指一种处于原始状态的消极变动的事实,而负面新闻是指经过人所传播的新闻或是产生消极影响的新闻。就其在社会上的效应来看,负面新闻信息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辨别。 首先,就是坏消息或者不好的消息;其次,是会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形象乃至威信的新闻信息,即在大众意义上的负面新闻;再次,是与国家现行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大局的新闻信息。对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既可以产生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也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正面的影响,其关键在于如何去正确认识与有效运作,这也为我们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进行正面引导的研究与操作提供了可能。 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闻信息的负面性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总有在矛盾中运动的两个方面。有负面则就有正面,负面新闻信息也当然是与正面新闻信息相对而存在的,但不能把负面新闻信息简单地等同于坏的和消极的新闻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对负面新闻信息加以正确的理解。到目前为止,国外媒体或学界对此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至少还没有专门的着作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而只是局限于一些灾害新闻和犯罪新闻等的具体讨论之上,尚未形成在学理上的系统研究。据称日本有关于灾害新闻报道方面的专着,遗憾的是国内还没有翻译过来。从澳大利亚归来的新闻学博士张威教授在澳讲学多年,也谈到尚未见过这方面的有关专着。许多外国记者,他们虽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学习这方面的理论,但在关于战乱、饥荒、贫困、事故、自然灾害等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操作上往往自觉地应用了一些比较好的处理手法,其中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也可从他们的报道实践中汲取一些相应的教训。 (一)准确把握负面新闻的“负面”性 国内外新闻界都有着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对负面新闻的报道通常被受到限制,其原因不外乎很多人均认可这样一个假设,就是负面新闻将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而大量地报道负面新闻更会使民众对这个政府或社会失去信心。在一个民智未开和闭目塞听的社会,这个假设也许能够成立,但在当今民主进程不断加快、电视和网络普及、社会开放、国内外交往日趋频繁的环境下,这样的假设是很难成立的。 在很多时候负面新闻并不负面,它却有着比正面新闻更为强大的正面影响力。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看,一是新闻报道的效果首先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要看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而不能单单以传播者的角度一味地让受众被动接受。受众是具有心理辨别力和分析力的,并非是媒体说什么就会认同什么,他们会对媒体报道的内容加以分析,然后加以自己的判断。如果媒体刻意回避负面新闻信息,它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必然将大打折扣,而一个没有可信度的新闻媒体,就算它传播多少好消息或正面的新闻信息,读者同样要对其不具信任度和亲和力,因而使媒体借以正面宣传达到正面效果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长此以往,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也将会荡然无存。二是过多的正面宣传易使大众产生“正面审美疲劳”,形成严重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只有在媒体依照新闻规律进行适度的负面报道回应时,才能加以冲淡或纠正。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不管正面新闻是真是假,许多人先抱三分怀疑的态度,而激进点的人甚至一概否认,认为这是在唱赞歌、吹牛皮或拍马屁。当真实的正面新闻得不到受众的普遍认可时,这种正面宣传所取得的宣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三是具体到某条新闻,负面与否并不能准确地加以判定。笔者认为,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对其加以时间和空间限定,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准确的分析。 如针对社会下层极端贫困人口生活的报道,读者或观众当接收这一信息,他们的反应必然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读者会按自己的知识和经历而做出不同的反应,对之大部分人能够理解,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贫穷,这不一定是谁的过错。有同情心的人甚至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帮助贫困人口,这要比只是抽象地喊扶贫的效果要好得多。再如“矿难”一度也被当作负面新闻而加以限制,但解禁之后我们听到的并非骂声一片,反而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关爱生命和注重安全的共识,意识到在能源开发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积极支持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和改善矿工工作生活条件。 (二)负面新闻的价值判断应符合新闻准则 众所周知,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和及时,并不在乎其正面和负面,只要是真实的新闻就能得到受众的欢迎,没有受众在接受到新闻信息时先去判断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大家所关心的只是新闻本身。而新闻若被套上正面或负面的枷锁,则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其真实与及时。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对新闻进行预先的价值判断而使新闻丧失真实和及时,这对新闻的真实性、及时性乃至对社会受众心理所带来的伤害,其实远比被判定为负面所带来的伤害要严重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做到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化,即用辩证的与多维的视野透视负面新闻信息传播对政治、伦理、法律和审美等方面将产生的影响;二是历史化,即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一些历史的比较和梳理。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只在某个地方才有的,这是一种古今皆存的普遍现象。如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等,甲骨文上也有许多负面新闻信息的记载。问题的的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认识这些新闻资源,并加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 三、发挥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 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辩证且准确地把握负面新闻信息的负面性,就能够使之传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和正面的效应。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促使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完善 负面新闻信息本身所反映的事实的好与坏、对它如何认识与表现、其传播的环境以及受众等方面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它所传播的效果。1998年8月,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水尚未消退且灾情隐患犹存,举国上下正万众一心地投入到全力抗洪的特殊战斗之中。然而,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省部分地区的许多原始森林却遭到了不法分子的乱砍乱伐,对此新华社记者采写了题为《长江上游仍在砍树》的新闻报道。消息披露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各媒体及社会大众纷纷表示强烈谴责。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也为此先后进行了重要批示和政策调整,时任总理朱镕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严厉打击非法砍伐活动;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及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等分别就此予以批示;国家林业局还向全国长江上游天然林一株也不能砍伐的决定;国务院调查组也适时赶赴四川省视察并指导工作,并从9月1日起提前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国在护林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由此可以看出,一则负面新闻信息及时而有效的传播,能够引起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并促使国家及有关部门加以政策上的适时调整,它对社会进步与文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成为一种积极而有效的激励手段 一些负面新闻信息的适时传播,能够使人们在心理和认识上感到某种挑战,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激励人们奋发应战并主动投身于解决所反映问题的实践中,进而进一步推动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在享受高度文明的同时也正在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恐怖活动、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这些现实的威胁都是媒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时时提醒着人们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1999年10月12日,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广泛报道了届时世界人口超过60亿这样一个事实。这原本是一则喜庆的消息,然而各大媒体报道所注重的视点在于它向世界再次敲响了人口警钟,人口的急剧膨胀不仅加重了地球的负担,使地球资源的消耗加快,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且它将严重地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媒体的这一报道,不仅没有使人们就此而感到悲观,而是令全世界进一步加深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共识,并激发全球共同寻求合理使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良策的热情。可见,只要媒体准确地把握负面新闻信息传播潜在的社会价值,其激励意义便是不言而喻的。 (三)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成为媒体发挥自身舆论监督职能的有效形式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具有舆论监督的警戒功能,它能够通过对社会现实中消极污浊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给社会和社会大众以一定的警醒与告诫,以抑制不良行为的扩张和蔓延,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消极活动诸如腐败现象等,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见不得人、偷偷摸摸且不敢登大雅之堂而谋划于密室。媒体将其揭露出来告白于天下,就能掀起社会舆论广泛谴责的强势。 我国有党纪、国法、政纪等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监督,但主要是追惩于后。加之一些人对信息所具有的控制加工或处理权,且本身又不甚注重监督,进而往往致使这些人违法乱纪且有恃无恐,但他们对新闻舆论监督心存余悸。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前几种监督手段的强制性,但也具有其自身无以比拟的优势。一是广泛性,社会各阶层、各组织和公民作为监督的对象,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职能的主体;二是及时性,消极腐败现象被由媒体揭露出来,就能很快引起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关注和介入;三是公开性,媒体曝光使丑行者原形毕露并声名狼藉。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不仅可以惩治于后,而且也可以防范于前,它具有其它监督所不能及的重要作用。如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栏目所产生的监督效应是公众有目共睹的,朱镕基同志还曾为《焦点访谈》作“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镜鉴”的题词及肯定。 (四)负面新闻信息的正确传播能够在国际关系中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盾牌 尽管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政策,不像它的国内政策那样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直接和深刻关注,但在维护国家利盖方面,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依然需要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支持。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对内政策的延续,它最终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外交关系的成功与否常常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媒体对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负面新闻信息加以正确的传播,就能使民众更为全面地了解国家意志,甚至将影响当事国双方的政策。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军悍然用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暴行震惊了全世界。我国新闻媒体对此迅速反应,及时报道了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和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强烈抗议,并配以大量的事实报道、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使广大中国民众清楚而全面地了解到事实真相以及我国政府的立场,从而给予我国政府以坚决的支持,并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尽管美方对此以“误炸”搪塞,但仍不得不承认这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事件,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多次公开表示道歉,随后还进行了赔偿。从事件本身来看,这是对我国主权的公然挑衅,它也是一个明显的负面新闻信息,如果媒体报道偏颇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但是,媒体的正确报道使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以及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呼声,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最近发生在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事件以及后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藏独”分子骚扰奥运火炬传递事件,属于典型的负面新闻信息。对这一事件的不同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一些国家新闻媒体肢解事态甚至歪曲报道,对此不仅激起了国内民众和国外华人的强烈谴责,而且也引发了国际上一切富有正义、爱好和平国家及其人民对我国的声援和支持。而国内主要媒体在这一事件上全面、客观的报道,使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达赖集团长期假借民族宗教问题分裂祖国的本质,看清了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知、偏见甚至仇视,也进一步看清了西方一些媒体及其国家所标榜的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对这一事件正确报道所产生的良好效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总结其宝贵的经验。 总之,在信息化时代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刻意掩盖负面新闻信息的做法无疑是掩耳盗铃,且最终使事态更加恶化并背离初衷。我国政府及新闻媒体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更趋理性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只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和运用负面新闻信息并加以正确引导,就能使其发挥正面的积极效应。 新闻传播类论文:浅论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四大转型趋势 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以下四大转型趋势:学科融合,大学需要优化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媒体融合,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科技创新,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理解生态,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我们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新闻传播类论文:微博改变新闻事件的传播格局 微博时代,热点事件的发酵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体和记者,话语权也不再只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每个人都有了自身的表达空间,并且利用新兴自媒体的圈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者”。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日益普及,其交互性的特征已经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我国社会的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传统媒体时代的旧有传播体系正在逐步瓦解。微博时代,热点事件的发酵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媒体和记者,话语权也不再只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每个人都有了自身的表达空间,并且利用新兴自媒体的圈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者”。在社会化媒体参与“追踪”与“围观”的过程中,新闻事件的各个传播环节都有了全方位的转变。 自媒体成事件传播源头 在互联网引爆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微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便捷地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情绪、观点的变化,这些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起点。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在微博上设置议题,把自己了解、关心或者认为不正确的事件线索公诸于众,从而引发其他人的兴趣,进行再次传播,最终使得事件升级,成为热点。此外,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在场的微博用户也可以第一时间现场图片、消息,他们被称为“公民报道者”,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记者,成为了很多事件公开的第一源头。 早在《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当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表明,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占总数的近30%。2010年后,随着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发展,这一比例继续上升,2011年热点事件中,自媒体设置议程、影响话题走向的比重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甚至互联网信息“倒灌”传统媒体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传统媒体往往从微博上寻找焦点,再进行二次挖掘和报道。2012年以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重庆市北碚区委原书记雷政富、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等“问题官员”被揭发并免职,无一例外不是在自媒体中率先发酵。 在社会化媒体大发展的背景下,很多传统媒体从业者也把微博作为披露事件的第一工具。如“毒胶囊事件”中,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在加V认证的实名微博上率先爆料,“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这条微博转发近13万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假行动。然而,赵普的微博引发了新闻界内部的严肃思考,对于食品、药品安全这样的大事,媒体人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审慎把关,其微博的言论如何自律和他律成为新的难题。据悉,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目前都已制定记者网络发言的守则。此外,《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等传统媒体也已经进驻微博,改变了传统媒体对网络热点迟钝和失语的状态,延伸了其舆论引导能力。 “微博直播”极大提高事件传播速度 201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抵达深圳考察工作,作为就任总书记之后首次离京考察活动,他这次深圳之行的信息和照片最早和最多见于的不是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上,而是在微博上,很多深圳本地网友通过微博进行了“直播”。据不完全统计,微博中关于深圳之行的条数超过10万条,传播速度和信息量远超过传统媒体。 微博具备“快传播”与“私传播”的特性。“快传播”指微博省去了传统媒体的后期编辑、排版、制作、发行等周期,可以以电脑或手机联网等进行同步传播,后期加工时间趋近于零,这是最多每天出版一期的平面媒体无法达到的,有所提速的广电媒体也望尘莫及。2011年重大突发事件在事发当天发酵的超过半数,这恐怕只能依靠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私传播”是指新闻现场的所有亲历者无须以强大的公共传播途径为依托,也可以和专业记者一样具有优先传播权,那就是利用微博进行事件直播。 在2011年的“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就起到事件直播的作用。7月23日晚,摄影师“小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微博上直播着事件的发展;网友“Smm_苗”用手机微博发出最早的信息后又陆续发表了数条在事故现场的目击图文记录。还有其他众多网友发出的求助、寻人信息,汇集在一起,成为当晚最活跃的信息源。资深媒体人吕焕斌曾评价:“仅以此事件(温州动车事故)最初的6小时观察,以传统电视媒体对比微博这种新媒体来看,电视还是完败,无论是时效、更新速度、社会动员还是各种功能,新媒体打败了传统媒体,自媒体打败了公众媒体。” 此后,2011年9月27日上海地铁追尾事故,网友“安默然lucky”微博做了最早报道,当时在车厢最后面的网友“季法师”在微博发出了第一张现场图片;2012年7月21日北京特大暴雨,网友和北京市各级官方微博一道,微博直播路况和救援信息。人人参与的“微博直播”极大提高突发事件传播速度,成为了公众快速了解信息的首选平台。 网状传播扩大事件传播范围 微博实现了新闻资讯的无障碍式传播,与其他媒体相比,微博传递信息更加自由,也更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每个人的信息和观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受众群体逐级扩散,通过网状的传播模式进行扩张。微博转发可以迅速为重大事件提供信息支持,网民信息共享,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将一条信息传遍网络世界。 2011年1月25日,一个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账号悄然诞生,随之引发了一场全民解救被拐儿童的风暴。这一行动主要通过微博平台进行互动及传播,“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粉丝突破了20万,网民纷纷转发相关信息,其所 带来的社会影响得到几何级数的放大。虽然它的成功与传统媒体后期的跟进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密不可分,但微博传播平台在此次行动中毋庸置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博平台的发展,为热点事件或话题的传播带来了新模式与新方向。 作为社会公共事件,其最终目的在于积聚各方关注与力量,使影响力达到最大化,微博平台的多级传播使很多事件的覆盖面不断扩展。2011年以来,以微博平台为依托,越来越多的事件或话题为更多人知晓,涌现出如免费午餐、给孩子加个菜、大爱清尘、解救白血病女孩鲁若晴、加油小伊伊、西单奶奶、救助小传旺等一大批微博话题。在微博传播中,“简单”降低了参与门槛,“高效”则提升了参与热情。 话语“多元化”改变单一传播主体 在传统的传播渠道中,媒体和记者是传播的主体,他们通过自己掌握的大众媒介向公众提供各种信息,并且拥有较高的公信力,而普通民众只能作为“受众”接收信息。互联网时代,事件传播的轨迹日益多元化,信息的主体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热点事件的议程设置和传播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名人对舆论走向产生的影响日益显现。在微博时代,“意见领袖”和网络名人甚至比传统媒体更具有可信度,更容易成为热点事件中发声的主体。 以2012年8月湖南“永州唐慧案”为例,在事件传播、发酵的过程中,虽然主流媒体后期积极介入,但不再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意见领袖”、网络名人的微博信息导致了事件的多点引爆、链式反应或拐点出现,产生了巨大作用,甚至引导了传统媒体的报道角度和尺度。 网上“意见领袖”粉丝众多,信息传播力强,在网络舆论场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在唐慧案中呐喊的,有律师、记者、学者、作家、商人、官员等,“意见领袖”多由各行业专业知识丰富的精英人群组成,具有名人效应和“羊群效应”,他们的意见在热点事件的公众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闻传播类论文:民间新闻传播崛起促使舆论引导策略转变 近些年来,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上,当事方往往处处被动,疲于应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引导策略没能根据传播环境变化做出适当调整。民间新闻传播崛起并与大众传媒共荣互动,已经成为当下传播新变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强烈冲击着既往的舆论引导策略,迫使其做出必要调整。 民间新闻传播是人类固有的社会现象之一,是前印刷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方式。到了近代,印刷术在欧洲推广导致报刊产生,人类这才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和民间新闻传播相比,报刊等大众传媒具有快速准确、无远弗届等诸多优点。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大众传媒逐步占据了新闻传播的主导地位;民间新闻传播虽然还无时无地不在,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对社会影响甚微。 建国后较长时间内,我国媒体环境上述特征在尤为明显。所以,既往的舆论引导对象主要是大众传媒;其价值取向是“堵”,即压制信息,正面引导;其具体措施是指通过阻断大众传媒和新闻源的接触来遏制信息传播。它和大众传媒主导下的传播环境是相适应的,因此,长期行之有效。 首先,受众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知晓亲身经历以外的新闻的。这就意味着,新闻存在与否不是取决于发生与否,而是在于报道与否。不报道就等于不发生,当迫使大众传媒放弃报道时,新闻在受众端就被消失掉了。缺少了外界信息刺激,受众自然无从和遥远的新闻形成共鸣;事件则得以被控制在较小的传播范围内。这时的信息传播处于严格管控下的有序状态,这是有利于当事者进行处理的。当然,处理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其次,不管遏制实施的多么成功,总会有一定量的信息从新闻源溢出,经民间传播到受众那里。但民间新闻因其传播系统的孱弱消解了自身力量。这里的孱弱一是指传播速度迟缓,一是指信息流量微弱。民间新闻或是口耳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传递到遥远受众那里时,大多距离新闻发生已经相当长时间。又由于其信息流量较小,受众群体也处于相对孤立状态,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新闻的再传播和聚合。所以,民间新闻多是明日黄花,是不会对事件产生较强干预力量的。 一切拜技术所赐,在被印刷及电子技术边缘化几个世纪之后,近十几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民间新闻传播重焕生机。博客、论坛、QQ、MSN等,尤其是微薄的出现,不但使民间新闻异常活跃,更让它重返传播中心舞台。大众传媒和民间新闻传播共生共荣的传播新格局已经形成。这就要求要具体分析新变化,进而调整舆论引导策略了。 首先,民间新闻传播速度和信息流量空前增强。在公共事件刚刚发生时,甚至超过了大众传媒,这从近些年来的报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几乎事件一发生,就有大量现场信息通过民间渠道得到传播。民间新闻传播之所以如此活跃,得益于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发达的网络技术培育了新闻源和受众之间强烈的双向沟通意愿。在新闻源那里,人们力图突破压制,主动信息:在受众那里,主动探寻新闻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受众之间自发的新闻再传播和聚合能力也因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强大。因此,新闻总有途径传播,通过隔离传播源和大众传媒来阻断信息传播的方法将无法取得实效。而结果的无效将宣判策略的非法。 其次,既往的舆论引导策略导致大众传媒和民间新闻传播的恶性互动。其一,是迫使受众疏离大众传媒,亲近民间新闻。发达的传播技术已经打开了信息需求的欲望魔盒,当大众传媒不能提供足够新闻时,受众必将转向民间。这刺激民间新闻传播,使其更加活跃,却会进一步弱化大众传媒的权威。当大众传媒被边缘化的时候,民间新闻也将失去参照,其局限性则可能被受众忽视而接纳。民间新闻最大的诟病是其必然伴随大量流言。当因为没有参照而不能对其有所辨别时,真相的探寻将变得更加困难。其二,出于追寻新闻的本能,在无法接近新闻源的情况下,诸多大众传媒将选取民间新闻进行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说前述问题只是让受众放松了对流言的警惕,这里则很可能使流言华丽转身,成为事实。流言一经大众传媒报道,就披上真实的套装了。接下来,民间新闻会将“被真实”化的流言再传播。这样,一个流言自证的循环就出现了。 显然,以“堵”为取向的舆论引导策略,最大的弊端不再于伤害了谁的“权利”,而在于它使信息传播陷入一片“混乱”。“混乱”对事件的处理百害而无一利。新的传播环境需要新的策略。新策略的终极目的是重建信息的有序传播!这就应该在承认民间新闻传播与大众传媒共生共荣这一现实的基础上,致力于于两者的良性互动;其价值取向是“疏”。所谓的“疏”是指积极主动向大众传媒开放新闻源。在介入报道的速度上,民间新闻往往领先于大众传媒。但由于民间新闻的自发性质,其权威性和可信性并不高。受众更需要相对专业、权威的信息。只要能得到翔实的新闻素材,客观公允报道,大众传媒自然会成为为民间新闻传播的引领者,两者的良性互动也会自发形成。反之,就可能转向恶性互动。 当然,民间新闻传播崛起不是舆论引导策略调整的唯一原因。政府管控媒体方式的悄然转变以及媒体市场取向等因素共同导致的媒体功能取向从以“正面引导”向“舆论监督,的变迁,受众公民意识的觉醒等同样是策略调整的时代背景。但有什么比媒体自身格局变迁的力量更大呢? 新闻传播类论文:论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新闻传播类论文:论微博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性质 一、草根“麦克风”发出的自媒体时代强音 2012年9月15日,新浪微博用户主页右侧的热门话题榜中增设了一个新词条——“理国”,与之相关的微博成为继宜黄强拆案、7·23动车追尾事故等话题后的又一起传播速度极快且的热门话题。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是通过对影响力、转发及评论数等因素的整合评估形成的,数目庞大的草根用户往往在相关信息传播的选择上呈现聚合状态。一般地,一个热门话题,仅靠坐拥上万粉丝的加V用户自娱自乐其实不易形成,更需大量草根的互动传播作为助动。 事情是这样缘起的:由于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不断升级,西安等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后演变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一时间微博上对此事件的实况报道大量涌现。新浪微博一位仅有300余粉丝的西安用户“@田维Paolo”于15日当天16︰37发出一条微博“刚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西安玉祥门数十辆日系车被砸,局势失控,一位车主下车阻止爱车被砸,被一棍击中头部,生命垂危!!!!”这一新闻快报型微博因得到多名加V用户转发从而获得一定程度扩散。后“@田维Paolo”亲临现场拍摄实况照片,其中一张被砸日系车车主收拾残骸的图片被商界新媒体事业部财视网新闻中心主任“@SJ翔宇”转发,获得逾120条转发。 对于西安9·15事件,新浪微博上大量类似“@田维Paolo”草根用户皆转型为“战地记者”,躬亲现场直播暴力事件,他们在9·15事件期间制传的新闻报道数量远远超过媒体官微对相关事件的制传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力军。这次草根网民向新闻记者的转型,佐证了“自媒体时代”的题中之义(根据百度百科):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这种媒介基础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着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微博传播新形态。在中国,自媒体的集中形式以及自媒体新闻产品的制传载体即为“微博”。微博一直没有权威而精准的定义,根据维基百科的释义,“微博又称微型博客,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140字)并可以公开的微型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李开复则解释为,“微博就是每次不超过140个字的微型博客。”微博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呈现出以下区别: 相对比之下,微博是唯一一种互动性与开放性兼强的媒体。 二、西安之“殇”——“9·15事件”背景介绍 2012年,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以8月15日香港14名登岛保钓人士被日方逮捕事件最激烈地引发了中国民众对日本当局的仇恨。9月15日,西安众多爱国者于钟楼、小寨等地游行示威,表达主权诉求与仇日情绪。但游行者在拉横幅、喊口号之余,竟对日系车、日本产品专卖店等展开了打砸抢的大规模暴力犯罪行为。 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被打骨折是9·15事件中暴徒施暴的典型案例。媒体人江雪在《“九一五”:西安之痛》中写道:“那是在9月15日下午5点多,李建利开着自己家那辆白色卡罗拉经过环城西路……车到玉祥门和西门之间的路段,走不动了。这时,对面路中间来了一队游行的人……一个穿白色T恤的男子,跳了过来,举着手中的U型钢锁,向他头顶猛砸……这一击是致命的,导致颅脑开放性严重骨折。从医院的透视片子能清晰地看出,李建利的一块颅骨断裂凹了进去。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抢救手术中,医生取出了一大块和一小堆被砸碎的颅骨……” 打砸抢的暴力行为被认为已然异化了爱国主义朴素诉求的原始初衷。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王天定于10月2日发微博说:“西安的9·15事件,呈现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人专门组织了一些烂仔肆意打砸抢,组织者与烂仔各有所求,前者是制造混乱,后者都是烂命一条,先拿三瓜俩枣,乱中还可乘机抢劫。所以,打击那些烂仔是必要的,但重点是要抓住那些组织者。”除了王天定等专家学者、江雪等媒体人对此事件的学理性解读和专业化报道外,其他网民亦积极表达观点。如网友“@不要让我吃香菜”在微博上发表评论说:“我大西安9·15那天的抗议活动显然已经成为不理国行为的典型了。”草根用户的积极关注与活跃表达促成了这起事件备受瞩目的效果。 三、关于“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的问卷调查及案例研究 (一)负面新闻信息释义 根据丁柏铨、陈相雨《“负面新闻”及相关概念辨析》一文的释义,西安“9·15事件”应属“负面新闻信息”。 该文称,“它(负面新闻信息)与负面新闻殊异。在语义表述上,负面新闻中的负面,将报道题材与报道效果相混杂;而负面新闻信息则明白无误地说明只是制作成新闻作品的事实带有负面性质。就此而言,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使用负面新闻概念,那么就须特别说明究竟是报道题材属于负面,还是报道效果属于负面,以免产生歧义。负面新闻信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生的、不可抗拒的事实[1]。信息可以是事实,而事实具有原生质的特点,其本身不包含人们主观的价值判断。信息也可以既是事实又包含人们一定的价值判断。关涉自然灾害、犯罪等的新闻信息,无疑都属于负面信息。负面的新闻信息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根据新闻事实存在的状态就可以判断。[2]” 由此可知,9·15事件属于“负面新闻信息”。它广泛引起了民众的负面情绪,达到了破坏功能(如破坏西安的城市形象、市民间的和谐互信)、瓦解功能(如瓦解西安人的地域优越感、凝聚力、外地人来西安的旅游意向等)、腐蚀功能(如腐蚀了公民对于一部分人的信任度,使人产生道德倾斜),以及煽情功能(如煽动起一部分人的爱国热情、公民个体间的相互仇恨等),这皆符合丁柏铨、陈相雨在文中所谓的“事实携带的负面性质”。 (二)本地问卷调查分析 横向来讲,西安在9月1日至10月1日间发生了不少“正面新闻事件”。如:9月2日西安PM2.5数据达优极天标准;9月26日,陕西卫视改版仪式启动;9月29日,深圳直达西安的高铁开通;9月29日,西安市推出1亿元科技创业种子投资基金;10月1日,陕西省图书馆“换书市集”正式开张等。 纵向上讲,西安在近年亦不乏正面事件。最有名者如2010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召开、曲江观光轻轨的竣工(2012年10月)等。相比于“9·15事件”在微博上的传播,上述新闻并未在微博上产生可以相提并论的轰动效果。为证明这一结论、了解获知“好事”与“坏事”各自的人数及其获知途径,我向100位非西安本地市民的游客发放了问卷,以期获得直观、可靠的数据。 问卷调查地点为西安市回民街、大唐通易坊、大雁塔北广场以及骡马市步行街等四地。问卷调查对象为在西安旅游或长期工作的外地户籍人口。问卷涵盖问题有三:(1)是否听说过西安“9·15打砸抢烧事件”?从何得知?(2)是否听说过西安曲江轻轨竣工事件?从何得知?(3)是否听说过西安世园会?从何得知?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1)有86人知道西安“915事件”,其中72人通过“微博”得 知;另14人中,有2人通过“电视”,12人通过“人人网”(人人网是与Facebook传播形态相似的自媒体)。(2)仅有16人听说过西安曲江轻轨竣工之事,其中6人通过“电视”得知,6人通过“微博”,其余4人未填写得知途径。(3)有57人听说过西安世园会,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和微博双向得知。 从问卷结果可知,86位“坏事”知晓者中有72位通过微博得知,占这部分样本总数的83.73%;而“好事”知晓者中,只有不到40%是通过微博获知,遑论好事的知晓者人数本身仅占总样本的16%。知道“坏事”者数量远超知道“好事”者数量,且“坏事”得知渠道主要是微博等自媒体。 由此我先预设一个假想:微博“偏爱”负面新闻信息。通过下面的媒介内容分析进一步对此证明。 (三)外地媒体报道分析 我选取《潇湘晨报》与《重庆时报》的官方微博作为研究样本,以期获得对该议程的佐证。 《潇湘晨报》与《重庆时报》均为综合性都市报,前者以长、株、潭为中心,面向湖南全省城镇发行,其官微则贴近“综合性”定位、涉及各地新闻。后者也以本地市民为受众群,新闻内容综合性强。选择这两份报纸的官微作为案例,主要出于以下考量:1.两者对西安来说均属“外地媒体”,更利于观察外地媒体对“9·15事件”的关注度,从而挖掘微博传播者甄选信息的标准;2.两份报纸均属综合性都市报,虽分别为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及重庆市总工会(投资体系为人民日报华闻控股华商报业)等行政机关主管,但不属“党报”范畴,其新闻在编辑和采写方面呈现多元化、宽口径、接地气特征,利于实务研究;3.两报官微均有大量粉丝,分别为177万和71万(截至到2013年2月上旬)。 首先研究《潇湘晨报》。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潇湘晨报》官微包含“西安”二字的微博共17条。其中:7条是关于“9·15事件”的报道,其中正面新闻信息1条(《西安青年李昭街头举牌:前方砸车 日系调头》,这条新闻属于以负面新闻信息为背景依托的正面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6条。其余10条无关西安“9·15事件”的微博中,负面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上万学生冒雨参加校庆 校方称学生强烈要求》以及《左右不分?患者右脚骨裂左脚被手术》);正面新闻信息5条,分别为《湖南妹子获2012年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赛区季军》(比赛在西安举办)、《国庆长沙-西安坐动车6小时搞定》、《西安酒店申请更名为“钓鱼岛酒店”获批》,以及《英国“活雷锋”卖家产来西安做慈善7年 给流浪汉发包子》。其余4篇为中性新闻信息,分别为《西安一小学让近3000学生躺在课桌上午睡》、《西安“造湖运动”:拟投百亿造28个湖》、《长颈鹿算什么,这是坐货车的“乔布斯”》,以及《长沙乘高铁到西安二等座票价592元》。 通过整理数据可知,《潇湘晨报》官方微博在2012年9月1日至30日的所有报道中,正面新闻信息、中性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的数量比例为5︰4︰8。负面新闻信息最多,占近一半。 再来看《重庆时报》。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包含“西安”二字的微博共8条。其中,正面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正能量!"洋雷锋"卖家产去西安给流浪汉送饭7年》和《西安一酒店申请更名“钓鱼岛酒店”获批》;中性新闻信息2条,分别为《西安惊现坐货车“乔布斯” 被调侃视察iPhone5业务》和《大学生活宅在床上过?》;负面新闻信息3条,分别为《上万学生冒雨参加校庆 校方称系学生强烈要求》《西安公布保钓游行9名打砸者照片 敦促投案自首》,以及《患者右脚骨裂左脚被做手术 院长:这没啥事》。剩余一条《国庆你准备去哪里“看头”?》属《重庆时报》官微的#午间分享#栏目,是服务类信息。不属于硬新闻范畴。 通过整理数据我们可知,《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在2012年9月1日至30日的所有报道中,正面新闻信息、中性新闻信息、负面新闻信息的比例为2︰2︰3。负面新闻信息最多。通过对《潇湘晨报》和《重庆时报》官方微博在同一时段对于西安的新闻报道正负面属性分析可知,负面新闻信息占到所有新闻中的最大比重。 (四)本地媒体报道分析 本地媒体,选取西部网(陕西新闻网)的官方网站与官方微博进行对比。西部网是在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由省委宣传部主管主办、陕西电视台承办的陕西新闻门户网站,是省级主要新闻媒体。 在2012年9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西部网官微中言及“9·15事件”的微博共5条,均为负面新闻信息:分别为《勿以爱国之名 行害民之事 》、《西安警方公布9名打砸者照片劝其投案自首》、《多家保险公司称被砸日系车主暂无法索赔》、《西安警方微博公布砸日系车砸穿颅骨嫌犯正面照》,以及《央视:西安被打日系车主维护财产属于正当防卫》。 新闻传播类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新闻传播类论文:从传播学角度看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现象 目前,媒体市场竞争激烈,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同质化竞争时期。报业同质化现象表现在内容层次和报业运营层次两个层次。有学者认为,通常所指的报业同质化是针对报纸的内容方面来说的。而高校媒体既不属于政治性报纸,也不属于商业性报纸,它是否也存在着同质化现象? 从规模来看,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就收录了239份高校校报的名录和简介。再加上电视和网络媒体,高校媒体规模甚大。然而,与大规模相对的是,高校媒体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比较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从传播内容来看,新闻同质化现象仍然是影响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内的各种媒体,包括校园内的各种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上的新闻内容往往相同或相似。借用报业同质化概念,高校媒体的同质化主要是指校园媒体中存在的新闻内容‘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局面,即指新闻的内容雷同。 有学者认为,报业同质化现象是报业竞争白热化的必然结果。报业趋同可以区分为良性趋同与恶性趋同两种类型。对于报业竞争而言,良性趋同具有积极意义。与此相反,恶性趋同则是消极性的。因为,恶性趋同是一种单向性的移植性模仿,没有提供什么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笔者通过比较发现,对于高校媒体的同质化,各媒体之间在新闻题材、结构、内容上高度的相似甚至雷同,这种相似或雷同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媒体自身的创新和进步,而往往是相互之间的简单抄袭,即恶性趋同。这种新闻的同质化现象使得受众容易对新闻产生厌烦,长此以往,校园媒体在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减小,起不到其所应有的传播思想、引导舆论的作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受众对所传播内容的厌烦和抵触,阻碍了传播效果的实现。 现今媒体市场存在的同质化,多因媒体之间激烈的竞争。那么,在思想活跃、开放自由的大学校园内,高校媒体本应是百花齐放,为何会出现同质化现象?笔者认为,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现象不同于媒体市场同质化现象成因,高校媒体由于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它们之间虽有竞争,但竞争并不是一种常态,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竞争状态,高校媒体之间更多的是平安共存。可以说,恰恰是因为竞争的真空状态,致使媒体缺乏创新意识,并产生很强的惰性和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从而导致同质化现象的产生。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校园媒体作为媒体角色的严重缺失 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政府“喉舌”。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的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得到过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也体现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2、经营主体。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既是传播主体,也是经营主体;既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它必须通过特殊的生产营销模式获利,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3、全球媒介。媒介全球化是指媒介的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各种活动和自我认知定位。4、社会公器。媒体作为一个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中介,一直是以公正的“人民”代表的角色自居。5、传播角色。任何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一些基本的普遍意义上的功能性要求和角色扮演,它报道新闻被称为“社会哨兵”,它传递知识被称为“人民教师”,它揭露丑恶被喻为“社会医生”,它丰富生活,愉悦身心被比作“娱乐工厂”,等等。它们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充实了媒体身份的社会内涵。但是这些称呼并不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特征。它们的意义由“政府喉舌、市场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等身份要素决定。ⅲ反观高校媒体,作为经营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的角色基本缺失。校园媒体虽然很大程度上行使着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但由于未脱离计划体制,在整个报业追求市场化和差异化的同时,校园媒体仍然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党委喉舌的单一化的导向角色。就经营主体而言,虽然目前媒体市场进入战火硝烟的竞争时期,但高校校园的媒体却因经费来源的稳定性以及非营利性而置身于竞争之外。毫无竞争意识的校园媒体不用绞尽脑汁地挖掘独家新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也不用想方设法用独特和不同于其它媒体的新闻视角来进行报道,受众也不依赖于这些信息来做出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同质化在所难免。 二、传播过程中传播元素的缺失 所谓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既要有“传”,也要有“受”,即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传播者把信息传播出去,需要受众的消费和反馈。同时,受众也是需要媒体的,需要从媒体了解信息,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媒体上获得一定的表达空间。但高校媒体显然是只考虑“传”而很少考虑“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缺少互动,传播者甚至不了解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消费需求。所传播的往往是传播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或传统的模式进行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新闻要么结构相同,要么人云亦云,容易造成同质化现象。 三、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的限制 一般而言,校园媒体的传播范围局限于校内,受众群体也多限于校园内的师生,在媒体的读者定位上,各媒体往往相同或差异不大。这直接导致校园媒体在传播内容上的趋同。校园媒体在内容上主要是校园新闻,即使是少量的综合新闻,也大都与校园和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传播内容的限制,加上校园传媒工作者的专业素质问题,使校园媒体新闻呈现同质化现象。笔者从事高校的校报编辑工作,有幸能看到全国很多高校的校报,笔者发现,在不少高校,一条完全相同的新闻,在校报上出现、在校园网上出现、在校园内的一些报刊或简报上也出现,重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如何规避高校媒体新闻同质化? 一、引入竞争机制,斩断高校媒体产生同质化的经济根源。 高校媒体首先要转变思想,开拓“市场”,广开“粮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学校和有关组织全额拨款是高校媒体的绝大部分经费来源,经费来源的唯一断ⅱ稳定性使高校媒体缺乏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更不愿意去挖掘自身的独特性。因此,作为高校媒体,避免新闻同质化首先要转变依赖于拨款、不求“市场”的思想,而树立广开“粮路”的思想,积极拓宽受众面,增加受众数量;多关注社会热点焦点,把新闻推向社会和企业。 同时,学校也应该建立起完善的评价体系,激励媒体不断创新,自动规避同质化。高校媒体普遍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做好做坏都一样,媒体怎能主动去挖掘独家新闻呢?因此,高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做得好的进行奖励,做得很不好的甚至可以惩罚,以此来激励媒体进行创新。 二、提高高校媒体从业人员的传播意识和专业素养 高校媒体普遍存在从业人员非专业人员的现象,由于培训力度不够,这些采编人员缺乏应有的传播意识和新闻专业素养。如何改观这一现实状况?首先,从业人员自身应提高认识,增强传播意识,掌握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用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另外,学校也应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养,通过加大对采编者的培训力度,加强与其它高校媒体和社会媒体的交流与学习等方式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三、树立质量意识和受众意识,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多下功夫。 新闻内容事实上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内容层面:一个是必读性的内容。二是可读性的内容。三是选读性的内容。就高校媒体而言,对于必读性内容,如总书记来学校等重大新闻并不强求它们表现出差异性,而主要是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多下功夫。 在可读性和选读性上下功夫,一些大型媒体在这方面比校园媒体做得出色。如针对一个硬新闻进行多角度解读,给受众提供开阔的视野;在同一主题下,把不同的新闻组合在一起,形成传播强势;引用华尔街日报体,在非事件性新闻或深度报道的开头采用故事性描述的写作技巧,通过讲述一个与新闻主题密切相关的人物故事,引出所要报道的新闻,以吸引受众,等等。高校媒体需开阔眼界,多向外界媒体学习,借鉴一些好的报道方式,为我所用。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国际视野下的基础科学教育观察 《科学教育的十项原则》,(英)温·哈伦编著,韦钰译,载《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义务教育的所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以系统地发展和持续保持学习者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对科学活动的热爱,以及如何阐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二、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适当的行为,这对保证他们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是重要的。 三、科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标,科学教育应该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学上有关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以及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3.科学态度。 四、基于对概念的审慎分析,以及基于当前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之研究和理解,应该给出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目标的清晰进程,指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应该从学生感兴趣并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课题开始,逐步进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学习的经验应该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科学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当前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见解。 七、所有科学课程活动都应该致力于深化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同时应该考虑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学态度和能力的培养。 八、为学生设置的学习项目以及教师的职前教育和专业发展,都应该与为达到原则三中所设目标需要的教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评测在科学教育中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测,还是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总结性评测,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学习目标。 十、为了达到科学教育的目标,学校的科学项目应该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并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包括科学家的参与。 《美国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的发展动态》,王威 刘恩山,载《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学教育框架》首先对科学教育的对象进行定位,帮助教育研究者与实施者对学习者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定位聚焦于两个方面:(1)学习者学习科学的能力;(2)学习者对科学的已有理解。《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对学习者的定位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们的学习能力比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强得多。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定位,这一定位为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建议:(1)通过核心概念的组织进行科学教育内容的建构;(2)通过实践进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学习。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过程进行定位,指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学习过程有两个重要特征:(1)科学学习是一种将科学解释概念化的过程;(2)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进阶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定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描述了科学同时具备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双重属性,这源于科学不仅是反映当前对自然界理解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炼这些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者的活动同样是知识与实践的共同体,即通过实践形成知识,并利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教育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学习科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相似。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分析与启示》,徐玉红 高芳 周华松,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宗旨为:(1)教育学生做好终身应用科学并成为积极公民的准备,让他们能够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2)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高中科学、大学科学工程课程和职业技术培训打下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总目标从科学探究技能、人类科学史、科学理解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了分述。人类科学史维度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外,还包含科学史观、科学伦理观等,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教育思想。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把科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考虑到10项一般能力,科学课程中涉及8个,包括文字认知、数字认知、信息与交流技术、思考能力、团队合作、道德行为、创造力和自我管理,与三个跨课程方面(即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亚洲文化及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可持续性),如何促进科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对科学探究教学的界定》,张杰艺 郭玉英 范佳午,载《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究综述项目”在开展研究时,为筛选每项具体研究是否属于探究教学研究的范畴,以及描述各项研究中探究教学实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学的操作定义和简单的分析框架。(见表1) 该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1.判断教学内容的类型:如果教学内容不在I所列内,则不是科学探究教学。2.判断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但只有参与是不够的,在参与的过程中,必须还要体现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将学生对学习的责任、学生主动思考、学生的动机称为探究的元素。3.判断教学的组成部分以及在每个部分中探究元素的体现程度,分为“不重视、重视、很重视”三个层次。 《关于学习进展序列的研究》,韦钰,载《中国科技教育·脑科学与科学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学生学习沉浮现象、建立物体密度概念为例:了解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都知道,孩子很喜欢水。不管是玩水,还是自己学游泳,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沉浮现象。但是教师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学阶段科学教育中的难点,也一直是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课题。皮亚杰认为:建立为什么物体会沉浮的解释,孩子需要经历4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4-5岁)孩子解释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这块石头聪明”。第二阶段(5-6岁)认为重的物体会沉,因为物体重,表示强大,用的是拟人力量的解释,而非客观的原因。第三阶段(6-8岁)开始找客观的原因。第四阶段(9岁以后)开始把重量和容积联系起来,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这就是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获得密度概念的进展序列。 皮亚杰理论的问题在于把这种进展序列看成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过程,不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被实践和脑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儿童,乃至没有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成年人,都会对沉浮现象有许多错误的前概念。这些错误的前概念,不经过精心设计的科学教育,是很难改变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儿童才能够较早地建立正确的概念。 威尔逊等用渐进的变量来描绘学生对沉浮概念掌握的进展过程,一共分为9个等级。作为一个例子,它说明不同的科学概念可以分解成随着时间进展而发展的详细过程。在给出的学习进展序列中并没有像皮亚杰那样给出年龄的阶段。因为,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学习进展的进度各不相同,既与先天的条件有关,更会受到后天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语言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背景。 《关于科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张英光,载《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科学教育之痛》的重头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当下困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重文轻理”和“重商轻理”在美国十分盛行。在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环节。由于待遇不够好且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美国很多理科教师纷纷跳槽转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国,为孩子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因此,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在科学素养上显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称,美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颓势将对国家未来竞争力产生严重威胁。 为此,奥巴马提出要向美国教育部门输入一批朝气勃勃的优秀人才。他开出的处方是:在2020年前培养100000名高水平的数学与科学教师,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同时提高所有50个州的科学与数学课程标准。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核心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核心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核心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14]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核心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性研究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实践性)、彰显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立足课程教学内容的阶级性、发展课程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坚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辨证统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学术水平聚人气,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进一步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彰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科学性(学术性),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观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坚定课程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课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学校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是为武装大学生头脑,为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开设的课程。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不是自发产生的。列宁的“灌输理论”给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这些教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刻苦钻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以身作则,深入到大学生中了解实情,做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适用于当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二)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育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 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学术性。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同时,课程的科学性不容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师必须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支撑高水平教育。教师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理论去传授、去讲解,才能影响学生、说服学生、打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学生头脑。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还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但是,在宣传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科学)性。有人觉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党和政府的行为,照搬相关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由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学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它必须深入到科研工作。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知识层面讲,学生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一直积极宣传。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是要从知识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纯粹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根本无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心理和学术层面的追求。如果教学只是一味地重复大学生已有的知识,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还会使他们对教师、对课程、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因此,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阐述,必须要用学科科研成果作支撑,才能打动学生,使学生信服。人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要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教学的科研含量,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近年来,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不断摸索,力图采取更有效的授课方式实现教育传授的目的。在教学中,人们利用专题讲座的授课方式,目的就是尝试增加学术含量。在新课改进程中,必须改变思政教师教书匠的倾向,必须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倾斜,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者从教书匠向教学科研型教师的真正转变。这与教师所在院校是教学类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学型院校,思政教师也应树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并举,以教学支撑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废教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又有学术研究的问题,要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原则,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与学术研究适度分离的原则,这是由教育的阶级性决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原则,把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与学术争鸣适度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本身有一种倾向至今仍未彻底改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术化”。片面研究、考证和诠释观点、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实例,非要将其弄成一门高深的学问才肯罢休。这是职称评审“指挥棒”的影响,根本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是最大的学术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严重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使许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感觉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很远。当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大学生们就会到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寻找答案。这正是大学生们经常兴起这种或者那种思潮热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丽萍 王继辉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生物科技论文: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准则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对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科技的发展同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就像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就其意义来讲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现的成果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科学技术作为人智慧的一种实践方式,解放了人的思想,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同人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融为一体的,科学技术就体现着一种价值,是人类造福自己追求善的理念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科学技术就是人对伦理道德的实践,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真与善的统一,而且也必须是统一的,只是由于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两者有各自的发展模式,有时就会出现不协调,但是从人类整体利益来讲,这种不协调不是本质上的,所以也是可以得到调和的,这就需要我们将科技的“真”和伦理道德的“善”协调起来,当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出现不一致时,我们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出伦理道德上的反省。现代生物科技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代表,更加突出的体现了对科技的“真”和伦理道德的“善”的相统一,而当前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道德所造成的冲击应该引发我们深刻的反省,我们应该加强对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和相关的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找出这一冲击问题的所在,并加以有效的规范,使得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真正达到“真”与“善”的统一,造福人类整体并得以安全的长远的健康发展。解决现代生物科技发展所遇到的伦理道德问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达成统一的立场和看法,并形成统一的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之前,有必要先确立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得以合理发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可以作为当前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一种指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统一的立场和看法的形成。当然,这些基本原则都是立足于现代生物科技群的整体而提出来的。 一、维护人的“目的性”原则 维护人的“目的性”原则就是要求人在发展现代生物科技的过程中始终将现代生物科技放在服从人的需要的位置,而不是相反,对于人的态度要做到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要求是具有统领作用,一个最终目的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为条件的。这就是现代生物科技发展要从属于人,而不能超越于人,更不能颠覆人性,违反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准则。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要时刻为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负责,而这种生存不仅包括物质方面,同时也包括意识方面的,是要人感到得到现代生物科技的帮助而获得更好,而不是感到受到现代生物科技的压迫甚至是奴役。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从事现代生物科技工作的科研人员,都应该懂得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可贵,都应该明白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示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我们都应该小心谨慎负责加以对待,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有充分的估量并尽心负责,而不能随意对待,这也是统一科研人员的伦理道德认识的基础所在。 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前瞻性原则 现代生物科技的一个普遍性特点就是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就是潜在的危险,而且同人的关系比传统科技更为密切,作用也更为直接,同时人们难以像对待传统科技那样更为准确的进行把握,一旦爆发不确定的危险,对于这些危险的后续处理也显得没有足够的把握。所以,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开始之前就应该进行充分的估量,要有前瞻性意识,防患于未然,同时使得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研人员应该提高自身的前瞻性意识,同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执行在道德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要符合人类整体的利益要求,要做到如同《科学家宪章》(1949年9月国际学者联合会第五次大会通过)中所规定的那样:“科学家应保持诚实、高尚、协作的精神;要了解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与目的,弄清有关道义问题;要使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全人类的利益”。在责任追究方面,由于现代生物科技发展背景构成的是一种错综复杂、多变的情况,而其中可能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这种情况出现不得半点散失,而应该尽量的做到万无一失,对于责任追究的保护措施应该采用以预防为主的模式,这就是以未来行为为导向的前瞻性责任模式,前瞻性责任模式反映了人类对科技发展后果在责任上的长远性与人类整体性上的要求。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前瞻性责任模式的落实,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方面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科研人员的自律,一方面是通过社会的公共力量进行约束,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公共力量就是伦理道德的约束。 三、贯彻平等的原则 平等是人类一直追求的崇高理念,要求各主体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现代生物科技的平等原则着重于国家之间、种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根本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现代生物科技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在各国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因此在客观上也出现“侵犯”现象,比如对基因资源的掠夺,科技落后国家拥有良好的基因资源却无力开发,科技先进国家就能够通过其拥有的科技优势替它们开发但却以专利的方式据为己有,科技先进国家甚至将现代生物科技作为继经济手段后一种新的制约他国的手段,这些对于人类的共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人类基因检测表明的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异,也可能出现新的歧视而导致新的不平等出现。同现代生物科技有关的器官移植技术导致出现的器官买卖现象也侵犯了人的权利,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不平等。这些在可能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是现代生物科技在发展应该予以特别注意的问题,并力求避免的问题。为了平等理念得以贯彻,在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应将平等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并时刻予以遵守。实践中,有必要打破现代生物科技的垄断行为,国际间应该加强磋商、协调和合作,力求淡化现代生物科技的经济利益色彩,使得现代生物科技在全人类得到普及,或者得到有利于人类整体的使用,旨在共同推进现代生物科技朝着有利于人类整体的方向发展。在种群和个体方面,各国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进程中确立、巩固并提高人们的平等观念,在实践中用平等的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象包括自己的同胞,也包括其他国家、种群的任何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 四、恪守正义的原则 正义也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理念,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正义的具体的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会有所差别,可是在衡量标准上却存在共同之处,这就是在促进社会进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人们的共同体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明确的强调了公共利益是正义的价值基础,正义是同公共利益秩序的要求相一致的,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的休谟甚至认为“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的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的共同体已经上升为人类大家庭的整体,在正义原则的指引下,要确保现代生物科技确实的做到为人类大家庭的整体服务和负责。具体的说,就是要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安全与和平,避免现代生物科技出现任何危害人类的情况出现,保证现代生物科技只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用途上,坚决反对将其用于任何违反人类整体利益的用途上,特别是在武器方面的应用,比如基因武器。各国各界应该立足于人类整体,本着为人类整体长远利益负责的态度,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展开具有广泛而深入的探索,为人类整体构筑出一套能够确实有效维护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发展的统一的行为规范,确保现代生物科技造福于人类,包括现在和未来,使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成为人类正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吕成楷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生物科技论文: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分析 一、现代生物科技范式构建的难题 库恩的范式理论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而提出的,同时也被广泛引用到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现代生物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特殊部门,范式理论当然的适合对现代生物科技的研究。如果能够构建出现代生物科技的范式,根据范式理论所主张的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树立被公认的范例,形成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并成为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那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会被规范到被公认的框架之中,执行着共同的准则,而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世界性的,也就是国际间所共同认可的,同时,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的,包括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现在和将来;而一切不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也就是超出框架之外、违反准则的行为将受到禁止、谴责和应有的惩罚,如此一来,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是良性的发展。这些都有赖于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而事实上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也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容易引发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科技发展的“旧范式”和“新范式”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问题。 1、从“科学革命”的角度讲 首先我们假设现代生物科技完全能够按照其积极的一面来发展,同时会形成一种新的为人类所共同接受的科学技术现象,或者我们承认现代生物科技具有积极的一面,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依然受到广泛而激烈的争议呢?这可以从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旧处于“旧的范式”里边,而现代生物科技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现象只是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它们尚未成熟,没有达到能够冲破旧的范式,塑造新的范式的水平。库恩通过对大量的科学史实例的思考,比方亚里斯多德“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结论被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推翻的事例,可这一错误结论却被人们一直承袭了二千多年;以及诸如此类的后面的结论对前面的结论的改进,而前面的结论却也被人们接受并存续了一定的时间情形,使得库恩想到了各个时期科学发展的“当前性”,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传统在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合理的,[5]而对科学思想史达到更好理解的途径是站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中去考察不同时期的科学,而决不要将它们看作是现在科学的绊脚石。[6]科学发展的合理和进步存在于当前人们一致认可的共同认识当中,这也就是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库恩所思虑到的“范式”。而这一范式就是对“常态科学”中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的一种概括。在这种“常态科学”中,也就是已经形成的范式里边,科学群体通常都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并提出新的理论足以冲破旧的范式是断不可以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态”下的科学家们并非就是客观的,但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并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譬如,公元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了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但是当时的科学群体却以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为正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认识的飞跃。所以就现代生物科技群积极的一面而言,我们可以予以发展,事实表明这也是一种需要,而现在所遇到的争议就有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人们特别是科研群体仍旧处于“常态科学”的范式当中,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新的范式,而实际上仍不是时候,这倒不是说现在人们对科学技术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错误的,也不是说据现代生物科技群重新塑造的范式不存在瑕疵,而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况且现代生物科技群现在仍未达到这样的水平。但现代生物科技群仍在发展,而且是迅速的发展,这就难免导致一些科研活动及其成果超出于当前科学群体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框架之外,而这一框架的形成和应用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为科学界所推崇,也为社会所接受甚至深入人心,所以,当有谁动摇到这一框架时,首当其冲必是业已形成并稳固实行的伦理准则,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发。 2、从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角度讲 科学技术总是一往如故的追求创新的向前发展,而伦理则追求尽可能的稳定,科学技术的开放性和伦理的保守性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关系,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伦理的维护产生摩擦也就在所难免,问题是当两者指向共同的主体人本身时,触动了最敏感的伦理准则时,两者在短期内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调和,冲突也就变得异常激烈。如果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而构建出新的范式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科学技术和伦理到底谁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其实就是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争论的焦点所在,一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造伦理、引领伦理的发展;一是以已有的伦理准则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事实表明双方的争论各有其合理的依据,首先是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使得伦理方面很大程度上去除了落后的一面;紧接着是伦理规范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评价、指引和辩护功能,而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风险,伦理规范可以进行有效的防范,指引科学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健康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在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之间展开的争论,虽然这一争论具有代表性,但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涉及的问题具有广泛性、根本性和敏感性,所以对其争论也就变成全人类的了,而且各界有各自的评判标准和看法,结果导致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进行新的范式的构建困难重重,因为范式的构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得到“公认”,才能形成科学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目前的背景情况不具备构建新的范式的条件。面对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难题,或者说对于现代生物科技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不能形成共同的评价标准,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评价的之间的冲突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遇到的伦理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二、现代生物科技和伦理的协调发展方面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而相反的伦理特有的保守性,导致现代生物科技对伦理的冲击越发的明显,使得已有的伦理的条条框框难以满足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下反衬出伦理的缺位。 (一)从伦理学的变革进程来看 现代生物科技的起步发展刚好处于伦理学的变革时期,因为现代生物科技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后才正式发展起来的,在元伦理学出现以前,规范伦理学一直都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式,规范伦理学主要是对义务和价值的合理性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初往后元伦理学又成了西方的一种主要的伦理思潮,元伦理学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形成了直觉主义伦理学、感情主义、语言分析学派、伦理自然主义等派别,侧重于道德语言中的逻辑分析,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这两个术语以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被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促使应用伦理学作为一个术语得到了承认,应用伦理学也就作为一门同理论伦理学相异的新的伦理学出现了,这是在现代生物科技出现前后伦理学的发展线路,反映了伦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相应探索,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包括在其中,只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的震动更为激烈,以致伦理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好调整跟上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步伐。 (二)伦理学的探索发展及其遇到的困境 1、关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 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来看,以康德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在近代社会的大发展中遇到很大的困难,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所要到达的目标就是说明人本身应遵从何种道德标准,才能使人本身的行为做到道德上的善,无论是对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原则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道德问题中道德的一般原则的解释和说明,规范伦理学都是力图将伦理规范通过演绎的方式转变成重要的行为准则并得到普遍化,可是实践中确实难以做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也会不断的出现,而规范伦理却难以应对,这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所导致的结果,这就必然的引发伦理学的变革,诚如康德所言,“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属于理智世界的存在者,人只从自由的理念来思想他自己意志的因果性”[7],规范伦理学是应该重新使用理性考虑新事物新现象了,而在伦理学的变革之前和变革之中,以及虽经变革却仍未找到适当的行之有效的伦理途径或找到但尚未得到完善的时间里边,伦理对于社会各方面的规范作用仍可以被理解为有所欠缺的,也就是缺位了。 2、元伦理学的出现 当规范伦理学所主张的伦理规范的普遍化要求遇到严重阻碍后,伦理学逐渐偏向纯粹理性层面上的研究,这就是元伦理学或形式的伦理学的产生,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元伦理学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与道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分开,主张对任何道德信念和原则体系都要保持“中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元伦理学是排斥传统的伦理学的,因为元伦理学不主张提出任何关于实践的指导与建议,只是把伦理学的任务限制于对伦理学的概念与判断作性质与用法上的分析工作,这是脱离实践的带有“经院”性质的研究方式,难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具体到每一实际伦理案例当中。另外,在具体的研究中,元伦理学有时会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这些具有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也受到许多伦理学家的诟病。当然,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其对于新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科技的指引和规约方面显得很欠缺。[8] 3、应用伦理学的探索 为了解决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人们急需一种切实可行的更有效的伦理学,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伦理关系,现代生物技术当然的包含其中,而因其在伦理方面的敏感性,现代生物技术也应该是伦理学发展研究首要考虑的对象之一。针对元伦理学向纯粹理性的方向发展的的情况,伦理学重新朝着实质性的方向探索。伦理学进入应用伦理学的发展时期,伦理在实践中的应用,比如在医学、政治、法律、生命、环境等方面的应用,都使得应用伦理学大受欢迎并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在医学、生命、环境方面研究很多都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有关,比如干细胞技术在治疗方面的运用,克隆技术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方面影响,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可能给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应用伦理学对实践性的回归,其实也是对伦理学的回归,因为伦理学本来就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更为重要的应用伦理学有针对性跟上现实的发展需要进行研究,既明确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同时也考虑它在现实中的应用,而且在研究的内容方面也从以往伦理学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这些都是适应现实中新发展的需要,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对现存的不同立场进行调节从而达成共识”[9],这一意图对于诸如现代生物科技这样容易引起分歧的领域是很有针对性作用的。不过,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的时间较短仍是不充分的,而就如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它在跟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这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其所遇到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另外,应用伦理学需要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作指导,也就是和理论的伦理学的配合,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应用伦理学仍难以对现代生物科技进行有效、完善的指引和规范。其实,应用伦理学所遇到的困难在现代生物科技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方面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就是作为研究的途径的一方自身仍不完善,或者在新事物新现象新形势下需要调整或做新的探索;另一方面就是现代生物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可谓前所未有,而且解决起来甚为棘手。所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伦理的缺位也就成为事实,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带来伦理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三、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规制方面 在现代生物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法律规制和伦理引导是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两大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知道伦理的引导方面是存在不足的,然而我们可以借助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可事实上,当前法律规制方面也是存在不足的。下面就分为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 立法和伦理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法律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道德属性,包含着基本的伦理目标和道德准则,分析法学家哈特认为,“不容认真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10]富勒强调法律自身是具有内在道德性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某种添附或强加到法律的力量之上的某种东西,而是那种力量本身的基本条件。”[11]而比如我国古代的法律就带有明显的伦理属性,法律中的公平正义来源于伦理调节中的公正原则,而正义是立法和伦理追求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与伦理逐渐的分离,法律具有明确的形式性,以权利义务并重的方式调整人们的行为,并辅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伦理规范则具有模糊性,主要存在于人们的共同意识之中,它强调义务的遵守,但通常缺乏强制的力量[12],但伦理依然为社会成员的法律活动提供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准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当伦理关系由之前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方面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这些涉及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的问题更多的需要法律的规制,才能更好的实现公平正义,所以,从这方面讲,法律对于伦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具有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可是,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所导致的伦理问题比较复杂,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伦理学层面的探讨处于模糊的状态,也难以形成较为明确的统一的看法,加上现代生物科技仍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而且存在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转基因技术会不会带来危险或者什么不良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们很难做出准确的把握,而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是目前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所以法律也很难茫然下结论,就目前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除了基于已有的专利法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专利方面的规制外,极少有正规的完善的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做出规定并进行规制,甚至是没有,有的只是一些政府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比如,在我国有关于克隆技术的由卫生部在2003年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础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关于干细胞技术的由科学技术部在2004年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虽然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制定了相关规定,但在一些地方得不到很好的响应,当然这些规定同各国的研究和看法是有出入的。所有这些导致法律方面的欠缺,对于伦理方面的补充作用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当然,相关的制度规定对于伦理的基本原则的落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显得较为疲弱。 (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 富勒认为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对于人类行为的合理化、更符合伦理的要求方面,法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很独特也很重要的。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就是指法律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法律可以就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需要调整的现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通过相关立法使其制度化,并在往后进行强制性的执行,比如对于具体的现代生物科技从研究开发到投入使用,再到对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责任承担和相应惩罚都得到明确的规定,做到法治所主张的有法可依,对有损害人类福祉违反伦理要求的予以强制性禁止,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严厉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的是一种严格的责任要求,不管造成损害的主观因素,只要造成损害就得承担责任和接受相应惩罚,这能够培养一种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的、前瞻性的责任意识,这也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要求,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助法律的强制力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的发展,预防问题的产生。而这首先就需要对客观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并进行相应的立法。可这恰恰就是目前没有做到的事情,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相关立法可以说只是处于探究的阶段,现代生物科技在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其速度及所达到的深度远超出的人们的预料之外,以致现代生物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引起一阵哗然,所以,有关现代生物科技的立法研究显得亦步亦趋、莫衷一是,只能针对一些已经引发较为严重问题的科技项目做出规定,而这些规定显得比较仓促和零散,效力也一般,覆盖面也不广,一般都是一国内的个别科技项目。所以,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伦理方面所注重的需要和利益问题,法律具有的针对性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的调节作用却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四、各方存在分歧 (一)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和谐发展的理念摇摆不定 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其展现的利益和风险都是明显的,正因为其固有的利益使得人们愿意对其进行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其存在的风险导致了伦理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人的尊严等诸多方面。因此,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如何在利益和伦理之间取得平衡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在利益方面得到最大化而将风险降到最低,维护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这就是对现代生物科技发展和谐理念的追求。海德格尔认为,“目的王国必须在存在的意义上加以把握。目的乃是实有着的人格,目的王国乃是实有着的人格自身之交互共处”[14],“它(目的王国)是实有着的人格之间的王国,而非什么某个行动着的自我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15],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应该考虑到它的发展会带来的整体效应,特别是防止负面的效应,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进步,而和谐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协调来达到一种安全、有序的状态这方面尤为重要。可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人性存在的贪婪导致的对利益的无节制的追逐,结果使得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规范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到了无视伦理的存在而肆意发展的地步。另外,对于科学研究的进行也受到人的好奇心的影响,科研活动在不停的解开有关生命本身的令人好奇的谜团,在这种好奇心的影响下,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是否适合伦理的要求逐渐被忽视甚至被漠视。所有这些导致的共同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认识方面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其实,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同人的核心价值问题是有关联的,首先是,关于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都受到人们所广泛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西方,广义的人本主义在古希腊就已经萌芽,它强调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或本体的哲学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赞誉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康德把“人”放在他道德学说的核心位置;人权理论的发展也对人的尊严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首句写道:“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平等的基础”;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人本的思想,比如老子里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荀子也写道,“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第九》)。通过对这些有关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的思考,人的核心价值一直都得到肯定,以致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对其挑战,同时形成的伦理规范也坚定的护卫着这一立场,而这一立场也可谓是根深蒂固,一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都是较为缓慢的,也不会动摇到这一立场,就是到了近代以来生物科技以外的那些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由于研究的对象在生命体主要是人之外,所以对于人的核心价值的威胁也不是很严重。然而到了现代生物科技发展时期,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新疾病新问题的出现,亟需找到新的解决途径,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针对对象直接指向人甚至深入人体,这些对于人来说都是新情况新现象,以致从一开始,现代生物科技就广受争议。当这些新情况新现象和伦理方面根深蒂固立场相碰撞时,问题也就爆发了,而人们又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或据以参考的先例,人们只能通过现时的探索以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这陌生的领域中探索难免就会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出了。 (二)缺乏有效的统一的伦理规范 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各国各界的看法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比如第59届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以决议形式通过一项名为《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的政治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而中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对该宣言投了反对票,其中我国的反对理由在于该宣言的表述含混不清,它要求所有成员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人”,而该禁止到底是单指生殖性克隆,还是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宣言并未予以明确。事实上,对于克隆技术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国家认为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不能接受,不仅有悖人类的有机统一和道德,而且侵犯了人类尊严;也有国家认为,以研究和治疗为目的的克隆志在增进人类福祉,不应属禁止之列。在对待转基因技术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支持派和以欧盟为首的反对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两大阵营,有调查机构对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消费者调查表明,多数消费者已接受了转基因食品,仅有27%的消费者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而在欧洲,大多数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英国尤为明显。79%的英国人反对试种基因改良作物,抵制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诸如此类的分歧是很多的,只是分歧的程度不同而已。而这些分歧导致了现代生物科技在应用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进而难以形成明确、有效、统一的伦理规范,大家各做各的,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据,而相互之间又存在冲突的,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科技在实践中难免出现伦理方面的困惑,进而导致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产生。 作者:吕成楷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生物科技论文: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及建议 1中国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也分别在这一时期成立了伦理评审委员会或伦理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加强药品临床试验方面的伦理监管,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生物医疗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临床应用进行规范。1998年,卫生部颁布《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试行),提出“伦理委员会与知情同意书是保障受试者权益的主要措施”。卫生部还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2001)年、《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2006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年)、《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2009年)等文件。2007年,卫生部颁发《涉及人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明确要求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应用活动的机构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疾病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机构等,设立机构伦理委员会,对本机构或所属机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应用项目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近年来,卫生部进一步加强了医疗伦理管理,出台了《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版)》和《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2010年),要求医院建立伦理委员会等医疗质量管理组织,并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机构伦理委员会及其伦理审查的程序。卫生部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医院依据国家规定,纷纷组建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伦理委员会或医院伦理委员会。此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颁布了一些文件,如《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2003)、《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2003年)等。为适应生物医学研究和创新发展的需要,中国科技部与卫生部近年来加强了联合,在生物技术应用的规制建设方面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如2001年,科技部、卫生部等多个部门颁发了《实验动物许可管理条例》、2003年科技部、卫生部联合颁布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近年来,国家“973”、“863”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课题申请,如果涉及人体、医疗问题,都已要求所在单位先进行伦理审查。可以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规制和相关技术规范,正与发达国家逐步接轨。 1.1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实践和科学家参与决策活动不断深入 我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1987年3月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成立,该学会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医学伦理学学术团体;1987年9月,东南大学与南京铁道医学院联合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此后各省市纷纷成立医学伦理学分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适应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等都对生物医药研究加大了资助力度,有关部门加快了制定技术标准和管理法规的步伐,生命伦理学受到了医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立法者、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等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机构和学会组织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如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1年)、华中科技大学(2002年)、武汉大学(2003年)等纷纷成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成立了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并从2007年到2010年组织召开了四届全国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2010年,中国首个受试者保护工作体系在北京大学成立,通过为研究者提供培训、对研究方案进行伦理审查、对研究过程进行伦理监督、对未来临床和科研领导者进行能力培养、维护科研的诚信等措施,对受试者提供全方位的保护[1]。香山科学会议也多次把生命科学伦理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进行讨论。1999年8月,第120次会议以“21世纪生命伦理学难题”为主题,围绕人类基因组计划对生命伦理学的挑战、辅助生殖中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克隆”中的伦理问题等三个中心议题展开了研讨[2]。2002年4月,又召开了以“我国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为主题的第180次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生命科学究竟带来哪些伦理和法律问题”、“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制定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政策法规中的若干伦理问题”三个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近年来,香山科学会议对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纳米药物、干细胞、克隆等技术的发展及其伦理问题都进行过探讨。不少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学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了科技部、卫生部等国家层面生物技术应用研究规制设置的伦理咨询和政策制定。2001年,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向卫生部等机构提交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稿)》,获得有关部门的采纳和接受。生命伦理学家与医学和公共卫生、社会学和法学专家一起给相关部门起草了艾滋病政策和法律改革的建议,促进了21世纪后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显著进展[3]。 1.2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生物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从80年代的起步阶段就直接得益于对国外相关研究和伦理实践的介绍和引进,并在不断学习、借鉴和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生物科技伦理的交流、合作研究以及伦理准则形成和推广过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是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的创始国,并在2006年成功在北京举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多次组织召开了国际交流会议,如中英纳米技术伦理学会议(2009)、中荷动物生物技术伦理学会议(2009)、中日韩东亚国家危重病人决策研究(2009)、中美临床试验伦理问题会议(2009)、中欧生殖医学和干细胞研究合作伦理管治项目(2007年~2009年)、中法医院伦理学会议(2001),等等。有多名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生命伦理学组织中担任职务。在一些国际性的重大生命伦理问题上,中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2000年12月2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社会、伦理和法律委员会通过声明,表示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权利的普遍宣言》和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的原则。2001年7月22日,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在以《生物伦理:国际挑战》为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长圆桌会议上说,我们赞成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但是坚决反对克隆人,不支持任何生殖性克隆实验。在2010年第10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中国学者提出,应以“和而不同”的观点来正确处理国际伦理准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4]。中国关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表达和制度建设正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1.2中国生物科技伦理宏观管理制度建设总体上不容乐观 目前中国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还没有国家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类似机构,来从国家战略层面对生物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度探讨,也缺乏相关研究议题进入政府决策议程的适当机制。这种机制缺失,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中国在生物技术应用研究领域的失范和混乱,并给国家生物技术创新计划的实施带来不良影响。在实际中,各级政府对一些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技术的宣传、推广行为缺乏必要、严格的伦理评估程序和法律约束机制。许多跨国公司和机构借科研合作之名在中国境内从事违规的药物人体试验和动物实验或非法获取生物遗传资源,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界的国际形象,侵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某些科研机构和决策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研究失范行为视而不见;或片面依靠某些科学家的意见进行决策,实施重大生物技术商业化项目或创新计划,引起社会广泛质疑。这不仅使科学界的诚信度和政府公信力受到伤害,而且使一些创新项目的推进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还存在着伦理研究资源欠缺、伦理决策和管理经验不足、相应规制设置不完善、已有规范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突出问题,制约着我国生命伦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国外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进展及经验 (1)重视技术风险评估和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预防高新技术的非预期后果。早在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公众对日益涌现的新技术可能引发的潜在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的高度关注,美国国会颁布了《技术评估法案》(1972)。该法案强调对技术变化的广泛社会影响进行预先评价的必要性,并授权创建了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以全面理解新技术的潜在社会影响。这类“意在对现存技术或新技术可能产生的非预期结果进行分析的政策研究活动”[5],被认为有助于改进技术决策的质量,有效化解各种治理危机。21世纪以来,随着对新技术评估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欧美各国逐步从经典式技术评估走向参与式技术评估、论辩式技术评估和建构性技术评估,其总体取向是不断扩展公众参与的空间和深度,增加新技术评估中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内容,以逐步消解单向度的技术精英决策体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增进社会公众对科学界和决策层的信任度。 (2)通过国家立法设立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对重大生物科技可能引发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进行前瞻性评估和咨询。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重组DNA技术即将问世之际,斯坦福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保尔•伯格领导的一群美国科学家就倡议,在这一技术应用的相关规制和规范出台之前应暂停与之相关的实验研究活动。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健康卫生研究院等迅速回应科学家的意见,建立了重组DNA特别委员会、重组DNA技术委员会等,对重组DNA技术应用的潜在危险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1974年,美国政府依据“国家研究法案”,设立了“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人类受试者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议会设置的第一个美国国家研究伦理学委员会,其提出的著名的“Belmont报告”,明确了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活动的基本原则,为联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规制的设置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每届美国政府都设有国家生物伦理委员会,探讨新的科学、医学和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克林顿时代的生物伦理委员对克隆、人类干细胞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布什时代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则主要讨论了干细胞研究、基因增强和生殖技术等引发的伦理问题。2009年11月,奥巴马上任后不久就宣布设立新的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研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科研中的利益冲突和权利尊重问题”等,以便通过新技术的社会评估,将相关的伦理辩论作为政府决策和治理的重要基础。 (3)国际组织积极推进国际生物科技伦理准则体系建设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与伦理规范。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开始重视生命科学中的伦理问题,并在其工作计划中对科技伦理学给予了优先地位。UNESCO曾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建立了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IBC,1993)、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1998),政府间生物伦理委员会(IG-BC)、联合国机构间生物伦理委员会等伦理组织。这些组织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形成伦理共识,为成员国加强伦理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提供工具和技术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大会先后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1997年)、《人类基因数据国际宣言》(2003年)和《世界生命伦理及人权宣言》(2005年),为各国提供了有关生命伦理原则、标准和框架。UNESCO还进行了相应配套工作,促进伦理教育的推广,伦理委员会的建立和经验交流。在WHO、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IOMS)、世界医学协会(WMA)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国际社会已形成了一系列共同的伦理原则与规范。WMA的《赫尔辛基宣言———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准则》、CIOMS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等文件,对生物医学研究中涉及人体实验的伦理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已成为成员国普遍遵守的国际伦理准则。2000年,WHO还制定了《评审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委员会工作指南》,提出,“国家、单位和社区应该努力建立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审查系统……如果适当的话,政府应该促进在国家、单位和地方建立独立的、多学科的、多部门的和多元的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需要行政上和财政上的支持”[6]。根据WHO的要求,各成员国都逐步在医疗机构建立起了伦理委员会,推行伦理审查制度。 3加强我国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要推进负责任的科学技术创新战略,必须通过引入科学技术的社会评价以及设立国家伦理委员会等机制,在重大科技决策过程中引入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的考量,反映和表达公众的普遍利益诉求,实现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包容性发展。基于我国的现状,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生物科技伦理制度建设。 (1)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风险管理与科技伦理制度建设。科技伦理制度的建设旨在强化科学家、决策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它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展现的是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加强科技风险管理与科技伦理制度建设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部署,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有关部门亟须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以一种负责任的姿态,高度重视科技风险管理与科技伦理制度建设,为科技的长远发展创建有利的社会伦理环境和制度体系。 (2)建立重大项目的伦理审查与风险研究评估机制。加强生物科技创新的伦理研究和社会评估是完善生物科技伦理制度的重要环节。鉴于我国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态势,亟须加强相关伦理研究和社会评估工作。特别是对于重大科技项目,尤其需要建立伦理审查与风险评估机制,对其后果进行多方面的价值评估———不仅要看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应看其对环境生态、对人的生命健康以及社会福利、社会公正的影响。因此,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有关规则,在重大项目的立项、评审与答辩中引入伦理和风险评估指标,把规避安全风险作为项目评审和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并建立安全举证机制。为实现真正的伦理规制,需要在答辩委员会、评价专家组等组织中吸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加入,重视他们的参与和意见表达;对于某些重大高新技术计划项目如转基因作物、纳米科技、合成生物学研究等,应配套设立专门的伦理研究议题,进行技术风险的前瞻性研究和风险跟踪考察。 (3)设置国家级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组织开展相关评估、预测和决策咨询工作。建议尽快成立国家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可界定为针对生物技术前沿领域发展决策的需要,组织开展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民意调查,为各主管部门提供咨询和决策支持。为配合国家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建议先行设置科技部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并将科技风险与伦理评价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和科研项目的评估以及科技前沿预测和决策议程之中。科技部生物技术伦理委员会的具体运行可依托科技部诚信办公室或科技战略研究院,其工作重点包括:就重大生命科技伦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代表政府与公众沟通,对重大科技政策进行伦理审查,等等。 (4)重视对科技人员的诚信教育和伦理责任教育。建设和完善生物科技伦理制度体系,不仅需要形式完备的制度设计,还需要科技人员乃至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担当。因此,建议尽快在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中组织实施诚信教育与伦理责任教育活动,以深化他们对科技伦理问题的理解,树立伦理责任意识,自觉加强对科技风险的防范以及对研究受试者等普通公众的保护。 作者:李建军张文霞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生物科技论文:浅谈生物科技创新活动的应用 1、中学生开展生物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的可行性 科技创新活动的必要性。研究的重心放在高中的生物课外延伸,更注重学生在活动中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应用的基本素养的养成,活动过程注意思维分析的科学性和在力所能及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和创新。 例如观察植物时,师生一起给校园的植物挂牌,观察校园松鼠种群时,收集有关知识保护动物的文献,制作了宣传牌大大提高同学们环保意识,对校园生态环境进行观察、分析和评价等等。例如,在讨论有关环境保护问题时,有学生希望对“哪些植物能够吸收人工湖污水中的有害物质”等问题进行探讨,就引起了对人工湖水污染原因、污水处理等问题的关注。同学以永春地区的湖水、池塘水、河水的污染情况为题,进行了水源取样,对水源地的污染源进行了调查,并初步推测污染物的性质和种类。在实验设计和准备完成后,在课余时间里分组进行实验,记录实验数据。实验一段时间以后,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得人工湖水污染物的具体信息。开展了《永春县人工湖水质研究》的研究性课题,并已经完成借题。现在已筹备购制皮划艇,进行水葫芦的综合治理的研究。 根据高中生物教材知识内容进行研究性教学活动(部分):设计一个实验证明唾液淀粉酶是蛋白质;设计测定光合作用速率的仪器;设计实验探究土壤微生物对土壤农药污染是否有净化作用;对环境污染的研究,酸雨的危害(种子萌发/花粉管萌发/蛙的发育的影响;永春芦柑的品牌保护;黄龙病的防治研究;溪畔行道树种植树种的可行性报告;植物激素的生理作用等等。实验过程中,手、脑的结合可使学生在掌握知识、方法、技能的同时也得到发展,尤其是态度、意识、能力的培养,即获得了综合性、协调性的发展。成功的实验不一定是得到了正确结果,更重要的是参与和体验了探究过程。 2、生物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与评定 2.1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根本准则。设计并完成一个实验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得到一个结果,而是真正掌握并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学到的就一定比得到标准答案要多得多。所以在实验安排中往往会故意做些变化,那些坚持实事求是,相信自己的同学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规范科学探究的过程。 2.2指导学生撰写科技论文。中学生科学研究的函盖面很广,研究的形式也多样化,其论文的写作都要做到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着重阐述对社会的发展有意义的、有创造性的见解或发明。行文要思路清晰,论证严密、前后贯通。语言表达要准确、简明。 2.3对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项目和撰写科技论文进行评价,选择优秀作品参加各种活动与竞赛。 3、生物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成效 3.1发现并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2012年我校王宇正同学在青少年创新大赛获得省级一等奖,2012年生物奥赛获得市级以上奖励11人次,其中获得省级二、三等奖各一人,我校参加2013年第十一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地区选拔赛,有两项目获得总结赛二等奖。 3.2增强了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每学年学生撰写的科技小论文多篇,创新大赛要经过公开展览、技能测试、封闭答辩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 3.3增强了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学习能力:参加的选手经实践活动和学习,综合科学素养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视野有所开拓,具备较好创新思维能力,成为各个教学班生物科的领头羊。2011年完成永春县教育科学规划研究性课题《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的实践》。生物科技活动以生物实验、探究活动和理论探源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特别强调活动在中学生物教学基础上的适用性,有利于帮助教师和学生通过这些活动进行进一步的科学探究,为学生中广大的生物科技活动爱好者提供可操作的实验范例。 这些生物科技活动不是重复高校教材中的复杂实验,也不是增加中学教学实验的难度,侧重科学素养的养成过程,提供有关实验方法、过程和技术层面的有效指导,推动中学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联系社会实际开展研究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作者:邱贞荣 单位:永春第一中学 生物科技论文:浅析生物科技发展趋势 1生物产业投入与产出分析 1.1生物产业研发投入 生物科技具有高风险、高成本、长周期、高收益的特点,产业化推进异常困难,需要多年的持续投资。自2000年之后,我国生物产业研发投人在人力和财力两个方面呈稳步上升趋势,从表l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从2001年的23542人年上升到2010年的90805人年,增长3.86倍,占全国总的科研全时当量的比重从2.49%到3.56%,最高2009年达5.10%。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也从2001年的24.390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85.0118亿元。占全国总的科研经费内部支出比重从1.90%上升到2.62%,最高2009年达3.79%。科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前期的大量研发投人,而研发投人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人力和物力。目前,国家对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生物产业科技研发领域投人越来越大,已形成多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同时,世界各国对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也高度重视,美国自小布什总统时代就加强生物医药开发,推进“生物谷”发展。2011年9月奥巴马政府提出要绘制美国21世纪生物经济发展蓝图,强化美国对生物前沿研究和产业发展的领导地位;欧盟的科技发展框架计划将一半左右的研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相关领域,英国早在2009年就制定了生命科学发展蓝图,成立生命科学办公室;日本也提出了生物产业立国战略,推行“基于生物机能的循环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印度也在努力成为生物技术大国,其生物医药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并制订了“绿色能源工程计划 1.2生物产业产出 1.2.1经济产出生物产业经济产出中利润是新价值创造的经济体现,是一个行业的风向标,最具代表性。利润的高低直接带动社会资本、人才、政策和技术的汇聚,形成“磁铁效应”。进人21世纪,我国生物产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逐年快速增加,利润增长率最高的为2007年的5485%,从2001年到20ro年十年时间生物产业总产值从2693.8亿元增长至17358.6亿元,利润总额亦增长至近9倍,占整个高技术产业利润比重38.4%。生物产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扶持、国际贸易环境稳定等因素息息相关,但最根本的增长动力在于生物科技基础的迅猛发展,生物产业经济的大作为体现了生物科技发展的巨大后劲,生物科技正悄悄深入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1.2.2专利产出专利是一个领域创新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发明专利更是原始核心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由于“生物技术”专利增长显著,已被汤路森透编辑团队纳人《2011年创新报告》中12个重要技术领域的新增类别,取代了创新活动量较少的“农业化学品和农业”〔4〕。毋庸置疑,美国是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的霸主,其拥有生物技术领域全球专利的59%,占据绝对优势ts〕。而我国自21世纪以来生物产业专利申请和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均稳步上升,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0年我国专利申请达2001年的十倍强,其中最具原始创新的发明专利增长尤为迅猛,说明我国生物科技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在未来生物科技时代的科技竞争能力不断提高,为在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前沿和核心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也为经济可持续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2生物科技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之后,生物科技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现代生物科技时代。生物科技产业化发展是21世纪生物科技的主要发展趋势,产业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生物产业以生物科技为基础,是生物科技发展的经济终端体现,与生物科技紧密相联,对生物科技的发展也体现的最为敏感和直接。生物科技的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及其他相关科学技术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通过以上对生物产业科研投人与产出分析,探讨未来生物科技发展趋势。 2.1生物产业的发展将引发生物科技的新竞赛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关键技术的革新都会引发世界格局的更替,如农业时代诞生的四大文明古国;蒸汽机发明后引发的工业革命曾带动一批以英国为首的工业强国;二战过后,美国率先掌握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人才,促成其在之后的信息时代中力拔头筹,占据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进人21世纪,生物技术的发展举世瞩目,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也是我国最有希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高技术领域。当前,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生物技术研发,技术竞赛已悄然拉开帷幕,打赢“核心专利争夺战”更是心照不宣。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将有可能会产生类似于蒸汽机、铁路等对工业经济的推动、计算机技术在信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生物技术可以从构建生物科技技术理论体系人手,为生物技术的未来搭建发展平台,有针对性的发展和培育应用前景广、技术特色鲜明、国际领先的核心生物技术。 2.2生物产业的发展将带动生物经济的新时代 随着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逐步拓展到微观领域,人类对自身奥秘的好奇也越来越浓厚,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在信息时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四大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安全危机,生物科技都与之解决息息相关。进人21世纪生物科技产业化趋势明显,生物经济也在整个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2002年到2011年十年间全球100项重大科技进展中,有37项与生命科学领域相关。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对生命科学研究投人的人力、物力也是在整个科研领域最多的。我国工程院李宁院士曾说过,生物产业未来将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最主要的产业。生物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经济战略增长点。生物产业在21世纪进人快速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大规模产业化前期。生物产业利润比重的逐渐加大将会促进“磁铁效应”的发挥,在社会经济地位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物经济离我们并不遥远,生物经济很有可能是取代信息经济而成为人类社会的下一个经济时代主体,这些都将加快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 2.3生物产业的发展将提高生物安全的新防御手段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生物技术也不例外。俄专家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创造的技术和工艺世界,而生物安全将贯穿这三类危险之中。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将会带来一系列生物安全问题,并在生物安全防御手段上带来新的突破,更好地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自二战期间“传统生物武器”的滥用及近期诸多生物恐怖事件之后,生物安全亦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警惕。美国早在2(X〕4年就已经通过“生物盾牌计划”法案,而我国生物安全防御系统也已初步建成〔“〕。生物科技在安全层面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与无规则、无秩序性近’〕。21世纪生物科技的发展在遏制生物威胁上取得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在民族基因保护,重大传染病防控,基因疫苗等方面。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手段上越来越完善,也为未来军事生物科技、军事医学发展建设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2.4生物产业的发展将产生生物时代的新制高点 科学技术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已为人类所共识,科学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战斗力。生物科技的发展将人类活动领域引向微观世界,改变传统的战争打击模式,从“人之内”全面掌控战争态势,不断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形成新的生物制高点。 生物科技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尤其在生物材料、生物仿生、生物能源、生物疫苗等方面发展迅速,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必须加大对未来社会生物科技优势控制权的强力争夺,未来对战争胜利的争夺也将主要集中在对生物科技优势控制权的争夺,占领生物科技的制高点才有可能在未来世界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既是生物科技发展产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生物科技新突破的原始动力。在未来生物科技时代占领制高点需要把有限的研发经费投入到最重要的核心技术领域,避免重复研究和无序研究,集中国家有限的研究力量和资源,争取在关键性生物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 作者:刘显胜郭继卫罗旭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医教部 生物科技论文:小议现代农业生物科技发展新走向 农业生物技术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增强农作物以及畜禽鱼的抗性、品质改良、提高产量和生产具有特殊用途的物质等。其中以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运用最为重要,发展最快。根据统计资料,到2000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达4420万公顷,比1996年增长了25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从1996年的6个增加到2000年的13个。这其中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广,达到了3030万公顷,占68%;其次为阿根廷,1000万公顷,占23%;加拿大300万公顷,占7%;我国为50万公顷,占1%。 根据有关专家的看法,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表现为: 研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加速。目前,农业生物技术作为一项高新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并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有关专家预测,本世纪生物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将达到10%以上,而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又将占相当的比重。世界银行下属机构预测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产业的交易额为2000年20亿美元,2005年60亿美元,2010年200亿美元;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机构(ISAAA)的预测则分别为30亿美元、80亿美元和280亿美元。 研究方式集约化、规模化明显。在政府以及公共机构对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进行投资研究的同时,众多私有企业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领域将是继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之后的又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点,私人公司已逐步成为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主体。以美国为例,民营机构1992年对这一领域的投资为5.95亿美元,而1999年则达到15亿美元。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物技术企业领域的兼并和收购狂潮,并购金额从1997年的12.37亿美元陡然升至1999年的138亿美元。一些资产过百亿美元的巨型跨国公司由此形成,过去分散的研究基地也随之向集中化规模化发展。 据业内人士分析,促成公司并购的原因,一方面是为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优化人员组合,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产业,小公司在资金、技术、以及抗风险能力上均难以独立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进行研发和推广。只有强强联手的大型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企业才能有效占领市场,与其它企业抗衡。 基因资源争夺呈白热化。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发达国家各主要生物技术公司对生物资源及其知识产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其核心就是对基因的争夺。谁掌握了基因,谁就掌握了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权。有专家称,转基因植物技术知识产权很可能就是未来国际贸易中市场准入、贸易壁垒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有报道表明,为了获取我国丰富的生物基因组资源,国外公司已在我国境内悄悄地开展活动。中国农科院的专家指出,基因资源是有限的、可视专利的战略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不建立自己的生物信息技术平台,指望在别人的公益性研究完成后捡便宜的想法,会对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和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加快生物资源信息化的研究,保护、利用和开发我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当务之急。 生物科技论文:金算盘eCRM赢得清际源生物科技青睐 树立保健品行业客户管理解决方案标杆 保健品行业被认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保健意识的逐步增强,国内保健品行业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下,国外的保健品巨头也已相继登陆垂涎已久的中国市场。如何在内外夹击的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已成为摆在保健品企业面前至关重要的一道难题。而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与服务手段、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挖掘优质的商业契机正是成功的保健品企业得以制胜的良方。 上海清际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物高科技企业。该公司倡导“时尚、天然、健康”的产品理念,致力于造福人类健康的保健产业。公司根据北京工业大学金日光教授“第四统计力学”,开发推出了生物技术高科技尖端产品――基因能量液,该产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被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确定为球队指定饮品,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清际源公司管理层高瞻远瞩,确立了以信息化带动管理,以管理促进市场的战略方针,通过仔细的调研,选择了金算盘软件公司的eCRM系列产品。 金算盘eCR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是一套完全基于Web的企业级客户关系管理应用平台,它基于CRM理念而设计,综合了事务工作流程、业务分析、整合供应链等各个层次的客户关系管理模式。它将面向客户的所有业务进行整合,提供了统一的业务平台,实现了在动态价值链下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关系管理。 通过实施金算盘eCRM软件,上海清际源公司实现了对保健品行业销售系统五层结构的梳理,收集来自总经理、销售总监、业务员、省级、市级等的基础信息,使公司管理层更为清晰地把握公司的销售组织结构,更为全面地把握产品的市场状况。 通过金算盘eCRM软件的客户管理模块,清际源公司定义了客户的不同类别,对不同类型客户实施有针对性地的优惠政策,解决了不同级别客户积分返利的问题。 通过实施金算盘eCRM软件,清际源公司得以直观地统计商的资质,并针对性地实施销售策略,保障商的权益,维护高质量的销售渠道。 通过金算盘eCRM管理软件强大的客户服务支持模块,清际源公司还得以有效管理企业售后服务,快速解决客户反映的问题,对客户的服务请求进行分类处理,公司采取了老客户关怀手段,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通过分析客户和产品的历史交易信息,公司掌握了客户的消费倾向和偏好,不断创造出新的销售机会。 通过eCRM项目的实施,金算盘软件为保健品行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树立了标杆。 生物科技论文:初中生物科技活动的现状调查与策略研究 【摘 要】本文对河南省鹤壁市30所中学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发现该地区初中生物科技活动开展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促进当地初中生物科技活动更好地开展。 【关键词】生物;科技活动;现状调查;策略研究 为了开发设计出中学生物科技活动系列方案,丰富学生的生物科技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本研究对河南省鹤壁市30所中学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发现该地区初中生物科技活动开展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对当地初中生物科技活动更好地开展提供数据支持和建设性意见。 一、生物科技活动现状调查 1. 生物课教师配备情况与分析 根据表1结果显示,有专职生物课教师的学校23(76.7%)所,其中城镇中学全部都有专职生物课教师,农村中学只有8所学校有专职生物课教师;有兼职生物课教师的学校20(66.7%)所,其中农村中学全部都有兼职生物课教师,城镇中学中只有5所学校使用兼职生物课教师;生物课教师已满额的学校11(36.7%)所,未满额的学校19(63.3%)所,其中农村中学全部未满额,城镇中学中有4(26.7%)所未满额的学校。 由此可见,生物课教师专职化程度还需加强,生物课教师队伍还需要补充大量新鲜血液,特别是农村中学。 2. 生物科技活动受重视程度情况与分析 由表2可知,认为生物课在所有学科中地位较高的0人。认为地位一般的共25人,其中城镇中学15人,农村中学10人。认为地位较低的共50人,其中城镇中学30人,农村中学20人;认为学校对生物实验课很重视的0人。认为重视程度一般的共48人,其中城镇中学38人,农村中学10人。认为不重视的共27人,其中城镇中学7人,农村中学20人。由此可知,生物课和生物科技活动在初中教学环境中,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中招考试语文、数学、英语占主要分数,而初中生物所占分数太少,中招实验加试也只加15分。 3. 学生对生物科技活动的态度情况与分析 由表3可见,喜欢上生物课的学生有1143人,其中城镇中学654人,农村中学489人。远远大于一般喜欢和不喜欢的学生人数;喜欢参加生物科技活动的学生有1272人,其中城镇中学720人,农村中学552人。比喜欢上生物课的人数还要多。由此可见,生物科技活动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很高。 4. 开展生物科技活动情况与分析 由表4数据可知,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学校共有18所,其中城镇中学15所,农村中学3所;每学期开展课外活动频次较高的学校为0。一般的学校有17所,其中城镇中学有15所,农村中学有2所。开展课外活动频次较低的学校只有农村中学有1所。由此可见,初中生物科技活动开展的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农村中学。这主要是因为学校对初中生物科技活动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二、对策与建议 在学生对于生物实验教学感受的调查中发现,80.8%的学生喜欢参加生物科技活动,可知学生对于生物科技活动的兴趣是十分浓厚的,但生物课在学校所有学科中的地位较低,学校对生物科技活动重视程度一般。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对生物科技活动的重视程度: 1. 改革中招考试方式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不受重视的问题,应以中招实验考试方式的改革为基础。生物学是来源于实验的一门自然科学,人类对于生物学基本理论的获得大都碜杂诙陨物体的实验,提高中招实验加试在中招考试中的分数,随着考试方式的改革,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就会很自然的向强调素质和能力的方向转变,实验教学自然就会得到学校和教师的重视,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也会得到提高。 2.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由于公立学校不能私自乱收费,除了政府资金投入,就只能通过社会各界捐资助学来募集基金。初中生物科技活动因为在提高学生创新思维、动手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与当今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注重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高度契合。将实验教学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巨大作用和改善初中生物实验环境的需求传播出去,就会有各种社会资金通过捐资助学来支援学校生物实验教学环境的改善。 3. 加强实验教学人员队伍建设 通过对实验教学人员配置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到,鹤壁市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人员配备不够充足:生物课教师未满额的学校达到63.3%,生物实验员未满额的学校达到66.7%;实验教学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使用兼职生物课教师的学校多达66.7%,使用兼职生物实验员的学校多达63.3%。发展生物实验教学的希望在于实验教学人员,关键是提高实验教学人员的素质。学校应抓住新课程改革的机遇,全面加强实验教学人员队伍建设。 4. 提高生物教学人员素质 以新课程标准的推广为载体是目前提高生物学科教学人员素质的最快捷途径。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导,以学校培训为基础,以教育主管部门的教研员为引导,以学校生物教研组为单位,促使生物课教师和生物实验员更新教育观念和行为,形成良好的师德师风,不断加强知识的更新、生物实验操作技能的锻炼,以及现代化教育设备的运用。 5. 优化实验教学人员的配置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城镇中学还是农村中学生物课教师和生物实验员都比较缺乏,兼职现象严重。笔者认为要解决实验教学人员配制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还要依靠新进人员的招聘,可以通过招聘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人员的政策倾斜,来吸引人才增强配制。如果不能够实现,教育主管部门也可以通过支教下乡、结对帮扶等形式对城镇中学和农村中学的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人员进行暂时的配置。 生物科技论文:大数据时代农学生物类博士生的科研与生物科技海量信息供给的关系研究 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数据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包括政府、科学、教育和企业等,此外,全球一些顶级的学术机构和刊物比如Nature和Science等多对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并先后设立专刊,出版了一些增长,对其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同时还提出了大数据带来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目前,医疗、物流、金融、制造、零售、科研和电信等多个领域得到大量的使用,并随之产生了巨大的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3月22日宣布,美国将投入2亿元美金来为“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建立资金基础。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宣布“信息高速路”的建设计划以后,这对美国来说是又一次国家战略,为美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紧随着美国的脚步,2013年,我国国家科学院将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发展。总体而言,大数据技术及相应的基础研究已经成为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大数据的研究涉及了信息,心理、经济、社会等多个学科,不仅成为了传统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契机,更铸就了很多新兴学科的崛起,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交叉学科。大数据科学的总体方向已经逐步形成。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农学生物类博士生科研内容与现代生物科技前沿信息之间必将产生新的复杂关系,对于博士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 大数据 博士生 科研 信息 关系 1博士生面临大数据与大数据技术 1.1大数据定义 大数据就是一种不能依靠传统IT技术和工具在短时间内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管理和服务等集合。通过对其的研究,发现其具有4大特点,第一是具有大量的Volume ,并且由原来的TB级迅速飞升为PB以及EB级。通过IDC 的“数字宇宙”可知,它预测全球的数据使用量将会在2020年前迅速飞升,达35.2ZB。第二是特点是Variety,是指数据的种类多种多样。这是因为数据的来源众多,渠道不具有单一性,此外,随着软件的发展升级,数据处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格式也随之丰富起来,改变了以前的数据模式。第三,Velocity,是指稻莸牟生和更新。在大数据中这是其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全球而言,数据的翻一番的时间大致为一年半,遵循着摩尔定律。第四是Value,即指数据的价值含量,在大量的数据中,具有价值的数据只是少数部分,因此,高效运用数据的前提是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1.2大数据技术 从定义上讲,大数据技术是就是从海量的数据中,迅速地找到有价值的信息。简单地说,大数据技术帮助解决了数据丰富但知识不足这一尴尬,究其实质是通过眼睛看到的数据,对其进行研究分析,从而获得其隐藏的信息,提取潜在的价值。因而大数据是公认的最具“市场”前景的技术之一,这一新兴领域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是未来竞争的关键因素。例如在政府的角度来说,有利于达到高效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对于学校而言,有益于绩效管理更加高效正确,有益于绩效评估,资源的合理分配应用等都是在数据的基础之上来做出决定。对于博士来说,为其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整体环境。 1.3博士生面临大数据与大数据技术 对于大数据的研究,在此之前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数据的精确度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数据采集、记录和存储等都受到技术的限制,无法实现大规模,海量数据的分析研究,使得研究成果不够准确。因此,我们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从采集到分析都只选择一小部分数据,在大量的数据面前,这一小部分数据不具有完全的代表性,具有主观色彩。随着各行各业数据的使用增多,数据的量越来越大,但是人们的能力有限,因此,统计学发明了抽样法,即用一部分数据作为代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并从中总结出整体的特点,同时统计学的目标也成为用最少的数据得出最重要的信息。长此一来,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也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数据的采集量。然而往往具有较大价值的信息都藏于大量的数据中,而这种精简则会使得那些细节被排除在外。 2海量大数据信息对农学生物类博士生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影响 2.1大数据时代的科研方法变革及其必然性 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方法,并将其作为指导实际的基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数据的处理也需要一种新型高效的技术作为支撑条件,不断的完善传统的方式,推陈出新。为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提供一个新型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大数据”是相对以往小型、局部性数据而言的,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工作时,研究方法体现为三大方面的转变。(1)改变了以往抽样研究的方法,不论是四研究整体还是某一个特殊的点,都需使用其所有的数据。(2)由于有更多的数据,我们可以接受更多混杂、更多数据上的不精确。(3)在分析数据时不再一味追求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是将事物之间的关系研究放在了重要位置。在这个时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该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大数据具有规模大、分布式、异构、不准确、不一致等特性,因而管理难度加大。由于当前些技术和系统无法有效管理支持大数据运行,于是海量数据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新的科研模式,在爆炸的数据中,博士生等科学研发人员的工作成为了与数据打交道,在其中挖掘信息,发现新智慧,甚至无需直接接触需研究的对象。Jim Gray博士是著名的专家,曾获得图灵奖。他对古今科研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人类科研的3种范式,即实验、理论和计算。今天,数据量不断攀升,这3种范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一些领域已经被淘汰,因此,迫切需求第四种的出现,以便能够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此,Jim Gray提出了一种新的数据研究方法,被称为“第四范式”,科研活动将受到数据的影响,数据密集将成为科研的一种新特点,新方向,是在实验、理论结合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种科研范式。从实际上来说,计算机科学是对前两种范式的补充和优化,而数据密集型范式则是一种全新的处理大数据的方法,不仅仅是前三张范式的优化,表1是对四种范式进行的比较。 2.2第四范式的特征 涉及到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关于其知识服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点,为用户提供知识理论和数据信息方面的服务,换句话说,不但要涉及到知识理论方面的服务,而且要提供数据服务,使用户能够更容易更清晰地理解最终的知识结果,能够重复该结果产生的实验过程,并重复利用该数据,提高科学研究效率。二是对溯源信息进行管理,提供从数据到知识的整个过程服务。数据溯源信息指在整个工作流程执行中数据的输入和处理历史。科学研究信息的提供者为用户提供的信息和知识是单个的静态的,而科学研究第四范式需要新的服务模式,即能够提供从数据到知识转变的整个过程信息,这是一个动态的服务过程。许多的科研人才其中不乏博士学位研究生,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过程和结论都需要体现第四范式的特点。 3大数据时代对农学生物类博士生科研过程的信息新式供给 3.1大数据环境下农学生物类博士生的科研信息需求 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具有密集型特点的科学性数据在大数据中具有重要地位,这种密集型数据较一般大数据相比,除具有基本特征外,在管理和分析数据上有更极致的追求,一定会使科学研究人员增加对进程中的专业化、深层化、定制化、协同化以及集成化的信息的需求量。第一,科研对象在大数据时代下的虚构化,会使许多的科学研究人员其中包含农学生物类专业的博士生,具有对提高数字性交互性的管理信息能力的需要;第二,科研需求在大数据时代下有很强的知识性,会使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具有大规模数据同步寻觅分析的需要;第三,科研沟通方法在大数据时代下,会使许多的科学研究人员其中同样包含农学生物类专业的博士生,具有共同分享多种学科配合和科研数据集汇的资源信息的需要。 3.2信息供给模式演进与科研过程演进 英国科学与技术设施研究理事会(STFC)提出了数字科研环境下的科研模型 ,把科研工作分析成一N不断连的工作流,整个过程以分析趋势、产生思路、组织并设计项目、进行项目申请、实际性研究实验、收集并组织数据、宏观分析数据、并交流成果、保护研究成果为主线,细致地描绘了适用于未来的科学研究工作流的初步形态。科研工作以信息为着眼点,不断研究分析信息的过程。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很多事物都在悄然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知识形态、科学技术创新方式以及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的知识处理及交流机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些变化同时又推动着知识创造模式的改变,以及科研工作流中关键性知识瓶颈出现深刻的变化,进而促进着新兴知识服务机制的产生。 服务的主体、客体、方法及内容是信息服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主体是信息服务行动的执行者,也就是信息的服务人员,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运用行之有效的办法,供应信息服务产品来实现客户要求。服务客体是对信息服务有需要的人,与常见的图书馆读者不一样,分为群体和个体两种需求类型,会发出需要信息的信号并接受使用信息。服务方法指的是信息服务中使用的策略,它是为帮助信息服务人员做成进行信息服务的行动而提出行之有效的手段。像旧时的信息服务里的查询文献、拟定专题、确定主题和新时代信息服务里的信息的搜集、汇集、个性化定制、咨询参考等皆是信息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是最终的信息服务产品,是信息服务人员最后交给信息服务需求者的确定下来的成果,或者是某种能够感受到的信息服务,由此它既可能是真实的物品,也可能是虚拟的产品,像报告、刊物、数据库一类的或是像学科导航与文献检索一类的信息服务。 4大数据的信息供给的未来趋势 数据密集型环境下,图书馆的知识咨询服务必须进行创新,利用新技术进行服务模式的演进,新的服务模式包括云服务模式、智慧感知模式和导航模式;在思维方式方面,大数据环境下的思维方式向着多样性、开放性、生长性、整体性、平等性和相关性发展,根本上属于多元性思维;在认知角度方面,大数据环境改变了人类的一些常规认知,主要体现在人类眼界的改变,从局限的世界向无限的大数据方向进击,进而满足认知的平等;在信息技术方面,传统的数据寻求方式已经落后于大数据时代,在数据收集、储存、分析和可视化等地方都存在弊端。这时任何领域都急切需要着大数据的帮助,更多的人选择了以数据为依据的分析代替以专家为信条的分析方式。而从服务创新的角度来讲,应注意数据创新、用户行为分析及知识网络的关联等方面的问题。 生物科技论文:无细胞生物科技加速创新 人类的生命物质包裹在一个称谓“细胞”的微小口袋中。细胞内部是DNA分子,携带了如何运转人类细胞的指令,发展、被激发,最终分裂为两个细胞。RNA(核糖核酸)――存在细微差别的分子信息,携带指令进入称谓“核糖体”的分子细胞中。一个核糖体的工作是读取RNA信息,并且将它们转化为蛋白质。接下恚这些蛋白质会监督、执行运转、成长以及分裂的过程。 这是自地球上出现生命体的40亿年以来,一直完整运转的一套体系。可是,对于有些生物技术学家而言,细胞或许只是一顶老旧的帽子。他们认同DNA、RNA、核糖体和蛋白质的配置,它们可以被设计成为有其他用途的化学成分,从医药到建筑塑料模块。但是科学家们一直试图,逃脱包裹这些物质的袋子,进入细胞内部仅仅留下原浆质“粘液”用于他们的指令。 所以,相比传统的基因工程带点来的可能性(甚至像CRISPR-Cas9这样先进的基因修正技术),无细胞生物技术能够更加准确的控制。在这里,基因信息是由核糖体(Ribosomes)转译,最终产品可以进行大规模产生。 同样重要的是,无细胞生物技术意味着没有任何生物化学过程浪费在运转、发展和分裂任何实质细胞上。事实上,科学家们最初的目的就是为制造特定产品寻找最佳基因的一种快速方法。最终,所有努力形成的这样的成果――无细胞生产将意味着大规模制造。 无细胞原浆质粘液的制作过程如下:取4公升培养皿的大肠杆菌(大肠细菌深受基因工程学家的偏爱)。压力作用下,通过微型阀门打开细菌细胞,撕裂细胞膜和DNA,最后释放核糖体。在37摄氏度下培养得到的混合物一小时,然后激活能吞噬DNA碎片的一种称为核酸外切的酶。运用离心机,将细胞膜和其他碎屑废弃物从包含核糖体的粘液中分离出去,分离去除多余的离子。然后,拌入氨基酸(蛋白质)、糖和携带能量的三磷酸腺苷(ATP)分子。最后,加入少量进行尝试,并对产生的蛋白质粘液发出指令。 这一研究过程,采用的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Synvitrobio公司的研究方法,这是一家加州理工学院的Zachary Sun和Richard Murray,以及哈佛大学乔治George Church共同创立的一家公司。运用不同生物体的其他无细胞技术也正在展开实验,比如,酵母和链霉菌就成功进行了实验。烟草的细胞或是中国仓鼠的卵巢也是进行这个实验的不错选择。在自由悬浮暂停,所有这些公式在隔绝细胞的蛋白制造机制的状态之下,将成为变种。 Synvitrobio公司的工程师建立了一种机器人系统,融入他们实验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机器人将精制的原浆细胞打包注入一批384个微型试管中。每一支试管装有几百万升之一的细胞液。然后,将一些DNA分子投入每一个试管,在这些分子信息转化为蛋白质的过程中,分离出的粘液开始发挥作用。目前,这个系统能够为每个试管处理8个DNA序列,这意味着能够同时处理3072个蛋白质。这样能够达到1万个基因“字母”的长度――这足以编码任何你能够注意到的蛋白质分子。 现在,Synvitrobio公司正在使用这一系统测试DNA序列,测试它能否值得作为抗生素考察。通过黏合到生物学上重要的分子,并且以伤害部分生物体的方式改变分子特性,才能让药物开始发挥效用。为了寻找这样的黏合,每一个迷你试管同时装备了一些特定的分子,每一个附上“报道者”标签的分子,当黏合发生就会发出光亮。那些闪烁的试管标志着,其中一组或多组的DNA序列值得研究者注意。所以,Synvitrobio公司的技术能够以新DNA序列特定的速度,扫描出潜在的药物。 按需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序列是现在国际通行的技术,这意味着全球的基因库可以如候选人一样被争夺。基因被残忍扭曲筛选,直到最好的基因出现。而此刻重点在于,如果当Synvitrobio公司将新发现的分子,以传统科技黏合进合适的细胞内,在发酵罐中培养这些细胞,就如同酿造啤酒的过程一样,这相比简单将它们投入粘液中要消耗更多的时间。 靠近美国旧金山的SutroBiopharma生物制药公司,已经使用了无细胞系统生产抗癌的抗体。今年月,Sutro公司宣布运用这套系统生产阻止肿瘤扩散的STRO-001抗体,并计划在2018年开始临床试验STRO-001抗体。用于试验的无细胞抗体即将开始生产。抗体是特殊的蛋白质,所以一旦Sutro公司的系统鉴定出最佳的“候选人”,所有需要的工作就是编码“候选人”的DNA粘液。 Genomatica是一家位于圣地亚哥的生物科技公司,现在正在试验利用无细胞系统,从单糖中获取1,4-丁二醇。1,4-丁二醇是一种用于制造聚合物(比如莱卡)的小分子。一般来说,相比生物科技,从化学过程中提炼这种尺寸分子的成本更低,而1,4-丁二醇恰恰是一个例外。 Genomatica公司的系统在合成过程中大量生产出关联的酶,产生一个完整的无细胞代谢途径――就是所有糖可以专注用于特定的化学物质,而不是为了谋取最大利益,运转一个细胞的其他生化过程。目前,这家公司还没有将系统用于商业使用,而对于它赋予更高的期望。 美国马塞诸塞州的GreenLight生物科技公司,同样计划根据大肠杆菌,运用无细胞系统生产不易消化的核糖类似物――一种自然形成的糖,可应用于零卡路里的饮料中。而借助于基因修改过的大肠杆菌已经应用于工业生产。这家公司表示,他们对这套系统的熟练操作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能够每次生产数千公升的糖溶液。 与此同时,Greenlight公司用无细胞系统,生产工业定制量产的RNA分子,阻止昆虫幼虫发展,可以用做杀虫剂。现在,RNA生产的成本是每克5000美元。GreenLight公司认为,扩大生产过程,成本能够降低50-100美元。 无论无细胞生物科技,能否通过制造化学物质的基因修正技术,来取酵技术,这还有待时间检验。自从12000年前啤酒杯发明以来,发酵就成为一种经过人类考验值得信任的技术。 然而,剥离生物分子,直至剩下最后裸露的本质,同时也是最具效率的部分,至少对于一些应用而言,生物细胞的功效能够被充分发挥。 生物科技论文:开展生物科技活动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关键词】 观察;探究;结果 1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目的 根据新课程标准下,结合生物课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合作探究能力,有效地提高学生兴趣和学习效率。进一步提高学生收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和合作的能力等。让学生分组进行探究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实践性。 2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课外探究 开学两周后,本人指导学生分组进行实践活动,布置学生利用假期间的时间到社会实践中进行科学探究活动,一个月后到课堂上进行演讲,然后分组进行评价,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生活中进行科学探究,让学生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互相联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发展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3来自学生的课外实践探究报告 通过学生利用假期间的时间,一个多月后,学生把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整理,然后各小组在课堂上进行演讲。 A组:我们小组探究的是“酸雨的形成和危害”。我们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到我县的冶炼厂去观察。冶炼厂离县城有十几公里,座落在我县的西南部,这个冶炼厂主要是冶炼铅矿、硫化锌矿。我们来刭冶炼厂,与冶炼厂的领导说明情况,冶炼厂的领导’,简单的给我们介绍。冶炼厂建于80年代末,经济效益好,为我县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但是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污染。我们看到冶炼厂周围的树木枯死,流出的污水进入大河,河里的鱼类如今几乎没有了,当地农民的庄稼叶色枯黄:老百姓多次请求当地政府把冶炼厂搬迁,最后当地政府给老百姓经济补助。在冶炼厂的上空,看到黑色的浓烟。我们这时想,这黑色的浓烟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它们在空气中被氧化,进而形成硫酸和硝酸,随着降雨落到地面。这种pH小于5.6的雨水,被称为酸雨。酸雨的危害很大:酸雨对入眼和呼吸道产生刺激作用;酸雨降落到地面,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导致减产;酸雨降落到河流,湖泊中,可使水呈现酸性,影响鱼类和水生植物等的正常生长;酸雨还会腐蚀建筑物。为了我们美好的家园,我们请求当地政府把冶炼换到离城市和森林比较远的地方,减少环境污染。 B组:我们小组探究的是“土壤污染”。 近年来,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大量使用农药;工业迅猛发展,固体废弃物不断向土壤表面堆放和倾倒,有害废水不断向土壤中渗透;大气中的有害气体及飘尘也不断随雨水降落;同时,大量森林受到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受到污染,本来森林中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罔,蒸腾作用有利于氧循环,同时,森林中的植物还能吸收有毒的气体,降低噪音和强光对人体的伤害,促进人体身心健康。森林覆盖率越来越少,这样就造成了有害的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通过“土壤――水――人体” 间接被人体吸收,达到危害人体 健康的程度,这就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物中积 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 癌症和其他疾病等。因此,要减少土壤污染,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大量植树造林,绿化环境,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C组:我们小组探究的是青蛙的生殖与发育。 春天来了,天气转暖,雄蛙高声呜叫的春季,我们来到沟渠 或池塘旁,多次进行观察雌、雄蛙的抱对现象。不久,池塘边的 杂草上有许多蛙的受精卵,我们每隔两三天又去观察。结合学过 的生物学知识,青蛙的受精卵在胶质膜中进行细胞分裂,发育成 胚胎,胚胎继续发育,形成幼体―一蝌蚪。刚孵化出来的蝌蚪, 用头部两侧的外鳃进行呼吸。不久,蝌蚪的外鳃消失,长出内鳃。 经过一个多月后的观察。蝌蚪先后长出后肢、前肢,尾和内鳃逐 渐萎缩消失,肺逐渐形成,蝌蚪发育成幼蛙。青蛙是变态发育, 幼体蝌蚪生活在水里,用鳃呼吸,成蛙后能在陆地上生活,用肺 呼吸,同时也能在水中生活。蛙的生殖是雌雄蛙进行抱对后,进 行体外受精。蛙是典型的两栖动物。如今现存的两栖动物约有2500 种,它们是由水生过渡到陆生的脊椎动物,蛙是庄稼的好朋友, 蛙在繁殖过程中,能消灭大量的害虫。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护好青 蛙。 D组,我们小组观察的是蚂蚁行为。 蚂蚁是昆虫类。我们利用假期时间,到野外找到两种蚂蚁, 一种是狼蚂蚁,另厂种是黑头蚂蚁。我们用小镊子夹起蚂蚁装如 塑料瓶中然后把它放入硬纸盒中,在硬纸盒的一端放入一些糖,’用放大镜观察蚂蚁的行动步伐,通过多次观察。蚂蚁运动时,一般是以一侧的前足,后足和另一侧的中足为一组,进行交替运动。蚂蚁的社群行为十会复杂,有雌蚁(蚁后),雄蚁,工蚁和兵蚁之分。工蚁不能生育,它们的’职能是建筑蚁巢,喂养幼蚁等。兵蚁的颚特别大,它们的职能是保卫蚁穴,雌蚁专职产卵。不同类的蚂蚁放在一起就要发生战争。通过我们的观察活动,我们把10只狼蚂蚁和10只黑头蚂蚁放在一个塑料瓶里,同时放入一个蝗虫,一段时间后,两种蚂蚁为了争夺蝗虫,进行了战争,第二天,我们去看塑料瓶里的蚂蚁,狼蚂蚁全部被黑头蚂蚁咬死,有几只狼蚂蚁咬成两节,黑头蚂蚁还有3只在塑料瓶里运动,那只蝗虫咬死后,肢体分散。这就说明不是同类的蚂蚁就要发生战争。 这节课,听了同学们各组的精彩演讲,我心里非常高兴,各组探究的内容虽然不同,通过你们去观察,去实践,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体验。真正体现了把课堂交给学生,发挥了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合作探究的实践性,动手,动脑的主动性,以新课程理念来看,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让学生有目的地去观察,去探究,同时,让学生从中找出答案。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实践操作的兴趣,而且发挥了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乜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生物科技论文:生物科技的另类创业 新一波的生物科技类创业公司,正试图创造一条不一样的价值链。iCubate和ET healthcare便是这其中的代表。它们所在的体外诊断行业正处于快速增长期。据McEvoy Farmer 的预测,我国体外诊断行业未来增速有望达到15%~20%,远远超过全球5%~7%的增长,至2015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体外诊断是指在人体外通过对血液、体液、组织等人体样本进行检测,获得临床诊断信息的产品和服务。在临床诊断中它起到70%的作用,临床应用贯穿于疾病治疗的全部过程,几乎相当于医生的第二双眼睛。 体外诊断产品包括精密仪器、试剂、校准品、质控品等,其中医院检验科、第三方临床检验实验室和体检中心等倾向于使用高通量的精密仪器;而医院临床科室、急诊、社区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及家庭,则更需要便携式快速诊断产品。 体外诊断行业技术平台竞争激烈,而基于技术平台进行诊断试剂开发的开发者利润微薄,试剂经销商揣着专利风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技术拥有者高度集中,他们控制着各个细分疾病领域的专利,只有他们和少数拥有使用权的公司才能顺理成章地把“正版”产品推入市场。而科学家、研发者研发出诊断试剂,没有使用权就无法让产品流通,只能写。即使部分公司把产品推进市场,背着侵犯专利权的包袱,公司也很难做大。 由于高端技术的独占性,大型跨国公司几乎垄断了高端市场,它们通过自己的研发仪器开发试剂产品,进行报批然后推进市场,或从直接客户那里赚钱,比如收取购买仪器的费用、专利使用费用甚至还有产品销售分成。这样一来,上游企业开发的患者检测产品有限,试剂公司研发领域更为集中、创新热情低下,试剂经销商也因为毫无利益保护而减弱市场开发力度。 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封闭的市场中,出现了iCubate和ET healthcare这样两个另类的创业公司。它们的创始人都是创业狂热分子,一个是医学博士利用互联网思维做创新,一个是机电博士转行做诊断器械。确切说,他们的公司都属于B2B,但他们在创业之初,就直接跳过客户思考最终用户也就是患者需要什么。 iCubate创始人韩健学IT行业的开放模式,探索如何在自己特有的技术和产品以外赚钱,把自己的技术免费给开发者使用,让更多终端患者受益,然后开拓出一个新的盈利空间。ET healthcare的创始人谭洪,作为外行人,第二次在生物科技领域创业,他自嘲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困难的领域里,拣了一条最困难的途径来创业。尽管赤手空拳重新开始,但他坚持用最好的团队做中国最好的国产全自动精密仪器。 韩健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创业导师,他从在别人的技术平台上创新,最终实现用自己的技术搭建平台,并且用开放技术的模式去推广技术。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需要勇气,但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这的确是件有意义的事。在这个平台上创业,启动资金低、没有技术专利门槛、有一套开发产品的体系,并且有一些不错的发展空间,比如成立试剂开发公司,开发、销售自己的产品;也可以成立独立实验室做产品验证或为客户做评估检验等。 谭洪的案例可以这样去理解:在一个技术门槛非常高的行业里创业,难度当然很大,但并非毫无机会。他的公司在模式上并没有太多创新,最大的成功在于产品和技术,他把别人没做好的、做不到的都做好了。当大家谈论起生物领域的创业,关注点多半都是技术,“你有什么技术、你在这个行业多少年”。但当谭洪这个门外汉细心研究起他进入的体外诊断行业时,他是以终端用户需求为导向,来规划自己的产品方向。按照传统经验,有什么创新技术做什么新产品。这只适合大企业,它们有资金去做市场;但对创业者来说,回归到用户需求中,从需求里找机会,然后再想办法用技术创新去解决它。这或许是谭洪经验的价值。 生物科技论文: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现代生物科技知识的策略 【摘要】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教育给我们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简称新课改),要求我们的知识与时俱进,内容多样化,形式丰富化。那么,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将现代科技渗透到教学中来呢?具体我们从高中生物教学中来看如何渗透现代生物科技知识的。 【关键词】 新课改 现代生物科技 高中教学 生物教学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就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结合学科教育的特点,力争全方位的落实科学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学校的教育不仅仅是要学生被动的接受一些知识,满足升学的需求,而是要求他们能够学会全面自主的学习方法,能够真正的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具备学习的动力和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使每个学生有特色、有个性的发展。为祖国培养更多新型的,全面的科技人才。因此,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如何将现代生物科技知识渗透到高中生物教学中去是生物教学中的一大突破,也是对现代生物教学与时俱进的要求。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从新教材的修订中渗透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更好地将现代生物科技知识渗透到高中生物教学中,首先必须对现在已有的或陈旧教材进行一些修订,撤除一些说教性强的,过时的知识,因为这些东西都比较死板,枯燥无味。同学们对这些东西想要了解的欲望和学习的兴趣都比较低。要适当的引入一些新的、与现代生活相关的生物学知识,侧重引进一些报刊文章,增加一些小阅读,例如:将以往课本中对一些生物学家的生平简介,换成他们学习或者生活中的一些有趣小故事,增加阅读性。将对他们科学成就的歌功颂德换成他们最初研究时的兴趣或者动机,以及他们对生活中的现象所产成的灵感等等。激励着孩子们善于发现生活中有趣的现象,引导他们去探索去发现。同时在教育教学中,不仅仅只借助课本去传播知识,可以引导孩子去阅读杂志、报刊、文献。让他们主动去寻求知识,找到他们的兴趣点。 二、从提高教师素养上渗透 所谓教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也是将现代生物科技知识渗透到教学中去的执行者。因而生物教学老师应该积极响应新课改的要求,提高教师的自身素养。积极主动的去关注生物科技知识的成果更新,发展方向和知识动态,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还要提高自己的教学技能,自己的职能有新的认识和定位,提升自身的魅力,善于除旧立新,形成学生接受的教学风格(如幽默风趣,轻松随和等)避免以前简单机械的"照本宣科",要善于用开放式的教育模式去引导和教育学生,积极调动学生积极性,开阔学生思维。最为一名高中生物教师,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自主学习,丰富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素质,是为了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能够言传身教,更好地将现代生物科技知识渗透到高中生物教学中去。 三、从教育模式里渗透 新课改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本"。那么以老师在课堂主讲,学生被动接受的教育方式,显然不符合新课改的要求。这样,在生物教学中也就要求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重建教育方式。以学生为主体,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善于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然后积极引导,要他们积极寻求各种方法去解决问题。例如:Problem Learn教学方式(简称PBL教学),就是在每节课前一两天发一张问卷,提出下一节课的相关问题,让学生自主查资料解决问题,并在下一节课上分析讨论。例如:(1).克隆羊与试管婴儿的技术上的区别与联系时什么? (2)转基因食品能否解决全球的粮食需求?通过这些与生活,生产相关的问题激发学生课前主动学习的兴趣,探讨问题的能力和综合思维。在课堂上,各同学积极发言,创造一种人人参与的氛围,也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最后教师解答问题,使同学们对生殖这一节课的内容有更深刻的了解,提高教学的质量。 四、从教学评价上渗透 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学方法和模式的一个尺度,故若教学评比中渗透现代生物科技知识的要求,势必可以促进现代生物科技知识在教学中的渗透。要避免以前一切向成绩看齐的老方式、老观念。要侧重于对学生自主学习新的生物科技知识[4]的能力,综合素质的考察。同时要改变现有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要进行自主命题和自主招生,对于考试的题目在符合大纲要求的前提下,要多选择开放性的现代生物科技题目,综合考察学生的综合思维。 五、结语 现在的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各种知识、信息正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快速更新变化着,尤其是现代生物科技技术飞速发展,生物科技知识快速传播[5],我们在高中的生物教学中面临太多的要求和挑战。我们要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有用的新型的科技人才就必须响应新课改的要求,将现代生物科技知识渗透到高中的生物教学中去。让我们的下一代善于发现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方向,有更开阔的视野,更专业的知识支撑。 生物科技论文:生物科技——让地沟油价值回归 说到地沟油,大家都不陌生,近年来,媒体时有地沟油以各种方式流向餐桌,侵害人们的健康。201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0〕36号)下发了《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各地方政府为保证食品安全不断加大对地沟油的综合整治力度,让地沟油早已成为中国“名油”。 多数人对地沟油的了解目前还停留在餐桌残剩油的层面。实际上,地沟油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如餐厨垃圾经简单提炼的油、反复油炸的油、油温过高或油炸时间较长致使油质超标的油、因高温或存放时间过长致使油质超标的油、腐烂变质的花生(易产生黄曲霉素)菜籽等压榨的油、死猪肉及腐烂变质的残剩肉等熬制的油、抽油烟机接油盒的油、无生产资质的小作坊生产的油、有生产资质但达不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油等等。总之,凡是达不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动植物油统统是地沟油;更让人们防不胜防的是许多商贩用廉价的地沟油制造各种油制食品。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地沟油或地沟油的产物。 2011年11月,荷兰航空虽将地沟油成功应用为飞行器的替代生物燃料,但这仅仅是国外拉开地沟油再利用的一个经典。在我国,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地不断出台整治地沟油的政策以引导地沟油的无害化处理,但也仅仅停留在“处理”层面,从技术上无法实现地沟油的经济价值,难以让参与处理者从中受益,即便施行财政补贴,也很难调动起合法处理地沟油者的积极性。专业致力于地沟油产业研发的昆明红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一江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沟油的餐桌及食品公害,首先必须突破技术难关使地沟油开发利用的产品有经济效益,同时政府对正当回收利用地沟油者要给予重视、鼓励和大力扶持。做好地沟油的“知识普及、合法回收、科学开发、有效利用、政策扶持”才是解决地沟油问题的根本途径。 社会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空间要求越来越高。食品安全、大气及水的污染治理作为必须解决的课程已经提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上来,而地沟油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残留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开发利用技术而让其泛滥。交通的快速发展及石油的不可再生让天然资源日近枯竭,若能将地沟油开发为一种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利国、利民、利发展的上好之计。但对地沟油有研究的受访人士一致认为:地沟油在收集利用技术上存在严重的短板。首先,在地沟油的收集方面,地沟油捞取、运输等现代化工具缺乏。多数就餐地点的隔油池附近的道路狭窄,不便机械清理,主要靠人工捞取。同时,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地沟油收集系统和回收机制,许多小餐馆仍旧将大量废弃食用油脂直接排入下水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其次,在利用技术方面,地沟油制取生物柴油的产业链短,缺少科研投入和过硬的高科技开发技术,能为生产者带来丰厚利润的下游产品少,与国外相比明显不足。我国绝大部分生物柴油企业不具备大规模再加工利用脂肪酸甲酯和甘油的技术条件,多是把脂肪酸甲酯和甘油低价销售等以弥补成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地沟油提炼生物柴油的生产加工企业达2000余家,都因缺乏核心技术和上下游产业链不够完善而生存困难。 据调查显示,对地沟油的加工可采用热裂制法、酸制法、碱制法、酶制法,而热裂制法的成本很高、酶制法的技术难度又极大。由于技术和成本原因我国的生物柴油质量达不到动力车用需求,作为石化柴油的添加辅料目前仅能在专业技术下添加10%—20%,生物柴油在我国还不是独立的燃油产品,市场生存力很弱。 刘一江介绍,目前国内地沟油的利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有机肥料、肥皂、化妆品等,另一个是生产生物燃料。两者相比,生物燃料的用途更具有经济性。所以,昆明红火科技公司始终坚持在地沟油的开发利用上下功夫并不断加大探索力度,为降低地沟油炼制的加工成本,公司在5年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大胆探索、不断改进,终于攻克了酶制法生产技术的“微生物组培”、“微生物功能放量”、“微生物反应”三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地沟油酶制法生产技术”,并获得5项国家专利,成功地将地沟油开发为“红火牌生物醇油”并应用到民用灶具燃料、工业锅炉燃料、车用动力燃料三大领域。其产品红火牌生物醇油1号油适用于家庭、单位食堂、宾馆酒店的灶具烧火(400—1200℃)、做饭、取暖、点灯等;红火牌生物醇油2号油适用于柴油机抽水、发电;红火牌生物醇油3号油适用于中小工业及锅炉烧火(800—1300℃);红火牌生物醇油4号油适用于柴油机车辆,如小车、大车、货车、农用机械、工程机械和采矿设备等。该系列产品的成功开发,几乎是从生活、交通到工业的全覆盖。由于红火牌生物醇油价格是有竞争优势(比柴油每吨低1000元以上),因此,从理论上讲,这是地沟油核心价值的回归;从事实上讲,这是红火科技公司奉献给中国人民的创举! 生物科技论文:开展生物科技活动对促进素质教育的作用分析 【摘 要】在教学中开展生物科技活动,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对于生物课程的学习兴趣,是在学校教育中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本文主要结合自身对于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理解,就生物科技活动开展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以期能够为学校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生物科技活动;素质教育;作用探讨 生物学和学生在中学阶段所接触到的其他的学科有着一定的区别,生物学主要是研究生命的一门科学,内容上以研究生命现象的本质为主,同时对生物的发生和发展规模进行探讨。近年来伴随着现代数学和化学的不断发展和渗透,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技术的不断提升,促使生物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生物学快速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应该从小抓起。在对学生的培养方式上除了利用生物课程的教学之外,还应该广泛的开展各类生物科技活动,促进对于学生开展素质教育的质量。以下主要结合实践,分析了利用生物科技活动促进素质教育的相关思路,以期能够为学校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1.紧密联系生活开展科技活动,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 地球上的生物种类有200多万种。他们的结构和形态不同,生活习性也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使得生物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一些生物学的内容和人类的生活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我们所吃的鸡鱼肉蛋、蔬菜水果来自于动植物,穿的麻料、丝布等也来自动植物,这为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有效的联系生活实际开展生物科技活动能够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如在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老师就可以让学生利用业余的时间,对自己家所养的花卉、小动物的形态行为和管理技术进行认真的观察和探究,对所观察到的结果进行详细的记录和整理。同时结合试验让学生写一些有关主题的小论文。如“豆芽的生长周期”、“家兔的饲养方法”、“金鱼的生活习性”等,使得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获得一些生物知识和技能,增强学生学习生物知识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2.结合教材的内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有着不少的珍惜野生动植物,如水杉、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等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中学生通过参加生物科技活动,可以了解和认识更多的动植物,这能够使得他们更加的热爱祖国的生物资源,从而很好的激发起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学生认识到通过学习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重要性。通过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还能够增加学生对于林业、农业以及畜牧业的认识,使得他们能够树立一定的职业理想,有的学生可能想长大做一名生物学家,有的则很想作为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有的学生可能长大后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园林技师,生物科技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尽早的树立自身的人生理想,激发学习生物知识的主动性。 野外考察是指对于野生动植物个体或者是群体所进行的科技活动,是生物科技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野外考察主要是在动植物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开展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季节性,一般不需要使用精密的仪器,只需要通过肉眼就能够完成考察,野外考察是获取第一手的生物资料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通过对中学生实施科技活动,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实施野生动植物考察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自身的野外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使得那些有志于从事野外考察的学生提前有一些心理上和能力上的准备,能够提升中学生素质教育开展的效果,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3.结合课外阅读,对学生普及基本的生物知识 课外阅读的内容一般主要是科普性的知识,涉及到的范围十分的广泛,有很多都有着知识性和趣味性,有的还能教会读者一些实用性的知识。同时一些中学生所阅读的课外阅读书籍还会介绍一些我国古代生物科学领域的重要成就,这对于增强学生学习生物知识,进行科学知识普及,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都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在生物科技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老师指导学生开展生物的课外阅读活动的时候,可以为学生举办一些专题性的讲座,向学生介绍一些国家在生物领域的最近成果,比如克隆技术、基因芯片等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生物科技活动的开展的方式不仅仅可以很好的丰富学生自身的知识,帮助学生开阔知识的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自身阅读能力的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老师也可以邀请学生就自己在课外阅读中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进行分享,讲给同学们听,加强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学生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可以很好的培养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 4.参加校内外的生物竞赛,做好活动的总结 在教学中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不仅仅是生物教育和环境教育的重要形式,同时对培养学生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环保知识竞赛”、“科学大众生物竞赛”等活动,使学生从对生物课程的不敢兴趣转变为热爱生物学获得,主动参与生物科技活动,在不断的竞争中培养自身的进取心,为以后更高阶段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参与校内外的生物竞赛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和他人进行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另外如果学生能够在竞赛中获奖,将会是对学生自信心很好的一种鼓励,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科技活动开展之后,应当注重对于成果的保存和积累。生物科技活动的一些资料有着一定的原始记录价值,特别是一些动植物的标本和视频等都会对学生日后的学习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老师在指导学生开展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应当要求学生做好各项生物科技活动的记录工作,将所采集到的标本进行妥善的保管,以便能够在日后进行再次的利用。在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做好总结是提升学生生物活动质量的关键步骤,在日后可以用来举办成果展览,召开成果的汇报会,撰写一些小论文等,这对于素质教育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小结 总的来讲,在学校教学与开展丰富多彩的生物科技活动,能够使得学生将自身所学的知识用在生产之间之中,促进学生自身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企业和生物科技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与社会进行接触的机会,增强了学生热爱自然环境、热爱动植物的感情。另外在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还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服务社会的决心和信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素质教学的开展,为今后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结合自身对于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理解,就生物科技活动开展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从紧密联系生活、参加校内外的生物竞赛、结合课外阅读和教材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
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探析:东北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摘 要: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东北地区城市在经济发展中也遇到了环境日趋恶化的难题。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加强城市绿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注重生态保护和生态安全,加强城市生态修复,提高东北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东北地区在未来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东北城市;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东北城市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主要环境问题 近年来,东北地区土地退化面积不断扩大,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渍化为主,耕地大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东北地区的部分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呈现出“边建设,边破坏”的特征,甚至建设赶不上破坏。 1.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退化难以遏止 水生态平衡失调愈演愈烈,以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区域性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和湿地破坏最为典型,干旱地区绿洲和植被日趋萎缩,灾害日益频繁。由于过度砍伐,可供开采的森林资源濒临枯竭,森林的生态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有增无减,部分城市已经饱和,甚至黑土资源都受到侵蚀。部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锐减,大量珍稀濒危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例,大庆市原来的湿地资源很丰富。由于油田的深度开发,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大量的湿地被开发利用,许多湿地变成了泥浆地、排污池、废水排放池,土壤、植被及湿地水体的污染加剧,使得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在逐渐减少,湿地萎缩,功能丧失。 2.区域性水污染严重 水污染程度加剧会导致水体中和周围地区动植物大量死亡,使水域生态物种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进一步降低水环境容量。水污染也直接减少了可供人类使用的水资源数量,导致水质型缺少。有的地区河流严重污染,使流域附近居民陷入守着河流没水吃的窘境。2010到2012年三年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持续增加,增加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黑龙江省2011年比2010年增加了5792万吨,增幅为16.6%;辽宁省2011年比2010年更是增加了16387万吨,增幅为23.2%,虽然在2012年有所下降,相比2011年的增加量16387万吨而言,降幅较小。2012年,东北三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167663万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7.6%。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大于100万吨的省份有10个,黑龙江省排在第3位;全国氨氮排放量大于10万吨的省份有11个,辽宁省排在第10位,同时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石油类排放量上,排在第3位。 3.城市空气污染危害严重 从总体上看,东北城市空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使得汽车尾气正在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新型“罪魁祸首”,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2013年底,哈尔滨市民用车辆比上年增加12.4万辆,总量达到142.2万辆,比上年增长9.5%。其中,汽车总数突破百万辆,达到100.5万辆,同比增加11.2万辆,增长12.6%。哈尔滨市整治大气污染压力最大,提出2017年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要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10%。目前,哈尔滨市建成区将不再审批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火电、钢铁、建材、焦化、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化工等高污染项目,现有的项目也要逐步向外转移。 4.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越积越多 2012年,吉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差距明显,一半城市的综合利用率在90%以上,吉林市和白山市却低于50%;辽宁省的鞍山、抚顺、本溪和丹东更是低于30%,超过90%的只有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相对其他两个省份要好一些,只有双鸭山在50%以下,其他城市都在70%以上。除工业固体废物外,生活垃圾也是固体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东北城市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造成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局面。由于处置能力有限,很多城市并非是对垃圾进行处理,而是堆放垃圾。大量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这些废物经过雨雪淋溶,可溶成分会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水体污染;或随水从地表向下渗透,向土壤迁移转化,富集有害物质,使堆场附近土质酸化、碱化、硬化,甚至发生重金属型污染。这些有毒物质在土壤中发生累积而被植物吸收,毒害农作物,威胁人们的食品安全。 二、东北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东北城市的生态环保建设原则是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要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整体和谐,又要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经济技术生态和自然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城市的和谐。 1.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建立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机制 要以增加城市绿地为主构筑城市景观,构建自然生态体系,突出城市特色。绿色植被能够很好地吸附灰尘,吸收有害气体,平衡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起到净化城市空气的作用。城市公园、街道两旁的树木、草坪都可以通过叶片来吸纳烟灰和粉尘。此外,修建屋顶花园不仅能够使建筑物减少紫外线辐射,增加建筑物使用寿命,同样能够起到治理大气污染的作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用地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调整,对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进行调整,对城市交通格局进行调整。 2.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经济体系 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局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引导和限制那些能耗物耗高、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在区域层面上建立大循环模式,即工业园区层面的循环经济,把不同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个企业的能源和原料。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逐步由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向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转变。 3.注重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安全 从水量、生态栖息地、水质恢复三方面构建水生态安全体系。不仅考虑环境水质标准的限值,更强调从维系水生态安全出发,保障水生态系统的健康需求。从水源地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区,水污染总量控制等方面进行建设。同时,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防洪抗旱并举,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水与防止水污染相结合,市区污水处理厂加大运营力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市的供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逐步解决城市公益设施的配套完善问题。 4.加强城市生态修复,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合理配置资源,禁止乱砍滥伐,不要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使物质、能源、信息得到高效利用,保持生态的良性循环,使其在相对平衡状态下持续发展。转变城市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加强东北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建设,发展产业生态学,推行清洁生产,把相关的工业企业集中在工业生产园区,使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厉行节约用水、用电,可以用自然能源的区域尽可能使用自然能,减少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增强自然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重要生态功能区内要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活动和其他人为破坏活动,特别是城市建设和工业布局;严格控制区内人口增长,保护区内人口在承载力之内;改变生产经营方式,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5.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坚持减量化、无害化 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应坚持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原则,处理处置设施进行短期和长期规划。在短期内,使固体废物和垃圾远离城市,进行无害化处理;在长期,使其远离生物圈,脱离物质循环,坚持永久安全的原则集中处置。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垃圾分类、处置方式,使人们的观念改变并付诸实践。企业投入正常运营后,可实现对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处理,具有环境和经济双重效益。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探析:浅谈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园林 【摘 要】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既有自然的组成要素,又有高度人工化的组成要素,而园林绿地系统则是其中唯一具有自净功能的组成成分,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美化景观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如互惠共生、生态位、物种多样性、竞争,化学互感作用等)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种群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能各得其所,能够充分利用阳光、空气,土地空间、养分、水分等,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群落,它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生态园林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物种多样性 城市是一个规模庞大、关系复杂的动态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复合而成,具有开放性、依赖性、脆弱性等特点,极易受到环境条件变动的干扰。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既有自然的组成要素,又有高度人工化的组成要素,而园林绿地系统则是其中唯一具有自净功能的组成成分,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美化景观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问题的加剧,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走生态园林道路、以绿地系统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性,许多国家已将其作为城市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 1.生态园林的概念与科学内涵 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如互惠共生、生态位、物种多样性、竞争,化学互感作用等)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种群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能各得其所,能够充分利用阳光、空气,土地空间、养分、水分等,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群落,它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环境的危机,这一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仿造自然环境,以谋求优良的生存环境,把园林绿化作为主要手段,因势利导地利用对城市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有利因素和改造不利的因素,从整治国土,促进生态平衡的高度全面绿化人类的生存环境,将园林绿化事业推向生态园林的新阶段。 生态园林的科学内涵在于:①依靠科学的配置,建立具备合理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的人工植物群落,为人们提供一个赖以生存的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活环境;②充分利用绿色植物,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和生物能的转化率,调节小气候,吸收环境中的有毒有害气体,衰减噪声,调节生态平衡;③美化景观、在绿色环境中提高艺术水平,提高游览观赏价值,提高社会公益效益,提高保健休养功能,为人们提供更高层次的文化、游憩、娱乐需要和人们生存发展的绿色生态环境。 2.生态园林的主要功能 生态园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讲,主要体现在调节小气候,改善环境质量和美化景观方面。 2.1调节小气候 小气候主要是指从地面到10余m至100m高度空间内的气候,这一层正是人类生活和植物生长的区域和空间。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都深刻影响着小气候。 植物叶面的蒸腾作用能调节气温、调节湿度、吸收太阳辐射热,对改善城市小气候具有积极的作用。研究资料表明,当夏季城市气温为27.5℃时,草坪表面温度为20℃~24.5℃,比裸露地面低6℃~7℃,比柏油路面低8℃~20.5℃,而在冬季,铺有草坪的足球场表面温度则比裸露的球场表面温度提高4℃左右。 由于绿色植物具有强大的蒸腾作用,不断向空气中输送水蒸气,故可提高空气湿度。据观测,绿地的相对湿度比非绿化区高10%~20%,行道树也能提高相对湿度10%~20%。 城市的带状绿地,如道路绿化与滨江滨湖绿地是城市的绿色通风走廊,可以将城市郊区的自然气流引入城市内部,为炎夏城市的通风创造良好条件;而在冬季,则可减低风速,发挥防风作用。 2.2改善环境质量 (1)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维持碳氧平衡:有关资料表明,每ha绿地每天能吸收900kgCO2,生产600kgO2,每ha阔叶林在生长季节每天可吸收1000kgCO2,生产750kgO2,供1000人呼吸所需要;生长良好的草坪,每ha每小时可吸收CO215kg,而每人每小时呼出的CO2约为38g,所以在白天如有25m2的草坪或10m2的树林就基本可以把一个人呼出的CO2吸收。可见,一般城市中每人至少应有25m2的草坪或10m2的树林,才能调节空气中CO2和O2的比例平衡,使空气保持清新。。如考虑到城市中工业生产对CO2和O2比例平衡的影响,则绿地的指标应大于以上要求。 (2)吸收有毒有害气体:污染空气和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气体种类很多,主要有SO2、N0x、Cl2、HF、NH3、Hg、Pb等,在一定浓度下,有许多种类的植物对它们具有吸收和净化能力。有研究表明:当SO2通过树林时,浓度有明显降低,每公顷柳杉林每年吸收720kgSO2。臭椿、夹竹桃、罗汉松、银杏、女贞、广玉兰、龙柏等都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3)吸滞粉尘:植物,特别是树木,对粉尘有明显的阻挡、过滤和吸附作用。由于树木有强大的树冠,叶片被毛和分泌粘性的油脂使得树木具有滞尘作用。 (4)杀菌作用:由于绿地上空粉尘少,从而减少了粘附其上的细菌;另外,还由于许多植物本身能分泌一种杀菌素,而具有杀菌能力。据法国测定,在百货商店每m3空气中含菌量高达400万个,林荫道为58万个,公园内为1000个,而林区只有55个,林区与百货商店的空气含菌量差7万倍。 (5)衰减噪声:植物,特别是林带对防治噪声有一定的作用。据测定,40m宽的林带可以减低噪声10~15分贝,30m宽的林带可以减低噪声6~8分贝,4.4m宽的绿篱可减低噪声6分贝。。树木能减低噪声,是因为声能投射到枝叶上被反射到各个方向,造成树叶微振而使声能消耗而减弱。 2.3美化景观、丰富建筑群体轮廓线 生态园林是美化市容,增加城市建筑艺术效果,丰富城市景观的有效猎施,使建筑“锦上添花”,把城市和大自然紧密联系。 3.生态学原理在生态园林中的应用 3.1坚持以“生态平衡”为主导,合理布局园林绿地系统 生态平衡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含意是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在生态园林的建设中,强调绿地系统的结构与布局形式与自然地形地貌和河湖水系的协调以及与城市功能分区的关系,着眼于整个城市生态环境,合理布局,使城市绿地不仅围绕在城市四周,而且把自然引入城市之中,以维护城市的生态平衡。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开始了城郊结合、森林园林结合、扩大城市绿地面积、走生态大园林道路的探索,如北京、天津、合肥、南京、深圳等。 3.2遵从“生态位”原则,搞好植物配置 城市园林绿化植物的选配,实际上取决于生态位的配置,直接关系到园林绿地系统景观审美价值的高低和综合功能的发挥。生态位概念是指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地位,反映了物种与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城市园林绿地建设中,应充分考虑物种的生态位特征、合理选配植物种类、避免种间直接竞争,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种群稳定的复层群落结构,以利种间互相补充,既充分利用环境资源,又能形成优美的景观。在特定的城市生态环境条件下,应将抗污吸污、抗旱耐寒,耐贫瘠、抗病虫害、耐粗放管理等作为植物选择的标准。如在上海地区的园林绿化植物中,槭树、马尾松等生长状况不良,不宜大面积种植;而水杉、池杉、落羽杉、女贞、广玉兰、棕榈等适应性好、长势优良,可以作为绿化的主要种类。 在绿化建设中,可以利用不同物种在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的分异来配置植物。如杭州植物园的槭树、杜鹃园就是这样配置的。槭树树干直立高大、根深叶茂,可吸收群落上层较强的直射光和较深层土壤中的矿质养分;杜鹃是林下灌木,只吸收林下较弱的散射光和较浅层土中的矿质养分,较好地利用槭树林下的荫生环境;两类植物在个体大小、根系深浅、养分需求和物候期方面有效差异较大,按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分异进行配置,既可避免种间竞争,又可充分利用光和养分等环境资源,保证了群落和景观的稳定性。春天杜鹃花争妍斗艳,夏天槭树与杜鹃乔灌错落有致、绿色浓郁,组成了一个清凉世界;秋天槭树叶片转红,在不同的季节里给人以美的享受。 [科] 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探析:城市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博弈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步伐越来越快,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凸显。长期以来,我国的污染防治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而目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染的排放量也在逐渐增加,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防治工作需要兼顾和转移。本文就城市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博弈关系,阐述了城市环境建设的必要性,也对当前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及措施进行探析,以期得到重视和思考。 关键词:城市环境;生态环境;博弈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不再局限于物质要求,而扩充于精神和身体健康的追求,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环境与生态的变化。但在追求舒适的同时,又会给生态环境带来诸多不良影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城市环境建设,只有加强城市环境建设,才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才能更好地规划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然而,针对现有环境污染问题的应对措施及环境污染预防工作并不完善,有待改进。城市环境建设就是运用生态学相关原理和知识,及环境工程技术等先进科学技术理论和方法解决和预防城市建设中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增加城市绿地覆盖面积,提高环境的修复及调节能力,实现城市环境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生态环境概念论述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是生态和环境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形成,是生物及其生存繁衍各种自然因素、条件的总和。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并不相同。自然环境的范围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2城市环境存在问题分析 2.1污水处理问题 近年来,工业生产对水质的污染影响不见衰减的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的升级,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很多城市污水排放仍然不受重视,污水处理设备老旧,处理技术不先进,甚至某些经济落后地区仍没有污水处理设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污水不经处理便直接排放,以及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有毒害物质、抗生素等不同污染的工业废水不经过滤渗入地下等,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水质污染。城市水源水质下降和处理成本的增加,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不仅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也严重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2.2垃圾处理问题 城市垃圾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物。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大幅度增加。对于垃圾处理问题,很多城市缺乏无害化的日常垃圾处理。城区堆积的垃圾和废弃物占据空间的同时孳生病菌并且引发环境污染,垃圾处理不及时且不符合无害化的标准,由于技术的原因,很多城市垃圾处理设施还处于实验阶段,时断时开,运行不稳定,处理率极低。 2.3大气及噪音处理问题 雾霾、PM2.5是近年来的热点词汇,标志着大气污染并没有得到良好地控制,并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各城市主要燃煤量在整个能源结构中占80%以上,甚至有的城市已经超过90%。许多地区煤都没有经过脱硫处理,直接燃烧,加之城市居民家庭小炉灶直接低空排放,产生了大量的有害污染物,导致严重的煤烟型大气污染。秸秆的燃烧也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很多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增加,汽车尾气排放及噪音控制失去了力度,加重空气污染的同时噪音污染日益严重,大规模在建工程项目制造的噪音及空气污染也并没有衰减。大气污染及噪音污染严重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2.4城市绿地处理问题 城市绿地包含城郊农田、城郊天然植被和市区园林绿地3部分,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城市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内的物质循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城市发展建设,自然环境被开发利用建设住宅、道路、工厂等,植被不断被砍伐、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稠密的人口和冰冷的建筑物,城市绿地逐渐减少甚至不复存在,其环境功能也逐步丧失,环境问题日益尖锐。 2.5热岛效应处理问题 大多数城市建设中,缺少通风廊道或建设不好,城市空气流动性和散热性差,污染气体不能及时排掉,热岛效应严重。改进原有城市建筑,耗费大量资金的同时会造成更多的生态破坏问题,热岛效应得不到良好处理。 3城市环境与生态环境博弈关系的重要性分析 城市环境建设的根本宗旨就是通过预防、改善和治理人们日常生活及生产污染问题来保护生态,城市环境与生态环境密切联系,城市环境附属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着力点在于保护城市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是长远的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及保护生物多样性,更注重平衡的能量循环和物质循环。城市环境建设是具体的治理末端生态污染,改善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环境,从而减少和治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只有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的良好建设,正确科学地处理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才能保护好生态环境。城市环境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必然要求,城市环境建设必然性如下: 3.1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良好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恢复和建设尚未启动,一味地粗线条城市化并不是城市化健康发展之路,不能体现城市美学,也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必须要建立一个经济持续、生态良好的发展环境。 3.2资源与环境要求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消耗,然而生态环境中的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消耗完毕就面临着资源枯竭。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更是给生态环境和资源带来了重大冲击[1]。城市建设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并不能得以良好地控制和解决,环境堪忧,城市环境建设迫在眉睫。 3.3可持续发展要求 城市建设是当代人生活的需求,更是下一代良好生活的准备,一味的粗线条城市化建设将造成资源浪费、环境重负,影响人类健康,更让下一代无法生存。因此,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环境建设刻不容缓。 4制约和影响生态环境因素指标的解决措施 当前,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问题关系到人类能否永续存在。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解决全球化生态问题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责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环境能承载的破坏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限度的破坏必将造成人类不可修复的损失,甚至威胁人类生存。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城市经济必须整合到同一平台上,如何选择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的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以及切实有效的环境问题解决措施备受关注。 4.1进行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 目前,针对城市环境建设的评估体系尚不健全。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城市环境评估体系,全面考虑生态因素,确定城市环境评估指标,根据指标进行城市生态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工作,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建设评估指标可以用来监督和促进城市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健康发展,促进生态城市建设,同时,能促使相关企业遵纪守法。 4.2提高资源利用率 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生态破坏,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问题。提高能源和资源二次利用率,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发可再生资源,是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政府和相关环境部门应对城市固体废弃物进行严格管理、杜绝乱丢乱弃,建立垃圾回收系统,对能够二次利用及转化二次能源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降低资源消耗。此外,可以对政府、家庭及学校等生活产生的污染不太严重的水资源进行回收利用,用于绿化、环卫、工业用水等,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满足用水需求。 4.3促进工艺、技术等的发展 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督和治理,要求企业优化自身结构、减少高耗能和高污染,并引进先进的排污处理技术,在污染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将污染降至最低。此外,企业要加强对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学习,适时更新设备,保证资源利用率最优化。针对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建立相关回收处理部门,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二次资源开发和回收利用。 4.4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提高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得以落实的关键。相关部门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让人们参与到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及切实保护环境的行动中。 4.5引导生态城市 建设实现城市全面发展是城市建设的主要目的,城市环境建设作为其中一部分,与城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确立城市环境战略,合理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开发中等城市,并积极加快发展小城市,加大城市基础环保设施的投资建设,并加强污染监管工作,引导生态城市建设。 5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城市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环境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一样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强领导作用,重视城市环境建设,倡导社会各界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更好地实现城市发展,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作者:王玲 单位:贵州理工学院后勤管理处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电气市场论文:电气专业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方向建设研究 摘要:在分析三峡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方案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该专业增设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方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了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理论课程体系结构、实践教学内容以及专业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 关键词:电力市场;电力营销;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 三峡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起源于1988年开办的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和其他高校不一样,该专业主要为电力行业培养高级专门技术人才。随着电力工业的飞速发展,“智能电网、特高压、新能源”特征逐步呈现,技术与管理也已开始走出国门,加之始自2003年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提出,对电气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现有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由于缺乏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础,无法立即适应电力系统市场化运作管理的需要,与此同时,一般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由于不了解电力系统的物理概念、运行与控制规律而无法从事以系统潮流计算和优化为基础的电力市场交易方面的工作,电力行业迫切需要同时掌握电气工程、经济学、管理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有必要在三峡大学原有的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国家特色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基础上加强电力市场营销与管理方向的专业课程建设,培养既熟悉电力工程专业技术知识又掌握电力行业管理和电力市场机制的新型人才,以满足电力工业和电力企业改革的需要。 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方向是对三峡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优势学科的继承和发展,课程设置应该建立在现有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基础上,主要增设电力经济分析与管理等领域的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强调电力系统专业知识与经济管理基础知识、电力经济专门知识的相互结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传统融合创新。 本文从人才培养目标、理论课程体系构建、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专业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出发探讨了三峡大学该专业方向的建设。 一、人才培养目标 电力市场专业方向培养的是现代电力工程应用型人才,学生应该既能够胜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技术工作,又具有从事电力企业、电力项目经济分析和营销管理等工作的能力,学生在具有比较系统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所必需的基础学科理论、较宽厚的电气工程领域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上侧重于必备的电力企业经济运行理论基础和经济管理理念的培养。 毕业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掌握较扎实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与管理科学基础和外语综合能力;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必需的较宽泛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获得较好的工程实践训练,具有较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具有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方向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的实际工作能力。培养的学生可在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力设计院、电力建设企业、电力技术研发企业、电力技术经济咨询机构以及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其他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电力规划、电力企业战略、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市场、电力政策研究、电力需求与营销、电价、电力项目投资与项目可行性研究、电力工程项目概预算和电力工程管理与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二、课程体系结构 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应该在掌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所必需的基础学科理论与电气工程领域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掌握与经济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经济技术指标体系及发电、供电、基建计划的编制方法和管理程序,熟悉电力现状和发展规划,掌握电力市场、电力企业、电力工程项目管理等知识。学生具有扎实的电力理论基础,能够应用系统的思想、经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解决电力技术与经济实际问题。 在设置电力营销与管理专业方向课程时,充分考虑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以及专业课程模块、电力市场营销与管理方向的课程模块的特点,并注意它们之间的融汇与贯通。课程构建主要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两大块,如图1所示。 其中,理论部分是实践教学的基础,而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都是围绕三峡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现有的人才培养计划展开,是对其的有效补充。 1.理论课程体系 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原有的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基础上,主要增设了以下专业方向模块主干课程:电力系统经济学基础[1]、电力市场[2]、电力市场营销[3]、电力企业管理。[4]如图2所示。 下面分别给出了这四门理论课程的教学目的与教学任务。 (1)电力系统经济学基础。主要侧重于让学生了解各种能源转换成电力并在其传输、分配和利用过程中与之相关联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与国民经济有关部门之间发生的经济联系。掌握电力经济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具体技术、系统研究中广泛应用的计算方法和经济学知识。 (2)电力市场。系统地介绍电力市场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使学生了解电力工业和电力市场的整体框架及其市场结构,掌握电力市场运营所需要理解的电力市场的各个细分市场、功能运行及其方式,从而为了解电力工业的管理体制和基本的市场运行规律打下基础。 (3)电力市场营销。该课程立足全面、系统地阐述电力市场营销的理论基础与理论体系,主要介绍现代电力营销理论、策略、方法和技巧,让学生树立电力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效益观念,了解电力市场营销研究、开发、策划和管理及国际电力市场营销与网络营销等相关内容。 (4)电力企业管理。让学生了解电力企业的一般概况和管理的产生与发展;了解电力企业的性质、电力企业管理组织与管理制度、电力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及素质和电力企业管理的方法、艺术以及电力企业文化,为进入社会参加实际的经济活动及电力企业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企业管理的素质和能力。 考虑到电力系统本身是一个包括使用各种能源的发电站、各电压等级的输电线和各种电压用户的复合体,同时还涉及到系统经济、安全地运行以及日益受到关注的电力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等问题,是包括经济、技术和社会为一体的庞大系统,需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系统工程的方法解决好有关的技术与经济问题。因此,为加强学生经济优化的思想和系统管理的理念,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电力系统运行与管理中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推荐系统工程、决策支持系统、电力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电力工程概预算、管理信息系统等选修课程。 2.实践教学课程 现代电力工程应用型人才应具有工程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在实践课程的设置方面注重学生工程意识的培养,并将这种工程意识的培养体现在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之中。 图3给出了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方向模块实践课程体系结构。课程设计包括:发电厂经济运行课程设计、电力营销课程设计。课程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增强学生对该方向各门专业基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综合实验包括:电力经济综合实验、电力市场仿真实验、[5]电力市场信息化案例分析实验。通过综合实验的训练让学生了解专业的知识体系及其每个知识点的工程背景、解决了什么样的工程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等,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有专业知识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 1.专业教材建设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教材的质量直接体现着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影响本科教学的质量。为适应新时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素质人才的需要,该专业方向模块课程的教材采用选购国内外先进教材与自行编写特色教材的组合方式。 根据课程体系结构,通过对比相关教材,目前每门理论课程的教材指定一本国内外的先进教材作为讲课教材。[1-5]另外,根据相关理论的研究热点与研究进展,提供5~7本相关教材作为参考教材。理论课程教材与参考教材的选择要求体现现有专业课程与增设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课程知识点的内在联系。教材内容要求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力求反映本专业的前沿发展。 与此同时,该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主要面向我国电力工业。实践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电气工程专门人才。实践教材应该体现“设计型、综合型、培训型”的鲜明行业特色,所以,实践教材采用自编教材,编写过程中教材要求突出专业学科特点,注重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2.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建设的关键是师资队伍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是专业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专业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师资队伍建设的任务主要在于教师队伍结构优化和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方向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形成了教学经验丰富、思想活跃、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对教学工作高度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爱岗敬业、团结拼搏、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团队。现有教授2名,副教授2名,讲师3名。为了进一步了解行业特点,掌握行业需求,教师们积极与电力行业各企业、研究院所进行交流沟通,到电力部门进行挂职锻炼,深入供电局客户服务中心,建立了宜昌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产学研”基地。教学团队还承担了诸如电力系统负荷预测、区域电力系统无功补偿规划等多项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项目,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区域客户直供电进行试点。同时,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过程中紧密结合科研课题讲授相关理论知识,使得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与科学研究能力相长,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综合素质。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稳定骨干教师队伍,造就拔尖人才,培养若干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形成和聚集一批在国际、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术创新团队,建成一支整体水平较高、充满活力的适应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的师资队伍。 四、总结 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方向的设置是三峡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适应电力行业需求开设的新方向。已有该专业方向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各地级市的客户服务中心、市场部等相关部门,单位对其工作表现反映良好。 本文在分析了三峡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方案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该专业增设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方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了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理论课程体系结构、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以及专业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 电气市场论文:东方电气集团印度市场营销策略探讨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占领海外市场作为营销战略目标之一。文章采用SWOT分析方法将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集团公司中长期的总体战略定位,提出了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四个方面的市场营销策略。 关键词:东方电气;印度市场;营销策略 一、 东方电气集团简介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东方电气集团)是中央确定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53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属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企业。东方电气集团控股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基地。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集团所属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大多建立于60年代我国“三线”建设时期。伴随着共和国电力事业的发展,经过几代东方电气人半个多世纪的创业与拼搏,东方电气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成套发电设备供应商和电站工程总承包商,堪称中国重装工业的一颗璀璨明珠。199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简称“东方电气集团”;2007年11月,完成主营业务资产整体上市,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2009年6月,集团公司董事会试点启动,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东方电气集团可批量生产单机最大到1000MW等级的火电机组、单机最大800MW等级的水轮发电机组、1000MW-1700MW等级核电机组主设备、重型燃气轮机设备、风电设备、太阳能电站设备及大型电站锅炉烟气脱硫脱硝,大型化工容器等产品,约占中国国内火电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和水电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核电、风电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已形成“六电并举”的产品格局。东方电气集团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大型发电成套设备、电站工程承包和电站服务为主业,具备大型发电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和电站工程总承包能力,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东方电气集团积极拓展海外业务,产品运行在世界各地,从1994年起连年入选全球225家最大工程承包商之列,2011年“ENR”排名第80位。 二、 东方电气集团印度市场SWOT分析 1. 面临的机会。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上面临的机遇主要表现为印度政府因缺电政府大力推进电力项目建设而带来的市场机遇。当前,印度每年电力的产出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在10%至15%之间,电力短缺是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障碍因素。为此,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模庞大的电力发展计划。根据印度此前设定的电力发展计划目标,在2008年~2012年,计划建造装机容量达7 800万千瓦的电厂,预计总预算控制在1 000亿美元。另外,根据印度重工业部的资料数据显示,印度发电设备年生产能力为800万千瓦, 这意味着印度发电设备的产能缺口在50%以上, 将大大增加东方电气集团占领印度市场的机会。 2. 面临的威胁。东方电气目前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印度政府对印度国内发电设备制造商的保护政策。由于东方电气集团长期以来具有印度国内及国际同行所不具有的性能价格比优势,使得印度的国内发电设备生产商缺乏竞争优势。尽管在印度国内发电设备商的生产能力有限,不得不引进中国等具有发电设备生产优势的的国家的产品。但在客观上印度政府担忧国内企业因缺乏价格竞争优势而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于是,通过设置关税、劳工等种种障碍来增加东方电气等中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的威胁。 3. 面临的优势。东方电气集团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品牌优势、卓越的制造能力、价格竞争优势、交货速度等方面。品牌优势主要表现在,通过多年的印度市场的开拓,东方电气生产的店里设备已经以物美价廉的形象得到了印度业主和县官政府部门的肯定。2008年,印度电力部曾提议限制中国发电设备的进口,改为本土采购。但2010年1月15日,印度中央电力委员会(CEA)高度评价中国发电设备,对其质优价廉和供货及时给予了充分肯定。CEA经过调研指出,在使用中国发电设备的电厂中,电厂负载指数(PLF)高达90%,这大大降低了电厂的发电成本。在印度,已发电的中国发电机组主要来自东方电气集团。目前,印度是东方电气集团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项目总数达到13个,其中2个为总承包(EPC)项目,11个为设备成套供货(BTG)项目。其次是卓越的制造能力,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与技术创新,东方电气已经形成了包括水电、火电、风险、核电、气电、太阳能发电在内的六个方面的店里设备制造能力,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家在上述六大方面具有制造能力的企业。印度的相关企业购买东方电气集团发电设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方比印度的本土企业交货速度要快很多。东方电气集团可在一年半内交付一家可供400万千瓦电厂建设所需的发电设备,比起印度厂商的交货时间来说,大约提前了30%。 4. 面临的劣势。目前,东方电气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电设备生产商之一,但是,由于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产品经济附加值不高、公司利润水平较低。总体来看,东方电气集团在研发方面费用的投入较国外同行业企业的平均水平(10%~15%)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和重视的力度不够,导致企业不仅难以培养自己的研发人才、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较少,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对外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使得二次开发能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和提高。东方电气集团在大型设备产品的系统设计、系统研发、系统成套和工程总承包能力等方面水平都有待提高;同时,世界装备制造业出现了"传统装备制造与高新技术融合、传统装备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新趋势,东方电气集团在这些领域还处于落后地位。此外,随着东方电气集团人力成本的上升,原有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廉价优势逐渐丧失。 三、 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的总体战略定位 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的总体目标定位:即坚持以中低档产品的价格及质量优势取得较大的市场分额;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规模效应以低成本优势,逐渐将中、高档发电设备产品引入印度市场;从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结构升级、支付方式灵活化和缩短交货周期等方面逐渐培养并提高该公司在印度市场的竞争地位。未来5年,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的市场发展要跟上印度经济的发展,销售额达保持20%的增长,市场占有率要到达15%。 1. 技术创新战略。要占领市场,首先需要优质的产品,而优质产品的打造源泉则来自于领先的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东方电气集团多年来始终坚持走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之路,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沉淀和积累,逐步建立了具有东方电气自身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模式。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导致东方电气集团不断寻求技术创新的支撑以便更好应对挑战,于2007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加大了技术创新的研发资金投入,为进一步开发印度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更好地开展技术创新,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和占领市场竞争制高点,2007年组建的东方电气中央研究院下设系统集成研究所、新能源所等多个研究分所,开展集成、共性、前瞻性、新领域技术的开发研究。这为东方电气持续的创造发展能力提供了技术储备和研发技术支持,完善了集团的技术创新模式,使中国发电设备行业从产品设计制造向研发与设计制造一体转变。“十一五”期间,东方电气集团科技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保持3.5%左右,为企业持续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保障。五年来,科技活动经费超过60亿元,2010年达到20亿。2005年至2011年,集团公司技术研发仪器设备原值从2.52亿元增加到10.08亿元,增加了3倍,增长速度远远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科技经费活动的增长速度。“十二五”期间,东方电气集团计划针对印度市场突破一批核心而关键的技术。在大型高参数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大型风电机组、第三代核电装备、太阳能与储能系统等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电力电子与控制、智能装备等方面取得突破,争取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2. 成本领先战略。成本领先战略是迈克尔提出来的重要思想,在其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中是最清晰明确的。在成本战略的指导思想下,企业决定用低成本的优势在同行业的企业中取得领先。成本优势的根源会因产业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包括专利技术、原材料的优惠待遇、规模经济的追求以及其他因素。 成本领先战略于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竞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由于印度政府的政策限制,使得东方电气集团只能参与印度私营电厂的建设,私营电厂对成本的控制使得东方电气集团的低成本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推广,东方电气在印度发电设备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来源于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及规模化生产。东方电气集团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电设备生产商,规模经营优势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成本竞争优势。由于印度进口发电设备的关税仅仅5%,而东方电气集团的人力资源成本相对于印度国内及国际竞争对手比较低,在同等的技术水平下,东方电气的价格显著优于竞争对手,有利于低成本战略的实施。 四、 东方电气集团印度市场营销策略 1. 中长期市场营销战略目标。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的经营理念是: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将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主动尽一切最大努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客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想尽一切办法在提供给客户的产品和服务方面,能够在性能、质量、效益、安全性、灵活性和经济性等方面保证最大的价值量。东方电气集团有这样的立志,即努力成为印度发电设备的首选供应商为目标。东方电气集团的经营重点放在增长较为迅速的发电设备市场领域,且需要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凭借自身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劳动力资源成本方面的优势,成为市场上的领头羊。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的中长期营销战略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扩大海外市场和优化布局。在扩大海外市场开发覆盖上,东方电气集团积极开发市场信息资源,提高市场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加强市场宣传,积极扩大国际市场影响力,通过增设新网络,提高新信息、新市场控制能力,从而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优化市场布局上,加强市场风险防控能力, 以印度市场为重点巩固传统市场,下大力气开发中东、东欧、非洲、中南美等新市场和潜力市场。东方电气将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和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通过BOT、BOO、技术出口、建立海外子公司、并购等多种方式“走出去”。 二是优化项目和产品结构。针对优化项目结构,东方电气集团需要在稳定火电市场、努力开发高参数火电的同时,加大水电和新能源项目的市场投入,重点培育、认真操作,力求水电市场取得新成果,风电市场实现新突破。针对调整产品结构,在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产品研发的指导性和前瞻性。在做好电站工程总承包、发电设备成套出口的同时,扩大其他机电产品出口。 三是优化流程和全员营销。东方电气集团准备建立投标及合同评审机制,将风险管理融入销售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积极研究全员营销模式,将项目执行、售后服务作为最基本的营销行为,积极予以培育和规范,促进市场开发和经营业绩持续稳定提升。 四是强化对外沟通与协作。东方电气集团将加强与国内外同行、同类企业的沟通与协作,积极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形成优势互补,以联合体、业务外包等多种方式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加强与投资机构的沟通协作与合作,提升融资能力,进军带资项目领域。增强项目综合开发能力,逐步由单纯的BTG、EPC承包商逐步向项目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角色转换。 2. 东方电气集团印度市场营销策略。 (1)产品策略。一是扩大核电和风电设备产能。东方电气集团结构调整取得突破,目前已经开始向印度批量出口风电设备。着眼于未来,“十二五”期间,集团着力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在国际同行中率先形成“水电、火电、核电、风电、气电、太阳能发电”多电并举的格局,着力发展高参数大容量火电、大容量水电、百万千瓦等级核电等高技术含量设备。通过不懈努力,集团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设备订单从2008年开始已超过传统能源设备订单。通过生产结构的及时调整,在拓展风电、核电、煤气化等新兴能源和清洁环保品市场的步伐中, 东方电气集团一直走得相对稳健。2011年,东方电气集团的火电份额已经由2006年的60%下降至40%,而风电、核电则分别上升至18%至20%。东方电气决定在“十二五”时期继续实施多电并举的竞争发展战略,继续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环保能源,力争从多方面开拓印度市场。 二是增加新能源发电设备研发投入。尽管水电是东方电气集团的技术王牌,火电是集团的业务支柱,水电和火电在集团的业务板块中举足轻重,但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背景下,提高新能源发电设备的比重,仍然是东方电气集团结构调整的重点。在推进“六电并举”的同时,东方电气集团还关注海洋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及如何提高风能潜力,探索太阳能光伏发电之外的技术,并希望在生物质能源转换方面有所作为。为适应核电站应急管理方面的需求,集团将加大核应急设备的研发投入,比如核应急处理机器人的研发等等。 三是提升火电产品交货速度。印度是东方电气集团在国外最大的火电市场,集团力争其在印度火电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因此,需要加快火电产品交货速度,进一步增强品牌竞争力,将用户要求贯彻到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同时要以项目计划为龙头,以合同条款为准绳,增强全员合同意识,以均衡生产原则为导向,加强关键设备、关键环节控制,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确保火电及其他重点产品按期交货。此外还需加强供应链管理,特别是外委、外扩、外购及分包产品进度和质量管控。另外,东方电气集团还需要紧跟印度市场变化需求,超前研究、储备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某些方面,东方电气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比如,在印度市场,政府目前青睐700-800MW火电机型,环顾各国,唯有中国企业缺少这类机型的储备。因此,东方电气集团要像对待国内市场一样,为其主要目标市场针对性的开发、储备新机种、新产品。 (2)价格策略。一是实行竞争追随定价策略和精细化报价。竞争追随定价法通常用于工程投标的交易方式。投标价格是投标厂家根据竞争对手的报价来估计确定的一个价格,而不是依据自身的成本费用或者市场需求来制定的价格。东方电气参加印度火电项目投标,目的是希望中标,所以报价一般都略低于竞争对手的报价。根据前面对印度的发电设备市场及竞争对手的分析,相对国外竞争对手及印度国内对手,目前印度发电设备的竞争除质量与技术外,主要表现为价格因素。由于东方电气参与的基本都是印度私营企业举办的电厂项目,私营企业除对技术要求高外,对价格非常敏感。因此,东方电气采取了竞争者追随定价方式,提高了工程中标率。此外,由于印度火电项目的金额大,竞争激烈,项目执行时间长,需对成本进行准确核算,对风险进行全面评估。东方电气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争取项目和有效防范风险的两不误。为了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在2009年12月,股份公司进出口分公司成立了商务技经处,目的就是要通过项目处和商务技经处在职责上的适当分离来控制和防范风险。虽然国外GE公司等早已有此类管理经验,但东方电气并没有完全照搬GE公司的做法,将市场和商务技经工作隔离,而是采取了在职责上适当分离,在工作上有机结合的方式。三年来,公司不断强化和完善对外报价审核和评审程序,新成立的商务技经处参与了印度所有火电项目的价格核算和投标报价审查工作,统一了成本分析表,初步拟出了技术商务检查清单。为有效防范风险,东方电气通过推进标准化工作,制定标准文本,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差异;通过集体讨论,不同部门之间的交叉检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疏忽和漏洞,更多地依靠工作程序和部门力量来保证和提高工作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投标报价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二是建立工程项目反索赔机制。为防止印度业主方利用工程项目索赔机制增加东方电气集团在工程上的额外支出。东方电气建立了相应的反索赔机制,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的工程反索赔涉及到的范围很广泛,具体包括:业主违约、特殊风险引起的成本增加、工程遇突发事件造成延期、工程保险索赔等都可能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东方电气在实际工作中加强了对合同、规则章程的学习和管理,充分借鉴并利用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印度发电设备工程承包市场中,建立了包括索赔流程,索赔技巧在内的工程项目反索赔机制。 (3)渠道策略。是参加国际专业展会。发电设备作为工业产品,与一般的快速消费品的小区渠道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参与国际展会不失为重要的工业设备销售渠道。通过参与国际专业展会,一方面,可以大大提升知名度,把握市场拓展机遇,同时也可以树立品牌。印度国际电力展是由印度工商会联合会(FICCI)、印度电力部联合主办的、涉及发电技术及设备、电力自动化产品、电工器材产品、输配电产品的国际性展览会,每年举行一届,2006年开始举办。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先后参加了2008年~2010年的印度国际电力展,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客户展示了东方电气集团在火电、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等各领域强大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吸引了各国同行、专业观众、媒体的目光,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是建立统一协调的印度市场开拓主体。早在2008年末,东方电气集团就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了分公司。在项目较多的印度成立分公司专门从事售后服务,东方电气从单纯的产品走出去逐步发展到服务、技术走出去,同时投资海外建厂,研发在国内,制造在当地,这将是未来印度市场的新增长点,也是东方电气下一步的“走出去”战略。 三是与印度企业建立联合投标体。由于印度的劳工政策的限制约束,不允许国外劳动力进入印度市场,这导致东方电气集团独立施工出现相当难度。印度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施工能力,可以利用联合投标体的形式解决施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东方电气集团可以与TATA 集团,诚信(Reliance)集团等能源公司进行合作,他们本身具有雄厚的资金而且拥有独立的施工、技术队伍,对印度本土的电力技术比较熟悉。 (4)促销策略。一是进入带资项目领域。由于部分印度业主方的资金有限,而这部分项目对东方电气集团印度市场的开发具有象征性意义,因此,东方电气集团仍然部分进入带资项目这一领域,为印度需求方提供项目设备进口以获得金融支持。通过为印度需求方面提供出口信用担保,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的支持,确保印度业主方获得设备。但由于带资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是否承接带资项目,也需要综合考虑业主方面的信用和未来的偿还能力。 二是参与印度公益事业。东方电气(印度)公司以集团公司“社会、企业、员工和谐统一”核心价值观及“人和”企业精神为指导,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为中心业务营造了和谐外部环境。在印度工程项目建设中,通过用工、采购当地化为当地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方电气印度公司还积极参与捐助学校、孤儿院、市政设施等公益活动,尊重地方信仰和习俗,树立了良好的中国企业形象。 电气市场论文:我国电气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电气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先进电气装备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在产品制造的技术及产量方面均有较大发展。一大批拥有规模、技术品牌和管理优势的企业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上海电气、东方电气、西电集团、正泰集团、特变电工等都是我国在电气设备制造领域很有影响的企业。虽然电气行业发展迅猛,但在我国电气行业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产能不足的现象却较普遍,有不少企业往往靠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维持运转,对外依存度过高。 现在,国际经济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我国电气产品出口频繁遭遇贸易摩擦。除欧盟不断出台和修订“绿色”指令外,巴西、墨西哥、智利、泰国、菲律宾、阿联酋等国家也了多项产品的能效标准、法规或草案;日本在今年7月1日也新修订了《电气用品安全法》,将LED灯、锂离子电池、插板线等产品纳入管辖范围。如何让中国电气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本文以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ABB公司成功经验为例,深度剖析了我国电气产品走向国际舞台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的策略。 一、我国电气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盲目投资,产能过剩 由于电气行业投资门槛低,使大批企业蜂拥而入,造成产能过剩。据我国工业协会统计,中国变压器的产能大致是世界需求总量的1.5倍。目前仅电力变压器的生产企业就有1000家之多,电线电缆行业的企业已超过了9800家。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市场需求,出现严重过剩。据不完全估计,目前仅特变电工、保定天威、中国西电3大家本土品牌的企业产能之和就在6亿千伏安左右,加上具备500千伏、220千伏、110千伏以及110千伏以下产品制造商的生产能力,我国变压器行业的总产能在30亿千伏安左右,然而市场年需求量仅在13亿千伏安左右,近1:3的供需矛盾,成为混乱不堪的行业秩序及市场竞争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由于投入门槛较低,导致一部分根本不具备生产、质量控制和检测等必要手段的作坊企业得以混迹于市场中,成为假冒伪劣的产品源头,加剧了行业内的无序竞争。 (二) 成本上涨,竞争加剧,利润下滑 目前电气企业利润下滑已成为业界的普遍现象,近两年电气行业的产能不断扩张,但多数企业的利润较此前却出现了明显下滑,幅度达20%-30%。2010年原材料涨价成为电气企业利润的厉害杀手,铁矿石的涨价引发连锁反应,硅钢片价格应声而起,而铜、塑料也纷纷涨价,这给作为这些原材料下游的电机、变压器、电线电缆等行业形成很大的成本压力。此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加剧,在招投标市场上,国内电力行业招标时多采用低价竞标的方式,这直接导致了设备生产企业的降价竞争。据一些变压器生产企业反映,部分变压器产品最终售价只有原材料成本的80%左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即使身处资本市场的电气上市公司,其业绩也并不尽如人意。资料显示,2011年上半年,A股电气设备行业的113家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566亿元,同比增长10.41%,实现净利润106亿元,同比降低7.76%。2012年,仍有一部分电气企业利润大幅下滑。 (三) 核心技术缺失、标准意识缺乏 目前我国电气行业绝大部分产品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产品出口面临核心技术缺失、标准意识缺乏、品牌国际影响力不足三大“瓶颈”。由于核心技术缺失,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偏低,对国外的依附性较高。根据工业协会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电气产品将近86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电线电缆为154.89亿美元、低压电器及低压开关板为132.89亿美元、中小电机和微分电机为81.45亿美元、电动工具为56.60亿美元、内燃发电机组为33.67亿美元,占到全部出口产品的53.43%。而这些产品基本都属于技术附加值有限的中低端产品,毫无品牌价值可言。其次,对产品缺乏标准意识,在美国每年因消费电气产品事件引发的死亡、伤害和财产损失高达7000亿美元。天祥集团商用及电子电气业务亚太区总裁介绍,我国由于涉及安全问题被列入黑名单的产品要么被责令召回,要么被迫撤出市场,不仅生产企业要承担相当大的经济损失,“中国制造”的声誉也受到负面影响。所以随着各国标准的日益完善和严格,国际标准已经成为产品出口的关键要素,应该引起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 (四) 能效标准提高,“绿色”贸易壁垒盛行 我国电气产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安全问题。为限制和消除对环境的影响,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欧盟对《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即ROHS指令)和《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即WEEE指令)也进行了修订,此外,印度版“WEEE法规”提案20多种物质的含量上限也列入国家立法《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法规》中。此外,巴西、墨西哥、智利、泰国、菲律宾、阿联酋等国家也了多项产品的能效标准、法规或草案。不久前,美国能源部(DOE)就进口到美国的电气产品是否符合节能标准了相关的通知,以促进其对电气产品能效要求的实施,对不符合美国能源部最低能效标准的进口产品可能在边境被截留。对于中国电气产品出口而言,这些相关的环境和安全要求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些带有明显利益倾向性质的实施细则令我国的电气产品出口海外时遭到重大考验。一些产品技术落后、应对能力不足的企业开始面临经营上的困境,从而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 二、ABB公司拓展中国市场的战略举措 ABB集团公司是全球500强企业之一,集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 由两家历史超过100 年的国际性企业——瑞典的电力照明和发电机制造商阿西亚(ASEA)公司和世界上第一个输送高压交流电力的瑞士布朗勃法瑞(BBC)公司合并而成。其业务运营分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4.5万名员工。ABB在中国拥有包括研发、供应链管理、工程、制造、销售和服务等全方位的业务,有35家本土企业和遍布全国80个城市的销售与服务网络。2011年,ABB在华的销售额达51亿美元,其中85%源于本地制造。2010年,有10家ABB本土企业入选“中国电气100强”。公司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参与了中国大量的里程碑式项目,其在中国的市场战略举措值得国内企业借鉴。 电气市场论文:上海电气开拓越南市场策略分析 [摘 要]越南是上海电气从事海外市场的第一批目标战略市场之一。近几年,越南电力需求大幅上升,为保证国内供电,《越南电力第七规划》主张实行国内外企业联营,吸引国外企业参与电力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工作,这对上海电气将来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对越南电力市场以及上海电气在越南电力市场进行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困难进行分析,总结公司所使用的策略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上海电气, 越南, 策略, SWOT ,分析 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较快,电力需求也越来越旺盛。越南潜在的电力市场正吸引越来越多国际承包商的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电气集团就看出越南电力行业的发展潜景,开始进入并开拓该市场。为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上海电气不断创新改革并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越南电力市场现状 越南社会共和国位于中南半岛东岸,北与中国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总面积331,688 km2,人口8784万(2011年)。从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越南经济发展较快。2011年越南实际GDP为286.97亿美元,同比增长5.89%。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电力工业迅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越南电力供应需求都有增加的趋势。2000年全国总发电量为267亿kWh,2005年达533亿kWh,到2010年达970亿kWh,2011年增长到985亿kWh。 越南第七电力规划总图指出,到2015年实现全国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8,500MW,2020年达到75,000MW,2030年达146,800MW。至2020年对电力行业投资约达488亿美元,年均投资48.8亿美元;2021年~2030年阶段约投资750亿美元。未来10年,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越南电力供应需保持年均12%的增速。 由于电力供应缺口较大,除了电网大扩容并从向外“购电”外,加大发电站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快新建改扩建电厂的步伐成为了越南解决电力急缺问题的主要手段。越南电力市场被认为是区域内最有吸引力的电力市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的电力公司已经开始进入越南,并进行电厂的承包建设,包括提供相应的一些政府贷款等。中国的一些电力企业,包括上海电气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进入越南市场。先前越南的电力市场主要是欧美和日本公司的市场,前几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帮助下,中国一些电力公司也承接了越南广宁、海防、锦浦、汪秘、冒溪等近三十亿美元的项目。 二、上海电气开拓越南市场的SWOT分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的机器电器制造公司之一,以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具有承担设备总成套、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能力。上海电气不管在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还是营业利润都占据中国该行业的第一位置。在十二五期间,上海电气立足电力设备制造优势,拓展国内市场份额,并力争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化综合型电力装备制造企业的建设。越南是上海电气国际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市场之一。 作为一个中国电气大集团来说,上海电气在越南市场具有较多优势,但是由于集团本身各方面的限制,以及各个国内外电力公司的竞争,上海电气也受到很多压力。 1.优势:上海电气具有技术优势、制造优势、集团优势、地理优势等。跟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等国外电力企业相比,上海电气具有国土地理优势及价格优势;跟其他中国公司相比,上海电气有上海沿海大城市的地理优势。上海电气集团与许多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及国际一流电力设备企业合作建立合资公司,从这些公司引进了制造技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上海电气拥有雄厚的装备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员。 2.劣势:上海电气在该市场的最大劣势就是中国企业的普遍存在的问题:顾客对公司技术设计、设备成套、承包能力的信任度都不高。另外,由于上海电气集团的发展始终贯穿了产业聚焦战略,集中发展核心产业,其产品涉及面受到制约,影响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再说,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能面临平均成本上升的风险,企业未来发展面临挑战。 3.机遇:近年来,越南电力需求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越南处于电力紧缺时期。为保证国内供电,越南尽可能加大资金投入、加快电力建设。因缺乏自身资金,越南政府放宽外商投资比率的限制,简化了外商投资审批手续,同时把价格优势当成承包商中标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对上海电气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 4.威胁:除了国内外竞争对手所带来的压力之外,上海电气开拓越南市场最大的威胁应该是资金问题。由于越南资金短缺,项目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和成本。所以说,在越南市场能把一个项目订单拿到手已经很难,能在建设工期内完成承包项目更难。 三、上海电气开拓越南市场所采用的策略 1.推进品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到越南市场至今,上海电气首先从了解人文风俗入手,掌握适合企业当地化运作的模式,努力推广自身品牌,为独自承担大项目奠定了基础。为了能有效地推进品牌知名度,上海电气已经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努力与当地居民建立友好关系、积极加入当地中国商会、统一产品品牌、主动参与投标等等。 2.扩宽融资渠道 越南本国电力发展资金匮乏,电站项目大多使用外国贷款或国内各个商业组织贷款,如ODA贷款、世界银行贷款、俄罗斯贷款、韩国贷款、日本贷款等。因此,融资能力对企业能否承揽越南电站项目有很大的影响。上海电气通过扩展融资渠道,申请商业银行的出口信贷或与国际上有实力的企业合作融资,针对效益好的重点项目还可使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从而可以提出有竞争力的报价,所以在争取电站项目上获得有利位置。 3.以电厂工程总承包和电站设备成套为核心 越南的各电站项目前段时间都普遍聘请西方国家公司进行设计咨询,按照西方国家的产品进行设备选型,因此上海电气在EPC竞标中处于不利位置。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上海电气主张以电厂工程总承包和电站设备总成套为核心。上海电气以系统集成技术为基础,以成套公司为载体,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不断提高上海电气设备成套、工程成套能力。 4.低价策略 对于中国竞争者来说,上海电气的低成本策略虽然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但是跟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上海电气发电设备的价格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特别在越南电力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上海电气的“低成本地价格策略”是非常好的一种政策,因为价格低是越南业主选择承包商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5.联盟合作策略 上海电气集团虽然在中国被称为全国发电设备制造三大集团之一,但在设备总成套和工程总承包领域的实力与G7国家、俄罗斯和日本的一些公司相比,恐怕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竞争力,上海电气决定与国际一些工程公司进行合作,如阿尔斯通、西门子、施耐德等。 6.促进和巩固双方合作关系 让顾客或者伙伴知道公司的品牌很难,让他们了解和信任公司的能力更难。上海电气积极努力促进和巩固公司与越方的合作关系,特别是与越南本国的EVN合作,促进双方领导层互访和加强双方技术交流。 7.设立上海电气越南子公司 为了更方便地管理越南市场的业务,并进一步深入发展越南市场,2010年上海集团决定建立上海电气(越南)有限公司。作为上海电气在越南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越南)有限公司是一家本地化经营和运作的公司,主要业务有售后服务、市场营销、项目协调等,并具有投资功能。上海电气集团(越南)有限公司对上海电气集团开拓越南市场具有很大的意义。 四、对上海电气集团开拓越南电力市场的战略的一些思考及建议 通过对越南电力市场情况和上海电气在越南电力市场的SWOT分析,了解上海电气开拓越南电力市场时所采用的一些战略进行分析,本文谨对上海电气在越南市场将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1.加强集团层级管理。管理好各工程的施工进度、施工质量、提供项目领导层、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等问题的计划;给在越分公司提出总体要求和战略措施,同时对公司的财务方面进行管理。 2.提高项目管理水平。越南广宁火电站、永新火电站等总承包工程项目的工艺设计要求较高并与工程设计结合紧密,所以项目管理方式必然是以技术设计、成套设备采购及试车吊车为核心竞争立足工程总承包方式,而土建设计则成为辅助,设备的制造、施局工安装更处于从属地位。 3.加强越南分公司的职能。集团应更好地利用越南分公司特有的优点,给分公司更好地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同时加强分公司和在越南的各项目部之间的联系,让越南分公司更好地发挥双方协调作用。 4.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对越南各工程项目的员工提供优质待遇,解决好员工流动率较大的问题;对越南分公司进行员工本地化培训,建立高素质的本地市场营销队伍。 5.做好广宁二期和永新热电厂等项目的施工和技术服务支持,跟踪广宁一期项目的售后服务,为上海电气和越南电力总公司将来的合作关系打好基础。 6.加强双方互访和技术交流,解决沟通问题并加强双方了解和信任。 总之,越南电力市场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开拓并发展越南电力市场是上海电气国际化战略中的重点之一。上海电气应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对市场环境和自身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以便能发挥优势、转化劣势、克服困难并取得更好的成果。 电气市场论文:安徽美普达电气:精准定位赢得市场 家电下乡是国家惠农拉动内需的政策,这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安徽美普达电气有限公司的家电下乡活动正在江苏省、浙江省、河北省、云南省等四个省红火的展开,公司副总经理杨世先表示,四个省的销量较之下乡之前增长20%~60%以上,其中江苏省、云南省的增长高达100%。 杨世先说,美普达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定位于支持国家新农村建设,为广大农民朋友量身定制冰箱产品,产品价位适中,公司的营销策略与国家家电下乡政策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由于产品本身就是面向广大农村市场的定位,所以首先在设计上就要以农村的居住使用环境和农民消费行为为标准。美普达调查发现,农村还没有实现与城镇统一电价,加上农村电网比较脆弱,用电负荷不能太大,所以节电型产品是必须的;农村老鼠比较多,家电产品大多属于强电产品,使用电压都在220V,老鼠咬破电源线保护皮后十分危险,美普达电气为冰箱专门配置了防鼠板;农村居住环境比较安静,所受的噪音污染比城市要小,因此美普达电气对产品的降噪方面做了加强;农民文化水平一般不高,美普达电气为此配备了简单易懂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方便农民朋友的使用。以上这些个性化的处理让美普达电气深入人心。 农村交通运输条件较差,特别是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民朋友,一旦产品出现问题,最怕不能得到及时修理,如何保障售后服务工作的及时性、有效性和迅捷性也是企业需要和农民消费者沟通的要点,杨世先介绍说,美普达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服务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了完善的配套设施,公司创建了“效率+效果服务”的品牌服务网络,服务商扎根全国各地,遍布全国的22个省市1400多个市县,服务触角渗透到全国8000多个乡镇,随时可以为农民提供“贴身”的服务,这也是企业实现“美好生活,普达百姓”战略目标的坚强后盾。 除了产品服务的个性化,农民消费呈现明显的从众心理,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受意见领袖的影响,传播策略上更要讲究方式方法。杨世先认为,文化层次较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对家电有一些了解、关注新闻信息的农民一般都可能成为农村的意见领袖,在营销过程中,美普达会对农村意见领袖的使用意见进行跟踪记录,并给予他们进一步的知识培训,使得他们更加了解冰箱的结构和性能特点,加深他们对“美普达”冰箱品牌的认同感,从而达到影响更广大消费群的目的。 在媒体选择上,美普达坚持价位适中、具有超高性价比的广告媒体,对多种传播媒介也会兼而用之,墙体广告、非中心城市的电视媒体广告、电台、报纸、条幅等都是美普达的选择。无论是在产品设计、售后服务还是媒体宣传方面,都尽力地靠近农民的生活习惯。 目前,美普达电气在广大农村市场已经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有较强影响力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营销队伍人数达百余人,杨先生说接下来一方面将更进一步完善产品的售后服务体系,争取使得公司的售后服务半径保持在50公里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做好产品的宣传与推广工作,强化沟通效果,扩大产品在农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电气市场论文:施耐德电气 做精中国市场 “随着施耐德产品性能的不断优化和提升,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10%左右。今年我们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倍,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达到3亿元。”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纺机行业总经理董迎宾表示。 看重中国市场 中国是一个纺织大国,纺织工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纺织机械工业是为纺织生产提供装备的基础行业,担负着从劳动密集型转向以技术进步和集约化增长为中心内容的产业升级的重任,不但需要紧密围绕染整、织造、纺纱、化纤、设计与并发等技术领域,以产品可靠性、稳定性为突破口,全面提高纺机产品质量,同时必须以技术进步为主线,推动整个纺织工业升级换代,实现由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化。 对此,施耐德电气专门成立了纺织应用中心,该应用中心汇集了施耐德集团在纺织机械领域的市场专家和技术专家,细心聆听纺织机械制造商的需求,通过长期学习和研究,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分享相关知识,针对各种纺织机械的每个应用指标,总结并开发相应的解决方案,为相应的纺织机械制造商提供从应用指南、优化选型、系统集成到共同设计等一系列卓越的服务。董迎宾表示,“我们要做的还很多,如全面降低纺织机械的成本;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稳定性前提下,全面提高系统整体性能和先进性,增强市场竞争力:致力于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缩短新产品面市周期;为客户提供全国乃至全球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这些都是我们成功的细节,是打进并占据中国巨大市场的关键。” “相信,随着中国纺织振兴发展和转型调整,纺机市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董迎宾强调,这次参加上海纺机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继续开拓国内市场。为此,施耐德电气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精心筹备,争取把纺机最前沿的技术和产品带给客户。 细致服务是关键 多年来,施耐德电气在业内率先倡导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控制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与客户建立基于双方的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客户共同树立良好的产品和企业形象。针对纺织机械制造商在纺纱、织造、染整、化纤和无纺布等各领域的不同需求,不仅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的全范围电气产品,同时也为客户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细致周到的服务,为成功开拓中国奠定了基础。 目前,施耐德电气的主要机械设备有纺纱机械,开清棉联合机、梳棉机(普梳、精梳)、并条机以及倍捻机、转杯纺纱机等;织造机械,络筒机、整经机、浆纱机、各种织机(剑杆、喷气、喷水)、非织造布设备等;化纤机械,挤出机、纺丝机、拉伸变形机(弹力丝机)、短纤维生产设备等以及染整机械,烧毛机、练漂联合机、染色机、定形机等,其产品性能高、质量好,深受行业好评。 据了解,施耐德电气不仅涵盖了纺织系统全范围的电气产品,如全系列PLC控制器、变频器、运动控制产品、低压控制产品、人机界面和人机对话产品、各种传感器和小型自动化元器件,以及现场总线和工业机柜系统等全范围的工业控制和自动化产品,还将提供细致周到的各种技术支持;快捷准时的物流供货;先进完善的解决方案以及高效快速的售后服务等,努力做到和客户一起成长。 电气市场论文:科莱恩 为中国电子电气市场提供性能卓越可靠的造粒解决方案 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制造商科莱恩将通过投资进一步提高工程塑料(EP)和高温树脂(HTR)的本地生a能力,以解决中国电子电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除了扩建现有的上海生产能力,科莱恩还将运用美国、新加坡和德国等全球生产基地积累的大量生产知识和经验,确保中国基地的产品在安全性和性能方面达到全球优秀标准。 科莱恩在全球范围内的客户将很快能够获得本地生产的先进材料,这将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及交付时间,也将帮助客户降低缺货风险。 由于汽车和小型消费类电子电气市场中的新产品越来越丰富,工程塑料的用量正在以每年7%-8%的速率增长,远高于塑料行业的整体增长率。同时,中国政府的“十三・五”规划重视先进材料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也有望促使中国市场对EP和HTR的需求激增。 在EP和HTR的小批次造粒生产线供应紧张、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科莱恩利用其在工程及高温材料方面的国际经验和知识升级了中国两个工厂的生产能力。2016年至今,科莱恩已斥资逾750万瑞士法郎用于设备升级和厂房扩建,旨在提升科莱恩上海、新加坡和美国工厂的生产能力。 电气市场论文:基于就业市场导向的中职院校电气专业教学 摘 要:在中职院校的教学过程中,电气专业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主要是以计算机以及机械两种技术为主,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因此加强对电气专业的自动化发展是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个主要趋势,中职院校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电气专业的改革,以便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对于这方面人才的需要,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建设。在现如今的教学改革中,主要是以就业市场为基本导向而开展的教学改革,这一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应该值得更好的推广下去。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中职院校电气专业的教学情况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今后的教学目标的实现有所帮助。 关键词:就业市场;电气自动化技术;课程改革 在近些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职院校的改革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国中职院校在整体规模以及设施的建设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时,教师的整体素质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这就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教学方式,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适应新时期的教学变化,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教学工作,保证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因为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职院校的学生应该是具有综合性能力的学生,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方式是促进学生各方面技能得到有效培养的重要条件,也是适应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希望在本文的论述下,能够为相关的教学工作带来一定的帮助。 1 电气专业教学改革的背景 电气专业的人才是时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在各个中职院校中,需要培养出能够有效应用电气控制技能,保证电气得到顺利运行的技能型人才,在校期间,他们需要考取相应的证书,表明能够在社会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电气方面的专业人才是比较稳紧缺的,因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理论知识的看重,他们没有过多的机会可以进行实践,所以在动手能力方面是一个弱势,如果步入社会,很多学生都从事的是与自己所学的电气专业毫不相关的职业,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没有对实践具有深刻正确的认识,所以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2 电气专业教学改革的基本措施 在当前的电气专业教学改革过程中,要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帮助学生尽快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加大电气专业学生的培养力度,@是教学改革的基本任务,也是贯穿教学始终的主线,在对知识以及课程体系进行构建的过程中,也应该始终贯穿这一目标,这样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满足学生今后就业的需要,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建设。 2.1 进行校本教材的研修,编写合适的校本教材 受到学生整体水平的影响,中职院校的学生在文化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在接受以及掌握知识的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应该对教学课本进行改革,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要,适当的降低教学难度,抓重点,抓主体,对学生开展实用性的教学,不断激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以及积极性,这样学生的能动性才能得到显著的提高,教学效果也能得以实现。对教材进行编写,以满足学生的需要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保证得到满意的教学效果,所以这也是在当前教学改革过程中所提倡的一种方法,中职院校应该注意这一点,保证学生的主体性能够得到发挥。 2.2 改变传统教学方法,采用一体化教学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中,忽略了对学生能动性的认知,所以学生对于就业这个概念并不熟悉,所以在校期间就会无形浪费大量的时间,等到毕业后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是因为在上学的时候,就没有对就业这个概念加以正确的认识,所以在改革以后,应该将就业贯穿在学习的始终,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尽快的找到目标与方向,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是以教师为主体的,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积极的发展学生的能动性,将他们的潜能在课堂上充分的挖掘出来,这样学生的积极性才能不断的提高,不但有助于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能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以项目教学为载体,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至关重要。一体化教学法打破了传统教学的章节次序,把知识点按照教学需要整合起来,某个项目就可以涉及整本书的内容,也可以包括某个章节的内容,以最精简的方式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在实际教学中开展以行动为导向的任务教学法,以典型工作任务为导向,采用一体化教学模式,可以从一开始就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进而提高教学效果。一体化教学方法是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教师的协助作用,选出适当项目,开发项目课程。 2.3 根据一体化模式改革课程 课程体系改革关键是用好工作任务分析,也就是要立足工作任务分析将工作任务模块转换成课程。电气专业培养目标为培养电气实用型人才,就是要使学生掌握各种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使用和操作,学会典型电气设备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各个工作任务对应核心课程: (1)电工基础理论与实践模块。(2)电机控制理论与实践模块。(3)机床理论与实践模块。(4)PLC控制理论与实践模块。(5)变频器控制理论与实践模块。(6)照明电路安装理论与实践模块。(7)单片机技术理与实践模块。 七大模块,根据每个模块的能力结构,要求学生参加“维修电工考证”技术等级的鉴定与考核,使每个学生均能持“双证”毕业。基础理论课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自学和创新创业能力。专业课可适时调整,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和快速发展的专业需求,以此增强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2.4 加强师资建设,造就“双师型”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加快建设具有合格教师资格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启动“技师培训工程”,确定定点(企事业单位)培训基地,实施专业教师定期轮训制度,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顶岗工作或实习锻炼,提高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专业教师每年必须有1个月以上时间到企业或生产服务第一线进行实践,并作为教师职称晋级的必要条件。 2.5 加强实验室、实训基地建设 实验室、实训基地的建设要有一定的先进性,应有配套齐全、能满足培训要求的教学场所,模拟、仿真或真实的培训设备要保持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要完善实践教学的基本标准和规范建设,切实加强实验、实训等实践性课程建设和教学环节,认真安排,严格考核检查,确保学生毕业能够达到专业培养目标规定的技能考核要求。 3 小结 综上所述,在新的教学改革下,对于中职院校而言是一个应该抓住的机遇,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技能型人才是今后的重点工作任务。 电气市场论文:卧龙电气收购南阳防爆:市场尚未充分挖掘价值 《动态》:最近火爆的行情似乎在重演2007年的牛市,市场资金充沛的时候,上市公司但凡有一些资本层面的动作,就能引来股价连续涨停。不过我关注到卧龙电气(600580)定增预案披露后,股价涨幅并不大,是市场不看好公司收购南阳防爆,还是市场低估了这次定增的价值?公司股价还有没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孔铭:市场这两周来很是火爆,但资金更多的集中在具有互联网概念的个股,小股票的估值已经很高,所以可能有投资者认为在这个时候谈基本面和价值分析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我还是认为卧龙电气收购南阳防爆,市场并未充分认识到公司价值的提升。 简单的说吧,南阳防爆是国内领先的专用电机供应商,与佳电股份(000922)双强鼎立,在核电电机、国防电机、节能电机领域位居行业前列,其中核电产品线资质与技术积累丰富,横跨三代和二代加系列,市场是否已经充分认识到南阳防爆在核电和国防领域的实力以及其未来成长性?实际上这次收购作价也明显低于可比的佳电股份目前估值水平。 从估值的角度,我认为卧龙电气还有上行的空间。当然了,现在收购和定增都还没有最终完成,所以可能股价表现的时机还没到,不过可以持续的保持关注,以及抓住逢低吸纳的机会。 《动态》:听你说南阳防爆在核电和国防领域的实力,这倒是吊起了我的胃口,军工概念可是个持续的热点啊!能否进一步讲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孔铭:南阳防爆就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是中国最大的防爆电机科研生产基地、还是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防爆电机分会理事长单位。这么说吧,南阳防爆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国防与核电电机生产商,2010年10月公司初步通过总装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核电电机具备K1、K3类资质,产品包括:CPR1000二代加核电站用JPP消防泵、RCV上冲泵、SEC厂用水泵、RRI冷却水泵,ASG电动辅助给水泵等泵组配套电机;AP1000三代核电站用低加疏水泵配套电机(用于海阳核电站)。 如果你仔细去看公司的组织架构,其中单设“国防核电部”,这就可以明显看出它的不同之处来。 《动态》:卧龙电气本身的技术实力就不弱,这次收购南阳防爆,除了切入更多领域外,技术层面是不是也可以获得大的提升? 孔铭:我在最开始就说南阳防爆的资产质量好,其实主要也是看重公司的技术实力。南阳防爆现有5个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布于南阳、上海、郴州三地,年生产能力1000万千瓦,功率范围为0.12千瓦~100,000千瓦,销售网络遍布国内外,与美国GE能源集团和油气集团、德兰塞兰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授予AAA最高信用等级。 南防集团还先后参与1项国际标准、12项国家标准和39项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获得国家专利104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并与中科院、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所以这次收购,从技术层面看是“意在长远”,卧龙电气势必在技术上获得大的提升。 《动态》:除了技术外,卧龙电气还能从收购南阳防爆获得别的好处吗,比如市场和销售方面? 孔铭:这个问题问的好,实际上技术和市场应该结合起来看。 南阳防爆优势在于国内渠道+中低端防爆电机技术,卧龙电气此前收购的ATB优势在于国际渠道+中高端防爆电机技术,两者可以实现技术与市场的完美结合。 南阳防爆的下游应用领域与卧龙海外的ATB高端电机较为相似,卧龙电气就可利用南阳防爆的市场渠道嫁接ATB同类领先高端产品到国内市场,在短时间内打通国际-国内市场,提升ATB增长潜力,挖掘进口替代的金矿,我初步判断南阳的渠道未来可为ATB带来20%以上的增量订单。另外,南阳的低成本、高性价比产品也可通过ATB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具体来说,国内渠道优势可以帮助ATB在国内拓展中高端电机本体和项目电机,如进展顺利无疑会大大增厚公司业绩,提升公司估值。然后,结合我国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可以采取OEM模式,借助ATB的国际渠道优势,销售南阳防爆的中低端产品,发挥规模优势。 技术层面也可实现ATB与南阳的无缝对接,把ATB高端技术引入国内,南阳可实现部分消化吸收,发挥成本优势,并开发更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 所以说,ATB与南阳将实现市场与技术的协同效应。 《动态》:这次收购60%股份的转让价格初定为17.1亿元,即100%的南阳股权估值为28.5亿元。估值上会不会偏贵了? 孔铭:我个人认为估值不算贵,我上面已经讲过,在付出这样的价格后,卧龙电气获得的技术和市场的提升是多方位的。而作为上市公司并购资产,我们也可以在同类上市公司中对比估值,佳电股份2013年毛利率为20.96%,净利率为6.34%,归母净利润为1.7亿元。 从产品结构和下游行业方面判断,南阳防暴的大项目型电机占比更高,南阳的毛利率应高于佳电股份,并且可以判断南阳防爆的净利率总体上应不低于佳电或与佳电相近,南阳防爆与佳电股份的销售体量相近,两者净利润水平应相差不远。 佳电股份目前市值高达100亿元(2015.3.25收盘),虽然是说目前市场好,有部分流动性溢价以及核电板块现阶段受到情绪追捧的原因,但对比南阳的收购估值仅为28.5亿元,怎么说都还是便宜的,所以考虑到南阳防爆在核电、国防领域的实力以及未来发展空间,本次卧龙收购南阳的估值并不高。 《动态》:我们看到卧龙电气3月11日的公告也显示,以1780万欧元收购意大利SIR股份公司89%股份事项的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成。卧龙电气通过外延扩张的方式来实现规模和实力的提升,在整合“消化”上会不会有问题?这一系列并购的逻辑是什么? 孔铭:这一系列并购让投资者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了,但卧龙电气未来的成长路径是很明晰的,公司此前提出过聚焦“一大主业、三大产业、三个技术研发支撑点”,在电机主业加速成长的同时,进一步通过外延并购实现电机电控一体化延伸,向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大型油气传动等工控领域实现快速切入,最终实现打造成为电机电控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巨头的战略目标。 电气市场论文:基于澳门市场环境下的建筑电气安装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 摘要:以澳门建筑市场环境为背景,文章简要论述了建筑电气安装工程的造价控制及管理。并介绍了澳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情况,探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优势,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内地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提供借鉴。 关键词:建筑电气安装;造价;成本管理;承揽工程 从开发商及资金来源方面进行划分,可将澳门建筑工程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私屋,另一种为公屋。私屋是由企业或个人投入资金,对住宅、商场、写字楼等项目进行开发。而公屋则由土地公物运输局、建设发展办公室以及教育暨青年局等政府部门开发、建设的工程,而公屋开发项目主要包括:山坡加固、码头、桥梁、道路、医院、学校、政府大楼、住宅等等。私屋与公屋的建筑施工管理因业主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公共房屋建筑工程、人行天桥等项目均在土地工务运输局的管辖内,承建商必须服从和遵从该局监督管理程序和监管体系。在澳门开展相应工程承包活动,需要在土地公物运输局备案,即可获得允许并能够在澳门建筑市场承建项目。 一、澳门一般工程基建制度 除了分包制度和保险制度外,还有招标投标制度和顾问公司制度。就招标投标制度来看,私人项目招标方式由三种,分别是资格预审招标、选择性招标、公开招标。有测量师单位和各地产商组织私人项目。主要的招标方式为选择性招标,为了防止发生恶性竞争,通常对最低标价的投标者为中标人的方式不推荐。而对于有公共建筑和由政府主导的项目招标时任何在工务局备案企业均可参与投标,标书评审时按照投标公司或者联营体的过往业绩和施工经验及质量、合理造价、合理工期计划以及廉洁诚信记录以18%、60%、10%和12%比例分配打分,得分最高者经公示确认后确定为最终中标者[1][文章引用标错误,请重新标注位置。]。 二、成本管理模式 1、成本管理程序化及合同管理的标准化 通过成本管理的程序化和合同的管理的标准化,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合约部的任务是招标审查文件的形成,工程部的职责是技术审查文件的形成。以劳动力市场价、设备材料、公司内部管理水平为依据,可实现投标报价,与工程项目有机结合后,对通胀预期、技术特征、工期等情况进行考虑。在市场化、时效性方面比内地定额要高[2]。 为了防止合同条款模糊、漏项等问题的出现,合同的管理应标准化,来避免出现索赔,造成成本的增加。 2、成本编码系统的应用 澳门公司由合约部按照成本编码系统,将工程结构分解。对工程项目成本编号的结算、使用、调整、设立进行控制,而相关的费用根据成本编号由财务部收取[3]。投标组将利润、间接费以及直接成本等按照成本编码系统进行分类核算。中标项目可转换为会计控制成本。目标成本即成本编码系统下的合同金额,而预算成本则在成本编码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成本的控制。该成本编码系统的特点如下:能够将不同层次的报表产生出来,并明确责任和项目施工管理目标,给相关项目执行部门分发,并提出决策者分析判断。 3、成本管理最低化 合理、科学地对各项供应、安装等分包工作进行策划极其重要。专业分包商、劳务分包商、设备供应商、材料等均可在满足业主和施工技术规范要求下按照最低化成本进行选择。各类分包投标的前提是承包商的附加要求和招标文件的要求,投标单位需在澳门公司合格分包商和供应商名单中进行选择,从而将投标单位有效选出。在此基础上,还应按照公司程序管理的标准,来避免投标的公正性,保密的投标文件递入澳门合约部方可开标,投标单位的名称在各个子项目的开标表格中注明。质量管理业绩、安全、劳工稳定性、劳工素质等均是分包商所需要考虑的[4]。 4、成本管理中的量价分离 在成本编码系统的基础上对成本进行有效管理,通过项目部对量进行控制,同时,建筑电气安装公司对价进行控制,才能共同实现。成本管理中实时量价分离,可易于价格保密工作的开展,且容易对价格进行分析、控制。 5、成本管理中的工程变更 澳门公司对工程的变更十分重视,尤其在成本管理方法的变更上与主体工程相差无几。在成本编码系统中按照大类进行集中分配。澳门公司注重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日常信息的积累与合同管理,在简明综合单价、透明化工程量及价格的基础上,索赔工作也较容易进行。 三、控制工程造价 1、合同管理 承包方和业主的施工合同一旦签订,合同生效,在监理单位的监督下,双方应严格执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和权力。为避免产生纠纷而提高工程造价,在履行合同阶段需强化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涉及了合同款管理、工程变更管理、材料设备的管理。在签订合同后,预付备料支付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额进行,其款数则依照条件可产生变动,具体可参照工程进度、工程合同类型的因素。如果拖欠进度款,就会损失企业效益,也会对工程质量及进度造成影响。当监理认可后,按照合同支付一定进度款。工程变更现象在工程项目施工中经常遇到。工程量改变必然会影响施工进度。如果需要变更,监理单位应对其展开评审,并对其合理性进行验证,由监理工程师最终确认后,双方才可变更。材料设备费用在工程造价中占到70%的比例,工程造价的多少取决于材料设备费用的高低。在施工中应充分发挥监理职能作用,强化材料设备管理。在进行材料采购过程中,须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进场前还应做好设备和材料的抽验,场内严禁出现质量不达标的材料及设备,才能对工程造价进行有效控制。 2、资金流管理 项目资金运作是一门艺术,同时也孕育着风险,项目的前期合同条款谈判对项目利润影响巨大,但往往由于竞争压力或者销售人员对资金运作不熟悉,导致项目回款条件不利。工程资金预算可控制工程日常货币流动,同时也是对资金管理成绩考核标准进行评价的手段。预算可加强资金运行透明度,从管理上杜绝舞弊现象。财务的管理可实行职务分工控制,确保流通资金的安全。加强工程各个环节的资金管理,每笔支出应有会计人员的复核。除此之外,强化项目自己管理,且开源节流、加快周转、统一使用,进行集中管理。工程款第一负责人是项目经理,负责项目资金的合理使用。在合同规定时间内,项目技术员必须对业主申报工程进度款及报量,并在规定时间内催促业主审定。资金收支计划由项目成本员复杂编制,预算部门对工程合同条款中存在的问题争议应及时解决,并协助工程项目办理预结算、工程的变更、申报工程进度款等工作。 四、结束语 以澳门市场环境为背景,文章简要论述了建筑电气安装工程的造价控制及管理。并介绍了澳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情况,探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优势,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澳门的市场环境下,自由分工的生产方式有助于电气安装行业有效克服劳动力不足和工程量不稳定等问题。在建筑电气总承包商无法承担损失时,建议购买工程项目保险。建筑商通过投标获得建筑施工总承包权,管理制度是以程序化合约管理手册作为依据,按照该项目,财务部将项目账号进行独立设置,便于盈亏的核算。通过全公司管理人员对各类标号的可计量表格来实现成本的程序化管理。为内地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提供借鉴。 电气市场论文:电气专业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建设研究 一、课程体系结构 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应该在掌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所必需的基础学科理论与电气工程领域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掌握与经济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经济技术指标体系及发电、供电、基建计划的编制方法和管理程序,熟悉电力现状和发展规划,掌握电力市场、电力企业、电力工程项目管理等知识。学生具有扎实的电力理论基础,能够应用系统的思想、经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解决电力技术与经济实际问题。在设置电力营销与管理专业方向课程时,充分考虑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以及专业课程模块、电力市场营销与管理方向的课程模块的特点,并注意它们之间的融汇与贯通。其中,理论部分是实践教学的基础,而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都是围绕三峡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现有的人才培养计划展开,是对其的有效补充。 1.理论课程体系 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原有的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基础上,主要增设了以下专业方向模块主干课程:电力系统经济学基础、电力市场、电力市场营销、电力企业管理。下面分别给出了这四门理论课程的教学目的与教学任务。 (1)电力系统经济学基础。主要侧重于让学生了解各种能源转换成电力并在其传输、分配和利用过程中与之相关联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与国民经济有关部门之间发生的经济联系。掌握电力经济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具体技术、系统研究中广泛应用的计算方法和经济学知识。 (2)电力市场。系统地介绍电力市场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使学生了解电力工业和电力市场的整体框架及其市场结构,掌握电力市场运营所需要理解的电力市场的各个细分市场、功能运行及其方式,从而为了解电力工业的管理体制和基本的市场运行规律打下基础。 (3)电力市场营销。该课程立足全面、系统地阐述电力市场营销的理论基础与理论体系,主要介绍现代电力营销理论、策略、方法和技巧,让学生树立电力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效益观念,了解电力市场营销研究、开发、策划和管理及国际电力市场营销与网络营销等相关内容。 (4)电力企业管理。让学生了解电力企业的一般概况和管理的产生与发展;了解电力企业的性质、电力企业管理组织与管理制度、电力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及素质和电力企业管理的方法、艺术以及电力企业文化,为进入社会参加实际的经济活动及电力企业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企业管理的素质和能力。考虑到电力系统本身是一个包括使用各种能源的发电站、各电压等级的输电线和各种电压用户的复合体,同时还涉及到系统经济、安全地运行以及日益受到关注的电力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等问题,是包括经济、技术和社会为一体的庞大系统,需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系统工程的方法解决好有关的技术与经济问题。因此,为加强学生经济优化的思想和系统管理的理念,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电力系统运行与管理中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推荐系统工程、决策支持系统、电力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电力工程概预算、管理信息系统等选修课程。 2.实践教学课程 现代电力工程应用型人才应具有工程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在实践课程的设置方面注重学生工程意识的培养,并将这种工程意识的培养体现在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之中。图3给出了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方向模块实践课程体系结构。课程设计包括:发电厂经济运行课程设计、电力营销课程设计。课程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增强学生对该方向各门专业基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综合实验包括:电力经济综合实验、电力市场仿真实验、电力市场信息化案例分析实验。通过综合实验的训练让学生了解专业的知识体系及其每个知识点的工程背景、解决了什么样的工程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等,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有专业知识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 1.专业教材建设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教材的质量直接体现着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影响本科教学的质量。为适应新时期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素质人才的需要,该专业方向模块课程的教材采用选购国内外先进教材与自行编写特色教材的组合方式。根据课程体系结构,通过对比相关教材,目前每门理论课程的教材指定一本国内外的先进教材作为讲课教材。另外,根据相关理论的研究热点与研究进展,提供5~7本相关教材作为参考教材。理论课程教材与参考教材的选择要求体现现有专业课程与增设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课程知识点的内在联系。教材内容要求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力求反映本专业的前沿发展。与此同时,该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主要面向我国电力工业。实践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电气工程专门人才。实践教材应该体现“设计型、综合型、培训型”的鲜明行业特色,所以,实践教材采用自编教材,编写过程中教材要求突出专业学科特点,注重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2.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建设的关键是师资队伍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是专业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专业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师资队伍建设的任务主要在于教师队伍结构优化和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方向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形成了教学经验丰富、思想活跃、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对教学工作高度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爱岗敬业、团结拼搏、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团队。现有教授2名,副教授2名,讲师3名。为了进一步了解行业特点,掌握行业需求,教师们积极与电力行业各企业、研究院所进行交流沟通,到电力部门进行挂职锻炼,深入供电局客户服务中心,建立了宜昌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产学研”基地。教学团队还承担了诸如电力系统负荷预测、区域电力系统无功补偿规划等多项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项目,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区域客户直供电进行试点。同时,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过程中紧密结合科研课题讲授相关理论知识,使得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与科学研究能力相长,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综合素质。当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学缘结构,稳定骨干教师队伍,造就拔尖人才,培养若干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形成和聚集一批在国际、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术创新团队,建成一支整体水平较高、充满活力的适应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的师资队伍。 三、总结 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方向的设置是三峡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适应电力行业需求开设的新方向。已有该专业方向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各地级市的客户服务中心、市场部等相关部门,单位对其工作表现反映良好。本文在分析了三峡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现有人才培养方案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该专业增设电力市场与电力营销专业方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了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理论课程体系结构、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以及专业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 作者:游文霞刘会家廖道争单位:三峡大学电气与新能源学院 电气市场论文:建筑电气产品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大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建筑、能源、材料等两百多个大行业发展,对于建筑电气产品行业而言同样如此。建筑电气产品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无疑给建筑电气产品生产厂家和销售商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必然,哪里有市场存在,竞争也相应的出现。本文结合笔者多年从事建筑电气产品销售经验,根据市场营销相关理论,对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的营销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和渠道策略四个方面,制定了湖南大壹集团的市场营销策略。 关键词:建筑电气;营销策略;竞争;市场细分 随着我国大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建筑、能源、材料等两百多个大行业发展,对于建筑电气行业同样如此。湖南大壹集团成立于1998年底,经过17年的发展,湖南大壹集团专注于湖南建筑电气产品的营销,销售商品的类型涉及家装配电、水管线管、强弱电线、开关插座、室内照明等。近两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加上,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湖南大壹集团的建筑电气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在递减,销售费用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基于此,本研究以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市场营销为研究对象,结合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在湖南的销售情况和市场规模,找出湖南大壹集团在市场营销策略方面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营销改进策略。 1研究的理论基础 1.14P理论 4P理论是基于以产品为核心的营销理念,主要由Product(产品)、Price(价格)、Place(渠道)、和Promotion(促销),四个部分组成。实践证明,4P理论自从上个世纪诞生以来,一方面,契合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热潮,另一方面,对市场营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市场营销中的经典理论。 1.2SWOT理论 SWOT分析法,亦是态势分析法,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旧金山大学韦里克教授所提出。SWOT分别代表Strength(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y(机会)、Threat(威胁)四个方面。 2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市场营销的SWOT分析 1)优势:的品牌比较多;优良的产品品质;比较成熟的薪酬体系;开始着手建立电商平台;比较成熟的企业文化。2)劣势:产品价格偏高;交货周期较长;销渠道不健全;专业销售人员匮乏;销售政策不够灵活。3)机遇:区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关于节能环保、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出台;先进自动化行业技术的应用及发展;客户购买实力的逐步增强;消费者对高端品牌认知度的逐步提高。4)威胁:行业增长率下降;产品同质化程度明显;商缺乏议价的话语权;竞争对手实力强劲;客户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强。 3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营销存在的问题分析 事物总是相对的,对湖南大壹集团而言同样如此。湖南大壹集团并不是完美的企业,在公司的每个部门以及每个销售环节上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1)产品问题: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品种类太多。面对如此多的不同品牌的产品,销售人员很难将每种产品的性能和特点熟记于心。此外,由于湖南大壹集团的建筑电气产品种类和品种数目多,也容易导致产品在格规与定位上造成重叠,进而导致库存积压以及品牌之间协调困难等问题。2)价格问题:湖南大壹集团作为型企业,缺乏定价和议价的话语权。另外,网购和跨区域销售,价格越来越透明,原有的价格体系逐步瓦解,所以,企业的利润出现大幅下滑。3)渠道问题:湖南大壹集团主要的营销渠道是集中发展经销商,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经销商都趋于保护自己利益,经销商各自经营的客户是不会让湖南大壹集团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经销商如果改旗易帜的话,湖南大壹集团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其次,湖南大壹集团对渠道的管理比较松散,管理制度和执行力方面都需要完善;然后,公司财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司产品种类和数量太多,原资金就显得捉襟见肘,也就无法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建设营销渠道。网购的兴起和物流体系的建立,原有的销售行业的批发模式完全被打破。4)促销问题:第一,湖南大壹集团市场宣传人员的时间和人手的局限性;其二,湖南大壹集团产品未能保持定期和长期的宣传;其三,湖南大壹集团促销宣传范围覆盖面太窄;其四,网络购物和物流体系的成熟,使得消费者购买渠道越来越多,产品的价格也愈来愈透明。因此,分销商也不敢大量囤货和大胆促销;最后,湖南大壹集团的产品众多,对销售人员的素质和知识都要求非常高,而实际上,湖南大壹集团急缺擅于开展促销的优秀员工。 4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市场营销策略的优化 1)产品策略:湖南大壹集团主要核心产品,需要以市场为先导,要把客户的需求放在首位。同时,在核心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上,要根据市场严格控制,避免产品格规与定位重叠,导致库存积压,以及产品品牌之间协调困难的问题。同时,湖南大壹集团可以对客户在建筑电气产品质保、指导客户如何正确使用产品、免费安装调试和24小时在线售后服务等方面。2)价格策略:湖南大壹集团根据每种产品的销售成本、成本以及合同规定的最高的市场价格,采用成本导向定价法的方式计算出每种产品的价格区间。另外,湖南大壹集团可以在客户购买建筑电气产品和配件的数量上给予折扣,即客户购买的数量越大,打的折扣越多。同时,对于长期合作的老客户,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根据购买数量总额给予相应比例的折扣。上述这些都是刺激客户的购买并发展和稳定客户长期合作的措施。3)促销策略:湖南大壹集团作为建筑电气产品销售的企业,其促销策略主要从人员推销、广告、营业推广和公共关系维护等方面进行展开。湖南大壹集团需要根据自身建筑电气产品的特性和销售目标,把人员促销、公共关系维护和广告推广等不同的促销方式,有目的、有计划的结合起来,同时,可以根据公司产品品种多的优势,把产品组合起来进行销售,比如“开关插座”类商品与“室内照明类商品”相结合,来挖掘出客户更多的需求,从而拉动公司产品的销售。4)渠道策略:目前湖南大壹集团建筑电气产品销售以经销商营销渠道为主,直销和网络营销模式在慢慢建立。渠道建设主要围绕低成本原则、有效性原则和灵活性原则。因此,研究先对直销、经销商和网络营销的特点进行梳理,充分利用直销、经销商和网络营销三种营销渠道的组合形式来提高公司产品的销售。比如直销+互联网销售的营销方式,使得营销的效率大大提升,也节省了营销的成本。 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一轮加速发展时期,加上,现状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我国建筑电气产品市场将迎来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我国政府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后,为我国建筑电气产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湖南大壹集团只有在分析调研市场和把握机遇的基础上,调整营销策略,方能赢得市场先机。 作者:刘亚夫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气市场论文:小议东方电气集团对印度市场营销探讨 一、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的总体战略定位 为更好地开展技术创新,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和占领市场竞争制高点,2007年组建的东方电气中央研究院下设系统集成研究所、新能源所等多个研究分所,开展集成、共性、前瞻性、新领域技术的开发研究。这为东方电气持续的创造发展能力提供了技术储备和研发技术支持,完善了集团的技术创新模式,使中国发电设备行业从产品设计制造向研发与设计制造一体转变。“十一五”期间,东方电气集团科技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保持3.5%左右,为企业持续的科技创新提供了保障。五年来,科技活动经费超过60亿元,2010年达到20亿。东方电气集团的经营重点放在增长较为迅速的发电设备市场领域,且需要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凭借自身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劳动力资源成本方面的优势,成为市场上的领头羊。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市场的中长期营销战略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1.是扩大海外市场和优化布局 在扩大海外市场开发覆盖上,东方电气集团积极开发市场信息资源,提高市场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加强市场宣传,积极扩大国际市场影响力,通过增设新网络,提高新信息、新市场控制能力,从而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优化市场布局上,加强市场风险防控能力,以印度市场为重点巩固传统市场,下大力气开发中东、东欧、非洲、中南美等新市场和潜力市场。东方电气将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和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通过BOT、BOO、技术出口、建立海外子公司、并购等多种方式“走出去”。 2.是优化项目和产品结构 针对优化项目结构,东方电气集团需要在稳定火电市场、努力开发高参数火电的同时,加大水电和新能源项目的市场投入,重点培育、认真操作,力求水电市场取得新成果,风电市场实现新突破。针对调整产品结构,在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产品研发的指导性和前瞻性。在做好电站工程总承包、发电设备成套出口的同时,扩大其他机电产品出口。 3.是优化流程和全员营销 东方电气集团准备建立投标及合同评审机制,将风险管理融入销售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积极研究全员营销模式,将项目执行、售后服务作为最基本的营销行为,积极予以培育和规范,促进市场开发和经营业绩持续稳定提升。 4.是强化对外沟通与协作 东方电气集团将加强与国内外同行、同类企业的沟通与协作,积极培育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形成优势互补,以联合体、业务外包等多种方式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加强与投资机构的沟通协作与合作,提升融资能力,进军带资项目领域。增强项目综合开发能力,逐步由单纯的BTG、EPC承包商逐步向项目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角色转换。 二、东方电气集团印度市场营销策略 1.产品策略是扩大核电和风电设备产能 东方电气集团结构调整取得突破,目前已经开始向印度批量出口风电设备。着眼于未来,“十二五”期间,集团着力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在国际同行中率先形成“水电、火电、核电、风电、气电、太阳能发电”多电并举的格局,着力发展高参数大容量火电、大容量水电、百万千瓦等级核电等高技术含量设备。尽管水电是东方电气集团的技术王牌,火电是集团的业务支柱,水电和火电在集团的业务板块中举足轻重,但在世界各国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背景下,提高新能源发电设备的比重,仍然是东方电气集团结构调整的重点。在推进“六电并举”的同时,东方电气集团还关注海洋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及如何提高风能潜力,探索太阳能光伏发电之外的技术,并希望在生物质能源转换方面有所作为。为适应核电站应急管理方面的需求,集团将加大核应急设备的研发投入,比如核应急处理机器人的研发等等。 2.是提升火电产品交货速度 印度是东方电气集团在国外最大的火电市场,集团力争其在印度火电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因此,需要加快火电产品交货速度,进一步增强品牌竞争力,将用户要求贯彻到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同时要以项目计划为龙头,以合同条款为准绳,增强全员合同意识,以均衡生产原则为导向,加强关键设备、关键环节控制,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确保火电及其他重点产品按期交货。此外还需加强供应链管理,特别是外委、外扩、外购及分包产品进度和质量管控。另外,东方电气集团还需要紧跟印度市场变化需求,超前研究、储备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某些方面,东方电气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比如,在印度市场,政府目前青睐700-800MW火电机型,环顾各国,唯有中国企业缺少这类机型的储备。因此,东方电气集团要像对待国内市场一样,为其主要目标市场针对性的开发、储备新机种、新产品。 3.价格策略 一是实行竞争追随定价策略和精细化报价。竞争追随定价法通常用于工程投标的交易方式。投标价格是投标厂家根据竞争对手的报价来估计确定的一个价格,而不是依据自身的成本费用或者市场需求来制定的价格。东方电气参加印度火电项目投标,目的是希望中标,所以报价一般都略低于竞争对手的报价。根据前面对印度的发电设备市场及竞争对手的分析,相对国外竞争对手及印度国内对手,目前印度发电设备的竞争除质量与技术外,主要表现为价格因素。由于东方电气参与的基本都是印度私营企业举办的电厂项目,私营企业除对技术要求高外,对价格非常敏感。因此,东方电气采取了竞争者追随定价方式,提高了工程中标率。此外,由于印度火电项目的金额大,竞争激烈,项目执行时间长,需对成本进行准确核算,对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东方电气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争取项目和有效防范风险的两不误。为了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在2009年12月,股份公司进出口分公司成立了商务技经处,目的就是要通过项目处和商务技经处在职责上的适当分离来控制和防范风险。虽然国外GE公司等早已有此类管理经验,但东方电气并没有完全照搬GE公司的做法,将市场和商务技经工作隔离,而是采取了在职责上适当分离,在工作上有机结合的方式。 三年来,公司不断强化和完善对外报价审核和评审程序,新成立的商务技经处参与了印度所有火电项目的价格核算和投标报价审查工作,统一了成本分析表,初步拟出了技术商务检查清单。为有效防范风险,东方电气通过推进标准化工作,制定标准文本,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差异;通过集体讨论,不同部门之间的交叉检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疏忽和漏洞,更多地依靠工作程序和部门力量来保证和提高工作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投标报价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二是建立工程项目反索赔机制。为防止印度业主方利用工程项目索赔机制增加东方电气集团在工程上的额外支出。东方电气建立了相应的反索赔机制,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的工程反索赔涉及到的范围很广泛,具体包括:业主违约、特殊风险引起的成本增加、工程遇突发事件造成延期、工程保险索赔等都可能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东方电气在实际工作中加强了对合同、规则章程的学习和管理,充分借鉴并利用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印度发电设备工程承包市场中,建立了包括索赔流程,索赔技巧在内的工程项目反索赔机制。 4.渠道策略 是参加国际专业展会。发电设备作为工业产品,与一般的快速消费品的小区渠道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参与国际展会不失为重要的工业设备销售渠道。通过参与国际专业展会,一方面,可以大大提升知名度,把握市场拓展机遇,同时也可以树立品牌。印度国际电力展是由印度工商会联合会(FICCI)、印度电力部联合主办的、涉及发电技术及设备、电力自动化产品、电工器材产品、输配电产品的国际性展览会,每年举行一届,2006年开始举办。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先后参加了2008年~2010年的印度国际电力展,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客户展示了东方电气集团在火电、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等各领域强大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吸引了各国同行、专业观众、媒体的目光,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二是建立统一协调的印度市场开拓主体。早在2008年末,东方电气集团就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了分公司。在项目较多的印度成立分公司专门从事售后服务,东方电气从单纯的产品走出去逐步发展到服务、技术走出去,同时投资海外建厂,研发在国内,制造在当地,这将是未来印度市场的新增长点,也是东方电气下一步的“走出去”战略。三是与印度企业建立联合投标体。由于印度的劳工政策的限制约束,不允许国外劳动力进入印度市场,这导致东方电气集团独立施工出现相当难度。印度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施工能力,可以利用联合投标体的形式解决施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东方电气集团可以与TATA集团,诚信(Reliance)集团等能源公司进行合作,他们本身具有雄厚的资金而且拥有独立的施工、技术队伍,对印度本土的电力技术比较熟悉。 5.促销策略 一是进入带资项目领域。由于部分印度业主方的资金有限,而这部分项目对东方电气集团印度市场的开发具有象征性意义,因此,东方电气集团仍然部分进入带资项目这一领域,为印度需求方提供项目设备进口以获得金融支持。通过为印度需求方面提供出口信用担保,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的支持,确保印度业主方获得设备。但由于带资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是否承接带资项目,也需要综合考虑业主方面的信用和未来的偿还能力。二是参与印度公益事业。东方电气(印度)公司以集团公司“社会、企业、员工和谐统一”核心价值观及“人和”企业精神为指导,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为中心业务营造了和谐外部环境。 三、印度工程项目 当工程正处于建设中时,通过用工、采购当地化为当地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方电气印度公司还积极参与捐助学校、孤儿院、市政设施等公益活动,尊重地方信仰和习俗,树立了良好的中国企业形象。 作者:付宗平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股票投资论文:层次分析法股票投资论文 1.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法 股票的投资价值是指某种股票对于特定投资者有一定的价值,是投资者根据自己的投资需求所评估的某种股票的投资价值。投资价值是某种股票对于个人的价值,反映的是投资者与其所投资的股票之间的主观关系,它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市场价值。目前对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方法很多,本文主要讨论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的分析过程跟人们面对现实决策问题时思维过程是大致上市相同的。在对一个问题进行分析与决策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与分析对象有关的各种因素,建立起各因素之间有联系的层次阶梯系统结构,这种结构能够帮助决策者把分析问题简单化,清楚地反映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人们作出正确的抉择。层次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递阶层次结构的建立 根据层次分析结构中的不同层次对股票投资价值评价确立了如下的层次分析模型。其中A为股票的投资价值;B1,B2,B3分别表示股票的收益性,成长性,风险性;C11,C12,C13,C14,C15分别表示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现金流,每股公积金;C21,C22,C23分别表示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C31,C32,C33分别表示市盈率,未分配利润,股东收益比率。 (2)构造比较 判别矩阵以上一个层次中某一个因素作为比较准则时,可以用一个比较标度表示对下个层次中第i元素与第j元素的相对重要程度的认识。由此得到的矩阵A=(aij)叫作比较判别矩阵。 (3)计算各级权重与一致性检验 计算出各因素相应的权重wi和随机一致性比率CR,经过一致性检验,当各层指标的CR值全部都小于0.1时,说明各层结构具有一致性。 2.实证分析 本文随机抽取四家上市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截止至2014年3月31日)有关的财务数据,并对其投资价值进行评估与排序,为提高其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假设不同股票所处的外在环境是相同的。保利地产、华业地产两者的投资价值要比中江地产、大龙地产的投资价值高。其中,华业地产的投资价值涨幅要明显大于保利地产,但是,保利地产的整体价值涨幅趋势更加平稳,拥有比较小的投资风险,较大的成长潜力,故收益稳定。因此,保利地产的价值最大,华业地产的价值位于第二位,大龙地产的股票涨幅较稳定,风险较小,但收益率低,故其投资价值位于第三位,中江地产的股票投资价值最低。另外,由于股票投资价值是由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的,各个指标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指标体系,所以选择的指标对于评价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能力,选取的指标要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企业管理效率、控制投资风险的能力、公司发展前景等方面。因此,我们按照选择指标的基本原则选择股价、负债比率、股利支付率为投入指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主营业务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为产出指标股票代码为600766、600816、601001、600876、000829、000966、603288的公司达到DEA有效水平,说明当输入输出处于最优的状态之下,股票公司的输入已不能全面等比压缩,且没有超量输入和亏量输出,这些股票的投资价值较高。 作者:常啸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股票投资论文:在校大学生股票投资论文 1在校大学生投资股票之利 1.1培养各种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提升其对资金的判断和使用能力,以及投资理财的能力。股神巴菲特说过,一生能积累多少财富,不是决定于你能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如何进行投资理财,钱找人胜过人找钱,要懂得钱为你工作而非你为钱工作。由此可见,投资理财的能力十分重要,而进行股票投资正是锻炼在校大学生这一能力的最佳选择之一。 1.2培养纪律性、执行力和应变的能力 股票投资不是随意而为,而是依“计”而行,这个“计”便是投资操作策略。投资策略一旦制定,在环境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应严格按投资策略执行,不能因个人的“好恶”、“恐惧”、“贪婪”而随意改变操作策略,做到“该出手时才出手”。但是,股票投资又是依“势”而为,这个“势”一方面指股票具体运行的趋势,另一方面指股票投资操作策略的环境,一旦这个“势”发生了变化,具体的操作策略也就相应变化。通过在股票投资中依“计”而行和顺“势”而为的训练,从而培养在校大学生的纪律性、执行力和应变能力。 1.3进行挫折教育 股票投资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亏损现象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投资者能及时总结经验,正确面对盈亏,保持平和的心态,这其中就包含了挫折教育。总之,投资股票对知识、能力、技能还是经验和心理的要求均是全方位的、高标准的,那么在校大学生投资股票得到的锻炼和促进也是全方位的,不仅能使在校大学生在“学中做”,更能促使在校大学生在“做中学”,做到“学”“、做”兼顾,相得益彰。 2在校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之弊 2.1有可能本末倒置或舍本 逐末在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专业知识和与其相关的知识,学习专业技能,锻炼各方面的能力,学习做人和做事。这种学习是全方位的,也应该是高标准的,在校大学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也应该放在这些方面,而投资股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是一种业余爱好和学习。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股票投资上,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也研究股票和进行股票投资操作,那就是本末倒置。 2.2有可能影响生活 大学生投资股票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单一,余钱较少,部分同学甚至还是用生活费进行投资,因而抗风险能力不够强;加之自己的专业知识有限、经验欠缺,分析筛选股票以及操作的技术有可能不够成熟,因而发生亏损的可能性较大。一旦亏损,就有可能对学生的生活造成影响。 2.3有可能使个别在校大学生形成拜金主义 大学生在校期间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及相关知识、培养自己各种能力的阶段,同样也是思想意识逐步成熟的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只想着进行股票投机,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盲目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服从于金钱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而“以义为先”的我国传统美德就可能在其意识和行为上消失,从而形成拜金主义的思想意识等等。 3解决问题的办法 (1)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学习股票投资的理论知识、技能及相关知识,如股票投资的趋势理论、K线和均线知识、主要技术指标知识、股票筛选、分析、买卖知识和技能等,以及学习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学习宏观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操作和简单编程知识、财务报表的分析方法等,储备投资股票的知识与技能。 (2)可以在校内成立投资协会,爱好股票投资的同学一起交流学习,并与校外证券公司长期合作,邀请投资理财专家定期到校园举办讲座,带来股票最新资讯,教同学们该如何分析、筛选、买卖股票等。 (3)在平时,大学生可以用股票交易软件进行股票的筛选分析并进行模拟买卖,这样不仅能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还能学习股票投资的知识和技能,又尽可能地不影响课堂学习。 (4)成立兴趣小组,集资实战。成立兴趣小组,各自进行小部分出资,制定出投资管理协议,并按协议进行分工合作、制定投资计划、操作策略、分摊盈亏、交流和总结等等。这样,每一个人出资少,即使投资失败,也不至于严重影响生活;大家分工合作,每个人花的时间也少一些;同时,不仅可以锻炼协作精神,培养投资管理意识,最重要的是能学习和提高实战技能。 (5)利用暑假或者寒假进行投资操作,此时在校大学生不仅有充足的时间去分析大盘,研究股票,买卖股票,还能得到父母的资金支持,同时也不用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此外,除了学校引导和培养在校大学生的股票投资理念、方法外,家长和社会也应该关心和引导在校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股票投资理念,要让在校大学生明白:在校投资股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学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和提高心理素质;投资股票不是简单的投机,而是投资;追求利益是分阶段的,大学生不应该把追求金钱放在首要位置,以学习为主,避免部分大学生形成拜金主义等等。 4结束语 在校大学生进行股票投资有利有弊,社会、学校、家长、学生本人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正确引导大学生股票投资的行为,进行投票投资的大学生本人也应在时间、资金、学习、投资等方面综合规划、合理安排。 作者:白一宏单位:兰州商学院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者道德建构研究 有效的道德教育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会带入成年期,让青少年在学校期间就正确认识职业道德,对其走向工作岗位后进行的道德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学校只注重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教育,却忽略了对道德的培养,从而使得一些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后,认为道德是一个附加条件,和工作无关紧要,在利益至上的情况下,道德被认为是排在最后的选择。在大学里,现有的金融、财务管理、会计学等相关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应该将道德理念融入教学,使学生树立诚信、理性、公平等道德投资观念。对于非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他们中虽然很少有人会成为专业的投资者,但他们是股票市场最广泛的参与者,他们的道德教育也必须引起重视,大学的道德类公共课讲授中应该加入经济、金融道德教育,因为这些和他们日后的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大学里应该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弘扬道德风尚,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品质。投资者中还有一些人是普通的群众,在他们进入股市之前和之中,证券公司应该组织相关的道德培训教育,将道德与利益关系表述清楚,告知投资行为本身可能产生的社会性后果等。并且,证券公司还应该对公众的金融常识进行教育,组织相应的金融知识培训,帮助这些投资者了解基本常识,股票的类型,证券的价格指数,收益与风险等。因为“公众金融素质是普通投资者理性地参与金融活动和提高自己道德行为能力的基础”[8]。 道德激励体制 道德品质的培养还需要企业以及社会的道德激励,“在一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如果缺少必要的道德惩治与道德褒奖,道德就会显得苍白无力”[9]。道德固然是高尚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回报的产生,回报给予了道德继续发展和扩展的空间。尤其是在金融企业,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直接参与股票市场运作的公司里,对员工道德品质的培养,都需要一定的道德激励手段。如无道德违规记录的个人可以在企业中优先得到提拔,道德行为与工资和绩效挂钩,增加道德优良奖金制度。证监会也需要对所有参与股市的公民进行道德激励,如建立有效的道德档案,个人的道德信誉直接影响其在股市的资金投入金额与交易次数限制。道德档案同时也与公民的社会档案进行接轨,在社会中享有的福利政策都要受到道德记录的影响。而社会也要对机构和公司做出激励措施,如整体道德形象塑造成功,公司负责人和员工将直接受益。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体制,会对个人和机构道德品质的培养产生质的作用。 良好的道德环境 道德环境主要是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背景。社会总体道德环境对于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有着暗中约束的作用,道德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道德失范行为是否会发生。道德环境的恶化是造成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频频出现违背道德行为的社会根源。故而从家庭到学校,企业,社会团体组织,政府等,都需要对社会人的道德品质的构建发挥自己的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譬如,金融企业可以对自己公司的企业文化环境进行改进,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和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员工在有道德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下,必然会自觉的遵守职业道德。而政府在这一环节的作用尤其重要,良好的政策导向,和积极的社会道德环境建设都是必要的。政府应加大道德环境建设,激发群众的道德情感,让道德意志得以升华。宣传道德典型事例和道德模范人物,让群众对社会道德感产生认同,继而学习道德模范的优良道德品质。 本文作者:杨晨宇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思想发展及创新 菲利普﹒费雪在《怎样选择成长股》中指出,投资者需要重点考察和分析企业的特质。所谓企业的特质,是指公司能以高于一般企业水准的能力使销售与利润每年呈递增趋势。他并不十分强调销售每年持续增长,但他注意公司在数年内的整体表现,并以此判断其优劣。鉴于商业周期的循环会影响企业的销售额与利润,费雪以十年为周期,找出那些在十年间成长高于平均水准的公司。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费雪十分看重经营管理者,尤其是高管的行为准则。他认为,一个能获取高于平均水准之上的公司,必须拥有经营能力高于平均水准的高管。这些高管不但对企业有着强烈的责任心,而且绝对正直和诚实。一个获得成功的企业,高管与全体员工之间有着融洽的工作关系,员工能够真正感到公司良好的工作环境。对于一个成功的高管而言,其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阶层具备团体敬业精神、拥有一个智囊团以及他灵活有效的指挥,都是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体现。在投资组合和投资期限方面,费雪主张,为了减轻分析公司特质所带来的巨大工作量,投资组合应该少于10个公司。从费雪自己的投资操作上看,经常是3~4个公司即占去了他股票投资的75%。另外他认为,短期投资是投资者常犯的错误之一。投资一家杰出企业的股票并长期持有它,能使投资者赚大钱。 股票价值投资思想的发展:沃伦﹒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思想 巴菲特作为格雷厄姆最出色的学生,在投资领域有着难以企及的业绩。从1964年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至今,年复合投资收益率超过20%。骄人的投资收益与投资思想的指导密不可分。(1)本杰明﹒格雷厄姆与菲利普﹒费雪投资思想的融合在早期的投资活动中,巴菲特对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推崇之至。后来,他逐渐意识到购买廉价股票的策略并不奏效,因此越来越重视公司本身的质量。不好的公司有着再好的安全边际,也不值得投资。巴菲特坦承自己的投资理念,85%来自格雷厄姆,15%来自费雪。于是,巴菲特将二者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投资思想,其核心是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买入成长性较高的公司股票,目标是找寻同时具备较高安全边际和持续增长潜力的股票。可以说,巴菲特将价值、成长和安全边际予以结合。在对公司具体的研究上,一方面重视公开资料的搜集和研读,另外也需要亲赴公司和市场销售环节进行实地调研,拜访与公司相关的各类人员,以此挖掘出公司的内在价值。(2)将投资者引入公司的投资思想巴菲特继承了格雷厄姆“像所有者一样思考”的基本投资思想,并且更进一步,他认为投资者不仅要有股东的思维,还要有股东的行动,应该选择那些治理良好的公司进行投资。巴菲特认为最好的公司是其经理在进行决策时将自己立于所有者的地位去思考。巴菲特非常重视管理阶层的品质,凡是收购的公司,都必须有值得赞赏和信赖的管理人员。(3)集中投资与永久投资思想巴菲特坚持格雷厄姆提出的市场参与者有时是愚蠢的这一信条,认为股票市场经常会低估或高估股票的价值,因此不应过于关注股票市场的行情报价。但与格雷厄姆期提到的股票市场恢复到合理价位就脱手的想法不同,巴菲特强调绝对的长期投资,甚至到了永久性投资的地步。他说:“我们不会因为股票上涨而抛出股票,或是因为已经持有了很长时间就抛出股票,只要公司的未来产权资本收益令人满意,管理人员称职,市场没有大幅高估公司的价值,我们愿意无限期地持有任何证券。”因此,在巴菲特的投资理论框架里,坚韧的长期投资与安全边际一样同等重要,这与主张分散投资、主张持有股票3~5年的格雷厄姆的投资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股票价值投资思想的新理念:彼得﹒林奇的实用投资策略思想 彼得﹒林奇自1977年开始,在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13年时间里,年复合投资收益高达29%,该基金管理的资产也由2000万美元成长至140亿美元。退休之后,他撰写了《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战胜华尔街》、《学以致富》等投资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他所遵循的实用投资策略:不迷信繁琐的技术分析、重视股票的基本面、通过仔细研究个股的经营情况、长期持有股票以获得高额的回报。 现代金融理论对价值投资思想的冲击与革新 从理论上讲,价值投资思想主要存在三个不足:第一,没有充分考虑投资分散化的作用。无论是格雷厄姆、费雪还是巴菲特、林奇,他们对于投资组合分散的问题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第二,没有考虑风险对估值的影响。传统价值投资思想注重对公司的研究,因此普遍把风险理解为受到损害或伤害的可能性,没有考虑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第三,没有考虑信息的完全程度对市场的影响。传统价值投资思想建立在弱势有效市场或者半强势有效市场基础之上,因此假如市场是强势有效的,那么巴菲特、林奇这样的投资大师就不会长期取得高于市场的投资收益。由于格雷厄姆、费雪、巴菲特和林奇以价值投资思想为指导,在股票市场取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因此价值投资思想被市场广泛接受。但是市场上的许多投资者在认真学习这些思想和理论之后,绝大多数依旧亏损。归纳来看,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是投资者学习效果不好,因此在运用的时候容易犯错;其二是这些思想和理论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普通投资者肯定无法与投资大师相比;其三理论本身存在不足,因此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无法具备普遍性。这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是理论本身的客观反映,现代金融理论在对价值投资思想的革新上主要是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修正。1、哈里﹒马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马可维茨明确提出了通过资产组合进行分散化投资,以此在不改变投资组合预期收益的情况下降低风险的理念。在构建具体的组合投资时,应该将所有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均视为投资对象,并将投资金额合理地分配在各个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上,目标是为了获得一个最优的投资组合。投资者在构造一个最优投资组合的过程中,运用“期望收益-方差”分析法评价投资组合,确定投资组合的可行集。2、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但在马可维茨的基础上发展了投资组合理论,而且提出β系数的概念,在大幅度简化了投资组合风险测度的同时,也用于分析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β系数用于衡量单个证券或者投资组合的价格波动相对于市场组合的价格波动的敏感程度。3、尤金﹒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表述了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问题,有效市场是指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信息的市场。与该理论相关的论述可追溯到了路易斯﹒巴舍利耶的研究。4、现代金融理论在投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在有效市场条件下,投资者不可能获得超额投资报酬,并且通过运用投资组合理论,构造一个包含市场组合和无风险资产的新组合,以此规避非系统风险,获得收益和风险的最佳匹配。基于上述方法的指数投资思想在市场上大行其道,成为不少机构投资者推崇的新方法。另外,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也成为机构投资者运用的主流方法。可以看见,针对价值投资思想容易学习,但是不容易操作的特点,现代金融理论重视搜集市场上的历史价格信息、交易数据,进行完全客观的数据分析和数学计算,尽量避免主观的判断。虽然价值投资思想也提倡不要预测,而是通过客观的信息做出合理的判断,但是只要是判断,就长期存在两个问题:投资者的眼光和信息的质量。因此主观上的因素会对投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现代金融理论希望将股票投资完全客观数据化,要么通过构造市场组合获得与整体市场一样的收益,要么不断寻找市场中存在的不均衡,以此套利。 股票投资论文: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对股票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 一、会计信息披露与股民投资 会计信息有两个最主要的质量特征:即可靠性和相关性。可靠性包括会计信息的完整性、披露的充分性,可靠的和可核实的公允信息;而相关性则要在编制企业会计报表时尽可能考虑到适用于大多数用户,如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等方面的需求,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反映企业会计信息。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可能顾此失彼,同时兼顾各方面的要求,可能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从而失去充分披露的意义。 上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使广大股东、债权人或潜在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能够平等地获得必要的信息,防止少数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垄断信息而牟取暴利。2.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秩序,促进证券业务健康发展,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优化配置。3.落实公司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责任,切实保护公司所控资源的安全无损,并使之得到有效利用,为股东和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 在股票市场中,随着股票投资者的日益成熟以及股票市场的日益理性化,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股票市场的涨跌和股价的高低仍将不时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个股股价还是要取决于其内在投资价值,亦即公司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既然如此,会计信息对股票投资者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股票投资者需要通过阅读和分析公司所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变动等信息,从中获悉公司以往及本期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并进而结合公司管理水平、市场利率变动。行业发展周期、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等诸多主、客观影响因素加以考虑,从而对未来的盈利水平和风险状况做出合理预期,并据此对公司股价做出适宜的评价,从而做出最理性的股票投资决策。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而会计信息对股票投资的相关性完全依赖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及时性。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在最近几年虽然有了可喜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从而影响了投资者对股票的投资。 二、会计信息披露对股票投资的影响 1.“巧用”会计政策而影响股票投资 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井最终产生会计报表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有些会计政策有统一的会计制度,企业必须遵循;而有些则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加以选择采用。在一般情况下,会计核算原则要求企业不得随意变更会计制度和会计处理方法,即企业采用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必须一致。当企业的经营情况、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或国家有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能客观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然而事实上,是否改变或采用什么样的会计核算方法大多是根据企业自身的需要来决定的。如:改变折旧政策,降低折旧率,减少折旧基金,增加本期账面利润,同时高估资产价值。改变坏账损失的核算方法,由备抵法变为直接转销法,既可调低坏账率,虚增利润,也夸大了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的可实现价值。存贷计价方法不同,对企业财务状况、盈亏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高估期末存货、低估期初存货肯定使企业当期利润增加。正因为如此,一些上市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巧妙地利用现行会计政策的弹性和不足,采用缺乏科学性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计核算,歪曲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从而给广大的股票投资者造成巨大的危害。 2.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而影响股票投资 近几年,我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规定尽管不断完善,监管措施有所加强,但就会计信息披露充分性程度现状而言,仍不能令人满意。像常见的定期报告,在沪深两证交所的事后审核中,有不少公司因信息披露不充分被要求做出补充说明。如有些公司对子公司及关联企业的列报存在疏漏,有些公司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大事项未作说明;有些公司对利润总额主要由非主营业务利润构成三缄其口;有些公司对其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指标的重大变化未作必要的分析说明。所有这些,均说明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必将使投资者不能充分认识公司的本质,不能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做出正确的股票投资。 3.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而影响股票投资 在证券市场上,如果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及时性,则无异为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创造良机,从而使股票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职责。从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定期报告来看,上市公司披露的及时性一般都能保证,但从临时报告的披露来看,则及时性就存在很大问题。由于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往往难以准确确定一些重大事件在何时发生,因此监管的有效性不足。上市公司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决定何时披露重大事件,甚至与庄家勾结,配合任家操纵市场而择机披露,从而降低了相关会计信息及其他信息的及时性,直接影响到众多股票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另外,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来看,不少公司为了使股票得以高价发行以及在额度有限的情况下多募集资金,为了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而使股票上市交易,或者为了配股筹资能够顺利地实施,往往在招股、配股及其上市包装过程中对公司发展前景做出不切实际的展望,导致盈利预测存在人为的拔高现象,这无疑会误导股票投资者,给其投资带来严重的损害。 三、加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管理的建议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利益,保持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防止虚假会计信息披露: (一)加强法制建设,为会计信息披露充分、公允提供法律支持。2000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会计法》,第一次把会计工作质量的保障提高到法律的高度上来,这对弄虚作假者无疑是当头棒喝。但现行的法规中仍存在着一些欠缺,如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现欺诈舞弊等行为,或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出现过失,众多中、小投资者就会因信息误导而遭受损失,而根据公司法和民法的基本原理,这只能由公司来对舞弊人员进行起诉,而作为投资者的股东却没有这个权利。因此,可考虑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也建立股东代位诉讼权制,在公司因故没有追究经营管理人员责任时,由股东代位进行起诉,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以维护股东的正当权益。 (二)协调经营者与股东的目标,从根源上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经营权与所有者的分离,必然会促使股东实施对经营者的监督,但由于股东信息面及资料掌握程度的影响以及扩大监督所产生的巨额成本,都会使股东考虑在提高经营者积极性上下功夫,如提高经营者的报酬(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增加其闲暇时间,及通过对经营者试行年薪制或股票期权制等作法,减少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摩擦力,从而达到有效监督,促进会计信息的反映和披露真实可靠。 (三)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发挥外部审计作用。党的十五大把“培育和发挥市场中介组织”提到了体制改革和法律建设的高度来抓,因此,国家将大力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注册会计师队伍,来加强对会计师的监督,使社会监督机构真正发挥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中介机构对会计审计结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维护会计信息的真实合法。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 1.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投资者会将所有的投资集中在一只股票上,基于此,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于1938年提出了投资组合的概念,建立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以统计学上的均值和方差等概念来衡量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给出了投资者如何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建立自己的最优组合以最大化其投资收益,并将风险分解为系统和非系统风险,从而,指导投资者最优化其投资行为。此后,其学生威廉·夏普(M·Sharpe)、林特纳(Lintner)等为强化该理论的应用,将其注意力从马科维茨的微观研究转向整个市场,将其复杂形态简化为以市场指数为基础的单因素关系,并发现在均衡市场条件下资本资产的收益与风险遵循线性关系,即著名的以均值--方差模型为前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然而,由于CAPM所要求的前提过于严格限制了其应用,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研究在一定弱化条件下的定价理论,他们是迈耶斯(Mayers,1972)的存在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投资定价理论、罗斯(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PT)以及布里登(Breeden)资产收益率与平均消费增长率的线性关系模型(CCAPM)等等为数众多的数量化投资模型,为市场投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定决策依据。 Roberts和Osbome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长期研究后,发现市场价格遵循“随机漫步”或“随机游动”的规律,由此,以Fama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市场信息会作出合理的反应,将市场信息与股票价格相结合。进入1980年代,在探寻一般均衡定价模型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将定价理论的研究方向转向注重市场信息的考察。经过实证检验,邦德特和塞勒(BondtandTheler1985)发现股市存在投资者有时对某些消息反应过度(overreact),而杰格蒂什(Jegadeesh1990)、莱曼(Lehmann1990)等则发现了股价短期滞后反应现象,由此,杰格蒂什和迪特曼(Titman1993)认为投资者对有关公司长远发展的消息往往有过度的反应,而对只影响短期收益的消息则反应不足,关于这一点仍然存在着争论,尽管如此,信息与股价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关系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认同,并且,弗伦奇和罗尔(Roll)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股价波动幅度与可获得信息量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这些定价理论在现代经济金融学家的推动下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表明了“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缺乏有效的解释手段反映了我们科学体系的不成熟”,面对这一现实,金融学家们开始尝试利用非线性方法与混沌思想来理解股票市场行为,甚至采用具有黑盒子性质的定价核概念、半自回归方法和半非参数估计以及近年兴起的系统仿真等新方法,试图解释信息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将成为股票定价理论的新兴的令人激动的发展领域。 但是,这些模型的应用都需要较为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庞大的数据系统,而且,所需数据要求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以满足“大数定理”的要求,这些对于新兴市场和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讲,难为其用,而且,市场价格的变化往往与股票“内在价值”并不一致,因此,寻找一种既简便又能适应市场基本状况的定价方法就自然成为了我们的追求。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模型,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2.股票投资价值灰色系统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GreySystemTheory)的创立源于20世纪80年代。邓聚龙教授在1981年上海中-美控制系统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含未知数系统的控制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灰色系统”一词。1982年,邓聚龙发表了“参数不完全系统的最小信息正定”、“灰色系统的控制问题”等系列论文,奠定了灰色系统理论的基础。他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系统与控制通信》杂志主编布罗克特(Brockett)给予灰色系统理论高度评价,因而,众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行列,积极探索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事实上,灰色系统的概念是由英国科学家艾什比(W·R·Ashby)所提出的“黑箱”(BlackBox)概念发展演进而来,是自动控制和运筹学相结合的产物。艾什比利用黑箱来描述那些内部结构、特性、参数全部未知而只能从对象外部和对象运动的困果关系及输出输入关系来研究的一类事物。邓聚龙系统理论则主张从事物内部,从系统内部结构及参数去研究系统,以消除“黑箱”理论从外部研究事物而使已知信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因而,被认为是比“黑箱”理论更为准确的系统研究方法。所谓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而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灰色系统理论所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对信息不完备的系统,通过已知信息来研究和预测未知领域从而达到了解整个系统的目的。灰色系统理论与概率论、模糊数学一起并称为研究不确定性系统的三种常用方法,具有能够利用“少数据”建模寻求现实规律的良好特性,克服了数据不足或系统周期短的矛盾。 目前,灰色系统理论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不仅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经济管理、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领域,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农业系统,如在水利、气象、生物防治、农机决策、农业规划、农业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灰色系统理论在管理学、决策学、战略学、预测学、未来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展示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灰色系统是否能够在股票市场价格走势方面发挥作用呢?以及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 勿容质疑,股票价格的“内在价值”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股票价格提供了重要途径,然而,其运用受相关专门知识的约束,同时,也受人们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否合理与准确的影响,那么,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纠正,必然需要一定的学习过程,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学习成本”。如果将市场有效性与信息定价机制相结合,将对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关系上,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其内在价值的信息,而且反映了市场交易者的“噪声”(Black,1986),因而,股票价格的偏离不会总回到其“内在价值”。这样,我们根据这些所知信息还是难以预测或把握市场价格走势,从而经常出现投资者对信息的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现象。 我国股票市场有“政策市”、“消息市”之称,应该说这是效率市场的应有状况,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股市的股票价格对其反应“内在价值”的信息未能作出充分的反应,因而,认为我国股市的这种反应机制是跛足的(包建祥,1999),“有关股票市场的政策法规报道”是对投资者最有价值的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也最大(茆诗松,1997。),而且存在着对信息的反应过度及反应不足(魏刚,1998;张人骥,1998。),呼吁建立完善的信息定价机制。应该说,我国股票市场经过近年的发展,市场的信息定价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市场对信息的敏感性有了实质的提高,对影响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不论是系统信息还是非系统信息,股票价格均有相应的反应,因而,为通过市场价格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反应判断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势,提供了可能。 由于股票价格应该反应与其相关的市场信息,那么,信息在价格中的输入和传递就有其相应的轨迹和强度,这种轨迹和强度取决于该股票的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机制和灵敏性,而对于不同的股票,价格反应信息的机制和灵敏性有着相当的不同,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以及这种轨迹和强度大小是什么,难以准确把握,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股票“内在价值”,在新兴市场中,这种状况尤甚。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兴市场中,作为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他们难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更像是通常的“投机者”,即以市场交易差价获取利益,并不是以获取公司分红或股利为目的,因而,对这些投资者来讲,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是多少似乎显得那么重要了,他们最为关心的应该是股票市场价格的近期走势如何,以判断价差的大小,从而决定该股票是否值得买卖,因此,交易过程中并不需要知道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由此可知,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的趋势判断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由于股票价格是相关信息的综合反应,所有的相关信息的传导机制和灵敏度都得到了相应的反应。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传导的方式和灵敏度是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适当方法通过信息在价格中的历史反应来判断价格的未来行动方向或状态,从而寻求信息在股票市场价格中的反应机制,这是因为历史行为反应至少部分反应了价格行为固有规律,并反应了价格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决定了价格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认为,灰色系统理论的建立为测定和反应这种传导机制和灵敏度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我们知道,灰色系统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来寻求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因为,客观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尽管纷繁复杂,但其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规律,是系统整体各功能间的协调统一,因此,如何通过散乱的数据系列去寻找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就显得特别重要。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灰色序列都能通过某种生成弱化其随机性而呈现本来的规律,也就是通过灰色数据序列建立系统反应模型,并通过该模型预测系统的可能变化状态。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微分方程能较准确地反应事件的客观规律,即对于时间为t的状态变量,通过方程就能够基本反映事件的变化规律,那么,假定某股票价格的状态初始序列为,通过灰色一阶累加生成序列和弱化关系式(k=1,2,…,n),我们就可以得到该股票价格的时间状态的灰色微分方程为,系数a就是股票价格对信息的敏感性,是股票价格状态对信息反应系统变化内在规律的指标,在灰色系统里被称为“系统发展系数”,而(k=1,2,…)就是该股票在未来k+1时间的市场价格。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要把握市场价格走势和发展方向,并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信息或多少信息影响其价格的变化以及如何影响,诸如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市场参与人数的增减等等因素分别对价格影响及其方式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新信息的加入会使原有的趋势得以改变,新信息的不断加入是市场价格不断变化的驱动力,而新信息的影响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消化在市场价格中逐步体现,这就是通常意义的历史信息的记忆功能,这种记忆能力对于市场价格走势的驱动力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通过判断这种驱动力(系统发展系数)的发展变化来预测未来价格走势正是灰系统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3.灰色系统模型的应用实例 3.1时间转折预测 这里,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日收盘指数为标准,以2000年1月10日1545.11点为起点,如果局部低点和高点之间相差200个点以上,认为市场指数出现了一次转折,将低点-高点的变化看作一个阶段,因而,我们选择各阶段的局部最高点和最低点,并选择相临的指数相差200点以上的点,计算其距离起点的月份数,以构造指数走势的量化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指数转折点的时间方程为:,其中k=1,2,…。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对指数转折情况进行预测,计算结果和模拟误差状况见表2,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转折时间点预测的残差平方和0.54,模型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2.6%,小误差概率几近为1,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7.4%,预测精度为二级,说明该方法基本可用于市场综合走势转折时间的初步预测。由此转折预测方程,我们可得到后一阶段的5个预测值为:19.4、23.3、27.9、33.6和40.3。第一个预测值19.3表明下一转折点在从2000年1月起的第19个月左右,即约在2001年7月会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再经过约4个月的调整后将又会有一次较大的转折,即预计在2001年11月份可有一次200点以上的变化。 表1时间序列表 3.2上海综合指数的预测 2001年来,上海综合指数收盘指数从1月2日的2103点降至10月22日的1520点,跌幅近30%,如以当年最高点2245点计,跌幅更深,因此,我们应用灰色系统模型对股票指数变化状况进行预测,以期能更好地开展投资决策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建立上海综合指数走势预测模型,为此,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周收盘数为基础,以2001年8月10日周收盘价1955.04点为数据系列的起点,得到指数走势的预测方程:,其中,k=1,2,…。根据这个模型对指数的预测,结果和误差状况见表3,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序列模拟的残差平方和为1259.90,模拟的平均相对误差为0.79%,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9.21%,最大预测误差为1.20%,小误差概率近似为1。从模型本身来看,应该说对上证综合指数的预测精度基本能达到要求。 3.3新陈代谢模型与事后检验 事后检验是根据模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进行比较而得到的,根据该指数走势预测模型,我们可以得到未来4周的收盘指数分别为1768.66、1741.12、1714.00和1687.31,总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值1807.02、1764.87、1691.33和1572.45,实际误差分别为2.12%、1.34%、-1.34%和-7.30%,表明有较为理想的预测效果。但实际结果也表明,利用某一数据系列对走势或时间转折进行长期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信息的作用没有得到体现,历史信息影响程度的有限性,即价格对信息的记忆与预见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信息对系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误差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采用新陈代谢GM模型对2001年8月17日开始的上证综合指数趋势进行模拟,即利用最新的数据替换最旧的数据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新信息对市场走势的影响,计算的结果列于表4,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的最小预测误差为-0.03%,最大预测误差是7.73%。在趋势判断上,预测趋势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较为一致的变化。从其模拟散点图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极为吻合的效果。 4.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灰色投资价值模型的预测是短期的,一般地讲,对3个以上时间跨度后的预测误差较大,因此,需要利用新陈代谢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旧有的信息对系统的发展发挥持续的影响,而新信息的作用效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这就决定了仅根据原有信息进行的预测会比较大地偏离实际运动轨迹,从而失去了模型预测的意义。因此,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我们应在模型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去掉那些对于预测的作用日益减小的旧数据,以反映新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影响特征。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系统来讲,系统对信息的记忆功能是极为有限的,旧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小,因而,在应用该模型进行预测时,不断更新数据系列将是十分重要。 我们也注意到,预测值相较于实际值似乎有一个单位时间的延迟,这种延迟表明该预测模型有一个“追涨”、“杀跌”的特性,这进一步说明了该模型的短期预测特性,这是可能因为,该模型的预测结果放大了旧信息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从而使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特别是在市场出现“暴涨”或“暴跌”的情况下,该模型的预测误差相对较大。尽管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短期的走势判断有着良好的效果,但我们认为,为避免“追涨”、“杀跌”的作用所导致的重大趋势延迟影响,将市场变化的时间转折周期预测结合使用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并适当加以调整,以避免或减少在对市场宏观走势重大变化的判断中犯致命错误。基于此,我们正努力寻求新的算法和预测趋势与市场重大变化的实际关系,以期消除预测判断上的失误。在应用GM模型进行系统预测时,所应用的数据系列要求具有一定的光滑度,对那些具有剧烈跳跃性质的数据系列的系统,其预测效果不是十分理想,研究表明,系统本身的发展系数过大(大于1.5)时,用这种方法模拟的精确度不到50%,因此,对于价格变化较为频繁且有较大波动幅度的个股,这个方法对于指导其投资决策的意义会有所限制,我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股票投资论文:代股票投资债券性 近代公司制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后,公司股票以其整齐划一、转让灵活的特点,为国人投资理财带来了不少方便。但是习惯于独资、合伙与借贷等经营方式的民众,尚难深入理解与体验公司的经营原则。于是,近代经济手段同传统经营理念的嫁接,便导致了一些奇异的经济行为。民众股票投资方面的债券性要求就是其中一例。 在中国近代早期,民众对股票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信用制度被引入中国,发行债券成为外国资本家继发行公司股票之后,在华筹资的又一重要手段,国人初次有了债权证券化的认识。外国股票与债券以其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和稳定的商业信誉,逐渐受到华商的青睐,从而使不少华资或被吸纳入洋行,或被外国资本家借去又高息转借于清政府。对于外国股票与债券,晚清士人在很长时间内统称之为“股票”。至少,在官方的言论中,直到19世纪末这两个概念还是混淆的。在不少中外借款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借款债券都被写成“股票”(注: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98-599,627-629,734-7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朝廷官员在筹借内债时,尚将此项债券命名为“自强股票”,后又改名为“昭信股票”,以区别于官方在铁路、矿务等方面获利“惯于失信”的股票。由于晚清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股票与债券的属性没有区分开来、他们对股票投资的债券性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晚清民众对股票投资之债券性要求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公司股票普遍存在的“官利”现象。所谓官利,就是股本利息,即股息的俗称。股息本来是公司扣除经营运作成本之后,为股东提供的“或大或小的利息”[2](P.268),是公司投资风险性的体现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1](P.484)而在近代中国公司企业中,官利是固定的,而且是必须予以保证的。官利必付、官利先付是近代中国实业界的一种社会俗成制度,即持股人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载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为公司企业经营运作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股东在缴纳股金获得股票的同时,还会拿到一种息折,据以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检阅晚清官督商办和商办公司企业的章程,几乎没有不规定官利的,只不过表述略有差异而已。 关于近代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制度产生的原因,笔者和其他学者已从中国传统的高利贷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注: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忠民:《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玉、熊秋良:《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诚然,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受制于商业资本是造成中国实业投资领域“官利”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场。首先,不难发现,当时在华发行股票的外国公司多未规定固定股息,而这并没有影响华商对外国股票的认购热情。虽然华商起初对洋商所发行的股票“视为畏途”,“未敢问鼎”[3]。但是“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因“买股份之人多为华商”,乃至该行虽为外国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4]。 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对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汇总,发现洋务民用企业在关于“官利”的规定方面,同此后的各类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还是有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支付官利的起始时间上。后期的民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一般规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务民用企业则突出企业见到效益后方能分利。例如金州骆马山煤铁矿章程规定:“自见煤之日起,每商本一百两,长年酌提官利银十两”[6];平泉铜矿规定:“见铜后十二个月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国矿务局规定,股东缴纳股款后,矿局“给予股票并取利股折,俟煤铁运售之日起,每届一年结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登州铅矿则“照章议定,(自)收银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口炼发售后,长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人也承认之所以规定官利,是鉴于如果将官利“纳入余利之内”,则股东“不自觉矣”。所以“公司章程向须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p.1044)。但是,在早期洋务民用企业中,并未见到后来在民办企业中常见的“官利吃股”现象。有的实际上并未按规定于投产后即支付官利,例如开平煤矿规定见煤后支付官利,但实际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开始配发官利,且首次官利仅为六厘,而非章程规定的一分(注: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43-644、660-661页。)。同样,洋务民用企业关于官利的“严格”规定,也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股市高潮。 时人记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11];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12]。于是,市场之中买卖股票“成为一宗生意”,甚至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13]。商民“视公司股份,皆以为奇货可居”[14],乃至“人情所向,举国若狂,但是股票,无不踊跃争先”[15]。在这种狂热的购股之风促动下,即使新发行的股票也无不涨价。时人记叙:“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16],股票市价“一加再加,登时飞涨”[17]。在当时,投资者其实并不关注企业的官利,他们“专心致志于(买卖)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润如何,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14]。在股票之利的诱使下,“凡市中有些场面者,莫非(公司)股东”[19];本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抵或借”,“不惮罗雀碰掇之劳”,争购股票,“以图厚利”[20]。当时上海股票市场之所以火热起来,也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但至少可以说明,洋务企业关于“官利”的较后来严格的规定并没有限制投资者的热情,民众大兴认购股票之风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官利虽然对上海股市的高涨未起关键性作用,而上海股票市场的崩溃,则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投资心态。经历了上海股市风潮之后,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乃至“人皆视集股为畏途”[21],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注:《股份转机说》,《申报》1884-12-12;《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申报》1891-08-13。),“几同于惊弓之鸟”[17]。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厌恶心态,对此后的洋务民用企业实施募股集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22],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七),第316页。),“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23]。凡有企业招股,商民犹“惴然惧皇(惶)”,“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誓不买公司股票”[24];即使是“铁路、织布之股票,真实不虚”,商民亦“观望不前,未能踊跃”[23]。商民投资心理受到的重创,是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的。几年后,云南铜矿局在上海招股,商民“仍鉴于数年内之前车,往往裹足不前”,致使该局“竭力招徕来者,总不甚旺”[25]。1887年漠河金矿在上海招募股份时,商民犹“惕于数年前股份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26](p.4332)。在这种情况下,“官利”的及早与即时兑现就成了尽可能挽回公司社会声誉的不多的手段之一。例如湖北织布局于1894年招商承办时,之所以规定“本局允为保利一分五厘,每股(百两)每年凭折到局领息银十五两”,就是为了解除“若绅商入股恐所分额息,欲称官利,多寡无定”的顾虑[27](p.573)。著名实业人物郑观应也说,“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有,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故此“集股之法,首当保定官利”[28](P.686)。 促使晚清股票“官利”属性强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清政府于19世纪末发行的“昭信股票”的“失信”结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昭信股票本为清政府为缓减财政危机而发行的一种公债,之所以如此命名,旨在强调其信用的稳固性。用策划本项活动的朝中官员的话说,就是区别于以往国内有关企业发行的“惯于失信”或“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的股票[29](p.8)。虽然朝廷为此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这种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则严重背离原定章程,使该项公债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最后不得不停止。昭信股票的社会声誉遂大为败坏,由此也进一步影响到民众的投资心态。乃至在民众看来,“集股即劝捐别名”,每逢公司募股,则“率皆借词推诿,纵使谆谆开导,亦属藐若罔闻”(注:《河南官报》第51期,引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页。)。在这种情况下,集股创业者自然也不得不在付息方面显示其“诚意”。例如陕西铁路总局创办人员在议定西潼铁路招股办法时,就特别强调了严格执行“官利”制度对于挽回昭信股票引发的股票“失信”之社会不良影响的重要意义:“陕西自劝办昭信股票,未能取信于人,以故在上偶有捐输之举,在下即广生疑虑,今办铁路股份,以定期付息为最要之著”;只有如此,方可“坚入股官绅商民之信,期于事成之举,祛疑忌而收利权”[30]。长期受自然经济浸濡的国人,普遍有着“宁可一人养一鸡,不愿数人牵一牛”的习惯心态,这种潜在的“单干”意识本来就难以即时转变。而官方的不良商政,无疑加剧了他们对新式企业投资的恐惧。“是故人之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31](p.118)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创办者不得不对投资者制定一种利益的保障,即“各省商办实业公司自入股之日起,即行给息,以资激劝,而广招徕,已属不得已之办法”[32](P.1014)。 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官利”制度虽然是一种普遍的作法,但各个企业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以民办与官商合办企业为例,除了利率的不同外(注:这一时期企业股票官利利率大致在周年四厘至一分五厘之间,一般以年息五厘至八厘的规定较为普遍。),在计息时间方面,有的企业规定以收到先期股银之后即起息,有的规定股款收齐之时起息,较多的企业规定以收到股款之次日计息。多数企业声明官利发放,不计闰月。也有不少规定常年行息,例如云台山树艺公司明定“(股本)连闰八厘计息”[33](p.19)。民国元年创办的浙江银行则规定:“本银行股本官息按周年六厘计算,即以交股之次日起扣至来年是日止为一周年,前项官息每年分二期发,上半年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终日止;下半年自翌年正月一日起至二月终日止。”[34]股票所载官利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也有个别企业因应于不同的时期,规定了不同的官利利率。例如汉阳铁厂在实行招商承办时议定的章程规定:“(股东)自入本之日起,第一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官商合办溥利呢革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所收股本,均于缴到之后一日起息,未出货以前按周年四厘算,既出货以后按周年八厘算。”直隶工艺总局劝办之织染缝纫公司则在章程中写到:“本公司……第一年生意未必能遽获厚利,拟第一年各股份按照常年四厘包息……自第二年起,每年结账,各股东一律按五厘官息照股派分。”河南广益纱厂亦规定:“自(股东)交银之日,先付执照一纸,按三厘起利,俟换给股票息折时,须将执照缴销作废,以后统按周年六厘行息,是为官利。”[35]在官利来源方面,也不尽相同。有的企业在开工前将股本存庄,以庄息发给股东。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和一些同官方关系密切的企业,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南洋劝业会等可以靠政府支持获得息款(注:京师自来水公司于1908年时由农商部奏准,“每年筹官拨官款银十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将业公司销场发达,余利增多,再将官款分期缴还”。1910年创办的官商合办的安徽泾县铜管山铜矿有限公司则以本省矿务总局所收米捐为保息。同年开办的南洋劝业会也规定:“股东应得官利,按周年八厘计算……商股应发官息,由南洋大臣另筹的款,不在股本内拨付,以固会本。”(分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33页;下册,第781页;章开源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16页。))。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以政府基金为特定行业企业保息。而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在未获得利润前,则不得不“移本作息”(注:也有少许企业并未规定“官利”,例如1905年成立的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宣布,“本公司所集成本,并无利息,每年结账盈余,先提一分为公积,逐年还本;俟成本还清,即停公积,此后所余净利,提二十五分报效国家,余归公司,除再提红股外,按股分利”(《矿务档》第三册,第1514-1515页)。天津同庆杂货有限公司在1911年颁布的章程声明:“本公司股本并无官利,每年正月结账一次,所有盈余除息项开销外,作为百六十份(分配)”(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947页)。还有的企业明确规定,企业“如无盈余,不得移本付息,致妨营运”(《伊犁将军奏创办皮毛有限公司拟定章程折》,《商务官报》己酉年第28期)。)。企业初创阶段,一般资金紧张,经营困难,“官利必付”作法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难度。而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贷,对企业来说,更无异于挖肉补疮、饮鸩止渴,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于这一点,张謇在总结大生纱厂与大生崇明分厂创办初期亏损原因时,已作过明确分析,学术界也多有引录,兹不赘述。 对于官利制度的弊端,自晚清开始就受到国内实业家与学者的抨击,梁启超与张謇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律》明确规定企业没有利润,不得移本付息,对矫正这一不良商业习惯产生了些许作用(注:例如上海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至1908年已积亏18万余两,遂召开股东会,经“研究再三”,决议停发当年官利“以符商律”(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41页)。)。实业界在革除这一陈规陋习方面也在不断努力。例如在宣统二年(1910年)举行的江苏铁路公司第四次股东会上,有人鉴于公司支出项下,“股本之官利居其半”,股东若再按年取利,“试问利从何出?实无异自抽股本,矧外界觊觎者众,思之殊为寒心”,遂主张“拟不支息五年,即以息作股本,一为固本计,一为扩充计”。不料他的提议一出,“即有反对者群起诘责”。最后投票表决,结果“可者一千六百三十八权,否者六百七十一权,遂决定以股作息”[36]。张謇在大生纱厂和大生崇明分厂多次议停官利,曾一度与股东达成协议,官利递迟两年支付,但迟发的官利则须周年加息六厘,作为补偿。张謇等人在民国初年发起创办中国模范铁工厂时,虽然为股东规定了长年八厘的正息,但又在招股时声明,“惟应从何时支起,须由股东会议决。向来凡公司招股,必自收到股银即日起息,此种办法甚悖商业法理。夫公司尚未营业之时,资本多半用于选屋、购机,余款存庄,收息有限,何从付此八厘官利;若移本以派息,是骗股东也,明得官利,暗耗股本,迨需运本时,不得不以重利求贷于钱庄,此多数公司失败之原因也。本公司名曰模范,甚望股东有以矫正他公司之恶习,一以巩固公司基本为目的,而勿志在派官息也”[37]。商务印书馆于20年代初曾试行过股息公积金的办法,其要义就是由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当年度股息超过一分时,应酌量提存股息公积金,此项公积金常年八厘计息,除积成巨款,于扩充股额时改为股份,或遇股息不足一分之年度,酌提该项经费,以为填补外,非经股东会决议,概不得提用。1925年时,该公司股东会又对股息公积金的规定作了修改,即股息公积金常留股本总额四分之一的数目,“专备股息不足一分时,填补股息之用”;股息公积金达到股本总额四分之一后,其溢出之数,当届即行分派,以后每满三年分派一次,或分派现款,或改作股份,由董事会提交股东会议决(注:童世亨:《企业回忆录》,光华印书馆版,上册,第117-118页,今收入上海书店影印版《民国丛书》,列第三编第74号。)。刘鸿生控制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于1931年第二次股东会时通过了增加普通股至三百万元的决议,但截至1932年12月27日只招到11559股,距预期之数尚缺401520元。公司董事会认识到“就本公司业务情形观察,招足此项股额实属非常重要。就一般社会经济情形观察,续募此项股份,事实上必多困难”;另一方面,本公司1932年度应发官、红利与此项未招足之股本额相差无几,而就公司经营状况论,“对于此项巨额之官、红利本无发给现金之可能”。故此,召开第四次股东大会,提议将应发官、红利抵充未招足额之普通股。结果,股东“众无异议”,通过了这一提案[38](P.155)。这些措施虽然对个别企业渡过难关产生了作用,但并未能改变中国实业界惯行的“官利”制度。企业向股东支付官利的现象,到民国时期虽日渐减少,但终未消失。 在股票债券化意识的支配下,投资者从一开始就淡化了对自己作为股东应有权益的正当要求。在近代公司制度中,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主要是通过股权机制实现对公司经营运作的监管。股东的应有权利大致包括选举董事与监察人,请求查阅公司账目,就公司营业状况向经理人员提出质询,请求分派应得利益,参与决定公司营业方针等,这些权利是借助在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基础上建立的决议和投票机制实现的。股权是投资者基于出资行为而取得股东资格后应得的合法权益,股权机制是近代公司进行内部约束、实现健康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股票“官利必付”制度影响下,民众投资企业后,关于公司寻切事宜多不过问,抑且不愿过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对于企业的经营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毫不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32](P.1012)。例如苏州苏经、苏纶两纺织厂股东“除年收股息七厘外,于两厂营业盈亏始终未尝过问”。后来,两厂拟招集股东大会,商议经营方略,但大多数股东表示“但愿年收股息,不愿与共盈亏”[39](p.267)。再如大生纱厂的股东“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殆十居八九”[40](p.87)。如此,公司股东就成了变相的债权人,他们手中的股票不啻一张借贷字据。因为耽于官利,不重股权,就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严重脱节,股份公司权力制衡,民主决策的运作机制得不到体现,从而为经营管理人员的独断专行和营私舞弊提供了条件。梁启超曾对此有过检讨:“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而于公司经营事务并不过问,则“(公司)职员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诱人,其竟由资本内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股东初以其官利有着也,则习而安之,不知不数年而资本尽矣”(P.117)。 “官利必付”是晚清股票债券化的突出表现,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商业惯习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的外国商人指出:“这种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的公司企业便不能有稳固的发展”[32](p.1012)。今天,当我们抨击这种商业陋习时,更多地应理解当时民众的心态。高利贷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经济背景和民众在此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单干”式的投资心态,固然是根本原因,但股市风潮,和政府不良商政对民众投资心态的打击,恐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也说明,政府行为和股票市场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对民众投资心理所产生的不良作用远比良性作用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应看到,在致力于公司制度建设时,对民众相对滞后的投资理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全社会的良性投资理念,方有利于公司制度建设。这或许是检讨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后,对于今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点启示。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收益报酬 关键字:一般表示投资者公式收益股价公司股票购买收益率 股票投资收益是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报酬。一般情况下,股票投资的收益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货币收益;另一类是非货币收益。货币收益是投资者购买股票后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的货币收入。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投资者购买股票后成为公司的股东,他以股东的身份,按照持股的多少,从公司获得相应的股利,包括股息、现金红利和红股等,在我国的一些上市公司中,有时还可得到一些其他形式的收入,如配股权证的转让收入等;二是因持有的股票价格上升所形成的资本增值,也就是投资者利用低价进高价出所赚取的差价利润,这正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直接目的。非货币收益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投资者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后,可以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查阅公司的有关数据资料,获取更多的有关企业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在企业重大决策中有一定的表决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满足投资者的参与感;大额投资者购买到一定比例的公司股票后,可以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可影响甚至决定公司的经营活动,像前些年上海股市闹得沸沸扬扬的"宝延事件"、"万申事件"莫不如此,其中"宝延事件"中,投资方深圳宝安公司的代表何彬不仅进入了延中的董事会,而且还担任董事长至今;此外,国外的一些上市公司还规定,凡股东购买本公司商品时可得到一定折扣优惠等等。我们这里研究股票投资收益时,主要以货币收益为主,暂不考虑非货币收益。 衡量一项股票投资收益的多少,一般用投资收益率来说明,也就是投资收益与最初投资额的百分比率。由于股票与其他证券的收益不完全一样,因此,其收益率的计算也有较大的差别。计算股票的收益,通常有以下两种类型:股票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通过这些收益率的计算,能够充分地把握股票投资收益的具体情况。 股票收益率又称本期股利收益率,也就是股份公司以现金派发股利与本期股票价格的比率。用下列公式表示:本期股利益率=年现金股利/本期股票价格100% 公式中,本期股票价格指证券市场上的该股票的当日收盘价,年现金股利指上1年每一股股票获得的股利,本期股利收益率表明以现行价格购买股票的预期收益。 持有期收益率是指投资者买入股票持有一定时期后又卖出该股票,在投资者持有该股票期间的收益率。用公式表示如下: 持有期收益率=出售价格-购买价格+现金股利/购买价格100% 投资者要提高股票投资的收益率,关键在于选择购买何种股票以及在何时买进或抛出股票。 任何股票投资者都希望自己能买到盈利丰厚、风险小的股票,因此,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一般要考虑投资对象的企业属性和市场属性。 股份制公司企业属性的好坏,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指标来进行评价: (1)公司的财务指标 ①公司的获利能力。获利能力强的公司,股东自然能分配较多的股利,股票价格也会比一般公司上升得快,从而使人们对该股票的投资意愿相对提高。其计算公式为: 公司获利能力=利润总额/资格总额100% 此比例愈高,表示公司获利能力愈强。 ②公司的流动与速动比率。流动比率是反映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关系的比率,它是衡量公司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愈大表示公司对负债的偿还能力愈强,同时表示流动资产周转较快。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一般而论,公司的流动比率应该接近于2∶1,才被认为财务状况良好。流动比率太低时,表示短期偿债能力较差,太高时表示现金或流动资产未能充分利用,相应地,公司盈利会降低,影响股东的权益。 速动比率是反映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关系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速动比率是对流动比率的一个补充说明,也是用来反映企业流动负债偿还保证能力的指标,它要体现的是每百元流动负债有多少现金(速动资产的特点就是能够及时变现)作保证。国外财务管理理论中常以1∶1作为合理标准。 ③公司的税后利润率。它表示该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与销售能力。税后利润率太低,表示该公司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其计算公式为: 公司税后利润率=税后纯利润/销售总额100% ④净资产收益率。这是表明公司利用所有的净资产获取收益的能力,也是反映公司经营能力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公司净资产总额100% ⑤每股盈利。它是指公司年税后利润总额与总股本的比率,表明公司的盈利水平。这是投资者最关心的公司财务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 每股盈利=税后利润总额/公司总股本100% ⑥股票市盈率。它主要反映公司股票每股盈利与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也是投资者衡量股票投资价值大小的重要依据。市盈率越低,表示其投资价值越高,反之亦然。其计算公式为:股票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每股盈利 (2)公司的行业背景及其成长性 公司所属的行业不同,其发展的特点也不同,如房地产公司一般盈利性较强,成长性较好,但易于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发展具有周期性;一些新兴工业,如微电子、生物、光纤通讯等尖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则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和发展后劲;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行业,由于受到政策的支持以及垄断性的行业特点,发展比较稳定。 (3)发行公司的规模 一般来说,公司的规模大,意味着公司的实力雄厚,生产与经营的规模效益高,发展的稳定性强,因而容易受到股票投资者的欢迎。但是,有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上海股市历来喜小不喜大,小盘股经常受到吹捧,而大盘股相对受冷落,股价较低。这是因为小盘股市值较低,容易操纵,因而股价上升较容易。另一方面,相对来说,小盘股股本扩张的潜力较大,通过送配股可大幅度降低股价,腾出股价上升空间。此外,有些小盘股原先没达到有关法律规定的5000万股的最低限度,使股本扩张成为必然,这更受到市场关注,像前几年以1000多倍市盈率高价购买爱使股份股票的投资者,通过几次大剂量的送配股,如今仍有数倍的收益,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投资对象的市场属性好坏主要看一般投资大众对该股票的普遍看法与机构投资者对该股票的兴趣大小。 股票的公众印象除了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外,还主要看公司的发展后劲以及经营者对待投资者的态度。如上海股市中的"四小龙"以及"浦东概念股",长期以来在投资者中有着非常良好的形象;而像"哈医药"、"东北华联"等被称作"伤心概念股"的股票,当然会受到冷遇;再比如"真空电子"前领导人一贯漠视投资者做法的结果,使昔日上海股市的"龙头股",如今A、B股股价均惨不忍睹。 在上海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股市中,机构投资者对股价的影响十分明显,个别股票价格大起大落,这也给一般投资者带来了机会。如上海股市近几年相继出现过的"重庆药业"的"六六六神话"、"界龙神话"、"北旅神话"、"汾酒奇迹"等,莫不如此。 投资盈利的关键除了选好股票以外,更重要的是选择好买卖股票的时机。 大多数投资者都知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是最佳时机,但低价与高价应如何认定,这是投资者最头痛的问题。特别是股票市场变幻莫测,股价上涨可能涨过头,股价下跌也经常跌过头。 股票涨跌过头,往往与人们对股票上升过度乐观,对股票下跌过度悲观直接相关。当股价开始上涨时,不少人对股票陆续看好,等到股价大涨时,大多数投资者都看好,争先恐后买股票,使行情愈涨,造成看好的人会愈来愈多,连市场外的资金都纷纷涌到股市,这时股价就可能涨过头了。相反,一旦股价下跌,不少人开始看坏,使行情出现大跌现象,大多数人必然跟着看坏,各种股票频频创新低价,市场之中一片悲观气氛,那么股价要跌过头了。 理智的投资者,应该在行情涨过头的时候,卖出股票,在行情跌过头的时候,进场买进便宜的股票。问题在于一般人很难预测到当时上涨的股价是否会过头,当时下跌的股价是否也会过头。这时,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在股价接近前一次最低点时买进,在股价到达上一次最高峰前夕卖出。 具体来说,当股价持续下跌到一定指数位后,盘整数日非但不再创新低价,反而有所回升时,这便是短线投资者进场的良机;当游资逐步进入股市,成交量开始在低价位明显放大时,投资者应当立即买入股票。 当股价行情在高峰阶段,成交量突然递增,而股价却未上涨时,表示可能有大户出货,一般投资者应将手中股票先行卖出,再观动静;当股价跌势已经确定,即为短线投资者卖出的最佳时机;当股价上涨超过了以前的水平,是卖出良机;当成交量逐日萎缩,股价逐步盘低时,短线投资者也应立即抛出。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收益风险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对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相关因素做了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行业因素、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都在不同程度对股票价格及价格的波动产生影响。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认真分析并充分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才能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投资收益。 关键词:证券市场投资收益投资风险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已经解决了不同股权的流通问题,实现了所有股权全流通。所有股权全流通标志着长期困扰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制度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地解决,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更能体现全体股东的意志。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而且也反映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评价。 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因素和指标有很多,这就要求投资者在选择上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时候,需要了解并掌握这些因素和指标,并且知道这些因素和指标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根据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各种因素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行业的选择、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的角度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行业的划分和影响因素的设定 (一)行业的划分 本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分类方法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据此,所有上市公司可以分成13个大类,其中制造业又分成10个小类。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有886只,它们分布在上述13个行业里,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4只,采掘业17只,制造业496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2只,建筑业22只,交通运输仓储业47只,信息技术业55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65只,金融保险业9只,房地产业33只,社会服务业24只,传播与文化产业8只,综合类44只。 (二)基本假设和主要研究指标 基本假设:能够引起股票价格上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平均投资收益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能够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投资风险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 公司规模。为了能够反映股票的实际市场状况,用可以流通的股数来反映公司规模,通常用流通股数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从理论上讲,规模大的公司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市场竞争能力较强,公司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公司的经营风险较规模小的公司来说要低;在市场表现上,公司的市盈率普遍较低,股票价格的波动较小,但公司规模的大小并不影响其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一项指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财务困境成本和破产成本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经营风险越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则越大,但对公司收益的影响关系比较复杂,不能仅凭借指标的高低进行判断,通常该指标不影响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流动比率。公司流动比率越高,反映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越强,企业的财务风险越低,也就表明企业的经营风险越低,但该指标并不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可以用来反映公司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总资产增长率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比较良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能很好地抵御市场风险,通常能够引起股票价格的上涨,但由于公司的高速增长也使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增长率低的公司要高,使其股价的波动程度也较高。 主营收入增长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主要业务收入的变动情况,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高。同时,也反映出公司产品的市场定价能力比较强,公司在该产品市场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高,因此公司主营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会使其股票价格上涨,但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程度增大。 净利润增长率。该指标反映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情况,该指标越高,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越好,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着净利润的增长而上涨,但相伴而生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导致股票价格的波动程度提高。 换手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股票交易活跃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股票的交易越活跃,市场关注的程度越高,从而导致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程度比较高,股票的市场风险比较高,但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振幅。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价格变动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市场分歧越大,股票价格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股票的上下振荡导致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比较大,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的市场状况下会有所不同,在牛市中则会提高平均收益,在熊市中则会降低平均收益。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2006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为研究时段,并根据上述的行业划分标准对所有股票进行划分,数据来源于上海爱建证券有限公司网上行情系统。所选股票为2006年12月31日前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全部886只股票,因为研究的是全流通情况下证券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关系,因此需要剔除在2006年1月1日前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 另外,为了便于不同行业和主要指标的比较,采用周收益率和总风险作为因变量,可以减少因不同股票未能连续交易导致数据缺失而影响数据之间的比较,最终确定的股票样本数为124家上市公司,分布在11个大行业里。由于许多公司在2006年进行过分红派息等事项,因此对股票价格进行了复权处理。 (四)研究的程序和方法 以所选的上海证券市场124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为124只股票和上证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对所选股票按行业进行划分,计算各个行业下股票的平均周收益率、总风险、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通过对各个行业下的平均周收益率和总风险、系统性风险的计算和比较,来研究行业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 对样本个股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和上证指数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根据单一指数模型作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估计出这124只股票在样本期间的系统风险系数。根据样本股票的系统风险系数估计值,就所设定的研究指标作相关系数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行业因素对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分析 从表2中的不同行业收益和风险情况可以看出: 不同的行业表现出不同的收益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收益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平均周收益达到2.979%,收益最低的行业是食品饮料业,平均周收益为0.431%,两者相差2.545%,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平均周收益超过同期上证指数周收益的行业有4个,分别是金融保险业、木材家具业、机械设备仪表业和金属非金属业,其余行业的收益水平都低于上证指数的收益水平。不同行业平均周收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出2006年的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大多数行业的市场表现不如同期的上证指数收益。 不同行业的风险与其收益水平存在不一致的现象。通常情况,收益越高而表现出来的风险也应该越大,但实际情况却差异很大。金融保险业的风险为4.578%,食品饮料业的风险为5.001%,收益最高的行业风险比收益最低的行业风险还要低。 反映行业系统风险的β存在很大的差异。β大于1的行业有四个,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金属非金属业、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其他行业的β都小于1,β在1左右5%以内的行业没有一个,表明所有行业的市场表现都与上证指数不同步,只有4个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高于上证指数,大部分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都低于上证指数。 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差异也很大。大部分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占总风险的比例都超过50%,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达到87.04%。只有三个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低于50%,其中最低的是木材家具业为34.55%。 (二)主要研究指标对收益和风险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均周收益与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2006年上证指数上涨了,具有很明显的牛市特征,因此振幅与平均周收益显著正相关。这四个研究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说明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收益的相关因素,投资者在选择股票进行投资前,需要对上述指标进行研究和分析,才能更好地进行股票投资,提高投资收益。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换手率与股票的平均周收益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这四个指标对股票收益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都与股票的风险存在相关关系,其中公司规模与股票的风险存在负相关,而其他指标与股票的风险存在正相关。这些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也反映出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5%的显著水平下,流动比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与股票的风险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与最初的假设是不一致的,这也说明在上述研究期内,这三个指标对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产生影响或影响不大。 股票收益和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大多数是一致的,这也表明证券市场的市场表现与理性预期是一致的。这些说明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断进行,证券市场越来越成熟和规范,市场行为也越来越理性。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更加注重股票的业绩和成长性,更多地考虑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同时,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影响投资收益的有关因素,还要熟悉影响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提高股票的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对股票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投资收益水平,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市场表现良好的行业大部分是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宏观经济环境良好,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不同行业所面临的总风险与其投资收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总风险高的行业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投资收益,行业的总风险对其投资收益的解释能力不高。 总资产增长率、主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振幅和股票投资收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影响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关因素。 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负相关,这些都是影响股票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股票实现全流通后,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更加注重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抓住影响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投资,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 股票投资选项和投资原则 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股票投资都是由总公司专门机构负责,选择什么行业、什么类型股票,甚至哪只股票都是由总公司根据国家意愿和企业自身需要来制定,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信息,凭借自身职业判断力和专业技术,对股票进行资信等级评估。投资原则: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资金特性和偿付能力状况统一配置境内境外股票资产,合理确定股票投资规模和比例,并及时报告市场风险,提高研究支持能力,跟踪分析市场状况,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变化,采取有效的应对和控制措施、规范投资行为以保证投资安全,稳中有赚的目的。 股票投资评价资料获取渠道 一是网站和专业报纸、杂志公开的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和财务面资料;二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取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基本面和财务面资料。 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 (一)行业风险和企业经营环境分析 1.社会、人口和技术变化分析:(1)消费群体状况的影响:人群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开放程度和收入水平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敏感性分析;(2)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3)环保等社会意识对行业的影响;(4)技术进步对行业的影响(一般较大)。2.行业发展与经济运行周期的相关性:主要分析行业未来发展状况与未来国家及区域经济运行态势的相关度,以及是否符合国家乃至地方的产业政策,国家产业政策即经济制度安排,在社会资源配置的条件和实现的可能性等方面,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3.行业的周期性分析:根据行业发展周期,分析行业的成熟程度,饱和度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包括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4.行业的竞争性分析:主要分析行业内的竞争程度,企业在行业内所处的地位以及竞争优势、劣势等。5.行业的盈利性分析:主要考察企业所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从而推断企业的利润水平。6.行业的进入壁垒:分析行业进入的难易程度,判断新竞争者加入的可能性,从而预测行业未来的竞争程度。7.行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主要考察行业发展的法律及政策环境,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有无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二)企业竞争力分析 1.管理团队素质。从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的个人背景、从业经历、经营业绩、信用记录、实干能力等方面出发,判断企业管理团队是否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管理水平、显著的历史经营业绩、良好的信用记录和社会声誉等,由此评判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 2.企业员工队伍素质。主要考察被担保企业员工队伍结构(包括业务技术结构、文化层次结构、年龄结构)和技术素质(主要考评劳动者的敬业精神和实际操作能力)。 3.产品、市场与销售预测分析。主要从产品的特点、技术含量,产品细分化程度,产品可替代性、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市场分布状况、主要市场份额,市场营销及市场拓展能力、营销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性、销售网络的稳定性,市场的未来变动趋势,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其生产成本的优势及市场议价能力,以及对主要竞争对手等方面加以分析。对企业产品的销售预测除了基于对其市场需求的准确了解以及对企业的市场营销能力、营销网络的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企业以往的销售历史记录和未来销售合同的分析,同时还应对企业的销售运作模式和结算方式进行分析,这也是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主要依据。 4.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分析。技术硬件包括机械设备、单机或成套设备、基础设施等水平,主要从设备先进性、适用性、设备成新度三方面考察;软件部分主要考察企业生产工艺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度,规模化生产的成熟程度以及市场的成熟度。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技术来源:主要核实企业的技术是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判断技术的相对垄断性和稳定性;(2)技术研发能力及发展潜力:主要考察研发人员的素质及企业技术的后续储备发展潜力;(3)科研条件和技术市场优势:考察企业科研投入、科研环境以及技术的市场需要程度、市场竞争力和应用范围。(4)生产者的操作技术和熟练程度等。(5)同时应注重设备的综合利用程度,是否能够科学、有效、合理使用设备,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设备的生产能力。对企业生产能力的分析可以使业务人员了解到企业所预测的销售收入是否与其实际生产能力相匹配,其生产设备以及工艺技术、原材料供应是否能够保证销售合同的顺利完成。 5.经营战略分析。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重要始点,它可以有助于确定企业的利润动因和主要风险,进而据此正确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使评估人员能够在一个高质量的水平上探查企业的经济状况。主要包括企业产品市场定位,市场营销策略,技术发展战略,财务目标、举债策略、投资及收购计划,企业与其他企业竞争策略,企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分析。 6.成本控制和成本降低能力。主要从企业的成本控制系统的组成(组织系统、信息系统、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和成本控制的基本原则着手分析。前者主要观察企业是否建立起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的责任和控制范围;后者则主要看领导推动、全员参与情况以及经济原则的贯彻情况。7.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主要考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是否合理,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生产现场是否整洁,物流是否通畅,生产及管理效率是否高效,质量认证情况。 上市公司财务面分析 主要是财务偿债能力分析,即基于公司的财务数据定量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财务指标分析主要是用财务比率方面的计量指标,从财务质量的角度对被评企业进行考查。评价指标主要以制造业为例。1.盈利能力分析。盈利能力是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保障因素,通过与行业标准值的对比分析,确定企业的盈利水平。该部分的核心评估指标有:(1)经营性资产报酬率;(2)净资产收益率;(3)主营业务利润率;(4)销售净利润率;(5)总资产报酬率;(6)成本费用利润率;(7)收益质量指数;(8)收入现金贡献比率。2.资本结构分析。资本结构分析主要是评估企业的长期偿债压力,资本结构在反映企业偿债能力方面有其独到的作用。资本结构是指在企业的总资本中,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资本结构决定企业的财务结构、财务杠杆运用和融资决策制定。该部分的核心评价指标有:(1)资产负债比率;(2)流动资产比率;(3)净资产对长期资产比率;(4)资本化比率=长期负债合计(/长期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100%。3.资金使用效率分析。良好的资金使用效率是保证企业增加盈利水平和创造现金的可靠保证,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效率。该部分的核心评价指标有:(1)应收帐款周转率;(2)应付帐款周转率;(3)存货周转率;(4)经营性资产周转率;(5)总资产周转率。4.偿债能力分析。主要考察被评估企业是否具有按期偿付银行还本付息及支付股东股利的能力,因为制造业包含了整个生产经营流程,尤其在权责发生制下,企业的盈利与短期偿债能力并不是完全吻合。考评企业偿债能力主要从现金流角度出发加以确定。该部分的核心评估指标有:(1)净资产保障比率;(2)举债能力系数;(3)偿债能力系数。5.企业成长性预测。主要分析企业规模的变动特征及扩张潜力,近几年许多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扩张速度相对较快,因此,评估人员有必要纵向比较企业历年的销售、利润、资产规模等数据,把握企业的发展趋势,是加速发展、稳步扩张还是停滞不前。将企业的销售、利润、资产规模等数据及其增长率与行业平均水平及主要竞争对手的数据进行比较,了解其行业地位的变化。分析预测企业主要产品的市场前景及公司未来的市场份额,对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并预测其销售和利润。该部分的评价指标有:(1)固定资产净值率;(2)净资产增长率;(3)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4)净利润增长率。 综合评价 通过对企业资料的审核、现场的信息采集和真实性核查以及对企业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的全面分析,并将上述各类财务指标与行业标准值进行对比分析,按权重形成资信等级评定表和评估报告,评审人员即可对投资企业做出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并提出投资额度及期限,从而为上级领导投资决策提供依据。(本文作者:丁智慧 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 股票投资论文:散户股票投资对策论述 一、散户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的现状分析 (一)证券投资专业知识不足 广大散户群众,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专业的证券投资知识的人不多,其中年龄偏大的有相当一部分,由于证券市场是最近20年才在中国兴起的新兴行业,对年龄较大者来说,学习可能有一定隔阂。 (二)信息严重不对称 散户作为一个群体来讲,缺乏足够的炒作信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相当不规范,内幕交易泛滥,基金老鼠仓遍地都是,掌握内幕交易的投资者,可以利用内幕消息赚钱,然而,散户几乎没有内幕消息,虽然他们没有必要关注,但是连续的涨停让所有贪婪的人都想去赚那些没有意义又风险巨大的钱,这些信息包括公司重组信息,资产注入,重大利好分红,重大投资,宣布退市等等,这些消息散户是很难获得的,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对手是资金实力雄厚,信息渠道多样的机构,散户追涨的行为是在拿自己确定性的钱去做非常不确定性的事情。 (三)单位资金少,对市场走向影响有限 散户资金少的几千,多的上万或更多,上亿资金的散户毕竟是少数,而机构的资金少则上亿多则几百亿,今年以来,2009年12月9日华夏盛世精选募集资金达187.7亿,少的瑞和300股票型基金也募集了2.57亿,散户的一举一动不会对整个股指的波动产生很大影响,相反机构的增仓或减仓都对市场方向有左右的作用。 (四)短线交易,交易成本昂贵 对于绝大多数的散户来说,短线交易是其最主要的买卖策略,以中信建投(简阳营业部)为例,佣金比例为2.8‰(成交不足1786元按5元计算),印花税1‰,过户费1000股1元,不足1000股按1元计算。一散户起初本金为5500,在2009年2月1日到2009年11月1日间共计买卖17只股票,平均每月买卖1.89只股票,共计成交58356元,本金效益放大10倍,佣金及相关税费月515元,成交金额与费用比例为8.8‰,本金与费用比例为9.36%也就是说5500元本金的交易成本为9.36%,然而,一月交易两次的散户毕竟相当少,他们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9.36%。假如一散户每周满仓交易3次(本金为10000元,每次买入和卖出的价格一样,这意味着损失的是佣金等费用,当本金不足10000元时补足到10000元)成交金额与费用比例为8.8‰,一年52周,扣除2周假期,50周共交易150次,成交金额为150万,佣金等费用为13200元,也就是说手续费已经超过了本金,这可能就是散户绝大多数亏钱的重要原因。 二、散户如何进行股票投资 (一)学习证券投资专业知识 证券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投资活动,投资者时刻面对着公司增发,配股,公司被特别处理(ST),要约收购,除权,除息等证券投资相关事项。若投资者对这些知识不太清楚,很可能造成损失。另外现在的散户并不专注于股票投资,要学习证券方面的知识,不太现实,这就造成了以投资的愿望却进行投机的行动的可悲结局。 (二)树立股票即企业所有权一部分的核心观点 股票的本质是企业所有权的价值凭证,它代表了对企业权益的要求权,这样的话,你买的不是一直处在波动中证券,而是一部分生意,如果你买了一块土地,每年都有不错的产出,土地价格的波动也不会给你带来实质的影响。 (三)运用自有闲散资金坚持长期稳健投资 首先。散户的资金应该是自有的,最好不要借钱,一旦股市大幅下跌,即使你不在意,但是你的债权人可能就十分的在意,在债券人的压力下,你被迫卖掉你认为有价值的股票,这样你不仅损失了自己的钱,也损失了别人的钱,更重要的是损失了自己的声誉。其次,自有资金应当是闲散资金,不能拿买房的钱,子女上学急用的钱,医疗急用的钱去买卖股票,前者是生活必须的,后者不是。一旦投资亏损将对整个家庭造成难以想象的困境。再次,坚持长期投资,这种长期投资可以是长期持有股票例如10年,除非发生股市严重泡沫或急等着用钱以及企业经营发生改变。 作者:周敏俊 杨熙 股票投资论文: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对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相关因素做了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行业因素、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都在不同程度对股票价格及价格的波动产生影响。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认真分析并充分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才能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投资收益。 关键词:证券市场投资收益投资风险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已经解决了不同股权的流通问题,实现了所有股权全流通。所有股权全流通标志着长期困扰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制度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地解决,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更能体现全体股东的意志。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而且也反映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评价。 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因素和指标有很多,这就要求投资者在选择上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时候,需要了解并掌握这些因素和指标,并且知道这些因素和指标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本文根据上海证券市场的实际数据,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各种因素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行业的选择、会计指标和市场表现指标的角度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影响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行业的划分和影响因素的设定 (一)行业的划分 本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分类方法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据此,所有上市公司可以分成13个大类,其中制造业又分成10个小类。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有886只,它们分布在上述13个行业里,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4只,采掘业17只,制造业496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2只,建筑业22只,交通运输仓储业47只,信息技术业55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65只,金融保险业9只,房地产业33只,社会服务业24只,传播与文化产业8只,综合类44只。 (二)基本假设和主要研究指标 基本假设:能够引起股票价格上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平均投资收益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能够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研究指标与其股票的投资风险正相关,相反则负相关。 公司规模。为了能够反映股票的实际市场状况,用可以流通的股数来反映公司规模,通常用流通股数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从理论上讲,规模大的公司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市场竞争能力较强,公司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公司的经营风险较规模小的公司来说要低;在市场表现上,公司的市盈率普遍较低,股票价格的波动较小,但公司规模的大小并不影响其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一项指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财务困境成本和破产成本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经营风险越大,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则越大,但对公司收益的影响关系比较复杂,不能仅凭借指标的高低进行判断,通常该指标不影响股票的上涨或下跌。 流动比率。公司流动比率越高,反映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越强,企业的财务风险越低,也就表明企业的经营风险越低,但该指标并不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可以用来反映公司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总资产增长率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比较良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能很好地抵御市场风险,通常能够引起股票价格的上涨,但由于公司的高速增长也使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增长率低的公司要高,使其股价的波动程度也较高。 主营收入增长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主要业务收入的变动情况,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高。同时,也反映出公司产品的市场定价能力比较强,公司在该产品市场的地位和竞争力比较高,因此公司主营收入的高速增长也会使其股票价格上涨,但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程度增大。 净利润增长率。该指标反映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情况,该指标越高,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越好,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着净利润的增长而上涨,但相伴而生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大,导致股票价格的波动程度提高。 换手率。该指标是反映公司股票交易活跃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公司股票的交易越活跃,市场关注的程度越高,从而导致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程度比较高,股票的市场风险比较高,但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小。 振幅。该指标是反映公司价格变动程度的主要指标。该指标越高,反映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市场分歧越大,股票价格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股票的上下振荡导致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比较大,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在不同的市场状况下会有所不同,在牛市中则会提高平均收益,在熊市中则会降低平均收益。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2006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为研究时段,并根据上述的行业划分标准对所有股票进行划分,数据来源于上海爱建证券有限公司网上行情系统。所选股票为2006年12月31日前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全部886只股票,因为研究的是全流通情况下证券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关系,因此需要剔除在2006年1月1日前尚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 另外,为了便于不同行业和主要指标的比较,采用周收益率和总风险作为因变量,可以减少因不同股票未能连续交易导致数据缺失而影响数据之间的比较,最终确定的股票样本数为124家上市公司,分布在11个大行业里。由于许多公司在2006年进行过分红派息等事项,因此对股票价格进行了复权处理。 (四)研究的程序和方法 以所选的上海证券市场124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为124只股票和上证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对所选股票按行业进行划分,计算各个行业下股票的平均周收益率、总风险、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通过对各个行业下的平均周收益率和总风险、系统性风险的计算和比较,来研究行业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 对样本个股在样本期间内的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和上证指数周收益率时间序列数据,根据单一指数模型作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估计出这124只股票在样本期间的系统风险系数。根据样本股票的系统风险系数估计值,就所设定的研究指标作相关系数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行业因素对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分析 从表2中的不同行业收益和风险情况可以看出: 不同的行业表现出不同的收益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收益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平均周收益达到2.979%,收益最低的行业是食品饮料业,平均周收益为0.431%,两者相差2.545%,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平均周收益超过同期上证指数周收益的行业有4个,分别是金融保险业、木材家具业、机械设备仪表业和金属非金属业,其余行业的收益水平都低于上证指数的收益水平。不同行业平均周收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出2006年的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大多数行业的市场表现不如同期的上证指数收益。 不同行业的风险与其收益水平存在不一致的现象。通常情况,收益越高而表现出来的风险也应该越大,但实际情况却差异很大。金融保险业的风险为4.578%,食品饮料业的风险为5.001%,收益最高的行业风险比收益最低的行业风险还要低。 反映行业系统风险的β存在很大的差异。β大于1的行业有四个,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金属非金属业、建筑业和金融保险业,其他行业的β都小于1,β在1左右5%以内的行业没有一个,表明所有行业的市场表现都与上证指数不同步,只有4个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高于上证指数,大部分行业的市场波动程度都低于上证指数。 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差异也很大。大部分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占总风险的比例都超过50%,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达到87.04%。只有三个行业的系统风险比例低于50%,其中最低的是木材家具业为34.55%。 (二)主要研究指标对收益和风险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均周收益与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2006年上证指数上涨了,具有很明显的牛市特征,因此振幅与平均周收益显著正相关。这四个研究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说明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收益的相关因素,投资者在选择股票进行投资前,需要对上述指标进行研究和分析,才能更好地进行股票投资,提高投资收益。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换手率与股票的平均周收益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这四个指标对股票收益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在5%的显著水平下,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都与股票的风险存在相关关系,其中公司规模与股票的风险存在负相关,而其他指标与股票的风险存在正相关。这些指标的实证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也反映出这些指标是影响股票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5%的显著水平下,流动比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与股票的风险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与最初的假设是不一致的,这也说明在上述研究期内,这三个指标对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产生影响或影响不大。 股票收益和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大多数是一致的,这也表明证券市场的市场表现与理性预期是一致的。这些说明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不断进行,证券市场越来越成熟和规范,市场行为也越来越理性。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更加注重股票的业绩和成长性,更多地考虑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同时,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影响投资收益的有关因素,还要熟悉影响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提高股票的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对股票投资收益、风险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 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投资收益水平,证券市场行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市场表现良好的行业大部分是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宏观经济环境良好,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不同行业所面临的总风险与其投资收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总风险高的行业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投资收益,行业的总风险对其投资收益的解释能力不高。 总资产增长率、主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振幅和股票投资收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影响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关因素。 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换手率和振幅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与股票投资风险存在负相关,这些都是影响股票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 在股票实现全流通后,价值投资的理念也慢慢被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时,更加注重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抓住影响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投资,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收益。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思考 摘要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小组讨论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问题研究能力,同时体现了多样性教学方法在大学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文章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效果意义,并结合公共政策分析学科特色,探讨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实践应用中的具体操作过程。 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小组讨论;案例教学;教学模式 “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因果分析或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①它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强调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技能。为适应社会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②“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必须突出学生对公共问题感知的灵敏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将小组讨论引入到“公共政策分析”的课程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顺利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公共议题选择、分组讨论交流、学习成果分享、课堂效果评价以及知识延伸等教学环节的设计,实现学生从学科基础课程向专业基础技能的学习方法迁移,力求增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技能,形成教与学有机统一的有效课堂教学模式。③同时,学生通过讨论让自身能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引入小组讨论法具有必要性,值得推广。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析了小组讨论法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小组讨论法的内涵 目前,依据学生积极性的高低,可以将主动教学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讲授式、主动学习式、协作式、合作式、团队式学习、基于问题式学习、基于项目式学习和同学互教式。④其中,小组讨论教学法是主动教学方法中较为成功的一种。它注重的是“讨论”,能够串联学生间、师生间的互动,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由于问题导向的鲜明特征,“公共政策分析”教学不仅要加强公共政策抽象理论的学习,而且也要以具体案例加深学生对真实政策世界的理解。因此,“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所应用的小组讨论法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讨论小组,在课程教学要求下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对经典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围绕评价要素给出最终得分的一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进行课堂知识点讲授之后,指定案例范围,由学生自主组织、自主讨论,在最后的考核中按照相关规定和时间限制内进行案例汇报。教师并不参与具体讨论分析,但可为学生提供相关帮助及参考意见。学生在最后案例汇报中,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定时间之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例汇报,并且按要求在讨论过程中必须依据课堂知识点表述案例应用观点。大学教育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教学中,通常采用的是传统小组讨论形式。传统小组讨论是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中,组员委任某一个或几个代表发表自身观点;或全班为一个组,进行全班讨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传统小组讨论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一是教师在讲授知识点之后能够利用小组讨论即时反馈教学效果,扫描教学盲区;二是能够调动课堂气氛,在互动的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其缺点一是在小组讨论中,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具体知识点掌握程度,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在课堂中主动性强的学生往往在课堂中经常发言,“发言权”容易集中在少数主动性强的学生手中。二是在小组讨论时,由于只是给出了选题,容易在讨论中出现偏离,甚至出现与主题方向相反的情况,背离教学目标。对比传统小组讨论的优缺点,结合公共政策分析注重问题导向的学科特点,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小组讨论应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两者的结合既可吸收传统小组讨论方式的优点,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社会实验和情景模拟的必要性。 2小组讨论法的设计 小组讨论法基本是按照“理论知识—小组选题—自由讨论—展示与评分”的流程进行,其目的是能够达到促进学生间、师生间的知识交流与夯实理论基础的教学效果。 2.1理论知识的学习“公共政策分析”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其教学目标一要系统了解公共政策学的框架和内容体系;二要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及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三要能够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知识体系不仅包含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和现实中的政策问题。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仅需要对理论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还需要对现实政策问题进行剖析。 2.2讨论主题——案例选择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恰当并且能够涵盖当前所学的知识点,例如,“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中案例的选择基本上应遵循“寻找公共政策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学生不仅要横向把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而且需要纵向把握公共政策的历史渊源及现实影响。因此,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利益相关者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小组讨论设计可选取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的案例。当然,不同的案例同时也决定了小组讨论中所需要的知识点与分析方法的侧重点差异。这要求教师在理论的讲授及案例素材的准备中,应注重将理论知识和备选案例的分析点有机结合。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进行精心的、系统性的设计,并深刻意识到教学不仅要使学科知识系统化,更要紧密贴近现实政策世界,始终将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作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3小组自由讨论小组自由讨论环节首先要选择和确定组员。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组成小组。另外,小组讨论成员不宜过多或过少。人少,则可能导致讨论不充分,并且在最后小组展示中由于人数过少而无法充分表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人多,则可能导致组员间意见分歧过大,很难在课后讨论中达成统一意见,无法高效完成任务。根据教学实践,每组人数以4~5人为宜。其次,由于案例侧重于利益相关者冲突及其协调分析,这就要求学生在自由讨论的时候,应透彻分析案例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并应在最后的成果展示中充分表达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最后,小组讨论的关键在于对案例的熟悉和透彻分析。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应经过集体讨论以便对案例有整体把握和完成角色分工,再经过个人相应角色的材料准备,最后对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以形成最终的小组报告。“总—分—总”三个阶段,都要求学生通过集体讨论和分工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结果和形成小组报告。由于小组自由讨论各个阶段皆是学生的能力体现,教师原则上只提供大致方向及知识点答疑,只起引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2.4小组展示与评分小组讨论的最后形式可以为辩论或座谈会形式。这些形式有利于小组成员角色扮演的呈现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由于最终的小组报告展示代表了小组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的综合成绩,学习效果评分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教师对小组的整体表现给予评分;二是对小组内的成员个体表现给予评分;三是小组内成员根据对小组贡献的大小进行排序,教师根据排序赋予相应分值。此外,还需要对课堂讲授过程中学生的理论学习表现给予评分。因此,最终的学习成绩由上述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小组讨论部分应占总成绩的80%。小组讨论有利于学生进行全面的能力展示,因而小组成果评价不仅应着重对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考查,而且也需重视对组织形式、口头表达、随机应变及课件展示等其他能力的评估。在小组汇报阶段,除了汇报小组成员的最终报告,还可以由非小组成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互动增强对案例的理解和强化学习效果。 3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及效果 3.1小组讨论法的具体实践共四个班级参与此次教学实践活动,学生人数101人。按照自由组合原则,分成20组,每组4~6人。小组成员依据抽签顺序决定最后小组陈述顺序。评分制度采取综合评分方法,即总成绩由小组整体表现分、组员个人分、组员互评分、及课堂表现分综合而成,分别占比重为40%、30%、10%和20%。“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小组报告的教学目标是对政策系统中的政策过程诸环节及其系统内外诸要素进行相关分析,从而改进政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案例需要结合当前的公共政策热点,同时具有明显利益相关者冲突特征。此次教学实践中共安排了七个案例供学生自由选择:一,云南怒江到底该不该开发;二,油价调整背后的利益博弈;三,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四,暴力拆迁何时休;五,如何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六,汽车限购令伤到了谁;七,柴静雾霾调查动了谁的奶酪。 3.2小组讨论法的教学效果参与此次教学实践共计101人,及格率100%。其中,90分以上(优秀)8人,优秀率达7.92%;80~89(良好)39人,良好率达38.61%;70~79(中等)人数43人,中等率达42.57%。教学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组讨论法在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肯定了小组讨论法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学科探索能力上具有积极作用。 4总结 小组讨论是一种互动式、引导式和主动性强的教学方式,能够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本文介绍了小组讨论教学法在公共管理类课程中的内涵、设计及应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小组讨论法的应用,并非否定传统教学模式,而是在借鉴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学生的自主性。小组讨论法以理论教学为基础,更加注重与实践的结合,自由选择案例进行自主分析,侧重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法的应用是在大学生教学中一次新的大胆尝试,特别是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会在教学中取得显著成效,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学研究项目”基于全过程的高校教师教学胜任力动态评价系统构建研究“(2014B13)的部分成果 作者:李世祥 曾旭 马海燕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管的困境分析 摘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困境问责制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公共政策正确贯彻执行,达到预期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许多制定十分周密、科学的方案,在执行时偏离了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方向,最终导致政策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不严格,不到位。为此,必须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职能之一的公共政策,由于政府的存在,其内在以及外在的强制性,保证了公共政策实现分配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强制的背后,却隐藏着伦理性。本文以为对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将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渐进式”、“实验式”的中国社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伦理;价值;人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但是在转型中,社会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我国的城乡差距呈现失衡状态,而且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根本上的改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情况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关系普遍民生方面问题较为明显和突出。这一实际存在的问题,给未来社会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和未知因素,给政府更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功能提出了不易解决的难题。政府从内心希望一方面通过传统公共政策强制性去尽力维系社会旧有格局,另一方面又造出新的“缝隙”以及“非对称”的社会状况;这种困境使得重新反思公共政策成为了必要。本文就是从伦理方面对公共政策进行了分析。 一、公共政策 关于政策,官方有一个比较中性的解释,即“辞海”解释。政策是这样定义的,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从政策定义可以看得出,公共政策应该涵盖一个国家为维系社会发展而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出台的的政治方略或策略,或各种必要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定义,几十年间,未能达成一个所有人接受的感念。学者有的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的。例如,作为公共行政学标志性人物的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就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1]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界定了二者各自的过程管理。有的学者是从公共政策的行为特点来界定的,例如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的哈罗德拉斯维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则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2]这一定义更加强调政策的行为特征,从广义上说政策就是有目标的计划。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界定公共政策,例如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管理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它是由一系列谋略、措施、办法等组成的。”[3]不可否则,公共政策有其一定的历史使命。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工具,其自身孕育着强制性和伦理性两种天然属性。 二、公共政策伦理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宪政制度的推崇以及人权的日益受重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批评,公共政策的伦理性方面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说,公共政策在伦理方面蕴含的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共性,这种共性着重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价值取向 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公共政策也莫不如此,而反映价值取向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正义论》开篇就明言中“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公共政策理自然应具备价值取向,这是其内在的要求,具体而言,有如下表现:其一,公共政策交织着其制定主体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的价值观。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主体均是公共机关或确切的说是政府,而作为社会公共机关的政府,本身代表着其所处位置或所代表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执政者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其本身也蕴含着普世的价值观。例如公正性,而这一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维系社会基本公正的职能更是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定位于人民服务者,与人民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这一价值含义的体现。其二,公共政策的外在特点也深刻体现其价值取向。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最基本特点,深刻代表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政策越来越来源于公共意志,越来越体现民主,体现自由,体现公众性。在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各种结合,成果就是有价值取向的、符合公众性的理性追求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外在特征,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将其价值观合理、合法的落实于公众,同时公众也能就公共政策的诸多事项与制定者达成价值的统一体,使得公共政策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来表达公众的利益诉求,进而决定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其三,公共政策的施行效果更富含价值属性。公共政策以维系社会更好发展为其使命,以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为基本职能,其最终的施行效果必然反映着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公共政策的执行必然达到到一种有目的的安排,而这种目的则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如果不能达到这种价值追求,则说明公共政策的失效,必然催生新的公共政策来代替失效的公共政策,以使公共政策的施行能达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达到追求的价值。 (二)人性精神 公共政策本身蕴含价值取向,同时其也有人性精神。因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均是人,都是为民服务的。就公共政策的人性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公共政策需要切实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实际问题。毋庸置疑,公共政策是要解决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解决公众需要的一些问题,自然而言牵涉到人的问题,不可避免涉及人性。因此,用于解决问题的公共政策必然需要具备人性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进步,人们对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期望,热切希望公共政策的能够反映人们的普遍关切。一项反映人性的、能够切实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公共政策需要具备人性。作为基础性的管理,公共政策的人性化表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为着特定的目的,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经过有价值取向的考量,以寻得最适当的方式和取得最积极、最人性化的施行结果。众所周知,公共政策的各种方式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体现一定的客观性、合乎逻辑性。追求较为精确的计算和合乎逻辑思维的推理。由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公共政策的选择往往不一定能反映最优效果。这样,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只能从现实的境况出发,体现为一种更人性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真切感受真实的情况,进而妥善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二,追求人的发展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目的。公共政策有众多目标,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发展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公共政策作为公众切身有关的一种方略,必然与人的发展密不可分,人的发展有助于更近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公共政策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人的发展,可以说,公共政策未来发展的立足点将集中于人的发展。 三、结语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从社会整体出发,进一步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虽然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然而,公共政策的意义更在于其蕴含的伦理价值,必然会附有价值选择和人性因素。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有助于从更深层探求公共政策的存在和行驶的合理性。 作者:贾远军 单位: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运用 摘要: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哲学方法主要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这些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哲学方法 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哲学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哲学方法的应用保障着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一、矛盾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分析事物最根本的方法,在整个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它是所有学科都应该重视的分析方法,也是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矛盾分析法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所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即其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其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而斗争性则寓于同一性之中,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第二,矛盾分析法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第三,矛盾分析法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以避免“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就是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地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避免主次不分的“均衡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互相包含的,是内在统一的。任何公共政策问题的产生都根源于矛盾,任何公共政策也都是为了解决矛盾。从政策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公共政策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矛盾的解决离不开矛盾分析法。从公共政策的本质来看,公共政策一定是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国家在运行公共权力时,如何做到兼顾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矛盾双方的利益需要是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将矛盾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平衡矛盾双方的利益,使其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从公共政策的特征来看,政治性和公共性、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是公共政策的矛盾性特征。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当政治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以及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一致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当它们的利益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公共政策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就会相互矛盾。稳定性和变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强制性和合法性也都是这种矛盾关系。再从公共政策的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存在、运行和发展有着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和分配功能。一般常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平衡协调发展的,但当社会发展中出现不平衡不协调,比如在分配上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没有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利益各方的冲突和矛盾。可见,公共政策领域到处充斥着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矛盾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 二、利益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利益,就是在受生产力发展制约的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人们为实现自身需要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利益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由于需要的多样性,人们之间必然形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利益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竞争性和协调性、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是利益的特征。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区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区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的区分是利益的构成,是利益矛盾的具体表现。利益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人们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利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首先,从公共政策的实质角度看,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所作的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政府从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进行的具体管理,是以政府为主的各种利益个体和群体参与的管理活动,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活动的核心。在利益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第二,从公共政策的类型角度看,分配政策是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划分作出规范;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各集团的种种利益进行平衡和协调的规范;规制政策一是规范政府行为,二是划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自律政策即自我限制的政策,是指政府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供集团在行动时对行为进行选择。第三,从公共政策的功能角度看,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公共资源正确有效地在它所服务的公众中加以分配,而其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中利用利益分析法,就是要权衡公共政策利弊得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使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协调、全面发展,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三、系统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所谓系统分析法就是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在若干选定的原则和准则下,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利用定量的方法提供允许和可用的数据,借以制定可行方案并推断各种可能结果,以期寻求对系统状态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法。系统分析法之所以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是由公共政策分析过程本身的系统性所决定。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活动视为一个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有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环境因素,也有全球的、区域的、一国整体的、地区的等层次因素,它们构成公共政策活动的具体情境事实体系。政策行动主体、政策公共财政资源、政策信息资源、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选择等则构成公共政策的内部生态系统。公共政策活动是其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通过互动实现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公共政策活动的外部生态既制约着内部生态,同时又为其运行提供了现实条件,公共政策活动的内部生态的变化,又改变着外部生态的状况。正是通过这种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间的互动,具体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对公共政策系统的分析可从两个角度进行。从静态结构角度看,公共政策系统由公共政策的环境超系统与资源系统、公共政策的主体系统与客体系统、公共政策的组织系统与体制系统、公共政策的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所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而从动态运行过程角度看,具体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处在自身系统和环境超系统交互作用下,由政策主客体的活动构成的、处在变动中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动态演进的动力源自其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类是公共政策系统与其环境超系统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公共政策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矛盾。这一演进过程呈现出变动性、互动性、弹性和流动性诸特点,这一演进过程还呈现出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止等有系统关联的若干阶段。可见,系统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极富实用价值的。 四、因果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因果理论是对事物和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理性概括和反映,它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现象、过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前因后果,前后现象之间有必然性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一因一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异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是因果联系复杂多样性的表现。对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是因果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应用因果分析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政策环境与政策执行之间、政策资源的配置与政策效率之间的联系。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常用的因果分析法有详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实验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方程模型属于因果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政策预测和公共政策评估中被经常采用。 五、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事物的量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具体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最典型的定量分析法就是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以市场方式制定政策从而达到资源再分配目标的一个基本技术,被称之为试图用经济方法取代市场讨价还价的价格确定方式,使政策抉择达到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最优就是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却不损害任何人。这在公共政策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由帕雷托最优的困境产生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政策选择要使净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一项政策即使使某些人受损,但如果总福利大于损失,这项政策就应该被采纳。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法、现值指数法、内含报酬法等。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中常用的定量方法。趋势分析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则是公共政策预测中常用的定量方法。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法是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包括归纳分析法,演绎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认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要借助于因果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实证分析要借助于归纳分析法和演绎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要借助于结构分析法,对新旧政策问题的相似性进行分析要借助于比较分析法,对政策问题的性质的把握要借助于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更适用于涉及社会、政治、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难于定量的问题,定量分析则更适用于经济问题。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公共政策分析中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 六、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与公共政策分析 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与理性方法相关的决策模型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和综合分析政策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经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者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科学家的概括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决策理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政策实施的结果就是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限定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它要求决策过程中必须把决策行为视为具有一致价值判断的整体行为而非个体或群体行为。决策者有绝对的理性,具备完备的知识和信息,能穷尽所有备选方案并预测到所有结果。决策目标单一、明确和绝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具备一以贯之的价值偏好。决策过程中不考虑时间和其它政策资源的消耗。这些近乎完备的条件成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在实践中无法使用的原因。西蒙对完全理性决策模型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其局限性,提出了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它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的搜索,得出满意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这种模型是以“令人满意的”准则去取代完全理性所主张的“最大化”准则,所以又称满意决策模型。满意决策寻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次佳或“第二最适”。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重视的是可行性研究和成本与利益分析,但它更主要的是仅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规则,这也成为其主要的缺陷。林德布洛姆在批判了理性决策的缺陷后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型。这一方法强调决策者的决策是从现行政策出发,只是对现行政策的调整。但渐进决策模型只适用于既有的相对简单的问题而不是将来要发生的复杂的问题,因而它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安全的而不是具有冒险精神的措施,这样公共政策就变成了补救性措施而非创新性方案。德罗尔看到了理性决策模型在可行性问题上的局限和渐进决策模型的保守倾向,提出综合决策模型,试图将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结合起来,并把两者的合理性加以延伸和综合。他认为现实的政策诉求可能是要求社会变革的,也可能是要求社会稳定的,因此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而R.M.克朗则认为应该把理性分析的科学和超理性分析的艺术结合起来[1]。克朗认为,超理性分析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判断、直觉、创造力、灵感、隐含的知识、信仰、洞察力、意志、超感交流和预见能力等。德热认为,超理性因素主要包括判断力的应用、创造性的发现、头脑风暴法和其它一些决策方法[2]。可见,超理性分析以主观判断为主,而这种主观判断应当建立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超理性不是非理性,非理性是建立在信息不完备基础之上的主观判断。因此,超理性分析可以定义为在充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主观判断,也即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包含社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因素时,理性方法就难以解决问题,就必须采用超理性分析方法。超理性分析方法主要有:问题的主观识别方法、趋势的直觉预测方法、方案的灵感激发方法、决策的经验判断方法、结果的模糊评估方法。超理性分析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为防止其可能导致的片面或极端情况的出现,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决策者具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政策过程能够排除明显的错误和缺陷;综合各种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化。超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多元政策目标的分析,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决策过程和政策特点。总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着包括矛盾分析法、利益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因果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理性分析法和超理性分析法等若干哲学方法,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比如,在进行利益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进行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必然进行矛盾分析,而超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因此,它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些哲学方法对保证公共政策的科学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周建民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诠释禁电的公共政策周期分析 【摘要】“禁电”是当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实施的一项公共政策,广州即为实施“禁电”政策的城市之一。文章运用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探讨该政策动态活动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对于把握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禁电”;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 一、广州“禁电”政策概述 2006年11月14日下午,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正式对外《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开征求意见,并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自通告之日起,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含从化市和增城市)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这标志着广州市正式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以下简称“禁电”)。 新闻会上,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广州“禁电”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广州市一直以来都未允许电动自行车上牌及上路行驶。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第十八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2004年9月,广州市交警部门通过新闻媒体提醒广大市民,在省有关规定出台之前,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免造成损失。2006年5月1日,《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作出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广州市政府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并委托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为年龄16岁以上具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1)公共汽车是目前市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59.1%的受访市民的主要交通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14%为自行车,8.4%为步行,7.6%为摩托车,4.2%为私家车,3.5%为地铁,只有1%为电动自行车。(2)多数市民认为不适于发展电动自行车。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72.8%认为如果禁行会给广州市的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带来好处。(3)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70%的受访市民表示支持市政府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13.7%表示“无所谓”,明确表示不支持的只有16.3%。(4)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影响不大。分别有58.5%和32.2%的受访市民表示限制电动自行车对其生活“没有影响”和“影响不大”,只有5.6%表示“影响较大”。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结合广州市的实际,广州市政府提出了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的意见,并于7月份专题请示广东省政府。省政府于9月底批准同意广州市政府的请示。根据省政府的批复和市政府的决定,广州市公安局起草了《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并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要求,通过了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于当天对外。[1] 二、以政策周期模式分析广州“禁电”政策的提出 全国各地对“禁电”态度不一。北京先是“禁电”后改为“限电”,上海则没有“禁电”。而作为特大城市之一的广州,其“禁电”政策自然也引起了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用户、厂商、经销商及一些市民和专家学者的关注,各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各方的着眼点主要是这项政策涉及的政策取向、路权分配、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决策程序的民主等等问题。而笔者认为对此政策在现阶段运用公共政策的方法来分析,对于把握这项政策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任何一项政策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众多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中,笔者选择了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作为具体分析方法。 公共政策周期分析模式也称为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式,是从公共政策的动态活动过程的各个环节出发,将公共政策看成一个多环节相互连接的动态运行系统,分析公共政策的内在规律。它对于从整体出发把握各个运行环节在政策运行中的功能,系统检测各环节功能发挥是否正常,检测政策成功或失败时关键环节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有效具有重要的意义。[2]一般认为,从政策过程来看,公共政策包括问题的认定、政策的规划、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一系列动态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并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2] 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于这一系列动态过程环节中,并且良好的政策效果也在动态的政策过程中产生。一旦政策过程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存在问题则势必影响到政策效果。 考虑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笔者着重从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作重点分析,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也一并提出一些建议。 三、广州“禁电”政策过程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三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常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公共政策领域也是如此。正如利夫因斯顿所指出的:“问题的挖掘重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用于解决认定错误问题而产生的不利影响,远甚于用比较不完美的方案去解决一个认定正确的问题。”[3]因此政策问题的认定不仅是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第一个环节,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纵观广州“禁电”政策的发动原因,不难发现,此政策在问题认定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一)政策问题的发动欠科学分析 据广州市公安局就“禁电”通告召开新闻会时介绍,广州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专门就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进行调研,并确定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开展具体工作。但从各种报道之中难以发现广州市政府的调研结果,也即广州市政府发动“禁电”政策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有何科学的指标和数据难以让外界所知晓。因此,在缺乏相应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动“禁电”政策难免令人对广州市政府“禁电”政策的动机产生猜疑并缺乏对公众的说服力。 (二)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 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广州市公安局在2006年6月召开了三场“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从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和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广州应该优先发展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但是,市民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是什么?有何具体的衡量依据?代表们是否在掌握一定的电动自行车专业知识及在相关的指标分析和数据支撑下发表意见呢?三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主要是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市民、专家学者、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等,并没有电动自行车的行业代表获邀请参加,显然参加人员对问题原因的认识欠全面和深入。难怪闻讯赶到挤进第三次座谈会的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在会上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懂电单车!”[4] (三)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 广州市政府“禁电”通告及公开的信息并未直接指出“禁电”的理由,也没说明为什么“禁电”是广州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唯一途径,考量问题的视野范围过于狭窄。一是仅仅把三次座谈会及专项民意调查反映的意见作为政策认定的依据,意见的征集面过于狭窄;二是带有很强倾向性地进行意见征集,开始就引导人们往是否“禁电”考虑,致使对“禁电”以外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限制”和“禁止”应该是明显不同的政策选择。据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电动自行车不应成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因此,绝大部分代表赞成对电动自行车进行限制。另外,广州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开展的电动自行车管理专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8.4%认为广州目前的交通状况不适合电动自行车通行;70.0%受访市民认为“限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有助于缓解广州市的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秩序”;大部分受访市民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广州市公安局就此认为从公开征求民意的结果来看,不予电动自行车登记及上路行驶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座谈会与民意调查显示的是绝大部分代表和大部分受访者支持“限制”电动自行车而并非“禁止”电动自行车。对“限制”还是“禁止”这样严肃的政策选择居然混淆了基本的概念,可见广州“禁电”政策考量的局限性和倾向性。 (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从动态意义上理解,政策方案建构过程就是政策的规划和制定过程。它具有以解决政策问题为目的、针对未来、技术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其中政治性是指规划活动是一个各方互动的民主政治过程。它要求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然而,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表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决策过程的封闭、缺乏民主。《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是“禁电”与否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公开征求意见”与“听证会”有所不同,如何执行?“公开”的范围应有多广?怎样体现代表性?“征求”如何避免倾向性?“意见”如何归纳和取舍?这些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广州“禁电”政策在方案建构过程中也因“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问题受到了较多的质疑。 广州市公安局召开的前两次“电动自行车管理座谈会”,又名“征求意见会”,邀请了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城管支队等单位代表,以及包括教师、医生及IT行业员工在内的“市民代表”,就“是否允许电动自行车上路”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中不仅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代表,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也不在受邀之列。事后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两次征求意见会进行任何报道。第三次“征求意见会”召开时,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闻讯赶到挤进了“征求意见会”会场,但当局显然并不打算征求他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你们不懂电单车”,主持人就立刻宣布会议结束了。随后,《广州日报》在头版显赫位置刊登了题为《基本赞成电动自行车禁止上路》的文章,对第三次“征求意见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与会23名代表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在老城区必须坚决禁行电动自行车”,而绝大多数“市民代表”认为,“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广州上路行驶,以保障广大市民的利益。”文章还透露,广州市政府将尽快提交“有关方案”上报审批,“预计在8月份左右在广州市正式实施”。[4]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在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之前,尤其是还没有社会公众、利益集团等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参加的情况下,政府喉舌的报道显然是给电动自行车的命运定了调:电动自行车很快将会被禁!这与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公开性、民主性不相符,必然引来社会各利益全体事后的反弹,甚至拿起法律作武器对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5] (三)广州“禁电”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政策的决策过程就是政府接受最终通过的方案并使之合法化的过程,包括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所实施的一系列审查、通过、批准、签署和颁布政策的行为过程。[6]必须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中政策的合法化还包含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被社会公众认可接受的过程。因此,政策合法化不仅仅要求政策形式的合法化,更强调政策内容的合理、合法,为公众所接受。 广州“禁电”政策完成了各种法定程序:公开征求意见,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同意,通过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合法性审查,最后对外。在形式合法方面广州“禁电”政策并不存在问题。然而因为广州“禁电”政策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了人们对该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甚至以法律的方式反抗,可见其并未被公众广泛接受。不接受的公众不但包括电动自行车行业及电动自行车的拥有者,其实还包括电动自行车的潜在购买者和驾驶汽车的潜在受影响者(“禁电”以及已有的“禁摩”政策迫使部分人选购汽车,对原来就拥挤的交通造成影响)。正因为在问题认定和方案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使这些利益相关者没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政策合法化并不能抹杀这些人对政策不接受的事实存在,这对政府的管治是不利的因素。 四、广州“禁电”政策执行和评估的建议 如前所述,广州“禁电”政策已然出台并刚开始执行,尚难以对其执行和评估作出分析。但因该政策在问题认定、方案建构、决策这三个环节先天不足,在其执行和评估过程更应适当把握。笔者对广州“禁电”政策的执行与评估提出一些建议。 (一)广州“禁电”政策执行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执行就是指将政策方案付诸实施,把政策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尽管一项政策在出台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只要是一项合法的政策,就应当得到有效的执行。政策的严格执行既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政策成功与否的需要。因此,广州“禁电”政策要严格执行在当前是无容置疑的。广州市公安局考虑到市民妥善处理现有电动自行车需要一定时间,对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进行15天的纠正教育然后再严格按章处罚。这样能给予政策一定的缓冲期,有助于政策的实施。但鉴于该政策在执行前的不足,在执行过程中还应注意:(1)加大政策宣传的力度。不仅要大力宣传政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宣传政策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有说服力的宣传,提高政策的可接受程度。(2)积极消除政策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例如考虑到目前郊区公共交通尚未完善,应当合理解决郊区居民的出行问题。又如对原有的电动自行车或其电池予以回购或补偿,对当地电动自行车企业进行补偿或支持。 (二)广州“禁电”政策评估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行为。它对于检验政策效果,提高政策和政策执行质量意义深远。广州“禁电”政策既然饱受诟病,更应尽快对此政策进行评估。评估时要有开放的胸襟,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并由中立的第三方主持。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修订政策或就此终结政策。 五、结语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民众在学习,政府也在学习,科学的、民主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愿望,它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学习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或者说这是中华民族都需要补的课,有问题是正常的。广州“禁电”政策只是中国众多公共政策中的一例。通过运用公共政策周期模式对广州“禁电”政策进行分析,笔者期盼能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处理类似问题时有所参考。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探究关于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分析 [摘要]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北部湾经济区高技能人才就业的特点,分析了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人事政策和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公共政策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来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部湾高技能人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2008年1月14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以下简称:“北部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北部湾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组成。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面临着来自东盟地区和国内各省份竞相发展的竞争压力。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今后8年是北部湾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强区域人才开发与合作,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等,它缘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注重“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强调绩效导向,即以经济、效率、效果三大变量来对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在公共服务方面倡导市场导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实绩为依据进行管理。 社会是政府的来源,服务社会是政府的职责和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等理念,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合理发展趋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指导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确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整合各方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市场还无力全面负责公共性很强的活动,政府仍需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力量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管理,使市场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以便承担更多、更重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要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北部湾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政策、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北部湾经济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目前北部湾的人才队伍现状和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无法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开放开发的需要,无法适应推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需要,无法支撑起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北部湾在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对相关人才需求较大。而发展沿海工业需要的技能人才等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等,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先进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先进设备的大量更新,必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以及人才的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北部湾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有待完善 北部湾的许多企业依然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的用人观念,企业招聘往往起点就是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也不管是否真正需要。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的能级错位和人才浪费现象。而学历层次为大专及以下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依然遭受着“弱势文凭”的社会歧视,存在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层次低的现状。 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技能人才明显不利,仍然沿用老标准,将人才的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而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却因为学历和职称这两道“硬门槛”,被摒弃在“人才队伍”之外。许多地方为管理、技术研发人才提供好的待遇,却忽视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被作为普通劳动力,劳动者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比较普遍。具体表现为;(1)试用期长,试用期工资低;(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或合同形式化;(3)工资增长缓慢,且存在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4)劳动时间被随意延长,加班无报酬或少报酬;(5)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就业不稳定。(6)违规收取就业押金等费用。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北部湾所独有,但在实际上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 三、公共政策对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1.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区域内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扩大广西就业的主要出路,而且广西第三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具有潜在优势,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促进与保障是必要的。应该利用北部湾建设和发展这一契机,把握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等途径,最大程度的拓展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 2.财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财税政策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促进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市场机制失灵并存,要求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财税政策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财税政策可以做到:(1)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的协调比例,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2)调整经济结构。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3)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体现在:一是鼓励自主创业;二是鼓励企业雇佣人才。 3.人事政策的影响分析 通过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和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权责利,可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行单位控制和宏观管理。强化立法约束和政策引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和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配套的就业服务。 政策因素对人才作用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或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出来。人才为了追求才能的发挥和事业的成功,就必然产生向政策宽松地区流动的愿望。 4.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深入人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被一些企业看作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抵制。一些企业存在拖欠工资、加班不给报酬、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以经济效益差、社保负担重为借口,采取瞒、漏报甚至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上存在法律“盲区”,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全员参与招商引资,劳动执法部门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履行法定的职责,甚至以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为由对一些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包庇纵容,对劳动者维权的请求置之不理。四、总结与建议——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1.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 (1)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重点培育和发展兼备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的行业,发掘优势产业、朝阳产业的潜力。大力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与东盟互补的新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挖掘就业潜能,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尽可能拓展新的就业领域,从这两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包括:①改造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变;②大力发展房地产等关联度大、拉动性强的行业;③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带动与旅游业相关产业;④积极发展会展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设置“高技能人才就业补助”科目,从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加强劳动者就业与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2)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区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对弱势产业实施合理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适当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4)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如采用对高技能人才创办企业和企业雇佣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的方式。政府要按照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 3.改革人事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 (1)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高职人才的社会地位。高技能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树立系统的战略思想。要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要求,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系列、考核评价标准;评价重在业内、市场或社会认可,坚持实践检验人才,形成包括群众、专家、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2)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近期与长远目标、重点与全局发展、自主培养与吸引凝聚人才模式的关系,完善并规范企事业单位科学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环节,规范公开招聘制度和辞聘解聘制度,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促进企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4.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才发展 (1)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使其真正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 (2)尝试建立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施特别保护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促进就业和劳动保护的立法。比如德国实施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和《工业法典》等法律,鼓励企业雇用技能人才并参与培养;《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对技能型劳动者的权益加以规范和保护。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单位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障,依法推行人才全员参保制度,确实维护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4)建立职工凭技能、凭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待遇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在薪酬中考虑技能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由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津贴等鼓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对公共政策评估现状分析及完善思考论文 摘要: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科学的政策评估可以实现政策的价值化和民主化,而当前公共政策评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政策评估的主体过于单一、在政策评估中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等。要想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价值和效用应该做到:实施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明确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政策评估对策信息公开 关于政策评估的概念至今学术界未能达统一的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方案的评估[1]。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政策评估视为一种分析过程,其目的在于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优缺点;也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既包括对政策方案的评估,也包括对政策执行、政策监控、政策终结以及政策结果的评估[2]。还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的着眼点应是政策效果,政策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鉴定人们所执行的政策在达成其目标上的效果,确认政策实施对于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和影响程度。笔者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其实施后的效果、效益或者效率所进行的综合认定、分析。 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是根据总体安排或以部门为单位,或以系统为一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总结报告等形式对本部门或本系统工作进行汇总,在此基础上,由行政机关对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和评价,致使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这样的政策评估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和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的纯洁性密不可分[3]。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观念较之过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 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公务员之家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就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把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无疑有助于公众了解并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除了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过程应做到公开透明。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评估的依据。没有真实、详尽的资料和信息,政策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将无从谈起。所以我国政府应该拓宽政策评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中心、评估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证政策评估组织能够获得真实、详尽的信息。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对于政策评估组织来说,将有利于其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降低评估成本,有利于评估方法和评估结论的传播,便于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对于公众来说,可以借助各种信息渠道,发表自己对有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 (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评估的保障。为实现我国政策评估的制度化,应朝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者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评估系统、全面、公正。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为防止决策者随意决策,执行者滥用职权,必须通过制度将评估结论与有关人员的奖惩直接联系起来,真正实现政策过程的权、责、利相统一,使政策评估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 要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政策评估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要求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内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则均须精练。应该说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因此,评估者要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的加以选择和运用,必要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技术,以提高评估结论的可信度。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个政策价值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平性;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利益 对“公共政策”这一概念的定义,戴维·伊斯顿在1951年出版的《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一书中将其界定为“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核心和灵魂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它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切入点。“政策主体同政策客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关系,政策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即任何一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而阿尔蒙德所认为,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主要经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三个过程。本文将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认定这一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讨论公共政策公平性过程中政策主体(即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客体(即公众)的关系及价值的选择。 一、利益表达阶段 (一)政策主体 首先,政策制定主体是执行权力的拥有者。要做出有效的利益选择判断,需要充分了解民情民意,需要根据社会国家的现行状况来确定公共利益的选择。因此,在利益表达阶段,政策主体的角色是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的提供者,提供可行的运行环境来保障公共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可行的环境包括相关的制度和沟通平台及监督。 1.可行的制度即公民参与制度化。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把政策参与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认同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其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把公民的政策参与行动纳入规范的、合法的轨道。我国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从政策的制定上来说,就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各自的渠道来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行政公开制度等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形式。政策参与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合理的政策参与秩序。公民的政策参与必须而且能够在制度规范规定的范围内实现。因此,创建科学合理的政策参与制度规范是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的前提。这就必须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公民政策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使公民的政策参与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形成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2.电子政务,网上政府的发展,建立了联络政府、民众及其他机构的信息沟通平台。推进了公众政策参与的社会化。能够推动政策参与制度和规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在价值认知,成为公民政策参与潜移默化的行动准则和行为模式,从而使公民政策参与由一种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需求。 (二)政策客体 政策客体即公众。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公众的政策,既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也应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但决不是特殊阶层或少数拥有权力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工具。为了使得政策的制定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公众需要有效地参与利益表达。 为了进一步拓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政策主体可以完善已有的公民接待日制度、市长公开电话制度、基层意见调研等比较有效的渠道,针对其中出现的一些形式注意现象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排除;此外,利益表达主体还可借助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工具来表达本利益集团对于某些政策的主张,或者透过这些传媒向社会公众灌输有倾向的观点,以形成广泛的舆论压力来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网络平台有效地解决了政策客体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在网络平台上能够事先公示,以增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样公众能够更好地听取意见与建议,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信息的共通共享,及时弥补政策原本的某些缺陷,从而提高政策宣传和传达的效果。 由此可见,政策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为公共政策出台的公平性奠定基础。 二、利益综合阶段 通过利益表达阶段对公众分散的利益信息的采集,政策主体在利益综合阶段开始进行利益的博弈分析。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主要是就公共政策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博弈分析的。公务员之家 对于国家来说,重视的首先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政策主往往会做出政策做到效率最大化。通过利益的表达,有学者提出,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往往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进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也很多,比如公正性的再分配还其本上是个空白。由于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因此初次分配中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特别是我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也体现在再分配机制上。这些学者既作为专家又作为政策客体,都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操作和收入分配措施不力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使得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有很大空间采取合理措施来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政策主体——政府作为国家核心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这种分配活动必须借助于公共政策,依据公平价值标准和准则进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重点就在公平。要弥补这些诸多的不公平,根本的途径在于政策主体的公共政策中的取向。因此,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已经将注重公平、强调公平作为优先考虑。 三、利益决定阶段 党的十七大做出的决策,是根据国家现状采取的政策选择。目前从国际上判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8,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因此,十七大报告重点提出了“公平”的原则。在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首次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四、结语 一个和谐的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利益表达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保证政策的利益取向,也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探究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表达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才能保证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广泛表达,确保公共政策公平公正。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要逐步对主要农作物进行全程全季自然灾害保险和市场保险,改变小阶段如小麦收获时的防火保险的做法。对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进行市场保险难度大,但这是农民最盼望的保险,也是保护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应试行并推广。还要开设农民最低收入保险,如农民的一年收入达不到一定的数额,保险公司给予适当补贴,保证农民所得,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6.加强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完善农业科技进步政策 在提高我市农业竞争力方面,农业科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入世对我市农业科技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其次,要提高我市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更需要科技发展做支撑。再次,保护知识产权,对加强我市农业科研力量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二是改革农业科技机构和服务体系;三是建立新的农业科技发展运行机制;四是建立强有力的农业科技保障体系。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分析论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时代,从、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反共事件”。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总理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GO”。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除了像孙志刚案这样的“焦点事件”外,在多数情况下,舆论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进而影响正式议程的设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比最近几年提上公众议程的话题与政府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改革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领域,舆论对原有政策的批评一般都比政策调整要早3至5年,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69] 最初,舆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具体政策领域,但人们逐步认识到,具体政策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央政府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整体政策导向,[70]地方政府则为了追求GDP高增长率而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近年来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我们看到对这种政策导向的普遍质疑和强烈抨击。面对舆论压力,中央决策层不得不作出回应。为了缓解批评,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71]但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告诉人们,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如老板、经理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需要重视,单靠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是远远不够的。[72]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仍然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但其已被“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大大冲淡。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干脆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提法。[73]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进了一步,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74]从“发展是硬道理”、“先富论”、盲目追求GDP增长,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个历史性的跨越。没有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反思,没有新兴与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的激烈辩论,没有社会要求重新定位中国改革的强烈呼声,政策导向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是难以想象的。[75] 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 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用执政党自己的术语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了;或用国务院总理的话来说,议程设置“突出了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76]虽然“科学化” 和“民主化” 的程度未必尽如人意,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分析论文 一、制度制约公共政策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却的。而政策与制度一样,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伴始终的。制度、政策都是起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但具体的产生方式、作用并不同。 首先,个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目标是理性的,他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是理性人。但理性人不等于正确的人,再加上诸如信息不对称、成本损耗等等客观因素,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不能实现。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弥补一些客观因素的负面作用,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尽可能的实现。但制度出现,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需在其框架内细化、归类,制定各种政策来辅助实施。这样,政策就产生并发挥作用了。 其次,个人虽是理性人,但理性并不能弥补他自然性上的缺撼:个人的生命过程及生活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他无法预计生老病死,也无法预计天灾人祸。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脆弱的,需要合作来减低这种不确定性。而合作使人成为社会人。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更有利于个人在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更有利于人避免一些天灾人祸,并使自己有能力应付一些不可抗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但至于怎样合作,怎样使幼年与老年获得生存保障,怎样应付灾难,则是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如何制约、真包含政策呢? 制度,通俗而言,就是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则。更确切的说法,本文采用美国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思?诺思的定义:制度提供框架,人类得以在里面相互影响。制度确立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是一整套规则、应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在诺思的定义中,制度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但同时,制度又是规则、要求和行为规范。因此,制度不外乎是各种具体存在的行为规则、规范的合体。政策作为规划、社会目标、议案、政府决策、计划、项目等多面体的表征词,自然而然不会脱离制度框架,而是从属于制度框架。 由于制度并非是单一形式的,具体的罗列会使制度显得纷繁芜杂。这种情况并非制度分析家们所愿,因此,制度分类是很有必要的。而政策与制度的真包含关系也主要体现于此。 诺思的分类方法,是把制度区分为宪法秩序、操作规则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三大类。同时,他又指出:这三类并非断然分开,分界线并不明确。 第一类是规范性行为准则。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制度,它们涉及到“文化背景”(拉坦语)与“意识形态”(诺思语)。它们是宪法秩序、操作规则的背景材料和渊源。这一类制度包括社会所处的阶段、文化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等等。它们常常是非明文规定或非条例化规定的,但却使社会上的人们在潜在的国家强制力下潜移默化。通过这种潜移默化,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得到确定。这类制度的特点是“根深蒂固”,变化缓慢,变动不易。 第二类制度是宪法秩序。诺思认为:宪法可以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与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这里的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这一类制度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Davis与North)。人们一般称之为立宪规则。这些制度一经设定,非经特殊而谨慎的程序,如集体选择的条件等等;非经特殊的紧急情况,如战争、政变等等,它们不可以变动。当然,这种不可变动并非绝对,只是相对一个长远期而言的。就长远而言,没有一种制度是不可变动的。 第三类制度是操作规则。这类制度是在宪法秩序的框架中创立的,是宪法秩序的具体安排。它包括法律、法规、社团、合同以及政策等等。制度制约公共政策也主要体现于此。政策作为依宪法秩序而制定的具体安排,它的产生、制定、执行无一不受到宪法秩序的约束。弗农。拉坦认为:1、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地调查与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2、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度。3、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便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将发生方向性错误。4、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减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正是由于拉坦的这四个宪法秩序的观点,政策作为一种操作规则,必然受制于宪法秩序安排。 由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对政策是制约关系,是真包含关系。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下,宪法秩序这一类制度首先得得以安排。由于这些“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指导性、宏观性及缺乏可操作性,政策就来执行操作任务。各种政策把宪法秩序具体化,并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章;体现到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则表现为带有经济意味或政治意味的组织、合同、社团等等。而各种政策在制定、执行时又不可逾越“基本规则”的限制,它们在制度框架中“生根发芽”,用具体规则充实整个制度。政策是制度的附生物,随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也随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同时,由于制度的指导性及难变动性,有些政策建议虽是可行的、有收益的,但由于制度间的相互牵制,建议不能上升为政策。 我们回到前文的范德海德政策建议上去,查看一下当时的属制度范畴的背景材料:19世纪末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泰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也是一体化中的一员。国际大米价格的上涨,使泰国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从而引起地价实际上涨;泰国政府采用农业研究和灌溉投资的对策来干预地价上涨;同期,泰国一直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军政机关投资和相关基础设施(如铁路)投资也需增加;另外,当时泰国王室及政府高层官员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在另一Rangsit区,一旦灌溉政策实施,农民会大批从Rangsit区迁往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政府高层官员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 从这份背景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泰国当时的制度中的两对矛盾:其一为国家安全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制度间的矛盾;其二为保护社会中上层人物与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清楚地凸显出当时泰国制度框架中的牵制关系。安全要高于部分经济利益,已受益者不会放弃既得利益,二者一结合,契合点就是给社会带来净利益的好政策在制度框架中的牵制作用下被无限期延长。 二、政策影响制度 政策从属于制度,在制度框架中生成与运用。但政策的特性决定了它并非被动的适应制度,它也不仅仅只有利于制度框架的完善,它还会积极或消极地在制度框架内发生量变,最终促使制度变迁、达到制度创新。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政策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 至于政策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由一定的主体作出,同时对一定的客体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要求、希望、规定、强制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主体的某种政策”。政策源于人类自身的切身需要,但它产生于人类在解决比较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在制度形成后或逐渐形成期中的具体操作。较之制度,它更具有行为特征。而政策的确切定义比较难用精确的语言说明。就众多公共政策学家的观点来看,主要有四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以哈罗德?拉斯维尔为代表,认为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这种观点强调了政策行为的设计和目标功能。但缺乏具体做法来解决实际问题。 其二,以戴维?伊斯顿为代表,认为政策可视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这种价值分配将在与政策相关的目标群体范围内进行。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但忽视了政策的创造功能。 其三,以托马斯?戴伊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选择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这种说法强调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强调其实践性。但忽略了作为不一定是政策,或许只是一种“做法”。 其四,以詹姆斯?安德森为代表,认为政策是政府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是一个过程概念,表现在政府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这种观点强调政策的实证性和动态性。但忽视了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性。 事实上,政策不仅仅是计划和目标,也不等同于价值分配,更不等同于政治行为,同样也非只是操作性和动态过程。政策应当是它们的集合,以上四种观点只不过是政策不同层次的形态表征而已。政策是制度框架中的“砖石”,它是“广义的规划”。这种广义的规划是灵活多变的,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政策由于其“潜移默化”的特征,使它又成为相对恒定而持久的政府决策。这是政策的本质属性。与政策的起源密切相联,政策是人与人合作中的一种“契约”,是有关集体成员的一种默契,是要求所有成员在给定的环境中能预测其他成员的行为准则。但这种政策又不等同于法律、法规。虽然法律、法规也近似于一种“契约”,也可以在给定环境下预测他人行为,但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契约将会受到多大程度的惩罚。但同时也如第一部分提到的,许多政策会逐渐上升为法律、法规。惩罚程度会被明确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与法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甚至可以说法规、法律是政策的法律形态。 很明显,从上面可以看出,政策具有目标特征、行为特征、灵活多变特征、实证特征以及法律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政策是能动的反作用于制度框架的。 (一)、政策具有很强的目标特征。它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细化的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其内容形式,然后加以执行、评估等等。在执行过程,要多方考察,看它是否偏离原来的目标。也正是由于这种很强的目标特征,原有制度得以强化,制度框架得以完善。也同样是由于很强的目标特征,政策在执行、反馈中也会波及到原先目标,会使政策执行主体意识到目标的欠缺或偏颇。经过一系列程序,使目标有所纠正,进而巩固和完善制度的分目标。 (二)、政策的行为特征是指政策本身是在实践中完善、成型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任何一项政策制定出来都不是面面俱到、事事料到的。因此政策的最终成形是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操作并完成的。但这种行为特征不仅仅是一种被动执行行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执行的。因此政策虽有目标,但为了更趋于理性化,往往在政策执行中变动目标,甚至影响其他目标,为制度增加新鲜“血液”,促进制度创新。 (三)、政策的灵活多变特征,是相对于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较长期稳定性而言的。由于政策是为制度服务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它的变动。但同时由于其灵活多变,也就是执行反馈的灵活性,使它更容易促使正处于量变最高点的制度走向质变,使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四)、政策的实证特征是指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从发现政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评价各个方案――选择最优方案――执行所选方案的活动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的逻辑性很强,大多数政策相对于制度要求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可以称之为“好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正确发现问题就可以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政策主体往往由于自身的因素,如素质、信仰以及心理等等,另外加上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认识等等的不同,政策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是“坏的政策”。只要这个“坏的政策”实行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严重影响制度安排,不是破坏,便是突变,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 (五)、政策的法律特征是指政策逐步完善,逐步合理,可以上升到法的阶段,成为法律或法规。政策的法律特征在人类的政治发展过程是相当普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力无论在法理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为少数人垄断的。这少数人提出的政策甚至不需要任何程序就可上升为国家法律,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种“金口玉言”式的立法状态,政策更多的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促进了制度框架的巩固,但同时也使得制度框架变得僵化起来。人们的意愿往往不能实现,而改变起来又不容易,各种制度安排间必然会产生不均衡,从而引起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用诺曼.尼科尔森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变化正是依存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政治经济’事件”。 我们再回头去看范德海德政策建议。在这项灌溉政策中,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为给湄南河谷中央平原提供灌溉服务,给泰国带来大量的净社会利益;行为特征则体现在这项政策是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的,即怎样对付大米出口激增后土地价格的上涨问题;而其动态或实践性则体现于这项政策从开始到论证结束后,范德海德设计方案的出台。因此,这项灌溉政策建议虽然在1902年到1909年间屡遭否决,但其生命力却很旺盛。各个制度安排间的相互牵制,虽然有暂时的妥协――灌溉建议不被接受。但是,在出现新的制度安排,即二战后世界和平趋势加强,亚洲地区民族国家逐渐独立,开始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世界银行也给予相应的支持,这项孕育在旧制度内的政策建议终于被采纳执行,范德海德设计的水利工程也终于得以完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固然不能说灌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制度,但作为一个“好政策”,它确实是在影响着关键性的经济制度的运行的。它开始没有被采纳实施,但在无形中,并没有人否认它的真正价值。 三、政策主体对制度的影响 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而政策则是在制度框架下行为规范的细化与执行。政策体现并执行着制度。而政策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的。一般而言,政府的高层官员以及官方机构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政策主体。不可避免地,政策主体要对制度框架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通常情况下,政策主体对制度起正面影响,他们在维护、巩固和完善既有制度。然而,一旦负面影响出现,由于政策主体的特殊地位,将会对制度产生极大冲击力。本文中主要探讨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 (一)、依据西奥多?洛伊的类型学,政策可以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政策。诺曼?尼科尔森分析,这种类型划分的标准有两个: (1)、强制的程度。 (2)、对个人影响的直接程度(相对于个人选择的环境) 也就是说,个人在运用公共权力对政策进行选择时,他会考虑到这种政策的强制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对他自己直接或间接的收益或限制为多大。这两个标准,决定了政策主体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并非是十分顺从、一心一意的服务于大的制度框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曲解目标,变动执行。其后果就是需要有另外的制度安排来协调这种不和谐。 制度变异应运而生。而这种变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二)、制度对政策具有真包含关系,使得政策主体与制度的关系相当微妙:政策主体更类似于制度框架中众多的“建筑工人”,而制度则类似于“建筑工程师”。本来一座大厦的设计、指挥是由建筑工程师来进行的,但由于“制度”在此等于一个盲人工程师,他心中有数,也会有别的工段长给他介绍情况,但还由于看不到真实的大厦进展情况而有些束手无策。而建筑工人则一方面按工程师的设计进行,以免大厦全倾伤及自己,另一方面又会考虑到各自的利益,或偷工,或减料,这种集体选择方式产生了异化。再加上集体选择本身的局限性,如从众、冒险心态等等,从而造成“政策主体”中集体选择相当困难,结果往往是相互妥协,妥协的后果就是制度内部的不均衡,制度逐渐发生变迁。 (三)、政策对制度的能动的反作用,使得政策主体在保护原有制度和反对原有制度上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一个政策问题产生后,由于其触及到制度框架或制度框架中其他具体制度安排时,政策主体认为有必要介入时,政策问题就会被立案及至制定对策并付诸实施。一般而言,介入的必要性取决于国家本身的费用利益计算,其中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取向。但由于制度本身具体条件的约束,首倡政策的主动权一般都掌握在政策主体手中,而非一般的看到此项政策优势的普通人手中,所以在一项有利于制度框架稳定和逐步创新的政策建议提出来后,由于政策主体的倾向性不同,这项政策建议并不一定能上升为政策并执行。可以说,政策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对制度变迁也有很大影响。 (四)、制度框架的庞大,制度安排的繁多,必然使各项具体制度间产生一些“真空”地带。这样,对那些属于精英类政策主体而言,就会看到如何使自己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的机会。虽然在公共行政领域内政府机构应以追求社会效益、维护公平与正义为目的,但作为政策主体的是人。人不可能个个都是高尚的,在一个以维护上层人员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上不公平的政策,也会否决一些貌似与大目标有冲突而事实上很合理的政策,进行政策“寻租”。这种现象更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人指出的那样: (1)、发展中国家的执政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往往具有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军事、舆论等权力于一身的倾向,这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政府部门迅速膨胀,助长不负责任和办事不求效率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形成政权部门对于经济过程的过多干预,甚至出现政治和军事集团代替经济部门作出经济选择的情形。 (2)、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得不较多考虑满足社会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实行无偿或低价的物品与服务的分配,另一方面有往往无暇顾及各方面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法规的管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机会。 (3)、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往往过于单一化,不允许具有共同体特色的公共部门或公共组织的存在,即使出现了自发的共同体公共组织,也常常由于缺乏法律保护而遭夭折;共同体为自身提供公共物品的努力也可能遭到政策主体的反对而失败。 以上谈论的都是政策主体对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会否认政策主体的正面影响是主流。只是政策主体事实上也是制度创立与选择的主体。一旦负面影响产生,就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波及制度本身。研究其负面影响远比说明正面影响有用的多。在制度创立初期,政策主体会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维护和巩固制度,使制度框架更加完善。但如同任何新事物一样,一旦制度完全定型,人们就会熟视无睹,他们会寻求一种制度框架中的个人发展。所以政策主体目标异化,政策主体与制度主体(主要指制度的创造、选择者)已经分离,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促使制度变异。 泰国湄南河畔的灌溉建议事实上就是由非政策主体提出、但遭政策主体否决的一项政策建议。政策主体即泰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们在Rangsit区拥有大量土地,在Rangsit区,政府曾做过大额灌溉投资,兴建Pasak水利工程,同时,该区还是泰国第一座水稻试验站所在地。不言而喻,泰国高层政府官员是原先灌溉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对原先的政府采取的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政策是满意的。他们对旨在维护他们上层人员利益的制度的政策是同意并执行的。但到范德海德水利工程建议提出后,这项工程虽然有利于全社会收益,但由于它触动了政策主体的利益,这种干预影响损及政府要员的利益时,这项政策建议就只能是建议,而不能上升为政策。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使得泰国原先的制度已经变迁,政策主体也不在是Rangsit区的收益者,权衡考虑,这项政策建议才真正成为政策。 结论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 众多制度分析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以及分类的探讨包含了一个普通的事实: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可忽视。而政策科学的凸现及广泛应用,又使得人们发现:政策从属于制度,但其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由于政策与制度并非自然生成,而由人类选择决定,所以本文还得出一个结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内容摘要 本文从范德海德政策建议谈起,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线条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对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并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另外,本文还认为:政策主体对制度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制度刚刚被选择及创立阶段,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在一项制度已经完全成熟和略显僵化时,政策主体许多时候对制度起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制度的冲击力相当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分析论文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2]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 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分析论文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分析论文 1研究背景 伴随着春节的来到,春运大潮又向人们涌来,一张小小的车票再次牵动了中国13亿民众的心,“买票难、买票贵”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火车票作为一种垄断性的稀缺资源,一直沿袭限时限量的发售模式,多少年来,无论媒体曝光也好,民众提议也好,铁道部对此始终不作任何回应。 2008年,对于大多数房地产商而言,这个冬天来的有点早。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我国房地产最新政策的推行,房价大幅缩水,老百姓持币观望,开发商惶恐不安,房市岌岌可危。面对如此窘境,如何对当前的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政策,成为了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然而这个大建设却通常分三步走。最初制定方案时考虑不全面,不得已又重来一遍。试问最初对公共设施改造政策进行评估时,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若究其深层原因,不难发现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2传统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按照相关的评估程序,就政策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包括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一定的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满足需要的活动。政策评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要进行价值判断,非有价值尺度不可,这个价值尺度就是评估标准。传统政策评估标准包括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长久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开始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显现。政府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和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在对政策评估时往往更偏向于生产力标准,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可以肯定地说,效率、公平作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完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此外,由于我国传统的政策评估体系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和人为操作性,例如:不考虑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只要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行为动机和出发点被认可,则该项政策就会被肯定;同样,不论政策执行时采用何种办法,只要效果良好就对其予以认可;此外,只要政策的实施过程符合程序规定,无论效果好坏,均认为政策是良好可行的。因而,改革政策便成了“双刃剑”——往往是伴随着某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部分人受惠,而另一部分人则受损,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等。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伴随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城乡与区域的失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失衡。 提高经济效率,保证社会公平,其最终目的在于关心人、解放人、尊重人、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无法体现公关政策以人为本的制定与评估标准。如何使绝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如何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需求,如何有效保护弱者的利益,如何有效调动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坚持以人为本。 3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涵盖了“效率”、“公平”、“公正”、“发展”等元素,但是归根结底,其核心价值应该是“以人为本”,是实现公民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物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不同于以阶级为本,不同于以民为本。 3.1人本与物本、官本、阶级本、民本的区别 (1)以物为本。人本都通常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来的,当前的物本思想片面的、不科学的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 (2)以官为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官本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切都以上级为本、以官为本。上级的吩咐,无论正确与否,通通照办,将老百姓的福利、权利践踏于脚下,就是以官为本的真实写照。 (3)以阶级为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共产党的方针就是:个人不能为本,个人必须以自己的阶级属性加入一个组织,以一个群体为本,如果一个人不是党员,就是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阶级斗争的局中人。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阶级属性,但是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今若仍然过分强调人群中阶级的对立,是不正确。 (4)以民为本。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集中表述。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因为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 (5)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讲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包括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始终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为主体、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最大的人群共同体。因此,我们应该从“人人”和“人民”两个层面去理解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 3.2公共政策评估的人本标准 (1)公共政策要将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才有必要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以是否实现增进人民的福祉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2)公共政策要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更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并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最终权威。 (3)公共政策要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发展的空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生活和工作环境。 (4)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公共政策不能见物不见人,要充分理解人的情感、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为人民群众创造精神愉快、社会和谐的人文环境。 4公共政策评估中人本标准的体现 4.1改变传统公共政策理念 改变公共政策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公共政策的首要地位。一切公共政策都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要破除把人作为发展手段的陈腐观念,不能片面强调人民的义务、责任和奉献,而应该以实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一切践踏人民基本权利、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妨碍人民实现理想的政策,都是不能容忍的。 4.2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公共政策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正确的政策目标,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人民公议或者公决。政府必须改变单方面随意决定政策手段和方式的习惯。当然,人民群众也是政策的客体,但决不是被动的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和愿望,逐步减少行政强制手段,充分发挥诱导、劝说、道德教化等人性化的工具,切不可任意扩大政府的强制权力而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4.3树立全新的公共政策目标体系 树立全新公共政策目标体系,要把本末倒置的公共政策目标重新排序。就要求我们: (1)明确公共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满足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的长远发展需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牺牲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代价的公共政策是不能容许的。 (2)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核算体系,必须使经济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评估考核体系,矫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片面考核办法,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以是否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协调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环境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 4.4改革公共政策运行机制 (1)正确确立公共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问题优先确定为公共政策目标,把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摆在公共政策问题的首位。要逐步提高保证人的发展需要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地位。 (2)建立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要保证政策制定主体在政策问题界定、信息收集和意见征集等方面沟通渠道的畅通,鼓励各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部门政府、政府官员和公众等从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不断拓宽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渠道,改变少数政治精英垄断政策议程的不合理状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群众的参政权。广泛建立政策听证制度,完善民意调查体系。 (3)搭建公众监督平台。人民有权知道、监督、参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与公共项目;也有权评价、监督、了解执行公共项目的各级管理者。因此,政府考核机制应当搭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人大、政协、司法、媒体、人民团体等作为这个平台的主要支柱,将成为人民群众表达自己要求和呼声的民主渠道。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执行偏误分析论文 1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思考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从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__实际来看,保障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是推进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 __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村有627个,组4452个,耕地面积1349783亩,农户228365户。流转面积达175471亩,占总面积的13%,流转土地仍以种、养植业为主。涉及农户34254户,占总农户数15%,以流转期限划分,长期流转面积68434亩,占流转面积39%,短期流转面积107037亩,占流转面积61%;以流转方式划分,出租面积10528亩,占6%,转包面积107751亩,占61%,入股面积1755亩,占1%,互换面积54396亩,占31%,转让面积1041亩,占1%;土地净流出农户17046户,净流出面积35436亩。土地规模经营方面,30亩以上规模经营农户1627户,经营面积56945亩,其中~100亩以上经营户132户,经营面积14515亩。总体来看,__农村土地流转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 1、流转规模日趋扩大化。近几年来,随着农村“打工”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务输出规模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离开土地,走出家门寻找致富门路,加速了农村土地的流转,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呈逐年扩大之势。 2、流转形式日趋多样化。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转包型。指原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移给其他农户,承包方与发包方原承包关系不变。这种形式在__为主要形式,转包土地面积达10.78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61%。二是互换型。为了耕种方便、发展规模经营或发展优势产业的需要,农户之间或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串换承包地。全市为5.44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1%。三是租赁型。就是农户将土地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全市为1.10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6%。四是入股型。就是农民将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参与经营。全市为0.17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1%。五是转让型。就是原承包户有了比较稳固的非农经营项目或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其他农户经营。全市为0。10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l%。 3、流转主体日趋多元化。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除一般农户外,农村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也参与到农业规模经营中。目前,__有多家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了土地流转。如沙湖镇万荷堂莲业有限公司,鼓励扶持农户发展莲业种植,发展种植大户100多户,参与土地流转面积1800多亩。郭河镇天利养鸡专业合作社,发展养殖大户30多户,以亩平600元左右价格租赁农户承包耕地600亩左右,进行规模化养鸡。 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率,有效整合了农业资源,产生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全市农村土地流转17.55万亩中,80%用于发展水产、蔬菜、畜禽等优势产业,做到了优势产业板块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扩大了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发展规模经营,以取得规模效益。如今年全市采取转包、租赁、互换、入股、转让等形式集约开发,发展新的水产养殖面积10万亩。三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不仅为外出务工的农民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还使务工农民从中获得了一定收益。四是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制定了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农村土地纠纷调处责任制,安排专人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妥善调处了各类土地纠纷。 1、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多通过私下口头协议,将土地流转给邻居或亲属,没有签订合同;有的村组存在少数人种“霸王田”,导致承包费兑现难、农户间土地不均等问题而引发纠纷,难以解决,存在着这种农户间口头约定流转土地的现象。 2、对土地流转各项法律制度的宣传还不到位。有一部分老百姓旧习惯根深蒂固,承包土地流转困难,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对土地眷恋还很深,宁愿造成土地荒芜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 3、耕地规模经营面积小,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由于部分地方承包土地是按照高、中、低产田分类平均发包给农户的,导致面积不大块地多,难以成片,不利整治耕作,制约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也影响了规模经营农户的收入。 4、部分基层干部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土地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应由农户和业主自由协商,对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疏于管理。 5、少数村组借土地流转与民争利。部分地方一些村组,税费改革前因农业比较效益低,将农户撂荒等的土地集中发包,承包期5—20年不等,寅吃卯粮,一次性收取承包费,用于偿还债务及开支,有的村组“卖地”比例高达50%。还有少数村借产业结构调整,集约土地统一经营开发,截留本应调利返还农户的流转收益,侵占农民土地权益。 1、借签模式。 (1)土地流转模式之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型。 组建形式:以发包方(村)为主体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本村小规模土地流转业务。在镇办一级,依托镇办财政所,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从事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在市一级,依托经管局,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交易监管、纠纷仲裁机构和农村土地流转网上交易平台。 优点:供求信息集中、全面,有利于增强流转土地的市场竞争能力。可通过协商办法使流转土地连片集中,逐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适应面上推广。 缺点:发展规模和速度较缓,只能逐步通过流转收益吸引周边农户参加。 (2)土地流转模式之二:确权确利不确地型。 组建形式:以发包方(村)为主体,在村内以“确权不确地”的方式进行调整,形成连片土地,以流转收益补偿流转出土地的农户。 优点:发展规模和速度较快,效果明显。适应渔池开挖面积较大等不易分田到户的地方。 缺点:与二轮延包确权确地到户的要求有所冲突,易引发无田农户要田的纠纷。 2、具体思路。结合__市实际,应采取的模式为:以村为单位成立农村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内部以“确权不确地”的方式调整土地。市镇两级分别建立相应的纠纷仲裁、信息收集机制。同时,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民 土地管理制度。3、措施建议 建立新型的土地流转机制,推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可称谓我国第三次土地革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既不能无所作为、求稳怕乱;更不能强行乱为,急于求成。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要积极探索“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引导流转,流转促进发展,发展维护民权”的土地流转新机制,促进土地规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一是政府培育市场。加快培育“村乡交易、县市监管,,的土地流转市场。分级建立土地流转合作社、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市级网上交易平台。 二是市场引导流转。按照诚信、便民、规范、公平的原则,利用市场机制引导流转。一是信息服务。建立乡、村、组三级信息收集、审核、储备、、反馈网络,为申请流转的供、求双方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二是组织洽谈。交易中心要定期开展挂牌交易业务,组织有交易意向的供、求双方面谈,提供洽谈场所、指导基价、示范合同文本等服务。三是签约鉴证。面谈成交后,交易所要组织供、求双方签定规范的流转合同,鉴证后颁发流转确认书。四是资料归档。交易中心要将流转合同等交易资料整理归档,妥善保存,并定期将成交表册上报市经管局备案。五是跟踪服务。经管部门要负责合同履约的信息反馈和纠纷调解、仲裁。 三是流转促进发展。任何形式的流转都要紧扣发展这个主题,瞄准提高土地产出率这个首选目标,在确保承包农户流转权益的前提下,使土地逐步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集中,最终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流转双方解决实际困难,修订发展规划,完善流转合同,不断增产增效,真正实现双赢。 四是发展维护民权。要切实保证流转农民的权益,让他们安心放心,村、乡两级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应该做到:第一,对受让方严格进行资质审查,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第二,对较大规模的新兴项目进行论证,努力避免市场风险;第三,合理确定合同标的,提倡实物标的、以国家牌价计价;第四,对较大规模的流转,按照标的额的一定比例,由承租方向交易中心交纳风险抵寸甲金。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的思考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也正在逐步走向城市化的轨迹,如今农村的土地流转成为人们话题的焦点,随着土地流转活动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了实现土地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关键因素,对农村的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针对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 一、前言 土地流转是通过对土地使用权采取流转的方式所进行的土地经营活动,由于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都步入了城市中,使得农村出现了许多的闲置或撂荒土地,为了能够更好的对这些土地进行处置,大多数的农民都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出去,减少土地荒废。 二、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1.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 随着我国近些年来经济的不断增长,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状况以及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农村的劳动力也正在逐年的减少,使得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得到迅速推动,土地流转的规模也正不断增大,例如2013年我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了3.5亿亩,相比2008年增长了17.2个百分点。 2.土地流转规模扩大 由于许多农村人口正在不断地涌向城市,使得农村闲置土地情况连年增多,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我国土地耕种面积的26%。目前土地流转的主体仍为农户,经营面积规模超过50亩的大户已经超过了287万,家庭农场超过了87万个。 3.土地流转形式灵活 土地流转形式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变得更加的灵活,传统的出租、互换以及转包等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下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多的土地流转形式出现,例如租赁、入股、代耕以及反租等方式,使得土地流转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多变,能够更好的满足不同农户的需求,目前我国针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还相应的成立了土地流转信用合作机构、土地流转市场等,通过这些机构组织能够帮助农户更好的进行土地流转活动,提升土地流转合作速度,实现规范化的市场管理。 4.土地流转经营多元化 传统的土地流转大多为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承包权的农户进行私下交易,缺少相应的规范体制与保障,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土地流转的形式不断的走入规范化、规模化,即在进行土地流转活动过程中,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们以集合的形式与土地使用大户签订合同来达成土地流转的过程,不仅为农户们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收益,同时也能够帮助土地使用大户更好的进行土地规模的扩充,从而实现了土地流转的多元化形式。 三、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1.非农业收入比例 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首要因素是非农业的收入比例,一方面体现在,若农户在农业方面收入比例较高,则说明农业对农户具有重要的作用,反之农业收入比例相对较少,那么农户并不会看重农业方面的收入,也就导致了农户放弃了对农业的投入,劳动力大大减少,土地流转规模加大;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在非农就业比例,即非农的就业比例较低,说明农户对农业的依赖性大,就会促进农户进行农业的耕作和生产,土地流转规模减少,相反情况下,非农的就业比例高,土地耕作情况减少,就会促进土地流转的加快。 2.土地经营投入 农户对土地的经营投入比例是表明对土地使用态度的展示,也就是说土地经营投入的越多,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土地流转的情况就会相对减少。同时,土地经营投入的越多,土地的耕作方面的技术水品也就越高,在现代的社会科技水平下,针对土地经营投入的越多,人员劳动力就相对减少,规模也得到不断的增加,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就会越大。 3.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由于目前城乡经济机构问题,导致了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保障群体范围没有得到全面的覆盖,也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若农户所得到的社会保障越高,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也就越强烈,促进土地流转的快速发展,反之,农户的生活保障标准越低,使得农户没有能力去加入社会保障当中,就会出现了因农户外出打工而出现的闲置土地增多的情况,尽管土地闲置较多,但是很多农户都不愿意进行土地转让,因为土地是农户们的最后保障,所以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4.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近些年来,我国人口正在不断地进入老龄化阶段,这一点对农村的劳动力也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情况严重,农村的许多年轻劳动力都选择了外出打工,仅剩下了年龄较大的农户。由于劳动力和年龄是无法成正比的,也就是年龄约大,劳动力也就越少,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也就越低。因此,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增加,农户的劳动力减弱,也就会出现劳动力转让的意愿,从而推动了土地流转的发展。 四、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相关相关对策 1.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由于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许多环节存在问题,或因事后未能够达成双方意愿所产生的纠纷等,针对这类问题,通过将现有的土地流转法律法规进行统一完善,让所有的土地流转过程都必须要遵守相关规定,减少在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且还应当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形成相关部门的登记、颁证、流转的规范化土地流转流程,促进土地流转的信息化系统的形成,将土地流转的过程具体化,进而减少因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诸多不明确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为更多的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提供重要的依据和保障。 2.加大r村土地流转的宣传教育 对土地流转问题要不断的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让更多的农户能够清楚土地流转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法律法规内容以及注意事项,用知识来丰富头脑,形成良好的土地流转意识的同时,推动土地流转规范化、规模化进程的不断前行。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想要推动土地流转的进程,首先就是要给予农户良好的社会保障,对他们而言,土地就是最基本的保证,所以,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体系保持相互平衡,才能够满足农户基本生活的保障。相比之下,农村的经济消费能力相对城镇较低,这也是抑制农村社保障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标志着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户的唯一生活基本保障,让农户能够跟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这样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也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推动和发展。 4.加大土地流转活动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土地流转活动问题较为复杂,相关部门应当给予高度重视,通过设立相关的组织结构,规范土地流转市场活动,降低土地流转交易费用,保证所有的土地流转活动都能够在规范、合法的市场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个人私下进行土地流转活动情况的发生,此外还应当形成村镇的土地流转相关部门,以便于更好的对土地流转活动进行监督,也能够实现对土地流转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纠纷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和调节,同时也能够帮助土地使用大户更好的寻找土地转让的资源,实现土地使用与转让的规范化和产业化的形成。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根据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更好的利用土地流转方式将我国农村闲置土地进行有效的处理,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机制,让农村土地流转不断的步入规范化与现代化,只有加强我国农村土地的建设,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与问题 摘要:文章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思考。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出速度加快、从转包和出租为主转向农户为主等特征,存在“惜转”、程序不规范、管理不到位、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并提出加强宣传教育、完善农地流转相关法规政策、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中介机构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分析 家庭承包制曾在一段时期内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农业技术革新、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发展,这种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发展要求。为进一步提升农业效益,必须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本文拟对其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一些对策思考,希望能对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长远发展有一些帮助。 1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及特点 根据我国国土资源部《2015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农用地64574.11万公顷,其中耕地13505.73万公顷,园地1437.82万公顷,林地25307.13万公顷,牧草地21946.6万公顷 。我国耕地基本上由农民家庭承包,而林地、牧草地有部分由农民家庭承包,部分则是国家所有,鉴于林地和牧草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数据较难获取,本文主要以农村家庭承包耕地为代表,对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下文简称为“农地流转”)情况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1 农地流转速度整体加快,局部地区快速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农地流转率一直偏低,九十年代初全国转让土地的农户尚不足1%,转让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仅占0.40%。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速度趋于加快。如图1所示,从2007年开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14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686.67万公顷,比2013年底增长18.3%,是2007年底流转面积的6.33倍;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4%,比2013年提高4.7%;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达5833万户,占家庭承包农户总数的25.3%,比2013年上升2.4%。 从各省的情况看,局部地区快速发展,有8个省流转面积占省市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重超过35%,如表1所示,上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比重高达71.5%,居全国首位,遥遥领先,比位居第二、三名的江苏、北京分别高13.1%和19.5%。为什么上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比较快、规模比较大?本文认为可能与其城市发展较成熟、非农就业机会多、社会保障较完善等密切相关。 1.2 农地流转形式以转包和出租为主,出租流转比重上升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主要是转包和出租两种形式,但所占比重有所变化。如图2所示,2014年,我国农地转包流转占比为46.6%,比2011年下降4.5%;出租流转占比为33.1%,比2011年上升22.14%,出租流转面积持续较快增长,比2011年增长6%;另外,互换、转让、临时代耕等其他方式的流转比重均有所下降,而股份合作流转方式有所上升。 1.3 农地流转去向以农户为主,流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比重上升 从流转主体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在农户与农户之间流转,如图3所示,2014年,在全部流转耕地中,流转入农户的占58.4%,比2011年下降8.8%;流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占21.9%,比2011年上升8.5%;流转入企业的占9.6%,比2011年上升1.2%。近几年,农地流转入农户有所减少,流入农业专业合作社快速上升。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推进,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农民素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户流转农地时不仅仅为了获取转让收益,还想获取农业效益提高的分红。从各省情况看,转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面积占流转总面积比重较大的省份是:青海40.8%、黑龙江32.5%、上海30.3%、江苏29.7%、贵州27.9%、安徽26.8%。 1.4 农地流转合同签订率呈增长趋势,农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2014年,耕地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4235.3万份,比2013年增长12.8%,比2011年增长68.01%;涉及流转耕地面积为1793.33万公顷,比2013年增长19.7%,比2011年增长93.53%;流转合同涉及耕地占流转总面积的66.7%,比2013年增加0.8个百分点,比2011年增长5.6%。其中,如表2所示,流转合同签订率最高的是上海,为100%;其次是宁夏、青海、黑龙江,均超过80%。可见,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民素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农民选择签订合同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1.5 流转耕地主要用于种植粮食作物,比重有所回升 近年来,我国流转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比重缓慢上升,初步遏止之前比重下降的趋势。2014年,农户转出的承包耕地中,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为1526.67万公顷,占流转总面积的56.8%,比2011年增加2.1%。如表3所示,从各省份看,转出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比重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92.2%,其次是内蒙古73.5%,安徽和吉林均超过68%。 1.6 规模经营农户数量增加缓慢,小规模分散经营仍是主体 2014年,耕地经营规模在2hm2以下的农户共2.55亿户,占农户总数96.1%,比2013年下降0.1%。可见,小模分散经营仍是农业经营方式的主体。尽管经营规模2hm2以上的农户数量整体呈缓慢增长态势,但从结构上看,经营规模3.33hm2以上的农户数增长较快,2014年底达到341.4万户,比2013年增加近24万户,增长7.5%,占总农户数的1.3%。在经营规模3.33hm2以上的农户中,经营规模在3.33~6.67hm2的农户最多,占69%;经营规模在6.67~13.33hm2的农户次之,占22%;经营规模在13.33hm2以上的偏少。至于哪种经营规模的耕地效益最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摘 要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土地流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农村土地流转从根本上说是适应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需要,有效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在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也不断增多,比如强制流转、技术设备缺乏、经济补偿不到位等。本文简述土地流转的背景和意义,重点分析目前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农村 土地流转 农村经济 一、前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是农村经济逐步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我国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恩格斯认为,“只有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实现和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制度,发展和完善土地流转有利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农村就业率等。在实施土地流转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应该及时解决,以充分保障农民的集体和个人权益,确保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农村土地流转的背景 农村土地流转,一方面适应统筹城乡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需要。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土地、资本、技术三要素的有效结合,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增加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土地供给的矛盾,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和资源使用率。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流转方法等不够完善,违法流转、土地纠纷、产权不清等矛盾和问题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都促使土地流转制度不断地完善、突破和创新。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意义 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可以挖掘农村土地的潜力,提高土地的使用率,避免年轻力壮者外出打工而造成土地荒废的问题。同时,流转制度实施后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经营更具现代化、专业化、市场化。 从农民的权益上来看,他们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保障,告别传统的看天气来生活劳作。并且有更多的青壮年外出打工,提高农村就业率,从而拉动农村整体的经济水平。 三、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分析 (一)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不一致 农民对参与土地流转之后的能获得的收益性和稳定性是未知的,倘若收益遭遇风险,确保自己获得补偿的可能性也是未知的。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他们参与土地流转的主观意愿受到对未来收益和稳定未知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流转必须遵循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这导致了在现实实施过程中,少数农民的不愿意限制了业主对土地的整体开发,有些农户的被动参加也会给未来埋下纠纷隐患。 (二)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 土地流转出现以来,部分流转没有正式的合同、规范的文件,属于违法交易,事后合同纠纷时有发生,租金和转让费的收取也没有科学依据,给农户的利益造成了或多或少的损害。在现有体制下,农民掌握的信息不完善、对制度的理解性较弱等现象,会出现基层政府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强制农户流转等,严重侵犯了农民的权益。 从法律上来看,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亟须完善,流转中产生的矛盾纠纷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去解决。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怎么明确,利益补偿关系如何协调,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就对农户的补偿的问题上,通过对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山乡的调查,国家流转实惠金的发放不一致,有的没有补贴,有的补贴过少。同时,农户希望土地流转价格的价格能有所提高。往往制度的不确定,会降低农户主动参加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三)中介机构不完善,信息不畅通 目前,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缺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评估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流转机制不完善,缺乏一个全方面、多功能的中介服务体系,阻碍了买卖双方的联系和信息交流,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规模,缩减了交易渠道,也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 (四)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益和粮食产量问题 通过对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山乡的实地考察和采访中发现,土地流转后的某一片地集中生产黄桃,这些黄桃成熟后大部分用来生产罐头,价格比较低,多余的黄桃会出现被浪费的现象。调查发现的另一片地集中生产美国薄皮核桃,取得收益是六年之后,跨越的时间间隔较长。在采访中了解到,土地流转之后,原先生产的玉米、麦子、花生等都转变为生产经济作物,他们担心粮食的产量会受到影响。同时农户们觉得应该增加技术设备投入,比如滴灌等,更能提高生产效率,设施的更新也是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现代化农村的重要因素。 四、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 (一)建立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法制是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项交易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对于流转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出现了漏洞。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因此做到有法可依、流转有序是关键。为了促进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一方面要实现土地流转模式和权益保障机制有法可依并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并且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二)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权益 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要始终以保护农民权益为核心,将农业经营的效率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联系在一起,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来促进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又以农业经营效率提高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基层政府可以充分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农民在参与土地流转中对各方面权益的担忧,以及国家政府应如何改进能够确保他们的权益,消除他们的顾虑。 (三)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服务机制 推动土地咨询业的发展,健全公证、仲裁等中介机构,这些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中介服务体系的完善,使得交易双方都能及时获得有效信息,这也体现了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并且,中介服务也能够扩大交易范围,促进土地流转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进行,真正实现规模经济。 五、结语 土地是十分宝贵的自然资源和资产,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利用效益。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土地的治理从来都是社会治理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内容。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和难点,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农民权益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借助SPSS19.0软件,从个体特征、社会保障、劳工、土地权益4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并进行回归中不同进入方法之间的对比。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率仍偏低,农村65岁以上人数比例、农村非农户数比例、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否发放失业补助、土地是否确权、土地允许流转年限5个变量对农村土地流转率均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针对回归结果提出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影响因素;有序回归;CHARLS 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其含义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1]。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着土地流转严重滞后、农地经济效率较低、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土地闲置问题日益引起学者及国家的重视[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土地流转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重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土地流转政策重新予以明确[3]。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到0.25亿hm2,已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8.8%。虽然中国土地流转市场日益完善,但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依然存在矛盾和问题。如何合理有效地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已日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多集中在基于农户的流转意愿研究以及基于地区的流转机制设计;在流转影响因素方面,大多以农户为单位设计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农户是农村土地流转最重要的主体,而农户土地流转的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中国农户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从众心理,即土地流转决策会参考邻里之间的现实情况;且不同地域和村镇,农地流转政策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故本研究将基于全国随机抽取的农村社区,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实施,CHARLS全国基线调查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本研究使用的是数据库中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中的社区数据。包括全国范围内的450个城镇及农村社区,因研究的是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故选取其中包含耕地的298个农村社区的问卷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分析。 1.2 计量模型选择 社区土地流转率可表示为社区被转包或者出租的农地面积占社区农地总面积的比例。本研究拟根据298个农村社区问卷数据,考察农地流转影响因素中各变量对于社区土地流转率的作用结果。首先在STATA12.0统计软件中选取相应变量的问卷数据,其次分别运用多元线性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最后对两种模型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1)多元线性回归。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模型具体形式为: 2 变量选择及描述 丁洁[6]通过研究得出结论:①农户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农户承包地所处地理位置、劳动力非农就业区域、基层政府行为、村干部态度倾向以及流转中介组织这八个变量在农户选择土地流转形式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作用。②承包地质量、土地流转成本、土地流转收益以及流转合同的规范程度这四个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形式选择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洪名勇等[7]从非农就业机会、收入结构、农户个体特征、社会保障等方面论述了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借鉴学者们对于农户流转意愿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逻辑性、时效性等因素,得出基于农村社区的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如下。 1)个体特征:个体特征为社区基本变量,包括年龄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受教育程度(社区小学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及非农户口比例三个变量。 2)社会保障:社区社会保障实施和落实情况对土地流转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土地具有独特的养老保险替代作用[8],故社会保障变量选取是否发放失业补助及是否实施养老保险。 3)劳工:即非农与务农相比的优劣情况,相较而言,目前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经济收益普遍高于务农收入,故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具有一定的影响。选取外出务工3个月以上人数比例、本村非农户数比例、外出务工平均月薪(男/女)等作为解释变量。 4)土地权益:土地权益变量包括该农村社区基本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例如是否确权、是否领到土地经营产权、允许土地流转年限。 变量赋值及描述见表1,由变量数值分布来看,样本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率普遍偏低,流转率5%以下的农村社区达到了51.3%,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社会保障方面,发放失业补助的地区比例较小,只有2.3%;另外只有16.9%的地区参与了社会养老保险。土地权益方面,进行确权的社区比例较低,而领到土地经营产权证的农村社区较多,达75.8%。 3 实证结果 根据自变量“土地流转比例”进行可视离散化,将调研结果中的土地流转率数据按比例分为四个等级,分别设定标签为1~4。因Logistic回归中因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即等级变量,故采取有序Logistic回归对变量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将剔除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分析其对因变量的作用关系,并与通过检测的自变量进行对比,分别为模型一和模型二。表2和表3分别为回归结果及回归模型整体检验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拟合优度检验(Goodness-of-Fit)结果中的Pearson和Deviance检验两者对应的P值均大于0.05,可认为模型拟合良好。平行检验(Test of Parallel Lines)P 0.05,模型的平行性成立。同时,相关系数矩阵(未列出)显示各变量间无高度相关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综合以上说明分析结果可信,应予接受。将显著性不符合的变量剔除,最终可建立农村社^土地流转影响因素模型: BP=1.097×QSA-0.003×BY+1.093×EAI+0.087×OP+0.073×RPR+4.78×LWT (3)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分析 1)个体特征层面。个体特征的三个变量中,老年人口数比例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由回归结果(表2)可知,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每增加1%,土地流转率将上升0.087%;受教育程度变量虽未通过检验,但从系数上可以看出,在一个农村社区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数比例越多,该地区流转的土地将越少。一般而言,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民对未来的预期更好,对政策的判断不盲目,认为通过自己或其他方式就可以保障一定的生活水准,且高学历的农民群体生活水平较高,相应流转意愿会升高[9]。非农户数比例对土地流转概率成正向影响且影响显著。在社区中,非农个体因从事一定的非农工作,将土地使用权流转、获得流转费用用以从事非农生产[10]。 2)社会保障层面。失业补助变量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实行失业补助将提高社区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土地流转的意愿。向后逐步回归后,养老保险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系数为正,说明养老保险实施程度与土地流转率成正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地区养老保险与土地养老功能的替代作用,养老保险等政策对社区土地流转比例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1]。 3)劳工层面。劳工方面三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系数可以看出,外出务工3个月以上人数比例与土地流转率成正向相关,且外出务工3个月以上人数比例每增加1%,该地区土地流转率增加0.022%;农村社区外出务工男(女)平均工资对土地流转率的促进作用虽不明显,但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 4)土地权益层面。土地权益三个变量中,只有“是否领到土地经营产权证”未通过检验。“是否确权”变量对地流转率的作用为正向,说明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影响较大,这是因为进行了土地确权的社区,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有所保障,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12]。而“土地允许流转年限”变量对土地流转成负向影响,即社区允许土地流转年限越大,土地流转率却有所降低,但降幅不大,这可能是由于近年土地流转政策好转,流转热度增加,而早期开放土地流转的社区政策灵活性较小,农民的土地权利未得到有效保障。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为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农村社区农户养老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职业能力,解决农民离开承包土地的后顾之忧,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进程[13]。各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包括建立并规范运营农民工就业机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浅析广西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摘要】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是农民生存的条件和重要的社会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促进土地合理的流转,激发土地更大的效用,以此提高农民收入,推动新农村建设,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和意义分别阐述,其次,选取广西农村土地流转的特征和形式等现状进行具体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广西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土地流转;土地交易;土地产权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 学术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有着以下几种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农村土地流转即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具体的说就是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者经济组织,也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持这种观点的如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博士。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所谓农村土地流转即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他们主要是从法学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该物权化,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流转进行。持这种观点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王小映研究员。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农村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在不同经济实体(企业和农户)之间的流动和转让;除特别说明外,“农村土地流转”则是指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包括山东农业大学的杨学成、曾启教授等”。 2008年10月19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议对农村土地流转提出明确规定,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由此笔者认为土地流转从权利角度而言,只是指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但依法归农村集体使用,为农民所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的流转。从流转中涉及的各主体的组织性质而言,土地流转既包括内部流转,也包括外部流转。也就是说,本文中土地流转的范围既包括农户与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流转,也包括国家对承包土地的征收与征用。 二、广西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一)广西土地流转的特征 1、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小。2009年7月19日,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讨会在南宁召开。农业厅厅长张明沛提到在所调查的农户中,有76%的农户投有进行过土地流转(转入或转出)。转包或转让过耕地的农户中,有65%的农户只转让家中部分土地,有35%的农户转让家里的所有土地。到2008年底,全区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16.21万公顷,仅占全区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7.37%。 2、流转形式多样化复杂化。广西土地流转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以转包和租赁为主要流转方式;集体经济组织与外部集团之间的土地流转,则是以征收和征用,即国家收回集体土地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或其他用途。如贺州市的土地流转就有44460亩土地采取了转包形式,占流转土地的6.49%;有488728.2亩土地采取租赁形式,占流转面积的71.32%;有53039.06亩土地采用转让形式,占7.74‰以互换形式流转的为26432亩,占3.86%;以股份制合作开发形式流转的有65061亩,占9.49%;另外还有7536亩土地(占1.1%)采用其他形式流转。 3、地区间的流转市场发展不平衡。广西总体来说中部地区(南宁、柳州、桂林一线)的流转规模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流转规模相对较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环境因素外,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广西中部地区,其经济比东西部地区发达,城市化进程加快,而加大了对非农建设用地的需求,其农村土地的流转方式表现为农地流转的外部形式,即通过政府的征收与征用,将土地用于非农用途。另外,中部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相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多,因而更多农民倾向于把田地转给亲戚或乡亲耕种,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土地流转的规模。 (二)广西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 广西的土地流转形式虽然与我国的土地流转形式基本相同,但也因为其自然、经济条件有其侧重的流转的形式也有其比较少用的形式,如季节性流转、异地承包的流转形式在广西就比较少见,前者是因为广西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区,一年四季均适合农作物生长就不存在土地季节性流转。而广西丘陵广布,平原较少不适合大面积的耕作,这就难以吸引外地商户来桂承包耕作。而广西的土地流转主要侧重以下几种方式: 1、自行转包。车包是广西土地使用权自动流转的主要形式,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外出打工,从事非农经营又不放弃土地的农户一般采取这种方式。承包户将自己不愿经营的土地,通过私下商量达成转让协议。在广西这种流转形式比比皆是,也最受欢迎。 2、反租倒包。村集体将农民不愿经营的土地“反租”过来,再统一招标承包给经营大户。反租倒包则指农户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村、组集体将集中后的土地出租给他人,形成规模经营。广西的反租倒包开始的比较早,其中钦州市比较典型,在2001年,此市实行租赁和“反租倒包”的土地(包括四荒)面积约就达到6.63万亩,占全区土地流转总面积42.83%。其中村、组集体经营土地租赁达5.75万亩(其中四荒2.45万亩),占土地流转总面积37.15%。 3、互换土地。为了方便耕作和管理,大户与农户或农户之间进行土地使用权互换,以达到连片规模经营。互换可以约定对不等值部分适当补偿。这种互换对改变地块零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土地也随之被按户分割,实行小规模分散经营。而广西的丘陵地形更是加重了土地经营分散化的趋势,广西农村由于小规模分散经营使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都超出了可替代的合理限度,使土地的规模效益丧失,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所以土地互换的流转形式比较适合广西的土地的利用情况,应加以推广。 4、股份合作。股份合作,即村、组将集体经营的土地或农户将承包的土地的使用权作价入股,参与土地经营者实行股份制经营,村、组集体或农户以入股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分红依据。农户以土地承包权折股的方式,联合起来发展效益农业。这种产权清晰、利益直接的流转方式是土地流转机制的新突破。有力带动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5、土地拍卖。国家或集体对“四荒”土地,通过公开竟标方式,拍卖给企业或大户有偿使用。“四荒”土地是指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广西区内多为丘陵地形,山林荒地较多,这些荒地,不用则废,如果能加以利用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可观收入。广西很多农村就把山地拍卖给有能力经营的农民来发展 林木业,而把一些荒地拍卖来规模经营种植业,其中甘蔗被大面积种植。 三、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产权模糊不清 广西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我国土地制度的问题。在我国,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而这个集体又没有明确的范畴。因此,土地产权的不明晰是造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小,速度慢,流转价格混乱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广西土地产权不明晰多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它使得农民不能拥有自己所承包的土地的完整的产权,他们只能拥有土地承包权和由此产生的承包经营使用权;产权不清为农地的流转设置了障碍,使得我国的土地流转只能流转土地的承包使用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农地所有权属于集体,而集体这一范畴的缺位,使得集体所有事实上沦为村干部所有或权力所有:集体本身的不明确性,为土地的频繁调整提供了便利,进而对使用权构成侵犯,也不利于农地的流转,农民连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稳定性都得不到保障,公平交易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缺乏抵押权,农地收益索取权也不完整、不清晰。产权主体不明确导致权利配置的失衡,造成管理滞后,缺乏激励等,这一系列因素都阻碍了我国土地流转,使得土地流转缺乏动力。 (二)土地交易市场发展缓慢 土地流转健康有序地进行,需要将土地作为商品推向市场,促进其优化。因为任何初始的土地产权和土地分配安排,都不可能达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只要土地产权是清晰的、完整的,就可以通过产权的市场交易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不断改进。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当前农村土地市场中土地的流转是以土地使用经营权形式进行的。但目前,由于土地规模流转的时间较短,土地市场很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单一;运作不规范;多数地方没有建立交易机构、交易场所。 广西的土地流转市场更是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的省市,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数量很少,经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公司为数不多且不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也发挥得不够,严重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广西农村在信息传递方面,缺少一个自上而下、网络状、多功能的中介服务体系,造成了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受阻,需要转出土地和需要承租土地之间缺乏信息联系,只能在狭小范围内进行交易,阻碍了土地流转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进行。还有农民在资金使用方面缺少金融机构的支持。农村土地流转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集体土地流转的抵押担保及融资具有一定的限制,影响农户为扩大种植规模进行的投资,进而限制了土地流转的发生。 (三)广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落后 农民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行为主体,必须独立承担生产经营中的各种风险,如自然灾害、市场风险和意外事故等,当这些风险不能通过农民自身的力量化解时,他们就面临着因风险而致贫、生活无着落等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向他们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据2007年广西自治区民政厅组织全区乡镇村干部历时两个月的排查,全区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年国定温饱线625元的贫困群众有244,8万人,其中五保对象36,2万人,因重病、重残、重灾而丧失劳动能力致使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特困对象88,6万人,其他低收入对象约120万人。 另外,广西失地农民逐年增多,自2001年以来,广西每年新增失地农民10万人以上,2005年失地农民约有133.5万人,占农业总人口的3.4%。其中,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约40.05万人,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0%;基本失去土地(人均耕地小于0.5亩)的农民约50.73万人,占总数的38%;余下42.72万人均耕地大于或等于0.5亩的农民,约占总数的32%。广西各地各部门对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虽然逐渐重视,但目前还只是起步阶段,具体做法就是安排就业和引导失地农民参加各种社会保障。由此,土地作为农民的重要资产,起到了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农民把土地视为“保命田”,即使有其他就业门路,也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致使土地流转发展速度缓慢。 (四)流转机制不健全,相关管理混乱 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不仅是广西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土地流转共同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建立;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不够规范;土地流转手续不完备;土地流转程序混乱。不少农户私下进行自发性的流转,流转双方大多是用口头协议的方式来确立流转关系,书面协议只是少数,即使是书面协议,协议上条款不规范、不齐全、不具体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这种状况极易引起纠纷,而且一旦发生纠纷后往往难于处理,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中国美术史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文献的搜集、解读与利用 主讲人:陈智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 点: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我已经多年没来南京了,这次来南京,黄惇教授邀我给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作一次讲演。能有机会同大家就艺术史的问题进行交流,很高兴。 要认真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也同研究中国历史一样,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经历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标准。我想用三个环节、三句话、三个字、三个个案来概括我今天的演讲。 三个环节,指历史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就是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史料的运用。 三句话,是与上述三个环节对应的:一是“竭泽而渔”,对应史料的搜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应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三是“正确而充分”,对应史料的运用。 三个字,是上述三句话的概括:全、真、准。“竭泽而渔”就是求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求真;“正确而充分”就是求准,准确地反映历史。 三个个案。原则有时并不复杂,但要实践这些原则,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今天要就先辈的经验和个人的实践,说明艺术史的研究如何求全、求真、求准。在这里还需要说明,历史研究的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在时间划分上不是绝对的,比如史料的搜集,即使已经比较完备,随着研究的深入,到第二甚至第三阶段,还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补充。我这里举的三个例子,也不是全面论述研究的全过程,因为这样一来,时间会拖得很长,而是各有侧重。 一、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的研究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四王”、“吴恽”六位著名画家。他们是太仓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1592~1680年)、太仓王鉴(字圆照,1598~1677年)、常熟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1632~1718年)、常熟王翚(字石谷,号耕烟,1632~1717年),武进恽寿平(字正叔,号南田,1633~1690年)、太仓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1642~1715年,时敏之孙)。 吴历不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位天主教神父。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只不过王翚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对书法的兴趣与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深厚的认识,不止一次地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在1931年10月23日家书中就有此论。在他1939年作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说:“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他开始收藏书画,并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双重角度来研究吴历。1936和1937两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这其中,有(一)文献的考订。包括《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和《墨井集源流考》;(二)图像的订正:《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三)专题研究:《吴渔山入京之酬酢》;(四)集大成者:包括《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这两者各有侧重,前者类似纪事本末体,分专题论述,并有考证。后者类似编年体,是陈垣先生关于吴历研究的总结。两者至今仍然是研究吴历必须参考的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极富教益的启示。 首先,他深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应从哪里去搜集有关史料,怎样才能做到没有遗漏。他搜集的史料,包括吴历本人的诗画,各种画录,吴历同时人的文集,以及教会方面的文献。在二万五千字的《年谱》中征引的文献就有八十种之多,搜集以后经过考订而没有引用的史料更远多于这个数字。 其次,是他对史料的精细考订。就以《吴渔山生平》的第一章《吴渔山之家世及生卒》为例,这一章共考订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矛盾,也就是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后者正确而前说错误。理由是:(一)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过这三种版本,他根据的是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当然应该以此为准。(二)《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但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汲古阁本)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所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如果陈垣先生没有深厚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以及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确凿无移的结论的。而他表述这个问题,仅仅用了不到两百字。 第二个问题是,吴历是否是孔子弟子子游(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子游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这虽然是推论,有待证明,但可能性很大。 《吴渔山生平》类似这样的考证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还要介绍陈垣先生在1939年3月26日的家书中说的一段话:“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吾撰《渔山年谱》时,本可同时撰“四王”并南田年谱,以欲推尊渔山,故独撰之,其实找渔山材料时,各家材料均触于目也。竹汀先生撰二洪及陆王年谱,亦此意,然知此者鲜矣。”这段话给人以很大启发,如果我们要编艺术家年谱,可以同时编相关数人;写艺术家传记,也可以同时写相关数人。一句话,既要下苦功,也要讲方法,苦干加巧干。 二、石破天惊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不过八万字,字数远远少于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不如许多硕士论文,但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地位。它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于1923年,用陈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作为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以此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振兴中华文化。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达东欧。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还解释什么叫做“华化”:“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陈垣先生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八万字的著作,引用的史料就达二百二十余种之多,还不包括没有引用的。该书引用材料的特色是,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等等,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所以有的评论说,材料“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而这时的陈垣先生不过四十三岁。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主要论断,发人之所未发,讲的是历史,但极富时代特色,有现实意义,所以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 下面着重介绍《华化考》中美术篇的史料搜集与考证。 各位老师、同学从事的都是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对美术篇应该会更感亲切。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与书法同源。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内容。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并说“文化之感人,其效力比武力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华化考》美术篇在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有它的特点。他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两部现成的文献,因此可以不用“遍览群籍”。这两部书就是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华化考》关于西域人中国书家和中国画家两章,就是以上述两书为基础,钩稽而成。当然,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对这两部书的许多错误和遗漏,他利用《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宋濂等人的文集、《普陀山志》、《画旨》等各种各样的文献,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加以纠正和补充。 怎样才能找到最有用的史料,怎样才能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怎样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陈垣先生为什么能在上述几个方面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有心的读者如果能根据上述提示认真学习《华化考》的有关篇章,定会得益匪浅。 三、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考释 这批信札包含了许多艺术史的史料。关于这批信札的考释,我已经出版了三大册的专著,今天只能着重从信札的考证和确认收信人的问题谈谈我探索的经过。 1997年我作为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波士顿。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和善本部沈津主任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图书馆珍藏之一的七百多通明人手札,并建议我进行研究。 在初步检阅了这批信札之后,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促使我下决心的是这样一些事实。第一、这批信札共有七百多封,是海内外现存最多的一批明人信札,其次是上海图书馆的五百多封。第二、收信人基本上是一个人,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第三、这批信札先是在19世纪流传到了日本,又在二战后的1955年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传海外的我国珍贵文献。 信札和刊本不同,刊本用规范的字体雕板,基本没有辨认的问题。信札也同抄本不同,抄本一般都用楷书,也不难辨认。信札和甲骨文、金文、简牍等类似,首先需要辨认。这项工作有相当难度,这也是信札多作收藏而少利用作史料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这一批不同笔迹、不同字体的信札作出释文,也可以说是“认字”的工作。因为不首先作出释文,怎能读懂它的内容?怎能为别人利用?当然这一批四百八十多人写的733封信札、190通名刺的释文,直到我的书出版后,也还有热心的读者加以补正,至今也还有极少数字没有认出,但绝大多数释文已经确认。 我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辨伪。在这里我要借用“有罪推定”这个法律名词,就是说,凡是新出现的历史文献,在未经确证它的真实性之前,必须先推定它是虚假的、伪造的赝品。所以先要辨伪,反过来说就是要考证。 具体到我要考释的这一大批信札,如果它们是赝品,无非是收信人伪造了一批别人写给他的信,特别是名人写给他的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求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好处。 从常理出发就可以否定这批信札作伪的可能性。因为要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伪造几封名人信札就够了,而这批信札写信者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固然有不少名人,但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要伪造四百八十多人的笔迹,编造九百二十多封不同内容的信札和名刺,而且还要一一符合写信人的身份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叫做理证。 不仅如此,我还从核对笔迹、考察信件内容等方面进一步求证这些信札的真实性。王世贞是写信人中的第一名人。王世贞来信的笔迹同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他的墨迹完全相符。来信中说“黎少参书久已题讫”,我考证出,黎少参指黎民表,是王世贞的诗友,“续五子”之一。“黎少参书”指黎民表为收信人写的一幅隶书陶渊明诗。此事见于汪道昆和方弘静的文集。收信人和王世贞交往的可能性及途径,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这批信札中王世贞信的真实性就得到证实。 到目前为止,经过我的考证,这批信札的绝大部分的真实性已经证实,也就是说,这批信札总体的真实性已经证实。 下面要着重谈一谈确定收信人的问题。在我到哈佛大学之前,有一位访问学者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这批信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收信人是“万历间兰溪人方太古”。这个判断好象有一定根据,因为这批信札的上款,有的称“黟江”,最多的是称“元素”,还有一些称“元素方老丈”,而兰溪方太古确实字元素。但当我不断收集有关方太古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同信札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的时候,一连串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文献记载的方太古的众多友人,包括王守仁、陈献章、沈周、文徵明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信件出现在这批信札中;而另一方面,这批信札的有些写信人,例如王世贞和汪道昆,根本不认识方太古,也没有给他写信的可能。 其次是时间的矛盾。这批信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是嘉靖三十四年(1564年),最晚的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也就是说,这批信札中已知年代的,最早一封写于方太古死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他死后五十一年。可以确证,兰溪方太古绝不是这批信札的收信人。 这篇文章由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因此整篇文章错误百出,误导读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们从“方太古说”的失误中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作者在确定收信人这个关键问题上,仅仅从某些工具书中查到明代方太古字元素这样一点线索就下结论,而没有细考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稍为认真地翻阅这些信札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考虑出现同姓同字的人的可能性,总之,在运用材料和思辨两方面都显得草率,失误就不可避免了。 否定了收信人为兰溪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真正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怎样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收信人呢?我们不能凭空假设,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而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就是这批信札本身,包括它的内容和一大批写信人的名单。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从信札内容中确定收信人的籍贯,以缩小搜寻的范围;一是查阅写信人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从中发现有关线索。 细读这批信札,不但知道收信人是徽州人,还可以更具体的知道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歙县今天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我还发现信札中有两封是收信人的亲友为他写的介绍信。因为是介绍信,所以一定要称他的名,知他姓方名用彬。沿着这条线索,我在写信人汪道昆、方弘静、胡应麟、欧大任、姚舜牧等人的文集中找到了有关收信人方用彬的许多重要材料。1999年,我根据掌握的一点线索,到安徽省博物馆查阅馆藏的几部方氏族谱,果然在康熙十四年(1701年)刻印于扬州的歙县环岩《方氏族谱》中找到了收信人方用彬的确凿资料:“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廿六日丑时,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廿八日。娶汪氏、樊氏,合葬上荫山。二子彭龄、龄。”这些记载同这批信札的内容以及收信人、收藏人(方用彬的曾外孙)所写的识语可以相互印证。收信人方用彬的确认,为我进一步考释这批信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愿意同大家继续交流。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西方比较 摘要: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 关键词: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学术分科;身份;造神模式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首先中西美术史研究的差异性,根本的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崇尚理性哲学,而中国思想以儒道释为主要代表。其中禅宗讲究:不利文字、得意忘言;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映照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追求。在宗教观上,西方认为宗教是文化语言、精神方向,比种族更重要;中国的宗教非常世俗化,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建立无神论之后,事实上我们更加容易自己“制造”无数的“神”。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一种体现。 二、学术分科的传统 中国古代历来不分科的学术传统,导致了一种“模糊”状态,中国美术作品的图像库也呈混乱状态。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是一种美德。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的书画界中也尤为盛行。后人多对前人名家的临摹与复制,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而且往往并不署名,这也导致原作与摹本流传中,“真与假”的界限更加模糊,加上后人理论著述的“造神”行为,使得对作品真实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古代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集二者与一身。以董其昌为例,其提出的“南北宗”画论,对中国花坛影响深远。董其昌是著名的书画大家,收藏家,又位居官位,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这种状态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美术史论家和美术家也经常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美术的传统。其中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双重身份的兼备。即美术史论家兼画家,或画家兼美术史论家,这一部分人较多,特别是国画界的居多。 一种是身份的转换。原来是画家或雕塑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美术史论家;或原来是美术史论家,后来成为专业的画家。 三、中国美术史中的造神模式 种种的问题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困境。“英雄主义情节”和“神话色彩”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对艺术家的研究容易落入“神仙模式”。中国在艺术上讲究游“戏”,而不重“术”(美术),遵从“乐趣”即价值的观念。这种独特的思想导致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在观念和方法上有很大不同。 传统美术史方法论上英雄美术史观,其主要特征是用神话传说解释美术的起源和以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描述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造神”模式: 二王(找代表) 皇家装点(政府操作) 正统地位 文人神化 “书圣”。在这种操作模式中造假不可避免,并贯穿在艺术品的收藏和理论的建设中。 四、西方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进步性 西方近现代的史论学术的发展,受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等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影响,自身的学科建设已经远远的走在中国之前。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具有:讲究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与经济分开等特点。注重材料学,并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实证,细致入微的考察艺术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实证、材料、环境研究等,更真实的探寻艺术家生存环境条件,从琐碎的细节入手,并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考察,关照艺术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来进行研究。树立更加科学的方法,自然的打破“造神”的美术史书写模式,更希望去发现流派之外,并引领观念的东西。 例如,著名史论家白谦慎的著作《傅山的世界》中,并不是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藉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界有着许多杰出的人物,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方闻(Fong,Wen)、何惠鉴(Wai-Kam Ho)、徐小虎(Stanley-Baker, Joan)、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Yukio Lippit等。 美术史的研究书写,需要带有情感的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的东西。这也是其真正的智慧所在。 五、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各种新的史论课题,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应该了解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需要把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观念融入进来。这样才能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中建立自己的途径。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既带有西方实证色彩,又能深入的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或许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体系,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带进新的纪元。 中国美术史论文: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是为促进党的整风运动的进行、促进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召开的。出席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是日为第一次会议,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作“结论”发言。座谈会结束后,、、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图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开宗明义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文艺的源与流、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范畴,作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文艺走过的光辉历程,那些美术工作者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在时代(从《讲话》至1976年逝世)所创作的部分美术佳作,重温的《讲话》精神。这些作品包括版画、新年画、宣传画、中国画、油画等。中国美术从《讲话》开始即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美术作品弘扬主旋律,讴歌工农兵大众,讴歌新时代、新生活。 版 画 《讲话》“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讲话》发表后,其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讲话》内容和美术家的学习体会。1942年秋,从延安带来一批木刻作品回到重庆,并于同年12月19日举办了“渝延木刻联合展”,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43年这批作品又到苏、美、英、印等国展出,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延安美术是中国美术的排头军,也昭示了时代美术的未来走向。当时的古元、彦涵、肖肃、力群、沃渣、马达、罗工柳、李桦、荒烟、黄新波、黄永玉等,他们的作品都显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各以显著的个性色彩独步于版画界。如表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灾民生产自救、安置灾民、组织移垦、帮助灾民渡过灾年的《移民图》(图2,彦涵1944年作),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给老百姓修车》(图3,力群1945年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新人新事及带有宣传性的作品成为创作的主流。如表现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丰衣足食图》(图4,力群1949年作),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图5,牛文、李少言1952年作),表现农民劳动情景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图6,李桦1963年作)等等,举不胜举。 “”期间,版画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表现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原迎新》(图7,石虎1969年作),歌颂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图8,李福来1973年作)等等。 《讲话》精神对版画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它体现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社会进步的趋势。 新年画与宣传画 《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教育意义和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解放区里就已风行,如表现群众学文化运动的《随时随地学文化》(图9,韩茂堂、张树德1944年作),表现农村生活的《丰收》(图10,聂云挺1945年作)等。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了经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把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众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指示》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美术机构的重视和积极响应,由此所形成的新年画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讲话》及《指示》的精神均成了画家的创作动力和目标,特别是参与创作的画家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专业美术家及一流的美术家,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表现各族人民团结在周围的新年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图11,叶浅予1952年作),表现全国英模大会盛况的新年画《劳模会上的好姊妹》(图12,俞微波1957年作),表现在校学生边劳动边学习,即勤工俭学的新年画《半工半读》(图13,刘旦宅1960年作)等等。 “”时期,一些新创作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的新年画和宣传画,是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如表现革命样板戏深入人心的新年画《演革命戏做革命人》(图14,李中文1975年作),表现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宣传画《斗争生活出艺术,劳动人民是主人》(图15,王维新、王利国1973年作),表现社会新生事物的《农奴女儿上大学》(图16,潘世勋1975年作)等。 新年画与宣传画的创作,一直与的指示及《讲话》的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以视觉图解的形式建构了时代的美术基础,特别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美术创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画 《讲话》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4月开始,对中国画改造的一系列来自美术界高层领导的文章纷纷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如1949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发表了蔡若虹的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之后》(指4月,由北京80多位国画家的近200件作品组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举行。这次展览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的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4月25日,江丰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国画改造第一步》的文章,说明国画改造运动是与延安以来的文艺方针相一致的。 中国画之人物画可谓陡然崛起。现代水墨人物画开拓者蒋兆和原本画西画,即从传统造型之人物结构入手,以水墨人物画技法进行创作。当时学西画的方增先、周昌谷,以及以速写、年画等技法擅长的黄胄、叶浅予、李琦等也以人物画进行创作,开了近千年中国画史前无古人之新篇章。如表现人民首次参加普选的《一辈子第一回》(图17,杨之光1954年作),表现农村青年劳动与爱情生活的《约会》(图18,黄胄1953年作),表现在和平的环境里,老人和儿童文娱生活的《第一回胜利》(图19,程十发1956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花鸟画除齐白石、陈之佛等的写意或工笔外,也努力选择生活或革命的题材。如表现人们热爱和平,以谐音传情的《和平》(图20,齐白石1950年作),表现革命圣地井冈山上杜鹃红的《东风朱霞》(图21,郭怡1962年作)等等。 中国画之山水画画家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自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高昂、健康和催人向上的激情,显示出新时代的特色。如描绘故居的《韶山》(图22,傅抱石1962年作),有些山水画则借用诗词句意而创作的,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图23,傅抱石1965年作)等等。 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国画改造对中国画本身的视野拓宽具有积极意义。 油画与历史画 《讲话》“引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油画创作的主力队伍有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林风眠、董希文、周令钊、罗工柳等人,当时创作题材的主流为肖像、风景和静物等,而随着解放军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其主体均为解放战争、工农兵等革命历史,受到了油画家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油画家进行革命题材的历史画的创作,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先后四次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的创作。从作品中可看到创作者多是历史画中的亲身参加者,他们将《讲话》精神真正化作自己行动的指南。当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真实,用绘画的语言去再现历史。如再现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图24,董希文1953年作),表现青年学生闹革命的《》(图25,周令钊1951年作),表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解放南京》(图26,杨建侯1956年作),表现群众学文化的《给奶奶读书》(图27,吴作人1958年作),表现广大青年支援农业建设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图28,葛维墨1958年作)等等。 这些油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人的革命激情,以生动的画技及形神兼备的形象描绘,给人以感动和力量,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为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至今70年了,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绚丽局面。我们的美术作品始终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和事件相关联。如表现社会文明新风尚的新年画《五讲四美开新花》(图29,何永坤1981年作),表现香港回归祖国的新年画《香江竞舟图》(图30,廖开明1997年作),表现将“非典”疫情坚决控制,全国人民共同抗击“非典”的宣传画《万众一心抗击“非典”》(图31,国家邮政局2003年设计),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图32,北京奥委会授权2008年设计选定)等等,举不胜举。 美术家们不论用何种技法从事创作,都以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表现,今天仍令人神往。这些作品渗透着《讲话》的精髓,并具有了文献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被称作“红色经典”,在屡次的拍卖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美术佳作是永恒的历史记忆。(责编:李禹默) 中国美术史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 [关键词] 素质教育 作用 知识结构 素质教育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晶,在1982年党和国家为了坚决反对片面的追求升学率即反对应试教育,提出了坚决实施素质教育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七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至此,素质教育模式开始在中小学实行。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6年4月10日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模式逐渐影响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国民整体教育体系。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教育模式所提出的,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重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们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财富,美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是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相吻合的。素质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而中国美术史也能为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和资源。 一、中国美术史是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发展是自身所要具备基本知识素养之一。试想之,一个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了解,谈何热爱国家,谈何建设国家?而这些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无不打上了美术的烙印。远古时期的石器工具、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工艺、秦砖汉瓦、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唐三彩、宋元时期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等,古人们创造出的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是供我们当代人欣赏的一道文化大餐,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发展提供着信息。 美术能陶冶人的情操。所谓情操指的是人对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或社会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复合情感。而美术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情感性,人们利用美术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情感升华的重要途径。人的情操属于人的情感中特殊的一类,如道德感(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荣誉感等)、美感(对美的感受、欣赏与追求等)、理智感(与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相联系的情感)。情操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情操产生的过程。通过美术,人们的情操不断的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同时,美术又是集历史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体。美术创造必须要有生活基础,所以,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和美术相关的文物及文献都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有着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中国美术史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体现出的一种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合。 闪耀着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光辉的中国美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意境的表现方式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代设计艺术,再如以中国园林艺术为代表的东方园林深刻影响着东亚各国的园林及城市规划建设,这些影响也表明了中国美术不仅是中华文明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学习中国美术史能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所谓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的构成情况及其结合方式。它与知识掌握程度的结合形成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全面反映了个人所拥有的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有层次、有序列的整体知识信息系统。而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 审美教育能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和正确的美学观念,提高人们欣赏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也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科学的审美教育能使我们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原理和方法论,站在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可见学习中国美术史不仅有利于丰富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理解到,学习中国美术史是和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大学生了解我国历史的窗口,增强民族自豪感,丰富知识结构有巨大的帮助。在高校中除了与美术相关的专业外,其他专业开设中国美术史的欣赏和学习,是当前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素质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充满着新的活力,将会对我国素质教育模式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美术史论文:试论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 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中国美术史论文:案例型教学在中国美术史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案例型教学;中国美术史教学;教学改革 中国美术史是美术学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是专业理论的主干课程。而在21世纪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大潮中,美术史作为高校艺术学子必须掌握的一门理论教育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潜能性和前瞻性,同时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在充分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他的这一理论更是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教育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 美术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模式改革,要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美术史论和相关人文知识教学。但是,长期以来,美术史论课程与教学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缺乏起码的兴趣与热情。这主要是由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因此,加强美术史论教学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入手。 我们在美术教学中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直是重专业技能的训练而轻视理论学习,认为不学美术理论同样可以画好画。这种现象也是现今美术教学的现实且严峻的话题。为什么美术专业理论课引不起学生的重视与兴趣?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教学工作者的思考。多年来,我们的美术理论教学基本都在套用一种相同的模式,即教师在授课时对美术理论讲授较多,对艺术作品分析不深入,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导致对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培养不足,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也是人云亦云的状态,并且学生也容易忘记所学的美术史论知识。有些教师习惯于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的历史,以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讲授的重点。这种方式,可以将美术发展演变过程讲得很详细,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样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只适用于一般常识的欣赏课,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的艺术认识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就必然形成学生对美术理论学习的轻视和学与不学都无关重要的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理论的热情以及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二、案例型教学的构想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强调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给学生自主权,注重发展学生鲜明的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激发其展示自己才能的欲望,进而发挥其潜力。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和教师及时沟通,同学互相学习,教学真正做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二)“从实验中获得知识” 在美术史论教学中,如果加强艺术作品的鉴赏,用直观的艺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视觉,必然会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主动性,调动学生在艺术鉴赏活动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师生处于一种急于交谈的良好教学氛围之中。这样的教学环境不仅有利于教师传播知识,有利于教师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要改革美术史论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实验教学,因为这是诱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环节。让学生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科学事实和概念, “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做”、“要通过实验来解决问题”,将实验放在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位置上。 三、“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 (一)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 “案例型”教学方法与传统授课方式的有机融合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直观性的融合。所谓基础性,是指授课时要讲述美术本体所包含的绘画、书法、工艺、雕刻等等,但又非只是客观地介绍材料,而是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使趋于感性的视觉经验上升至理论高度。这既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直观性是指讲课时尽量展示可视形象。大量的视觉形象展示,使授课内容生动、直观,使学生在尽情领略中国古代美术杰作的同时,掌握中国古代美术发生、发展及美术本体的特殊规律,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古代美术杰作和杰出美术家的崇高感情。 (二)传统教学与新成果的融合 传统教学观念滞后,缺乏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传统应试教学模式的影响,现在的试论教学往往偏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案例型”教学方法充分注重吸收和利用最新考古资料和美术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力求授课内容的时代性和前沿性。授课过程中,注意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比照,启发学生思考其现实意义;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点和热点加以重点提示,并对观点不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简明扼要的比较,提出教师自己的看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三)传统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相融合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生活,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教学方式往往是以书本为中心,很少能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案例型”教学在这里主要体现在授课方式和教学实践当中。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考察等为辅进行教学。其中将课堂讨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使之成为师生互动的纽带,并以此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地参观考察的教学方式突破以往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四、案例型教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案例型”和传统教学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及创作理念的改善与提高。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创造性思维渗透到其中,提高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为主,培养了学生创新素质和健全人格、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思想,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为学生将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美术史论文:许江在呐喊 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八五”85中国美术学院校庆 依旧波光潋滟的西湖,晴方正好的南山路217号,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85岁华诞。本次校庆特别安排了“八五” 85,展览作为最主要的内容。而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的展览宗旨更是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开幕式上,身为艺术家和美院院长的许江先生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场的每一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讲话与其说是讲话毋宁说是呼号。多年来多次我看到许江先生的讲话总是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这一次,我特别深切感受到许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院长,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在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勃兴在鼓呼和呐喊。 校庆期间,我同众媒体同仁采访了许江先生,他依旧是激情四溢给我们回顾了那段激情的岁月无数的故事...... 许江院长围绕 1985年那个难忘的岁月回顾了学院85年的发展历史、结合展览的内容阐述了学院的精神。他说,屏幕上放映的短片,由85年前真实的影像剪辑而成,我们在此重温历史,重温激情,感受三十年来生命与校园的巨大变迁。历史的浓缩总是在用某些“不变”或者是“骤变”的因素,令我们怦然心动,仿佛一下子面对家园。 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实施主体是70、80后的年轻人,他们在去年夏天就提出以1985年作为岁月考古的平台,采集85位亲历者的人生片段,改校庆的典礼为学术的追问。他们冒着酷暑去捕捉历史兴怀的可能的现场。将可能性还给历史,将历史还给岁月。让亲历者在现场说话,抚今追昔,去钩沉那段曾经经历的岁月,重叙那段岁月于上下文之前涌动的意涵,以此来彰显我们学校85年来的学脉精神。年青一代对整个展览的创意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所兴怀的记忆、所秉持的求真的理想,是这个展览的亮点之一 “85”是一个横轴,让我们重返那些难忘的现场。在那些坐标式的往事当中,回溯大时代变革的踪迹,揣想历史的发生及其可能性。85位受访者则是一条竖轴,每个人的记述都与“85”的往事相对照,每一个书桌里面都存有那个时代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生活的工具箱。这横轴和竖轴结成一个“十字”,成为我们回望岁月的生动的、纠结的十字坐标。我们每个人将在这个坐标里、这次展览中,找到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地图,找到学院能历85年不衰的学术脉络。 许江先生还说,在众多的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突出的征候是之前甚至之后的很多年代所不具备的:一个是开放。打开国门,打开历史之门,众多久违的东西蓦然出现,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前卫艺术的变革浪潮,及其蕴藏着的新学思想,走马灯似地影响着中国的学院,仅仅1985年就有美国史学教授维罗斯柯的持续十六讲的讲座,赵无极绘画讲习班及其展览与学术活动,万曼壁挂艺术初来学院掀起跨媒介的艺术运动;与此同时,以学报为核心的编译者们正加快阅读与译著一系列揭开形式思考和艺术诘问的西方名著。另一个突出的状态就是解禁。学院的开放可谓步步为营,但每一步都以某种思想和学术的解禁方式突破出来。正是这种解禁深深地诱发着一代青年的叛逆者和趋新的风向,也诱发着那种源自民间、源自底层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具体地、持续地给予每个创造个体以变革驱动的活力。虽然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但解禁仿佛是向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无边大地不断地开拓,时代的思想者们仿佛垦荒者一般被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顽强而丰沛的实验激情。所以,“八五”往事中记忆犹新的有关于油画系创业创作的论辩,学院中青年创作组的展览,关于素描教学、新水墨画教学的论争与探索,同时还有燎原全国的关于艺术形式的自觉与讨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端倪,各种后来被称为“八五新潮”的新艺术大爆发。 在谈到当年的八五精神在当下的意义时许江院长说:历史还在继续“八五·85”的意义正在于让八五精神,让美院85年持续的精神,重新和不断地活在校园,让美院的历史活化为一个未竞的事业整体,让参加“八五·85”学术活动的青年艺术家们涵融其中,代代传承,梳理振兴,发扬光大。 讲到美院悠久的历史包袱和传承的关系时他说,1660年前,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慨然写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我们今天也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点上,向另一个年代怀想致意,内心必然感慨而系之,此所以兴怀。但我们不悲观,而是努力将曾经的生命能量存留在那里,让将来的兴怀者,“有感于斯文”,有感于代代传承的时代精神。 许江院长还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这次展览的对“八五”85概念的意义。我们选取了在美院发展历史上85为重要的人物,其中有艺术家、教授等,他们在85时期都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作用,展场将85个人的故事制成道具箱,将构成一场贯穿85个 年头的影像戏剧:“论争”“突围”“历程”“新潮”四个“片场”,呈现1985年美院的集体记忆。第一场是“论争”,重现构建当年的毕业答辩现场。在第二场“突围”则包括中青年创作组、维罗斯科讲座、中国画教学座谈会、实验水墨、赵无极绘画系列讲座、万曼壁挂运动和编辑部七大版块,搭建起美院的地标性事件,唤起1985年美院人的集体记忆。第三场“历程”作为整个展览的思想库,以黑板报的形式呈现了自1928年建校至今都在扭结中的有关艺术革命与革命艺术的事件、潮流和论争,涵括了“艺术运动社”、“新兴木刻运动”、“倪贻德:从创造社到决澜社”与“艾青:革命文艺领袖”、“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 史画”、“浙派人物画”、“人间思想”八个部分。第四场“新潮”,重点聚焦于对“’85新潮”的追忆,由“’85新空间·池社”、“谷文达”、“红色幽 默”、“厦门达达”、“北方艺术群体”、“三步画室”、“部落部落”、“最后的画展”、“新学院派”这九个内容的展开,重新勾画出了当时以浙江美院为策源地辐射全国的“’85新潮”路径图。 采访结束时,许江院长意犹未尽,向大家谈起了许多往事,一些源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与许院长谈到了各自的状况的人生目标。 中国美术史论文: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主要是从哲学层面上对艺术进行反思,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的实证性艺术史理论进行批判。这些反思和批判从外在的视角审视艺术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艺术史的研究思路,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的著作《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论说艺术史的终结未免偏激,但是艺术史学科的确处在一种危机中。《艺术杂志》1982年冬季号正式提出了艺术史“学科的危机”这一主题。奥立可·格莱巴的《论艺术史的普遍性》也发表于同期《艺术杂志》上。格莱巴指出:“当下艺术史家的工作,即是去发现各国或各民族文化的某种(不同的)视觉语言之含义。”11 发现各国或各民族视觉语言的含义,体现出了一种在方法论上对艺术“普适性”的认识,艺术史的这种“普适性”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警醒这种“普适性”。芝加哥艺术学院埃尔金斯在《为什么不可能写出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中表述的很明确:“不管多元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做出无懈可击的努力,所有撰写非西方文化的美术史的尝试均导致为西方的目的服务的西方化的叙述。”12 他的《西方美术史学的中国山水画》一书就极力避免这种“普适性”,转而寻求新的突破。方闻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在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谢伯轲的访谈时谈到:“在我看来,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需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应借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和扩充。” 历史主义的强大力量使得艺术史家在黑格尔时代精神的启发下,确信艺术提供各种手段使人类精神以某种特有的历史化方式显现出来,历史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在这种历史主义的引导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便认为,一切艺术风格均是文化各个方面的反映,任何风格的创造、发展及其演变都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艺术史家因此提出“艺术本身是历史吗”这样的命题,主张艺术史研究应进行从对风格史的关注向“片段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转变。高居翰在2005年的《亚洲艺术档案》上发表了《中国绘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其中反思了中国绘画史没有像西方绘画史一样建立起一门坚实、详尽的历史学。他借用西方后现代历史理论来研究元明清绘画,用“后历史”这个带有浓厚指向意义的词语处理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这种处理方式割裂了中国绘画的完整历史,既忽略了中国艺术史中固有的师资传授系统,也没有遵循西方历史主义的研究现实。 面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危机,方闻首先从理论的高度出发作出了回应。他在《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持有艺术史普遍性观念,并确信中国画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随后,方闻在文中从传统中国谱系的艺术史学和中国画中再现与超越再现的风格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后,方闻写道:“倘如问,中国或者日本绘画哪些方面的研究可为现代艺术史学提供理论基础?答案必然要看不同的视觉语言及其独特含义的历史性描述。”13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和机械地借鉴之后,越来越多地具有了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精神特质,它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也对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思想资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应该为全球的学术合作提供一个契机和可操作的平台,中国美术史是一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历史。 中国美术史论文:论中国美术史中的原始植物崇拜思维 摘 要:源于生产生活需要和精神向往两大要素,原始人类产生了对植物的崇拜,原始崇拜往往是原始艺术创作的现实驱动力,所以美术史上所呈现的植物艺术题材,通常牵系着原始人的心灵世界。本文将主要探讨原始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如何摆脱“自然属性”而趋向于艺术,探讨其在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原始;美术;植物崇拜 人类自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一直不断进行,在一个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自然”无时不对人类的思想意识造成一定影响,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产物的美术,势必会和“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状况,许多客观的规律不能被原始人理解,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从而对原始美术创作产生崇拜驱动作用。这种原始思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被原始人所接受,以致于它不能完全的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隐退,从众多美术绘画作品、纹样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影子。原始人的植物崇拜情结就是一例。 在江苏省连云港发现的将军崖岩画上刻画着以植物茎叶连缀的人面和天体星象图案,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这是较能体现原始人对植物有着特殊感情的一件作品。岩画中人面造型奇特,夹杂着某些星象的元素,画上的人面与植物茎叶相连,而且人面形似果实,显然是有意识创造出的人与植物合一的艺术形象,是祈祷获得植物的力量?还是他们认为人是由植物而生呢?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植物在原始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就是桃林有灵的记载。”①中国的许多古汉字,也都与原始人的植物崇拜相关,如“氏族”中的“氏”本意为木本,即植物之根;而与植物关联的“臬”字,则含“法则”的意思。“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②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中对被神化的植物,并不像其他对象崇拜多有祭祀活动,而是主要表现为敬畏,禁忌折伤或砍伐崇拜物。《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 “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③ 《搜神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④这一描述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 进一步发展了崇敬心理。 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远古时期大地上多覆盖广阔的森林,植物生长茂盛,原始人的生活与它们息息相关。制作棍棒弓弩狩猎,采摘果实,用树藤结网捕鱼;采集树叶制成衣服;燃烧植物获取、保存火种,御寒取暖、防止野兽攻击、驱走黑暗和恐惧、烤熟食物,原始社会两大主要的生产方式——狩猎和采摘,以及原始人文明进化的重要元素——火,都需要通过植物来实现。可以说,植物是原始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以实践为媒介的人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会被打上人的印记,不仅自然界的高山原野、河流星空成了人的无机的躯体,而且经过劳动实践,人进一步产生了思想和观念。”⑤在生产生活中,原始人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自然物与人类自身进行对比并能判断出异同。原始社会外出狩猎和采摘是非常危险的,时常可能面临野兽致命的袭击和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而且寿命也很短,拥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能够长寿成了一种最直接的愿望,于是植物此时起了必然的参照作用,树木的高大粗壮、长生不死都被原始人看作是一种神奇的现象;植物的枝干断了还可再生,原始人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和可能经常损失身体部位,“再生”也成了他们的渴求;原始人在狩猎追赶野兽很可能迷路,高大或者有特殊标志的树木植物就成了他们辨别方向的依据,由此产生信赖感;植物种子落地生根,强盛的繁殖能力也是原始人类所向往的;原始人类认为鸟和神是相通的,他们把鸟看成是神的使者, 而鸟栖息的植物这无疑会让他们觉和神有一定联系。可见,植物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是具有强大力量感的。一方面,在物质上他们必须接受植物的赠与、依赖植物生存;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们羡慕植物并渴望获得植物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如同人类的童年思维一样对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神奇事物生出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由于长时间受这种情感的困扰,力量感很快变成了原始人类强大的心理压力,原始人屈从于这种力量之下,产生了植物崇拜。 植物作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在美术史中经常出现,而崇拜思维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植物艺术形象内涵的变化上。他们通常会不自觉的以某些方式再现他所敬服的这种力量。在许多原始绘画艺术都有所体现,显示为祝愿对这种力量更强大,并能为己所用、为生产实践活动服务,带有实用功利性。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物中有的陶盆口沿部位装饰有稻谷禾苗纹样,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丰收的向往。有一块陶片上刻有植物形态,五片叶子茁壮舒展,表现了蓬勃生长的状态。”⑥原始先人绘制着这些装饰和纹样,也绘制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源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原始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依赖植物,那么原始美术中的植物形象也应会随之减少或消失。所以早期的植物形象艺术作品实用意义多于审美意义。“原始人类在有意识的利用物质材料表达主观目的、主观精神时,其美感与想像、思维、情感、动机交织在一起而创作出的作品和创作过程具有多元意义。此时的创作和审美处在蒙胧混沌状态。”⑦ 人类度过漫长的蛮荒时代后,其美感意识得到发展和增强,审美活动逐渐独立和清晰起来植物崇拜思维也开始向“艺术阶段”过渡。此阶段的许多作品虽然仍含一些实用的指向意义,但都格外明朗的呈现出美感,而且还占主导地位。如汉代墓室画像石砖中常见的“扶桑树”,取材造型都隐去了原始功利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实用目的,仅作为一种吉祥物的象征,为祈求生命不朽和灵魂的安宁等。六朝时期崇尚清雅之风,主张复古,而此时植物纹样繁盛,卷草、忍冬等纹样流行,这些纹样造型生动、线条流畅,非常符合形式美法则的要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在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中,人类对原始植物单纯的屈从崇拜淡化了,对植物形象美感的意识渐进成熟。此时原始的植物崇拜思维在美术创作中开始发生演变。 现代社会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合理解释,原始人所敬畏的神秘力量成为普通现象,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的心理压力不复存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植物形象开始具备独立的审美特征,成为一种艺术形象。在内外因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的“自然属性”完全蜕变了,一种对大于本身的力量的屈从演变成了一种对于自己熟悉并带深厚感情事物的欣赏。 结语:自此,原始植物崇拜思维经由了从“自然”到“艺术”的上升过程,而且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植物的艺术形象也完成了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过渡。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活动中人类的美感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这种美感意识源于对巨大力量的崇拜,随着这种力量减弱,植物的形式特征开始成为人类的审美重心。
建筑图论文:关于计算机设计智能建筑图的建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计算机技术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建筑施工企业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建筑施工现代化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着重介绍了建筑施工图中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的应用;然后分析了在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了相应的实现程序与策略。 【关键词】智能建筑;计算机辅助技术; 优化设计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智能建筑以快速的步伐发展,计算机技术等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是在现在的智能建筑施工图中,AutoCAD等通用绘图软件的应用仍然处于主要地位,这样的施工图绘制与设计存在很多不足。因此,积极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促进CAD技术与优化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深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 计算机辅助智能施工图设计现状 目前,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与建筑设计全过程一样,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智能化系统设计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时最佳的做法。方案设计后经评审进入初步设计,然后再经评审进入施工图设计,之后再经有关部门的质量审查,进入施工招标投标,由施工单位进行深化设计,这样设计过程才算基本完成。在施工过程中,再对建筑装修和功能调整等进行局部的修改和完善。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除少数工程项目能保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作业外,大部分工程项目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图由系统集成商设计。由于系统集成商参与招标时,建筑的设施施工图大部分已经完成,所以,系统集成商只是急于施工,并没有对设计施工图进行仔细研究与确认,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这一过程也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初步设计与评审这个阶段也往往会被忽略。 2 智能建筑施工图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成套性、完整性欠缺 一般来说,智能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主要包括图纸目录、主要设备及材料、设计施工总说明、平面图、系统图、原理图、弱电机房详图、弱电竖井详图及其他会议室等详图。在深化设计阶段,可能还会需要安装图、线缆图和基础图等图样文件。部分工程项目智能化系统施工图设计文件不能成套,有的是缺少系统图,有的是缺少设计施工说明,有的是缺少主要设备及材料表和各种详图。这不仅对施工过程带来了多种麻烦,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没有得到充分应用的表现。 2.2 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 这主要表现在图签栏不完整,甚至不能达到国家标准、缺少会签栏、对建筑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平面图未作处理、没有注意线条的粗细,图形的符号和文字字体以及没有对图幅大小充分重视。这说明传统的设计手段与方法已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而AutoCAD等绘图方法未得到充分的运用,因此,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不能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体现其优越性。图面质量不符合设计文件表达清晰的要求也影响了智能建筑的正常施工。 2.3 图纸目录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工程名称和项目名称与图纸不一致、图纸名称和图纸不一致、图幅和图纸不一致以及未将设计文件全部列上等方面。这也是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应用中出现的问题,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效率低、反复等现象。 2.4 主要设备及材料与工程实际不相符 这主要表现在不完整、没有注明设备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数量与图纸有出入、规定中对设备产品型号是否标明的问题存在矛盾等方面。一些单位认为智能建筑已经有了完整的施工设计图,所以会这一部分内容不太注意,导致施工过程中出现失误。这也说明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并未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2.5 设计施工总说明中存在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涉及范围不明确、实际标准罗列存在问题、分子系统的说明存在混乱以及管线敷设易遗漏采用管子规格和桥架规格等方面。因为设计施工总说明是智能建筑施工的依据,所以,设计施工总说明不完整或存在缺陷,将会对施工过程带来诸多麻烦。 3 应采取的策略 面对以上问题,相关部门应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3.1 因地制宜,采用先进的系统设计方法 由于各地智能建筑的施工也会存在一些地域、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因此,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系统设计方法、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是十分有必要的。就结构化布线而言,结构化布线系统一般划分为六个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配线(水平)子系统、干线(垂直)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全系统所选的电缆线、连接硬件、跳线、遗接线等必须与所选定的类别相一致。 3.2 结合网络技术,完善设计 工程中的优化问题,其实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约束条件是根据不同工程对象的技术要求、投资耗用及维护管理的多方面的因素而提出来的。整个结构化布线系统是一个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智能建筑结构化布线系统CAD设计中,优化技术的应用之一,比较突出的体现在解决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的优化问题上。针对不同的具体研究问题,网络优化的具体算法有许多种,在实际工作中,网络优化常用的算法有:最短路问题、最大流问题、最小费用流问题和匹配问题等类。 3.3 采用优化设计的程序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 结构化布线系统是智能建筑施工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优化设计时,要选择功能齐全、运行通畅的程序,以实现系统的运行及其目的。结构化布线系统的路出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其实用优化设计模型具有递阶(多级)结构的特点,即结构化布线系统规范要求采用开放式星型拓扑结构,且每一个子系统都互相独立,因此,把结构化布线系统分解成几个子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即建筑群布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水平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在线缆走向设计时分别独立进行优优,最后得到整个布线系统的最佳布线路由。结构化布线系统路由优化设计模块化结构为:第一部分,考虑机房、设备间、交接间和弱电竖井优化位置的选择;第二部分,考虑廊道内布线优化设计;第三部分,考虑房间内布线优化设计。 4 结语 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在智能建筑施工图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最终会使其逐步完善。 建筑图论文:浅析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 摘要: 本文阐述了建筑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流程,探讨了建筑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并总结了建筑绘图的基本技巧。 关键词: AutoCAD制图;实用绘图技巧 AutoCAD已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工程人员利用CAD的辅助设计功能,改变了传统的绘图方式。国内建筑行业在AutoCAD的基础上,已开发出天正等专用软件。 采用AutoCAD辅助建筑制图时,需要深入分析建筑图的结构特征、构图规律和图形要素,提炼和归纳较复杂的制图过程及制图方法,进而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可方便地进行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与绘制,设计工作变得轻松而高效。掌握AutoCAD的应用技巧,更有利于对二次开发的专用软件的理解和应用。本文针对AutoCAD绘制建筑图的技巧进行了浅析。 1AutoCAD绘图环境的准备 1.1 设置单位和精度 因软件默认使用环境不同,单位设置中的工程制和建筑制不符合我国的工程习惯,设置时可选择十进制,可依据所绘制的具体对象来选取所需的精度,一般情况下精确到毫米。 1.2 设置图形界限 所设置的图形空间的大小与所绘图形相匹配。在理解模型空间的基础上,对比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的使用范围,理解AutoCAD制图与手工制图的基本区别。 1.3 设置图层 为不同类型的图元对象设置不同的图层、颜色、线宽、线型和线型比例,而图元对象的颜色、线型及线宽都应由图层控制。对通用图层的命名要简明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便利用图层特性管理器查找和使用,实现有序而快捷地对不同类型图元对象的修改、编辑与管理。 1.4 设置文字样式 根据制图标准采用仿宋体,长宽比设置为0.7。 1.5 设置标注样式 按建筑制图标准,分别设置尺寸线、尺寸界线、尺寸起止符、标准文字等相关参数。 2 AutoCAD绘图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2.1 建立自己的模版文件 遵循国家相关规定和规范,将图纸幅面、标题栏、会签栏、线型、字体、尺寸标注、图层设置、线型、线宽、图形单位设置等绘图环境保存为模版文件。用模版绘图以提高效率。 2.2建立自己的块素材库 拥有的素材库越多,绘图速度往往就越快。平时注意收集绘图所需的重复图形,如国家和地方的标准图集,室内设计中的门窗、家俱、设备、洁具等,予以分类管理,并将这些重复图形其定义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块。若相对固定的图形,仅在图形的一定位置标有不同的文字。可以将其定义为属性块。可解决相对固定图形的反复输入。通过插入块可避免许多重复性的工作,提高绘图的效率与质量。 2.3 摒除不良习惯,熟练掌握修改命令 切忌随便炸开块和尺寸标注、随意改变图元的颜色和线型、随意用scale对图形进行缩放、在工程图中使用过多的颜色等。经由绘图熟练修改命令,并总结修改的快捷方法。 2.4 修复乱码文字 由于计算机上安装的字体库不同,在某个计算机上绘制的AutoCAD图纸,拿到别的计算机上打开变成了乱码文字,无法识别。有时候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定义字体,还是不能把所有的乱码都纠正过来。对此,可以用recover命令修复乱码文件,在弹出的字体选择的对话框里选择正确字体,文字即可正常显示,而且不会有遗漏。但是要注意,如果乱码图中应用的是非GB码的字体,则必须要有相应的字体方可。 2.5 善于使用图层管理器 利用图层管理器可提高工作效率,使修改变得简单而快捷。如:改变某类图元线型,只需改变图层的线型设置;,关闭或冻结不需要修改的图层可避免误操作;各专业的图纸可设置不同的层等。 2.6 善于利用设计中心 对于绘图员来说,一幅图30%是作图,70%是修改。设计中心提供了管理、查看和重复利用图形的强大工具。如:在设计中心选择需复制的图层、图块、文字样式、标注样式等,将所选内容以鼠标左键拖曳方式拖动到当前图形中,所选内容就被复制到当前图形中。 2.7善于利用图纸空间出图 CAD中的图形输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在模型空间中打印输出,二是在布局中打印输出。图形的打印输出是难点,利用图纸空间的布局方式打印图纸非常灵活好用,调整非常方便,可通过创建多个视口来实现一张图纸中输出多个比例的图形,具体操作时应掌握好状态栏中“模型” 和“图纸”状态切换与当前活动视口的关系。这种方式的几何意义就是在图纸的状态下可以对模型空间的实体对象进行编辑,再将状态,真正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操作效果。 2.8 善于总结和交流绘图技巧 掌握AutoCAD的基本绘图和编辑命令后,绘图者就可结合建筑绘图的特点,总结出一些比较快捷的绘图方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设置多线样式绘制墙体或平面图窗单位样式等。俗话说“熟能生巧”,只要多使用,善于总结,就能在AutoCAD的使用过程中,摸索出很多技巧。因每人总结出来的技巧各有所长,多与同行学习交流,在最短时间掌握更多的绘图技巧,简化AutoCAD绘图的操作程序以提高绘图速度,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 2.9与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设计单位往往使用专业绘图软件,如天正系列。它具有智能化菜单系统,专业化标注系统、综合全面的图库、增强的立剖面绘图功能等强大功能。专业软件使绘图更智能化更快捷。在系统学习AutoCAD后,可适当学习专业软件的使用方法并向专业软件制图过渡。 3 结束语 本文所提出的绘制方法的有效性和便捷性得到了工程实践的验证,对AutoCAD建筑制图有重要的工程价值。随着AutoCAD在建筑设计中的广泛应用, 建筑工程人员应通过大量绘图来练习熟悉AutoCAD基本操作命令和快捷图标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一些建筑绘图的快捷方法,以提高自己的绘图速度。另建议注意与建筑方面的专业软件相结合。 建筑图论文:传承文化服务大众――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暨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启动侧记 时光荏苒,2008年1月15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A座签约大厅迎来了参加第三届建筑师与建筑传媒新年论坛活动的嘉宾,同时也拉开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及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序幕。 论坛使交流更具有穿透力,使关注的问题更具有持久活力和生命力。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组织召开的“建筑师与建筑媒体面对面”交流活动自2006年举办以来,得到了建筑界和媒体方向的支持,活动在建筑师与媒体的沟通与交流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表达了媒体人与建筑师共同的渴望与期待。新一届的活动通过以建筑图书媒介,愈加能显示出建筑学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新的追求和探索,以期寻找到自己心灵上的精神慰藉。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譬、建筑学资深编审杨永生、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以及建筑界、出版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多家媒体代表也参加了论坛。 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在致词中说:“建筑创作的繁荣离不开传媒,媒体的宣传是建筑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依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建筑设计行业的国有大型机构,其旗下的BIAD传媒一直致力于对建筑服务社会核心理念的宣传,致力于将建筑思想、建筑文化更好地传播给广大公众,在反映时代建筑特色、发表建筑师之声的同时也非常非常注意倾听来自行业内、外专家和公众的反馈,现已经发展成为与业内外进行友好沟通的交流平台。”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也表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在做好业内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也需要与外界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以使建筑创作走向新的繁荣。现在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合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能够加强与各行各业的交流,倾听各种反馈意见,在繁荣建筑创作的同时,为建筑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8年新年论坛以“建筑图书”为题,说明建筑师与媒体面对面已有了新的更加具体的内容和方向,这也表明BIAD传媒所搭建的交流平台正在不断延伸、发展及变化。张宇副院长希望BIAD传媒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要不断扩大,工作要更加务实,更加贴近建筑师,不仅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要加强,在全社会建筑文化普及方面也要更上一层楼。 极具意义的大众文化传播活动 对2008年人们有着太多的期盼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的梳理,需要学术与文化的智慧凝聚,需要观念与成就的反思和求索。《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认为,建筑图书出版业作为重要的文化产业,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被动迎合市场,更要主动引领市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努力追求社会效益。通过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开出优秀建筑著述书单,是让公认的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读物,更多地引领建筑师与公众走进思想殿堂。如果说2008奥运建筑营造了中国当代建筑的新气象,那么作为建筑传媒人,更要在建筑文化宣传和普及方面营造出更好的氛围与环境,并使之得以发展和提高。 邵韦平总建筑师说“建筑师是关乎民生的热点职业,需要不断补充新思想、新观念,了解社会发展潮流,因此建筑师需要读书:但执业建筑师也是一个繁忙的职业,忙碌的现实又要求建筑师只能读精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更多的优秀著作,需要借助图书馆学会的推荐和传媒的力量,使建筑师对图书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在阅读中加强修养。” 将面对大量烦杂而艰辛的具体工作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对“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表示极大的支持。作为每天都在欣赏、感受并享用凝固艺术品的普通人,她感慨建筑界拥有丰厚的智力资源和文献,能够提供丰厚的书籍成果贡献给社会,同时她表示:“之所以选择和建筑师分会合作,选择与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合作,是因为已经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案例。《建筑创作》杂志社创造了许多好的机会,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也是如此。配合世界图书日举行颁奖典礼,是向社会普及建筑文化的良好契机,相信此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何完成大量书籍的甄别评选,将是摆在组织者及评委会面前的难题。为此,中国图书馆学会将提供技术支持,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先生介绍了他在以前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及经验,同时希望将评选工作落在实处,以在建筑文化宣传方面取得成绩。 预祝评选活动圆满成功 中国建设报社社长肖家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惠珍、天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韩振平、《城记》一书作者王军、三联书店编辑张志军等人也在会上发言,他(她)们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活动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他们认为,评奖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要真正做好建筑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将国内外优秀的建筑技术、建筑文化通过书籍的形式介绍给广大的读者,更好地提高社会大众的鉴赏水平和文明素养,使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认为:“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是在编者、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更好地传播并吸收西方优秀的建筑文化,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创造并总结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是建筑图书在文化学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使命,希望活动在不断完善中办出特色,结果达到预期目标!”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的创作与文化成果展示在世界舞台上。相信通过建筑界和传媒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对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方面的宣传,得以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的发展确立起中国精神。 建筑图论文:中国建筑的文化盛典: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等 2008年4月23日,在联合国第13个“世界读书及版权日”到来之际,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建筑创作》杂志社联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厅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资深建筑学编审杨永生,出版局副巡视员王萍,文化部社会文化与图书管理司陈胜利,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官员卡贝斯女士等领导和嘉宾参加活动并为获奖图书作者和出版社代表颁奖。颁奖仪式由《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长汤更生共同主持;张宇社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获奖图书名单,胡越副理事长宣读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推荐书目。 这是全世界写书人、读书人、出版人、藏书者和所有爱好读书的人的节日,是所有人的节日。建筑类图书的作者、译者、编者和读者济济一堂,著名建筑学者、东南大学刘叙杰教授、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陈志华教授、李秋香教授、中国文物研究研究员所殷力欣等以获奖作者及家属的身份出席了颁奖典礼,同时出席典礼的还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代表以及北京地区和全国公共、高校、专业等八个系统的图书馆界代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新京报、博览群书、新华书目报、中国建设报、中华建筑报、中国图书商报科学时报、中国文物报等三十余家媒体进行了报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都生活”《读书俱乐部》栏目进行了专题访谈,FAR2000进行了网上报导。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馆长首先致辞,他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全民阅读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是全民享有普遍均等的阅读权益的需要。阅读可以丰富人生,知识因传播而美丽,知识被利用才能显示出力量。在全民阅读事业中,图书的传播是连接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的中介环节,图书馆是一个致力于知识和信息的社会性传播的公益机构,是读者――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图书馆界愿意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职责,完成自身的社会使命,为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合法、有效传播,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推动全民阅读事业、建设阅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国馨院士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表示感谢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建筑创作》杂志社,他认为这是为广大建筑师和建筑界做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建筑被称作是石头书写的史书,已说明建筑与书籍之间的不解之缘。随着北京奥运会一天一天的临近,很多出版单位编纂出版奥运建筑丛书,同时剪彩开幕的“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即是用照片的形式展现奥运场馆的建造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建筑蓬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境外建筑师不断学习和交流,我国在城市建设中从建筑形式、设计理念到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各方面都呈现出的巨大进步。“世界读书日”的宣传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对奥运建筑的关注,了解奥运建筑,了解建筑行业。 单霁翔先生以获奖作者的身份畅言,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立意义在于起到嫁接建筑界和文化界两方面的桥梁作用。他看到这次在获奖图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很多图书都表现出了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理解,而且动态的发展着的保护理念都在图书中有所展示,这是令人可喜的希望。他还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他还说,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图书都是载体,把自己的真实感受都写出来,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卡贝斯女士认为,图书在构建和维护我们社会的教育、文化和经济体系方面起着多方面的基础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大型网络,将编辑、图书销售商,图书馆、学校、文化机构,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对书籍和阅读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今年的第13届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2008年被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语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希望强调出版事业在语言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当一种语言不能被应用于出版业时,这种语言和使用它的人们将无法参与某些很重要的社会知识与经济活动。”因此她借此机会传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号召,“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伙伴和朋友们与我们共同努力,通过实践来充分认可书籍和阅读对真正语言多样化的世界所带来的利益做出的贡献”。 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评选,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对我国的建筑图书进行专项评选,意义重大,不但全面体现了2005―2007年中国建筑图书出版工作繁荣发展的状况,也必将对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引导阅读产生一定的影响。此次参评图书数量大、品种多、涉及领域广,基本上可以说明建筑图书学术及文化普及的盛况。评选活动从2008年元月15日开始启动,得到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授权中国大陆使用的4・23“世界读书日”标识(10go)首次在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评选活动中亮相,这也是中国建筑图书出版界的荣耀。经过近三个月的申报,共收到来自全国40家出版社和专家推荐的近200种(套)书籍,基本上涵盖了建筑学各个领域。经由建筑师、建筑界学者和图书馆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进行评选,产生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的10种(套)图书。 对此,殷力欣研究员评价到,在获奖人中,已故老一代中国营造学社先贤刘敦桢、陈明达师生二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同时在此次评奖中获奖,堪称一段学界佳话;吴焕加教授毕生从事西方建筑史研究,矢志不渝、老而弥坚,令人肃然起敬,正值年富力强的王贵祥、赖德霖教授等,学贯中西,思路开阔、严谨译著、成果斐然,正说明建筑学事业后继有人、前途无量。 颁奖典礼上还公布了面向不同层面和人群的三类推荐书目。《梅县三村》等68种(套)图书入选向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建筑理论》 等26种(套)图书入选向专业院校学子、学者和建筑设计院专业人士推荐书目,《一代宗师梁思成》等8种(套)图书入选向青少年推荐书目,这将有利于指导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有利于促进传播建筑文化,有利于引领和推广全民阅读。 金磊主编在主持时归纳说,从一般意义上讲,传播好书,旨在推动阅读。“中国建筑图书奖”不仅要推动全社会对建筑文化图书的阅读,还要关注业内外人士的建筑精神的成长。纵观科技文化类图书市场,建筑类图书属小众读物,但建筑文化图书则是大众的,拥有广大的非建筑专业的读者。据调研,海外建筑人文类图书有较大的规模,如果国内建筑文化出版从选题到标准体现出高品质,国内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只要有思想、有文化、有趣味且厚重大气,会极大地在建筑旅游及文化珍藏两方面得到发展。从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上看,图书评奖本身是一种文化守望,但它更是开启对优秀建筑图书的关注,因为有不少的空白需要耕耘者继续“劳作”和“填补”。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建筑图书奖”能成为一个品牌,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通过第二届图书奖的评选过程,对中国建筑图书大系作一次梳理,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发现和新贡献。 “中国建筑图书奖”的设定,不仅架设起建筑师与图书之间、公众与建筑图书之间的桥梁,更在于通过中国建筑图书的宣传将中国建筑学术与文化置于国际性阅读活动的大背景下,通过建筑作品、建筑文化(含文化遗产)、建筑人物、建筑事件等寻找中国建筑文化的根基和振兴之路,为建筑图书树立起中国精神,这是中国建筑界和中国图书界的幸事。 中国建筑图书奖评选活动的目的是为传播建筑文化,即将举办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盛会将传播和谐、共同发展的体育文化,魅力无限的奥运场馆建筑是承载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最好载体,与中国建筑图书奖颁奖典礼同时开展的还有“北京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该展览由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委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策划主办,是迄今为止国内在奥林匹克建筑文化方面举办的首个展览。单霁翔局长、詹福瑞馆长、罗哲文先生、马国馨院士、王萍局长、张宇副院长和卡贝斯女士为奥林匹克建筑文化展剪彩。展览分第1-28届建筑文化和第29届建筑文化两大部分,不但全面回顾了自1896年第1届雅典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至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的城市建设与场馆文化的场景,而且详细展示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历程,以照片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所成就的崭新风貌。公众在共同欣赏奥运建筑场馆的精美图片的同时,享受“阅读”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精神愉悦。会上还首发了《建筑师的非建筑阅读》一书。 中国建筑摄影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分会成立大会,于4月26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马国馨院士到会祝贺。 自100多年前摄影术诞生之后,建筑摄影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记录城市的变迁、发展,到表现建筑工程的建造过程,直至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建筑自身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建筑摄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筑摄影不仅能表现出建筑的外在形象,好的建筑摄影作品还能够表达出建筑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先生介绍说:中国的建筑摄影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早期时,梁思成先生为更好地记录中国传统建筑的现状,在考察建筑期间曾经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同济大学金经昌先生早年留学德国时拍摄了许多国外优秀的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30年代时,就已经是著名的摄影家。东南大学童离先生早年间拍摄了许多中国江南园林照片,除了用于出版著作之外,还为记录和表现中国优秀园林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先生早年在欧洲考察时也拍摄了许多摄影作品,在他们参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之后,用10年时间走了200多个县,考察了全国多个优秀传统建筑,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这些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49年后,梁思成先生在繁忙的公务及教学之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照相机。在考察及出差之余拍摄了许多建筑摄影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先生从内蒙古视察后回到北京,与著名摄影家郑景康先生联合举办了摄影展览。正是在梁先生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广大师生员工都非常重视建筑摄影,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建筑摄影,几十年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许多人与摄影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他们运用手中的照相机,除了记录中外优秀建筑并用于教学、科研方面之外,许多前辈拍摄的摄影作品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建筑摄影除了用在记录、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拍摄建筑的同时发现了美,寻找到美,创作着美,用照片展示出建筑之美,让人们欣赏到并认识到建筑的美。可以说,美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学生的重要环节。 此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建筑摄影分会,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选送了优秀摄影作品,参加了摄影展览:建筑学院老领导也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成立大会上,与会者们畅谈了自己对建筑摄影的认识、体会和感受,许多人还将自己拍摄的作品逐一展示给大家,与众人共同分享摄影所带来的快乐。 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8年4月2日下午1:30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加拿大联邦住房署、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加拿大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研讨会在北海公园内上林苑召开。 加拿大联邦住房署一直致力于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性的开发,自2007年以来与《建筑创作》杂志社保持密切的联系,将加拿大的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介绍给中国的建筑师。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是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型建筑设计研究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工程到80年代的亚运会场馆,再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建筑,都标志着BIAD的综合实力与设计水平。 中加双方专家,围绕绿色建筑及建筑技术展开了轻松而又内涵深刻的探讨。《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金磊主持会议,首先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建筑创作》杂志社社长张宇致辞。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刘晓钟工作室主任刘晓钟演讲的主题是湿地建筑的设计实践,加拿 大KFS国际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任总经理、首席建筑设计师傅国华针对加拿大建筑设计和技术在上海地区可持续生态社区建设中的应用做出了深刻的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围绕绿色建筑这一话题进行发散性探讨,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公司规划及事业开发部总经理Tom Gouldborough讲述了走在世界前列的明尼多巴水电公司办公大楼的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刘晓钟工作室总建筑师吴静对于可支付性宜居生态社区进行研究。另外,加拿大Ramsay Worden建筑事务所项目建筑师、英属哥伦比亚建筑科学院会员、加拿大皇家建筑科学院会员Peter Reese以及加拿大EVisionwall公司总裁,物理化学博士Albert Hung也做了精彩的演讲。 加拿大作为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绿色建筑节能的北美国家,建筑科学理论与应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加深中国建筑师对北美最前沿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与建筑技术的了解。 《西班牙建筑1997-2007》新书首发活动在京举行 2008年4月18日,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携手文筑国际,在北京隆重举行《西班牙建筑1997-2007》的新书首发活动。本次活动是去年“中国一西班牙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大师之旅”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建筑专著。 《西班牙建筑1999-2007》是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建成至今这整整10年内西班牙建筑的集大成者,收录了当前最为著名的国际建筑师在西班牙境内的70个最出色的建筑作品以及西班牙知名建筑师在海外的作品。 “大师之旅”是由文筑国际创始人马卫东先生早在2005年首倡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大师之旅系列建筑讲演会、系列建筑专辑和国际建筑考察活动。旨在号召充满创作激情的创意从业者、建筑与旅行的爱好者及各界社会精英踏出国门,寻历建筑,探访大事足迹,追寻个人猛醒。在短短3年时间里,已经累计出行亚洲、欧洲各国二十次,得到各界近300人次社会精英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此次活动不仅标志着“大师之旅”西班牙系列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呈现于世,同时也是两国建筑文化最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而《西班牙建筑1997-2007》一书的推出,更意味着中国建筑界开始以开放的视野、严谨的态度,看待世界建筑体系的积极探索。 “2008”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十一) 2月15日(正月初九),2月23日(正月十七)前后形成了两次奥运工程建设者返京高峰,到2月25日,在施奥运工程建设者已从春节期间的1000多人升至10200人。其中:在施的国家体育场、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媒体村等场馆及相关设施工程约6000人,新奥集团公司负责的地下通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中轴树阵、景观铺装和绿化、龙形水系、多功能演播塔等工程约1500人,市公联公司负责的大屯路、成府路、湖边西路、景观西路、南一路等13条道路工程约1600人,世奥公司负责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工程约1100人。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五个项目获广东省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 由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组织专家评选的第四次优秀建筑创作奖评选活动日前已落下帷幕。经网上结果公示,已于近日正式了获奖公告。这次参评已建成部分的项目55项目,经评选及三轮投票表决,评出优秀建筑奖9项,佳作奖14项。参评未建成部分的86个项目中,评出优秀建筑创作奖14项,佳作奖20项。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申报的十二项建筑工程设计项目共有5项获奖。获奖作品分别为深圳港西部通道口岸旅检大楼及单体建筑(佳作奖)、渡江战役纪念馆(优秀建筑创作奖)、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佳作奖)、安徽省高速公路九华接待中心(佳作奖)、建科大楼(佳作奖)。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我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设计工作 近日,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济商务代表处刘玉林代表与坦桑尼亚外交和国家合作部常务秘书蒙博,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国援坦朱利叶斯・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对外设计合同。该项目将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设计工作,场址位于坦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设规模约1.2万m2。该项目是继我国政府援建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之后,坦桑尼亚又一重要标志性建筑。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庆典 2008年4月26日,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在本院设计中心楼举行。活动由庄惟敏院长主持,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方惠坚、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凤昌、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解沛基等领导出席。庆典活动包括2008设计作品展;院《作品集》、《论文集》、《纪念文集》首发;新老员工座谈会以及院历史回顾多媒体演示等。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7月24日,建院之初即成为当时国内高校最有影响的土建设计院,现已成长为拥有200余人的国家甲级设计企业。五十年的长足发展,硕果累累,自1984年以来,我院共获得国家,省部、直辖市等各种优秀设计奖200余项。 庄惟敏院长在致辞中说:半个世纪以来,全员职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严谨求实,继承和弘扬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和清华设计人“匠人营国”的优良传统,为我校建设一流大学做出了新贡献。 庆典活动中新老员工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共同祝愿清华设计院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亚洲最大A380机库竣工 2008年3月18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举行了新建A380机库的落成典礼,宣告了亚洲最大的A380机库的落成。 AMECO新建A380机库是国际竞标项目,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唯一的一家中国设计单位参加项目投标并一举中标,最终独立承担并完成了此项目的设计工作。 此次设计任务艰巨,难度之大。A380机库大厅跨度176m+176m,净跨度350.8m,进深110m,均为亚洲之最,机库下弦高度30m高度在同类机库中最高。由于机场限高为40m,而机库下弦高度达到30m,同时机库屋架需要悬挂吊车和升降平台等重量达两百多吨,在有限的高度范围内实现设计是一个挑战。经过多次的优化设计,屋架设计选型为焊 接空心球接点斜放四角锥三层钢网架,网架高度仅8.0m,屋架的结构方案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08年中国奖 《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日前公布了第二届双年奖――“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以表彰那些重塑现代中国的优秀建筑和城市规划项目,由编辑组成的评审团根据项目设计的运用而取得的战略性商业效益和社会意义,从100多个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参选项目中评选出了13项获奖作品,并将本届的“最佳业主”授予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章宜国际机场第1航站楼大规模改扩建 1981年开港的第1航站楼,在本次改扩建工程中将拆除已有的部分主体和屋面,附加新的设计和功能。包括增建工程在内,整个改扩建面积约有160000m2,增建面积约21000m2。计划工期2008年5月-2011年7月,在严格的空港安全规定之下进行施工。工程期间机场的一切功能都不停止,将对使用者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为日本竹中工务店。 非穆斯林也可以进入的阿布扎比新旅游胜地――谢伊库・扎伊德清真寺 该清真寺是目前规模位列世界第3的伊斯兰建筑的杰作,收藏有世界最大的波斯地毯。它也是麦加的世界最大的大清真寺,它与麦地那的第二位预言者清真寺不同,允许伊斯兰教徒以外的人进入。自2007年12月开放以来,每周都有数百人来访,很多都是手提相机的外国游客。 用意大利大理石修建的清真寺由4个高107m的尖塔和82个穹顶构成,可以容纳4万人。建筑物内有96根柱子,建筑物外有1048根。清真寺建在一个小高丘上,总建筑面积达22000m2,从很远就可以眺望到。寺内有一个可供9000人祈祷的祈祷室。该清真寺有2个看点,一个是世界最大的穹顶(高75m、直径32.2m),还有一个就是悬挂在主厅内的巨大德国产花枝吊灯(高和直径都是10m,重9吨)。该清真寺的总工程费用约5亿4500万美元,预计最终竣工在2009年11月。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解思考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对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图解;建筑设计 “自由地画,通过线条来理解体积的概念,构造表面形态…首先要用眼睛看,仔细观察,你将有所发现…最终灵感降临…”-----勒•柯布西耶 20世纪的后半叶期间,建筑知识的基本技术和工序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转变,从Drawing(制图)向Diagram(图解)过渡。当然,如果图解只是像过去一样在建筑设计中被当成一种普通的工具来使用,那么这种转变就不会非常明显,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然而,在最近的十几年时间里,图解的概念却作为建筑学讨论中的一个主要术语成为西方建筑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图解的使用在许多世界知名建筑师的设计实践中频繁出现,这样,图解就作为一种设计手段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在最近近30年的时间,图解理论开始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被逐渐运用,与形式、语言、表现,以及将要看到的与程序、动力、行为同等程度的纠葛而掷镯前进的同时,在千禧年的时刻,图解作为建筑生成与讨论的终极工具,以孤注一掷的姿态隐约浮现。(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7页第2段)。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状态下,图解推动了一系列的建筑实践。 一、 图解的概念 在维基百科全书中“diagram”被解释为:图解是对概念、想法、结构、关系等进行简化和组织后的视觉表达,它被广泛地使用在人们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它能够使论题变得更加形象和更加清晰。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 一般地说,图解是一种绘画式的速记。它是一种表意符号,但不一定是抽象的。它是事物的再现而不是事物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在它试图表达形式关系和它们的构成过程的时候,它也需要被具体体现,也是具有外延或内涵的。同时,图解也不是结构或结构的抽象表达,虽然它解释某个建筑客体中的关系,但它却不能等同于客体。彼得•埃森曼著陈欣欣何捷译《图解日志》2005年8月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图解的概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图解的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同。“就像所有将要发生变革的时代,总会有新的图像标志突在前面,好像照明的灯塔。这就是图解的概念。”这就是彼得•埃森曼对图解的最直白的解释。从历史上看,建筑的图解概念就像建筑本身一样古老,可以从两种方式进行理解:一种解释性或分析性的工具以及另一种生成性的工具。 图解(diagram)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般被认为是用图形进行解释的工具。图解创作法做为一种建筑设计方法,几体来讲是以建筑相关域知识为基础,运用图解思考,借助建筑图示语言这一工具,获取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图解思考”的本意为用速写或草图等图形方式帮助思考,是一个设计思考模式的术语。速写或者图画应该并且能够帮助设计师思考,这一见解即是图解思考概念产生的基础。只要去翻阅一下己经出版的达•芬奇L(oenardodaVinc)i的速写本,我们就可以深刻领会到“图解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线条和图形,把当时达.芬奇的设计思考过程一一再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的跳跃,演进,一切都是轻松而随意的。当然,还有很多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如路易斯.康、勒.柯布西耶(LeCobruseir),他们所保留下来的设计草图也让我们对“图解思考”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那些建筑大师的图解经常使用简单的笔触来表达清晰的概念。密斯的图解是紧绷的、优雅的和宁静的,图解是他完美建筑的前奏。勒•柯布西耶的图解是明确的、强劲而有力的,讲述了其作品的普遍性。阿尔瓦•阿尔托的图解是抒情的、有机的和流畅的,可以把其空间感情表达出来。 二、图解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虽然世界上许多知名建筑师在各自的设计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图解设计方法。如彼得•艾森曼,雷姆•库哈斯,伯纳德•屈米,妹岛和世等,他们的作品是当代设计的典型代表,这几位都在尝试用图解的设计手法进行设计,或是阐述自己的理念,但是他们的图解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图解具有解释的功能,可以把形式、结构或程序清晰地解释给设计这本身和其他人。例如在2002年建成的横滨国际游客中心(Yokohama International Port Terminal)项目让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在国际建筑设计界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这不仅仅是因为建筑本身,更多是因为他们的设计方法和设计理念。FOA的两位合伙人在他们关于横滨码头的专著中写道:横滨的项目是一个码头,在这里你永远都不会折回你的脚步。这个设计产生于一个功能图解,它努力避免码头特有的线性组织特征。无论在哪个方向穿过码头,你一直都不会有走回头路的经历。这个设计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形式的特征或是文化的陈述,而是在于它空间的性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图解的发展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是如此重要。在这个项目中,通过物质‘地面’的展开,把‘无返回流线图解’转变成三位图解。这样人体工程学和功能上的信息就结合在图解之中,由此决定了表面变形的尺寸和几何形态,还有那些承重结构尺寸的技术信息也结合在其中。而只有在图解吸收了所有这些信息之后,它才成为一张图纸,才能获得量度上和几何上的决定。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羊皮纸绘图,到柯布西耶的九宫格,再到埃森曼的新图解设计手法,可以发现图解一直在影响着设计。通过对图解这一设计理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一些西方知名建筑师在其设计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和建筑理念,从而为我们自身的建筑设计时间带来反思和启发。 建筑图论文:探析木建筑图形设计教学的革新 一、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1.教学内容的改革 1.1遵循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原则 以往教学模式注重课程的各知识点教学,缺少课程知识点之间、课程与其他基础及专业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教学目标不够明确。因此,课程改革应该遵循“教学系统性原则”,将教学系统性原则贯通于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与实践全过程。应注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各章节各单元之间的连续性、交叉性和系统性,使教学系统性原则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发挥其指导性和调节性的作用。 1.2遵循设计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相结合原则 针对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与完善专业课程内容,优化与调整课程的结构体系,将建筑文化及不同类型建筑形式如住宅建筑、园林建筑及商业建筑等融入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设计创新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 1.3合理分配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课时数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教学总课时为48学时。以往教学模式的课时分配是理论教学24学时,实践教学24学时。改革后的课时分配是以实践教学为主(36学时),以理论教学为辅(12学时),并将理论讲解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另外课时少可通过加强课后训练来弥补课堂实践的不足。实践表明,这样分配课时符合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1.4合理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 合理设置案例,将案例贯穿于课程教学各个单元,以加强其与课程理论知识的联系,明确各单元知识的重要意义。以往教学中设置案例仅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综合性较强,教学效果一般。改革后将案例设置于各教学单元,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由简单到复杂,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案例的设计。根据各单元内容,案例可以设置为建筑的局部(如基础、墙体、屋面等)或建筑木制品(如建筑梁、柱、桁架、门、窗、楼梯灯),此部分要求学生根据课上训练的内容在课后完成,设计方法不拘一格,鼓励自由发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完成训练情况。这成为了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部分。 2.教学方法的改革 2.1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建筑图形设计课程内容多、教学过程复杂、需完成的实践任务重等,宜在传统的注入式、启发式,讲解和示范等教学方式方法中,引入现代的互动式、讨论式、案例式、多媒体等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具有互补性的教学方法,使其在建筑图形设计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应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凡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有利于教学进步的,具有积极启示作用的,都应该继承。因此,传统与现代的教学方法应有机结合,融会贯通。 2.2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课程教学中,图形构思设计时启发学生在紧扣主题的前提下,突破传统建筑和现有模型的思想限制,大胆尝试,不惧失败,先整体后局部,由粗略到精细,使其在理论上可行,经反复实践、调试,使其成为一件先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并总结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在出图软件教学中,将各命令的学习与可实现的建筑或建筑构件造型相联系,突破命令本身功能,启发学生灵活运用命令。 2.3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 以往的教学方法在达成的教学目标上比较单一,大多数只关注课程系统知识的掌握,从而出现了教多少会多少的现象。采用传授知识与传授学习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仅能让学生掌握系统知识,而且还能让学生获得独立学习与更新知识的方法和能力。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 2.4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的素质主要包括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文化知识、教育知识、实践知识、教育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与有效实施,会影响到学生专业综合素质与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效果。另外,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教师现有的知识、技术会逐渐淘汰。因此,教师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使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二、课程教学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的教学能力 采用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以设置案例构建教学内容的方法,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教师应当在熟练掌握设计软件操作的基础上,要具有在木结构建筑领域良好的业务素质。同时,教师还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教学组织中,及时了解学生动态,分析学生所讨论出来的信息,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加以引导。为了使木建筑图形设计过程更好地衔接,教师应掌握多门涉及二维、三维图形设计软件,这样方便利用设计软件短时高效绘制图形表达设计意图,进而设计出优秀木建筑图形作品。 2.案例引入 在案例引入方面,要求教师到木结构建筑企业或建筑工地去搜集,把握好案例的难易程度。案例应清晰明了,既不能太简单,又不能太复杂,以达到实际的教学效果。案例的引入要以大家熟悉的建筑为主并作一定讲解,案例安排上由浅入深。 3.成绩考评 改变以往的卷面和上机考试作为评价标准,将成绩考评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学生的日常评价,提高平时成绩比例,把过程评价和学生的上机考试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过程考核中按照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及项目的完成质量给予相应的分值。考试只注重实践操作,成绩比重由80%降低至60%,以此激励学生重视学习过程。 三、总结 从课程改革的教学效果来看,这种以构建案例为教学内容为导向的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组织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在改革后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目标更加明确,能够熟练掌握建筑图形设计的方法和规律,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了锻炼,木建筑作品优秀率得到了明显提高,同学们在由南京林业大学和浙江荣事集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荣事’杯木结构设计大奖赛”中取得了前三甲,其作品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学生的专业素质满足了木结构建筑企业的用人要求。课程的改革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老师授课的效率大大提升。当然,在今后的授课中还可能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改进。 作者:杨小军 阙泽利 孙友富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建筑图论文:景观设计教学与徽派建筑图式的融合 摘要:本文从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及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出发,以黄山学院景观设计课程为例分析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理由,最终探讨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前提、原则与途径。 关键词: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思考 黄山学院地处古徽州地区,徽州大地上蕴含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徽派建筑文化是一朵奇葩。将徽文化引入到景观设计教学中,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到课程教学活动中来,应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1徽派建筑图式的概念 据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图式是“代表个人对事物、人或环境的知识的认知结构。是对一个整体的抽象,侧重于许多事例的相似之处。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简化现实,帮助人们把外在刺激的若干细节与一个总体概念相联系,而与之不一致的信息则会被过滤掉[1]”。在艺术创作中图式既是指作品的外部形态,也指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给艺术家规定的心理定式[2]。因此,本文将徽派建筑图式描述为:在古徽州地区的民居、祠庙、牌坊、园林等建筑物的特征给人们带来的具有显著地方特色与可传承发展的传统建筑艺术总体形象和样式,其有着浓厚的文化内涵。当然,图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沉淀的体现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价值东西。 2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教学 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建立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与艺术学科基础上的应用学科,它要求对景观设计的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都应该从特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获取养分。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给培养景观设计人才的教育教学带来启发。景观设计课程作为黄山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景观设计也是该专业两大人才培养方向之一(一为室内设计方向,二为景观设计方向)。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景观设计的地域特性,让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我校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景观设计人才,这既是我校办学定位所需,也是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需,介入方式合理,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3具体措施 3.1两个前提 首先,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州建筑图式特征,就如我们要欣赏一场篮球比赛,首先我们要懂篮球比赛规则一样。作为学习者和传承者要了解和掌握徽州建筑图式特征,诸如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其次,参加课程教与学的主体(师生)要理解徽派建筑及其图式蕴含的文化内涵。要让景观设计学习者真正理解和汲取徽派建筑图式精华,为我所用,这需要学习者对徽派建筑及其图式的文化内涵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通过学习,最终能设计出具有黄山地域特色的景观设计作品,为黄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3.2原则 时空转移,对象变化,现代景观设计应该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汲营养?这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在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中要强调,学习和传承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不能简单的复制挪用与拼接,更不能毫无章法的变化。教学活动前提是学习汲取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中的精华,过程是彰显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主要特征,目标是促进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历史传承,价值诉求是达成徽派建筑及其图式文化的创新发展。 3.3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的途径 (1)要将徽派建筑图式介入景观设计课程教学活动,不仅是一场景观设计教学活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文化教学活动。文化指导教学部分应包括:①徽派建筑特征:尊重自然山水大环境、富于美感的外观整体性、较灵活的多进院落式布局、精美的细部装饰等;②这些特征映射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徽派建筑蕴含了古徽州的积极社会发展和变迁,反映了古徽州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它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生动展现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妙画卷[3]。(2)寻找传统徽派建筑图式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契合点。现代景观设计作品要求体现出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反映该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取向。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要契合当地的人文风俗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需满足景观的三十几使用功能,此外,还应让景观富有更多的文化象征等人文色彩。地域文化是景观的内在精神,景观则是地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徽派建筑的其特色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徽州的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等反映和体现徽派建筑风格特征的建筑载体。其中少数民居村落最为典型,建筑图式特征为:从外型上是粉墙黛瓦、马头墙;小门窗;结构上是曲折迂回、门楼重檐;风格是自然、古朴、隐僻、典雅。它蕴含着古徽州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观赏和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要把古徽州民居图式典型特征粉墙黛瓦、马头墙,门窗、家具、盆景,以及它们所抽象出来的图形转化成现代景观设计的元素融入教学活动中,或是让学生完成与此相关的景观设计作品,或是创设条件让学生参加当地景观设计项目和过程,接受实践的锻炼和检验……这都需要我们将徽派建筑图式的特征与内涵内化于心,自觉地将徽派建筑的典型造型样式、图形等外化于景观设计的设计实践中,成为创作者由内而外的一种本能的文化表达与流露,达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培养出能传承和创新徽派建筑文化的景观设计师。 4结束语 对于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课程教学活动中,依托地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具有本土文化色彩并具有重要审美意义的图式,并进行合理的运用,使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作者:耿佃梅 谢家荣 单位:黄山学院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像走偏管理论文 多个灭点 同一图像中出现多个灭点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比比皆是,早已不足为奇。然而早在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画家兼建筑家阿尔伯蒂(Alberti)在《画论》一书中曾整理出的透视法只具有单一的灭点,表现的空间均为室内,似乎暗示透视的意义在于确定人在空间中的位置。而后来发明的双灭点透视则通常示人以建筑外部,无形中将观察者推出建筑也是空间之外。反观当今中国的建筑图像时,我们不难在建筑表现图上看到迅速风靡的片段的拷贝和大量地拼贴的痕迹,同时许多看似正常的表现图中存在多个灭点。 那么同一幅图像中为何会存在多个灭点?建筑表现介质——电脑,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建筑表现的生产者——人,使得这一现象得以产生。 在建筑图像的制作过程中,存在着建模、渲染、后期三个阶段,一般使用AutoCAD,3dsMAX,Photoshop等软件。这些软件本身具有充分的精确性,然而,却又都处于人的操控下,因而最终的结果就自然有了人为的痕迹。并且在制作建筑图像时,一般都是将渲好的图像在Photoshop软件中进行处理,加入配景(天空,树木,人物等等)。由于Photoshop软件的局限性,在操作过程中只能依靠操作者的眼力使得加入的配景与渲好的图像基本保持同源,这样就很难表现出和建筑设计要求相同的严密的逻辑。如此这样也就炮制出了看似合理其实不符合科学透视法的图像。 两种空间系统 在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中国山水画的背景加上科学透视法的建筑,这种做法早已成为时尚,似乎这样生产出的图像更加具有意境,更具有文化底蕴。然而,这种意境的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念: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透视学。 中国山水画:由于受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影响,中国艺术所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道思想极深的烙印,因此中国山水画家的心中讲究的自然就是要容纳天地万物,才能做到吞吐自如、来去无阻。于是“因再现的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的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了中国画的一大特征。中国画所要求的画面意境是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这样,我们就不能把中国画中的空间理解成科学的透视空间。为了表达这种感觉,中国画家相应地又以散点透视法代替焦点透视法,这是在中国文化背景和思想中形成的视觉上的心理空间,即所谓的“心视”。 西方透视学:西方艺术则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他们所认为的三维与二维的相互关系是:“二维平面中的像是三维空间中的物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射。”正如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家必须“以镜子为师”,因而西方透视图像对于空间理念的认识,就是对自然实实在在存在的空间的认识,即科学的空间。而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这样一种具有科学品格的技术——焦点透视(也被称之为几何透视或中心透视)理论,更是从方法上为这种美学追求提供了技术保证。 然而存在着中国山水画与西方科学透视法两种空间系统的这种做法,被大量应用于当代中国建筑图像中,可谓古为今用,中西合璧。这种做法既违背了西方科学透视法也与中国山水画的“心视”相去甚远,但这种手法在当代中国的建筑图像界却极有市场,甚至于成为图像工作者的追求。“建筑设计的起点是问题的发现,终点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境界。”建筑图像的作用是在建筑建成之前让人体会它的直指人心的境界,其实真正好的建筑在图像中并不需要过多的手法来表现,太多的手法只会画蛇添足。 渲染器里产生的光 光照亮并呈现出一切,而它自身却不可见。光既照亮了世界,又给人许多幻影。正是光的这种神秘特质,使它长久以来作为一个原始的隐喻符号象征着人的灵魂和精神。在柏拉图的洞喻中,囚徒从黑暗到光明的跋涉过程被看作是对自身灵魂的认识过程,只有在阳光下,人们才能认识到自身最真实的存在。然而当今的世界正逐渐进入图像与信息的时代,时间和距离正逐渐被消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真实的场所体验可以被栩栩如生的画面所代替,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由过去的叙述与体验变为图像与信息的获取。并且对于建筑而言,光不再是精神的传达者,而成为一种客观的媒介,在建筑表面呈现出各种不同表现。 光作为一种反映建筑的手段而存在着,但是当代的建筑图像中,建筑的光影主要来自于在3dsMAX软件中的渲染。在这个软件中设置模拟太阳光的平行光,从而使图像中的建筑产生光影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配合3dsMAX软件的渲染器不断地开发问世,现今的建筑图像已经能够逼真的模拟现实中光产生的效果。这种渲染器运用全局照明技术(GlobalIllumination),建立在MonteCarlo算法上,用于模拟光线的传播。MonteCarlo算法在光照分布计算中,通过光的能量传播介质——光子,直接模拟场景中光线的传播情况。光子由光源发出,贯穿于整个场景,每当需要重新定义参数的时候,就会依据MonteCarlo算法在可能的范围内随机进行定义,模拟光子的发射。光子生成之后,光线会一直追踪它,直到与场景中其他物体接触转化为第二次传播。当光子发生接触时,MonteCarlo算法会随机决定光子的反应,是高光、漫反射、反射还是折射。当某个带有漫反射属性的光子接触表面后,光子的能量就会附加到这个表面的光能分布上,存为光能贴图(illuminationmap)或者转化为这个表面的材质贴图。整个照明模拟计算可以大致分为三步:产生光子;光子在场景中运动;光子被表面接收存为光能贴图或是改变表面材质。运用这类渲染器得出的光影效果几可乱真,完全能够再现或表现真实场景,但却与古代西方所追求的光的精神寓意相去甚远。 注重科学减少“中国特色” 西方透视法传入中国已有五百多年,在不断流传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被加入了一些中国的文化特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透视法。 但不论怎样,建筑图像最重要的应当是其“科学属性”,是对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真实描述。衣服是不是好看要和人相配,建筑好不好要和环境协调。建筑图像可以追求意境和理念,但同时应当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完成。重环境、重城市是设计的关键,那么为之服务的建筑图像也应如此。 建筑图论文:论建筑图像传播中的身体意象 建筑作为城市典型符号,成为承载当代人关注、评判城市及情绪表达的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城市关切的逐步加深,大众传媒也开始介入原本属于专业传媒范畴的建筑与城市评论。北京《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创办十年,坚持定位大众阅读和大众视角,以身体和建筑组合式图像为传播主要元素;在建筑图像传播中建构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强调身体对建筑和城市环境的感受力,充分调动阅读者的身体和心理反应,把一个个单独的建筑物同一群城市人的生命意义建立了内在的关联,进一步实现了图像与观者之间的能量交互。同时,在超越技术为核心的工具化思维,创新传播方式,实现建筑传播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形成建筑传播的多元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实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涉及千家万户的城市大规模改造和重建,造成大众对城市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并不断形成焦点。建筑因其图像化视觉表现,势必成为人们对城市直接、典型而具体的评判对象。建筑本身图像化的媒体特征,在建构大众观看、扩大其大众影响力的同时,建筑也就超越了居住的实际物理功能,构成了文化和社会意义。同时,建筑对大众形成的单向和强制观看,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大众观看和审美趣味的选择权。 建筑以其公共性和文化性特征出现在大众的观看和评判视野,大众媒体的强势介入,使得原本圈子化和专业化的建筑传播封闭格局被打破。近十年来,建筑传播形态开始分化、重组,原本以专业、技术为核心和进入门槛的工具化思维及其传播方式,开始实现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边界逐渐模糊和重叠,形成了建筑传播的多元化态势。 北京《新京报》创办十年的《北京地理》副刊,以建筑图像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突出人的身体对建筑、城市空间的体验和感受,不但创新了大众媒体的建筑传播方式,也构成了很强的文化批评性隐喻。媒体的文化立场和专业禀赋,基本消解了建筑图像传播的明星化、娱乐化倾向,坚持了思想和艺术层面的品质和高度,构成了一次有价值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 一、 从“言语行为”到“形体行为” “影像在膨胀。回溯北京城市记忆,最好从影像开始。现在、过去、未来;黑白、彩色、数码,漂浮不定,一步之遥。”①建筑无疑以图像为第一表现形式,建筑图像除了纯粹信息传播,还具有事件性特征。当《北京地理》连续性图像在大众眼前出现,图像就成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历史、生命过往的证人。图像证史,它不但在同我们讲述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曾发生过的事,而是进一步把事转换成一个“事件”,并通过图像真实记录下的所有细节,还原成事件本身(包括时空)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图像传播的就是一个现场,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当下。每一次呈现,就是一次事件的还原过程,也就是一次“当下”的消逝和回归。 当然,《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的现场性呈现,具有描述性和评价性。并通过身体的同在现场才能实现这种描述和评价。建筑图像对城市的当下性意义建构,会使媒体观看者的经验认知中的当下和现场发生位移,这种视觉逻辑和观看节奏产生的转移,同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我丢失。也就是说,当媒体建构的图像方式,与自我真实的感知之间和观看心理产生了一定距离,建筑图像构建的当下性,对观看者而言,它就隐藏着一种作用强大的感知转换甚至反转能力。因此,这就是媒体化图像的虚幻性和虚构性所在。尽管媒体没有虚构的主观故意,但这种因时差和空间变化,以及媒体二度创造的事实上的复制,就同彼时一次性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总会产生间隔和距离。“从瞳孔到镜头到玻璃、橱窗和后视镜,街景是扭曲还是还原?直射或是通透的胶片提供了不同于日常的‘正视’经验,当左和右颠倒,前和后叠加,常规的观看效果被改写。虚幻、眩晕、辨认――是直射造就了蒙太奇以及叠影之间奇异的关联。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桑塔格在《注目他人受刑》中抑郁的写道:‘然而图片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可以轻而易举地蒸发’。”《新京报》之《北京地理》编者按:《影像的建筑和城市构成的历史想象和现实场景》,2009年4月30日。由此,也就是人们常常感觉再现事实中的虚构和真实难于分辨的困惑。 其实,任何事件的当下性都是依赖身体性建构的。因为,当下只有直接作用于身体的直接感受才能产生现场和空间存在感。因此,《北京地理》绝大部分建筑图像,都充分使用了人的身体符号,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状态,产生不同的表现和情绪,同时,故意在图像使用上显得随意,让图像避免规整、呆板、空洞感,让图像内容不断活化产生动感,进而,传递出建筑图像内容的存在和拍摄者的身体感受,与观者共同创造媒体呈现图像的当下性和现场感。 当这些建筑D像在人的身体感受中成型,并产生符号化的图像传播时,图像中浸润着丰富的人的情节开始感染观看者,对观者产生身体到意识的诱惑和影响,观者在此时的当下,就会自然产生在现场的弱化想象,而对图像提供的感受产生更深的认同。显然,这种图像现场,是经过媒体处理并提供给观看者的加工过的现场。而媒体需要的正是催生弱化的想象,让观看者产生在现场的感知,才真正到达由媒体创造并控制的现场效果。 用建筑图像建构现场、占有现场、进而控制现场,这就是《北京地理》传播的事实路径和产业逻辑。当媒体控制了现场,就产生了视觉暴力,并顺势制造出观看者的注意力。显然, 《新京报》巧妙地使用了媒体技术,由此一直能产生正面催化力,让这种现场一个接一个产生并发生作用。当观看者一而再地产生在现场的幻觉时,观看者也就产生一种与媒体同向的判断能力,这就是对现场的强化效应。“这一现场的时光再现,被本雅明理解为‘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③[德]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著:《行为表演美学》,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0页。。当“一个观者试图抓住这个瞬间出现的光芒,本雅明认为:‘这是有呼吸的光芒’”。③也就是说,媒体用图像再现了身体性感知下的现场,就让观者重新经历一次这个瞬间的现场。而这个过程,无异于人的呼吸一样随意而经常。虽然这是虚构的当下,但仍然产生现场的感知。 媒体用图像建构的现场,成功地兑现了对当下的承诺:建筑、身体、风景,这些城市关键性元素,非常巧妙地组合在图像呈现中,就产生了逼真的现场效果。但问题是,媒体的这个建构过程,走的却是反现场反当下的路径。这种悖论在于,真实的现场往往有一个最重要的生成元素,即身体首先是以物质形态出现,形成身体与环境的直接对应,并进而产生能量气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种有机构成也是一次性的,制约了有机构成过程和环境的被复制。因此,这种感受也是不可重复的。而我们在看《新京报・北京地理》所呈现的建筑与人的图像时,就能明显地感到,媒体建筑图像还是虚构的现场,图像中的身体已经是非物质化非肉体化了,因此,作为观念上、学术上和美学上的现场,还是造成了一个非在场的在场性。 显然,建筑图像传播,是需要通过身体和关系的植入,建构一种社会性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当一个镜框式结构图像,通过媒体广为传播,人为设计的关系图式依然会传递信息和建立叙事语境,顺利突破图像的限制,图像自然就在展示和观看模式中,顺势扩大了图像的信息和意义边界。而观看也是观看者再完成的一次自我判断。虽然,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是来自于观看者的身份的不可控,以及观看者的状态和情绪的动态化特征,因此,观看者并不能很一致地靠近传播者所主观设计的意图和现实场景中,这种不一致,就会产生认知上的俗性和神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反而构成媒体传播的丰富性和复合性效果。由此,人们可以面对的每一次传播和观看,就会产生这种一次性效果,而这种一次性效果就构成了媒体传播和观看的魅力。 二、 信息和身体的共同现场 身体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并成为体现特定文化和历史实践的过程,构成身体从生理行为到心理行为的印记。因此,媒体在图像传播中,植入身体和建筑、环境的关系,来制造、回访历史过往。而生动的传播和真实场景再现,需要身体和建筑共同生产出媒体的表演性和选择性。 而媒体设定的表演和大众的观看,通过图像会共同建构一种目光游戏。《新京报・北京地理》中有一组图像,在同一个场景中,植入不同的身体感受,而这种丰富而多元的感受信息中,目光会产生多元化分层,记忆的目光、同情的目光、渴望的目光、监视的目光、惋惜的目光、木讷的目光,虽然这些现场是媒体主观设计,但所有的目光都能不断突破媒体的主观控制,透射出观看者自身的态度和他们的判断。 《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不断建构信息和身体的共同在场,在信息源流传播中,形成了从传播到大众娱乐层面媒体特有的表演性特征,并进而生产出观看的兴趣多次方叠加和评判的多元化形成。但媒体最终并没有让观看者终止在娱乐层面,而是把身体的状态和情绪深深地扎入图像的内在结构中,使图像观看穿透娱乐化表层,深入到媒体期待的社会价值判断的思考和评价过程之中。 显然,媒体传播的信息是被身体感受的信息,犹如建筑是承载身体的容器一样,信息始终通过身体符号发出和回收。这样基于生命感的信息来回流通,就带上了生命的温度,此时的媒体再造的现场,就能通过图像的完美创作得到当下的再现。 媒体在努力呈现并试图不断再现这些现场感受过程,其实,媒体调动的是观看者们产生观看的自我反应,让图像观看者生成视觉自动认知链条。当身体始终成为信息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机地镶嵌在建筑图像信息之中,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就成为信息源和信息体的基本组合方式,信息传播才能防止观看被无意中断,并产生排除信息观看接收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形成视觉观看自身保护气场。当观看者在身体和建筑环境构成的封闭式观看行为中,就会进一步调动并激活观看者的经验和过往记忆,内心产生情感和价值共鸣,由此,观看行为就转换为观看者自身的内心冲动和情绪付出,才真正实现观看新价值的再生。 虽然,这些媒体行为中有明显的图像制作和传播技巧痕迹,可一旦调动起观看者自身情绪,使得观看者在观看瞬间沉浸在图像的现场氛围中,这些人为的痕迹就会被观看者忽略,甚至被遗忘。公众需要关注并十分警惕的是,媒体制作和的图像,是否严守图像元素和细节的真实性原则,高度体现媒体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因为,当媒体的图像使得观看者进入状态时,实际上媒体的立场会非常明显地影响到观看者的态度,观看者的内心自我反应受到了媒体期待的一种特殊的意识控制,观看者自我审视能力和独立判断力会降低甚至某种程度的丧失,他们会置于被媒体建构的情绪调动并安排的低位。媒体虚构并不等于虚假,虚构是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虚假就是误导观看者,这是要严格禁止的。这种由媒体发动,到观看者的自我情绪、情感甚至意识生成,反映了媒体通过图像制作技巧和传播,达到了制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个观看反应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净化。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媒体图像制作和传播的操作系统,最终会归并到一个从兴趣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整个价值系统产生的轨道上。当传播与美学趣味、社会性、政治性话语连接,也就会在身体同在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物质性存在,形成观看和价值判断的共同体。因为身体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表现为具体与抽象的重叠,当身体超越个体和具体,抽空了具体内容的身体符号,就成为一种历史存在和抽象存在,身体就产生象征性。而媒体在图像中不断重现身体的存在感,是要唤回已经抽象进历史的身体,进一步强调的是观看主体和客观的图像客体之间,重新建立连接个体、具体的身体经历和体验,回归到感官再来一次经历的当下。虽然,我们知道图像所描述的现场与我们曾经看到并感受到、经历过的现场,已经被媒体提供的身体经历所替换了,但价值共同体欣赏和认知的一致性,会撇过这种差异,而追求认知的相对一致。这种经历重现形成的共同体,会随着媒体的导演和安排,进一步把身体经历和象征形成混合,产生一种新的历史判断。 虽然这种图像生产是媒体设计安排,并“预先规定”的。但事实上,在制作和传播中,人们仍然会遭遇三个问题:(1)媒体、图像与观看者的角度互换所产生新的解读意义;(2)媒体试图与观者形成价值判断共同体的未知性;(3)观看者不同姿态、不同方式的观看,会产生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看关系。这三个问题不约而同涉及的是,当图像从生产的私密性质转化为公开的大众观看,目光与对象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由此,在媒体期待建构认知和价值共同体的愿望同时,由于角色转换、共同体建立的动态性调整、彼此观看的接近性与距离设定,在不同的观看者观看的亲身经历中,会分化、重构甚至会解体。这种传播观看过程,就犹如一种表演,其中的图像呈现和传播不可控地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化的处理过程。当图像传播从相对专业、封闭的观看进入大众、开放的观看视域,任何社会化偶然因素都会导致传播结果的改变,不可控带来未知性。当传播构成社会化大众事件时,建筑图像就跃出了专业精英的范畴,沟通交流的标准势必上下跌宕。毫无疑问,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美学的因素都会纠缠在一起,这种大众化观看的“联接”,其基础依然是身体的共同存在。观者身份的混搭导致图像解读权力多元,甚至会产生互换。但这恰恰是大众媒体在建构图像传播需要预设的风险。但无论结果是同流或者分流,未知性也正是媒体传播的另一种魅力所在。 图像观看以及价值共同体,是通过接通图像再现的身体与观看者身体的感觉联系,而这种连接过程,构成时间性。时间性身体聚合,产生社会化场景的时空挪移,历史事件的内容就来到时间意义上的现在和当下。 进入这种状态,观看者与制作者的角色都是重合的,甚至产生一定的转换。此时,以身体共同存在为基础,建筑和身体会进一步苟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上的二元对立也会趋向缓和。至此,通过共同行为形成的价值共同体,不能完全被理解为是一种媒体虚构。作为一种被媒体导演而产生的观看判断的共同行为,到成为一种共同的经历形成,会产生一时的身份模糊,每个人的身份也就被暂时重构了。当观看者在不断调整他们的目光定位时,观看者身份也一定在断裂和重建中,被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 三、 生命同在的能量交换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命名就是空间性概念。人群在空间聚散,看的感受和流动的节奏,产生身体动作和观看的视觉频率。其所选择的图像基本都有身体性动作,或者是一种动作想象,都构成动态特征,这类图像往往能使相同或者近似的人看得满足,甚至心醉神迷。这就形成气场,实现了能量交换。观看者即使到不了心醉神迷的状态,仅仅是构成观看与对象关系,其过程也会循环并释放传递某种信息。整个过程中,能量交互会形成兴趣和关注点为特征的视觉中心。观看反应,比如心跳、呼吸加快,身体的生物性反应,会导致产生阅读心理节奏的调整和变化。因此,图像的结构、视觉语汇、图像内涵和元素的对位性刺激等,都是导致并形成能量产生交换的起点。 尽管图像制作和是人为设计的,但这些能量交换的后果却是图像制造者和者无法预料的。因为在观看时,表面是图像的文本解读和学术、艺术判断行为,这些知识性判断及其逻辑是通过概念和理性思考获得的,仅是外在的表现,但人的内在动能却是受到生命力感应的支配,是身体对图像提供的信息产生直接反应。人们在看一些图像时,会产生共同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循环产生正面能量交换,并推高各自的愉悦感。同样,人们在面对另一类图像时,也会产生观看的抵触,因为理解的不一致,观看者会有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有厌恶感,产生能量冲突。 这种观看能量的循环和交互,不需要特别的安排,就是依赖图像本身,自然形成过程。只要图像出现,并形成有效的观看,相互之间就会产生能量循环。当观看者进入观看过程,其身体就开始输出和吸收能量,包括正能量和负能量。当退出观看过程,就意味着能量输出和交互的中止,一切都源自身体对图像的直接感受。 因为,看是一种目光的碰触,也就是一种媒介的方式。当《北京地理》用足身体和建筑之间形成关系的图像,按时推送到观看者眼前,图像提供目光碰触时,观看者目光就成为能量收放的支点。当媒体通过图像把原本属于“隐私”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公共观看的对象时,首先也是吸引目光的聚焦。当来自四处的目光在此触碰,原本恒定的二元对立的元素,如公开/私人、距离/接近、虚构/现实,就会形成对立或者妥协。而对观看者来说,也一定面临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各类观看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对图像,形成目光碰触时,身体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和幻觉,如果身体随着目光入图很深,人的精神性反应就会提升,并会造成某种虚茫或者一些意念上的各种假定。由此,观看的目光,会循着视觉图像的典型符号的导引,阅读的过程就是打开了通往心灵的路径的过程。所以,不仅是《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包括许多大众媒体都在传播中重用视觉图像,不断加强视觉化的内在原因。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充分建构图像的空间性,使得图像不仅具有作品特性,更具有了事件特性。用建筑和人的组合图像,图像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构成,然后,不断地活用建筑和人的身体元素,变换场景的动态,就形成了一个个气氛空间。建筑、城市环境元素,一再通过人的身体把气氛烘托出来,再通过图像元素组合,让观看者回到这种气氛中去感受这种气氛,这种流动就是气的流动,空间就成为气场。它既可以让观者强烈感觉到这种现实气氛,也可去感受曾经发生的事件空间。因为人的身体敏感性,会对物及周边环境产生联想和想象,会让视觉中的颜色图像化和味觉化,气味也会幻化成画面和细节,当所有元素都形态化时,时间概念就被导入,并与空间结构形成对应。 图像有形的空间感,还原到物的状态时,需要时间的推力,形成人的身体认知和感受的张力,产生能量的聚集,通过时间的逐渐加压,形成聚焦的力量,向相同的方向挤压,就会造成空间变形,改变原有的空间感,形成人的身体能感受到的空间气氛。 图像的气氛就是通过地点和空间构成。当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变成有物填充的空间时,它的质就让人能感应到。而这一切,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媒体建构当下现场的时间点,两个点构成时间流动的抛物线,这根无形的线就产生时间流动的推力。当时间在观看中形成,图像构成的气氛就创造出空间,气氛中所有的物和身体,都是在场的。因此,人们在看这些图像时,“身体、建筑、城市,全部是基于线型的想象。……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时间性规定了人们的观看节奏和秩序原则。图像用各种层次表现着自然的光和影,而自然的光影总是摇曳变化的,图像本身的静态形式会降低光影的生动性,因此,《北京地理》所用的图像,基本都用身体和建筑构成的动态关系,来弥补这种缺陷。所以,图像同样也都能制造气氛和能量,只是摄影造就的图像,是对自然界光影的再次有机排序和能量重组。图像的光影表现力,不但造就图像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更作用于人的眼睛,让人们注视的目光形成能量的入口。同样,这种由时空交织而成的能量,也会作用于人的皮肤甚至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机体,皮肤和肌体对光线特别敏感,而且十分有效。作为光影艺术的图像,S着能量的进入,显然还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重要影响。“道是光:光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②[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当图像完成这种时空建构,图像也就成为生命能量交互和聚散的气氛场。 四、 Y论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证实了媒体化图像普遍流行的现实和价值。大众传媒通过建筑图像的传播,不但主张了自身的城市文化立场,也成为大众意见和情绪的出口。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和重建,大众媒体强势介入建筑传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媒体是通过传播效果来体现其传播价值,显性标志是媒体的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新京报・北京地理》作为一个成功实践的典型样本,其通过媒体有效的图像生产和传播,巧妙地把观者的身体感受和图像再造的城市空间合二为一,不但创造了信息与身体同在的现场,同时在接通媒体生产和大众接受的感觉通道基础上,使得图像制作、和观看、接受,组成一个逻辑链条,进而形成趣味和价值共同体。 虽然,人们时常清醒并试图拒绝被过度媒体化,但大家又很无奈,因为,一个个远年发生的事件,其过程的一次性,决定了只有媒体才能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彼时的一次性当下所带来的现场感和深切的体验。尽管大众知道媒体会适度地放大和夸张,产生媒体的表演性,而且这种表演还被不断复制,不断循环,其表演背后甚至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商业动机,但这种建筑传播依然不可或缺。基于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操守的规范和制约,大众能接受媒体出于传播效果考虑的适当变形和适度放大。因为,大众传播依然还是大众正视城市和建筑、发出声音的有效通道,观看者在观看中还能寻找到其中真实的余光。 当然,《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建筑图像的传播实践,把事件现场的感知性体验变成绝大部分的媒体化体验时,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文化批评意识和媒体传播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在图像制作中,始终坚持建构身体的现场性和建筑的在场,把一次性事件现场和媒体化现场合为一体,使得媒体化图像生产和传播成为一种可靠现实。虽然这个现场已经被二度甚至多次创造,但同反复扩展传播所造就的影响力相比,这种一次性是可以被忽略的。 在《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传播实践中,图像的公共性观看意味着私密性被打破,观看者的目光就会表现出紧张的关系。但由于媒体的智慧化处理,就把矛盾、紧张、观看和碰触都融于一种关系互补之中。同理,《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中,尽管对此关系有较为充分的暗示,但图像本身应该为大众解读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密码方面显然不够,包括图像内容的表面化和制作过于粗糙等,都暴露了媒体制作团队的艺术感觉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不足。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通过十年努力,造就了一个观看的狂欢,这种狂欢依然需要图像与身体共同在场才能实现。就像“在索尔兹伯里约翰与亨利・德・孟德维尔之间,存在着身体政治想象的鸿沟。一个是把城市想象成为有等级的身体生活空间;另一个则把城市想象成一个身体彼此连接的空间”②。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探讨 【摘 要】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建筑图纸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才能正确指导建筑施工。本文更具在防雷技术评价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采用一些与传统方法及标准不同的技术评价观点,对建筑图纸防雷技术审查进行了科学性的探讨。笔者认为,只有灵活运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才能做到防雷设计施工图的科学合理,对实际的建筑施工做出参考。 【关键词】建筑图纸;防雷设计;防雷技术片评价;探讨 0.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系统以其优良的特点广泛存在于国民生活中,对国民经济乃至国民生活甚至国防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建筑物领域,电子设备也广泛地应用到了建筑物内,成为人们办公、娱乐的新选择。而这时,防雷设备成为了一种避免自然灾害,诸如雷电物理作用的新型手段。雷电会产生电磁效应,不仅有可能击毁建筑物,而且对建筑物内部的电子设备造成很大干扰,这也是当今社会雷电事故经常发生,雷电损失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建筑物的防雷首先要从建筑图纸进行设计,但是,由于设计人员水平不专业等原因,造成建筑图纸的防雷设计中往往出现错误甚至遗漏,给工程质量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为了确保工程安全,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建筑图纸防雷审查在防雷技术评价中的比重,以严谨的态度、严格的步骤对建筑图纸的质量进行敲定。 1.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具体内容 1.1审查的图纸 对建筑图纸防雷设计的审查一定要做到全面,总的来说,应该进行的主要图纸包括电气施工设计说明图、配电系统图、各层配电平面图、屋顶防雷平面图、总平面图、配电干线图、接闪器、等电位连接等施工大样图。另外,有些建筑物的施工过程及结构可能比较复杂,这时就需要提供建筑物的立体图进行参考,以获得对建筑物的直观感觉,保证防雷设计审查的准确性。 1.2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的要点 在建筑图纸防雷设计审查中,一些细节及关键部位需要特别重视,相比其余部位,这些点是着重需要进行复查乃至第三遍审查的。 1.2.1引下线 引下线一般是沿着建筑物的周围以均匀分布的形式安装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物外围的角上特别容易受到雷击,因此,这几个点是防雷设计的重点,在审查时,也要进行重点审查。引下线是雷电泄流的唯一途径,因此,它若出了问题,直接或造成火灾或者其他不详情况的发生。引下线有两条,这两条线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里的安全距离并非指的是引下线两条立柱之间的距离,而是两条引下线连接的接闪器之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二类间间距是18米,三类间间距是25米。目前情况是,很多建筑物都采用立柱之内的对角钢筋醉卧引下线。 1.2.2侧击雷的防范 建筑物高度超过他们的防雷类别的滚球半径时(一类为30米,二类为45米,三类为60米),应该注意防范侧击雷的袭击,均压环的设计应该合理,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由外圈梁内链条水平钢筋构成的闭合回路作为均压环,而可能遇到一些建筑物没有结构外圈梁,这时候应该用两条热镀锌圆钢或者一条热镀锌扁钢构成均压环,两条圆钢周长不应该小于12米,一条扁钢的直径不应该小于40米。对侧击雷的防范在建筑图纸的审查中主要体现在对均压环的审查上。首先要注意建筑物均压环的起始位置,然后是均压环的规格要符合国家建筑部门有关要求和建筑物的实际情况,最后要注意均压环与大型金属物之间是否有预埋件。 1.2.3接闪器 所谓接闪器,即直接与雷电相接的一种避雷针,或者避雷网、线、带等各种形状,另外有着接闪作用的金属构件也是接闪器的一部分。一般采用滚球法进行天面接闪器的布置。一类防雷建筑应该独立装设避雷针或者独立架设避雷线,接闪器必须与地面及空中物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然而,有的时候由于建筑施工的需要或者地形条件的限制,可能需要将接闪器安装在被保护的物体上,这时,其安装方法应该按照GB50057-94(2000)第3.2.4 条的规定进行安装,不能随意更改,且应该由富有经验的工程师进行接闪器的设计工作。接闪器必须能对设计的建筑物起到保护作用,其保护范围应该覆盖到所有建筑物。除了中高层的建筑物,比较低的建筑物的避雷带应该暗敷在屋面的受到雷击可能性较大的部位,中高层建筑物如果进行暗敷,极有可能引起墙壁保温层被击穿,其碎块从高空坠落,会对地面物体或者行人造成伤害。 2.内部防雷装置 2.1屏蔽与综合布线 建筑物经常会受到电磁波的干扰,这时应该加强对建筑物相互之间的外部屏蔽部件。应该架设一定的线路进行屏蔽,尤其是一些建筑物的顶部和设有金属部件的表面等具有大尺寸金属的地方应该将防雷装置与等电位进行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对建筑物内部的线路进行安装时,应该注意大回路的形成,因为回路有可能在雷电穿过时在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严重时可能造成短路等重大事故。 2.2等电位的连接 等电位即是等电势。在一个带电线路中如果选定两个测试点,测得它们之间没有电压即没有电势差,则我们就认定这两个测试点是等电势的,它们之间也是没有阻值的。 建筑中的等电位联结,是将建筑物中各电气装置和其它装置外露的金属及可导电部分与人工或自然接地体用导体连接起来,以减少电位差。等电位联结有总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 总等电位联结(MEB):总等电位联结作用于全建筑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引入的危险故障电压的危害。 住宅楼做总等电位联结后,可防止TN系统电源线路中的PE和PEN线传导引入故障电压导致电击事故,同时可减少电位差、电弧、电火花发生的机率,避免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事故和人身电击事故;同时也是防雷安全所必需。因此,在建筑物的每一电源进线处,一般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由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与进入建筑物的金属管道和金属结构构件进行连接。辅助等电位联结(SEB):在导电部分间,用导线直接连通,使其电位相等或相近,称作辅助等电位联结。 2.3浪涌保护器SPD 浪涌要安装在电源的前侧,比如要接在变电箱空气开关的前面,与空开并联SPD的工作原理:浪涌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他并联入供电电路中,一段接电源,另一段接地,在他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导体,一种金属氧化物,平常的时候也就是低电压的时候电阻很大,接近正无穷,当电压很大的时候,电阻很小,相当于短路,于是雷击时候,大电压加载电源上,那么SPD导通,将电流泄入大地,对后端设备进行保护举例来说:浪涌要装在电源前面的是因为如果接在后面的话,那么断路器要先承受大电压,大电流,那么断路器就会跳闸或者直接烧掉。通常对于浪涌不能只安装一个,理论上要分3级,就是配电室,变电箱,家里小变电箱分别用1.2.3级浪涌,因为单独一级浪涌不能将雷电完全泄流,需要多级才能对末端设备进行良好保护。 3.结论 防雷技术评价工作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工作,不仅涉及到许多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能驾驭,这就要求设计人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而且要有防雷设计的经验,且有良好的图纸感觉,能够对建筑物的防雷设计进行客观的感知。这样,才能保证建筑物的防雷安全。 建筑图论文:基于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建筑图学教学改革 摘要:通过分析设计基础教学的三大主题与制图的关系,借鉴知名院校针对设计基础教学中,“图”之作用的梳理,提出建筑图学启发、协助设计,开拓主动思考的能力,引入人-物关系的新图学思路,希望拓展课程的启发性、思考性。 关键词:图;思维训练;设计媒介 缘起: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筑设计基础课步步引入名作分析、空间系列练习、材料与建构、设计思维和创新意识的训练,直到新的教学体系确立,其间教学目标、作业设计、教学模式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以此为背景,发挥支撑作用的建筑图学,教学内容仍为投影法和制图规范。两门课程衔接不当,表现为学生在设计图纸中暴露出表达困难和错误较多。另有课时一再缩减的困窘,致使与图相关系列问题的思索与改变迫在眉睫。 传统图学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对基本形体的二维图示、图解力,三维想象力和建筑工程制图识读与绘制技能的掌握。工程图学的教学改革大多指向投影理论、三维造型与二维表达的关系、优化教学方法[1],对建筑专业的设计特点针对性不强,欠缺与设计基础课的相互配合。单就建筑设计基础课而言,只掌握识图与基于投影法和制图规范的图纸表达还远不够。文章以设计基础教学作为图学改革的导向,利用递推法,由终极目标逆推使能目标,为图学与设计基础统一教学目标,使知识与思维在两门课中彼此渗透,构建以设计基础为主干的教学体系。以下展开对设计基础教学与图相关的三大主题分析。 一、不再单纯的图 1.图与思考――思维训练的启发。在新生入学伊始,导入以设计思维为核心的跨专业设计基础公共平台训练,以转变固有思维定式,构建对设计本质的初步认知。思维训练课程是艺术设计专业普遍开展的基础练习,结合我院“建筑与艺术设计”共生的办学特色,采取了跨越专业、课程界限的平台通识性教学模式,打破专业壁垒,提炼设计共识。课程强调艺术意识、设计思维、创新意识的基础性训练,启发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和对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 通过以上作业,启发和开阔思维,使学生在以二维草图记录理性思考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图的作用,探寻适宜的图示表达方法,体会图在构思过程中,再现、加工、处理各种信息、协调脑、眼、手的复杂机制。借此构建图与主动思考的关联,学生体会到图示本身的生动性、创意性、丰富性的特点。反映到图学的教学,固然有其定量性、逻辑性、科学性的一面,却不应拘泥于投影几何和制图规范的理性框架里。结合思维训练,因势利导,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强化对图示、图解的积极思考,“对投影之外建筑图中渗透的空间和造型观念、观察方式、审美标准等诸多因素予以关注[2]。”同时鼓励创新精神,对既有图示方法的质疑与批判,促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并掌握当时的制图程式,并形成一种图示,以匹配实践需要,并调整和矫正不合时宜之处”[2]。 2.图与设计――建构体系中的图。继思维训练之后,是空间认知与建构的系列作业。折纸练习旨在颠覆经验中对“建筑”的固有认知,关注空间本身和系统的空间组织方式;单人空间与多人空间,引入功能、私密与公共、内部与外部,以及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对模型的操作,取代草图推敲,成为本阶段提倡的主要设计媒介。 在顾大庆的建构教学体系中,提出以“重要的三大工作媒介――模型、透视图、建筑图为基础展开的制作、观察、记录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设计过程[3]”。传统的以草图推敲方案不再作为推进设计深化发展的主要工作方法,图在建构体系中分化为两个角色:其一,观察。出于空间知觉的研究,借助透视图的手段建立对模型的直接观察、对比、空间和组织序列的认知。透视图的制作,关键在与“如何选择视点、调控光线、描述材质和表现场景”。其二,记录。在建构设计的不同阶段研究各有侧重,比如空间限定基本要素的表达、材质的表达、构件的组织,图强调适宜的比例。 图在设计中功能的改变,导致其形式与再现方式的转变。“建构教学中的图应体现建构特征,而不应沿用鲍扎体系的制图规范和评价标准[4]”。在东南大学的建构教学体系中,基于空间和建造这两个教学要点:对空间的表达,注重平面图、剖面图、室内空间透视图,弱化立面;对建造的研究,则注重材料、构的关系表达,以大比例1∶10的剖轴测图作为再现方式。 3.图与人。与学习工程制图的其他专业不同,建筑包含人的行为、体验、文化甚至情感寄托,建筑因人而生,与人密不可分。这一点体现在空间教学中,强调了人对单一空间品质的体验和多个空间运动中多视角的连续感受。因为建筑与人的关联,表现建筑的图纸就不能是仅仅反映“物―物”关系的投影法则和制图规范,例如体现室内空间透视,需要加入等比例人,才能相对真实地体会空间尺度;画透视图时适当视角与视高的选定,决定了最终透视效果与人眼视觉特点是否一致。 另一方面图示再现的过程中,夹杂着复杂的人的心理,蕴含视觉、思维、审美等主观心理活动。“针对那些企图用算法来穷尽世界的做法,即使算法已经足够复杂,痛苦和欢乐,对美和幽默的鉴赏、意识和自由意志也不会自然涌现出来”。在建筑方案阶段尤是,图纸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人类思考、情感、文化积淀自由发挥的缤纷呈现,那么图在客观性、清晰性、科学性的表达层面上,另含了主观性、创新性的又一层面。甚至一些源于视知觉心理特征的图示方法,已然固守为建筑制图方法中的约定俗成。像是立面图中门窗洞口和轮廓线加粗,正是源于依格式塔心理学中与人的深度知觉有关的“图-底关系”规律;建筑表现图中由对比度、清晰度的梯度变化,引发视觉上的深度感,也可由心理学家提出的知觉梯度理论解释。 这些基于心理学概念的制图经验,往往类似制图规范一样灌输给学生,后者并不知其所以然。既然图与人的认知心理、视知觉有密切关系,那么在图学教学中,以知识渗透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使其能以视觉思考的模式思考制图,而不被拘禁在建筑图表现的图式概念中,以致限制了图示创新的自由发挥。 二、教学应变 明确以上联系,转译于图学教学设计中。布里格斯(Briggs,1977)把教学设计的目标、教学、评价称为计划的三个关键点,必须确保这三方面相互一致……并把发展评估工具至于课时计划之前[5]。以下结合教学目标与评价,在确保图学传统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思考与设计基础课加强融合渗透,体现创新思维的图学改革方向。 1.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引导学生构建图与设计的关联,发挥图学协助设计构思与表达的效用,充分认识图之于设计的再创造、对设计问题的逻辑思考与推理演化、于纷繁复杂的设计要素中逐渐理清脉络所发挥的作用。 评价机制体现在相应教学时序中,以设计基础课的作业为题目,练习相关图示的画法,鼓励透视图基于设计理念的创意表达,同时体现人与空间的关系;空间作业中复杂剖面图与剖透视的绘制练习。如此一来,把设计基础训练题目与图学课的平时作业建立联系,使学生体会到图学课习得的制图技能发挥辅助设计的作用,弥补了设计课重模型、轻制图的弊端;这种方式也能及时反馈教学问题,调整教学进度。 2.主动思考和批判精神。通过问题式教学法,改变学生被动灌输的学习模式,结合制图的创造性特点,引导学生对既有图示表达主动思考的能力。掌握以设计意图的表达为目标,经由个体主观思索,恰当选择制图内容、图示方法、比例,就是解决画什么、怎么画、画多少的问题。相应评价设定在教学过程中。特定问题导入后,学生对问题先行思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例如分析建筑平面图的组成要素,提前以思考题布置,在课上以学生说的模式展开教学,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意识。 弱化制图教学自身系统性的深度追求,搭建与设计课在教学内容、时序和进程的关联,协助促成良好的外部学习条件,以保证最终整体的教学效果。 建筑图论文:北周至隋时期的建筑图景 【摘要】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通过对这些建筑图景形式及绘画风格的分析,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天山石棺床:屏风画;界画;宫观山水;青绿山水 1982年6月,天水市上水工程指挥部在市区石马坪施工时发现一座北周至隋之间的古墓葬。该石棺床屏风石榻中正面有5扇屏风,左右各分列3扇屏风。这套图像明显的特点是其一,11幅图像的视觉结构之多变是前所未见的,即以仰视、俯瞰和平视的视角表现了三个角度不同的山水画面,这种全新的观看方法,预示着隋唐时代中国山水图式成熟的结构即将出现:其二,对比北周康业墓石棺屏风画及北魏的石棺线刻的山水母题,这套图像中亭台楼阁等建筑的比重明显增大,运用了简劲有力的界画线条,以及单纯肯定的结构处理,更倾向于早期界画的一些风貌:其三,母题是早北朝时代墓主生活图像的延续,众多人物穿插、活动于亭台楼阁、山水树石间。这些线刻采用平地减底的雕刻技法,雕工精湛,内容丰富,是了解北朝晚期至隋的线刻技艺渊源与传承情况的宝贵资料,并由此可以对中国汉唐之间界画与山水画发展的关系作一点探索。 一、石福屏风图景概况及“界画”概念的界定 根据《中国美术辞典》关于界画有两个含义其一,即“界划”,“画”读入声,中国画技法,指用界笔,界尺划线的一种方法:其二,是中国画中的一种,界画指亭台楼阁、宫室、器物、车船等,而且界画并不是每一笔都用到界尺画线。在东晋顾恺之的《论画》中,第一次出现了“台榭”的说法,“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隋唐时又被称为“台阁”“屋木”“宫观”,到了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才有了“界画”一词。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将绘画分为十三科,其中就有“界画楼台”一项。界画和其他绘画科目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要求准确、细致和工整。因适于画建筑物,与工笔描绘的其他景物,合称工笔界画。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蕴含了独特的建筑图景,从对局部到整套建筑图景组合的认识,为了解南北朝晚期至隋朝萌芽期界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天水石棺床的屏风图案具有连贯性,以正中的屏风6为中心,其余图案围绕这幅图案为轴心,左右依次展开,部分图案还存在着对应关系,如屏风4与屏风7、屏风2与屏风10等。石棺床围屏的整幅画面以主人夫妇对坐宴饮为中心,分别刻画出宴饮、车马出行、亭台楼阁、狩猎等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摆放的顺序,使得各屏风画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紧密,所体现的墓主人家居生活、祆教祭祀等主题更加明显。(如图1、图2、图3) 二、天水石棺床屏风图景的艺术表现特征 绘画是由构图、造型、用笔、色彩等因素构成的,对其形式因素的研究与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把握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艺术特征,从绘画表现手法的渊源来看,主要来自北朝工整细密的线描绘画语言,特别是处于萌芽期的山水界画传统。 (一)线条 谢赫在“六法”中,将“骨法”和“用笔”相连,明确地指出了线是中国绘画造型的根基。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用笔,画线工整,结构清晰,疏密有致。宫殿建筑勾栏望柱整齐,脊兽瓦垄一丝不苟,建筑物富丽堂皇,即使是屋顶部分,也根据坡度的曲直快慢,线线相连,颇有一鼓作气之感。此外,画中的各种配景,因质地不同,画法也不尽相同,用笔疏密、刚柔、浓淡运用自如,充分体现了南北朝时期绘画所流行的“春蚕吐丝”的韵味。 (二)屏风画的空间表现 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已经通晓了空间进深的诀窍,姚最《续古画品录》中“咫尺千里,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已明确地涉及了透视问题。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空间表现上,主要采用深远与平视、散点与俯视巧妙结合的多种透视手法,使整组建筑的远近、向背、相互关系、凹凸穿插都表现得清楚明确。就建筑物的透视关系和画面的紧凑而言,明显地受到了南北朝时期“台榭”画法的影响。 例如屏风5的整个画面以一曲尺形长廊占据了主要的篇幅,其透视图景更难掌握,画师却画得准确适度,扭曲无不协调的感觉。长廊两侧景致尽收眼底。左侧分布着假山花木,右侧则是池塘荷花。另外,在长廊左侧的围墙旁,隐约可见一童子正向墙外探出。画师采用侧面俯瞰描写,并同时画出了建筑的正、侧、顶三个面,使形象完整、饱满、立体感强。画面分远中近三层,层次分明,具有咫尺千里的深广空间感。这种表现建筑空间的“深远法”,在汉代画像砖石中就有出现,即俯视的表现方法。面对如何将宏大的场面统一在一个窄长的画面中,画师采取了不断移动视点的方法,使用俯瞰的角度把不同方位的人与景组织在同一画面上,同时单个物体运用平行透视的方法,布局分明,繁而不乱。 (三)构图 从画面构图来看,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在画面构成及处理手法上具有独特之处。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是以亭台楼阁等建筑群为主体,衬托树木、云气、流水,将墓室主人夫妇生前的种种活动和情节巧妙地安置在园林的各个角落,画中的多种情节,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而展开,画中的各个人物在建筑的互相连接和交错中,合理穿梭、行走,所有的情节既富于变化又相对统一,在总体构图上呈现出“异时同图画”的特点。“异时同图画”指在同一个画面上表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中的若干个情节。 最为明显的是刻画粟特文化中常见的狩猎题材的屏风11,画面中山林沟壑,上首有一身披甲,头戴盔,手提戟的男子,骑马似乎在山林中寻觅猎物。中部则有一身着紧身短袖的男子,正拉弓射向迎面扑来的老虎。下部也有一男子,正在山谷口拉弓射箭追赶逃跑的鹿。三个情节融于一幅窄长的画幅中。这种巧妙的构图,追溯起源,应是受到魏晋南北朝山水画或山水情景画构图影响,如《洛神赋图》长卷,疏密得当的人物活动安排在不同的时空之中,自然地交替、重叠,通过山水景物的变幻、组合,展现出时间和空间的美。它强调主观化地表现构思意图,让所画的内容按构思的需要在时空关系上自由地切换。 三、天水石棺屏风图景的艺术渊源及其反映出的艺术发展轨迹 “艺术作品就好像一个窗户,通过它人们可以观察到窗外的世界。”通过对天水石棺床屏风建筑图景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其艺术表现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看到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的继承与创新,和对隋唐山水画发展演变的影响。 (一)南北朝“密体”画风的传承 天水石棺屏风以建筑园林作为主景,衬托树木、云气、流水,构成浑然一体的景致,运用的是魏晋南北朝盛行的“密体”线刻手法,尤其是建筑画风格与山水画的结合,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人物及山水绘画风格对其的影响,代表了北朝晚期山水视觉范式的特点。 汉代开始出现表现建筑艺术的绘画作品,以汉墓室壁画和汉画像砖为代表,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地主收租图”,画中仓楼造型比较准确,刻画工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但绘画艺术却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有画史记载的第一批画家,如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他们的画风成为当时民间画工与石刻工匠依托的范本,广泛流传,也成为贵族墓室壁画及线刻艺术的参照。这一时期流行两种画风其一是以顾恺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的“密体”画风:其二,是以张僧繇为基础的“思若涌泉,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②的“疏体”画风。但高古游丝描为造型基础的“密体”绘画技法,已基本上引领了南北朝整个绘画领域的面貌。 该时期人物画的成熟以及山水画的萌芽都对界画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楼阁建筑和舟车工具等界画元素仍处于点缀与陪衬地位,但已由秦汉时期的简朴稚拙发展成为工整细致的风格,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有文献著录陆探微擅长人物画兼工界画,被时人评为“屋木居第一”。他以笔迹周密的“密体”而闻名画坛,可以推断其界画皮属精工劲力一派。传顾恺之《洛神赋图》(辽宁本)中楼阁式龙舟以及《女史箴图》中床榻等家具,结构准确,笔迹平直工整,是目前含有界画元素的最早卷轴画。 (二)对隋唐宫观山水发展的影响 从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是一个建筑技艺大发展的时期,建筑的繁荣带动了建筑绘画的进步。源于建筑工程图的宫观楼阁界画并不是一味地发展它的实用性,它往往与人物故事画或山水画相结合,展现着它的艺术性。张彦远认为山水画摆脱附属于人物故事画的状况,乃得益于几位画家的实践,如北齐的杨子华、隋朝的展子虔,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历代名画记》中展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的艺术涵养,也可以窥见早期宫观山水画的审美追求。 我们如果留意画史中记载的北朝至隋那些“精意宫观”的画家的生平,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一些身居高位的贵族官僚杨子华是北齐人,御用画家,号为“画圣”:展子虔则是由北齐入北周、隋的画家,他成名于隋朝,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为宫廷贵族服务的性质,以及画家们本身的显赫贵族身份,决定了宫观山水以表现王公贵族的生活为核心的方向。事实上,北朝和隋唐宫观山水的创作正是当时贵族上层富贵奢华的生活,以及他们“逃世”“游仙”思想和盛行的求仙访道的风气的反映。虽然这种创作形式运用于墓室石棺床围屏风上还很稚拙,但反映出的却是这一时期宫观山水发展的基本水平。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强辉煌的盛世时期,大兴土木建造了各种宫观园林、豪华殿宇,因此,宫观山水在隋唐也得以更加蓬勃发展。 (三)对隋唐山水画的影响 工整匀细的宫观界画作为山水画的一种风格形式的出现,对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贡献,它使得吉绿山水具有了金碧辉煌、工细典雅、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 隋唐的山水画始于宫观山水。六朝至隋初这一阶段,是山水画发展的停滞阶段。但隋代的南北统一,给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而山水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隋代和唐初的大兴土木即宫廷、台阁的大量建筑上,有很多画家本是建筑家,如阎毗父子三人。在设计建筑时,便要绘画大量的山水背景,直到唐初的阎立本、阎立德“渐变所附”,使山水脱离于宫观建筑图,为李思训的山水画成熟奠定了基础。如传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立轴,绢本,青绿设色,画中宫殿工整细腻,山石用墨线勾勒轮廓,石绿渲染,构成画面葱郁浓密的富有装饰意味的面貌。从中我们可看出当时的园林题材绘画还是偏重于工整细密,倾向于界画的一些风貌。由此总结,早期山水画的技法形式多渊源于人物画和宫室台阁。人物画和宫观台阁本身需要进行精谨细致的刻画,所以勾线填色显然是很合适的,但用光滑细挺的线条很难勾画山水树石的质感和变化,(“春蚕吐丝”线条格调高古,但勾勒所有山石、树木皆用之,便有缺憾)。真正把山水画脱离“宫观”的是吴道子变革的山水,他把人物画的线条移到山水画上,他的兰叶描兼蚯蚓描,粗细随意,气势磅礴,这种笔简意远的“疏体”,粗放的逸写,与那个时代李思训继承的工整巧密的宫观山水相比,开拓了一种创新之格。 四、结语 元代汤星在《画论》中曾说过“世俗论画,必日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从中不难看出对界画的贬低和轻视。界画在文人画盛行的时代为文人画家所不齿。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和偏颇,魏晋发端的自然主义审美的山水画,事实上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找到与这种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式,山水景观与楼阁界画相结合的宫观山水,带动了青绿山水样式的独立与成熟,而界画也最终成为中国画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界画中通过建筑、山水、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天人相合,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意趣之美。存在必然有其可贵之处,也必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 天水石棺床屏风画,是早期山水界画的雏形,透过这些并不复杂的建筑图景,不仅使我们看到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同时也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例证。 建筑图论文: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误差原因与处理策略探讨 【摘要】本文分析了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产生误差的原因,提出了如何处理好土建工程预算时出现的误差,从而最小地避免对工程全局的影响的一些见解。 【关键字】土建工程;预算;误差;原因;处理 土建工程开工前的前期预算工作意义重大。其内容包括对施工过程中的所有材料、设备、人工以及后期的装修等,还包括以及图纸策划、模型建造等一系列成本的综合计算。这些成本预算将直接反映在土建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上。建筑图预算数据是土建工程在开工前的最重要的参考数据,企业将依此来完成施工计划的规划和具体实施计划。在预算的工作中,一个小环节的偏差就极易导致整体预算结果的错误,从而影响建筑施工的整体计划,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因此,土建工程预算中重视误差处理对于土建工程意义是十分重大。 其实土建工程在施工后发现实际情况与预算存在误差是很正常的现象,地解决这些误差问题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 一、认真分析影响工程施工建筑图预算编制结果误差的原因 施工单位对其施工对象有一个预期目标,将完成和实现工程建筑项目的所有成本控制在这个预期目标值附近,是静态的建筑施工图预算(静态)投资。其具体指的是在建筑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前,预测项目的所有费用,是区别于动态工程结算(动态)的另一工程计算项目。这种预算编制具有超前性,其本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性的无法避免的误差。影响预算准确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筑设计在建筑施工时经常发生修改与变更 设计技术是否规范、设计是否符合标准、设计手段的选择、地质勘察资料是否全面科学、建筑材料的选用等客观条件直接影响着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当一些客观条件发生改变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改的是建筑设计,而预算时恰恰缺乏这种预见性,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出预算。 2准确预算建筑工程量,全面计算工程的各种消费 对建筑工程量的计算是建筑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施工建筑图纸的清晰度、是否全面、正确都直接决定着建筑工程量的准确性。在市政道路、桥梁及一些安装工程项目中,材料用量和工程量表,在图纸中通常会有明确的标著。对于工程量表的计算方法、数量统计以及材料用量表是否符合工程量的计算规则等待,都需要通过专业人员校核后才可使用。 3同一建筑设备,在材料价格上存在的误差 国内的建筑行业,对于同一建筑工程由于多家厂商竞争生产,价格混乱时常发生,缺少统一规范的市场,即使同一种型号的设备报价也不一,从而使得设备材料预算价格同结算有很大的差距。 4工程施工中一些因素影响预算的结果 设计、决策、实施是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都必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在实施阶段之前进行预算,预算是建筑施工图在设计阶段中的产物,这就决定了预算的局限性。第一、建筑材料价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着建筑材料的价格,价格随行就市。依据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定期公布信息价调整预算建筑材料价格,价格将会有不断的变化。第二、国家政策性调价对预算的影响。第三、没有考虑现场签证。现场签证产生的原因包括:地下障碍、土方坍塌、基坑排水、自然灾害、文物等,这些是建筑施工期才会出现的因素。 建筑施工图预算是根据材料预算价格、施工说明及施工图纸、费用、预算定额等编制的,它是在理想状态下编制出来的产物。结算的编制还包括建筑设计修改或变更、图纸会审纪要、建筑施工组织设计、建筑材料价差等方面,这些都是建筑施工图产生误差的原因。 二、控制施工建筑图预算图误差的策略 1、对参加竞选的招标单位以招投标方式选出 由于一项工程的竞争者较多,应以竞标的方式选出最适合的施工队,在招投标精选的整个过程中,要求从所有投标者中挑选出有过硬的技术、良好的质量口碑、较高水平的管理和有着精良的装备及合理的报价,这样一支优秀的施工队伍,这样的队伍技术力量相对过硬,在建筑施工中能较好地解决技术难题,有利于控制建筑施工图误差的发生;即使发生误差,技术力量过硬的队伍也能以较小的代价更好地解决问题。 2、全面控制建筑工程造价 对于整个建筑工程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决策过程,这是决定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施工队应该将工程决策作为重点工作目标,以制定最优化的工作方案为主要目的,有利于控制施工图误差的产生和解决。在设计建筑工程施工流程时,首先要对工艺流程严格把关,做到事前的全面控制,尽量全面考虑各个预算环节,做好设计预算好环节的各项事宜,同时使得设计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实施建筑工程时,选在购买材料及施工设备前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比较一下市场上各种工艺、材料的性价比,尽可能地减少在所有施工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进而避免误差的产生。 3、加大力度进行监理工程质量 做好工程监理工作无疑对避免和处理好施工图误差作用极大。每项工程想要保证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同时不影响工作进度,应再施工时找有力度公正性的监理进行监督检查以便工程在质量过关的前提下按时竣工。在工程进行过程中,工程的结构、不同型号的设备、新进引进的技术、技术创新方案的改进等都对控制投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些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建筑施工图误差。而控制和解决施工图误差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决策,正确的掌握决策阶段是做好建筑工程监理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尽管在施工时期,想要达到投资最小化,有效节约是很难得,但出现施工图误差的现象确实很容易发生,因此要特别注意决策控制,避免施工图误差产生浪费的现象。为实现一个良性的建筑工程工序,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并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理进行质量监督、管理、签证以及预结算审核。 4、准确计量建筑工程中的各种预算,在预算审核时加强力度 在预算工作结束后,应立即进行复算,以便能够有效避免算错包括少算、漏算等计算问题,以便提高预算的准确性,从而可又尽可能地减少施工图预算误差的产生。由于预算时过程便很复杂,在复查时,需要建筑预算各种收费是否符合比标准上的要求,工程质量得以保障。 结束语 工程预算不仅是一项需要细心、耐心的工作态度和信念,它更需要专业工作者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职业道德良好和专业知识扎实等,并且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充分熟悉掌握工作程序、定额内涵、子目内容、工程量的计算规则,还要有丰富的建筑工程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施工图预算的编制需要收集工程相关基础资料,继而进行细致调查研究才能着手开展工作,从而最大可能地缩小建筑施工图预算误差。 建筑图论文:建筑图纸上扣着个八卦 30岁的建筑设计师汪琦是北京一家外资设计院的项目经理。他的工作是在设计院与开发商签订某块地的建筑设计协议之后,带着手下的建筑设计师一起做规划图纸:包括那块地的整体规划、楼里的布局、给排水系统等。他工作的另一部分就是根据客户的意见修改图纸。 2012年年初,河北唐山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对图纸的修改意见让他和他的同事大跌眼镜。这个项目是一个独幢别墅的设计,开发商那边负责与他联系图纸修改意见的总工程师,给他发来的一个CAD格式的文件,转达的是风水师的修改意见。“打开一看,他们的设计图纸上竟扣着一个八卦图。当时我们都惊了。”汪琦说,“我从事建筑设计行业七八年,做过的项目不下50个,也经常遇到客户根据风水提出修改要求的,但这么直接的还真是头一遭。” 风水师改建筑结构 “图纸上那个八卦图的中心正好在那块地的重心上,我还想呢,他是怎么把重心算出来的。”汪琦说,设计图纸被标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方位,以及各自代表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性质和自然现象,还标明东南方应修一条河,西北那边的楼要建得更高。 当时项目已经进入尾期,如果根据反馈回来的图纸上的要求,整个设计都要进行很大改动。“这种意见都是可以商量的。”跟对方总工程师商量之后,风水师就把原来要修的一条河改成了一个小水池,西北最远的一幢楼加高0.5米。 汪琦说让他们纠结的另一点是这个项目居然换了两个风水师,“这两个风水师的意见还不一致。”第一个风水师的意见有三点:一,所有户型厨房必须放右边去;二,卫生间只能放在西南或东南角;三,车库必须在出门左手边。 这样的改动已经打乱了原有的设计,如果要改,连建筑结构都要变化。正要和对方沟通能不能不改,对方撤掉了这位风水师。“估计是他们老总觉得他算得不准。在图纸上扣上八卦图的是第二位风水师。” 汪琦说像这样找风水师来看图纸的占到他接手项目的一半以上。“刚做建筑头两三年,开发商只是零星提出一些风水上的要求,比如说门梁上不能横着放一根柱子。但2012年和2013年明显感觉很多人都有往风水上靠的趋势,提出的要求系统化了,比如这次,业主就找来了专门的风水师。”一般只有高档住宅比如一次能卖几亿元的两千平方米独幢别墅,才找风水师定制,他说,“像万科、金地这些开发商,连砖、路的宽度都是标准化的,而且都是修楼房,开发商也不太注重。” 汪琦观察,客户找风水师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项目卖得更好。“找风水师看过的楼盘卖得更好吗?”汪琦觉得,还是跟年份有关,“2008年的时候房子卖得特别好,2009年一下子不行了,2009年到2011年又疯涨,到现在又不行了。” 但是汪琦也不敢断定风水真的没用。他观察过通州一个名叫“运河上”的楼盘,每一户都是修成中式风格的四合院。“2009年开盘的时候卖得很不好,自从把四合院的小门改造成旧时王府风格的豪华大门之后,销量一下子好了起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开发商可能请风水师看过改造了。但“运河上”的销售小姐告诉记者,实际上他们一开始的设计就这样,只是2009年的时候还没建完,2012年才全部完工。 和汪琦一样,很多搞建筑的专业人士对风水的心态和他类似,对于风水多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汪琦说业内有不少关于风水的传闻。“为什么北京地铁晚上11点以后不运行?传说是1969年开通的北京地铁二号线破坏了很多坟地,有一段出了几次事故。后来一个风水师就说,必须在晚上11点停运,收班时还必须空车绕一圈,将被惊扰的亡灵带回原来的地方。据说现在还是按这个在做。” 另外一个传闻是:“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的两幢西洋小楼是北京著名的鬼宅之一。这幢大约建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洋楼,是1900年光绪皇帝赐给英国人的教堂。后来教堂被国民党军官占用。这位军官仓皇逃往台湾时,扔下了家眷。他的一个姨太太就在里面的一间屋子上吊自杀了。后来60多年一直没人敢住进去。网上传言风雨交加的夜晚或圆月夜,房间里会传出哭、摔玻璃瓶的声音。”汪琦说,“与这幢洋楼隔一条街的森豪公寓也被说风水不好,位置挺好,卖不出也没人敢住,传说就是因为曾有工人失踪。据说200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3个喝多酒的工人跑到森豪公寓地下室去撒尿,他们下去20多分钟后,一位老工人看到洋楼的窗户里忽闪了几下,就陡然熄掉了。那3个工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关于风水的传闻是真是假,汪琦也不知道。不过面对客户对风水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汪琦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自学一些风水知识,他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涉及风水或盗墓的书,比如《鬼吹灯》等等。“万一开发商提这个事呢?就算不提,跟对方讲解设计方案的时候,提到风水,对方也会觉得考虑很周全。”汪琦说。 “窗户要大,朝南” “国外的设计师就不在乎风水。”汪琦说,像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为SOHO中国设计的北京东二环内朝阳门银河SOHO项目,就没考虑风水。还有德国人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和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有人说2009年2月9日晚21点中央电视台总部发生的大火是因为风水不好,但汪琦却认为:“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它绝对是佳作,国内设计师很难做出来。好的作品就是要富有想象力。” 但并不是所有国外设计师都不会遇到风水问题,在国内营业的外国设计师一样要面对客户风水需求的考验。2009年7月,金融危机过后,一份MAD的工作邀请将美国设计师Daniel Gillen从纽约带到中国。他2012年9月份刚离开MAD建筑事务所,现在国贸经营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在来中国之前,他觉得自己对风水是了解的。“我明白风水是什么,虽然我没有上过专门的课程。但我认为风和水代表的是自然,风水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比如,窗户朝南,其他国家叫作‘好的设计’,中国就叫风水。” 但在中国三年多的工作经历,让这位纽约来的大个子感到不解,为什么他的中国客户要求的好风水和他理解的并不一致,一些出于风水的要求刻板到了极端的地步。 他曾经接到一个项目,是为天津的一座高塔楼做建筑设计。按他的设计,那座塔楼高88层,长方体形状。窗户沿着楼梯的走势在墙面旋转向上,螺旋状的窗户与蜿蜒的楼梯内外响应。窗户不会很大,但能保证塔楼内部的采光。他形容说:“很美,而且保证每个角度都能看到窗户。”但是应了客户“窗户要大,朝南”的要求,原本旋转的窗户被修改成笔直往上的落地大窗,“看起来跟街头任何一座摩天大楼没有两样。” 另一次他为一个民用小区做建筑设计,他将六幢小区楼房像纽约很多住宅小区一样,放在那片地的左端,“六幢楼的窗户按各自最佳的采光源,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右边一大片空地用作自然区,规划了游泳池、树林等休闲娱乐和绿化设施。”客户提出同样的要求“窗户要朝南”。“原来设计里的自然区没有了,为了保证每幢楼能采到南边的太阳光,只有将楼与楼之间的间距拉大。”Daniel Gillen觉得这不美,功能性也不好,但也没办法说法客户。 采访Daniel Gillen那天是2013年1月中旬连续几个雾霾天中的一天。媒体报道北京PM2.5值逼近1000,“爆表了”,一些人因为咳嗽和上呼吸道疾病进了医院。Daniel Gillen在英格兰的一个朋友特意给他发来一张对比图,上图是蓝天白云青草遍野的英格兰,下图是被雾霾笼罩的北京。还配了两句图文:你明明可以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住在那里? 他看着朋友发来的图片摇摇头,一脸疑惑:“风水的核心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在讲风水,可他们在现实中追求的风水又是另外一回事。”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收益法的改进与住宅房地产价格评估 摘 要:针对如何正确运用收益法评估住宅房地产价格的改进思路进行了探讨,旨在通过收益法测算的运用得到有说服力的住宅房地产价值。 关键词:收益法;改进;住宅房地产;价格评估 在目前住宅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出租租金明显偏低的情况下,对收益法的合理运用一直是业界估价师面对的难题。一方面,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住宅房地产市场出租情况非常普遍,收益资料很容易取得;另一方面,采用收益法估算出的住宅房地产价值大大低于正常市场交易价格,运用收益法评估住宅房地产价值似乎显得不切实际。因此,估价师往往会选择放弃选用收益法进行住宅房地产价值评估,即使选用,在作业时通常会先运用市场提取法测算出一个非常低的报酬率,并以其为基础用收益法测算出估价对象住宅房地产价值。按此操作,报酬率的确定与投资者正常的投资思维相背离,致使运用收益法测算得到的住宅房地产价值没有说服力。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对如何正确运用收益法评估住宅房地产价格的改进思路进行了探讨。 一、收益流确定方法的改进思路 按照我国房地产估价师的通常做法,在运用收益法公式测算房地产价值时基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假设在整个收益期限内,收益流稳定不变;其二是假设在整个收益期限内,净收益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等比递增(递减)。 净收益每年不变的收益流测算模式: 以上两种收益流模式由于时间跨度大,未来每年收益流难以准确预测,因此按上述两种收益流计算模式测算房地产价值既不科学,又不符合市场投资实际,其结果不能正确反映市场客观状况。而且房地产业也遵循经济发展周期的规律,其价格处于不断地曲线变化之中,不可能有一个长期稳定,或一直上升或者下降的收益流,净收益长期不变或按一个固定比率递增或递减的假设也显得乏力。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育初期,住房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住需求,住宅租赁主要以廉租住房为主,廉租住房租金水平较低且长期稳定,收益流水平基本不变。但随着市场发展成熟,购买住宅房地产不再单纯出于自住目的,而更多的表现为投资者的投资套利行为。因此,住宅租赁市场受市场交易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长期、稳定的收益流难以形成。但是,对于现实当中的投资者来说,其关注的是所持有物业在整个投资期内的投资回报,而不仅仅只是当前租赁的收益。当租金收益远高于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或预期价格变化所产生的收益时(如商业房地产),投资者会选择置业投资,每年获取高额、稳定的收益;当现实房地产价格增速较快或预期价格水平会有较大幅度提升(如近几年快速拉升的住宅房地产价格),交易收益远高于租金收益,投资者则会选择先持有,等待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后再行出售。这就是现实当中较为典型的投资模式,其相应的收益流测算模式如下: 与公式一、二相比较而言,公式三反映的收益流形成过程最贴近市场状况和现实房地产投资人的思维。即先持有一段时间(一般为中长期投资5-7年),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在达到预期目标后转售获利。对于收益法的应用而言,对5-7年的收益流进行预测将会容易得多,取得客观数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实际上,现实当中有相当数量的租赁合同属中短期合同,租期一般会达到3-5年,也存在长期租约)。同样,由于考察期时间跨度的缩短,除持有期租金收益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外,期末转售价值也可以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趋势作出较为准确地预测,从而使收益流确定更为科学合理。 二、报酬率确定方法的改进思路 报酬率是反映投资风险程度的指标。估价师在选择报酬率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现金流来源的风险。对于不同用途的房地产、不同的收益期限和不同的市场状况,现金流的风险程度存在差异,报酬率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商业房地产的报酬率最高,其次是住宅房地产,再次是工业房地产。对同一用途的房地产进行收益折现时,在持有期内风险程度相对较低,应取用一个相对较低的报酬率对净收益进行折现;对期末转售价值的折现则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较大,此时应采用一个相对较高的报酬率。 1.报酬率确定的常用方法 (1)累加法 其原理就是基于报酬率应等同于具有同等风险的投资收益率,即主要考虑无风险利率和风险确定报酬率的方法,其公式为: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来的优惠率无风险利率又称安全利率,是无风险投资的收益率,在现实中一般难以获取,通常选取同一时期相对无风险的报酬率替代,例如选用同一时期的国债利率或银行存款利率。在公式当中: ①投资风险补偿,是指当投资者投资于收益不确定、具有风险性的房地产时,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风险进行补偿,否则将不会投资; ②管理负担补偿,是指若一项投资因所要求的管理活动越多,其吸引力就会越小,因此投资者必然会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管理进行补偿; ③缺乏流动性补偿,是指投资者在投入资金后,对因此损失的资金流动性所要求的补偿; ④投资带来的优惠,是指由于投资房地产可能会使投资人获得某些额外的好处(如易于获得融资等),从而投资者会降低所要求的报酬率。投资风险补偿,管理负担补偿和缺乏流动性补偿都是由房地产投资收益的不确定增加或投资额增加引起的,其数值大小没有可量化的标准,主要依赖估价人员的实践经验确定,一般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估价对象用途、投资相类似风险行业及新旧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确定。 (2)投资报酬率排序插入法 该方法与累加法的基本原理一样,都是从房地产投资风险的角度,根据同等风险投资报酬率相似的原理计算报酬率,同时结合了市场提取法的类比特点,可以说投资报酬率排序插入法是累加法和市场提取法的综合运用。该方法运用时,是按不同行业投资风险大小,将报酬率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然后将房地产投资报酬率与之对比,修正得出评估对象报酬率。该方法应用的不足之处是要求估价人员要有较丰富的经验,并对行业风险和收益率有较明确的量化认识,而在实 际当中,各种报酬率的数值不容易取得。报酬率排序插入法的操作步骤如下: ①调查、搜集估价对象所在地区房地产投资、相关投资报酬率和风险测度资料,如各种类型银行存款利率、政府债券利率、公司债券利率、股票报酬率及其他投资报酬率等; ②将所搜集的不同类型投资报酬率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并编制成图表; ③将估价对象与这些类型投资的风险程度进行分析比较,考虑管理难易程度、投资流动性以及资产的安全性等,判断归纳出同等风险的投资,确定估价对象风险程度所处的区间; ④根据估价对象风险程度所在的区间,在图表上找出对应的报酬率。 (3)市场提取法 市场提取法是利用与估价对象房地产具有类似收益特征的可比实例房地产价格、净收益等资料,选用相应的报酬资本化法公式,反求出报酬率。需要指出的是,对估价对象报酬率的判断,应着眼于可比实例的典型买者和卖者对该房地产的预期或期望报酬率。 2.报酬率确定的改进思路 (1)按照风险程度不同选用不同的报酬率,由于报酬率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程度的认识,风险越大,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越高,反之,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越低,因此不同的风险程度应选用不同的报酬率。持有期内,一个成熟的住宅租赁市场,由于出租率高,空置率低,房屋很容易被出租出去,续租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投资者的风险程度相对较低,应选用一个相对较低的报酬率;而期末转售则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较大,应选用一个相对较高的报酬率。 (2)采用复合报酬率求取住宅房地产的价值 由于房地产投资各个时间段的风险程度不同,对应的报酬率也应有所不同,用以上方法可以提取出对应不同风险程度的不同报酬率。但为了便于计算,可以采用复合报酬率来测算房地产收益价格。复合报酬率是分别对现金流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折现的不同报酬率的加权平均值。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运用市场提取法反求出一个稳定的报酬率,提取公式为: 式中各项含义与上述相同。通过公式四和公式五,可求出复合报酬率Y。 三、转售价值预测方法 对于转售价值的确定,可以根据房地产历史成交资料,运用长期趋势法,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分析预测;也可以采用期末资本化法进行预测。供应分析,主要分析历年建设用地供应数量、用途结构、区域分布特点、土地利用强度等土地供应指标,以及目标房地产存量、空置情况、单元类型等指标。通过采样数据资料,分析整理出目标用途土地供应情况,了解目标用途土地开发情况,从而分析可能的房地产新增供应情况和市场消化情况,通过对土地历史供应情况和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综合考察估价对象所在城市地域房地产市场的市场供求状况。需求分析,主要对人口结构、家庭规模、人口数量、家庭收入、消费者偏好等进行分析。 由于期末转售发生在将来,不确定性因素将使其风险更大,市场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市场分析也为我们预测期末转售价值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与垄断特征研究 摘要: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分析,长期来看市场供大于求,但短期呈现出蓄意供给不足的局面。为进一步验证开发商的垄断行为,采用勒纳指数分析和Panel Data模型中的变系数模型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进行了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地区间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并有逐年加深和局部地区较明显趋势,政府应重点管控这些城市的住宅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关键词: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垄断;勒纳指数 近年来,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和速度都居全国前列。在人们越来越感到买不起住房的同时,许多新楼开盘处却排起了拿号长队,是否当前新疆普遍出现了住宅供给不足,房价攀升呢?本文就是通过确凿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并分析当前住宅市场存在的垄断特征和性质,以厘清一些不正确宣传,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监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一、新疆住宅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分析 1.概念界定。本文所研究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是指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有效供给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生产厂商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有效需求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2.指标和数据。本文通过实际供求比来反映市场长期供求情况,短期供求比来反映当年市场供求情况。在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由于存在预售制度,所以有效供给既包括已竣工住宅也包括各种在建施工面积。在本文数据中“本年新增供给住宅面积”是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上“本年施工面积”得来。根据指标解释,本年施工面积是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面积、上期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上期停缓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竣工的发光物面积及本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面积。实际供给就是上年空置面积加上本年新增供给面积,也就是有效供给。有效需求采用的代表指标比较简单,每年的销售面积就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实现的市场需求,所以用本年销售面积代表有效需求。鉴于竣工率直接影响当年住宅市场的现房供给能力与消费者的购买预期,因此用当年竣工面积代表短期供给,同时参照当年竣工率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1997―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各指标的计算如下: 有效供给=上年空置面积+本年新增面积 有效需求=实际销售面积 实际供求比=有效供给/有效需求 短期供求比=本年竣工面积/本年销售面积 竣工率=本年竣工面积/本年施工面积 3.长期供求变化。下图反映了1996年以来新疆住宅市场的实际供求情况。 从上页图1可看到,自1996年以来,新疆的实际供给面积和有效需求面积的规模都逐年扩大,供给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7.03%,需求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8.83%,需求增长的速度略高于供给增长速度,但市场年均供给总量约是需求总量的2倍以上。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数量是非常充足的,为什么近几年来各地都有住宅市场热销、排队领号、供不应求的局面呢?这是否与开发商控制开发节奏与竣工率有直接关系呢? 4.短期供求变化。因为2004年以来新疆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主要依据2004―2009年的数据计新疆住宅市场供求比情况(图2),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实际供求比一直大于短期供求比,而且这个趋势愈演愈烈,每年的竣工率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实际供给非常充足,但由于竣工率低下,造成现房销售紧缺,再加上开发商的捂盘惜售,人们不得不排队购房。 因此可以认为,开发商对开发节奏的蓄意控制掩盖了市场供大于求的事实,造成短期住宅市场供不应求局面。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垄断,而开发商的市场垄断是造成房价飙升的重要推手。 二、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勒纳指数及其性质 如何来衡量市场的垄断程度呢?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判断市场垄断程度和市场势力通常要用到行业集中程度指标,具体的方法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集中度比率、厂商规模不等性的度量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在测算市场垄断程度时,均要求掌握市场相关行业企业的具体情况,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专项统计,而中国目前的统计数据还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则是衡量市场势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根据勒纳指数(Lerner Index)的公式: LI=1/|ε|=(P-MC)/P。其中,ε为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P为市场价格,而MC则表示商品的边际成本。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利用这个指标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1]和况伟大[2]的研究都是利用公式的后一个形式,将房地产业的平均成本(AC)近似替代边际成本(MC)进行计算而得到的结果。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勒纳指数均在0.4以上,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商品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边际成本。我们更倾向于李宏瑾 [3]的观点,通过测算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来间接地得到勒纳指数。纳勒指数表明,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弹性越大,市场产品之间越具有竞争性,价格标高的程度越低,垄断的边际利润便越小,即垄断程度就越小;反之,弹性越小,垄断价格标高程度就越高,垄断程度就越高。因此,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并由此得到勒纳指数,来判断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 (二)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1.变量、数据和来源。为了测算勒纳指数,我们需要对住宅房地产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这样需要两个变量:房地产需求变量与房地产价格变量。在统计年鉴中商品房屋销售面积可反映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需求状况,商品房屋销售价格可反映房价。用D作为房地产需求变量的标识,以HP作为房地产价格变量的标识。本文有关商品房屋销售和房价等方面数据全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编制的《新疆城市三十年(1978―2008)》和《新疆人民生活六十年(1949―2009)》。由于中国真正全面推进房地产商品市场化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因此我们主要考察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数据(详略),这13个城市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昌吉市、伊宁市、塔城市、阿勒泰市、博乐市、库尔勒市、喀什市和阿克苏市,对不同城市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程度进行比较。 2.模型设定。根据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如下的变系数模型: ln(Dit)=αi+βi×ln(HPit)+uit。 其中Dit和HPit分别是实际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均价,βit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截距项αi和弹性系数βi都不相同,随机误差项uit 之间相互独立,且满足均值为零,同方差的假设。 (1)检验一: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纵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时期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见下页表1):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67,调整后的R2=0.6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6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9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1%)。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年度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纳勒指数有逐年提高的趋势,由1998年的0.13增加到2008年的0.30。我们在判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时,纳勒指数在0~1之间,数值越大,垄断性越强。况伟大(2004)分别测算了1996―2002年各年北京、深圳、上海和天津四城市的勒纳指数;表明北京市的勒纳指数均在0.6以上,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高的,上海市的勒纳指数则在0.4左右,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低的,而深圳和天津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则居于京沪两城市之间。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总体垄断特征并不明显,但需要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 (2)检验二:样本选择。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横向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截面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略),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72,调整后的R2=0.7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7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8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2%)。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城市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见表3)。 通过各城市的纳勒指数比较发现,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纳勒指数均在0.4以上,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纳勒指数均在0.35左右。市场垄断程度最低的是克拉玛依市,纳勒指数仅为0.11。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是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核心,随着乌昌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环乌鲁木齐市大都市圈的形成,住宅房地产市场需求会更加旺盛,对于逐利的开发商而言,这是一块大蛋糕,很容易形成价格联盟默契,控制开发节奏、捂盘惜售,抬高房价。 (三)讨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的性质 对于上面的分析结论,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根据就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市场垄断度应是有所下降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甚至认为新疆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太低,企业规模太小,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提高。但是我们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房地产具有特殊的商品性质,住宅市场的竞争程度不会因为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是趋于价格合谋式的市场垄断。 1.住宅市场垄断的基础:商品的高度异质性。对于住宅市场,没有任何两宗物业是完全相同的。产品的差别使每一个厂商所提供的产品都是与众不同的,因而开发商每开发一个小区或一座大厦都实质上成为该物业的垄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产品的价格,这就构成了市场中的垄断价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产品差异性较许多寡头垄断行业的产品差异性大得多。因此,随之带来的是房地产垄断竞争的企业数量可能多于其他寡头垄断行业的企业数量,但是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力量却强得多。 2.住宅市场垄断的新形式:价格合谋。对住宅业而言,开发商形成的“联盟”主要是“价格联盟”。这是因为:如果房价下跌,不仅减少了开发商所能获得的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会对住宅市场价格产生降价预期,越跌越不买,这样,就会陷入房子越便宜越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因此,开发商不敢轻易降低房价。现阶段开发商开发商不打价格战。在默契合谋的定价机制作用下,使房地产价格呈现非正常刚性和价格居高不下的格局。即便供求发生变化,房地产降价的幅度和速度也大大小于需求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价格难以起到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4]。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乌鲁木齐市的住宅价格这几年涨幅居全国首位的现象。 三、结论 进入2004年以来,新疆各地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都很快,长期来看供大于求,但各地的当年竣工销售比都在逐年下降,大多不足1,呈现出短期供给不足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并有逐年加深趋势,局部地区有较明显的垄断特征,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是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政府应高度重视和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重点调控管理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与垄断特征研究 摘要: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分析,长期来看市场供大于求,但短期呈现出蓄意供给不足的局面。为进一步验证开发商的垄断行为,采用勒纳指数分析和panel data模型中的变系数模型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进行了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地区间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并有逐年加深和局部地区较明显趋势,政府应重点管控这些城市的住宅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关键词: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垄断;勒纳指数 近年来,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和速度都居全国前列。在人们越来越感到买不起住房的同时,许多新楼开盘处却排起了拿号长队,是否当前新疆普遍出现了住宅供给不足,房价攀升呢?本文就是通过确凿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并分析当前住宅市场存在的垄断特征和性质,以厘清一些不正确宣传,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监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一、新疆住宅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分析 1.概念界定。本文所研究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是指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有效供给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生产厂商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有效需求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2.指标和数据。本文通过实际供求比来反映市场长期供求情况,短期供求比来反映当年市场供求情况。在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由于存在预售制度,所以有效供给既包括已竣工住宅也包括各种在建施工面积。在本文数据中“本年新增供给住宅面积”是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上“本年施工面积”得来。根据指标解释,本年施工面积是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面积、上期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上期停缓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竣工的发光物面积及本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面积。实际供给就是上年空置面积加上本年新增供给面积,也就是有效供给。有效需求采用的代表指标比较简单,每年的销售面积就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实现的市场需求,所以用本年销售面积代表有效需求。鉴于竣工率直接影响当年住宅市场的现房供给能力与消费者的购买预期,因此用当年竣工面积代表短期供给,同时参照当年竣工率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1997—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各指标的计算如下: 有效供给=上年空置面积+本年新增面积 有效需求=实际销售面积 实际供求比=有效供给/有效需求 短期供求比=本年竣工面积/本年销售面积 竣工率=本年竣工面积/本年施工面积 3.长期供求变化。下图反映了1996年以来新疆住宅市场的实际供求情况。 从上页图1可看到,自1996年以来,新疆的实际供给面积和有效需求面积的规模都逐年扩大,供给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7.03%,需求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8.83%,需求增长的速度略高于供给增长速度,但市场年均供给总量约是需求总量的2倍以上。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数量是非常充足的,为什么近几年来各地都有住宅市场热销、排队领号、供不应求的局面呢?这是否与开发商控制开发节奏与竣工率有直接关系呢? 4.短期供求变化。因为2004年以来新疆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主要依据2004—2009年的数据计新疆住宅市场供求比情况(图2),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实际供求比一直大于短期供求比,而且这个趋势愈演愈烈,每年的竣工率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实际供给非常充足,但由于竣工率低下,造成现房销售紧缺,再加上开发商的捂盘惜售,人们不得不排队购房。 因此可以认为,开发商对开发节奏的蓄意控制掩盖了市场供大于求的事实,造成短期住宅市场供不应求局面。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垄断,而开发商的市场垄断是造成房价飙升的重要推手。 二、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勒纳指数及其性质 如何来衡量市场的垄断程度呢?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判断市场垄断程度和市场势力通常要用到行业集中程度指标,具体的方法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集中度比率、厂商规模不等性的度量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在测算市场垄断程度时,均要求掌握市场相关行业企业的具体情况,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专项统计,而中国目前的统计数据还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则是衡量市场势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根据勒纳指数(lerner index)的公式: li=1/|ε|=(p-mc)/p。其中,ε为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p为市场价格,而mc则表示商品的边际成本。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利用这个指标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1]和况伟大[2]的研究都是利用公式的后一个形式,将房地产业的平均成本(ac)近似替代边际成本(mc)进行计算而得到的结果。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勒纳指数均在0.4以上,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商品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边际成本。我们更倾向于李宏瑾 [3]的观点,通过测算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来间接地得到勒纳指数。纳勒指数表明,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弹性越大,市场产品之间越具有竞争性,价格标高的程度越低,垄断的边际利润便越小,即垄断程度就越小;反之,弹性越小,垄断价格标高程度就越高,垄断程度就越高。因此,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并由此得到勒纳指数,来判断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 (二)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1.变量、数据和来源。为了测算勒纳指数,我们需要对住宅房地产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这样需要两个变量:房地产需求变量与房地产价格变量。在统计年鉴中商品房屋销售面积可反映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需求状况,商品房屋销售价格可反映房价。用d作为房地产需求变量的标识,以hp作为房地产价格变量的标识。本文有关商品房屋销售和房价等方面数据全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编制的《新疆城市三十年(1978—2008)》和《新疆人民生活六十年(1949—2009)》。由于中国真正全面推进房地产商品市场化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因此我们主要考察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数据(详略),这13个城市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昌吉市、伊宁市、塔城市、阿勒泰市、博乐市、库尔勒市、喀什市和阿克苏市,对不同城市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程度进行比较。 2.模型设定。根据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如下的变系数模型: ln(dit)=αi+βi×ln(hpit)+uit。 其中dit和hpit分别是实际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均价,βit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截距项αi和弹性系数βi都不相同,随机误差项uit 之间相互独立,且满足均值为零,同方差的假设。 (1)检验一: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纵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时期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见下页表1):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67,调整后的r2=0.6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6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9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1%)。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年度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纳勒指数有逐年提高的趋势,由1998年的0.13增加到2008年的0.30。我们在判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时,纳勒指数在0~1之间,数值越大,垄断性越强。况伟大(2004)分别测算了1996—2002年各年北京、深圳、上海和天津四城市的勒纳指数;表明北京市的勒纳指数均在0.6以上,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高的,上海市的勒纳指数则在0.4左右,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低的,而深圳和天津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则居于京沪两城市之间。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总体垄断特征并不明显,但需要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 (2)检验二:样本选择。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横向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截面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略),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72,调整后的r2=0.7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7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8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2%)。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城市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见表3)。 通过各城市的纳勒指数比较发现,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纳勒指数均在0.4以上,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纳勒指数均在0.35左右。市场垄断程度最低的是克拉玛依市,纳勒指数仅为0.11。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是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核心,随着乌昌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环乌鲁木齐市大都市圈的形成,住宅房地产市场需求会更加旺盛,对于逐利的开发商而言,这是一块大蛋糕,很容易形成价格联盟默契,控制开发节奏、捂盘惜售,抬高房价。 (三)讨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的性质 对于上面的分析结论,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根据就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市场垄断度应是有所下降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甚至认为新疆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太低,企业规模太小,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提高。但是我们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房地产具有特殊的商品性质,住宅市场的竞争程度不会因为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是趋于价格合谋式的市场垄断。 1.住宅市场垄断的基础:商品的高度异质性。对于住宅市场,没有任何两宗物业是完全相同的。产品的差别使每一个厂商所提供的产品都是与众不同的,因而开发商每开发一个小区或一座大厦都实质上成为该物业的垄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产品的价格,这就构成了市场中的垄断价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产品差异性较许多寡头垄断行业的产品差异性大得多。因此,随之带来的是房地产垄断竞争的企业数量可能多于其他寡头垄断行业的企业数量,但是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力量却强得多。 2.住宅市场垄断的新形式:价格合谋。对住宅业而言,开发商形成的“联盟”主要是“价格联盟”。这是因为:如果房价下跌,不仅减少了开发商所能获得的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会对住宅市场价格产生降价预期,越跌越不买,这样,就会陷入房子越便宜越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因此,开发商不敢轻易降低房价。现阶段开发商开发商不打价格战。在默契合谋的定价机制作用下,使房地产价格呈现非正常刚性和价格居高不下的格局。即便供求发生变化,房地产降价的幅度和速度也大大小于需求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价格难以起到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4]。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乌鲁木齐市的住宅价格这几年涨幅居全国首位的现象。 三、结论 进入2004年以来,新疆各地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都很快,长期来看供大于求,但各地的当年竣工销售比都在逐年下降,大多不足1,呈现出短期供给不足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并有逐年加深趋势,局部地区有较明显的垄断特征,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是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政府应高度重视和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重点调控管理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住宅与房地产业中的国民经济论文 1住宅与房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将有力拉动全市经济增长 1.1住宅与房地产业是实施城市发展带动战略的支柱产业之一住宅与房地产业因其巨大的后向带动作用和内涵扩张力,形成了从投资、交易、中介服务到物业管理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产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住宅与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 1.2住宅与房地产业的发带动了城市发展我市新区自建设以来,由于实行房地产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和配套建设,在城市建设资金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住宅与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拉大了城市框架,完善了城市功能,新区建设十年来,已建有各类房屋1147栋,总建筑面积319.8万平方米,已建成住宅用房460栋,总建设面积192.9万平方米,占已建成房屋总面积的60.3%,可见住宅建设在新区建设的地位。 1.3住宅与房地产业关联度大,对于相关产业的波及带动作用强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分析,住宅与房地产业每增加1元消费,可带动其它商品销售1.34元,2002年全国城镇个人住宅支出总额达到7500亿元以上,带动相关消费约1万亿元,通常,住宅与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具有两次带动作用,第一次是在房地产业开发建设过程中能直接带动建筑、建材、冶金、纺织、化工、机械、仪表等部门和待业的发展,第二次是房屋竣工后带动家具、家用电器、装饰装修行业的发展。 1.4发展住宅与房地产业,有利于个人消费资金的回笼和消费结构的调整随着房改工作的基本结束和新区大量的单位集资建房,我市仅存老区直管公房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私有化率达到98%,住宅私有化率的大幅度提高,有力地改善了城镇家庭的财产结构和城镇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房产在家庭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已接近一半。 1.5发展住宅与房地产业促进了城乡居民就业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年均就业人员增长仅次于社会服务行业,如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各类企业,评估、咨询类企业以及中介服务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 1.6发住宅与房地产业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住宅建设已开始从生存型向功能舒适型发展。住宅已不再是单纯的作为一种生存资料,而同时也是作为一种享受资料,向着生态健全,环境优美,天人合一的方向发展,居民购房时,更多的注重住宅区位、朝向、户型结构、使用功能、开间进深,私密性、三明度(明厨、明厕、明厅)、内外装修、综合配套、小区环境及文化品位等。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健康,安居是最大幸福,已成为城市居民的共识。 1.7发展住宅与房地产业,增加房产消费水平,促进经济的增长其一:国家对土地的审批、土地的出让方面的政策越来越严格,也为了严格控制耕地的减少,减小农民的负担,土地的出让价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贵。其二:人工费用的涨幅也比较快,机械、燃料、煤、电的价格上涨迅猛,所以投资房地产可以保持个人投资的保值、增值和快速的增长。 2如何整体控制房产市场,使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2.1明确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住房市场化的方向,对市场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通过调整供应结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家庭的住宅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贯彻落实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完善住房一级市场,同时搞活住房二、三级市场,以及租贷市场等,充分发挥存量和增量住房联动的作用,进一步激发居民住房消费的积极性。 2.2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按照住房市场化进程的需要,市计划、建设、国土等职能部门之间需要相互配合,以需求为导向,对市场要求进行认真分析,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对住宅、非住宅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加大住宅建设的力度,并对写字楼建设规模进行适当的控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出现新的空置。 2.3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一是继续深化改革,制定实施新的政策,制定保障措施,进一步满足市住房需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阻碍市场发展和居民住房消费的各种障碍。二是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对城市住房保障范围进行合理地确定,科学合理地选择开发地块,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住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全市居民的住房需要。三是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进行规范化管理,严格控制在中小户型,同时对销售对象进行严格审定。四是推选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招投标,实行申请审批和公示制度。 2.4加强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科学合理地解决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对市场运行情况给予高度关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质量和效率。 2.5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结合我市创造园林城市工作,对住宅建设坚持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质量施工、高标准管理,注重小区生态环境建设,搞好社区服务、绿化、交通等配套设施建设、创造舒适、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认真贯彻落实《物业管理条例》,切实改善城市住房消费环境。 作者:张辉单位:河南省鹤壁市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管理站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浅析住宅类房地产税设计中土地的地位与作用 摘 要:在现有实践和法律制度下,中国房地产税设计成财产税性质缺乏合理性。因为土地的国有性、稀有性和有价性,本文主张以房产占用的土地为主设计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并配合交易环节的税收,以构建充足、稳定地方财产收入为导向的税收体系。以房产占用的土地为主设计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制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现有土地出让金的缺陷,中国房产占用土地产生理论上贬值但现实升值的矛盾,房地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在实践中实现也较为困难。这些都干扰了房地产税的实施。本文对土地出让金进行重新定义,不仅为房地产税的征收奠定法律基础,还为解决小产权房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关键词:住宅 房地产税 土地 土地出让金 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即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都属于房地产税。本文只重点讨论住宅类房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狭义房地产税。不同于其他类型房地产,住宅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此类别房产征收房地产税更是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本文从房产占用土地入手,以现有土地使用税和小区物业费制度试图找到在房产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的法律构成,以建立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并间接增加房产持有成本兼顾社会公平。 一、未来房地产税性质不宜是财产税 财产税是对持有财产,如建筑物,船舶所有人而赋课的税。未来房地产税立法方向是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成统一的房地产税,合并后的房地产税应按照房子的市场评估值来征税。这说明未来房地产税的性质是财产税。但本文不赞成现阶段把保有环节的房地产征定性为财产税。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一般法理财产税是所得税的补充税,是在所得税对收入调节的基础上,对纳税人占有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调节。所以说征收财产税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也意味着其征收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富人。近年来房价飞速上涨,我们拥有房子也水涨船高成为一笔不小财富。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大城市,每一个拥有房子的人都是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富翁。如果从这一表象看,现阶段对房地产征收财产税是合理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知道大多数家庭的房子是用作居住的,也就是房子的价格高低都是一数字,他们不会冲向市场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说大多人因拥有房子而拥有大量财富只是一个表象,只有拥有多套或别墅等豪宅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富人。 如上文所述,大部分房产作为生活必需品,无论值多少钱,这些财富也是虚拟的数字,除非卖掉换成现金。财产税调节的重点是富人,因此,不宜对大部分自有住房征收财产性质的房地产税。 其次,购买房产跟购买珠宝纯消费行为不同,她还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根据亚当.斯密理论每个人的投资都是为了自己创造最大的财富,但是,他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更为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以房产投资为例:多余的房屋可以出租,业主会得到租金,但是也解决了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如果我们税务部门足够努力,还可以从中获得部分税收。对于不卖也不租,留着占着,留着升值的现象,因房地产升值,财产所有人会获利,甚至利益丰厚,我们会在交易环节对其征收所得税。以所得税性质征收房地产税可以直接调节纳税人的收入。这也许会让目前部分中国人“杀富济贫”心理得到一些满足。 还有一部分富人们会把房产留给自己子女和其他亲人,一生也不会卖掉房屋。对这种现象可以考虑征收赠与税和继承税。遗产和赠与税在体现鼓励勤劳致富、反对不劳而富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是世界各国通用的税种。但是中国虽然列入了立法计划,但至今也未开征。人们始终眼盯着财产税性质的税,力图为自己找到杀富济贫的工具。反而对更有利于社会公平继承、赠与税决然不注意,这很难理解。 最后还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矛盾问题亟须解决。我们知道:对房产保值和增值功能贡献最大的不是房子而是土地。仅就房屋而言自从建好后就开始变旧、贬值,直至报废坍塌变得一文不值。如,同等地段房产新房比老房子要略贵些就可以看出这个贬值现象。但是,房子贬值的同时,房子使用的土地又会因为所处地点的不同而价值存在着巨大不同。如果我们把一个小县城100平米的房子,推到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产价格将会从几十万会飙涨到几百万,甚至更多。何以出现如此大的价格差异?是因为土地,随着土地的稀缺它的价格也就出现了变化。房产与土地密切相关,所谓房地一体,地价涨了房地产也就升值了。所以我们说房子有价值,会升值,还不如说是附着在房产上的土地有价值,会升值。 但是,中国却存在着以上实践与理论的矛盾。依据中国现行法律,中国土地公有,禁止土地买卖。我国居民住宅在内的大部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都是以出让方式得到的。除了支付一定的对价――土地出让金外,使用土地还有一个期限(住宅70年)。随着土地使用期限越来越少,附着在房地产上土地价值会越来越小,直到70年大限它将一文不值。如果继续使用,理论上还要再按市场价格再交一次价格不菲的土地出让金。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房产大都在增值中,几乎不受70年土地年限的影响。以上矛盾不能解决势必会动摇到我们征收房地产税的理论基础。 以上讨论都是在房产流转环节征税,这些环节征税不仅具有合理性,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持有大量房产必定侵占更多社会资源,一定区域内大量刚性需求必然要进一步推高房价。而目前我国住宅类房产持有成本几乎为零,长久这样,这样确实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持有环节对房产征税是未来房地产税设计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上文所述,既然房产价值的主体是土地,我们不妨围绕土地考虑一下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构成。 二、从城镇土地国有角度设计未来房地产税 法律规定我国城镇土地属于国有。基于土地国有,目前附着在房地产的土地负担主要有两个:土地出让金;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出让土地使用年限地租总和,另一方面它又似有税收的非租性质,是个有着内在矛盾的复合体。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国家作为管理者对纳税人为国家缴纳的经济义务,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严格地看,以上两个制度功能具有一定的重合性。由于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本文认为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持有环节的房产税设计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开征范围的土地为征税对象,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标准,按规定税额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按性质划分它可以划归为资源税。如果住宅用地是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那它无疑是房地产税组成重要部分。但是目前大陆各省级政府都对住宅实行免征或暂免征土地使用税的政策。对于住宅土地使用税免征有两个法源:第一、《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不过《条例》并没有直接规定对住宅用地免征,免征政策来自第七条的授权。第二、《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它是国家税务局配合《条例》出台的细则。 如果按照以上两个文件授权,对住宅一概免征土地使用税缺乏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条例》第七条缴纳确有困难的可定期减免。以上规定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有缴纳困难,是困难户、低保户?或是其他合理情形?二是根据困难时间、程度定期减免,不是永远减免,困难解决的当然要恢复征收。再有,可视困难的程度,有减有免,而不是只免不减。至于《办法》中的授权,其实质是对《条例》的细化和完善,但其解释不应超过上位法。所以《办法》意思应该结合《条例》确定,否则其效力值得商榷。另外,一概免除忽略了住宅用地合理的面积。对于过量占用土地的住宅也进行减免,这问题就更大了。 对于各省级税务机关对住宅土地使用税的一概免除,陕西省的规定比较合理、理由说明也较充分。按照陕西省税务局的规定,对未超过当地政府规定住房标准的用地,可暂免征收土地使用税。它的免征理由是比照房管部门经租居民用地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宿舍用地暂免征税。而房管部门经租居民用地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宿舍用地暂免征税免征的理由是租金偏低收费低微,无力缴纳。从这一点上说其免征理由基本符合《条例》缴纳有困难减免理由。更为可贵的是《规定》还体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设置了一个合理的免征面积,只有未超过当地政府规定住房标准的用地免征;超过标准的,就其超过部分照章征收土地使用税。二是对免征时间做了合理规定,即对未超过当地政府规定住房标准的用地暂时免征。这就意味着随着情况变化,住宅土地使用税还是要征的。只是经过近20年房地产业发展,各种情况都发生巨大变化后,陕西省住宅免征是否还存在?即使还按原规定,如果认真执行的话,其数据对未来房地产税设计也有其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这一点看,陕西省在全国房地产税探索的贡献,甚至不输于两个房产税试点重庆、上海的地位。三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也忽略了一个土地出让金问题。土地出让金制度实施之前的一些老房子根本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再加上住宅不交土地税。按照现有制度这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未来房地产税计税依据不仅是房产价值,房产面积也与之相关。本文不予认同理由是:一是如果按照房产面积确定征与不征的标准,又会陷入把房产税定义为财产税讨论,关于这一点态度上文已经说明了。二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土地成为房产价值中最核心的地位。这一点上已经予以说明。占用资源要付出代价,多占用资源更应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就为用税收杠杆调节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三是以土地为基准征税也降低了征税的难度,提高了征税的可操作性。按照此前上海房产税试点的计税方法,试点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那么,房产评估价格如何确定却存在一定难题。还有专家表示,评估的房价是计税的重要依据,如何真正反映房地产市场的真实情况,对政府来说将是挑战。在转让环节这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保有环节就不一样了。这一阶段征税一样需要一个相对公平、稳定的征税基础。由于征税规模庞大,相对于复杂且大量房地产价值评估,把房地产使用土地作为征税依据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无论是在转让环节,还是在持有环节征收房产税,我们征税目的,除了调节财富分配、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促进社会公平外,还有一个现实的目的――为地方财政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 三、房地产税与地方财政收入 著名傅蔚冈就指出:房地产税就是给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它的具体理由是:随着“营改增”逐步完成,营业税变成了增值税,地方政府失去了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体系非常紧迫。为了稳定地方政府的税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房地产税占地方税收比例较高。以美国为例:美国房产税也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传统税收。征房地产税要用于民众所在区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务支出。这真正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目的。 反观,我国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是土地出让金。由于它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我们把这种现象形象称之为“土地财政?2014年地方卖地收入占比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土地出让金70年土地租金不是一年一缴,而是一次性收入,要保证财政收入就要不断地卖地,而且要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就需要每年都要一定规模的“卖地”。这就造成土地财政不稳定的,也是不可持续。人们希望用税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为稳定健康地方财政找到出路。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目前缺乏可行性。在上海、重庆房地产改革试点中可以看出房产税收益很低无法替代土地出让金。怎么办?这也需要从下文对土地出让金重新定义中找到答案。 征房地产税要用于民众所在区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务支出。就公共服务支出而言,中国新兴的小区物业管理体制与之有着很大的相似。正是基于一定的相似性,物I管理费对未来房地产税设计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物业费按月计费,分期缴纳,是小区管理公共服务费用,也构成房产持有环节成本之一。物业费征收的标准是房产面积,这与上文设想的以土地为标准征收的房地产税不同。从公共服务的角度看,房产的多少也必然意味着享受服务的多少。无论你住还是不住,都必须设定公共服务,尤其学校,公园,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布局更不可能随时修改。所以,未来房产税设计中以房产面积为准收税,也具有一定合理性。由于其性质与物业费相似我们姑且称这一部分为物业税。到此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的构成似乎有了些眉目(如图1),综合流通环节房产税构成也较为清晰了(如表1)。 征房地产税要成为地方财政主体部分,体现公共服务功能。这形成一个矛盾:小区公共设施是由维修基金而不是财政负担,小区公共事务是由物业公司不是政府管理。既然业主支付物业费,买房时还交了一笔维修基金,那么相应相关税收就应该相应减少。有一个办法缓解以上矛盾,目前小区公共设施尤其道路日益老化需要维修甚至新建,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和维修基金使用,住房维修基金早晚也有用尽的一天。按照规定维修基金将近用完要按照原标准续缴,这在实践中很难做到。因为维修基金是购买房产时必须的费用,因此作为房价的一部分,业主接受起来不困难。可是如果再缴纳一比小巨款,按照现今国民素质接受起来就不容易了。如果维修基金用完,小区公共设施没钱维护,这必然影响到小区内部生活品质,并产生上文提出的公平问题。这时小区业主们缴纳房地产税就应该起作用,尤其在小区公共设施的维护、维修方面。我甚至认为房地产税征收以后,维修基金最好只用于维修房屋本身,而其他公共设施的维护应由政府税费承担,除非业主自己同意使用维修基金。这种维护方式还有一个契机,那就是中国城市要推广的“街区制”。不仅“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还要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如果封闭住宅小区逐步打开,那么不谈其他方面,就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费用就不应该都由物业费和维修基金承担了。 四、重新定义土地出让金 上文提到现有土地出让金不改变,那么现实中就会存在以下困惑。一是房地产现实增值与理论贬值的矛盾。二是房地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理论上合理而现实无法替代的矛盾。三是我们知道农村住房(还要包括小产权房子)占用土地法律上世世代代拥有的(除非征收)而且无偿使用,相反城镇房产占用土地却有一个固定期限,而且有偿使用,从社会公平角度上看也是有问题的。 要解Q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土地出让金这一弊端百出的制度上找一下突破口。由于房子是没有固定期限,在房地一体原则下,房子占用土地也不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期限。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无固定期限地转让其掌握的土地使用权和再转让权的价格(简称地价)。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呢? 一是新定义解决了中国房地产理论上贬值,现实中增值的矛盾。重新定义的土地出让金不再是有固定期限的租金,它一次性缴纳后就与房子融合而成房地产价格。由于土地没有固定期限,附着在房产上的土地就不会随着租期缩短而贬值了,这样中国房地产现实中升值,理论上贬值的悖论也就解除了。另外,一次性缴纳完土地出让金也就意味着土地转让权的转让。这也为我们征收转让环节房地产增值税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新定义让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同时征收成为可能。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两种功能重叠,同时征收理论上缺乏合理性。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定义为政府无固定期限地转让其掌握的土地使用权和再转让权的价格,那么,它的税收性质就消灭了,也就不存在房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功能重复了。这样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同时进行就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就解决了以上问题。这就扫清了起初由于房地产税征税如果太少而不能维持地方政府运转的障碍。 其实,实践和一些法律都证明以上定义的合理性、可行性。比如,现实中我们对买房子关心很多,但从来不关心土地使用期限。要知道按照理论上土地出让金期限确实是关系到房价。政府的征收同样不关心土地使用期限,不论是多老的房子也会以市场价格征收。政府和人们都不太关心这一个期限。说明什么?只是物权法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土地使用期限的问题。不过她还是给了我们一扇门: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是否再缴纳土地出让金,法律却未规定。是立法者忽略了吗?当然不是,只是在绝大部分住宅使用权期间届满时,我们还有很长时间考虑清楚:到期后住宅是不是还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如果我们对土地出让金重新定义,就意味着土地到期后政府放弃对土地出让金再次征缴,这就解决以上提到的难题,其中包括用房地产权税替代出让金问题。 好处是有,但有人质疑:怎么解决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呢? 土地是国有的,不能买卖。有人认为对土地出让金的重新定义,等于变相卖掉了国家土地。本文不予认同,因为体现国家所有的形式不仅只有出租一种,如一些国家国有资源都以某种税收来体现。更为特殊的是住宅是人们安身立命基础,基于“房地一体”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也是可以的。随着房地产的转让(包括买卖赠与继承),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整各方面社会利益。最后,还会因政府的征收土地重新掌握。 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同时征收。买房人是不是吃亏了,这样会造成他们双重的负担。不会的。首先重新定义的土地出让金是一次性缴纳,而且没有固定期限。那么就意味着房地产税征收后,现有住宅用地土地不仅没有了70年大限,还意味着70年到期后政府也不应该再让业主交一次土地出让金了。买房人用土地出让金换来了无固定期限使用权还有再转让的权利。这种权利获得房地产增值的收益,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笔真正财富。如果要人们选择他们一定会双手赞成的。另一方面政府以放弃再次征收土地出让金为代价换取了征收房地产税的权利。再有,政府只是放弃了对已经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征缴,而对其他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出让时仍可代表国家征缴土地出让金。 综上,我们设定一个住宅占用土地流转流程(如图2),让我们更清楚看明白: 政府把掌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招拍挂(市场价格)形式转让给开发商(A)。开发商把附着土地的房地产卖给(市场价格)业主(B)。之后包括业主的转让(市场价,赠与继承除外)(C),还有可能政府因公共利益征收(市场价)(D),政府重新掌握土地。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这循环中土地随着房产一起在市场上流转。在出让土地被政府再次征收之前,体现土地国有性质应以对房产税收形式存在。这就为我们在持有环节对住宅占用土地而征收房地产税奠定法理基础。 五、土地出让金、房产地税与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早已有之,小产权房问题严重却与城市房价蹿升密不可分。“因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的负担,房价便宜。于是小产权房在城镇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大量出现。尽管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小产权房”不得确权发证,不受法律保护。但是现实中小产权房的使用和转让几乎不受影响,只是在诸如抵押、拍卖是受到些限制。低价诱惑和低度风险促使人铤而走险,不顾政府的警告小产权销售仍旧如火如荼的进行。 小产权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其中也为未来房地产税征收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小产权问题必须解决。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认为,未来对小产权房的主要处理,无非就是转正和拆除两种措施。 拆除?按照目前社会现实,除非极特殊情况才可以拆除。大部分情况只有转正一个选项了。如何转正呢?其他程序性的追认还好办,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土地出让金怎么办?大产权和小产权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有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从现实角度看补交土地出让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土地出让金按照什么标准征缴,还涉及到对农民土地征收问题,更涉及到业主付出成本的态度问题等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土地出让金重新定义的思路。既然国家掌握的土地转让须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那么既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们盖好房子把附着的土地按“市场”价格转让不交土地出让金也是合理的。这里有一点是相同就是土地的转让包括转让权的转让,并且没有固定期限。如果这样做政府也没有吃亏,因政府在没有向农民付出征地补偿的情况下把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还获得了对该房产征收房产税的权利。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今后,政府应加大对新建小产权房监管力度,在萌芽阶段就消灭小产权房才是正途。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探索 【摘 要】通过对农村住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引入有责任感房地产企业找到有效的参与模式,逐步完善新农村住宅建设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给开发商创造新的利润空间,为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房地产;参与;新农村;住宅;模式 新农村住宅建设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住宅发展现状 我国共有320.7万个自然村,63.4万个行政村,2.2万个集镇,近2万个建制镇,总建设用地接近17万平方公里,有10亿人口在这里居住、生活、工作,可见农村房地产需求潜力的巨大。自1980年起,农村新建住宅总面积一般在6亿平方米以上。人均住房面积为28.6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9.68平方米,比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的26.1平方米多3.58平方米。虽然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较高,造价高,但住房质量不高:钢筋混凝土结构所占比例仅为37.63%,砖木结构比重为47.57%,还有14.80% 的房屋为非砖木、非钢筋混凝土结构[4]。布局不合理,没有配套的厨卫设施,居住条件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土地浪费严重,缺乏统一规划与布置。住房建设模式落后,建筑形式单一,丧失乡土特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底,缺乏节能理念和措施。资金来源单一。 二、房地产企业参与农村住宅建设的必然性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相关政策使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获得了可能。农村住宅建设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打开新的市场,农村住宅产业化进程中有效引入房地产企业进行住宅建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房地产企业可以利用在城市房地产开发经验,进行农村住宅项目合理规划,提供资金,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加速农村住宅建设速度,提高住宅质量,形成配套完善的住宅社区,有利于农民转变观念和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创造整体和谐的城乡发展格局的提高。 三、房地产企业参与的制约因素 1.土地流转的局限性 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区别于城市土地制度,农村房地产项目在市场流通受到限制,房地产企业追求的高额投资回报较难实现。 2.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农村住宅产业化水平低 涵盖农村住宅建设全过程的法律法规体系没有建立,使得住宅建设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无法可依。农村住宅基本处于无设计,自建为主,采用高耗能的建筑材料,缺少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机械化施工、通用化配套、可再生能源利用成套技术和节能省地型住宅配套技术的研究。农村住宅金融体制滞后性,农村住房建设资金筹集难。这些问题导致农村住宅产业化水平较低,制约农村住宅建设。 3.农村居民思想落后和经济生活水平不高 农民的思想观念未能得到转变,导致农村住宅规划与设计系统性较差,整个农村住宅建筑市场很难有长足的发展。与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农村年居民收入偏低,农民在满足衣食温饱之后没有更多的钱用在房地产的消费上,对农村房地产失去购买力,导致农村房地产发展的缓慢和农村房地产建设的质量偏低。 4.房地产企业参与态度谨慎 大多房地产企业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任务,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不能像在城市中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投资回收期长,两者很难把利益统一。因此很多业内人士不熟悉新农村住宅相关政策,房地产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四、房地产企业参与途径 房地产企业通过集体―开发商合作途径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利用宅基地作价入股的模式,在保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形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农民的居住水平。在成都鹤林村采用重点突破性新农村建设方式,以村社集体经济组织为市场主体,与房地产公司及建筑商合作,实施“三个集中”,壮大“新集体经济”,创新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模式,成为城市周边农村(城郊)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农民只要用不到5%的土地与土地开发商合作,即可得到整个自然村全部村民的小区楼房安置,房地产商也获得了满意的投资效益。 开发商接受村委会或众多农民的委托,定向进行农村住宅开发途。根据农民的要求,为其建设房屋,房子建好后卖给农民的行为。这种模式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量身打造。开发企业按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对开发企业而言,这一途径虽然盈利不太大,但基本没有风险,而对农民而言,专业化的施工与管理可以降低成本。 五、房地产企业参与模式创新 1.创新理念 房地产企业为新农村住宅建设提供项目策划咨询服务,开发管理服务和物业管理服务,提高新农村住宅开发服务水平。通过农业与其他产业立体化建设拉动农村房地产需求,提高房地产企业参与积极性,塑造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形象。随着我国农村房地产的发展,房地产企业通过与政府合作,借鉴城市住宅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培育品牌农村房地产企业,进行连锁开发,形成规模优势,实现集约化发展,进行企业产品品牌的打造,促进农村房地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第三产业的服务水平,也使房地产企业综合效益得到提高,实现双赢。 2.创新模式 (1)农业综合体开发模式 房地产企业利用自身开发优势参与农村商业项目的开发形成现代农业综合体,完善农村社区各项配套设施。通过以农村为基地,生产优质农产品,优先向房地产企业物业服务的业主直供,并逐渐辐射至社会消费市场。打造涵盖农业观光旅游、乡村休闲度假的创新型、高技术引领的农业综合体,统一标准、品牌、生产技术,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发展成集农业、科技、贸易、会展、休闲和文化为一体的农业综合体。 (2)连锁开发模式 对于专业住宅房地产企业而言,可以发挥其住宅房地产开发的优势进行农村住宅连锁开发,改善农村住宅条件,形成完整的配套。像奥林匹克花园,有保利花园,阳光100等房地产项目利用其品牌效应,在全国村庄进行农村住宅项目开发,使得农村住宅开发规模化,集约化,房地产企业实现预期的综合效益。 总结:在新农村住宅建设过程中应树立农民主人翁意识,树立自力更生为主,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帮扶为辅的运行机制,把住宅建设改造与新农村建设的其他环节有机结合,实现统筹协调、互相促进。房地产企业利用自身开发优势,加强与政府合作,实现以农为特色,形成城乡一体相互促进新农村住宅开发可操作模式,实现农村住宅专业化规模化开发。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关于房地产住宅中空间与节能设计的探讨 摘要:住宅是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空间,其空间设计对于住宅功能的发挥以及人们的生活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建筑作为一个耗能大户,节能设计对于建筑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针对房地产住宅在空间设计和节能设计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房地产;住宅;空间设计;节能设计 房地产住宅是提供给人们生活休息的空间,所以在空间设计及节能设计等方面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其功能等都需要围绕人们的需要和舒适度来进行设计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的重要性已经越发的不言而已,随之而来的住宅的生态性和绿色性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做好住宅的空间设计和节能设计也成为房地产行业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房地产住宅中空间设计与节能设计进行探讨和研究。 房地产住宅的空间设计 住宅空间结构的特征 我国房地产住宅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职工的住宅以及新村,此阶段的住宅主要是采用邻里单位的基本观念,相应的配套设施比如小学和商店也列入规划之中,并将之前的棚户区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改造,变成阳光明媚、空间优美的住宅;第二个阶段,住宅和街区相结合,这主要是受到了前苏联规划模式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个阶段,住宅区、行政区与街区结合。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于是具备功能齐全的住宅区、行政区、街区相结合的住宅形式出现,并逐渐的发展成了当前主要的空间结构。 2、房地产住宅空间设计 1)客厅与起居室的设计。在住宅空间的设计中,随着人们居住模式的改变,出现新的“大厅小卧”的布局,并经过多年发展已被人们接受。这种空间布局不仅注重居住者的需求以及行为的规律,还能满足成员娱乐以及聚会等活动的需要。通常起居室作为家庭成员使用的公共空间,能满足成员日常的活动需要,客厅主要用来接待客人的场所,具有一定的功能针对性,单独成员的客人造访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成员的生活,进而会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根据目前我国家庭的普遍现状,理想中的两室两厅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比较实际的设计是将客厅和阳台、餐厅等空间相结合,可以做大餐厅的空间,并通过增加家具来满足会客的需求也提高用餐的舒适度; 2)卧室的空间设计。卧室由于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主要来提供成员的休息空间,所以私密性比较强,对其空间环境的要求也要尽可能的温馨和舒适,所以在空间的设计方面不能够太过狭小,主卧一般要12-16平方米比较合适,次卧为10-14平方米,并在主卧内设置卫生间和更衣室,提供完善的功能; 3)卫生间设计。卫生间作为住宅核心部分,通常可分为公共卫生间和主卧卫生间。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卫生间也成为了追求健康和舒适的一个场所,要让使用者能够感受到舒适、安全、方便,可在满足人们基本的卫生行为的基础上适当将化妆、洗涤等功能也放入其中。通过对空间进行适当分离,分离为两个或以上的空间,保证各个功能都能独自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同时,面对我国提出的节能减排的政策,在卫生间最好是选择淋浴,不仅卫生、方便,而且节约用水、面积小、布置相对较为灵活。通常家庭公用的卫生间面积4-6平方米适宜,主卧卫生间3-4平方米适宜。 4)厨房设计。厨房是住宅中一个重要的场所,尽管占地面积不大,但功能重要、使用频率很高。厨房主要由冰箱、操作台、洗池等为主,还适当的辅以低柜、吊柜等用于储存的空间,对于厨房的设计应采用变压的风道,这样便于气和油烟的排放,同时也要具备足够的电源插孔来满足厨房日益增多的电器需要。厨房的照明应采用全部照明和局部照明结合的设计理念。厨房的面积一般为6-8平方米较为适宜。 二、房地产住宅的节能设计 1、房地产住宅节能设计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的发展,数据统计表明,建筑行业的能耗约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32%,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45%。目前来讲,我国基本上都是高能耗建筑,并且每年新增的建筑其95%都是高能耗建筑,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建筑能耗也造成了严重的负担,所以,建筑行业的节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推行节能措施迫在眉睫。 2、房地产住宅的节能设计 住宅节能是指住宅在设计、规划、建筑以及使用的过程中,通过采用节能的材料以及技术,来加强能耗的管理,在保证住宅正常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来降低其能源消耗。住宅节能设计是一个全面的过程,主要通过下述几个方面进行: (1)住宅外部环境节能设计。住宅外部环境的节能设计主要可采用合理选址和合理群体的规划布局。合理选址就是住宅的选址需要严格的根据当地的环境、气候、水质以及地形等因素综合考虑,比如年平均温度、平均湿度、风压以及太阳辐射强度等,利用这些条件来为住宅节能创造有利因素,但又不能破坏整体的环境平衡。合理的规划以及结构设计能够有效适应住宅周围的环境,从而有利于建筑节能。比如日照以及住宅朝向的选择,应该是以冬季能够获得充足的日照、夏季能够利用自然的通风并降低太阳的辐射为原则的;比如合理的控制建筑体形系数,体形系数就是建筑与室外环境接触的外比表面积和其溶剂的比值,所以单位建筑其外表面积大、体形系数也大,则其能耗就高。所以,在节能的设计时,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建筑外面形状太多凹凸不平,尽量平整。 (2)住宅建筑单体节能设计。住宅建筑的单体节能设计,主要是对各个部分的节能构造进行设计以及建筑物内部的空间进行合理设计和分隔,并选用一些新型的节能材料以及节能技术,更好的利用建筑物周围的环境,达到满足建筑性能又良好节能的目的。住宅的单体节能设计,主要有:1)房屋的隔热保温和遮阳。夏季,由于太阳光线较强,所以建筑物内温度受到外面环境温度的影响会提高2-4摄氏度,但在冬季,又会因外部温度而使里面温度降低。所以在屋面的设计时可选择倒置式的设计,同时也可采用蓄水和种植绿色植物,这样不仅能够有效的起到良好的隔热效果,还可以增加城市的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的环境,也能结合建筑物构造呈现有个性的建筑形象。2)楼板层的节能设计。主要是利用楼板层的中空空间通过将循环水管等布置在其内部,就能在夏季利用冷水来降低住宅内部的温度而冬天利用热水来提高温度进行取暖。3)住宅门窗的节能设计。数据表明,我们高能耗建筑中约有40%的能耗是通过建筑的门窗产生的,所以在门窗的设计时不仅要控制窗和墙的整体比例,也要通过增强门窗的热工性能来降低能耗流失,比如采用多层中空的或辐射低的玻璃等和加强门窗间的气密性,同时还可增加建筑物外墙的这样设计,从而有效的防止夏季强烈的太阳辐射而导致室内的能耗增加。4)选用节能材料。在建筑物材料的选择上面,应该要遵循经济、节能、健康的原则,选用新的高校材料,比如新型防水材料和保温材料的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水效果和隔热保温效果,有利于建筑物的节能。5)合理的空间设计。所谓合理的空间设计就是要能够充分的保障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的条件下,进行合理的分隔和设计,从而改善住宅室内的通风、采光以及保温的条件,进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住宅房地产价格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 要】商品住宅作为房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密切。鉴于此,本论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青岛住宅房地产市场为实例,采用线性回归和指数平滑的方法,对青岛市商品住宅的供需状况与价格走势进行了分析预测。总结出房价上涨的几点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青岛市的商品住宅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关键词:商品住宅;价格;供求机制 1 绪论 近年来,我国商品住宅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各主要大城市房价过高、涨幅过快,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的不确定因素,稳定住宅房地产价格尤其是住宅房地产价格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房地产业尽管发展历史较短,但进入转轨时期以来,其价格变动与主要影响因素变动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这种背景下,选择房地产价格变动理论作为研究课题,既具有较大难度,又非常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在阐述了商品住宅房地价格理论,形成机制及变化规律后,以青岛为实例,对青岛市房地产供需状况和价格走势进行分析,对青岛市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2 商品住宅价格相关理论 商品住宅是指由具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经政府批准后建造的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住宅,消费者在购买后即可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与国土使用证。从城市住宅供应体系来看,城市住宅主要分为商品住房和保障房两类。 商品住宅价格指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商品住宅的交易价格。其价值既包含所占用的土地价值,也包括地上建筑物的价值。由于商品住宅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性,商品住宅价格也有其独特的价格特征:明显的区域性、需求缺乏弹性、周期波动性以及易受政策影响。 3 商品住宅价格形成机制 3.1商品住宅价格形成机制的概念 商品住宅价格形成机制是商品住宅价格机制的核心内容,指在一定时点上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任何商品要形成价格,都要满足相对稀缺性、有效需求和效用性三个条件。商品住宅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形成也满足这三个条件。此外,商品住宅的成本、权益和区位构成了商品住宅的定价基础,是商品住宅价格形成的最基本要素。 3.2市场供求机制 成本、权益、区位构成了商品住宅的定价基础,而商品住宅价格的高低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供需平衡决定价格水平,目前的商品住宅的影响因素基本上都是调节供需的。从短期来看,由于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商品住宅的供应可以视作是固定不变,所以住宅价格随着需求量的变化而变化。当购房者的需求增加时,由于供给不变,价格上升。当市场需求减少时,价格下跌。 3.3生产价格机制 生产价格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后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由社会成本加平均利润构成。在已知生产成本、成本利润率、税率的情况下,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l-税率)。也可采用加工费用盈利率的方法把税收和利润放在一起考虑。 4 住宅房地产价格变化规律 4.1长期增长性 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都刺激了商品住宅刚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的增加,使得商品住宅的价格将长期处于上涨状态。然而土地成本、建筑成本的不断提高,土地供应更加严格,商品住宅供给的有限性,这些都导致商品住宅价格长期上涨。 4.2抗通货膨胀性 自2005年起人民币巨大的升值压力促使我国要采取措施控制贸易顺差的加大,造成国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超过商品总价格,所有商品呈现出综合性的价格上涨趋势。为了财富的保值增值,很多人会选择投资商品住宅等价值稳定的投资品。以土地为承载物的商品住宅,其价格也就具有了抗通货膨胀性。 4.3周期波动性 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化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政府鼓励商品住宅市场发展,开发商增加投资,促进商品住宅市场发展,同时,由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高,居民收入稳定增加,购买力较强,商品住宅市场呈现出供销两旺的局面,商品住宅价格会处在上涨期。当政府制定政策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快发展时,商品住宅价格处于下降期。 5青岛市商品住宅价格现状及变化研究 5.1青岛市住宅房地产市场现状 青岛是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自2002年来,青岛的经济飞速增长,青岛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当前,青岛市住宅房地产业正处于平稳期,城镇化水平正处于加速时期,故未来对住宅的需求是强劲的。 2002年-2011年的住宅房地产竣工面积总体上呈波浪形上升趋势,商品房供给量增多,从而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竞争。2011年青岛市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025382万元,同比增长15.9%,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7827193万元,同比增长29.9%,占固定资产投资22.35%。 虽然历年来住宅价格都在增长,但其增长率变化很没有规律,为了找出未来房价的增长趋势,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现对房价增长率取对数,我们就能看出,未来房价的增长趋势将变缓,但仍然保持着不小的增长。其预测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青岛市历年来房价增长走势图 5.2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由于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的因素很多,不确定性很大,想要准确预测住宅房地产市场是相当困难的,只能通过分析影响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因素大致把握市场的走势。因此,对于商品房的需求预测,本文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预测。 自2002年以来,青岛市住宅房地产实际销售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05年,增长率较上年为45.41%,2011年下降为-24.23%,由于国家对房价出台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包括限购的强烈要求、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以及加大的保障房建设,购房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持观望态度,加上青岛市自2002年以来,房价飞速上涨,已经部分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未来几年,青岛市住宅房地产销售面积绝对量还会增长,但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根据一元回归预测,运用回归方程y=86.467x+249.93(x=1、2、3、4、5、6、7、8、9、10、11、12;r = 0.825 =0.576 )可以预测得出2012年青岛市住宅房地产销售面积为1201.067万m2,2013年为1287.534万m2。通过回归分析,运用计算机得出的回归方程y =27.558x +416.93(x=1、2、3、4、5、6、7、8、9、10、11、12;r = 0.769 =0.576 )可以预测2012年青岛市住宅房地产竣工面积为720万m2,2013年为748万m2。 价格反映着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影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的盈利和亏损。因此,对住宅房地产市场进行研究不能忽视市场价格的变化,本文采用指数平滑法对住宅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定量地预测,2012年住宅均价为6978.70元/平方米。5.3结果分析及建议 本章通过对青岛市住宅房地产价格现状及变化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总结得出了青岛市2002年至2011年住宅价格不断上涨的几点原因。首先,需求增加是支撑住宅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其次,目前对住宅价格上涨的的调控政策的力度有限。最后,从供求方面看,青岛市未来住宅价格仍将走高。 针对此种情形,对青岛市住宅房地产价格发展提出如下建议:(1)优化土地供给制度。首先,土地开发的规模既要依靠市场需求的拉动,同时也要依靠政策约束引导。其次,完善土地储备制度,促进土地流通市场的发展。最后,要以持续、健康发展为理念,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的监管。(2)完善房地产统计和信息披露制度。首先,根据青岛市目前商品住宅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应把重点放在正确引导居民理性消费、支持普通住宅建设等方面。其次,完善信息制度,科学确定房地产信息的时间和方式,正确引导投资和消费,促进市场供求平衡,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3)拓宽多种投资渠道。政府应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引导,增强投资者风险意识。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货币发行量与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对收集的数据的计量分析,找到货币发行量与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的计量方法有ADF平稳检验、AEG协整检验、ECM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的结论是:货币发行量的确是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格兰杰因,即货币发行量包含了可以预测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有效信息。更进一步,结合实际,得出:货币发行量是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逻辑因。 【关键词】货币发行量 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 误差修正模型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中国的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是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从1979年开始的。从1979年至2012年期间,住宅房地产历经了土地使用权转让阶段、房地产泡沫阶段、亚洲金融危机阶段、福利分房终止货币分房开始阶段、我国正式进入WTO阶段、炒房阶段等等。可以说,一个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在这期间,中国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的建立了起来,并且逐步完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一开始建立,政府就对该市场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控制,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国六条、国八条、国十一条等等。由于政府的控制以及政治、体制等外部情况的变化,使得分析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成因变得极其困难,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对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比如金融风暴、正式进入WTO、国家房地产政策等等。在此,本文去除所有影响价格的因素,直接从货币发行量对商品住宅房地产价格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希望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得出逻辑因果关系,以指导实际和相关政策制定。 二、相关研究 以往文献对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研究很少,跟房地产价格相关的研究有: 《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研究如何运用房地产价格预测通货膨胀。 《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_产出的关系》:研究房地产价格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产出。 《中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_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研究房地产价格与CPI的关系。 《商品住宅销售量与CPI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研究房地产住宅销售量与CPI的关系。 这些文献中,《中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_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跟本文的主题是比较相似的。但文章是讨论了CPI跟房地产价格的关系。CPI是基于一揽子日常商品的年度涨幅,可以间接体现货币发行量。但我国的CPI指数中并没有包括商品房价格,所以完全可能出现商品房价格上涨而日常商品价格不上涨或者反之的情况。所以本文直接选取了货币发行量这个更直观的指标来衡量和研究分析。 (三)协整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从逻辑上,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上升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注入该市场金额占整体货币发行量的占比增高,二是整体货币发行量的增加。由于已经证明了整体货币发行量是住宅价格的格兰杰因,所以可以从逻辑上认定: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是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而且,通过回归函数和ECM模型,可知:长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增加1%,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增加0.46%;短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增加1%,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增加0.923%。 建议:控制房价过快增长是政府的责任之一,但之前都只是从行政政策角度强行压制价格,导致的结果是效果不理想。建议政府之后从货币发行量这个经济角度来解决该问题,控制货币发行量,控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住宅民生消费属性与房地产政策和制度 【摘要】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关系到百姓民生和房地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持久、健康发展的问题。应该使得房地产政策和制度保持长期稳定和协调,具有长期可预期的政策效果。要基于中国国情、立足住宅民生消费的属性,来设计具有长期战略性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和制度。 【关键词】住宅民生属性;房地产调控政策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商品化、土地招标拍卖,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地价、房价快速上涨,在一些城市,商品房的房价超出普通百姓的购买力。过度投资投机推动地价高企,导致商品房价格过快上涨。经济学的观点是:只有当“完全竞争”的平衡和抑制的作用存在时,才能是所谓的完全自由,“完全竞争”会自发地抑制投机。中国人多地少,中国房地产市场必然是供应弹性不足的市场,远远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显然是导致投机产生的重要因素。从近十多年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来看,有许多人将房地产市场看作是一个投资市场。但是住房本身属性应该是满足人们居住这一基本需求的消费品,而且是涉及广大百姓的民生必需品。 购买住房应该是为了满足和改善居住状况为目的,是一种消费行为。如果买房是为了赚取差价获利,这就是投机行为。如果人们置地买房就好像在参加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一个人都认为房价还会涨,每一个人都认为“花”会传出去,谁也不知道“鼓声”什么时候会停止,参加“击鼓传花”游戏的每一个人都是抱着投机的心理,每个人都是怀着赌的心态,不是为了得到“花”,而是要能够“传”下去,在这场游戏中取胜。如果市场上许多人置地买房,其目的是为了所谓的“投资”,为了“传下去”,为了赌一把,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将导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危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前车之鉴。 在过去十多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种种投机投资表现是地价越拍高、房价越涨越高,投资买房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地价、房价的上涨,他们对住房的购买力越来越低,使他们无法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开发商抱着投机的心态拍得高价土地,面对已经居高不下的成本,只能开发适合高收入阶层的住房,高收入阶层如今买房已不再是解决居住问题,而是为了“投资”,他们可能已经买卖过好几套房。投机、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住宅房地产的价格,住宅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偏离了民生消费品的属性。 近几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采取限购等严厉的“刹车”特点的调控手段,采取行政手段抑制房地产投资。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阻遏了地价、房价的上涨。但是,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也抑制了住宅改善性的消费需求,在当前中国经济走势放缓的严峻形势下,以住宅为主体的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龙头行业,它影响到国民经济上下游诸多产业,对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房地产调控政策应立足于促进住宅消费、抑制住宅投资的轨道上来,推动首次购房和改善性购房,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促进存量住宅的二手交易,既活跃房地产市场又不至于导致房地产投资投机泡沫产生。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如何制定房地产、尤其是对于住宅的政策和制度: 一、加强保障性住房比例,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 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是关于社会安定、百姓民生的重要方面,必须要加以重视和有效地解决,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力,控制单套面积,建设尽可能多的套数,努力扩大保障低收入阶层群体数量,保证分配公正透明和社会监督,对保障房的购买租赁、使用和流转建立配套的法规。可以借鉴新加坡“公共组屋”的管理模式,新加坡对于“公共组屋”的购买资格有严格的规定,仅限于屋主使用,不得出租和空置,对于“公共组屋”的转让市场也有明确的规定,“公共组屋”的二手市场购买人的资格也必须符合“公共组屋”购买条件。我国保障性住房市场应该仅限于保障对象(低收入阶层),保障房除了购买方式之外,还应补充廉租以解决收入最底层的居民、以及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的居住问题。切忌保障房流入商品房市场,这样可以使得保障房规模逐步扩大,使得社会受保障的低收入比例逐步提高,也不至于使得政府财力过度负担,各地城市逐步建立稳定的、逐年扩大的保障房体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扩大低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保障比例,形成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良性发展的轨道。要汲取九十年代曾经搞过一阵子的“经济适用住房”的经验教训,“经济适用住房”之所以没有延续,其主要原因是“经济适用住房”没有完善的配套法规和政策,许多“经济适用房”被有钱人购买,“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出现宝马等高档轿车,“经济适用房”流入商品房二手市场,“经济适用房”没有起到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的政策初衷。新加坡的经验说明:在人多地少的城市国家,由于采取了科学、合理、可行的住房政策,在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公共住宅房价一直保持在百姓的承受能力范围,区隔公共住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满足了各阶层人民的住房需求。 二、对不同的住房需求采取区别化调控政策 从消费需求特点,住房市场可以区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奢华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针对不同需求进行调控,以使得有限的房地产资源用于满足百姓合理的住宅需求,同时,促进合理的住宅需求,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刚性需求主要是年轻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对于这部分刚性需求应该实行贷款、税收等方面扶持政策。应在房型面积方面不宜过大,应控制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控制住宅总价。改善性需求主要满足中产阶层的合理改善住宅消费的需求。应该鼓励和满足改善性住宅需求。鼓励改善性需求的住宅政策对于促进住宅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合理化,对于满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中产阶层的日益扩大以及他们的合理住宅改善需求对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奢华性需求主要是对于别墅、高档豪华公寓等少数占用土地多的住宅类型,对于此类住宅不符合中国土地资源紧张的国情,应该加以限制发展。投资性需求与改善性需求容易被人混淆,其关键区别在于“度”,应该限制购买二套以上,比较合适的限制措施是采取累进的税收政策,买的越多,税负越高,使得购房者感觉到税负大于住宅的投资收益,购房者也就不会继续购买。正在酝酿的房地产税,也应考虑对于拥有多套住宅如何设计累进税制,使得房地产税真正起到调控房地产投资需求的作用,而不影响到绝大多数百姓的合理住宅消费。 三、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和持续 近十多年中国房地产政策变化起伏较大,从推进住房商品化到金融危机期间,一直是采取大力鼓励、促进房地产的政策。到2010年开始觉察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提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政策开始转向,逐步开始采取限购、限贷的政策。在这种180度的、比较简单化、一刀切政策转向措施对于国民经济、房地产业和百姓预期产生不稳定的、负面的影响,但也是受制于“急刹车”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龙头行业,带动钢铁、有色金属原材料、建材、家电家具等众多产业。房地产业的宽幅波动,必然对相关产业带来很大冲击。从百姓的角度,房地产价格和购买政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百姓的购房和投资的预期产生很大的影响,要么是过度投资,要么是抑制购买,一些百姓被波动的房产市场搞得晕头转向。 房地产政策和制度的稳定和持续是房地产市场持久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稳定、持续的房地产政策和制度的立足点应该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百姓民生需求、以及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出发来稳定协调房地产市场发展。因此、需要从房地产税、保障房制度、对各类型住宅的区别化开发管理政策以及各类住宅的贷款政策上综合协调,目标是促进和满足各阶层民生合理住宅需求、阻止过度投资,尽快从当前临时性的政策措施转变到长期稳定协调的房地产政策和制度。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房地产开发决策阶段的小区住宅层数与工程造价分析 摘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后,在不影响小区品质和容积率限制及环境的条件下,必须最大限度的规划出可销售住宅的面积,以满足其对利润最大化的需求。本文通过对我国民用住宅层数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建安造价做出探讨,结合别墅、多层、高层四种类型的建安造价和特点,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了能指导实际操作的小区规划决策思想。 [关键词] 住宅;层数;多层;工程造价;方案决策 一、低层住宅的特点与工程造价分析 低层住宅在民用住宅层数划分标准是指1~3层住宅。低层住宅多建于小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它既有普通住宅,又有高级别墅。低层住宅由于其高度低,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儿童和身体障碍者使用;生活空间开放性强,有利于邻里之间的交往。其缺点是居住密度低,土地利用不经济。因此其容积率较低,综合开发面积较少。 因此,开发商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一般较少开发低层住宅,不过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开发商如果定位为高档别墅住宅的话,其开发住宅一般多为低层住宅。但其售价相对于多层和高层住宅要高很多。一般低层住宅的容积率与居住密度较低,多用于城市郊区和一些城市改造中对环境品质要求较高的区段。住宅商品化的初期,我国曾出现过建设别墅区的热潮,由于其过低的容积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有限土地资源的浪费。 二、多层住宅特点与工程造价分析 在民用建筑中,多层住宅具有建筑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少,可减少工程量,使用费用低,开发建设的综合费用相对低于其他形式的住宅降低单位造价,经济效果好。被大部分城市广泛采用。缺点是生活空间开放性差,不利于邻里之间交往;楼层相对较高,又不设电梯,给上下楼带来不便。将来发展趋势是多层住宅也设电梯。 根据经验,6层以内的住宅层数越多,造价越低,这是因为多层建筑在一定范围内层数增加,则房间内部和外部的设施费、供水供气管道、电力照明等费用随层数增加而降低,所以多层住宅以采用5~6层为好。 下表是多层建筑的单方造价和层数的关系表,根据表2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多层住宅具有降低单位建安造价和经济效果较好的特点。因此开发商在开发方案的设计和评价中,应多考虑多层住宅的开发面积。 表2 多层与低层住宅层数与造价的关系表 目前我国多层住宅由于公摊面积少、后期物业管理费用低,深受很多购房者的喜爱。消费者也普遍认为多层住宅的供应量会逐年减少,这种预期也使多层住宅成为相对珍稀的住宅产品,所以目前卖得相当俏。在寸土寸金的地段,多层住宅虽然建筑成本较低,但分摊的土地成本要高,其占用的总成本并不会低于同地段的高层,所以多层住宅贵过小高层住宅将成为中心城区楼市的一种趋势。而在城市外围地段,因为土地成本较低,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则不会拉得太大。 三、高层住宅特点与工程造价分析 高层住宅是为了谋求土地的高度有效利用,提高容积率的手段而出现的建筑形态。据国外的一些资料测算,建筑层数由五层增加到九层可使居住面积密度提高35%。有利于节约了用地,也就大大降低了室外工程造价和改造用地的费用,从总的消耗来看,高层不一定比多层(或低层)费用高。据资料显示,就市政设施费用来说,高层就比低层节约。但作为高层建筑其相对于低、多层住宅的主要缺点体现在:单位造价高,平面使用系数低,施工周期长,能耗多,出房率低,分摊面积大,人口密度大,防火设施不完善,目前国内消防车最高达十四层,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较差。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因此在住宅建设中就应该尽量考虑节约土地,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增加建筑面积密度来解决居民住房紧张的问题,从而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住宅层数是影响小区建筑面积密度的重要因素,住宅层数越高,则密度越大,容积率越大,对开发商来说赚取的利润越高。 1、由表1可知,7~9层属于中高层类,此类住宅不设电梯使用不便,设了电梯又不能充分发挥电梯的效率,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建议,小区内不宜采用这种层数的住宅。因此,笔者认为开发商应尽量少开发此类住宅,应放弃此类设计。 2、在民用建筑中,多层建筑提高层数虽然可以降低工程造价,而高层建筑在我们规划设计中又不得不开发,因为考虑到小区容积率和节约城市用地和开发商利润的问题,高层建筑在小区开发中的设计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特别在中心城区等人口高密度区和商业区,应该尽量考虑节约土地,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增加建筑面积密度来解决居民住房紧张的问题。 房地产开发希望通过破坏环境和城市规划的限制来取得高额利润,因为他们认为兴建高层建筑建筑面积增大,利润就会越多。无可否认,增加层数可以节约土地,住宅层数是影响小区建筑面积密度的重要因素,住宅层数越高,则密度越大,容积率越大,但带来的环境却是环境的破坏和市政规划容积率的限制。 事实上,随着层数的增加,住宅之间的日照间距也相应增加,而且高层住宅一次性投资高,建设周期长,一般情况下高层比多层平均每户建筑投资要高70%~80%,对于投资商收回投资的风险加大,因为其建设周期长40%~50%,节约土地的效果也逐步下降。 表3 层数与投资利润的关系 我们通过统计资料表3,可以分析得到结论:层数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例如在20层时,投资利润时相对于其他层数是最大的,所以开发商应结合市场需求、项目实际来决定建筑层数,不能一味增加建筑层数。此外高层住宅要设置电梯和加压水泵而且消防和人防要求都会相应的提高,导致总造价也会相应上升。 结语 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和决策过程,是一个随时间推移,在市场因素不断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开发的过程。其投资具有周期长、金额大、变现能力差、投资回收慢、收益高、易受政策影响等特点,这些决定了其投资决策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客观深入地对商品住宅小区开发项目进行分析研究和科学决策,合理调节小区各功能与成本的关系,才能成功地避开风险,获得成功。
农业学术论文:特色农产品农业建设论文 一.工作建议 1突出龙头建设 咱家集团5000万只肉鸡、维尔鸭业5000万只肉鸭、雏鹰集团400万头生猪、龙兴公司130万头生猪、洮北亚亨公司100万只肉羊和白城工业园区中绿粗杂粮等一批大型精深加工项目的续建进度。同时,下大力气研究解决镇赉飞鹤、白城龙丹、盛吉生物等企业的满负荷生产问题,使其早日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域外客商来白城投资,重点在玉米、绿豆、花生、肉羊等产业上再启动一批大型精深加工项目,尽快把特色原料大基地建设成特色农产品加工大产业。积极挖掘现有企业潜力,推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2完善联结机制 促进紧密合作组织各地采取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典型辐射等措施,鼓励农民不断扩大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推进原料生产基地向“一乡一品”和“数乡一品”的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力引导龙头企业把生产经营重心由加工、销售领域向原料供给领域前移,采取签订订单、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合作模式,加快培育建设一批与企业加工需求相适应的原料生产基地。 3实施品牌战略 提高市场竞争力积极引导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树立“品牌经济”意识,鼓励和扶持具有过硬产品质量和较强经济实力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和申报工作。借助域外招商引入的“飞鹤”、“龙丹”、“雨润”、“金龙鱼”等中国驰名商标,加快开发彰显白城特色农产品品质特征的乳产品、油产品、米产品、禽产品等知名品牌,精心培育展示白城地域优势的优质大米系列、高档白酒系列等知名品牌。 二.为加快发展白城市绿色农业 建设吉林西部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基地,特提出建议如下:一是建议加大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强化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针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原料收购时间集中、存储周期长、需求量大的行业特点,制定特殊的信贷支持政策,尽最大努力满足加工企业贷款需求。在税收政策上,建议国家对白城这样地方财力非常薄弱、无力对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放水养鱼、给予和落实扶持政策的地方,再给予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二是建议加大对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对白城市册外地和新开发的耕地给予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借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另外,建议国家给予白城地区各项补贴配套核查管理资金,以维护农村社会安全稳定。三是建议加大对农田改造和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全市土壤耕层沙化、碱化、干旱的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力量不足,农业科技贡献率低下,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对白城耕地面积大、单产水平低、后备土地资源多等实际情况,对白城这样的粮食增产主体区加大基本农田改造和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白城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推广应用技术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增强国家粮食食品安全。 作者:赵英杰单位:洮南市向阳乡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学术论文:农业信息传播学论文 1农业信息传播的意义 农民在接受信息之后对其进行筛选,接受,实施,从而将原先固有的传统生产方式更换成科学的现代技术,使之提高经济收入。农业信息传播的途径多样化,大到国家、科研单位,小到农村合作社、服务站甚至农村信息员、农民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 2沟通的作用和环节沟通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把沟通当作一种取得信息的有效方式,通过沟通可以使人视野开阔、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思维方式多样化。农业推广的开展即为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民沟通的过程,推广工作的效果取决于农业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农业推广工作中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和农民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在沟通中以农民为中心,从农民的心理着手,和农民交流朴实热情,用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关心农民的生产情况、采用技术情况、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农民建立感情并与其做进一步的交流。让农民接受采纳新技术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最终目的,沟通的第二步便是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生产中碰见的难题是什么?善于启发农民提出问题并及时给与农民可靠的市场信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和为其排忧解难。 3农业信息与沟通对肇东市农业的影响 3.1肇东市简介 肇东市,是全国闻名的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有耕地面积378万亩,2010年肇东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2013年又被评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62.3%,乡村农业信息站108个,农产品信息协会121个。 3.2农业信息的传播和获取 农民是农业信息的最终接收者,农民的理解及接受采纳新技术的行为取决于实际的成果。当前中国农村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科技含量少,农业市场信息闭塞,我们应当加强农业推广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信息传播工作的核心重点。肇东市将建立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作为首要工作,大力发动政府部门、单位对其进行投资,广大的网络信息资源的及时获取加快了该市的农业信息化步伐。 3.3沟通是农技人员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据了解,肇东市五站镇东安村有500公顷地,由于平时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居多,劳动力强度低,农业技术员韩晓艳表示,作为农技推广人员必须有过硬的本领和知识,为了让农民信得过,先函授取得了植物保护的大专文凭,而后还参加了各种培训活动,最重要的还是要深入基层和农民打交道,了解农民的需求,当先进的农业技术效果在地里有扎扎实实的成果,周围的乡邻就会主动过来取经。农民作为中国农业推广对象的主体,与农民的直接沟通了解对搞好农业推广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从韩晓艳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想要通过沟通来提高农民学习的自觉性,首要前提是对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认知,让农民产生尊敬、信赖感。其次农推人员应具有平易近人的形象,能够针对农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效的沟通,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的需求是什么,提供并传授相应的技术给农民。农民朋友在种植过程中遇到了难题,能够给出相应的对策,解决疑问。推广工作中农技人员和农民的交流,这期间所有的环节依靠的都是“沟通”。没有沟通,推广的内容难以被农民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就难以推广。李道亮表示农业信息传播与沟通作为农业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信息传播,农民可以快速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肇东市信息服务站的建立为农民了解市场、扩宽销售渠道提供了切入点。 作者:吴曼莉严峰黄瑜李远颂单位:海南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人才培养模式下农业科技论文 一、四川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规模相对较小 配置和分布不合理。四川省目前农业科技人才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仅为0.53人/1万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浙江省杭州市农业科技人员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为7.33人/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为28.73人/1万人,以色列为140人、美国为80人、日本为75人。四川省拥有高级职称的只占农业科技人才总数的21%。在配置上,拥有高级职称的农业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市、县(区)两级,而乡、镇一级则极为奇缺;在地域分布上,成都、绵阳等条件好的地区科技人才相对较多,而凉山、阿坝、甘孜州等条件差的少数民族地区则人才匮乏;在专业结构上,农学、畜牧类等传统产业的人才比例较高,而生物种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花卉苗木等新型产业、行业和新的领域,高层次人才则少而又少。 2.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缺乏 在四川省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中,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十分短缺。特别是具有战略视野,敏锐把握学科前沿,能带领团队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的农业科技杰出创新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匮乏,占农业科技人才总量的比例较小,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较为缺乏。从学历层次看,全省农业科研人才中学历层次不高,研究生学历比例仅占16%;从职称结构看,中高级职称虽占到半壁江山,但高级职称比例仅为2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农业科技发展,学术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高素质人才更显得缺乏,阻碍了农业科技创新。 3.缺乏稳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家队伍 现行科研单位考核和激励机制主要侧重科学研究原始创新(成果及论文)。尽管近年国家、省均把成果转化提升到重要位置,但对科技人员考核和激励机制尚未作出重大调整。长期在基层从事转化示范的科技人员,尤其是存在职称晋升和学术地位提升以及收入待遇的后顾之忧,专职或主要从事成果转化的主动性不高,转化成果的能力提升困难。目前转化工作成效突出的骨干,通常也是科研创新的骨干专家,在创新与转化双重工作的重负下,队伍难于稳定。 4.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流失严重 农业行业条件艰苦,无论是搞科研还是技术推广都很辛苦,农业科技人才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其他行业低,生活和工作环境条件差,导致不少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跳槽到热门行业。加上农业科技单位的机制陈旧,激励机制不够,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困难,从而加剧了人才流失。近年来,非农业部门争夺农业科技尖端力量,也形成了多部门对优秀农业科研人才的竞争。特别是一些农业科技带头人相继离开农业科技系统,造成人才外流。据粗略估计,四川省每年农业科研人员的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以副研究员以上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流失为主。 5.农业科技人才资源开发、培养和自主创新的投入不足 当前四川省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专项资金,如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省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引导资金、农业三项工程等各类农业科技专项扶持资金等。尽管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量逐年递增,但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仍然较小,相对于农业科技发展需求尚存在很大缺口。一是中央财政投入缺口较大。中央财政对市州一级农科所及省级地方创新团队建设一直无资金支持;二是省级财政投入不足。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年投入仅1500万元,远低于发达地区年投入上亿元的投入力度;三是农业科技投入资金渠道单一。农业科研、农技推广体系、农民教育培训等基本上只靠财政投入,金融资金、民间资金的投入量很小。 二、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就是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特定的培养主体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设立明确的目标,为系统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和培训的制度安排、投入保障、评价激励而采取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总称。从一般意义上看,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成的核心包括:培养目标设置、投入保障、激励机制、培养环境等内容,其中培养目标是核心,其他内容都是围绕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基于这个一般的理论框架,构建适合四川实际情况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一)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目标 1.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创新驱动研发人才,推进四川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形成领军型拔尖人才、科研骨干和后备人才衔接有序、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 (1)农业科技创新领军型拔尖人才的培养以农业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队伍建设为重点。通过国家和部门农业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建设,结合四川省实施的“天府英才”工程、“天府特支计划”等人才工程,以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等项目为载体,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一批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特别是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优势产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并结合重大科技项目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以任务带动人才培养,加速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加快培养能够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领军型农业科技创新拔尖人才。 (2)农业科技创新骨干人才的培养以农业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强四川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在农业科技创新团队中培养骨干创新人才。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四川,结合实施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等项目,以中青年科技人才为重点,培养农业科技创新骨干人才。同时,以农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农业战略重点产品开发、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依托,统筹城乡发展科技行动,培养、引进农业科技英才。 (3)农业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学科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农业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应通过业务培训、学历教育、学术交流、专题研修、挂职锻炼、访问、考察、外派等多种途径,进行个性化培养。同时,建立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定期进修制度,鼓励和支持在职农业科技人员脱产学习、在职进修、到国外研修深造。 2.培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加快推进四川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以中青年农业科技人才为重点,依托现有的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型农业企业、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以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为载体,整合农科教、产学研各方科技资源,集成部门优势,统筹协调,形成农科教和产学研大联合局面,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同时,通过围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建设一批产业科技特派员团队;围绕重大科技项目实施,建设一批项目科技特派员团队,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 (2)整合一支省、市、县、乡四级混合编队且较稳定的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队伍,构建基地稳固、上下联结、技术衔接、协同实施的全国一流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新体系;基本形成符合省情、机制先进、结构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与激励机制。强化顶层设计,整合示范基地的各级转化示范平台和渠道,诸如科技110、专家大院、技术协会、产业技术联盟、科技特派员以及课题研发基地等,集结省、市、县、乡技术人员队伍,混合编队,构建稳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团队和服务新体系,培养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 3.培养农业技术推广骨干人才,加快推进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1)围绕四川省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目标,依托现有农业职业教育院校和科研院所,通过专业培训、定期进修、继续教育等多种途径,大力开展县乡农技推广人员岗位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培养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骨干人才,提高农技人员使用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特别是共性关键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能力。同时,大力实施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计划,分期分批选送基层农技骨干到高中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进行研修、深造,使基层农技人员每年接受一次集中培训,从而培养一批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 (2)造就一大批农业科技的推广经营型人才队伍。积极鼓励和引导农业科研人员和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基层组织、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中去工作,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经营人员的素质,壮大技术推广队伍力量。要注重培养农业科技企业家。鼓励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 4.优化科技人才成长环境 加大海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人才政策,突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资源化的过程管理,加大吸引留学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资源。制定和实施引进海外人才规划,建立海外人才评价和准入制度,重点吸引农业基础研究方面的紧缺人才和农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高级人才,重点引进其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有发展前途的拔尖人才。 5.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和农业后继者为主要对象,探索建立教育培养、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实施“粮油高产创建”、“现代粮食产业基地”、“新增1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现代农业千亿示范工程”、“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等项目,以农业实用技术为重点,采取集中开展理论教学、现场实习等多种形式开展大众化普及性培训,培养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和良好发展基础、示范带动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农民的创造、创新、创业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二)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的投入 保障机制加强投入保障机制建设是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应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投入水平。提高四川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投入,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农业重点领域紧缺、急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设立创新创业基金,为培养、造就农业科技创新型人才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建立人才科研经费预算机制,列出专项资金解决农业科技人才的科研和培训等问题。必须发挥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增加人才培养投入,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优惠政策作扶持的全社会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投入格局。优先支持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术带头人、优秀青年学者和研究小组,促进基础研究与教育的结合,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发展环境。在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研发机构组建、专利申请、新产品开发和科技合作等方面进行政策倾斜。 (三)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开发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潜能,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从四川的实际来看,要建立以完善工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为核心,健全符合公益性科研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的收入分配与激励制度。要建立符合省情的、系统的、动态的、多层次的激励机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从而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制定以科研质量、创新能力和成果应用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按照工作岗位要求,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及其转化率、项目管理水平、服务农业的实际成效、农民满意程度等多角度评价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应确立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的产、学、研密切合作的研发体制,并对研发项目给予资金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落实人才激励政策,采用物质奖励、精神鼓励、职务职称晋升、利润分享、提供学习培训机会等多种手段,激励优秀农业科技创新人才留在农村、服务农业。采用多种方式建立农业科技人才奖励基金,对卓有贡献的农业科技人才和农业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奖励。保护知识产权,使农业科技创新组织和人才获得合理收益。 (四)四川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人才的培养 环境建设良好的环境对于发挥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和吸引农业科技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加大对硬环境的投入力度,如对科技人员给予适当从事科技开发的启动资金,重点实验室和关键项目尽可能配备先进的仪器和设备,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提供在工作职位、项目申请、经费支持等方面平等的竞争机会,形成公平、公正的科技创新人才选拔、使用、晋升和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能够让真正有能力、有创新意识的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在工作中,提供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贡献不会被忽略并得到合理回报的工作环境;提供一个能够让科研人员专心于自己所喜欢的研究事业、没有心理和工作压力,以及太多因素干扰的心情舒畅、气氛宽松、管理灵活的科研环境。 作者:万志玲向平唐江云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农业学术论文:编辑加工农业科技论文 摘要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是论文的缩影。要改好论文摘要,首先要掌握摘要的定义、特点、作用类型及写作要求,同时应特别注意: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避免开头冠以“本文”;不得简单地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避免结构要素的残缺。用语简练、高度概括;注意摘要的准确性,不可加进解释和评论,避免使用非通用的缩略语;不用疑问句和感叹句;不得使用图表;不能有参考文献的角码。 1文字加工作者的来稿 中文字方面的问题是最常见的。对文字性问题的加工,一要按照国家的标准,使改动之处符合标准化和规范化,二要注意文稿内容表达的准确性,使改动之处符合作者的原意。在编辑实践中,发现稿件中用字不规范的现象不少,主要有: 1.1形似字和同意字容易混淆致误 如,天-夭、千-干、磷-鳞、酯-脂,出错原因可能是作者在电脑上输入错误造成的。 1.2义近字 容易混淆致误,如,作-做、练-炼,因这些字含义接近,作者容易把两者混淆而出错。 1.3错用简化字 如,副-付、龄-令,实际上他们不是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关系,而各自都是规范字,各有各的适用场合。出错可能是作者书写时习惯用后者代替前者,而根本未注意到它们之间用法上的区别。作者稿件中文字出错的情况还有很多,作为编辑,应该把好语言文字关,加强语言文字修养,从识字质量上下功夫,弄清字的含义,掌握字的读音,进而了解形、音、义的内在联系,正确地使用语言文字。 2语句加工农业科技期刊的语言文字表述 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简明。用词不当、文理不通就不能把所要表述的科学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农业科技期刊中使用的名词术语要统一、规范。作物名称最好用学名,地方语言应改为专业用语。语法常见的错误有成份残缺、搭配不当、词序混乱、结构混乱等。编辑必须用心查出并修改这类错误。阅读时出声朗读是查出这类问题的途径之一。发现了问题,可以对句子做直接成分分析与句法成分分析。通过句法成分分析可以凸显成分残缺和主谓宾搭配不当的错误以便改正,直接成分分析可凸显定中、状中关系中的搭配不当、词序混乱、结构混乱等错误以便改正。 3数字加工农业科技期刊的数字用法 应严格执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均应该使用阿拉伯数字。应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二是记数与计量。应使用汉字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数字作为词数构成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时,二是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使用连用,表示概数时,且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应用顿号隔开,如二三米、七八月等。 4标点符号加工作者 在使用标点符号过程中最易出错的是当断不断,一逗到底,顿号、逗号常错用。有的作者将中、英文标点符号混用。编辑在加工过程中应根据作者写作意图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以帮助读者弄清句子的结构,辨明语气,正确理解文字的含义。表示数值(量值)起止范围的符号必须使用浪纹线“~”,不用一字线“—”,以避免与文中或公式中的减号“-”混淆。 5计量单位加工 农业科技期刊应严格执行有关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和规定,全书必须加以统一,不允许汉字与符号混用。农业科普类期刊可以用汉字表示法定计量单位,但技术类期刊在表达量值时,无论是在公式中,还是在图表及文字叙述中,都应一律使用单位的国际符号。法定计量单位应该用小写正体书写,但是L(升)是例外,要用大写正体字母书写。 6层级标题加工 内文的层级标题是文章的纲领,也是作者行文思路完整表达的体现,是导引和促使读者阅读全文的动力,一定要简洁、醒目,尽量避免转行和标点符号频频出现。文章的标题应注意前后照应,保持全书统一,标题层次应清晰,编号不应混乱。科技论文的标题一般不超过4级。同一级标题应反映同一层次的内容,其结构相同,意义相关,语气一致。 考文献是学术论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标准著录的好处是:写、读方便;所占篇幅少,能提高录排工效,便于计算机存储、检索和输出,从而有利于文献管理和学术交流。文后参考文献的标准著录应该包括作者、文题、期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等。目前很多数据库都可以检索到文献原文或者摘要,编辑在加工过程中可方便地将必备项目补齐。编辑规范化是提高农业科技期刊编辑质量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期刊质量的重要方面,编辑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期刊编排技术标准规范,掌握国家的有关出版政策和法规,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服厌倦、消极心理,以高度的责任感、饱满的热情和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使期刊编辑规范化,从而提高期刊的总体质量。 作者:艾力曼·吐尔逊艾尼瓦尔·买买提单位:新疆农业科学院《农村科技》编辑部 农业学术论文:绿色农业科技论文 1.农业科技推广现状 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云绿色农业技术集成中心连续多年加大对农业机械、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的投入,开展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举办观摩、展示活动,对农民进行现场培训。由于建设成效显著,该中心的基地已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和集成示范基地”。此外,隆平高科国家级玉米种子研发中心建设正在积极推进,河南科技学院杂交小麦研究科研项目巳取得初步成效,这些都为济源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绿色农业防控体系逐步完善。建成济源市植保田间观测场及应急药械库,梨林镇东部万亩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示范区,大略镇寺郎腰村3500亩的大葱种植基地被定为绿色农业防控示范区。健全了市、镇、村三级监测防治体系,成立社会化防治组织100余个,推广应用大型车载植保机械300余台,构建起了“监测预警准确、扑控快速高效、监管规范有力”的动植物保护体系。高产示范区全面建设。针对土地流转率加大、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等现状,济源市先后建成五龙口玉米万亩高产示范方,积城镇/j、麦万亩高产示范方以及多个千亩方、百亩方’为全市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科技保障。 2.存在的问题 济源市农业科技支撑能力逐渐加强,但与农业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成果明显不足,产前、产中、产后等技术集成配套不够。二是农业科技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的实用型专家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尤为突出的是基层农业科技人才弓I不进、留不住。三是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农业生产、教学、科研、农民培训、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等工作的衔接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科技整体合力。 3.意见和建议 一要抓好项目实施。持续抓好百名科技人员包百村活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三大重点工程。其中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要围绕“小麦、玉米、蔬菜”三大产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农业效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与认证、扶持政策协调配套,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二要加强协调沟通。农业技术教学科研工作要根据相关单位的性质、职能来谋划,要定位在全市的层面,加强彼此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做好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信息支撑、数据支撑和平台支撑。三要培养农业科研创新领军人物。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吸收一批高水平的高级农业专家,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四要开展农业科技体制创新试点。选择一批基础扎实、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开展综合创新试点。目前,济源科云绿色农业技术集成中心果蔬示范基地和玉米小麦新品种示范基地,已经被列为济源市种植业基地发展的重点,正在通过项目扶持增强其科技含量,起到示范带动效应。 作者:马正国单位:济源市农牧局 农业学术论文:乡镇农业经济论文 一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乡镇农业经济近年来发展的速度十分快,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但在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仍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绝大多数乡镇农业都以快速的建设模式发展着,但少部分偏远地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中仍采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发展模式,甚至有些乡镇地区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经济的主要来源依然靠政府扶持。另外,大部分乡镇地区的人均思想观念仍停留在小富则安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发展缺少足够的进取心。同时,部分乡镇人均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深,从而使农业经济生产经营模式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除此之外,一些乡镇地区虽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但农业生产人员仍将注意力集中于作物的生产及现有土地的开发中,对以自然条件创造旅游业、餐饮业等完全忽视,大大浪费了诸多资源。另外,由于部分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经营理念接受能力较差,因此严重地制约着乡镇农业经济的发展。 2乡镇农业人员素质低下问题 农业生产人员的技术及综合素质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内对部分乡镇地区的农业生产人员综合素质及技术水平调查结果发现,在乡镇农业发展中,绝大多数人员都不具备专业的农业生产技能,并且多存在着文化素质低下问题。据该项调查表明,被调查乡镇区域内,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农业生产人员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而文盲、小学文化的人员却占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另外,随着乡镇形势的发展,大多数拥有农业生产技能的人员纷纷外出务工,而留守乡镇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使乡镇农业生产劳动力呈逐年下降趋势。因此,在诸多结构体系因素下,使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3乡镇农业经济基建设施不足问题 乡镇农业生产设施不健全是直接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就目前来看,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及机械化产业十分落后,且用于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基础建设相对缓慢,使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初期阶段。另外,一些乡镇地区在农业产品经营时仍采用传统的直接销售原产品的经营模式,而没有经过深加工的产品相对来说在经营中处于劣势地位,使之乡镇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除此之外,部分乡镇地区农业生产中仍延用靠天吃饭的生产模式,没有兴修水利设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 二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对促进全国性经济发展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制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建设的速度。 1转变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 针对于某些乡镇农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的地区,首先要转变该地区农业生产人员的观念。打破农业生产人员经济靠政府的观念,积极引导其利用农产品的再次加工吸引外资,实现招商引资的目的,提高其经济发展能力。其次,农业生产人员要充分利用地区性资源进行开发,并将农业发展的注意力由农作物的种植及现有土地的开发利用转移到开发自然资源上去,扩大农业生产力,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能力。 2提高乡镇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决定农业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的文化素质,同时在乡镇地区实行扫盲行动。另外,要在现有的农业生产人员中培养出多名优秀且具较高综合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并由这些技术人员带动全体乡镇人员进行农业生产及经营,从而实现乡镇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农业生产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培养,使自己成为综合性农业生产人才。 3加强乡镇农业基建建设 对于某些乡镇地区因基建不足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说,首先要加强该地区的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兴建及购置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机械设备。其次,在农产品销售前,要进行再次的深加工,将普通的产品原材料加工成具有特色的精品产品,从而提高产品的价值,增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乡镇农业经济发展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国性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加强乡镇农业经济发展时,首先要加强乡镇水利资源的建设,同时要加大先进机械生产设备的购置力度。另外,在此基础之上强化农业生产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提高农业生产人员接受新技能、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提高乡镇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及水平。 作者:杨鲲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乌奴耳镇农经站 农业学术论文:土地制度农业经济论文 一、1975——1990年西昌市土地政策与农业经济定量分析 1.数据及模型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引入的变量包括:土地、劳动、资本、土地制度、农业财政补贴、农业税,价格指数。其中,土地、劳动和资本主要衡量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基本要素投入对于产出的影响。劳动为当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资本主要以当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土地制度、农业财政支出、农业税,以及价格指数主要解释了制度因素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土地制度以每年末转化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比例来衡量;农业财政补贴,反映国家对于农业支持支持对于产出的影响;价格指数指标主要用于考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的激励效果,从而对产出的影响。 2.计量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对影响农业经济水平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1)从分析结果来看,R方为0.989,调整后的R方为0.977,该模型回归拟合较好。 (2)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基本要素投入的变量土地,显著性水平为0.613,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土地要素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3)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农村财政补贴,显著性水平为0.447,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财政补贴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4)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农业税,显著性水平为0.135,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农业税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 (5)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价格指数,显著性水平为0.934,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表明该时间段内,价格指数对于产出的影响较小。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计划经济下,价格未能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粮食收购价格较为稳定,导致价格激励机制不显著。 (6)在回归模型中,作为制度影响因素的变量中,仅土地制度,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重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3,说明该因素对农业经济具有显著影响。1978——1984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重由0%变为99%,总产出增长58.49%,而该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所带来产出增长贡献率为46.53%,即土地制度改革一项就贡献了产出增长的79.55%。 二、结论 1.明确界定土地权利 该统计结果表明,由体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源泉。西昌市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既能适应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经营,也能适应相对集中的适度规模经营,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2.拓宽农业人口就业渠道 统计结果表明,西昌市农业人口每增加一倍,农业产出将减少4.6倍,在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农业技术水平提升,机械化程度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需劳动力将会不断减少。因此,如何妥善安置闲置农业人口,创造农业人口就业机会,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 作者:常高敏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信息化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1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完善农业产业结构 1.1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结构调整具有导向作用 由于我国农村各个地区的交通条件较差、信息闭塞,农民难以掌握全面的发展信息。因此,一些地区由于市场信息掌握不准确,造成了农产品市场短缺的现象。然而,农业信息化可使农民能够全面了解农产品生产、养殖业发展的情况,再通过综合分析选择出更加合理的生产方式,完善农业生产结构,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1.2农业信息化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需要先进的生产经验、管理技术作支撑。通过利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能够更快地推广各种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的生产技术,从而为现代农业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创造良好的条件。 2农业信息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主要是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将先进的信息积极引入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有效结合起来。应用农业信息化技术能够保证农产品的生产、宣传和销售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在一起,有效拓展现代农业的生产链,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发展中的风险,推动现代农业经济更好的发展。 3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扩大活动空间 现代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与国际市场接轨,有效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拓展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其中具体表现在:利用农业信息化能够扩大农产品的宣传范围,让其产生相应的广告效应;农产品还可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营销交易、结算,有效扩大农产品的销售空间。同时,农业信息化能够有效延伸农业产业生产的链条,吸引更多的人们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中,以更大的市场需求促进农业新品种的发展,从而有效扩大农产业的发展空间,最大限度地促进现代农业经济提升。 4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完善 农业服务体系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构建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能够更好的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有效提高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构建完善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有效提升现代农业市场化水平。通过建设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可帮助农民掌握全面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为现代农业市场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系统的理论依据。强化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帮助政府实时掌握农产业发展。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加强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能够帮助政府实时掌握农产品的市场发展情况,从而及时调整农产品的相关政策,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信息交流途径。同时,应用农业信息化有利于政府指导农产业发展,有效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确保现代农业经济正常发展,从而有效提高现代农业经济增长水平。 5农业信息化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技术进步 在现代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全面的信息、先进的技术资源都非常重要,是推动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条件。在农业未来发展中,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资资源将会逐渐减少,农业信息化技术所占的分量将会逐渐提高。农业信息化将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使现代农产品的市场更加规范化。一项先进的农产品生产技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一条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信息,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销量,从而有效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收益。 二结束语 随着社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正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以需要选择全新的推动农业发展的增长点。随着农业信息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业信息化的特点符合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要求,促使现代农业信息化成为了我国农业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现代农业信息化也是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选择,也是缩小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必要途径,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者:缑建芳栾奕史明映刘枫郎花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农业学术论文:多媒体教学农业概论论文 一、教学方法创新 1.多媒体教学 农业概论设计的内容很多,既有国内农业发展的介绍,也有国外农业发展的介绍。为了更好地组织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教学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入电子元素。多媒体教学通过把图片、声音、文字等多媒体信息经过屏幕或投影机投影显示出来,一目了然地表达了传统板书所不能体现的知识,节约了教师书写板书时耗费的时间。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多彩的图片、视频等资料增加教学容量,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吸引学生注意力,从而营造生动的学习氛围,提高学习效率。而对于在传统教学中很难体现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地理区划等内容,利用多媒体教学既直观,又生动,不但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弥补了教学条件的不足。当然,多媒体教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教师讲解时一味依靠多媒体,使得课堂气氛不理想,教师失去了主导地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将多媒体与传统板书结合起来。 2.实践教学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的知识来源大部分来自教材,课外书和教师的讲解。而对于农业概论的教学来说,其涉及的内容既有农业生产过程,又有农业经营过程,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尤为重要。一方面,利用学校周边的农业研究院、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农业观光园、农业示范基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通过参观、调研,让学生了解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同层次、结构的农业设施特点;另一方面,也可带领学生深入蔬菜大棚,山间林地,田间地头,让学生实际操作一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最新数据,弥补教材老化与区域不同带来的问题。根据贵州省农业生产实际,可在茶园、林地、烟草和中药材种植区设立长期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充分了解我省农业生产的特色和优势,进而学习更为实用的生产技能。此外,也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使学生完成对农业概论知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和巩固。 3.其他教学方式 除上课时,使用传统讲课方式和多媒体教学外还应该采取其他的教学方式,因时制宜,因内容而变,教师在深入理解课本知识的基础上,采用多样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以问引学、以玩教学、课程讲座等。以问教学指教师备课时,对教学内容充分了解后,总结出几个概括性问题。在课堂开始前就以提问的方式来对本节的内容做一个引导,让学生带有目的的去听,这样能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去听讲。在课堂结束前进行提问,检验学生的课堂效率,把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又可以对上课内容进行总结,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以玩教学是在理论性知识较少而实践性知识较多、又不能同时提供实践基地条件的时候,教师将教学内容以游戏的方式来进行,让课堂不再枯燥乏味。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与合作能力;课程讲座则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邀请行业专家、农业推广人员、其他专业教师等举办相关讲座,以拓展知识面,丰富教学内容,将课本知识与实践良好结合。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鼓励学生举办讲座,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选题,通过查阅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讲座内容,向同学们进行课程讲座,这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对良好学风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对于课程作业的改革 在以往的教学中,课程作业教师多是布置几个问题让学生书面做答后提交,但是这样不仅让学生感到枯燥,更是不能保证作业的独立完成。随着教学模式的改进,课程作业也必须创新,教师可根据农业概论课程理论性较低、实践性较强的特点,适当地将课程作业改为辩论赛、演讲或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如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农产品安全、农业资源与环境等内容可采取以上方法进行,引导学生关注农业领域的最新技术、生产方法、最新成果。而类似于转基因农产品、食品安全、农业信息技术等这些讨论的比较广泛的话题,通过辩论等形式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这比单纯的上几节课收获大得多,而且通过这些方法也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思维能力。另外,在实践基地教学结束后,可以让学生自己将课程中所拍摄的照片、视频,做的笔记与课本知识相结合做一个PPT进行讲解。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在基地学习时带有目的性,集中精力学习,同时也督促学生对教学知识进行反思与提炼,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牢固。 二、提高农业概论教学质量的建议 1.结合本土特色,自编讲义 现有的农业概论教材,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和刘巽浩编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概论》等。这些教材都有各自的体系,但无论是哪本教材结合到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授课时,都显得不够贴切。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根据专业的需要,参考各种版本的《农业概论》教材,量身裁定教学内容。考虑到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农业生产活动穿插到课堂中,如茶叶、烟草的种植与加工;山地农业及其机械化等。其次,在讲义中应该特别突出农业生产的三个层次(技术层次、经济层次、生态层次)的效果,使讲义更能够接近生产实践,增强其实用性。 2.善于利用各类教学条件 在教学条件上,农业概论课程可以使用的教学设施较多,如学院现有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农产品物流实验室、园林实验室和经济管理实验室等。这些实验室都配有现代化的实验设备和数据分析软件,学生可在实验室里学习知识和实用技能,对强化农业概论课程的学习有很好的作用。 3.利用现代传媒,广泛收集各种农业生产经营案例 现代农业发展日新月异,课本上的知识点已过时或不够全面。为了拓宽教学内容,在日常学习中应注意收集各类相关信息。如央视二套的《生财有道》、七套的《致富经》、九套的农业纪录片、十套的很多农业科教节目,都是以农业种植、养殖、农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生产、农业科学技术等内容为主,生动直观地为我们讲述现实中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非常好的教学素材,应当注意收集,并把这些信息融入到教学实践中,丰富专业知识。 4.注重培育服务“三农”的执着精神理念 农业概论课程是学生接触到的第一门专业课,而且是专业基础课,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利用实地调研、参观、讲座、讨论、参与农业生产等形式向学生传授热爱农业、服务“三农”的理念,激发学生对农业问题研究的兴趣,培育学生服务“三农”的执着精神理念。 作者:董晓燕单位:铜仁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特色农业保险论文 一、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 对特色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吉林省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洪涝、夏季低温冷害、霜冻及冰雹。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涝较频繁发生,西旱东涝是吉林省的旱涝分布特点。据历史资料表明,平均每3年左右吉林省就出现一次灾情,灾害已经成为阻碍吉林省农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吉林省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统计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2.1亿元。相对于这个数字,现有的农业保险能够提供的风险保障十分有限,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金额。 (二)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2013年吉林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509.3亿元,比上年增长4.0%。其中,实现农业增加值835.1亿元,增长6.0%;林业增加值61.4亿元,增长6.3%;牧业增加值547.7亿元,增长0.8%;渔业增加值22.5亿元,增长3.0%;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42.6亿元,增长2.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农林牧渔业发展结构并不协调,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增长乏力。通过开展特色农业保险,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对富有本地特色、比较优势明显的高附加值农产品进行保费补贴,降低农户和相关配套企业的风险管理成本,推动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良性调整,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三)有利于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特色农产品的生产,需要相当的资金支持,但由于缺乏抵押物或质押物,使得贷款难以收回,很多农民无法从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获得充足的资金,全国很多省市的农村信贷缺口都在50%上下,吉林省面临同样的情况。而农业保险可以允许农民将保单作为质押物获得贷款,或者通过购买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方式保证银行能够收回贷款,既免去了银行的后顾之忧,又可使农民放心大胆地从事特色农业生产,极大优化了农村信贷环境,激活了农村金融服务链,对地方特色农业发展十分必要。 二、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对特色 农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城乡差距、稳固国家发展根基,就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此,国家对战略性农产品实施统保,每年下拨大量补贴资金,保证了战略性农产品得到充足的保险保障,而作为农民增收重要增长点的特色农产品,国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自行开展统保。作为农业大省,在缺乏中央相关配套政策的情况下,吉林省对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2013年吉林省财政总收入2086.6亿元,位居全国倒数第十位。因此特色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起更加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 (二)特色农业保险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缺位 1.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够完善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中,还没有一项规定农业保险的基本法,2012年10月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农业保险的行政法规。农业保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基本法的缺失将会导致执法冲突、稳定性差等问题,因此应制定独立的农业保险法来规范农业保险的实施管理。 2.针对特色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中,对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主要有营业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譬如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业务可免征营业税,对农林作物、牧业畜类保险合同暂不贴花,对企业所得税按照当年保费收入不超过25%的比例计提的巨灾风险准备金,准予在税前据实扣除。这虽然填补了多年来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空白,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费率和高赔付的特点(在特色农业保险中尤甚),很多国家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都比较大。如美国政府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中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而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由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这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可以起到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吉林省农业保险公司存在超赔现象 农业灾害保险使保险公司出现亏损的几率大大高于其他险种,普遍存在超赔现象。数据显示,2007-2008年由于发生历史罕见的旱灾,吉林省农业保险公司超赔3.4亿元。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吉林省的巨灾风险准备机制还不健全,极端天气导致的农业灾害多发、重发,使得保险公司在扩大保险覆盖面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快速累积集中、超赔压力急剧增加的困境。农业保险分散风险一般会采用再保险的方式。作为吉林省政策性保险的主力军,目前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与中国再保险集团签订了分保协议,也储备了一定的巨灾风险准备金,但仍然缺乏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超赔压力仍然存在。 (四)农民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有下降趋势 虽然近年来灾害频发,农户对农业保险有强烈的需求,但实际购买意愿却有所下降,在2007年至2009年,松原市甚至出现了保费收入逐年下降的态势。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增收压力大,难以承担农险保费 近年来的惠农政策使农民收入增长一直较为稳定,但由于政策补贴的基数已经增大,可以预见今后的增长幅度将极为有限,依靠直接增加补贴来增收的幅度将越来越小。此外,农业生产人工成本不断提高,土地流转承包费用居高不下,使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给农村居民增收带来压力。 2.农业保险的实际保障效果未达到农民预期 大多数农民对于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对目前保险公司只保种地成本不保收入的保障方式并不满意,在遭受损失后,赔偿金额很难与保险公司达成一致。由于特色农产品地域性较强,一些地区出现农业灾害的几率较小,因此农民的保险需求并不迫切,对于一些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不是农业生产的家庭来说,根本无需投保。 三、对吉林省发展特色农业保险的建议 (一)探索新型特色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由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主要集中在战略性农产品中,而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又无法完全满足特色农业保险的需求,因此对于特色农业来说,解决资金不足的关键还是要探索新的特色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吉林省现有的农业保险模式是“政策补贴,以险养险”的安华模式,即农民实际平均承担39.5%的保费,地方各级财政补贴4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补贴16.5%。这种模式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较强,农业企业及保险公司也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同时农民承担的保费数额也不小,因此保险持续性存在隐患。参考国内外经验,吉林省特色农业保险发展在原有基础上,可拓展为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 1.政府支持型相互保险模式 与安华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下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但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经营主体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助保险公司,可由市、镇、村农业互助保险社组成,经营主体为被保险人自己。这种模式能够降低保险经营成本,较好地控制核保理赔中的道德风险,适合低收入农民的保障需求,并且可以大大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在日本以及国内的黑龙江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行业协会主导相互保险模式 特色农产品门类复杂,生产规模相对较小,风险较为分散,会增加保险公司承保理赔成本,导致费率上升。在行业协会主导相互保险模式下,可依托省内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针对单一的特色农产品开展农业互助保险。这种模式可将省内的大量同质风险集聚起来,降低保险经营成本和风险,对特色农业的发展有较强的针对性。 (二)完善特色农业保险的政策环境 1.加强立法 国家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农业保险基本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确认和强调农业保险的地位。吉林省也应针对本地特色农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弥补现有农业保险条例对特色农业规定的补丁,维护本省的特色农业保险体系和运行。 2.政策优惠 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风险较大,赔付率高而保费低廉,保险公司盈利较困难。为了防止亏损,省内的农业保险公司采用的是“以险养险”,即以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但是保监会要求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性保险业务不超过总业务量的40%,这一限制使得“以险养险”模式愈发举步维艰,保险公司从商业性保险业务中获取的收入很难完全弥补农险带来的损失。因此,应建议保监会适度放宽相关规定,更好地调动农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在税收方面,也应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加大对保险公司的减税力度。 3.加强与其他涉农部门的合作 地方政府应明确农业、财政、税收、水利、金融、民政、科技等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打破农业保险单一筹资渠道,科学调配各部门可用资金,使各部门的支农惠农政策真正作用于特色农业保险的运行。 (三)加快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1.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拓展多元化的分保渠道 除中再集团外,应加强与国际再保险公司的合作,在国内建立由财险公司组成的农业再保险联合体,更好地转移巨灾风险,缓解并逐步消除超赔现象。 2.调动各级力量建立大灾风险基金 完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大灾风险准备金,同时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建立农业大灾风险基金,将农业防灾防损纳入到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中统一管理。 3.加强农业灾害防范,建立灾害预警系统 在做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农业生产基础的同时,努力改善生产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此外,加大对风险控制的力度,做到对风险的提前预测、干预和控制。 (四)努力提高农民对特色农业保险的认可度 1.开发适应农民需求的特色农业保险产品 有针对性地根据特色农产品的地域特点、种植特点开发新险种,厘定合理费率,尽量适应农民经济能力。政府财政补贴的运用应加强监督,保证及时到位,满足农民保障需求。 2.创新农业保险技术 提高服务质量。在特色农业风险检测、保险精算、核保理赔以及银保合作领域积极创新,适应农民参保理赔的需要,降低保险经营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3.加强农业保险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各级农业院校开设农业保险专业,积极培养、挖掘、引进农业保险系统专业人才,提高保险公司直接进行大范围特色农业保险承保和理赔业务的能力。 作者:杨铮单位: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农业学术论文:农业科技风险投资论文 一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设立的优缺点 1政府部门型 政府部门型中介机构即政府部门设立的中介机构,多是公益性。这类中介机构的优点是掌握着众多有效信息资源,信誉状况良好,容易吸引客户,有利于协调高校、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企业、风险投资公司等多方社会利益关系;而且具有一定的政策导向作用,起到了市场风向标的作用,利于引导投资和在市场的引导下及时给予优惠政策,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以贯彻国家政策,促进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点,如主要依靠政府出资,资金来源渠道过窄,资金短缺现象严重,缺乏利益激励机制的驱使,配置资源效率低,行政干预严重,易产生黑箱操作,管理模式僵化,技术经验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等。 2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型 非营利性民间机构在我国目前比较普遍,可以由业内组织如农民合作社、大学、科研机构等组建,为一定区域内农业经济的发展服务。这类机构多采用会员方式,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费,服务对象也主要针对会员。其优点主要表现在:这类组织多是区域性的,对区域内经济技术条件有足够的了解和较强洞察力,利于成功经验的传递和吸收,信息传播迅速;另外非营利性使得其利于吸引客户,利于区域内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缺点主要表现为:辐射范围小、信息资源有限、资金规模小、来源不稳定、不以盈利为目的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与其他经济部门、各组织成员间不易协调,缺乏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 3营利性股份制公司 型营利性股份制公司可以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出资,置于中介机构的顶层,组织协调各机构以及整合经过初步筛选的资源,提供有用信息和平台。优点是利用现代化公司的管理模式及运作方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便于采用激励与约束机制,有利于机构的高效运作;用市场机制来对投资中介机构进行评价、监督和激励,有利于市场规则的建立,配置资源的力度强,有利于吸引高素质管理人才。缺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风险企业投资项目的开支。 二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设立模式的选择 比较上述三种最主要的设立形式,结合市场经济规律,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应越过政府的行政干预阶段,直接进入企业化管理阶段。实践证明,股份制公司形式是目前最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化运作的必然产物。股份制公司形式便于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解决非营利性机构难以吸引高素质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困难,并且其逐利性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结合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发展政策依赖性强、发展不规范的特点,开始时政府可以占有较大的股份,充分依靠政府引导、完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市场环境。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协调风险投资企业、农业科技项目来源、经济管理行政部门的关系;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宏观调控,打破区域性限制,逐渐培育全国性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体系。待该中介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要逐步实现市场化运作,政府要减少持股比例,只参股不控股,以董事身份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参与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决策,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另外可以模仿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政府无论参股还是控股,都选择让利于企业的方式,通过转赠股份的方式把资金返还给公司。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参与一方面提供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验;另一方面提供理论知识与技术指导和评价。这种官产学一体的组织形式既有政府支持,又能发挥民间机构的积极性,体现了辅以行政管理的企业管理,为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行模式 1性质和宗旨 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是为农业科技项目与风险投资对接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可以是盈利性的,也可以是微利性的。一方面作为信息服务平台,需要全面搜集风险投资及农业科技项目的信息,并进行必要的研究筛选,建立信息数据库、人力资源库,为提供匹配服务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对接平台,在提供匹配信息的基础上,对可行项目进行培训,帮助农业科技企业完善企业管理,尽力实现其与风险投资的成功对接。对接完成后根据需要对企业进行培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供首次发行上市等方面的顾问培训服务。 2组织结构股份制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客户经理、基层部门及专家顾问构成。设置客户经理使员工直接面对客户,对客户负责。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主权,并在公司内部实行有效的信息、知识、利润与报酬共享机制。同时对客户经理的激励与约束实行业绩记录,可将部分发展基金会员费作为对客户经理的激励。基层部门主要负责信息的收集和筛选。由业内权威人士担任专家顾问,匹配政策顾问、技术专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提供全面的咨询顾问服务。 3客户来源 客户资源是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作成功的关键。2011年首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显示,社会上的优秀项目有很多,不仅存在于高校和科研单位,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园区、示范区、产业基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都存在很多优秀的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可以建立档案把这些优秀的项目集中起来,由县科技局负责对本地区的优秀农业项目进行筛选,把符合条件的有潜力的项目存入档案,并向市科技局备案,经过进一步筛选上报到省科技厅,再到科技部,最终把这些资源提供给公司。也可以由企业直接报名,由公司对农业科技项目进行评估,对有价值的项目备案入库。另一方面,要吸引业绩较好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加入,了解风险投资公司对项目的要求,以便更好地为其提供合适的投资对象。 4收入来源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收费标准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性质,对农业科技企业提供服务应充分考虑到农业科技企业利润水平低的实际情况。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收费也应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和法律的规定。基本费用包括:1)注册费,即客户登录、入库、信息、查看信息、出席相关活动所缴纳的费用。2)服务费,包括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特殊服务如定购出版物、电子期刊等费用。3)成功费,当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风险投资公司成功选择了投资对象的情况下,要付出对接成功的成本或代价,可按项目的盈利能力制定等级收费标准。4)发展基金会员费,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成立发展基金,使其具备更多的经费,方便业务的开展,可以在双方的合作期内,将部分年收入额作为发展基金的会员费,享受优惠待遇。 5提供服务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服务 贯穿于从研究和筛选、匹配、谈判、签协议、风险企业运作到农业科技风险投资退出整个过程,主要提供信息和匹配服务以及咨询培训服务。 5.1提供信息、匹配服务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基层部门负责对客户信息进行研究筛选,建立客户信息数据库,按照需要进行供求匹配,避免了客户自己筛选信息的麻烦,降低了风险企业或农业科技项目的搜寻成本。根据客户需要,可以在先前政府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筛选,如果能够筛选到合适的匹配对象则进行下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可以定期出版刊物,刊载客户信息。举办大赛,进行客户集会,使得双方有机会共同探讨寻找合适项目对接。 5.2顾问培训服务 顾问培训服务可以在任何阶段展开,匹配前后都可以根据需要享受服务。单独的顾问培训服务有单独收费标准,对基础性的服务可以实行公益化,某些专业的服务对注册会员免费。匹配成功后的项目,要促成投资,使双方满意。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可以为农业科技企业提供管理经验、人才中介服务、再融资及贷款的匹配服务,规范企业管理,提供多方面的培训指导,有助于提高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专业水平。 6绩效评价 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成功的标志是其促成的投资比率,评价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根据的指标:①客户得到的投融资机会多少;②投资者资金规模;③客户满意度;④客户得到的经验。评价一个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不能仅凭投资率和风险企业运作成功率,还要考虑无形作用。除了投融资机会,客户还从培训指导中学到谈判技巧、风险定价等专业能力。此外,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机构运营中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①对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市场有比较清晰的认识;②需要与其他中介组织密切合作,如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 作者:石冉王秀芳田美焕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可持续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论文 一、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缺陷 我国虽然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在宪法上,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思想宪法地位的缺失,使得循环经济在我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循环经济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将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写入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循环经济在我国地位。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部门,也会随着循环经济在宪法中地位的确定,从而得到重视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也会得到一定的法律依据。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立法方面呈现空白状态,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某些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操作程序以及执行规定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农业生产者在遇到具体操作问题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样导致法律颁布后无法有效实施,失去应有的意义。 二、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 1.法律是保障农业循环经济实施的重要手段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法律规范来源于经济生活,并且服务于经济生活,同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和变化。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法律是保障其顺利实施的基础。通过法律确认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原则,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和利益分配,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引入市场。运用法律机制对农业循环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改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其良性运行。因为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作用,通过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明确农业循环经济法律关系,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2.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200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然而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定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循环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推动循环经济的法治化进程,而且能够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推动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全面深入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压力。农业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不仅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同时也是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 3.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需求的发展战略。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农业循环经济提倡的是循环发展,通过科技在农业方面的运用,使废弃物得到重复利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有效保护资源和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可持续发展关乎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因此,完善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农业方面得到全面的贯彻和发展。这也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4.突破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交往中,进口国以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我国农业由于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生态意识淡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的不完善,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在出口时经常遭遇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广的是清洁生产,发展的是生态农业,在有效改善资源环境状况的同时可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系数和安全指数。为此,我国就必须针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上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从法律上完善我国农产品生产的环境质量保证,把农业清洁生产等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使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和国际标准接轨,进而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摩擦,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建议 1.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将发展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以体现我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视。这样为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和制定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因为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完善,必然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涉及农业、经济、环保、科技、财政等方面。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促进农业循环经济良好的发展,保障农业循环经济持续、高效、稳定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应是一部系统的农业循环经济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法律。通过其来协调农业发展、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具体措施等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可以明确农业循环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农业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3.制定和完善与农业循环发展 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其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仅靠一部《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是远远不够的,对其周边法律的完善,也是保证农业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政府的支持也是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在收税等方面的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设立和发展离不开其纵向法律的设立,生产、流通、消费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例如《清节生产促进法》的推动,促使农业清洁生产制度主要包括: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农业污染物的产生,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在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方面,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检查,既可以防止有害农产品进入市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又可以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改善生产经营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进而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作者:徐玮晶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学术论文:业务培训农业市场论文 1.市场信息系统业务能力建设与提升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市场信息体系机构建设还需下大工夫 特别是县市以下机构需要进一步理顺。1994年农业部设立市场与经济信息司,1996年各省农业厅先后成立农业市场信息机构,1998年后地市级政府开始设置市场信息机构。但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县市设立农业市场信息机构,而且机构名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给系统业务开展带来了困难。 (二)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与当前系统任务和形式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需要强化业务培训和能力提升。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发展进程加快,知识更新和业务范围不断加快加深,农业市场信息系统很多基层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却没有得到及时更新提高。2013年开展的系统内业务知识竞赛有6万多人参加,但是从图1看总体竞赛成绩优秀率只有47%,及格率74%。图2显示各地区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也不平衡,在竞赛参与人数前10位的地区中,河南、黑龙江、山西的竞赛及格率达到90%左右,而北京、辽宁、吉林、湖北及格率不到70%。各地区间政府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和人员的综合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参加竞赛的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反映,虽然在基层工作时间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视野窄,纯系统性学习机会又少,急需通过系统培训等方式手段,为基层工作人员提供系统学习的机会,以普遍提升业务知识和工作技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业务知识“鸿沟”。 (三)系统基层工作机制和横向交流还存在标准不一和沟通缺乏的情况 从前期调研和竞赛反映的情况看,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希望能直接听到系统政策制定者和行业指导者的声音,以强化对政策措施和决定情况的了解和理解,避免出现偏差,特别是对统计标准、口径不统一、数据不一致等问题,大家可以共同交流研讨,逐步形成在工作流程和业务标准上的一致意见。同时,各省市特别是各县区之间还可以通过横向交流,达到相互学习、开阔眼界、改变观念 2.强化体系培训探索解决阻碍业务能力提升的问题 根据系统工作需求和基层人员的要求,研究提出举办全国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业务培训,同期探索能力提升解决方案。根据前期调研和竞赛反映的情况,我们从课程安排、学员覆盖、教学方式、师资力量等方面考虑,尽量让培训符合提升人员业务能力的要求。一是探索解决人员能力地区间不平衡问题。将培训学员覆盖到全国省市县三级农业部门市场信息业务工作人员,培训规模达到千人。二是着力解决人员能力不足问题。通过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和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安排业务处室、科研院所、高校、知名企业、农业信息工作一线的高管和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从政策到标准,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多个层次对农业市场信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剖析和讲解。三是探索解决人员专业程度不高问题。培训内容重点围绕农业市场化与信息化工作,包括农业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农业信息采集基础理论及业务要求,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理论和市场分析案例,农业信息化理论和农业信息服务实践等,专门编写《市场信息业务教程》,详细介绍农业市场信息工作者应知应会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操作技能和相关业务工作及职能。根据培训方案的整体设计,结合各地实际工作情况,今年4月11日试点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在对培训效果及方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培训方案,于6月开始,每周开展一次集中培训,到7月12日共完成4期培训,共有665名市场信息系统业务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从收回的596份有效评估问卷看,学员对培训总体是满意的,培训班综合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业务知识培训专题平均分值达到了4.82分(满分5分)。学员们认为通过培训一是增强了系统归属感,更加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念。大家有了系统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基层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新的动力。二是提高了学员的理论知识水平。通过课堂学习,大部分学员认为理论知识得到充实,知识结构得到更新,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作能力,有利于统一工作程序和标准,对他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三是增强了学员解决问题的技能。5期培训一共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研讨交流主题达到20个,共形成研讨交流成果20篇。学员们通过研讨各地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经验和做法,以及目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互之间交流了经验,达到了开阔眼界,启发思路的目的。 3.系统总结提炼推动培训工作机制化长期化 前5期综合课程,共聘请25名师资,开展了33次专题讲座,进行了8次案例教学,安排了8次现场教学活动,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学员们通过在中国5期培训一共组织了25次小组研讨交流和5次全班交流,研讨交流主题达到20个,共形成研讨交流成果20篇。学员们通过研讨各地推进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经验和做法,以及目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互之间交流了经验,达到了开阔眼界,启发思路的目的。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观摩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演示,到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金福艺农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感受农业物联网信息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了解了当前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中的最新成就,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且吸收了不少创新理念。培训从整体上解决了市场信息系统业务能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搭建持续有效的学习和横向交流平台。千人培训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课堂、网络、社交平台,把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专家学者与实践工作者紧密连接在一起。通过培训,学员们学到了知识,建立了联系。回到工作岗位后,仍然可以借助专栏、公共邮箱和社交平台继续学习,分享每期培训班的教学资源。前5期80%学员共481人在培训后撰写了千字文,学习收获、体会和工作经验,以及课堂上的交流成果部分已经通过网站专栏实现了分享。二是搭建政策传播和纵向沟通渠道。培训帮助基层信息队伍人员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政策,宣传了农业部关于农业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规划和措施,使学员深刻体会到国家对农业市场化信息化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在研讨交流中,学员也向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各处室反映了基层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并依次开展讨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市场信息工作的认知水平。培训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新疆兵团和部事业单位。培训在农业部网站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子网站开辟专题专栏,下设培训动态、工作部署、学习交流、培训掠影等栏目,图文并茂地全面宣传此次培训工作;农民日报社、中国农村杂志社、农业部信息中心等媒体单位对培训进行实地采访、报道、宣传;全国50多家财经媒体、农业网站对培训进行了报导。基于媒体的宣传力度,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去年竞赛相比,各地方政府对今年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对农业信息工作的重要性和全面提升信息人员能力的紧迫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北京、辽宁、吉林等13个省份完成或超额完成培训任务;内蒙古、上海、福建等少数省份因其他重要工作未能按照培训计划名额组织人员参加,但表示部分未参加人员将参加后三期的培训学习。 作者:吕珊雁单位:全国农业展览馆 农业学术论文:定性分析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并从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能力,通过对实际调查并取得大量客观事实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一种方法,通常被用于相互作用事物的研究中,主要是分析、解决研究对象中有没有或者是不是的问题。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方面,首先是在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取得最新资料,运用抽象思维法对取得材料进行分析,找到问题所在,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和方法,或者从中找出新的规律并形成新的理论,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定量分析是说明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以及现象变化的过程与形成的结果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方法,是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将经济现象的有关数据和其变化程度实行量化,其特征都表现为一定的量的存在或以不同的量的变化引起变化的过程。 (二)综合系统分析 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科学知识为基础,立足于整体、着眼于综合,主要从各部分结构如何经过相互组合的方式形成整体和具体演变过程,综合考察分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整个系统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一种方法。其特点一是根据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把整体作为目标,着眼于整体和全局,实现整体到局部的分析方法。二是以系统的观点,根据多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的系统结构,利用综合方法,理解分析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三)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宏观分析是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针对宏观整体性而言的,可以理解为从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过程。微观分析,是指小的方面或局部方面的分析,其研究的出发点和领域是在国民经济中局部小范围或个别农户为对象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指对一种事物横断面的一种状态分析,其特点是不考虑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不考虑均衡变动过程,只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动态分析是一种时间序列分析,是过程分析,与静态分析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引入时间因素,同时涉及因时间因素所引起的变动,考察在不同时期中各种变量变动情况。动态分析研究的是过程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而静态分析研究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相对静止的。 二、以上分析方法在实际经济问题中运用的探讨 (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的运用 在实际经济问题分析过程中,定性分析为定量分析提供基础,定量分析的结果要通过定性分析来解释和理解,例如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文》中回顾目前最前沿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推广增长模型,将气候变量纳入增长模型;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运用ArcGIS的测算地理影响因素;运用OLS、SpatialLag、SpatialError、Spa-tialDurbinModel等实证分析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空间效应分析,着重分析空间溢出性和收敛性等方面,研究空间效应是加强还是减弱。就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结合,以定量和实证分析为主,其中在实证中运用Ar-cGIS插值方法获取气温和降雨量的数值,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稳定性的邹氏检验,残差值得Moran’sI检验,估计空间面板数据中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DurbinModel),具体估计方法涉及固定效应(FixedEffects)和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模型选择的检验方法主要有Wald检验和LR检验,空间Hausman检验等。在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法分析问题时,通常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大量复杂的运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计算成为可能,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法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综合系统分析方法的应用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系统分析方法是发现和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方法,例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研究》一文中是大量运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本论文一个最显著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从局部微观上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发展的过程细分为五个阶段,同时又每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步式的研究,这是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体现。文章中的第二章和第八章则是运用了综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概论和述评的形式来分析,同时紧密结合系统分步研究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国家政策走向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文章全文利用了综合系统分析研究方法,并在全文交替运用,章节内部各段落之间,独立的章节之间,均有涉及了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 (三)宏观与微观分析的运用 在农业经济学中,整体上来分析农业经济这个大系统,就属于宏观分析,宏观就是大和整体的意思;对农业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就属于微观分析,微观就是小和部分的意思。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大和整体范畴属于宏观方面的问题,农户或企业的农业经济问题是小和部分范畴属于微观方面。因为宏观要以微观为基础,微观要受宏观的约束,两者是相辅相承、互相约束,所以既要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又要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农业经济问题,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又需要从局部来分析。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运用 影响均衡的因素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状态,实现新的均衡,引起均衡点的移动这就需要利用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来进行分析,例如在《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文章从结构建模静态分析与时间序列动态分析相结合,试图从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通过结构建模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长期动态分析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且乡镇企业贷款有助于农业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表明在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三、结论 上述分析方法是研究我国农业经济问题常用的基本方法,只有熟练掌握并自觉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某一农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才能实现对我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正确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韩彦红单位: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吗图镇人民政府 农业学术论文:可持续发展下农业经济论文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命题 (一)解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适度规模与职业农民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宏观思路与决策,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往往演变成学术研究上的实证命题。生态农业发展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张思光从张家口生态农业的现状入手,认为当前张家口生态农业应当依托现有的区位优势,在维持和提高农业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其中可能的思路包括:一是减少工商资本注入,控制适度经营规模;二是促进农民职业转化,从农业的相关生态收益中增加收入。对于适度经营问题,王珊珊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排序因变量模型得出,较大规模农户化肥碳排放程度较高,而中等规模农户施有机肥可能性较高。由此可知,不同规模的农户由于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生态结果,所以农业适度经营具有生态经济的经验基础。王建华基于山东、江苏、黑龙江100个行政村中的986个农户样本,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户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规范施用农药行为意愿的影响最大,即务农经验与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因此,农业生产规模与农民职业化是实现生态农业乃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农民职业及转化问题,张藕香运用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得出,农民职业与收入“双重”分化存在代际差异,而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非农就业比、从业资质、文化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这一结论,政策的着力点应当重视促进农民在农业内部的分化,使之从业更加专业化;同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业对农民分化的拉力,并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消除诸如户籍、土地等制度性障碍,在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同时,赋予经营权的合法地位,为农民稳定从事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支持。 (二)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如果说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外在表征,那么市场机制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李建琴通过构建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管制的理论博弈模型,并通过蚕茧、烟叶、粮食、猪肉四种产品价格管制的案例研究,指出农产品价格管制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目标的两难选择。农产品价格管制不仅导致经济效率损失,而且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同时,打破区域垄断和行业垄断,进一步放松或取消计划经济时期沿袭的旧的价格管制,同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建立科学调控的长效机制,是农产品市场化进程中转型国家必然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14年12月1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放开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各品种、各等级烟叶收购价格;除此之外,2014年政府启动了大豆与棉花目标价格的试点,都是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积极举措。农产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包括诸如市场出清机制、信息传递机制等若干有机构成,这实际上也对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更高要求,如政策的系统性与完备性。例如,张永强提出的农产品交易的标准化问题,这也是农产品期货市场合约交易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农产品标准化问题还是一系列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诸如农超对接、农产品拍卖、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再如,佘朝霞等提出的信息机制问题,通过对北京、西藏两地1744个观测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不完全信息导致了更多的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浪费行为,即对就餐餐厅越不熟悉的人浪费越多,与他人一起就餐比一人聚餐的浪费量多。因此,在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过程中,相应的政策配套必须要考虑更多的细节问题。 (三)小结 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维持代间均衡与代际均衡的重要性。从生产力层面,势必要求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也促使在我国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产规模的适度性与农业生产者的协调性,例如王颜齐提到的土地规模与农业雇佣生产之间的协调一致;从生产关系层面,“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政策的主导型框架,相关的配套政策及细节问题应当是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此外包括相应的组织关系变革,如胡胜德对黑龙江综合性合作社的案例考察,也需要引起重视。 二、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一)国际经验的借鉴 201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新农业法案《食物、农场及就业法案》。对于该法案,彭超认为,美国新农业法案的重点内容在于改革收入补贴和强化农业风险保障,实际上,收入补贴与农业保险共同构成了保障美国农民收入的“安全网”。该法案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必须继续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二是科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三是完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四是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五是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齐皓天从美国农作物收入保险的具体操作入手,提出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思路应从直接补贴和价格支持向收入支持方向转变,农业保险应逐步成为农业支持的主要手段。农业保险的方式既可以把政府管理和市场化手段结合,又可以让农业保护和WTO规则相容,可能是未来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主导方向;而我国现在的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农业信息化的滞后,还没有建立起开展农业保险所必备的面积、产量、价格等数据的动态化、可视化、信息化管理条件。随着新型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除政策层面的经验借鉴之外,操作层面的实践经验同样有所裨益。例如,王刚毅对比了美国日本生猪产业链的情况,认为我国生猪行业集中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在于土地约束、政策风险与人才瓶颈。陈风波则通过梳理美国农业经济学科中Agribusiness的教学内容演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农业全产业链Agribusiness研究必将推进,具体包括农产管理、农产品营销、农业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农业产业组织等。 (二)中国实践的尝试 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当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道路。大豆作为我国进口量最多的农产品,其国际价格决定备受关注,林大燕考察了1995~2012年我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与来源之间的关系,通过稳健标准差回归得出,多元化的进口来源,特别是因为南北美洲大豆收获时间的差异,显著降低了我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幅度,作为一个农产品贸易净进口国,需要慎重选择进口来源及农业走出去的对象,重点关注和培育与现有进口来源国具有较大季节互补性且尚未充分开发的具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和地区。从引进来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又包括农业投资的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是全球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之一,与此同时,除种业之外,我国农业投资几乎完全放开。陈龙江根据种业相对竞争力的测算结果,提出整体种子市场开放不足,在当前情况下,可适度提高种业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分类推进,区别对待,有保有放。应继续严格控制大田作物中三大主粮作物种子的市场准入,掌握转基因种子开发经营的控制权,收紧种子科研的政策。从走出去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出口,又包括农业对外投资。现阶段,国内农业生产的相对禀赋优势逐步削弱,农产品出口相对弱化,而农业对外投资方兴未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邹文涛以我国热带作物橡胶“走出去”为例,指出在当前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与相互协调,企业间没有形成组团参与国际竞争的合力,导致竞争激烈,内耗严重,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为此,在海外投资战略中,如何实现投资整合,提升投资效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三)小结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方针,但是这一新战略并不排斥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及中国实践的尝试。尽管国情差异甚巨,禀赋条件不同,但现有的发达国家农业经验及开放历程可以给我国以诸多启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我国的实践,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解决我国问题的开放道路。 三、总结与讨论 在粮食安全新战略的大背景下讨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几乎可以覆盖“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虽然话题众多,但是线索明确,基本可以归纳为:第一,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顶层设计的宏观背景入手,采用二分法将实现路径一分为二,即国内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农业开放的国际经验问题。第二,将国内农业的持续发展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进行具体阐述。第三,将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尝试进行比对,并提出具体建议。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项具体政策的顶层设计已初现雏形,2015年将得到具体落实。从农产品市场角度来看,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框架下,目标价格试点将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从农业生产要素角度来看,土地流转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将会得到推进;从农业对外开放角度来看,基于双边的自贸区谈判与多边农业谈判将同步推进。基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杜志雄从宏观视角指出,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于农业经营主体重塑、农业产业重构、农业与国家市场关系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需要适应国家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搭建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农经学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提升科研水平,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使得这一平台真正可以做到资政佐民兴业。 作者:胡冰川肖卫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角下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架构 【摘 要】传媒经济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传媒经济这门新兴学科。传媒经济学有两个核心词汇,即“传媒”和“经济”,这表明传媒经济学研究是跨越传播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双重研究,因此,其理论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元、多面,不少学者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为明晰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系统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产业组织 摘要: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分析结构是一种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体系。但实际上传媒经济学领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产品属性,而且随着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相关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本文就在系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系统经济学;传媒产业组织;经济系统;传媒经济 一、传媒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 传媒产业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传媒企业,传媒产业的系统可以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所以不同的组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企业主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系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产业结构内不同的个体,也就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就是传媒产业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自组织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出现了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传媒市场在保持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巨大的市场波动。这种状况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获得最优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规模生产,只有一些经济寡头和市场垄断的结构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但是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却表明,在它们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广泛存在,而且并不是越大越好,最好的例证就是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采用系统经济学在对传媒产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时,只需要从系统内部成员数量的变化、内部成员性质的变化和群体数目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可以对它们的系统内部进行动态分析。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的宏观动态特点表现为:传媒产业的规模分布大致呈现帕累托的形态,它们具体的分布情况会随着它们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报纸媒体正慢慢衰退,所以很少有新开办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网络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企业的重组、合并或者是倒闭。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特点用系统经济学来阐述就是:由于传媒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不一样,所以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表现就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 二、传媒产业的竞争 按照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和相关产品类型的一个概念,市场结构竞争最为激烈的可以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司会提供大量同质化的商品。反之,竞争力最弱的则称之为垄断市场,所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传媒产业之间为抢占消费者、资金流和广告收入等进行竞争的情况。因为传媒产业的竞争不仅存在行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跨界之间的竞争。引入系统经济学的观念会让媒介之间的这种竞争分析由复杂变得简单。 根据系统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传媒产业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层级系统。这些层级系统是由很多子系统按照等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在对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由高级到低级的层级结构来进行分析。 (一)全球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传媒产业的竞争对象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十几年前,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制定了各个国家媒介竞争的相关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已经被很多世界性或者是区域性的组织决策所取代。例如,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开放电信市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受到了外来的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国营和民营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层级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传媒产业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媒介政策应该是为传媒产业发展服务的,所以应该为传媒企业设置一定的竞争参数。我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的传媒产业所能够使用的资源情况,媒介的所有权会对国家内部的竞争起到催化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的媒介政策,它处在两个极端中。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撤消了对媒介所有权的制约条件,所以美国的传媒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撤销限制的人认为兼并会导致寡头垄断的产生,而支持撤销限制的人则认为这有助提高企业的个体竞争费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两个极端,没有一个中间过渡的过程。除了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之外,国民经济的现状也是影响传媒产业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能决定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传媒企业的发展形势会直接影响传媒企业广告的收入量。 (三)传媒行业之间的竞争。这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在进行内部竞争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行业之间竞争的压力。运用这种层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分析传媒产业和其他行业进行竞争的方法。其实,竞争广泛的存在于产业之间和有很多产业所组成的群落之间。所谓产业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结构。在这个产业之中,企业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对传媒产业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来进行判断的。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媒介都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用生产技术就可以让它们的每一个产业都变得非常清晰。 三、传媒产业的创新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看来,产业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两个周期就可以完成,即知识理念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这种观点认为,当产品的形式确定之后,竞争的压力就会由产品向生产部门转移。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创新的周期有四个阶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宏观的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进行的一种交替演变。这种观念认为,产品的创新需要由动机、机会和方法的共同引导,如果企业管留着对生产效率的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自觉克服身上的惰性,产生创新的需要。随后,在产品市场的调查中,管理者发现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并伴有新技术的出现时,需要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在企业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用各种方法进行检验,让创新的意向经过广化之后再经过不同的情景进行区分。当产品生产完成,需要进行市场推广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从意识层面向转化为可以进行整理的知识系统。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传媒产业的创新在广化阶段,就是要将原本比较模糊的想法使之具体化、标准化,方便进行逻辑整理。 这种模式具体到传媒产业,比较常见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生产并不意味着垄断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传媒产业的产品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传媒产业的产品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允许它们之间较大的差异化,这也是传媒产业产品所特有的。例如现代各大电视台都会设立一个频道的总监制,但是每个监制如何实现对频道把控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整个栏目组的成员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就能打造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创意,但是这也要建立在遵守相关专业标准、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其他的创意产品来达到自己创新的目标。而且因为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创新产品中的潜在价值,实现价值的突破。根据我国目前的传媒产业现状来说,进行创新的大多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营销能力和条件,所以只能选择不断创新,让自己和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并能从中获利。所以,这种价值的创新就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调。除了价值创新之外,传媒产业的技术创新是它们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宣传的方法,如果创意不能得到有效的扩散传播,就很可能导致该项技术创新的失败。 综上所述,传媒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信息化产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已经将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列为扶持对象。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推理都是建立在系统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笔者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谈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未来的发展领域 从我国当前传媒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传媒实践的发展优先于传媒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还不甚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还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入手,针对当前实际,提出优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旨在不断加快传媒经济学发展,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角下的公交移动电视经营 摘要: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电视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经济产品,电视媒介是生产出品的生产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两者是相适应协调发展的。公交移动电视作为电视的一种,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它的产生体现了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它的运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公交;移动电视;策略 1 引言 将传媒经济学与公交移动电视的经营联系起来有利于通过把握传媒市场运作规律,准确预测公交移动电视产业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并进一步指导其发展方向。在传媒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公交移动电视起源、发展以及产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将具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以探索产业经营之道。 2 公交移动电视的现状 公交移动电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这一垄断竞争市场的共同特点是,市场中的参与者个数是很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性的但不存在具有绝对决定性的寡头。其次,它们向受众和广告主提供的信息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再次,存在具有明显长期性的进入壁垒。实际上,任何情况下潜在的新的媒介进入者都需要时间和资本,这个进入壁垒的界定几乎包括了媒介的所有行动。 2.1 公交移动资源的优势分析 2.1.1 传媒资源优势 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价值所在。整个受众的注意力始终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能够将受众资源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产品”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1]“长尾”定律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理论”认为,只要渠道足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匹敌。[2]那么,“长尾理论”适用于公交移动电视市场吗? 根据中国权威调研机构在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的调查数据表明,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平均家庭月收入4731元。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是构成国内城市家庭的主体,市场基数非常大;另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拥有有每月超过2000元的可支配收入。按照“长尾理论”,就抓住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宣传,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所取得的收益往往要大于由少数高收入人群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这一模式最适合的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等品牌广告。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策略是符合这一市场分析,并已取得良好反馈的。 2.1.2 广告影响力优势 媒介的影响力是媒介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而借助某种传播手段向受众传 递某种信息而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媒介的规模经济效果来源于大规模地生产、传播信息产品允许使用更有效率的设备和技术、采编、经营管理人员在专业化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从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因此,同质的竞争中,传媒比拼的是各自的规模经济最优化。其次,传媒比拼的才是各自的传播效果。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平均每位乘客在公交车上停留的时间为26.5分钟。而新生代调查机构抽样调研出来的数据是,工作日,公交乘客平均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是犯分钟,非工作日,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为29分钟。北京市民平均每周花费在公交上的时间为5.18个小时,年运营总人数近50亿人次。“行驶中的公交车”这一传播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3]在乘车途中收看公交移动电视节目,乘客受众是无法回避的,也没有收视选择,处于被动收视收听状态下。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封闭的收视空间,强制性收视,节目内容的不可选择性有利于避免信息流失。从传播效果上说,遥控器是广告最凶恶的杀手。 与家庭电视客厅休闲性、受众手中拥有遥控的自主权相比,公交电视受众选择继续收看广告的比例高达八成。另一方面,处于封闭的公交车空间里对于被动收视的受众来说,失去了家庭电视收视的选择性。这一信息获取模式具有强制收视的特征。但同时,公交移动电视也会因为提供“单一信息网”和“被动性消费”而导致电视的非人性化的使用。 2.1.3渠道优势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起步阶段,渠道一度成为极其短缺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一稀缺资源,谁就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就拥有传播市场的霸权地位。即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几何基数的增长方式爆发了。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模、种类,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增递。以电视传播为例,上星频道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电视直播卫星的即将升空、宽带在线视频的普及、3G的商业化应用等等。所有人们熟悉的传播影响力的产生方式以及市场盈利模式都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在传播渠道大规模扩张的北京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堪比“黄金”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其“过剩”而逐渐变得价格贬值。从传播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递减。 2.2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面临的困境分析 2.2.1 传播效果问题 尽管公交移动电视在“封闭环境”下取得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但是对于这一效果的取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这一传播环境下对于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是公交移动电视面临的预期欠佳的传播效果。公交车到达每一站都需要报站以便乘客上下车,这样就必然会覆盖公交移动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导致一部分无法观看屏幕“听电视”的乘客无法接受到完整的节目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信息缺损。另外,户外广告的黄金地段,广告往往容易扎堆,挤作一团,包括车厢内的车体广告、招贴广告。严重影响了移动电视广告对于受众的到达率和记忆度,分散受众的注意程度。这些信息的拥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效果。 2.2.2 内容缺失 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目前移动电视运营商不享有内容采编权,其节目内容供应采取制播分离的规定。因此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无外乎都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广电运营商模式,将移动电视接入本地有线电视网,实现电视节目的传输,由广播电视独立完成内容的制作和传输。二是合作运营模式,主要是传媒运营商与制作机构合作。这种模式采用数字广播技术,通过直播方式收看,广电部门主导运营,移动运营商提供用户管理,制作机构仍然主要以广电系统为主。前者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它享有众多上海文广集团旗下内容制造的资源共享优势。因此在节目内容上,东方明珠实现了当之无愧的“内容为王”。后者是市场决定需求,移动运营商需要与内容制作单位形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内容提供上极大程度的依赖这一渠道供应,如巴士在线和CCTV移动电视的战略合作。 2.2.3 盈利模式单一 谈到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点,除了广告,还能走什么路?目前的中国公交移动电视还没有第二个选项。这就说明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模式是单一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远远低于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 3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的应对策略 3.1 注重实施品牌战略 ①“造星策略”形成关注度与影响力 移动电视要重视“造星”,即制造自己的明星系列,比如,适时推出移动电视自己的“首席编辑”、“首席主播”,结合栏目推出“首席营养师”、“首席导游”、“首席导购”等等。“造星策略”不仅在企业内部可以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对外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由移动电视自己培养和打造的嫡系“明星”们以其专业素养和自身魅力来吸引受众,利用明星的亲和力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知,同进而营造移动电视的口碑,同时这些明星所带动的品牌栏目,都会提升移动电视的品牌价值。 ②“营销策略”制造公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度 媒介的公关是传媒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全部关系的总合。它有利于传媒与社会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树立传媒形象,提高传媒知名度。对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移动电视来说,可以争取主办、协办群众性大型活动和大型比赛,争取已经具有很大市场效应的大型活动的冠名权。同时,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移动电视内容的策划方案,或者举办移动电视“首席男、女主播”大赛,移动电视就可以是大赛的唯一播出平台,不但收获了主持人,聚集了人气,也取得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频道ID,口号的召集也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为市场客户度身定做系列性品牌活动推广方案,并有效实施,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在品牌推广成功并树立起自身品牌之后。[4]公交电视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价值,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媒体完善经营的有效方式之一。著名的“迪斯尼”案例告诉我们,通过产业化运作和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把形象品牌转化为商品品牌,以形象品牌的观众年龄段为衍生产品的目标消费群,通过商业模式的设定,提升出产业的最高附加值。 ③分众定位 对于公交移动电视产业来说,做好受众调查了解受众基本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公交移动电视针对市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创新和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广告客户的广告投放的有效触达率,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数据显示,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为18至40岁的社会主力消费军,占总数的52%,而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5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78.3%,受众的男女比例为男性60.5%,女性39.5%。这群社会主力消费军,年轻充满活力,乐于追求新事物且学历高,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及可信赖的商品信息。[5] ④完善产业链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内部产业链己经基本形成,但在产品营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以美国电影产业链为例,其产业化本土水平比较高,本土票房约占30%,海外市场约占30%,后期开发约占40%,包括游戏和各类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把每一个市场充分做足。如好莱坞的公司一直把打造链条作为自己取胜的秘诀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磨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首先是打造精品;然后是广泛的放映演出或出版;接着做成相关的礼品;下一步做成游戏软件;然后给拍摄地带来旅游收入;接着做成DVD或录像带;然后再是游形象专利的有偿转让。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滚雪球”,这其实是传媒的一种“链式”开发。 3.2 加强节目内容的优化 受众调查中所提到的缺损噪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移动电视节目信息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一弊端,笔者认为准确合理地使用字幕补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广告外的节目都应该配备字幕播出。首先字幕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当受众在收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时,公交车到达站点需要报站名,节目的声音就会被切换成报站声。这样车内电视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即使受众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收看节目,信息传递就会损失一部分甚至中断。此时,字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字幕能够弥补声音消失所造成的信息缺失,保持信息的相对完整性和准确性,维持受众的收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声画同步时也需要字幕的参与来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带来的收视干扰。其次,可以增加字幕频道,加大信息容量。如果在电视屏幕一侧滚动播出各类字幕新闻,如气象信息、交通路况、预警信息、突发新闻、重要时事等。字幕就形成了另一个信息通道。不仅增加了信息容量,也实现了受众在公交移动电视单一频道下的双重收视选择。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其中,受众的反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反馈,破坏了信息传播系统的完整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互动环节的缺失,是公交移动电视单向传播的缺陷。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公交移动电视可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顺利的“倾听”来自受众的反馈。互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需要的是受众的积极参与,以达到接受传播效果的目的。因此多平台的开拓,比如观众信箱、观众投稿、公益活动等形式都可获得第一手的直观材料,以便接受反馈信息,提高传播效果。 3.3 战略合作联盟强化竞争力 媒介市场战略联盟的出现与竞争环境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媒介也很难在各个方面完全靠自己,需要借助其他丈量来实现快速的增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了战略联盟的产生。 中国移动电视协作体是由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市以上的广电系统移动电视运营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成员包括中国教育台,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巧个省级移动电视和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等18个市级移动电视。[6]各地移动电视采取异地联播、节目置换、广告互换等方式合作。在此基础上,各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可以互换,既丰富了节目源,又节约了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分销全国性广告投放。众所周知,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域下“走转改”的效益及其实现 2011年8月,中央主管部门发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倡议。然而,“走转改”并不只针对新闻战线,而是面向整个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因为随着当下传媒业转企改制推进,越来越多的传媒机构进入市场,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起来,打造出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以人为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是传媒产业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看,“走基层”是通过融入基层,更好地尊重群众(即广义的受众、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了解民众的生活生产和需求状况;“转作风”是要求传媒建立与受众平等的关系,努力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维护公共利益;“改文风”意味着要提高传媒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优质传媒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升其对受众和社会的效用。 “走转改”的社会效益:有助于传媒产业履行社会责任 1.沟通政府与基层社会,减少信息不对称 “走基层”不仅要求传媒机构完善传媒产品的城乡发行和销售网点,建立传媒公共服务体系,还要求记者编辑等采编创作人员“接地气”,通过在基层走访,全面了解、真实记录以及向全社会客观传播基层的发展现状以及底层民众的安危冷暖、所思所想,将存在的相关问题反映出来并传达给政府部门。这在2012年新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农民工杨立学讨薪”、“农民工邵全杰春运买票”等走基层节目中得到体现。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民生问题,“走转改”有助于提高舆论引导力,在基层社会和政府间搭建沟通桥梁,促进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的形成,减少信息不对称。 2.规避市场机制的失灵,降低负外部效应 传媒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但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外部性体现在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传播并让受众了解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增加社会知识存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等;负外部性则表现在错误引导舆论、传播不健康的内容、导致社会的“三俗化”等。特别是在传媒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经常发生,如过度迎合消费者的不正当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市场经济下,中央主管部门提出“走转改”,是对传媒产业进行的宏观调控。通过这种政策引导,可减少市场失灵,让传媒在保持市场性的同时回归公益性,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起来,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走转改”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传媒产业增强经营能力 1.生产优质产品,抢占稀缺受众资源 基层是传媒产品生产所需的创意的源头活水,传媒从业人员通过“走转改”,不仅能生产出独家新闻、重磅报道等有利于在传媒竞争中增加比较优势的拳头产品,也可以更真实地了解受众对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偏好、需求状况,进而帮助媒体调整市场定位、改善服务策略,获取更多注意力资源。譬如,2012年央视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风格的转变,不但强化了其社会责任,也使其收视率猛增。据统计,央视新闻频道“走基层”报道在春节期间的收视率达到0.325%,比2011年提升了17%,比2010年提升了64%,《新闻联播》相关报道的收视率也比2011年同期提升了27%。①而受众群是传媒的重要市场资源,特别是在消费者选择空间较大、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注意力资源通过二次售卖甚至多次售卖,决定着传媒的广告资源和经营收入来源。 2.拓展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传媒在“走转改”中积累的公信力、影响力,可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作为“走转改”的典型案例,央视打造的传播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创下0.5%的平均收视率,还带来了广告、版权、海外发行等一系列收入,在出口过程中,其价格甚至卖到一分钟接近1万元,使央视纪录片的销售额比2011年增加50%。②借助“走转改”带来的“舌尖”品牌,央视还授权出版了同名图书、发行了DVD,而且还很热销。可以说,在“走转改”中,只要传媒产品质量过硬,在社会效益最大化之时,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2012年浙江卫视的表现尤为抢眼,其“推出的《中国好声音》,是以服务基层普通群众为宗旨,以传播公益文化为特色,高扬‘走转改’精神的全新媒体实践”,“栏目之所以受到关注,得益于节目主持人、偶像导师自觉降声调、改腔调,在舞台上流露真性情,和普通圆梦人、民间音乐爱好者打成一片”。③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成为2012年最卖座的电视节目之一,借助广告、版权销售实现“一亿投入,三亿收入”的经济效益。 “走转改”中传媒社会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尽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具有上述效益,但在当下“走转改”活动中,存在传媒的积极性不高、管理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责任感仍较差等问题。要进一步发挥出“走转改”的价值,使传媒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政策激励 针对一些传媒缺乏“走转改”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政策激励与政府监督机制。在经济手段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系统,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信贷、产品购销等优惠政策,对那些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公共责任感强、社会效益表现突出的媒体给予倾斜,如减免税收、加大补贴、提供信贷支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而对那些制播违规广告、蓄意捏造和散布谣言、传播低俗内容等危害社会且屡教不改的传媒机构,执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视情节而进行罚款等相应的惩处。此外,还可通过树立正面和负面典型进行勉励和鞭策。 2.媒体应完善自身管理运营体系 要保证“走转改”的效果,媒体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运营体系。一方面应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寻找符合自身状况的运作模式,做好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经营;另一方面,可实施采编创作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定期邀请业界精英和学界专家等方式,对传媒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并增强其市场意识、受众意识,以发挥出人力资本在媒体“走转改”中的创造力。同时,媒体自身还应完善绩效考评和奖励机制,通过津贴、福利激发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当薪酬待遇提高时,工作人员一般更愿意改善工作态度,激发走基层、多出精品的热情,有利于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品、提高产品营销和产业化的收益。 3.社会应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监督 社会对传媒行业的常态监督,有助于传媒企业提高服务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应拓展公众对传媒实施监督的渠道,鼓励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和普通公民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行为进行揭发举报,以鞭策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譬如,对于那些捏造虚假新闻、播出“三俗”广电节目以及生产和传播充斥色情内容与暴力思想等危害社会风气的影视剧的传媒机构,公众应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配合执法部门对此进行查处整治。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开通举报热线、开辟投诉专区,畅通对传媒业的监督渠道,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以此督促传媒人“走转改”,肩负起服务大众、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理论下的媒介认识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传媒业不仅有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巨大和潜在的经济功能。传媒经济这一概念逐渐在传播学术界和传媒产业界受到重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生产以及同传媒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运作规律。报纸和电视是传媒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媒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媒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保驾护航。 [关键词]理论 西方经济 应用传播 电视业 一、理论认识 传媒经济学在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均被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加以教授和研究,但是它作为经济和传媒的综合体并没有确凿的硬性定义,它是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理论结果。有的学者侧重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去定义和引导传媒经济学,有的学者则更倾向于把传媒经济学归结为应用传播学的实用范畴。传媒生产利用内容资源,通过创意与艺术活动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思想、信息和娱乐的过程。在经济学学科分类中,传媒经济学即是研究传媒生产领域中内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分支。它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 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以及以应用传播学实用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这两种传媒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不应该是互斥的,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依据都有道理,都是对传媒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展的有力指导武器。传媒产业既然可以称之为产业,那么它一定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研究传媒经济学过程中,顾名思义,既要重视其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重视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二、传媒产业与西方经济学 首先,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包括生产什么物品以及生产多少这种物品,怎样去生产,如何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等众多相关问题。传媒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传媒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上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问题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特殊的现象,以及怎样去注意这些现象,从而更好地利于传媒事业的发展。经过查阅资料,本人总结出了传媒经济学较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第一,一般产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定律,而大部分传媒产业边际成本递减。所谓边际成本定律,即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使边际产量增加,但是如若持续增加这种可变资本的投入,将导致所增加的产量便会开始递减,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产量和成本有对应的关系,当随着一种投入的增加——产量递增时,其成本就递减;而当随着这种投入的增加产量反而递减时,其成本就会递增。有些学者认为,媒介产业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媒介产品属于高初始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产业,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音像制品、电子等。当媒介产品不断以复制等形式被产出的时候,其边际成本非常小甚至于为零,所以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传媒产品的“顾客”——受众会在这个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这些传媒产品,这也是导致传媒产业大都具有“受众最大化”倾向的原因。 第二,在一般经济关系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一元产品市场”即产品从厂商到购买者的一次销售,而大多数媒介产品的价值实现,往往可以通过“二元产品市场”即传媒的二次销售理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媒介产出的产品,参与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品在一个市场的表现会影响它在另一个市场的表现。传媒产业生产厂商例如报纸等,可以以低于生产成本很多倍的价格在第一个市场出售所产出的产品,但是可以在第二个市场里赚取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通过这个二次销售过程,不但可以弥补在第一个市场里亏损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媒介赚取高利润。这种二次销售模式并不是说,除了传媒产业以外,其他产业全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种经济产品像传媒经济产品那样明显地展现着“二次销售”的魅力。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产业遵循着价格机制。但是在传媒产业中,有些传媒产品是不一定遵循价格机制的,比如广播等。有些产业的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不大,比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经济学范畴中的价格规律是指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则价格呈现降低趋势,当商品呈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反之,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消费者需求,当商品价格升高时,又会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降低对该商品的需求。我认为,传媒产品的特殊特点决定了它不一定完全按照这种价格机制规律运行,那是因为传媒产品中向人们传达的多半是精神上的满足,传媒产品对于其消费者——受众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沟通传达的。因为人的精神层面一般无法用价格高低来影响其在受众当中的需求度,并不一定是一档节目的制作成本或者广告费用低,这个节目就会不受欢迎。传媒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它的需求度基于其产品的内涵是否与其受众产生精神共鸣,这是传媒产业的魅力所在,也是传媒产业不同于经济关系运行中的普通物质商品。 当然,传媒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不同之处,传媒产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媒体人,在传媒产业的经济运行中,既要看到经济学知识对其的指导作用,又要考虑到传媒产品不同于一般经济商品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传媒产品要能够满足其传递信息引领精神世界的使命,又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好诠释。 三、浅谈传媒经济指导下我国的传媒产业(以电视业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传媒事业几乎是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喉舌,全天播出或报道的内容完全以国家政策新闻为主。在199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加之中央对传媒媒介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制度,给予传媒介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生存空间,我国媒介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传媒产品开始丰富多彩,日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媒介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个体,也获得了经济运行中的一席之地,经济利润也随之而来。 电视业同报纸业一样,是信息产业群中的一种分支产业,组建产业性广播电视的集团是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电视产业是指,以生产制作、营销、播出、传输和发射电视节目为主的企业组织,以及统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集合。在建国初期我国最先成立的电视台即为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起步之初,电视台纯粹是事业单位制度。电视产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脚步飞速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期、跑步期、高速期。发展至今,我国电视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丰富的节目和播出剧目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电视业同我国报业一样,正在逐渐发展成更新的传媒经济体,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电视业自身也具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强化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传媒功能,更好地发挥起经济作用,我认为,电视业应当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我国电视队伍的壮大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电视对于观众来说是接受新信息的窗户,电视产业团队中人员素质普遍中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如何能够更好更专业地满足观众们获得信息的需要是电视产业的首要议题。而这个议题最核心的部分即是电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只有有了好的人力,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好的信息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第二,电视产业应当更好地树立市场经济理念,营造出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媒介产业观念、不断创新的步伐、国际化视野、强化特色的定位。第三,在传媒经济理论指导下,让电视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改变高度垄断的电视业现状,市场经济体系中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如若在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初就以一种严厉的垄断作为开头,那么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四,我国电视业对于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电视节目雷同,品位不高,主持僵硬等众多问题,都是影响电视业广阔发展的芥蒂。 总之,我认为,我国电视产业若想长足地发展下去,必定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传播和经济作用,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要适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要求。在全球化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国媒体要努力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应对国际传媒市场挑战。 四、总结 在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今天,传媒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年代,作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我们,每天日常的传播活动无一不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经济理论与媒介今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传播学自建立之初就把我们领进了综合学科的大门,在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两个范畴(经济、媒介)可以完美地结合并且指导着经济生活中的传媒发展。这使我更加热爱传播学这门学科,也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媒体人的责任是双重的,分别是:媒体人有责任丰富媒介产品,并且更好地去向受众传递更具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媒体人也有责任将自己所处的媒介发展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媒体得以继续发展的利润。我想,这也就是传媒经济学所要向我们展示的传播意义。它既不能急功近利不顾内容地去传递信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能将媒介落后于整个市场。这种博弈的均衡点,即是媒介在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最优目标。 传媒经济学论文: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传媒经济学论文:一位经济学者的传媒经营观 金碚是目前国内少数产业经济学基础厚实的媒介经济学者,在“中国经营报社社长”这个头衔之外,他还有一长串传媒人少有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自2002年以来,他屡次受邀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经济顾问,由他担纲制定的中国新办报纸评估论证体系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报纸专业审核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传媒业发展格局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业界尤其是报业人士面临诸多困惑,作为经济学者和报业管理者的“双栖人”,金碚社长的观点会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报业竞争力进行第三方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青年记者》:金社长:您好!您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把企业竞争力监测的成果引入了报业领域。2004年,您领导中国经营报与新闻出版总暑一起推出了“报业竞争力监测报告”,引起了业内的轰动。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看,这个报告的运作是否达到了您预想的目的? 金碚:我是研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2004年时使用研究产业竞争力的方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合作开了一个全国报刊竞争力年会。在这个会的前后,对全国主要都市类媒体、报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的结果当时影响非常大。尽管有争议,但现在回头来看,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方法和监测的结果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在监测之前,不和报社联系,完全是“背对背”,使用新闻出版总署和第三方监测机构,比如央视索福瑞、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算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出来后,大多数报社都认可,但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年,在方法上进行了改进。我们设计了一些需要报社提供的数据,但有些报社不是太重视,就随便报了一个数;还有的认为这些数据涉及商业机密,拒绝提供。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业界对那次结果的认同率提高了很多。但也有些报社的监测结果同实际情况有差距,他们的社领导经调查后跟我讲,“很抱歉,我们报社的有关部门当时没有重视,数据报得不实,影响了监测结果,这怪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原因是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想把这个年会自己办起来,对监测方法也做了一些改变。这样的监测可能以学术和民间的形象出现大家比较容易认可,而一旦成了官方的评价结果,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要得到各方的认可就很不容易了。 我一直感到有些可惜,其实,对这个项目的结果有争议,本身就说明它得到了广泛重视,说明它是可以引起大家研究和思考的。我们也无法保证监测的结果和事实完全一样,如何评价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只能尽可能“逼近”客观现实。而引起争议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帮我们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另外,在争论中可以把数据不能够直接反映出的那些事实揭示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报社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还有很多报社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给他们解释如何从监测结果中研究同其他报社的差距,研究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青年记者》:如果现在再去做这样一个监测,您觉得在设计竞争力指标的时候,哪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金碚:设计出的指标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它们是能够反应现实的。第二,这些数据的可得性。第三,要考虑到提供数据的人的动机是否可能影响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比如,在我们的监测数据中没有用“发行量”,为什么?发行量确实很重要,但是发行量的真实数据很难获得。我们不可能在测评之前到每个报社去调查,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别人也没有动机提供。所以我们使用了“用纸量”,你印报纸用了多少纸,印厂有数据,这是很难做假的。而且,我们进行了技术处理,如果提供者有意做假,在数据处理中就可以被发现。第四,还要考虑填报人的工作负担是不是很重,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很复杂的表,他就有可能不愿意填,或者很马虎地应付,所以,调查表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到让他们能很方便地填写。 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做,但是由谁来做?据我们的经验,还是由研究机构来做比较合适。 公信力具有经济价值,是当前报纸最大的优势 《青年记者》:当前,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具体到一张报纸,您觉得它想打造自己的竞争力,最应该注重的指标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经营报,它要达到自己理想的竞争力,如果按照核心竞争力报告的要求,它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金碚:我们中国经营报有自己的办报理念,从现阶段的发展或者从新媒体挑战的大背景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造公信力。现在,公信力是报纸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过去办报纸也要重视公信力,但是过去的报纸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时效性、价格优势、大量提供数据和信息的特点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和新媒体竞争的时候,已经逐渐丧失。它剩下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把内容做得更精致,更有公信力。同样的一件事情,人家即使看了新媒体提供的信息,很快地了解这件事以后,还要来看一看中国经营报是怎么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报纸就有了更高的阅读价值。 我把新媒体比喻成“自来水”,把纸介媒体比喻成“茶水”,它要精心泡制。即使别人喝过了自来水,觉得解了渴了,也不妨碍再去品茶。这样的优势在我们的办报理念里,就是要有公信力,要做得精致,这是报纸当前的生存之道。 《青年记者》:现在很多报纸已经注意到了公信力的重要性,也着力从新闻和传播的角度来加强报纸套信力的建设。比如,对新闻专业主又的培养,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弘扬等。悠是产业经济专家,能不能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公信力的“经济价值”? 金碚: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你就要想,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卖钱的。能够卖钱的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稀缺性。从提供新闻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极大地解决了信息稀缺性问题,使得新闻信息已不再稀缺了,所以你可以免费获得(没有稀缺性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他过去获得新闻,主动权在新闻信息的供应这边,所以就要花钱来买新闻。现在新闻信息已经不再稀缺了,而看新闻的时间反而成了稀缺的――我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新闻,只要开了电脑、手机,就会有那么多人给我提供消息,这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需求: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把我的时间配置到那个最值得看的东西上。所以,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了他对于新闻的选择越来越重要,谁能够帮他选择,他就看谁的。 默多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得很好,他说传统媒体不会消失,新闻是写在纸上还是写在枯树上,或者写在电 子显示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读者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那读者需要什么呢?特别是对于财经新闻类纸媒,面对的是主流人群,是时间价值很高的人,他需要的是信息的选择和权威性。很多老板过去自己上网看新闻,后来找秘书帮他看,看了之后整理几条给他看。政府部门的不少高层领导人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稀缺问题。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新闻信息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经营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情况和趋势。 报纸一定还有市场空间,只是看你能不能抓住发展的关键。如果你像办新媒体一样去办报纸,那你一定会失败。你也追求内容多、时间快那一套,你多得过新媒体快得过新媒体吗?技术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报纸的某些优势在减弱,但它的市场价值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把这杯茶泡香了。人总不能光咕噜咕噜喝一肚子自来水,等他想起喝茶了,你就告诉他我这个茶怎么好,还能把泡好的茶香喷喷地端到他面前,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大多数报社来讲,跨媒体合作是实现多媒体融合比较现实的途径 《青年记者》: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也在不断地探索融合之道:办网站、做手机报、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等等。您对纸媒的多媒体发展有什么看法?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有什么探索? 金碚: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是个周报,和日报相比,它受到的新媒体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尽管新媒体对报纸是一种竞争、挑战,但新媒体和报纸没有绝对的界限,优势可以互补。互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报社既办报纸又做新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虽然第一财经日报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它跟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电视,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周刊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媒体平台,它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像我们报社,也在试图向多媒体发展,比如说也有网站,但是不一定多媒体都在我这个组织内,采取外部合作的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多媒体业务。 《青年记者》:现在业内讲媒介融合,更关注的是内部的媒介融合,比如刚才说的第一财经。您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跨媒介的融合,超出纸媒自身之外的? 金碚:就是互补,合作,而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合作对大多数报社来讲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报社自己来做多媒体,会受到投资和管理的局限。比如,你原来能管好这个报,你现在就能管好这个电视台吗?只有少数大型的媒体能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一个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相结合的路,仍然是要实现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包括其他媒体的优势互补。 具体到中国经营报,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经营报和它的子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经济管理出版社,都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旗下的媒体。这三个载体链接着研究资源、学者资源,我们计划把它们做一个业务上的整合,使它们在中国媒体中具有高度的独特性,用这个东西来保持我们的竞争能力。 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为什么能够发展?因为它们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主题,一个经济主题叫“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实际上就是和“中国制造”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个经济主题是消费,精品购物指南是和中国消费的发展同步的。我们一定会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形成“中国管理”的模式和经验。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两份报纸和一个出版社的独特优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的历史大潮。 不断地抓住报纸所关注的领域的发展,做到有独特性,这是每一家报纸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独特性,在一个信息充分供给的环境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读者的时间有限,你永远要想到随着读者水平,收入的提高,他的时间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他们用于接触媒体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就是报纸公信力价值的经济学根据。 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不断地去试,报业改制也应是这样 《青年记者》:目前为止,媒体所实行的大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此,您在《报业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实质上是规定报社一方面必须把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住,坚持编辑立场的重要性绝对高于经营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报社参与市场竞争,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我发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必然结果是,报社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盈利的性质。”如您所论,现在,新闻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已在进行中,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要求,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于2011年底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那么,改制后,“企业”身份究竟会带给我们哪些变化? 金碚:事业和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事业单位客观上虽有竞争,但事实上不那么激烈。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残酷无情,中国报业改革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一批报纸停办,或者一些报社倒闭。但是这个情况和以前会不太一样。 第一,竞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前,事业单位,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单位,报纸和报社是一体的,报纸不存在了,报社也就不存在了。将来,企业不是这个样子,报社是报社,报纸是报纸,报纸是报社的一个产品,报社是竞争主体。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报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办原来的报纸了,或者把它卖给别人,它又去办别的报纸了,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报社和报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企业化的体制下,报纸只是报社的一个产品,可以生产这个产品也可以不生产这个产品,而且它这个企业可以有母公司,有子公司,一个报社甚至只是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它的竞争就和事业单位不一样。 第二,我们判断一下,中国国有的报社,将来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报社的改革,只相当于国有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阶段,就是刚刚推向市场。绝不要认为,改制了之后,报社的前途就铺满了鲜花,不是这样。搞成了公司不一定赚钱,不一定能够活下去,改制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让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办社保啊?社保就这个道理,把人保了,你企业倒闭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国有企业,从1992年开始就推向市场,当时大家都认为改制了,减政放权了,就一定会赚钱了。完全不是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普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经过了三年的脱困,国有企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走上了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报业的发展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报纸真正走向市场以后会很艰难,但是没有关系,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会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办报人。在市场条件下磨炼出真正的报人,真正的报业企业家,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以为只要一改制,从事业变成企业,日子就好过了,这不可能。这个事情,不管是报社还是政府都要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政策上大概也应该有后备。一般来讲,地方报社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地方政府容易出台一些支持报社的政策措施,而中央则几乎不可能。改制的目的,就是把你慢慢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慢慢学会市场竞争,培育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报社、报纸。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有企业都改了30多年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报社在改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到底怎么改,国有企业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大家想得都有些天真和简单,以为只要政府出一个规定,搞一个统一模式,大家照葫芦画瓢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了”。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主张是,让报社自己去探索,政府不要过多地干涉应该由报社自己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可以搞一个统一方案来规定报社应该怎么样,报社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董事会应该怎么样。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一一试,不断地去试,去探索,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新力,就一定可以找到好的东西,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报业制度。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建立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美国的企业制度与欧洲国家的企业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 《青年记者》:如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改制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会不会形成一种新兴的传媒产业?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期待,传媒产业将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请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预测一下。 金碚:仅仅从报社、报纸来讲,连同出版业,都不是一个能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它过去的盈利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垄断性,垄断保证了它有比较好的收益。像一些行业报刊,这个行业里面就你一份,你当然行了,如果别人也能办,你还能那么容易生存吗?所以,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对此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整个传播、传媒业,甚至包括某些娱乐的相关领域等等,则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报纸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行业,它有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好的市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爆发性增长的行业,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把报业作为经济支柱的。 《青年记者》: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我国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一城一报的现象? 金碚:我认为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业态,为什么呢?很简单,比如,按说在青岛不应该出现海尔和海信两个差不多的企业,但青岛就有两个;在顺德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相同的家电企业,可它就有。政府也希望把它们并在一起,但也并不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城市规模也都不小,像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而美国的城市大都比较小,都是小城,它那些报纸带有社区性质。再一个原因,投资主体各种各样,北京市办了一张报纸,那人民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光明日报、广州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而且,我也不认为一城一报对中国的报业发展是有利的。也许,在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就应该有两三家甚至更多份相互竞争的报纸,这样竞争才能更有效果。 科研和传媒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比翼齐飞 《青年记者》:最后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是经济学者,也是报纸的管理者,这在国内媒体中极为少见。而且,近年来您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报社的经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您觉得,经济学者的身份给报社管理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还注意到,您在参加会议、论坛提到自己的身份时,总是首先强调自己是一名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比报业管理对您来说更有魅力吗? 金碚: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我来管理这个报社,就要发现我的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的比较优势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人员。我来办报,当然要发挥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在哪里呢?具体说,第一,我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第二,我所在的报纸本身就是一张财经类报纸,跟我的专业贴近。第三,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所以我带着研究的心态去管理这个报社,否则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管理报社很难,矛盾很多,那我怎么能够保持平稳的心态,把它看成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作为我研究的一个对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探索创新的方向。这样就会使管理报社成为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我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些实体和事业项目,我就跟同事们讲,你们都是研究员,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事务性,不值得我们这些博士、教授去做的。你们要这么想,做这件事情就跟做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一样,你得好好研究它,它有什么规律,怎么才能掌握,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报社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一边研究它,一边去管理它,也许就能很有意思。要不然,又是打官司,又是人事矛盾,你不觉得烦吗?但如果你以研究者的心态来应对,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青年记者》:那您的报业管理的经验,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启发和帮助? 金碚:有啊,而且很有意义。我会把很多研究项目放到报社来做。比如,现在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内有影响,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个理论性的课题,理论性的课题怎样延续下去呢?怎样和现实接轨呢?我就在报社搞了一个竞争力研究中心,现在中国经营报有一个研究院,他们常年收集数据、联系专家、召集开会,负责竞争力研究项目的各项工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哪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有我这样的研究条件啊?没有。再如举办竞争力年会,每年一次,越办越兴旺。许多顶级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来参加。一同研讨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办了一份杂志China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是一份学术性经济类英文杂志,已经创刊三年了。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很高的质量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这份英文杂志的成功就是充分发挥了研究单位和报社双方的优势。杂志的主办单位和学术编辑部设在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组稿,文章内容把关;后期制作的编辑部是在报社,包括翻译、校对,请外国专家进行文字润色,印制。低成本高效率运行,运作得非常成功!这样的办刊方式其他人很难做到。这也是我们科研单位和传媒单位相结合、优势互补的一个成功案例。 《青年记者》:谢谢金社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和您的交流,真的受益匪浅,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看报业的现状和发展,别有洞天。期盼您在经济学者和传媒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中收获更多的经验和成果,并能通过《青年记者》杂志,启迪更多的传媒同行! 传媒经济学论文: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的聚焦点 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教育报刊社五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京隆重开幕。这是该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传媒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刊特刊发本次学术会议上部分领导讲话和专家学者演讲的摘要。 传媒业发展需要认同和共识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次会议将“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作为研讨的主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如何实现多样性发展的问题,并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寻求达到某些认同和共识。我很欣赏“认同”这个词。所谓“认同”,是指人们相互之间在心理上的身份认可,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关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的。 如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传播国际化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我们会议的主题范围内,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认同存在着世界传媒经济学的共同性,二是承认各国传媒经济学的特殊性。 传媒经济学交汇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最新的通讯科技等许多学科,也需要充分的、可靠的基础统计资料和应用相关的数学工具。中国的多数大学并不缺乏这些学科的学者,缺乏的是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同时注意到如果缺乏研究者和传媒行业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难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中国平面媒体的未来发展 石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的平面媒体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期。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来发展,在文化产业中,报刊媒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九亿农村人口被激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平面媒体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其次,中国的平面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主流媒体地位。平面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有人力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内容生产上的优势,对传播领域的权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平面媒体在经济规模和公共舆论方面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 第三,传媒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平面媒体的发展如虎添翼。数字化为平面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门户网站、无线通讯、3G、博客、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和技术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度,平面媒体将借助新兴媒体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在传媒市场上关于如何把报刊内容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把报刊发行转化为数字化营销,把报刊受众转化为数字化受众的思路和实践越来越成熟。报刊业与其他媒体之间,相互交融的趋势在不断加快。这对中国传媒业更好的把握发展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迅速壮大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也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前,新闻教育规模很小,50所大学新闻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超过1000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新闻专业(系)的学校也不过10所,在校学生大约600人。即使到了1994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也不过66个。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1995-1999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目前,中国设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专业点超过了660个,硕士研究生点80多个,博士研究生点10多个;在校学生超过了12万人。 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术机构,该组织的前6届会议都是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召开的,我们能够获得第7届学术会议的举办权,应当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担忧,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促动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够保持多久?特别是在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不断对外扩张,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潮流和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多样性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各国政府和传媒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另外,作为信息媒介和舆论手段的传媒业又怎样在实现自身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信息和舆论的支持?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传媒经济学界所应当关注的话题。也正因为此,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上几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涉及最多和研讨最为集中的议题之一。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 黄勇(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规划院院长)在今后若干年里,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将进入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轨道。其基本趋势将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容产业市场化。随着传播竞争的加剧和节目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非新闻类节目将实行产播分离,并逐步走向市场,节目供求关系将加快由自产自播向市场交换交易转变。二是产业经营公司化。逐步实行分类管理,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办法,将广电媒体可经营部分资产资源剥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市场主体,实行公司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三是投资主体多样化。在国家投融资政策的指导下,面向市场的广播影视经营式实体,将积极吸收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广播影视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资金的投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盈利模式多样化。充分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的新业务,满足各种新媒体的内容需求和各类消费者的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五是产业发展集约化。加快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重组,发掘优势资源和潜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推进频道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推动节目栏目的创新,积累和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传媒经济在实践中的发展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在实践方面,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是从广告经营开始的。第一是报刊经营的收入,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天津日报率先刊登了以后的首个报纸广告。从那个时候起,报刊开始有了自己的经营收入,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报刊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469.36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6.59%。第二是广播电视的经营收入。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从零开始,到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58.63亿元。第三是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41.7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78.4%,其中网络广告收入是四年前的7.6倍,达到了31.3亿元。第四是手机短信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手机短信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304亿元。比2004年的数字超过40%。这是实践方面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媒介产业发展及其环境变化 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整个产值规模上来描述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我们测算了一下,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规模是3250亿人民币。虽然我们传媒媒体公司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整个广告的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一比较,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在各个媒体里,媒体的集中度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以电视业来看,中央电视台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视台,CCTV的广告总收入占中国整体广告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在加入WTO以后的传媒产业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发展势头在降低、衰落。而增长比较快的是手机短信销售额的增长和网络媒体广告额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种环境发展变化下,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 首先是媒体的媒介企业体制转变。围绕着这种体制的转变,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开展立体化的经营,主要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传媒企业,现在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发展和扩张,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团化的道路。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媒体数量会减少,但是媒体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种集团化的发展有利于媒体企业经营的集约化。另外的发展趋势就是数字化,所有的中国传统媒体,都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实现数字化转型”。电视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开始,特别是报纸媒体和期刊媒体怎样和数字媒体结合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市场和现实的数字化转型道路,是未来中国媒体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发展课题。 中国报业发展的动力 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展望未来,推动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成长带来的机会。中国社会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给我们传统报纸也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社会发展、民众文盲率的降低、文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传统报纸维系着比较庞大的数字。特别在未来几年内,二线三线的报纸可能成为拉动报业的增长点。 二是改革与创新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只有体制不断改革,报业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使传统报业激发出强大的动力,在与其他媒体竞争的过程中留住优势,为传统报业学习新技术、新资本创造新的优势。我们的机制体制现在回头看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当年为了一个报纸自己能不能发行,能不能自己分割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争论了十几年,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三是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利用带来了自身的转型。报业一直是新技术的积极支持者,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新技术的应用史,过去报纸每一次进步都利用了新技术,从黑白到彩色,从薄报到厚报时代,到开办电子版、网络版,到今天开办手机报等其他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新技术,下一步传统报纸在采编印等各个环节,还有一定的技术空间可以利用。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报业也能够通过利用新的技术,将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文化积淀优势与内容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传统报业开创一个新的明天。 报纸衰退期的增长战略 吴海民(京华时报社社长)我们给报纸衰退期提供的战略性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先战略。报纸的市场领先者不应该放弃一个强者愈强的机会,因为衰退的市场必然会加大产业的集中度,其直接结果是给市场领先者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个正在萎缩的市场上,只有更大的份额才意味着利润。 二是取舍战略。即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为。产业衰退期里干什么不干什么,必须有取有舍。取舍战略有助于强化自己的明确地位,突出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为此要主动放弃一些市场。 三是收获战略,即通过多种紧缩性措施降低经营亏损,降低现金流量,提高利润水平,以尽可能地聚集资金,为未来退出或转移市场做好准备,包括停止新的投资,缩小经营规模,节省有关费用,减少各项开支等等。 四是改版战略。这里的改版绝非版面内容的简单改变,而是指报纸在目标读者、目标市场等方面的重新定位。如着眼于未来的“碎片化”进行市场细分,朝着解释性报纸、免费报纸、社区类报纸以及二线三线城市报纸的转移。 五是退出战略。对某些质量低劣、经营混乱,也丧失了改版价值的报纸来说,也许最好的选择是立即解散,退出市场竞争。退出未必就是坏事,它可以大大减少沉没成本,减少机会成本,也减少未来的退出成本。 六是合并战略。同一地域、同一领域的同质化报纸是可以合并的。特别是同一报业集团内的同质化报纸,应该予以合并,以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运作得当的话也可能得到1加1大于2的效果,使相对劣势组合成市场强势。 七是购并战略。产业的衰退期提供了大购并的机会,并购有利于使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减少竞争对手,快速实现市场领先地位,有利于掌握更多资源,特别是一些报纸的内容资源,以实现向新媒体的转型,有利于减低运营成本,也有利于完善集团的产业链。 八是换位战略。即继过去的纸介质本位向数字化本位转化,在保持纸质报纸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力研发和运用新媒体产品,在报纸的衰退期里实现报网互动,而在未来则自然过渡到新的数字化媒体。 “融合与转型”是数字时代媒体的必经之路 徐威(东方卫视总经理、总编辑)技术前进的步伐是谁也挡不住的。尽管目前在普及程度、成本、技术成熟度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下,新媒体的发展还不足以撼动电视媒体龙头老大的位置,但传媒产业肯定会出现分众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传播信息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内容市场趋向细分化,单一媒体所能获得的受众与市场越来越小。 但新兴媒体在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众多新机会。新媒体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不同传输介质上的延伸。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传统媒体需要新媒体作载体。在新媒体时代日益增多的播放渠道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的机会,一个传统媒体可以因自己的内容在不同的渠道播放,摊薄不断攀升的内容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 赢得受众,但最终还是需要用内容来将受众“套牢”。中国新媒体公司虽然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力,但在内容制作方面力量相对匮乏,非常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来支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完全有可能通过开辟新媒体渠道实现再次辉煌,与新兴媒体一起共铸辉煌。在数字时代,通过自身跨媒体集团的运作或与其它媒体传播单位合作,将内容通过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制作与传播,营造分享资源和影响力空间的内在机制与条件,成为未来传媒运作的基本模式。最近20年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电视网由3个变成7个,而传统的3大电视网,全部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了转型,它们彻底融入了新媒体革命的滚滚洪流。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传媒人与经济评论版 近十年来,媒体(这里主要指报纸)不时刊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论、分析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篇幅不长,多则一二千字,少则七八百字,文章的主题多是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有的甚至是当天的经济热点问题。在经济类媒体上,这类文章更是常见,有的财经媒体(不包括受众很少、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经济类同业杂志)几乎是期期(对日报来说就是天天)必有,甚至一期有几篇。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作为一份经济类的大众报纸,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期都有以一两篇经济学家亲自撰写的文章为支撑,以许多由自己撰写的文章为基础,能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 (作者单位:上海商报) 传媒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改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传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使传媒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难题,这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当前传媒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擦边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国家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论文:从传媒经济学看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 数字移动电视是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电视技术,通过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数字设备接收的方式进行电视节目传播的。观众可以在其有效覆盖范围内任何安装了接收装置的公交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等移动载体中收看到移动电视画面。 公交移动电视作为数字移动电视中的一种,它是借助公交车的载体平台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装了数字移动电视。而上海于2002年10月开始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服务。随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也陆续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成为当前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发展的主力军,在公交系统上大显身手。 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它的盛行符合传播的时代趋势,并且它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的特点。但公交移动电视是怎样产生的?从媒介经济学的原理这一角度来分析,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多种动因: 1、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两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供给是指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实现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或前提;需求是消费者根据其购买能力向市场提出的对劳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它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两种类型。把供给与需求理论引入电视领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二是电视节目已经走向了市场。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但是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已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更加是市场规律特别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结果。 在传媒市场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所谓受众需要,即受众对信息、知识的不满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正是随着目标受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跳出了与传统电视媒介的竞争蓝海。媒介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众不仅能够在自家客厅观看电视节目,在乘坐公交电视的路途中也能观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缺乏的焦虑感是无时不在的。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费群体,供给方公交移动电视便产生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呈现出领先性、多样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2、资本的逐利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和成熟的产业运作经验的支持,工业文明已经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2008年我国文化市场有上万亿元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就意味着客观的产业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视作为高速看涨的拥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媒体,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剩余市场空白点,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目光。以业界翘楚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大股东分别为东方明珠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个是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一个是重量级的内容制作商。这样的强势组合,可谓如虎添翼。 3、资源的稀缺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的稀缺性,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说,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 在传媒产业中,受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受众的注意力一向是众多媒介追逐的对象。而显然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公交移动电视的及时出现有利的填补了这一注意力缝隙时,公交移动电视已经能在受众注意力这块蛋糕上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块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视终端32,000个,日均受众规模超过1056万人次。其电视终端已广泛覆盖上海8000多辆公交车,90%以上的公交线路,每天受众到达人数为889万人次,受众日均乘车45.9分钟。种种数据表明,新兴的公交移动电视正以迅猛的态势来到媒介生态圈中。新兴电视媒介公交移动电视所占有的媒介接触点与传统电视媒介相比,其受众接触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定位于差异化竞争的公交移动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先天优质的注意力资源。公交移动电视受众接触点的时间分布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段”。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动电视拥有不同寻常的“黄金收视率”。因此公交移动电视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电视媒介难以覆盖的主要时间缝隙,提高了节目到达率,占据了基数可观的注意力资源,展现了公交移动电视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已历经数载,随着以技术为核心的诸多条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动电视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国移动电视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将超过50%,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内,公交移动电视将至少占据全国300多亿元的广告市场份额。可见公交移动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丰富了媒介生态,开辟出了新兴媒介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06级研究生)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 要】对于高师美术学专业学生来说,毕业创作是其必须完成的一门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尤为重要的课程,该门课程的开设是为了检验高师美术学专业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情况以及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成果等,但是就当前的教学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和改善的问题和方面。因此,本文根据其毕业创作教学现状,并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经验,提出一些改善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对策,以期促进学生毕业创作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高师美术学专业 毕业创作 教学现状 对策 一、引言 对大学毕业生来说,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门重要课程就是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对于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利用创作的方式加以完成的。为了做好毕业创作教学,更好地检验学生在校四年的学习实践以及教师专业教学水平,就需要增强学生的毕业创作意识。学生积极主动地配合教师的教学和指导,才能更好地完成自身的毕业创作。 二、当前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现状分析 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通常都是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年时间中进行的,其课时相对较少,所以很多学生都认为基础知识以及技巧的学习才是最为重要的,毕业创作与就业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再加上很多学生往往都会在在校的最后一年时间内四处奔波,为就业做准备,基本无暇顾及毕业创作,所以学生大部分都不能放下手中的一切来进行创作素材的收集以及毕业创作的构思等。而且在毕业创作教学中,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呈现的往往都是“一对多”关系,这样就使得指导老师疲于应对,加大了教学难度。而且一些学生因为认识不到位或者是基本功不到位,没有创作兴趣和积极性,以这种消极懈怠的情绪进行创作,不仅会影响到教学活动的开展,还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创作氛围和思绪;更有甚者还会不听从教师的指导和安排,在实践教学环节缺席,致使教师找不到所负责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就会因为没有教师的有效指导,而对毕业创作更为应付了事,降低了教学质量和效率。另外,教师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创作水平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水平和经验还不够高,因此在学生创作阶段不能提出相应的创作指导,进一步降低了毕业创作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提高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质量的对策 (一)加强毕业创作课程的安排与调整 为了避免学生毕业创作和就业的冲突,学校可以对毕业创作课程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调整,提前开展毕业创作的教学,这样既能够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调动学生创作的积极性,还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毕业创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创作的教学活动中,进而提高毕业创作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可以在第六学期进行毕业创作教学活动的开展,首先组织学生开题,开始毕业创作的准备阶段,主要是让学生和指导教师双向选择,这样不仅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还能够体现对学生的尊重,这样学生才会更愿意主动地接受指导教师的安排和指导。然后在完成分配后,教师就需要对学生开展指导约谈,以此掌握每位学生的毕业创作意向等,教师再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以及创作意向和素材,完成创作方向和题目的拟定,就可以避免学生自拟题目过大和宽泛等问题。 (二)提高毕业创作教师队伍的综合水平和素质 美术学专业的毕业创作教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综合性较强的教学活动,教师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引导者,必须要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出色的专业技法以及创新创作理念,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在开展毕业创作教学中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和建议,这无疑也是对从事毕业创作教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教师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创作和艺术修养,通过对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探索,将基础教学和创作教学相结合,在日常教学中逐渐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进而在学好自身基础知识理论的同时,也能够将所学的各种技术手段运用到日常创作中,从而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创作意识和兴趣。 (三)加大教学实践环节的管理力度 在教学实践环节,教师首先应该引导学生端正自身的创作意识和心态,不能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应该从生活中感受艺术,进而挖掘出蕴藏在复杂生活中的艺术创作题材和形态,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生自身的创作主题。而且教师应该积极为学生提供一些高水平的美术展馆和作品让学生观摩,以此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充分了解到民族文化艺术以及传统遗留的文化艺术,为实际创作打好基础。同时,教师还需要加强教学实践环节的管理,通过适当的管理措施,规范学生的创作行为,督促学生投入到毕业创作中。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师院校应该加强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活动的开展,针对当前教师中存在的不足,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作意识,加强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以此提高学生毕业创作水平,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美术学毕业论文常见问题与改进措施 【摘 要】毕业论文是全面评估学生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从论文选题、专业特点、格式规范、创新能力四个方面论述了美术学毕业论文写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美术学;毕业论文;论文选题 美术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美术学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本科阶段所获得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创新精神的重要标志。毕业论文撰写的过程也是综合培养学生在本专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能力,包括艺术鉴赏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理论表达能力、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能力的一个实践过程。本文通过对已毕业的美术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调研及考察,总结出美术学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指导毕业论文顺利完成的方法,为美术学毕业论文的实践教学提供借鉴。 一、美术学本科毕业论文常见问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范围不当。大部分学生的论文题目过大、过深,不适合本科生完成,如《浅析油画前景》、《试论中国传统工笔画与现代工笔画的区别与联系》、《浅析现当代中国风景油画》,这些选题范围学生很难驾驭,此类选题写成一本专著也不为过,本科生当然难以就此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来。如果论文题目过小,论文得不到展开,则内容空泛乏味,缺少研究的目的性。也有些毕业论文内容过于陈旧,只是对以往的论文观点进行简单的重复。所以论文选题要大小适中,难易得当,这是写出高质量论文的前提条件。 (二)不能结合专业特点。对于美术学学生来说,理论研究没有相应的基础,实际工作经验不丰富,写作基础较差,如果不结合自身专业实际选题,势必只有到处拼凑,达不到能力培养和素质训练的教学目标。美术学毕业论文考察学生通过四年本科教育所取得的理论知识、美学素养、文化修养等各方面的能力,论文就是一个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课题,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讨创作实践者的理论水平。研究的内容要从自身的创作出发,阐明自己的观点,表现出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水平。 (三)毕业论文格式不规范。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格式,学院或所在系部都会有明确具体的要求,但是很多学生往往忽略格式要求,随意设置标题和文章的字体、字号,尤其是引用部分的问题最为常见。有的学生引用的文章内容并没有标明出处,没有注明期刊或书籍的出版社、页码,乱用标点,错别字出现频繁。主要原因是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精力用到了毕业创作中,对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视程度不高。 (四)缺乏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没有充分的自主学习,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毕业论文有创新性才有灵魂和价值。有些学生的毕业论文直接重复论述其他人现有的观点与结论,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有些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够重视,认为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应当以毕业创作为主,毕业论文只是应付了事,所以态度不端正,东拼西凑,这样很难写出具有创新性的、有价值的毕业论文。不论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还是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研究,都应当是本人经过独立思考的成果,绝对不能直接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 二、美术学本科毕业论文改进措施 (一)加强学生对选题的认识。要获得一个好的选题,需要作者在对文章的整体脉络和框架有大致的估量后,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分析提出的问题,确定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然后才可能找到自己满意的选题。这是一个思维不断运动的过程,需要主观的思想与所要选择的事物发生共鸣,这种灵感是非常重要的。确定好选题的范围,再根据自己的能力进一步展开查阅,扬长避短地做更深一步的研究。因此,论文要以所学专业为主,按照选题的任务、计划和完成期限有目的、有方法地充实专业技能及理论知识,培养科学研究和写作能力,同时为专业的继续深造和从事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二)结合专业特长兼顾兴趣开展选题。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各有所长,要选择有利于自身特长的选题来展开论文写作,能更深入地研究主攻的专业,扬长避短,易于开展。如果对某一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起来会产生强烈的探索精神。比如自己对中外美术史的山水画和风景画比较感兴趣,就可以以中西山水和风景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如果对国画中的仕女人物感兴趣,就可以以研究中国唐代的人物绘画作为选题。 (三)建立有效的毕业论文质量保障机制。加强毕业论文格式要求,通过讲座与授课的方式,通过案例分析研究,解决学生出现的格式问题,解决学生对前言、研究方法、结论及参考文献等不了解的现象。本系要求学生提交毕业论文纸质版,教研室、美术系统一安排论文格式审查,打印完整的纸质论文,进行格式初审,公布结果,格式不合格者进行格式二审,格式二审不合格者本学期不得进入答辩环节。并且开展毕业论文指导讲座,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实行统一检测,对检测不合格学生加大处罚力度。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美术学毕业论文的创新性原则首先要符合美术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现教学计划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发挥出专业优势和特长,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有一定新意、有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观点,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论文选题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或者对前人研究的成果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未尝不可。鼓励学生把毕业设计和论文相结合,只有把论文撰写看作是对自己专业潜力的提升,论文的水平才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常见问题分析 摘要: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艺术教育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对毕业生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检验。在近年来的毕业论文写作中,论文质量逐年下降。对论文写作问题进行分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提高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美术专业毕业论文;论文开题;论文写作 美术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艺术教育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教学环节,是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进行艺术考察与材料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及使用,学科论文与实用文体写作等基本技能的训练良机。近年来,通过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在规范化方面有所改善。然而,随着学生数量逐年上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却逐年下降,其中毕业论文写作质量下降尤其严重。本文根据近几年的毕业论文辅导与管理工作,本文对这些年质量下降的毕业论文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些普遍的规律性问题。并针对问题,对论文教学计划和方案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一、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与开题常见问题 (一)论文选题 合适的选题是提高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多数同学在选题方面缺乏新意,显得陈旧老套,自主性不强,研究价值和意义不大。其次是论文选题盲目笼统,不够精准,缺乏内涵和外延性,或文不扣题,部分题目字数偏多不够精炼,逻辑性不强。或选题偏大,无法用一两个月、数千字深入展开论述,只能点及皮毛。如《工艺美术研究》《论中西方文化艺术比较》《论中国工笔画》《论产品包装》《论中国美术发展历程》《我的何去何从》等。或是论文题目结构不完整,只有名词,缺少动词或介词,或者是重复使用动词,如《抽象与写实》《内衣的流行色》《传统民间绘画艺术性的研究分析》等。因此,导师的积极引导或建议学生选择有研究价值的和正确的选题,是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和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前提。 (二)论文开题报告不按照要求填写,随意拼凑一些不相关的内容 对该课题的研究目的较含糊,缺乏对课题研究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其次知识面狭窄,查阅资料不够,在该项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方面,把非常陈旧的选题说成是国内外现在无人研究,本项研究可以填补本课题空白。研究内容不够简单明了,满篇幅的长篇大论。 二、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方面常见问题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是全文的浓缩,也称内容提要或概要。主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等要素。不对文章内容加以补充解释和评论,我们学生在摘要撰写时惯用“本文”、“笔者”等作为主语,习惯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及自我评价。还有大部分摘要复制正文中的某一段落,结构不完整,不能够概括反映论文内容构成。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字的选取都是遵循一定规范的,是为了满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而从论文中选取出的词或词组。关键词的内容应该与论文密切相关,不能使用常用词,如特点、比较、研究等。 (二)文不对题或研究方向与本学科偏离 文章内容与标题有明显不符和偏差,非本学科研究范畴。如:《电热水壶的可能性研究》标题感觉与艺术设计专业无关,而文章内容却是电热水壶造型设计。还有一些文章不能够围绕主题展开论述,比如谈关于绘画情感方面课题,前一两段内容还围绕绘画情感这条主线,中间部分就偏离到绘画教学问题上了,再后的结论则偏离到另一个主题上了。 (三)写作能力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选题的自主性不强,题目与研究内容陈旧、老套、缺乏创新。表现为单纯叙述多,口头用语或方言使用频率偏多,对选题的静态解释和再次印证做得过多。创新和理论深度稍显不足,有些论文在研究具体画家或具体作品时,过多地描述画家的生平,不善于与其同时代的作品去比较,更没有放入当时整个社会大文化环境中去分析,这就使得作者在论文自主分析能力方面显得无力,更缺乏对问题的判断与定论。其次有些论文行文中分段过渡不自然,依靠小标题进行上下段落衔接,引用图例量大,而对图例分析缺乏深度,文章拼凑痕迹明显。下载一些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内容拿来不加分析地肆意组合,前后自相矛盾。如《关于地域民俗文化对民间艺术的影响》一文,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肯定地域民俗文化对民间艺术的影响,然而到文章结论部分话锋一转,对前面的论述予以否定。 (四)论文结构不完整 主要表现为论点不鲜明或没有论点,结论不充足或没有结论,“缺头少尾”或“虎头蛇尾”。全文从头到尾都是对研究内容单纯的叙述或介绍,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切入点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或者是文章开头架势很大,随着文章的深入,论述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对所提论点不能自圆其说,首尾缺少呼应。 (五)格式不够规范 美术与设计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格式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一是习惯自我发挥,对论文原有固定格式进行随意修改,破坏原有格式及结构。二是不善于阅读,对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理解不够到位。三是没有掌握WORD软件功能,无法按照论文格式标准要求独自完成。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思想认识与指导力度不够。随着近几年学生数量的增加,师生比逐渐加大,几乎全体专任教师参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由于美术专业教师主要承担技法课程教学工作,且大部分为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对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身平时缺少论文写作与系统的科研训练,在论文写作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在论文辅导工作中存在许多困难。从毕业论文的开题到写作及最后答辩难以达到严格的规范要求。 从学生的层面上讲,由于艺术生在招生录取中,文化分数要求普遍偏低,尤其是文字写作能力偏低或缺乏兴趣。因此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困难重重,易出现言语匮乏、概念模糊、格式混乱、文不对题,论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其次是美术学科学生缺乏端正严谨的态度,学生普遍认为论文写作与专业技巧知识关系不大,毕业论文的撰写较耗费精力,不必全身心投入,毕业论文成绩只要合格即可大功告成。此外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相关学科文献资料源的丰富,给学生提供了论文参考的便捷途径,同时也给论文抄袭提供了方便,论文抄袭拼凑成风。另外就是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学生大部分奔波于各类招聘会,心情浮躁,无法安心进行毕业论文写作。于是出现毕业论文写作不够积极主动,甚至应付的情况。 这既是教风与学风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们在论文工作中对此采用了相应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完全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这需要我们在今后本学科毕业论文工作中,从自身的工作中找问题,严抓教风与学风建设,加强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监控,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论文工作方案和实用于美术学科的文体写作标准及评价体系,这将对美术学科本科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建立以系负责人与教研室分级管理制度。把教师能否完成本学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作为教学工作考核的一项指标,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的老中青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团队。鼓励教师在科研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确保学术与教学相互促进。同时以传帮带的形式,对青年教师有规划培养,直至青年教师能够独立进行课题研究及完成毕业论文的指导。 其次是实行导师制,根据教研室分若干课外兴趣辅导组,可安排学生在第二学年后半阶段开始在导师指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训练。根据学生的志趣和专长制定训练计划,内容可包括美术基础、艺术创作(设计)、阶段应用文写作、创新训练等,以此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指导教师在平时加强自身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研究过程影响学生,以此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及兴趣。这种训练方式也可以作为毕业论文与创作设计的前提,为学生毕业论文与创作设计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是毕业论文形式多样化,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实际情况,实行毕业论文类型多样化,如艺术史论、民间艺术、艺术评论、创作(设计)构思与理念等。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创作(设计)撰写可行性报告书、结题报告书。在撰写此类文章时,思路不能只停留在创作(设计)方法或内容本身,而要上升到对当代社会生产生活、意识形态、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关注,要有社会责任感。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有针对性的教学与实践,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的抄袭行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实践与研究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青年教师的自身科研能力。 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年复一年重复出现的,同时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参与毕业论文工作的全体教师有坚定的意志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确保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简介: 刘剑钊,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系副主任,副教授。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开拓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研究 摘要:随着大学毕业人数逐年增长,2013年招聘大学生计划和就业需求岗位明显减少,今年的就业形势更趋复杂严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今年将有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再创历史新高。大学生就业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教育结构调整和政策、以及毕业生自身素质等方面。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政策、社会导向、学校指导外,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 关键词:河北省 高校美术类毕业生 就业渠道 随着大学毕业人数逐年增长,2013年招聘大学生计划和就业需求岗位明显减少,大学生就业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教育结构调整和政策、以及毕业生自身素质等方面。2013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699万。今年企业校园招聘计划总量和招聘岗位数量仅为去年的80%左右,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而艺术类大学毕业生也是这一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大学毕业生整体数量激增、就业情况低迷的背景下,对于艺术生来说,尤其是传统的美术类人才, 出现了严重饱和。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政策、社会导向、学校指导外,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市场需求已就业渠道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 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是那些?如何拓宽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针对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现状进行分析:目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部门统计表明,2008年参加河北省艺术类联考的考生共计61399人,2009年为60760人,2010年为60558人,2011年为32600人,2012年为36000人,2013年,河北省参加美术联考的考生有38264人,较去年增加2000余人。据中国教育在线资料显示,河北省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虽然在减少,但美术类考生不降反增,河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9600多人,美术类考生较上年增7%。统计结果,目前河北省内艺术类高校在校生近4万人,每年都产生了不小的就业压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就业市场中对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就业需求量增长很慢,就业形势较比较严峻。 其次,针对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分析: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是在毕业生实现其就业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现象的形成既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受到就业岗位的实际需要和毕业生个人综合素质水平之间差距的影响。 1、高校毕业生的科学就业观没有完全形成 当前,高校毕业生对自身实际情况没有正确认识,盲目地将“发达城市、事业单位、国家企业”、“高收入、高福利”等作为自己就业目标的首要参考依据。名牌高校、部分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在求职目标的设定上强调“专业对口”,非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岗位不选,人为地缩小了求职的视角,形成了就业的主观障碍,即制约自身就业目标实现的瓶颈。 2、招生体制改革和就业体制改革脱节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实现和招生体制改革的有效对接,出现了两个体制改革脱节的现象。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对外公布的报告中,艺术类动画专业被亮红牌,艺术设计、美术学专业被亮黄牌;其中美术学专业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达到15.6%,而本科失业率全国平均水平为8.8%。经过分析,美术学专业被亮黄牌,而不是红牌,就是因为其本身报考学生相对较少,就业面比较窄,因此各大高校美术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少,就业比较困难,失业比例相对较高,但就全国范围来看,供需关系还不算最紧张的;而像动漫专业,虽然失业率相对美术学较低,但因为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此专业,并且不顾市场供需关系大量招生,因此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失业总人数非常多,这也加大了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所以被亮红牌。 3、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部分高校仍未能实现从“点对面”到“点对点”的工作制度。当前许多高校仍未建立一支数量上与毕业生数保持合理比例、质量上与毕业生需求基本相符的专业化、专职化的就业指导服务人员队伍。而且,多数高校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毕业生就业实践技能锻炼平台,未能从提升毕业生的就业技能方面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加上目前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对人才招聘的质量把控上更加严格。为了减少企业用于培养与培训的费用,招聘时会对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更加优中选优。 最后,提出解决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策略,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通过对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并从政府,学校、大学生三方面提出解决就业难的相应对策。 1、如何创建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根据教育部网站的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各地各高校要在普遍开通就业信息网和使用“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系统”基础上,积极推进毕业生信息和行业、用人单位需求信息及时有效共享。保证网上和现场招聘活动的场次和需求信息数量。广泛收集就业信息,积极开拓市场,建立以学校为主导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主动与全国各省市的人事局、教育局人才市场联系,收集就业信息;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就业市场的需求信息,为毕业生提供多方面竞争“双选”的机会,就能够促进毕业生及时充分的就业,找到更为合适的就业岗位,不断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2、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向导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 对高校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紧密链接市场需求,重视教学实践环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制止盲目扩招,建立与就业市场的有效就业渠道。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突出教育特色,实现个性化培养,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适应市场,不断或重新获得新的职业知识和技能。例如:美术学的课程设置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培养“一专多能”的学生。“比如,除了专业基础课程外,学生也可以选择某一画种深入学习和练习,并增加体现职业方向特点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以职业方向来命名并形成独立的课程模块,并以选修的方式让学生自主选择至少一个模块进行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多个模块,这样,学生毕业时至少能掌握从事一种职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3、毕业生如何积极面对就业问题 大学生就业不只是面临如何找到用人单位,而是涉及大学生本身的素质准备,是涉及就业观念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涉及如何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要求大学生从进入高校时就开始关注的重要问题。要强化文化课和素质教育融为一体,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学习阶段的全过程。 那么,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有哪些? 具体方法:先就业再择业 ;自主创业; 面向基层。 就业渠道大致可以分为:网上招聘;人才市场;朋友熟人学校推荐;人才广告;高校举办大型招待会;毕业画展;画廊推荐 ;用人单位进学校招聘,加强校企沟通,拓宽就业渠道。 美术人才在各个行业都有需求,探寻美术在各个行业的需求,根据需要,成为新型人才,适应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对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分析,国内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全社会宏观就业压力增大。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创建良好的高校美术就业创业环境,从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向导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提高毕业生本身自身素质,不断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从而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美术院系毕业生就业前景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和我国高校学生人数的逐年扩招,很多艺术类院校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美术院系的毕业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国家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艺术类高校自身的原因。本文首先对我国美术专业学生就业现状进行描述,然后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因素进行了列举,最后对我国美术院系毕业生就业前景作出了悲观的分析。 [关键词]美术 毕业生 就业前景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就业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广。但是由于高考的不断升温和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在不断下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苛刻,这就使得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大学生与工作单位签约情况的好坏也依其专业的不同而有明显差距。目前,由于高端人才的缺乏,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很少,大多数大学生没有社会工作经验,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几乎达不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结果造成了就业的困难。尤其是美术类专业的学生更是难以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一、美术专业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美术类毕业生人数多,就业压力大 由于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升学门槛低,文化课水平要求很低,这类考生只需美术专业水平过硬即可,很多高三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为了减轻学习压力,愿意报考美术类院系,结果造成了这类考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大学期间,这类学生的学习压力的确不大,但是在面临就业的时候,很多学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社会需求远远不足以满足目前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人数,学生们的就业压力由此而体现出来。大部分学生专业水平一般,很难被广告公司、装潢公司、平面设计公司聘用。学生们没有工作经验,不了解市场,很难快速胜任工作,而这类公司需要的是成型人才,浪费时间和精力培养新人很难快速赢得利益,结果将很多美术专业学生拒之门外。 (二)美术专业学生学习成本较高 众所周知,美术专业的学习成本比普通考生的学习成本要高,他们需要专业场地、设施、美术用具等,他们平时在专业培养上花费的功夫远远大于普通学生的学习,甚至有很多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参加费用很高的校外美术培训班。据资料显示,美术院校4年学费加上生活费及专业附加支出一般在6~10万元之间,这使得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村家庭不堪重负。据中华英才网2010年美术类专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超过6成的大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不满意,57%的受调查者认为薪资待遇低,高不成低不就是如今美术生就业最突出的难题。 (三)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有地域局限性 据沈阳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生调查统计,有80%的毕业生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作为第一择业地区。在绝大多数美术类专业毕业生的心目中,大城市适合干艺术搞设计,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发展的空间。从就业难的地域分布来看,真正的难是难在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在中小城市、西部地区还有着大量的职位空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二、美术毕业生就业难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家就业体制不健全 大学毕业生就业,为的是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且解决个人温饱问题,自然的,待遇薪水是必须满足国家就业保障政策的。目前,国有企业、学校和私营企业成为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单位,分别占29.7%、19.3%和16.3%。其中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但许多私营企业在用人制度上不规范,尤其是每个就业生都极其关注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这类体系目前在私营企业中还不健全,这就导致了大学生们在选择去私营企业工作上有许多顾虑。使得很多美术类就业生不堪社会压力,转行考公务员,争取到学校类事业单位做美术老师,或者干脆放弃本专业。 (二)美术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很多毕业生在面临就业压力的时候,没有独自承受的能力,他们习惯性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托熟人找关系,将自己的就业压力直接转给家长。甚至有很多学生有强烈的攀比心,在找工作阶段,很多学生之间互相比较家庭背景,父母的人际关系,比较自己的工作来源。这种现象在美术类就业生中体现的更加明显,他们没有自己奋斗、自己承担的意思,与其说他们想在社会上立足,不如说是家长们为孩子选择出路,直接造成了学生们的依赖心理。通过对美术毕业生的调查,许多大学生在就业这一大事面前,心理扭曲,缺乏积极性,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些都证明其心理素质低,而且对他们在实际的择业、就业中会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同时学校对美术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不够,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未来就业形势表示担忧,毕业生和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长期深入到企业实习”成为当前大学生希望最应该提供的就业指导形式。学校关注的是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很少将目光转向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上,使得这类就业生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良好的平台。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论高校油画毕业创作如何借鉴民间美术 摘要: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国油画发展的一大文化资源。文章概述中国民间美术的形态。分析民间美术的造型方法和色彩特征,讨论高校油画毕业创作如何借鉴民间美术。 关键字:油画;毕业创作;借鉴;民间美术 油画传人中国后必须汲取多种文化养料,走本土化道路,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这个宏伟的文化工程中,辉煌灿烂的中国民间美术给中国油画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艺术教育应该为此有所作为。根据笔者观察,油画专业的学生很少接触民间美术,毕业创作时教师必需引导他们有意识地借鉴民间美术,以便学生初涉创作就树立起吸纳一切优秀文化的志向。 一、中国民间美术概述 中国民间美术属于一种民俗文化,它常见于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中。如巫术信仰民俗中的神像、甲马、水陆画,服饰民俗中的刺绣、香包、服饰,建筑民俗中的木雕、石刻及寺庙壁画,岁时节令民俗中的年画、剪纸、彩灯。由于生产方式和民俗民风的相对稳定,民间美术历千年而原貌不减,渗透着深厚的民俗积淀和传统色彩,其造型特点由原始艺术形式直接转化而来,并在多年集体创作、积累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作为对当代中国油画发展的有益补充,民间美术主要表现在造型、色彩等诸视觉要素的显性形态之中。 二、油画毕业创作借鉴民间美术造型 油画专业学生毕业创作过程中,我们没有时间灌输太多的民间美术教学内容,提纲挈领地讲授几点民间美术造型方法来得比较快捷、实用。如果学生对民间美术确实有兴趣,获得一个提示之后他们就能够自行扩展相关的知识。 1、主题形象展开法。 这种造型先确定主题形象,一般不强调作画前的精密设计,而是围绕主题形象发挥畅想,随着思维发展过程推出烘托主题的次要形象,它的优势在于创作时能够调动艺术家的激情,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并且保证完成的作品始终突出主题,显然,这种方法适合主题性的、现实主义的油画参考借鉴。 2、穿透造型法 民间艺术家经常凭借主观经验推断并画出那些无法直接看见但对于表达思想有用的视觉形象。这种方法可以突破表层现象的干扰,直接反映事物表象掩盖下的物象实质和客观必然,类似于“X线”穿透的理性效果。当然,它也可以产生感情战胜理性、意想代替必然的浪漫主义作品,比如,民间剪纸直接刻出母腹内躁动的胎儿用以表现母亲的伟大,民间刺绣《宝莲灯》可以看见华山压住的整个三圣母形象。毕加索的油画《镜前的少女》画出了掩藏在衣服下面的乳房、子宫,表现女性对自我的心理、生理的审视,为我们提供了油画穿透造型法的例证。 3、时空综合造型法 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体现物象的运动感和多种时空中的状态是一个美术专业难题,民间美术家却找到了独辟蹊径的表现方法,他们抛开自然对象的物理真实,依照自己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解来安排形象,融合多种时空形象,在一个平面上刻画多视角形态,使“合理”让步于“表意”,产生既是此事物又是彼事物的丰富幻想象,比如创作《放牧》题材,专业的油画作品通常选择一个固定视点下瞬间定格的形象加以描绘,精心安排具有包孕性的瞬间动作暗示事物的发展,很难在一个画面上描绘出过去、现在、将来的完整形态。民间剪纸、刺绣处理《放牧》题材时可以轻松地并现某一物象在运动中的多种形态以及某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由大到小的三堆草可以代表牲口将草吃完的过程,并用“多头驴”,“多头牛”表示牲口朝不同的方向吃草,考察大量的民间美术形态可以发现,同时表现一个物体的几个特征或综合表现从多角度观察到的几组物体的特征,这是民间美术最常见也是最有魅力的造型方法,夏加尔《散步》等抒情梦幻的表现主义油画、杜桑《下楼梯的裸体女人第2号》之类立体主义油画虽然是西方油画自律发展的结果,但是它们与中国民间美术的造型方式何其相似。两者相互参照,或许能给喜爱现代油画的学生诸多启示。 4、适形造型法 适形造型法在民间美术中运用最广,大量用在木版年画、福寿字画、家具器皿、服饰纹样中。民间美术家在限制范围内展开造型,首先面对约束与自由的矛盾,既要发挥想象力,又要考虑如何集中、简化造型并合理安排构图,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总结出某种图式后,艺术家可以驾轻就熟地将任何题材纳入既定的框架内创作出理想的作品,油画最初很注重适形造型,文艺复兴前后的画家被归人匠人行列,油画被用作宣传宗教教义的工具,即便拉斐尔的《圣母子》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之类的杰作也是在教堂内某块规定好的位置展开创作。现在如果学生的油画创作选材适宜用适形造型法,那么他们可以从油画传统和民间艺术中找到范本。 三、油画毕业创作借鉴民间美术色彩 民间美术的色彩总体上是意念造型的自由理想色,往往以能激扬感官亢奋作为潜在的自然依据,带有原始的自然选择印记。“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流传在老百姓中间的口头禅,作为一般的民间艺诀道出了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因为没有接受够专业训练,民间美术家有时缺乏高度自觉、个性化的色彩感受,用色往往夸张刺激、鲜艳夺目。我们同样可以列出民间美术典型的用色特征,在油画创作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应用。 1、色彩的表现性 民间色彩以表现喜庆气氛为整体基调,设色讲究明度对比、补色对比、纯度对比、色彩冷暖对比以及构图、色彩面积的比例搭配,强调色彩特有的张力、刺激性,追求热闹吉利、红火喜庆、积极奋进的色彩情感表现,为了达到热烈明快的效果,总结了“红间黄,喜煞娘”、“红搭绿,一块玉”等设色口诀。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透视和光影都没有严格按照按西方写实绘画法则处理,而是借鉴了民间美术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大型历史画的经典力作,学生可以从中明白写实油画的色彩并非一味模拟自然色彩。 2、色彩的象征性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中国民众对色彩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我们看不到民间色彩的自然光照变化,更看不到色彩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民间色彩的变化,搭配完全依“意图”、“象征”和民间色彩习俗体系本身独有的神韵来组合,红色、黄色代表着喜庆,黑色象征着凄凉、惨淡、悲痛,色彩意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约定俗成。现代油画比较重视色彩的独立功能,产生了一大批“单色油画”。张晓刚的油画《大家庭》系列成功地借鉴了民间肖像画的色彩观念,后学之辈可在此基础上探索推进。 3、色彩的装饰性 中国民间美术不追求写实色彩,较少西方传统绘画中微妙的色调层次变化。作品选择红、黄、蓝、白、紫等响亮的色彩,运用黑、白、点、线、面分割强烈对比的大色块,追求平面的装饰效果。民间画诀“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就是说明如何统一协调高纯度大色块,80年代以来,中国装饰风油画渐成规模,这是艺术家将目光转向民族民间文化带来的成果。实际上,装饰色是并列于固有色、条件色的一大体系,油画用色长期驻足后两者,现在重新探索油画装饰色彩仍有现实意义,在这点上,民间美术色彩有着进入油画的种种可能性。 以上我们的讨论并非意味着要让每位毕业生都在创作阶段钻研民间美术,毕竟得考虑学生志向有差异,性格、趣味各不相同,当然,对于那些确实有必要让民间美术与油画创作构成内在关系的学生而言,了解民间美术色彩、造型规律仅仅是最基础的一步,借鉴蕴涵在民间美术中的气韵态势等深层文化心理才是更难的课题。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美术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课程面临的现状问题分析 摘 要:针对美术学专业在高校的本科教学中重技法轻理论的教学现状,以毕业论文指导课程为切入点,分析目前该类课程所面临的具体教学问题以及原因,主要从教学管理者、教学主体的角度剖析,并提出应该重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课程的教学改革设计。 关键词:美术学 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课程 现状与问题 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是衡量一个学校教学与科研基础实力以及学生能力培养方向的重要指标。而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往往只把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看作衡量教学质量的指标,忽略本科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当下,不单纯是专业美术学院,包括大量的综合研究型大学的美术学院其实大都存在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把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当成学生毕业前的一个形式而已,因论文质量问题没能够毕业的情况几乎很少。 1 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课程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发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增加实践环节,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动……”其实这里提增加实践环节和自学时间就是要强调不同类型高校对人才培养要明确目标与方向,就美术学专业而言实践不是简单的技法实践与创造,而是与学生能力直接相关的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学生的职业取向,因此学校管理者应充分自身办学优势培养具有职业素养的人才,换句话说美术学专业培养的人才不是只有画家、雕塑家而已(这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也只有具备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的高校管理者才能在其课程设置上体现办学特色与思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发现和培养有特长的学生……”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智育工作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系列对学生能力的衡量指标应该是多样化的综合的。美术学专业本科生除了专业技巧能力,科研的能力同样重要,而四年的综合科研水平和人文素养正是从毕业论文的质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上我们不难看出,重视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就是重视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 2 目前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理论素养的培养意识薄弱 近年来,在综合型高校的美术学院里开始在本科培养方案中增加了重视美术教育、美术史论、美术批评方向的美术学(理论)专业模块的尝试,但大部分美术学(绘画)培养目标中仍然缺失对科研理论和人文素养的重视。这样的不重视原因是方方面面的。 (1)就管理者而言,人才培养目标、特色和战略意识薄弱和模糊,扩招导致的本科生素质下降的客观事实让他们把提升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转向研究生,从而本科生的科研素质的培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然体现在毕业论文的课程指导安排上也不够重视,质量也就不高。同时,由于重视度不够,也就没有拿出一个衡量学生科研素养、理论研究的目标体系和量化考核依据。这既不能形成有效激励机制,也不能规约教师的教学活动。 (2)就论文指导教师而言,由于管理者的不重视传导到教师这里,让本该重视这一课程的教师由于失去了激励机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责任和重视,就更谈不上根据学生情况而进行指导课程的教学改革,甚至由于多年自身重技轻理的惯性思维也会让毕业论文指导变得流于形式。以致学生论文质量得不到严格把关。 (3)就学生自身而言,从进校以来所接受的所有课程就是围绕技法课程展开,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研究习惯,没有重视思维能力的训练,科研知识储备不足,学习兴趣与目的性不明确,探究性科研意识淡薄等多方面原因让学生到了大四就是有心想做好毕业论文也显得力不从心,为时已晚。这些都是值得教学管理者和教师深思的问题,如何从人才培养意识、课程设置与安排、教师教学策略与组织形式等方面转变观念、改革课程模式、探索教学改革思路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2.2 实际课程培养方案缺乏合理规划 目前高等院校(专业美术院校、综合型院校、师范院校)在对本科“美术学”专业的人才培育目标和专业课程设置上存在一个多年来突出的问题,即单一而片面地强化技能训练和艺术语言的个性创造,模糊了不同类型院校的优势和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加上扩招以来艺术类专业在各式各样的高校里都有设置,不同类型院校的美术学人才培养方向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其中毕业论文指导这一重要的后期课程在设置、安排和实施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1)高校的美术学毕业论文指导课程在设置上缺乏规范性。当下很多高校的美术学专业本科论文指导的随意性很强,没有具体的课程时间、地点,一切都是自主的教师安排。虽然给教师适度的教学自由度是合理的,但缺乏课程安排的科学规划容易导致学生对该课程的不重视和不作为。常常出现论文指导留于表面形式的情况。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关于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毕业创作的思考 内容摘要:文章对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毕业创作进行了分析,并对教与学、作品中情感的表达、学生作品中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对提高高校美术专业毕业创作水平和教学水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毕业创作 情感体验 审美观念 高校美术专业的毕业创作既是学院式教学所设定的必修课,也是本科生对自身四年专业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和自我检验。由于学院式教学是以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进行的,可以说,毕业创作也是学院式的教学成果的综合和最高体现。 在毕业创作过程中,毕业生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倾向和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但这些不同主题内容、风格样式的作品也体现出学生对当下所处各种环境各种自我情感体验的一种较为真实的思考。但毕业作品中真实情感的缺失,对西方艺术手法和形式的抄袭,缺少独创性和想象力等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事实。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这种教学相长的角色定位,创作中求真务实的情感体验,共性与个性的艺术表达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对提高高校美术专业的毕业创作会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尊重不同学生的创作是极为必要的。美术学科门类发展特点的多样性和学生自身经历和背景的差异性决定着毕业作品的多元化,因此美术教育中的包容性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保持一种尊重的心态去分析作品是前提,但这种尊重并不是过分地强调任其自由发挥,甚至将学生置于一个虚无的空间,因为毕竟学生的作品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现代美术思潮的误导、判断力和知识面的狭窄、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长期相互脱节等。因此,培养学生具有积极良好的创作心态更显珍贵。在创作中,也应积极引导学生培育独立的人格,从美术史纵向上与今天艺术发展现状的横向上,寻求自己的定位。同时也应在美术理论上丰富自己且加强修养,更多地聆听艺术家们的困惑和感悟,使自己不轻易迷信个人。教师尊重心态的形成和对学生理性独立创作心态的积极引导,在毕业创作中会起到极为重要的先决作用。 二、教师应充分把握毕业创作中的各个阶段,总体上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观意识,鼓励合理的个性化艺术表达与创造,毕竟,创作的本质是探索和创造。高校美术专业的毕业创作在学院教学体系中是经过生活感受――创作欲望――构思选择――提炼升华――制作展示等一系列简单而又复杂的过程。教师应充分掌握完成创作的不同阶段,教师在此过程中主要是启发,起助动作用。学生是主体,一方面让学生表达出自己对艺术和技术的领悟;另一方面也一并提高学生眼、手、脑的协调能力,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教师在其知识范围内能够极大地宽容并准确地指正存在于学生中的各种意识,这也对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和毕业生形成一种互动式的教学相长,都应清晰地明确毕业创作的不同阶段和发展过程,以及过程中双方的角色互动关系。 三、积极引导学生毕业创作中的个性表达。在美术风格和样式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显然不能以某种固定的模式去要求学生。应在教学中强化并开启学生创作性的思维,在创作中,不应总是纠缠学生的基础,使学生丧失创作的勇气。以现在高校美术专业本科生的程度,应使之最大限度地利用想象、思维、艺术技术等综合能力,探索更适合自身的最佳表现形式。即便有些学生在毕业创作构思和风格的主观表现上有些极端或是不太令人接受,但笔者认为这在一定层面上有利于创作的环境宽松,从而引发美术思维的活跃,也有利于艺术风格的多元化发展。学生毕业创作中观念的转化,视觉图示的新奇表现,这本身也是对惯性欣赏定式的冲击。毕业生作品不成熟是必然的,作品中有追逐时尚流行风格的痕迹也在所难免,关键是教师如何深入准确地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和优势,并合理适度地大胆引导他们自信地走下去,这一点最为重要,毕竟学生积极努力的理性思考、真诚踏实对待艺术的态度,以及有创造性的个性艺术表达是极为珍贵的。 四、美术创作中,生动的情感表达是作品的关键。我们对客体世界的表达往往是借助所学的知识如构图、色彩、线条、笔墨等技巧因素来实现的。优秀的毕业创作自然也不会缺少这些因素,好的作品使我们在盛赞其高明的艺术技巧时,更多时候往往被画中某种精神意蕴所深深吸引。因此真正优秀的毕业创作,真实情感的表达至关重要。作品中的“情感”不是指在描绘对象时所体现出来的所谓的“激情”,而是在对描绘客体有了“具体把握”或“深入理解”的程度时,所赋予画面的“情感”,这样的毕业创作才真正值得推敲且耐人寻味,也自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在创作手法上,应使学生主动地对所描绘形象进行理解和感悟,突出所描绘对象的特征、特点,对人物描绘更应着重于动势、表情、心理等方面的刻画,甚至适当合理地夸大其相貌特征和心理特征也会产生很好的画面效果,能够传达出一定“情感”因素,体现出对所刻画对象的不同审美理解。 五、毕业创作中常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一)局部的刻画和塑造能力较强,但对画面总的设想和把握,以及构思和观念上显得不够明确。这其实是基础教学和毕业创作的关系,二者应是统一的,使学到的各种技术手段运用到更加有情感和艺术内涵的创作中。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应因势利导,及时发现学生创作中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使学生尽可能少走弯路。这其中更应关注学生的创作草图的构思和其自身的制作技术水平,掌握好学生这两方面的最佳结合点,即想法与制作上的可行性和直接性。(二)在毕业创作观念上的问题。现代多种艺术观念的介入,使学生对形象的准确描绘意识减弱。既要有现代感和个性,又要充分体现出其学院式的造型审美能力,这使一些学生略显困惑。如果在毕业创作中缺失情感的体会和表达,作品质量自然不会很高。针对这种较普遍的情况,笔者认为应以画种或不同的工作室为基础,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作用,形成一种不同特色和不同艺术风格的毕业创作模式。在作品的设计和构思上,使学生充分认识到,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形式感和现代感绝不是“新闻感”或“不断的过时感”,而应是对现实、对艺术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光凭感觉就能产生,应具有较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新的审美观念。 总之,创作教学是高校美术专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其中涉及问题较多。在整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应有良好的心态并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教师积极鼓励学生在创作中表达个性和真切的情感体验,但针对学生创作中的许多共性个性问题和难点,也应具有一定的协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只有这样,高校美术专业的毕业创作才能变得更加有序,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专业优势并提高教学水平。 王思萌,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高师美术毕业创作教法模式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高师美术毕业创作教法模式的研究,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教学要不断进行更新,培养学生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要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来进行引导,富于幻想的创造思维,教师就要加以肯定。同时适当开设意象素描对学生想象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意象素描可以转化为创造性思维,它无论是对中国画还是西洋画都有一定的好处。 关键词:毕业创作 教学难点 教学新模式 高师美术毕业创作能检验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同时也能反映教学质量。 一、 高师美术教学现状 高师美术毕业创作作品有抄袭倾向,似乎教师也认可,有的学生甚至用课堂习作代替毕业创作,长此以往会导致高师美术水平下降,不利于艺术发展。现在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创作的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二、 国画教学人物、山水在高师美术创作教学的现状和困境 众所周知,人物画要求造型准确。绘画功底欠佳的学生画人物就有困难,可以看出现在画水墨人物画的人越来越少了。一些大型美术展览中国画多数是工笔画,而且制作成份很多。 照我看来,教学大纲安排欠合理,学生毕业分配和毕业创作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成为毕业创作教学难点,我们需要有新的教学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要提高毕业创作的教学质量,需要从学生入学开始抓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在,我们学院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了。学中国画、西洋画、工艺设计和书法,基础训练要有区别。中国画基础训练可以以线造型为主,工艺设计基础训练可以以结构素描和意象素描为主,油画基础训练可以以明暗素描为主,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培养学生方方面面的能力,要想每样功课都能精通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必要在基础训练时,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训练。要根据专业特点来进行分层次教学,找出哪里是学生最薄弱的环节。 艺术教育需要学生掌握技能的多样化,而毕业课程却要求学生具有从事某一项种类的艺术素养和表现技能。这是多年来高校在教学改革中无法克服的教学难题。 学生是主体,教师应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国画、油画、版画、工艺一律学素描,笔者在此并不是说不学素描,学素描可以分类学,如白描(线描)、明暗素描、结构素描,国画可以学线描和意象素描等等。学习来不得半点虚假,像项链一样,如果一个环节断了,这条项链也就没用了。要吸取教训,我们不能在教学上出现断链,我们的艺术教育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教师为了完成毕业创作任务,容忍学生创作中抄袭,要遏制这种事情发生。可采取分层次教学,学习中国画要画线描,进行强化训练,学习油画就要学明暗素描。在短时间内,要完成大量的学习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艺术教育应通过美术讲座及名作欣赏来弥补,提高学生的能力。 学生为什么不愿选国画专业呢?几年学习下来,总是素描、色彩,人已经画麻木了,如果学国画,还要抛开原先学的明暗素描重新来学习白描。现在的学生对写意人物画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画坏,害怕失败。原因是画速写少,造型能力差。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浮躁的时期,人心漂浮不定,也是原因之一。据笔者调查,现在学油画的学生比例高于国画,原因是水粉画和油画比较接近,容易学。 三、山水画、教学新模式 毕业创作是高师美术一大难点,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协调发展,有条不紊地进行创作。一般来讲,学山水首先要学习清代“四王”的美术作品,采取临本是1:1的比例,最好用放大镜观察,研究原作皴法及用笔方法,让学生先读一些有关“四王”的书籍,或上网搜索这些知识。多带学生参观美术展览,让学生感受艺术氛围。 学生毕业创作,教师不必做硬性规定,必须画什么,或者必须画几张等等,要给学生创作自由。笔者认为这一点国外做的比我们要好一些,即使是非常严谨的问题他们也有两个答案,供你自己去选择。如:人类的起源问题,有两个不同的答案:1.人类的起源是由猿猴变的(进化论观点);2.人类的起源是上帝创造的(宗教观点)。不要把学生想象的翅膀给折断了。有些保守派为了学生能安分守己,像对待动物园的天鹅一样把想象的翅膀给折断了,希望只在湖里游玩,却不让它远走高飞。天鹅若不能高飞,那它就永远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笔者在教毕业创作时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一)采风及收集资料阶段 1. 采风是到大自然中去,它能陶冶情操,它能让你去思考为什么。就像你感受最深的时候,能从心里发出感慨。当你去看电影时,就能感受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和你亲自经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经历过大海啸的人和看大海啸记录片的人,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到生活中去让学生真正体验到真善美,可以适当安排学生把白天所看到的东西到晚上写一些自己感受最深的心得体会,并且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采风不能像走马观花一样,对你所感动的东西要及时记录下来,并且要收集你所需要的材料。收集材料要有选择,选择最适合表达你情感的物象。 2. 笔者在创作课中常常把学生集中在一起,把每一个学生的采风和收集的材料进行分析,并加以引导,引导他们应当走的绘画道路。首先,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根据个人的爱好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收集在一起。有些东西不适合入画,那么就不去考虑它。如:有一个学生,想画山水画把学院大门画上,用平远透视方法画出来。可以这么说,如果是国画大师那么还可以考虑,但因为该学生技法不是特别成熟,所以说他画这幅作品不合适,这就要把他的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及时引导,避免浪费时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该学生在毕业前夕对学校很留恋,但并不是什么感受都适合作画。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学习情况,要扬长避短,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二)布置任务及草图设计阶段 1. 毕业创作是教学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标志着艺术教育结果阶段。所以在毕业创作课时,首先要给学生布置任务。第一周完成草图设计。让学生按自己思路先画草图,之后集中在一起讲评。画草图时让学生一定要高度重视,往往学生不够重视草图,这需要教师正确去引导。草图其实并不“草”,它预示着你下一步的成功与否。 2. 画山水画,要目的明确,用什么方法来表现,是工笔还是写意。在构图方面多给学生看一些名画,多看一些大师作品。这样会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三)完成阶段 1. 美术作品完成阶段是“果子”成熟,人们品尝“果子”味道的时候,也是收获季节的时候。也许人会说重在过程不在结果,那是给自己找解脱。但我认为“果子”是标志着它在生长过程中最后的体现。 2. 完成阶段要避免学生过于依赖指导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性。不断鼓励和表扬,会受到良好的效果。 3. 最后完成阶段,中国画需要装裱,一定要在正规的装裱店进行装裱,最好是手工装裱,手工装裱比机器装裱效果好。 四、人物画教学新模式 教人物画时,就要渗透创作方法。如画工笔人物时,可以以创作带动基本功。摆好人物造型,让学生多画一些速写,从不同角度画,启发学生选出最佳角度来画,可以根据模特的气质,进行添加背景,多画小草图。笔者建议学习画人物画还可以多画一些创意素描。画创意素描可以开发学生思维方式,有益于学生在创作中的发展。 水墨人物画创作前期准备: 1. 收集素材,确定主题,多画速写进行比较。看过毕加索画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幅《牛的变形过程》共画了十一张,还有蒙德里安《红树》、《灰色的树》、《开花的苹果树》、《色彩构成》已经看不出是树的原型了。《色彩构成》作品是画家意念的产生,是由《开花的苹果树》发展而来的。看一些名画作品时教师要教学生如何自主学习。 2. 画人物画还要多画一些手和脚。可以局部放大,用不同的线条表现。笔者认为最合理的方法是画一幅精美的毕业创作,而且完完全全是本人创作的,以展现出大学时期的成就,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卷。画画来不得半点虚假,就像做人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做好某事。现今是一个浮躁的社会,生活节奏快,如果你让学生毕业创作画多幅作品,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一些教师认为给学生布置创作多,会给学生一个压力,所谓的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有些学生投机取巧,网上下载图片进行抄袭等等。如果不这么做,就完不成教师布置的毕业创作任务。结果呢?一连串负面反应就出现了,毕业创作质量下降,展位展不下,学生有怨言,有的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没有被全部展出,就出现痛苦的样子,而一些学生由于忙于找工作没有真正进入到创作中去,所以他的毕业创作很肤浅,质量不高,完成数量少,没有挑选余地。 3. 毕业创作画一幅作品是最合理的。创作过程是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校稿――完成阶段。 为了能少走弯路,笔者认为素描课可以适当增加意象素描课程,它对学生散发思维有一定的好处。它可以打开学生思路,打破教学常规画法。让学生多画小草图,是最有成效的方法。我们做了一个实验,一个专业美术班,分成A、B两个画室进行意象素描教学,三周共上24课时,教师布置课堂作业,让A班一天完成一幅意象素描,B班一天完成三张素描,最后一周上交作业。研究结果是A、B两班成绩有明显区别,B班成绩平均分明显高于A班。笔者发现作业多,学生动脑筋也就多,而且表现手法也多,在短时间内完成,作业少的A班,学生用的方法一般是采取明暗素描来表现,表现手法比较单一。意象素描B班学生表现技法多样化,用名画进行改变,一幅名画可以改编好几幅作品,用不同的点线面来表现。 例如:学习中国绘画意象,就能体会到中华民族艺术的丰富内涵,作品中蕴含的美学意识,对客观世界独特的认识,对艺术的独特追求。意象美学意识应用于素描,即是意象素描。意象素描是作者经过物和对象,产生“迁想妙得”、“不似之似”的意中之象,是传神写意、抒情的艺术。多方面资料表明,学习意象素描对中国画都有很大的帮助。学意象素描对情感的培养起到很大的作用,意象素描主要通过客观事物对心理反应的一种现象,是表现主观的一种表现。要不断启发学生创作思维能力的培养,要追求画面表现空间中运动和力的美感,追求节奏韵律美感等。在写生中笔者要求学生适当安排一些的意象素描,要求学生表现情趣和创意,突出个性,表现自我,可以采取不同的工具材料。意象素描对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教学各个环节中都不能忽视,这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来寻找更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走该走的路。 我们要不断进行研究性教学,在短时间内达到高效率的目的。学习国画要不断练习用线造型。线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而中国画对线的理解是从书法而来的,所以说学习中国画要加强书法练习是非常必要的。 画人物画时可以直接用毛笔画,这是中国人物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中国人物画白描画法“骨法用笔”的体现。用毛笔造型与中国画技法有机结合起来,可使学生逐渐掌握现实与艺术结合,并在生活过程中为发展和丰富中国画语言打下基础。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反复不断用毛笔直接写生,我们才能掌握毛笔性能,使它能驯服地为我们所用,即使不用毛笔,我们同样能画得准确。 中国画素描教学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面影响是丰富了中国画的现代造型语言,负面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画学院式教学秩序的紊乱,同时也影响了其它师范学院的教学,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它院校有效仿美院的倾向,也就是跟着感觉走。素描造型对笔墨技法的损益,引起了很多艺术爱好者的反思。有些人认真反思中国画素描教学的得失,指出写实造型特别是光影素描造型有碍笔墨的充分发挥,笔墨相对自由的书写性、水墨在宣纸上的渗透性及其控制、笔法及其丰富的力感与趣味,都与逼真的造型要求有矛盾。美术院校的学生和毕业生,都有对真人实物写生的能力,却大多不懂书法,不大明白传统绘画的基本规范,笔墨技巧普遍较差。更严重的是,离开实景实物就手足无措,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能变形、造境、创意。只有科学地进行素描造型训练,中国人物画在把握“似”的方面,就一定会超越历史的突破。但研究注重不似之似的中国艺术造型形式在绘画中的规律方面仍是薄弱的。现在占教学较大比重的专业写生课,则主要是以静态的模特儿为表现对象。 笔者发现,现在有很多艺术学校的大学生入学直接学专业,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艺术学校普遍认为,学生在考大学之前,他们的素描已经学得很棒了,没有必要再重复学素描和色彩了。高校要因地制宜,根据学生素质研究所开的课程。如果学生的专业素质一般,那么就一定要学素描和色彩。国画专业要学习白描和意象素描,这是笔者多年研究所发现的一个问题。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影响高职美术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因素及对策 摘 要:当前影响高职美术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因素包括:逐年扩招,导致生源质量下降;学生自身存在对就业准备不足,对自身缺乏信心;用人单位需求与毕业生就业观念存在差异。提高就业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对学生的就业动员早动员、早准备;增强服务意识,努力为毕业生排忧解难;注重学生素质教育,提高学生专业技能;采取实习安排与就业推荐结合的办法。 关键词:高职美术毕业生 就业 因素 对策 一 高校毕业生国家统一分配已成为过去,近年来,一些省份纷纷制定出定期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就业率的政策。名牌高校专门性美术、工艺设计类院校对于就业率不以为然,正所谓皇帝女儿不愁嫁,而对于一般的普通院校尤其大专层次的高职学校美术专业,就业率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它们发展的绊脚石。大家都懂得优胜劣汰的道理,于是促使学校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变被动为主动,帮助学生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就业率有进一步提高,但从长远看,就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一)逐年扩招,导致生源质量下降。 高校毕业生是人才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近年,随着高校大规模的扩招,在校学生人数急剧上升,自1999年以来大学扩招翻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短短几年时间大学招生扩大了数倍,长期困扰青年学子的上大学难的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一些著名的和不著名的高校为了争创综合性大学,纷纷成立美术和美术设计相关学院和专业。据不完全统计,除传统的1800余所专门性美术、工艺设计类院校,现开设美术与设计相关专业的各类院校全国范围内合计已有700余所。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全国普通高校报名人数约1010万名,较去年增加了60万名,今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人数为567万,较去年增加27万名,报名人数与计划招生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在高考大军中,艺考人数呈急剧膨胀之势,甚至有不少由于文化成绩不太理想,高考无望的学生也充斥这支队伍。艺考已经被不少考生和家长当作通往高校捷径。种种迹象表明,生源质量不如从前。 (二)学生自身存在对就业准备不足,对自身缺乏信心。 一部分学生属于捷径生,他们对美术专业本来就不是很感兴趣,由于文化课成绩差,考上普通高校的希望渺茫,于是他们临时改变策略,其中不乏受家长逼迫利诱的孩子挤进美术速成班,以此作为取得大学文凭的捷径。他们入学后既不喜欢美术专业,也没有基本美术素养,学习积极性不高,培养起来非常困难。据专家统计,报考美术类专业的考生总数大约占全国艺术类考生总数的80%。现在美术专业高考重技术、轻文化,不利于全面综合艺术素质的考查和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也不利于美术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误导了中小学美育教育。传统专门性美术、工艺美术学院由于美术专业不扎实,只好屈身入高职院校。学生进入高职,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比较吃力,文化、专业课总有几门需要补考,当真正面临毕业,表现出恐慌和悲观情绪,对自己就业信心表现出严重不足。 一部分学生,女生和独生子女居多,对家长产生依赖思想,不想离父母太远,再加上父母过去那种“铁饭碗”思想根深蒂固,不求更好,只求稳定。但是家长特别是农村的孩子的父母的社会关系毕竟是有限的,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就业。 另一部分学生就业期望值过高。有人就毕业生对企业和学校、公立和私营的选择,对薪酬的预想高低以及就业地区做过一次调查,调查显示:企业仍然是毕业生心目中最青睐的就业目标,高达75.08%的毕业生表示会把企业作为自己就业时的首选;其次为中小学校,占21.60%;政府机关排名第三,所占比例为3.32%;69.70%的学生选择公有或国有制企事业单位,30.30%的学生选择了私企或私立学校就业;毕业生对自己一份工作的薪酬预想主要还是集中在800―1500元及1500―2000元之间,所占比例分别为45.47%、37.52%。毕业生选择的就业地点仍集中在珠三角沿海发达地区,而选择其它地区的比例则偏小,人才的地区供需矛盾十分严重。高职类美术专业毕业生就业的渠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去公、私营企业,大部分是从事广告、宣传、设计工作,另一类是去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由此看来,不同就业心态的毕业生,均把大城市或珠三角企业、学校,不论国营或私立,作为就业时的首选。他们年轻气盛,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先出去闯一闯的思想支配下,来自城市的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时,选择它的比例最高,来自中小城市、城镇、农村的毕业生选择企业的比例依次下降;来自中小城镇的毕业生选择国有企业和公办学校的比例高于来自城市的毕业生。 (三)用人单位需求与毕业生就业观念存在差异。 对比一下毕业生和企业人士在“解决当前毕业生就业难的方法”上的选择,有很大不同。在企业人士看来,最主要的是要“学生调整就业心态”,而“学生提高职业素质”、“提高学生技能”反倒其次,而在学生看来“提高技能”及“提高职业素质”是最主要的,“调整就业心态”反而并不主要。 在困扰毕业生求职因素上,企业人士和毕业生有一定相同点,都认为“对企业岗位专业知识缺乏了解”是困扰毕业生求职的最主要因素。企业人士认为“对社会缺乏了解及能力不足”也是困扰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因素。这与毕业生的选择有一定区别。毕业生更倾向于“求职方法技巧欠缺”及“对企业的用人标准不太了解”是困扰他们的主要因素。 企业招聘大学毕业生时,最看重的是毕业生的“综合能力”,其次为“潜力”,第三为“品德”。而“专业技能”、“专业成绩”、“社会经历”等相对不重要。这与毕业生所认为的结果有很大不同。 企业对毕业生素质及能力的要求中,首先是毕业生的“适应能力”,其次是毕业生的“专业水平”,第三为毕业生的“品德”。这与毕业生对自己素质及能力要求的最大不同在于企业对毕业生“品德”的要求远远高于毕业生自己对“品德”的要求。 在企业人士看来,首先毕业生要提高“专业知识”以符合企业要求,其次是“实践经验”,第三为“心理素质”。在给毕业生的建议中,建议最多的是要毕业生调整就业心态。 毕业生和企业在困扰毕业生求职因素选择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对企业专业岗位知识缺乏了解”成为毕业生、在校学生、企业都选择的困扰毕业生求职的首要因素。可见学生和企业都认识到了彼此缺乏有效的相互接触、了解的途径。 整体对比一下毕业生和企业二者对“毕业生应具备哪些素质及能力”的选择,对“品德”的选择成为二者最大的差异。不论是毕业生还是在校学生,品德都被他们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毕业生选择中,“品德”排在最后一位,在校学生中,“品德”排在倒数第二位,而对企业来说对“品德”的选择仅次于“专业水平”及“沟通能力”。这种差异的形成值得我们思考:到底毕业生“成才”的价值取向该如何选择呢? 对比一下毕业生和企业的选择可以发现,除了“综合能力”上企业和毕业生看法一致外,其他方面没有一致的。对二者之间选择的差异,毕业生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能对在校学习时在培养自己的方向上产生一定的歪曲,最后使自己不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企业在选择毕业生时,选择看重毕业生学历学校名气的比例很小,可现实中的情况似乎是企业对毕业生这方面的条件非常看重。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矛盾。其二,企业对毕业生“品德”的重视程度远远比毕业生对自身“品德”的重视程度高得多。从中可见,企业选人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德才兼备;毕业生更倾向于表现“才”的方面,而对“德”的方面重视不足。 二 依据以上种种原因,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作为高职学校美术专业教师的我们,应该积积面对,寻找有利于我们的方式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就业率。 (一)对学生的就业动员早动员、早准备。 从学生入学开始到毕业结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新生入学期间,重点是目标分解。通过对专业介绍、分析近两年的就业形势,新生一入学就增强学生的学习紧迫感,同时指明目标和努力方向,将三年的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学年,实行目标管理,使新生入学后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第二阶段放在二年级,重点是准确定位。对于文化课成绩较好的学生,鼓励他们树立高职升学的目标;对于文化课成绩较差的学生,强调加强实践能力和技能的提高,要求他们参加各种活动,争取多拿一些奖证,为就业作好充分的准备。学生们基本上能找准定位。第三阶段的就业动员工作放在三年级上学期,重点是降低学生的期望值,合理定位。动员会内容: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介绍上一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包括联系方式。分析当年市场需求,准确定位就业方向,适度调整期望值。教育学生从实际出发,调整好心态,根据自己的成绩、能力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分析自身的优劣势、发展潜力,合理定位,既不能缺乏自信心,也不能期望值过高,以避免求职理想与现实出现较大的反差,导致高不成低不就,最终导致失去所有就业机会。特别指出现在学生中存在的一次择业定终生的误区,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动员学生到基层工作。为了帮助毕业生更快、更好地适应目前的就业形势,正确认识和处理在就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通过就业指导课、就业指导专题讲座、就业指导咨询、就业形势报告会等方式,积极引导毕业生认清当前形势,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念,逐步更新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观念,避免期望值过高的现象。在对于用人单位的选择上做到不再将目光仅仅放在国有企业上,应当考虑实际情况先就业再择业。此外有意识地增强学生的就业心理素质。择业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有遭遇挫折的时候,引导学生用积极的心态应对就业,在遇到问题时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心态,建立信心。对学生如何抓住机会、参加面试以及如何签约一一作了具体的指导。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过程和抓学风建设的过程,明确告诉非毕业班的学生我们的做法,以此促进学风建设。 (二)增强服务意识,努力为毕业生排忧解难。 为更好地做好毕业生的择优推荐工作,我们定期到各班调查了解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清楚是否每位毕业生已落实就业单位,未落实的是否有意向单位。通过及时了解和掌握有实际困难的每一位毕业生的情况,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提供准确的依据。此外,我们专门为毕业生建立了资源库,将有需要学校再推荐意向的毕业生的个人资料登记造册,只要有信息、有合适的需求,就通知他们,使他们能早日落实就业单位。让毕业生自始至终感受到学校的关心和支持,愉快地走上社会,正面人生。同时鼓励学生参加高职升学。毕业生参加高职升学考试不仅仅可以让学生继续深造,有新的发展空间,也是我们提高就业率、提高学校知名度的一种途径。因此在本年度的工作中除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还为学生提供有利的条件,鼓励学生参加高职升学。 (三)注重学生素质教育,提高学生专业技能。 在日常的教学和各项活动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加强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学生不仅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而且注重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适应即将踏上工作岗位后的角色转换。 (四)采取了实习安排与就业推荐结合的办法。 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有目的地选送符合用人单位要求的毕业生参加实习,让实习与就业挂钩,以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班主任要掌握每个毕业生的求职动态、意向和签约结果,及时统计学生的意向和签约情况,以便向用人单位推荐时有的放矢。对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学生以个别谈话的方式,帮助他们分析形势、正确评价自己,力求学生保持清醒头脑。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美术专业毕业创作课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 内容摘要:现今的高校美术专业毕业创作课程设置与教学还存在着一定问题,作为美术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与效果。文章通过对现今美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具体的教学内容及改革方法,旨对今后的美术创作课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美术毕业创作 教学内容与方法 改革 美术类专业毕业创作是指学生毕业前所做的绘画创作及类似的一些创作(工艺设计等)。美术创作是作者创造性的工作,所创作的作品跟所学知识、技能、思想、经验融于一体,以一种视觉形象展现于人;创作作品是大学生在校4年专业与技能学习情况的一个总结,是个人艺术理解与综合修养的集中体现。 创作课作为美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指导老师来说,大到指导和资源配置该如何抓起,何时开始介入创作课,以及如何协调创作课与其他课程之间的时间安排,小到具体的教学环节、课程指导的连贯性、作业量大小的安排、教学辅导方法的选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具体实施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恰当安排,都将直接影响创作教学的质量与效果。此外,学生的毕业论文的写作与毕业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创作作品的评分方式等,都是毕业创作教学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也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一、美术毕业创作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美术教学是美育的一部分,它承担着美术欣赏和技法训练的重任,在教学中应遵循因材施教、因学施法的教学理念,否则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的、无生机的教学。 高等美术教学与初、高中以及考前美术教学有着本质不同,教学内容与方法有了根本改变后,学生的基本功与审美就会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还要既巩固原有的知识技能,又要挖掘潜力、发展特长,把学生培养成主观能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有明确发展方向的人才。 如今,有些高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辅导方法等方面仍是“填鸭式”的教学,仍围绕以课堂、教师、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教学体系,多注重基本功训练,不重创作实践,认为学好技术就能搞好创作,好的习作就是创作;在平时的基本训练中,缺乏考虑习作跟进创作的成分,让学生呆板临摹,照搬客观写生。这种认识其实是较偏颇的,在这种教学氛围中,学生不爱动脑筋,教师的讲课也不轻松,最终无法实现教学目标。因此,一方面,我们在承认现代信息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各方面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现代化设施的使用与传统教学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取长补短的。各种教学光盘、网络信息资源及多媒体的使用大大增强了美术教学的效果,而且也使信息的传播更为快捷、便利,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带来一些负面效应,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设施越是完备,人的求索精神会相应减弱。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多媒体教育辅助我们进行教学的同时,教师的责任也增加了很多。实践中,毕业创作教学一直都是一个教师带一个班或多个班,这种教学安排首先加重了教师的教学负担,指导方法难免单一,不能照顾周全,难以做到因材施教。 诚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态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在的毕业创作教学中,有些教师不认真、不细心、讲解少、辅导少、不示范,甚至缺课,导致学生学习态度自由散漫,学习氛围差,到了高年级,有些学生也只掌握了一些基本技法,缺乏举一反三的能力,缺乏对新材料、新技法的大胆探索,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如果学生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长此以往,也就造成了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显得能力不够高,“一专”不强,“多能”弱,很难成为出类拔萃的美术人才。 二、美术专业教学措施的完善 在教学的具体实施中,教师应把以教师为中心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主要起引导作用,这种引导作用在学生的“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教学指导思想 转变教学观念,毕业创作不应在毕业时才做准备,而应在所有基础课及专业课的学习与教学中加强创作理念,创作训练在以后的教学制度改革中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美术专业的学生基本存在以下三种学习状态:一是新生的懵懂状态;二是中、低年级的浮躁状态;三是高年级学生的僵化状态。针对这三种学习情况,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低年级学生的教学应增强知识能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要让他们在班级中形成一个好的学习氛围,比如形成一种好的艺术氛围,鼓励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互相交流、学习经验,以利于学生的共同提高与进步。2.教师除了课堂讲授必要的知识外,还应多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除介绍相关专业书籍,还应要求学生好好利用网络资源,并定期聘请专家给学生多举办专题讲座。3.有些中、低年级的学生学习劲头大,对每门课程都感到新鲜,但有时候会不知所措,感觉茫然,缺乏自我定位、超越自我、自强不息的信念,教师就应言传身教,勤于示范,善于讲解,鼓励学生在平凡的事物中多去感受、发现有意味的、美的形式,并让他们学会善于联想、实践,积极地探讨。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其潜力,可以突出其个性,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就会慢慢学会独立自主进行创作练习,运用创造性思维,将所学的知识、技能重新组合,形成一定的目标,创作出好的、新的作品。而高年级学生已有一定的基本功,可以让他们主要进行创作训练,为以后的毕业创作做准备。 创作是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发展训练形式,是以开拓学生的创造能力为目的,同时又是一个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将知识转化成智能的一个过程。显而易见,创作练习将成为对学生综合评价的主要依据。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术理论家、教育家江丰就认为“基本训练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练习基本功的同时,要训练自己的眼睛,探索、捕捉事物的本质,锻炼自己的分析和表现能力,用自己的感受去驾驭、施用技法,而不是刻板地模仿老师、模仿古人、洋人。创作教学要按不同学年、不同水平做相应的课程安排,尽快地引导学生走上善于创作,即善于反映生活的道路”。 (二)教学措施的实现 毕业创作是学生在校4年学习与实践的综合表现,只要在校前3年多的基本功,包括基本技法、知识掌握、实践能力、创作功底等打得牢固,学生的毕业创作就会十分顺利。 从教学来看,教学可分为两类,一是独立的、启发的、思考的教学;另外是集体的、灌输的、记忆的教学。创作训练就具有启发式教学的性质,侧重于对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教师在上课期间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特长,对好的苗头、好的想法、小的探索都要及时鼓励表扬,往往一个不起眼的鼓励和褒扬会影响一个学生的一生,甚至能使其做出一番事业。 以往毕业创作是一个教师带一个班或几个班,每个班有20多个学生,很难照顾周全,指导方法难免单一,不能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学生的作品水平也很难上升到一个高度。中、低年级学生由于缺少丰富的画法和技巧,大部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本遵循着写实的道路,很容易走入写实的误区,从而使高年级学生的创作容易陷于单一、僵化的状态中,这种僵化状态大多表现在模仿名家、名画、教师的技法、风格上,不会自觉运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画面,使作品流于浮躁、浅薄,缺乏创新精神,达不到毕业创作教学要求的最终目的。 现在的毕业创作课,是大四第一学期期末才开始收集素材、确定创作内容,并要求学生在寒假期间画出构图及草稿,其实这样的布置往往会因为缺乏某种强制性而无法达到要求,有些学生会应付了事,敷衍地画个构图、草稿,有的学生会毫无头绪,不知如何下笔。所以,毕业创作应尽早安排,加上有中、低年级时的零星的、不间断的创作练习所得到的丰富经验,创作就不会很费力气。 (三)教学内容和方法 创作课教学的改观要从内容与方法上进行调整和改革。创作课教学的内容包括教师指导及学生毕业创作的过程。绘画作品的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长期训练方可有效,所以,把创作课提前是明智的选择。创作教学应该在三年级分专业之初就开始,学生在确定所学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导师后,导师要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把创作的相关理论知识、创作技巧、方法、步骤等给学生进行系统讲解,使学生懂得如何进入创作状态,如何选择创作题材,并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逐步从历史事件、民间风俗等平凡的事物、现象中发现自己喜欢表现的题材,并进一步经过刻苦的技法训练去选择适合自己,又能发挥自身特长的表现手段,使作品从无到有,在最后一学期的毕业创作中发挥出优势,创作出主题鲜明、构思新颖、形式多样、富有创新意识和较高艺术性的作品。 在指导方法上,教师还应在分专业之初就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师,这样可以让教师的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又会由于人数少,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为方便,对指导更为有利,学生也会在导师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有程序地进行创作。学生的创作作品是教师精心指导、因材施教、因人施法而来的,学生经过深思熟虑、刻苦钻研、精心创作后,他们的创作状态也就呈现出百花齐放、千姿百态、生动感人的局面。 (四)评价机制 毕业创作的成绩划分是对指导教师及学生综合能力、创造能力的检验、评判、鞭策和肯定,因而评价的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评价的标准要做到:健康向上的主题内容与新颖的表现形式相统一,先进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相统一。而评分时,则要综合看学生的毕业作品,对不同风格、不同表现手法的作品不能采取同一打分标准,应把不同风格的作品分开进行评比,以避免个别老师有主观性的评价。 评分办法:1.由全体委员对每一个毕业生的作品协商评定;2.由全体委员分别打分,然后相加取其平均分数,二者取一。 评奖与收藏。为了褒扬、鼓励学生刻苦努力、积极创作、执著追求、争取好成绩,除对创作作品评定成绩外,还要评奖。根据学生的比例评出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奖”,并颁发获奖证书予以鼓励,在征得学生的同意后,凡获奖作品可以由学校统一收藏,并发收藏证书和象征性的创作作品材料费。经过长期积攒,这些毕业创作的作品就是学院的一批丰富的财富了,这是展示学校办学能力、教学成果的一个侧面,同时也给后来的教育者和学生做出榜样。 结语 美术专业学生的美术创作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松获得的,它需要有计划的、长期的培养造就,因此,各类美术院校美术技能课都要有相应的创作课程设置。每个课后都安排创意、创作课,与毕业综合素质展示形成一系列的创作实践环节,使学生在美术各领域都有创作实践的机会和积累,他们因此就会有更宽广的选择空间。毕业创作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创作新作品来完成美术创作,也可以充分地从以往的作品里挑选他们喜欢的作品,然后依个人感觉整理、加工、完善。这些作品已经凝聚了学生的不少心血和汗水,真实记录了学生的技巧及创作能力,既减轻了学生毕业创作的难度与负担,又呈现出多元选择的创作面貌,是毕业创作最佳的选择。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毕业论文范文:对当下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现状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随着艺考热浪潮的愈演愈烈,伴随市场经济不景气、美术课程设置与社会脱节、毕业生择业观扭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美术类毕业生严峻的就业问题日益浮出水面。甚至出现了一毕业就失业的现象,要解决此问题,要求美术类毕业生必须认清当前就业形势,树立正确择业观,努力拓宽知识层面,降低期望值以实现顺利就业。同时,高校和社会要给予就业与创业指导,促进充分就业。 关键词:美术;毕业生;就业 一、美术类毕业生当前的就业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中,美术类专业位居榜首,尤其是纯艺术专业,像中国画、油画、水彩等专业,一毕业就失业。这种现象严重打消了美术类毕业生献身艺术事业的积极性。经过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们不免开始怀疑当初选择美术专业的初衷,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还是整个美术行业发展的悲哀?对于美术类学生,理想的就业单位是书画院、美术馆、学校、设计规划院等事业单位。但是调查发现,能留在此类单位的毕业生寥寥无几。一则这类单位本身吸纳人才的能力有限,二则刚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实践经验不足,或者说资历不够老,在美术圈混个一年两年的时间难以崭露头角,美术行业的经纪人不会轻易将金钱砸在初出茅庐的新人身上。 众所周知,美术类毕业生在职业选择上与文、理、工科毕业生不同。由于专业使然他们一般都具很强的个性,多数毕业生思想自由散漫,不愿受约束,梦想有一天自己可以成为徐唯辛、闫平级的大师人物,一张作品可以拍卖出上万甚至几十万。这种思想在艺术市场火爆的今天无可厚非,也确实有很多80后、90后艺术家的作品已经走向国际舞台,但毕竟买彩票中大奖的幸运儿屈指可数。例如北京的798大山子艺术区,每天都会出现崭新的面孔,但真正扎根留下来的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为此很多美术类毕业生并不急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这段时间在这家画廊做策划,下个月可能就会“跳槽”到另一家平面公司做广告设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式的就业单位,飘来飘去,给企业的感觉是这些学生虽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但是不具有职业稳定性,花费很大力气栽培起来的员工可能明天已经找好下家了。 毋庸置疑,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美术是一个高投入高消费的专业,是阳春白雪,是上流社会的高雅艺术。按照高投入高回报的原理,美术类毕业生理应收获更丰厚的薪水,这导致他们的就业期望值过高,高不成低不就。由于鲜明的个性,精神上追求纯粹的自由、时尚和前卫,导致一些学生严重偏科,对于雕塑、篆刻、陶瓷等专业性强的课程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而对于像英语、邓论、国学等文化课程则不屑一顾。久而久之,他们的专业知识面过于狭窄,综合素质欠缺,而企业需要的是一专多能的人才,对于这类偏才只能望洋兴叹。 二、美术类毕业生就业尴尬局面的原因 就业价值观教育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毕业生就业功利心与现实不一致是就业率低的重要原因。美术专业的学习成本远远高于其他专业,且不说学习期间外出写生、购买画具、配置电脑、摄影器材等日常开销,单一个美术类本科学生4年的学费投入就近6万元。拿行内人的话说,这不是用颜料作画,而是用钱画画。要想搞艺术,没有钱是不行的。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高雅艺术,刺激着毕业生敏感的神经,因此他们选择职业时,薪酬是否丰厚是首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即使这份工作并没有多好的就业前景,即使这份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但是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在人力资源市场日益饱和的今天找一份高薪水的工作谈何容易。 第二,美术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滞后于社会发展。很多学校专业设置和调整不是面向市场需求,也不是建立在深入社会调研的基础之上,而是单纯立足于自身师资配备条件。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将专业划分的过细,满足不了用人单位的需要,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节拍,许多毕业生被挡在就业门槛外也就不足为奇。据企业反映,不少美术专业的毕业生实践能力较弱,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工商、金融、法律等知识相对欠缺,所以,有些用人单位明确表示不要应届毕业生,这对于刚刚离开象牙塔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再者,国家鼓励创业的优惠政策得不到充分落实,毕业生普遍缺乏系统专业的创业指导,针对毕业生创业的咨询机构也是寥若晨星。所以,很多美术毕业生在经历了开设培训班、设计工作室、画廊的前期激情创业阶段后,在运营发展阶段得不到有效的指导,从而陷入冷凝阶段,于是变得心灰意冷、自暴自弃,创业的失利严重打消了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积极性。 三、促进美术类毕业生积极就业的思考 大部分高校都建立了就业指导机构,但不难发现,较之于服务职能他们的行政管理职能更为突出。有的学校虽已将就业指导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但对就业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实用性和时效性,停留在讲解就业政策、收集需求信息、传授择业技巧等方面,看不到就业指导的长期教育功能,没有发挥就业课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更有甚者,将就业课片面的理解为毕业班临阵磨枪的事情,以至于很多毕业生直到毕业那一年才开始恶补就业知识,从而使找工作变得很被动。所以,高校的就业指导要从大一抓起,赢在起点,对学生提前进行就业规划意识。不仅如此,从事就业课的教师必须参加严格的培训,获得相应的专业资格,保证就业课的专业水准;其次,就业课老师应利用学校平台和社会资源开展丰富多样的顶岗活动,拓宽就业信息渠道;再次,要把握工作连续性,除对在校学生进行指导外,还要对就业后的学生进行就业追踪,总结经验,改进方法,引导学生兼顾社会国家需求,不能单纯将待遇是否优厚放在首位,而应同时考虑美术专业的艺术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 学校要敏锐洞察艺术市场走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如开设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和美术作品经纪等专业,开设能与市场接轨的课程是美术院校的当务之急。针对企业反映学生动手能力弱的问题,高校要加强学生的室外实践教学管理,促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结合。如环境艺术设计课必须要到施工现场做调查研究,现场教学。转变学生思想观念,加强文化基础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文化课和专业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鼓励学校和社会团体联合组织活动,有意识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从政府方面看,应适时出台鼓励就业的政策,鼓励企业吸纳毕业生,监督用人单位按国家规定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做好跟踪指导。除此以外要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为他们争取工商和税收部门的优惠政策。引导学生知法用法,特别是《劳动法》等与其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知识,善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的劳动权益。在求职遭受挫折时,要冷静、理智及时申诉维权,而不是偏执地采取一些过激言行。在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美术市场潜力巨大。鉴于国家对于美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毕业生应该把握机会,尽早积累经验和资金准备创业。 总而言之,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任重道远,如何针对这类毕业生的性格特点进行就业指导,不断探索促进充分就业的各种形式,还值得就业工作者的深思。
金融毕业论文:对金融危机下的高职毕业生就业工作探研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 高职毕业生 就业市场 【论文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本已严峻的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雪上加霜。面对急剧变化的就业环境,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应紧跟现实,认真分析、准确把握当前毕业生面临的就业环境。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正确引导毕业生理性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在危机中寻找机会,从而顺利实现就业。 当前,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引发经济下滑,不少产业受到冲击,投资需求萎缩,从而引起对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中国的就业市场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中国经济蓝皮书》指出: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底,全球金融海啸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 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特别是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环境更为严峻。因此,如何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开展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引导毕业生理性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积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在危机中寻找就业机会,实现就业,是当前高职院校就业工作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客观认识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形势 (一)金融危机急速冲击就业市场,企业岗位需求大幅下降 随着金融风暴的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少企业倒闭、裁员,企业岗位需求下降。相关资料显示:由于受到金融风暴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广东省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市场劳动力需求下降;在过去八个月期间,全省亏损企业过万,有的已经倒闭或者濒临倒闭;许多往年必定出现在校园招聘现场的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已经明确表明取消招聘计划。但是另一方面,求职人数不断上扬,其中以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数量增幅最为明显。 (二)高校毕业生总量增加,就业竞争激烈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从1999年起实行扩招至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增加。根据统计,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2008 2012年每年毕业生规模将持续在600万一700万人,总量达3000万,比2003~2007年间的1738万增加72%。而我国城镇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突出矛盾还将长期存在,每年需在城镇就业的,包括当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和上一年结转下来未能实现就业的人数大约在2400万,而我国每年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缺口在1200万个以上;同时高校毕业生在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今年毕业生数量已超过社会新增岗位的一半,在现今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社会需求量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毕业生就业难度愈发凸显。 (三)理性对待金融危机,准确把握当前高职毕业生就业环境 1.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就业促进法》,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党的十七大要求创造性地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2008年国务院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提出“坚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及“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党和政府对毕业生就业的关注,为毕业生实现就业提供了信心保证。 为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2002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发出的关于毕业生就业方面的文件累计达到40多个,共100多项具体的政策,内容涉及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民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待就业服务、失业登记、临时救助等各个方面。同时,各地还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大量的配套政策措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制度和政策框架体系,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就业方式灵活。就业机会相对较多 资料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形势主要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总量较大,而岗位的增加相对较少,在未来十年,我国就业市场总体上呈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态势。高职毕业生就业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有机遇。首先,随着工业结构调整的加快,企业急需一大批有一定专业技能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人才,而高职生理论和技能兼备的特点正是企业所需要的。其次,高职生的年龄结构、享受的政策待遇如户籍指标等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一定的优势。再者,高职由于学科设置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比较直接和密切,许多专业培养的学生符合就业市场的需要。 3.高职毕业生总体就业率逐年提高 随着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调整,高职毕业生人数占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从1998年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高职高专教育招生数从54万人增长到299万人。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不断创出新高,据教育部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2004年开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已经连续4年保持稳定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高职高专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每年同比大约上升一个百分点。据各省市的统计,2007年全国有10个省份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过了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水平。 二、金融危机下高职毕业生就业工作思路 (一)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高职毕业生就业工作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我国政府计划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等一系列拉动内需政策的出台,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不利影响。最近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的总体经济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应该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国家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导向作用,积极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广开就业渠道,扩大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的地域范围和数量,提升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鼓励毕业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主动参与就业竞争,寻找就业岗位。 (二)构建立体化的、全方位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 建立和完善集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建立以服务为主的高职毕业生就业工作机构,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服务、咨询服务、指导服务、培训服务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服务内容,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择业观,掌握竞争技巧,解决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毕业生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三)探索多种就业途径,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高职院校除了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继续举办各种类型招聘会、服务月、服务周等活动,为毕业生提供多渠道、多形式的就业途径外,还应进一步拓宽就业信息渠道。如与企业建立长期的人才合作基地,发挥学校和企业两个主体的优势,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实现毕业生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同时,加强与当地人才市场的联系,充分利用人才市场的信息网络优势,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四)搭建平台,鼓励毕业生走自主创业之路 学校对有创业愿望并具备创业条件的毕业生给予积极支持,及时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指导、项目开发、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一条龙”服务。加大成功创业典型的宣传力度,鼓励有条件的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帮助他们成功实现创业。 总之,金融危机下的高职毕业生就业形势必定比往年更加严峻,但是,只要我们沉着面对,保持乐观的态度,深入研究我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才需求的发展趋势以及高职学生的就业特点,准确把握高职学生面临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市场,“危机”同样能成为“转机”。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探索 【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南京城市职业学院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和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现状,发现金融专业毕业生由于自身素质低、社会传统观念影响、人才培养时缺乏针对性等原因导致缺乏就业竞争力,提出通过提高毕业生自身素质、加大考证力度、创造良好就业环境、开展针对性人才培养模式等措施,提高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 金融专业;毕业生;人才培养 一、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 (一)毕业生薪酬待遇调查数据统计,毕业生工资待遇方面,我系金融专业毕业生刚入职时工资待遇和其他专业持平。金融专业毕业生入职时平均月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现金福利等)3000元。其中,2013届毕业生入职时月工资约为2000元,2014年、2015年毕业生入职时月工资约为2500元。可见,近三年毕业生入职时月收入有所增加。 (二)毕业生就业稳定性调查数据统计,毕业生就业稳定方面,就转岗情况看,2015届毕业生低于前两届毕业生,因为2015届毕业生刚踏入社会工作,仍处在学习阶段。2014届、2013届毕业生由于工作时间长,升职转岗的机会较多,2013届毕业生转岗率达56%。就离职情况看,2015届毕业生离职率35%,高于2013届毕业生26%的离职率。因为应届毕业生定位缺乏理性思考、过分强调专业对口。 (三)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专业对口率是指本专业毕业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调查数据统计,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方面,近三年我系金融专业就业专业对口率呈现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2013届是52.28%,2014届是67.57%,2015届是59.70%。 (四)毕业生就业岗位分布(1)就业结构方面,近三年来共有136名毕业生就业,其中25人在金融机构就业,60人在其他行业从事金融岗位工作,51人在其他行业从事和金融无关的工作。(2)就业岗位方面,近3年毕业生中从事金融营销岗位51人,占就业人数的38%;从事金融客服岗位4人,占就业人数的3%;从事金融业务操作岗位23人,占就业人数的17%;从事金融其他岗位7人,占就业人数的5%。但还有一小部分毕业生未从事金融行业工作,占就业人数的37%。 二、用人单位人才需求情况 (一)市场需求现状1、金融机构需求近年来,用人单位招聘员工在制定招聘标准时自主性较大,往往与毕业生实际情况不符。一些用人单位招聘时提高录用门槛,盲目追求高学历,看学历聘人。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招聘时,要求应聘人员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对于我系毕业生来说,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必须进修拿到本科文凭后才符合应聘条件。针对金融机构发放的15份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发现,银行招聘要求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高职毕业生只能通过外包服务公司进入银行工作,往往从事大堂经理、前台柜员等岗位。证券公司招聘大多要求应聘者学历为本科及本科以上,过去三年招聘中,高职毕业生仅占录用人数的20%。相对来说,保险公司招聘对应聘者学历要求最低,基本只要求学历为大专或本科。但过去三年,保险公司正式录用的金融专业高职毕业生也不多,仅占25%左右。因为保险公司进入门槛低,但保险推销业务难度大,能坚持工作的毕业生少。2、中小企业需求调查数据统计,相比较金融机构而言,私营企业对高职毕业生需求量较大。需求量在30人以上的企业占29.8%,15-30人的占5.4%,5-15人的占19.4%,5人以下的占45.4%。调查结果反映,81.2%的用人单位认为将来高职毕业生仍有很大的需求市场。大家持有积极态度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从事基层岗位注重经验而不是学位,金融专业高职毕业生能够胜任;第二,部分岗位聘用金融专业高职毕业生,可以节省劳动力成本;第三,需求高职毕业生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大部分,所以需求前景较好。 (二)岗位设置现状调查数据统计,20%的调查公司认为理财规划师、证券公司客户经理、银行柜员、金融营销、电话营销等岗位市场需求量大。其中,理财规划师和金融营销是招聘企业需求量最大的2个岗位。 三、影响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原因 (一)毕业生自身素质较低1、自主学习能力差我系金融专业学生除了需要进一步提高专业认识外,还需加强学习能力培养。因为金融专业主要学习金融、保险、证券、财务等知识,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新知识,与高中知识学习方式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专业知识,课外还需培养良好的自学习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掌握更多课外知识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我系大多数学生高中学习死记硬背,缺乏自主性,导致专业学习不主动,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最终直接影响专业技能掌握。部分学生满足书本知识学习,不愿探索新的学习方法,缺乏实践技能培训。2、自身定位不准确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我系金融专业大部分学生“职业教育”概念模糊,缺乏准确定位。例如,存在两类学生:一类学生始终存有“学历本位”概念,总是认为自己学历低,就业能力差,缺乏就业竞争力,与本科生相比没有优势,不受用人单位青睐,缺乏信心。另一类学生好高骛远,盲目自大,眼高手低。盲目应聘好的工作,看不上一般工作。这类学生不从实际出发,自身定位不准确,盲目攀比,延误最佳择业时机。因此,我系金融专业部分毕业生对自身定位和就业形势缺乏准确认识,忽视自身特点和优势,无法正确判断社会形势和就业形势,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局限性,这非常不利于他们顺利就业。3、实习、求职中遇困难退缩根据我系金融专业实习单位信息反馈,实习生在实习、求职时出现服务意识缺乏,遇到困难退缩的现象。主要由于“就业观”、“择业观”不成熟导致,表现为择业期望高、幻想多、忽视自身能力。我系金融专业毕业生对工作岗位挑剔,害怕吃苦,不愿从事基层岗位,欠缺锻炼意识。大多数学生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普遍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缺乏。同时,我系金融专业部分毕业生过分依赖父母和学校帮助联系工作,缺乏主动求职意识,害怕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一些毕业生缺乏面试技巧,平时不注重锻炼语言表达能力,面试时表达不清,不能发挥自身优势,在求职时无法突显自己,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二)用人单位存在“学历热”现象近几年高等教育飞速发展,高职金融专业教育已经形成独特特点,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虽然国家重视职业教育,但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存在不认可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低的情况。我国社会评价体系存在缺陷,评价机制不完善,导致一些用人单位过分注重学历,忽视专业能力,造成人才浪费。虽然教育部反复强调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但仍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只关注应聘者的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只有少数用人单位愿意招聘高职毕业生。这种现象常常导致人才和资源浪费,加剧了就业矛盾,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三)我系人才培养方式还需改善1、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近几年,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入驻、国内金融机构迅速扩张,加大人才的需求。各个金融岗位不仅需要高水平的综合性金融人才,还需要技能过硬的基层工作人员。前者依靠普通高等教育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学生完成。后者依靠高职高专教育培养,培养应用型人才。我系在设置人才培养方案时,已经考虑这个情况。在培养模式上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但存在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问题,我系金融专业的学生就业方向主要面向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企业的金融岗位。这些就业岗位同属于金融专业就业方向,但所需的专业技能存在差别。我系目前没有区分培养,统一培养带来的问题是学生虽然掌握所有岗位的专业技能,但技能不精,在与别的毕业生就业竞争时缺乏优势。2、师资队伍薄弱我系金融专业教师队伍薄弱,在梯队结构、年龄结构、人数结构上还不尽合理。,更重要的是,一些老师缺乏实际行业经验,不能根据金融企业对工作岗位的能力要求制定实践教学计划,不能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不能准确指导实践教学,不能满足行业用人单位需求。这些情况导致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脱节,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阻碍我系金融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四、提升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措施 (一)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1、提高毕业生综合素质当今社会,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培养毕业生自身综合素质来增强就业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第一,毕业生要有相对广泛的知识,其中包括扎实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在校大学生除了以学习为主外,应当参与社会实践。因此,我系金融专业在人才培养时,应根据社会的需要,加大组织各种实践,如寒暑假社会实践、专业课程实践、专业实习实践等。毕业生应从自身专业出发,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适应社会需求。第二,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协调能力在日常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毕业生需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注意锻炼。工作中,经常与各种职业、各种性格的人交往,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是成功的关键。有些毕业生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为人比较内向,不能适应社会。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我系金融专业在人才培养时,不仅要注重专业教育,也应该注重人际交往和沟通协调能力的培养。应积极组织各项活动,鼓励学生参加,在活动中不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完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2、积极组织考证考试当今社会竞争激烈,毕业生要想脱颖而出,找到满意的工作,必须从根本上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素质,完善自我。毕业生体现自己专业能力的必备材料是各种专业证书,而且金融专业有些岗位需要从业资格,如证券公司相关岗位需要证券从业资格、保险公司相关岗位需要保险从业资格、银行相关岗位需要银行从业资格等。但由于我系金融专业学生学情特点,如专业知识掌握薄弱、缺乏学习自主性等,导致考证成功率低、参与性差。在人才培养中,我系金融专业应统一组织学生参加考证考试,并针对各项考试,安排考证培训,提高考证通过率和参与性,最终提高就业竞争力。 (二)创造良好就业环境1、加大专业宣传力度我系金融专业应积极宣传专业,转变用人单位观念,收集毕业生信息反馈,为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由于传统观念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看法,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停留在较低阶段。为了让用人单位和企业正确了解我系金融专业教育的定位,我系应加强专业教育的宣传力度,让用人单位充分认识到,我系金融专业培养学生有明确的职业性,是按照一线工作岗位或岗位群进行专业教育,培养实用性、职业性的应用性服务人才。2、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为保障毕业生顺利就业,我系金融专业应充分利用就业信息平台,及时更新就业信息,将用人单位对人才和岗位的需求及时传递给毕业生。首先,在系就业网站企业招聘信息,招聘信息需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保证信息的准确性。第二,就业工作管理人员应收集各种招聘信息,经过筛选、整理后传递给毕业生。第三,金融专业教师们可以通过QQ群、微信等信息互动平台对毕业生进行针对性辅导,切实帮助毕业生解决就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给出专业的意见。 (三)提供专业化培养1、根据行业特点培养人才我系金融专业必须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根据社会需求培养学生。以培养一线基层岗位来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依据课程标准进行教学改革。满足行业需求是我系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的出发点,努力开展专业技能人才培养是我系目标。因此,在进行课程设置时,教研室应该大量开展调研,根据用人单位需求,牢牢把握最新行业动态,设置适应行业、用人单位的课程。与此同时,实时关注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计划,实现人才培养与就业需求有机结合。2、根据岗位需求进行课程改革我系金融专业课程建设应以提高专业实践能力为标准。人才培养方案中基础课和专业课应围绕实际岗位需求,以必需、够用为度。专业学习领域应基于岗位需求来设置课程,课程教学过程应采用真实岗位任务驱动方法,突出专业实践能力和素质培养。从人才培养方案到课程体系建设都必须有相关的能力目标与之对应。而且这种能力要求既包括完成工作任务所需知识和态度,又包括实际岗位工作所必需的技能。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真正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3、制定针对性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我系金融专业应该明确自身定位,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由于金融企业人才需求的特殊性,如单一单位需求量小,因此无法针对某一金融企业实行订单式培养。但我系金融专业可以根据金融岗位的特性,采取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同类型用人单位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例如针对银行,制定银行所需岗位的人才培养模式;针对证券公司,制定证券公司所需岗位的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保险公司,制定保险公司所需岗位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可以在有限的3年学习时间内,有针对性的学习岗位技能,在对接企业进行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上岗就业。同时,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使我系金融专业教学与金融企业用人标准和工作要求有机结合,解决人才培养与金融企业标准、需求相脱节的问题。 作者:吴娟 单位: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类毕业生就业趋势 一、我国民办高校就业简述 当前我国正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也是社会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下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伴随着全国各高校逐年扩招的影响,高等教育也由原本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平民教育”,高校毕业生数量的连年上升,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压力逐年增大、整体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等多方因素影响下,导致了当前大学生必须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据统计,201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680万,2013年高校毕业生699万,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727万人,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749万人,预计今后三年内还将以每年平均以20-30万的速度增长。在此情况下高校就业人数的基数不断扩张与社会职位需求的有效动力不足必然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相对于普通高校毕业生而言,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民办高校毕业生人才培养质量较差造成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就业质量不高。当前,有很多学者将就业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但已有的研究多数是将视角放在就业数量上,而很少有深入研究就业质量的,其实民办高校就业数量只是一个表象问题,深层次的根源问题应该是就业质量。 二、金融类毕业生就业现状 随着近年我国金融行业的深化改革,以及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使得金融类专业人才需求保持稳固增长的趋势,金融类专业成为就业率较高的热门专业。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金融类毕业生的需求增长,金融类毕业生人数也急剧攀升。在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背景下,民办高校金融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不乐观,其面临就业压力和就业质量等方面的挑战。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衡量民办高校整体办学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有助于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统计分析,为其教育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选择提供重要参考;有利于在校大学生客观了解学校和社会整体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通过调整大学生知识学习的内容和结构,准确定位就业观。因此,在金融类毕业生就业趋势应从专业发展前景、就业范畴和就业能力等方面展开分析,从而确保就业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金融类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三、就业趋势分析 首先,金融类专业发展前景广阔。金融类专业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渐升温一跃成为热门专业,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对金融类人才的需求量居高不下,将提供更广泛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随着银行、投资、信贷、保险、资产管理等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逐渐增加,且存在巨大的行业升值空间。乃至未来金融类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将呈现出数量众多和层次复杂的态势,金融类热门专业将持续升温。因此,金融类毕业生与其他专业毕业生相比仍有较大优势。 其次,金融类专业就业范围广泛。由于其专业课程设置较广,毕业生的就业范围呈现出多样性,其主要就业范围包括:银行系统中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民营商业银行等;证券、期货交易公司;金融担保、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及保险经纪公司等国内外银行、投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从事柜员、理财顾问、操盘手、经纪人、客户服务、咨询等岗位工作。另外还可在国民经济的各行业中包括大型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从事经济行情分析预测、市场营销、投融资、管理等职位。因此,金融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围十分广泛。 最后,金融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增强。民办高校在金融专业的建设改革中优化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校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课程体系建设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金融业实际操作环境与课程学习进行融合性实验教学,让学生直观认识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增强金融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同时,金融类毕业生应自我剖析、自我定位,明确自身在专业知识结构学习和能力运用中的优、劣势,客观评判从业能力,制定准确的职业规划。 在追求稳定的工作、高薪待遇的工作目标同时,应尊重自我实际知识能力和就业能力,明确职业定位,科学合理的设计职业发展计划。增强金融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使其获得与自己知识、能力相匹配的工作良机。四、就业趋势的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和民办高等院校的快速兴起,民办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学生、家庭、高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其金融类专业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和就业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民办高校的荣誉和生存,更关系到学生个人的发展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为教育部门和主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行政部门在制定就业政策的问题上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为民办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对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改善民办高校教育质量提供具体的实践参考。金融类专业广阔的发展前景有利于个人能力发展和职业能力提升。 首先我国金融行业的工作环境、待遇、福利体制相对较为健全,毕业生在工作实践中能不断的自我提升,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体现出其最大的人生价值。其次专业对口能充分保证高质量的就业,帮助学生提升专业竞争能力,进一步提高保障毕业生职业能力的提升。 金融类专业的就业范围广泛有助于提高学校知名度。毕业生进入社会金融、经济等行业的相关岗位,他们就业质量的高低会影响民办高校的社会声誉与口碑,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能立刻反映出民办高校的校风、学风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从而提升民办高校的知名度和品牌形象。金融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增强有利于社会金融经济发展。提高民办高校金融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是关系广大学生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和学校发展。转变传统教育观念的认识,以及社会对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偏见,提高民办高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 不仅能充分激发毕业生职业潜能,也能其提升就业地位,使用人单位真正认可民办高校金融类专业毕业生的价值,从而让他们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推进社会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刘真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毕业论文:探求在金融危机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同时也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也影响到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针对金融危机和大学生就业本身的问题,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高校应着力提高就业指导服务,大学毕业生也都积极的面对,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努力。 [关键字]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我国亦不能独善其身。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目前,有相当部分行业受到重创,首当其冲的是金融行业,原本风光无比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等金融机构,几乎都大幅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而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外资银行也放缓了发展步伐。同时。地产、汽车、广告等实体经济受到波及。石油石化、能源、矿产、出口贸易、物流类也前景不明。其次是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停产、歇业,对就业带来了不利影响。三是部分对外依存度高的外贸出口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状况向来是就业水平的晴雨表,目前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将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任重而道远。 据相关资料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给大学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影响,很难准确预测,这大大地增加了高校大学生就业服务机构工作的难度。 一、从国家方针政策上看。国家出台大学生就业策略积极引导大学生就业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为积极有效应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教育部出台了四大新政以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 1.鼓励到西部和边远地区就业。实行代偿学费助学贷款。鼓励人才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对到农村履行服务期的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教育部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制定落实办法.扩大中央贷款代偿政策实施力度,扩大政府代偿范围,由助学贷款代偿扩大为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对参加基层就业项目、服务期满的高职毕业生,实行免试入学读成人本科政策,在2009年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统一制定各类基层项目考研加分政策。 2.优先录用特岗计划服务期满毕业生。教育部将进一步扩大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同时推动地方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规定今后农村学校教师岗位出现空岗空编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优先录用特岗计划服务期满毕业生。 3.毕业生退役后部队招收士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加大力度落实部队征兵主要面向各类院校毕业生的新政策方面。教育系统与有关部门共同对2009届高校毕业生采取5、6月份进校预征的办法,使毕业生离校前即明确去向。同时,积极协商有关部门,为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长远发展制定优惠政策,一是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收退役士兵入学时。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士兵优先录取;二是部队招收士官时,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士兵优先录取,逐步扩大比例;三是对高职学历的退役士兵实行免试入读成人本科;四是对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退役士兵实行考研加分的政策。 4.增加工学环保农林地矿等专研究生招生规模。教育部将更加贴近社会人才需求。加强紧缺型人才培养,在200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中.适当增加工学类、环境保护类、农林类、地矿类等学科专业的招生规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适当增加现有专业学位招收全日制研究生的规模,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更大力度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积极支持高校毕业生投身国防建设.建立高校毕业生对农村教师岗位的补充机制,加强紧缺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这四大举措是教育部正在与有关部门积极研究准备出台的政策措施,目的在于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积极有效应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此外,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正在研究制定大学生就业指导意见和相关政策,其中不乏在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拓展就业领域、疏通就业渠道,为大学生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 二、从高校就业管理部门看,高校应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以鼓励毕业生积极面对就业压力 高校除了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就业政策之外,还应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工作。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优质的就业指导服务,以鼓励毕业生积极面对就业形势,缓解就业压力。走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眼下正值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的高峰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着实让高校就业指导部门的老师们捏了一把汗。众多大学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一个关键问题是看教育部门能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指导服务。因为有了充分的就业指导服务,才能有效缓解学生们的焦虑。针对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势,高校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就业指导、就业培训、就业服务等机制.积极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高校要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明确各级职责,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并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各项工作的落实,责任到人,逐级落实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和就业指导.拓展和完善就业服务功能。各部门要加强协作.采取网络招聘、专场招聘、供求洽谈会和用人单位进校园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系列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快、更好的就业信息和各类就业服务。大力推进高校就业指导课程和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教学计划。鼓励开设就业指导必修课或必选课。并依据各高校自身具体情况制订教学计划。要定期开展就业指导教师培训,开展高校就业指导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努力建设一支相对稳定、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就业指导工作队伍。要适应新形势需要.以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操作性为原则,加快推进就业指导课程教材建设。 2.实施有效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拓展就业渠道。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抓住”三支一扶”计划扩大、继续开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以及从今年开始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计划等几个项目的机遇,特别是特岗教师计划,使得我院师范类毕业生增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大力在大学毕业生中开展创业培训活动.加强创业意识培养。发现和培养高校毕业生创业典型.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3.加强就业服务指导和帮扶工作。建立健全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政策体系.高校要制定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办法。在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同时。对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实施一对一职业指导、向用人单位重点推荐、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帮扶措施。为家庭困难的大学毕业生通过重点指导、优先推荐,努力帮助特困生实现就业。目前,高校都在积极举办各种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的相关活动,为更好地给毕业生拓宽就业途径、增加就业机会.各高校正在想方设法地联系企业、组织校园招聘括动,加强培训、指导以提高大学生应对就业的能力。 三、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看,大学毕业生应积极应对就业形势 面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大学毕业生不必对就业形势过于悲观,也不要盲目紧张。而是要更加冷静、客观地分析自己,找准定位,科学、合理地调整就业思路,让自己的就业能力与市场有效对接。因为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这为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提供了保障。为了更好的就业,大学生要做到以下几点: 1.明确职业目标。重视实习机会。选择职业时,尤其需结合自身的综合能力。明确发展目标。实习是大学生积累社会经验的重要途径。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生可以通过实习。从而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那么就可以有目标地去择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相应的职业技术。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2.调整就业单住、地区、薪资待遇的期望值。在目前岗位需求总量萎缩的形势下。大学生们的择业思路需要转换。期望值需要调整,在选择就业单位、地区时候高标准。不少大学毕业生生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比较严重,因此失去不少机会。在目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要客观评价自己,正确定位、调整心态、低姿态求职择业。适当放低薪酬要求。只有转变观念,才能真正改变“就业难”的局面。 3.不刻意追求专业对口。除了部分技术性岗位外。很多岗位并不一味强调专业的对口。大学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思维方式、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就业,树立“先就业求生存,后择业谋发展”的思想,不过分要求专业对口。目前大学生可以主动调整就业思路。从目前情况看,农业、教育、医药、行政等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此外,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消费品行业也是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就业形势较好。国家各级机关及事业单位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大户,这一就业市场是相对稳定的。 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经济环境下.不少公司都或多或少的面临着各种困难,如今的大学生找工作也似乎变的比往年更难。当然,危机也并不是意味着只是一味的带来麻烦,从大方面说。危机中的西方经济体制已经显示出了其缺陷的一面.反映出的也许是我们面前的一种机遇。未来终究是要发展的。现在出现的危机,让更多人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危机让我们提前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做好准备,从这些方面说,危机亦是一种机遇。而机会,永远给予有准备的人。危机给大学生找工作带来了艰辛,但危机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等待我们这些大学生去面对去挑战。 金融毕业论文:高职学生金融保险毕业论文 一、“关键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1972年德国的梅腾斯Mertens首先提出“关键能力”概念,并于1974年进一步将“关键能力(Schlucssclkompe-tenz)”定义为:关键能力是那些与一定的专业实际技能不直接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技能,它更是在各种不同场合和职责情况下作出判断选择的能力,胜任人生生涯中不可预见各种变化的能力。[1]目前一般认为,关键能力包括社会能力与方法能力,二者与专业能力共同构成综合职业能力。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院长李德威在哈尔滨举办的国际职业教育论坛上提出:“面向全球的职业教育,要培养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职业人才。这种人才不仅表现在掌握企业所要求的职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关键能力’”。教育部在2006年16号文件指出,要“教育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学习能力,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并在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中要求测评学生的“自我学习、信息处理、语言文字表达和合作协调能力”。同时,在教育部与其他部委的相关文件中也一再强调学生及职业人士的职业核心能力,即关键能力的重要性。加强关键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当代国际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主流趋势,还是国家倡导的能力本位的有效载体,也是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二、提高“关键能力”的途径 1.巩固专业思想,坚定信念。前些年,保险行业虽然人才需求量大,但需求短视,需要的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外勤员工。人才缺口巨大而员工供应不足,造成保险业进入门槛过低,外勤员工整体素质不高且缺乏专业知识,导致人们对商业保险的评价不好,行业社会形象大打折扣。高职金融保险专业招收的是“四批二”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郊县和农村,对保险行业缺乏认识。保险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保险教育工作非常重视,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保险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作用,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全民风险和保险意识”。如今,《保险伴我一生》知识读本已出现在中学课堂上,为造就具有较强保险意识的公民奠定了基础。而以房养老政策、银行倒闭政策、国家将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的学历要求提高至大专等举措,均为金融保险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保险市场的迅猛扩张为保险公司对大专及大专以上人才的需求注入了活力。因此,新生入校要做好以下两件事:第一,必须对学生进行金融保险专业思想教育,使之初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的意义和功用;第二,帮助学生制定职业规划,使之明确奋斗目标。学生除了明确学习知识的目标,还要明确“与人交流、沟通、分析与解决问题”等综合素质方面的目标,即在校期间努力培养关键能力,以提高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2.构建“关键能力”培养的内容与方式。在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学科体系讲授基本知识、方法和原理,帮助学生弄懂重点与难点。但在高职教学中,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必须从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选择、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过程的组织等方面加强专门技能与职业核心能力的整体设计,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及专门技能的同时得到关键能力的训练。因此,专业教学团队首先应依据岗位任职要求与行业企业共同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及核心能力,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专业课程,做到专业与产业(岗位)对接。教师应根据保险实务优选教学内容,融入保险从业资格证考核的内容,做到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以学生为主体,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以行动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为主,以实际保险工作任务为驱动,围绕保险工作岗位有针对性地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角色体验等教学方法,做到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强化对学生关键能力的训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笔者承担的是金融保险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结合实践将教学内容分为3个模块:第一块是理论知识,第二块是素质培养,第三块是保险实务。在教学中,笔者采用分组教学法,学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小组探究互助、合作与交流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同时,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渗透素质培养,按6个模块“与人交流、与人合作、信息处理、数字应用、解决问题、自我提高”实施,分别是职业核心能力全国统一测评大纲八项职业核心能力的前6个。[2]针对高职保险专业生源的实际情况,从学生开口说话开始进行关键能力训练。例如,安排学生根据案例表演小品,以培养合作意识;给学生布置收集保险公司招聘信息的任务,以了解保险业、保险公司的状况;要求学生会运用PPT宣讲、会从网上选择每周经济新闻、分享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等。在开放式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既能发挥创造力,又可提升思维,经常有创新带给大家欢乐和启迪。在保险实务的教学过程中,笔者经常采用案例教学,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互动。特别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教学章节,如《人寿与健康保险》中讲到具体的险种,可邀请保险公司的兼职教师参与教学,介绍最新的险种;也可邀请保险公司的专家来校开展讲座或组织学生到企业参观;还可安排学生在大一下学期参与保险从业资格证考试,并在业余时间跟岗,为逐步实现毕业与就业零距离对接做好准备。 3.课外“关键能力”培养。关键能力可分为基础核心能力(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拓展核心能力(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创新创业)、延伸核心能力(领导力、执行力、个人与团队管理、礼仪训练、五常管理、心理平衡……)三部分。[3](1)结合保险工作的特点。保险业的大部分岗位,如保险营销、金融机构客服专员、理财经理等都属于服务产业,工作对象是动态、有思维和行为的人,而且每个顾客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这项工作的特点是具有服务性、双赢性,还充满了竞争性。工作技能通过知识素质的应用灵活程度、客户的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等来衡量。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应从入校之初着手,派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担任新生的班主任,专门负责专业指导,并与辅导员一起负责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2)开展职业规划讲座。通过讲座,让学生明确专业思想和培养目标,了解将来工作的职业范围,以及需要具备的职业能力、毕业要求等。在校时间短暂,刚入校就应考虑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并做出职业规划。(3)军训是培养新生关键能力的途径之一。关键能力中的五常管理(常清理、常整顿、常清洁、常维持、常自律)、团队合作、执行力,可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4)每个学生轮流负责一个岗位,鼓励学生参加学院(或学校)学生会、团委、社团的干部竞选。通过这一途径,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力、领导力等,让学生认识到孤掌难鸣的道理,学会与人合作,发挥团队力量。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使学生形成阳光开朗、积极向上、不怕挫折的性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5)积极参与课堂以外的实践活动,培养职业核心能力。例如,到社区宣传保险知识、勤工俭学等,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增加了社会经验,还能够培养自律、自控能力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可通过参与学校社团(如足协,书法协会、摄影协会、戏曲协会、舞蹈班)、“青协”、各种职业技能大赛(如商务礼仪大赛、创业规划大赛、保险知识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等)、假期社会实践等途径,培养交流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等关键能力。 4.校企合作,培养“关键能力”。与行业共同构建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其中关键能力培养贯穿于保险专业课程体系的素质与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行业定向拓展课程,也贯穿于以实验、校内外实习实训、课程设计、课程论文、专业综合能力实践(含毕业设计、顶岗实习报告)等为主导的实践教学体系。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金融保险专业采用“岗、证、课相融通,通过与保险公司建立职业教育集团共同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工学结合的特点。为了实现高职保险专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的有机对接,该专业不仅和企业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作开发专业核心课程和实训课程,而且让企业介入学生的职业规划、见习、社会实践、校内外实习实训、跟岗、顶岗等教学全过程,初步实现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校企合作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关键能力”,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高职金融保险专业的人才培养逐渐形成特色。该专业将对高职金融保险专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对接进行进一步的探究,为保险界输送高素质人才,因为为行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作者:皇甫红琴工作单位: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对金融学生所学金融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全面考核,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毕业论文作为实践教学和教学效果的重要内容,成为评估中的关键性指标。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选题是否恰当,决定着论文的成败和质量。但在实际教学中,金融学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往往不知如何着手,或者由于选题不当导致论文不能如期完成或质量低下,因此探讨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十分必要。 一、当前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选题即选择研究课题,是确认研究对象和准备学位论文的前提性和关键性步骤,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选题如同导演选材,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论文的成败与否,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对了,目标找准了,论文就成功一半了。许多本科毕业论文之所以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选题不当。当前,金融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思想上不够重视,选题随意性强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对本科论文的指导欠认真,指导次数少,与学生交流少,对学生的选题不重视,往往是让学生自行选题,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或者是拟定的参考选题多年不变,早已失去选择价值;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整天忙于应聘、实习、考研,认为自己的学业已经完成,毕业论文只是走过场,因此论文选题很随意,欠缺思考,只为应付了事。本科论文的开题报告本应是学生初步确定选题和教师对之提出建议的关键环节,但在教学中,存在不少学生迟迟不交开题报告甚至论文完成才填写开题报告的情况,论文开题流于形式。 (二)选择“大而泛”的宏观性课题,导致写作中难驾驭 宏观性研究的往往是一领域,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根据金融本科生的学识水平和对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要求,本科生缺乏研究这样的选题所必需的专业基础和研究能力,不仅收集材料存在困难,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如“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论金融风险和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探讨”等,就属于太宏观、太大的题目,货币政策目标包括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近期目标,涉及财政政策、利率、货币政策等等问题;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等;商业银行业务包括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表外业务等。就每个具体问题就是一篇文章,所以最好就其中一个问题写作,如: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以利率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 (三)不注意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选择已经过时淘汰的题目?? 论文选题应注重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正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之中,金融体系不断变革,许多新政策、新机构、新工具不断出现,应该说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但一些学生不关注经济发展动态和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向,对新事物视而不见,在毕业选题时,查找的资料过于陈旧,如2006年还有学生选择“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外资银行,提高银行竞争”等早已过时的题目,这反映出学生没有关注外面世界的变化,抄袭几年前的文章。 (四)选题过于平淡,缺乏创新 学术论文讲究原创性,人云亦云,乃论文之大忌。当然,对于本科论文过于强调原创性不太现实,要想一整篇文章都有创新是不可能的,但论文中应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否则这种选题没有意义。有些金融学生论文选题缺乏前沿性、挑战性,无新意,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及对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途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防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关论文已很多,当然这些选题并不是不能再写,而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或使用新方法去探讨和挖掘,否则简单的重复没有意义。 (五)选题不切合实际,提出一些空而高的口号 有些学生在选题中不切合实际,盲目求“新”。如“国有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问题”、“组建跨行业战略联盟”、“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等。商业银行国际化无疑是方向,但目前乃至长期不能实现,因为银行国际化的前提是企业国际化,企业实现跨国经营。目前全球500强,几乎都是跨国性的,进入我国的就有300家,所以外资银行纷纷登陆中国占领市场。而我国规模大、跨国性企业不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所以银行谈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呢?在我国金融期货的推出一直审慎,尚在试点中,探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战略不符合我国实际。 二、对金融本科学生选题的几点建议 金融本科论文选题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教学实践过程,上述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基于前文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教师和学生应重视本科论文的写作 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属于学术论文,但撰写毕业论文是本科教学过程的一个步骤,不仅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推进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梳理、总结学习成果,反映学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他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重视论文开题环节,提倡集体指导选题 建议在本科论文选题之前,由专业教师就选题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给学生作专题指导,并就开题报告的规范书写、论文写作规范等问题给学生作统一讲解,改变过去单个教师“一对多”指导模式,实行集体指导、集中指导,教师组(教研室)共同协商研究本科论文的指导问题,避免由于教师个体的研究水平的局限而降低学生论文选题质量。 (三)提高学生获得学术研究信息的水平,指导学生多方位收集资料,为选题打好基础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各种新政策、新举措层出不穷,而金融学生选题陈旧反映出学生对新信息的掌握较欠缺。因此建议:一是教师应指导学生如何通过网络系统、报刊杂志等渠道收集、整理最新金融信息,关注学术研究发展信息;二是鼓励金融学生参加教师的研究课题、各种学术研讨会;三是经常性地要求学生就新的金融政策展开讨论、思考。 (四)选题中注意的方面 1、注意学术价值和社会实用的结合 学术价值是选题的着眼点,学位论文应“为时而著,为事而作”,金融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研究应讲求应用性,即具有社会实用价值。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中新问题层出不穷,论文选题应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选择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揭示金融发展规律,探求真理。 2、注意量力而行 金融本科学生应从自身学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实际出发,选择熟悉并感兴趣、有获取资料的条件,并估计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的论文题目。 (1)论文选题“宜小不宜大,宜专不应泛”,可小题大做,勿大题小做。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金融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在实际中,有些选题很好,但受知识、水平、资料有限,难以完成,最好放弃,不要好高骛远。 (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论文的选题应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前人文献资料的掌握,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这样才能找到选题的新视角。因此,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金融论文的写作。 3、注意选择自己熟悉及兴趣的问题 论文选题应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手确定选题。熟悉的问题一般就是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或实践中有深切的感受,不断的专业学习和一贯的信息收集使其准备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进行深入研究,提高升华的认识,较容易写得深入、写出创新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感兴趣才会深入思考,才能深入钻研下去,才能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可望成为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危机下毕业生就业指导探索论文 论文关键词:就业指导发展创新金融危机 论文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面对金融危机,如何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指导,逐步建立规范的就业统筹制度;如何发挥学校和指导教师的作用,帮助学生提高就业观念,寻求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9年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早已展开,与此同时,全球金融海啸波及中国。在就业大军中,长期以来引人关注的大学毕业生在这个冬天也感到了些许寒意。已经有不少应届毕业生发现,在各类大大小小的毕业招聘会上,来招聘的职位没有往年多,适合自己的职位也十分有限。这种粥多僧少的局面使大学生就业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初的几年,虽然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再能享受到国家分配这一优惠政策。但因当时大学生的基数并不庞大,且当时经济发展速度迅猛,空位所需的就业职位众多,所以就业形势还是十分乐观的,当时的毕业生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就业压力。然而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高校招生的数量逐年递增。大学生的数量已经比前几年翻了几番,大学生早已不是前些年的那个特殊群体了。与此同时,与大学毕业生所对应的新型劳力需求却没有能够达到这种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便逐年严峻起来。而此次金融危机更是将这种现象推到到顶峰。指导学生就业,疏导学生的消极情绪,让学生正确积极地就业,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笔者经过数年的摸索与积累,对如何指导学生就业这一课题有了浅显的认识。 1.指导学生对就业环境有正确认纠正其错误想法 “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这是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语。也是家长和非高校教师们激励学子们奋发努力最常用到的一句话。因此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便可以有体面的工作,便可以出人头地。这一想法从孩子们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贯穿到高考结束。流传千百年的古语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是现在却给学生们带来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许多曾经十分刻苦的学生在迈人大学之后便逐渐失去了之前的学习动力,整日游手好闲,贪图享乐,在学业上不但无所成,反而会倒退,白白浪费了几年的大好青春,毕业时写不能写、说不能说、做不能做、算不能算,使其在毕业后的就业环节上上失去最基本的竞争力。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因为学生对就业环境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即考人大学便工作无忧、衣食无愁了,之前10多年的刻苦努力就是为了考上大学,现在梦想成真了,可以安安心心开始享受了。 这种错误想法最致命的地方便是使学生对自己今后的发展过于盲目乐观,使其失去奋斗的目标而最终丧失努力学习的动力。孟子曾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此,必须使学生具备忧患意识,并远离安乐这一想法。因此,给这些新迈人大学校门正处在兴奋期、幻想期的学生们泼一泼冷水是十分有必要的。要使他们冷静下来,认清当前严峻的形势,让他们了解要想将来有所发展,就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如之前那般努力刻苦。大学的文凭是可以混到,但是大学生所应具备的能力是混不到的。这洋,在学生们冷静下来之后对自己的未来方能进行正确规划,并给自己树立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才会有新的动力去努力用功,这样在将来面对就业对就有了竞争的资本。有了竞争的资本,即吏就业环境再严峻也不会轻易被淘汰掉。电许这种做法会使学生们产生失落感甚至悲观的情绪,因此,有了危机感和急迫感才能使学生有继续努力的动力。 2疏导学生的悲观情绪,帮助其建立积极向上的精神 由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许多毕业生或者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四处碰壁,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产生了不小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情绪是很容易影响到其他人的。许多学生受到了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便对未来过于悲观,总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中立足,最终丧失自信心,甚至有可能自暴自弃。对于这种情况,学校应该多与学生交流,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是解决这种悲观情绪的有效手段。 许多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是不曾离家一步的,从未有过自己生活的经验,进人大学之后突然离开父母,身边没有了依靠,在面对挫折和迷茫时不知道向谁倾诉,也不知道该向谁请教。于是面对困难时慌乱无措,无法正确处理事情,渐渐地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直至自信心崩溃。而良好的自信心恰恰是在当今社会立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自信心成为一个短板的话,即使再有能力也无法完全展现出来的。就像水桶理论一样,能盛多少水不在于水桶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在于最短的那块。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教书育人这个词是不可分割的。鉴于现在国内大学的教育模式,许多老师都是上课来,下课走,不在学生身边多停留一秒钟,这是十分错误的。虽然大学现在逐渐往自主式学习的方向靠拢,但并不意味着老师就只负责教授知识就算完成任务。大学老师是学生在进人社会前的最后一个榜样,应多与学生交流沟通,教育学生如何为人处事。多观察学生的情绪状态,对学生进行疏导教育有时往往比上一节课对他的帮助更大。面对学生对自身的质疑和自信心的缺失,一定要多予以鼓励,告诉他们不要妄自菲薄。 3教会学生调整心态,先就业再择业 其实当下大学生就业职位少,并不是说劳动力市场完全饱和,而是说大学生所向往的新型劳动力职位饱和,其实还是有许多其他的职位在大量招人,只是这些职位大多对应的是原始劳动力,大多报酬偏低,劳动量较大,许多大学生碍于身份不想去参加这种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看不上这种工作。教师就应该教育学生调整心态去参与到这些工作中来。要让他们清楚地看到,随着大学生的数量呈几何形式增长,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天之骄子的身份了。先找一份工作,再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才是正确的做法。有的学生也许会想,这种不是我专业对口的工作对我今后的发展和专业特长没有任何帮助。这时一定要告诉他,在社会上打拼并不仅仅靠的是专业技能,有些时候丰富的社会阅历是更为重要的,而且长时间去寻找工作而不先参加工作的话是会落后的。现在的社会是在飞速发展的,脱离社会时间太长是肯定会被社会所淘汰。先就业再择业无疑是应对现在金融危机下大学生严峻就业形势的最好办法。 4学校多与用人单位合作,帮助学生寻找就业机会 就业指导应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就是以学生为核心,把服务对象的现实问题作为根本,以创造学生的满足为宗旨,尊重学生的人格。教师只有以完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学生,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学生实现职业生活和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就业发展,取得更好的就业成效。 金融危机给学生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就业指导工作的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应力求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1)把国内外职业指导的创新理论和新知识加以高度概括。并与当前就业形势和就业服务工作紧密结合。 (2)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和成果加以总结和提炼,使之更加贴近职业指导实际,更具有针对性。 (3)集中精力收集我国的相关就业政策,做出政策指导。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开设服务窗口,提供免费服务;收集空岗信息,召开专场招聘会;宣读政策,了解就业需求;面向困难对象实施重点帮扶。 研究视角:根据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发展的战略,依托环渤海经济的发展、借助天津中日合资项目的启动、曹妃甸的开发、秦皇岛市经济开发区的扩展、富士康在该市的投资项目,探索就业工作的途径和方法,打造高校就业指导的精品课程、争创校企联办的品牌专业,开展有特色的就业实习基地;以政府为导向、与人事局劳动局共同协作;根据城市环境、旅游特点,社会的需求,不遗余力地促进就业工作;加强与开发区用人单位建立共需对接。例如与南韩企业的裕罗电器公司搭建起了双向选择、共同发展的有效平台。既能提供较多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又能为经济开发区输送更多高质量人才,是互惠互利、一举多得的好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了力量。 总之,就业指导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靠一两个单位是不够的,还需政府的支持,用人单位、各地高校、学生、家长的共同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坚持创新意识,研究新形式,探索新思路。帮助学生度过金融危机给就业带来的难关,为学生就业撑起一片蓝天.搭建一座平台。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危机下高职毕业生就业分析论文 1调查问卷情况分析 1.1金融危机下,企业是否不愿意招聘没有工作经验的高职生 66.7%的企业对此持肯定态度,金融危机下,很多企业都停止了校园招聘,他们招聘人才显得更加谨慎,不愿招聘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高职生而增加企业的开支和花费时间、精力。高职生没有经验,是企业不愿招聘高职生的主要原因。 1.2金融危机下,企业是否更愿意招聘担任过学生干部或班级干部的高职生 58.3%的企业表示特别看重这一点,金融危机,让众多企业纷纷倒闭,让企业更加感觉了解到需要引进最有能力,最优秀的人才来为自己工作。杭州韩进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孙经理表示,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绩效。同时,担任过学生干部的高职生更懂得换位思考,站在领导者的立场想问题,减少抱怨,有利于上下级和谐相处,有利于更好的发挥团队的力量,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1.3金融危机下,企业更看重高职生哪方面的能力 41.7%的企业看重高职生的创新能力,25.0%的企业看重人际交往能力,16.7%的企业注重高职生时间管理能力,17.6%的企业注重学习能力。金融危机,部分企业倒闭是由于其不懂得自主创新,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真正实力,导致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而倒闭,让现存的企业深刻了解到创新意识的重要性。 1.4金融危机下,企业录取高职生后,是否会将其直接放在重要的岗位 41.7%的企业对此持否定态度,25.0%的企业表示会,另外还有33.3%的企业表示会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而定。可见,大部分企业不会将其直接放在重要的岗位,浙江新世界国际旅行有限公司的经理表示,大部分高职生都比较心浮气躁,“眼高手低”,他们会将其先放在基层的岗位工作,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公司的基本流程,同时考验一下他们是否具有勤奋,踏实,毅力,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们更加重视高职生身上所具备的精神状态,才会委以重任,希望高职生能够不要只注重“眼前”,而应着眼于“将来”,先放低自己的身价。 1.5金融危机下,企业是否更加重视高职生的知识面 66.7%的企业对此持肯定态度,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倒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闭门造车”,以致在危机到来时纷纷倒闭。因为现代经济是“全球经济”,他们更多需要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当前经济形势的高职生,高职生应该以所学主业为主,与其他相近专业的、有较大相互作用的知识作网状连接,形成“蜘蛛网”。企业更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 1.6金融危机下,企业看重高职生那些方面的素质 50.0%的企业重视高职生的心理素质,33.3%的企业重视高职生的思想道德素质,16.7%企业看重自学能力。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使企业更加看重高职生是否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否具备面对失败或挫折时表现出的坦然态度,是否具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并积极找出解决问题的能力。 1.7金融危机下,企业是否特别强调高职生的对企业忠诚度 100%的企业强调高职生对企业的忠诚度,“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危机面前,企业更需要的是能与企业共同努力度过难关,懂得发挥团队的力量,不会随便跳槽的人才。拥有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的高职生,并做好为公司长期工作的准备的人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留得住的人才”。 2调查结论 企业出现“招工荒”,有一部分原因是其将“门槛”设的过高,但更大一部分原因是高职生所具备的素质无法满足企业用人的要求。金融危机下,企业更加需要有社会实践经验,领导能力、沟通能力、换位思考能力强的高职生。他们注重高职生的创造性思维,它是高职生全面素质的综合体现,是高职生素质的核心。 同时,企业特别看重高职生是否具备的勤奋的品质,他们更需要懂得珍惜时间,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具备脚踏实的、坚持不懈精神的高职生。 知识经济的时代,呼吁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高职生应该具备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胸怀,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同时,心理素质属于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思想道德,智力开发,身体发育的物质基础。企业更加注重那对企业的忠诚度较高,具备责任心,懂得发挥团队的力量的人才,需要“留得住”的人才。3建议 从以上的调查结论,我对高职生就业提出以下建议: (1)高职生应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兼职的工作来增加加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同时,应该做好自我定位,清楚自己就业方向,到相关的行业实习,提高自己实际操作能力。 (2)高职生应该积极参加学生干部的的竞选,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如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换位思考的能力等,很多企业招聘时都写明“学生干部优先考虑”的要求。 (3)高职生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勇于突破思想束缚,敢于挑战权威,培养严谨、科学的学习和思考习惯。 (4)高职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勤奋,踏实,毅力,坚持不懈的精神,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勤奋。企业更需要勤奋的人才。 (5)高职生不应该“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传外事”,同时要了解世事,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一些财会、安全、商业、保险、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成为“复合型人才”。 (6)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敢于接受挑战和面对失败,培养自己面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并能力积极地找出应对困难的方法,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具备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表现出的坦然和镇定。 (7)高职生准备去一家公司面试前,应该问自己是否做好为这家公司做好长期工作的准备,清楚这家公司吸引你来应聘的理由,如果认准了一家公司,就应该全力以赴为之工作,而不要随便跳槽。 4高职生就业前景展望 金融危机,虽然给高职生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高职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更是企业发展的主力军。高职生思想前卫、视野宽广、专业性强,容易接受先进的技术和新思想,不论大小企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有真本事、专业水平高的高职生。杭州巨创网络公司的高总表示:“只要能力与素质达到企业的要求,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作出努力,不论学历高低,我们都会考虑录用。” 高职生应该做到知己知彼,了解社会需求,明确自己的求职地位,主动改造自己,主动适应社会,而不是一味地盲目闯荡“才市”。高职生们更应该向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标准去努力,适时充实自己,只有这样,高职生的求职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与前景调研 【摘 要】高校毕业生是社会最富有理想和活力的群体,他们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是宝贵的人力资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毕业生乃至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本国策。而金融类高校毕业生是毕业生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其就业形势与前景是亟需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金融类;大学生;就业 金融类专业是近些年就业颇为广泛的热门专业,虽然社会对金融类毕业生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随着金融类毕业生人数激增,使得金融类大学生面临新的挑战和就业压力。因此,金融类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当前的就业形势和自身实际,将社会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被全社会广泛关注,我国关于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理论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1997年编制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教学大纲》预示着我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许多高校建立了就业指导队伍,对大学生进行职业规划、职业定位、职业生涯规划的辅导。然而,虽然目前关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研究很多,但是仍处于发展阶段,大多数研究探讨的是大学生就业形势和就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探讨宏观的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多。而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去向的研究不多,相关的大学生毕业生就业方向研究主要集中于简单的数据统计,相关分析及对策研究并不多见。同时,由第一线就业工作者搜集一手就业资料及数据,专门针对金融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的调研并不多见。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正在走向国际化,对专业人才需求迫切,金融类专业持续升温,大批大学生报考了金融类专业,每年都有大量金融类专业毕业生涌现。面对大学生就业的大趋势,金融类专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不容忽视,而就业去向是反映就业状况的关键指标之一。了解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意义重大,首先,有利于教育部门和学校统计大学毕业时的就业状况,为教育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为学生和家长在做教育选择时提供重要参考。其次,学校统计并公布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便于大学生通过社会反馈,知道与自己“相同水平”同学的就业去向,调整学习的内容与结构,进行合理的就业定位。同时可获得校友的积极支持。目前,专门针对金融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的调研很少,本研究通过调研金融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以其得出规律,为提高金融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满意度提供资料和思路,对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有所帮助,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金融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金融类各专业人才需求处于上升趋势,本课题组重点抽取一所金融类高校,并随机抽取500名毕业生,对金融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与前景进行了调研,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就业现状对相关结果和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一)主要就业趋势 课题组调研了一所河北省属金融院校,该校河北生源居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通过调查近5年的毕业生就业去向,发现毕业生大多数服务于基层,目前主要服务于以下五类单位:银行系统:包括四大行、股份制商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期货交易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其他公司的财务、金融及相关岗位。毕业生主要到上述五类单位从事柜员、客户服务、交易员、理财顾问、经纪人、咨询等岗位工作。 (二)工作满意度 课题组随机抽取500名毕业生,调查其对工作的满意度。“感到非常满意”的占30%,“感到比较满意”的占23%,总体满意度为53%。其中在金融监管机构、银行系统工作的毕业生满意度较高,满意原因中排在前两位的因素是“薪酬、福利水平高”、“企业公众形象好”;不满意的原因中,排在前两位的是“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 (三)从业稳定性 在随机抽取的500名高校毕业生中,大学生毕业后“从未换过单位”的占55%,其中38%是在银行系统工作;“换过一次工作单位”的占19%,“换过2次及以上工作单位”的占26%。调查换工作的原因时,从事柜员等基层岗位工作的人员普遍认为“工作内容枯燥”、“工作压力大”,从事证券、期货交易及保险等岗位作的人员,换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大”。 三、金融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展望 (一)金融类专业前景 金融类专业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热门专业,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金融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会一直居高不下,未来金融类行业中仍有较多热门专业。金融类毕业生与其他专业毕业生相比仍有较大优势。 (二)就业范围广泛 由于财经类专业课程设置较广,因此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更为多样,如经济预测与分析类职位、市场营销类职位、管理类职位等。国民经济中的各行各业,无论是大型国有企业、三资企业,还是小型民营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 (三)市场需求稳定 随着我国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在国内金融业快速发展和国外金融机构大量进入的背景下,金融业将出现更多的就业机会,有些热门专业值得关注,像审计、保险、会计等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将有所增加,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此外,金融服务业的人才需求数量较多且层次多样,因此金融服务业对银行柜员、电话银行、客户服务中心等一线工作人员的需求较大。 四、就业形势现状分析及对策 针对金融类高校毕业生这样的就业现状,课题组进行了原因分析,发现一方面作为金融类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对于金融类专业的就业政策并不熟悉,对于金融类专业的就业形势和特点缺乏了解;另一方面,高校对于国家就业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尤其是细化到具体类别的就业宣传更少,对金融类专业亦是如此。 (一)转变育人理念 我国的高等教育早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而各高校缺乏清晰的人才定位。一批本应从事精英教育的学校也快速扩大办学规模,导致教育资源被迅速稀释,由此难以再保证精英培养理念。而大批本应培养掌握职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学校定位不明确,导致学生的自我定位发生偏差,学校培养人才的过程也发生偏差,还使得各学校培养的学生能力结构、素质结构趋同,严重缺乏独立性。所以不同的高校在定位上要加以明确。 (二)加大就业指导力度 有些学生对在读专业不太满意的原因不是学生真的不喜欢本专业,而是因为学生不了解本专业。基于金融类毕业生对于本专业的就业形势与前景缺乏了解这一现状,可以从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主干课程、社会地位、对社会贡献、毕业后从事的工作等几个方面进行专业教育,增强金融类毕业生对就业政策的熟知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丰富就业指导课程的形式,包括课堂讲座、公司实习、精英演讲和工作培训等,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大大提高专业满意度,进而推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开展,实现学业与社会职业的良好对接。 (三)建立充分就业长效机制 加强制度化建设, 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长效机制。将毕业生就业率和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考核办学质量的指标。同时,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和服务模式,把就业指导工作始终贯穿在大学整个阶段,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做到就业工作的全程化。同时,发掘已工作毕业生周边资源,请用人单位填写毕业生质量反馈表,以便了解用人单位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和建议,提高就业指导工作的实效性。 (四)专业化就业指导队伍 加强就业指导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定期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升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只有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教师才有能力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积极改进教学方式,合理调整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培养出与社会需要相契合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 (五)树立正确价值观 在择业的价值观方面,当代大学生择业时从主客观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择业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体现自我价值,其次是收入等福利待遇,同时,也会考虑职业的发展空间和前景等,呈现多元化倾向。因此,应引导大学生在新时代树立积极务实的职业发展方向,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社会的发展创造效益。 总之,大学生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努力形成全员参与大学生就业的机制,大力提高全体教职员工为大学生就业服务的意识,充分发挥高校校友会等力量,建立全员化、人人参与的就业服务力量,为毕业生就业服务。 金融毕业论文:后金融危机时期高职毕业生就业指导体系研究 【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重庆市高职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中就业指导体系的现状、当前高职毕业生就业指导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高职毕业生在新形势下就业指导体系。 【关键词】后经融危机 高职学生 就业 指导体系 关键成功要素 后金融危机时期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一段特殊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全球经济通过各国共同的努力,已经呈现复苏现象,其发展开始缓步上升,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里,经济发展重心是产业升级和企业自主创新。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和环保产业,关键还是在于人才。 经济走出阴霾后,我国许多企业已经恢复或扩大生产,用人需求不断增加,甚至在珠三角等地区出现招工困难等现象,这些都说明就业环境在不断趋好。然而目前就业市场上持续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边是企业"招工难",一边是毕业生"就业难",从而导致高校的压力与日俱增。为何会出现供需不匹配的现象?因此,此背景下对高职毕业生加强就业指导显得格外重要,因此高职院校构建毕业生就业的指导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1.后金融危机时期重庆市高职毕业生就业形势现状 金融危机之后,重庆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在逐步恢复和好转,但是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较大。 2009年,重庆市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12.9万人,比2008年增加1.7万人,增幅为15%。受世界金融危机和毕业总量增加的影响,截至2008年底,全市2009年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14.9%,比2007年同期低4.2%。 2010年,重庆市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13.5万人,其中研究生1万人,本科生6.8万人,专科(高职)生5.7万人。全市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85.5%,与2009年同期相比上升4.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72.2%的平均水平高13.3个百分点,形势有所好转。 2011年,重庆本专科(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相比2010年都有所提高,特别是专科(高职)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了92.04%,比2010年高出了1.84个百分点。 2012年,重庆市普通高校毕业生为15.3万人,就业率为86.81%,比去年增加0.31%,其中,研究生就业率为74.66%,本科生就业率为87.04%,专科(高职)的就业率为89.1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市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就业形势在逐步好转。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给高校毕业生打造的就业择业环境及高校毕业生认清自己、改变择业观念成了就业的关键。 2.当前高职毕业生就业指导体系存在的问题 基于当前就业指导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现有体系不能有效反应供需匹配,导致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不明显,并容易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改进的地方有如下三方面: (1)评价主体的领域局限性 由于研究条件所限,所选择参与评价的主体主要来自重庆市高校授课教师和企业高层领导。因此,调查的结果可能更重庆地区各高校的评价,而对于其他区域尤其是全国高校适用性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2)评价体系缺乏有效统一的标准 目前我国各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管理和评价的方法不尽统一,有些高校直接成立专门的就业指导中心,由专业人员为毕业生做咨询;有些实施外包,聘请咨询公司当顾问;而有些则是自己研究开发系统。 (3)评价体系缺乏高职特色 在职业技能素质导向的培养模式指导下,高职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是缺一不可的"两条腿",然而高职院校在就业指导体系上,沿用本科院校的一套系统,没有体现高职院校"注重实践、注重技能"的特点,过分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了动手能力,不能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 3.问卷调查和方案设计 为了获取高职毕业生就业综合评价的影响因素,笔者设计了一份名为《企业对高职毕业生就业的综合评价影响因素开放式问卷》的调查问卷,并将这份问卷发放到四类企业手中。第一类是国营企业;第二类是三资企业。第三类是私营企业,第四类是其他性质企业。 《重庆市企业对高职毕业生就业的综合评价影响因素开放式问卷》主要由指导语、基本信息调查、企业对高职毕业生基本素质技能的综合评价成功关键要素的调查三部分构成。本研究发出问卷253份,回收246份,有效问卷232份,有效率达91.70%。 4.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 (1)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综合评价的成功要素分析 综合评价的许多要素都影响到高职毕业生就业的成败与效率,从而对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文问卷1中,收回有效问卷232份,以140(140/232=0.6034)为界,被提及140次以上的指标作为比较重要的指标,则对高职毕业生就业综合评价有较大影响的要素有:专业知识技能、专业成绩、计算机水平、英语水平、奖学金、证书、实际操作能力、担任学生干部情况、行业实践经验、综合素质、人生观、价值观、身心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独创性、团队协作能力。 (2)建立影响要素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为客观找出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的综合评价的要素,笔者在多位对重庆市多位相关领域学者和业界高层管理者中选取了13名专家作为意见征询对象,这些专家都具有丰富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熟悉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综合评价的情况。结合前文问卷调查的结果,并多次反复征询这些专家的意见,构造高职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要素系统层次结构模型;各大类要素又由多项子要素组成,这些子要素构成方案层;最后由目标层、指标层、方案层共同构建了影响要素系统的递阶层次评价模型。 构建高职毕业生就业指导体系,有助于帮助高职院校树立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帮助教师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增强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性和适应性,突出高职特色,并且为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提供参考依据,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和教育体制优化。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研究 [提要]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进程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逐步加快,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金融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力图对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金融;毕业生;就业 基金项目: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课题“金融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与前景调研”(编号:201301161)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5日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社会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不断攀升,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明显受到了冲击和影响。本课题组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92份;调查对象为河北省某金融类院校2013届本科应届毕业生,其中男生200人,女生300人,主要涉及金融、证券投资、国际金融、投资与理财4个金融类专业,旨在通过调查和研究金融类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为提高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提出合理建议。 一、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和现状 近几年来,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的金融行业主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和金融业监管部门等。在接受本次调查的同学中,43%的就业方向是银行,29%为证券公司,13%为保险公司,15%选择其他行业。从就业困难程度的调查看,有30%的同学认为作为金融专业毕业生找份工作比较容易;有61%的同学认为要因人而异;另有9%的同学认为竞争激烈、就业很难。从调查结果来看,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更愿意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因为该行业要求从业者有一定的相关行业知识背景,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较高,并且大多金融类毕业生都愿意前往银行工作,因为银行业一向被公众认为是高福利低风险的行业,传统的“铁饭碗”就业观念仍在左右着当代大学生的择业方向。 在对薪资调查方面,54.4%的毕业生刚工作时,薪资在1,500元以下;有36.8%的毕业生刚工作时薪资超过3,000元,其中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占到83.4%;通过试用期并转正后,有36.4%的毕业生薪资达到了5,000元/月以上,18.2%的毕业生薪资在3,000~5,000元之间,只有18.3%的毕业生薪资低于2,000元/月。对比其他专业毕业生的薪资,我们发现金融类毕业生的薪资待遇普遍较高,中华英才网“猎头在线”于2007年的《金融行业人才研究报告》指出,金融专业毕业生平均起点工资和平均定级工资分别为2,628.52元和3,794.91元,排在IT业等高收入行业之前。 对调查问卷中“您觉得企业最看重金融毕业生的哪方面素质”的回答中,45%的同学认为企业最看重毕业生的是“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主动性等处事能力”,另有22%和18%的同学分别选择了“实践经验”和“专业能力”,只有不到10%的同学选择了“学业成绩”。因此,学生在大学期间不仅要扎实地学习好专业知识,增加实际操作能力,更要通过参加社会实践、第二课堂活动和学科竞赛等途径锻炼自己的管理、沟通、表达、团队合作等综合素质。 二、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优势和机遇 金融是现代社会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标志性产业,也是一个典型的高收入弹性产业,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紧相连。 自2006年底,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之后迎来新的阶段,在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以我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为例,上海金融从业人员仅十多万人,只占到上海总人口比重的1%以下,而伦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个数字要在20%左右,上海国际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则更加捉襟见肘。综合而言,金融业务经营类人才将成为各金融单位迫切需求的人才。 三、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后,金融热逐渐升温,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或扩招金融专业学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招生,金融专业的报考人数都远远超过招生人数,金融专业毕业人数也不断攀升。而2010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专业毕业生被列为就业最困难的十大专业之一。近两年的往届金融专业毕业生不断积聚。在全球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复苏性增长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全球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但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仍是“低就业率时代”,金融行业对高素质金融人才的需求总量加大但金融人才需求增速小于金融专业毕业生的增长速度,这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同时,留学生回国潮也一浪高过一浪,直接挤压了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空间,海外留学生对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及各国法律制度比较了解,加上在国外多年金融市场的锻炼,社会实践能力和对各国文化的理解能力较强,是国内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强劲对手。金融业人才需求将逐步向“高精尖”倾斜,本科生在人才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逐步缩小,硕士、博士生相对更受用人单位青睐。从20世纪末至今,国内外金融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对金融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金融人才具备时代性、创新性、市场性,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金融专业学生要在竞争中获胜,必须强化学习,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四、针对目前就业形势的对策 1、大力开展“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参加科技文化活动,提高创新能力。我们都了解在高校的教育模式中,课堂教学的“授业”模式一直以来是高校主要教学形式,是以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为主,并且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而大力开展“第二课堂”和科技活动,却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场所,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比如,建立大学生就业见习基地、教学实践基地,设立开放型实验室等,鼓励学生多参加像“挑战杯”竞赛、模拟证劵投资大赛、ERP沙盘模拟大赛这样的科技活动。另外,让学生参与到学校教师的科研项目和课题中去,甚至还可以让学生自拟题目进行科研,学校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水平。 2、多方位拓展就业渠道,搭建校企合作桥梁。高校在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高校的有效资源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这不仅仅是在校园有限的环境里,而更应该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高校一直是为企业输送人才的优质渠道,而企业和高校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互为生存。要拓宽就业的渠道必然离不开企业的配合和支持。在目前就业困难的前景下,学校不能仅让学生单独联系企业或是等用人单位主动联系学校,这样的模式不适合当前的就业形势。为了让学校的人才能得到有利输送,也为了企业吸收优秀人才,学校应主动搭建一座桥梁,利用学校资源、专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和企事业用人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如建立实践基地、实习基地等,让学生了解企业,也让企业了解学生,为学生就业大开方便之门。校企合作有利于让学生能更早的接触社会,了解企业,了解企业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专业和能力,这样会对自身的认识有更好的把握,为学生的就业和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3、社会实践是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一般来说,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形成是在大学阶段通过各种途径循序渐进培养的,而在此过程中,社会实践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更是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当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很多大学生对社会了解较少,不能很好地正视自己,同时对于自己所学的知识亦不能很好地运用,导致其对就业存在迷茫和担忧。而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知识理论转化为实践,明确其将来就业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根据社会需求结合专业知识和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投身到社会实践的各个工作岗位,弥补自身的经历和社会经验的不足。并且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社会所需,更好地明确自己今后努力方向,提高自身接受知识的自觉性,通过两方面的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增长才干,另一方面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增长社会经验,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4、培养良好就业心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在毕业生的就业大军中,一直存在这样的老问题:一心想进大城市,工作只选“铁饭碗”,最后高不成低不就。要想改变这样的观念,一方面学校的教育引导非常重要,应通过老师引导、系列讲座、经验之谈等多种形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另一方面学生必须加强对自我情绪和心态的调整,及早考虑就业问题,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在择业前建立正确的就业观,让自身在就业过程中能以平常心面对,以冷静的思维进行择业。要孕育真、善、美的感受,学会积极心理调适,保持良好心境。通过合理的宣泄途径和放松训练,排除诸如不满、愤懑、嫉妒、焦虑、恐惧等负性情感对正常思维、决策的干扰。要打破对就业方向上的原有束缚和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终生职业”的择业观。树立大金融意识,强化择业的自主意识,跳出从众、攀比等社会心理陷阱。 金融毕业论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广东高校毕业生职业取向分析 摘要: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取向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未来职业的预期,这直接关系到其就业的成败,本文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过对广东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取向情况进行调查,试图为构建一个应对高校毕业生职业取向现状的长效机制提供现实依据。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职业取向;就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来临,从2008年至今,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劳动力市场近十年来的供求关系呈现出总量过剩、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矛盾突出的现象,这次危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依附性和外向型企业来说是雪上加霜,局部地区、行业的就业形势进一步紧张已经导致整体就业形势更加趋紧。而目前中国城市劳动力中约四分之一的人持有大学学位,中国已经呈现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情况。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供求矛盾的影响分析 1. 2001年-200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实际情况 受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自2001年至200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毕业人数和未就业人数逐年攀升,但就业率却出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这些现实的数据反映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供求矛盾严峻的态势。 2.金融危机对广东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供求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金融危机形成新的就业问题,社会职业对高校毕业生层次需求改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跨国公司和电子商务的崛起,亟待新兴高端人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有力地冲击了依附于外国进口的初级生产加工制造业,这显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弱势:民族企业发展力量弱小,新型产业发展规模狭小,缺乏抗风险能力强的品牌企业。 (2)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经济收入是引起高校毕业生择业的首要因素。此次问卷调查,对受访者进行了“毕业后求职地区”调查,结果显示:上海30%,北京24%,广州22%,深圳17%,成都7%。表格显示的是2010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以及被调查的毕业生择业地区的选择情况。 二、广东高校毕业生职业心理取向变化的现状分析 1.职业取向的基本模式 职业取向是指人们希望从事某种职业的态度倾向,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选择某种社会职业所持的比较稳定的认识、评价、态度、方法、心理倾向,是人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职业、追求职业及其所达到什么水平、程度的主观向往。它既是人们职业理想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观表达。根据高校毕业生职业心理取向的模式的不同,可以将职业取向划分为:自我中心模式、环境中心模式(包括职业、岗位中心模式;组织中心模式;家庭中心模式;地域中心模式等)。 2.金融危机影响下的高校毕业生职业取向的现状分析 (1)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在调查中,76.5%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广东地区或家乡择业,并且抱着“只要成功就业就好了”的心态,忽略了岗位的发展前景,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现象从侧面反映了部分毕业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没有准确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造成人力资源的损失。 (2)职业选择存在趋同性、集中性。在此次调查中,大多数同学选择的职业不是与自己专业对口的科研、技术岗位,而是选择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这一类当前社会地位较高的岗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在调查数据中只有8.26%的毕业生会选择商贸类的岗位。这反映出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取向已经从前几年崇尚经贸等热门岗位逐渐回归为“铁饭碗”的争夺战。 (3)职业核心竞争力弱。在调查中,毕业生指出自己目前最欠缺的素质或能力主要是“.解决问题及沟通协调能力”,次之则是“相关工作和实习的经验”。现在的许多毕业生解决问题及沟通协调能力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毕业生应多参加社会实践,建立广泛的人际交往圈,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做铺垫。 (4)职业期望水平过高。据调查显示,66.25%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的期望工资水平都在4000元以上,对职业要求期望过高,薪水要求高,就业地区位置要求高。这一心理导致一些毕业生错过好岗位,造成岗位竞争地域的不平衡分布。当问及毕业生的能力缺陷时,调查结果集中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欠缺。目前的毕业生能够术业专攻的并不多,在专业知识不牢固的前提下,就业必然会碰壁。 (5)自主创业热情高涨。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热情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在调查中,有58%的高校毕业生有创业的意向,但真正能够付诸实践的还是极少数人。近年来,在国家创业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一些毕业生毕业后趋向于自己创业,这反映了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部分毕业生变被动就业为主动创业,通过自己创造岗位来降低失业风险,同时也促进新的岗位形成,带动社会就业。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资金缺乏等原因,高校毕业生创业成功的案例还并不多见。 金融毕业论文:全球金融危机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毕业生就业期望薪酬的下降造成了就业质量的两极分化,一部分毕业生意识到了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风险性之后,把目光逐渐投入到了其他方向的就业形式中去,进而很多同学不但错过了年终岁尾这一企业招聘的黄金时段,而且还造成许多已达成就业意向的毕业生在考取研究生后由于违约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毕业生如何在当今金融危机形势下找到理想的工作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毕业生;就业 引言 2008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在短短8个月内愈演愈烈;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我国,占据全国第三产业出口比例最大的南方沿江、沿海等省市加工制造类企业纷纷裁员、倒闭,仅广东一省自金融危机以来已注、吊销企业57608户; 2008年11月,各地、各校人才招聘会陆续开始。调查显示,招聘企业的数量、规模对比往年大幅下降,大批海外留学人员掀起归国潮,与国内毕业生共同竞争就业岗位; 2009年7月,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将达到610多万人…… 面对今年此种就业形势,学校就业中心根据平时各类企业需求信息、招聘会,对这种新情况、新形势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谨供同学们参考。 一、金融危机近期对我校大学毕业生就业负面影响的具体表现 (一)总体招聘信息减少,企业招聘数量下降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企业都选择了裁员和减招等措施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规避风险,这就使得今年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信息较往年有了一定的减少,具体来看:2007年11月大连秋季招聘会共有350家单位提供了8000余个需求岗位,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有近30家参会。而2008年同期举办的招聘会上,只有179家单位参会,总共提供就业岗位4263个,较去年减少了近一半,而参会人数则由去年的3.7万人增加到今年的4.5万千人。 就我校举办的招聘会来看:去年12月份我校就业双选会共有253家用人单位发来需求信息,提供就业岗位2183个,其中注册资本在千万元以上的知名集团、企业单位多达16家,达成就业意向的毕业生200余人。而今年在我校刚刚结束的双选会上共有189家单位进校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200余个,知名企业参会规模减少了将近一半,截止到目前,从反馈的情况看,只有近90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从这种变化不难看出,今年的就业形势在信息数量和质量上较之往年都有下降的趋势,金融危机的影响使2009届毕业生在就业单位的选择范围、竞争程度上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毕业生求职期望薪酬下降、就业质量两极分化 从往年的招聘活动和就业教育的调查中,我们大致地统计认为,辽宁地区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月薪期望值普遍在1800元左右,省外就业的毕业生薪酬期望值在2000元左右。而随着今年就业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毕业生对薪酬的期望值普遍降低,一般省内工作的薪酬待遇为1500元左右,省外就业的期望月薪为1700元左右。这种期望薪酬的下降,造成今年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就业质量进一步下降,用人单位在人才市场的买方地位更具主动性和选择性,就业岗位的竞争有恶性循环的趋势。 随着毕业生就业期望薪酬的下降出现了就业质量的两极分化,一部分毕业生意识到了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风险性之后,把目光逐渐投入到了其他方向的就业形式中去。例如我们在招聘会上做的调查问卷显示,有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今年的就业目标定为考研和考取公务员,这就形成了往往同一专业、同一班级不管成绩如何、家庭背景怎样都去争取有限的研究生、公务员名额,进而很多同学不但错过了年终岁尾这一企业招聘的黄金时段,而且还造成许多已达成就业意向的毕业生在考取研究生后由于违约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同时,另一部分同学虽然也意识到了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却不顾自身能力的限制,仍旧抱着侥幸的心理将关注度投入到一些热门地区的单位、知名大公司和事业单位等,这些毕业生还抱有传统的“精英化就业观念”,不愿放低身段去应聘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单位和一些基层岗位,这种不现实的就业观念往往会造成毕业生在碰壁之后,自信心受到打击,在毕业之前草草地选择一些并不适合自己的单位或企业,实现低质量就业。 这些因素根源虽然大部分都来自于学生长久养成的不现实的就业观念,但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大。 (三)物流外贸、软件外包、机械加工、轻纺服装行业就业形势严峻 国际金融危机已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乐观估计,至少要在2至3年后才可能恢复。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实体经济疲软,直接造成我国的出口企业面临严峻形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金融、物流、证券投资、国际贸易、机械制造等行业。 此时正值大学毕业生求职的重要时期,金融危机会给我校大学生就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但目前可以初步判断,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扩散,首先是跨国公司和外包公司业务萎缩,会减少用人数量及其冻结招聘,由于大连是一个以软件外包为主要经济发展点的城市,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对我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影响比较大。 其次国内为国外产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的制造业、出口型企业也会受到影响,这就造成了我校机械类、’国际贸易等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的持续下降。以机械类专业为例,去年同期我校机械类毕业生已有近六分之一的毕业生签约,而今年截止目前仍未有该专业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另外受影响较大的是财经类专业,因为企业业务萎缩,首先减少的是财经类管理人员的需求,尤其是负责进出口贸易的金融贸易类、物流等专业的毕业生的需求。以我校管理学院为例,虽然近期已有大连口岸物流有限公司、大连港物流公司等单位进校招聘,但是这些公司对物流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的毕业生需求量很有限,反倒是为了开拓新市场对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英语等专业的毕业生较为感兴趣。 其他受影响对于我校来说比较特殊的还有纺织服装类专业毕业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我国作为第三产业骨干的生产消费资料的纺织服装类企业面临着由于人民币汇率持续增长造成的汇兑损失、国际原材料期货涨价、国外需求减少等困境,不少规避风险能力较弱、资金回笼较慢的中小型企业纷纷倒闭,这也对这几个专业的毕业生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原有就业市场日趋萎缩 从我校毕业生固有就业市场的结构来看:我校专业设置是以轻工行业为主要特色,而这类行业企业在我国多属于第三产业,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第三产业主体多数为民营和私营企业。而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就是民营企业。由于民营企业的人力构成多属于劳动相对密 集型、机械化程度不高,受原材料波动起伏影响较大,核心竞争力有限等因素制约,许多民营中小型企业纷纷倒闭,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民营企业倒闭,而2007年,一民营企业吸纳了34.2%的大学毕业生,尤其在我校,更是每年有6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而民营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下降,人才市场的萎缩,对我校毕业生的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从我校毕业生固有就业市场_的就业区域来看:金融贸易类、轻纺服装类、化工材料类、广告类等行业的企业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和改革开放的地理优势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和南方沿海地区,而此次金融危机首先冲击到的第三产业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出口贸易类企业恰恰正是这些地区的经济主体。这种行业类别和行业性质在地域上的重合,通过此次金融危机造成了我校毕业生原有的就业市场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举例来说,从2004年开始我校着重开始对长三角地区、南方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开始逐步地就业市场开拓。通过三年的积累,各学院、各专业都与不少该地区的相关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每年的毕业生当中,尤其是不少生源地在南方的毕业生由于专业和地区人才的需求匹配程度以及南北经济收入的差异都选择了在该地区就业,此类毕业生的数量每年都有我校毕业生总数的近10%左右。 因此可以看出,此次金融危机使我校固有l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大幅萎缩,造成了对于毕业生就业不利的负面效应。 (五)海外留学归国人员、高学历人员降低就业期望值,压缩了本科毕业生的竞争空间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全面下滑,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格外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致使许多原来在海外留学、工作的人员纷纷转回国内发展,还有一些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面临当前的就业形势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同本科毕业生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这种高端竞争出现重心下移的现象,无疑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带来新挑战。 二、理性看待金融危机当中存在的积极意义 (一)危机当中存在转机,前瞻性企业大量囤积优秀人才 虽然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使得很多企业被迫裁员、降薪。但同时通过近期大连市、我校和其他招聘会上反馈得来的消息来看,许多大、中型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此次危机中蕴含的转机,不但没有减少或停止吸纳人才,反而扩大了对优秀人才的招聘力度。通过和一些企业人力部门负责人交流,我们发现许多公司已经把此次危机看成是一个洗牌或者说是一次重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这种形势下,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得到优秀的人才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对许多具有出色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较高的毕业生来说,许多大公司都可能是潜在的签约对象,因为对这些公司来说用人成本并不是最根本的考虑因素,关键是希望借此机会能够找到更合适自身企业发展的人选。 (二)市场营销、语言类、广告类人才逆市看涨 通过近几次招聘会反馈的信息来看,我们发现许多过去就业热门的专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形势大不如前,比如机械类、IT软件类等等,反而是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类、语言类、广告类的专业毕业生近期签约率较高,而且招聘岗位比较多的也都是市场推广、平面设计师、翻译等职位。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此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很多来料加工、产品外包、出口类的企业订单急剧减少,迫切需要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采取新的措施推销自己的产品造成的。这种现象也值得其他专业性较强的工科类毕业生深思,不要一味地追求从事本专业、从事产品研发的技术型岗位,应该适当地转变就业观念,利用自己的优势,多寻找一些适合于自己专业的营销类岗位。 (三)转变观念――基层就业、自主创业逐渐被毕业生看重 此次危机的爆发,除了上面所叙述的诸多影响之外,对大学毕业生来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采取了选择一些基层就业、地方就业项目来实现顺利就业。比如以前不太受重视的由辽宁省教育厅组织的“一村一名毕业生”的基层就业项目,“大学毕业生志愿辽西北、北三市”的地方选调工作等等越来越受到毕业生的重视,甚至有些毕业生还选择了一些贫困县、偏远地区组织的村官选调工作等等。 今年我们还明显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对大学生自主创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毕业生都来到我们就业中心咨询了创业方面的有关政策,并且很多同学都做好了创业计划和申领《大学生自主创业证》的准备。 这些都可喜地体现出毕业生的择业心态正从“精英化的白领就业观”逐步转变为“大众化的灰领就业观”。 三、对此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的几点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今年大学生就业出现了四种现象:招聘数量减少、招聘门槛提高、就业竞争加剧、薪水期望下降。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估计要到明年三四月份后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往年春节过后出现的大学毕业生签约小高潮,估计不会出现了。 过去大学生毕业后倾向于去大的国家机关、大的企业、大的事业单位,今年我们预测会有更多的同学到基层单位就业、自主创业。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四条建议: (一)努力使自己成为复合型人才 在高中时,同学们就“文”“理”分科了。学习理科的同学,对文科知识了解太少,尤其需要补充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同样文科学生对理科知识了解也甚少。这种人才将来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作为大学生也有一个知识面的问题,建议毕业生多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认证的考试。目前我国新的劳动法对一些特殊岗位都提出了“持证上岗”的要求,这种“双证制”的学习在当今形势下对毕业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二)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 同学们可能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一般需要经过3-4次职位转换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第一份工作对同学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它只决定你目前的状况,并不能决定你今后的发展。 (三)推迟工作时间,利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读硕士、博士或出国学习 1992年美国经济危机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期间很多年轻人都去读书,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形成读书热。 (四)积极参加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适应“双证制”就业新形势 当前辽宁省、大连市开展了“大学生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体系,针对不同专业的毕业生,开设了不同的专业技能培训。通过这些培训毕业生一方面可以强化自身的动手能力、社会实践经验,一方面通过这类由企业直接参与的培训项目,可以使毕业生提前了解社会需求、进入就业岗位、适应社会需要,节省毕业生的就业适应期限,提高就业成功率。同时,这类培训项目还直接与国家劳动部的职业技能考试挂钩,毕业生在完成培训项目后还可以考取劳动部认证的“职业技能资格证”,提高就业竞争力。 (五)到基层去就业,先到基层工作两三年,等经济形势好了,再进行调整 大学生毕业生不了解中国基层的现状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尝试自主创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不如自己去创业。许多国内下岗职工进行的自主创业,年收入都在几十万以上。他们能做到的我们大学生为什么做不到,其实根本原因,这是要转变观念。同时中央、省市制定的就业政策中也越来越多地偏向于鼓励毕业生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这也是当前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大势所趋。 (六)积极进行自主创业 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目前,我国高校中的创业教育还没有形成气候,但在高校中为学生提供创业教育必将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大学生群体当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开始在校学习期间进行创业的初步尝试,笔者本人就曾经营过一间工作室。 自主创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就业,大学生不能由于就业或其他压力而“逼”自己去创业,应该把被动的就业观念转为主动的创业观念,将创业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选择之一。可见,学生自主创业是促进毕业生个体成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新视野。 金融毕业论文:面对金融危机时装设计毕业生如何铺设创业之路 时装设计师不可能总是被定格在鲜花、模特、聚光灯簇拥在红地毯上的那一霎那。当我们除去时装界耀眼的光环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什么?初出茅庐的设计新人能否在艰辛的创业和不堪重负的压力中悟到时装世界的生存之道呢?仔细审视中国时装设计师的真实生存环境,这个头顶光环的职业目前存在着哪些问题,本刊与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市场总监Dominique Simard先生进行了交流。 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裁员减薪潮,时尚界――尤其是奢侈品行业所受的冲击则更甚。 “大学生自主创业”已逐渐变成了一个社会性的热门话题。 据统计,中国目前已经有5万多家服装企业。因此,在服装产业发达的一些城市,包括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在内的很多时装设计院校毕业生越来越多地选择在毕业后开办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和设计公司。 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市场总监Dominique Simard先生结合国际服装设计师创业的成长和国内设计师的生存现状,概括了服装设计师创业中存在的问题: 设计师的职业素质良莠不齐 就国内大部分时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而言,虽然他们已经过系统的时装教育学习,但设计水准难免参差不齐。更何况目前中国时装行业的设计师队伍日渐庞大,而进入的门槛又较低,市场竞争下缺乏严格的职业规范和评价标准,由此造成人才结构的不合理不完善,使成熟优秀的设计师数量如“凤毛麟角”。这使众多设计师的付出与回报无法实现等价,势必对优秀的创业毕业生有消极影响。 大环境不利于设计师迅速成长 我们不可否认,与国外设计同行相比,现阶段国内大多数时装设计师都还处在上升阶段。排除消费群体的崇洋心态和对大牌的追崇心理,大量涌入国内市场的外国时装品牌和工作室对国内刚刚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设计师来说势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国市场不够成熟及稳定,外国服装企业对国内设计师在人才培养和待遇上的不公平对待,使毕业生们在短期内很难适应这样潜规则,甚至因此受到巨大伤害。 实践经验少,人际关系薄弱 对一个自主创业的毕业生而言,设计师的职业内涵已经被放大和延伸:从产品构思、市场调研、运作企划、绘制图纸、面料搭配、制版工艺、修改样衣、产品上市、信息反馈、设计补充直到时装店铺陈列展示的整个过程。因此,设计师们必需具备更多更全面的专业技能,才可以完美地完成工作。这需要毕业生同时掌握时装设计、时装商业与零售、时装市场等多方面的知识。这要求设计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再进行大量知识的学习和补充,这也是设计师们感慨创业艰辛的原因之一。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纵然大环境不容乐观,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08届毕业生中还是涌现出了好几个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成功案例,多名毕业生的创业故事也已被多家媒体报道。就我看来,这几个成功案例的共同点就是毕业生们都选择在创业最初阶段经营小型工作室。 “工作室”在国外是一种专业的服装经营模式,以高级定制为主要经营项目。它们的地位往往要远高于任何一家批量生产的工厂和企业。然而在中国,状况则截然相反。工作室的雏形更像一个制版房加小规模的开发设计组。Dominique先生说:其实设计工作室可以同时面对不同的客户群,比如:贸易公司、公关形象策划公司和一些有特殊要求的个体定制,包括协助各类设计比赛工作、大型企业职业装设计和COSPLAY等。总之,工作室是很多毕业生创业的首选。因为一个小型工作室的硬件投资的成本较低,这就意味着它们的生存周期可以更长。在工作室运作的过程中,毕业生可以不断地、迅速地作出调整而不会导致资金在一两个月后就消耗殆尽。同时通过接触不同的客户,更多元地了解市场需求和提高自己对产品和市场的驾驭能力。 当然,毕业生也可以选择在创业之余进修一些和设计专业相关的专业课程,比如:时装商业与零售,英语,时装市场营销等等。毕竟这条漫漫创业之路才刚启程,想要走得更远,就必须在行囊中填入更多的粮食。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基层就业项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推动作用 摘要: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用人单位来校进行招聘的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在此形势下,国家不断出台和落实新的基层就业项目,使得基层岗位数不断增加,选择基层就业的毕业生逐年增多,2009年基层就业项目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拉动显著,国家基层就业项目对民族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家基层项目;大学生就业;民族地区 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民族地区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比以往更加困难。指出:“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必须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1]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7项措施之一就是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针对民族地区高校具有为民族地区、艰苦地区服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2]我国民族地区也积极推出各项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 一、金融危机对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国,使得原本已经很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不容乐观,这种形势对于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的影响更是巨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用人单位进行校园招聘的数量减少 以内蒙古大学为例(如图1所示),2009年共有242家用人单位来校通过各类校园招聘活动(包括用人单位专场宣讲会和大型就业洽谈会)招聘毕业生,比2008年减少25家,下降10.33%。其中用人单位来校组织专场宣讲会的数量,由2008年的133家减少到2009年的121家,减少12家,下降9.02%。参加大型就业洽谈会的用人单位数量,由2008年的134家,减少到2009年的121家,减少13家,下降9.70%。内蒙古自治区以外各省市的用人单位(简称区外来校招聘单位)来校招聘数量由2008年的48家,减少到2009年的38家,减少10家,下降20.83%。在区外来校招聘单位中14家来自北京,10家来自河北,来自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用人单位明显减少。接收毕业生超过5人的40家单位中,只有6家为区外单位,比2008年减少了5家。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内蒙古自治区和自治区以外的各省市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对自治区以外尤其是南方和沿海城市的影响较大,区外用人单位数量有了明显的下降。 2.受金融危机影响大的相关专业社会需求量减少 金融危机对中国各行业的冲击较大,特别是对加工制造业、软件外包业、零售业等产业的影响十分明显,与外贸相关的产业用工需求明显减少。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内蒙古大学部分专业的社会需求有所减少,主要集中在外语、国贸、计算机、电子相关专业,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日语专业。2009年,东部沿海地区对日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大幅减少,由于区内对日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极为有限,区外就业又受阻,使得我校2009届日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其他受到影响的专业虽然就业面相对日语较宽,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如大连东软集团取消了与30余名计算机专业2009届毕业生的就业定制协议;2008年招聘25名电子、物理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暂停了新上生产线的计划,2008年11月制定出的校园招聘计划被取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只有1人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其他毕业生不得不放弃专业从其它渠道就业。 二、国家及民族地区政府颁布的基层就业优惠政策 为了解决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国家于2006年就积极颁布各项政策鼓励大学生下基层。而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让国家颁布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大学生基层就业,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民族地区也颁布了相应的基层优惠政策,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 以内蒙古大学为例,2008年,在原有的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和“三支一扶”两个基层就业项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组织部新增了“村官计划”,使得全区基层就业岗位增至1000个。同时,由于资金、政策上的倾斜,特别是毕业生服务期满两年后有资格考录自治区选调生的政策,对毕业生通过基层项目就业的吸引力增强。2009年4月,在此三个基层就业项目的基础上,我区又新增加了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和特岗教师计划两个基层就业项目。 三、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情况 1.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对基层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针对金融危机和就业难,国家对基层项目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倾斜力度加大,进而使得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对基层的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于当代大学生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帮助大学生端正择业态度,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基层意识的提高使大学生愿意走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成长道路,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有很大的好处。当代大学生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常常与社会、与实践、与工农相脱离,因而他们缺乏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缺少把理论知识变成科学技术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大学生基层意识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下基层服务,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认为,农村相对落后,条件艰苦,毕业生中能有这么多同学报名应聘村官,说明同学们心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3] 2.内蒙古大学基层就业情况的变化 对基层就业思想的改变促使大学生下基层的人数增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毕业生的基层就业现状有了较大的改观。2009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再加之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增长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转变就业理念,选择基层就业方向。 以内蒙古大学为例,来分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毕业生基层就业现状。如图2所示,内蒙古大学选择“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村官计划”三个国家基层项目就业的毕业生人数在2004―2008年人变动幅度不大,基本维持在58人上下波动,曲线比较平缓。而在2009年人数大幅增加达到188人,在2010年度又大幅回落到86人。 在近几年内蒙古大学每年毕业生人数基本维持在4500人的情况下,选择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呈逐年增长趋势。2009年通过5个基层项目的毕业生为233人,其中“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村官计划”三个国家基层项目人数为188人,比2008年增长了142人,增长幅度逾4倍,为近几年人数最多的一年。而且学校的各个专业毕业生在2009年也全部参加了基层项目,基层项目专业覆盖面大大提高。而2010年基层就业毕业生的人数回落也表明国家经济回暖,毕业生就业选择增多的形势。 2009年基层就业大幅增加表明,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基层就业项目对就业率拉动明显。2009年,内蒙古大学本科生到基层就业人数为233人,比2008年基层就业人数增加199人。无论从基层就业的总人数上,还是每个基层项目接收的人数上,都为历年来最高。基层就业项目共接收内蒙古大学毕业生233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10.39%,比2008年通过基层项目实现就业的人数比例高出8.88%。这也是内蒙古大学2009届毕业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社会需求缩减的严峻就业形势,就业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和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背景下,发挥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优势,积极鼓励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下基层、到农村就业是解决民族地区就业难的有效措施。引导和鼓励民族地区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不仅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而且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同时还能为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做出贡献。 3.硕士研究生选择基层项目的就业情况 选择基层就业项目的大学毕业生学历层次逐年提高。2009年,内蒙古大学有8名硕士毕业生选择了基层项目就业,其中,内蒙古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5人,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2人,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村官”计划1人。这种就业形式在内蒙古大学硕士毕业生中尚属首次出现,这一方面反映出了目前内蒙古大学硕士毕业生,特别是蒙授及文科类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证明研究生的就业观正在进一步发生改变,以适应目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四、结论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用人单位来校进行招聘的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自治区以外尤其是南方和沿海城市的用人单位来校进行招聘的数量有大幅度地下降,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大的相关专业社会需求量相应减少,这给民族地区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带来了不利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国家不断出台和落实新的基层就业项目,2009年在原有的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和“村官计划”的基础上,新增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和特岗教师计划两个基层就业项目,使得基层岗位数不断增加。并且基层项目越来越被大学毕业生所认可接受,在毕业生心目中的就业地位逐年提高,选择基层就业的毕业生逐年增多,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大学毕业生学历层次逐年提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基层就业人数比上一年增加4倍,基层就业项目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拉动显著,国家基层就业项目在金融危机中对民族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金融毕业论文:金融危机下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心理调查 摘要:针对当前较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课题组通过抽样、座谈、个案跟踪等方法对800余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认知、就业态度、就业意向、求职心理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到若干有价值的结果,能够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金融危机;就业意向;择业态度;心理调适 2008年底,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冲击着许多行业,许多企业和工厂纷纷倒闭,部分大中型企业也大举裁员,下岗待业人数急剧上升,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对此,国家陆续下发了相关文件,以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2008年我国投入4万亿元扩大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2009年1月7日,在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了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首位,并确定了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7项措施,但是整体形势不容乐观。面对这种就业环境,2010年毕业的大学生存在什么样的就业心理?高校在哪些方面可以为应届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 本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调查和座谈等方法对800多名应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发放调查问卷850份,回收800份,有效率94%,其中男生513人,女生297人。涉及电子信息、机械设计、服装设计、信息科学、市场营销等21个专业,通过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从而分析出金融危机下应届毕业生就业心理特征,同时对调研结果所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一、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就业形势的认知 在有效调查问卷的800名应届毕业生中,有65.3%的学生在大三之前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14.7%的学生在大四才开始着手就业的相关事宜,还有10%的学生从来都没考虑过就业的问题。从被调查者的就业状况来看,67%的学生已经在开始投简历、找工作,还有31.3%的学生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打算先避开风头,今后再就业。 调查中有43.5%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困难”,其余33.3%的学生认为“形势还算正常”,有44.21%的2010届毕业生表示会先就业后择业。与2009届毕业生相比,在校大学生在就业看法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不自信,而表示“就业形势堪忧,担心找不到工作”的比例相应增加,这可能说明在校大学生对未来就业的预期更加不乐观。而表示“信心十足”的比例相应下降,与2009届毕业生(13.39%)相比,比例降为8.01%。外企仍是大学生最青睐的就业单位,与2009届毕业生(29.85%)相比,选择比例有了一定提高,达到35.82%。政府机关的选择比例(18.18%)超过了国企(15.69%),这预示着未来“公务员热”可能继续升温。 调查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听过学校组织的职业规划讲座,但有一成半的学生从未听过,近四成的学生没有对自己职业进行规划设计。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心理虽然日益理性化,对就业有了一定认知,但还是不够成熟,就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择业的态度 薪金是每一个毕业生就业中关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薪金期望标准高低往往对成功就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对201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月薪期待的最低水平做了一项统计,28.8%的毕业生期望月薪底线在1500元以下,期望月薪在1500~2500元之间的占60.9%,而2500元以上的只占总人数的10.3%。与往年相比,2010届毕业生对薪金要求有所下降。 针对当前毕业生就业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我们也做了相关调查。调查显示,32.7%的学生认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是当前大学生认为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其次就是大学传统教育模式弊端太多,太注重理论而实践不足。接下来两个重要原因分别是大学生对自己定位不够准确、期望值过高和现在的企业需要的是更多的高级人才,对本科生需求量减少,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人数分别占总数的16.9%和16.3%。 而当谈到应届毕业生正逢经济危机,毕业生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解决时,先就业后择业成为第一选择,他们在职业取向方面优先考虑的前四项分别是:先就业后择业、继续深造、考公务员和参加西部计划,分别为45.5%、25.4%、12.2%、11.2%,其他的加起来仅占5.7%。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选择继续深造、考公务员、参加西部计划的人数在逐年增加。 三、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就业的意向 调查了解到,毕业生对自己毕业后何去何从大多有较明确的计划。20%以上的毕业生做了“求职、升学两手准备”。32%的毕业生对未来就业形势感到乐观,12.7%的毕业生对就业形势感到悲观。如果就业不够理想,50%以上的毕业生准备“调整就业目标,先就业再做打算”,其次就是努力考研。 从毕业生的就业地域意向看,最具吸引力的是京、沪、粤等经济发达地区,37.9%的毕业生希望到这些地区就业,另外还有16.4%的毕业生选择去“其它城市”发展,10.2%的毕业生选择“回家乡”发展,有5.5%的毕业生选择去“西部”发展。同时在对“如果求职较为困难,是否会接受去小城镇以及乡镇单位”的调查中,仍有60.1%的毕业生选择“实在没有机会时就可以接受”,26.1%的毕业生认为“乐于接受”。由此可以反映,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以及社会舆论的宣传下,很多大学生愿意选择基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应届毕业生在对“如果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是否会选择创业”做答时,47.3%的学生选择“会”,15.3%的学生选择“不会”,同时有37.3%的学生选择“说不定,看情况而定”。这说明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政策的鼓励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潮流开始兴起。同时,他们认为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启动资金、缺乏创业经验、缺乏创业基础知识、缺乏合适合作伙伴等。 四、应届大学毕业生求职的心理问题 据调查,2010届毕业生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心理压力主要表现为焦虑、紧张、自卑、恐惧、抑郁的分别占51%、15.9%、10.8%、2.2%,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认同不高;(2)自愧不如人;(3)自我期望过高;(4)家庭压力(经济、期望值等)。有35%的学生不愿独自面试,一半的学生存在不安情绪。 在求职中,76%的毕业生会因为未录用而产生或多或少的心理障碍,其中60%以上的学生会通过不同方式化解心理问题,有15%的学生会因为多次被用人单位拒绝而对今后的择业产生重大影响。 应届毕业生在遭遇求职困惑时,31.7%的学生愿意求助的对象是“同学好友”,其次为“已工作的校友”、“家人亲戚”、“专业老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老师”。有43.7%的学生认为在就业过程中,就业观念、心理调适方面非常重要。 五、结论与建议 从调查结果看,2010届毕业生就业心理较平稳,很多应届毕业生都有两手准备,越来越多的应届毕业生选择考研、创业或下社会基层工作,这样缓减了金融危机下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为2010届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但是部分应届毕业生仍存在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才缺乏正确认识,热衷于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业;对就业势态的认知不够、就业准备不充分;综合素质低,缺乏就业竞争能力;缺乏抗挫能力及心理调适能力,不能在求职中保持平稳心态;缺乏推销自己及把握就业机会的能力;缺乏求职的主动性,过多依赖学校和老师;缺乏职业规划及存在焦虑悲观情绪等各种问题。 从上述调查发现的各种心理问题看,学校和个人尤其需要迅速行动起来,我们的建议是:创新教育模式,强化实践教学和能力培养;规划就业课程,建立指导体系;充分开拓资源,搜寻求职信息;确立合理目标,克服心理问题;不断完善自我,增强生存能力。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