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辩证统一。总结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认识前提、理论依据、传播过程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及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目标方面的特点与需求,强调传播者控制角色思维的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首要选择。并从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对象多质化、传播内容时代化、传播方式多元化、传播效果可控化的角度,提出关于培养意见领袖、把握受众特点、创新话语体系、畅通信息反馈、丰富传播媒介等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策略思考。 关键词:传播学;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作为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要想赢得大众,首先就要赢得青年、凝聚青年、武装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充分肯定了青年的历史地位,赋予了当代青年神圣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基于这种理论和现实前提,我们不难导出一个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助推力,直接关系到青年成长,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是影响兴衰存亡的国家与民族高度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内涵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是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锐利思想武器的时代使命,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现实课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形象化,使之符合青年接受特点和规律,为广大青年所理解、接受、掌握、铭记,从而有效地武装青年,成为青年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并发挥青年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成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青年,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创新理论,即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两个过程的辩证统一。[1]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通过马克思主义与青年的接触,获取青年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富于创造的思维品质,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自身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辩证发展的理论品质,使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常青,这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动力与源泉。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2]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俱来的品质。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指用鲜活的、富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思想,用符合青年特征和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青年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青年思维品质与思维方式,并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外化为自觉的实践行动,指导青年进行创新实践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1.认识前提: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和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始终把青年看作革命事业的未来、执政党的基础。从世界范围的政党来看,青年知识分子是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的执政事业的推动者、继承者。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是当代世界各国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青年始终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执政事业的重要推动者、继承者,也是敌对势力争夺的重点对象。重视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陆士桢等认为,应从青年发展的视角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今世界各国都重视青年发展,青年发展程度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3] 2.理论依据: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 “结合论”把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提到了党建高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渊源,在历史发展层面,对指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目标和归宿。 3.传播过程:互化传播。灌输和接纳是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重要途径和内化过程,推进理论创新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和目标。 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双管齐下,是“理论灌输—思维接纳—指导实践”的循环过程。首先是向青年输入外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广大青年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4]这里用“灌输”这个概念,是广义上的,具体输入的渠道和方式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是青年根据自己思想和思维特点,接受、领悟马克思主义,并寻求与自己行动实践的结合点,也是青年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内化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体系,并具体用来指导实践与行动。 在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中,其一,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推广者。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学习、掌握、领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大众化的重要传播主体。其二,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承和创新者。青年是最为活跃、最富创新性的社会群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实践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持续注入新鲜内涵。培养青年领袖是马克主义青年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对青年成长的成功引领,正是其理论指导实践成效的最有力鉴别和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年时代都经历了一个由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到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由一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这个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蜕变与升华的历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一)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特点 传播主体。面对社会思想深刻变化,青年思想更加活跃,如何通过教育引导,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地指导青年世界观与方法论,面临着新的挑战。遵循青年心理发展形成规律和思想意识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能有效实现当代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的时代重任。 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5]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要从内容、过程等不同视角着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三个方面,辩证统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6];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创新等纵向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从运用辩证思维全面地把握、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从领悟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前提。 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渠道,这里指传播媒介。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渠道高度集中,主要是组织和机构单向传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体系及青年的特点而言,传播渠道不健全,传播中干扰多,传播信息灵敏度低,失真度高,传播渠道对青年的覆盖面相对有限。就传播方式而言,灌输性传播占据了统治地位,受众反馈不够畅通,效果难以把控。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要以灌输方式进行,青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双向反馈、平等对话、思想与观点的碰撞交流严重匮乏。 传播目标。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当代青年在不断发展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下,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在经济大崛起、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新时期,如何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青年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达到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统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内化为青年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并外化为实践行动,实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当前目标。适时准确、全面合理评估传播效果,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1948年,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了什么效果。这就是著名的“5W”传播模式。 结合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问题,这五要素分别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主体(集体、社会组织机构、社会个体)、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渠道(宣传培训、教育教学、社会活动、大众传媒)、传播对象(青年)和传播效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效)。 三、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 (一)培养意见领袖——传播主体大众化 传播主体能否大众化直接影响和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深度、教育广度和内化与外化速度。培养意见领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在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 纵向视角:教师的意见领袖作用。从学校教育的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途径。学校是青年学生接受知识、进行思考、形成观点的重要场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渠道。教师是学生的信仰引航者,是学生思想启蒙、成长发展中的重要意见领袖。教师的信仰对学生的信仰具有强烈的正面引导作用。 横向视角:青年领袖的传播主体作用。青年领袖是指在青年群体中处于核心和枢纽地位,掌握并支配该群体各种关系和资源,设计并促成实现该组织群体生存和发展范围的资源拥有者、决策者、带动人和监护人。[7]青年领袖是青年群体中最为活跃的民间领导力量,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过程中,对普通青年的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前喻”作用。按照Troldahl双循环信息传播模型理论,青年领袖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中能引领和主导带有特定信念与行为影响的信息在社会中流动。梅尔文·德弗勒对新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过细致的分析,认为青年领袖在口口相传、行为示范的信息传播方式方面独具优势。 (二)把握受众特点——传播对象多质化 “大众”从来都是多质的,有史以来,便不存在完全同质化的大众。[8]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所讲的“青年”,是以“多质”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的,在思想观念、政治信念、政治立场、道德品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民意识、法治观念等方面的实然状况和特征方面均有体现。 青年的发展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诸多方面。青年要实现这种全面的发展,必须有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支撑。认知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青年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3]当代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不够准确,接受和理解方面较为教条,尤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解读,可能也是当代青年缺乏的追求信仰的精神。 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状态主流是积极的、健康向上的,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的独立性、选择性、复杂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少青年人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明显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信念务实化、功利化日趋明显。二是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素质不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客观上使青年的成长环境异常复杂起来,一些人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存在一些片面的、模糊以至错误的认识,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不高。三是价值观呈现出多元性、波动性和矛盾性。相当一些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倾向,部分青年不注重把个人发展与国家、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对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缺乏认识,艰苦奋斗精神不足,组织纪律性差,是非观念不强,缺乏团队合作精神。 (三)创新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时代化 从传播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指向最广泛的青年群体;从时代环境上看,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处在思维活跃、文化繁荣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是当代青年深层价值秩序位移和重构的过程,是当代青年思维方式塑造和观念重塑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远离青年的问题。通俗的语言符号、时代的话语体系、鲜活的实践内容,不仅符合青年的接受特点和文化倾向,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的内在品质与必然逻辑。 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符合青年特点的话语体系,并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否定,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摒弃,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式和传播载体,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大众性。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受众的思想方法和接受特点,风格简明朴实。那种动辄照搬西方语言,那种张口‘蓝色文明’、‘普世哲学’的抽象说教肯定无效,那种不着边际的过时说教不会激起人们的接受热情,那种貌似深奥的牵强附会的联系必然失败”[9]。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鲜活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与发展,时代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崭新的实践资源,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年轻态。符合青年的兴趣取向、适合青年的接受特点、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前提性原则,信息化、网络化、时尚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特征,平等对话、思想碰撞与交流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传播方式。 (四)丰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应该能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通过各种文化样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化青年”和“青年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10] 传播方式多样化是信息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除传统的“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外,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施拉姆认为,在社会变革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这一变革的代言者,而且是这一变革的促成者。大众传媒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乃至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11]大众传播媒介是当代青年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12]。此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青年化的。第一是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重要的宣传媒介。第二是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第三是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的传播环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 (五)畅通信息反馈——传播效果可控化 传播效果就是传播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就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而言,其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对象的变化,即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化与外化情况;二是传播环境的变化,即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在青年群体中产生的影响、氛围的总体;三是理论本身的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化过程中自身的发展、完善与创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过程动态与目标状态双重内涵的统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为保证其按照科学决策、正确的预定目标和既定任务有序协调地运行、发展,并保持正确的方向,就需要构建灵活科学的调控机制,以便适时对传播过程进行调控。 反馈是意见信息从受传者或目的地传回给传播者或信源,以帮助传播者调节此后的信息输出。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反馈机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目标体系为准绳和依据,将青年化传播过程呈现的态势与其相比较,并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传播过程和态势,确保沿着与既定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传播路径运行,并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构建良好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反馈机制,首先要获取青年的反馈信息,包括青年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评价,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其次要获取社会的评价信息。评价的内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为青年的掌握和接受程度,主要从量和质的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再次要从理论自身发展目标和创新轨迹获取传播情况的反馈信息。主要评估青年化传播过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发展逻辑;是否对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给出了解释,引领了青年成长与发展;是否从实践的层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年轻化。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脉络梳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传播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探寻了文化研究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承与发展,认为文化研究学派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的二元框架,也不同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而是跳出二元框架,逐步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影响了欧洲传播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梳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传播学中的贡献,以便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 一、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经典的二元框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提倡:“在任何社会,获取生活必需的基本资源的不平等,不可避免的造就了引起社会冲突的文化。”这句话批判了社会的不完美,需要加以改变。在经济基础方面,没KESI区分了资本家和工人,并指出资本的力量使资本家能够剥削受众,获取更多资本以便扩大再生产。为了维持剥削,他们使用暴力压制的手段。形成了国家。 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军队、法庭、政治制度、学校、教会成为资本家的保镖,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人民,压制人民的反抗。其中,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样起到压制大众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经典思想,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文化工业论等一系列理论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样秉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提出受众商品论、文化帝国主义等一系列独到看法。阿尔都塞本质上仍然持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对民众产生决定性的控制作用。霸权理论走出了决定论的藩篱,开始关注民众的能动性力量。然而,完成彻底的转向的,还是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顺着葛兰西再进一步①。他们深度挖掘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众所周知,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渠道是文本。通过文本(文字、图像等等)传递信息,信息到达个人之后,还得经过人的解读。即“传播者意义编码文本解码受传者意义”的过程。弗洛伊德最早研究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决定了前意识,而意识形态影响了潜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带有一定程度的潜意识决定论色彩,意味着人无法抵抗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潜意识。但该理论因为过于绝对而遭受批评。 文化研究早期学者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影响。但已经发现文化并非精英主义的特点。仍然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的角度来看,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多少有一些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含义。但他也提出了“文化即生活”,意识到文化并不一定是由上层建筑所控制和影响的。“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因此威廉斯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争夺思想,认为文化不一定是完全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而是有反抗的余地。 霍尔就此扛过研究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大旗。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否起作用,应当和受众的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受众存在了反抗的余地。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中,霍尔充分肯定了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基础上,霍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介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霍尔同时认为,意义在解码过程中具有多样性。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点不同,霍尔认为受众的反应不是被动的,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对“统治话语”加以解码。在《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中,霍尔指出,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制码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节目原材料的加工阶段;成品阶段:节目完成后,“意义”已经注入节目。此时意义以语言和规则的形式客观存在,尚未被解读; 解码阶段:观众必须解码才能够获得意义,否则观众就没有消费。在观众解码阶段,霍尔提出观众有三种解码模式,即“霍尔模式”:偏好阅读:受众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信息,制码意图与解码意义完全一致;妥协阅读:讯息编码与解码者讨价还价,观众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矛盾;对立阅读:尽管观众看出电视话语制码的意义,但是观众故意解读成其他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尔模式已经超脱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含义,开始走向了关注受众的解读与反抗的层面,开始跳脱出二元框架之外。 文化研究的另一位学者大卫•莫利创新的使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证实了该观点。早期的《举国关注》研究采用焦点小组座谈、团体访谈的方式,得出阶级立场决定解读,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含义相近。但莫利使用民族志法进行了家庭电视研究,将研究从访谈的“非自然语境”转向家庭的“自然语境”;对受众解读意义从“阶级向度”转向“性别向度”。他深入家庭内部,分析家庭环境中权力的性别化并得出结论: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对受众的解码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除了“阶级立场”这种因素之外,“生活情境”也是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霍尔的三种模式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游离于二元框架之外,从生活情境而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关注媒介内容的解读问题。 思想最激进的,是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提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是两个经济系统: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金融经济:媒介生产节目,观众付出金钱消费节目,这个过程重视交换价值;文化经济:观众生产(观看商品的)快感,并解读出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重视使用价值。第二重文化经济更重要,因为它受观众的直接控制,进行创造性或抵抗性消费。费斯克对意义解读的极端强调使得文化研究彻底抛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完全跳脱于马克思主义二元框架之外,也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霸权和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马克思没有主要研究意识形态的部分。他更多研究经济基础方面对民众的剥削。法兰克福学派则开始关注意识形态的部分,借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指出文化工业在剥削民众的商业价值的同时,文化工业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在传递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水泥”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并运用到媒介产业(经济基础-民众这条线)分析,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并不多。只有赫伯特•席勒在后来作出了突破(研究上层建筑-民众)。阿尔都塞则提出多元决定论,认为意识形态力量同样强大,继而也在上层建筑-民众这条线上研究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较之马克思,法兰克福、传政经、阿尔都塞、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几个流派学者都或多或少有改变,但唯独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直接研究受众解读,从而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二元框架。完全转向“文化主义观点”或者说“能动性观点”,认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文化,能够“能动的”反抗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也引发了后人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从传播学视角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摘 要]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规律,有助于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效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内在的传播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在于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实现传播形式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促使传播技巧的生动化和丰富化. [关键词]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过程中,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方面存在不足,如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忽视传授双方的相互沟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传播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最新的理论成果,通过一定的形式、方式和手段作用于传播对象,从而获得传播对象的认可并成为指导从事各项具体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文本上抽象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中国现实土壤并且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里有两点,一是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基本原则;二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必须根据中国客观实际加以改进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一种传播过程。在传播学中传播活动主要包括“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及传播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也具备了这四个要素:传播者,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宣传中具有宣传和教化的组织或个人,这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传播对象,主要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受众者,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内容,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成果;传播媒介,广大群众传播的媒介,包括网络、电视媒体、报刊杂志等各种生活中的理论传播手段和实物。所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双方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理论为中介进行的、以思想认识为主的双向信息交流和反馈过程。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马克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理论及教育效果,并运用传播学的科学原理与方法来分析和运用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和传播从来不可能全面移植或是简单的相加,而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可能被彻底洗涤。外来文化必须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和,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能与本民族文化血脉相通、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内容转换为适合中国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得以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洋文,如果一种主义连语言表达都不是中文的,那万万是不可能传播并‘中国化’的”[1]。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壤发扬光大,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特点,创新了思想内容,塑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形成了一种能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并易于接受的传播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传播学中的传授关系原理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要保障传播信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效传递,就必须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间的良性互动。“任何一种传播――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2]。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的单向传授方法,而是在传播者和传授者之间架起了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桥梁,通过二者围绕着传播内容展开良性互动,最终使传播的价值得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中,如何发挥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二者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是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必须要有两个转变,其一是从过去的单向“灌输”传授说教的宣传模式转变为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商的探讨交流,其次,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新再造。前者可以通过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方式方法来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后者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深入中国具体实践,实现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指导实践的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使我们传播主体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真正地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更好地突出宣传的针对性;也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始终充满新鲜的传播内容,引起传播对象的选择性注意,产生更多的互动,对其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信息整合,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和丰富。 2.利用传播学中“把关人”理论把握理论宣传的导向性和丰富性。在现代传播学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把关人”,指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人。作为传播中的“把关人”,核心问题是把关,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的把关,而且还要对信息内容的把关。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把关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在当前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动荡的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传播媒体技术的变化也影响传播主体传播效果。在网络、电视等媒体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传播主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发生转移。“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播者的这种地位,网络中的传播者已经不再居于传播的中心地位,任何拥有一定技术手段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别人传播信息。……在网络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成为传播者”[3]。如何把握住正确的舆论方向,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起到主导地位,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所在。就传播角度而言,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把关人”,首先,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导向,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不断强化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同时还要加强信念教育、诚信教育、道德教育,从根本上防御和抵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在整个理论传播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守门人”的作用。其次,优化传播内容,畅通传播渠道。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守门人”,要根据形势和当前受众群体的需要,适当地改变传播内容,改造成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内容。在传播学中,信息的顺利传播需要建立在社会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上,需要多个参与系统活动的主体加入其中,而且每个主体都有独立丰富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再加上受到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当传播的方法不当,会产生传播信息的隔阂,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阻碍了信息的顺利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广泛地得以传播,避免被当作形式化或者口号化,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适应中国情况的传播内容,呈现出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1.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对于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实现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发展过程,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素养上逐渐成熟。但是过去的先进并不能代表现在的先进,现在的先进并不能代表永远的先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化和时代化的挑战,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和价值规范,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徒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语录化、口号化。传播主体理论素养的缺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障碍,必须加以改变和克服。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强大的人格力量,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广大传播对象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担当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首先在全国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分析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当今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全球化浪潮,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就难以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就很难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承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某一领域的内行或专家,才能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结合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更广泛地得以传播。同时,传播主体还担当起提高受众者的教育文化水平的重任。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也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重要的制约因素,加强传播对象的文化知识、理论思维的教育,发挥广大传播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广泛传播不可或缺的内容。 2.促使传播形式的丰富化和生动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传统的传播媒体和传播途径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如学习中心文件、开报告会、搞舆论宣传等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有的传播方式只是徒有形式,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而且与广大群众的意愿相驳,没有起到相应的宣传效果。因此,必须在传播形式上要实现突破和改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避免把理论的抽象化、高深莫测,远离群众和生活,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不易为大众所掌握。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语言表达和语言风格。书本上的和文件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必须实现从书本理论到生活文字的转换,寻求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通俗化的内容和形式,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要进行创新,没有结合,创新无从谈起;没有创新,结合只是空洞的口号。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5]P48 3.实现传播方式方法的科学化和大众化。提高马克思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掌握灵活的传播方法或传播技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6]P188义大众化传播活动的宣传技巧包括提示式、探讨式、启发式等,并将此方法恰当地运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内容及个性不同的主体,进而优化传播效果。这需要突破以往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单一性”和“呆板性”的倾向。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环节和因素都有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传播技巧性和艺术性对传播的效果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切实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和目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改变以往的单向“灌输”方法,而是以开放性胸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凭借当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网上交流、网上论坛、网上课堂等多种形式,调动广大受众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受传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分析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内在动力,并在群众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和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需要积极利用人际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传播学 任何理论,如果与千百万人们群众的实践脱节,就会失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深入实践、深入大众,实现大众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远不是这些,而是在于我们需要从更独特的视角、以更敏锐的洞察力去深入地探讨其必要性、实现路径和有效手段。本文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为切入点,把传播者、媒介、受众三者联系起来思考,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层社会受众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一种尝试。 一、从传播者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传播者是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决定着传播的内容。传播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或者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它可以是单个的人、具体的组织或者一定的阶层。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角度看,他们或者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创造者,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或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团体。这些人、机构和团体为何要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什么要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一理论?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向人民大众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振兴和发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等重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仅靠党内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党自身的力量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让每个共产党员,让全体人民了解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让人民了解党所要实现的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之中。通过向人们宣传这一理论,通过用这个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够顺利地带领人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就明确指出,以往的思想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实现改变世界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由一种理论的形态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理性,成为人们规约自身行动、指导自己从事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仅关系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昭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人,也是最早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是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联系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提出了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依靠新闻办好教育,办好学术刊物,对青年进行树立理想的宣传等。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命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树立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通过宣传普及活动,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就能够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工作上的偏差,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确保建设发展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从媒介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信息的传递需要一种媒介(或称之为通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一种通道。总的来说,媒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传播媒介,另一类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且易于获得的(也是唯一的)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相近似的信息。 1、人际传播媒介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等。人际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互动性好、反馈及时、自由度较高等优点,较易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人际传播有很多种形式。 一是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每一次重要思想的推出,就伴随着一轮学习和讨论活动。这种形式的开展,很好地实现了学习精神的推广。比如,科学发展观宣讲会的推行,使得各省、市、自治区的基层干部、广大党员很好地领会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传播学的角度,他们属于传播者的范畴,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因为是执政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将之转化为“大众话语”,并通过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的形式,使大众学到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要注意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具象化,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以高校的“两课”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中的大众化,直接的体现就是高校的“两课”。两课是高校学生了解和学习“四观”、“四基本”、“四个如何认识”的主要场所,高校两课已经成功实现了改革,加入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使得两课教育更全面、更贴近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高校的“两课”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要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着眼,认真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人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回答学生在这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同时,还要依托两课,积极开展党支部、社团组织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中,应重点抓好共青团、生活区、学生社团等重要阵地建设,创新思想教育形式,注重教育工作实效。 2、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除此以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大众化的。 第一,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宣传媒介。一是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报纸,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它们以大量的篇幅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二是杂志。杂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和宣传某种思想。三是书籍。书籍也是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从陈望道翻译的《资本论》,到现在数以万计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这些电子媒介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确定宣传方针、制定宣传计划、明确宣传重点,坚持维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好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优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从集中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多样化形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从单调的指示、命令、说教,转变为图文并茂、多媒体并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从工作周期较长、效果反馈较慢,转变为跨越时空障碍,及时性较强,周期短,见效快。这些都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网络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方面,防范网络所带来的消极方面。 三、从受众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受众是媒介传播效果的最终鉴定者。媒介效果的大小和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通过其争取受众的多寡反映出来,因此媒介无不注重发行率、收听率和收视率,而也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的思想才能得到传递,才能达到媒介传播的效果。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 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是受众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开始,到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是受众数量的广覆盖。从全国范围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能通过人际传播、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不断丰富的理论宣传形式和载体。在宣传过程中,很好地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了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坚持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实增强了理论宣传工作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二是受众接受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建立健全了工作责任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考核与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宣传、普及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去;同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三是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和群众的榜样,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2、“大众化”过程接受性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向党员干部的学习资料和传播渠道多,符合受众需求特点的少。近年来,有关部门编著的理论学习资料数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这个群体的,真正适合基层老百姓口味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理论书籍很少,造成“有书无人看,有人无书看”的问题。广大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媒介的浅层次说教,没有理解到深层次的含义。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在社会转型期,受众的思想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实际利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 再次,受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答,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阻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上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开展工作,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另外,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多样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使我们的理论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于新经济组织、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等新型组织、新型社会群体,如何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工作方法,都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所以,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重而道远。
作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报告通篇贯穿战略擘画、体现使命担当、凝聚广泛共识、饱含政治智慧、闪耀真理光芒,既是新时代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宣言书,也是新征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政治动员令。我们要深刻领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积极贯彻作出的新擘画、新部署、新安排,扎实推动精神落实落地,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一、深刻领会的背景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1]2022年7月26日,[2]“三个事关”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进程中关乎旗帜方向、关乎大局大势、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从时间节点看,是在第一个百年奋斗已经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顺利开启的重要时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胜利召开的。举旗帜、定方向、谋大局、聚人心、作部署,为新时代夺取新胜利、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吹响了冲锋号,打响了发令枪。从内外环境看,“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前所未有地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不可逆转,必将实现。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整个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之中。与此同时,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前所未有。报告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为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提供了根本指引。从历史方位看,在奋进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提出“两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两个全面”统领全局、站位高远、意义重大。立足新起点,展望新征程,报告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绘制宏伟蓝图、确立奋斗目标、作出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立起了新的历史坐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擘画了新的战略图景。从使命任务看,新起点标定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报告从百年奋斗、千秋伟业、万里山河的政治高度、历史高度、全局高度、战略高度,深刻提出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报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诸多方面作出明确战略谋划和系统工作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这样的背景下,的胜利召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其一,的胜利召开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报告作为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既是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也是新征程的政治动员令,是新时代新征程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总纲。其二,报告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基础之上,激发并凝聚全党全国全社会集体智慧,凝结并体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集体共识,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等作出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对新的历史怎么开创、新的篇章怎么书写、新的辉煌怎么铸就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三,报告中有很多新概括、新提炼、新论断、新思想、新要求,这些新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其四,精神作为指引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奋斗蓝图,对于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其五,从世界意义看,报告站在全局和时代的高度,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提出了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回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等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深刻体现了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聚焦的胜利召开,多国政党政要、各界人士以多种方式祝贺胜利召开,给出积极评价。可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二、深刻领会的大会主题 大会主题是我们学习领会精神的主旨、主线,是我们理解把握精神的思想指引和实践参照。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都有着明确的主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举旗定向、凝心聚力、扬帆领航。报告强调,“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3]对的大会主题的理解,自信自强的时代宣言书踔厉奋发的政治动员令可以结合相关会议文件整体把握、联系地学。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指出,“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是大会的灵魂,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4]学习贯彻精神,我们必须站在大会的灵魂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的高度,深刻领会的大会主题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大会主题的内容,高屋建瓴、高度凝练、思想深邃、特色鲜明,明确宣示了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高举政治旗帜、确立前进方向、凝聚广泛共识、团结各方力量、实现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准确把握大会主题的内容,有助于团结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砥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三、深刻领会报告的篇章结构 报告立意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把握其整体结构及内在关联,既是我们在宏观层面全面学习把握报告的基础,也是我们整体性地理解领会报告核心内容的关键。整体地看,报告由导语、主体十五个部分和结语构成。导语部分重点阐明了的召开背景、大会主题,以及新时代新征程的责任使命。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5]“三个务必”等重要论述,充分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政治站位和历史主动,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报告主体的十五个部分,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层层递进、目标清晰、任务明确。第一部分聚焦新时代、新变革;第二部分聚焦新思想、新境界;第三部分聚焦新征程、新使命。第四至第十五部分,重点从经济建设、教育科技人才、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十二个方面,深刻阐明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重要举措和任务安排。在篇章结构方面,第五部分的教育科技人才、第七部分的法治建设、第十一部分的国家安全,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内容并列,专门作为一个部分来部署和安排,可见其重要性。报告结语部分强调必须以“矢志不渝、笃行不怠”的状态“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五个必由之路”,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强调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伟大号召、提出明确要求。[6] 四、深刻领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现实,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报告从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两个角度,系统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发生的伟大变革。报告指出, 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7]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8]报告强调,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9]我们“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0]报告从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等十六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伟大变革。报告提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1]“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2]对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系统回顾,充分彰显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号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13]对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全面总结,必将进一步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砥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五、深刻领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是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正是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充分彰显了其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的真理力量,持续推动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深刻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正是在不断“时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未完成性”的实践品格,充分释放了其源自时代并超越时代的实践力量,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互促共进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4]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理论演进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取得伟大成就的实践奋斗史。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历史新境界,既是中国之需、时代之需、实践之需,也是进一步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5]报告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系统深刻阐释。这六个方面,逻辑严谨、内涵丰富、彼此呼应、有机统一,既是我们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加强学习、武装头脑的重点,也是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关键。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以理论自信筑牢思想之基,以理论创新引领伟大实践。 六、深刻领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方向准则方位定,使命清则任务明。[16]历史地看,根据时代发展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中心任务,并以社会主义矛盾和中心任务为工作重心、工作重心推动工作,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现实地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顺势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报告鲜明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同时,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等作出了深刻总结,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作出了科学部署,对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作出系统谋划,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作出了深刻阐明,为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中心工作、依据原则、实践路径等明确了总指引、总依据、总遵循。 七、深刻领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 报告从经济建设、教育科技人才、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些内容,统揽全局、系统全面、环环相扣,是一个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描绘了清晰的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从内在关联的角度看,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8] 八、深刻领会学习宣传贯彻精神的实践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全党全国全社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政治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报告的背景意义、主题主线、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各地改革发展实践和各部门各岗位工作实际,切实将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到精神上来。要积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提高认识、指导实践,在学思践悟行中牢记初心使命、明确前进方向、激扬奋进共识、凝聚磅礴伟力、扛起历史责任、积极担当作为,进一步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彻在实际行动上、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力推动精神在各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奋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作者:陈少雷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三大矛盾”的维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现实挑战,并从守正原则和创新举措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进行应然审视,希望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 课程教学;现实挑战;守正原则;创新举措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现实挑战 1.1教学内容繁多与课时安排较少之间的矛盾凸显 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尽管在教材里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进行系统进论证和阐释的文字相对减少,但是涉及的知识点还是比较多,这也凸显了教材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高校学生必修的通识性课程,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教育,因此,在教学中必须遵循该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原则,不能任意削减该课程教学内容的知识点,要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课时安排来看,高校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设计为3个学分,48个学时,一般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专业课程,都是分别按48个课时进行教学的,可想而知,在48个课时完成以上三个部分的授课任务,很难处理好教学内容“讲全”与“讲透”的关系。由此可见,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内容繁多与课时安排较少之间的矛盾凸显。 1.2教学目标全面性与效能考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凸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协同性的特点。首先是认知教育目标,就是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是信仰教育目标,就是把“四史”教育融入该课程的教学之中,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最后是应用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发现、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相对于全面性地教学目标,课程教学考评方式却存在片面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考评要体现的是对教师教果和学生学习效能的综合考评,关键在于考评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前,虽然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考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过程性考评和结果性考评兼顾,但是,在考评过程中往往侧重考评学生的理论认知能力,而忽视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譬如,一方面,从期末闭卷考试试卷的试题来看,很多试题都是考评学生“知其然”的能力,而考评学生“知其所以然”能力的试题很少,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试题还不多。另一方面,从实践教学考评来看,真正注重考评该课程理论应用能力的还不多,有的只是将读经典原著写一篇学习心得作为考评方式,这种“以理论考理论”的考评方式不能真正考评实践教学的实际效能。由此可见,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目标全面性与效能考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凸显的矛盾凸显。 1.3教师有效供给与学生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 教师有效供给与学生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主要矛盾。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更加注重从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从教学体系向学生的价值体系转化。一方面,从教师的有效供给来看,这主要体现在该课程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敬业精神、执教水平等方面还不能满足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真实需要。譬如,有的授课教师专业理论素养无法驾驭该课程的教学;马理论以外专业的教师从事该课程教学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授课教师墨守成规,照本宣科,不去探索和运用现代信息传媒技术;还有些教师忽视与该课程的相关科研工作,过度注重教育教学,忽视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使该课程教学缺乏一定的科研支撑。另一方面,由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文化思想的交融激荡,以及我国创业就业的形势严峻,使得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真实需求出现多样化的趋向,譬如,有的学生具有传授公务员考试知识点的需求,有的学生具有传授考验政治理论知识点的需求,有的学生具有传授经济形势研判经验的需求等,这样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就会出现“众口难调”的被动局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教师有效供给予学生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守正原则 2.1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思想性之正 加强思想引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不是单纯的填鸭式理论灌输,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启迪和价值引领。特别是面对思想文化交融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考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解决好学生的各种思想困惑,帮助学生对多元化思潮进行甄别和净化,不是为了片面追求抬头率和听课率,盲目去追求泛娱乐化和庸俗化,而是要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之中,把稳学生的思想之舵,补足学生的精神之钙,筑牢学生的信仰之基,真正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思想性之正。 2.2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政治性之正 提高政治站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又一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突出政治导向和政治意识,始终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有机融入教学之中,坚持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向学生诠释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个逻辑论断,深入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让学生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真正使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坚决拥护“两个确立”,不断提升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真正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政治性之正。 2.3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理论性之正 夯实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理论性最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想引领和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文本性,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性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要在阐释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深层次重大理论问题上下功夫,以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做到以理服人。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要用好用足课堂理论教学,切忌出现用其他教学方式弱化和替代课堂理论教学的倾向,要注重课程理论教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防止其他教学方式容易出现的理论碎片化问题,要该课程的理论体系讲清楚和讲透彻,培养学生读原著、悟原理的兴趣和爱好,不断夯实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真正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理论性之正。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创新举措 3.1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内容体系之新 教学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精神食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相关要求,正确理解把握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以及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要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为蓝本,在深入研究该课程教材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内容核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融入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既体现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全面性和贯通性,也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针对性和时代性。譬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采取专题式教学,可以根据教学逻辑将教学内容进行精炼和整合,设置成紧密联系、融会贯通的若干专题,专题的设置可以分为精讲式专题、研讨式专题、调研式专题等,这样可以提升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和效能,真正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教学体系再向价值体系转化。 3.2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手段方法之新 手段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重要介体。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手段和方法,不断满足学生对于该课程教学的真实需要。第一,要鼓励、支持和引导授课教师学习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并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该课程的教学之中,综合运用慕课、微课、微博、学习通等新技术手段,使课程教学活起来,不断增强该课程教学手段方法的创新性和实效性。第二,要改变主动灌输式和被动听课式的授课方式,更多采用启发式、体验式和互动式等教学方法,真正做到灌输式教学与启发式教学有机结合。第三,课程实践教学要采用期初发布、期中推进、期末汇报的实践任务流程设计,可以启迪学生的研究意识,培养学生的研究思维,使学生思考、质疑、研究、决定和呈现能力得到提升,真正体现OBE的教学理念。第四,要创新该课程考评方式和方法,注重过程性考评和结果性考评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大力推广和普及无纸化考试,在考评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领悟能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考评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能力。 3.3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话语体系之新 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强力支撑。要根据新时代党情、国情和世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内容、话语手段、话语表述和话语主体的系统优化和有机融合,真正实现该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第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内容回应解答时代课题的能力,提升课程教学的话语阐释力。既要引导学生从宏观层面理解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科学内涵,也要从微观层面切实解答学生在生活、学习、就业等方面的现实困惑。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表述的形象化和生活化,增强课程教学的话语感染力。授课教师要善于运用启发式的话语表述来激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理思考,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第三,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传播手段,增强课程教学网络话语的感召力。授课教师要积极提升掌握和运用网络话语的能力,充分利用学习通、雨课堂、课堂派等平台载体,努力打造课程教学的“智慧课堂”和“智能课堂”,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网络话语的感召力和亲和力。 作者:谭向阳 单位:贵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现状 摘要:中国的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和发展高度。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务实、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它已被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果宣布结束了国家集团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单一模式,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多样性指引了方向,并示范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有句老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是说同样的橘子树种在不同的地方,结出的果实也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特性。尽管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但是如果想要在本国家实行,为了发展的长久性,必须根植于本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和经济的发展,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平衡,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都会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可以说,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巨大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解决的历史任务是科学社会主义取代旧理论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作为一个起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15世纪,它不难发现,从“共产党宣言”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矛盾和不同的历史任务。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新阶段的历史使命,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第一次提供基本的解决方案。解答如何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需要跨越磨合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前,我们制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线,政策法规必须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实际考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在制定经济发展路线时要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际的发展情况。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环境下,中国要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运用科学技术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想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实现中国梦需要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和物质资源的主要矛盾的存在,所以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为了建设科学、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一)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1956年4月,就关于“十大关系”的演讲的时候,提出将主要矛盾写进党的政治决议。次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正确解析了当时国内存在的矛盾。虽然晚年对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解逐渐脱离实际,阶级斗争的范围被主观扩大导致了十年。但是创造性的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特点,顺利地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在吸取苏联解体教训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的要求。在当时“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需要明白一件事,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在进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邓小平认为虽然世界上偶有战乱发生,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并在现代化建设发展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的核心和本质是如何能够一直保持党的先进性,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确保党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新时期党建设的正确方向是科学理解马克思理论,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斗争,为了国家和人民生活安定富足,而努力奋斗。 (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和时代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探索。第一,科学发展观必须紧抓发展这一主题,以发展为核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再次,在充分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允许我们继续遵循一般的发展路径,必须努力避免和克服传统工业化的缺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三、结语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了方式。事实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这条道路,在短几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仍不明白,未跳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下,也先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体制改革。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 作者:林雪梅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越南是从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以小生产为主、不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这样一个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1986年越共六大是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开辟了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的进程。1996年,越共八大全面系统的总结了越南10年革新开放实践经验,宣布越南已经步入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新时期,提出要全面配套的大力推进革新事业,继续完善国家管理下的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机制。 从越共六大至今,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越共对越南的社会主义及发展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初步实现了由“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一个具有越南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老挝由于被称为“半个社会主义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作为执政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但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加上国家小,人口少,国内经济非常落后,老挝社会还处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时期。 1989年老挝召开四届七中全会,重新认识了本国国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老挝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起点低,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后,老挝对本国的国情进一步认识,意识到“不能无选择的抄袭某一国家的模式”。1996年老挝的六大制定了到20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七大的召开对老挝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老挝今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任务和总方针,为老挝的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探索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朝鲜从2001年访华后开始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看法,认为当前没有什么事情比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使之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更重要。2002年朝鲜进行了调整物价和工资的经济改革,并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开始启动。虽然朝鲜领导人对许多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但是朝鲜的大政方针尚没有根本性改变,目前的政策调整仍是在“朝鲜式社会主义”模式框架内进行的。 古巴1990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思路。1994年以后经济开始增长,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但至今国民经济依然贫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大会重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美国的压制下谋求生存的唯一方式;提出继续根据本国国情稳步进行改革开放;强调经济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认为“芸豆比大炮更重要”;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公正,也要有效益、有质量。经过改革开放,古巴不仅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 尽管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积累,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些重大问题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并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与前途,需要社会主义者们不断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新回答。 作者:白帅单位:沈阳工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晨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什么)--------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③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党和政府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④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⑤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坚持和完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搞好党的建设。政府应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和对人民负责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四、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是一个统一整体。 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如何处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 六、构建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 (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七、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构建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 (一)、经济发展的和谐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绿色GDP和循环经济 (二)、经济利益的和谐 1.努力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3.以人为本,实践党的宗旨 4.走群众路线,依法行政 5.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源头反腐制度 (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常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根本目标。怎样构建礼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见习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哪些经济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今后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4、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5、社会主义本质。6、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 7、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8、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就业、经济效益)。 [哲学常识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体现了上述道理。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与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核心是和谐,本质也在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特征充分体现了上述道理。 4、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各种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就必须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 5、认识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新。 6、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7、实践与认识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认识。 8、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常识分析]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有的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影响经济发展。面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积极疏导,有效防范,从完善机制上解决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2、要重视正确履行国家职能。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3、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各级国家机关应以人民利益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5、维护我国的公民与国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6、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7、坚持党的领导、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新的内容,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必须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9、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0、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进入二十一世纪,放眼全球,仅剩下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其发展情况各异。回顾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勾画出社会主义蓝图到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新中国成立,全世界兴起社会主义浪潮,再到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从历史角度上讲这个新生的社会制度,经历坎坷,有辉煌也有低潮。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作为条件的那些内容,既反映性质,又决定目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的历史证明,它的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邓小平理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中国是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以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如今,只有中国才能就社会主义。中国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很多争论。邓小平同志说的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能够极大的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能够极大的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所以能够符合这些特性的就可以吸收到社会主义里,这才是社会主义拥有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促进社会健康和谐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凡是与之相反的都应从社会主义中抛弃掉。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永远充满生机。 社会主义应该能够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为了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中国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科研体制,创造创新科研体制和环境,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提过充足有力的人力资源。 社会主义应该能够极大的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我们中国近些人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中国这些年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忽略了文化方面。一个文明的兴起是科技和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甚至文化的作用会更重要些。因此我们中国要想崛起并要领先于世界各国成为世界的下一个文明中心,就必定要重视并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文明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将儒家思想文明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想结合,创造出新的儒家思想并加以发扬光大,并向世界推广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的安定。中国目前的周边环境并不太平,台独愈演愈烈,和平同一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日益盛行,对历史台独模糊,有美化战争的倾向,并且视中国为忧患,在各方面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来打击中国,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东南亚各国于中国都有岛屿争端,并且大部分岛屿都控制在他们手中;印度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一直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并且已拥有了核武器;北方俄罗斯尽管于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它也一直提防这我们;朝鲜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对我们的发展确指手画脚;外蒙古夹在两个大国中间,最近打算今年8月和美国要搞多国军演,其目的和意义值得揣摩;西边阿富汗已被美国搞定,建立了亲美政权,等等……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失去了苏联这个竞争对手后迫不及待的找到了中国作为他的战略对手,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目前的周边环境就是他的杰作,他不遗余力的在战略上包围中国,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妄图扼杀分裂中国。在这极其复杂的周边国际环境中,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充分做好军事准备,只有拥有了绝对的实力才能不战而驱人之兵,才能避免军事冲突,才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愿望。 我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程上还有许多迫不及待的问题需要解决: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公款吃喝,各种费用报销等等浪费和侵吞了国家极大的财富。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在制度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其次要制定严厉的法律惩罚措施,在07或08年开始施行,在次之前的贪污腐败行为,如果主动坦白,上交赃款,视其态度按以前法律从宽甚至免于刑事责任,如若没有坦白而被查出来要按以前的法律严惩;而对于以后所犯的罪要按新的法律严惩,建议为贪污1000元判一年,1万元十年,再多了就枪毙,并且贪污的所有款项都要归还给国家,如果偿还不了就让其家人按照继承法规定的继承财产的比例来偿还,还是偿还不了再要其子孙偿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建议国家对富人多征税,来补贴穷人和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一个问题是“三农”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繁荣,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相信政府可以搞好这件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本人认为,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愈加频繁,世界统一为趋势将在曲折中前进,并且最终成为现实。目前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兴起,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国际法规和国际标准的制定,都是这种趋势的表现。我预计,在200~500年间,世界上将会有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我估计很可能是英语,但我希望是汉语),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法律规则,甚至统一的一个国家,统一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要在这方面有所认识,抓紧时间稳健的进行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我相信,再过50~100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必将在世界上兴起新的一股社会主义浪潮,大大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推动世界奋勇向前。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深刻的、创造性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价值理念,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其二是中国特色,它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凸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独有的特点、方式和经验。当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的结晶。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品格,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的应用和发展,是当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当代内涵和当代特征。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等等,都富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比如,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拨乱反正;既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又具有“当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文明优秀成分的积极吸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中国国情,吸收其合理因素,赋予其中国特质和中国形式。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性”,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总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范畴、大概念。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经由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而来的,经历了创始、形成、丰富发展几个阶段。从横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总汇,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党的基本路线、“四个坚定不移”、“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们之间有机联系,各有功能,互动互促,构成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特色明显、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和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党和国家2020年的奋斗目标。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凝固的体系,而是永远向着实践开放,向着世界开放,向着未来开放,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完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歌猛进而不断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而丰富的内涵,表明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正确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累了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经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社会主义建设同执政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新任务,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能够引领当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分析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走过了近16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期间,社会主义既经历过凯歌高奏的年代,也经历过发展受挫的岁月。是成功还是挫折,从根本上说,在于是否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归根结底就表现在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一直把实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按劳分配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也就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据。 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诞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都十分明确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科学论断。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最卓越的重要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坚持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科学社会主义是和工人阶级政党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从其阶级属性和主要内容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不断发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谈社会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还在于我们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从国情出发、与实际相结合,就取得成功;什么时候照抄本本、照搬外国模式,就遭受挫折。所以,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这个实际说明,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丝毫违背这些基本原则。这个实际还说明,我国仍然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中国特色。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建立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我们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不解放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解放生产力,又发展生产力。正如同志所说,“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搞私有制,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不平衡,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是一个过程,同步富裕、平均富裕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走上致富之路。既要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差距;又要规范分配秩序,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它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政治制度的优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尊重和保障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发展具有鲜明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努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根本所在。同志说:“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我们要按照“四个坚定不移”的要求,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断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扎实奋斗、不懈奋斗。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个鲜明特点是富有很强的创新精神,而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科学论断则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整个文件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都是对这一论断的具体展开和落实。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新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作出这一重大科学论断,既有深刻的实践依据,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艰辛探索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开展社会建设形成的新鲜经验;又有充分的理论根据,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建设的丰富思想以及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把社会和谐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的,决定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决定了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主要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法,通过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调整和改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决定了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矛盾存在和解决过程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我国社会在本质上是和谐的。但是,这种和谐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只有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按照社会和谐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全会文件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兼顾了“大社会”和“小社会”两个方面。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的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与创造性实践相统一的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贯穿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过程,体现到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改革举措和全部工作之中。实现这一目标是长期的、具体的、历史的,是分阶段、有层次的,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若干个历史阶段的持续奋斗。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来认识、来思考、来谋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推进,不可急于求成,不能随意提脱离实际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承诺。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旨在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积极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促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它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加以解决,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为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起点。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探索和理论上的重要突破,恰恰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开始的,除了侧重探讨经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以外,深入的探讨和全新的思路,就是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里提出来的。 的这部著作,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在这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如何建设的内容不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核心和主题,正如讲话提纲的标题所说,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以前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是为了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开展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解决那种对抗性的矛盾。一切其他的非对抗性矛盾包括各部分人民之间的矛盾,都处于从属的甚至是被掩盖的地位。现在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政府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面对的是大量非对抗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在人民内部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进行建设,自然成为主题。而在这个问题里面,占据关键地位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 分清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只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才算完全的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是阶级斗争。只有两种特殊情况,仍然算是阶级斗争或者带有阶级斗争性质:一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我国所特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这是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二是思想文化等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这只能算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影响、残余或历史遗留。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基于这样的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政策和方法,主要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有共产党和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从全国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所有这些都是人民民主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国家和社会,引导全体人民顺利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我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我国的物质基础和各方面条件都大大增强了。与此同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都大大复杂化、多样化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和谐不是没有矛盾和必要的斗争,而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化解这些矛盾,达到团结一致、和谐共处,共建共享的目的。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析科学发展观下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摘要: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把对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推上了新台阶。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特点。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6月25日,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充分证明,它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二、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坚定不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哪些重要原则?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四个坚定不移”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 三、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六大之后,我们党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从而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这“三个建设”发展为“四个建设”,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社会建设,将“三个文明”发展为“四个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与此同时,同志还具体阐述了“四个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针,强调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最早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命题,在“6・25”重要讲话中,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括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七、小结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只能有这一个而不可能有其他。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这个科学体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从静态看,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辐射力,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理论空间十分广阔;从动态看,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放性,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立足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之鲁迅与周杨 摘要:毫无疑问,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不管是文学还是思想都是泰山压顶一般。更加没有疑问的是,周扬对中国所谓“现实主义”文学走向的影响尤其来得波澜壮阔来得“挪经动骨”,本文就周扬与鲁迅对“现实主义”给予一些浅解。 关键词:鲁迅;周扬;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周扬者,周起应是也,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死于1989。被中共中央树碑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五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六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 虽然时间已经跳出了“二十世纪”的范畴,但由于国情特殊,文学又难以彻底剥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因子而单独拎来讨论,现在要肆无忌惮大侃特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为时过早。有“保留”或片面的回眸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总还是必要。而“百年中国文学”这个题目又大得吓人,区区短文只能管中窥豹观其一斑了。 从历史到现在,“现实主义”在文艺思潮中基本都是主流中的主流,贵族中的翘楚,这或许是文化基因使然,或许现实主义对现实中国而言是实太必需了,犹如吃饭与睡觉,但中国所潮流涌动的现实主义大都又必需带个双引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汹涌的中国现实主义的文艺大潮里,却又有两大极不和谐又截然对立的支脉在互搏较量。一支是以鲁迅为灵魂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一支是以中国共产党借周杨等为喇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股势力都有近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的壳子,但又各自在前面用不同的词语加以修饰加以限制,都极具中国特色。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打出过“启蒙的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其所做的所写的最主要的发轫点与落脚点不外乎就“启蒙”两字。而周杨等中共的笔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按其所需飘扬过不尽相同的旗帜,但其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DD“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更是带有双重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有些爱调侃的朋友总喜欢叹口气摆摆无所谓的右手来一句:哎,凡是带“有中国特色”五个大方块字的就没啥多少真的特色了。做了一百几十年的“弱国子民”,连带着还被“自我殖民”,也难怪许多人会萌生此种心态。如果从人类学的大视野来说,任何文艺思潮,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称为“现实主义”。因为“人”这个载体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现实存在的。清朝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开宗明义便是“六经皆史也”,或许也正是这个理。种种主义、思潮、派别都是后来者或自我标榜者为了说话写字便捷些而添加上去而已。 这个现实主义最先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一交融后,虽然批判的精神内核没有断裂,但批判的对象却发生了错位。我们最先用来批判的是集权制的“吃人”社会,以达到破除蒙昧的目的。 鲁迅就是运用这个武器最先觉者之一,也是最得力之人。《狂人日子》、《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中国“启蒙的现实主义”之经典力作。鲁迅一生都在批判都在反抗都在启蒙,但他是个清醒的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一生所做的只是徒劳的反抗,除了反抗除了真正救几个还未病入膏肓的人之外,他确实是“失败”的一生,徒劳的一生。这一点从以他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的命运来看似乎更加明显一些。王实味当年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他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只比少半块。由此可见此时王实味在中共的地位是如此显著特殊。1942年3月他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本是就事论事,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不平则鸣”而已,离鲁迅式的“偏激”还差十万八千里来着,结果蒙没启到自己却惹来杀身之祸。一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便让年仅41岁的王实味残遭砍杀抛尸枯井。建国以后还有胡风事件,胡风可是鲁迅的“嫡系传人”。这案子一牵扯就是几百上千人,这些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至此之后,有谁还敢再表里如一地继承什么鲁迅精神,什么批判精神。鲁迅自己有句名言:伟人一死便都成了傀儡。他自己正应验了这句话,往鲁迅头上挂了好几个“最”好几个“家”,那现象真可谓壮观,举中国之上下除了读毛选就是读鲁迅了。可能有几个人像鲁迅那么在干?马寅初、张志新、加上几个“偷偷摸摸”的顾准之流,恐怕七八亿人挑不出能组成一支足球队的规模。 鲁迅在中国或许只是一个异类,他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无所谓断绝不断绝的。时至今日,研究鲁迅的人多,吃饱饭谈鲁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但继承鲁迅精神,继承他的现实主义的人有多少?痞子王朔说过:鲁迅如果活过来,第一个巴掌是要扇那些“吃鲁迅饭”的家伙,第二个巴掌是要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的。 侃完了鲁迅,接着周扬就可以亮相了。四十年代中期至初,对中国“现实主义”走向的影响,谁能比肩周扬?!周扬确实有才,确实够得上党中央“两根笔杆子”之一(另一位是胡乔木)的称号。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老托的《安娜・卡列宁娜》,到中国今天翻译此书恐怕还没人能够着他的下巴。人各有志,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周扬选择的道路是阐释,不停地阐释,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文艺理论,并广而宣之。早至三十年代“左翼”,他就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防文学”的争论让他名声大躁影响广及,从此但凡谈及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便再也绕不过“周扬”两个字。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说来有点黑色幽默,反鲁迅最积极的人居然去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时期的鲁艺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新生代主流作家基本都在那里喝过几天墨水。周扬以后能影响整个中国文艺走向的固然是后面政治势力在起主要作用,但“鲁艺校长”这个头衔的功劳也绝对抹煞不了。 1949年之后,胡风被逮了,郭沫若一如既往做他的喇叭,沈从文曹禺老舍“失语”了,巴金一直想喊却也喊不出什么了……举中国文艺界上下就是只有一种声音,那声音想在的脑子里,吐在周扬的嘴里,写在全中国的白纸上,这景象真壮观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外,还冒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总是什么都跟革命绑一块儿就对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等。当然这些作家作品也“暴露”也“批判”,但他们所要批判暴露的对象只是为他们所要歌颂的立一个对立的靶子而已。春分得意的周扬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艺工作领导者,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鲁迅们只是一介草民,怎么敌得过一个位高权重的“尚书房行走”,何况这“尚书房行走”又深得最高领导人信任与褒奖。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特征 摘要:从文艺学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西方文学书写中,依托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在文艺理论的逻辑思辨中形成的。其经由中国本土文学写实精神的培育,于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特征,并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有机整合中稳健前行。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特征 0引言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观已有千年之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融汇过程,即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过程,尚需新的梳理。 1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西学渊源 “现实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哲学里,歌德、席勒时代被用于文艺,之后,经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司汤达以来,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继承启蒙时代的人道精神,在自觉的创作原则中,把笔锋对准社会现实,喷发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些作家以亲历生活的视角,体察现实生活;以自己所属的时代的主流话语,传达现实体验;把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写实精神,注入叙事文本;用文学的形式同大众对话,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最终形成还源于特定的哲学观念。康德的主体论哲学,黑格尔以辩证法为支点的探究真理的宏大体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至高地位,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对于现实性的理解。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将现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众多的生活现象绝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内在而有机统一的生活现象;既反对只关涉物质界的自然主义观念,也不完全同意旨在哲学思辨中探求精神旨归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观[1]。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在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推进中,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物、事件、细节、场景如实反映,使人物塑造和环境的描写紧密结合,生动而艺术地绘制了具有现实秩序感的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的图像。 2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学语境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主张,诗可“兴观群怨”;《诗大序》提出“厚人伦,美教化”,《左传》提出“补察其政”,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周敦颐高扬“文以载道”,后世梁启超在文章中多处论及“写实”的话语,都一脉相承地汇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流程。然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或称文学批评)中没有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严格来讲,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俄苏、日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大量传播[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工作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空前重视,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学关心民生苦痛、揭露社会时弊、高扬书写精神,造成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视野更易于向现实倾斜,才促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本土语境。 3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交汇中,在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向前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3.1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文学形态的中国化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火如荼的时期,存在着莫泊桑的“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亦表现为多种从形态。主要表现为:“五四”至40年代,直面和解剖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形态;40至60年代中期,工农兵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形态;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技巧影响的现实主义形态。 3.2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写作精神的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遭遇困境,现代的科学理性体系和人文精神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书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执着地追求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整合,寻找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结合点,公开地运用叙述者进行判断性评论的叙述声音,强化了其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3]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文学书写捕捉和描绘处于变动状态的社会心理,以俯视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社会生活。这使得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社会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显现着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从1975年至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模式、社会文化的摄入还是对于人的思考都表现出其作为现实主义中国化的确证。 3.3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书写方法的中国化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所形成的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那么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20年代进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4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并没有阻隔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转变。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技巧被大量借鉴运用,文学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出杂语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单一的创作方法,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从单纯地关注社会生活演变为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实描写多样化,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描摹,是文学家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强调作家要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而不是表现自我,突出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价值。其次表现为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在社会现实中展示小我的创作方法,即在沉重的、悲凉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对人的思虑和冷静的态度。因此,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应该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精神在现代文化进程中融汇而成的。 4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范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实精神为现实主义中国化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经由中国本土化的培植,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到合作化文学、诗歌、“”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追求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学精神,密切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而阔步前行。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十九世纪文学大师的现实主义情结简析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再现,其主要创作手法是再现客观现实,创作原则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大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本文选取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四位大师的主要文论观点,分析其中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得出时代文学的共性特征。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西方掀起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三股文化潮流,浪漫主义文学在一系列的论证后打败古典主义,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作为一股潜流在涌动着,随着浪漫主义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设想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了解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社会潮流。 一、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精神 司汤达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虽然持浪漫主义立场,但其理论和创作却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步纲领性著作。 司汤达在在《红与黑》中说:“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从中既可以看见天空的蓝色,也可以看见路上的泥塘,然而读者不应该错怪镜子中的泥塘,而应责备路人未能把水排去,以致路途泥泞难行。”在《阿尔芒斯》中的序言中他又写道:“丑恶的人在镜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码?”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汤达主张文艺应像镜子一样,直面人生的美和丑,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尤其是再现现实中的“泥塘”――揭露那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弊端。 二、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论述 巴尔扎克继司汤达之后,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高潮,并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臻于成熟。他的文论主要集中于《 前言》中,广泛涉及了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目的、作家理想等根本问题。 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他认为小说应该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要描绘众多的人物和场面,要突出典型性的大事件。 巴尔扎克的特色是重视细节的真实,以此来突出对自然的客观摹仿。他说:“如果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它就毫无足取了”,认为细节真实是构成艺术真实的基础。为了给《人间喜剧》提供大量的真实的经济细节,他常到他所熟悉的公证人或者诉讼人办事处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三、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客观的立场,真实地再现生活,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在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见。”为了使创作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他反对在作品中现实“自我”,提倡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和特定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文学表现出对生活的镜子般的忠诚。他认为主观的东西越少,描写才越真实,他希望作家具有上帝一般的客观性,保持中立、超离、默然的态度。 他主张作家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他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当我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我口中尝出砒霜味,感到身子中毒,引起两次消化不良,把晚饭全都呕出来。”但他又说:“你可以描写酗酒、爱情、女人或者荣誉,但有一个条件,你自己并未真实地变成醉鬼、情人、丈夫或军人。”福楼拜的“隐性客观说”指出了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区别和联系。 四、列夫・托尔斯泰:文学应典型地再现生活 以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为代表的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百态的精神。托尔斯泰说,如果科学需要准确性和真实性,那么,艺术就需要双倍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托尔斯泰的文论著作《论所谓的艺术》《什么是艺术?》都较为明确地论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典型化理论是托尔斯泰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托尔斯泰认为,摹仿自然、再现生活不是奴隶式的、消极地照抄,而是要对生活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评判。他指责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温泉》和《俊友》,认为它们没有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典型化的处理,用颓废的态度反映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虽然上述各位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各有侧重,但其对于客观现实的重视,对于典型性、普遍性的追求,是他们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主张关注现实社会人生,关注当时的社会百态,以一种“入乎其内”的方式去创作,即,他们要求文学必须反映现实、摹写自然。但是,他们主张作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情作用,通过不同的方式使文本感情充沛,表达社会人民的共同感想。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浅析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法国作家司汤达不仅通过文论《拉辛与莎士比亚》阐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也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通过总结《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主要观点、分析《红与黑》等小说的情节,本文力图证明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根植于作家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表现的是人类的普遍精神、情感,他的现实主义的受众是“少数幸福的人”。 关键词:司汤达;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 对于力图“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抓住其中本质特征,加以典型化”(朱光潜 2004: 108)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朱光潜 2004: 106)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法国作家司汤达提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观,而他的小说则体现着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一、《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现实主义观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司汤达在1823年和1825年撰写的反对伪古典主义戏剧,倡导浪漫主义戏剧的论战小册子的合集。由于当时浪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浪漫主义的定义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所以许多现在被认定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为了跟自然主义划清界限都自称浪漫主义者。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讨论的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笑》、第三章《浪漫主义》中,司汤达以喜剧的创作为例写到:“尽管证券交易所和政治赋予我一种深刻的严肃性,尽管怀有党派的仇恨,倘若是要我笑,仍然必须在我面前以一种愉快有趣的方式使某些满怀热情的人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失足受骗才行。”(司汤达 1979: 25)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现实事件的关联时,他又表示:“我觉得,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作家不必总想到新闻记者”,“这种(指戏剧――笔者)的成功不可能是有关政党的事,或者是由于对个人的爱戴……”,“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斯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够标准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已经探索到时代精神的趋向了。”(司汤达 1979: 27-28)由此可见,司汤达并不主张将重大的社会现象或者政治事件作为作品的中心,因为它们或者有具体民族社会的背景,或者转瞬即逝,对于本文化圈以外的读者或者后世读者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直接描绘外在社会状况的文学作品,也许一时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但很快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失去价值,成为一种速朽的文学。 司汤达认为,现实主义的对象应当是人类对世界的反映及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体验,即所谓“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的是人物的行动是否妥帖,而不在故事的叙述。”(转引自马尔蒂诺 1998: 12)归结起来说,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立足于表现人的精神、情感,而单纯不追求表现社会状况。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固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但这种境遇不止存在于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而是普遍存在、可以被各种文化中的读者理解的;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及具体事件只是司汤达为了更顺畅地编织情节而对更广泛的背景、更多的事件进行的简化、案例化,它们不会使人物的境遇变得特殊离奇到失去代表性。 二、司汤达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小说力图打破社会背景或时代的隔阂,表现人物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真实指的是完整、包含所有隐秘的人格而非完美(而实际不存在)的人格。“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活动的全部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传奇小说的行动”(李健吾 1997: 8-9)。依照司汤达的传记作者茨威格的话来说:“在他看来,越胆大越好,越隐私就越要拼命加以公开。他特别热衷于提示自己最说不清楚的感受,他要把那些由于羞耻心的作用而潜藏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提示出来。”(茨威格 2000: 92)司汤达的作品犹如强光,让人物及读者心中每一丝隐秘都无处遁形,这一点对于那些不习惯审视自己,只想在阅读时保持自己与书中人物距离的读者是极大的冒犯。 《红与黑》对于连和玛蒂尔德感情纠葛的塑造正能体现司汤达作品的这一艺术特点。作为细致入微的人类心灵解剖员,司汤达把原本可以演绎成郎才女貌故事的材料处理得十分“冷酷”:这对男女与其说是相恋,不如说是自恋。于连追求玛蒂尔德以捍卫自尊;玛蒂尔德与其说是爱上了于连,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勇气。司汤达不追求表现优秀品质,而只是把通过自我反思而挖掘到的人类精神及情感世界和盘托出。司汤达刻画于连的虚伪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谴责他、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正如他设计于连主动选择死亡也不是为了让读者把他当成英雄。一切人物及情节设计都是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服务的。 司汤达的小说致力于挖掘人类心灵中最真实、最难言说的部分,这使得他的读者也要有勇气拿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与司汤达笔下人物的精神活动相互印证;同时,读者还要具备能体会、理解他笔下人物复杂情感的敏感性。司汤达将这样的读者称为“the happy few”,他们具有与他不相上下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能力。司汤达把自己的三部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白》都献给了这批读者,还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献辞中写到“对聪明人无需多言”。 三、结语 茨威格曾如此评价司汤达的艺术成就:“只有对心潮澎湃的内在精神的刻画方面,他的作品才显示着艺术价值和艺术活力。”(茨威格 2000: 147)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是精细且不留情面地探索、描摹人类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许多西方学者将他的作品归入心理现实主义流派,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或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原因。
伴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之际,纵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史,分析高校学生的思想现状,总结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上的显著变化,并探析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时代是思想的风向标,指引着行动的实现路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风雨历程的今天,我国已向新时代、新征程迈出强劲步伐。 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成为主流声音,在新思想和新思维的不断迸发中制度更加完善、理论更加成熟、文化更加自信。党的报告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步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鼓励创新的时代,是追求卓越的时代,是拼搏奉献的时代。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基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1]。伴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教育理念提升与改进,新时代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将瞄准教育形式的现代化与教育内容的特色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全党、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关键时刻,必须要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创新,在实践中前行。围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大学在设置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时,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来展开,在新时代总目标的引领之下,紧紧扣住主要矛盾,以创新思维应对时代挑战,使得新时代新青年能够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事业。 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1.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中国实现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建造的奋进史。经过70年的砥砺奋进,经过70年的拼搏奋进,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事业正在革新创效的政策驱动下、以人为本理念的引领下,焕发出重质量、重创新、重人才、重发展的生动实践。党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新的历史任务、奋斗目标与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出了更加明确的新蓝图。站在新时代、着眼新目标、面对新矛盾,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立足新未来、实现新发展、取得新成果,必须深刻认识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历史性的变化,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与身份,在不断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历史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1.2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教育质量、规模、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状态也较之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个人特点,爱国主义情怀高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下的新一代大学生性格上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视野开阔,富有爱心,热心公益,关心社会,上进心十足。同时,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建设上,追求进步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要求入党、为国家贡献力方面等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多元化的方式来打造自己的成长之路,在不断提高知识储备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就业导向明确。正因为如此,高校大学生的成材率越来越高,一批接一批的人才不断涌现。在这其中,中华文化的五千年厚重积淀依然主导者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爱国爱家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此之外,包容创新也成为大学生思想意识构建的重要篇章[2]。不过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现象,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方面、在团队合作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以物质利益为前提,缺少精神成长;道德观念缺失,知行脱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在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导致了集体主义精神的缺失,特立独行、追求个性的主导思维让他们把个人主义摆在首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的经济在40年的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功利主义者。同时,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缺少主动思考、更愿意被动接受的情况。在过于追求成长速度的情况下,有部分大学生的思想中出现了拜金、物资的情况,在就业选择中害怕吃苦,不注重专业对口。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情况越来越复杂,一些基本道德素养在这部分高知识素养群体中出现了缺失迹象。除此之外,由于受到一些错误潮流趋势的影响,极少数的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出现了消极的倾向,荒废学业,旷课早退等不和谐现象开始在校园中懵懂,也有极个别人逾越了法律的红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我们不难发现,经过70年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有了鲜明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消极的行为迹象给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丰富教育内容、延展教育方法、创新教育载体,着力提升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期能够让当代大学生牢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殷切教诲,摒弃思想的消极因子,做伟大中国梦的卓越践行者。 2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扩大化、丰富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在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的前提下,不断地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引申完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载体。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与创新。我们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总结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断优化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处在以宣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废待兴中践行社会主义德育为主要任务。在90年代初,中国在创新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放在了高校思想政治的核心地位[3]。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注了更多心血,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重任于当代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步入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刻理解这一内涵,在教育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融会贯通,在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思政工作的探索实践中,着力书写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新篇章,在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中,牢牢树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时代观,在时不我待的拼搏奋进中,一步一步成长为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伟大成就的崭新一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做出顺势而为的改变。每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都与他所处的时代特点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了新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了教学重点。 3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新时代内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传家宝,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中心环节[4]。改革越深入,其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时间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同时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历史方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了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科学使用新载体,把握好新时代社会发展规律,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吸引力,为大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成长成才的主阵地,在具体工作中要以从教育内容的不断丰富中寻求突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同步渗透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代同步、与发展同行。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教学内容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事热点话题以及学生最关心的政治前沿问题,正确引导学生加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并在实践中熟练运用。同时,高校在完成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外,必须要帮助学生拓宽学习知识面,使广大学生学懂弄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人身把好方向。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课、微课、知识竞赛活动以及参与学校相关主题等活动来丰富课程内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学生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强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同时,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对于国家复兴与个人成长至关重要。高校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以创新精神丰富具体途径,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落实。例如在班级内开展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载体的活动,进行新时代文明宿舍和创优争先班集体的评比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多种路径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文化内涵。 4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开展工作的主力军,要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掌握新时代的节奏,唱响新时代的旋律,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教育内容上不断深化,从理论、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成熟的方法,在新时代的伟大机遇期,助学生快成长、为国家育青苗。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张鹏仙.中德职业师范教育比较[D].中北大学,2018. [3]黄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与发展趋势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4]王华华,季卫兵.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及其实现路径[J].现代教育科学,2018(2):60-64. [5]吴文浩.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5):168-170. 作者:郑思 单位: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篇1 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旧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城市建设在不断迈进,而农村则没有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对于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 1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开展乡村战略的可行性 首先,为乡村战略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高校思想政治课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并且贯彻国家的政策方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充分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和历史性,从而为学生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这些学生正式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为乡村振兴培养思想高尚,立场坚定的高素质人才,高校思想政治课以培养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而构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础,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树立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价值观。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需要这种具有高尚人生观、世界观的人才。 2依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 2.1培养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操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帮扶农村振兴的高尚情操,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习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时,可以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学习每一阶段不同指导思想的来历,通过再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让学生树立深刻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国努力的动力,从而为振兴乡村奠定思想基础。 2.2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 村委会在乡村振兴这项工作中中发挥着领导人的作用,也是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基层组织,积极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有利于了解农村的现状及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为乡村振兴培养政工人才,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振兴乡村。 2.3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学生和相比其他学生,更了解农村,更具有改变农村面貌的动力,因此,在农村大学生中培养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有利于大学生更好的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2.4培育具有乡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培育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可以利用高校思想政治开展有农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培育学生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高尚品格。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的历史出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农村开始,长久以来,我国的农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保障,现在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这些都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因此,我们现阶段应该反哺农村,支持农村的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其次,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一致,纵观我国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水平不断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素质低,技术落后造成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振兴,我国提出了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大学生作为建设祖国、促进祖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渗透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乡村振兴战略只有被这些充满热血、饱含奋斗激情的学生深刻地理解并接受后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很好的完成。 4结束语 振兴乡村建设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才,贯彻国家政策方针的思想阵地,必须立足课堂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培养大学生帮扶农村的高尚情操,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促进乡村发展。 作者:田双双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篇2 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教育、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乡村振兴实践内容广泛,层次丰富,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任务重大,所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宣传践行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校思政教育自身鲜明的特点使其能够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独特的功能,高校思政教育应该在助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立足课堂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只有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才能得到切实的拥护,才能有较好的实施环境。思政课堂是创造这一环境的理想阵地,要充分利用思政课堂深入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第一,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历程[1],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2]等阐述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农村的落后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城市化,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西方国家发生革命性突破。我国是一个依赖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国家。思想上的小农经济观念和农业生活方式的惯性作用加之当时的动荡时局,使我们没能搭上工业文明的顺风车。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农业为当时的国家的生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城市在这种历史原因的作用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当前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使得工业反哺农业非常重要。第二,从中国共产党人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的政治目标、均衡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3]等方面阐述振兴农村战略的政治逻辑。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不协调的二元结构社会,使城市的发展机会高于农村发展的机会,直到今天,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结构的组合仍然是二元的,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差距,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第三,从中国挖掘自身发展潜力,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国民整体素养等论述振兴农村战略的现实逻辑。城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较快,但是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问题仍然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通过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和建设历程,论述振兴农村战略色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让高校学生成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和拥护者、倡导者、支持者。 二、培育农村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 农村基层的政工人才是农村振兴战略的直接实施者,优秀农村政工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与振兴农村战略实施效率直接相关。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各种群众关系更为复杂[3]。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政治素养高的优秀青年人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去,以青年人特有的青春与激情,良好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知识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政治工作中去。开展思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政工作者自身的素质非常关键,思政工作者自身的建设至关重要,高校要切实担负起培养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的任务。高校的思政教育,要培养高校大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去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的政治素养。要以扎实当代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为基础,同时应用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情怀感染或熏陶高校学生,在高校学生心中种下为农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种子。高校思政教育应鼓励学生投身到中国的农村建设中去,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一线就业或创业。 三、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怀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生力军,大学毕业生掌握前沿的科学知识[4]。乡村振兴战略能得到大学生广大群体帮扶,其实施就具有了强劲的动力。要使这种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需要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情怀,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热情。要让当代大学生充分了解我国的国情,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最终目标等。通过剖析乡村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使乡村发展滞后,要认识到乡村对先进知识的渴求,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乡村发展的短板瓶颈,乡村落后的现状等,同时要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让学生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有自发帮扶乡村发展的愿望,有自发地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从多种渠道帮扶乡村的发展,必定会给乡村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提高乡村振兴的速度和质量。从历史角度激发大学生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情怀。中国的乡村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井冈山,中国革命的火种逐渐以燎原之势散播开来;在延安,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在东北的崇山峻岭,中国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率领工人和农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绝大部分为农民子弟,农村人民的牺牲和奉献,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农村需要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当代大学生应该以饱满的热情、真诚的态度、创新务实的精神支持农村的发展。 四、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乡村振兴战略,一个最艰巨的任务是提升乡村的精神风貌。因乡村发展的历史因素、发展惯性、乡村文化传统等原因使局部残留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等在乡村地区相对更为突出。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缺乏使农村人对于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农村大学生在乡村人眼中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栋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大学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政治素养扩大这种影响力和说服力,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针对农村建设的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政教育要引导农村大学生积极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修养,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多方面系统的培训,让大学生成为乡村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最靓丽的风景,从而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 五、积极开展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充分发挥农村马克思主义特色政治文化作用 农村村委会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农村村委会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绩效。高校思政工作者和教育者积极与农村村委会交流,通过座谈、宣讲、走访、实地指导等形式推进农村村委会的工作。通过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详细了解当前广大农村居民的状态,了解他们的现实和迫切的需求,更好地针对实际状况制定出适合的工作形式。同时,针对农村居民群体的群体性特征,根据他们的实际学习和接收能力,制定更加适合的形式和内容,这就对高校思政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乡村宣讲的形式深入农村,锻炼自身能力的同时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高校思政工作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视野、更为广泛的信息来源,及时输送乡村发展的有益信息,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六、积极开展新时代背景下培育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研究新时代孕育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需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针对乡村文化的现状、乡村文化的特点、现存文化发展的困难等开展科学研究,探索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让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通过乡村文化的研究,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提出助推乡村发展的对策,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引导乡村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发展。 作者:张瑞瑞 韩东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区域产业生态发展湖北工业大学 协同创新中心 乡村振兴战略篇3 一、通过课堂向高校学生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政治、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只有被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才能获得切实的拥护,建立良好的实施环境,而通过高校思政课堂这一阵地去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与意义正是创造这一理想条件的有效途径。首先,我国受小农经济观念、农村生活方式的惯性与动荡的时局影响,错过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契机,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时代,当时农村为国家、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与生产、生活必需品,城市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目前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也提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其次,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形成了城乡之间具有不协调性的二元结构社会,城市的发展进程与发展机会远高于农村,行至今日,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的结构仍然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较大差距,这样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稳定。最后,尽管我国的城市与城市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与农业的落后问题依旧对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产生了较大的滞缓作用。通过上述三点的论述,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对振兴农村战略的必然性、必要性产生深刻的认知,从而将其转化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倡导者、践行者与宣传者。 二、树立高校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节操 大学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劲动力,这是因为掌握着前沿科学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有生力量。如果要将这种力量最大限度地在帮扶农村中发光发热则需要充分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节操。首先,高校思政教育应让当代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与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剖析乡村的现状与解决策略,要让其认识到因二元结构带来的乡村发展落后现状以及乡村对先进知识、技术的渴求,同时还要让其深刻感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背景下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此外,还可从历史的角度激发大学生振兴乡村的情怀,例如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延安将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是井冈山将中国革命的火种燎原散播;是众多农村子弟为抗日战争冒着风险和作出巨大牺牲才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外敌,中国乡村是中国振兴崛起的摇篮。因此,我们要反哺乡村,为其发展与未来的建设谋取更大的福利。通过让学生理解上述社会现状及思想文化可以激发其帮扶乡村发展的自发意愿,为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创建更多的机遇,以此来提升乡村振兴的速度与质量。 三、培养与引导农村高校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受历史因素、传统文化以及发展惯性的影响,乡村文化中还残存了部分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乡村的健康发展。因此提升乡村精神风貌成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人对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尊重感,所以农村大学生在其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说服力。对此,高校思政教育要着重培养农村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让大学生积极主动的成为该理念的倡导者与宣传者。大学生则应加强针对农村建设和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素养与专业知识来扩大对乡村的影响力,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为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添砖加瓦。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为建设强国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深刻长远的意义。因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进展,通过高校思政教育培养农村大学生是一个必然的手段。为此,思政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来探索出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针对乡村文化的特点、现状、现存问题制定发展策略,从而为培养农村大学生人才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走错路,让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邵晨曦.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J].现代化农业,2018(10):49-50. [2]李明.职业教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支撑研究[J].现代商业,2018(16):160-161. [3]文丰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之理性审视[J].重庆社会科学,2018(04):16-24. 作者:俞茜 邓丽娟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作用和影响为切入点,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进行教学,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全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7(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渠道和方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实践的反思 (一)从教学实践分析 高校思政课教学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因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376。为了更好地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对原有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出现的一些不合理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原有的教学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空洞僵化、苍白无力、与学生疏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学固化形态,教学过程中老师唱独角戏、唱独白,搞单口相声、满堂灌输。为此,要转变原有的教学模式:1.要从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转变。很多老师因为没有把教材话语转变为教学话语,只能照着教材念,没有融入老师自己的思考,也没有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转变教学话语,因材施教,其结果只能是唱独白。2.要从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变。理论话语具有抽象性,也比较深奥难以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尤其是“90后”“00后”的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一些流行的话语和词汇,而实际上,每年新的一些流行语,很大一部分就出自当代大学生。从他们生活的语境中结合理论的高度和深度进行讲解和教学,不但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缩短老师与学生的“代沟”,也会使思政课真正“活”起来。3.从固化形态话语向动态话语转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随着时代和理论的创新而变化和更新的,不像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几十年可以不用变。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时代和理论的创新变化把新的思想理论不断融入教学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正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动态化体现,在此过程中,教学话语实现了由固化向动态化的转变。4.由灌输独白向平等情感转变。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当作平等的独立个体,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让学生参与并成为主角,采取有效的交流、互动的“对话式”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启发性教学,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和习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理论魅力、平等沟通、生活关怀、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方面的转向”[3],才能有效避免教学过程中的满堂灌、唱独白。同时,也使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使学生的抬头率提高,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活”起来,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四个自信”教育。 (二)从教材内容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4]125。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地理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稳定、和平、发展。“自然”“大自然”是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和自然规律的总称,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载体的哲学概念。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前提和基础。从教材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追问,引入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首先,立足于教材而源于教材。其次,立足于教材而高于教材。要向学生讲清楚人与自然关系理念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最后,立足于教材而转化于教学。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学生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三)从学生特点分析 当代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其在中学时期学过人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大多数同学只停留在抽象的认知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掌握。当进入大学阶段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喜欢思辨,逐步养成了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探究能力,也渴望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高校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心理、思维等特征,引导大学生树立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培养学生以人为本、尊重规律、和谐相处的人文情怀,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基础。1.从学生的认知目标上,高校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熟记并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理解和掌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学生从知识层面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也让学生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知002识。2.从学生能力培养目标上,高校通过促进思辨能力、概括能力、协作能力、探究能力、表达能力,让学生能运用唯物史观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科学考量自己的学业、情感和职业,阐释相关社会现象,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力。3.从实现思政目标上,高校通过强化对唯物史观和“两个结合”的认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使学生与时俱进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助于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环境的创设 教学环境创设的逻辑演进:1.情境导入:通过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引起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关注。2.问题提出:通过切入教材内容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引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3.问题追问:为什么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设置小组任务,探究讨论:人类文明史上诸多文明古国为何消失?思考“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4.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5.教学升华:归纳讨论成果,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质就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6.课堂小结:思维导图展示,作业设置,在升华观点中布置作业,同时强化学生思考和实践。最后,进行教学评价。 (一)情境导入与问题提出———人与自然关系内涵作用和意义 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2022年11月6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埃及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召开。与会各方希望凝聚政府、企业和公众力量,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尽快减缓升温速度、增加气候融资、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在大会开幕式上发布《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今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破坏性洪水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并造成数十亿的损失。通过观看“恐龙为人类维权”微视频引发思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和影响:1.关乎生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161。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来自大自然,一旦离开了大自然,人类就无法生存。但如果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地理环境,会产生生态危机,也可能会导致人类走向灭亡。2.关乎稳定:人类独特生态系统有稳定临界点。当人类的活动能力影响和破坏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系统,突破了生态系统的临界点,导致地球整体升温,冰川两极融化,海平面上升,对人类将是毁灭性的。为此,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阈而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本质上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3.关乎和平:生态资源会引发大规模冲突战争。地球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大量丰富的资源,在近代经历工业革命后,至今已经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到处掠夺生态资源,甚至不惜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冲突来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与争夺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态资源相关,自然资源直接关乎人类的和平与安宁。4.关乎发展: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发展资源。人类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得益于自然提供的大量资源,但人类把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当作免费的资源,当某一区域的资源被消耗完了,造成人类在那一区域无法生存和发展,被迫或主动迁移,该区域的人类文明就此消失。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作用于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如果按照人类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自然地理环境很难为人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50。 (二)问题追问与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文明兴衰进程取向 人与自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兴衰断流的缘由。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曾断流,而其他几支文明皆因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衰落或消失。或许人类曾经在文明兴盛时期,因为自己能征服自然某些区域取得的胜利而沾沾自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313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趋向上,原始文明阶段,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奴婢;农业文明阶段: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根本改变———自然变为人的奴婢,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生态文明阶段: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7]274因此,要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而处理的关键就在于: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应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吃穿住行更放心、更称心、更安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教学升华与教学总结———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领域挑战 当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为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并迅速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对生态安全等造成威胁。威胁着整体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1951—2021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的升温速率为0.26℃/10年。2021年,全国地表年平均最高气温较常年值偏高1.01℃,与2007年并列为1951年以来最高[8]。全球地表温度的上升,几乎所有的陆地地区都正在经历更多炎热的天气和热浪,这会引发更多的高温病,让户外工作更加困难,还容易引起野火燃烧和蔓延,甚至造成森林火灾。气候变化加速了物种的灭绝,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人类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1000倍。在未来几十年内,100万个物种有灭绝的风险。极端天气、害虫入侵和疾病等威胁也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其总数的25%[9]。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当代世界生态环境风险凸显,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和应对。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治理,不仅能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展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担当和影响力,而且可化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永续发展带来的风险。 三、课堂教学的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需要从理念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课堂教学的创新,不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要让大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理念。这样,才能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运用时代鲜活材料,紧跟时代热点,使高校思政课教学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一)思路上:实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 在思路上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把思政课程真理性的问题给学生讲清楚、讲明白,用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无鱼可打。由反面典型案例———20世纪发生的世界十大环境公害事件可见一斑,说明人类破坏自然环境遭受的报复和危害;由正面典型案例———河北塞罕坝几代人驰而不息所创造的“绿色奇迹”,让学生理解和深刻领悟人与自然共生的真谛。同时,让学生懂得,我国生态文明是以生态规律为依循、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新形态。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是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是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是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而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因为“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10]363。生态系统是一个系统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构成相依共存、有机关联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生生循环、绵延不息,葆有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 (二)内容上:实现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引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科学而深入地阐释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实现知识性和价值性、原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创造性讲授了树立什么样生态文明理念,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让学生明白坚持和发展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的重要意义。高校要通过教学,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实质也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的诱人景象及其宜居宜业宜游特征,不仅会成为当地人民的生态福祉,而且会使游客、人才和投资者偏爱有加,成为引来“金凤凰”的“梧桐树”和激活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的“催化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一种良性相互促进作用,绿水青山在社会生产中持续“为劳动提供材料”,促进金山银山量和质的双重提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而这又将回馈、绵延绿水青山的生机,保护和改善自然生产力。 (三)方法和手段上:实现育人性与成才性相统一 高校要通过设计适当的问题进行反思,把教学的内容落到实处,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智慧树APP教学平台、雨课堂学习小组划分、及时反馈等,推动教学活动有效进行。在落实“人与自然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教学中,让学生懂得,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既要有具体举措和政策落实,也要有法律规范和监督执行。同时,要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安全屏障,各种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空间关系得到维持、恢复、优化。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1]210党的十八大以来颁布和实施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文件,建立了最严格的执行机制,以制度力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具体来讲,就是增加碳吸收,减少碳使用,加强碳转换,控制碳排放,最大限度地克制“生存和发展排放”。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设中,要注重处理好四对关系、落实六项举措,即处理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和短期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四对关系;落实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六项举措。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考核体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作出新部署,进一步理顺环保管理体制,使监管“一杆子插到底”,提出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同时,各地在建立多场所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专项监督长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结语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绿色家园的共同期盼。”[12]要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开创美丽中国和建设美丽世界新局面。高校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程,从思路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让高校思政课与时俱进,使高校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吴海江.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2014(1):60-64. [4]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8]中国气象局.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EB/OL].(2022-08-10)[2023-02-11]. [9]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EB/OL].(2020-03-10)[2023-02-11]. [10]余玉湖,李景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图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5):42-48. 作者:余玉湖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核心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政党政治功能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 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政党政治成本(B)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编校:少 卿)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大学政治论文: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在华北大学开学之前,北方大学的师生已陆续到达正定。该校文教学院出现了一点风波。当时,成仿吾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室抽调四个人到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去了解情况,我是其中之一。不久,有三个人调回研究室,只留我一个人在那里,并直接向成仿吾汇报。我每天都会汇报一次,把大字报的内容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如实上报。原来,这个学院的“三查”、“三整”搞“左”了,伤了一些人;后来又纠偏,发动学员向领导提意见,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进文教学院,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主要是批评领导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称积极分子为“幸进分子”。这时,院里的工作已处于瘫痪状态,召集开会都很难。针对这种情况,成校长指示,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要站出来讲话。于是,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贴起大字报来。 这样,大字报就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两种声音了。通过辩论,有些是非得到澄清,有些错误观点受到批评,工作也逐步恢复正常。在这一段接触中,我感到成仿吾非常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对人对事都作具体分析。当时,对文教学院发生的事情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是阶级敌人捣乱,有人认为是个别民主人士在背后操纵……这些看法,成仿吾作结论时都没有采纳。他认为,还是运动出了偏差,纠偏时诱发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结论是:由小资产阶级来整无产阶级的党是错误的。这就表明,责任主要在领导,不能责怪群众。作了结论以后,少数在运动中表现比较激烈的人,也分配到政治班继续学习,并照常分配工作。进城后,我还遇见过其中一位同志,在《新观察》杂志当记者。 这件事使我对成仿吾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中国的大文豪,而且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难得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成仿吾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 1948年8月,我被调到政治学院十一班做助理员。这个班,实际上是华北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班,说它是十一班,是从华北联合大学的政治班排下来的。班主任是胡华,副主任是朱云,李军和我是助理员。胡华要上课,日常全面工作主要由朱云负责,李军管组织,我管学习。 十一班有100多位同学,他们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的来自北平、天津,有的来自河北、河南,还有的跨越万水千山,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四川、云南长途跋涉来到华北解放区。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学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30多所院校……也有一部分中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过美蒋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经受过民主革命斗争的洗礼,多数是学生运动的骨干。班里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学,他们有的是演员(如童超、童弟兄弟,刘涛),有的是舞蹈家(如赵郓歌、叶宁、杨凡),有的是画家(如何焰),有的是《大公报》的记者(如杨泓、李质如),有的是歌唱家(如肖晴)……有几对还是夫妇同来的。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有些人被列入“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到解放区。有些人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由希望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绝望,下决心投奔解放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河北正定。 当时,华北城工部为了保存力量,储备和加快培养迎接全国解放的干部,也有意动员青年到解放区学习。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和群众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使他们感到,到华北大学,就是到了家。有一位同学在回忆刚到华北大学的经历时写道:“进门先进接待室,迎面墙上挂着几条标语,其中使人终生难忘的是‘来了就是主人’。多么热情!多么令人震惊!一句话就像一团火,烧得你直想高呼:‘我们自由了!’‘我们到家了!’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前,在蒋管区我们这些到处受人冷眼的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就成了主人。怎么也没想到,我们这群在旧社会,备受摧残和愚弄的精神奴隶,来到这里一课都没有上,就成了主人。这地位的转变,这灵魂的升华,这政治上的温暖,比什么都感人肺腑。一万个‘热烈欢迎’,也没有这句话令人倾心。我们久久地注视这个标语,咀嚼其深深的含义。身心的真正解放就从此开始,一直激励着我们走过半个世纪的征程。” 学员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几十人居住一个大房间,没有床铺,全睡在铺有稻草的席子上。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高粱米饭,菜是白菜、萝卜。有病的同学给一碗面条,叫“病号饭”。尽管吃的差,身体却很健康,有些女同学吃得又红又胖。到校后,每人发一身土布制服,大伙穿上很高兴。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供上课用,平时也用。笔记本用的是黄色土纸,墨水是紫色的,每人只有一支蘸水笔。条件虽然简陋,但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 开班后第一件事是选举学生会。选举充分发扬民主,候选人可以竞选。选举结果,清华大学来的李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从此,学员的活动就由学生会来组织了。 清晨,生活委员吹响哨子,大家就聚在广场上作早操,主要是扭秧歌,随着锣鼓声,翩翩起舞,十分欢快。学生会办了一张小墙报,中心内容是反映学习生活的动态,登载班行政和学生会的工作布置和学习计划,根据同学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表扬。墙报很有吸引力。早操一完,人们就挤到墙报跟前来看,有些人还掏出本子记墙报的内容。编这张墙报的,有来自《大公报》的两位记者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们是夜里加班赶出来的。 由于学员愈来愈多,十一班以后又有十二、十三、十四班……上课主要是上大课。在广场上设讲坛,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讲。开讲前各班相互拉歌,非常热闹。老师一上讲坛,全场便静下来。讲课的有年近古稀的吴玉章,他亲自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切身体会讲授近代史,使同学深受感动。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内容丰富,很受同学欢迎,有人说:“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教务长钱俊瑞的讲课也非常受欢迎。他专题讲授过民主问题,结合学员思想,解析什么是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化的民主,什么是我们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讲课针对性强,逻辑严密,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同学们都被讲话吸引住了。除校内的老师外,有些到解放区来参观的专家学者也给学员作报告,如吴晗、田汉,还有刚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 听大课以后,学员要自学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著作,主要是的著作,如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与我们的 任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唯物论观点。 小组讨论是自学的主要形式。讨论会上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对于学习小结要求很严格,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经历、立场、观点、方法去写。有一位同学说,她初到解放区时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思想就转不过弯来,心想为什么中国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经过学习中共党史、党的纲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对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认识。在小组会上作小结时,她讲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作了自我批评。她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快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看过华大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赤叶河》,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 9月左右,国民党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为防空,干部和学员都疏散到附近农村,住在农民家里,在农家的场院上听课。学员们学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群众,了解农村,尽力帮农民扫地、挑水;晚上用纸糊的喇叭,在屋顶上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学员们还参观了地道战的旧址,深为农民抗日的艰苦和智慧所感动。时间不到半个月,但对大多数久居城市的学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0月26日,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国民党军队将偷袭石家庄,华北大学应尽快向南转移。当晚,政治学院的2000人整装出发。为了保密,不能找老百姓当向导。因我在石家庄郊区搞过,领导就指定我当向导。过滹沱河前,走路还比较顺利,坐船过了河,眼前是一片迷茫的沙滩,我就找不到路了,心里焦急万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方向不能错:向南。我们过了一些封锁沟,第二天清晨,终于越过石家庄,到达一片洼地,全体人员集中起来,由一部主任李新宣布,因傅作义妄图偷袭石家庄,全校要向邢台转移。 当时,朱云患胃病,不能行军。李军要照看自己刚生的孩子,十一班只能由我一个人带队。这次长途行军,对学员是一次艰苦的锻炼。为防止敌机轰炸,开始只能夜里走,白天休息。许多同学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开始情绪紧张,又不会休息,显得很痛苦。后来改为早晨走几十里,到村子后吃饭休息;下午再走二三十里,分别投宿到农民家里。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大家都很愉快。班行政和学生会组织了先遣队打前站,找房子;队伍离村时,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还有文工组、民运组,都由同学自愿报名参加。农民群众对待我们也像对待子弟兵一样,满怀深情,还给病号送鸡蛋面汤,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对学员们也是难得的教育。 从正定到邢台只有300华里的路,我们走了9天,10月5日才到达邢台。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华北大学的学员在街上扭起了大秧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锣鼓喧天,街头巷尾一片欢声笑语。这一天,在邢台市天主堂(原北方大学校址)开全校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辽沈战役大捷和东北全境解放。钱俊瑞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会后决定全校返回正定。 回正定的路上,学员们和来时的情绪已大不相同,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歌声不断。途中在路边的空地上,同学们自发地开起联欢会来。唱歌、跳舞、朗诵诗,吸引许多群众来观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赵郓歌(现名彭松)朗诵的沿途即兴写下的长诗,铿锵有力,鼓舞士气。童超、童弟兄弟演的双簧《开电车》,语言幽默,情节动人,印象也很深刻。进城后,我也看过一些双簧,感到都没有他们演得好。 从邢台回到正定,只用了6天时间。 回到正定以后,已经准备进北平和天津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2月,有一部分同学分配到北平、天津市卫戍司令部去做纠察队员。其余的人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的学习只有4个多月,但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在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是我第一次做学员的教育工作,但学员们给我的教育,大大超过了我对他们的教育。 大学政治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是1952年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学系为基础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组建中国政法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科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端升、吴恩裕、楼邦颜、杜汝楫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先后在此任教,为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八十年代在杜汝楫、云光、徐理明、李殿勋、王桂厚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全国较早地恢复政治学科,1983年获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组建政治系,先后设置政治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政治学理论学科被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新课程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反思 教学多年,今年初次接触新课程教学,感触颇深。下面我就半学期来进行新课程教学进行一些反馈。 一、培训 新课程与旧教材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旧教材以时间顺序为体系,而新课程是以专题形式为体系的;再者,初中历史教学与高中历史教学也有很大的差异,初中教学侧重于基本历史史实的讲述,而高中则侧重于能力的培养,要在一些史实中归纳、分析出历史事件的实质,从而得出某些道理。这样,新课程与旧教材有如此的差异,对没有接触过新课程的教师进行培训是极其必要的,否则很难讲好新课程。因此必须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 二、教研 由于新课程在内容上不同于旧教材,教学上初高中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加强集体备课、集体评课议课,争取课堂教学方式上的突破和学生学习方式上的转变。因此必须注重教研活动,包括教研组每周一节的教研和备课组的集体备课。 三、认识 新的普通高中课程需要以全面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历史课程的学习任务作为其基础。 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学校、教师都对初中历史教学不够重视,造成初上高中的新生历史基础几乎等于零,高一学生几乎对初中历史知识一无所知的现象。这就给新课程教学带来很大的难度。一方面,教师对教材的教学内容的拓展很难把握,尚处于摸索阶段。另一方面,教学进度很难提上去,详说颇费时间,略讲又等于没讲(学生没有基本的历史知识,就不能掌握理论性很强的新课程知识)。因为新教材都是以前旧教材的高度浓缩,一节的知识几乎覆盖了旧教材的半本书。因此,历史教师必须对新课程教学有新的认识和宏观的了解,要从客观上把握教学的度。 总之,新课程确定了专题型的教学体系,课程结构对历史知识体系进行了重新整合,突破了以往历史课程内容的编写体系,依据“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原则,以专题的形式构建了高中历史教学的新体系,避免了与初中历史课程的简单重复,也有利于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但是,尽管新课程设计的专题型教学体系不错,但对没有历史知识基础的高一新生来讲是难于掌握的。作为历史教师,专题学习(复习)应该是在系统知识基本掌握的前提下进行,旧教材是在高三才开始进行专题复习。现在让毫无历史基础的高一新生学习专题,无异给老师教学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现在,经过半学期的历史新课程教学,本人已对新课程有了初步的认识,对新教材的利弊也有了一定的见识。认识问题是为了解决(文秘站:)问题,只有立足自身、立足基本,并在实践上不懈努力,我们才能走出迷茫。走过阵痛,走向希望的顶点。相信今后的教学,我会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果。 新课程教学论文:新课程教学改革-新课改理念下如何说课((附实例) 1、教材分析 (1)该节课的教学内容是什么,属于何种课型,包含了哪些知识点,教材在编写上有什么意图和特点,特别要注意挖掘教材中隐含的渗透的数学思想;(2)该教学内容在教材、单元乃至整个小学数学学习阶段中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以及前后知识之间的联系。 2、目标定位 (1)教学目标 现在已打破原有的知识技能、思想教育分块目标陈述的方式,新课标倡导我们将知识、技能、情感三大领域目标予以整合,有机结合来定位; (2)教学重点; (3)教学难点; (4)教学准备(如教具、学具的准备等都可简要予以阐述) 3、教学流程 (1)整体设计 应该说一说课堂设计的整体思路,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设计教学的?简要介绍该节课的课堂教学结构。如应用题课大体可沿用数学建模的思想,安排“创设情景——建立模型——实践运用”三部曲进行,体现数学知识从生活中来,又用数学解决生活中的相关问题的做数学的教学理念。 (2)环节设计 围绕你的整体思路,介绍说明主要教学环节,或者说是教学框架,着重阐述重难点的处理,说说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具体有效的教学措施,另外介绍自己有特色的地方。 “说课”怎样说? 根据本人对说课的理解与体会觉得,真正“说课”的操作和 说课稿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即使有了一份精美的说课稿照本宣读也未必有好效果。因为说课稿是静态的,而说课整个也是动态生成的过程,是有听众的,你能否调动他们的情绪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说课的成败。 在说课中,我认为要给自己说课赋予一些基本思想,如: 教学设计的基本教学理念,在你的设计中体现了哪些新课标精神? 你的教学整体思路是在什么教育理论支撑下展开的,也就是教学理论依据; 你这样设计的意图是什么?力求达到什么目的?在实施中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各种问题你又如何引导、解决? 你觉得这节课教材对学习主体来说,是否要进行处理,阐述你处理的理由,通过你的处理学生可能在学习中避免了哪些学习障碍,有什么优点等。 同时,在说课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1)说课整体要流畅,不要作报告式,如“许多123”,几个环节过渡要自然,比如,教材分析后,要确定目标时,可以这样说“基于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本人将该节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为……”“下面我侧重谈谈对这节课重难点的处理” (2)说课要有层次感,不要面面俱到,不要将说课说得很细,我们要说的都是一些教学预案,所以要多谈谈学生学习中可能碰到的困难和教师的教学策略。这里的层次针对某一教学环节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在重难点处理上,你设计哪些问题,如果第一套方案不行,第二套方案有怎样安排等;在练习中你安排了哪些练习,有没有体现出层次性等。 (3)说课要自信,要富有激情和个性。既然是说课,说的成分很重要。最好能说的神采飞扬,激情澎湃感染听众。我们这次评分中,各部分比例为:教材分析20分,教学流程50分,教师语言20分,教师仪态10分。同时要针对自身扬长避短,体现个性。比如擅长书法的教师可将你的整体框架进行板书,既使听众思路清晰,又能增加你的印象分,和乐而不为呢? 说课小技巧 在20分钟去准备一篇完美的说课稿是不可能的,有些教师总是说我刚写完教学目标,时间已经到了。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我谈一些准备中的体会。 (1)要在说课前准备好各种课型的框架。这里的框架包含 目标框架、理论框架。比如计算课,就要将“理解算理、掌握算法”、“培养估算意识、通过算法多样化发散学生思维”“让学生经历探究的过程,培养探究能力”“培养初步的抽象概括能力”等等。 (2)要合理安排好20分钟。目标一般2~3分钟要确定下来, 重点去考虑教学设计的框架,以纲要的形式写下来,特别要记下学生的几种情况和你的对策。不要一字一句去写。 (3)如果遇到不熟悉的教材怎么办?这时你首先要吃准教 材,目标不要定错。可以将提供给你的材料(题目)很快的做一遍,你就会心中有一定的底了,然后回想同种课型的课你通常是怎样处理的,可进行套用,当然这是无奈之举。 (4)因为这里的说课是课前的预案,不是课后的反思性说 课,想象的空间较大,所以你可以将课堂设计的精美一些。 附:《一位数除多位数商末尾有0的除法》说课稿 《小学数学教学论坛框架》纲要 论坛结构 1、概念界定 阐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内外有关该研究的学术动态 2、提出论点 提出自己鲜明的观点和看法,立场要坚定,不要模糊不定。 3、论证依据 阐述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可以是理论依据,也要进行举实例进行论证。 4、操作策略 围绕自己的观点提出在实际操作中可行的策略与教学建议。 评分标准 1、结构20分 2、内容30分 3、语言30分 4、仪态20分 参考说课稿(宋煜阳设计整理) 一位数除多位数商末尾有0的除法 (例1720÷6例25024÷7) 一位数除多位数商末尾有0的除法教学前,学生已经掌握了一位数除整百、整十数除法口算方法和一般的一位数除多位数除法法则,学会了有余数除法验算方法,也学会了一位数除多位数商中间有0的除法,懂得了在求商过程中,如果哪一位不够商1要用0占位的处理方法和0除以任何不是0的数都得0的道理。这些都为本课的学习作了知识上的铺垫。本节课内容又是学习两位数除多位数、三位数除多位数商末尾有0的除法基础。 教材为了便于学生掌握,有层次地呈现“商末尾有0的除法”知识结构,为学生的学习新知作了精心的设计。首先安排三道口算除法,引导学生复习商末尾有0的除法,然后安排两个例题:例1是教学没有余数的商末尾有0的除法,试一试第一道是一位数除四位数商末尾有一个0的,试一试第二道是商末尾有两个0的;例2是教学有余数的商末尾有0的除法,试一试1安排商中间、末尾都有0,试一试2是商中间、末尾有0且有余数,既巩固新知又复习旧知。练一练除了安排单一的练习外,还特别注意安排商中间有0、末尾有0、中间末尾都有0等不同情况的 综合练习。 根据以上分析以及课标要求,我拟订这节课的教学目标为: 1、使学生理解与掌握商末尾有0的除法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计算; 2、培养学生估算意识和养成认真验算的习惯; 3、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比较辨别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 教学重点和难点是商末尾是0的处理方法。 “将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努力营造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独立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使他们成为课堂教学中重要的参与者与创造者,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秉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在整个教学流程设计上力求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将教学思路拟订为“探底铺垫——自主探究——巩固内化——拓展延伸”,努力构建探索型的课堂教学模式。 一、探底铺垫这一环节主要分复习旧知、回忆方法、引入新课三步进行。通过准备题让学生口述80除以4的思考过程,观察三道口算除法商的共同特点:商末尾都有0引入新课。从学生知识角度和思维趋势进行探底,了解学生的起点,把握教学起点,找准新旧知识迁移点与生长点,便于学生知识迁移。 二、自主探究商末尾有0除法,在计算方法上没有新内容,只是末尾0的处理,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一环节是课堂教学中心环节,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我安排独立探究、交流验证、归纳概括三个层次进行: 教学例1时,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尝试探究。在试算中学生有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针对重难点进行师生探究验证,引导学生从算前估算、算理辨析、结果验算进行验证。计算前估计商是几位数,最高位是什么数位,得出第一种做法是错误的;再从算理上去理解:引导学生从口算除法思考(720÷6=72个十÷6=12个十=120),计算结果是否正确,有待进一步的验算:120×6=720,从而得出商是120,得到正确商后,针对难点展开讨论:(1)哪一步可以省略?(2)个 位上的0可以不写吗?使学生明确个位上的0是0除以任何不是0的数得0,添0起到补位的作用。试一试让学生试算后讨论“除到百位上的数正好除尽后面0怎么办”引导学生将例1与试一试比较讨论概括得出:一个数除多位数,当被除数前面的数除尽,末尾有0时,有几个0商末尾就补上几个0。 例2的教学仍按上述三个层次进行学习探究,在关键处设问:除到十位正好除尽,个位上不是0,但比除数小,怎么办?通过讨论得出,不必再除下去,只要在商的个位上写0,被除数十位上的数就是余数,然后引导学生比较两道例题说说商末尾有0的几种情况,在第二组试一试中边计算、边议论、边小结、边巩固,归纳出计算方法,从而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三、巩固内化练习是学生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发展智力的重要手段。为了让不同层次学生学有所得,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安排三个层次的练习: 1、基本练习练一练1、2、4,巩固商末尾有0的练习, 通过反馈使学生掌握重点内容; 2、综合练习主要防止思维定势与惰性思维,练习3是一 位数除多位数商中间有0、商中间末尾都有0、商中间末尾都有0且有余数的对比练习,将新知识纳入已有知识体系,发展学生思维的机智性与灵活性; 3、提高练习让学生试编式题,既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 能力,又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这样安排练习有密度、有坡度,体现了层次性、针对性、趣 味性,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拓展延伸这一环节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梳理, 将知识系统化、条理化、网络化,对在获取新知中体现出来的数学思想方法策略进行反思,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整节课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以下特点: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思维为主线的思想;充分关注学生的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练习体现了层次性,知识技能得以落实与发展。 新课程教学论文:新课程教学改革-教师评价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情况是否有评价资格 这似乎是一个最没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学生,他们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教学的主人。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情况如何,最有评价资格的当属学生。然而,笔者对此提出异议。众所周知,教育评价本质上是一种对教育现象的“价值判断”活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人们认识外界环境或自身状况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所谓“事实判断”,是对事物的现状、属性与规律的客观描述,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所谓“价值判断”,是指根据一定购价值标准,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价值作出评判,主要解决是好还是差的问题。根据教育评价的定义,“事实判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评价,只有“价值判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评价。教师评价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含糊,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教师是否被聘任和是否晋升职务等切身利益。由于学生年龄、知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再加上教师的教学意图不一定全部都告诉学生,所以,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情况只能具有“事实判断”的资格,也就是说只能描述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情况,没有资格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即没有资格评价是好还是差。 据了解,许多大学曾实行过“挂牌教学”,即两个或两个以上教师开设同样的一门课,由学生自由选听。根据校方的设想,学生选听多的教师,其教学水平一般是较高的;反之,其教学水平一般是较低的。可有时的实际情况与校方的设想出入很大:学生选听多的教师并非教学水平较高,而是对学生要求不严格。例如上课不点名,平时较少布置作业,考试漏题;学生选听少的教师并非教学水平较低,而是对学生要求严格,例如上课要点名,平时布置作业较多,考试不漏题,每次考试都有不少学生未能过关。试想,如果我们当时就凭学生的评价来断定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情况是好还是差,岂不冤枉了这些认真负责的教师?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但至少说明有时学生对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情况的评价有情绪化和不客观等特点。 我们又必须承认,学生毕竟是学习的主人,是课堂教学的主人,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情况如何,学生的评价意见还是不能忽视的。但考虑到学生的具体情况,他们只能对教师在课堂上助教学情况进行“事实判断”,而“价值判断”的意见可以作为参考。 二、评价指标系统中的因果关系指标和重叠关系指标 评价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评价的指标系统是由一组相互间有着紧密关系的指标结合而成的,但指标系统内的各条指标之间必须相互独立,不能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存在重叠关系。也就是说同一层次的各条指标必须是并列关系,不能从这一条指标推导出那一条指标,也不能这一条指标的内涵包含另一条指标的内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如果同一层次的各条指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根据评价这一条指标的结果就可以推导出评价那一条指标的结果,这不仅加大了整个评价的工作量,而且使一些评价工作变成多此一举和毫无意义;二是如果同一层次的各条指标之间存在重叠关系,那么重叠的指标被重复进行评分,实际上是加大了它的权重,影响了整个评价的科学性。 在此,笔者举个例子说明我们在对教师评价时所使用的指标系统中,同一层次的各条指标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指标和重叠关系的指标。 例如,目前比较流行的对教师工作的评价指标系统中,主要是从“德”、“能”、“勤”和“绩”四个方面(或四个一级指标)进行评价的。对教师“德”和“能”方面的评价属于素质评价,对教师“勤”方面的评价属于教学行为评价,对教师“绩”方面的评价属于教学效果评价。事实上,素质评价、教学行为评价与教学效果评价存在着因果关系:我们如果能够准确地评价一个教师的素质和教学行为是好还是差,就可以准确地推断他的教学效果是好还是差;反之,我们如果能够准确地评价一个教师的教学效果是好还是差,就可以准确地推断他的素质和教学行为是好还是差。很难想象,一个素质差而教学行为又不理想的教师,其教学效果是好的;反之,一个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其素质是差的而教学行为也不理想。毫无疑问,“德”、“能”、“勤”和“绩”四个方面(或四个一级指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具有因果关系的指标视为并列关系的指标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显然是不科学的。 三、定量评价方法与定性评价方法在教师评价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教师评价的方法上,屡次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之间摇摆,常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这两种评价方法各有优缺点,谁也无法独立完成教师评价的任务。但从目前来看,多数人更倾向于采用定量评价的方法。这实际上是步人了教师评价的一个误区,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根据评价学的原理,定量评价的方法具有这么几个优点:(1)能够提高评价的精确性;(2)定量的指标往往是客观化的指标,因而使评价更具有客观性;(3)能够作出明确的等级区分,使奖勤罚懒有据可依。可是,定量评价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其缺点主要有:往往导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一些很难量化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对教育活动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离开了对这些方面的评价,对教师的评价就不是全面的。而定性评价的方法的优缺点与定量评价方法的优缺点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定量评价方法的优点就是定性评价方法的缺点,定量评价方法的缺点则是定性评价方法的优点。由此可见,定量评价方法和定性评价方法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评价方法,缺一不可,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笔者认为,教师的工作具有知识性、专业性、艺术性、复杂性、长期性、示范性、综合性与创造性的特点,其教育对象又具有多变性、可塑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另外,学科教师与学科教师之间,参加统一考试学科的教师与未参加统一考试学科的教师之间,班主任与学科教师之间,教学人员与教学辅助人员之间,教师与职员之间,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也很难将教师工作的方方面面都用量化来处理。因此,在对教师的评价中,既要有定量评价方法,也要有定性评价方法,而且应该以定性评价方法为主。因为从提高教育质量来说,定性评价方法的作用往往更大、更有现实意义。例如,我们对某个教师的教学作了评价后,告诉他一个具体的分数。可是这个分数对该教师能提供多少改进教学的信息呢?教育实践表明,这个分数提供的信息是极为有限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告诉该教师一些定性意见的话,这些意见就有可能对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产生很大帮助。需要提醒的是,教师的工作是一项最具创造性的工作,最需要讲究教育教学艺术。如果对教师的评价过分强调采用定量评价的方法,往往会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变得循规蹈矩和战战兢兢,从而抑制创造力的发挥。 四、奖惩性教师评价模式与发展性教师评价模式在教师评价中的地位 目前主要有两种教师评价的模式,即奖惩性教师评价模式与发展性教师评价模式。奖惩性教师评价模式注重发挥评价的甄别和监督的作用,即用某种统一、外在的标准来衡量每个教师的工作 绩效,然后通过奖和惩的方式为学校管理者对教师做出聘任、晋级、降级、增薪或增加奖金等决策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发展性教师评价模式注重发挥评价的指导和激励的作用,即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和符合每个教师个性的多样化评价标准,在注重教师自我评价的前提下衡量每个教师的工作绩效,特别是着眼于教师的未来发展和全面发展来判明教师潜能中的强项和弱项,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使教师扬长补短地不断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 过去,我们对教师评价的模式主要采用的是奖惩性教师评价模式;现在,多数人似乎更倾向于采用发展性教师评价模式。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无法摆脱这个误区,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毫无疑问,发展性教师评价模式克服了奖惩性教师评价模式评价内容狭窄、评价标准和方法机械以及忽视教师的自我评价等弊端,它强调尊重教师的人格和多样的个性,强调教师的自我评价,强调教师的未来发展和全面发展。但是,发展性教师评价模式也有不足之处,例如过于注重评价过程而不太注重评价结果;过于强调教师评价标准的多样化,使得教师的奖惩不免有失客观公正,从而难以真正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过于注重教师的自我评价,容易出现教师评价的报喜不报忧现象。尽管奖惩性教师评价模式的缺点很明显,但其优点也很明显,例如它使教师的动态配置有客观依据,能够通过合理的奖惩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有助于杜绝不合格的教师站在讲台上误人子弟的现象,有助于学校管理者对教师进行适度的监督和控制,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两种教师评价模式各有千秋,所以,在对教师评价过程中,要将这两种评价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点:既重视他律又重视自律,既重视他人评价又重视自我评价,既重视对教师要求的一致性又重视对具体教师要求的多样性,既重视形成性评价的作用又重视终结性评价的作用,既重视教师过去的表现又重视教师未来的发展,既重视教师在教学方面的有关考试成绩又重视教师在育人、科研、协作方面的绩效。而且也惟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教师的各项工作。《中小学校长》 新课程教学论文:加强新课程教学管理 处理好“三个关系” 新课程改革对于一线广大教师来说,既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也将得到一次发展的机遇。对我们一线管理者来说,它将使我们以全新的管理理念重新认识课程,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评价教师,以多样的方式重新审视管理。 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思想和教师的“从一而终”的教法,客观上埋没了一些教师的才能,抑制了他们原本具有的特长,使之逐渐失去了创造的激情。新课程的实施,为教师展示个性、特长创造了良机。我们格外注重激发教师潜在的研究热情,开发教师蕴藏的潜力。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着重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学与用的关系,为教师营造创新的氛围 教师是课改的主力军,教师的现代教育观念是实验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我们采用多种形式,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处理好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为教师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我们采取集中学习与分散指导相结合,把提高课改实验教师的思想、业务和理论素质作为重点。1.集中学习,系统提高。根据市、区教委的要求,结合教学实践,我们随时召集教师开碰头会,并规定每周二为课改教师例会,进行“三学”:一学大纲,把握教材;二学教育科学理论、先进的教学方法;三学他人经验,达到共同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2.分散指导,答疑解难。在课改实验中,我们频繁地深入课堂,重点培养,做到“三个一”,即教学领导每天必看一节课改课;看课后必须和教师进行一次深入地交流;每次交流必须切实解决一个疑难问题。这“三个一”不仅扎实有效地为教师雪中送炭,而且促使教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教学能力。 二、处理好听与评的关系,共同建构课程评价标准 听课、评课是领导深入一线探究、指导教学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以前领导者听课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搜集、挑拣教师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评课更是一言堂,以自己原有的认识水平、经验模式对教师“谆谆教导”。在课改的今天如何听课评课,显然需要改变。我们在以下方面进行转变:从评课的目的上看,以激励为核心,真正了解教师的疑惑和困难,和教师共同研讨,而不是挑三拣四,监督检查,让教师全身心地积极投入到课改之中;从评课的身份看,不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在教师面前,而是以一个“研究者”、“学习者”的身份出现;从评课的态度上看,与教师和平共处,多采用平等、交流、对话的形式,摆正心态,共同商量,而不是一言堂,我说了算;从评课的语言看,以肯定为主,体现出研讨的气氛,如:“你认为这节课怎么样?”“你想怎样上这节课?为什么?”“备课前你为学生的学是怎样设计思路的?”“你觉得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原因是什么?”;从评课的方式看,先让教师自己谈感受,领导再从他们的自我评价中解决观念、方法等问题。通过实践,我们明显感受到教师的心理压力大大减轻,克服了畏难情绪,放下了思想包袱,能真正静下心来进行研究,为我们共同建构课程评价标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处理好研究与总结的关系,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 我们认为,只有大力营造研究的氛围,确保研究质量,并不断总结共同提升,才能使教学水平稳中有升,逐步提高。研究——即增强教师的科研意识、参与意识,提高教师专题研究和教改实验能力。先确立研究专题,进行教改实验,如,艺术课确立了“如何帮助学生回归生活,塑造健全的人格”;英语课确立了“短时高效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语文多元识字研究” 课题以新课程的理念,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的精神。有了研究的目标,要为教师创设良好的研究氛围。如,我校艺术课有二位教师(分别是音乐、美术教师),为使教研更有效,学校把她们编为一个教研组——艺术教研组。她们互相开放课堂,共同评课,同步提高,达到专业互补的目的。课改的实施,加强了教师的团结协作和团队精神,促使教师重新认识了教学,给教师带来了欢乐,也给学校教改注入了新的活力。总结——即把教师零散的、点滴的工作体会和认识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进一步探索新课程理念下的全新教学模式。我们提倡教师天天记“课后反思笔记”,一周一总结,在学中用,在用中思,在思中悟。 我们认为在管理中要以教师、学生的发展为本,改变过去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树立新课程体系下的管理理念。凡是有利于教师成才的,有利于学生成长的,领导都给予充分激励,并为其提供成才和发展的条件、空间,为新课程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新课程教学论文:生物新课程教学论文 新课程标准以全面提高每一个学生的科学素养为科学课程的核心理念。在此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应树立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我们的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主旨,倡导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加强科学知识与技能教育的同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倡导学生积极参与,乐于探究,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重视教学与科学、技术、社会的联系,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奠定基础。 对于任何一门自然学科来说,没有实验活动作为基础,理论知识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生物作为一门自然学科,那么其教育教学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验活动。因此,生物实验教学是生物教学中的一块尤其重要的阵地。如何搞好这块阵地的建设是我们作为生物教师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笔者就此发表以下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重视本门学科,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初中生物不参加毕业考试,更不参加升学考试,在一味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的环境下,就造成老师不重视教学,学生不重视学习,在偏远落后的地区尤其严重,于是生物这门课就成了课程里的“豆芽”。但是,作为自然学科的生物所蕴涵的科学知识是其他学科无法涵盖的。初中生物里介绍了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通过生物学习能够达到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的目的.因此,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着想,我们应当重视这门学科,搞好生物教学。 二、重视实验教学,培养学生正确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 生物实验是学习生物的重要工具,是生物理论知识的来源,是生物的重要基础,通过它我们不仅仅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理论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分析能力,学会实验的科学方法,如:观察法、推理法、归纳法等。 三、打破陈规,创新教学,是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前提 传统的实验教学,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教学目的,把实验用品、 ! 在教学设计和安排上,应体现科学认识的一般过程,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活动,让学生在实验活动中体验并学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在课堂上,我们应该转变角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知识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精心组织教学,让学生在我们的引导下,应用正确的科学方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或与同学合作交流,达到实验目的,品尝成功的甜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教学目的。 例如,在学习植物类群这一节时,我把这节理论课改为了一节实验探究活动课:我来当“小林奈”——制作植物检索表。我先让学生自己阅读一面教材,然后把学生带到河边,选定一片植物种类丰富的区域。我把学生分为了八个小组,要求让每个小组的学生相互分工合作,根据教材所讲授的知识对所选区域内的植物进行分类,同时观察相同种类的植物有什么相同点;在二十分钟内完成并交一张植物检索表;评选“小林奈”。作好布置后,我就让他们自己去完成任务。他们在那里兴致勃勃,热火朝天地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二十分钟后,他们完成了。我把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交流自己的结果,由大家来根据结果评选“小林奈”。这堂课结束后,学生们的心思还停留在这个活动里,思考自己有哪些不足,其原因是什么。有的认为自己没有安排好,有的认为是自己观察不够细心……整个过程,我所做的就是在一旁采取一些他们采不到的标本和照顾他们的安全,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也没有了枯燥的说教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其学习的效果也不错,他们还期待着下一节生物课。 四、走进生活,培养学以致用的科学意识 初中生物的很多的知识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生活,因此,我们应利用好我们周围的现有素材,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学生把知识带出课堂,走进生活,让学生感到“处处留心皆学问”。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对人类带来的益处,从而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科学意识。 例如,在学习动物的的学习行为这一节时,由于教材上的涡虫在我们的学生来说比较陌生,于是我就把这个实验活动改为一个生物课外活动并提前两周布置:学做“训兽师”——让学生自己在家里训练自己喜欢的动物。要求设计一个“训兽计划”,按照计划施行操作,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训练的动物驯服,并向同学介绍自己的经验。两周后,在这一节学习时,很多的同学由于有了此次活动的经验作基础,都踊跃发言,学习的热情很高,其学习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应努力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正所谓“教必有法,教无定法”,只要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为目的就行。 新课程教学论文:新课程教学改革-课改教学经验总结 一、教师角色和教学行为的转变 实施课程改革以来,我收获最大的就是自己的角色转换了。我由原来的主讲者变成了组织者、合作者。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学生的特长得到发挥,学生的才能得到展示。 教师已成为学生最真诚的合作者,最谦虚的倾听者,最具慧眼的"伯乐"。教师的角色开始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者"向"平等中的首席"悄然转变;开始由传授者向促进者悄然转变;开始由管理者向引导者悄然转变。这种悄然的转变还体现在,教师由以往的单兵作战向紧密合作过渡;由画地为牢向资源共享过渡;由囿于教材向开发课程资源过渡。教学方法开始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教师们不再拒绝一个问题的多种解法,也不再拒绝超乎常规的奇思妙想,多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期待。 课堂上,我与学生一起摘汉字果,猜字谜,教与学的活动在师生的互动合作中变得生动有趣,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凝聚了集体的智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我还常常和学生一起排演课本剧,共同动手布置识字园……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学习,是一种启发,一种帮助,也是一种人文关怀,它构筑起了民主的课堂氛围。课堂上,老师用微笑安抚学生回答问题时的紧张情绪,用竖起的拇指赞扬学生的点滴进步。 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新课改实施以来给学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开始尝试自主合作与主动探究所带来的愉悦和成功感。学生的学习行为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接受式学习不再独唱主旋律,探究式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的介入,与接受性学习交相呼应、相辅相成。 课堂上老师可以提问学生,学生当然也可以考一考自己的老师,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说话,师生共同研究探索,共同读书学习。在一节语文课上,我正讲述着《尾巴的功能》的故事。"老师,你知道多少种动物尾巴的作用?"一个孩子的突然"考问"使我措手不及。我没有恼怒,没有训斥,而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对不起,我也了解得很少,但我们可以一起去研究。" 三、课堂教学充满活力 新课改使课堂氛围变活了,知识点降低了,教学涉猎的面拓宽了,教师对学生用情了,学生们感到有趣了,师生间的关系平等了,学生越来越自信了,学习态度趋于主动了,学生之间学会合作了,与众不同的见解越来越多了,共性与个性得到协同发展了。 在识字教学中,我把识字教学的重点放在识字兴趣的激发、识字方法的引导上,培养学生独立识字的能力,让学生在四人小组内合作学习,交流、总结识字方法,如在学"心"字时,有一个学生是这样记的,"卧钩像个锅,锅里炒蹦豆,蹦出两个剩一个。"他这一形象的联想一下子使所有学生都记住了"心"字;还有一个学生讲"明"字,他走上讲台后,刷刷几笔,画了太阳和月亮,然后指着图说:"如果有一天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那世界该多明亮啊!"简单的一句话,寥寥数笔便将"明"字刻在了同学们心中。这样的教学案例举不胜举。在教学中我深深感到:当我们把课堂还给学生,把讲台还给学生,把书本还给学生时,课堂便会出现敏锐的思维,闪现智慧的火花,蹦出创造的灵感。 四、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实现教学的多维互动 教育家杜威说过,如果让孩子们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拿着书,观念永远到不了孩子们的心灵中。让学生乐学,在玩中学,在游戏中学,在活动中学,体验、感悟课程。感悟不是分析,不是告诉,更多的是体验。 在语文课上,我尽可能多给学生创设动手操作的机会,为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空间,并且在操作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语文思考。如,在学习《手影戏》的时候,我把学生带到校园里,让孩子们在阳光下做手影的游戏,让学生在活动中动手、动脑、动口,运用多种感官感悟知识,大大激发了学生热情,从多个角度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真正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五、形成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 淡化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强调改进与激励;淡化对结果的评价,关注对过程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呈现出多元性、主体性、开放性等特点。 1、评价内容多样化。 即单元达标、阶段性考察、古诗文背诵、大阅读、课本剧表演、手抄报、电脑报等。用多元智能理论来评价学生,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 2、评价方式多样化。 (1)口头评价。如"你读得一个字也没有错。""你读得真好!你是怎么读的,能说说吗?""你真会动脑筋。"等。 (2)作业评价。如:"你真棒""学习稳""正确、整洁"等,在作业本上印上"大拇指""小红花""小红旗"等小印章。获得10个小印章换一张喜报。 (3)及时评价。如建立家校联系簿,关注学生的情感与心灵。 (4)阶段性评价。学校开放周、家长接待日期间,对学生进行阶段性评价。 强调激励、关注过程的评价,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看到自己成长中的进步,会有一种成功的喜悦。 六、几点体会 1、教师培训是关键。教师的才能和智慧决定着课改的质量和深度; 2、教育理念是基础。教师的观念决定着课改的方向和性质; 3、方法改革是重点。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以学定教。 4、评价改革是动力。评价不是为了排队,而是为了促进发展。 七、问题与困惑 1、学生的思维发展了,表现欲强了,但学习不扎实,跳跃性大。在学生个性得到发展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夯实双基教学。 2、教育的起点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发展,教育的终点是让孩子各尽其能,但学生中两级分化严重。 3、存在课堂教学形式化倾向。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流于形式。在大班额的情况下,小组合作学习有一定的难度,制约了师生交流互动。 4、如何缩小由于新课程的开放性和弹性而造成的教师之间的差异?如何加强教师的专业精神、专业人格、专业才能的专业化发展? 教育是儿童的教育,课程是儿童的课程,教育应向学生生活世界回归,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把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升华教育理念,保持与时俱进,为教师的发展而学 ,为学生的发展而教。教师与新课程同行,与学生共同成长。这就是我的经验总结。 新课程教学论文:高中地理新课程教学设计应着眼于“整合” “整合”一词在系统科学的思维方法论上,表示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较少部分的事物、现象、过程;物质属性、关系;信息、能量等在符合具体客观规律或符合一定条件、要求前提下,凝聚或汇合成一个较大整体的发展过程及结果。”地理教学过程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系统,整合用于地理教学设计,即为组成地理教学过程的各要素通过渗透、互补、重组等途径,以达到整个课堂教学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功能。下面以必修1《自然界的水循环》本节课在教学设计整合方面的实施为例,加以说明。 一、整合课标内容及学生需求 教学目标的设计是教学设计的出发点。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习材料才得以组织和调整,教学活动才得以合理的安排和开展,学习结果才得以预测和分析,学习评价才有科学的依据。确定教学准确的教学目标需要对课程标准、学生的学习需求等方面进行整合。 本节课所涉及到课程标准是“运用示意图,说出水循环的过程和主要环节,说明水循环的地理意义”。对于本条标准的把握,应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不要求对水循环进行分类,而是要求以海陆间循环为主,将海陆间循环、陆上循环和海上循环综合在一幅示意图中,使学生综合把握水循环。学生应能以示意图的形式,通过主要环节的相互联系,说出水在自然界的循环过程。行为动词“说出”与“说明”在知识层次目标上的不同,“说出”属于了解水平,“说明”属于理解水平,水循环的地理意义是本条“标准”要求的重点。本节课所上的中学是我区的三级达标校,因此确定学生学习的理想状态是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这是教学要求的最低线。对于学生的需求分析,需要直接从学生中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是借班上课,缺乏对学生的直接观察与了解,只能间接获取任教班级学生的情况,从整体上看,学生对自然界中的水循环已具有一定的生活体验和知识基础,主要问题是学生还未上升到理性的层面上进行分析,而且自然界的水循环属于全球尺度和大尺度的地理现象,学生难以理解,需要教师创设适当的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新知的建构。通过以上的分析,确定本节课如下教学目标:1、通过对“自然界的水循环”示意图的读图分析,了解自然界水循环的过程和环节。2、通过对实例的分析,理解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环节的影响。3、通过相关材料、图表或实例的分析,进而归纳出水循环的地理意义。4、增强水资源的忧患意识,树立科学的资源观。 二、整合各版本教材 高中地理新课程实行“一纲多本”,出现了人教版、湘教版、中图版、鲁教版四种版本教材,不同版本的教材由于对课标理解的差异、把握角度的不同,都在课标基础上有所创造,着力体现自己的编写特色。教师在进行不同版本教材整合时,特别要注意研究不同版本教材中表述相同的内容,可以将各版本教材中个性化的内容及相关表述作为取舍教材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以博取众家之长。例如本节课人教版单独呈现框题,鲁教版以问题的形式,把陆地上的不同水体及其相互关系作为铺垫知识,而湘教版和中图版教材未呈现。因此,如何确定作为铺垫的知识,应根据学生实际,课程目标的达成等方面,从减轻学生负担出发进行处理。考虑到所上班级的学生实际水平,我采用各版本教材共性之处的做法,把自然界水的分布作为铺垫知识。这样处理,充分考虑到了借班上课学生的实际水平,避免造成课时不够的问题。由于本节课以长江为案例组织教学,因此在教学中运用湘教版教材中的“自然界水循环”示意图,这样案例与示意图吻合,便于开展相关教与学活动。 三、整合前后知识 注重知识的前后联系,着眼于整体设计。根据教学内容,把初中、高中已学及以后将要学习的有关知识进行有机整合,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的知识建构、促进已学知识的迁移运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例如本节课上到“水循环是地球上最活跃的能量交换和物质转移过程之一”时,以长江为案例,首先展示长江上游的河谷地貌及长江中下游平原景观图,让学生分析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形成与自然界水循环的关系,把初中的知识与高中知识进行了整合,让学生明确河谷地貌的形成是水循环的杰作,并告诉学生以后我们还会学到河流地貌的发育。教学中,联系到了必修1前面所学的长江中下游江淮准静止锋的形成以及大气环流有关知识,以此为案例让学生明确自然界的水循环缓解了不同纬度热量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把前面所学有关气候知识与新知识进行了整合。 四、整合接受式与探究式学习方式 接受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是学生认识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随着高中地理新课程的实施,探究式学习被广大一线教师所推崇,课改也强调探究式学习。之所以强调探究,主要是针对以前的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并不是“排斥”接受式学习,或是将它 “一棒子打死”。 总体说来,授受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均是学生学习地理的重要学习方式,应该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彼此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不可偏废。 例如讲到水循环的类型及主要环节时,利用课件呈现“自然界的水循环”示意图(图上箭头改成线段),要求学生在线段上添加箭头的方向。在学生活动前,根据教学实际,讲解径流与植物蒸发腾等概念,采用的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然后,要求学生找出水循环的三种类型,描述其形成过程,让学生在绘图、读图、说图等活动中,发现水循环的三种类型和主要环节,采用的是探究式教学方式。 五、整合传统教学手段和多媒体辅助教学 我们提倡多媒体辅助教学,因为多媒体具有图文声像的综合效果,这是传统教学手段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传统教学手段的一些优势却是多媒体所无法取代的,传统的板书,言简意赅,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增强学生的记忆;板图板画凝炼逼真,往往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根据媒体的“最佳作用点”和“最佳作用时机”,进行传统教学手段和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整合。 例如本节课组织学生探究“自然界水循环的类型和主要环节”时,课件显示“自然界水循环示意图”示意图,让学生找出水循环的三个环节并描述其形成过程,教师及时板书相关内容,形成三种自然界水循环的联系框图,然后利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三种水循环的过程,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这样,把传统板书与多媒体辅助教学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六、整合相关学科知识 地理是唯一跨自然和人文的学科,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到语、数、历、政、化、生、物、美等知识。在教学设计时,要立足地理,兼顾综合,整合相关学科知识,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合成,学生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例如本节课结合相关内容,引入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引入歌曲《长江之歌》,要求学生用本课所学“自然界水循环”的知识分析诗词、句意是否符合自然规律或说明什么道理?优美的旋律、诗词包含了很多地理要素,在考查学生地理基本原理的同时,学生的辨证思维和文学素养也获得了提高。 总之,高中地理新课程进行教学设计时,应着眼于整合,根据系统论有关原理,协调教学系统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体等教学元素的关系,以达到地理教学过程的最优 化。 新课程教学论文:新课程教学中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新课程的实施者──教师,在积极投身教改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变革自己的教学行为。本人结合自己在初中化学中教学实践,谈一些做法与体会。 一、要实现“以教师教为中心”转向“以学生学为中心” 传统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中心,教师讲,学生听,学生是被动地学习,学习的主动性得不到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因此,在新课程教学中必须以“学生学为中心”,建立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创设基于师生交往的互动、互惠和对话的教学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关心学生,尊重学生,促使学生把从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中建立的主体意识迁移到知识世界中来;相信学生,在教学上让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 如学习《二氧化碳气体制取的研究》一节,在前面《氧气》和《氢气》学习的基础上,教师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让学生自主完成。教师只须有针对性地对个别学生进行“怎样学的”,“学了什么”的检测。从此学习方式中,学生得到了“自主”后的满足,学习化学的信心大增。对于开放性、探究性的课题和复习课,可由学生走上讲台,教师回到学生中去,谦虚地聆听“小教师”讲课。从中教师既可发现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学生又感觉到自己真正的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体意识从心灵中建立起来。 二、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转向“以提高素质为主” 传统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把知识传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上。随着现代科学知识发展,教师要在短短的几年学校教育时间里把所教学科的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已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指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各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教学目标要真正体现知识、能力、态度的有机整合。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可让学生留心周边不良环保倾向,关心当今社会主要环保问题,增强环保意识;积极参与实践,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节约每一张纸,不随意丢弃塑料包装袋和废旧电池,保护环境,植树造林;帮助父母和身边的农民合理使用农药和化肥,为周边的环保提出合理化建议,协助政府和环保部门处理已污染的小河等;这种教与学的行为,不但使学生获得了知识,在实践中发展了能力,而且激发了学习兴趣、学习热情,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体验和心灵世界,培养了学生求实的科学态度与宽容的人生态度。从而使学生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 三、要实现“以知识结果为主”转向“以探究过程为主” 传统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只重视知识的结论,忽略知识的来龙去脉,有意无意压缩了学生对新知识学习的思维过程,而让学生去重点背诵“标准答案”。只注重知识结果的做法导致学生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造成思维断层,降低了教学的质量。如有的教师喜欢直接告诉学生结论,并要求学生马上应用,甚至让学生一开始就做“变式题”,出现严重“消化不良”,加重了学生学习负担。重过程就是教师在教学中把重点放在揭示知识形成的过程上,暴露知识的思维过程,让学生通过“感知-概括-应用”的思维过程去发现真理,掌握规律。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学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如《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一节,两种物质均为碳原子和氧原子构成,为何二者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差异如此之大?两者性质上的差异与现实生活有什么联系?要引导学生针对不同问题选择具有个性特点的解决策略,让学生从多角度考虑,尽可能的“多法求解”,鼓励他们能“吸收”别人富有个性的解决策略,从中拓展自己的思维;引导学生写“探究性日记”,把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发现的有价值的问题及时记录下来,日后有了新的思索和发现,再逐条跟踪记录,这样日积月累,就可以把平日所得研究积累,形成探索的脚步,循着这样的脚步,学生也就一步步走上了成功的阶梯,并养成了良好的思维习惯和思维能力。 四、要实现“以统一教学模式为主”转向“以个性化教学为主” 传统初中化学教学中,备课用一种模式,上课用一种方法,考试用一把尺子,评价用一种标准。这种“加工厂”般的学生生产模式不符合学生实际,且压抑了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导致现行课堂教学中的许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正如世界上寻不见完全雷同的一对树叶一样,我们既找不到两个完全相似的学生,也不会找到能适合任何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去关注、去研究学生的差异,以便找到个性化教学的科学依据。如可以就同一问题情境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或开放性问题,以使不同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 在学习《空气》一节中,就空气用途和污染,联系实际生活进行探讨。还可提供一定的阅读材料供学生阅读。如学生最感兴趣的假酒、假盐、煤矿爆炸等事件素材,学生通过素材的阅读,不但能使知识学以致用,而且能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内在动力。课后习题的选择与编排应突出层次性,可以设置巩固练习、拓展练习、探究性问题等多种层次。拓展和探究性习题对学生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对于后进生只要积极参与其中,有所感悟,就是进步。在设计课题学习时,所选择的课题要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参与,立意不能太高,在全体学生获得必要发展的前提下,不同的学生可以获得不同的体验。 总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应确立新的课程观,并在教学活动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力争实现一系列教学行为的转变。 新课程教学论文:新课程教学应充分提倡个性张扬 学习是一种个性化行动。确实,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作为教师并不要精心去打造自认为充实的课堂教学,他只是一个学生学习中的组织者、合作者、指导者,他的职责就是在创设的自然教学环境中营造一个有利于张扬学生个性的“场”,让学生的个性在宽松、自然、愉悦的文化氛围中得到释放,在自由自在而又奋发进取的氛围中展现生命的活力。新课程教学应充分提倡个性张扬。那么如何去张扬学生的个性呢?我主观地认为可以这样试试: 一、在课堂上张扬个性 1.多设计开放问题 在课文问题设计上,应摒弃强调“答案唯一性”的限定性问题,多设置一些能促进学生多向思维、个性思考的开放性问题,为学生驰骋思维、放飞思想、张扬个性提供广阔的时空。比如教学《爷爷和小树》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这么问:“读了这篇课文后,你想说些什么?”这是个富有弹性的,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学生根据自身的认识和课堂上的学习,可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作出回答。学生丰富的想像力像天上的小鸟,无拘无束。他们有的会紧密联系课文认为爷爷是个爱护树木的人,小树呢又是知恩图报的;有的会结合第二幅插图和平日所见所闻,提出树木能帮人们做很多事,应该爱护树木,搞好绿化……学生的回答是很难预料的,因而开放性问题情境的设置,犹如一方强劲的催化剂,有力地催促着个性的种子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2.多强调自读反思 学习过程的自我把握、反思和调控,是学生形成学习能力,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有效方法。教师要重视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期待”强化“自读反思”。在自我反思、自我调控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改进学习行为。一般地说,实现反思和调控有三个途径:一是学生个体单独完成,即自我思考,我的理解最正确吗?我还有不同的见解或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吗?我能不能换个角度或方法想想、做做……以此调整和深化学习活动。二是学生间的合作交流,让学生发现其他同学在理解思维、方法等方面的独特之处,寻找自身的不足及原因,并获得调整思路、修正认识、改进方法的启示,达到集思广益、相互启发、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的目的。三是教师的点拔和调节。如教学《四季》,我会先让学生读课文思考,再问读了每一个节后你知道了什么?每个季节还各有哪些变化?最后让学生按课文中其中一节的样子去编儿歌,这样去启发,会使学生自觉地去对自己的阅读过程进行梳理和反思,使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在自我把握、反思和调控中,逐渐深入,逐步全面。 3.多进行自主实践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在学生理解了课文的思想内容,感悟了课文的语言形式后,教师可及时地让学生把知识运用到自己喜欢的实践方式中去,从而促进语言材料的内化,使情感得到升华。这种实践可以是听、说、读、写,也可以是演、画、唱、跳。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激发学习的兴趣,创设自由、愉悦、和谐的实践氛围,鼓励学生大胆实践,尽情舒展生命活力。如教学儿歌《轻轻地》之后,我让学生边演边读,可让学生在演中得到感染又使读有新的启发;又如教学《四季》,可结合课后题目,让学生将自己喜欢的季节描一描、画一画、说一说,在演、描、画、说的过程中学生充分张扬了自己的个性,而教师也能在自然的环境中有新的体验。 4.多运用各种教法 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张扬他们的个性,采用多种灵活的教学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拼音教学期间,我们可将抽象的复韵母发音方法以动画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自己体会练习,便能很快掌握了发音要领。为了巩固拼音字母的发音,教师可采用多种练习方式,像找朋友、拼读比赛、拼音节、摘苹果等游戏。再如最后一课《小松鼠找花生》,以问题“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为结尾,把思索时间留给学生,也是挺有空间感的。“如果你现在是小松鼠,你会怎么做呢?”在课堂上让学生将自己的想法表演出来,最后点一些科学常识,让学生有了发挥想象的空间,极大地激发了学生想说、会想、合作、探索的兴趣。 二、在课堂外张扬个性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没有什么比亲手摸一摸,亲眼看一看,亲口尝一尝,更能真切地获得感受了。《课标》中指出:“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教学课程,课堂与生活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先进入文本,再跳出文本,走向生活,是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努力的方向,也是让学生学习真正实现个性张扬的有效途径。如在学习《自选商场》和数学《分类》课前,要求让学生在妈妈的陪同下去超市走走,看看超市中商品标签的式样、内容、排列;在教学《图形的认识》中可让学生摸摸、玩玩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通过触摸直接体验物体的形状及其特征;学习《秋叶飘飘》时,还可鼓励学生走出家门去公园、野外观察大自然的变化——通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进入社会,走进大自然,使他们的语文学习与社会、自然紧密联系,并能通过自己的感官得到真实的感受,发表自己个性化的见解。 三、在作业中张扬个性 1.让研究性作业替代机械性练习 机械性练习虽可以加强陈述性知识的记忆,解决知识的贮存问题,但它容易使学生掌握的知识成为死的、惰性的知识,难以灵活应用。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作业设计,以课本为中心又不局限于教材,强调以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作业来取代虚拟情景问题的解决,可以促使作业功能从识记为主向理解运用发展,从而使学生掌握可以灵活应用的知识。 2.让寻找信息源活动替代消遣性活动 收看电视节目,参加社会活动、体验实践生活、阅读课外书籍是学生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教师在设计作业时要考虑,将学生的整个生活变成语文学习的场所,使消遣性活动成为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获取知识的活动,促进学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自觉地从各种渠道获取知识,在积累、交流中体验成功的喜悦。如在识字这块内容中,教师可让学生专门用一本本子摘录广告、商场、书籍中的字词,并请教家长或老师,理解它们的意思。然后,在四人小组中交流、展示,进一步强化对获取信息的自觉性。 3.让多层次性作业替代单一性作业 古有“因材而施教”一说沿袭至今,在作业中也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变单一性作业为多层次性作业。如口语交际课《我们的画》,基础好的学生让他们具体地说说自己画了什么,为什么画这幅画;而基础差的则要求只说一句完整的话;如果个别学生有能力写,那就更好了。在多层性作业实施的同时,各种程度的学生都得到了应有的发展。 四、在评价中张扬个性 传统的评价总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的评价就像是金玉良言,学生都为之趋之若鹜,这对学生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很不利的,从而导致学生向同一化发展。学生是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个性,要促使其个性化发展,育人者就需从各个方面去评价学生。 1.以父母的眼光来欣赏 在父母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他们爱的结晶,都是他们用心血来浇灌的花朵,他们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希望都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虽然偶尔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现象,大多数父母都会溶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宽容在循循善诱中谆谆教导。作为教师,应该像父母亲一样,用欣赏的眼光来审视学生,把学生的每一个新的动作,每一句新的语言,都注以不同的诠释,尽显学生的个性。 2.以朋友的角度来交往 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是否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来交流。一般来说,朋友之间以信任为主。当教师努力成为学生的朋友们后,就能进一步把评价落到实处,更设身处地地进行个性化的评价,让学生在教师面前更有个性化的张扬。 3.让成长记录袋成为主流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必定有许多值得开怀值得欣慰的地方,那是他们成长的足迹。教师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总不可能面面俱到,学生的成长记录袋便为学生的自我评价提供了可能。只要学生觉得是好的,那都能在自己的记录袋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而在评价中可将成长记录袋贯穿于教学活动之中,使学生的学习过程真正成为富有个性的过程,富有张扬的一面,从而达到动态评价和静态评价的有机结合。 新课程改革是历史的潮流,教师如果不能成为这浪潮中的浪花,必然会被时代所摒弃,更何况我们的学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教师应该给他们提供广阔的自由的自然的发展空间,那么学生的学习将得到顺利实现,学生的个性也将得到充分张扬。 新课程教学论文:试论新课程教学的理论基础 论文摘要:新课程改革的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对社会起到积级发展作用的各类有用之才,如何培养便是新课改的具体措施,其中最首要的问题便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结合社会及个人的特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论文关键词:新课程改革;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三个面向;认识论 新课程的改革,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们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作的主观反应。因此,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一定社会中的教育是否要进行改革,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目标乃至规模。整个教育发展史的事实表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都将引发学校教育的重大变革。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既往的七次课程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同时展的要求和肩负的历史重任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正是如此,从而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新课程改革,这将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对新课程的认识 (一)新课程改革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展的需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具体目标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改革方面主要有: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材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课程改革的组织与实施。 (二)新旧课程的比校 新旧课程的最大区别在于课程目标从单维向多维的转变。主要表现为: 旧分科课程的特点是: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相对独立,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强调学科知识的优先性;以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为线索,强调本学科自成一体;旧课程的缺点是:容易导致轻视学生的需要、经验和生活,忽略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学科间人为分割,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旧课程的优点是:突出教学的逻辑性和连续性,学生可简捷有效地获取学科系统知识,体现教学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结构性,有利于学科尖端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科技的发展,有助于组织教学与评价,便于提高教学效率。 新课程的特点是: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实现了分学科课程目标由“知识与技能”的单维目标向三维目标的转变;新课程的内容更具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教材内容多为学生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强调了“五性”特征,即科学性、社会性、生活性、实践性与整体性。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新课程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当代国内外有关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也为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教育研究与新课程教材编写及教学奠定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原因主要有: 第一,从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来看。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是邓小平理论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又反映了时展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推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推进。所以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二,从新课程内容来看。由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到教学过程再到教学评价,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及科学发展观在其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所以根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对马克思主理论的正确认识及运用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科学全面的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脱离传统和现实的推倒式革命,会给教育带来严重的后果。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从我国的教育传统出发,吸收我国教育传统中的精华,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加以运用发展。在课程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处理好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完全脱离传统的超越是一种态度。因为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推翻原来的基础和传统,我国当代教育史上有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期间的“教育革命”,这两次革命就是脱离了传统和当时现实情况的推倒式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次革命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革新。 综合以上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新课程的理论基础是由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理论品质决定的,从而使我们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改革课程,改变教学方式方法,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健康地发展。
红色文化论文:高校红色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 [提要] 红色文化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和优秀文化根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积极挖掘和深入研究红色文化资源,运用红色文化研究成果,推进其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不断增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红色文化;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价值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承载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是我党既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又吸收人类先进文明的优秀成果,其所蕴含的价值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高校师生廉洁价值观的培养具有深刻的感染作用。 一、红色文化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价值与功能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就是明确表明,要大力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红色文化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符合我国的发展实际,顺应时展的潮流,应充分利用并发挥其在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要大力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因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一)红色文化有利于在高校中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 红色文化提炼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精神,如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等,蕴含着甘于奉献、奉公守法、勤俭自律、顽强拼搏的廉洁精神。加强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引导广大师生争做廉洁的合格公民,可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廉洁教育作用,可以激励广大师生做一个乐于助人、对他人负责、严于律己、积极承担责任的人,使广大师生更加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并将其内涵内化于心再外化于行,做一个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而不是贪污腐化的消极份子。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校园风貌,促使师生共同努力,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气貌,从而打造出和谐、廉洁的校园文化氛围。 (二)红色文化有利于对高校师生进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文化载体多,形式活,覆盖广,中华大地处处都有红色文化的印记。反映我党和革命先贤崇高理想、伟大信念、激昂斗志的革命遗址、历史文物、红色艺术都可成为我们进行廉洁教育的活教材。将红色文化资源用于高校廉洁教育,将鲜活的革命历史传授给广大学生,使他们在感悟历史的同时,有利于让他们形成强烈的爱国意识、历史责任感和反腐倡廉使命感。青年学生越是对民族和历史有深刻了解,越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感情,就越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有清晰认识,越对自己的目标和信念坚定执着。红色资源反映历史,其充满内涵的感召力比课堂传授、书本灌输更来得真实贴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红色文化的教育性、艺术性使青年人的心灵在寓教于乐中受到熏陶、得到升华。红色文化必将以其独特的优势让青年人既有所乐、又有所获。 (三)红色文化有利于培养高校师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目前高校中的腐败案件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经济腐败,即高校领导利用基建、采购中的权力收受回扣或者直接贪污、挪用公款等;二是学术腐败,即高校教师或学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伪造科研数据、抄袭他人成果等;三是行业腐败,即部分高校负责人利用自主招生权或其他职务便利违规招收不符合标准学生等。可以说,高校这个原本相对纯净的领域也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中贪污腐化风气的影响,而如何在高校管理过程中深入贯彻廉政文化建设也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各高校可以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培养高校师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高校师生学习廉洁知识,传播廉洁文化,倡导廉洁风尚,做廉洁表率。 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 虽然说红色文化是一份很好的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教育素材,但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不可能照抄照搬。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必须贴近高校师生生活,让广大师生乐于接受,使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同时,能真真切切的进入广大师生头脑。这就要求对红色文化的教育内容和教育途径进行拓展,形成有自己学校廉政文化建设特色的校本教材和教育方式。 (一)将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廉政文化环境之中 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就表明了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应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廉政文化环境,一个好的校园廉政文化环境对于人们的廉洁行为习惯养成、人生态度形成都会有极大影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校园文化的熏陶,为打造廉洁校园,高校可根据本地区历史和红色文化,开发校园廉政教育资源。同时,把资源转变成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使红色文化更好融进校园廉政文化环境的建设中,使师生员工在校园廉政文化活动中受到感染。目前,为贯彻落实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结合抗战胜利70周年等重大事件,红色文化风靡中华大地。高校要不失时机地作出回应,鼓励、帮助、组织师生员工参与到红色文化活动中去,参与到红色文化宣传的创作中去。此外,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园廉政文化的常态形式,对师生员工进行红色廉政文化的教育。比如,红色廉政故事演讲、红色廉洁歌曲传唱等。高校更要借此东风,一方面对师生员工进行历史教育,一方面对师生员工进行精神教育。总之,一个有文化的校园,一个廉洁的校园,在使师生员工受到艺术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廉政教育,让他们的道德品质得到提升和净化。 (二)将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相关课程的教学之中 响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号召,近年来很多高校不断增设有关廉政教育的专门课程,初步形成了干部、教师和学生廉政教育教学内容体系。在干部培训中开设廉政党课,在新进教师培训中增加廉洁从教内容,在学生入党入团培训中开设廉洁教育课程。有些高校还积极推进廉洁教育进学生课堂,开设富有红色文化的廉洁教育课程,把握“第一课堂”这一主渠道,比如: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堂、反腐影视赏析课、反腐倡廉案例分析课等,这些课程都包含了很多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学生廉洁品质的养成具有指导作用。高校应充分发挥这些课程的优势,积极地利用红色文化中的廉政教育资源、开发其中蕴含的廉政精神。 (三)将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教育实践之中 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理论只止于语言层面,则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红色文化中所孕育的廉政文化教育资源及廉洁精神,必须借助实践这一方式才能使这些有关廉政理论“活”起来、“亮”起来,才能增强师生员工廉政教育的针对性。我国拥有丰富的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高校可以适时组织师生员工赴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在参观学习的实践过程中感悟先烈们身上所具备的的廉洁品质,可以使他们体验当年残酷战争中的艰苦朴素,又可使他们直接接触大量的廉政实践史实和珍贵的历史文物,从而进一步加深师生员工对廉政教育的系统性、时代性和创造性的认识,增强用红色廉洁文化教育资源的自觉性、坚定性,强化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和实效性。 作者:邓幸俊 单位:赣南师范学院纪委、监察室 赣南师范学院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文 一、红色文化的特点 1.红色文化是最具民族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但它吸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正是植根于优秀民族文化,才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典型。我们党所倡导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源于《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意是指做学问要注重实际,切忌虚无。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实事求是”予以改造,使之富有新的内涵,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也是对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只不过这里的“民”不是泛指,而是特指“人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可见,红色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先进性。 2.红色文化是最具科学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的发展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红色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红色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红色文化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决定了红色文化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它坚持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等基本原理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更加充满活力和生机。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正是由于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使得红色文化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时代特征,才使得红色文化更具科学性。 3.红色文化是最具大众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与人民大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红色文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这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二是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人民群众是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正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克服不同的困难,红色文化才得以不断更新,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我们党才能永远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红色文化也才能获得发展的不竭动力。 4.红色文化是最具时代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总是与时代的脉博同跳动,它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任何一种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文化内容,都存在于具体的时代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要求和文化特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反映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反映了建设新中国,摆脱贫穷、追求幸福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赋予了红色文化不同的时代内涵。红色文化与时代特征的紧密联系,使红色文化具有时代魅力,反映时代要求,引领时代进步,成为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二、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1.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我们党所走的道路就是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如此。无论现在、过去、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能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理,要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还需要通过合适的途径,红色文化的具体性、通俗性、生动性、丰富性,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教材和有效载体。红色文化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弘扬红色文化及其精神,使我们更加感受党的领导的伟大,感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2.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些精神品质可以极大地鼓舞人民群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实现这一伟大理想,还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价值取向愈来愈呈现多样化的倾向,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把社会成员的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精神动力。 3.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确立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处在改革创新的时代,需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沃土,是时代精神得以生发的源泉。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是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无不体现改革创新的品质,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继承红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时代精神,使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为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是我们进行道德教育的鲜活教材,它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不断内化的过程,红色文化既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感性认知,又引发我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从感性认知来说,红色文化中积极的道德成分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从理性思考来说,红色文化融进我们的血脉,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知荣弃耻、扬荣抑耻、践荣遏耻。 三、以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红色文化的优秀品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养料和土壤,以红色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红色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先进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相互交织,如何保证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首先,要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热爱祖国、勇于奉献、敢于创新、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使这些精神成为人民群众的崇高追求和自觉行动。其次,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腐朽文化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抵制腐朽文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做好舆论宣传,使腐朽文化失去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认同度,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再次,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立场。红色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它是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思想呈现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大胆吸收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积极成果,以丰富发展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红色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使红色文化的精神品质被大学生所接受,必须借助校园文化这一载体。同样,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依赖先进文化的引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孕育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崇高革命精神,无疑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最好教材。高校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优质资源,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日常活动等校园文化教育平台,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学生真正认同红色文化,自觉践行红色精神,从而树立主流价值观念,提升思想道德水平。红色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关系。现代社会,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网络具有互动性、时空性、便捷性等特点,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爱。网络是把双刃剑,网络给人们的学习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如何以红色文化占领网络阵地,这是时代提出的课题。一要构建红色网站。网站定位应为利用网络技术,宣传先进文化,使网站成为红色理论的研究阵地,科学理论的传播阵地,解疑释惑的学习阵地。网站既要注意理论性、科学性,又要注意趣味性、生动性,切实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影响力。二要创建网络课程。整理红色文化优质资源,形成图文并茂的网络课程,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加强红色文化的教育,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趣,又可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三要实施网络监控。对于BBS、贴吧、博客等网络平台中出现的言论,不能任其泛滥,要做到实时监控,既要保证网络言论的适度自由,又要保证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吴贵春 单位: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舞蹈教学论文 一、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准确内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一般都认为其内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革命时期的伟大精神及载体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优秀品质、精神及载体,所以红色文化是具有高度价值和深度内涵的文化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载体,它主要包含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精神形态的红色文化包括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长征文化、抗战文化、解放战争文化及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在这些文化中蕴涵着爱国爱民、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怕牺牲、敢于革命等核心精神,这些精神是新民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渊源。 二、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遵义红色文化资源除了具有红色文化资源普遍具有的直观生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富于感染、寓教于乐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丰富的资源内容 遵义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有着丰富的内容,如在对战斗遗迹、文物、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区域的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载体,而在历史资源的查阅过程中,关于“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强度乌江”、“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也非常深入,尤其是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还涌现出了大量的音视频资料方面的文化资源载体,这都为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遵义及其周边地区的涵盖范围虽然并不大,但红色文化资源却很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像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纪念馆等显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外,还有大量的红色文献、红歌、革命标语等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如诗歌《红军坟》、《邓萍挽歌》,渗透着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身心,表达了红军对的革命决心以及对战友的热爱之情。这种多样性特征非常有利于高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舞蹈教育,使大学生更容易被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所吸引。 (三)很高的教育价值 无论是遵义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现出的普遍性精神内涵还是其独有的价值内涵,都可以开发提炼出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可以同舞蹈教学进行充分的融合,促进高效舞蹈教育课程的建设,让新时期的高校舞蹈教学在遵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科学、有说服力的教育载体,而这些教育内容不仅能够形成对高校舞蹈教育的有力促进,还可以承担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 (四)突出的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红色教育资源,体现的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如何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资源,这就决定了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遵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舞蹈教育教学的重要意义 首先,遵义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育实践中的融入,可以为高校舞蹈教学提供优质的课程资源。革命斗争时期脍炙人口、生动鲜活的红色音乐、舞蹈、美术资源来自当年火热的革命生活,这些资源都为遵义及其周边高校的舞蹈专业提供了优质的课程开发资源。遵义地区的红色文化建设和发展相对比较全面,对遵义及遵义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整理、挖掘研究后,可以将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等素材用于高校舞蹈教学及创编中,对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和舞蹈文化艺术的追求在不断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由于具有超越时空的感染力、说服力和震撼力,所以其教育价值和艺术特征日益凸显,将遵义红色资源应用于高校舞蹈教学的具体实践当中,可以更好的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操、理想信念、道德素养和德育素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再次,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使得本区域红色资源和红色精神在当代大学生中产生良性互动、稳固传承的积极效应,对弘扬长征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遵义及其周边高校可以以本区域红色文化资源为依靠点,逐步在高校建立具有红色题材、内容、样式的舞蹈教学学科和创作学科,拓展舞蹈艺术专业的办学思路和教育理念,提高舞蹈专业的办学水平,加快特色专业学科的建设,这对地方高校舞蹈艺术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此外,高校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对战斗遗迹、文物、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进行实地考察,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舞蹈作品,传承红色人文精神,建立具有红色人文特点的高校文化氛围,进而实现高效舞蹈教学深度与广度上的不断拓展,提高学生的舞蹈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育具有为祖国建设无私奉献的当代大学生高尚情怀。 四、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高校舞蹈教育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作用和价值,增强舞蹈教育的实效,就需要结合学生的舞蹈教学实际,就素质教育目标下高校舞蹈教学的任务目标进行调整,就红色文化资源在舞蹈课堂上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动作创编等进行创新,重视学生在舞蹈课堂上的情感体验,进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舞蹈教学的有效融合。 (一)整合红色教育资源,创编红色舞蹈剧 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如艺术创作领域的快餐化、低俗化、碎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导致很多舞蹈作品创作缺乏真正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而红色文化不仅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还能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所以高校应当从战略高度重视红色教育资源与舞蹈教学的整合,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优势进行音乐舞蹈剧的创编,实现高校舞蹈教学资源的不断建设。例如,遵义及其周边的高校,可以参照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红色娘子军》等优秀作品的创作形式,既可以创编“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强度乌江”、“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历史舞台剧,也可以创编“”、“邓稼先”、“邓萍”等人物剧。遵义的红色资源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传奇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所以史诗题材、人物题材的舞蹈剧的创编,可以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舞蹈教学的紧密结合,丰富舞蹈艺术的表现形式,促进学生舞蹈专业素质和德育素质的同步培养。 (二)创新舞蹈教学形式,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力度 在传统的高校舞蹈教学课堂上,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进行,如采取上课、听报告和参观访问等方式,由于传统的教学形式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单向的理论灌输和示范性的指导,没有充分激发出学生在舞蹈课堂上的主体意识,所以不利于学生舞蹈专业技能和审美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对于90后大学生,他们的学习需求更具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对专业知识的获取以及舞蹈专业的学习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因此,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课堂上的应用,仅仅依靠传统教学手段很难实现理想的效果,舞蹈教育工作者应当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形成对传统大众媒体的有效补充,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在舞蹈课堂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现代化,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表现形式的生动形象,提高红色文化资源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扩大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感染力,从而让高校的舞蹈教学更加的“接地气”,最终达到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舞蹈教育实效的目的。 (三)加强情感体验,实现舞蹈专业教学和德育教育的同步 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遵义及其周边高校舞蹈教学课堂上的应用,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资源整合优势,高校不仅可以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实现舞蹈教学课程的建设,丰富舞蹈教学的表现形式,还可以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通过观看红色视频、开展红色专题教育、建设校园红色文化等途径,增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革命者的成长经历,以及坚韧不拔、艰苦朴素、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优秀品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充分激发大学生对舞蹈艺术的学习兴趣和创造热情,实现舞蹈专业教学和德育教育的同步开展。 (四)构建基于红色资源教育的舞蹈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育作为舞蹈专业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舞蹈专业技能的主要途径,也是学生加深对舞蹈理论知识理解与认知的主要形式。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教育手段,来提升红色资源在舞蹈课堂上的教育质量。例如,高校舞蹈教学可以同校园红歌大赛、红色小品、红色话剧等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结合,积极参加红色文艺演出,逐渐建立一批又红又专的校园舞蹈文化品牌活动,增强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心中的地位。同时,为了确保高校红色舞蹈实践教育的成效,高校可以制定红色舞蹈实践教育制度,从而使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规范法、常态化和制度化,确保实践教育活动的持续、高效。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理念和全新的高等教育环境下,高校舞蹈教学需要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但是由于对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和实践的阶段,对遵义及遵义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有待进行系统的整理。因此,身为遵义周边地区的高等院校,需要充分抓住教育部评选全国红色教育基地的有利契机,大力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学中实行和开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将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更好地融入到高校舞蹈文化的教学、实践、创作和生产过程中去,打造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开发和应用的新模式、新版本,促进高校自身教学特色的形成,树立品牌形象教育,为地方高校红色文化特色舞蹈教学的开设做出贡献,为地区红色文化构建做出贡献,为保护和传承中国红色文化做出贡献。 作者:安华文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利用浅析 一、铜仁红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 1、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提供鲜活范本 红色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对于增强民族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自强力,培育民族成员的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素质,树立起坚定信念具有重要政治思想价值。在铜仁这片土地上,曾静涌现出的无数革命先烈为德育工作的实施提供了大量鲜活的范本。出生于铜仁城关的周逸群,他一生投入革命事业,自费创办《贵州青年》,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参加北伐战争,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最后在湖南贾家凉亭战斗中英勇牺牲。 2、培养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广大革命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是一个民族的核心和灵魂,是民族生存发展、奋发图强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 3、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成员判断自身行为得失、确定自身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它是促使红色文化有效社会化的无意识行为的动力所在。高尚的道德品质构造了红色文化社会化的道德基础。 二、铜仁红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开发策略 1、充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一是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收集、整理。二是,要对红色旅游文化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三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要懂得借助舆论的力量。四是,要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模式进行转变,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要靠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五是,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研发力量开辟内外结合的开发渠道和其他形成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理论传播、影视网络一体化联合开发的合力,使得红色资源的全员开发取得联合开发的整体效益。 2、通过精品红色旅游推荐,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传播 精心策划红色旅游路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从全局着眼,合理布局,让游客漫步于红色文化所存在的客观环境中,在轻松加愉快的良好氛围下,身心潜移默化的受到红色旅游文化的影响与感染,从而使得自身的思想意识在点滴中得以升华和提高。 3、精心提炼内容,搞好红色文化产品的开发 如果只是对红色文化进行单一的宣传,讲授,人们可能并不会对红色文化留下什么印象,但由红色文化所开发出的产品就不同了。由于所开发出的红色文化产品具有一定的通俗性、易懂性,因此,由红色文化所开发出的红色文化产品相较于红色文化本身而言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4、运用各种手段努力创新文化活动方式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方式也要进行大胆创新,以此来增强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其次,要充分注重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对红色文化进行策划包装,切实做到图、文、声、像并茂,优化红色文化的视听效果,增强红色文化的文化感染力。再次,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QQ、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积极建立宣传红色文化的专题网站,互补共享红色文化资源,提高红色文化的利用效率。(本文来自于《科学中国人》杂志。《科学中国人》杂志简介详见。) 三、总结 总之,各级党政部门以及教育部门一定要大力挖掘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发扬红色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索其开发策略,为繁荣地方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孙向阳 单位:铜仁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红色文化研究综述 一、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优势及育人功能 红色资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功能独特,是一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逐渐凝聚而成的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精神资源,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中长期积淀的政治资源,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构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集精神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于一体,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生动历史教材,是大学生教育的主要资源。”冯东飞等认为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红色资源因其具有天然的育人功能而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李振东等认为红色资源具有资源丰富与形式多样、真实生动与感染力强、与时俱进与价值永恒等教育特点;王家荣等把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概括为理想信念的导向更能、高尚道德的教化功能、创新素质的锻造功能、健康情操的陶冶功能;钟家全则把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体化为理想信念教育功能、爱国主义教育功能、集体主义教育功能、艰苦奋斗教育功能、创新精神教育功能五个方面;刘志山等认为要充分发掘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真善美的精神特质,达到我国德育教育中的以真启智、以善明智、以美怡情的重要价值;李正兴认为红色资源所具有的德育功能如思想引导功能、政治教育功能、道德示范功能、精神激励功能、文化传播功能,能够“科学解决德育的教育资源和方法问题,对于大学德育的创新具有重大的价值和独特的功能。”张颢认为红色资源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并提升他们的政治责任感、有助于净化校园人文环境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人生观、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流传着许多红色歌曲、红色影视作品等,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欣赏红色影视作品、传唱红歌,可以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有效推动红色资源向教育教学资源的转化。陶娟认为红歌“在引领社会思潮和提升国民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发挥着强大的德育功能。”红歌传唱可以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是国人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郭小路认为红色影视作品提高了大学生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精神的教育效果,使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得到升华。曹宣明认为可以通过寓教于乐、情景营造、示范引导等教育机制,实现红色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导向、情绪疏导、精神激励等功能,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引导力,统筹好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教育环体四个要素,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 (二)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中的应用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直接影响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复兴。因此,在200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说服力、感染力,切实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不断增强教学效果。红色文化因其存在的广泛性、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育人功能而引起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纷纷把乡土红色文化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实践当中。 1.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利用红色文化可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提升理论的可信度,把红色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精神、创新精神等和具体的课程教学联系起来。井冈山大学把井冈山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精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把邓恩铭烈士故居、瓮安猴场会议会址和独山深河桥抗日战争文化园,牡丹江师范学院把重点铁路建筑群、八女投江群雕、东宁要塞群、林海雪原等融入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井冈山大学在讲授《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时,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掘利用井冈山的红色资源,如讲述思想形成时,运用了井冈山革命旧址三湾改编旧址群、八角楼旧居、朱毛第一次会面旧址、黄洋界保卫战旧址、井冈山碑林等;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精髓时融入了井冈山精神即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彭庚认为应该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提炼、升华红色资源中所蕴含的“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团结进取的革命风格、自强不息的伟大品格”,以课程的形式进入课堂,以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李桂红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要充分利用乡土文化所特有的地域亲和性优势,“弥补教材因其概括性、理论性而带来的柔性不足,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多媒体的形式,采用文字、视频、图片等手段,将直观的、真实的、丰富的、学生熟知的本土红色文化呈现在学生面前,“可以避免课堂理论教学的死板空洞、简单说教,即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对理论的认同感,也有利于形成于不同时代的革命传统、积极时代精神潜移默化地感染、熏陶学生,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王明霞认为可以通过激发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和激励功能、通过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和伟大精神的教育、通过红色文化教育与《概论》课教学目标相结合、弘扬革命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等措施,提高《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实效性。 2.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据此,各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中不断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学者们就如何利用红色资源进行实践教学展开了研究和实践。徐霞对“仿真”实践教学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可以通过“采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制作电视专题片、多媒体课件,实现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信息的交互传递,并通过一体化设计、交互式实现,构建仿真实践教学环境。”湖南城市学院利用红色资源,开展“五个一”(即阅读一本红色经典、观看一部红色影片、寻访一处革命遗址、参加一次感恩活动、撰写一篇经典论文)系列活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增强了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由于师资力量缺乏、专项经费不足、红色文化资源分布范围广等原因,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遇到了较多困难,因此各位专家多建议运用本地红色资源进行现场体验式教学。石家庄铁道大学利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柏坡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现场实践教学,“艰苦奋斗”的精神随着每一个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随着铁路的延伸走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井冈山大学在《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校本课程中,让学生观看由本校学生排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把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野外生存教育;湖北警官学校带领学生参观、考察辛亥革命纪念馆、二•七大罢工会址、中共五大会址、农讲所、陈潭秋故居等,并在湖北辛亥革命纪念馆进行了现场教学,都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徐魁峰认为红色体验式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强调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认识的渐进性、认知的统一性、形式的多样性、过程的互动性。这种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产生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心境,在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下愉快学习,并能勇敢地应对挫折,进取向上。” 3.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方法研究 如何把红色资源所具有的强大的育人功能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实现它的教育价值,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吴清江认为可以通过旅游、教育、红色影视文化等进行开发;李康平认为可以通过开发、提炼红色资源,形成有特色的“红色教育产品”来实现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运用;张泰成、肖发生根据大学生获取红色资源的方式,将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方法分成三类: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讲授式、案例式、讨论式;以音乐影像、实物为媒介的教学方法有音像式、展示式、演出式等;以受教育者的活动为媒介的教学方法包括参与式、体验式、研究式等。王家荣等认为要实现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首先要对重点对象青年学生做好“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的三进工作;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占领传媒阵地,发挥传播媒体的导向作用;再次要把握有力时机,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体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群体感化。 (三)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源头活水。它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崇高理想、时代精神、荣辱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利用红色资源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来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利用爱国主义价值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利用道德情操价值树立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利用红色资源的特质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通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内涵,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载体;通过情、史、理交融的方式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打造良好的校园红色文化,以文化人,把红色文化内化为大学生的人格品质。吕涛认为红色文化在大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上具有价值认同、信念导向、榜样示范、民族自信等功能。贵州可以发挥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政府、社会、学校、家庭通力合作,利用红色文化引领大学生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蔡广等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责任感、坚定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理想信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等方面论述了红色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积极影响,将红色文化纳入高校文化建设轨道,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要文化源泉,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张文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密切联系,因此,可以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特点,通过“开展唱红色歌曲、忆红色历史、诵红色伟人、访红色名家、读红色著作、记红色名言、看红色影视、游红色故地、开红色论坛、塑红色课堂、写红色评论、撰红色博客、办红色校报、做红色网站等红色教育的基本动作,把红色资源中的精神特质加以开发、提炼,科学地融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去”,能够切实推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四)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教育者对于如何利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红色文化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做了理论研究并应用到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教学实效。但现实中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育人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影响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传播、认同、内化三个环节。教育者在利用红色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存在着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爱国的理性认识不足、爱国的社会实践活动重“形式”轻“内容”、对发挥大学生学习主体性作用重视不够等。但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导致了大学生对红色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对于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淡化、红色文化价值标准碎裂、红色文化的话语表达处于“失语”状态。饶国宾通过对南昌地区部分高校学生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同学对苏区精神持认同态度并有一种探索的欲望,但在实际上了解是比较片面的:一是不能把苏区精神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相结合;二是较少关注红色资源,以致对此很陌生。所以,他认为要加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需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家庭氛围和社会环境,端正学生的理想信念并不断强化大学生的自身修养。苏磊认为改革开放、经济的突飞猛进、多元文化的冲突、网络时代的到来造成了当代中国信仰缺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解决大学生信仰缺位的重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贯穿于高校学生的信仰教育。 二、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的思考 通过对十年来关于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是学术界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不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功能利用等成为更多学者关注研究的重点。二是充分发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近十年来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最大亮点之一。纵观当前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一是对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多从某一角度切入,缺乏整体性。纵览现有的研究成果,一部分学者以某一区域红色文化为依托,具体研究了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方法、实现路径;一部分学者注重研究红色文化的德育功能。而把红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还需进行深入研究。二是研究成果多关注教育主体如何利用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较少关注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主体能动性教育,只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充分发挥,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已有研究多集中在教育者如何利用现有的红色文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较少关注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即使有少量涉及,也多集中在实践操作层面,较少进行理论研究。 作者:孙炳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 摘要: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重大机遇和巨大挑战。只有理清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关系,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调动与学生教育紧密相关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的力量,充分认识它们在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当代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民族精神,为理想信念和国家民族发展奋斗。 关键词:红色文化;民族精神;大学生;培育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长期积累、共同创造出来的集聚中国特色的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内涵。高校是文化的传承地和创造地,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使红色文化与大学文化相结合、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相结合,能使红色文化的发展更具根基和活力,发展方向更加广阔;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是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内在精神需要,是促进社会和谐和推动文化发展的有力抓手,也是抵御西方文化冲击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可靠保障。 一、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主要内容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就是要使当代大学生了解民族的历史和革命的传统,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何带领人民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学习红色文化能使大学生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珍惜青春的大好时光,以国家民族为己任,刻苦学习、勇于担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学习红色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神成果。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从产生到现在,红色文化共经历了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个时期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精神和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接过了民主革命的大旗,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和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产生了红船精神、黄埔精神、国共合作精神、北伐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1]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协商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万隆精神等。195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后形成了大寨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又产生了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奥运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与时俱进的丰富精神财富。由此可见,红色文化是一种以回顾红色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艰苦创业,强国富民为主题的文化,它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党带领人民将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强国的艰辛历程。各个时期的精神虽然产生的环境和背景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共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体现了他们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那种百折不挠、团结统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体现了红色文化的先进性、创新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人们很容易受到“三俗”之风的影响,而红色文化所承担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会唤醒储藏在人民心底最美好的记忆,激励人们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奋斗。 2.了解学习红色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红色文化和民族精神是紧密相连的。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包含了体现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具有本质上一致的价值目标,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一般性质,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2]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能够反映民族成员整体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能够为民族成员所共同接受,并指导和影响民族成员的实践行为,并能够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个民族社会实践的时代精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以传播文化的形式来传承自身,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一个民族的精神必须在本民族固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和发展。红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救亡图存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时代体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党和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出的极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体现中国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没有民族传统,红色文化就不能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没有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就会缺少实现路径。优秀的红色文化孕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振兴必然推动民族文化继续繁荣发展。大学生是民族的期望和未来,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事关中华民族灵魂的建立和巩固,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因此,要在大学中宣传红色文化,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发展壮大而不畏艰险、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献身奉献。同时,学生在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改革发展各个阶段历史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引导他们体会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革命特征和精神特质,学史、知史、懂史,使自身成长发展得到红色文化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和信念支持,进而摆脱现实生活中精神迷茫的状态,以史为鉴,奋发作为。 二、以红色文化为依托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主要途径 要想发挥红色文化在推动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面的作用,必须充分调动与学生教育紧密相关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的力量,充分认识它们在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1.家庭和社会是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环境因素。家庭和社会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个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影响。首先,是家庭因素。一个人在孩童时期的认知和判断主要是来自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教育的好坏和父母孩子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养成、为人处世的方式,乃至叛逆期的长短。可以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代际传递正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有效保证。家长应该知史、懂史,多以革命先烈的先进事迹对孩子进行教育,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多关心关注孩子的成长和身心健康,积极创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只有做到家庭和睦幸福,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阳光自信。其次,是社会因素。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主要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教育因素、生态因素、文化因素等。要积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努力营造内和外顺的政治环境,要加强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大力宣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精神,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要保持持续稳健的经济发展,不断推动科技进步,加快社会发展,使学生既能感受到快速发展的经济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能看到希望,增加自我提升、创造美好未来的动力;要积极创新红色文化元素,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与弘扬红色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生产出一批又一批人民喜闻乐见的红色文化经典;要增加教育投入,营造学习氛围;[3]要严肃媒体行为,加强舆论引导,完善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充分发挥现代媒体在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另外,要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协调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优化弘扬红色文化、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社会环境。[4]只有在全社会培育起爱党爱国、团结进取、和谐发展氛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有土壤,红色文化推进大学生民族精神树立才能有根基。 2.学校是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主要战场。学校是学生汲取思想营养的地方。用红色文化推进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其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促进当代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主要战场,学校在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文化教育时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和发展规律为基础,为了人、依靠人,充分调动起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发挥受教育者在推动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面的主人翁作用,使他们广泛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红色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发扬。其次,要充分利用重大事件和重要纪念日来进行培育,要重视以国防教育促进民族精神的培育。红色文化不是一个凝固的文化,而是随着时展而不断更新的先进文化。学校宣传红色文化、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放到时展的大背景下去解读,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之上,结合时代精神,增添时代活力,不断开拓创新,唱响时代主旋律。再次,要加强理论指导和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想使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在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先进思想都是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发挥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能够指导教育实践的顺利完成。而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方式方法,不断创新手段和途径,以最终达到教育目的。[5]总之,大学阶段是学生人格养成的关键阶段,教育在这个阶段的失败将可能会意味着对青年一代的丧失。所以,学校教育在利用红色文化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方面必须创新途径,搞活形式,充分利用课堂资源、网络资源等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以通俗易懂语言进行宣传教育,使红色文化精神、民族精神在大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3.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践行的主要渠道。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形式,才能内化为学生的精神品质,外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社会实践既是一个理论转化为行动的机会,也是一个弥补缺陷自我提升的机会。因此,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团体活动的作用,通过诵读红色经典等活动,以文化的熏陶滋养青年大学生,以文化的表露展现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使民族精神内化,从而明礼守信、爱党爱国;可以通过主题演讲、班会活动、党团日活动、社会宣讲等形式,讲革命先进事迹、讲身边的故事、讲家乡的故事,使大学生了解家乡;可以通过热爱家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主题调研活动,让学生亲眼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民族责任感、增强忧患意识。另外,要充分发挥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真实记录了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生动展现了人民群众英勇奋斗的革命传统,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图片陈列、实物展示、文字讲解等多种形式把伟大的民族精神生动具体地展示出来,使学生从先烈的丰功伟绩中感受到精神的震撼,从他们的先进事迹中得到灵魂的启迪,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激励学生的前进斗志。 作者:谢正宇 李石君 王晓凤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红色文化对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时代价值 尽管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但由于其特定的精神内涵与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主题与任务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红色文化对于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仍然有时代价值。 (1)红色文化内涵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 红色文化的红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我们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当前德育大学生的首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可以看出,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德育工作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 (2)红色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与大学生德育工作所秉承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首先,红色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文明的政治价值观;其次,建立一个对外独立、对内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也是红色文化蕴含的政治价值和目标;再次,爱国、奉献,勤劳、勇敢也是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道德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了完整论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其实就是对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先进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以红色价值观为基础,并结合新的时代变化而扩展提升出来的。因此,红色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追求也是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在价值观方面的要求。 (3)红色文化内涵的精神实质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教育价值也是一致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培育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道德水平高尚、崇尚民主、自由,法纪观念强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广大的青少年具有明显的教育价值。首先,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中的理论引导功能,大学生的理论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的导向价值,教育大学生志存高远,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有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再次,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高尚道德情操的教化功能,帮助大学生克服和抵御各种不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侵蚀,努力成长为道德高尚、人格健全、遵纪守法的人才。 二、运用红色文化成果,推进大学生德育工作的策略 红色文化反映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先进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观和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基本理念、价值观取向和教育目标是相通的,在新时期,我们必须运用各种手段,综合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对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正能量作用。 (1)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全过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了“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的要求,这要求高校要将大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一是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红色文化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活生生的个人形象及真实的革命遗存等,使德育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为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将红色文化引入教学当中,借助红色文化生动、直观的优势,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二是要强化红色文化教育在实践教学环节中作用的发挥。具体来说,要注意将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重视红色文化基地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坚持课内和课外育人相结合。三是专业课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课教师要坚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在专业课教学中,视具体的教学内容高潮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进去,以实现全员育人的目标。 (2)强化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在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作用 近年来,网络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和普及。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20~29岁的网民占31.5%,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占21.4%。学生依然是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3.8%。②另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份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报告披露,63%的大学生将互联网视作最为信任的信息来源。③可以看出,互联网正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手段,提高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红色文化教育实效,非常有必要。首先,政府和社会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减少网络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歪曲中共党史、军史,污蔑革命先辈的各种有害言论,对各种有害言论进行引导、揭露与批判,让社会公众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认清其真面目,认清其观点的实质与危害;同时,要利用好互联网平台,通过建设各种红色网站、理论频道,加强对网络论坛的介入,旗帜鲜明地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和灌输,多给大学生传播正能量。其次,各高校也要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创新红色资源教育模式。如针对大学生喜欢从各互联网站获取信息的习惯,高校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建设红色文化专题网站,为他们提供各种红色文化的信息和资源;又如辅导员、团委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班级QQ群、班级微博、班级微信群等平台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 (3)加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按照全员育人的原则,广义上的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应该包括高校全体教职员工。本文的师资队伍主要是从狭义上理解,即高校从事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人员,包括党团机构工作人员、辅导员队伍,还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教师作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其自身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对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的信仰与坚持,直接影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学习效果。首先,从事红色文化教育的老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遵守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其次,这些老师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从中读出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中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为求得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力量;再次,这些老师还要有足够的教育教学技巧和教育教学艺术。 三、总结 从学校方面来说,一方面,要认真做好高校德育工作者的选聘配备工作;另一方面,学校还要加大对在岗德育工作者的培训和管理力度,建立和完善教师职前、职中和职后培训体系,尤其是要让他们了解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培训时可以请一些国内知名的红色研究方面的专家或一些长期从事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老教授对教师进行专题讲座,通过学术交流的方式来开阔教师的视野,若有条件,还要多组织这些老师去红色教育教学基地进行考察和学习;另外,学校还要视当地的红色资源分布情况,鼓励高校教师进行红色资源的科学研究,提高他们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程度。 作者:陈大元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一红色文化精神与高校文化品牌的紧密联系 高校的文化品牌既是虚的,又是实的。虚在它并不是仅仅通过一种形式所表现,可能是一句慷慨激昂的校训,也可能是创立的学术成就,亦有可能是培养的名人。实在它不管用何种形式表现,它必须得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必须能够反映所处时代的特征,能够弘扬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能够使人一看到这所高校或其学子,就能感受到奋发有为的气魄。而高校文化品牌的这些特征,正是红色文化精神所能够锻造的。首先,红色文化精神源于青年学子对国家社会的关心,源于对民族未来的期冀,回想当年在这片土地上发动革命的志士仁人,它们大多是为学生时看到国家的破败落后,为了国家之觉醒富强,奋而参加革命的。如果能够继承好这种精神,那么高校的文化品牌将会获得取之不竭的力量。其次,红色文化精神是革命先烈不畏困难,敢于斗争所凝聚而成,试想一下大革命的恐怖、数次围剿的惨烈、等先烈的牺牲都未能吓垮革命者,星星之火愈加燎原。如果能够获得这种力量,那么高校的文化品牌将能克服一切困难。第三,红色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里,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核心,从一开始,革命先烈就是要推翻压迫者,解放农民、解放劳工,无论是安源罢工,还是根据地的,无一不是以增加百姓的福祉为己任。如果能够坚持这一信仰,那么高校的文化品牌将始终赢得全社会的尊重和历史的肯定。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正确认识红色文化精神,并把它运用到高校文化品牌的建设中去,将极大地促进高校文化品牌的形成和壮大。 二当前应用红色文化资源于高校文化建设的不足 1定位不准 有的高校认为引进红色文化就是宣传革命历史,通过这种宣传增加学校文化品牌的红色效应。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错误,但至少不深刻。大学是塑造人格的重要地方,高校的文化品牌最吸引人的正是它综合展现的整体人格魅力。试想一下,如果师生并没有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基础,它又怎么能主动顺应时代的发展,正确传承红色文化。 2方法不佳 当前有许多高校采取的是由团委或学生会组织策划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想以此带动全校的文化品牌建设,殊不知这样一来就将此当成了一项课外活动,当成了学生自身的活动,从而无法营造全校共同参与的气氛,也无法获得相应的执行力度保证。 3形式单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一些先进的理念早已通过各种新兴媒体深入人心,但一些高校熟视无睹,依然沿用讲座、参观、写心得、搞演讲比赛等方式引入红色文化,通过在传统媒体上播新闻、拍短片、发文章宣传等方式来塑造品牌。既不能提高师生参与的热情,也不能赢得社会的品牌认可。 三用红色文化塑造高校文化品牌的对策 将红色文化用以塑造高校的文化品牌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其核心在于汲取红色文化的精神,就是前面提到的一种以振兴国家、服务社会、关爱民生为己任的文化精神,只有把这种精神融入到学校的方方面面,融入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的内心当中,学校的文化品牌才能最终建立并光大。因此,要在准确定位、开拓方法、丰富形式等诸多方面下工夫,激发学校师生乃至社会公众的整体参与热情。 1走出认识误区、明确建设目标 作为学校的领导者,要正确认识红色文化在文化品牌建设当中的作用,目标就是要让红色文化的精神感染师生,塑造师生的人生品格,引导师生产生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民生建设的迫切责任感。可以对每年的建设工作做一个具体规划,但不宜定一个具体的建成目标。回顾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名校的品牌是通过行政命令可以在某年某月建成的,它一定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建设工作,催生出一批批有作为的师生干出一件件造福于全民的实实在在的事才最终实现的。 2引进先进手段、开拓管理方法 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打破现有的管理层级和管理方法对红色文化传播的限制。一是利用网络管理等电子化手段,建造一个虚拟的扁平化组织架构,打破学校的管理者和学生的界限,通过畅通相关信息的传达,使学生正确理解管理意图,校领导亦能够迅速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从而调整工作重心。二是利用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引导师生共同参与。例如可以建立QQ群,或是开通微信公众号,每天一个红色文化与当前中国的话题,让师生主动参与到讨论当中;校领导也可以在微信上每天一段相关的语音或视频,谈谈自己每一天对此项事业的新体会、新感受,对师生的参与起到正面的鼓励促进作用。三是利用互联网媒体的传播,扩大学校的品牌建设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例如,可以把师生在走访革命老区、帮助贫困群众、辨析时政热点、参与社会服务的点点滴滴视频放到优酷、百度等新兴媒体上与公众分享,既节省了宣传成本、又能展现师生的积极风貌、更能获得社会群众的关切认可。四是将红色文化建设纳入到教学、生活管理当中,激发师生的参与热情。例如,对于参与微信讨论的学生,获得认可的,可以相应换算成学分,纳入成绩管理;对于在新兴媒体上点击率较高的,赢得大众正面认可的视频、图片等,可以折合成相应的消费点数,在学校的食堂或小卖部进行消费。 3注重地方特色、丰富活动形式 江西各高校所处的地域所拥有的本地红色文化是最能感染学生、最能与当地社会产生共鸣、也是相对应用成本较低的。正确利用这些资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一是可以利用遗存的红色物质资源,师生们亲身来到那些历史场所进行教学,就在现场感受历史的变迁和先行者当年所处的环境。江西红色文化与打造高校校园文化品牌研究例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师生就经常到当年同志在赣东北革命活动期间的指挥所、旧战场,阅读《可爱的中国》,进行现场的爱国主义教育;到当年窑工生产劳动的场所,不但了解了传统的制瓷工艺,更见到了当年窑工是在如何的生产环境下迸发出革命激情的;到传世制瓷艺人的故居、创作地点感受到艺术家投身革命事业的爱国精神。 二是可以利用传承的红色文化资源,学校要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校园建设的方方面面,让师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红色氛围。例如,景德镇陶瓷学院就鼓励学生们创作各种能反映爱国精神和革命历史的陶瓷作品,对于优秀的作品,不但对个人予以精神和物质双重奖励,还把这些作品放在学校的展览室予以收藏,甚至还支持学生将一些大型雕塑作品建在学校的各个重要场所。经过多年的创作和发展,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校园已经成为充满陶瓷文化和爱国精神的教育基地,深受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喜爱。 三是可以利用在世的红色人力资源,对于江西这样一个革命老区,有许多革命者离退休后回到老家安度晚年,也有大量伴随着革命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仍然在世,更有许多参与、见证革命历程的群众,充分利用这些活历史书,能够让师生更加亲切的拉近红色文化的距离。例如,景德镇陶瓷学院就经常请老革命、老艺术家来到学校,不仅听它们讲述当年的社会背景和革命历程,还同它们一起参与到艺术创作中去;邀请老区的群众参与话剧、文艺活动,亲身感受红色革命的历史氛围;同时,师生们还同革命老区的一些困难群众结成互帮对象,既能够帮助它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又通过它们进一步理解了革命先烈的不易。只要通过一系列全方位参与、立体式建设,红色文化的精神就能从灵魂深处凝聚师生的人心、从内心深处汇聚全校的力量,从而展现出新时代高校师生身上的巨大正能量,引导整个国家、社会、民族走向团结、走向复兴。 作者:何裕宁 余文婷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渗入校园文化的探究 一、红色文化存在的价值形式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存在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延续,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昭示了共产党人才能引领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谛。红色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开拓红色文化对于深入认识中国革命历史,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红色资源的政治价值 红色文化也具有文化的产品形态范畴,其实物形态和精神形态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物种形态包括革命时期形成的方针、路线、纲领、政策、红歌等革命文献作品,包含着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军事展览馆、历史博物馆等实物存在形式;精神形态包含着革命时期形成的道德传统,如“红军长征”精神、“延安保卫”精神、“井冈山开垦”精神等革命时期的精神;以及新社会的文明风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具有了勇于拼搏开拓创新的品质,例如“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航天”精神等社会主义新面貌。可以看出红色精神一直成为中国人积极进取、矢志不渝的强大精神支柱打造。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需要传承和弘扬这些塑造良好品格的红色精神。西部地区是当时中国红军长征过的地方,富含丰富的红色资源。广西百色起义遗址、四川邓小平故居、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红军四渡赤水战斗遗址、红军烈士陵园等革命遗址和纪念馆都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来之不易。例如:遵义这个革命转折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标志着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在精神领域上充满了中国共产党员勇于吸取经验教训、百折不挠的红军精神,内容丰富感人。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挽救当地老百姓生命、在战争浴血奋战的故事感动着人们,所创作的红色歌曲如《遵义会议放光芒》、《四渡赤水出奇兵》等振奋着人心。我们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的精神,在学习和工作中尽职尽责,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为他人服务、为国家服务,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红色西部的政治教育功能。把这些满含红色文化精髓的内容与地方文化相结合,融入到地方高校校园文化中,形成独特的教育文化,对学生有积极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红色资源的经济价值 我们只有坚持红色文化的内涵,才能树立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体系。随着红色旅游为龙头的产业在全国各地的发展,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已经成为老区发展的一项特色产业。在“西部大开发”和“国发2号文件”的支持下,各地的红色资源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贵州目前很多县市还不发达,但这些地区却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比如仁怀市鲁班镇是红一方面军长征时发生激战的地方;习水土城青杠坡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战,是四渡赤水的第一役。这些地方地域偏僻处于不发达地区,红色旅游发展起来后,新修建的餐馆、客栈、展览馆等可以创收,带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为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建设规划注入新的活力。 二、开拓思路、设置有地域特色的校园文化 (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现状 学校应以学生教育为中心,一切教学工作,一切科研工作,一切师生参与的活动,都需要打造出自己品牌产品的校园文化。目前西部高校由于扩招,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造成资金上的短缺,学校对教学设备的投入、教师培训的费用大大减少。物质建设的加大,文化建设的削弱,使校园文化功能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校园文化建设流于形式,这对于西部地方高校的特色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成才不利。同时,现在很多90后大学生在社会上就业压力、西方拜金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内心虚荣、为人懒惰、自私、脆弱、不求上进等性格,许多学校的校园文化中充满了金钱、实用等功利色彩,校园文化丧失了传播道义、奉献爱心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学校应该建立合理的体制,重视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勇于创新,打造特色校园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时期形成的,处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愿不愿接受,怎样接受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把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相融合,打造一个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就要与“青春”接轨,必须勇于创新。 1.精心创建品牌活动。西部高校结合地域特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以学生为主导者,让红色资源年轻化为推手,打造吸引师生参与的“青春校园”活动。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学校充分利用革命遗址、历史博物馆等有教育意义的纪念地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通过在校园中开展以学习红色文化的主题活动,比如红色知识问答竞赛、辩论赛、书画展、诗歌朗诵、长征歌曲演唱等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教育功能、承载功能和维系功能,使大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引领新风尚、创造新思潮、培养新能力。 2.与实际结合,确定成才目标。培养学生成才是学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家长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坚强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是学生毕业后适应社会的有力保证。挖掘长征精神,提炼红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精神,可以树立学生正确的思想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红色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能激发高校学生奉献才智、引导青年学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得出正确的社会观察结论,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真正实现“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成才宗旨。西部地区的人民朴素热情,他们继承和发扬了积极努力、实事求是、勤奋吃苦的红色精神。这种文化氛围无处不在陶冶当地高校学生的情操,让学生克服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不良思潮的影响。因此,地方高校把校园文化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树立“面向西部、服务山乡”的成才目标,以做人踏实、做事实在的刻苦精神,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的支撑。 3.志愿服务,提升自我价值。西部不发达地区,有很多地方中小学教育非常落后,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这些中小学生很大部分缺少关爱、缺乏正规的思想品德教育。高校学生可以参加志愿者服务项目,例如“手牵手助学”、“暑期三下乡”、“爱心家教”等校园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大学生作为主导者,宣传红色文化核心价值的内涵,不仅熏陶了自己,也把这些精神传播给了受服务的中小学生。同学们通过活动体现红色文化中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展现高校学生的风貌,在奉献中成长,在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以德修身,以理服人,从个人做起,从小事做起,达到自我教育、自我加强、自我提高的目的。同时在当地大力开展慰问演出、家电维修、心理辅导、科普宣传等活动,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做实事,从中锻炼才干,提升自我价值。 4.勇于交流、沟通思想。西部高校的学生把“扎根山乡,走出西部”作为毕业后的就业目标,在服务家乡的同时,也要追随时展的浪潮。西部高校学生应多与其他红色地区的学校学生进行交流,把朴素刻苦的红色思想带出去,把科学发展的先进思想带进来,使学生在思想碰撞中成长。让东部发达地区的同学了解西部发展的情况,在展现西部丰采的同时也为西部的发展吸引高质量人才。 作者:冯大霓张容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思想政治学科加入红色文化的应用 在实际教学中,如果只简单地遵循教材的统一性照本宣科,单向地对学生硬性“灌输”,会使科学的理论变成抽象空洞的教条和呆板无趣的说教,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就会打折扣。因此,教材理论的骨架需要现实感性材料的支撑,刚性教材体系需要转为柔性教学体系,而高校所在地的本土红色文化正是实现这一转换的绝佳桥梁。本土红色文化包括当地的革命遗址遗迹、革命文献资料、革命人物故居、革命纪念馆、革命故事、革命歌曲、革命精神传统等内容。这些分布于高校当地的物态的和非物态的本土红色文化,是一种近在身边的经济、独特、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将其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引进课堂和教材,能够充实课程内容,拓展教学体系,增强理论说服力。 一、本土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意义 (一)激活学生认知兴趣,提高理论感染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内容多、课时总量偏少、大班集体上课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现实困境。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教师一言堂灌输,就教材讲教材,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枯燥乏味,课堂缺少生动性和感染力,很难激起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失去学习了解理论的兴趣,甚至反感排斥。高校周边的本土红色文化往往是学生熟悉或听说过的,他们对发生于当地的名人大事有着天然的好奇、亲近和接纳感。教师充分利用本土红色文化这种乡土亲近感、地域零距离及“红色教育直观生动、感染力强”[3]的优势,把本土红色文化引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有效化解教学资源单一、教学内容单调、课堂气氛沉闷的尴尬,拉近理论与学生的距离,激活学生对理论的认知兴趣,提高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拓展教育教学方式,增强理论自觉自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优秀思想品质、高尚道德修养、良好政治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优良素质的形成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教化,而红色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集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道德情操教育、品格养成教育于一体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它承接着过去,启迪着现实,昭示着未来,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和鲜明的现实性,是时代精神不断发展创新的坚实文化基质,是当代大学生宝贵的精神食粮[4]。挖掘内涵丰富、价值恒久的本土红色文化,将其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突破传统教育模式,拓展创新教学方式。例如,改变课堂单一讲述法,用多媒体技术以影像、图片等形式直观展示当地革命历史人物事迹,给学生以视觉、听觉上的震撼冲击;鼓励学生课前搜集地方红色史料并在课堂上讨论,在师生互动、学生参与过程中给学生以精神教育;改变坐而论道、足不出户的教学模式,增加课外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实地考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英勇奋斗的足迹。这些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使本土红色文化的精神气质与力量得到彰显和印证,能促进学生对理论的自觉自信。 二、本土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的策略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发挥本土红色文化的特色优势,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实现。 第一,提高价值认知,形成本土红色文化融入的保障机制。思想上是否重视红色文化的教育作用,是本土红色文化能否有效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提保障。因此,高校领导及相关部门应提高对本土红色文化的价值认知,对红色文化研究提供配套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制订人才培养及激励机制,创设有利于本土红色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的良性大环境。例如,增加课题研究立项,鼓励教师整理研究红色文化资料,并将成果纳入奖惩考核机制;主动联系地方红色教育基地,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活动实行免费开放;对红色实践考察活动在车辆安排、时间调整、经费来源等方面予以支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供学习培训机会,培养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等等。这些措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长效机制保障。 第二,提升教师素养,打造本土红色文化融入的优秀团队。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将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其育人功效,必须拥有一支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团队。首先,教师应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对所教的理论能“诚教之,笃信之,躬行之”。其次,教师应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育理念。在远离红色文化时空的当下,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运用本土红色文化消解学生的精神困惑,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持续深化教育理念和提高教学能力。第三,教师应有团结敬业态度和对理论的长期研究精神。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分散,研究力量薄弱,要形成系统规模的教育教学体系,仅靠个人一时的兴趣热情是无法实现的。只有教师具备教书育人的端正态度、长期钻研的耐性、团队协作的努力、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红色文化才能够创造性地融于学生的思想教育中,并永久传承和泽被后世。 第三,立足基础阵地,改革本土红色文化融入的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阵地和主要环节。教师应重视学生的主体意识,改变一言堂灌输模式,善于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增强课堂教学效果。在课堂上,高校教师可以先极富创意地导入当地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抓住学生眼球,点燃学生激情,震撼学生心灵,让学生心驰神往,然后,再适时增加课堂讨论环节,引导学生进一步分析思考问题。 第四,加强实践环节,营造本土红色文化融入的软性环境。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高校要利用地缘上的优势与便利,一方面积极扩展校外红色实践渠道,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与革命品质;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红色公益活动,让学生深入基层,接受最直接的教育和锻炼。另一方面,要丰富校内红色主题活动,营造校园文化育人环境,为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营造一个“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软性文化氛围。 三、本土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原则 (一)导向性原则 导向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旨和根本所在。面对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受到冲击与挑战的严峻形势,作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尤其需要坚持和突出正确的导向性。这种导向性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他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本土红色文化素材的运用,教师必须严肃把关,充分搜集和严格筛选红色史料,本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将其导入教育教学活动,力求服从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导向。 (二)适当性原则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土红色文化的选材与运用,要注意适当、适度和因地制宜。第一,本土红色文化素材要真实可信,涉及的红色人物和故事必须确有其人其事。教师引用例证时不能掺杂个人乡土情结,绝不信口夸张或随意编造,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奉行严谨求实的态度,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客观、全面地考察,不溢美,不掩恶,不苛求,不以偏概全。第二,教师引用具体的红色故事来讲透重大理论问题和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只可适度,不宜喧宾夺主,要防止偏离、背弃主题。第三,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活动,要注意根据高校地域条件、资源特色、经费状况等具体情形,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量力而行。 (三)整体性原则 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项长期工程,其规范、持续、健康地开展,需要高校各主管部门和教学单位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第一,高校各管理部门之间要相互协调,制定制度,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本土红色文化教学与实践活动,避免混乱无序、重复浪费情况出现。第二,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结合,适当增加红色文化实践教学课时。第三,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单靠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是难以胜任的,可以纳入如历史、文学、旅游等其他专业课教师及乡土特色人才、校外同行专家,组成专兼具备的人力资源库。第四,形式与效果统一。科学规范的考评监督机制,是防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流于形式的深层保证。于教师,学校要建立激励考评机制,使教师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和更大的工作动力。于学生,要打破传统的闭卷考核方法,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实践活动提交的论文或调查报告综合评定成绩。 (四)合力性原则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土红色文化的融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高校管理部门、教师团队、学生群体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当地政府及社会力量的合力协作。地方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重视和宣传红色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促进本土红色文化教育功效与经济发展双赢。地方教育、文化管理等部门要协调起来,免费开放红色教育基地,给予高校师生参观考察的便利条件,同时与高校及其他学术研究单位合作整理红色史料,编写乡土红色文化读本,建立红色资源网站。此外,还要调动社会力量如热衷当地红色文化的企业、名人、民间团体,争取社会物力财力的赞助支持,拓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经济投入渠道,推动红色文化育人机制的形成与持续发展。 作者:李桂红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运用探讨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产生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形态。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呢?文章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含义及精神内涵,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使人在缅怀历史勿忘过去艰苦岁月的同时,强调今天的美好生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生产生活热情。 本文以“红色革命文化”作为景观文化内涵,结合景观设计学理论,以大悟县城市入口设计实例,采用景观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论述红色文化理念在地域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1、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 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2、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艺术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融合性 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 大悟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澴水河,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 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3、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场地现状分析 3.1.1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 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交通、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 该规划场地位于大悟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澴水河,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沿河地段有3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大悟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规划场地内部要素 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 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2.1交通道路分析 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 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澴水河为滨水景观大道,其余场地由次园路可以任意到达。 3.2.2空间功能分析 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澴水河边为滨水景观带,考虑到为以后为周边居民服务,设有老年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区,休闲广场和休闲健身步道。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 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 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 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 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中国从一个旧社会进入一个新社会;“云梯”寓意新社会下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在节节发展,步步高升。 3.3.4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 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 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 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 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 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 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 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4、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红色文化论文:新疆兵团红色文化与学校体育文化的融合 摘要:本文在中央对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对新疆建设兵团(简称“兵团”)定位顶层设计下,结合书记对兵团的讲话精神和“健康中国”等大背景,对兵团红色文化和学校体育文化的诉求进行阐释,兵团红色文化与学校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对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构建出兵团红色文化融入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路径,以期待为兵团红色文化在学校体育中传承机制上得以创新,为凝聚兵团青少年的爱国精神,增强兵团认同感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关键词:红色文化;融合;研究 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国家领导人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提高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关键是要传承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从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始,推进文化建设的发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战略性文件出台为国民健康指明了方向,健康中国强调的是大健康,是全方位、全领域的发展战略,要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而且要人民共建共享。我们未来的一切工作,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把健康中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体育是促进健康的重要方式,体育文化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兵团红色文化是在特殊的革命性质,特定的历史使命和独特的地域环境下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红色文化与校园体育文化相融合发展,是增强青少年祖国认同,文化认同和推进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的必由之选。 1.兵团红色文化阐释 “红色文化”,从很大范围来说就是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井冈山和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红土地”之上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1]。“红色文化”作为追寻革命历史的印迹,可以看得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也是我们党革命历史、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积淀和凝聚,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兵团红色文化的发展,可以追溯其历史沿革,其14个师(垦区)的前身最早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及陕甘宁边区成长和培养出来的革命部队,他们接受的是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的系统教育和熏陶。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党中央指示下,王震将军奉令进军新疆,率领十万多人大部队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三五九旅”精神,拉开了新疆屯垦戍边的伟大历史帷幕,同时也把红色文化(狭义上说是军队文化)带到了天山脚下,在大部队的带动下,把红色文化的种子播向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在兵团建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淀中,“军-民一体”发展模式下,由于守卫边疆历史任务、建设边疆革命使命、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革命性质以及新疆地域的独特性,民族矛盾的复杂性,促进民族团结的现实需要,加之军队文化和新疆多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碰撞、交融,以军队文化为背景而又有别于军队文化的、融合多民族地域文化的一种有着独特内涵的新文化便应运而生,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军垦文化”(也称“屯垦戍边文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兵团红色文化是“军垦文化”创新发展的根基,“军垦文化”是红色文化底蕴再一次新的创新发展和科学深化。兵团的红色体育文化是兵团红色文化与体育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一种被赋予丰富内涵的独特的屯垦、戍边文化形态,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扎根在祖国的边疆,呈现出一体多元文化特征,然而在兵团建设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体育运动形式:第一种,以射击、刺杀、投弹、越野、军体操等“军事文化”为主的带有军事色彩,纪律严明,与外界隔离的军事体育;第二种,以骑马、舞蹈、射箭、叼羊、摔跤等“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带有当地少数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娱乐活动;第三种,以武术、下棋、踩高跷、划龙舟、斗鸡、舞狮等“内地文化”为主的外来迁入的汉人、复员转业军人等民间体育活动。 2.兵团红色文化与校园体育文化融合的时代需求 2.1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需求 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运用唯物辩证的态度分析对待传统文化,理清哪些是应该吸取的精华,哪些是必须剔除的糟粕;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客观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着力挖掘阐发崇礼尚义、忠厚正直、豁达淳朴、勇敢坚韧、勤劳智慧等文化理念;着力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民族团结、延续精神血脉、鼓舞民族斗志等方面的思想价值;着力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唯有审视好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的去阐释和发掘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2.2校园体育文化改革需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明确指出要“因地因校制宜,积极稳妥推进,鼓励依据民族特色和地方传统,大胆探索创新,不断提高学校体育工作水平,大力营造校园体育文化,全面提高学生体育素养”[2]。红色文化为新疆兵团文化的传统,起源于军队,但又区别于别的红色文化,带有鲜明的屯垦特征,兵团富有特色的军垦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是军垦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军垦文化顺应时代潮流的价值体现。在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把军垦文化融入到学校体育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去。 2.3青少年身心健康需求 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身体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身体健康就没有一切;虚弱的身体,培养不出有活力的灵魂,培养不出智慧。体育强才能体质强,体质强才能国家强。我们的学校体育工作要培养出有灵魂智慧的健康青少年,兵团的红色文化是兵团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缩影,通过红色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加深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和兵团认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3.兵团红色文化融入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路径 3.1健全兵团红色文化与校园体育文化融合的机制 确保建立的相关领导管理机制和学校主体及激励机制。学校、政府、教育及企业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导向、健全监督机制和事务管理工作。结合现阶段兵团的人文景象,为系统发展文化做出详细的实施方案,把兵团红色文化融合学校体育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发展的新突破口,并形成一定的发展体系加以实施;校园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是这些主体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形式下协同合作、创造并影响的结果,各个主体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3.2挖掘红色体育文化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几代兵团人忠实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他们为新疆的繁荣发展稳定和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谱写了名垂青史的壮丽篇章,他们是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兵团精神教育最生动、最鲜活、最直接的素材。通过讲故事让师生们了解“戈壁母亲”的伟大,“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情怀,“一匹军功马”的伟业以及两个“五姑娘”的故事等等事迹,学校体育结合兵团光荣的革命历史和民族文化,把军垦人物事迹和民族元素融入到红色体育中,不断地挖掘红色体育文化资源,创编具有当地特色的红色体育项目,并把它融入学校体育活动和课堂中去,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体育的融入,开辟了新的学生革命思想教育阵地,每个青少年从小接受红色文化熏陶,让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充满自信。把红色体育文化根植于学生的思想意识之中,使红色体育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地生长,也使红色体育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价值[3]。 3.3建立学校红色体育联盟,开展红色体育运动会、红色拓展等赛事 红色体育运动会就是将中国的红色文化与体育文化融为一体,充分利用体育赛事的形式和规则,生动地展示战争年代革命老区军民鱼水之情的感人事迹,红色运动会是一项全新的群众性体育赛事,红色运动会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感人故事等“红色元素”巧妙的融入到体育竞赛之中,像手榴弹比武、红军的扁担、艰苦长征路、独轮车支前、南泥湾丰收、红嫂救伤员等比赛内容,我们也可根据兵团军垦人物故事为原型对比赛内容进行优化,诸如兵团“第一犁”接力赛、“八千湘女上天山”、搬运小白杨树、维汉一家亲、“铁姑娘”挖芨芨草、龙珍救战友等。通过建立学校联盟可以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组织学校之间交流与合作,开展红色体育运动会、红色拓展等赛事,检验学校红色体育开展的情况,以赛事促进校园红色体育文化建设。 4.结语 兵团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兵团屯垦戍边丰功伟业的有力见证。兵团红色体育文化具有一体多元的特征,学校体育丰富的场地设施资源、师资队伍和学生资源,为红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物质保障和人力资源支撑,是适宜红色体育生存、发展及传播的沃土;同时学校体育中红色文化的融入,给青少年学生提供了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机会,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的同时接受革命精神熏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民族和兵团认同,对传承创新红色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增强学生体质、促进红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者:杨冠强 张玉东 单位:石河子大学体育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 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扬弃、转化创新之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先进文化形态,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从文化发生学上看,“红色”本是自然界中的一种颜色符号,自然的“红色”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联系时,“红色”的自然属性逐渐地变为属人的存在,对象化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呈现形式,并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性的时代诉求。在政治文化生活领域,随着人们认识与实践的巩固和拓展,“红色”的“人化”或“人类化”,也就是它的文化属性愈加鲜明。从象征喜庆、胜利的祥瑞之色逐渐引申为“共产主义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革命信仰”等一系列政治文化内涵。“红色”在其政治文化上的意识形态标识性已然成为共识,“红色文化”的阶级性烙印浑然天成。与之相应,将红色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既是红色文化的内在诉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使然,两者密不可分、浑然一体。然而,无论是从红色文化的本源,还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单一视角来探讨两者的相互关系,都有失偏颇,立论根基单薄而有失厚重,直接影响到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因此,我们需要从更加学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联系,帮助教育者更为具体、深刻地把握两者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内的红色文化价值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的视角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教育资源是人类教育实践活动中为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完成教育目的和任务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能够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的各种要素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按照本源、属性、来源以及发生作用来划分,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包括物质性资源与精神性资源、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社会(区)、家庭与学校资源、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四种代表性分类。[1](P47)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内涵与划分标准,结合红色文化概念及其内容来看,红色文化是教育者应该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中的红色文化助力作用 实践目的是实践主体的目标指向或价值取向,它反映了实践主体最本质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了实践活动的发展方向,它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方向,是受教育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思想与行为上符合社会和阶级在思想、政治、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用和发挥;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又受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方法运用效果的影响。简言之,顺利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实现教育目的,需要教育者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助力作用,发挥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一切因素的积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一个集合体,它不是单一的目标要求,不同标准和不同角度的划分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体系。从地位上看,它有根本目的和具体目的之分,根本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终极目标。在我国,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它从本质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旗帜鲜明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本质内容,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一元主导应然地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要始终固守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权,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突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此外,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要在根本目的的引导下展开,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始终。当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就是要着重突出主旋律教育,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强化受教育者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凭借主旋律教育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协调人们的行动;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有利资源,激励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教育者可借助红色文化对受教育者开展主旋律教育,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将红色文化的思想精髓内化为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教育者可进一步借力红色文化传递时代精神与价值追求,砥砺受教育者为中国梦的实现披肝沥胆、勇往直前。显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要求与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教育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者必须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的宝贵资源。 (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需要借力红色文化 实践是社会生成的基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也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教育主体发挥和实现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必须通过实践环节。实践环节既是教育主体主观意志见之于红色文化的对象化活动,也是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不断外显的过程。然而,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并不能自发地实现,它需要教育主体根据红色文化的内在属性,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规律与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发挥它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养,即教育者在政治、思想、道德、知识与能力方面的素质,直接影响着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实现效果。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专业功底,是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应有之义。具备优秀的理论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度概括和深度凝练红色文化教育价值的理论之基,也是实现红色文化教育价值、拓展红色文化多样性教育功能的应有之义;而理论素养欠缺、专业功底薄弱的教育工作者,则会弱化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效果与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具备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掌握熟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是教育者实现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多元化的保障。反之,如果教育者实践经验少、方法艺术运用不到位,不仅会削弱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还会阻碍红色文化多元化教育功能的发挥,造成红色文化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因此,教育者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理论上继续阐释、挖掘红色文化的内在基因,还需要不断积累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掌握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全面、立体地呈现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受教育者易于并乐于接受的形式,实现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传递阶级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且能够被教育者用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促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借此进行双边互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它主要包括管理载体、大众传播载体、活动载体与文化载体四种基本类型。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形成亦即实践客体的“人化”过程,文化产生和成熟于特定的时空领域。红色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产物,它清晰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尽苦难、辉煌迭出的不朽历程,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 (一)红色文化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形成于特定时空领域内的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意识形态内容,而反映在思想、政治、道德、心理方面的信息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任务是高度契合的。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内化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品德内容,外化红色文化倡导的思想品德行为,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教育者期望通过红色文化载体,促使受教育者在思想和行为上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感悟红色革命文化,在红色革命文化的学习与践行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受教育者感悟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红色文化既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功能,又将意识形态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积极因素。受教育者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与道德规范的养成,需要借助一定的教育形式才能完成。红色文化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征,为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具备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和充分条件。传唱红色歌曲、品读红色经典、参观红色遗址、聆听红色故事,这些活动形式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承载体,也是红色文化载体功能得以实现的凭借。同时,红色文化载体功能的发挥,需要教育工作者对红色文化进行科学利用与合理控制。只有当红色文化符号与红色文化精神相统一,红色精神在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中得到全面、完整的传承时,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反之,当红色文化符号低俗化,红色精神庸俗化,红色符号形式与红色精神相分离,出现红色文化工具化、过度现代化的倾向,红色文化开发利用流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表层时,种种“短视”与“近视”的实践行为,必然会弱化和消解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冲淡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例如,红色旅游在本质上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再现和传承载体,在基于红色精神为思想内核的红色旅游中,教育者如果不加以科学运用与合理控制,那么,人们的视野容易局限于旅游中的山水之色,而忽视红色旅游在思想品德塑造方面的形象性、体验性和感染性教育意义,也就难以发挥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承载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教育主客体互动的红色文化介体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育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教育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将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灌输给受教育者,向受教育者进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上的灌输和教化职责,需要借助一定的教育媒介才能完成,教育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当介体角色。教育媒介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沟通联系的桥梁,也是教育者运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红色文化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征,使其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与活动载体的功能。从文化载体的角度看,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道德信息,能有效沟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系;从活动载体的角度看,红色文化寓意识形态内容于实践活动,它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的形式存在。而无论是文化还是活动的载体形式,两者都体现了红色文化在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介体互动价值。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信息蕴含其中。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中,教育者必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功能,借助红色文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结构的逐渐完善。然而,红色文化载体功能的发挥以及内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教育者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还需要借助科学的方式和手段才能达到预期目的。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功能,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用以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又融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之中。换言之,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功能发挥过程中,它既是教育内容,又是教育方法。教育者借助红色文化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资源禀赋,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灌输给受教育者;同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红色文化以文化载体、活动载体的形式,沟通了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间的有机联系,促成了思想内容与方法手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推动着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顺利开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将一定社会、一定阶级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与道德规范灌输给受教育者,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思想政治教育中介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互联系的媒介,也是教育主体客体化和教育客体主体化的中间环节。其中,内容中介和载体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主要形式。红色文化在政治驾驭、思想引导、道德示范与审美熏陶方面具有的教育功能,使其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与载体中介的基本属性。教育者可以借助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神食粮”,搭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沟通联系的桥梁。 (一)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神食粮” 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指南,它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始终,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它由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实际来确定。不同的划分标准和划分角度,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思想灌输、政治引导、道德规范与身心健康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4]基于红色文化内容的结构考察,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它以充沛的“精神食粮”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的作用。“文化由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属的价值”。[5](P5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构成其内在的红色基因。红色文化是红色基因的思想文化存在形态,是红色基因彰显时代性、焕发思想性、凸显政治性的生动体现。而以红色文化形态存在着的红色基因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具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闪烁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崇高精神。红色基因彰显时代性、凸显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崇高精神,是当前“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政治教育”方面,红色文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道路的选择、革命文化的塑造与革命精神的养成,彰显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与革旧维新的政治观念。在“道德教育”中,红色文化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履笃行与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引领人民群众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恪守社会主义公德、坚守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引导受教育者晓家国大义、明义利之辨,正确处理“公德”与“私德”、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心理教育”方面,红色文化以革命先辈的鲜活事例为榜样,激励受教育者以昂扬的精神来求真、求善、求美,激发他们内在的自信心、自豪感和正义感,锻造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协调发展。 (二)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承载与传递的文化“桥梁” 作为内容中介而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不仅是红色文化教育价值实现的前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同时,红色文化又以载体中介的形式存在,有利于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一方面,红色文化以其蕴含的思想内容与教育价值,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以红色家书、红色歌曲、红色著作等文化形式,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中介的功能。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与载体中介方面的资源禀赋,使红色文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承载与传递的文化“桥梁”。首先,红色文化内容体系中包含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与道德规范具有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功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光辉历程中形成的,反映在革命道路、革命理论、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中的历史文化信息,都集中体现在红色文化内容体系中,并以多样化的红色文化形态呈现出来。其中,战争遗址、红色家书、烈士陵园等物质性与精神性为主体的红色文化便是这客观对象。然而,作为客观对象的红色文化本身并不具有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道德、心理以及审美方面承载的信息不会自发地实现其内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因此,需要教育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尽力实现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只有教育工作者之主观意志见诸于红色文化之客观对象,才能推动红色文化客观属性之对象化实践活动的展开。其次,教育者借助红色文化向受教育者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如果说,红色文化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是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基本前提;那么,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则是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中介的终极价值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教育者将其掌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给受教育者,促使其养成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期望的思想品德过程。然而,红色文化内在教育价值的实现,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赋予红色文化完整的“符号内涵的历时性还原”和准确的“符号形式的共时性分析”,焕发红色文化在新时期的思想活力。[6]因此,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亦即教育者将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与道德规范传递给受教育者的过程。例如,在革命烈士陵园的祭扫与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瞻仰中,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在承载红色革命历史信息时,又以碑文、雕像等形式向受教育者传递红色革命文化。概而言之,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载体和中介三个视角来分析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才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认清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进而为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夯实理论与实证基础。因此,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者要积极、充分地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在真善美方面的资源优势,彰显红色文化在中国梦实现道路上的软实力价值。 作者:田维亮 单位:楚雄师范学院政管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高校师生红色文化艺术论文 一、通过美术与书法艺术,传承红色文化 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利用与开发红色资源,进行红色文化艺术创作,是对地方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良好政治素质的有效方式。其中,美术是文化艺术创作中比较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表现形式。高校可以利用一些重大节日,依托学院特色,结合专业特点,以红色题材为主题,组织形式多样的绘画、剪纸、创意设计比赛活动及展览等,让师生根据自己对红色元素的理解与提炼,用绘画等方式表现自己眼中的红色历史。对于那些令人震撼与惊喜的优秀绘画与设计艺术作品,可展览于文化走廊,或者专门展示的场所,唱响红色教育号角,带动全院师生提高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荣誉感,坚定信念,热爱祖国,传承红色文化。如根据国庆节、建党节等节日,组织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创意生活、变废为宝、旧物改造等系列美术创意设计手工艺品成果展示活动:装饰壁画、书画作品等;饰品、布艺、剪纸等创意设计比赛手工艺品,如牛仔裤图案、帆布鞋、手绘T恤等手绘生活创作,将红色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结合起来,唤起院校师生员工的爱党情怀。另外,书法艺术也是红色文化艺术创作与展示的有效方式,是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校可以将红色文化融入到书法艺术之中,既传承红色文化,弘扬书法艺术,提高大学生书法水平,也给大学生创造自我展示、修身养性的平台,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与汉字的热爱,也使高校校园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如2010年12月12日,井冈山大学医学院在红色文化艺术节活动中举办了“翰墨飘香,爱国情深”规范汉字硬笔书法决赛,以《沁园春•雪》与《沁园春•长沙》为书写内容,参赛选手精心设计格局,创作出个性化的书法作品,获奖作品则放在校园展示橱窗里,供全校师生观赏,营造了浓厚的红色文化艺术范围。 二、借助摄影与动漫艺术,强化宣传力度 在红色文化艺术创作与展示中,摄影与动漫技术是充满时代气息的传播手段与有效渠道,是情境式教育方式,借助媒体动画技术灵动呈现革命历史材料,通过图文并茂、形意融合的表现方式,给受众多感官刺激,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与文化熏陶,教育效果远远优于说教式教育。如南昌大学科技学院制作了江西第一部大型原创“红色动漫”作品《安源小子》。这部红色题材的动画片以江西传奇英雄王耀南为原型,生动塑造了一个勇敢聪明的“南伢子”卡通形象。他带领着一群有正义感与同情心的少年英雄,和邪恶势力进行了几番惊心动魄的斗争。借助绚丽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寓教于乐,效果很好。同时,南昌大学科技学院动漫基地也朝着“产学研”一体化运作模式,以红色题材为主,打造为全国知名、全省最强的动漫创意生产基地,构建江西省独特红色文化品牌。再如:2011年10月21日,以“红色———印象”为主题的第十届江西省高校摄影艺术作品展暨艺术作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江西警察学院举行,展览作品包括人物风情、自然风光与创意摄影等题材,既给江西省高校师生创造了美育机会,也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另外,高校还可引导广大师生结合学校实际与当地文化资源,组织红色网站设计大赛,包括图文并茂的红色资源简介、经典人物与革命故事、红色论坛或博客、红色影视、电子书库等栏目。或者广大师生通过校园网络中的飞信群、QQ群等聊天工具,上传红色旅游景点的拍摄相片、分享旅游感受以及对红色文化精神的体会等,多途径、多方式地展示红色文化艺术。或者结合学院特色,组织网络征文比赛,如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组织了“吟忆峥嵘,颂响红色”的网络征文比赛。 作者:赵君 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基础论文 内容摘要: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铺垫和支撑。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摘要: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实看,既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完善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看,属人力产权实现条件创造的基本制度建设。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异化”;人力产权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12.18”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之前,他已有多次强调和重申。当然,这都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精神的一再重申、强调。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外背景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这一系列重申、强调的意义。 一、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现实背景,二是西方“和平演变”等国际历史教训,三是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 第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实践问题。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一再重申和强调的国内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以及相应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现象。其次,中国2007年出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用三种手法,企图歪曲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歪曲。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新政策,歪曲为“这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二是栽赃。如讲“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三是恐吓。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恐吓有两层抹杀: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挽救!从而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富强起来的事实。二是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得救!从而抹杀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足见党中央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书记在“12・18”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的又一次表达。 第二,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有深广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苏联的教训。当年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在改革的经济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以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在改革的政治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走多党制为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东欧其他各国也多大致如此。苏东各国“改革”的失败,都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犯了方向性错误。其次是拉美及东南亚各国盲从新自由主义,致使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国家,包括经济强国如日本等陷入美元“汇率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教训。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其主体地位已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安全问题。由此联系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总书记“12.18”讲话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直接国际原因。 第三,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是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历史条件,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的必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继续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真理,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提示的人的异化的复归,即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继续雄辩地证明:中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进一步确立和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是历史的正道。 应该说,总书记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和强调的是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重大意义。 二、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30年来我们党都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实践中出现了局部的“两个异化”现象。 其一,是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仅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忽视甚至放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 靠牺牲公有制经济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其二,是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忽视甚至放弃“引导”。有的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纵容甚至制定政策,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幌子下强制性地把公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有制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合谋攫取国有资产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党中央一贯精神,阉割了第二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 总起来看,“两个异化”现象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向了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的私有化。其结果,“2006年我国国内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与5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2%与68%;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相应地,“民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被削弱,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制度条件遭到严重侵蚀。如不及时纠正,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说“两个异化”与苏联“休克疗法”有差别,也只在于是使社会主义渐进式“休克”,还是激进式“休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异化为私有制经济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相关者!在业主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完全站在业主一边。这是否表明,他们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有立场,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悄悄地发生部分质变呢?由此再来领会总书记对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一再重申和反复强调,就会更感其现实针对性、迫切即时性之重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的公开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洞化甚至异化的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要突破”;“民营经济已经是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占据垄断行业,与民争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剩余价值论是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按剩余价值规律办事”;“公有经济、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财产关系清晰化、社会化、公众化,有人认为是私有化,但必须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是苏式的、少数人占有的、国家名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僚资本”。还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韩国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韩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主张“把这个提法修改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或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等等。这样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空洞化乃至异化的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背景下的新表现,值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如同前几年一些地方的“产权改革”被异化为私有化改革一样。 三、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要求 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既不能割裂,又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主体。 一方面,只有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在经济上保障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对“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或迟或早要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资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苏联解体迄今为止近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西方也不会一视同仁。它们所要的,是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2003年,曾写过影响很大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足够强大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具有“引导”非公有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基、资格和实力。公有制经济的足够强大,是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固邦、兴邦之本。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要措施,在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中居于附属地位,是辅体。 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又好又快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必须明确、必须强调:其辅体或附属地位,是由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由其雇佣劳动制度、由其经济的“自发性”所决定的。那种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甚至化公为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是舍本求末,喧宾夺主,不仅仅是忘记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长此以往,还必然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有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危险。 综上所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坚定地推进人力产权的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着眼,坚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要原则的结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导上,必须切实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的指导。这要求坚决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和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实践上,必须坚决消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只有消除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防止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关系的被割裂,纠正了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导向内涵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只有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才能真正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保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确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涉险渡难,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保障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崛起于21世纪。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 【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纪录片退去影院,面临安身立命的发展问题,此时电视栏目化引领潮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认为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栏目化”的提出是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播出的准时性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电视节目大量增加,电视作品种类逐渐全面化、细分化、专业化,电视机也大量普及,但电视台的节目播出经常不准时,严重影响了播出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视节目的栏目和播出时间没有固定化,栏目本身的时间长度也没有规范化。 尤其是纪录片领域,由于纪录片创作的随意性和无规划性,这样的问题更严重。这样,只有将纪录片实现栏目化,才会为广大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纪录片作品。由此可见,纪录片栏目化是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纪录片节目达到规范化,类型化和个性化标准。有利于组织节目制作与播出安排,便于受众定期、定时收看。以使节目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这不仅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都有着现实积极的作用。 一个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与存在,必有它的道理和缘由,就是要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纪录片发展,同样如此。这个需要细分下来,不外有三:“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三是文化需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有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一个文化形态的纪录片栏目来说,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互为结构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国纪录片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还有特定自身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1、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纪录片历史始终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国际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到“形象化政论”,从一战到二战的战时宣传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再到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隐晦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纪录片从受前苏联形象化政论模式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淡化,但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丝丝缕缕,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都是政治在纪录片史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政治与纪录片的关系具体有两点:第一,纪录片以政治事件、政治生活作为题材:第二,纪录片与政治的相互依赖。 首先,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政治题材主要涉及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等,这些人、事、活动等集中体现了不同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观念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量较大的是政治人物的题材。如《》、《》、《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宣传。政治题材纪录片较大的特点在于直面矛盾,戏剧性强,有利于创作者抓住冲突的焦点,把握人性的凸显点和情感的爆发点等瞬间价值。 中国纪录片创作传统对于政治一直比较保守,当前也存在着将政治抽象化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概念。它的多义性分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法律、监狱、军队、医疗、福利、教育”等等,因此,对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开放思路,多层面记录社会现实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阶段。各个领域都在作大幅度的质变。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素材,用镜头记录下现阶段每个领域的真实现状,将政治生活化,深入化才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正确态度,而将政治与生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标签化、抽象化。最终必然是“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来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回避了现实的难题。” 其次,政治与纪录片的相互依赖。 纪录片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靠近新闻和时事,对现实的关照使它与其他纯粹的象牙塔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效果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高层的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问题。首先,当纪录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当纪录片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外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又具有社会监督功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评,以促进其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纪录片《望子五岁》、《舟舟的世界》、《英与白》、《深山船家》等作品都有穿透生活表层。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达到对人类生活,对自身,对世界的自审,超越了制度层面去观照人,对社会现实起一定的监督作用。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功能,政治对纪录片的依赖就显得较为突出。 纪录片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发展依赖政治的引导。一个电视栏目的健康发展,首先是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立足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鲜活的素材,反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倾听人民的呼声。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动力。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最重要的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与人民保持一致。鲜明的立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传媒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而传播链条上层层递进的放大效应。使舆论的政治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的宽松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只能以政论性的专题片形态存在,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分天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纪录片运动,纪录片以精英姿态或者与大众文化合流,在电视栏目化的浪潮中求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处于中国政治宽松度语境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了自身生产力,作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纪录片与政治达成了合谋。1993年《东方时空》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二者调解的结果。其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诞生,凤凰卫视的横空出世。CCTV10的新生。纪录片终于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遍地开花了。 2、纪录片与经济的关系 纪录片作为电视产业中投入周期长、低效益的片种,其创作承受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录片与经济的 关系显得较为突出。经济不仅在宏观上如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水平和走向,而且在微观上如经费和收视等对纪录片的内容,形式,风格。创作者以及制播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纪录片需要,也有着不同的受众群,而时代特征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状况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对纪录片制做有决定作用,也深刻地体现在由经济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土壤。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媒介支持首先从纪录片这里得到呼应”。纪录片通过对平民生活和平民存在状态的关注,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地位。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平民化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之一。其意义在于促进民间社会的自觉意识。对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微观角度以及媒体的区域性发展来看。电视纪录片栏目多建立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教育水平,居民素质,收入水平以及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纪录片潜在的目标受众,有了受众就有了市场。“总体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范围越广。其电视收看量越少,但对不同节目或栏目的要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喜欢的节目会相对稳定。”而经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几乎很难维持纪录片栏目生存的现状。当然。纪录片栏目办好了,办出品牌后。又反过来促进栏目的经济收效。这两者是相互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就是一个例子,“超女”的成功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至一个栏目,大到一个频道,它的发展离不开卓然有效的经济保障。 当然,正因为纪录片创作资金压力大,所以往往有产业界为纪录片出资。这种现象一方面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但“当这种出资的影响力渗入到某一媒体而排除其他势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一方面它使得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单纯。渗透了商业意识:另一方面,它使纪录片精神与艺术理想受到了扭曲。这并不是纪录片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 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动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是发展的基础。政治是发展的方向,文化则是发展的形态。三大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纪录片栏目步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但现实是。这三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在电视实践中正确把握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打造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纪录片栏目,这既是栏目决策者的工作着眼点与目标,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恰恰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栏目产生、发展与评价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对于一个纪录片栏目来说,它们既是产生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评判的标准。这些构成了一个纪录片栏目战略性定位的基本框架”。 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摘 要: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社会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产权前提、运营基础和制度保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经济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方面,共识基本达成。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合作制、股份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笔者则认为,由马克思提出并倡导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所有制诉求的逐层剖析,阐明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一、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之中。在那里,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普遍建立之前,广泛地存在着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83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必要前提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剥夺广大劳动者的财产,“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1]830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广大劳动者起来剥夺剥夺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胃鋈说乃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失”。[2]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劳动者个人孤立的占有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合,那么其就成为私有制了。 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社会集体,在此集体中,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4]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关键在于对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解。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个人所有制概念。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又宣布无产阶级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中,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因此可见,“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三类称谓,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三者并不矛盾。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则以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及其所有制诉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努力实践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1.和谐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 ――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文中,他们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社会里,因分工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没有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消失了;社会不再是束缚个人而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员全面发挥个人才能;取代城乡差别的是城乡融合;教育与福利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等等。”[3]243另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3]244这些阐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乃至文化建设的构建上,应坚持和谐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但他们未对怎样建设未来和谐社会提出过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这就需要各国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艰辛探索和长期努力。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党的历届大会的文件里,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各次大会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理论,在对国情把握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认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而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入我国宪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大飞跃。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3.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需要。当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集中体现在:(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城镇之间及其内部、农村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悬殊较大,城乡矛盾日渐显现。(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三大经济地带分化严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教育发达程度、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层次性,从而引发了一些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3)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又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之间的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等等,这些不和谐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4)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消耗太多,水污染、大气污染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稀缺性动植物濒临灭绝,各种自然灾害不断、疾病流行,给人类的健康发展带来众多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逐渐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都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及其构建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全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创新,同样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开始的。至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其原因都可以归纳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内部及其之间的不和谐而引起的。因此,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对所有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具备一个设计良好的经济制度前提或基础,否则这种利益诉求机制就无法建立和实现。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容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而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 1.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产权前提。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社会占有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产权制度安排。除原始公有制之外,以往任何形式的产权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在占有上的排他性,实质是对所有物的独占和垄断。私有制是如此,产权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占有产权客体,也不允许别人用它来实现产权主体所追逐的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也是如此,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力仅限于这个集体内部或合作的集团内部,并且这种权力还不是这个集体、集团内的所有个人都可行使的,只有受这个集体、集团整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才能行使。国家所有制也不例外,国家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就是授权代表国家的人,也可以通过二次委托的形式把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分割、转让他人,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被排除之外。因此,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私有制等,都无法克服和消除其炔考捌渲间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消除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独占和垄断,消除占有上的排他性,为化解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个人联合占有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制度可能或前提。 2.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社会具备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共同占有和运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要恢复个体占有和个体生产,而是要实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现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从“国家本位论”到“地方本位论”再到“企业本位论”,都把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权利问题。因此,要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纳入社会所有制理论的研究视野,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相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成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在资本按份共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人所有制等经济形式所采取的各种运营模式(包括股份制在内),实现以劳动者为本位、以社会企业为依托、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新的运营模式,以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 3.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种优越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代表所处社会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能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是相一致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其客体是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这种个人所有制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比其它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就当前的各种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而言,只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迈向社会所有制重要的几个步骤,最多只能成为社会所有制存在的初级形式。即使是作为所有制最主要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也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6]可见,股份制为各种所有制的联合、融合和演化发展、资本的社会占有和共同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但也不过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外壳,最多可以说是社会所有制早期或初级的实现形式。 因此,实行社会所有制,不仅能从根本上为解放了的劳动者提供个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而且为拥有劳动力主权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奠定了现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能为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和分配的同时,消除自身受奴役状态与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和创造性所需的自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为劳动者自主决策、自由选择、自在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所以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只有建立社会所有制,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 要]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经营观念、品牌形象、医院声誉等的母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至关重要。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医院文化体系、保持医院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代医院的重要使命。本文分析了医院文化的误区,阐述了医院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走出医院文化误区的方法,并认为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医院;利益目标;文化建设;经济基础;品牌 1 医院文化的误区 在医院的运营实践中,一些医院管理者往往发现医院文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认为它不过是医院对外宣传的几句口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医院文化理论在中国医院现实中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使人们对医院文化理论认识和探索应用出现了断层――忽视了利益基础。医院文化的构成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和表层的人工制品。很显然,当前对医院文化的追求和理解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的人工制品上,价值观鲜有涉及,至于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就更谈不到了。医院文化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一些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的产生本身又缺乏利益的根基,当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奢求其向产生改变员工行为方式等作用的深层次发展就更加困难。就中国目前的医院和社会现实而言,医院文化绝不能脱离利益实际,想一蹴而就地实现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并不现实,在利益基础上,文化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 2 医院文化要走出误区 中国很多医院的文化是空洞的口号文化,它们可能出自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也可能只是来自于医院领导或某个策划人员一时的“灵感”。这样的文化是与医院现实割裂的,尤其是很多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利益现实,而这种利益现实是与员工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发展利益、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等。这就是文化不起作用的症结所在。可以想象,在一个分配机制不合理、员工利益无法保证、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完全不相关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员工如何对所谓的医院文化产生认同。医院文化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只能陷入更深的误区。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说,倡导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些在精神层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没有利益作基础,单靠精神式的说教是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在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显露无遗,而在伦理约束都已经很脆弱的条件下去谋求小团体文化(如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显然困难重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全面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 3 医院文化如何走出误区 第一,构筑个人与医院总体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是员工的基础利益需求,也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基本保障。这不是指简单的金钱刺激,而是除了要给员工一个适当的薪资待遇外,还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利益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实在的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蓝图。同时它又要与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员工能够按医院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使医院文化获得有效的着力点。经济利益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合理的分配机制,这要在医院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相对的公平性,解决员工对医院的基本认同问题。 第二,解决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与医院整体决策及决策执行的关系。中小医院的决策和相应的工作安排往往出自有限的少数人,甚至是领导个人拍脑袋式的决定,大多翟惫げ恢道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细节的工作的价值何在,更对所能产生的结果没有把握。这是员工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被忽视了的表现,它直接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并造成团队意识薄弱,对医院文化的建设十分有害。要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工作目标制定与结果分析、吸纳员工的合理化建议等方式加以改进,将员工置于医院运营与发展的重要位置,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将医院文化落实到日常行为层面。 第三,医院利益必须与员工利益相统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关系也符合“非零和博弈”原则。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于“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你赢我也赢,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统一才能使医院文化落实,这一方面要求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结合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并用制度把行为固化下来,以形成习惯,用习惯带动文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需求,将人力资源管理深入下去,从员工利益出发,在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统一层面解决好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另外,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医院人才构成的中坚力量,人们必然要逐渐增加对其特征的认识,把握他们的特点,研究更多的利益需求,并把这种利益需求与医院的利益和目标统一起来,使文化基础更坚实并不断传承发展。 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医院要建设有效的医院文化,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相于物质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应当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要的过去而前进,这才是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积极的医院文化,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成员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像呼吸一样促进组织自然新陈代谢,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团队的骨子里,真正成为卓越医院的行动指南。医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并不耻谈经济利益,经济基础支撑了医院文化,注重经济的医院文化也将并且是必然将促进医院的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特朗普上台的经济基础、政策和全球影响 首先我想谈谈特朗普面临的挑战,他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上台是有深刻的经济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点中了这个要害。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什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从来都强大。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些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其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在继续变轻,危机之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太轻,金融业太高,一定要把制造业拉回来。所以奥巴马上台8年来最大的口号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危机以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78.8%,现在是78%,略有下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计划失败了。与此同时,美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美国的产能过剩也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代时通胀非常厉害,然后通胀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就有就业的问题,就业的质量提不高,这又是美国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因为产能过剩,整个制造业在轻微行业回不来,投资急剧下降。我们对美国2007年投资水平做了一个预测,对比今天和2007年,美国在8年里整个投资丢掉了20个百分点的GDP,这是个巨大的下跌,美国每年因为投资下滑丢掉3个GDP,经济怎么可能强劲增长?大部分的企业投资,32%是居民的住房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所以投资下降非常厉害,不投资影响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活力在下降。什么叫经济活力?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人的跳槽率,换工作的频率,如果经济发展快时,人会不断地换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数据高达22%,在岗工人换工作、换企业、换区域非常频繁,现在只有12%;新成立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重,20年以前,在IT行业这个数据在18%左右,制造业在12%左右,此后这个数据直线下降,制造业跌到10%,IT企业跌了一半。我们听到无数硅谷创新的故事,实际上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日益减少,意味着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10年以上的公司雇佣工人的数目由20年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90%,而新型的公司雇佣的工人从14%-15%跌到10%,下跌了三分之一。工人不愿意移动,新企业成立的数目在下降,工人集聚在成熟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新成立的小企业去,是很典型的经济老化,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欧洲的模式。“不流动”在经济学中是活力和创造在下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它的活力。 美国失业下降是好事,但这背后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持续下跌,从2000年起已下降6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跌了6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失业率下降是因为人不愿意工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社会保险太高、找不到工作,等等。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的人又不愿意参加工作,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就业。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6%左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0.9%,2000年-2009年猛增到1.5%左右,现在跌到了0.3%-0.4%。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们天天听到那么多硅谷的故事,用着iphone,但是我们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运用已经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并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如此巨大。所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时达到65%左右,现在跌到了58%,下跌了6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58%下跌到46%,跌幅达12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紧缩,因此中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学中人口结构是最为关键的,是无法改变的,65岁以上人口比上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即每个劳动人口需赡养多少老龄人口,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22%,10年之后将上升10个百分点。这将要求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因为退休的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需要投资来产生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这三项美国现在都没有。因此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前景一定不会好。 所以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选出来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40岁-50岁左右的白人蓝领过去的10年里生活在急剧地恶化,他们理解如果美国仍然执行现有的政策,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们说必须改革。 特朗普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一件事他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由7档减少到3档,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增加税率比扣;其次是减公司税,20年以前OECD的税率在32%、33%左右,今天已经跌到了22%左右。公司税最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只有15%,公司税有全球的竞争性质。公司税降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投资和建厂。特朗普现在要把公司税由35%降至15%,现在来看,美国确实有降公司税的空间,共和党也从来是个降税的党,所以共和党赢了,他们应该会支持降税。 他还说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美国把工作留给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他说要把TPP停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共和党的统治下,TPP大概也通不过。他要停止北美贸易协定,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协议已经法律化了,他极有可能重启谈判。特朗普当选当天,全球汇率波动特别大,在那一周里唯一跌幅没有变化的是墨西哥比索,下跌了8%,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2%,再也没有回去,这12%正好和北美贸易协议的关税优惠相抵。市场就预测到会重启谈判,无论以后要怎么谈,先把汇率降下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比较复杂,汇率操纵国的事情可以通过WTO申诉,也可以通过IMF来起诉,也可以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对中国施加45%的进口关税,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中美是双边的进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特别快,而且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从美国进口以后再出口的,如果征收45%的关税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我们做过分析,如果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中国的GDP会影响2.5个百分点,同时会影响美国GDP1个百分点左右,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所以这个事情他做不了,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但是他对某个商品征收45%的关税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f钢铁,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轮胎征收45%的关税,征了3年半以后,现在又逐渐回到15%。所以贸易仗他会打,他为什么打贸易仗――通过减税,把资本引入美国建厂,来扩大美国的出口,然后通过贸易战来为美国的企业出口创造一个空间,所以这两者是有目的地配合在一起的。 第三个政策是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到10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们对全球的基础设施有个衡量,最高值是10,金融危机前最高时达到7,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础社会下降到5.5左右。美国基础设施质量差是有目共睹的,桥梁不安全、机场码头陈旧,所以对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是靠谱的。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时达到整个GDP的2.8%,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下跌,现在跌到1.4%左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20年里跌了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再履行其维持基础设施的职能。这也是可行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是需求的拉动,所以他也会做这件事。 因此他总的政策是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他是想通过财政扩张来拉动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其次通过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改公司税,使企业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通过贸易战支撑新形成的空间和竞争力,以支持美国的出口。所以这三件事其实是配套的措施,我觉得他都会做。贸易政策历来出自白宫,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这样看上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具体实施是什么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班底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怎么做不知道,市场就开始猜了,市场一旦开始猜就乱套了。他的政策,特别是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他要强势美元,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在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所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背离在加大,结果在货币市场上当然是美元走强,所有其他货币走弱。而且市场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还在不断往上走。过去的18个月里,所有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欧元贬了20%,日元贬了30%,巴西的Real贬了60%,俄罗斯卢布几乎贬了80%,而且美元还会继续走强。这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影响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说的话,市场一直低估美联储的决心,认为利率水平会维持在低位。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市场永远是赢的,因为市场永远以为利率在低位,认为利率不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弱,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利率上升后财政空间立马恶化,因此市场一直按照低利率水平在配置资源。特朗普上台后,整个市场预期改了。特朗普当选以前的24-28个月里,美联储的预期从未实现向市场的预期靠拢,所以这是市场的预期第一次开始向美联储靠拢。市场预期变化,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必须重新配置。现在不知道的是市场预期以多大的强度和速度向美联储靠拢。这是一件天大的事,2013年伯南克说要放缓量宽政策,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波动,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无数的股市大跌,伯南克这句话就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全世界的资产重新配置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不是低利率,已经是高利率水平了。 把美元走强的指数与在美元走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连在一起,美元走强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拉美危机。20世纪90年代,美元进入第二个高峰,又有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亚洲东南亚危机。现在是美元进入的第三个高峰,还没有达到前两个高峰的水平,在特朗普的紧货币、松财政下美元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意味着公司和国家有太多的负债,就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付利息,财务负担加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美元走强,美国利息走高,美国国内的利息和当地市场的利差会缩小,资本趋于流回美国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大幅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来支撑,在公司有财务负担,资金就会流出市场,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生危机。这就是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危机必定发生,但是金融风险的上升不可低估,而且美元今后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会受到的约束就是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 第三个问题,特朗普要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办法,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会由去年的3%增长到今年的4%,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将由2.9%增长到3.5%-4%。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如果是双赤字,市场就会对美元的预期发生波动。 美国的债务占GDP为104%,用于付息的水平占GDP过去是3%,因为利率水平太低,现在降到了2.8%,特朗普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借债在过去增加了30%多,美国为债务付的利息却减少了。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现在正是利率上升期,1个百分点的利息上升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跌到1个点的GDP开支,这是巨大的数字。所以在利率上升的同时,对美国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抑,美国就会有债务负担,美国的财政按照国会的要求,会逐渐缩小财政赤字,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在不断地上升。特别在特朗普时期,债务上升会更加快。问题还不仅在这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国会会给政府一个债务上限,2010年国会就是不批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开,所有的公园关门,政府关门,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世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摆。从这以后,美国的国内投资急剧下滑,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政府能否运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次又会到来,按照他的计划,他很快就会把钱花完,在今年的3月15号,最晚不会超过18号,他就要去求国会增加他的债务上限。特朗普是否会妥协,还是会设定新的债务上限,这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增长率。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听这些,为了让美国重新强大,我要让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5%-4%。但是潜在增长水平在这里,他的3.5%-4%是可持续的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然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可持续的?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不持续的。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是波动的,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是波动的。因此美国经济会变为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GDP1个百分点的变动会影响加拿大0.9%的GDP波动,墨西哥是0.75%。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贸易、资本流动,另一种是信心和传播的间接影响,在全世界20个国家都会引起0.5%-0.4%左右的GDP变动。尤其是第二种影响,它是传染性的,影响会特别大。法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美国GDP下降1%,只会影响法国0.1%的下滑,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包括欧元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又会反过来减少对法产品的需求等,又会拖累法国GDP增长,影响总量会达到0.36%。在今天的世界上,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会达到0.35%左右的GDP。所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经济基础论文:夯实经济基础 提升对农舆论引导力 农业类电视节目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农村观众为目标受众群,理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对农舆论引导作用。但省、市、县电视台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存在着总量偏少、影响力偏小、对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较弱等问题。笔者在2007年7月、2008年2月主持的《电视对农信息传播》实证调查发现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份额低、知晓度低、认可度低、忠诚度低等诸多不足。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农民与媒介接触使用情况、新闻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等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从政治、文化角度为切入点探讨的多,从经济角度切入探讨的较少。主要表现在:偏重呼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增加对农节目(栏目)的投入和播出,对农业电视的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等涉及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此,笔者结合《电视对农信息传播》中的相关数据,着重就如何拓展农村电视市场,夯实经济基础,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服务作些探讨。 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潜力巨大 夯实经济基础大有可为 农村受众以青壮年为主体,在家庭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受调查者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的,占98.3%。其中,40-50岁之间的最多,占总数的35%;其次是18-28岁,占22.4%;29-39岁的占总数的21.7%,居第三位;51-61岁的16.4%,居第四位;62-65岁的,占3.5%,居第五位;未填者占1%。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来看,18-61岁的青壮年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5.5%,占绝对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前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主要经济来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符合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生活的实际。 农村受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呈“纺锤形”分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43.7%,居第一位;其次是高中/中专/职高文化程度者占2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6%,居第三;本科及以上者占6.3%,居第四位;未受过教育和大专文化程度者,各占3.8%;未填者占0.7%。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体现出以初中为主的“纺锤形”分布态势,得益于多年来江西省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努力和成果,符合当前江西农村的实际。 农村受众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年轻化的格局。本次调查发现,从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当前江西农村家庭规模以4-5人组成居多,占总数的57.3%,呈现出小型化格局。其中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构成的4人家庭最多,有107例,占37.4%;其次是由1对夫妻加3个孩子或2个孩子、1个老人构成的家庭有57例,占19.9%;而由1对夫妻加1个孩子组成的3人家庭,与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2位老人构成的6人家庭各有36例,各占总数的12.6%,居第三位。这三类家庭总计有236例,占总数的82.5%。 农村受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改观。当前江西农村4―5人组成的家庭居多,占总数的57.3%。事实表明,具有经济创收能力与需人供养的人员数量比,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江西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家庭中有经济收入或赚钱能力的人员数量增加。调查显示,当前65.1%的农村家庭拥有2-3个经济创收人员,多数家庭成员有经济创收能力。具体数据为:家庭中有2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130例,占总数的45.5%,居第一位;有3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6例,占总数的19.6 %,居第二位;有4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2 例,占总数的18.2 %,居第三位;而整个家庭中仅1人有经济能力的,仅16例,占总数的5.6%。居前二位的,总计有186例,占总数的65.1%;居前三位的,则总计有238例,占总数的83.3%。 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人员一般为1-2人,约占60.5%。具体数据是:2人者有110例,占38.5%;1人者有63例,占22.0%。而有3-6人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总计仅64例,约占总数的22.4%;未填者有49例,占17.1%。 家庭年总收入情况和纯收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98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位。①照此计算,家庭人口以4―5人计算,2007年江西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与我们调查中实际观察掌握到的情况相符。江西省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超10%,现金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三是支农惠农政策效应持续显现。②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626.9万人,从农村转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奔上致富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夯实经济基础, 为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服务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农业类电视节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必须着力解决农业类电视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机制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农业电视的经营者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转变观念,加强市场调研,充分尊重农民需要。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首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受众中拥有话语权的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些人群是当前农村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自然应该成为电视广告的主要目标诉求者。随着他们家庭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对外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不断提高,这些人群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时尚观念。所以,电视传播者在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时,务必要转变观念,要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农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尊重农民消费需求,决不能把农村作为某些城市滞销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民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关注较多的十类电视广告分别是:1.食品类(如米、面、菜类等),75.1%;2.农机具、技术、苗木、化肥等农资类,64.4%;3.药品、保健品,55.3%;4.公益广告,52.8%;5.住房类,43.4%;6.日常用品(如洗发水等),40.6%:7.降价促销的物品,40.5%;8.学习、体育用品(如电脑、书籍、球类等),37.8%;9.贵重饰品、收藏品(如金银珠宝等),32.9%;10.耐用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32.9%。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农民对电视广告的关注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电视传播者要适时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村受众需要,同时也有效占领农村广告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告诉我们,除日常食品、农资农机农具、药品等日常用品外,与住房、学习、体育健身、贵重物品和耐用消费品已经日益成为农村电视受众的关注点,也应该成为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点。 严格广告审查制度,确保广告真实性,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声誉。真实是广告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农村受众对电视广告有排斥心理?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调查显示,有44.2%的农村受众认为 “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为拓宽农村电视市场,有必要确保电视广告的真实性,严格广告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的声誉,切不可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广大农村电视受众的利益和电视媒介的长远利益。 改进广告推广策略,提升电视广告在农村的市场占有率。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现实,在提升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占有率上,可采取以下组合策略:④ “空中战+地面战”。就是运用通过电视、广播进行广告的播出,结合地面的户外广告媒体包括墙体广告及横幅广告。 “固定广告+移动广告”。固定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电视、报纸、广播、墙体、展销会等,而移动的广告形式则主要指的是车身广告、流动电影放映、散发宣传单等位置上可以移动的广告营销形式。固定和移动两种形式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接触到广告信息。 “媒体+口碑”。电视和人际传播是影响农民购买商品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因此,只要覆盖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和口碑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就可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 “商业+公益”。投放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是提高企业声誉,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广告主在进军农村市场的时候,不仅要进行商业上的广告宣传和商品推广,而且应该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公益事情。只有商业和公益“两手抓”,才能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利益和形象二者得到兼顾。 “中央+地方”。就是不仅要在省级、县级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上投放广告,而且要在央视等中央级的媒体上进行广告的投放。央视的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较高的收视率;另外,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能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在央视上投放广告,并配合针对城市或农村不同的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投放方式,可以达到城市农村全面覆盖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电视广告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市电视广告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适时拓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为改进对农电视节目采编制作水平、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等,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学界和业界人士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经济基础论文:“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摘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项倡议将充分借助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我国的发展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下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战略意义,发现问题与阻碍,并提出相关意见。并达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达到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战略机遇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我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巨大转变是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实现的。我国古代的战略为现代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战略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说明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得到顺利发展,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在提出的这一构想时,由于此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关注。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其意义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必将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与各国更加友好的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丝绸之路构想来实现各国共同进步。发扬包容、友好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1、“一带一路”概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内容极其发展历程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为基础,增进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在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符合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边境地区作为连接国与国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中蒙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为中蒙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基础,也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开启对欧亚三国的访问,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可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此项战略涵盖了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1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根据新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根据统计,2014年12月后期我国的外汇储备资金为3万亿多美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又将迈出一大步。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我国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延续着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互衔接,进而从西向东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平衡。 2、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危机,改变过去的格局已经势不可挡。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疲软,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带一路”直指全球发展问题重点,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坚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进一步的拉近周边国家与我国的联系,促进各国文化、信仰、经济的友好往来和和谐相处。由我国开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地区的部分国家,可以把我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连接起来,把我国对未来的构思与其他国家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连接起来,让其他国家从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友好,并从中获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与前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 1、“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参与 2014年3月至6月期间欧亚各个国家陆续在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促进贸易往来等各个领域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以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局面。亚欧各国表示,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亚欧国家的经济又着重要的影响。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是促进各国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机会。 2、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坚实 目前,我国与东盟是最大的贸易往来者,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牢固,个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互帮互助,促进了成员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二我国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合作申报的“丝绸之路”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参与。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 “我国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往来以及人文交流,提升各国的综合实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所有的国家都顾及到,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方案,例如在东部地区,应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二西部地区应迅速发展其基础建设。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现金技术和管理,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所面临的各国的质疑与实现途径 (一)“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观点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抱有疑惑的态度,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开俄罗斯直接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可以后来我国公布了初步计划之后,那些质疑不会穿过俄罗斯的人们才慢慢消声。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重视欧亚联盟,只是把丝绸之路作为有前途的方案,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的原因是因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不满意。面对这些质疑,我国将要解释清楚这些质疑,并让其积极支持此次战略计划。 2、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美国认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因为我国是经济大国,会不断崛起并迅速扩张,当我国的综合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与周边国家密切联系,并且将摒弃与俄罗斯的分歧,联合俄罗斯,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3、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 从“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目前日本国会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做出相关审议。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日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上不能确保和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这次事件挑动了日本的的神经,但是日本并没有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参与的各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局面,我国应与中亚南亚国家、俄罗斯、欧盟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形成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加强相互联系,加强政策沟通,不断开拓创新。在发展的同时抓住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综合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在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扩展了“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必定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支持的,并且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共同发展进步。继续发扬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壮举,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构建新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根据古丝绸之路建立的新丝绸之路这一举动更是直接的讲我国与欧亚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各个参与国的交易,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经济基础论文: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解释及文化空间 [摘 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文化课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其中,经济决定论、总体辩证法和多元决定论是阐释二者关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们并没有真切地揭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以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阐述为理论脉络和分析依据,我们认为他分别在起源和内容构成、理论逻辑建构以及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等意义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着多维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案。辨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价值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经济基础论文:探析中美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和传染现象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加入WTO经济贸易组织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正逐步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伴随着近五年新型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金融信息还是金融风险在全世界传播的渠道和效率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每一个资本市场互相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而产生明显的叠加增强的作用。本文主要探索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给同行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中美股市 联动 经济基础 传染现象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股市联动理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之后,近年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承认。1995年,美国学者罗晋和索拉里克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对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主要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所选用的周期是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三十年波动。他们发现,在这三十年时间内,七个主要的市场之间股票的波动都呈现出了相关的波动攀升走势。兰格利德在2001年利用动态协整的检验思路对三个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40年数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三个市场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协整模型构建,而这也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股票之间的联动就逐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对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中国学者驼振心在2008年称,当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和世界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变得尤为显著,而这也意味着股市的联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费兆奇通过对于时变冲击溢出模型的建立,发现世界因素和亚州本地的区域因素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问题的数据描述 (一)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下表选用了若干个中国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指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数据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的一月初直持续到2012年的6月底共计66个月的全部每日数据,同时本数据对于那些因为不同节假日而造成错位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并且以本币为单位进行处理,数据来源是datastream。如下图1所示,黑色的实线主要表示美国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引导关系,而黑色的虚线则相反,表示中国的股市波动对美国股市波动是否造成影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统计曲线数值一直徘徊在0到1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检验的期间,中国的收盘价对美国股市第二天的收盘价没有产生引导关系,但是从2007年11月开始,美国股市的变化开始对中国股市的变化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使得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这项措施让我们国家的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化推动;另一方面,2007年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的进口逐步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受到了出口萎靡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牵引呈现出增强态势。 (二)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 下图2为中美两个经济实体一周期为单位的引导关系构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GDP数据仅仅为季度数据过于含混,因此我们可以选用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标志。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美国经济自身对于中国的引导情况,而黑色虚线则相反,代表了中国对美国的引导关系。从图中看到两条引导方向的线条都在临界值1的上方波动,说明这种引导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明显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础角度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这种经济联动直接导致股市联动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对这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和这个国家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在未来的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产品的折现率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直接造成股票价格的逐步统一性。 (三)股市联动的传染现象 所谓的传染现象指的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市场与市场之间并不能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各种相关性发生。因此在下图3中,本文使用了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探索。黑实线标记的GF统计量代表着种美德经济如果产生联动,那么是否可以构建成格兰杰原因。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样本的绝大多数时间,统计量都大于5%的临界值,这个阶段下,经济基础是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股市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的,但是2008年10月之后数值暴跌到临界值的下方并长期在很低的一个界面进行移动,直到2009年2月才回到了临界值上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向中国进行了传染。 传染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际上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经常会因为恐慌而做出大量没有理性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干扰到其他国家对于股票的预期情况。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发育相对较晚,市场价格机制跟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处于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这种冲击就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的结果,使得股票之间的非理性联动成为必然。 三、结语 随着我国不断开放国际市场,美国股市的收盘价对于中国股市的第二天收盘价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关系,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但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美国股市很容易对我国造成传染效应。 经济基础论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比较 【摘要】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在市场层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和规定。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辩护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辩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一般和市场特殊的二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一般仅仅是在思维层面存在的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所以,作为抽象要素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一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才成为现实的要素,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不是天然的市场买卖的自由,而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工人的消费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工资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总之,“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生产则不仅是投人生产要素获得产出的一般劳动过程,更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不仅仅是厂房、机器设备等,那只是它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论文:王凯:经济基础会让一个演员戏路更宽 王凯曾体会过为了生活而拍戏的感受,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成名后可以根据适合与否选择角色的机会。 《琅琊榜》红遍街头巷尾,王凯也凭借剧中靖王一角为人所熟知。很多演员说自己“演戏不是为了钱”,但大抵只有小有成就的演员才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在七八年前,王凯还没有勇气和底气这样说,因为那两年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不仅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了。 又爱又恨“陈家明” 无论是《伪装者》中的明诚,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方孟韦,王凯创作的形象似乎总是英姿勃发、赤诚果敢的。于是,人们很难回想起他入行的“敲山之作”――《丑女无敌》中娘气十足的陈家明。其实,连王凯回忆起来也承认,如果不是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可能不会接下那个在此后让他纠结了大半年的角色。 初入演艺圈,王凯的境遇并非顺风顺水,这让原本开朗爱笑的他开始变得消沉。2008年前后,他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选择了逃避。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凯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自己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当时去《丑女无敌》试戏,开始时不是试陈家明,到了之后导演说原定的角色已经定出去了,所以就试了陈家明。当时我真的快身无分文了,再加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接了这个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个角色,它让我成长了很多。”王凯说。 他曾说过,一个新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当时的他就是如此。王凯坦陈,追求更好的物质基础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必然的,特别是在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接戏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就一定会选择自己更合适的那个,而不是只要有丰厚的回报就去选择。 对“伪娘”专业户说不 在成功地塑造了陈家明这一角色后,快乐与烦恼接踵而至。好的一方面是,圈里开始有人关注他,找他演戏;不好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将他定格成一个“伪娘”专业户。所以此后,王凯又有七八个月没有接戏,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个瓶颈期。 “之所以多半年没有拍戏,并不是因为没人来找我,而是因为来找我接的角色都与陈家明如出一辙。当初饰演陈家明是个偶然,如果再次接演我以后的戏路就将成为必然了。”王凯说。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王凯还是将那个阶段和陈家明同类型的角色都推掉了,希望从此能够摆脱这个桎梏。 无规划,有节制 可以说,在《伪装者》之后,《琅琊榜》的上映彻底夯实了王凯人气新人的地位,靖王和所谓“人人都是靖王妃”的种种噱头让微信圈里段子手们妙笔生花。而对于未来,王凯并没有做太多的规划。就如同因为被剧本感动得落泪,他果断接下《琅琊榜》,却未曾考虑靖王一角会为自己今后的演艺道路带来什么。 他说自己不善于规划,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变化永远是大于计划的,人们总是现在想得很好,但是,你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给自己计划太多。而且,如果到时候事情没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发生,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不给自己规划,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反而给自己一个惊喜,那你是愿意选择失落还是选择惊喜?”试想,如果按照王凯的理论进行家庭财务规划或投资金融工具,结果恐怕很难有他所谓的“惊喜”。 其实,生活中的王凯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从不乱花钱,更不会因为缺乏规划让自己捉襟见肘。对此,他骄傲地表示,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经纪人。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在择偶标准中的重要程度统计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 齐性检验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方法,对3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3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对方的经济基础在意的程度是否相同,若不同,排列出相应的顺序,进而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齐性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法;合理化建议 生活中,婚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中,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更多,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人们都不想生活的比别人差,同时我们也秉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于是,似乎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在意对方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高薪的工作。因此,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80”后和“90”的年轻人太现实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更纯粹一些,不太会在乎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实力方面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吗?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利用非参数统计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否一致,对349个人进行了市场调查,并且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三个年龄段:18岁至30岁,31岁至50岁,50岁以上。同时,我们将这三组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非常在意,一般,不在意。据此我们统计各类结果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 齐性检验 根据上述给出的数据,我们来检验一下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运用 齐性检验法,并且应用R软件来实现,输出了Pearson’s 检验结果,自由度为(3-1)(3-1)=4, 值为9.9143,p值为0.0419,由于p值小于0.05,于是此时我们拒绝原假设,即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程度不同,具有差异性。 (三)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根据上述的 齐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知三个年龄段的人对于配偶的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在意呢?与我们之前预期的结果是否会一样,据此,我们希望通过检验来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态度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下面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绘制出各组数据的箱线图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三组数据的顺序,从而,结合上述的检验分析和箱线图的绘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个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即18岁至30岁的群体最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为31岁至50岁的群体,最后为50岁以上的群体。 二、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的检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并且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的在意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年轻人最在意配偶的经济实力,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以此也反映出了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也有所改变了。但是,在择偶时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这种风气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建议。 (二)建议 在这个五彩纷呈的社会,似乎我们对一切都很迷茫,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看中人生的部分有所不同,有人将物质看成是全部,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有“拜金”倾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出现的较多。例如,众所周知的江苏电视台主办的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歪曲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给了我们警醒,物质极大丰富不等于幸福,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将物质条件和婚姻画上等号,从而引领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导致最终失败的婚姻,这也是我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下降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导向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注重,可以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以平常心去对待。 在这个浮华的社会,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样奢侈的东西,无论对待任何事,我们都显得很浮躁,很难有一颗平常的心态,对待物质生活,我们现代人往往要求太高,未婚人士更是将未来另一半的物质水平作为首选的条件,于是我们常常感叹现代人的感情不纯粹,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用一颗平和及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不要太在意物质,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小部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经济基础不算坏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 2012年的经济状况,还要从基本面来看。有三个因素,让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国2012年保持乐观。 首先,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下降。本轮通胀,从2010年二季度抬头,到2011年年底才算是被制住。从大的方面看,通胀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力量。一是汇率低估引发的净出口,净出口增加了对国内供给的总需求。二是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形成了另一个刺激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近几年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两方面增加总需求的因素,都对总供给形成压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幸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在2012年都会大幅减弱。首先是2012年的汇率比2010年已经升值了6%左右,从净出口来看,可能已经趋近均衡水平,汇率扭曲导致的通胀压力可能已经基本消除。二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12年的农产品供给因为前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会较为充足,导致农产品通胀的压力较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就是农产品的通胀。通胀压力下降的直接含义是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而2011年经济增速的下降,主要是主动紧缩的结果。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依然健康。对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无关系。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10.7万亿人民币,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综合考虑历年的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净资产约为10万亿,负债比率在47%左右,远低于2000年左右70%的水平,实际上政府的负债水平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了10%甚至20%的坏帐,政府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状况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第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初步测算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2011年的回报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投资回报率高的含义是,经济中并不缺乏投资的机会,一旦宏观调控开始慢慢放松,投资将恢复增长,GDP增速将回暖。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房地产调控。这一次股市的巨大反应,大概与温总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的表态有关,于是一切关于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联动性高等论点的指引下,一副经济低迷的图景似乎已经描绘形成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来自房地产。 问题在于,没有房地产,经济就不增长了吗?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不是这么说的。到底什么行业会火,不是书生擅长,那是企业家们的事情。但是关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的是不缺总需求,特别是投资总需求。宏观紧缩一旦放松,经济回暖可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至少是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人均收入再上一个档次,现在的基础设施都会嫌不够。大中城市的拥堵,直接的要求就是多修路,多修地铁。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外部性高,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其二是周期长,相应的举债周期也长,以前借下的短债可以考虑展期。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对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记忆犹新。那一场通货紧缩,与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及随后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过紧的政策导致了企业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损害了当时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结果导致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历史惊人地相似。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开始的宏观收缩,都和1992年开始的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和投资回报,依然良好,总体风险不大。不过,以史为鉴,把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风险列入考虑,还是必要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货币一体化: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与路径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民进党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政治理论论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教学的思考 一、什么是体验式教学 (一)体验式教学活动的基本内涵 所谓体验式教学活动是遵循学生在学校期间所获得的全部教育性经验的课程理念,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以个体主动参与、亲身体验为特征,以直接经验为主要课程内容,所展开的教学活动。 1.体验式教学活动以经验课程观为课程理念,认为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各种体验都属于课程的内容,学生在学校期间不仅通过显性的课程学习系统知识,而且还通过隐性的课堂体验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这些都是学校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性经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学生不仅学习到教师讲授的系统知识,而且也会通过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所流露的语气、思想情感等感悟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因此,体验式教学活动不仅包括课外实践活动的体验,也包括课内教学活动给学生的丰富体验。 2.体验式教学活动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社会实践活动等活动为主要形式,是学生在各种直接活动中获得的教育性经验,与理论课程相比,体验式教学活动更加关注学生的各种活动以及学生在各种活动中的体验。这些体验有些内容可以通过系统知识方式进行呈现,有些还没有达到系统理论知识的程度,它仅仅作为一种经验性内容存在于个体感性阶段。 3.体验式教学活动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在体验式教学的课堂,学生参与程度不一样,所获得的课堂感受和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体验式教学鼓励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参与的主动性越高,体验式教学的效果也越明显。 (二)体验式教学活动和理论课程教学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与理论课程教学相比,体验式教学并不是以某一科学体系或学科体系为中心设立的课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学生学习掌握某一学科或者某一门具体课程,不仅仅着眼于学生认知的提高,而且着眼于学生的实践活动,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而设计,以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 2.以学生直接经验为内容。理论课程学习比较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对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的学习运用、掌握,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内容和观点的把握,而体验式教学比较强调从学生直接经验出发来学习,强调学生从实践中亲自感受和体会,强调学生的参与性。 3.以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体验式教学活动虽然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内在体验,但其主要载体是学生的各种外部活动,如专业实习、社会实践活动、军政训练、文体活动、公益性活动等,这些活动既可以在课堂内进行,也可以在课堂外进行,但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纳入学校正式的教学计划。 4.综合经验的课程观。相对于理论课程把各门知识分化成狭窄的学科,采取分科课程的方式进行教育,体验式教学更强调课程的综合经验,学生在实践中接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学生在体验式教学中学习的经验既有智育方面,也有德育、体育和美育方面的内容。体验式教学过程既丰富和发展了学生各方面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丰富了学生人生体验,是知情意行的综合过程。 (三)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都是由学生活动构成,但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一种教学,所涉及的实践活动是课程意义上的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外活动则是教学计划以及大纲以外的活动,是教学的一种补充,至多被看作是“第二课堂”或者是“第二渠道”,因而在时间、场地、内容和指导教师等方面得不到充分的保证。 2.作为教学活动,体验式教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长期教育活动,要有一定的课程结构和相应的实施规范,而课外活动则比较自由,组织安排是临时的、短期的。 3.体验式教学的范围比课外活动更为广泛,课外活动的范围局限于课堂之外的活动,而体验式教学的设置没有课堂与课外之分,它既可以存在于课堂内,也可以存在于课堂之外。 4.体验式教学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教育的理念,它把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纳入学校课程的视野,强调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这种积极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因素与存在于学校课外的自然影响的课外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统筹安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具体督促检查。实验、实习课程也要进一步加强,在时间、内容、组织、条件上予以落实和保证。”[1]将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正规教学计划,作为加强德育的重要途径,反映了德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体验式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和旅游的区别 1.参观考察、旅游活动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合理地加以运用,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教育性的因素;否则,它只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因素,而不是有目的、有意识自觉开发的教育 性的因素。 2.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教学活动,这种课程教学活动需要一些载体,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活动是一种良好的载体,通过参观考察,不仅丰富和开阔了个体的视野,增强了对社情民情的理解,获得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个体独特的感受,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有益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活动。 3.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同起来,更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庸俗化,把任何参观考察、旅游活动都说成是体验式教学活动。 体验式教学活动不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是体现着一种教育观念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体验式教学大多以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作为载体,通过这样一些实践活动方式来进行,但实践活动本身与体验式教学并不能等同。体验式教学的提法,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用新的、或者是科学的概念来取代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但不能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说明的术语,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善于使用新的语言,具有创新的能力。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需要体验式教学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 1.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性质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课程,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和课程内容带有某种强制性。课程内容必须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尺。 2.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相比,除了学科内容的不一样以外,其教学目的和着眼点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在教学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某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专业学科的人才和为社会服务的实际本领,其课程教学主要指向学科内部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当然他们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其教育的主要指向是学生内在的思想政治结构,着眼于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在进行课堂教学主导渠道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两类课程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3.从课程教学过程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同为课堂教学活动,具有课堂教学活动的共同规律,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又具有特殊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本质是教师和学生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为中介的特殊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既是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或者说特殊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即对学生有计划地、系统地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同时还是一种人格的影响和陶冶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涉及到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学中,学生的认识,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的理论知识及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学科的内在学科结构,它是一种在教师引导或者领导下的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特殊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认识的主要对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或者说是课程内容及其知识结构。通过这种知识结构的学习和掌握,学生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在头脑中逐渐构建起一种理论的体系。 第二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使统治阶级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体现了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2]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本质特征反映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落后性、稳定性与多变性等系列矛盾。 第三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学习过程,而且是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信仰、信念的形成过程是超越于具体知识和功利层面的东西,它需要一种人格的影响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心交换心,真诚换真诚”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体验式教学的需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需要有比一般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具有更为复杂的过程,具有更多的个人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不仅有一个显性的教学过程,而且也有一个隐性的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体现几个基本原则:即真诚的原则、尊重的原则、同感的原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入情感的因素。 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注入情感因素,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本身就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有丰富体验的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学生。 但在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体验和感受太缺乏了,就连很多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课的教师,也很少到过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并且也很少有教师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等去参观考察过。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就不能给学生一种现场的感受,不能使自己的课堂注入一种个人亲身体验的情感性的因素,只能使课堂教学成为纯粹的知识性教学,而不是富有丰富情感的教学活动。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杜威有个着名的论断,他说:对于关于道德知识方面的课程,“只有在学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关注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并得到激励时,这样的课才有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别人感情的态度,这种功课对性格的影响不会大于关于亚洲山脉的知识对他的性格的影响。”[3] 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来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包括一些旅游也是非常必需的,它可以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把个人的情感性体验注入教学活动中,进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富有思想和感情,增加课堂授课的感染力。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课程只有亲身体验以后才能够讲授,但无疑,多一些体验总是更好一些,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尤其如此。 三、如何开展体验式教学活动 (一)用“经验”课程观代替“知识”课程观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作为一种外在于学生的知识。这种以“知识”为本质的课程观的最主要问题是与学生思想脱节,与学生生活体验脱节。因为知识一旦产生,它就是属于相对独立于学生的客观体系。把“经验”作为课程的本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联系,强调了课程内容与学习者生活经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使课程内容得到了拓展。用“经验观”来代替“知识观”至少有以下优越性:一是用经验来代替知识,扩展了课程的内涵,使课程不仅可以包容用知识定义课程时所含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能包容更多的内容;经验既可以包含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可以包括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经验;既可以包括直接经验,也可以包括间接经验,既可以包括个人经验,也可以包括社会经验等,使课程内容更为宽广。二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可以使得课程获得在被定义为知识时无法获得的功能,这就是要让学习者亲身去体验。这种功能的扩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课程认识的飞跃,改变了学习者与课程的关系,以及他 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的理念。三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反映了现代知识观念的变迁。伴随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人们对知识观念的认识日益深化,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观念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性知识,而是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人类社会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总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我们以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经验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就会更加关注学生对课程的体验和感受。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就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有益于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体会和理解。 (二)积极吸纳学校现有的有德性的实践活动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高等教育的若干环节中,存在着很多具有德育作用和效果或者具有德性的以活动作为主要载体的教育方式。这些活动既包括以德育为主要特征的实践活动,如学校开展的军训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也包括以学术学习为主导的活动,如专业实习、学术沙龙活动等,还包括以娱乐、健身、个人兴趣爱好为特征的活动等;既包括群体性活动,如班团活动、组织生活,又包括小组活动,个别活动等;可以是学生主动组织参与的活动,也可以是学校、院系、班级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活动。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实践活动,虽然有一些并不是作为课程而存在的,但是,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现代德育课程的观念来看,这些实践活动都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把自发地开展的、没有经过现代课程观念整合的活动纳入体验式教学范围,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系统开发、设计,和使这种活动处于自然状态,没有经过设计和开发其德育的效果和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就必须吸纳学校现存的一些有德育意义的活动,使之成为正规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按照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体验式教学活动 吸纳现存的具有德育作用的活动,把它作为体验式教学进行系统设计,只是一种消极的实践课程建设的策略,而要使体验式教学更好地实现其德育的功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还必须按照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理念,主动地进行体验式教学开发。一是把学生在学校期间获得的思想道德方面经验作为德育课程内容,注重学生在学校各种教育活动中的体验,注重从知行统一的角度,提供给学生积极健康的、显性和隐性一致的课程经验。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学校德育的主体,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三是从多方面成立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机构,充分发挥学生在学校事务中的主人翁的作用,积极营造学生中良好的教育氛围。四是注重个别化教育,注重学生个体性的特点。五是加强学校同社会的联系,使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总之,要把学校环境作为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使学生成为真实生活的主人。 (四)全身心地投入体验式教学活动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活动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沟通过程,需要教育者丰富的情感,需要教育者以真诚、尊重和同感的态度进行教学活动。教育者的真诚、尊重和同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教育者有这样一种态度,在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过程中,他就会主动地关心受教育者,倾听受教育者的想法,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以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为中心,进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做一个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促进者”。因此,“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5]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是一个理想的事业,需要教师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投入教学活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注入一种温暖的力量,促使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改变 政治理论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大学生党建工作契合问题研究 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地位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并且认为,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不断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同时强调,组织部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作为高等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学工作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想建设始终是党建核心,党员不仅组织上入党,更重要是思想上入党。大学生是一个年轻的特殊群体,在其中发展党员,尤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以其独有功能和优势,对提升学生党员思想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保证大学生党员质量,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因此,努力实现学生党建工作和“思政”课教育有效结合,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迫切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学生党建工作是在高校党委领导下开展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两项重要工作。相对于学生党建工作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更加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理论性,但两者在根本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上都具有相同之处,另外,表面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教学工作,而学生党建工作属于学生工作,但是实际上不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还是学生党建工作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这两项工作都归属于学校党委管理。因而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学生党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作用,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大学生党建工作契合方法 适应学生党建工作需要,有针对性进行“思政”课教学内容改革,进一步突出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内容。一方面可以增强“思政”课教学内容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而可以弥补学生党校理论学习不全、不深、不透问题,从而实现“两种教育”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有助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高学生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创新学生党建工作思路与方法,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鼓励“思政”课教师深入参与大学生党员发展培训工作。这样给“思政”课教师深入参与学生党员发展培训工作提供了契机和发挥专长的舞台。这种参与意味着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课内拓展到课外,从固定的有限时间转变为“全天候”。加强校园网络资源建设,让网络成为大学生党员学习的园地和成才的基地。思想政治网络课堂是大学生党员教育的新阵地,这不仅是工作手段上的创新,而且推进了学生党员教育的深入。 首先,“思政”课教师要适应新需要,在知识结构、责任意识、精神状态等多方而提出新要求。如要有党建、学生工作、管理等方面知识;要有奉献和更多付出思想准备。其次,加强学生干部与“思政”教师间联系。两条线上老师既要随时个别沟通,又要以定期或小定期联席会议等规范、灵活方式,经常性举行工作交流,讨论解决问题,形成互通有无、彼此相融、亲密无间和谐工作氛围。最后,以激励为导向,形成学校、二级学院(系、部两级管理机制。“思政”课教师全面参与学生党建工作,虽强调奉献和牺牲精神,但也要考虑适当补偿。在制定相应管理规则时,要突出激励、褒扬政策导向,如合理考虑教师工作量、制定科学规范工作制度等,以提高教师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防止定任务、定指标做法。发展党员是很严肃事情,绝不能掺杂任何攀比心态。不能把诸如入党积极分子多少、发展对象多少、预备党员多少、正式党员多少的数字任务化、指标化、绝对化,更不能以此作为考察教师工作好坏和成败依据,否则,不仅挫伤教师积极性,而且影响学生党员质量。 三 、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特色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大学生内在精神世界的构建,承担着育人为本的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重任。我们从事思政教育的教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具体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中忠实地落实党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针,积极响应和教育部关于新课改方案精神,扎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切实突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党建工作中的特色作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围绕大学生党建工作作了大量具体工作。 1、贯彻落实新课改精神,健全和强化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改革的领导和组织队伍建设。2005年按照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我校即由学校党委和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相关领导组成了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改革实施领导小组。 2、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教学和改革、服务于学校“创优升本”工作大局,突出思政教育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首要的素质要求,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育教学是大学生进入大学阶段“第一课”的重要性。因此,自2010年上半年伊始,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精神,在校、系领导下,逐步开展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相关工作,结合我校人才培养模式,以《雷锋精神概论》课的新课程改革为重心,积极响应学校课程改革要求,深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工作,突出了服务学校的大局意识。深化雷锋课教学改革,推进雷锋精神研究。进一步探索雷锋课模块式教学改革,把开展学雷锋活动与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不断加强对党的理论与政策精神的学习,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专业能力,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及时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动态,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院校的经验。一方面是外出学习。自2010年以来,为更好地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我们先后有30多位老师参加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培训,在他们回来后教研室专门组织全教研室老师集体听取传达课改的精神和兄弟院校课程改革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开展专题培训工作,提升教学业务能力。在部门主任的领导下开展了教师培训和青年教师业务水平培训。 4、大力宣传典型,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作用和影响。 政治教师可以把发现、培养、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充分发挥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建设、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校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带动影响周围的同学,做到“发展一个,带动一片”,提升大学生党员在同学中的形象,树立起“一个党员一盏灯,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良好形象,形成强大的以点到面的辐射带动作用。 5、开展专题式教学。大学生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希望教师把富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讲得更生动有趣,富有吸引力。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教师可以多开展专题式教学与以往平铺直叙的灌输式教学不同,专题式教学可以更好地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突出重点,紧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又使理论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理论困惑。这可以使理论与学生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增强理论教学的实效性,并且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从而使学生更自觉地坚信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大学生入党打下思想基础。 6、注重隐性课程的开设。如果说政治理论课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显性课程,那么校园文化、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心理健康教育、行政管理中渗透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隐性课程。只有既加强显性课程建设,又加强隐性课程建设,才是真正体现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不仅要通过政治理论课传授理论知识,而且还必须通过在各种交往实践中陶冶情感、增强体验,才能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情感化的认识、变成信念,进而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化,培养起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马列主义理念。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正是属于情意方面的教育培养。只有将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巩固和确保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使大学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信仰。 7.在大学生中开展学雷锋系列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学雷锋主题班会、雷锋知识竞赛、报告座谈、读书征文、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激发大学生做雷锋传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展“续写雷锋日记、放飞青春梦想”校园博客创作大赛和“魅力雷锋、美在瞬间”微信摄影大赛;做好雷锋式楼座、雷锋式班级和感动校园人物学雷锋典型评选以及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等活动,聘请雷锋战友、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当代学雷锋标兵和道德模范等为校外辅导员并来校作报告。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角色定位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其针对性、目的性和实效性的关键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做出新的角色定位。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是学科教师、人生导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三者的高度统一,文章对此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角色定位 提高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是教师。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其针对性、目的性和实效性,关键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深化教改的热潮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做出新的角色定位。作为高校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是学科教师、人生导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三者的高度统一。正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只要做到了三者的有机结合,因势利导,学生就一定能“亲其师”、“信其道”,从而达到“敬而受教”的境地。 一、必须具有深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全面系统地把握学科知识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学科教师,要精通业务、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要根据学科特点把握教学规律,深入研究相关理论问题,全面认识和了解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逐步形成适合自己语言特点的教学风格,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一)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信息通讯技术及互联网的普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由远距离变成了零距离。同时,由于受国际风云变幻和复杂政治气候的影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杂音”、“噪音”也时有出现,难免会给大学生健康成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所选事例要健康向上,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感染力,要牢记思想政治课的历史使命和宗旨。 (二)熟读原着,努力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要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认识理解问题的能力,就必须熟读马列主义主要经典着作,特别是要结合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际,深入学习《选集》、《邓小平文选》、《文选》,以及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对革命导师和领袖的经典着作中的重要理论原理和历史事件要烂熟于心。只有这样,讲课时才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说理透彻、妙趣盎然,学生才能从心灵深处佩服教师,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 (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要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全面认识和了解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要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提出的社会热点问题,教学中不应回避,要耐心讲解,正确引导。只有关注并讲深讲透了热点、难点问题,学生才会关注和热爱这门学科,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四)全面系统掌握学科的知识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知识点繁多,教师要全面掌握,而不能只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性地掌握。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尽情发挥,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知识一带而过,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对属于研究方向之列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不属于自己研究方向的却讲得很少,像这样的教师对其学科知识没有全面深入掌握,更谈不上优化智能结构,授课内容零散琐碎,缺少严谨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学生自然不会欢迎。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必须全面系统掌握学科知识点,做到广闻博览,长期积累,优化自己的智能结构。这样,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得心应手。 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学生的人生导师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有目的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不能仅仅把自己定位为学科教师。这是因为: (一)大学生在成才路上需要教师的点拨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大学生价值观念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碰撞的时代,给大学生造成了很大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少数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不足、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等。因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上课之前要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表现,要有目的的安排相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设计好教学方法,这样,在教学中才能做到因材施教 (二)教师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责任 近几年来,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教育部多次就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下发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因此,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既是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教师有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能力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长期接受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他们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就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要教师深入挖掘教材内容,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生动鲜活的事例,灵活运用教学原则和方法,就一定能达到教育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的。 三、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职责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每位教师的职责,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应把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当作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高校要普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相关课程教学对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相关课程教学内容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有其独特优势,只要教师有意识地加以引伸,不仅能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而且能激发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教师要充分认识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据调查,目前我国21.6%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的心理问 题,有的大学生因为人际交往问题、学习压力问题、专业兴趣问题、前途问题、情感问题、社会评价问题等原因,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情节严重的还出现了杀人犯罪和自杀的现象。对此,教师要有充分认识,在备课阶段,对教材中能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要加以大力拓展,设计好心理健康教育途径,采用大学生能接受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这样,不仅能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能不断增加师生互信,达到与学生心灵沟通的目的,学生才会接受教师,并接受教师所讲的内容。 (二)充分运用相关课程中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来培养当代大学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好教材。教学中可以就以下问题设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1、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意在提高大学生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和培养大学生的无私奉献,积极乐观的精神。 2、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迫害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意在帮助大学生树立分清是非、无所畏惧的正确的挫折观。 3、亲属为革命牺牲及表现出的矢志不渝坚韧顽强的精神,意在提高大学生临危不惧的品质和忍受痛苦的心理承受能力。 4、弘扬邓小平求知精神,提高大学生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精神。 5、弘扬邓小平求真精神,帮助大学生在求真务实中树立战胜挫折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6、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净化大学生心灵。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是学科教师,同时他还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只有在新时期的教学实践中,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不断开拓教书育人的新境界,才能把教材中抽象的理论讲活,才能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热情,学生才会真正喜爱思想政治理论课。 政治理论论文:政治理论学习心得-学习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今年的政治理论学习,区委学习中心组集中安排每个专题学习我都参加了,并做到认真听课,做好学习笔记,积极发言讨论。特别是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保持共产学名员先进性教育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点学习内容,更加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目标要求。每学习一个专题或平时学习理论文章都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与自己的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深刻领会,达到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的效果。 一、把学习当责任,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我认为,当干部尤其是当领导干部,有多大的职务就有多大的责任,要尽职尽责,就要站高望远,具备能尽好职责的素质才能,素质才能主要从学习中来,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中积累提高。因此,学习是自己的责任,是思想和工作的动力源泉,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我们所担负的工作,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其素质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一方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是与学习的深浅,与理论功底直接相关的。实践证明,要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改造自己,就必须不断学习。不学习就会落伍,就会迷失政治方向,有的甚至会把能力用到歪门邪道上去,最终将被社会、被人民群众所冷落、所淘汰,得不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如果学习不好就不能正确把握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更好地运用新理论解决新问题,就必然造成工作质量低下或者失误。工作不好就是对自己不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深刻地体会到学习对自己、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一种重要责任。有了这种强烈的学习责任意识,就能主动自觉去学习,就能带着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去学习,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 二、注重学习的量和质,在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区委学习中心组每年统一安排的专题学习,时间上给予了保障,内容上比较广泛。一年来,我对区委统一安排的专题学习从未缺席,每个专题学习都专心听课,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并结合工作和思想实际,写好学习心得体会文章。在担任区委办主任期间,能认真组织区委办公室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进行学习交流座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方法进行学习。同时,还十分注重强调大家主动自觉地学习,引导大家善于利用工作之余,看书看报,关心时事政治。 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学习与不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学多与学少也不一样,学习肤浅与学习深刻也不同,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地学,把学习与解决问题(包括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收效更加不一样。比如,在今年市第二届运动会上,我区取得了金牌总数和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区创作的东纵组歌和电影故事《东纵特遣队》等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五中上省一级中学、市一中江北分校、二小、十五小、上排小学和麦地小学等上市一级学校等就充分体现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成效。因此,我认为,学习重在自觉主动,才能入心入脑。同时也必须有约束机制,要有量的体现,才能有质的提高。比如: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等,都必须系统地学习,逐章逐节反反复复地学习领会,真正领会丰富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对其中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以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还再次学习了同志在考察西柏坡时的讲话,使我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确实应清醒地正确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经常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来要求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否贴近群众,是否贴近实际,是否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是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否符合改革与发展的潮流,始终保持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良好作风。如此这些,我是在学习中不断深悟的,也深深感悟到既广泛系统又有深度的学习,在深度上多下功夫,才能保证学习取得应有的效果。 三、讲究学习方法,循学善进,力求学有所得。 在学习中,碰到比较多的实际问题是工学矛盾和学习效果的问题。我对区委学习中心组统一安排的学习辅导,只要不是因公外出学习出差或上级有会议无法请假外,都能做到服从中心组的学习时间。曾有几次,早已安排好的会议或约定与有关部门下乡,都因与区委中心组安排学习相冲突时及时调整安排,从不以任何客观理由不参加中心组学习。所以,我参加区委中心组学习每次必到,从未请过假。除了中心组统一安排学习以外,我每天都坚持挤时间看书看报。我深深体会到,看书看报也是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比如:我比较喜欢看的《领导科学》、《党风》、《半月谈》、《学习研究参考》等,这些书刊杂志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很多文章我学习后都很受启发和教育,对陶冶自己的思想和分析处理实际工作都有很大好处,对区委中心组学习的专题辅导内容进一步加以消化理解也有很大帮助。 在学习中,我还感到写好读书笔记和学习体会文章也是一种加深理解和掌握有关学习内容很好的学习方法。如果对学过的专题课,自己整理笔记,印象就深刻。结合实际写心得体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带着思想和工作中的疑难去学更能解决很多思想疙瘩和工作疙瘩。用理论上的基本原理,弄懂弄通实践中的各种疑难,这种深入浅出,循学善进,结合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很有实效的。 总之,一年来的理论学习,不但理论上又有新的长进,思想政治素质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更使自己感到长高了,望远了。所以,学习给我带来很多帮助,学习给我受益非浅,学习是 人生名符其实的“伴侣”。今后,我将不断加强学习,在中心组统一组织学习的基础上,挤出更多时间更深入地学习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使学习成为自己思想和工作的导航灯,指导和促进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不断进步。 政治理论论文:五步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 摘要:该文针对高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过于单调的情况提出了运用研讨式五步教学法进行改革的实践。并分析了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的作用和意义,指出其对转变教学方式、教学形式、师生关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延伸教学环境、合理利用网络信息、及时纠正学生认识和提高教师教学水平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研讨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涉及学科广泛、游历空间广阔、延展时间长久的课程,它不仅承担着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也肩负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将直接影响我国人才素质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直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更加保障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地位。然而,如何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这成为所有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通过目前对学生的调查来看,教学方式过于单调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都持肯定态度,但对课堂教学的形式过死大多感到不太满意,它抽象的理论内容,加上教师单一、呆板的“一言堂”授课方式,使得理论课气氛沉闷已成为一个通病。这与学生所追求的生动有趣、深刻全面的要求相比,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改变目前“说教”的教学方式,运用更加丰富多彩、贴近生活、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式是思想政治理论改革实践的一个重点。而研讨式教学法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教学方式。 1 研讨式教学法概述 根据以人为本的认知学习理论,人的认识不只是由外界影响直接给予的,而是外界影响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学习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态度、需要和兴趣,并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对外界影响做出主动的、有选择的信息加工过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从孔夫子到朱熹,从宋代二程到梁启超,以至当代的叶圣陶,在他们的教学实践论着中,无不贯穿着“点拨”二字,可见从古至今教育学家们都主张教师应站在引导的层面上,尽量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这种把主动权更大限度交给学生的教学方式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就更为迫切了。研讨式教学法就是一种充分发挥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的教学方式。研讨式教学模式是在教师具体指导下,通过学生的研究、分析和讨论,进行知识建构和价值认同的一种学习过程,这种模式不单纯追求学生的学习结果,而是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纯粹要求学生知道什么是标准,而是有针对地引导学生自己找到正确的思路。这种教学方式的特点就是重视发展学生的自主行为和个性特长,促进学生自主创新学习,改变过去的“一刀切”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这在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中,是值得尝试的。 2 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 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大致分为五步,是五步循进、自成体系的教学模式。 2.1理论导论:教师用两三周时间先讲理论导论,使学生对该课程的整体理论体系有所了解。这一部分的教学跟传统的模式基本相同,主要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与平常的教学有一定的区别,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不用将所有的细节都一一表述,而是让学生对这一理论课程有初步和整体的感性认识。导论主要就是将开展此课程的意义、课程包含的主要理论、基本框架等作一初步的阐述,让学生对课程中主要涉及的理论和侧重有一定的印象。 2.2分成小组,设置选题:在理论导论的基础上,将理论课的主要内容设置成不同的选题,这些选题可以是论点,可以是关键性主题,也可以是提问,甚至可以是正反对立的一组观点。多种形式的选题其目的是以新颖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关注,同时在设置上可以兼顾引导的方向。然后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通过自主选择、抽签决定或教师分配等多种方式让每个小组选定一个主题,指导学生如何查找和收集资料。 2.3收集资料,撰写发言稿:各个学生按教师传授的方法到图书馆或通过网络查找和阅读资料,围绕选题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筛选,撰写发言稿。要求发言稿写出选题的基本情况、本质意义和历史地位,形势政策选题还应包括政策分析和影响。 2.4小组交流和制作课件:学生在小组内将独立探索的知识和心得以讲课评课的形式进行交流,展开讨论,学生先内部协商,即在本组内部争辩究竟哪个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再相互协商,即针对当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将大家共同认可和补充的内容进行汇总,并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最后每个小组推选1-2名同学将大家的共识在大班进行讲述。 2.5大班讲评:选择时间让各小组推选的学生在全班登台讲述各自的选题。每人讲35分钟左右,然后让其他组和本组学生进行讲评或展开辩论,教师根据所有学生发言情况对这一选题进行总评和综述。教师在综述中一方面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同时根据学生的讲述和讨论情况补充和深入阐述,纠正学生的 偏颇或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思想理论认识。 3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践的体会 通过实践,我们发现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特别是文科类学生的欢迎,其教学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的运用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生动了课堂,也充实了课程内容,其作用和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研讨式教学法改变了过去“一言堂”“一刀切”的单调的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全面深刻。研讨式教学模式在教学方式上,完成了从“讲授式”到“研讨式”的转变,打破了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授课制,而代之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小组交流、大班讲评几者结合的教学新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没有预定的真理、知识、经验或价值,教育的过程是种探讨、交流与对话的过程。整个教学过程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为始终,能够诱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高涨的学习热情。而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从“一言堂”到“群言堂”的转变,学生在课堂上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倾听者,而成为课堂发言的主体,讨论、辩论的主体。这种群言纷争的情况方面使课堂变得活泼,也使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轻松地被接受,同时也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和透彻。而在师生关系上,研讨式教学法完成了从“主客”关系到“主一主”关系的转变,教学过程不再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作为客体的学生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而是作为主体的学生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自主探索、合作研讨、相互沟通、解决问题的过程。研讨式教学法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创造了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从而易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学生对学习的被动态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使学生视学习为乐事,主动学、积极学。而使教师直正变成了以学生为主的、合作的、探索性的帮助者的角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使得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论的影响,对学习的效果产生显着的影响。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怀有好意的基础上时,评分才能成为促进学生进行积极的脑力劳动的刺激物”。 3.2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打破了过去静态的封闭型的教学过程,显示了动态性的教学过程,使课堂的涵义得以延伸,使理论教育的效果更加显着。课堂不再只是教室、黑板、教师、多媒体,而是延伸到了资料室、图书馆乃至电子网络,从而扩大了教学活动的场景,缩小了学校与日新月异变化的社会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支配的学习时间,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既成的结论与事实,而是可以通过自己主动的探索,分析、归纳选择自己所需的东西。 3.3研讨式教学法合理地利用网络信息和资源,将网络纳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体系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方面,网络中丰富多彩的信息,跨区域的信息交流、全球化知识的碰撞,对于拓宽大学生的视野、丰富知识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但同时鱼龙混杂的各种信息和理论也混淆了大学生的视线,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何趋利防弊是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研讨式教学法鼓励学生接触网络,合理使用网络信息,从中找寻各种信息、资料和理论阐述,将其直接纳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体系中。学生直面各种网络信息,并将它们进行汇总、整理、筛选,同时还将其呈现在同学间进行讨论、研究甚至辩论,对于学生了解网络知识和理论宣传,科学地分辨和利用它是非常有利的。 3.4研讨式教学法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者更直接地了解学生的思想理论认识和水平,并做出相对有效的、正确的教育引导和帮助。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模式,学生作为被动的倾听者和接受者,一般能够表达自我看法和认识的机会很少。思想政治理论课原本就是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策导向、法律意识等等作为目标的。如果学生特别是有着自主意识的大学生不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理论教育者很难探知其内心的想法,那么理论课就成了一种纯粹的科学,对学生的影响和正确引导的作用很难体现。但是通过研讨式教学模式进行理论课教学,学生有了表达自我认识和思想的机会,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讲述、讨论和辩论了解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和看法,特别是对形势与政策的了解和态度,这样,就可以让教师在总结综述中有针对地对 些不是很科学,甚至偏颇、错误的观点和认识进行及时纠正和深入地阐述,其教学的效果自然是事半功倍。 3.5通过研讨式教学法,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从一个理论的灌输者转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倾听者、分析者、引导者,这样的身份转变,也可以让教师从学生不同角度的阐述和分析中得到不少启发。同时对学生中出现的认识偏颇问题要进行及时的分析和纠正,也需要教师有一定的技巧和处理能力,教学相长,对于教师特别是年轻的理论教师来讲,这确实上种能够促进教学水平的教学方式。 政治理论论文: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教学的思考 一、什么是体验式教学 (一)体验式教学活动的基本内涵 所谓体验式教学活动是遵循学生在学校期间所获得的全部教育性经验的课程理念,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以个体主动参与、亲身体验为特征,以直接经验为主要课程内容,所展开的教学活动。 1.体验式教学活动以经验课程观为课程理念,认为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各种体验都属于课程的内容,学生在学校期间不仅通过显性的课程学习系统知识,而且还通过隐性的课堂体验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这些都是学校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性经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学生不仅学习到教师讲授的系统知识,而且也会通过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所流露的语气、思想情感等感悟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因此,体验式教学活动不仅包括课外实践活动的体验,也包括课内教学活动给学生的丰富体验。 2.体验式教学活动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社会实践活动等活动为主要形式,是学生在各种直接活动中获得的教育性经验,与理论课程相比,体验式教学活动更加关注学生的各种活动以及学生在各种活动中的体验。这些体验有些内容可以通过系统知识方式进行呈现,有些还没有达到系统理论知识的程度,它仅仅作为一种经验性内容存在于个体感性阶段。 3.体验式教学活动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在体验式教学的课堂,学生参与程度不一样,所获得的课堂感受和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体验式教学鼓励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参与的主动性越高,体验式教学的效果也越明显。 (二)体验式教学活动和理论课程教学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与理论课程教学相比,体验式教学并不是以某一科学体系或学科体系为中心设立的课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学生学习掌握某一学科或者某一门具体课程,不仅仅着眼于学生认知的提高,而且着眼于学生的实践活动,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而设计,以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 2.以学生直接经验为内容。理论课程学习比较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对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的学习运用、掌握,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内容和观点的把握,而体验式教学比较强调从学生直接经验出发来学习,强调学生从实践中亲自感受和体会,强调学生的参与性。 3.以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体验式教学活动虽然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内在体验,但其主要载体是学生的各种外部活动,如专业实习、社会实践活动、军政训练、文体活动、公益性活动等,这些活动既可以在课堂内进行,也可以在课堂外进行,但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纳入学校正式的教学计划。 4.综合经验的课程观。相对于理论课程把各门知识分化成狭窄的学科,采取分科课程的方式进行教育,体验式教学更强调课程的综合经验,学生在实践中接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学生在体验式教学中学习的经验既有智育方面,也有德育、体育和美育方面的内容。体验式教学过程既丰富和发展了学生各方面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丰富了学生人生体验,是知情意行的综合过程。 (三)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都是由学生活动构成,但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一种教学,所涉及的实践活动是课程意义上的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外活动则是教学计划以及大纲以外的活动,是教学的一种补充,至多被看作是“第二课堂”或者是“第二渠道”,因而在时间、场地、内容和指导教师等方面得不到充分的保证。 2.作为教学活动,体验式教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长期教育活动,要有一定的课程结构和相应的实施规范,而课外活动则比较自由,组织安排是临时的、短期的。 3.体验式教学的范围比课外活动更为广泛,课外活动的范围局限于课堂之外的活动,而体验式教学的设置没有课堂与课外之分,它既可以存在于课堂内,也可以存在于课堂之外。 4.体验式教学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教育的理念,它把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纳入学校课程的视野,强调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这种积极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因素与存在于学校课外的自然影响的课外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统筹安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具体督促检查。实验、实习课程也要进一步加强,在时间、内容、组织、条件上予以落实和保证。”[1]将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正规教学计划,作为加强德育的重要途径,反映了德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体验式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和旅游的区别 1.参观考察、旅游活动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合理地加以运用,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教育性的因素;否则,它只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因素,而不是有目的、有意识自觉开发的教育 性的因素。 2.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教学活动,这种课程教学活动需要一些载体,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活动是一种良好的载体,通过参观考察,不仅丰富和开阔了个体的视野,增强了对社情民情的理解,获得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个体独特的感受,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有益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活动。 3.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同起来,更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庸俗化,把任何参观考察、旅游活动都说成是体验式教学活动。 体验式教学活动不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是体现着一种教育观念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体验式教学大多以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作为载体,通过这样一些实践活动方式来进行,但实践活动本身与体验式教学并不能等同。体验式教学的提法,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用新的、或者是科学的概念来取代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但不能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说明的术语,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善于使用新的语言,具有创新的能力。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需要体验式教学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 1.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性质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课程,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和课程内容带有某种强制性。课程内容必须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尺。 2.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相比,除了学科内容的不一样以外,其教学目的和着眼点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在教学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某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专业学科的人才和为社会服务的实际本领,其课程教学主要指向学科内部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当然他们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其教育的主要指向是学生内在的思想政治结构,着眼于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在进行课堂教学主导渠道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两类课程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3.从课程教学过程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同为课堂教学活动,具有课堂教学活动的共同规律,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又具有特殊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本质是教师和学生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为中介的特殊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既是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或者说特殊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即对学生有计划地、系统地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同时还是一种人格的影响和陶冶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涉及到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学中,学生的认识,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的理论知识及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学科的内在学科结构,它是一种在教师引导或者领导下的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特殊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认识的主要对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或者说是课程内容及其知识结构。通过这种知识结构的学习和掌握,学生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在头脑中逐渐构建起一种理论的体系。 第二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使统治阶级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体现了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本质特征反映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落后性、稳定性与多变性等系列矛盾。 第三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学习过程,而且是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信仰、信念的形成过程是超越于具体知识和功利层面的东西,它需要一种人格的影响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心交换心,真诚换真诚”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体验式教学的需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需要有比一般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具有更为复杂的过程,具有更多的个人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不仅有一个显性的教学过程,而且也有一个隐性的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体现几个基本原则:即真诚的原则、尊重的原则、同感的原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入情感的因素。 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注入情感因素,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本身就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有丰富体验的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学生。 但在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体验和感受太缺乏了,就连很多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课的教师,也很少到过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并且也很少有教师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等去参观考察过。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就不能给学生一种现场的感受,不能使自己的课堂注入一种个人亲身体验的情感性的因素,只能使课堂教学成为纯粹的知识性教学,而不是富有丰富情感的教学活动。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杜威有个着名的论断,他说:对于关于道德知识方面的课程,“只有在学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关注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并得到激励时,这样的课才有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别人感情的态度,这种功课对性格的影响不会大于关于亚洲山脉的知识对他的性格的影响。” 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来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包括一些旅游也是非常必需的,它可以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把个人的情感性体验注入教学活动中,进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富有思想和感情,增加课堂授课的感染力。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课程只有亲身体验以后才能够讲授,但无疑,多一些体验总是更好一些,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尤其如此。 三、如何开展体验式教学活动 (一)用“经验”课程观代替“知识”课程观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作为一种外在于学生的知识。这种以“知识”为本质的课程观的最主要问题是与学生思想脱节,与学生生活体验脱节。因为知识一旦产生,它就是属于相对独立于学生的客观体系。把“经验”作为课程的本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联系,强调了课程内容与学习者生活经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使课程内容得到了拓展。用“经验观”来代替“知识观”至少有以下优越性:一是用经验来代替知识,扩展了课程的内涵,使课程不仅可以包容用知识定义课程时所含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能包容更多的内容;经验既可以包含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可以包括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经验;既可以包括直接经验,也可以包括间接经验,既可以包括个人经验,也可以包括社会经验等,使课程内容更为宽广。二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可以使得课程获得在被定义为知识时无法获得的功能,这就是要让学习者亲身去体验。这种功能的扩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课程认识的飞跃,改变了学习者与课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的理念。三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反映了现代知识观念的变迁。伴随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人们对知识观念的认识日益深化,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观念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性知识,而是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人类社会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总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我们以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经验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就会更加关注学生对课程的体验和感受。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就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有益于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体会和理解。 (二)积极吸纳学校现有的有德性的实践活动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高等教育的若干环节中,存在着很多具有德育作用和效果或者具有德性的以活动作为主要载体的教育方式。这些活动既包括以德育为主要特征的实践活动,如学校开展的军训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也包括以学术学习为主导的活动,如专业实习、学术沙龙活动等,还包括以娱乐、健身、个人兴趣爱好为特征的活动等;既包括群体性活动,如班团活动、组织生活,又包括小组活动,个别活动等;可以是学生主动组织参与的活动,也可以是学校、院系、班级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活动。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实践活动,虽然有一些并不是作为课程而存在的,但是,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现代德育课程的观念来看,这些实践活动都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把自发地开展的、没有经过现代课程观念整合的活动纳入体验式教学范围,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系统开发、设计,和使这种活动处于自然状态,没有经过设计和开发其德育的效果和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就必须吸纳学校现存的一些有德育意义的活动,使之成为正规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按照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体验式教学活动 吸纳现存的具有德育作用的活动,把它作为体验式教学进行系统设计,只是一种消极的实践课程建设的策略,而要使体验式教学更好地实现其德育的功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还必须按照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理念,主动地进行体验式教学开发。一是把学生在学校期间获得的思想道德方面经验作为德育课程内容,注重学生在学校各种教育活动中的体验,注重从知行统一的角度,提供给学生积极健康的、显性和隐性一致的课程经验。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学校德育的主体,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三是从多方面成立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机构,充分发挥学生在学校事务中的主人翁的作用,积极营造学生中良好的教育氛围。四是注重个别化教育,注重学生个体性的特点。五是加强学校同社会的联系,使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总之,要把学校环境作为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使学生成为真实生活的主人。 (四)全身心地投入体验式教学活动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活动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沟通过程,需要教育者丰富的情感,需要教育者以真诚、尊重和同感的态度进行教学活动。教育者的真诚、尊重和同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教育者有这样一种态度,在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过程中,他就会主动地关心受教育者,倾听受教育者的想法,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以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为中心,进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做一个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促进者”。因此,“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是一个理想的事业,需要教师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投入教学活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注入一种温暖的力量,促使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改变 政治理论论文:谈互动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 [摘要]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大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互动教学法适应了新形势的这一要求。文章在分析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探讨了互动教学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大意义和实现互动教学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互动教学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有效途径 一、引 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它在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跨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如何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崭新局面,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把之提高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为此,2005年2月7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调整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并对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和领导、教学方法多样化和现代化、学科建设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成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南。“思想政治理论课”取代“两课”的提法不仅是名称的变革,更是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对每一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而言,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效果。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的有了明显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制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理应引起我们重视。 (一)课堂教学的空洞说教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使用“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重教轻学,重灌输轻启发。教师把外部灌输作为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唯一途径,要求学生无条件地接受现成的理论成果,学生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互动性不足的缺陷。这使得学生在教学中参与程度较低,缺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不少学生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作纯理论知识的学习,为应付考试考核被动接受,并没有与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结合起来,这势必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课外实践教学活动的忽视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更具有生动的实践性、时效性。但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上是在课堂上完成的,几乎没有涉及实践应用的环节,没有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没有实现课堂内、外的互动。大多数教师只是给学生讲授理论知识,而没有组织学生走进社会,深人群众,深入实际地来具体应用书本的知识。只是让学生从书本中学习理论知识,而没有让学生从做中学,从实践中学习体会理论知识的精髓所在。这必然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丧失生命力和说服力。 (三)教师队伍建设的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与教师队伍建设的不足有密切关系。现有教师队伍稳定性差,他们教学任务重,责任大,加上待遇偏低,地位不高,前景也不明朗,导致不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觉得自己是学校教师队伍中的弱势群体,既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又容易被人瞧不起。因此,人心思动的较多,出现一些教师对教学改革热情不足,缺乏积极性,不是一心一意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往往应付了事。还有一部分教师自身的素质不高,对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没有完全把握,也没有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来提高教学效果。这也势必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 三、互动教学法的内涵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 互动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发挥积极性、能动性,创设有利于教学的愉快、和谐的多元互动情境,促使学生全身心地参与和投入,从而达到相互促动、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学方法。在互动教学法中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把学生真正置于教学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地位,严格遵循教育规律,从学生的需要和实际出发,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原则的具体要求,设计、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并运用各种教学手段,调节和控制影响教学的各种变量(即教学诸要素),指导帮助学生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掌握知识、技能,发展各种能力,形成一定的思想观点、价值准则和个 性品质。同时,教师还要根据受教育者个体对象的变化及个体的心理、生理、智能、个性、情感、能力等的变化,随时调节和控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教学评价等要素的运行方式,以适应受教育者变化的要求,来推进教学过程的良性运行。教师不是教学中的“主演”,而是“导演”。教学不再是教师单纯的教、学生单纯的学的过程,而是教师、学生相互配合,相互学习,教学相长,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互动教学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作用,它以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前提。这就要求教师改变原有的角色,从权威性的知识拥有者成为学生情感的反映者和学习活动中的咨询者与合作者。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其教学目的的实现仅仅靠理论知识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收到较好的效果。根据多年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发现互动教学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有利于调动师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教师主导地施教,学生主动地学习,从而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互动教学法直击生活现实,关注社会热点、疑点问题,注重引导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学生大胆发言、大胆争辩;它给师生创造一个互动空间,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在师生互动、学生互动中感悟真、善、美,从而进行有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进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四、实现互动教学的途径 实践证明,互动式教学不但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同时也能促进教师自身的发展。要真正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教学达到预期效果,需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课堂内的师生互动 在课堂教学上,要以教师为主导,进行启发性、引导性教学,同时,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教师既向学生提问,又允许学生向教师提问,双向互动既可以随时进行,也可以由教师在每次课或每个专题结束前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进行。要改变对学生单向灌输的教育方式,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以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活动的范围和开放度。可以通过课堂讨论、辩论、演讲、答辩以及聘请一些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人员及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座谈、咨询等方式,为学生创设一个民主的、开放的学习环境,以沟通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学生释放自己,畅所欲言,增强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能力,也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教育的针对性,还有利于学生了解社会,增长见识,从而实现教学方法和形式上的创新和改革。 (二)课堂内、外的互动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但是课堂内、外的互动对于学生的成长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改变单纯的课堂教学方式,把课堂教学、学校教育与社会大课堂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开放式教学,更需要把课堂教学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结合。如果仅仅从理论到理论,难免抽象、枯燥,加之当代大学生认知方式偏重感性化,自然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而通过“走出去”,教师组织学生参观访问,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把理论教学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土壤之中,让学生从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中了解国情、民情,增进感性认识和实际体验,学生便能更好地体会到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从而激起他们学习理论的兴趣和热情。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用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有助于训练和培养他们学会运用智慧、知识来解决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三)师生互动中教师自身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以科学理论武装学生头脑的同时,还必须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和陶冶学生,对学生来说,教师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和言谈举止,往往就是一种直接而重要的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培养自己完美的人格,充分发挥自己在学生意志品质形成过程中的示范主导作用。要发挥互动式教学法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娴熟的驾驭课堂的能力;要旁征博引、博学多才,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实现对内容的再认识,设计出具有个性特点的课堂教学形式。教师在课下还要有意识地与学生交谈、答疑,加深对青年大学生思想动态、品行风貌、举止爱好的了解和掌握,使教学有的放矢,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教师对所教的课程要充满爱,对学生要充满爱。要关注学生心理特点,理直气壮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社会变革、家乡巨变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教学过程要充满感情,在感染点上下功夫,要寓情于理、以情晓理、情理共融,使师生的情感在同一轨道上产生共鸣。讲课过程中,教师的心情越舒畅、态度越和蔼,学生和教师的思想感情就会越贴近,而对教师讲的道理也就乐于接受。 五、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全面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工作,积极用好教材,加强对教学中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改进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最终达到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 政治理论论文: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规范性和灵活性问题 何谓规范性和灵活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规范性即遵循党和国家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简称“05方案”)以及具体实施方案,在教学基本内容、教材和教学基本框架与体系、学分设置等方面与上级文件精神保持一致;在教学目标上,积极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切实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换言之,规范性即是教学当中不可更易的东西。那么何谓灵活性呢?思想政治教育严格遵循规范性是为了确保正确的方向,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应该在规范性的指导下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讲透讲活。所谓灵活性,即教师应该按照学校和学生的特点,在吃透教材的前提下,形成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从学生的具体需求进行教学,按照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来展开教学,因此教师无论是在课堂理论教学,还是在实践教学中,都要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灵活地对教材进行处理,对教学的具体内容和环节进行合理的安排,从教学效果上灵活地掌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各个关节点,从而更好地让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规范性和灵活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首先,规范性是基础和根本,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必须要遵守思政教学的大方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宗旨保持一致;教材大的框架和基本内容不改变。只有在规范性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进行灵活性的操作。其次,灵活性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规范性的要求,即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宗旨。概言之,没有规范性,灵活性便会失去方向;没有灵活性,规范性也很难具体落到实处。如何把握两者在具体教学的尺寸和力度,这就根据不同院校和教师的具体情况了。 笔者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虽然不长,但深感教学过程中规范性和灵活性两者结合的重要性,以下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和积累,就它们二者在具体教学中的结合谈一下自己的浅见,以求教于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方家善士。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规范性的根本,要贯穿五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从根本上讲,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就是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只有把握住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目的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教学中,必须始终遵循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来着力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来进行法制教育和国史国情教育等方面。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各门课程皆有其特色,比如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这门课当中,我们可充分地让学生参与课堂,进行各种关于理想信念的主题演讲;在培养职业精神教育中,我们模拟具体的招聘情景,或者要求学生组成一个小团队模拟各种企业项目的策划和执行;在法制观念教育中,我们组织和开展模拟法庭,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把灵活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第二,严格按照“05方案”精神,落实五门课程的学分和课时,在这两个方面,绝不打折扣。遵循中央指定教材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对于五门课程所规定的章节,在具体的教学中绝不删减,真正意义上做到规范性管理和规范性教学。在具体落实学分和课时方面,笔者认为教师可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做一定的适当调整,比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课”)一共有6个学分,在具体的教学中即可分为4个理论学分和2个实践学分;在五门课程的内容和章节上,亦可作详略得当的调整,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简称“原理课”)第六、七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下篇相关章节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有相似或相同的内容,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教学内容上的重复,可把“原理课”、“纲要课”的相关章节略讲,重点放在“概论课”上来进行讲述。这样的灵活性处理,既可以在“概论课”中把相关内容讲实讲透,又可以让其他课程腾出更多时间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如何丰富课堂教学和推进实践教学同样需要遵循规范性和灵活性的原则。在这里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保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而不与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环节相重复。在保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基础上,灵活性的操作其实具有广泛的空间,笔者一贯认为,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方法是思政课的强项,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多样的形式,即可在课堂中进行,亦可在课外实施。此外,五门课程还可以按照各自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来操作实施,这样的灵活性教学方法更能够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从业教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何探索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方法则成为教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教学方式方法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中必须贯穿着规范性的东西,只有把规范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宗旨。 政治理论论文:中等职业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和改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我国的教育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近年来,高等教教育和中小学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展开,并取得较好成效,而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相对滞后,无论在教育观念、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政治理论主果教学问题尤为突出,面临尴尬,亟待改革。 一、中等职业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现状与问题 1、生源质量偏低,政治理论课遭遇尴尬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人们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处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夹缝”位置的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绝大多数是升入高中无望才选择上中等职业学校学习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基础知识水平偏低的问题。这些“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是为了“混张文凭”好找个工作的思想,他们对政治理论课听不进甚至很反感,提起政治理论课就“头疼”。相对专业课程而言,大多数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没有热情,政治理论课教师也成了不受学生欢迎的人,政治理论课教学情景甚是尴尬。 2、教育系统内部认识偏颇,政治理论课教学被忽视 中等职业教育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技能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抓手”,也是职业教育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中等职业教育为抓好专业教育,人为地使得“专业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之间权重失衡,缺乏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理论素质的培养。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除了对口单独招生升学班级外,一般都比较忽视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和实施,政治理论课几乎成了陪衬。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非常突出“专业课程”的地位,甚至提出“政治理论课要为专业课服好务、让好路”。为了满啼专业课时数,任意删减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3、教学评价问题使政治理论课教学缺乏分量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成为重中之重,人们的目光都盯在学生专业课程的成绩上,专业课程的成绩好,就业情况相对就比较好。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课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学校、社会考核评价机制,各种等级证书的考核使各专业知识的评价厚重有力,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能否取得专业等级证书作为评价这个学生学习优劣的标准。而政治理论课教学则缺少强有力的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评价机制又不够完善,对学生而言,其学习过程、学习质量、学习效果等方面的检测与评价更是“宽松”的,这便导致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考核评价缺宪法分量,起不到激励作用。 4、学科定位模糊使政治理论课迷失方向 中等职业教育政治理论课究竟如何设置是各中等职业学校共青团存在的难题。中等职业教育的对口单招升学压力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能够参加对口单招升学的学生又是少数,这部分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需要相对大一些,面貌一新在多数学生认为政治理论课空洞无用。如休按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定位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中等职业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1、科学定位政治理论课,促使学生加强对政协委员治理论课学科价值认识 中等职业教育政治理论课学科定位问题应放在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系统中来考虑。要根据生源状况,改革、完善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提高对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认识。它在学生培养上应兼顾升学与就业,而侧重在就业;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基础素养,还要致力于教会学生谋职求职的能力和素养;它不仅是工具性和基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职教性的体现。只有明确了这一定位问题,才能使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具有目标性、方向性和针对性。缺宪法升学压力,加之教育系统内部那种认为学生生源差,政治理论课能学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的存在,导致了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不高,教师缺乏教学激情。要改革这种现状,必须加强对政治理论课学科价值的认识。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还关系到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技巧型、技能型人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更关系到学生潜能开发、终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提高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中等职业教育中重要不得性的认识,将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安排放入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整体课程结构中,使政治理论课程真正体现其学科价值。 2、摆政政治理论课程的位置,激发学生的学习趣 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是学习的主旋律。但是,“专业课”与“政治课”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技能训练,必须注重对学生普通文化纱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实现“文化高移、基础宽厚、技能复合、素质全面”的中等职业教育目标/。通过课程整合、弹性学制和必修、选修结合等多种方式组织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克服重专业课轻政治课,重专业技术培养轻基本素质培养,重眼前谋职轻终身发展的货向,处理好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相互关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针对“政治课程学习无用论”,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有关理论和现实关系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理论有其自知的内在牲,它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学习政治理论,就是要学生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理论,科学认识理论的相对性,我们反对“理论万能”、“只有和实现相吻合的理论才是最正确的”的观点,但决不否定政治理论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 政治理论论文:论提高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 论文摘要:提高内地大学生思想的实效性,可借鉴香港的公民教育模式,即提倡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教育的循序渐进,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香港公民教育;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能否健康成长为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更关系到中华的未来。笔者以华侨大学学生为对象,对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大学生观念、公民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内地学生共发放问卷300份,获得有效问卷265份,有效率为88.3%;对香港学生共发放问卷120,获得有效问卷ll8份,有效率为98.3%。在统计分析中,运用了sPss11.0提供的单变量描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特别区——香港的公民教育实践的成效较为显着。为此,我们希望借鉴香港公民教育的方式方法,探索更有效的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方式,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尽绵薄之力。 一、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内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通过多年努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已取得较好的效果。从来自内地学生调查问卷的结果,我们看到大陆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水平主流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我们也看到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仍有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素质欠佳等问题。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在我们对内地大学生的调查中,有65.5%的同学认为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必要,其中15.5%的同学认为非常必要;有48%的同学认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行,43%的同学认为不太可行;但当我们问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时,只有25.5%的同学感兴趣,62.5%的同学不太感兴趣,l2%的同学反感。这说明目前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存在一定的问题,问及原因时大多数同学认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和方法的原因。 2.政治淡漠,社会责任感不强。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2.7%的学生关注每年召开的两会。当问及“在升国旗时奏国歌时,你的心是”,42.3%的同学有神圣感,25.2%的同学热血沸腾,两者合计67.5%,但仍有12.5%的同学没有感觉,18.1%的同学微微颤动,两者合计30.6%,这一结果显示有部分大学生出现政治淡漠的情况。据广东有关高校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只有36%的学生对政治活动积极参与。…另外,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工作的意向都为:大城市、轻松、待遇高。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大部分大学生都不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3.价值取向扭曲,知行脱节严重。调查显示,大学生思想意识上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有较正确的荣辱观,但在行为上却与之相背离。在访谈中,大部分学生都表示应该多服务于人民与社会,但在调查中却显示仅有超过一半(52.1%)的学生参加过志愿活动;有29.9%的学生没有参加过志愿活动,5.3%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问及“是否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时,仅有21,1%的学生经常参加,有69.8%的学生不经常参加,7.2%的学生没有参加过。他们一方面表示大学生应该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但真正去参加志愿者服务的却只有过半数。一方面表示要抵制封建迷信,另一方面自己却相信命运之说。一方面认为同学之间应该团结互助,另一方面却是等到他人求助时才会去帮助。一方面认为大学生更应该诚实守信,但在真正的物质利益面前却常常见利忘义。 二、香港公民教育的特点 香港公民教育实际上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才由原来的“子民教育”进入了真正的公民教育新的时期,香港教育署l985年颁发《学校公民教育指引》,l996年又进行了修订。从调查问卷结果看,香港的公民教育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调查显示:有66.7%的香港学生参加过义工活动,而内地学生仅有52.1%参加过志愿者工作。在问及“如果你看到有人不排队,你会”时,香港大学生中有35.6%的人“立即出声或请员制止”。问“有人在非吸烟区吸烟”时,有28%的香港学生“立即出声或请管理员制止”,仅有l7.8%的学生会“立即离开现场”,而内地学生大部分则会直接离开现场。在问及“你经常见到香港人在香港有以下行为吗?”:“上工具有人争先恐后”时,55%的人选择“很少看到”和“没看到”;“在非公共场所的非吸烟区吸烟”时,有60%的人选择“很少看到”和“没看到”;“有人在公共地方污染(例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汽水罐、报纸)”时,有58.5%的人选择“很少看到”和“没看到”。在问及“整体来讲,你对香港人的公德心有多满意”时,有74.3%的香港学生选择“非常满意”和“满意”。以上结果与我们采取访谈所得印象基本一致,特别是香港学生有较强的公民意识,较高的道德观念和较好的行为规范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l996年修订的《公民教育指引》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公民教育目标。“以学生为本”的价值理念,贯穿香港公民教育的始终。体现在:(1)培养目标上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2)课程安排和活动设计上强调特色和尊重个性。以学生为中心来思考问题,教材设计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认知规律。他们尊重和倡导校本课程,鼓励教学创新。(3)教学方法多样,学习方式上提倡自主学习。不断推陈出新,强调精神、客观及宽容的态度,在平等、轻松的氛围中让学生进行分析、思考及判断,表达个人看法,作出个人选择,培养学生自我认识智能,通过履行和反思,确立个人的价值观念。 (二)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 香港公民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兴趣爱好、经历感受而按 幼儿园、小学、中学等阶段循序渐进进行设计,内容范畴也由个体、家庭、邻里、社区、香港、国家、国际逐步拓展,使公民教育的进度随学生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而逐渐深化。 (三)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 公民教育与一般学科教育的不同在于,其学习目的并非求知,而是公民基本素质的养成。因此,学习方式和渠道对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香港学校充分利用正规课程、非正规课程、白编课程、隐蔽课程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公民教育。除了设置小学常识科和中学公民教育科正规课程以外,不少学校自编校本课程,同时要求其他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尽量结合进行渗透。教师在不同的科目中,藉着教授学科内容之际,渗透一些有关联的价值思考和讨论活动。例如,在生物科的课程设计中加入性态度和两性尊重的讨论;在社会教育科中加入认识社区并探讨如何承担改善的责任;在中国科中加入介绍国家近代的经济表现和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从而培育对国家的自豪感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这种结合学科的内容及跨学科模式的推行策略,能在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之余,教师亦可“不刻意”地学生学习正确价值观和态度,这比直接灌输的模式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口教育方式更是丰富多彩,活动、比赛、辩论、展览、模拟、角色扮演、专题讨论不一而足。多种方式实施公民教育,既符合公民教育自身的特点,又能激起学生学习热情,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四)全面多元的实施主体 1986年5月,香港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员会,负责联络有关政府部门及团体,推广校外公民教育活动,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香港公民教育的实施不单单依赖教育部门,而是充分利用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让政府机构、民间团体、社区组织、宗教组织、媒体等积极参与到公民教育中来,形成公民教育实施主体全面多元的特点。这些机构和组织多达几十个,遍布香港各个区域,它们纷纷成立德育和公民教育资源中心,建立相关推介网站,编印大量不同类型的刊物教材,制作电台节目,资料中心对公众开放,接受公众咨询和提供相关。香港公民教育实施的全社会性不仅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公民教育网络,从而保持影响方向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不断巩固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 三、提高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方略 (一)提倡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乖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香港公民教育奉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而内地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方面最大的特点则是以教师说教、讲授为主的强制、灌输式的主导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只重视教师的讲授和灌输,忽视了大学生的个性与特点。高校教师与学生形成了“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我压你服”的一种简单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这就使得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被限制,他们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面的知识变得很被动,甚至导致学生的排斥。这不仅不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要在行为上的践行就更难了。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应借鉴香港公民教育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在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或实践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与特点,深入了解学生,掌握他们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学习态度,针对不同特点与兴趣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方式与实践方式,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为个体自主性的发挥创设条件。而在课堂教学中,应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并创造一种宽松、平等的氛围,让学生尽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再进行引导。在互动学习中,培养学生正确的荣辱观、价值观、世界观。 (二)注重层次性,增强思想理论课的针对性 香港循序渐进的公民教育内容安排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主体差异性。而内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价值理论上的统一灌输,教育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在德育对象、内容、要求等方面往往搞“一刀切”,缺乏层次性。这种做法忽视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认识规律才能与品德的差异性,忽视了他们依据自身特点选择自己发展方式的权利。所以,有学者认为:忽视主体的层次性、差异性,用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且一步到位,令人高不可攀,是导致当代中国道德生活“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借鉴香港公民教育的循序渐进特点,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也应有层次之分。 比如对一般的青年大学生,要帮助他们了解中华的,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团结互助,遵纪守法。对学生党员干部,更要侧重于理论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教育,要求他们做到坚持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科学发展观为,始终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也应有所侧重:对大一新生应结合入学教育侧重以“遵纪守法、团结互助”为主的教育,要求他们主动适应学校生活,努力学习,科学合理规划四年的大学生活,自觉遵守校纪校规,为构建和谐校园而努力;对大四学生应结合侧重以“责任、回报社会、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等教育,要求他们脚踏实地,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力、尽责。 (三)采取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 香港公民教育之所以取得明显成效原因之一便是采取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发挥了主动性与积极性将所学知识有效内化,并付诸实践。而内地教育的模式就是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强制、灌输的主导教育模式,这使得很多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叛逆,失去兴趣。 借鉴香港的多种教学方式,首要的是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要把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要求引入教材、引入课堂。讲授时,不能只是一味地灌输理论,而应结合典型的案例,联系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深入浅出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显示:大多数同学希望教师理论联系实际,解答当前热点、难点。课堂教学形式也应该多样化,不应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教师应该更多地采取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国际、国内以及生活中的道德事件,进行是非、善恶、美丑的讨论与辨别,使学生主动进行思考,将知识内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严谨治学、以德施教,以精湛的学术知识教育学生、鼓舞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凝聚学生。因为教师的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思想品德和言行举止等对学生产生着直接、深刻的影响。为此,高校在选拔、任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时,必须严格把关,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并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使其真正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其他科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将思想政治理论渗透进去。就像香港公民教育中,教师在不同的科目中,藉着教授学科内容之际,渗透一些有关联的价值思考和讨论活动。这种结合学科的内容及跨学科模式的推行策略,能在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之余,教师亦可“不刻意”地指导学生学习正确价值观和态度,这比直接灌输的模式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此外,第二课堂和校园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在行为中践行。比如开展征文、演讲、辩论赛、主题班会、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党团组织活动,使大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在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等道德实践活动,让广大学生明确自己对历史、对民族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开展关爱他人行动,探访并帮助贫困农民或孤寡老人,给中小学生做义务家教等等,使学生在实践中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熏陶、认识得到升华、行为趋于自觉。在网上开设论坛,在校报上开辟专栏,积极营造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校园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宣传教育作用,特别要表扬大学生中一些先进个人、榜样人物、好人好事等,在这种和谐良好的氛围中,大学生之间会自觉地互帮互助,形成团结互助的良好局面,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热于助人的良好品德以及培养大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 总之借鉴香港公民道德教育方法有利于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加速人才培养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政治理论论文:论知识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的提升 曾强调指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办好高校,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我们高校办得怎么样?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得怎么样?首先要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不是合格,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是不是合格。”[1]因此,高校只有把握好人才培养的方向,不断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效果,提高教学实效性,才能担负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任命。当前,交互主体性教学理念已经成为思政课教学改革以来的主导理念。在笔者看来,交互主体性教学的核心机制是“教师—知识—学生”三极之间的良性互动。按照这一崭新理念,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教学过程中师生交互主体性的形成和塑造是教师自觉引导的结果,而教师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较高的理论修养是形成和谐的交互主体性的基础和前提。这说明,高校思政课教师只有首先不断丰富、完善知识储备,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才能不断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增强教学实效性,提高教学效果。 一、丰富的知识是高素质思政课教师的必备条件 高校是知识的殿堂,是大学生求知的圣地、成长的乐园。高校面向大学生所开设的一切课程无不为了知识的传播与文明的传承,为了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栋梁之才。在我国,高校更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优秀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的光荣历史使命。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知识和文明的传承者、创造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在我国,人民教师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曾强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对于其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教学需要的,要及时加以培训和提高。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不但要学专业知识、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学政治知识、实践知识,以不断丰富和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水平。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2]因此,高校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术业有专攻,必须成为拥有丰富知识的教育者,成为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的以身作则者、率先垂范者。实际上,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更应该体现在高校思政课教师身上。 针对高校思政课教师加强自身素质的必要性,《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强调:“提高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教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不仅需要学习和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必须自觉地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把握整个思政课教学的基本立场和政治方向。对此,亦指出:“理论工作者要努力加强各方面知识的学习,特别要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而且要学得更认真一些,理解和把握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一些。尤其要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上有一个大的进步。”[3]特别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保持鲜明的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这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开展广泛地实践调查,掌握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契机,做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的紧密结合,努力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当今时代,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每个人都需要加强学习,坚持终身学习。而作为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教师连接着文明进步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使自身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成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表率。这一点对于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应该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挖不尽的知识宝藏,并非稀缺资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大精深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丰富资源,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更是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无限发展,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供了不竭源泉。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师已经高度自觉地肩负起特殊历史使命,认识到思政课教学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普遍意 识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必备条件,为了不辱使命,就必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理论修养。 总之,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高自身修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的理解、把握,从而向青年学生传授更丰富、更准确、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达到培养既具有科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的。 二、知识是塑造自由和谐师生关系的客观基础 交互主体性教学是现代主体性教学理念的最新、最高表现形态。交互主体性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理念对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理解,把“教”与“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与“学生”视为平等主体。两者面对着“知识”这一共同客体,形成了“教师—知识—学生”三极互动的教学机制,而师生正是在“教”与“学”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了自由和谐的师生关系,即师生交互主体性。如果从交互主体性教学理念上来看,知识对提升高校思政课吸引力的作用就尤为鲜明,因为它是塑造自由和谐师生关系的客观基础。 客观而言,“知识”是一个褒义词。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寡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对事物了解程度的深浅,甚至相关实践能力的大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掌握的多寡能够反映出高校思政课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精神实质理解的深浅程度。无疑,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提高思政课教师教学自信、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强个人魅力、赢得学生信任的前提,是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学生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让他们自觉认真听课、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实践活动的关键因素。而且,从根本上说,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首要的目的就在于深入、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以通过更科学、合理的教学活动更准确、更全面也更自由地向青年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让他们自觉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激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热爱,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事实上,不仅思政课教学活动是以师生彼此的或丰富或浅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为基础而开展、发动的,师生双方的“教”与“学”关系也是通过这些活动建构起来的,而且正是在这一活动中师生明确了各自的身份,即高校思政课教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而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教育者、真正的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者。因此,师生必备的、与思政课教学活动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成功地建构、巩固和发展各自相应身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丰富和积累,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精神,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师生实现了各自身份的实至名归。正是由此,石中英指出:“对于一个人而言,他的社会身份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标志(肤色、性别、地位、爵位、职称、服饰、话语习惯等等),更是一整套内在的知识体系。”[4]这就不难理解,对于一位高校思政课教师来说,他之所以拥有或配称这一社会身份,不只是在于他拥有了高校教师资格证,而完全在于他客观地拥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相关的教育知识,即他通过认真的学习深入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具备必要的教学方法,能够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传授给青年学生,不断引导他们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和培育起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如果科学地看待知识作为社会身份的内在要求,那么,就应当看到,由于教师“术业有专攻”、“闻道在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引导者、支配者,每一位高校思政课教师都应当自觉加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学习,使自身充实起来,这既增强自己从事和开展思政课教学的自信、能力,又能彰显出高校思政课教师基于扎实专业素质、较高专业修养的良好形象。而对于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说,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和掌握已经系统化、组织化和符号化的间接经验——知识,是他们培育正确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最佳捷径和有效方法,是塑造独立人格、自由个性和主体意识的根本途径。通过不断地丰富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认知、比较、选择不同的生活和发展方式的能力,能够使他们不断发现新的、无限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开拓自己的生活世界,从而为自身命运的改变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思想条件,只有这样才不致于陷在自己的个体感受和片面狭隘的经验里,甚至陷入宿命论或决定论的泥坑里,完全丧失掉无限发展的需要、动力和可能。在教学活动中,尽管学生是受教育者、学习者,然而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整个教学活动、建构师生交互主体的基础,是激发热爱思政课的重要条件。 毫无疑问,只有进一步学习、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特点,青年大学生才能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根据本国国情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给予客观的评价,才不至于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迷惑,受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的腐蚀,丧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 三、教育知识:教师提升思政课吸引力的必要保障 毫无疑问,作为思政课的教育者,教师除掌握系统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外,还应该不断丰富自身的教育知识,熟悉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提高业务能力,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以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引导和培育学生的主体性,从而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知识无限广阔。对于个体而言,人不仅呈现出多个维度,而且意味着每个人仅仅是整个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一员。任何人都有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而他之所以能够从事特定的职业,完全在于他具备从事这些职业所要求的相应知识基础和职业道德修养。对于教育这个特殊的职业来说,“没有教育的知识(不管是理论的教育知识或是民俗的教育知识),一个人就不能成为教育者,或准确地说,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育者”。[4]正如一个生活知识贫乏的人就不会有丰富而有趣的生活一样,教育者如果不具备必需的教育知识,没有一定的教育理论修养,不熟悉教育规律和自己所讲授的教材内容,毫无业务能力可言,他就根本不可能保障自己的教学活动顺利开展。与此同时,没有一定的师德修养,教师也不可能很好地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开启、确立和巩固和谐的师生关系,培育学生的主体性。郑树文强调:“优秀的理论修养品格和高尚的道德人格是教师教学吸引力的基础。 不过,应当看到,知识无论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教育知识以及涉及思政课课程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百科知识,甚至结合学校学科特色的其他专业知识,都是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增强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相反,无论是哪个方面知识的匮乏都势必导致思政课教学的枯燥无味,把富有强烈求知欲、渴望成才的青年大学生拒之于课堂之外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研究 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其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的重要渠道是进行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社会、国情的了解,增长自身的才干,为日后奉献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锻炼大学生的毅力,培养他们的品格,从而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极大的增强。 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的必要性分析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伟大斗争和科学理论家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科学探索的实践中产生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理论发展开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给大学生,因此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果教师在教学中摒弃了这一原则,那么就不能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 2.现代教育理论的要求 “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理论着重强调的教育思想,教师在教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教育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积极运用已有的知识,在实践中探索未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一方面,高校大学生能够更加迅速地接受文化信息;另一方面,高校大学生社会阅历比较浅,在理解理论问题时常常比较片面和肤浅。因此,只有把理论课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从而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社会实践的要求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学校教育逐渐处于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荣辱观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生。面对这种形势,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处于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对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要求,从而使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能够更加有理有据。 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方式 1.科学安排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在实践教学的内容安排方面,为了有效提高高校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应积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和课堂理论教学结合起来,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和目标为基础,依据学生的发展和成长需求,同时根据具体的课程来设计教学的内容。各高校应在教师设计的实践教学内容的指导下,结合本校的实际,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问题作为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通过认真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研究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教学的形式安排方面,高校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采用交流式、辩论式、体验式、调查式及竞赛式等实践教学形式,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2.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运行和保障机制 各高校应积极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指导小组,小组由分管领导牵头,成员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对实践教学计划进行定期的研究,统筹规划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间的实践教学内容,并将实践教学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确定并保证经费投入比例,该比例可以按学生人数和学分确定;有条件时可以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系,建立一批相对固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培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将他们纳入学校学术名师、带头人等工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高校党建和教学评估体系中吸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情况,并使其成为评估和考核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 3.打造实践性教学评估体系 在对内容进行评估时,不但包括对结果的考核,还包括综合评价高校学生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思想等。在对形式进行评估时,应该注重评价方式的多样性,采用硬评价和软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实践性教学评价的主体,因此,教师应严格根据学生在实践中的调查报告、态度等进行公正公平的评价。另一方面,学生同样也是实践性教学评价的主体,学生评价的主要内容是对已经开展的实践性教学的参与程度、 感受和兴趣。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理论教育课,同时也是社会实践课,为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高校必须使理论教育紧密联系社会实践。 政治理论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政治业务水平,日前__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出要求。 一是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选聘配备、培训、学科建设、表彰奖励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争取到2015年,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 二是整合全省力量,积极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完善二级学科体系,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对应支撑。定期组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和“精品课程”的评选活动及教学观摩活动,推广先进教学方法,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 三是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专项经费,列入预算,并随着学校经费的增长逐年增加;完善思政党建评估体系和教师表彰奖励机制;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作为高等学校教学水平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为二级指标,加大其权重和显示度。 四是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以及教学中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等作为重要选题,列入省级教育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之中,推出一批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研能力。进一步加强“__省情研究中心”建设,把省情教育和研究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 五是在高校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统一负责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相关管理工作;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梯队建设等工作。加强__省师资培训中心建设,建立__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中心专家库,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专项基金,对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系统培训。 六是通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我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和改善,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为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积极贡献。 政治理论论文:关于就业导向背景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功能初探 论文摘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高职教育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文章从以就业为导向的含义及特点入手,分析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在关联,既促进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发展,同时也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探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功能。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关联;基本功能 一、以就业为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以就业为导向,就是把学生的就业作为引导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指向,高职教育的一切工作都应为了学生更好地就业而展开。整个职业教育的评价标准要向以就业为导向转变,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向以就业为导向的优势学校倾斜,培养市场真正需要的人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培养目标的职业定向性。培养应用型、技能型、操作型、具有大学文化层次的高级职业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能直接上岗。他们具有双重优势:同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他们出校门就有相当熟练的某种技艺或技能;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相比,他们又有大学以上的专业理论与知识。 2.专业设置市场性。教学内容摆脱了传统学科式教学模式,按照地方性、市场导向性的需求,就业市场需要什么,就办什么专业;办什么专业就设什么课程、请什么师资,专业设置具有相应灵活性,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很快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 3.课程开发职业性。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学校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以及教育教学规律,关注企业需求变化,调整专业方向,确定培养规模,设计实施性教学计划;企业为高职“埋单”、提供就业岗位。 4.教学过程协作性。企业选派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对企业需求岗位的分析,然后对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双方不仅有效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密切了合作关系,还提升了合作层次,实现了“产销连接”,使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使用的“无缝”连接成为可能。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含义及特点相互区别,但是,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二、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互联系 1.教育目标基本一致。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培育人、塑造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造就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才;另一方面,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已成为一种共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大教学效力,准确把握市场脉搏,紧紧盯住市场需求,依据市场办教学,围绕市场搞就业,培养市场需要的“精品”学生——有文化、有修养、有学历、有技术、有底蕴、有创新的人才。 2.教学内容相互依存。一方面,以就业为导向是高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职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观,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这些教育内容只有融入和贯穿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之中,才能富有实效性和穿透力,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以就业为导向。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人才市场,感到无所适从,不是因为不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而是因为缺乏基本就业能力。在择业过程中,盲目自大,脱离现实,或是忽视专业,急功近利,或缺乏择业主动性、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求知欲、独立性、灵活性、观察力、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等优秀人格品质。 3.培养模式基本相融。从培养模式适应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的整体上来看,以就业为导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显示出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现代企业不仅注重员工的职业技术,而且注重员工的整体素质,这种对员工的综合素质要求,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劳动就业对高职教育的要求。高职教育依据以就业为导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两个基本维度来规划课程,就是要兼顾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发展需求;就是要兼顾学生即时性需要(当前就业的需要)和超前性需要(终身发展的需要),并以此来整合应用性课程与理论性课程、专业课程与基础课程,学历性课程和资格证书课程,从而构建高职特色的课程体系。以素质拓展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途径,增强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事实上,在培养实践中,以就业为导向蕴涵着一定的实践导向,其核心在于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基本综合素质的养成与发展,并不是将每个人都培养成全才,而是力图使每个人在其现有素质的基础上趋于完善。它不仅隐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表达,也蕴涵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手段与途径的规定,两种培养模式已表现出统一与融合的趋势。 三、以就业为导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 1.突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层次性。根据扩招后学生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对统招生与单招生、文科生与理科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和要求。(1)在课程目标上,应以人的发展为基点重新审视高职教育的质量规格和人才标准。以人的职业能力的终身发展、与职业相联系的人的整体发展为着眼点进行目标定位。不仅要注重某一职业或岗位的专业能力的培养,而且要注重学生职业适应能力、职业发展能力、职业活动中的创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尤其应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能力素质的持续发展。(2)在课程设置上,应在保证高职教育课程结构性的同时,增强课程的开放性,体现课程设置的灵活性、课程内容的前瞻性和课程实施的和谐性。同时,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要体现人文精神、社会科学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有机整合,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变通能力。(3)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分类确定具体教学目标和方法。即把学生按知识层面分成不同层次,确定适宜的难度,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中,按不同具体目标,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适应学生的群体性差异。使每个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提高,都有成就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升目标,促进学生素质的继续发展。 2.突出知行结合、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制定实践教学大纲和计划,组织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通过参观、考察、网上调研,使学生接触社会,促进学生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了解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很发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深化在课堂教学中获得的理性认识。二是把实践教学与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专业实习结合起来,加强对高职学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三是渗透职业指导教育,从校外聘请一些专家学者、职业指导师、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作关于劳动力状况、就业形势、岗位要求、职业生涯设计、应聘技能等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正视现实,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就业能力。 3.突出教师的职业性,建设“三师型”师资队伍。高职教育要突出它的应用性、职业性特点,必然要求教师既要有教学能力,又要有专业的实际经验。随着高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必须顺应其需要,创新“三师型”内涵,既能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又能指导专业实践,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设计的教师,具有类似教师+某个专业技术职称+职业指导(如讲师+工程师等+就业指导师)的专门人才。教师既能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又能从事行业、职业实践活动,并能将行业、职业知识及能力和态度融合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还具备能够了解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要及能力要求,将就业指导工作从大学学业后期前移至学业早期,与新生职业生涯规划同步设计。 四、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功能 1.定位功能。随着高职学制的改革,学时短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越发凸显。如何办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是摆在所有高职院校面前的新课题。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三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指出:“高职教育必须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把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作为发展的动力,把提高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作为改革的方向。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专业设置要与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基础理论以该岗位“必需”、“够用”为度。要转变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把学做人和学技能结合起来。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体现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向。以就业为导向为突破口,突出实践的作用,增加实践的课时,加大实践的分量,让以就业为导向发挥其导引、激励、兴趣、深化的特殊作用。在课程设置上应考虑拓宽学生知识面,着眼于人的和谐发展,培养学生适应就业的关键能力,为其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突出应用性、教学方法突出训练性和教材建设突出适应性。树立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就业思想和观念,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在专业学习中训练,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在自我修养中提高,在职业活动中强化,培育良好的心理素质,既可以做一名能工巧匠,从“灰领”晋升为“自领”,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又可以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变化而随时更换职业岗位,应对将来社会和职场的各种挑战。 2.动力功能。目前,许多高职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远未达到足够的重视程度,把专业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定位为所谓的“正课”与“副课”关系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可学可不学,对自己的人生成长并无实际意义,因而对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内在驱动力,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开展。就业导向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是把人力资源市场的职业道德要求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实现教育与市场接轨,体现毕业生与人力资源市场的“零距离对接”的教育理念,成为帮助高职学生实现理想与自我价值的阶梯。深刻理解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时代和社会对自己提出的素质要求,积极、主动地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关注社会,探索职业发展前景,确定合理的职业目标。一年级了解自我,二年级锁定感兴趣的业、有目的地提升职业修养,三年级初步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换。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启发性的思想政治论课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将要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怎样做”,更重要的是让生在思考分析讨论中明白“为什么”,自觉地把个人的专业学习、素质的提高和就业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变动接受为“主动采纳”、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3.吸引功能。过去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和考核以知为重点,导致教学结果与目标相背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教学质量的提高,使教学水准和效果只能在低层面上徘徊,来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从横向看,学生获得成功的领域太少即使有也不重要;从纵向看,忽视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运用及思想政治方面现实表现的考核,导致学生死记硬背,出现谁的记忆好,谁的考分就高的现象,致使在相对评价上很多学生只是中等或中等以下。这样的评价模式使学生学习行为得到强化的机会既少又单一,学习积极性必然下降,甚至厌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业导向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将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观念和道德规范直接引入教学过程中,对高职学生形成了很强的约束和激励。一方面,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受法律约束,失信会使其付出巨大成本。同样,作为具体经济活动执行者的企业一员也必须遵守市场规范。具体反映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就是要求高职学生必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个人道德是否符合市场的要求,关系着高职学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关系着学生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高职学生提供了具体明确、切实可行的目标,既能使高职学生理解其价值大小,又能判断其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从而激励他们积极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让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判断和决策,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体验到“成功~努力~更大成功”,明白自己的长处,取得身心愉悦的感受,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这样的教学对他的发展是有重要的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是其他课程所不可取代的。 4.成才功能。长期以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的偏向,反映在就业上,一是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普遍不高;二是毕业生发展后劲不大,不能令社会、家庭和学生满意,这说明高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亟待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围绕以就业为导向有所作为,不仅能让学生就业,还要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品位,培养出综合素质高、能力强、符合社会需要的毕业生。一方面,将成才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教育和引导学生把握人才成长的正确规律,减少成才上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知识经济时代,走比尔·盖茨式的知识英雄之路固然是成才的重要途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途径,高职学生应该具有基层意识、勤勉务实的作风和勇于实践、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加强对高职学生就业素质的培养。从基本就业素质培养开始,这是进入就业市场的基本准人条件。基本素质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工.作态度、道德修养、责任心等方面的指标。以提高核心素质为重点,这是高职学生能否顺利就业的决定性条件。核心素质主要包括团队合作精神、毕业学校的名气、踏实刻苦精神、社会适应能力、持续的学习能力。具备了这些素质之中的一项或者几项,用人单位在选人时才会进一步将其列入候选范围进行考虑,在形成良好互动的基础上达成双方的认同。以培养精英素质为升华,这是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精英素质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实际动手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具备了这些因素一项或者多项的毕业:生,在进入用人单位工作后将逐渐表现出其优越性,形成进入职场后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踏踏实实地前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从而实现合理择业、顺利就业和成功创业。 政治理论论文:浅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论文摘要:提高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必须更新教材、转变教学方式、改革学生考核制度、改革教学评估体系。同时,还必须调动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公共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改革 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它担负着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培养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会学生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见,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一、更新教材 现被广泛使用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材,极讲究理论的系统性,几乎囊括所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内容,中学教学内容也不例外。这使得教学内容过于烦琐,课堂上。教师无法深入展开教学。学生普遍感到,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与中学政治课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考试仍以课本为主,取得“公共政治理论课”高分的佳径就是考前认真背课本内容,“公共政治理论课”学习并没有明显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新的教学计划应该重新编排教学内容,一是从宏观上把握,删除与现实联系不密切、对今天没有多大指导意义的细枝末节,让教师、学生从晦涩难懂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事件后果、概念等琐碎的内容中解放出来,着重从宏观上把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把握理论对现实的启示。二是从微观上把握,去除学生中学已掌握的内容,选择对现实有较大意义、学生未接触、理解的部分重点讲解,以专题的形式开展教学,讲究针对性、理论性、深度性。 另外。教材内容陈旧,与时展不相适应,许多问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对实践缺乏应用的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思想,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善与恶并存,人们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也越来越强。而现行课本上的许多观点、理论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把社会环境理想化,高扬集体主义,强调为公而忘私,学生学习后,感到课本内容脱离实际,无法运用所学的理论去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致使学生产生这种想法:学而无用,不如不学。新版教科书应紧扣时代,根据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添加新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中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实事求是的回答,对学生关心的重要问题:学习、友情、爱情、亲情、工作等提出建议,为他们的成长指引方向。同时,适当引入具有较强说服力的例子、数据、图片、名言等,以增强教材的说服力、吸引力。 二、转变教学方式 长期以来,“两教”教学习惯采用“讲解、灌输”的方式。课堂上,老师站在讲台上一直说个不停,台下学生静静地听,师生之间极少交流,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激发不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况且,教师很少能够做到把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恰当地联系起来,深入分析问题自由发表见解,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尤其是扩招以来在几百人的大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难于集中,更大程度上减弱了教师“灌输”的“威力”。要想改变学生“不学…‘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现状,提高学生学习“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既涉及认知领域,又关涉到非认知领域,数、理、化等其他学科的教学主要在认知领域,学生掌握程度如何可直接从他们的考试成绩中反映出来。相反,学生要真正弄懂“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道理离不开他们日后切身的反复道德体验,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他们日后的学习、实践、自悟等教学的效果不能仅仅通过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衡量,还要看学生经过学习后是否能主动学习道德知识、主动提高自身修养,并做出相应的行动。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知识更新极其迅速,今天流行的观点,下个月可能就过时,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使文化多元化、隐密化、复杂化。“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只是教给学生道德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主动去获取道德知识。运用道德知识去揭开各种面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觉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履行道德行为。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给学生思维启示,与学生真诚地交流,以引起更多学生的倾听,指导学生课后如何获取道德知识,如何提高道德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可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开展读书交流会,组织道德问题讨论,开专题讲座等。 三、改革学生考核制度 1.变考试内容客观题为主观题。高校开设“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哪一年、哪个月、哪一天发生了什么、结果怎样、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而是为了让学生在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基础上,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上在教给学生道德知识的同时,应教会学生主动去获取道德知识,透过现象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与之相适应的考核方式必须是考查学生理论应用的能力,知识与思想相结合的水平,而不是纯粹的知识记忆。试题应设计为即使开卷考试,学生也不能从课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经过自己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回答。 2.严格考核平时成绩。对于不来上课,弄虚作假的学生,一旦发现,应按规定给予严厉处罚。一篇真实的论文是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最好的体现形式之一,同时,学生通过写论文,可以扩大知识面,体会到学习德育的益处.从而激发学习道德的热情。教师在布置论文前,应通过查阅期刊、书籍、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掌握该论题的现状,确保论题科学。批改作业时,一经发现严重抄袭者应该否定,让学生切实感到平时作业并不是形式,必须认真对待。对于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学生,即使很片面,也应该斟情给予鼓励分,在评语上指出其亮点处与不足处,以激励他们继续努力。 四、改革教学评估体系 不少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估体系由领导评估、“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评估、学生评估组成。领导评估主要通过学生考试成绩、检查教师的教案、听课进行,着重的是目标评估,轻视过程评估,只要评估组听课时学生保持安静、教师教态好、学生考出好成绩、教师教案写得认真,你就是一个好老师。至于教师课堂上教学内容是否丰富、科学,学生是否从中受到启发,思想上是否发生变化几乎都被忽略了。“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评估即教师互评,通过听课、查看教案、回顾平时工作态度等方面来给对方打分。因评估人在同一单位,身份公开,评估人一般不愿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多的是拿对方的优点赞赏一番,使得评估结果含有很大水分,非常不利于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评估通过网络以不计名的方式对教师进行评估,学校把评估内容客观化,设置成选择题的形式,每道题的答案选项有四个,类似“优、良、中、差”,而且评估的内容主要与教学形式相关,很少涉及教学质量,多为这样的问题:是否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普通话是否标准,工作是否认真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具有很大的弹性,学生都明白评估对教师的重要性,一般都不会为难老师,多数老师会被评为良好。即使个别教师上课实在很糟糕,听课的学生少得可怜,可想想面对着乱糟糟的课堂,老师仍坚持上了一学期的课,可真不容易,这种敬业精神实在可贵,虽然课上得不好但起码算是一个合格的老师。这种评估体系显然难以真实地反映“公共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教师的不足之处,对教师改进教学、学校推进课程建设的帮助不大。 教师的教案写得好,并不代表课就上得好;教师的普通话标准,并不意味着就能吸引学生;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并不意味着课就生动。如教师通过精心准备的教案,上课时只是单纯把教案投到屏幕上,缺乏有力的说明,让学生对着“机器”上课,这本身就是一种死板的教学方式。优秀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不会被教案所束缚的,而是在课堂上旁征博引,畅所欲言,大胆地表述自己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融知识性、思想性、情感性为一体。事实也证明,凡是学生所喜欢上的课,其教师都具有良好素养,热情、坦率,具有高度责任心,知识渊博,教学艺术,了解学生心理。因此,“公共政治理论课”评估也不能笼统化,不能只注重结果,轻视过程;“公共政治理论课”评估也不能仅靠主观评估,而是要聆听学生的心声,了解他们经过这一学期的学习对这一学科有什么认识,从中得到了什么,思想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从教师身上学到了什么,这门课有哪些不足之处,包括教师的不足之处。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教师才能更容易发现需要改进的方面,才能使教学更有针对性,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摘 要: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从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推翻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起诉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摘要: 如果必须直面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这里包含着一个对历史的“假设”,即假设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将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后话。历史学人却有一个共识: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是,另一个共识却是,每每提到“容不得假设”,随后便开始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始评说。本文或许也摆脱不了“假设”之窠臼,但希望更多地在假设之外,得出对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 (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 (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 (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作者:宋花乐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由此可见,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鸦片战争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民族资本主义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 536017)
思想政治类论文: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国防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在我们党和军队历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一次重要会议。今天,回顾古田会议以来的光辉历程,重温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古田会议上,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围绕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原则同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回答解决了我们党和军队建设许多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这次会议,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统一思想意志、指引前进方向的重要作用,而且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以及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路线”。 古田会议探索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正确道路。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古田会议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大原则,突出强调只有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才能确保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决议》强调要注重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使党员牢固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要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主张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相统一,结合解决党的组织问题,加强思想作风整顿;提倡在党内形成一种“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的活泼的爽快的精神”的新鲜会风,使每个党员都能从中得到教育和提高。古田会议探索形成的从思想上建党的正确道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具有永不磨灭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军路线。如何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际出发,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是古田会议着力回答解决的紧要问题。《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职能,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要求必须肃清雇佣观念、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使官兵从思想上划清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以及一切旧式武装的界限。《决议》明确规定了党领导红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强调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坚持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党的组织;必须加强红军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领导的中枢”,切实起到“政治领导的作用”;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无组织观念,坚决防止和避免“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古田会议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思想和主张,深化了党对新型人民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使我军真正成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基础。着眼于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总结我军创建初期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政治工作一整套方针、原则和制度,是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贡献。《决议》强调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作用,指出要加强政治领导,保证党的纲领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法途径,要求搞好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和文化学习等,把政治工作渗透到部队管理、军事训练、行军作战等各项任务中去,增强官兵的军政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要求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坚决废除肉刑,严格执行和维护纪律,等等。古田会议确立的这些方针、原则和制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古田会议精神指引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发展进步的伟大实践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注重运用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指导和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古田会议之后,同志亲自到红军部队动员、调研和指导,推动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抗日战争时期,同志要求各级把古田会议《决议》“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并突出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引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指导和推动拨乱反正,明确了军队政治工作“两个服务、四个保证”的基本指导思想。1987年,邓小平同志对起草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作出明确指示:“要把从古田会议以来政治工作的全部好的经验、好的总结写到决议里来”。在纪念古田会议召开60周年时,同志指出:“我们抓党的建设,抓军队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按古田会议精神去做。”着眼解决军队面临的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同志明确了思想政治建设“两个提供”的使命。1999年,同志视察古田会议会址时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强调,“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深刻揭示了古田会议精神在我军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指导价值,充分反映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时代要求,为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光辉历程,是在古田会议精神光芒照耀下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我军始终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紧紧抓住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这个根本问题,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并发展完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制度,坚持不懈地开展军魂教育、宗旨教育,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使我军经受住艰苦斗争和复杂环境的考验,保 持了人民军队的不变军魂和政治本色。 我军始终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开展运动、新式整军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兴起学习著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热潮,都是为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部队,使广大官兵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军始终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坚持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提高部队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服务保证作用。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发展变化,我军思想政治建设都紧紧围绕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来展开,并贯穿渗透于军队各项建设和全部实践之中。 我军始终坚持巩固和发展新型人民军队的内外关系。几十年来,我军传承古田会议确立的正确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坚持官兵政治上平等,广泛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大力倡导依法带兵、以情带兵、文明带兵、科学带兵,不断巩固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 我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我军坚持把古田会议精神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为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发展进步的有力武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防止和克服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努力使思想政治建设不断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获取创造活力,不断在探索和把握特点规律中实现发展进步。 实践充分表明,以古田会议精神为根基不断发展的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是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80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部队纯洁巩固和高度集中统一,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成为一支举世闻名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继承和发展古田会议精神,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我军这一特有政治优势,任何时候都要很好地坚持和发扬。 三、沿着古田会议开辟的道路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科学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我军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主席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深刻洞察和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和军队使命任务拓展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古田会议以来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对加强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理论指导。 主席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涵盖了思想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理解把握。尤其要着重领会和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建设是我军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部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抓得更加扎实、更加有力、更加富有成效;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大力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深入开展我军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打牢部队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蕴含其中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科学方法贯穿于思想政治建设实践,着力增强思想政治建设的科学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本文来源:文秘站 //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是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着力解决的时代课题;大力倡导和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抓紧抓好;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努力造就大批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胜任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把推动部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加强新形势下军队内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建设,巩固发展我军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紧贴时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切实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党的建设是军队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要以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等。主席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特点规律,明确了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方针原则,是指导和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依据和遵循。 加强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根本的是要学习贯彻好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努力推动思想政治建设适应新形势、实现新发展,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用“三个确保”的时代课题引领和推动思想政治建设,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作为根本出发点,把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地位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把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作为基本着眼点,使各项建设和工作都紧紧围绕“三个确保”来筹划、展开和推进。要把增强科学性的要求贯彻体现到思想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丰富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改进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完善思想政治建设的制度机制,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要按照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推动思想政治建设与时俱进,既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不断从中汲取推动思想政治建设的经验、智慧和力量,又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从时代高度审视思想政治建设,以创新精神推动思想政治建设,努力把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国防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思想政治类论文:探索新途径、新办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继承和发挥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才能充分调动官兵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的贯彻执行。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充实新内容,创造新方法,使之不断改进和加强。探索新途径、新办法,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果,加快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和方法的更新。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手段,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不断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使教育更有时代感、吸引力和说服力,是我们应该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要进一步树立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不断学习、了解和掌握各种现代科技知识,提高我们工作的科技含量。确立既适应军队特殊要求、又符合时代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教育,实现政治工作的网络化,有助于更好解决官兵信息需求与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提供信息量之间的矛盾,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新领域的拓展,同时,注意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努力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 (一)加强网络等高科技知识的应用和管理。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已成为消防部队思想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它不仅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料,而且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不仅可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且可以提供更加广阔的教育渠道和空间。因此,应努力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顺应时展潮流,建好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我们既要善于运用因特网上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又要建立消防部队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要舍得花钱,下大力气,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充分利用总队、支队倡导的消防网络建设,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局域网和富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政治局域网站,并尽快使各网站相通相融,相得益彰,以便为部队全体官兵提供内容丰富、种类齐全、资料翔实、生动形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二是增强紧迫感,培养一支既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又能熟练掌握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型政治工作队伍。目前,我们的政工干部普遍对网络技术知识知之甚少,对新形势下网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的甚至从未上过网,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加强对他们的网络技术知识培训,使他们了解网络基本特征,掌握网络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把政工干部培养成为不仅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水平、高超的思想政治教育技能,而且具有较为扎实的网络技术技能、熟练驾驭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一代消防部队政工干部。三是加强网络监控,防止网络毒流对官兵的侵蚀影响。网络在提供无限丰富的有用信息资源的同时,也充斥着大量有害信息,如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其政治观点的文章、作品,具有色情内容的图片、软件等等。这些信息,往往有很强的欺骗性、蛊惑性、腐蚀性,若经常受其熏染,容易使思想蜕化、道德堕落、斗志懈怠。对这些网络信息毒流,要通过必要的技术、法律手段,控制网络信息来源,剔除有害信息。为此,一是要运用先进网络技术,建立“网络信息海关”,对进入部队网络系统的信息进行监控,适时调整和更新信息内容。二是加强对部队网、局域网的管理,完善规章制度,禁止有害信息上网、流传,从而净化部队信息网络系统,为官兵提供健康的网络信息服务。积极利用现代信息理论和网络技术,逐步建立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网络和信息网络,加强对社会心理和社会舆情的动态分析。重视互联网的作用,认真研究网络和“网民”的特点,加大力度,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借鉴心理学知识,加强疏通和引导 疏导法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它是指依据官兵思想行为活动的基本规律要求,疏通思想,向正确方向引导,正确解决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疏导,就是疏通、引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要广开言路,就要创造条件,让官兵畅所欲言,把各种意见和心里话都讲出来。集思广益就是要集中官兵的智慧,广泛吸取有益的意见,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进工作的目的。引导就是循循善诱,说服教育,就是在疏通的基础上,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帮助官兵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把官兵的思想引到正确的方向。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疏导方针,既要反对强制压服,又要反对放任自流,听任错误思想自由泛滥。要把疏通与引导结合起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新形势下,要增强做好基层官兵心理疏导的紧迫感。当前,引起官兵心理问题的因素日益增多。比如,改革开放条件下观念的碰撞、利益的调整、竞争的加剧,使官兵心理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各种诱惑因素的增多,使一些意志薄弱者产生心理扭曲;经济拮据、家属下岗、邻里纠纷等家庭问题的增多,使官兵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等等。为此,必须注重对新形势的准确把握,不断增强做好基层官兵心理疏导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首先,要在清楚认识其对维护部队安全稳定的重大意义中增强紧迫感。消极心理是导致基层官兵产生过激行为的一种不安定因素。只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工作,帮助基层官兵走出消极的心理误区,才能有效地防止和控制消极心理的加剧,避免各种事故、案件的发生。其次,要在充分发挥其教育的辅助功能中增强紧迫感。人的思想行为不仅受政治观点、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的支配,而且受到性格、情绪、气质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青年官兵在自尊心受到伤害、进步受挫、精神压力过大等情况下,如果不能从心理上得到有效调节,就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疏导和矫治,就能收到思想政治工作难以达到的效果。再次,要在提高“打赢”能力的迫切要求中增强紧迫感。由于消防部队日常工作和值勤任务比较重,官兵将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应高度重视心理疏导和训练,不断提高官兵的心理承受能力,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同时,要突出重点环节,不断增强做好基层官兵心理疏导的针对性。一是要加大心理教育的力度。应把心理教育作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学习心理基本知识和心理卫生常识,使官兵了解青年期的心理特点、变化规律及调节方法。二是要加大心理训练的力度。结合平时官兵可能遇到的因“丢面子”而导致情绪激动,受到不良刺激容易出现心理过激等情况, 设计一些相应的控制、调节和处理办法,并组织官兵进行练习,提高官兵对不良心理的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三是要加大心理咨询的力度。努力建立一支由政治机关干部、基层政工干部、卫生医务人员、思想骨干组成的“四位一体”的心理咨询网,及时解答官兵的心理困惑,化解官兵的消极思想情绪。 (三)应用行为科学,批评和激励促工作 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有共同规律,其基本的模式是:环境影响(有时决定)需要产生动机,动机支配行为,行为指向目标。一个目标实现,再重复这个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在这个模式中,环境是人体以外一切客观条件的存在及影响的总和;需要是个人对于某种目标的追求与渴望;动机是引发行为的起始点;行为是人的一系列动作的总和;目标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追求的某种事物的标准、规格或状态。根据这一普遍规律,在管理教育中,可以通过优化环境、调节需要、激发动机、设置目标来制约军人的行为,使之符合条令条例的规范。 批评法是指通过对某种思想和行为的否定,削弱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使之转化到正确方面来。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创造了一整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其具体体现。根据过去实践经验,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几个原则应该注意:一是实事求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不同行为、性质的错误,分清不同的情节和程度。二是发扬民主。要让人讲话,允许犯错误的人申辩。三是一分为二,对人对事都要采取分析态度,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一概抹杀,一切否定,是不利于促使官兵思想向积极方面转化的。四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动之以情,就是使批评真正触动被批评者的感情,激发其克服错误的决心。晓之以理,就是要讲清道理,分析错误、缺点的性质、危害及其产生原因,使被批评者增强改正错误的自觉性。导之以行,是以先进人物的榜样和教育者的模范作用去引导官兵。 激励法是指通过对某种思想行为的肯定,使这些思想和行为得到强化和推广的方法。“励士”是古往今来军队管理的基本功能。组织行为学中的激励,主要是指激发人的动机,使人产生内在的动力,朝向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行为过程。在日常工作中,激励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对于调动人的潜在能力,全力实现既定目标,不断提高工作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动用激励的基本方法:一是内容型激励,即根据人的需要的内容和结构进行激励。一般说来,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求知的需要、求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不同层次和内容组成。二是行为改造激励,即通过激励将人的消极行为改造、转化为积极行为。比如,对一个士兵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是必要的,但同时,能及时抓住他的优点和成绩进行鼓励,效果更好。三是过程型激励,根据人的行为过程及原因,通过激励使其沿着一定方向发展。激励有几种类型:一是信仰和目标激励。它是激励官兵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驱动力。引导官兵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奋斗目标,并将个人奋斗目标统一到全体官兵的共同奋斗目标上来,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是激励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二是荣誉激励。对于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个人或集体,给予相应的荣誉并将这种荣誉以一定的形式或名义标定下来,以便产生较大的激励效果。对于荣誉获得者,可以成为不断鞭策自己保持和发展成绩的力量;对于其他人,荣誉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可以为官兵树立学习的榜样和指明奋斗的方向,产生比学赶帮的动力。荣誉激励要与物质激励相结合。三是情感激励。情感是官兵思想行为的一种重要动因。思想政治工作中,大量的工作需要情感激励,如对人的某种思想行为给予关心、赞许、鼓励,就会产生坚持下去的激情;对犯错误者关心爱护,就会使其增强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等。总之,情感激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只有真正运用好科学,结合好批评和激励的合力,充分发挥好这两把思想“利刃”,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 思想政治类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程目标意识的调查与研究 1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意识及其意义 课程目标意识解决的是“教什么”、“怎么教”和“为何而教”的问题。“教什么”、“怎么教”和“为何而教”的课程目标意识具体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来说,就是高扬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发现和尊重学生的价值,重视所有学生共同发展、普遍提高的意识。 1.1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坚持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课程目标意识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着眼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遵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具有高度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已毫无异议,但世界变化很大很快,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2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本,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课程目标意识促使教师坚持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进步和成长,具有“对象”意识和“全人”概念,即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全面发展。在教学中坚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全面弄清学生想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缺什么,并综合各方面情况一起融入到创造性的备课活动中去,把握学生需求的实质即摸清学情、了解生情。所谓学情,指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爱好、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的意志和品格. 1.3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促进教师在教学中建构以实践为基础、以科学理论为支撑的课程知识体系。课程目标意识要求课程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课程知识体系。通过富有意义的案例呈现问题,提供问题发生的情境和分析问题的思路,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注重认知工具的给予,注重学生生活逻辑的主导,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态度及情感的和谐发展。 1.4课程目标意识有利于提高课程实施的实效性和开放性。实践性,就是要切实加强实践环节,牢固树立实践育人的理念,不断拓展和更新课程资源,精心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奇、吸引力强的实践活动。开放性,就是要给学生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使他们具有走进社会、面对挑战、规划人生的真实本领。 思想政治类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小论文 辅导员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发挥好辅导员工作的作用,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其中的新特点。辅导员工作,是开导人的思想的工作,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作,也是以理服人的工作。既然辅导员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这就要求辅导员工作者,必须以自己的品德、情操、风范、感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工作的对象,也就是说,对工作的对象要有一种“亲和力”。辅导员工作者的“亲和力”,实质上是指辅导员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素质,在辅导员工作中所产生的一种亲近、和谐的力量,一种感染、凝聚的力量。通过形成“亲和力”,使说理产生更好的效果,使工作的对象真正感到心悦诚服。增强“亲和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辅导员工作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辅导员工作新的特点。尤其是在高校,更需要通过这种亲和力,在师生员工之间搭起一座心灵和情感的桥梁。那么,辅导员工作者的“亲和力”如何形成、如何体现呢?我认为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格力量的“亲和力” 人格,是一个人品德、情操、气质的集中体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由于教育、修养、经历的不同,人格也有所不同,有的高尚,有的卑下。辅导员工作者的人格,理所当然应当是高尚的人格。这也就是说,辅导员工作者的品德、情操,应当是他人的楷模,应当在他人中间产生一种榜样的力量。通过人格的榜样作用,形成“亲和力”,做到“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跟”,团结大家实现共同的目标。这种人格力量的“亲和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德在人先,利在人后”。在品德方面将自己摆在群众的前面,在利益方面将自己摆在群众的后面,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辅导员工作者人格力量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在品德、情操方面为群众做出表率,才能在群众中说得起话。也只有在各种利益面前,首先为他人和群众着想,群众才会对你信任、敬佩。如果一事当前,首先为自己打算,甚至将群众的利益搁在一边,那就势必在群众中失去威信,群众在你的背后就会指指点点,也就谈不上有什么“亲和力”,谈不上去做什么辅导员工作了。所以,作为一名优秀的辅导员工作者,要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凝聚力,重要的是首先要做到品德高尚,始终将人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真正做到高风亮节。 (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热情宽厚,是一个人情操、胸怀的根本体现。只有时时、处处、事事对自己要求严格,才能站得直、行得正。也只有对他人热情宽厚,才能虚怀若谷.,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作为辅导员工作者,对己严,对人宽,更为重要。你要求人家做到的,你先做到了,人家才会跟着做。你要求人家不能做的,你首先没有做,人家才会跟你学。如果你对群众是一套,对自己又是一套,对他人要求严格,对自己无所约束,那就只能在群众中产生一种离心作用,是谈不上产生“亲和力”的。所以,严以律己,群众才会对你敬慕;宽以待人,群众才会对你亲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将辅导员工作做得富有成效。 (二)“言行一致,以身作则”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是做人的一个重要准则,也是辅导员工作者在群众中形成“亲和力”的重要前提。辅导员工作是以理服人的工作。以理服人,不仅要求所讲的道理正确,而且要求讲道理的人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这种道理。因此,作为辅导员工作者,不仅要会说,而更重要的是要会做,要使所说的正确道理与自己的实践行动保持一致。从效果上讲,实践行动的“做”,是更有说服力的辅导员工作。这样,群众才会认为你既说得对,也做得好,才会将你说的道理自觉变成他们的行动。如果你在会上说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在群众面前说的是一套,在群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那么,你说得再动听,群众也不会相信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卑下的人格损害了辅导员工作的威信。因此,要取得辅导员工作好的效果,在人格上以身作则是至关重要的。 二、平等态度的“亲和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做好辅导员工作,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调节。通过调节好人际关系,以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采取一种平等态度,以形成“亲和力”,是取得辅导员工作成效的一种重要艺术。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首先体现在相互尊重,不居高临下。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部门,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集体中的一员,目标都是为了将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做好,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师生员工,大家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在工作责任上都是平等的。一般师生员工应当尊重领导,而领导更应当尊重一般师生员工。而领导在做辅导员工作时,以尊重人的平等态度对待他人更为重要。你对师生员工采取了平等态度,师生员工受到了尊重,他就会感到领导是师生员工的贴心人,他也才会对你说真话,才会按你讲的正确道理去做。如果居高临下,摆出架式,他就决不会与你亲近,反而对你的态度十分反感,甚至离你越来越远,这是很难取得辅导员工作的成效的。 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还体现在相互理解,不强词夺理。辅导员工作的过程,是心境相互沟通的过程,也是人际关系相互梳理的过程。这中间就有一个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的问题。辅导员工作的目的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正确的道理,是要妥善解决好有关思想问题。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讲述某些道理,平等沟通,达成共识。这样,也才能形成一种“亲和力”,融洽相互关系。如果强词夺理,以势压人,那就会压而不服,不仅思想问题不能解决,而且还可能造成新的思想问题,甚至激化相互之间的矛盾。 辅导员工作的平等态度,还体现在相互友善,不疾言厉色。辅导员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群众,更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各方面工作。因此,与人为善,和颜悦色,十分重要。如果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动不动就火气冲天,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就是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对有某些毛病的同志,也应当抱着善意的态度,而不是整人的态度,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这种善意态度产生的“亲和力”,在辅导员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三、正确方法的“亲和力” 辅导员工作中的“亲和力”,还来源于正确的方法。方法对头,少走弯路。方法不对,费力受累。特别是在辅导员工作中,尽管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好的,但是如果方法不对,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就要通过寻求正确的方法,恰当地解决好某些思想问题,达到团结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在辅导员工作中采用正确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辅导员工作的不同任务和不同对象,确定适当的正确的解决思想问题的途径。比如,对某些带有共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就可以采用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方法。对某些带有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则可以采用典型引导、现身说法的方法。对某些个别的思想认识问题,则只能采用个别谈心、循循善诱的方法。这样,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就能产生一种“亲和力”,使矛盾和问题迎刃而解,达到预期的效果。确定了正确的方法,还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好这些方法。不顾实际情况,将各种方法随便套用,也是不能产生“亲和力”的。如果对于共性的思想认识问题个别谈心,那就会你通我不通,认识难以一致。如果对于个别谈心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大会上说一气,那就会适得其反,加深思想矛盾。因此,在辅导员工作中,出发点正确还要方法好,方法好还要运用好。 四、真诚情感的“亲和力” 人既有思想,也有情感。辅导员工作虽然主要在于说理,但是也离不开动情。许多事实说明,情理交融、寓情于理的辅导员工作,是最有效的辅导员工作。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能产生极大的“亲和力”,从而使人们对某些道理不言自明,激发人们去自觉地实现共同的目标。以情感密切关系,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一。辅导员工作者与工作对象,领导与群众,实际上是多重关系。这中间除了同志与同志之间的关系之外,还体现了组织与个体、单位与员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的辅导员工作者,需要我们的领导者,对师生员工、对群众有[文秘站-您的专属 秘书,!]一种很深的情感,要学会以情感密切其中的关系。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两次赴**工作,他除了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外,还对**人民倾注了深厚的情感。正是这种深厚的情感,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使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亲和力”。“为民书记”郑培民同志,正由于他一心为民,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由此可见,对于有“亲和力”的辅导员工作者,群众才是最信服的。 以情感凝聚人心,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二。做辅导员工作,是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好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团结大家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要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凝聚力,很多时候需要领导者要有真诚的情感,要有体现这种情感的实际行动。在当前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许多党员干部和医护工作者视患者为亲人,在为患者进行精心治疗的同时,也在党和政府与患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他们以自己的真诚情感,消除了患者心理上的恐惧感。在病房里,医院领导和白衣战士形成了一种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亲和力”。他们实际上以自己的言行,做了一次次很有成效的辅导员工作。以情感振奋精神,这是产生“亲和力”的条件之三。辅导员工作,不仅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的工作,而且也是鼓舞人、激励人的工作。这就需要辅导员工作者,要学会以情感振奋[:请记住我站域名/]群众的精神,鼓舞大家团结一致,矢志不移,克服困难,夺取胜利。比如,在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来到长江大堤,以自己的真诚情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精神,也形成了极强的“亲和力”,增强了广大军民的抗洪斗志。在其他时期的辅导员工作中,我们同样需要更多的领导同志,以自己的情感去振奋群众的精神,形成新的“亲和力”,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 思想政治类论文: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趋于复杂性 当今社会,各大高校已经拆除了传统的“围墙”限制,学校在人们心目中“世外桃源”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兴起,外界的各种诱惑、语言、文化以及思想不断的传播至学校,社会上的这些复杂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此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学生获取资料以及信息的方式变得多样,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而带有笼统色彩的地方性文化就容易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新媒体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等会极力推崇他们自身的思想,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会接受这些观念、思想,从而改变自己的理念以及信仰,可见,新媒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新媒体可能导致学生情绪不稳定,进而引发争斗 新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学生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时下无论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召开还是马航事件,打开电脑或者手机,你都会收到一系列的消息通知,如果大学生的情绪得不到控制,最终将会被舆论所吸引,导致过激行为的出现。此外,新媒体有可能导致校园群体事件的发生,大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9至22岁,这个年龄阶段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维,在思想、心理、价值观等方面都不稳定,一旦矛盾产生,他们就会拉帮结伙,以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解决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理念 教师是学生学习路上的标牌,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探索新媒体背景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对学生进行悉心的引导,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正确的明辨是非,认清楚事情的真假,从而做到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最终走出新媒体所带来的阴霾。此外,教师还可以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媒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到新媒体的双刃剑的本质,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2.建立起广阔的交流平台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要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与其进行思想上的以及精神上的交流,交流永远是了解对方的最快捷的方式,也是走近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在各大高校,学校可以建立沟通平台,在平台上,众人皆是采用匿名方式进行交流。在这里,学生、辅导员或学校领导可以尽情的表达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在这里进行反应,对于学校存在的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因素,要积极的提出来,并要求学校杜绝这些因素的传播,最后促进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共同发展。 三、结语 新媒体是新时期大学生面临的一把双刃剑,在未来,新媒体还将持续不断的发展,为了学生的发展以及祖国的崛起,大学生必须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出发,认清新媒体带来的益处与弊端。对于好的一面,我们要积极的将其延续下去,对于不好的一面,我们要做到坚决取缔,因为这不仅关乎大学生自身,还与学校、社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思想政治类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当代价值的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目标、理念和原则,是教育主体对教育方向的选择和把握,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逻辑架构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科学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予以厘清对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则对此提供了诸多启发。 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注重工具性的价值取向。统观改革开放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所要求的价值目标,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分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个体价值。在这种评价导向之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内容上表现为,往往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来设定,而较少考虑个体的利益诉求,也就是注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体现了评价取向的工具性特点。 尽管这种取向有其局限性,但其产生和发展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极力扼杀和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疯狂破坏的复杂环境下,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肃清封建残余、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首要的历史重任。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核心是政治稳定。这种特殊的现实情况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评价必须以政治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和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加快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的形势。这一时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这是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继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是关于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存在物,而其本质属性则是社会性。“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因此,仅仅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工具性价值,无视其目的性价值,久而久之,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远离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空洞的理论说教,这必将遭到受教育者的反感和抵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否定或无视本体价值和育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即受教育者的空场,内容设计上的片面性与残缺性、手段方法上的单一性和刻板性、教育手段的单一性、目标规划上的狭隘性和短视性。这种评价的价值取向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零效应或负效应,值得深思。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向以人为本转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开始了从工具性到以人为本的伟大转折。“以人为本”即把人的需要和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即要求通过评价活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把人作为主体和目的,而不是客体和对象。从“四有”新人目标的确立到“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提出,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上的历史性转变。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转变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革息息相关。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过程,先是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建设,而后注意到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而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继而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最后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转变,这就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辩证看待和处理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关系,把二者统一到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格局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乘势而入、相互激荡;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国际敌对势力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竭力对我国大学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原有社会背景与现代社会背景的置换,决定了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由工具性向以人为本的历史转变。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分突出社会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过分倚重工具性价值的倾向。②这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水平大打折扣,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成效不尽如人意,严重阻碍着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的巩固。 由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仍然处于转型期,所以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偏颇所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这使得现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呈现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价值取向单一化,这主要是指单一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在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评价上,倾向于知识性的传授,而忽视思想、灵魂、智慧的培育和塑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评估上,重视认知过程评测,忽视情感体验、意志锻炼和行为训练过程的检验;在评估方法层面则表现为定量成分太多,定性成分不足。 第二,育人本位的错位与迷失。现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过分依赖科学的范式,使评价过于重视数的测量而不是质的探究;注重终结性的评价,而忽视过程评价。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凸现,其根本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地位的不平等,是“忽视价值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在评价中,重视评价者(即管理者)的价值观,而忽视被评价者的价值观,长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能将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或者会被淡化,从而导致个体的畸形发展、精神价值的丧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 第三,学生本位价值观的缺失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大学生理应是评价的主体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生仅仅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参与评价,其主体性得不到体现,直接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丧失、利益受损和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话语权的丧失。学生主体性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下无法释放。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种种现实弊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兴起的背景下日益凸出,时代呼唤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理论的创新,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转变。面对新形势、新境况,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须坚持以下价值取向的发展要求。 第一,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得以改变的工具性、理论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与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水平现状等实际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时代性的价值观念体现。然而,就教育而言,它总具有前瞻性,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也应该着眼于未来,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到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促进和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第二,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人们价值观的丰富性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但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价值取向又存在必然的一元性,价值取向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反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上有两个层次:在具体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应该反映参与教育评价的各个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在较高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又应该反映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强调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是一种发展性评价,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人本价值取向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 第三,个人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础和关键是价值判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活动也是一种价值活动,而价值活动的主体在价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时必须遵循主体原则。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③根据价值活动主体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不应仅仅对客观的教育现象作判断,而首先要对主体本身及其需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的发展需要会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社会的发展必需人的推动才得以进行。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必须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统一起来。 三、以人为本: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阐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发展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构建框架。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时代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总思想原则下进行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求科学发展思想的指导,必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现代主体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贯通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教育实践活动。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秉承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另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目的性也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弘扬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精神需求与物质需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以人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成为以塑造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的主客体都是人,是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是从人出发建构在“人”的基础之上的一项基本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旨归,使其挣脱了“理论世界”条条框框的束缚,回归教学意义生成之域的“生活世界”,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的疏离、对人的割裂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淡漠。继而扎根“生活世界”,关注人、促成人的主体性不断优化;关切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际和谐与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使个人的生命价值得到最真的实现;关爱人的现实生活需要,使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融合,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意义上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需求。 人文关怀的价值宗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升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现效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促成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范式”向“对话范式”转换。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为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为教育者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搭建了宽广的平台。因为,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贯穿于其交往活动的始终,使其真正达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融洽的教育环境氛围中彼此共享知识、情感共鸣、智慧共筑、意义共建,双方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由此真正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难见成效的症结就在于其缺乏交往意识和人本精神。所以,时展内在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应然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成人之学”,它理应成为以“人”的方式来关注人、认识人、理解人,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生命的精神交往的交往实践活动,其交往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展和教育者的提高。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客观指标,对其进行评估的过程,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服务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证。因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也必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秉持其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的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在测评中充分体现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就是要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中体现其对促进大学生个体人格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所在及其对于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重要性;就是要使评价的结果能够显现大学生思想政治和人格发展中的缺陷,为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明方向;就是要在评价后的调整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总之,无论在评价指标的设计、评价活动的开展过程,还是评价结果的反馈、调节中都要时时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使其无愧于“成人之学”的赞誉。 四、全面、协调、平衡:以人为本总标准的具体体现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将以人为本作为总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总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又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标准体现出来,这些具体标准则呈现出全面、协调、平衡的特点。 1.经济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通过自身的教育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就这一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体现了一定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具有经济价值,对其考评自然也要坚持经济价值取向。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经济价值取向就是要考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为党的领导服务、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是否树立了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是否能够引导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增强自我创新意识和竞争能力等。 2.政治价值取向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扞卫党的领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特征所决定的。换言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和价值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体现者,党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以拥护党的领导为己任,以传授、贯彻和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价值追求。进而,在此基本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价值取向贯通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全过程,就是要做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设立中,不仅要对大学生对于党的拥护程度予以定量的测定,还要给予定性的考察;就是要做到将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评价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做到将评价的结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归依到党的领导上来,使其为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基本的借鉴,为改革、创新党的领导指明理路。 3.理论价值取向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⑦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创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测评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践行程度;就是要考量大学生对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解水平;就是要考察大学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是要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使当代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政治社会观,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4.知识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的相关内容,而且包括法学、社会学以及人学的知识成分。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发展人、完善人,但其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承担着向受教育者传输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责任,尤其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研究创新促进其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之一就是考察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吸收“内化”情况以及“外化”成效;大学生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熟识程度;道德知识的习得和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等等。这些观测点都是基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知识传授效果的考评。 5.生活化价值取向 从历史源头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离开了人的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是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从根本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生活,也只能在生活中才可以进行。但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陷于理想化、知识理论化、工具化的误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只有实行生活化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回到生活的母体,在生活中进行,为生活服务,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生命的活力,更有实效。 坚持生活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时刻关心大学生多层次的现实需要,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能力的发挥发展,注重大学生个性的彰显和主体性的弘扬,营造生活化的学习环境。 思想政治类论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论文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呈现出越发复杂的态势,而对于公费医疗管理来说,其面对的是不同形态的人,也面对降低公费医疗费用的压力,这更对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也只有从一线员工到公费医疗管理人员整体思想政治水平提升是解决公费医疗管理的重要措施,本文以下内容将对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措施进行研究和探讨,以供参考。 二、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分析 根据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在公费医疗管理中应着重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加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重点学习马列主义及其跟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逐渐促使广大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提高其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并能不断提高解决和分析实际情况的能力。第二,将单位的各项行为与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融合,并加大教育力度,确保广大职工能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统一到单位中来,提高对工作的事业心,自然地为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贡献力量。第三,进行法制和纪律教育,使职工自觉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第四,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从各方面着手提升职工的整体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的措施研究 根据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要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应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目前,不仅社会意识的传播规律、生成特点和表现形式产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而且思想政治工作所处于的设置条件、工作对象和外部条件等均和以前不同,广大干部职工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道德选择也产生了变动,其迫切需要满足心理和谐、缓解心理压力和改善心理健康环境,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具体的工作中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工作,要不断摸索完成这项工作的合理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心理疏导的特征,严格按照规律,不断提高心理咨询服务的标准,建立人性化的流程,并定期组织谈心交心活动,可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在公费医疗管理中通过融合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思想政治工作,给枯燥的思想政治工作添加了更加科学的要素和人文精神,注入了不竭动力,对促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更加有效的实际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同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相互配合。思想政治工作是为公费医疗管理这个中心业务工作服务的,业务工作检验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的标准之一。公费医疗管理队伍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职工队伍管理的基本要求,但最终要求是调动全员的积极性,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促进业务绩效的提升。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建设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第三,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模范示范带头作用。在公费医疗管理中树立优秀的职工典型并及时做好各种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发挥模范示范带头作用。在公费医疗管理过程中要能够善于发现和培养严格按照单位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就医的典型人物以及工作中的典型代表,并积极将这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进行大力表彰和宣传,使单位中更多的员工受到鼓舞和激励,进而促进广大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引导职工规范就医。第四,建立公费医疗管理人员共同的奋斗目标。 共同的目标,也就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员共同的努力可以取得的预期成果,而各个成员在完成目标后能够得到其心理和生理上的慰藉和满足。可见,实际工作目标对于公费医疗管理人员具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管理人员可以带领全体职工朝着明确的方向努力,并最终完成目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这个目标确定以后,管理人员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带领广大职工顺利的朝着目标前进,这期间还需要管理人员根据实际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特别是要注意应用激励措施,全方位多举措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使得全体人员团结在一起,在高凝聚力的作用下,就可以相互协作和配合完成共同目标。第五,培育管理文化,铸造管理核心价值观。管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培育先进的管理理念、提炼优秀的管理精神、塑造良好的管理形象、造就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管理文化建设首先应当提炼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它主导和支配管理文化的其它要素。公费医疗管理的特点是价值不能完全以公费医疗费用的控制标准来衡量,工作成果带来的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为职工群众良好的就医条件。思想教育工作应当通过大力宣传加强和规范管理对职工群众公费医疗的重要作用,让员工看到、听到、亲身感受到加强和规范管理带来的好处,从而产生强烈的满足感,产生持久的维护这一措施的动力。第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提高如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要强化决策的科学性。在决策中一定要考虑实际情况和规律,不能蛮干、乱干和瞎干。二是提高协调能力。对于公费医疗管理中的中心任务,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工作方针计划,而且要定期进行督促检查,提高执行力;要注意协调好上下级、同级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更好地形成领导合力。三是要强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到公费医疗管理的实际工作中,与广大职工谈心交心,从而掌握工作情况及其思想动态,找准存在的实际问题,并针对问题找出科学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强化说教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尽力做到趣味性、理论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增强工作实际效能;要提高自身形象,在注重言传的前提下更要采取措施使得身教效果发挥到极致。五是要强化分析判断能力。要能透过普遍现象,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并针对具体的矛盾能够准确的对其质、量和度进行合理的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科学的化解。 四、结尾 本文以上内容首先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随后提出了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思想政治水平措施,表达了观点,提出了见解。但作为一名管理人员,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严格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公费医疗管理的整体水平。 思想政治类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哲学思考 摘要:本文从如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效性出发,从教学实践的主体、客体、中介三个方面进行哲学思考,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进行“综合治理”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培养青年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教育环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十六大以来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并相继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工作部署。十七大后,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把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贯穿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始终。但同时不容否认的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比如学生学习兴趣低,缺乏学习热情;部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存在误区;教学内容重复泛化,教学方法简单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又掣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改革,使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所以需要对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既考虑学生和教师的主观原因,又考虑社会的客观因素,既考虑教学主体与课题,又考虑教学中介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以此态度指导教学改革,才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并内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素质建设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关键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主导,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设计者和指导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能否促进学生主动、和谐、活泼地发展,关键在教师。”所以,要有效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培养和建设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比较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献身思想理论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知识日新月异,知识创新和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理论品质在于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不断更新知识,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才能从思想上认识上跟上形势,不断提教学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必须具有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根本,他在认识论中再三强调理论必须回到现时中去指导实践,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才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主题紧密结合起来,是历史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在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具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理解,才能把它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尤其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阶段目标结合起来,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富有鲜活的教育意义。 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难题。这都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方面。因此,能否及时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揭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理论本质,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才能在大学生普遍关注某一问题的时刻,及时为其做出解答,也才可能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实践中,我们要大力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人进行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提高自身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学术研究,鼓励教师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由此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全能型”的教师队伍,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良性湖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完善更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基础 教材是制约教学过程的一 个重要因素。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给“教材”下的定义是:“所谓教材,就是一个有目的的情境在发展过程中所观察的、回忆的、阅读的和谈论的种种事实以及所提出的种种观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杜威是把教材作为活的知识来把握的。这里的“知识”决非死的、静态的知识、现成的知识,而是活的、动态的、生成的知识。这就是说,能够作为“教材”的知识,应该具有及时更新完善的与时俱进的功能。 但在现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作为其教学知识的教材却存在诸多不足。如教学内容重复泛化。主要是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与中学时的思想教育课程衔接性差、重复多。据统计,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中学政治课有近1/4的课程是简单重复,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空洞的政治说教;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和滞后性,教材编写的特点决定了教材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现实,导致了教材内容与现实存在一定的不相适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从教材和教师口中得不到对现实情况的合理解释,从而对教学内容产生了厌倦。 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改革就成了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一重要环节和内容。200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这个《意见》最终确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格局,即:在高校四年制本科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门必修课。并决定举全国之力编写一套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项目,力争于2006年秋季开学后在全国高校(包括高职高专院校)统一使用。新教材的编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反映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充分反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大学生关心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根据教育部要求,又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改和补充,及时把十七大相关精神加入教材,反映了教材编写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三、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有效开展教学实践的核心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反思的思想结晶,是继“文明冲突论”后又一重大社会理论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需要。“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在此讲的“自知之明”应该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这里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而且包含对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理解、探寻。以便明白在多元文化交叉融合中,本民族文化处于何境地,较之他族文化,我族文化有何特色,在未来发展中该往何去。这是一种兼深度和广度的认知,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忏悔,而是走向自身文化深处、走向其他文化殿堂并筹划和追求民族文化理想的探索历程。二是认知的升华,即把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也就是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把自身视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把民族文化视为自身生命的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主客,合二为一。这样,就把保护传统文化作为自身使命,把认知内化为自身信念和行动指南,在新形势、新环境中自觉地去继承它,保护它,弘扬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扞卫它。 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文化自觉,就是要让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自知之明”,即使大学生在认知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及其相关知识的同时,把此认知上升为一种自觉行动的理念,内化为自身行动的指南,自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念和准则,主动将之付诸实践,从而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 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取向选择方面,部分大学生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对主流文化存在质疑。多数学生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在一些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或多变性,对社会主导价值和信仰抱有更多的“游离”态度。一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肤浅、模糊、有疑虑,信心不够。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扭曲、侵蚀和消磨。有些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点。有的大学生把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学校所组织的各项活动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 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在世界多元文化互相冲突和激荡中,在多重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碰撞与交融下,文化自觉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应有的、正在增强的新型文化观念,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是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大学生是传统文化及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扞卫者,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只有培养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潮流,就有科学的思考,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对于保持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立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多元文化进行审视、鉴别和筛选,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意识。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改革的核心。 思想政治类论文:关于加强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青年知识分子是国家、企业振兴和发展的希望所在。做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企业改革、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切实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认真地研究与实践。本文结合我公司的实际从其重要性、客观性、针对性、有效性四个方面,作初步探讨。一、必须充分认识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江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指出:“能不能充分发挥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做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做到充分认识。 首先,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看,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无数革命先烈和老一代革命家牺牲、奋斗取得的胜利成果,全国人民艰苦创业取得的伟大业绩,需要青年一代去继承、巩固和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青年知识分子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 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身上。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动乱、个别青年知识分子修炼“__功”等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要让他们明白,只有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献身的精神,而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必须坚持不懈地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其次,从企业自身的振兴与发展看,也需要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这不仅是保证完成当前生产任务的需要,也是企业竞争的需要。在这种竞争中,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奉献意识、团队意识、技术进步意识、市场意识和拼搏意识。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在顺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逆境时同舟共济,奋发向上。这种意识的养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公司是一个具有1.5万多员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比例正逐年增加。企业需要对旧装置不断更新改造,需要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需要改变营销策略等。这些有赖于全公司广大干部员工,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这就需要紧紧依靠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励他们挑重担,多做贡献。近几年来,我们公司把善管理、懂技术的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放到了重要领导岗位。今年,我们炼油厂也把一批普通青年知识分子提拔到车间领导岗位。厂党委也始终把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党委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在过渡阶段,必须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应具有客观性 正确评价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现在,有些人产生一种疑虑:“青年还能胜于蓝吗?”有的人看到企业的暂时困难,就感到“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只要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现状及成长过程进行全面的、本质的具体的分析,就会得出比较公正的评价,任何悲观的论点都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从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看,主流是好的。同志在90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我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在本质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爱社会主义的,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愿望。我公司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也是希望自己能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有很多人还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顾全大局,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其次,他们来公司后,经过几年的实际锻炼,很多人在技术上能独挡一面,他们有的成长为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担任了项目负责人,有的还担任了基层党、政领导职务。他们的科研成果,有的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和奖励。这两个方面的总体状况,充分说明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好的,是可以依赖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由学校直接跨入到工作单位,对社会了解和认识不够深刻,思想容易受到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好高骛远。他们也没有受到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缺乏深入认识,对我国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了解不足。还有一部分人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偏激、理想化、简单化的倾向;在伦理道德上存在着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对以上种种现象,只要我们给予充分重视,采取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情况总会向好的方向转化的。我公司应发动青年知识分子对《实践论》、《矛盾论》、“三个代表”等理论进行学习,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理论学习和企业精神教育,使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观念有所增强。 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 青年知识分子文化层次较高,接受能力较强,多数人主要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对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应有别于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主要是对他们进行基本理论、基本感情与基本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当前,对青年知识分子主要应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优良传统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他们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深刻道理。从而坚定不移地支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通过学习近代革命史和了解中国的国情,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地把个人的命 运与祖国的命运,爱祖国与爱社会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主要是结合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认识实际,使他们学会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世界和事物,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要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它不仅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重要武器,也是指导人们从事科研技术工作的武器。以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精神教育,主要是培养他们乐于奉献、关心集体、热爱劳动、艰苦奋斗、遵守纪律的精神和作风以及良好的道德风尚,消除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对他们的不良影响。在实践中,必须把说服教育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成为“四有”新人。但是这里必须明确,理论灌输不是填鸭式的硬灌。由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恢复阶段,进行理论灌输确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积极实践,认真探索,不断改进,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因此,在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理论灌输中,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行之有效。一是在教育内容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二是在教育方法上要掌握教育对象的认识过程,抓住症结。三是教育目的上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学会用马克思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他们学会认识世界,又学会改造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四、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措施要注意有效性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善于独立思考,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因此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探索适合青年知识分子特点的方法和措施,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以期收到好的效果。 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对人才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结合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点一滴入手,长期不懈地抓。笔者认为在做这项工作时要做到政治信任,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放手,有力地激发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向上、为企业献身的热情。从他们入厂的那一天起,党支部就应该抓紧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党组织则应把他们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一旦条件成熟,就及时将他们吸收到组织中来。在使用上注意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大胆地交给他们干,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怀,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组织上的殷切期望。车间做为基层组织,党支部应审时度势,及时把一些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选拔到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有意识地给他们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参与管理,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从而理解企业的各项工作,更好地为企业服务。这种从工作上放手,也是把思想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体现。近几年来,我厂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也推荐了几名青年知识分子,让他们分别担任了我厂重要领导职务,在对他们进行指导、帮助的同时,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现在,这些人都能独立地挑起我厂某个方面的重担,成为驾驭炼油企业的优秀人才。在生活上关心、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专心致志地去干好本职工作,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法宝。新分配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许多人远离家乡、父母,孤身一人。车间党支部应通过形式多样的工作,让他们深刻体会到集体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使他们安心于本职工作,从而激励他们奋发向上,自觉成才。为了及时掌握青年知识分子的情绪波动和思想脉搏,增强思想工作针对、有效性,建议各级党支部建议“三必访”制度,即:青年家中有矛盾必访;家里有困难必访;生病住院必访。通过诚心诚意的工作,使他们前进途中尽量少走或不走弯路。每当他们生活上遇到困难,党组织就设法帮助解决,为他们成才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各级党组织还要积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青年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求知欲望,自学能力较强,喜欢思想交流,愿意平等探讨,对居高临下式的说教式教育方法有反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这个特点,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通过开展自学讲座、专题研讨、专题辩论、演讲比赛、社会调查等活动,启发、鼓励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比较,认真思考,自己寻找正确答案,达到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 思想政治类论文:谈谈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改制后的企业 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正在向纵深发展,大部分企业改革改制工作已经结束,改制后的企业建立了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优化机制,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中去。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过重组,成为名符其实的民营企业。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使企业焕发了生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如何继续开展,如何与改制后的企业相适应,这是摆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个新课题。 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改制是一场革命,是对旧体制的摒弃,对新体制的创立。我们的改革,其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各种关系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它所破除的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便更好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我们改革中必须坚持的大方向。坚持这个大方向靠的是什么,就是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我们的革命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断发展壮大,除了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外,就是通过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教育、启发、激励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作为一个企业,也要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引导企业和员工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树立正气,端正行风,克服和纠正不利于企业的不良风气,保证企业健康、兴旺、发达。 当前的企业改革改制,将触动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心理结构等方方面面,必然会给人们的传统观念的惯性思维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必然会给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不仅没有减轻,而是更加重了。 二、继承传统,更新观念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它和其它任何一门科学一样,也是在不断地继承、发展、完善和创新的。随着改革的深化,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机制在形成,导致人们必须要用新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传统观念,实现观念更新,而观念更新又势必给行动带来重大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要与之相适应,也要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如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问题;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分配多样化的问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双向选择”的用人机制等等,这些都突破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宣传的传统思想,在这些理论问题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更新,还停留在过去一贯制的思想政治工作观念和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能成为改革的铺路石,反而会成为绊脚石。 那么,哪些观念需要更新呢?一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切合实际的一刀切,大呼隆观念,而是要从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出发,使形式和内容联系更紧密,防止“空对空”。二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上级布置,基层贯彻、检查验收三阶段形式的观念。而是要运用多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方法。三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讲大道理的观念,而是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在关心人,尊重人的基础上,不光是讲道理,还要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四是要更新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简单说教的观念,而是要广泛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信息学、管理学、美学等科学知识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 观念更新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强调更新,并不是摒弃一切传统观念,而是对传统观念的继承、完善、发展和提高。 三、掌握规律,创新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过去我们已经认识和总结出不少规律,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理论,今天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还要不断认识和掌握新的客观规律,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着眼于改制后企业的特点,要注意企业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员工的思想反映和动向;要注意企业在改革改制方案实施过程中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问题;要注意企业改革中的横向对比中出现的不平衡对职工心理承受能力的影响;要注意企业改制后抓经济效益和执行国家政策的关系;要注意有所为才有所位的用人机制和岗位竞争的矛盾问题等等。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产生实效。 第二、要加强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研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要从普遍矛盾中去寻找主要矛盾。一般地说,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大都表现在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上。如改制后的企业,特别是成为民营经济的企业,原国有企业身份的员工如何尽快适应民营企业的机制,包括规章制度、岗位安排、分配形式、作息时间、工作效率等,只有缩短磨合期,使企业及早正常运转,才能使企业更早地产生效益。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总会出现一些不同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比如,打破了“大锅饭”,拉开了分配差距 ,就会使一些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就会使一些人感到受约束,不习惯;商品价格下跌,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导致业务经营困难,需要寻求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这些问题总是随着时间、形势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解决一个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深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从中发现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就会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三,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研究。同志曾作过一个比喻,把解决问题比作过河,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比作桥和船,没有桥和船,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说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重要作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搞政治教育,按上大课的形式,容易使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产生无形的心理屏障,效果不太理想。通常的听课、念文件,受教育者如果不做笔记地话,仅能接受不超过5的信息量,而人们潜移默化地接收到的信息(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大量大量的都是来自于书报杂志、广播电视、社交活动和亲友的交往中。因此,政治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封闭施教”的方式。当然,必要的相对集中上大课还是要的,但方法可灵活一点,切忌照本宣科,可多采用电化教学,对话交流,咨询答辩,演讲竞赛,参观访问等多种形式,使教育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来达到教育效果。但改制后企业都是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经营理念更趋向于追求利润最大化,时间就是金钱,不可能用大块的时间搞政治教育,集中只能是相对的,还是要通过大量日常的、分散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自我教育来达到教育目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通过谈心、拉家常、家访、文化活动等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使之产生共鸣,通过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气氛,寓教育于无形中。也可以运用激励机制,心理调节,规范约束和行为引导等方式,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取得最佳效果。如坚持以宏大事业感召人,优厚待遇吸引人,优秀文化凝聚人,创造条件成就人,培育竞争意识,倡导团队精神,使员工始终处于激活状态,使企业形成强大的生命力。 四、群策群力,齐抓共管 思想政治工作如果单靠少数人来唱“独脚戏”,限制在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里,必然会冷冷清清,软弱无力。因此,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大家都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各部门齐抓共管,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活跃、生动、有效。 一是在纵向上,要搞好上下结合,发挥领导和下属的两个积极性。事实证明,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企业主是党员或党委(支部)书记,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般都会得到重视,党组织在企业内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认同感就强、影响力就大。党务、人事部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制度、计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并积极主动地开展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在横向上,要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发动部门领导和骨干,使人人都做思想政治工作,形成合力,业务部门也要结合各项业务活动一道,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部门领导直接和员工接触,相互了解,感情接近,有共同语言,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更有利的条件,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的组织作用。工、青、妇组织都是企业的群众性组织,从他们的性质、任务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因此,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通过他们建立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使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各个层次,全面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做到了企业发展我发展。这也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 综上所述,在企业改革改制后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要与之相适应,就必须不断加强,更新观念,探索规律,研究问题,创新方法,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思想政治类论文:思想政治课是重要的素质教育课 全面提高中学生的整体素质,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的共同目标。培养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需要从基础做起,需要学校各学科教师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家庭教育的密切配合,缺一不可。在这中间,思想政治课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广义的素质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说它包含了人本身物质的和精神的、外在的和内在的一切方面。具体可划分为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美学素质、科学素质、技术素质、身体素质等许多方面。在主必个方面中思想素质起着基础的和决定的性的作用。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面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目前的中学生是将来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不论他们从事倾听种职业,都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决定着其他素质的发展方向,并成为其他素质发展的精神动力。思想政治课既一门社会科学教育课,同时又是一门德育课。这就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所具有的独特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及重大任务,是任何其他课程所无法取代的。这是由思想政治课的性质、目的、内容和特点决定的,同时好是我国学校教育与资本主义学校自由发展的本质区别。 二、思想政治课的内容决定了它素质教育中的重大任务 初中开设的各门课程都有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素质教育任务,如语文、外语主要有文化素质教育并兼有思想、科学、美学 等素质教育任务;数、理、化主要承担文化、科学素质任务;音、体、美汾别承担的素质教育方面多,任务重大。它的内容习定了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健康稳定的心理素质,高尚的美学素质,坚实的科学文化素质等,并且由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来推动和激励其他方面素质的健康发展。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思想政治课的任务则要教育学生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只有牢固树立堂堂正正做人的思想,才能由习心和毅力去学习兢兢业业做事的本领。通过兢兢业业做事,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增砖瓦,才能体现出堂堂正正做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目前现实决定了思想政治课完成素质教育任务的艰巨性 由于目前现实生活中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存在和制约,使人们对思想政治课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模糊,经常外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有时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是社会上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在学校教育上的反映。目前学校教育仍然未摆应教育的束缚,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接受,思想政治课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也还未能被人们认识和肯定,因此便会出现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现象。事物总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出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深的。随着党的十五大精神的贯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相信全党全社会将对思想政治工作重新加以重视,这必将会为学校思想政治课完成素质教育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思想政治课教师贩须坚行不懈地努力素质教育 思想政治课的目的、内容、特点决定了它是一门重要的素质教育课,它的每册书、每个内容无不承载着素质教育的任务。尽管目前人们对素质教育还认识不足,但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只有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发扬爱岗敬业精神,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能使人们逐渐认识. 思想政治类论文: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如何引导人教育人塑造人培养人的工作,是企业必不可少的生命线、向心力。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职工的活动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方法方式和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文秘站原创如何面对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是亟待我们认真研究和努力实践的问题。1思想政治工作要务求“实”受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习惯于灌输式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政治工作游离于企业中心,走形式,图过场,实际效果不佳。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不断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职工队伍的构成、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必须由旧变新、由虚变实。系统性的务虚教育应减少,日常的针对性教育应增多,脱离经营活动的教育应减少,密切经营管理的教育应增多,普遍性的灌输教育应减少,针对性的改革政策教育应增多,改变过去我们讲什么职工听什么为职工关心什么、议论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抓主要矛盾,抓关键问题,把作用发挥在决策前,落实在执行中,渗透到管理上,增强内容的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人的思想矛盾和问题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在很多情况下,来自自身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理顺矛盾和情绪,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对各项工作能起到非常直接的促进作用。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一个直接的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对工作的促进上。要想把本部门的工作做好,就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自身实际做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有的放矢。比如:每年评奖、评先进等,本来纯属好事,但弄不好,反而会惹出一大堆矛盾和意见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办事公道、程序规范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工作做实了做细了,道理讲通了,关系摆平了,矛盾也就减少了,这样好事才能真正办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这个原则,我们要看到观念的背后是利益,观念受物质利益的制约,利益得失是观念转变的重要动因。因此,要在职工中大力宣传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思想,并用制度来加以保障。同时,要积极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单纯地就事论事,抓职工的观念转变要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加国家、企业、职工的共同利益为目的。以此来引导职工观念的转变。2思想政治工作要突出“细”在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注重针对性。针对性是实现经常性的具体细化,实践中把握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针对任务定内容,旨在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企业生产建设、业务发展任务均十分繁重,工作中要做到针对任务定内容,在每完成一项任务中,把握宏观控制,在做好动员的基础上,及时宣传先进,表彰好人好事,提倡奉献和奋斗精神,形成人心向上的好风气。有针对性的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前预测组织教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依据思想形势分析提出问题,对在完成生产任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树立超前意识去预测,把容易出现的问题做为政治教育的内容,用以保障单位的思想建设健康发展。在平时工作中,应及时对职工进行劳动纪律、遵守职业道德的教育。在职工中进行“假如我是一个用户”的教育,启发职工遵章守纪的意识,用以加强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和纪律性。针对不同人员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做好旨在加强整体素质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做好具体人的工作,而且要真正做到点子上,因此应掌握具体方法和正确处理几个关系:一是细心观察分层次,调查研究讲方法,职工年龄大小、知识结构、个人经历,男女性别这些不同方面带来的思想问题也是千差万别的,思想问题所表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应细心观察,采取不同方法,就一般来说:老同志在沉默不语的时候、技术人员在情绪不高的时候、青年职工在不说不笑不高兴的时候,这时正是需要做好思想工作的时候,要通过谈心拉家长等了解掌握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解决职工思想和实际问题。二是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坚持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该讲大道理的时候,必须要讲,只有在道理上讲清楚,才容易收到好的效果。三是处理好主动做与被动做的关系,对于主动找上门来,找领导谈思想解决问题的,应热情接待耐心听。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马上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在平时工作中还要主动做好不同层次人员的思想工作,在对党员教育中,重点强调党员模范作用,针对实际情况,组织党课教育,对外勤人员要以表扬为主,肯定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收到一定的效果。3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情” 情,是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起点,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动力。在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环境、渠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除了从内容上加强针对性外,还必须从方法上加强和改进。要由过去的强制性、指令性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参与性、指导性,与有情管理相结合,创造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职工广泛参与并乐于接受的活动方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建立起与员工深厚的感情,要真心实意,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做工作,象对待自己亲人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人、体贴人,使对方切实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你为他好。要放下我是来教育你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与之交流。要学会换位思考,倾听不同意见,只有设身处地,以心换心,才能真正理解人,说服人,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要坚决克服那种方法简单,急于求成,带着情绪做思想工作的弊端。具体工作中,要善于将大道理转化为与具体的人贴的更近的小道理。思想政治工作虽然最终是要让人明白大道理,但最好是把大道理贯穿和渗透在小道理中,转化成与具体的、感性的人贴得很近的小道理,以小道理的形式出现,娓娓道来,让人感到平实可亲,听得实在,觉得有理。无论大道理还是小道理,都要通情达理,富有人情味。思想政治工作着眼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但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关爱。无论谈哪种道理,无非是帮助人提高认识,解开疙瘩,抚平情绪,认清方向。这本身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事情。但如果忽视这一点,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就会让人感到思想政治工作似乎都是生硬的、强制的、不得不听的,反而失去了人情味。为了防止这种扭曲,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就应该大力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尽量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帮助解决具体的困难,从实际的思想认识问题出发,有的放矢地讲明道理,解开疙瘩,提高认识,在温暖和煦的气氛中促进人的内心世界的升华。讲道理最好多用讨论式,少用训诫式。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简单地用是非对错、非此即彼的方法,用我对你错、我讲你听、我训你受的方法,就不仅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多用讨论式、探讨式 ,以平等的地位和态度,在切磋交流中共同寻求正确的答案,促进双方思想觉悟的提高。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训诫了。严格的批评就是一种训诫,在不少情况下也是需要的。只不过要用得对路,用得适当。4思想政治工作要致力于“帮”为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注意在帮上下功夫。 帮助员工正确认识形势,增强信心。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应多到员工中去,通过举办各种报告会,对员工进行形势教育,引导员工站在宏观的高度,从社会发展大趋势、改革开放大格局、企业生存的大环境中知形势,明方向,增强工作的干劲。 帮助员工转变思想观念,增强改革意识。最重要的是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员工。注意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十五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帮助员工了解具体政策,增强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具体政策是党的路线、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与员工切身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员工如果对具体政策不理解,很容易引起思想上的疑惑、情绪上的波动。随着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公司三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具体政策的陆续出台,帮助员工学习这些政策、掌握这些政策、用好这些政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一个干部都应深刻领会政策,并把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员工,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掌握和熟悉政策内容,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凝聚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首先要重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员工反映的实际困难,不管能否解决,都不能回避,应当满腔热情、主动关心。特别是事关企业、员工利益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我们更应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清理各类需解决的问题,尽最大能力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总之,只有深入调查研究,了解职工“所思”、“所盼”、“所想”,积极解决职工的实际问题,才能使职工心情舒畅的干好工作,为企业发展奉献聪明的才智。 5思想政治工作要力争“新”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变化的新情况,大胆进行探索和创新。在思路上,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在内容上,由单一的思想教育向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转变;在形式上,由集中、统一、大型的活动向小型、灵活、多样的方式转变。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专职政工人员要消除工作的“时间差”和滞后性,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加强和职工的沟通和交流,做到以情感人,让职工产生信任感、成就感、温暖感和舒适感;要注意把握职工的情绪,主动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要坚持做到让思想政治工作进车间、入班组、上一线、到现场,及时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针对职工中出现的思想实际问题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引导职工做好本职工作。应当肯定,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变革。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和切实贯彻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联系实际,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要采用新工作方法,以换位的方式思考问题,想职工群众之所想,急职工群众之所急,多做得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少说大道理,多做实事。这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更有说服力,感召力。6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活”思想政治工作要利用科学手段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气氛中陶冶情操,提高觉悟。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不仅是抽象思维的过程,也是形象感化的结果。开展各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增强大家的参与兴趣,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整人的思想情绪和心理情感。这种形式既易于为人所接受,又能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对思想政治工作能起到很好的帮助或辅助作用。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不必处处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面孔,有时候不妨把形式搞得活一点,乐一点,美一点,轻松一点,尽量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当然,活动形式要有品位,不能流于庸俗。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和载体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工作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着重从三方面开拓。一是向市场领域开拓,进行超前教育。企业改革深化,市场竞争加剧,使职工的经济观念、利益观念日益突出,如果引导、处理不好,就会同我们一贯倡导的团结协作、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发生矛盾。因此,我们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做好超前引导工作。二是开拓视野,多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渗透。随着股份制改造和公司上市,企业走向市场以后,职工和社会接触更加广泛,特别是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甚至种种丑恶现象会侵蚀职工队伍。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内部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又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净化矿区社会环境,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三是向企业文化领域开拓,尽量满足职工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需求。职工思想观念的更新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新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职工进行培植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的教育,另一方面要研究职工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广泛开展多功能的企业文化活动,促进职工素质的全面提高。总之,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老办法是难以奏效的。我们应与时俱进,在创新上、“适应”上多动脑筋,使思想政治工作在为生产经营服务中体现“生命线”的作用。 思想政治类论文:对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充分体现了党对现阶段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1]思想政治课作为学生德育的主渠道担负着促进学生学习知识,提高思想品德,塑造健康心理品质,树立正确的“三观”的重要职责,其目标是系统引导学生形成符合特定社会和时代以及人类自身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居于统领性地位,因为只有在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引领下,才能培养出具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心强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国内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引发了多元社会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流,一方面使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部分学生道德素质下降,变得功利、自私、浮躁、褊狭;另一方面部分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教学观念却仍然停留在唯应试教育上,沿用着传统的单向灌输教学方法,致使学生上课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有些学生甚至将思想政治理论与生硬、枯燥划等号,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如何以新一轮课程改革为契机,在实践探索中确立新的教改思路,培养新的教与学的思维方式,寻找教学改革的创新点,实现“教化”向“内化”转变,最终促成学生知行统一,已成为思政课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2]为此,笔者总结自身多年思政课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以下意见。 一、树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教育理念 通过制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施方案”,激励全体教职工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参与德育工作,并要求部分党政和学生党团政工干部必须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教学任务,寓德育于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对学生开展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良好学风、政治思想品德、意志品格等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并通过挖掘不同教材中的思想教育因素,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所蕴涵的丰富伦理道德、科学精神、人文思想等内容,春风化雨,潜移默化间使学生敬畏并遵守社会公德、规章秩序、宪法法律等,形成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此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与学校党政人员、各科专任教师的互为补充,理论教育与日常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还可聘请校外有关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等相关人员担任兼职思政理论课教师,通过参与教学实践指导或是开设专题讲座,进一步充实优化思想政治课教师队伍和结构。 二、整合思政课教学资源,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以学校党委行政为领导、思政课教研室为核心、整合教务、学工、团委在内的相关部门力量的组织管理系统,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工作“各自为政”的问题,从领导体制机制上形成齐抓共管的德育格局。同时加强思政课教学研究机构的组织建设,突出其教学主体地位。可由校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教研室负责人,成立“大思政”教研部,由专兼教师共同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心理健康与公共安全教育、社会实践等任务,教研室负责教学任务中课程方案及标准的制定、选配教师、编写或选订教材、排课、考核等具体工作,教务处全程督导教育教学质量。 三、增强学生考核科学性,建立多元化复合型考评机制 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应遵循思政理论课既重考知识,更重考能力的理念,实施中应侧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突出思维方式的考核,围绕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能力设置考试目标;二是突出实践运用能力的考核,围绕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设置考试目标;三是突出日常道德修养的考核,围绕提高学生精神境界和良好行为习惯养成设置考核目标。具体操作应将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理论学习成绩与实践成绩相结合、师生评价与社会考核相结合,以实现考试的实效性与教育教学实效性的有机统一。 为杜绝少数学生最后几周通宵加班靠“死记硬背”过关,忽视平时学习的日积月累和良好道德规范的日常养成,应加大日常考核、实践考核的权重。同时,参与学生考评的主体除了任课教师外,还应向两头拓展,即相应减少任课老师在考评中的权重,适当增加同学互评和社会评价的权重。课 程成绩考核权重可设置为3∶3∶4。第一个“3”即平时考核占总绩的30%。内容包括单元测试、学习态度、作业情况、课堂表现、出勤等。为体现学习理论“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根据大纲要求,平时考核适当增加综合应用内容,侧重考查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个“3”即实践考核占总成绩的30%。与其他课程配合,将学生日常遵守行为规范、参加市级以上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竞赛、辩论赛、征文比赛等社会实践活动的成绩以及完成诸如调查报告、课堂教案制作、参观感想写作、文明礼仪志愿者活动等实践作业的情况量化计入思政理论课考核成绩。对于那些在校内违反校纪校规并被处以记过以上处分的学生,实践课成绩被视为零分,但本着惩前毖后、教化育人的目的,允许犯错的学生通过在课余时间参与公益爱心活动、义工活动等进行品德补偿式自我教育,以重新获取实践学分。“4”即理论考核包括期中、期末考试总计占成绩的40%。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思想政治课只有教学方式和方法真正贴近学生实际和社会生活,符合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用学生易懂爱听的语言,整合生动鲜活的案例,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启发学生思考,才能让学生真心喜欢上政治课,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自己息息相关,对促进自身全面成才具有推动作用。 (一)教学手段现代化,拉近师生关系 加大教学硬件设施投入,实现每班都安装有多媒体教学设备,每几名学生就配置一台电话,课堂上借助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播放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皆宜的PPT课件,使整个教学过程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增强教学的情感性和吸引力,使学生在轻松活跃的教学氛围中将基本概念、核心观点、主要方法、重大事件牢牢“入耳”、“入脑”和“入心”。针对目前学生家庭大多配有电脑的现状,思想政治课老师还可延伸校外“第二课堂”,通过组建班级或年级QQ群、MSN群等,围绕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目的设计、制作各种学习栏目,展示教学资源,供学生随时自主安排和选择学习内容,同时通过即时聊天、电子邮件、语音聊天等形式,师生间进行信息交流,打造一个针对性、个性化、开放式的网络学习空间。 (二)教学方式多样化,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学生在校时间主要是在课堂教学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抓住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就能确保学校德育工作的经常性、稳定性和长效性。要上好思政理论课,老师应抛弃以往手拿教学大纲从头到尾满堂灌的单一陈旧模式,在课外做足功课,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将理论讲授法、讨论式教学法与案例式教学法有机结合,灵活运用。1.理论讲授。要求讲授围绕核心观点、主要内容进行讲解,做到重点突出,讲解精辟,让学生很快抓住篇章要领,掌握理论精髓。2.讨论教学。选择学生普遍关注的时事、热点问题开展课堂讨论和分析,以学生述评为主,老师引导为辅。如:就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这一热点问题,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并由各组派出学生代表做“阳光体育助我们腾飞”的演讲。通过对活动目的和意义、面临的困难、解决办法以及对自身影响等诸多方面的层层剖析和观点陈述,既培养学生关注思考社会热点问题的习惯,又增强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陈述问题的能力。3.案例教学。结合学生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知识水平、能力水平以及教学要求等,精心选择案例,将理论观点融入生动可感的典型案例中,通过先亮出观点再举例说明或是先举例再阐述论点来印证和说明理论观点,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真正掌握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引申鼓励学生培养发散思维的习惯,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3] (三)突出实践教学,重视学生的德育养成教育 提高参与实践活动的意识,培养良好的实践能力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上好一堂课,保证学生拿到一个理想的分数,只有将理论运用于实践,通过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和参与实践等,让学生在参与体验中更好理解和融会教材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与思考问题的方法,加深对知识的巩固、系统和拓宽,在提高学习成绩的同时增强自身综合素质。课堂、校园和社会是学生践行日常道德行为的三个不同场所,三者具有教育承接和互为影响的内部联系,课堂是基础,校园是重要实践场所,而社会则是检验和培育学生全面综合素质的大舞台,只有当走出校门的学生思维方式、言行举止、价值取向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要求并能在日常生活和突发事件中展示出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就表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成功的。由此可见,学生离不开这个三个相关场所的教育和影响,如果三个场所所给予或渗透的教育是一致的,则学生会加速成长,反之则会抵消教育正面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三结合”原则,即将课堂理论教学与课堂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理论教学与学生校内实践相结合、课堂理论教学与校外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制订一揽子教学任务计划,诸如要求每位专任教师组织开展多个实践项目活动、联系一个爱国基地或专业基地、指导一个学生社团、举办一次道德修养或人文素质专题讲座、完成一篇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等,促使老师以学生社团、爱国教育基地、校企合作单位、姐妹友谊校等为载体拓展实践课程外延,通过组织学生参与“青年志愿者”、“学雷锋树新风”、“文明出行”、“绿色家园”等社会实践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延伸理论教学,使教育不再封闭于教室和书本,学生由被动的学习到主动的参与、探究和思考,在实践“大课堂”中接受道德教育,培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 五、多管齐下,建立高素质专任教师队伍 新课改能否取得成绩和实效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队伍。高素质体现在:一要责任心强。如果专业教师缺乏起码的自信和责任感,那么,在教学中就不会投入极高的热情并付出辛勤的汗水,在自身业务上也不会深入钻研,讲课也必然空泛杂乱,更毋庸谈讲课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了。二要业务精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课程体系与旧版相比,内容更综合、更系统,一些重点和表述都有所变化,尤其是科目考试题型中主观分析题分量加重这一趋势,都对教师知识更新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必须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同时持续关注研究专业理论发 展、课程教学改革成果及学生思潮动向等发展变化,在学习思考中不断提高运用理论解答实际问题的能力。三要勇于创新。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引导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在教学上不断寻求适合学生特点的方法,在师生、生与生之间的交流与启示中完成学习任务。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开阔视野,丰富体验,巩固知识。学校应严格思想政治课任课教师的准入资格,真正将那些责任心强、业务精通、勇于创新的高素质教师纳入思想政治课专任教师队伍,并通过制定相应的考核与激励措施,鼓励教师通过在职进修、参与专业培训、参加企业实践锻炼和社会实践活动等,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担当起推进教学改革的重任。 思想政治类论文:新时期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地位 摘要:改革开放 3O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院干部职工在院领导的领导下,历经百年创伤,一步一个脚印,送走了开启百年新篇章的第一年。我们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创建,辛勤付出,按照医院“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前两年挤入了三级甲等医院行列,这是医院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们医院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医院。然而,在欢庆、喜悦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医院还有“硬伤、软肋”,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去做。社会在进步,医院在发展,面对国际金融风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医院要生存,要发展,机遇与挑战同在。我们有党的优良传统,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的优势。在新时期就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作者作了粗浅探讨。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 作用 地位 近些年来,在卫生事业改革的浪潮中,我们医院在管理的体制、机制 、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医院体制、管理机制 、分配方式、人事制度等,已经无法适应近代医院管理新形势的要求。按照总书记努力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寓于创造性的要求 ,认真研究新时期医院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已经是我们当今务必探讨的新课题。 一、 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认识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任务 ,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建设时期 ,我党加强组织、作风、纪律建设,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能削弱,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医院在新时期,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提高在医院管理、医院建设中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的有效途经,也是医院改革 、医院发展中化解各类纠纷、矛盾的催化剂。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 ,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可以创造精神财富,同样也能间接地创造物质财富。面对国际金融风暴的侵袭,我们要从新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管理工作中作用和地位,积极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才能更好地为医院的改革、医院的建设保驾护航。 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念 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深化改革中,同样也要进行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要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完善和提高,才能适应近代医院新形势的要求。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发挥时代导向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所在。因此,我们务必要注重学习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正确运用现代思维方式的新理念,从内容上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根据不同时期职工和病人关心的热点 、难点来不断充实和调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以适应时展的要求。如,转岗分流中做好适应新岗位的技能培训;举办深化改革中的心理学知识讲座;人事分配制度中进行政策和形势教育;开展社会责任感和是非界限的讨论,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弘扬科学文明的新风尚,帮助职工提高适应改革新形势的能力等。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开拓性、预见性和超前意识,不断创新理念,才能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三、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围绕医院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三个“结合”。一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结合,引导职工对领导负责为对社会负责;二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建设的结合,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推动精神文化建设,教育 、引导 、统一职工的思想 ;三是把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和主动性 、超前性 、预见性的结合,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走在改革前列,主动深入群众,了解职工呼声,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进行前瞻性预测和预防性宣教,换位思维,及时疏导。 在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还要注意做好四个“拓展”。一是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运用思想教育的多向方法和信息传递的多向手段,形成各部门的多向合力;二是由偏重灌输向注重渗透拓展 ,通过正面教育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繁杂的医疗活动中,渗透到医院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渗透到全院职工的创建活动中去,激励职工奋发向上,爱院敬业,乐于奉献的精神;三是重点覆盖向全面覆盖拓展,做到因地、因事、因时、因人制宜地开展工作,对普遍的问题常规宣教,对特殊性的问题重点宣教 ,力求思想政治工作的全方位覆盖,不留“盲区”和“死角”;四是由思想关心向人文关怀拓展,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结合医院的特点,抓住社会的热点、群众疑点,改革中的难点、生活中敏感点 ,把解决思想的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为职工解疑释惑 、排忧解难。 四、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沟通与技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心灵”撞击的复杂工作,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技能和技巧。一是示范技术,即借助榜样作用,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质实施积极影响的系统方法。如榜样优选法、人格比较法 、追踪宣传法、普遍认可法等;二是沟通技术,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规律,对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思想实施积极影响的系统方法。如精神同情法 、人格关怀法、情绪宣泄法 、平等对话法等;三是渗透技术 ,可以利用文化的特殊功能或效用,通过营造特殊的文化氛围,采取各种形式的文化手段,对受教育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或思想教育的系统方法。如寓教于乐法、演讲辩论法、知识竞赛法等;四是接受技术,是指运用行为学原理和规律,认真考虑思想政治工作的可接受性,讲究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以及效果与效率的有机结合的系统方法。如,言传身教法、用事实说话法、情景体验法、将心比心法等;五是分层技术,就是运用分类学知识和规律,通过科学程序和手段,分门别类地解决思想问题的系统方法。如行为分类法、情绪分类法等。根据不同对象的个体差异理论,注重研究特殊心理活动,消除逆反心理。要针对职工的心理和思想状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也就是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工作更有针对性;六是垂范技术,也就是要求政工干部 ,注意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襟怀坦白、诚实正直、作风民主、公道正派 、严以律己、身先士卒、表里一致,通过自身良好的人格魅力去感召人、激励人,同样可以取得工作的成效。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和医院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势必会遇到种种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近代医院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充分的理性认识 ,对改革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有敏锐的反应,工作中有足够的前瞻性预测,对医院的改革和发展有足够的信心,积极应对新时期下的新形势,就一定能够开辟创新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思想政治类论文:浅谈医院推行人事后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键词】人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卫生事业进行转轨改革的不断深化,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及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机制单一、用人不活、分配不公等问题困扰着医院的快速发展。所以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卫生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卫生事业单位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我院根据淮安市人事局、卫生局的布署,结合医院实际,对新进医院的大中专毕业生推行了人事,就是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项内容。通过改革优化卫生人力资源配置,为医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也给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1人事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一种新型的人事管理方式 所谓人事,就是人事单位受用人单位或个人委托有关人事业务,实现人事管理社会化,把用人制度推向市场,创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人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人事管理方式,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事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院根据市人事、卫生等部门的部署,自20__年起,在与新进医院的大中专毕业生签定《聘用合同》的同时,又与市人才交流中心签订《管理合同》,正式建立托管关系。从20__年起,对新进医院的本科生也同样实行了人事,其目的是创造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促进人员合理流动,逐步建立起符合卫生工作特点的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由择业、能进能出、结构合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推行人事重要的保障 推行人事,把“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解决了单位用人“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目前对象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今年增加了24名本科生,这些同志年轻,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新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对改革富有激情。然而因受社会上经济利益思潮的影响,他们中一些人盲目追求高收入、好待遇,不能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只注重业务知识的提高而忽视政治学习。对此,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人施教,使思想工作更加贴进实际,要积极深入临床各科室,及时掌握医护人员深层次思想问题的难点、重点、热点,充分调动科室党团员的骨干带头作用,使思想政治工作逐级渗透,培养年轻同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建立良好的医德医风,使“以病人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确保医院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顺利实施。 3积极探索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走势,适应卫生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 31思路创新——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思路是行动的先导,必须冲破思想“禁区”,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思路再突破,要从“等布置、等指令”转变为从实际出发,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要根据新进人事人员的实际需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力求工作上有独创性、超常性、开放性,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适应卫生人事制度改革需要。 3.2内容创新——由单一性的思想教育向提高年轻队伍整体素质转变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是医院的中心工作。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中心工作进行,将其作为自己的主战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性要求体现在管理制度之中,使人事人员在“情”的激励之下爱岗敬业,在“法”的约束下努力工作。同时,要拓展教育内容,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结合医院和人事人员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实施文化建设等教育,以提高年轻队伍的整体素质。 33形式创新——由集中、统一、大型的活动形式向小型、灵活、多样的方式转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思想政治工作从统一教育向层次教育转变,从单向灌输向自我教育转变,从被动应付向超前预防转变,从单纯说理向结合解决实际问题转变。通过各种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活动,利用多种手段、多种形式、多种场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4载体创新——把学习教育活动同医院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医院文化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医院文化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核心,通过创造医院精神、塑造医院形象、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将教育培训、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等工作连接起来,使人事人员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得到心灵的陶冶。随着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新课题也随之增加。我们要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不断进行创新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创新,以推进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适应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
中国发展论文: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团结奋斗的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旗帜 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郑重地鲜明地完整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载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不懈探索和奋斗,结果都失败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一个时期内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也是实践主题。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都是紧紧围绕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过改革开放29年来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理论和选择的正确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党的十七大把新时期29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深刻揭示了其科学内涵。一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二是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整合,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是首次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以及由二者共同构成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共同理想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体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新时期29年来客观的历史结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最根本的是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振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能够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造辉煌,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再造辉煌,而这一切,又将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是当代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创伟业的共同理想和政治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以科学发展开拓中国发展前景 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坚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时,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种种现实情况表明,我国的两大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反映了我党以发展为中心、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主题,更反映了我们党在抓住这个战略主题的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全球发展潮流,对发展之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战略调整。 无论是“发展是硬道理”还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抑或“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了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并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尤其是在我们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党在继续注重发展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战略部署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可以认为,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必要举措和必由之路。 二、科学发展是全球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世界的发展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就目前而言,人类对于发展的普遍共识是:所谓发展,其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的需要与欲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 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变化的。近代以来,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其核心概念是工业发展,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基本上是走向工业化、技术化以及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第二阶段,其核心概念是社会变迁。当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提出了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于是,人们开始注重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统一,注重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法律变革的整体性增长过程。第三阶段,其核心概念为可持续发展。1972年,著名的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推出了一本题为《增长的极限》的小册子,用大量的数据和模型表达了对“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以数学家称为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着”的忧虑。在这同时,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提出要将发展看作是追求社会要素即政治、经济、文化、人的和谐平衡的过程,强调要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第四阶段,其核心概念是人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特别注意将发展看作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发展和人性自我实现的过程。1990年,联合国成立开发计划署,随即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并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大缩短时间距离。同样,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重演着,只不过缩短了不同阶段的时间距离而已。因此,在经过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之后,适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世界发展走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迪。 三、科学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意义 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经济总量由此而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步暴露,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的问题,一是发展的不平衡,如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等,均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发展的不全面。所谓全面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相对均衡和和谐统一。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三是发展的低水平,主要表现在: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其消耗与其产出之比例,与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四是发展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从其根本出发点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带来社会的富庶和人民的安康,从而带来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凝聚性,带来人民普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以及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实践中,发展始终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尽管我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平还很低,人民普遍的小康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同时,我们要解决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毫无疑问地需要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物质条件。因此,要始终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将发展视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之所在。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归宿点;因为人是主体,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目的。由此观之,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正是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于人的健康、生命和自由和谐的社会生活。 根据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发展战略之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协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领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且还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文明和进步,包括了发展与自然、与环境的协调和统一;二是地域方面的全面和协调,即不仅包括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且也包括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如此等等。 为实现上述基本要求,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其根本的方法在于推进五个方面的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推进这五个统筹,将有效地解决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将有助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也必将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的实现。 中国发展论文:生态文明向中国发展提出新要求 在中国大步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路迈进之时,无论是产业结构、增长方式还是消费模式,无论是单位、企业还是个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共同要求。 “生态文明”凸显以人为本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理念的重要体现。 “过去许多地方单纯将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将重化工业过度发展作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唯一途径。这样的想法现在也不鲜见。”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日前表示,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践行科学发展观要义之一是推进建设生态文明。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看来,建设生态文明有另一层涵义--“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贾治邦说,建设生态文明要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沙漠等生态系统,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生态体系。 “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突出体现。”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东亚政治研究所所长辜学武认为:“以经济为主轴的发展观现在又增加了两个翅膀,一个是‘社会和谐’翅膀,一个是‘生态文明’翅膀。这有助于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把市场经济发展人文化,是很好的想法。”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则从文化角度对“生态文明”有独到看法--生态文明不仅要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来思考,更要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不仅是长远的民生问题,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体系。” “生态文明”之路虽艰必行 仅是今年,环境事件就频频出现——4月以来,太湖蓝藻持续暴发,贡湖饮用水源一度出现污染,巢湖、滇池、三峡库区支流等流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蓝藻水华;7月初,江苏沭阳饮用水源地遭受污染,城区供水被迫关闭,城区20万人口饮水用水受到影响…… 还有环境“慢性病”——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841个县(旗),近4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明显减少,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部分流域周期性水资源短缺加剧。正常年份全国缺水近400亿立方米…… 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现状尚未得到遏制。数据显示,去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上半年,全国除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这种增长格局,不仅使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进一步增大,而且使节能减排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不久前表示,经济快速增长消耗大量能源资源,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正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制约因素。 环境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成为环保工作的一大挑战。环保总局对淮河、海河、黄河、长江及重点湖泊进行的专项检查情况表明,违法排污问题十分突出。在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中,有110个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评等级等环境违法问题;在75家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有38家存在运转不正常、处理不达标或停运的现象;在529家企业中,有234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不计成本的快速发展,违背了正常的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就会遭受高污染等后果惩罚!”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主任费云良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只有靠科学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引领中国踏上绿色大道 洞庭湖区曾一度出现严重的造纸污染,局部水质因此一度下降到地表水劣五类标准。在实施污染整治和结构调整后,洞庭湖水质由五类、劣五类变成现在的三类,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最近又重现洞庭湖。 洞庭湖治污效果初现,是各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缩影。 “十一五”规划已确定,到2010年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面达到20%等指标,要求通过五年的努力,改善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各个环节提出了45条政策措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黑龙江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目标方案,与各地市和主要用能单位签订节能减排目标责任书,制定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内的项目建设时间表,并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目标考核体系。 老工业基地辽宁推进建设“生态省”,计划到2025年重点建设6大生态区。整体投资规划总额为2400多亿元,是辽宁重要的战略工程。今年起投资73亿元,先行实施为期3年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行动。 贵州将“环境立省”战略放在五大发展战略首位,明确要求“树立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目前已有300多家黄磷、铁合金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关闭。 农业大省山东最近实施了“两减三保”农业污染控制计划,即减少农药、减少化肥,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并提出到2010年全省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煤炭大省山西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上半年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一批煤炭企业实现了煤电一体化,煤化工蓬勃发展,还涉足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 人们有理由相信,建设生态文明,既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也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中国发展论文:立法听证中国发展的内民主需求 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将举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立法机关越来越重视民意在立法中的体现。 过去,我们常常把法律的多少作为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志,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如果不能反映民意,或者不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法律制度越多,公民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 举行立法听证,是一种充分听取公众意见,确保法律规范能够体现民意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听证就是一种扩大民主或者模拟民主的过程。听证会制度既体现在我国的《立法法》中,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听证会制度又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策程序的完善和补充。所以,立法听证会制度既是一种立法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看,立法听证会需要听取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陈述人的意见,需要对民意进行重新归纳和筛选。 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展民主,让各个阶层的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凝聚共识,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的意愿变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民主发展才不会误入歧途,法制建设才有了正当的途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民主的发展绝对不能一蹴而就,如果目标明确,但路径的选择发生错误,也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关于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的呈现,恰恰反映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性和未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以下结果:第一,重要法律案讨论的过程将会越来越长,争论将会越来越激烈,有些法律案甚至不会获得通过。单从立法环节来看,这样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恰恰就是在争吵声中,中国的民主进程大大加快;第二,当公众意识到法律是一种最重要的利益分配制度的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希望这些代言人能够发挥作用,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满足自己的愿望,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将会不断高涨;第三,法律的制定由于广泛吸收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因而不再被少数精英分子尤其是法学精英所垄断,法律的民意基础将会大大提高,法律的执行成本和普及宣传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第四,由于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普遍意志的反映,执政者的权力受到了广泛约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将会减少。 综上,立法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发展的内在民主需求,只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充分调动广大选民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在民主改革的洪流下,中国的法制建设将会日渐完美。 中国发展论文:瑞典议员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访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 中新社记者柴燕菲 “中国越来越快的发展,说明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商机,这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瑞典国会议员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今天在浙江长兴县以北欧人直率的性格,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表示,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将给世界各国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商机。 安德斯·阿克森先生是来长兴参加第三届中国长三角与欧洲波罗的海地区合作发展论坛暨二00七中国·太湖明珠——长兴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发出如此感慨的。他告诉记者,瑞典一直非常重视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瑞典与中国的经贸往来逐年增多。二00三年,中国成为了瑞典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二00五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达七百五十亿美元,并在逐年增长。 从自身的经历来说,安德斯·阿克森先生也看好瑞中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长兴参加合作发展论坛。从这几年与长兴的交往中,他欣喜地看到双方合作成效显著,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取得了双赢局面。“与长兴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瑞典今后将加强与中国各个省市的交流和合作。” 对于有人说“中国发展将造成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增高、经济发展滞缓”的论调,安德斯·阿克森议员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的局面,中国高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低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商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受益。事实证明,中国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资金和资源。同时,中国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需要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给我们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了机会”。 资料显示,二00七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一点五,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今年将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 中国繁荣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最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六千九百六十一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一百八十个,世界五百强有四百家在华投资。 同时,中国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截至二00六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达九百亿美元,全球排名十三位。中国企业已在一百六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涉及诸多领域。而不久前刚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对外投资。 有专家估计,“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可能超过八百亿美元,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完)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章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发展着的贡献,指出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影响作用。并且展望未来,预测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将会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占全球比重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关键词:中国发展 世界经济 影响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开展,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随着新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必须要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贡献,面向国际化不断调整战略定位。 一、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地位 第一,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之一。根据数据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4月14日公布了2014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GDP为17.149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GDP为10.380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第二,“MadeinChina”影响世界。在我国向全球经济大国前进的途中,制造业的崛起尤其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占世界比重达20.8%,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第三,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前列。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的进口国,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度超越美国,跃居榜首;第四,我国是投资大国。2015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极大,为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中国作用”;第五,我国已跻身于金融大国行列。本国的钱币在世界的影响是提升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15的境外人民币储量将会不断增加。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中国经济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国内GDP总值从2005年至2014年不断上升,呈稳定增长趋势。2011年至2014年我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量不断增加,由1980年~1990年的3.8%,到2000年~2010年的20.9%,以及近四年的四分之一。我们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仍在不断上升;第三,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方面发展也呈稳定增长趋势。作为制造大国,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也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2.中国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南北”格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世界经济发展比重较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比重基本持平。此时发达国家的GDP是发展中国家GDP的三倍到四倍。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上升至85%,发展中国家发展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促使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比重急速上升,据估计,到2015年年底,发展中国家GDP将占全球的5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也加速全球经济重心向东亚方向迁移。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世界资本和产业很明显的向中国偏移,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全球经济资本和产业的转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加大。 3.中国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 科学技术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起着推进作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的技术革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一直依靠技术的模仿和追赶提高技术效率,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前沿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其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且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为发达国家扩散科技成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增加其市场规模和收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跨国公司。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产业体系等都为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了其经济收益和发展效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也在加大。据报道,我国2014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占国内生产总值2.09%。除了加大资金投入,中国现今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国,2014年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万件专利申请,较2013年增长18.7%,中国企业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申请大户。 4.中国发展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稳定全球价格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略有提高,但是与过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其他的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的出口长期保持较低的价格。与其他国家出口价格涨幅较大对比,中国长期的低涨幅必然对控制全球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减弱全球经济的波动。上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增长,对促进全球经济幅度、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稳定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有研究针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波动程度做了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发展规模加大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最小,说明了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对稳定全球经济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1.中国发展占全球比重将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加强。 预计在中国未来的10年至2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工业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会减小;部分技术创新追赶的后发优势将减弱;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导致人力成本的增加。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出现回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步伐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制约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全球经济也经进入发展相对缓慢时期。虽然中国增速将会减慢,但是仍然保持着相对全球更高的增速,中国未来的发展占全球经济比重将会不断极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加强,未来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中国未来的定位。 不断发展是我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战略定位的总体目标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国际环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长期提供正能量。为此我国需要对未来定位做出适当调整:首先,中国未来的定位将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其次,中国将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成为世界核心消费市场以及商品、技术等主要供给基地;再次,中国要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金提供国家。最后,中国要发挥大国优势,发挥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作用。 四、结语 十八大三中全会做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在全球化市场中合理配置我国战略资源,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构建互利共赢的国家合作体系,大力发挥我国在全球中的大国主导作用。 作者:肖毅 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道路固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点是改革开放,但它的理论孕育和实质原则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清晰可辨的思想脉络表明,中国发展道路并非天才人物突兀的灵光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碰撞的结果。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普世的原则和一般历史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说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81885年,恩格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669面对落后的俄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居高临下地把他们的理论看作万灵妙药,而是要求深入了解俄国的实际,寻找革命的道路。俄国公社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究竟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和诚实的态度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而是提出了跨越条件。在恩格斯看来,俄国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的谨慎看法,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迷信自己的理论,而是高度重视实际情况的千差万别,注重对实际的深层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他们的学说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不研究历史的借口。1890年,恩格斯在给保•恩斯特的信中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688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大量存在,从早期到晚期,从著作到书信,他们从各个方面论述和贯彻这一原则。就此而言,中国发展道路不过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彻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真正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不是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 二、列宁学说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镜像 列宁学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没有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和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形势变化,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十月革命时期的国情,列宁还提出了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新理论。可以说,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列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成功鼓舞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提供了榜样。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摸索到进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说:“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3]603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列宁从理想性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退回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经济活动方式,一定程度上接受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说:“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改为‘围攻’。”[3]602“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退一些的境地,不仅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回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3]605“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3]569列宁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俄国的农民问题不同于西欧的问题。所以,列宁提出了“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3]771。他看到一些人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时,警告人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强调培养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人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总之,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国家学说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等。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合作社问题、国家机关建设和制度建设问题等,都对我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三、、邓小平视域中的“中国发展道路” 、邓小平都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42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它们是臭的而不是香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根据特殊的国情,主张走出一条与俄国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划分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邓小平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出发,主张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261他还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5]142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事业是书本上没有的社会实验,因而鼓励实践创新,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试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突破僵化思维,把市场看作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36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开辟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简要的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其一,他们都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它表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7]162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143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教条地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里的“实际”是具体的、客观的、具有内容的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想的、空洞的实际。一个惨痛的教训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一度背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经济上实行“大锅饭”,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化上发动“”,将革命时期的经验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灾难。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现在完成时。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相结合最好的例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党回答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入21世纪后,面临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其三,坚持中国发展道路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有人受西方福利和民主的迷惑,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认为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对中国发展道路持批评态度。殊不知,西方的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西方中心主义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没有信心的表现。另外,对西方好的东西,放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就不一定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简单移植西方现代化的说教。邓小平说:“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5]256总之,中国发展道路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道路。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黄敏娇 张有奎 单位: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对中国发展影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历史”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以后的创作中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它是当今全球化理论的源头。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准确把握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更具有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 “世界历史”观念作为我们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理论框架,最初源起于希腊时代斯多葛派有关世界主义的思想。近代“世界历史”观念,在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方面,典型代表是德国思想家康德和黑格尔。其中黑格尔是近代世界历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世界历史观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渊源颇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世界观念合理内核的思想结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解释,一是:展示人类总体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指历史学上的通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 这里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用讽刺的语气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说:“至于他们的全部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来粉饰他们的一种奢望,以为他们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了仿佛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这里的“世界历史”一词,同样是指人类的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6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发展和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是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他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2] 这层含义是马克思独创的。这是马克思从现实和哲学的角度出发的解释,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功绩,另一方面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特别的界定。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经验到的一个事实,但她却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趋势。“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3]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将从狭隘、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现代化内涵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极其丰富,主要集中蕴含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中。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走向的必然性和自主性。马克思认为,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急剧变革,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出现。“它比以往一切生产方式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进程。因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现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将现代化定位为一种世界性浪潮,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任何国家都难以逃脱发展大工业的必然,更无法回避发展工业生产力的要求。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了现代化手段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指出了实现“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大工业、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大力发展现代工业文明,以取代传统的农业文明;大力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充分利用世界整体资源,以全方位的开放式发展冲破传统的封闭式发展,进而实现文明的交流和互补。如果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其实质也就是对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途径的科学规定。第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凸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指: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是一种“社会革命”,其内容包括保证最多数人的最大民主、最多数人的最大自由,最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高尚的道德情操,理想的自由人格。它不仅改变着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关系。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真正面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呢? 第一,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实行对外开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了。这正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的正确描述。“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自觉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才能在开放的世界中,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早日跨入现代化的行列。 第二,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不搞市场经济,现代化就没有指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根据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量和勇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完全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使中国能够通过市场走向世界,从而最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世界化。全球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条件下,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必须发挥各民族的特色。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正是基于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 第四,积极发展生产力。我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不能跨越生产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能否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现代化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所在。过去许多年来,我们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违背世界历史首先要作为生产力的世界化发展的现实趋势,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要求。目前,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二百多年内完成的产业革命,而且还要迎接当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既要利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一有利契机,又要积极利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加速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道路。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中国,步入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道路要走,因而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中国要尽最大努力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会被完全地发挥出来。 中国发展论文:民法精神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民法,是每位公民接触最多的法律,也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法律。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主体的独立和意志自由为前提,以意思自治的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体现了民法精神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本位特征,具体来讲包括契约自由观念、权利义务观念、主体意识三个方面。民法精神是指导民事主体之间民事行为准则的共同意识,而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最抽象的民事行为准则,比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更能体现民法的内在精神。民法精神集中归结为民法的理性、民法的理念和民法的理想。基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标准不同,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内容的民法精神。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民法精神对促进国市场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民法精神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民法精神强调平等、诚信、秩序,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发展规则高度契合,表现在对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崇尚,其实质也是对人的尊重。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法律保障,也为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强调在经济行为中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最终形成合理的预期,这与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不谋而合。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保障,同时,完善的民法制度可以推动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本主义在全社会的传承,从而推进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公平、和谐地发展。 二、民法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手段,而民法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不断完善民法并加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第一,民法基本精神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基本道德要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思想道德素质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在宣传法律的同时形成法律素质对民法精神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民法调整的内容是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中的基本方面,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部门,可以说,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人生中所有社会关系的绝大部分,民法因此也成为法治原则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佳组合。总之,当代民法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是精神文明中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行为准则的法律化。 三、民法精神对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社会存在与不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范畴比较广泛,其中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核心。法律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有关法律的制度事实、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占主导一种社会行为文化,法律文化具有持续性、稳定性与传统性,通过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形态,形成的一种能够满足自身社会能力需要的正确的行使方式。而民法文化以其对人类发展提供最理性的精神指引和为权利事实提供最有效的行为模式,成为人类社会整个法律文化构造中的基础。总之,不可否认,民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会在法律文化的传承中使社会文化得到改变、发展和完善。 四、民法精神对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一,民法是我国调整社会关系领域最广、法条最多、法律概念最精准、逻辑性最强的法典,为和谐社会中的民事生活提供了系统详尽的法律规则。中国民法典既给民法主体的各种行为提出了规范性模式化的要求,也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情都可能会与民法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法的存在与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实践意义。第二,民法授予了主体广泛而又神圣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不仅广泛多样,而且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精神将伴随着民法规范的广泛适用和普遍遵守,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法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第一,在民事立法中我们应更加重视和加强“私法自治”,因为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是各种民事权利的基点和起点,可以使它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对接,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主体的自由,还有主体的自律。第二,“意思自治”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在法律规范中明确确认和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并在民事立法文件中以明确具体的条文加以规定,而且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第三,要重视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私法精神的培育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复杂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除了相关制度保障以外,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也至关重要,因此,要加强全民私法精神的培育力度,弘扬民法精神,逐步推进民法制度的完善,进而培养民众的平等、自由、契约等思想观念,构建我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法体系。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途径探析 [摘要] 具有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在任何一种体制和文化下都起到引领意识领域方向的作用,因此对于包括影视、报刊、文学诸形式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深入研究较为成熟的西方大众文化并充分借鉴对发展东方大众文化理论意义非凡。结合东西方大众文化发展现状,理论结合实践,通过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可以作为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摘要]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对比研究包括电影、电视、报刊、网络传媒、文学等形式在内的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良莠不齐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任务迫在眉睫,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应用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必备武装。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高潮,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浅析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摘 要:西方大众文化通过媒介、图像等形式参与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无处不在的背景。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角。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关键词: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主义;视角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注重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该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产生了不同流派。主要分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换 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资产阶级艺术的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就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而被当作商品创作出来的。艺术今天明确的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美国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间。然而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美国以另外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高压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此,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最早将眼光投注到大众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理论的转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工业制造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现代文化形式诞生了。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伯明翰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 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中国的影响 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享乐以为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中国化。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人话语的变迁就是一定程度上从“传统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产生与流变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精英主义;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 论文摘要:以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进路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都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门显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的新兴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必将呈现出新的特征。纵观国内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无非是从批判理论的视角、符号学研究的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进行归纳梳理,力图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的整体发展脉络,以期对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马修·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美好的追求”,在社会中肩负着主导、引领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些文化仅仅掌握在少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手中,而广大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教养”的人,大众文化就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修养的民众发展壮大的文化”,是一种离散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阿诺德的这种观点流露出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艾略特继承了阿诺德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只能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并对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抱严厉的批评态度。1930年利维斯出版了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在书中他把当时流行的电影、流行小说、广告等文化现象统称为“大众文化”,他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商业文化,已经大规模地充斥于社会文化领域,它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使传统价值受到挑战,少数文化精英的地位日益式微。他号召“精英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大众文化。 德怀特·麦克唐纳也是一个文化精英主义者,在他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没有个性的、彼此之间失去精神联系的群氓…。1944年他撰写《大众文化理论》,他通过对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比较后认为,民间文化是来自下层、直接反映民众生存经验、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与统治阶级的阴谋没有关系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的文化,是面向市场成批制作出来的,包括广播、电影、电视、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大众文化并非大众主动生产或接受的文化,是统治阶级赚取高额利润维护其统治而开发的,是文化商人花钱雇佣技术人员制作出来的文化。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它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庸俗作家们赚钱的工具。“大众文化是上面强加的,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于在买与不买之间选择。简言之,庸俗作家们利用大众文化需求来赚钱,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民间艺术是人民自己的风俗,是他们的私人小花园,与统治者的高雅文化深墙壁垒的大公园格格不人。但大众文化拆掉了这堵墙,把大众纳入了一种庸俗化了的高雅文化,从而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可见,在阿诺德、利维斯、怀特·麦克唐纳等人的视野中,文化是完美的思想和言论,是理想的人性和谐发展的状态,是人们谋求实现完美的智慧和道德的过程,是对完美思想的传播;文化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而一般社会大众是反文化的,是粗俗的群氓,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真理,必须要靠文化精英来引导。由于这些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观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称之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精英主义”。文化精英主义以一种“文化贵族”的身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极力的排除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认为只有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才能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其内心渗透着“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的提出,首次出现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在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工业”进行全面批判,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本雅明先是默默无闻,死后因阿多尔诺等人介绍而名震天下。杰姆逊说:“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本雅明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尽管本雅明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大众文化”一词,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雅明认识到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对艺术品“韵味”的强烈冲击。他说:“即使是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复制品,也会缺少一些成分,即它的时空存在,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唯一无二性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唯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是历史的主旋律。”但总的来说,本雅明对大众文化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机械复制理论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力将推动艺术的进步。但诚如德国学者布罗德森所言:“本雅明对于他对机械复制为大众带来了理解和领悟艺术作品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在本雅明之后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直接把这些“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他解释说: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块,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纵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道:“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的确,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一方面,意味着文化艺术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意味着文化艺术必须服从市场机制和商品价值规律,服从于经济规则,这样艺术必然受制于他者,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结果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化的商业化文化,使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这些商业化特征导致的恶果是使“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言:在文化工业中,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无论在文化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欣赏中,创造性的个性都不复存在。 2.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它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这样在大众文化“虚假幻觉”的笼罩下,人们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艺术家很少能创作出具有个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而且,人们也不愿欣赏严肃的艺术品,而满足于和习惯于平庸的无个性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3.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表面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而实际上却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上的麻醉来使大众接受资本主义秩序,大众文化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说法,文化工业给大众提供感性的满足,但实质上只是以不断的许愿来欺骗大众。“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它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它(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藉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让人以顺从替代主体意识,压根儿不允许人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纯粹是谎言,这种谎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用诱惑的方式和锤炼的方式——大众文化表达出来的”。 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他认为: 1.大众文化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马尔库塞将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出两个阶段,即前技术时代和后技术时代。他认为前技术时代的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到了技术时代,文化与社会的“间距”已经消弭,文化不仅是“韵味”消逝殆尽,而且文化丧失了批判性的立场,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这样“艺术的异在效应在艺术中的消亡使今日艺术的革命性大为失色”。 2.大众文化压抑人的自由,以虚假性、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社会不是根据劳动建立而是根据需要的个体满足建立的。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仅存在理念中。因此解放乃是一个精神的事件。”¨刮但大众文化以“假的”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所谓“‘假的’需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它们是通过社会对各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大众文化以广告、购物指南等形式向大众灌输消费意识造成了人的精神需要是不自由的,导致了人的需要的异化。 3.大众文化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工业化”文化商品。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到发达工业社会阶段。高层文化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资产阶级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些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 20世纪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对现代文化工业也持激烈批判态度。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机器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大众文化成为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的,心理学的影响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修正了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这个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仅仅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更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广泛蔓延,文化的内在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了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文化由作为批判的武器落入到交换关系的魔爪,异化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屈从于大众;在市场规律渗透和支配下,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在拜物教潮流的支配下,“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文化工业造就了缺乏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消费公众,他们不再是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的消费大众。 三、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术语,它既是一种文化景观的描述,也是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更是一种理论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许多理论家都对后现代文化进行过探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研究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进路,我们不能回避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詹姆逊批判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商品经济极度扩张,彻底打破了文化与商品的界限,商品已进入一切领域,并产生出遵循商品逻辑的新的文化工业。在新的文化工业中,文化彻底商品化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像带、录音带等消费文化的出现,消解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他同样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阶级压迫性,它们宣传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同时又具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性质。詹姆逊说:“所有的当代艺术作品——不论是那些高级文化和现代主义作品,还是那些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艺术作品——都把我们对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骨子里觉得应该有的生活)性质的深刻幻想作为它们潜在的动力——尽管常常采取被歪曲和压制的无意识形式。” 詹姆逊还从后现代社会呈现出来的特征人手,具体分析了大众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表征形态。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而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呈现出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的特点。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艺术品成为商品和消费品。从艺术的审美形式来看,有创造力的形式和风格,被机器复制的类象所代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像文化社会,文化文本成为一种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因素而拼凑起来的类象,这种现象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独特徽章;从艺术的价值内涵来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作品呈现出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等表征。大众文化沦落为纯粹的形象或幻象,话语或游戏,并表现出自我与社会的精神分裂症状态。无疑,在现代主义立场上,詹姆逊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了一起。他对与现代主义同质的精英文化情有独钟,而对大众文化及其与之同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有贬损,他有时干脆将大众文化叫做视听文化、商业文化、通俗文化、文化工业。但詹姆逊反对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绝然的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能用精英文化的伟大作品作为永恒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为“低级”状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是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两种文化形态,应该充分重视二者共存的合理性。他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大众文化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联系的、辩证地、相互依存的现象,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或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这表现出詹姆逊辨证文化批判立场和宏大的文化视野观。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特点 明清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是东部地区,而沿海的江、浙、闽、台,又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 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 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 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在中游地区适应形势抓住机遇发展地方商品经济的同时,外地商业资本也开始向中游腹地渗透,推动和控制该区的小商品生产,如山西商人控制了蒲圻羊楼洞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山西和陕西的客商将汉阳县的布买到汉口加工染造,以应"远贾之贸易"(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商业资本的无孔不入和强大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区分别呈现为特产型、口岸型、市场网络型的商品经济形态,分别以其封闭性和滞后性、过渡性和流动性、开放性和领先性标示出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这种区域经济变迁的差异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家庭手工业结构、人口与土地的搭配结构)变迁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中、上游经济区是传统经济模式在新开发地域、新的开发水准上的重建和扩展,商品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步扩大影响;下游经济区则是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趋向日益扩大,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遭受的冲击日益严重,新的商品经济体系正在构建。 商品经济论文:在商品经济下的发展及社会效应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演讲业最发达的国家,每年仅“直接演讲业”的产值就高达二十几亿美元,可见其演讲商品化的发展程度。我国的演讲活动虽然并未形成一种产业,也尚未出现职业演讲家,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演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具体如下: 一、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客观地说,在商品经济意识的作用下,今天的人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演讲者,重新以商品经济的眼光观察社会、透视人生、辨析复杂的人际关系,阐发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例如: “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竞争已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每个有识之士都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发现、寻找,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自我推销。” 这是陈驹在题为《时代需要推销你自己》的演讲中说的一段话。演讲者以充满商品意识和竞争观念的“推销”一词立论,深入阐述了在人才竞争中勇于“自我推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我们翻阅报刊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诸如《市场——一所新大学》《幸福未涨价》一类的演讲题目。由此可见,商品经济意识的介入,使演讲这一现实活动,体现出了多么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商品经济活动的介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无论是商品广告、市场营销,还是商贸洽谈、交易论辩,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演讲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一片独具魅力的风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说过这么一段话:‘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公司经营从根本上是服务于顾客,但绝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来迎合与满足之,用这种方式赚来的钱也必然是肮脏与不洁的,因为它损害了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是胡平在公司开业典礼上以《商道与尊严》为题发表的一段演讲。演讲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论,旗帜鲜明地鞭挞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损害人类尊严的“一切龌龊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给人以强烈的警示。这类商品经济活动的广泛参预对演讲业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商品经济语汇的介入演讲是一种语言艺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大量传播商品经济信息的语汇已介入到各种商务演讲中来了。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与深入,许多体现现代商品经济色彩的外来语汇也被大量地吸收过来,并派生出各式各样的新语汇,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交际语言的实用性与表现力。这种符合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文化现象,也就成了演讲业发展的一个强力推动剂。例如:“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生产建设资金投入短缺问题的同时,消费品的生产量和进口量的强势增长却偏偏要处处挤投资,争原料,抢能源,占市场,形成难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胀刚性,而这又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大忌。难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气地指出:国内的进口狂热和超前消费简直就是‘破产行为’!” 这是史策在题为《快从集团消费中警醒》演讲中的一段话。演讲者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矛盾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团消费”的严重危害。语势强烈的表达中融入了不少经济语汇,鲜明地体现了具有时代信息的语言特色。 四、新形势下演讲的社会效应那么,新形势下演讲的这种新的发展态势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社会效应呢? (一)交际效应。演讲是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活动。它采取商业性实践活动方式的意义,不仅反映在扩展的交际领域上,而且表现在获取的交际效应上。不管是开业庆典、公益赞助,还是商务宴请、经贸馈赠,演讲者的致辞都将产生特定的社会交际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又能够增强社会效益。 (二)广告效应。演讲是一种公开性的现实活动。它势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发挥作用。强烈的广告效应,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竞选、应聘、营销、义卖等社会活动中,人们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讲的广告效应,为自己或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的。这不仅可以向社会展示个人的才智,而且能够为群体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三)信息效应。演讲是一种交流性的信息活动。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强,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演讲的商业性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就成了演讲者语言表达的动因和现场交流的实效。正因为这种信息效应体现了演讲的巨大优势,所以,这种优势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四)价值效应。演讲是一种功利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演讲者运用演讲的方式,向听众传播思想、学识、经验、技术等等,其目的就是促使听众提高认识,努力行动,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就是演讲的价值效应。目前,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听取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演讲和成功企业家的事迹演讲报告,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实践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演讲已经开始采取商品式价值实现手段,因为这不仅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也是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商品经济论文:对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再认识 摘 要:作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一论断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也是不矛盾的。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 私有制 商品经济 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 “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变迁 一、沈庄的背景 因此这里并没有发达的宗族组织或祠堂,也没有像样的能号召全村参加的公共活动。虽然各个姓氏之间有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但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此地并不凸显。各姓氏之间及同姓之间并没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冲突,评判“在理不在理”的标准也不会因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变。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顺、善良、克己、忠诚等传统价值观念。这里饮食以小麦为主,玉米、高粱为辅,加上自家耕种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满足家庭消费。不但消费能满足自给,而且生产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给,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加上该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农民精耕细作,把耕作集约性发挥到极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苛刻而有独特的的农业体系。总之,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费孝通,2012),共同维持着这里的社会生活静止的状态。 二、经济作物的生产、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广泛种植 90年代初,沈庄引进西瓜种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种植面积占沈庄种植面积的比例较大(占全村总面积的90%左右),故本文只选取种植西瓜的流程来说明村民生产要素的自给性。每年刚过完年,村民就开始为西瓜种植忙碌起来。整个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过后,村民开始为养育西瓜苗作准备。男劳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垒一个半人高的三面围墙,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据种植西瓜的亩数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间那个与棚外的洞相连,用瓦或者木柴盖上火坑,然后用土覆盖上。这样做是为瓜苗加热。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开始筛土,把肥料拌进土里,用塑料碗一个个的装满土,洒上水,盖上塑料布和草苫子开始在棚外烧火加热,加热一天一夜之后开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间用温水加热培育出来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个劳动力。播种瓜芽则女性为多,一般3—5个男女劳力皆可,需要村民间的互相帮忙。在瓜苗生长期间,村民就开始翻地、施肥,弄成较宽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盖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个弓棚,上面再覆盖上厚点的塑料布,整个过程复杂而细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开始整理瓜枝,一个月左右,开始每天给西瓜授粉,如果天气好的话,没有碰到连阴雨天气,大概持续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颗瓜秧都结出一个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这段时间一直是村民的农忙季节,从农历1月份到5、6月。从开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卖掉,整个过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细致的劳作,这期间村民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劳力的自给性在村里内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贫困,生产技术和机械化并没有在沈庄推行。随着西瓜嫁接技术的引进和科学选种,西瓜产量大幅上升,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两个月后,村民开始忙种辣椒、反季节番茄等纯经济作物。 (二)经济作物的交易 在经济作物丰收的季节,出现了部分专门自收或者代收的群体。由于交通条件的便利,这些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农产品的价格受天气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市场。西瓜交易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辣椒持续的时间更长,从农历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农历5月份左右,这时候已经是夏季,天气炎热,西瓜的市场需求量大,大量外来商贩涌入李口镇。这样,每个家庭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忙碌阶段。由于每个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村民间又出现随机性的合作关系。这些外来商贩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环境,必然会与当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增加商贩合作对象之间的竞争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与其说村民把西瓜卖给商贩,还不如说卖给代收者这一“中间商”群体,这时候的交易村民所考虑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亲疏关系,离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数越多。西瓜从收获到卖掉,看似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村内整个内部关系网络在其作用,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收满车时(一般在10吨左右)“,中间商”会找和自己关系较近的人装车,而不分什么姓。装车付费之后,这些外来商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内出售。比如在省内,从村民收购的价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费者手中却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连阴雨,需求量相对减少,无论批发商或者商贩在赚取利益不变的情况下,都向村民压价。辣椒的交易和西瓜还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外来商贩,像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但以当地人自负盈亏的收购为主。这些小商贩大都是当地的村民,每次收购几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卖掉。辣椒的收获不像西瓜,需要不断的成熟,不断地摘取,每隔两三天摘一次,时间会持续数月之久。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计,有些劳力不够或者做中间商的家庭会雇佣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给予一定的雇佣费。在消费上,村民会把大部分钱存起来:一是攒钱备不时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学。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开销。在经济活动中,村民间的互动对象较随机,关系不太密切,村民回报别人帮助的方式也不像传统的在家里请人吃饭,回报方式多样化。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辅助性的工作,参与的主体是20—50岁之间的青壮年人。这样,在村民间或者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实际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长辈的“象征”而失去了传统的权威。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经济作物的种植改变了沈庄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沈庄原有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缩小到以家庭为中心,而不太注重村庄内部村民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强了村民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风险性,村民在面对这么多不确定因素时,仍然要求助于他人,以获得保护。然而,沈庄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各姓氏内部之间并没有形成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各姓氏之间也没有较突出的利益矛盾,因此,这就为村民间的交往以及村民形成一套自制体系创造了条件。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关系而区分亲疏,而是以“人情世故”建立起彼此的交际范围。这种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扩大的范围并不主要的是以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观念为主导,而是兼有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比如说在传统的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感情投资”为主的互帮互助,而商品经济的到来使得沈庄出现了短期的雇佣人员,雇佣人员并没有因为拿到“雇主”的劳动报酬而心理会愧疚,相反的是,雇佣费用越高越好。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当商品经济袭来时,知足、安分、克己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搁置。这种搁置造成了沈庄村民思想的混乱,原因是各种不安份的思想在这里交织,在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自律性已不能满足当前村民的需要时,一种新的可替代的统一价值观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沈庄在富裕了之后,反而在思想上出现多神灵的信仰(专门的基督教堂,白奶奶庙等)。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沈庄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造成沈庄的村民生活秩序的混乱,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物质享受,“多神”信仰暂时把这种状况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当地人的一种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李河星工作单位:西南民族研究院 商品经济论文:商品经济与刑法观念的创新 本文作者:高铭暄王勇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主义“异端”的商品经济,正以壮阔的气派,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它如同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坪然冲击着各种传统的观念。使那些旧的思想观念日益显示出落后和衰弱,放眼全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因为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着刑法制度和刑法观念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为了使刑法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根据,我们在此想就商品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应作如何转变的间题谈‘些粗浅的看法,并就此请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刑法观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转变的是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观念。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进入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创造物质条件。过去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深、理解不够,所以忽视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内的重要地位,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乎去搞产品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所以我们所搞的产品经济实际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产生了一种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刑法观念,尤其是在有关经济犯罪的一些间题上更是反映了这一经济形态的特点,例如把长途贩运看成是投机倒把犯罪等等。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无论是在性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是与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有很大区别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随着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被摒弃和商品经济的确立,在刑法观念上,尤其是在经济犯罪的观念上也要确立一种能够反映当前商品经济特点的思想观念。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思想观念主要应当表现在以下 (一)确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重要补充的私营经济也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观念。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确立并保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生产方式上既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也有落后的小生产。既有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也有大量的手工劳动。即使就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也不是单纯朝着大规模统一集中的单一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集中化与分散化的多种趋势。一般来讲,社会化、集中化程度较高的大生产适宜于采取公有制的r形式,而分散化的小生产则比较适合于个体或私人经营。因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在我国是具有其客观依据的。它对于促进生产、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门路、维护社会安定等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情况下,保护私有制的私营经济,尤其是保障这些私营经济组织的私有财产权,就应当成为刑法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只保护公有制的思想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深深自讨L下了根,所以要想一下子转过弯来,把私有制也放到一个重要地位加以刑法的保护,就不那么容易。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生私有制的个体经济得不到刑法保障的事例。例如,私人企业中的任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吞雇主或其他合伙人的财产,由于主体不符合贪污罪的要件,因此有时就往往作为债务纠纷予以处理,又如,私人企业任职人员接受他人物质利益,利用职权为他人非法谋利,造成本企业财产严重损失,也常常得不到刑法上的处理;还有,破坏私人企业生产的行为,由于刑法无明确规定,因此有时也就不了了之。以上情况的发生,固然有法律不完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上的间题,即认为社会主义的刑法只应当保护公有制,而对于私有制,管不管都无所谓。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它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应当改变观念,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加以必要的刑法保护。 (二)为适应商品流通、搞活市场的需要,应当改变过去那种不分情况,把所有经济交易中的居间中介行为都视为投机倒把的观念。商品流通是商品经济的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中间环节。因此,商品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往往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要开拓流通渠道,促进市场交流,必要的商品中介活动是极为有益的。例如,目前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在市场上穿针引线.帮助买卖双方实现各自目的,然后领取一定佣金的居间经纪人。这对于搞活流通、扩散商品信息、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发生把这种人作为投机倒把犯论处的情况。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加上法律又不完备,所以在经纪人的居间活动中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道德的或违法的情况。但只要经纪人不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诈骗活动,不采用行贿的手段拉拢企业采购人员,不逃避国家的税收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我们一般应当给予积极的引导,而不宜动用刑罚予以处罚。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把商品交换中的居间中介活动和投机倒把活动划等号的思想观念。 (三)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的涵义在扩大,商品的外延也在扩大,因此刑法观念必须与这种现象相适应。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实践中只有那些不是凭票证配给的消费品才受市场规则的支配;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至于技术、图纸、房地产等更是绝对地被排斥在商品的范畴之外。因此,盗窃技术图纸、发明专利不构成犯罪,就成为当时条件下的一种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概念在逐渐地扩大。现在,不仅消费品而且生产资料都被承认是商品,不仅承.认作为商品的物品市场,而且承认资金、技术、房地产,甚至信息等也可以形成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过去的那种旧的刑法观念就要自觉转变。否则,就有可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例如,湖南衡阳市王某在大学读书时曾为某乡镇化工厂生产“氨基甲酸按”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成功。领取了酬金780元,却被定为受贿罪(后来二.审改判无罪)。又如,浙江晋云县江某通过调查和博览信息,把几十家厂家生产的二百多台需要调剂的设备编成一本目录。然后在需要和供应的厂家之间牵头拉线,并收取一定的酬金,结果被当成投机倒把起诉(一审法院宣告无罪)。很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旧的思想观念在作怪。若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技术和信息本身就是商品,提供技术和信息就是一种劳动支出,理应取得报酬。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来一个大的转变。(四)摒弃“为富不仁万的观念,保障劳动者正当的合法利益。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的产品经济在分配原则上是主张平均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大锅饭”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三十余年。而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必然由“大锅饭”转向劳动者有收人差别的“按劳分配”。这种收入上的差别正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实现,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起来。”¹但是,在我们某些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平均主义的思想并未完全克服,“为富不仁竺的观念还常常使他们干出把无罪作为有罪的傻事。例如,四川德阳市某厂总工程师姜某根据合同承包某项工程,他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了义务,并对承包所得的盈余作出了分配。在4340。元的盈利额中。自已分得9100元,结果差一点被定上贪污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姜某既拿工资,又额外得钱,在某些人眼里肴来,这有点“胃富”了,是不公平的。这种思想不符合商品经济条件下“多劳者先富”这种客观规律的,因此应当从我们司法人员的观念中彻底清理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总之,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犯罪的概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我们以上列举的儿利视念的变化肯定是不全面的。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因此,与此相适应,我们也应当对发生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确定其属于犯罪还是无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特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犯罪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不仅是商品经济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发展商品经济必备的条件。列宁曾经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实际上ttR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民主的观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民主不仅应当同宪法紧密相关,而且也应当同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法紧密相关,因此,破除旧有的一些思想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念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理论上来讲,我国刑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并对社会主义民主起着一种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许多同志的观念中,刑法的概念似乎应当是血淋淋的,似乎应当成为“专政”和”打击”的代名词。在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到刑法在对敌专政和打击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而忽视了刑法在反映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作用。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一旦某类犯罪上升,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求通过立法来狠打一次。而在执行法律时往往只顾打击的一面,忽视民主保障的一面,尤其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面。于是,这也就导致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情况的不时发生。这样一来,虽然犯罪状况有所改观,但在这种改观的同时,却在社会主义民主上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样的改观其社会效益又当如何呢?我们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应当是相互统一的,而不应当以牺性一个方面去换取另一个方面。所以,应当转变那种只把刑法看成是“专政工具”和“打击手段”的观念,切实地把刑法在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地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刑法观,当然也应当利用刑法来同种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行为作斗争,并以此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因此,刑法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不仅不应被削弱,相反应当加强。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来看,它贯穿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要从严惩治的精神。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刑法对于某些发生在国家机关内部的有害行为还没有提到犯罪的高度,例如,最近有人提出立法建议,要求把情节严重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规定犯罪。就证明了这一点。再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以官当刑”、“以罚代刑”的观念也还没有消除干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往往只给予党纪政纪上的处分便草草了事,而没有使其受到应有的刑事上的追究。这些情况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都是不相称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b、在刑法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实行刑法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对罪犯的人格尊严保护还不够,、个别监管人员有打骂、虐待服刑犯人的情况,有的地方在枪决犯人时搞游街示众、暴尸等等。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应当严加禁止。在贯彻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相违背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有些司法人员在解释刑法、适用刑法时,总是朝着不利被告人的方面进行解释。例如,对于扑克牌的计算,我们通常都是以副为单位的。但是,有些法院为了显示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并达到定罪的目的。在计算裸体扑克牌的数量时,竟以张为单位进行计算。这样,即使行为人只贩卖了一副裸体扑克,法院照样可以以他贩卖了54张裸体画为名而予以定罪。这种朝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解释的情况,不仅在司法界存在,就是在刑法理论界也同样存在。例如,有些同志为了论证盗窃罪和诈骗罪在量刑上进行协调的必要,建议立法上对诈骗也规定可以判处死刑。那么,我们在此反问“下,为了协调量刑,为什么就不建议立法上取消对盗窃罪的死刑呢?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从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解释刑法已成为某些人一种传统的习惯。厂解释刑法,应当根据立法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只是从不利于被告人的方面来进行,否则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对于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是十分不利的。刑事司法活动的两个中心环节是定罪和量刑,因此,定罪量刑活动应当以什么为基础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过去,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很稳定的。有时候,我们在定罪量刑时片面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使刑罚纯粹成为一种还报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下,我们在定罪量刑时又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忽视了其行为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使刑罚变成一种仅仅为达到社会威慑效果而使用的工具。这两种绝对化了的倾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商品经济的要求相违背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则。即等价交换规则。这一规则充斥在商品社会的每一经济领域之中。人的思想总是要受到共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等价交换规则也就必然在人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挂起钩来,做到罪刑的等价性,正反映了经济领域中等价交换这一客观规则。这种罪刑关系的等价性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必须是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假如行为没有达到这一危害程度或根本就不具备社会危害性,就不应对之施以刑罚;二是在对犯罪裁量刑罚时,应着眼于它的社会危害程度,一般来说,罪行越严重,所处的刑罚就应当越重,反之,则应当轻b但是,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却做不到这一点,例如,个别司法人员为了显示“政策攻心”的威力,把犯了较重罪行本应处以较重刑罚的罪犯处以轻刑或干脆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为了达到t’惩一戒百”的效果而把本应处以轻刑的罪犯处以了重刑,这都是不符合罪刑的等价性这‘规则的,是同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映了商品经济特性的等价观念不相一致的。其结果,必定会增加群众和被告人对刑罚的不公正的感觉。因为在商品社会里,公正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等价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适用刑罚,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的等价性原则,在当前来讲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刑罚的有效性。坚持刑罚的有效性,也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效益问题也是一个一切工作都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的问题上树立效益的观念,主要就是指刑罚的运用会带来一定的客观效果,即主要是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对罪犯定罪量刑的时候,也不应忽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因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越大,就说明他再犯的可能性越大,对他的预防也就越困难,所以在量刑时可适当考虑从严,‘反之,则可适当考虑从宽。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显示刑罚存在的价值。应当看到,罪刑的等价性和刑罚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有可能只偏重一个方面而态视了另一方面。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坚持罪刑的等价性的基础上考虑刑罚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定罪量刑的基础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考虑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只有这样,才能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使商品经济的观念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有一种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己经根深蒂固,即刑法是国内法,因此不应当规定有关国际犯罪的任何条款。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扩大,’这种观念也应当被打破。 _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对外开放,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际犯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新间题。事实对此已经作出了证明。但是,我们现行的刑法和刑法观念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那种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之下。没有把国际犯罪问题作为一个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新问题而在刑法观念上体现出来。例如,我国早在1980年就加入了《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些条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应将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等行为定为国内法上的罪行,予以惩罚;有关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行使管辖权,而不论罪犯是否其本国人、罪行是否发生于其国内。我国一旦加入这类公约,便承担了对犯有公约规定的罪行的罪犯实施管辖的义务。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并没有把这一点反映出来。首先,在我国刑法中只规定有反革命劫机罪,而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多倘若罪犯劫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我们在法律上就很难找到对其定罪判刑的根据。其次,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刑事管辖原则是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的,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不在我国发生的、罪犯不属我国国籍的、且也没有危害我国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劫机行为,我们对其予以管辖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见,我国目前的刑法已经不能适应国际间日益扩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国际刑事斗争的需要,应当加以改进。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间题:第一,确立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即对于某些我国承认的普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破坏国际社会良好秩序和损害人类利益的罪行,不论罪行发生于何地,也不论犯罪人具有哪一国籍或者没有国籍,我国均有权对该罪行适用我国刑法予以惩罚。这一管辖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曾长期被予以否定,理由就是,这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一项原则。但在国际犯罪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来评价这项原则的价值。那种对国际犯罪视而不见、不加干涉的态度,实际是封闭和保守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它同我国目前开放的社会之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应当把普遍管辖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位置来加以认识。王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其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等于也承认了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所以,我们认为,今后在修改我国刑法条文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第二,应当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引渡和司法协助等条款。引渡和司法协助均是与管辖密切相关的间题。许多国家都在定自己的刑法中规定有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巴西在其刑法典第7条中就规定依一定条件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其条件之一就是“依据同发生判决书的同法机关的国家间的引渡协定”。为了保障我国刑法规定的管辖原则的实现,我们也应当考虑在刑法中对诸如此类间题作出确切的规定。第三,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相应的国际犯罪。如果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国际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得不到体现,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对这类犯罪行使管辖权。例如,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劫机罪。那么对于那些不以反革命为目的劫机犯,我们也就很难找到予以惩罚的法律根据。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求之于类推适用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条文来对它判刑,比较牵强。可见,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弓I起我们的重视。总之,商品经济在发展,我们的刑法观念也应当随之而发展。如果商品经济发展了,而我们的刑法观念却仍在原地踏步,那么就无法使刑法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达到保障它的目的。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征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 商品经济论文:小议商品经济下广告传播 摘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同时广告已经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实际生活过程中广告的传播在视觉、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自身的利弊,对于广大广告工作者来说,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从视频传播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无处不在的视频媒体,百花齐放从各种角度展示着商品、引导着消费。经过调查.电视媒体传播仍旧是最具实力信誉最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方面有着不可摇撼的地位。但是在这种多方位、大力度的宣传下部分广告信息传达越来越受到观众、听众的厌恶与抵制看见、听到插播广告信息就调整频道是几乎每个观众、听众的本能反应了于是广告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负面意义就其根源就是广告信息的低效所造成的。广告如何能从单向的’‘强制观看‘’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做到让观众、听众喜闻乐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是摆在广告这一行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广告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操作运行过程中的不规定性但是只要我们广大辛勤劳作的广告工作者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学经济理念对商品经济发展障碍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制“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中国的商品经济千回百转、步履维艰地发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灭亡都还非常嫩弱;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方迟到三个世纪,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闯进平静的中国南海,也未能从小农经济的大海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这期间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理学经济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难辞其咎)。 一、理学经济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阻碍 理学经济伦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制度,扼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初步兴起的时候,有力地阻滞新生产方式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学经济伦理与专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封建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人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官政治的运作体系中,礼仪是根本。皇帝与臣子通过礼仪确定君臣的“名分”(从宋代开始,“名分”思想对人们的支配作用,明显超过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也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而拖沓疲软、推诿扯皮、虚应故事等官场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礼仪而得以合理的存在。从宋到明、清,王朝礼越来越烦琐,礼典越编越厚重,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以及种种积弊反而愈益加重,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国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赢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凯恩斯认为,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把贪婪、高利贷等等奉为我们的信条,并借此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导到阳光丽日中来。但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经商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之为“私欲”,使之成为应“去”、应“灭”的对象。而且宋代以后,统治者提扬、护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义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压下,元明清三代都没有人斗胆敢于提出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乐斯在《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这种思想。虽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认。 第三,伦理价值导向制约了平民文化的发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学经济伦理以实现封建等级人伦关系的和谐为终极价值取向,因而统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识地通过强化礼教思想,来约束、影响世态人心的变动。他们加紧制定和推广民间的行为规范,有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涉及家礼家法、家训家诫、乡规民约以及理学各个方面。强调躬行践履的宋儒,把传统思想中宣传“三纲五常”的言论抽取出来,加工改编成修身要诀、治家要诀,向社会传播,向大众灌输。如果说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南北朝时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宋代礼的重心已向民间教化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间礼教,在明、清二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趋突出,严重地禁锢和扭曲了人的心灵,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得宋明时期已经相当活跃的平民文化始终不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被局限在“皇帝与宗室—品官—庶人”的礼制等级结构中,处在一个与品官(官户)有着不同户名(民户)、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礼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仅使平民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也使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没有“平等”意识,真正的自由竞争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竞争机制的社会,商品经济是不可能蓬勃发展的。 第四,倡导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工业资本。宗法主义是理学经济伦理的灵魂。理学家企图通过倡导恢复宗法家族制度以振兴纪纲。张载、程颐、朱熹都热心于宗法,对家族制度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组织殚精竭虑,精心规划,尤其是朱熹,为家族组织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十分细致的方案,除了后来形成的家谱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等体现明清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内容,他都提到了。这一肇始于宋代、极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宗族系统(族权)”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显然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说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本身也得不到进一步的充分发展。这只消看一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情形便可知晓。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宗族制度的强化,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混合体”。而这种“二律背反”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第五,崇俭黜奢消费观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理学反对食而求美,衣而求丽,限制了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使生产停滞不前;使市场变得狭小,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伦理思想的笼罩之下,其理想的经济形态只能是循环往复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始终只能作为其补充和附庸艰难地波动发展。形象地说,崇俭黜奢消费伦理是经济的稳压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维护了小农经济,却阻碍了商品经济。 二、理学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理学因清统治者忌讳其中的言“华夷之辨”、重“民族大义”思想等原因,到乾隆时开始遭到贬抑,从此,程朱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开始衰落,但其思想(包括经济伦理)的影响却并未中绝。而且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取得完全胜利,曾经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程朱经济伦理等道德意识形态,得以拖着长长的辫子穿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清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这三种资本主义形态。资本主义已不是处在萌芽状态,而是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成分而存在。理学经济伦理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主要起着消极、保守作用。第一,理学经济伦理维护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经济关系,压抑了人的个性解放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阻碍了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理学经济伦理下,中国个体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都蒙着一层脉脉含情的伦理外衣,于是经济实体以实现其成员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和道德上的和谐融洽而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经济实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道德关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在经济管理中片面强调道德教化而不注重契约和法理制度。显然,这种经济伦理观念同近代企业制度下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契约雇佣关系都是尖锐对立的。第二,理学经济伦理从维护自然经济出发,排斥和阻滞商品经济、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它引导人们走仕途经商之路和采取作官食禄、衣租食税的剥削方式而排斥别的发财方式和致富途径;它劝勉人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而反对人们弃本逐末以工商赢利;它强调安乡重土而压抑社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重视既得财富的等差或平均分配而忽视乃至压抑生产效率的提高。 商品经济论文:对商品经济异化的思考 内容摘要: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消亡的过程。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已经发生异化:部分商品已经异化为公有产品;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法则已经扭曲;追求价值的生产开始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商品经济之所以发生这些异化,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直接原因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其必然结果。 关键词:商品 商品经济 公有产品 等价交换 商品经济异化的主要表现 (一)商品本身异化为公有产品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通过劳动交换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即人们所需要的一般不是自己或本经济体生产的,人们所生产的不是直接满足自己或本经济体需要的。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要提供产品和服务,即商品是为了获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商品经济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逐渐形成的。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也不断发展,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物极必反,先前的商品也可能发生异化,转化为非商品。 今天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免费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他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知道,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都存在着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额的学费以弥补教育成本乃至必要的利润,因此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商品。但在公立学校就学无需支付任何学费,甚至不少公立学校还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显然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营养午餐不是商品。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称之为纯公有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一类产品,比如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其购买者或承租人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他们支付的价格或租金明显地低于市场价格和租金。同样,笔者把国家、各级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称之为准公有产品。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有产品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公共物品。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通常是从消费是否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来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消费者可以共同消费或享用的物品。一旦把这种公共物品提供给消费者,便难以防止其他人消费或享用”。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所谓竞争性是指某人消费某个物品,则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该物品了,而所谓的排他性是指消费者不支付价格,可被拒绝消费该物品。通常将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物品称之为公共物品,比如电视广播,人们打开电视广播不影响他人的收听。如果某公共物品同时还不具备排他性,则被称之为纯公共物品。公有产品是与商品相对应的一个经济范畴,商品是平等经济利益主体提供的,商品交换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而公有产品是国家、各级政府免费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一般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二)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发生扭曲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在交换过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谁都不想吃亏,因此只能“等价交换”。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资本和生产要素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大量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因此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趋于一致形成了平均利润。此时,商品的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垄断价格。从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等价交换”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交换双方在交换过程中都不想吃亏这种主观愿望并没有改变,买卖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市场自主确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然而,今天不少商品的价格不再单纯由市场形成,买卖双方有时不能自主决定买卖商品的价格,政府有形之手从方方面面影响到商品的价格。比如,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力事实上都成为商品,雇主和雇佣工人通过市场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或者说雇佣工人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或者说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商品过程时是不愿吃亏的,很想且有时确实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资的价格购买到劳动力商品。然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是非法的,资方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三)商品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异化”为社会劳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利益主体,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有权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明显地具有私人属性,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过交换满足他人的需要,且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各种交换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显地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有权决定生产什么、提供何种服务,但没有权力强迫别人一定购买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且即使把商品卖出去,也无法保证一定不赔本。这表明私人劳动可能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或者可能无法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 然而现代社会,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为防止某些产品价格暴跌,保证生产者的利益,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特定种类的产品,比如我国对农民生产的水稻、小麦实行国家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对于这些产品而言,由于存在着国家收购制度,不存在私人劳动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问题。同样由于是最低保护价收购,私人劳动即使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但至少能以一定的比例转化为社会劳动。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有权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他必须以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仅仅是市场提供的经济信号对他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某些劳动一开始就并不是商品生产者纯粹的私人劳动,在某些方面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劳动。比如在我国,为了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民使用良种,国家对于农民购买良种给予补贴。因此,国家对农民的生产过程产生了影响,农民购买良种从事农业生产的活动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意愿。这表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农民用良种进行生产的私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 (四)追求价值的生产“异化”为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直接的目的是追求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是追求价值的生产。然而现代社会,某些生产并不是单纯的商品生产,其生产的直接目的很难说就是追求价值的生产。从微观角度看,各级政府事实上是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比如国防、敞开式道路,廉租房,这些是免费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会提供的,不存在等价交换或者说在交换过程中各级政府必然“赔本”。显然,就各级政府提供公有产品和准公有产品而言,追逐的决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从宏观角度看,经济管理职能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整体不得不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该矛盾,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 商品经济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异化的根本原因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互相之间劳动的交换。商品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本身不是凝固不变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商品经济本身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客观上使国家和社会有能力免费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产品和服务。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在免除种粮农民农业税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各种农业补贴,以及向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基础养老金等都依赖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很难设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落后的年代,国家和社会会有能力实施这些惠民政策。 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加剧个别经济利益主体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协调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这种干预必然使某些私人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属性,同时使商品经济交换的“等价交换”法则扭曲。 (二)完善社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异化的直接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具有周期性,当经济不景气,在市场供求法则的作用下,资本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使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然而,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无法满足本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需求,劳动力只能在萎缩的情况下生产,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就得不到恢复与提高。而人始终是生产力的主体,显然这种分配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是阻碍生产力的发的展。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制定了最低工资制度。 教育是现代社会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基础教育期限长,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回报。如果不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一些贫穷的工薪阶层就可能不愿把孩子送进学校去接受基础教育。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旧的产业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产业不断出现,这要求劳动者必须转换劳动方式,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劳动者很难适应这种转换。因此,在现代社会,要由国家来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使基础教育成为公有产品。从本质上,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是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主动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举措。 (三)社会进步是商品经济异化的必然结果 商品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在单纯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从而影响到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体现。然而单纯的商品经济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基本人权,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场经济中,雇佣工人失业是难免的,经济不景气,问题会更严重。如果社会上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必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因此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个安全阀是十分必要的。雇佣工人在工作、生活中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可能遭受意外,丧失劳动能力,也可能身患疫病需要巨额的医疗开支。无论哪一样,普通的雇佣工人及其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住房应该是生活的必需品,尽管不少国家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一些低收入群体也很难在大城市有能力购买到一套宜居住房。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不少国家实施了住房保障政策。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明政府有形之手已经深入到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商品经济异化。 商品经济论文:试论商品经济发展与唐代均田制的瓦解 【摘要】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土地兼并的步伐,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均田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摘要】 战国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广阔,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拥有雄厚商业资本的富商大贾。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本文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对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初步探讨。 【关键词】 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农业 手工业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战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活跃起来,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成长,形成了那个时代令人关注的明显景观。 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表现 1、手工业的繁荣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冶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 2、商业城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当首推“陶”,被誉为“天下之中”。齐国都城临淄也因商业发达而闻名天下。史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其商业发达和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3、商品市场的完善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市”的建立已经成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学视角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分析 1、社会分工及所有制的变更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社会分工。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因为社会分工,才提出了进行交换的要求,也才有了进行交换的可能。我们知道,商品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于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分工。具体来说,商品的直观前提是社会分工,一些人可以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某种产品,而另一些人需要从别人手中得到这些产品,于是发生交换,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说,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统一,是商品形成的必须前提,生产和需求二者不可或缺。当然,仅仅有分工并不足以形成商品,它的基础是不同所有权的对立。马克思多次讲过,“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这种所有权的对立可以是私有权之间的对立,也可以是私有权与集团所有权的对立,或集团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产品交换才成为可能。 春秋以前,是一种奴隶制的“工商食官”的格局。工商业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很少用于交换,即使民间有一些交换,也只不过是“抱布贸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满足多方面的需求,生产者便必然要相互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生产而又需要的产品。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第二是所有权。它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才发生了交换行为。战国时期出现的这些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以直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过程。他们生产的产品,或是由自家销售,或是交给专门从事贩运的商人去销售。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居肆列货,以待民来”,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故被称为“坐贾”;有的“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些被称为“行商”。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打破了奴隶制时代“工商食官”的格局,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标志就是铁器的普遍使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随着冶铁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利于水利的兴修,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哀公9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运河邗沟,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获了灌溉之利。除此之外,魏国开通了鸿沟、建造引漳水溉邺的工程,齐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堤防,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牛耕的采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垦了大片荒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从而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尽管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仍然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参加交换。因为他们必须从外界获得盐、铁等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和生产用品,也必须从市场得到货币以支付国家的税收。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是主动、积极的商品生产者,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拿出一部分产品用于交换,而仍然保留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可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均向右移动,商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下达到了新的平衡,但是交易次数相较过去更加频繁,从侧面反映出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战国商品经济突出发展的直接原因分析 1、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随着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也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重商主义的政策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2、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战国时期的各种农业经济形态中,小农的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因此在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时,就会给商品经济提供最有效、最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 小农的盛衰决定了市场的盛衰,市场的盛衰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形态,因此在小农兴盛的战国时期,我们不仅看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看到国家赋税的极大货币化。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二致,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见表1),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依托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从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和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战国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主要对战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作出探讨。其一,重商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得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小农经济的盛行推动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整个战国时期,自耕农始终是农业领域主导性的生产者,而佃农除了需租种地主土地外,其经营模式与自耕农并无差别,因此,小农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主导性的经济类型,它的盛行必然推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论文: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思想与意识浅析 摘 要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开始在中国设立商行,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思想和意识。 关键词 商品经济 思想 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大国和地上的世界接触,从此中国被强行推入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近代化的过程,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本文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和反应。 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强力冲击下,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一种重视商业、发展商业和保护商业的经济思想。它的形成遵循了一个由高到低,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抑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洋货开始侵入中国市场,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输入中国的商品不断增加。净增值从1864年的4621万海关两增加到1874年的6436万海关两。到19世纪末,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达到千家。这种趋势不断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面前,人们渐感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合时势,出现了反抑商的思想。如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①农工商“三者缺一,则莫人生”②的思想。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表明欢迎遵纪守法的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魏源主张把工商业放在优先地位。在实际改革中他们也注意维护商人的利益,起用民间私商。他们的反抑商思想,虽未摆脱“本”、“末”的限制,但与重农抑商政策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2、重商思想。这是19世纪50到60年代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王韬、郑观应等提出来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关口越开越大,依恃不平等条约,西方的商品潮水般的涌入,激烈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人们的封建观念。这些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使过西方,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一种切身的体会,思想较一般封建士大夫开明。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重商”思想,批判和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民以农为本,国以商为本”,马建忠在1890年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则以先致富”,主张大力发展商业。他们的思想集中反映出以商本取代农本的观念。 3、工商并重的思想。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同样撞击着清政府的统治。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70到90年代,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下,先后办起了二十多家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采用了西方的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情形的出现,反映了洋务运动兴起后,“工商立国,工为体,商为用”③等思想为更多官僚士伸所接受。民族资本主义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张之洞的“以铁路为龙头,以军功为基地,以民用为重心”的“工为本,商为未”的思想。张骞的发展新式工业,带动农商实业救国的思想等代表了当时的工商并重的思想趋势。 4、成立商会,保护商业发展的思想。《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的民族危机也空前严重。在救亡图存的影响下,“重商”“商战”由原来的一种口号变为一种思潮,一种抵御外侮的手段。许多官员绅士开始热心于经商办工厂,一时秀才工厂、生员工司林立,出现了一个投资办厂的热潮。在这种趋势下,人们的思想从重视商业、参与商业上升到成立商会,保护商业的方向发展。到1911年,全国的商会已有50多家,800余处成立分会。商会是商人立足于社会的依托,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须要求。商会的出现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思想又提高了一步,更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已在中国成长起来。 二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指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商品经济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民众的生活观念、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种商品时代的心态观念反映。这种反映呈现出一个由淡到浓,由南到北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喜洋货的消费观念。西方的洋货初入中国市场时曾受到自然经济的抵御而不能畅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抵抗势头就减弱了,人们对洋货不再陌生,也不再敌视,而是表现出来了一种对洋货的向往和追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用它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最野蛮的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到19世纪未,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用西方的机制品,到清未时一些官僚士伸在生活上的洋化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与洋有关的一些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它以其物美价廉、方便耐用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2、羡慕商人的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之下,商人一直是“富而不贵”,位于“四民之末”,没有社会地位。但到近代中国,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和重商思潮的侵染下,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19世纪60年代,东南沿海一带崛起了一批近代商人,他们以特有的地位投资近代企业,而不是投资土地,很快成为既富且贵的上层人士。最突出的如状元出身的张謇投资创办企业达50多家。甲午战争以后,他了却宦途生活,“志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商人已不可能再居于“四民之末”了。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价值变化的明显反映。 3、趋于务实的择业观念。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挤进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取士之路。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和衰败,科举制也越来越腐朽,以致“乡里之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不能答者”。④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将这些无有实用,无补于国家危亡的词章之学都束之高阁。到19世纪末,东南沿海一带,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拚命挤身于科举仕途,越来越多的人由重科举变为重外语、重科技,“士多志在通英算,锐志科学,讲求实用”。⑤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不少知识分子或在近代企业中选职,或挤进一些新式学堂学习技术。人们选择职业主要考虑其实用价值以及利益所在。 4、公开趋利的生活观念。公开讲趋利、言利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涉及实际生活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哲学和道德问题。义利是中国划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到近代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人们一反传统公开言利、趋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投资办厂的人有增无减。生员公司、秀才工厂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断出现,除了“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之外,言利、趋利成为当时人们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各行各业的人,无不蝇蝇趋利”。⑥ 近代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也不是一个有十分明显区别的两个方面。因为,在方向上两者同时并进,在层次上相互交织,在进程上新旧交替甚至中西混杂。有的人有思想无行动,有的人有行动无思想。不少为工商权利呼号的,自己又不去逐利,保持清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商品经济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集中方面。意识是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反应。在近代中国,思想是迅疾的,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发展商品经济,又深入到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往往是来不及消化,囫囵吞枣。而作为意识又平静地、迟缓地消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社会结构的裂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进程中逐步实现的,不论社会变革的最终爆发形式和裂变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的聚积和体现着。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及其关系的演化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时展的脉搏”。⑦总之,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思想和意识,均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反应,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作者:任职于甘肃张掖市委党校, 本科、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 商品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及其当代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又是难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然而,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问题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其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全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并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做详细的描述,而是立足于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揭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所有制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消灭了私有制这一根源,商品经济也随之消亡,即在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而实行产品经济。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的共产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这一认识是有理论依据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P.286)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消灭了私有制就是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其他著作中也不断深化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2](P.30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633)总之,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每个人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间的矛盾也彻底消除。这时,个人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无需经过商品、货币的迂回转化,这样商品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只要未来社会实现了全社会的公有制,商品经济必然消失。应当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整个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也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可是,马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是有理论前提的,即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在这一基础上商品经济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马恩所设想的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经济,如果不能,中国要走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能,又该走怎样的商品经济道路。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对苏联经验的借鉴阶段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恩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没有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具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举措。而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建设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事实上,苏联模式和经验对中国影响深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人,他对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与马恩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3](P.124)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中说得更明确:“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4](P.111)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列宁曾设想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按消灭商品货币的原则构造现实的社会关系。”[5]结果很快证明,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于是产生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开始恢复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并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6](P.514)列宁将商品经济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的迂回过渡,是“强攻”(指消灭商品经济)的“退却”和转入“围攻”,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向资本主义的后退,因此在利用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要警惕它。“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6](P.607)尽管列宁对商品经济的论述还存在某些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商品经济的危险,但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一个利用商品、货币的过渡阶段,为以后我国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列宁逝世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逐步实现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的增加,30年代以后,反对商品经济的观点日益抬头。斯大林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又指出要分清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在一定时期能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会引向资本主义。应当说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探索有一些成果,但其商品经济思想仍有很大的片面性,是极不彻底的,商品经济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生存。 (二)商品经济理论探索阶段 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的商品经济观点。首先,突破了斯大林两种公有制论的观点,提出商品经济的存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7](P.977)这对于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要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其次,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严格遵守的马列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最值得一提的是,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出了科学的说明。”[8]人们最容易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或是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说清这一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和核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9](P.439)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存在本质差别,提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商品生产,要看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9](P.439)言外之意就是,商品生产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这同邓小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的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贯彻下来,而后他又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并且批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他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和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对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必然具有一定的反复性。 总之,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观点,虽然由于某些局限,许多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一以贯之,虽然的探索并没有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但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阶段 邓小平借鉴并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我国最大的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P.213)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远没有达到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利用资本和市场。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都应该而且必须用来发展社会主义,这就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中,邓小平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说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0](P.203)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P.373)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商品经济。 第三,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0](P.373)在明确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邓小平看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有优点, 因而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P.148)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 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这是一次重大变化和突破,打破了苏联模式下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框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四,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舆论纷纷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不少国外媒体宣称中国搞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这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0](P.138)这里,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根本条件,社会主义就不会导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毕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展,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如何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打破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实践证明,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是正确的。然而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认识模糊,甚至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认为商品经济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始终,甚至要求实现全面私有化。这种荒谬的论点对当下和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们必须理顺二者间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解决了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之路 ,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剥削、两极分化这些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和消除的东西,却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时,有没有同时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进来?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冲突的?……再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消除而不是扩大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深入地理论思考。 第三,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如今通过外资形成的制造业、加工型企业遍布中国,这些工厂、企业的引进确实活跃了国民经济,给我国的增添了不少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危机。然而加工制造业毕竟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技术含量低,所依托的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所从事的是大量简单机械的重复劳动,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劳动者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生产力系统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在这一产业结构中又该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贯彻到农村即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一政策执行初期确实解决了农村人与地、产与收的矛盾,但一家一户的家庭式耕作毕竟没有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也阻碍了工业化的成就及时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空心化、农民收入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生产力如何解放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四,如何协调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市场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并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应当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而当市场调节无能为力或调节得不完善时,就需要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一方面,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趋利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完善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缺乏力度,市场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宏观调控介入。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能过度。目前的国企问题,很大程度上的争论就在于政府职能超越了一定的度,把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纳入了调控的范围内。现实生活中,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效果最优化,同时又能把宏观调控的优势发挥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真正实现市场与宏观调控的完美结合,这是现实提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当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种种思考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之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正视市场的作用和优势。另外,市场的天然逐利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甚至是两极分化,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无论何时都要加以引导,明确发展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协调、引导和发展市场经济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这一根本立场而展开的,对此要明确两个基本要点:一是明确发展为了什么,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手段上升到目的的高度;二是明确怎样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是很不发达的,没有完成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以奠定物质基础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现阶段下,不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其发展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要实现的二者的有机统一就要把握这个度――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不断的增进社会主义因素,尤其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停滞不前的,任何有生命的理论都是发展的理论,马克主义从诞生其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展永葆青春活力,并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始终要把时展的特征、历史发展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国情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之中,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学理论论文:关于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体育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高校外事翻译研究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社会学理论论文: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读《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一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而是全体经济学家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在反思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理论论文:对社会学理论中“行动”研究的研究综述 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 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james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泽尔,2005)。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j.coleman,t.sj.fairer,1992);资源的种类很多,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这是行动的驱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actuallogicofpractice)——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展开,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行动的策略,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综上所述,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 拓展训练 应用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时间转向分析 [摘要]早期在哲学界里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与神秘。因而时间问题在哲学理论范畴中仍是未解之谜。自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家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影响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对时间的理解经历了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而只有到20世纪后半叶,时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辨的讨论和物理语境下的去社会化,人们更加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构成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作者:吕铁林徐红曼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陈宸方来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思想 1.社会学的方法论 所阐述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法则———“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③。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的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总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 2.对西方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也固然为其指导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忽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对圣西门、韦柯、孔德等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与梳理。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韦柯是在意大利社会学先驱中,与孔德地位并驾齐驱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时,还阐述了韦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④;通过学习,发现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同时韦柯的社会学思想对孔德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⑤;还对圣西门(原文中用桑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圣西门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而寻的,历史也是前进发展的,这便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门是社会学先驱的又一人,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是创造社会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露端倪的五四时期,就将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虽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无法做到全面与透彻,但是在当时,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先进性。 3.社会与历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较与融合各类科学中发展与研究社会学,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强调“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⑦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就做到了不断地去发现与比较社会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1)社会与历史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⑧。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⑨。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⑩。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具有同质性的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輯訛輥的《史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索中国社会史的,沿着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的理念与思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渊源,以此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这一点,也对后人研究社会学起到了启发作用。(2)社会与政治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是,并不是单项的因果关系,“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时,他对社会问题的概念也进行的阐述,凡是能引起社会不安,并且社会立志于寻求解决的方法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以妇女参政问题与童工问题为例,详尽的阐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互为因果关系,并为从政治上入手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做出了要想改良社会,就必须从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结论。这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实践方面的思想 1.劳动者问题 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理念对当时中国工人、儿童、农民的劳动、生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劳动教育问题》、《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用详实的资料写出来的,集中地关注了城市市民的劳动、教育、生活等问题。 (1)工人问题 在深度访问了唐山煤场的朋友之后,先生写下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骡马”的事实;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指出资本家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学习、教育的权利,“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并呼吁现代社会改善教育不昌、国民知识贫弱的现状。同志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工人劳动者问题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工人被剥削问题的根本原因。同志还分外关注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童工。在他教授杜会学课程的时候,就对儿童问题非常热心。1924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顺便亲自调查了革命后苏联儿童的生活情况。当他亲眼目睹到苏联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幸福的生活、成长、接受教育时候,不禁为中国儿童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并写下了《上海的童工问题》,寄回国内,以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着万分怜悯的心情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国人的执政机关,因为他们不会实施一些保护童工利益的政策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详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恶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广大人民关注、关心童工问题。在当时,能系统地揭露、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为罕见。 (2)农民问题 除了关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劳动及教育等问题外,同志也同样关注着农民的生活劳动等问题。他不仅在北方指导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而且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农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指导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阐述了历史上平均地权的活动,并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便是自耕农与佃农。同时,他也论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浩大的农民样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同志高兴地指出,红枪会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在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輵訛輥。他在文中总结了红枪会的特点,还弘扬了这种农民大运动的可贵精神,表现出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极大关心和热情,呼吁农民朋友了解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清楚的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由于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他们往往会受到军阀们的利诱与剥杀。因此,他倡导农村工作者及进步青年一定要帮助农民,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是的杜会学思想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为后人用杜会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作出了贡献。 2.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人口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学者就针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支持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实质上,就是为战争者发动战争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驱。他写的《战争与人口》一文,对上述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从古今人口发展史等角度,证明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而会带来一来列其他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輶訛輥”接着,他又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方面再次论证马氏学说的非科学性。该文对当时关于战争与人口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及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马氏学说的部分合理性。“余虽时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輷訛輥”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解决人口问题的范例,具有典型性与可借鉴性。在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观点未必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同志能够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与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3.妇女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当社会学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妇女问题就作为一个较为鲜明的社会问题而为我国的社会学家所瞩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苏联,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学期间,写下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妇女参政议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国由于过去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制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参政议政,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战后世界妇女的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研究。同志针对战后妇女过剩、女工与男工的关系以及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三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妇女相对过剩,就会出现女工与男工争夺劳动机会的问题。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斗争添一层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妇女们能够行动起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地位与解放。同志从社会学视野中观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妇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并且当时的中国人心理,大多都不认为妇女有人格。所以,在《废娼问题》文章里,同志从人权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坚决废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輯訛輦”此外,他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纵观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针对女权运动的现状从教育、劳动、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妇女们要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女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权运动为重点,剖析其特点,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从中借鉴宝贵经验。他还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质。自身素质未提高,女权运动(或妇女运动)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视角妇女问题,在中国是较早的一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种方法影响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 4.自杀问题 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他认为暗杀和自杀是因不良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会堕落的极端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别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论述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源于社会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1.3万多字的《论自杀》一文,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分析了诸多影响自杀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各教派的自杀观,以及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一些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志的诸多著作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志本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时刻关注着当时的社会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并影响深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学理论内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社会学理论论文:网络时代社会学理论重构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 #0; #0;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 #0; #0;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 #0; #0;利润 #0; #0;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 #0; #0;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 #0; #0;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 #0; #0;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 #0; #0;(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 #0; #0;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 #0; #0;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 #0; #0;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转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探究 摘要:西方的新社会经济学对经济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了描述经济市场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目前,我国对经济市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市场的研究成果,其会对我国市场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且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作者:刘婷婷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越轨社会学理论的思考 一、问题学生的形成: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反社会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通过对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质划分,社会纽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正向社会纽带与负向社会纽带。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纽带,教育者可以分门别类的对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强个体的正向社会纽带。教育者加强受教育正向的社会纽带,就是将学生更多地束缚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规范中,让学生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魅力,尽量成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应该不断探讨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树立较为正规的目标;最后,学校或者教育者可以开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参与到正常群体的活动中。第二,教育者应该消解个体的负向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社会纽带,就是将受教育者从社会不认可的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中释放出来,避免其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从“附属”“承诺”“参与”这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受教育者与越轨者的接触,减轻对于越轨者的依附;其次,通过对于一些消极社会目标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弃一些不为社会认可的目标;最后,教育者需要为受教育者划定一些边界,控制学生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基本上不可能是万能良药,其仅仅是为我们思考相关事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我们也确信,当用多种理论关照一件事情时,我们也会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阐释了多种越轨社会学理论对于道德教育的启示,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分析越轨现象还是进行道德教育,人们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个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关越轨现象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关注。 作者:孔祥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社会学理论论文:庞德的法社会学理论概述 摘要: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法社会学发展历史中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生前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担任律师,并在植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辗转多处,并于1916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其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充裕的时间,但是他个人雄厚的知识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以上这些理论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论调,但是法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其实践中大展拳脚则需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和历史考验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而鉴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追求稳中求进,就不得不减少一夜之间调整我们法律体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规蹈矩的理性进步,减少因企图随意改变法律而带来的危险,于是,遵循先例原则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作者:魏艳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下企业预算管理论述 1经济社会学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2基于经济社会学理论下加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宽企业管理层,促进企业价值联动增长 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下,财务行为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网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将个人和团体的财务行为都归入到财务工作中,在整个网络内的人员都要监理非常强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在实际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和集体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将企业的概预算管理放在三个维度上去执行,将三个维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三者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从而也使得企业的概预算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企业价值的联动增长。 2.2重视个体、团体和企业预算管理的博弈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但是社会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当前更加重视的是团体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概预算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企业概预算工作在机体权力中的制约和纵向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远的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将个人成员退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更好的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企业生产活动所要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压力,实际上,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会给其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业运行或者是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将这些无形的资产变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质化。 2.3改进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经常会打乱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否定现有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应将完美实现计划,作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随机应变,充分发挥预算控制能力作为关键要素,加以执行。 3结论 在经济理论的作用下,在企业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将概预算管理由硬性控制,变成软性的控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同时企业还应该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科学的预算机制,让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得以发展。 作者:龚开楠 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