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育困境与解决途径:马克思主义教育通俗化语言艺术探讨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化系统化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的指导思想。要想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物质力量，必须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经验的工具，任何理论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通俗化、大众化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教育语言通俗化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必须广泛使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大量使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恰当使用网络语言，消除学生在语言接受方面的障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效果。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通俗化教育；语言艺术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经验的工具，任何理论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质量，不但直接影响着整个课堂教学的效果，还影响着学生内在语言的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必须巧妙地利用语言艺术，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语言通俗化，消除学生在语言接受方面上的障碍。教师要广泛使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大量使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恰当使用网络语言，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枯燥的知识趣味化，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效果。 1日常生活语言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由社会实践构成的社会生活为人们的认识活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运用日常生活语言。同志在教育过程中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同志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做，比如他把资产阶级的进攻比作“糖衣炮弹”；为了突出军队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为了表达反动派虚弱的本质，他指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还主张共产党要认真学习群众语言，让党员干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通俗化，为了突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就是硬道理”、“摸石头过河”等理论，被人民群众熟知并广泛接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发展观也是通俗化的典范。 2文学作品中的语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种理论要想在一个民族生根发芽，就必须与这个民族的文化有机融合。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虽然有些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有些传统文化存在着封建糟粕，但是有些传统文化中的不少内容，在目前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许多相似或相通的地方，中国的现当代文化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和中华文化相结合。 2.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词句相结合 同志善于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词句加以引申，用来表达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基本原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引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实事求是”来表达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引用班固《前汉》中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统一性；引用《老子》中的“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来说明“物极必反”的道理。 2.2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俗语相结合 在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在这些灿烂的文化中，一些成语、修辞、甚至谚语都是可以很好利用的素材，因为这些东西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会显得轻松省力，而且理解的更加深刻，可谓事半功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如果能巧妙引用这些传统俗语，由于这些俗语生动、贴切，学生一听就懂，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效果。 2.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当代文学作品相结合 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我国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高潮。尤其是我国的文学作品，在与世界文学作品交流的过程中，吸收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我国文学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博大精深，题材不拘一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比如在学习“走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误区”这一部分内容是教师可以运用以下诗句进行教学。“金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金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金钱可以买到饰物，但买不到青春；金钱可以买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金钱可以买到虚荣，但买不到实学；金钱可以买到谄媚，但买不到尊敬；金钱可以买到权威，但买不到威望。”教师把这段话制成多媒体课件，可以通过文字呈现出来，可以通过声音呈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动画呈现出来，究竟采用哪种方法呈现，教师应该结合本班的实际情况而定。 3网络语言 我国网民以10至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47%，其中20至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04%，10至19岁为20.1%。虽然我国高中生网民的数量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数字，但是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高中生网民的数量非常庞大，网民在高中生的比例非常高。网络语言在互联网上非常盛行，高中生网民对网络语言也非常熟悉，目前，网络语言在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交往中随处可见，网络语言已经与高中生“息息相关”。网络语言主要由汉语、英语、汉语拼音和一些线条符号构成，在计算机上非常盛行。网络语言从“语言规则上来讲，主要分类成句子型、谐音（拟音）型、字母字符型、文字增缩型等。”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汉语语言的变体，融概括性形象性、时尚性于一体，丰富了语言表达的内容，使信息传播更为有趣生动，为青年群体所热衷。”与凝重深奥、严谨规范的传统语言相比，网络语言具有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生动形象的特点。 当然，教学语言与马克思主义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教学语言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服务。在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学科教师一定要紧密结合教材，结合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语言通俗化的有效途径，力争做到语言生动形象和内容准确无误地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教育困境与解决途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高校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曾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和首要课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新时期出现了尴尬的局面。教材单一，枯燥乏味；领导和教师虽有重视，但贯彻落实不力，应付居多；学生马虎随意，难以产生实际体会与成效。本文在分析困境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见解，为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献计献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高校教学；困境；出路 德才兼备的人才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我国教育部2016工作要点《关于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中明确规定，坚持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人，大学生处在塑造品行的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融合中国现实和传统文化在塑造和巩固大学生社会精神、世界^、人生观、价值观中作用极其重要。但是，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历史的转型时期，曾作为首要学习课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与道德等系列课程虽然还在高校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多方面却出现了困境。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存在误解。笔者对所在地区的院校做了一次随机性抽样调查。342份有效试卷中，有271人认为专业课比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更重要。而这些人中又有232人认为这样的课程是“洗脑”课，是学校开设，自己为了应付考试才学的。认为能从中受益的学生只占三成左右。可见大部分学生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没有认识到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这样自然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更难以产生情感的认同了。 其次，学院领导和任课教师也重视不够。虽然口头和宣传上都说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深远，作用重大，但实际落实和行动相差甚远。教育投入不大，多媒体室建设和安排使用不到位。教材和辅助教材、通俗阅读材料严重缺乏。就是具备了材料和条件，在使用和教学实践中未必“材”尽其用。很多该专业课程的老师仅与应付，或为了教育改革与检查才采用多媒体设备教学。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难以采用各种资料和教辅材料，多数仅仅只是理论讲授和口头教学。要么义正辞严地照本宣科，要么按照教材对知识原理做孤立的重复，学生根本感受不到理论的丰富多彩和现实的针对性，难以产生兴趣去思考学习。 再次，教学要求低，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很多院校都将马克思主义教育作为公共课合班上课，学生人数多，座位混乱。这和专业课的人数、位置固定大不一样。很多任课老师不熟悉上课的学生，距离感远，课堂管理差。学生课堂上玩手机，交头接耳；趴桌子，打瞌睡的人也不在少数。教学中师生互动少，作业不到位。考试与检测也大多是开卷考试，相互抄袭和形式计分现象并不少见。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体系，非常强调实践意义和指导作用。它与我们的思想情感、素质培养、道德启发和引导，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往诸方面都息息相关。“平凡伟大马列真”这句话是老一辈先进分子的普遍评价。它能够融入人的生命和血液中，形成人的信仰，与人须臾不可离分。许多先进分子和杰出人物就是在青少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终身都以之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了他们的灵魂。甚至很多人当年为了追求马克思主义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如此对照，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高校的确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面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时代和形势变化让社会的重心发生了转变。重视经济生产和专业建设，追求物质享受成了社会的主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应该有相应的改变，根据变化采取新的教育方式方法，尝试新的教育模式。 1.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精神本质不变的前提下，要更多地体现当前时代的新内容，新需求，更多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服务功能和指导意义，提高大家的综合素质。如，以故事和哲理的方式编写教材和教辅，介绍马列发展史，哲学原理与法则。要改变马克思主义高高在上，远离实际生活的感觉，将其融入时代，融入社会，融入学生现实中。积极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应用领域，不仅仅还局限在阶级斗争与革命领域，注入一些着眼于培养人们新时代正常的群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新内容。以案例剖析、哲理推导、故事小结、课堂启发与讨论的方式引出辩证法等内容，能给学生以正确的世界观和实用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给他们以贴近生活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的合理建议，以及时代关注等。 2.高校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要激浊扬清，领导自身不要将社会市井之气和庸俗品行带到学院和教学工作中。体现时代性，并不是就要庸俗或势利。马克思主义教育恰恰就是要在复杂的形势和环境下找到大背景中的正能量和积极正面的力量。我们不仅要积极宣传，更要实际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高校中的堡垒作用和思想引领作用。从教育设施和实践中予以建设和落实。系统地保证马克思主义教育硬件设施的完备和使用，实际教学的体系安排，教学目标的实现。监督思想政治课的具体安排、专业教师授课的质量，学生的实际到位。而不仅仅是马虎对待，应付了事。 3.专业教师在授课中，首先自己要端正态度。一些专业教师在外兼职，身份模糊，教学时言行失范，学生何以受教？其次，专业教师要不断努力丰富自己的马列主义知识和深化理论水平。教学中要言传身教，现身说“法”，尤其是注重教学与现实的结合，时代背景与学生实际的结合，让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他们的真正价值与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科学哲理给他们所带来的诸多的启迪与升华。当然，任课教师更要有“人”的积极发展的热情和精神，教会他们的科学道理和规律，为他们今后发展树立正确态度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师教学语言也尽量要有一定的幽默风趣，将本来冷漠和有成见的学生引入课题中，做好入门关，从而使他们将“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变得自觉自愿地学习与追求马列主义。 4.引入现实教学法，借鉴外国经验，寓马克思主义教育于生活实践中。一般，很多高校都将马列主义教育划归思想政治部，视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美国、日本将此类教育称为“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素质教育”。他们非常注意将工作与生活实践、物质环境结合起来，如参观博物馆、名胜古迹、文化展览等，鼓励学生参加多种竞技活动，将政治、历史、道德、法律与个人心理、价值观等结合起来，不知不觉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英国、法国、新加坡也重视个人、组织、社会和国家的结合，很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义务感。他们将此类教育贯穿在整个学习生涯中，有目的，重实践，有创新，不做作，自然而有新意。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纪念馆、展览馆、影视书籍、文体艺术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不断充实马克思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以求突破旧法，取得新的教育成效。 5.综合其他科目，结合其他课程，如时事政治、科学艺术、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知识，结合不同高校的特点，将马列主义设计的各个方面都能积极融入到实际教育教学的内容中去，开拓学生视野，启发他们思考，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科学性和实际性。还可以尝试“请进来”的办法，让学生在实际环境中找到现实着力点。请一些有影响的社会专家来学校授课，一些时代榜样和先进典型给他们做报告和讲座，让学生看到他们是怎样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与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改变和提升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重视起来，并真正尝试着做些改进工作，情况就一定会有好转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困境与解决途径: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与我国教育公平 【摘要】本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教育失衡问题，探讨了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促进经济平衡发展，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完善教育体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教育投入，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主要内容；我国教育公平；促进对策 社会公平问题是我们社会的热点问题，它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Ⅲ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具有重大影响。但在当前社会中，我国城乡、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教育不公平问题更加突出。例如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使农村地区教育设施落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等弱势群体就学困难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因此，要探析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应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公平理论出发，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公平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公平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与教育公平观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认为，公平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对社会现象或行为的主观感受，因此人们的公平观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说过，人们头脑中的每一种影像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所以，应当将公平问题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去考察，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直面现实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教育公平问题是社会公平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延伸，针对教育不平等的现实状况，1866年，马克思提出了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和每一个公民的“真正利益”）。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阐述中，了解到教育公平问题主要表现为“教育的平等性”问题，一是教育是一项平等权利，二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的主要内容 1、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雇佣大量的工人和童工进入工厂劳作，试图实现工人和机器的异化，使得大量的童工不能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被经济地位高的资产家享有，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为争取无产阶级享有公平的教育权，恩格斯明确提出“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兄弟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嗳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公平的受教育权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2、教育公平的最高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各种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高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将工人禁锢在机器前，教育的内容只是要求无产阶级提高自己生产的技能，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的受教育机会是被迫的，是受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所影响，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成了机器一样被资本家使唤的工具，失去了独立的本质，身心受到摧残，这归根结底是源于私有制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智力体力的发展，是个人的兴趣、观念、需求、道德和个J性等的发展，它的实现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3、实现教育公平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人的精神活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实现教育公平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条件。马克思曾对脱离政治和经济条件空谈平等国民教育的德国工人党进行批判，提出：“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这层层的问题，一方面，揭露了德国工人党离开政治和经济条件空谈教育公平，另一方面，提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的平等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和基础。 三、当前我国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我国教育界和整个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一直致力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发展，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城乡教育差距大，农村教育相对落后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进而使得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在慢慢增大，由于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相比城市来说是非常陈旧和落后的，教育设施不齐全，教育环境差，使得农村的孩子不能通过先进的教育设施得到直观的感受，学习到新鲜的内容，从而使得农村的孩子获取信息的速度相比城市的孩子会更慢，同时，农村地区地处偏僻，一些图书资源、优质的教师资源流向城市，农村孩子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带来的教育水平的提升，为了生存的需要，甚至一些农民涌向城市务工，使得许多留守儿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放弃入学的机会，这严重影响到教育公平的实现。 2、教育体制的不公平 在当前义务教育的制度下，虽然许多孩子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在教育过程和制度下仍存在着些许的不公平。城市和农村地区乱收费的现象突出，时不时就得收取学生的费用，甚至是比较高的费用，这让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承担不起。除了收费，在高考教育体制下，高考录取分数线也存在着不公平，在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地区，为了读上名牌大学，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分数线低一些，而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录取的分数线要高很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会比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的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多很多，甚至由于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本地区择优录取的隐性制度下，一些孩子即使考上了也残忍的刷下去，这使得教育公平很难实现。 如今高校收取学费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公平，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收取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家庭经济条件贫困的孩子即使考上了好的大学，但面对高额的学费，即使喜欢某些热门专业但也只能望而却步而选择其他学费较低的专业，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富裕的孩子，顾虑就少了，即使高额学费也由着自己的兴趣而投入大量的资金。 3、地区之间经济的差异形成的教育结果不公平 当前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但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性使得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经济不发达地区教育资源欠缺，教育配置各种不齐全，而经济发达地区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丰富，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在这样经济水平的差异下，每个人的智力水平会不同，他们个性与潜能的发挥也会不一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差异也较大。从基本的素质与能力来看，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能力要更强，接受的新鲜事物较多，思维更活跃，在选择职业方向、就业竞争的环境下，他们往往会更加出色和受欢迎。在这样的差异下，教育结果也是不公平的。 四、我国教育公平实现的对策分析 1、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教育公平不能脱离经济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物质保障。因此，为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公平，应落实“十三五”规划精神，大力发展经济，缩小城乡之间经济的差距，大力扶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加大对农村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的投入，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持。 2、完善教育体制，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当前教育下，迫于学习的压力，在教育过程中往往只是单纯传授知识的过程，即智育的过程，这对于我们一直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我国应完善教育体制，从教育的总目标出发，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育方针，因材施教，建立一个符合我国教育实际的科学教育目标，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加强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应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为推进教育公平提供制度保障。教育中乱收费现象，教育腐败的问题严重，应加强对该类现象的法律监督，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教育中的腐化现象，加强教育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对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监督意识。 3、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为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 教育投入是教育发展的保障。由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包括教育设施的完善，教育条件的改变，比如改善农村地区学校教学用房的条件，改善当地教学环境，让孩子能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下学习，提供丰富多彩的图书资源供学生阅读，使他们及时了解外面的世界，学习到更多更丰富的知识，同时还要加强建设农村地区学校教育的文体设备，让学生不仅能学到课堂的知识，同时加强锻炼，培养健康的体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还应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当前我国教育存在优质教师资源流向重点中学，重点班级，而普通中学优质教师资源缺乏，使得教育发生了层级的划分。因此，应引进优秀的教师资源进入普通班级，提高教师的师资待遇，及时发放教师工Y，为教师提供良好的住房条件，使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进入普通中学和普通班级，优化教师资源的流向，满足教育公平发展的师资需求。 4、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教育的对象是人，在教育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肯定人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充分发展人在教育过程中的智力、体力、兴趣、道德和个性等的发展，允许和鼓励人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应当根据他们的特点因材施教，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法和培养方案，发掘每个学生潜在的潜能，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充分做到“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教育困境与解决途径:贵州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路径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引领作用毋庸置疑。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能否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让大学生真懂、真信、真用，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传承和发展。贵州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明显，如何来解决贵州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面临的问题，找到正确的教育模式，对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意义重大。 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主要基地，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建国以来，为了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课程设置及内容作了多次调整。为培养“四有新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环境的日夜复杂，国人的意识形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呈现出不同层面的问题。下面将从贵州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路径进行阐述。 贵州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现状问题 教育理念滞后。模式单一。贵州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念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定位不准确，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大学生思想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及心理问题。在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高校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大学生技能的培养和证书的获取等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缺乏思想上的重视。对于大学生来讲，对那些实用性、技能型强的课程十分重视。导致大学生功利主义的思想不断增强。 “教育模式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它力图从知识形态上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连接问题，教育模式是教育理论实践化和教育实践理论化的中介”。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展多年。教育模式仍然较为单一。还是以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为主，理论课时占据教学课时的大部分，实践教学环节的效果也不容乐观。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没有内化于心，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虽然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教育模式，如网络教育，但是产生的效果不太理想。没有达到预期。 教育体制局限。载体分散。现行的高校体制行政化现象普遍存在，在教育管理过程中，重管理，轻育人成为常态，本来是学生马克思主义教育重要队伍的辅导员受制于各种行政事务而分身乏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的理论教育。现在外界对高校评价机制的不科学。特别是贵州的地方二本院校，就业率成为评价一个学校好与坏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来年招生宣传的重要数据体现。在这样的形势下，高校只注重学生实践技能和知识能力的培养，而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力度不够。 教育载体是各种教育要素连接的纽带，为了达到特定的教育目标，必须要选择和使用好各种载体。在现有的理论教育过程中，还是以传统的教育模式为主，实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目前的教育载体是多中多样的，除了政治理论课的学习，还有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党团组织活动等，可是高校没有能够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载体。或者只是使用其中一种载体来进行教育，未能形成合力，无法调动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教育效果不明显。 教育内容片面。讲解空泛。贵州高等院校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产生的结果是学生掌握了知R。却不能运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可见。贵州的高等院校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授局限于教材，内容枯燥。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没有达到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目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与大学生的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教师，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个人成长的关系。通过调查发展，贵州的高等院校几乎都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脱离学生思想的实际。不能帮助学生解决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内化于自身来指导实践，无法成为学生的行动引领。 教育环境复杂。净化滞后。当今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复杂。其导向性、隐匿性的特征对大学生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西方国家弥漫的一些不良风气也渗透进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念对国人固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影响着国人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环境纷繁复杂。社会问题依然很多。贵州的高校在此大环境之下，对这些不良的环境没有进行及时的反应。贵州高校大部分属于应用型大学。大学的定位就是培养地方型应用人才。注重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对环境优化的反应不够及时，没能营造一个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环境。影响了教育效果的实现程度。 贵州高校马克思主义的路径 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教育模式作为一种实践范式和理论模型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养，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效性。这就需要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模式。首先。要做到主体性教育模式的不断强化。贵州高校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教育模式，要抓好教师、党政团干部、辅导员这几个主体，让这些主体根据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及需求来提炼教育内容，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其次，要做到提倡和落实素质教育模式，大学生作为祖国建设的后备力量，其素质的全面发展是祖国不断前进的动力保障。未来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需求会更高，如何来落实素质教育，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不断引导学生发挥自身潜能，提高综合素质，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最后，要做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显性教育。是指教育者充分利用各种公开手段、公共场所，有领导、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隐性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教育来说的。将教育内容隐含在创设好的情境教育中，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某种思想并内化为自身行为规范的教育方法。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对应，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贵州各高校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主要通过显性教育的方式进行。比如理论课教学、专题讲座、形势政策等，这样的教学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大学生个性的不断增强，传统的显性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更好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隐性教育方式来弥补，两者的有机结合既要利用显性教育的灌输作用。又要利用隐性教育的情境育人作用。 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教育载体。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教育载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何丰富马克思主义教育载体，是贵州高校必须要去思考并落实的现实问题。如何丰富马克思主义教育载体：首先，改革传统教育模式。传统教育模式主要是老师讲，学生听，没有充分发挥好学生的主体地位。改革传统课堂教育载体。需要改变大班上课的现状，严格规范师生比例。同时还要改变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除了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要充分利用好案例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与激励式教学法等。其次，充分利用好网络教育载体。随着互联网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不断加深，网络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现状，利用网络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先决条件。贵州高校应该完善马克思主义网络教学平台，在高校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网站”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微信公众平台，与其它高校合作开发教学资源。构建良好的师生互动网络平台。引导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通过微信、QQ、论坛、贴吧、视频等网络平台加强互动，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再次。运用好手机载体。“手机媒体被人们誉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大学生手机拥有率基本上达到了百分之百，手机成为学生获取资料信息的主要渠道。使用手机载体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需紧跟时代性，及时更新手机载体的内容，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彩信、手机视频等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传达给学生。同时要注意内容的层次性。尽量结合专业特色进行通俗易懂的，多层次的内容传送，最后。加强实践教育载体的建设。要组织学生多去参加社会实践，走访调查社情民情。作为贵州的高校。应该充分利用本省的文化资源。建设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圣地、烈士陵园、革命历史博物馆等是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如遵义会址、红军山、猴场会址等，让学生现场参观体验，使其明白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成就。 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品质。其次。要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一个新的高度。当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自觉地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需要增强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认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规范。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要加强爱国主义的实践教育，通过一些重大历史活动纪念日加强爱国主义实践教育，增强爱国情感。最后。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大学阶段处于大学生个人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价值观念缺乏判嗔Γ容易出现价值认知错误和行为的偏差。高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需要构建起有效的机制。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产物，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要把它纳入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法规之中。同时也要加大落实力度。建立落实情况的追踪问责制度，强化考核激励机制，调动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最终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 进一步优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及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提升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困难加剧。需要对教育环境进行不断地优化。优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环境，可以从学校环境与网络环境的优化着手。首先。创造良好的学校环境。学校环境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物质环境的创造就是要营造一个自然环境良好、学术氛围浓厚的轻松环境。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高校的管理体制要与国家的政策法规紧密结合。要体现制度的科学性、规范性及灵活性等特点。创设文化环境就是要在高校内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价值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其次。要创建制度规范的网络环境。在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使大学生在文明的网络环境中去接受教育，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一个不能在网络社会中确立并捍卫住自己独特网络利益的地域或国家，将只是一具空壳”。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红色网站的构建来大力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的主旋律，从而形成一个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贵州高校要加强网络组织环境的构建，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融入网站，在学校贴吧和论坛里面定期推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同时要注意推送形式和推送内容的生动趣味性。需要不断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督管理，对网络中一些不良信息要加强监管，确保正确信息的畅通无阻，禁止非法信息的恶意传播，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贵州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理论研究是前提。关键还在于落实行动。大学生作为社会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关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问题，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所以。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是摆在贵州所有高校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教育困境与解决途径:关于建设高校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阵地的思考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根据对大学生的上网情况调查进行分析，阐述了建设互联网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理念，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性开设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新途径。既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渠道，又扩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以达到增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 关键词：高校 马克思主义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 互联网 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信息化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各种不同的文化观点以及一些消极、不健康、甚至反动信息在互联网上大量存在，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在互联网领域影响着大学生的精神思想；另一方面互联网上也拥有丰富的知识以及获取知识的渠道，这些都能促进大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调查分析大学生上网情况 通过对即将毕业的5000多名大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及调查结果如下： （一）上网时间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每天的上网时间4小时以上的约有18%，2-4小时的约有30%，1-2小时的约有46%，而每天上网时间1小时以下的只有约6%的学生。 （二）上网主要内容 调查显示大学生上网主要内容主要包含新闻时事、文体娱乐、学术资料，上网目的主要是获取信息的学生约占46.6%；交友谈心的学生占到22.4%；游戏娱乐的学生约占18.4%；其他类占到12.6%。 （三）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影响 调查显示大学生因上网导致思想观念不稳定的学生基本没有，42.7%学生认为网络促进了开放、自由；14.8的学生认为网络导致了混乱、犯罪；17.6%的学生表示网络促进了平等、民主；还有24.9%的学生不是很清楚。 虽然这次调查的学生并不多，不能代表全国所有的大学生，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一些结。其一，互联网对于大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互联网成了大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其三，互联网的全球性、隐秘性、即时性非常符合大学生追求个性、追求自我的理念。因此建设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阵地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 二、建设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网站 （一）高校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大部分都建立了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站，一直在触摸网上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进行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但是因技术水平低、疏于管理，导致网站重复性垃圾信息较多，访问速度较慢，信息匮乏更新不及时等。调查显示约43%的学生从未点击马克思主义网站，32%的学生偶尔浏览马克思主义网站。可以说我国高校的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目前还处于空白起步阶段。 （二）完善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结构 对于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仍处在摸索阶段，针对网络导致大学生思想不稳定的情况，大概从以下几点多加注意：其一，准确定位，建立完善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体结构，为大学生提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其二，统一规划，鼓励大学生与老师共同创办以学校为名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同时利用微信、微博等加大对网站的宣传力度，使得“红色网站”花开遍地；其三，把握好“三关”规则，即政治关、法律关、保密关，坚决不能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违反法律法规、泄露党政国家机密的情况出现。 （三）建设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信息源 大学生在互联网中选择信息主要依据个人喜好，如果不投其所好就无法保证点击量，进而更谈不上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阵地建设。调查显示约有46%的学生反映马克思主义网站内容老旧毫无新意，样式古板形式单一，无法吸引学生浏览。因此要建设好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信息源是关键，具体应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网站上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例如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经典名篇，我党的优秀人物事迹，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影视资料等；然后，充分深入的对大学生进行调研，了解他们的需求，以提高网站的丰富度及精彩度。 （四）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栏目与版面的设置 大多数人第一眼的感觉很重要，因此网站的栏目与版面设计一定要能抓住学生的眼球，@样才能使学生有兴趣继续浏览。例如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设有学习园地、党建风采、焦点话题、休闲一刻、网络课堂等优秀栏目，其中休闲一刻下面设有革命歌曲与影视资料两个小栏目。观其整个版面的设计不但具备了知识性、教育性，还具备了娱乐性。这样的网站版面就能够极大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网站栏目与版面的设计既要注重趣味性，使得学生浏览不至于产生枯燥感，同时也要注重知识性、教育性，这样才能达到网站建设的目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发展，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了影响，也带来了机遇。高校应当紧抓这个机遇，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经。互联网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结合既有互联网的趣味性、即时性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性、知识性。本文通过对当下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进而对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设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的建议，希望能对高校网上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作者单位：昆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在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有充分的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直接导致了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注重基本结论的传授与考核等弊端的出现。这一弊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综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结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总体研究中，又可以分为综合来源说与直接、间接来源说两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综述 本综述较为全面地综合了1985年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横向、纵向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 （一）综合来源说 北京大学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梳理，提出了综合来源说[1]。他认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其中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以启迪。 南开大学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也提出综合来源说观点[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的提出，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姚顺良更强调古典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意义，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条件阐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於燕飞在《才智》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3]以及吉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弓克在吉林大学学报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4]等文献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也可归纳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间接理论来源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点等。其中，直接理论来源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当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间接理论来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二者共同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源说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没有区分主次；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对于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具体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 经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探究，以期对该问题阐发独到的见解。这其中就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者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关于经典三大来源 许兴全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5]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在当今学术界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忽略了精神价值理念，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冯超英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6]中也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就其思想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就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精神中却找不到理论支撑，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理论论证；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完全归囿于社会主义空想学说。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赵明义、方雷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7]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冯超英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林锡奇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探索》[8]中提出，国外学界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归结为黑格尔历史观的简单扩展，或者把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延伸。而目前在我国哲学界，除现行哲学教科书有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外，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有这样一些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理论来源的各类思想资料不分主次地并列看待，或者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之外，或者把法国复辟时期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等等。 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趋势 在综合分析整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第一，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研究趋势突破了三大来源说，且综合来源说趋于稳定，基本认同五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五大理论体系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由于在具体理论来源上的差异而更显丰富。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的趋势来看，作为总体研究中的综合来源说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在国内学界提出直接来源说与间接来源说，并且在不同领域逐渐得到认同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将综合来源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来源进行探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更具方向性。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三，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探索，其研究日趋深入，使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历史观思想的解读更上一个台阶，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义角度讲，这种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三大来源学说，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等）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之我见 摘 要：传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极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有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相关改革建议，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现如今，我国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教学当中，所采用的教材虽然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其内容让还依然延续了传统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这一主要模式。在课堂所用的教材当中，主要内容集中在辩证法以及唯物论等方面，其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前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思考，以及对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一步探讨，这导致教学内容相对保守，会对学生今后的哲学思维以及拓展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和保守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方面主要采用实践教学法以及拓展教学法等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范围太小，而且所取得的实践教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在教育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强迫式”教学方法，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哲学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在这种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教学影响之下，学生很难对哲学知识产生兴趣，进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科考核设计缺乏合理性 第一，在内容的考核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旧以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其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这些考试试题往往都是从教材中筛选，并没有为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些考试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仍旧是“死记硬背”的状态。 第二，理论考核方式具有相对单一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试主要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等形式出现，其试题答案往往排斥多解，不允许异向思维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 1.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创新 第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定要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要充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所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解，进而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有效结合，对这些教W内容进行丰富，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欲望。 第二，灵活运用教材。现如今，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原理上，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增加一些案例分析，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引起学生的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对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优化 讲学的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对整个教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如何进一步地优化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有效融入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促使传统黑板教学转换成现代化的屏幕教学方式，能够在声音以及图像上对一些事物进行更好的呈现，这是传统教学难以相比的重要优点，因此，有效运用数字媒体的教学资源，采用声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增强课程教学的活力。 第二，不断增强和开拓教学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当中要努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哲学思维进行拓展，通过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使学生对哲学知识进行主动探索，自主进行学习和钻研。 3.进一步优化学科考核方式 对考核内容进行丰富，在教学当中充分融入自由发挥的相关题目，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习知识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对考核方式进行转变，融入课题论文、课堂表现进行考核，通过一定的比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分、考核，从而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增高，人们的越来越喜欢研究一些哲学范畴的内容，特别是现在各个高校的课程中也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学习人数直线上升，因为它具体的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就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的了解。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也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决，这对我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浅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研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得大众更加务实，更注重实际，这对中国现在的高校学生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健康安全发展现已成为重中之重了，本文经通过介绍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现状以及存在地问题,让读者初步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理论，我国一直追求实践出真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将实践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更好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质。并且现在高校中基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课程进行讲授，并且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便我们各个高校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断将正确的观念传输给将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们，因为现在各个高校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我国是相符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有不小的差距。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大热的趋势，并且全国各地高校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讲授划为重点。不过因为我国现有的某些受限因素，并且我国地域辽阔，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策略也略有不同，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还有着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进而为我国的综合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现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国提出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思想觉悟上占得先机，就是在世界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有利于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并且现在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是现在当代学生对其了解的主要来源，所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得到保障，可以更为妥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提高我国的学生的思想觉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已经初具规模了，在高校进行讲授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生活做结合，不断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积极性，令同学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方法的重要性。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对人们不断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实践变为一种方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现如今形势的一项正确举措，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提起相当大的重视，也希望过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能安全、稳定、快速的发展。 2、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 我们已经清楚了不断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现如今的应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国的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并不够多，并且高校中熟练掌握的程度不够。虽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人才并不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发展时并不能快速有效，上课方式比较死板，比较单一，不够新鲜，浪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国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教育资金，发展潜在的人才，将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培养一线的教学人才，增加后备人才的储量。不仅仅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教学中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人才更为多样化，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第二点就是现如今的各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不均衡，像是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以及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相关科研人员吸收新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知识的速度会比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展也会快不少，长久以往下去，地区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强城镇协调发展。第三点就是现在新时期下出现了许多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上较为浮夸的问题，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存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脚踏实地，能吃苦，付出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的工作态度。 四、结语 我国也应尽快提出加快提出行之有效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措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利用率，使用率，为我国实践理论科学和谐发展提供服务，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的更为快速、安全、稳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作者:苏新宇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三大矛盾”的维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现实挑战，并从守正原则和创新举措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进行应然审视，希望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 课程教学;现实挑战;守正原则;创新举措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现实挑战 1．1教学内容繁多与课时安排较少之间的矛盾凸显 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尽管在教材里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进行系统进论证和阐释的文字相对减少，但是涉及的知识点还是比较多，这也凸显了教材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高校学生必修的通识性课程，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教育，因此，在教学中必须遵循该课程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原则，不能任意削减该课程教学内容的知识点，要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课时安排来看，高校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设计为3个学分，48个学时，一般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专业课程，都是分别按48个课时进行教学的，可想而知，在48个课时完成以上三个部分的授课任务，很难处理好教学内容“讲全”与“讲透”的关系。由此可见，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内容繁多与课时安排较少之间的矛盾凸显。 1．2教学目标全面性与效能考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凸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协同性的特点。首先是认知教育目标，就是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是信仰教育目标，就是把“四史”教育融入该课程的教学之中，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最后是应用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发现、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相对于全面性地教学目标，课程教学考评方式却存在片面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考评要体现的是对教师教果和学生学习效能的综合考评，关键在于考评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前，虽然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考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过程性考评和结果性考评兼顾，但是，在考评过程中往往侧重考评学生的理论认知能力，而忽视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譬如，一方面，从期末闭卷考试试卷的试题来看，很多试题都是考评学生“知其然”的能力，而考评学生“知其所以然”能力的试题很少，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试题还不多。另一方面，从实践教学考评来看，真正注重考评该课程理论应用能力的还不多，有的只是将读经典原著写一篇学习心得作为考评方式，这种“以理论考理论”的考评方式不能真正考评实践教学的实际效能。由此可见，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目标全面性与效能考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凸显的矛盾凸显。 1．3教师有效供给与学生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 教师有效供给与学生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主要矛盾。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更加注重从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从教学体系向学生的价值体系转化。一方面，从教师的有效供给来看，这主要体现在该课程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敬业精神、执教水平等方面还不能满足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真实需要。譬如，有的授课教师专业理论素养无法驾驭该课程的教学;马理论以外专业的教师从事该课程教学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授课教师墨守成规，照本宣科，不去探索和运用现代信息传媒技术;还有些教师忽视与该课程的相关科研工作，过度注重教育教学，忽视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使该课程教学缺乏一定的科研支撑。另一方面，由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种文化思想的交融激荡，以及我国创业就业的形势严峻，使得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真实需求出现多样化的趋向，譬如，有的学生具有传授公务员考试知识点的需求，有的学生具有传授考验政治理论知识点的需求，有的学生具有传授经济形势研判经验的需求等，这样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就会出现“众口难调”的被动局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教师有效供给予学生真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守正原则 2．1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思想性之正 加强思想引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不是单纯的填鸭式理论灌输，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启迪和价值引领。特别是面对思想文化交融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考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解决好学生的各种思想困惑，帮助学生对多元化思潮进行甄别和净化，不是为了片面追求抬头率和听课率，盲目去追求泛娱乐化和庸俗化，而是要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之中，把稳学生的思想之舵，补足学生的精神之钙，筑牢学生的信仰之基，真正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思想性之正。 2．2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政治性之正 提高政治站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又一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突出政治导向和政治意识，始终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有机融入教学之中，坚持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向学生诠释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个逻辑论断，深入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让学生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真正使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坚决拥护“两个确立”，不断提升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真正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政治性之正。 2．3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理论性之正 夯实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理论性最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想引领和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文本性，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性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要在阐释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深层次重大理论问题上下功夫，以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做到以理服人。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要用好用足课堂理论教学，切忌出现用其他教学方式弱化和替代课堂理论教学的倾向，要注重课程理论教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防止其他教学方式容易出现的理论碎片化问题，要该课程的理论体系讲清楚和讲透彻，培养学生读原著、悟原理的兴趣和爱好，不断夯实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真正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理论性之正。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创新举措 3．1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内容体系之新 教学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精神食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相关要求，正确理解把握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以及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要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为蓝本，在深入研究该课程教材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内容核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融入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既体现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全面性和贯通性，也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针对性和时代性。譬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采取专题式教学，可以根据教学逻辑将教学内容进行精炼和整合，设置成紧密联系、融会贯通的若干专题，专题的设置可以分为精讲式专题、研讨式专题、调研式专题等，这样可以提升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和效能，真正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教学体系再向价值体系转化。 3．2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手段方法之新 手段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重要介体。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手段和方法，不断满足学生对于该课程教学的真实需要。第一，要鼓励、支持和引导授课教师学习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并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该课程的教学之中，综合运用慕课、微课、微博、学习通等新技术手段，使课程教学活起来，不断增强该课程教学手段方法的创新性和实效性。第二，要改变主动灌输式和被动听课式的授课方式，更多采用启发式、体验式和互动式等教学方法，真正做到灌输式教学与启发式教学有机结合。第三，课程实践教学要采用期初发布、期中推进、期末汇报的实践任务流程设计，可以启迪学生的研究意识，培养学生的研究思维，使学生思考、质疑、研究、决定和呈现能力得到提升，真正体现OBE的教学理念。第四，要创新该课程考评方式和方法，注重过程性考评和结果性考评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大力推广和普及无纸化考试，在考评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领悟能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考评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能力。 3．3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话语体系之新 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强力支撑。要根据新时代党情、国情和世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内容、话语手段、话语表述和话语主体的系统优化和有机融合，真正实现该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第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内容回应解答时代课题的能力，提升课程教学的话语阐释力。既要引导学生从宏观层面理解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科学内涵，也要从微观层面切实解答学生在生活、学习、就业等方面的现实困惑。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表述的形象化和生活化，增强课程教学的话语感染力。授课教师要善于运用启发式的话语表述来激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理思考，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第三，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话语传播手段，增强课程教学网络话语的感召力。授课教师要积极提升掌握和运用网络话语的能力，充分利用学习通、雨课堂、课堂派等平台载体，努力打造课程教学的“智慧课堂”和“智能课堂”，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网络话语的感召力和亲和力。 作者:谭向阳 单位:贵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辩证统一。总结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认识前提、理论依据、传播过程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及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目标方面的特点与需求，强调传播者控制角色思维的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首要选择。并从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对象多质化、传播内容时代化、传播方式多元化、传播效果可控化的角度，提出关于培养意见领袖、把握受众特点、创新话语体系、畅通信息反馈、丰富传播媒介等关于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策略思考。 关键词：传播学；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思考 作为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要想赢得大众，首先就要赢得青年、凝聚青年、武装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充分肯定了青年的历史地位，赋予了当代青年神圣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基于这种理论和现实前提，我们不难导出一个基本命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助推力，直接关系到青年成长，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是影响兴衰存亡的国家与民族高度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内涵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是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锐利思想武器的时代使命，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现实课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形象化，使之符合青年接受特点和规律，为广大青年所理解、接受、掌握、铭记，从而有效地武装青年，成为青年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并发挥青年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成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青年，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创新理论，即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青年两个过程的辩证统一。[1]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通过马克思主义与青年的接触，获取青年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富于创造的思维品质，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自身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辩证发展的理论品质，使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常青，这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动力与源泉。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2]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青年“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俱来的品质。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指用鲜活的、富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思想，用符合青年特征和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青年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青年思维品质与思维方式，并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外化为自觉的实践行动，指导青年进行创新实践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基本历史经验 1.认识前提：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和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始终把青年看作革命事业的未来、执政党的基础。从世界范围的政党来看，青年知识分子是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的执政事业的推动者、继承者。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认同是当代世界各国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青年始终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构成，是党执政事业的重要推动者、继承者，也是敌对势力争夺的重点对象。重视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陆士桢等认为，应从青年发展的视角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今世界各国都重视青年发展，青年发展程度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3] 2.理论依据：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 “结合论”把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提到了党建高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理论渊源，在历史发展层面，对指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目标和归宿。 3.传播过程：互化传播。灌输和接纳是马克思主义“化”青年的重要途径和内化过程，推进理论创新是青年“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和目标。 马克思主义“化”青年是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双管齐下，是“理论灌输—思维接纳—指导实践”的循环过程。首先是向青年输入外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广大青年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4]这里用“灌输”这个概念，是广义上的，具体输入的渠道和方式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是青年根据自己思想和思维特点，接受、领悟马克思主义，并寻求与自己行动实践的结合点，也是青年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内化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体系，并具体用来指导实践与行动。 在青年“化”马克思主义中，其一，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推广者。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受众，学习、掌握、领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大众化的重要传播主体。其二，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承和创新者。青年是最为活跃、最富创新性的社会群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实践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持续注入新鲜内涵。培养青年领袖是马克主义青年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对青年成长的成功引领，正是其理论指导实践成效的最有力鉴别和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年时代都经历了一个由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到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由一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这个历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蜕变与升华的历程。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一）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特点 传播主体。面对社会思想深刻变化，青年思想更加活跃，如何通过教育引导，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地指导青年世界观与方法论，面临着新的挑战。遵循青年心理发展形成规律和思想意识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能有效实现当代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的时代重任。 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5]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要从内容、过程等不同视角着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三个方面，辩证统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整体性[6]；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创新等纵向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从运用辩证思维全面地把握、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从领悟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前提。 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渠道，这里指传播媒介。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渠道高度集中，主要是组织和机构单向传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体系及青年的特点而言，传播渠道不健全，传播中干扰多，传播信息灵敏度低，失真度高，传播渠道对青年的覆盖面相对有限。就传播方式而言，灌输性传播占据了统治地位，受众反馈不够畅通，效果难以把控。当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要以灌输方式进行，青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双向反馈、平等对话、思想与观点的碰撞交流严重匮乏。 传播目标。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当代青年在不断发展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下，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在经济大崛起、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新时期，如何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青年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达到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统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内化为青年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并外化为实践行动，实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当前目标。适时准确、全面合理评估传播效果，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模式选择 1948年，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了什么效果。这就是著名的“5W”传播模式。 结合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问题，这五要素分别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传播主体（集体、社会组织机构、社会个体）、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渠道（宣传培训、教育教学、社会活动、大众传媒）、传播对象（青年）和传播效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效）。 三、传播学语境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策略 （一）培养意见领袖——传播主体大众化 传播主体能否大众化直接影响和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深度、教育广度和内化与外化速度。培养意见领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在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作用。 纵向视角：教师的意见领袖作用。从学校教育的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基础性途径。学校是青年学生接受知识、进行思考、形成观点的重要场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渠道。教师是学生的信仰引航者，是学生思想启蒙、成长发展中的重要意见领袖。教师的信仰对学生的信仰具有强烈的正面引导作用。 横向视角：青年领袖的传播主体作用。青年领袖是指在青年群体中处于核心和枢纽地位，掌握并支配该群体各种关系和资源，设计并促成实现该组织群体生存和发展范围的资源拥有者、决策者、带动人和监护人。[7]青年领袖是青年群体中最为活跃的民间领导力量，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过程中，对普通青年的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前喻”作用。按照Troldahl双循环信息传播模型理论，青年领袖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中能引领和主导带有特定信念与行为影响的信息在社会中流动。梅尔文·德弗勒对新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过细致的分析，认为青年领袖在口口相传、行为示范的信息传播方式方面独具优势。 （二）把握受众特点——传播对象多质化 “大众”从来都是多质的，有史以来，便不存在完全同质化的大众。[8]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所讲的“青年”，是以“多质”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的，在思想观念、政治信念、政治立场、道德品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公民意识、法治观念等方面的实然状况和特征方面均有体现。 青年的发展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等诸多方面。青年要实现这种全面的发展，必须有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支撑。认知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青年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3]当代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不够准确，接受和理解方面较为教条，尤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解读，可能也是当代青年缺乏的追求信仰的精神。 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状态主流是积极的、健康向上的，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环境中，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的独立性、选择性、复杂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不少青年人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明显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信念务实化、功利化日趋明显。二是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素质不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客观上使青年的成长环境异常复杂起来，一些人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存在一些片面的、模糊以至错误的认识，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不高。三是价值观呈现出多元性、波动性和矛盾性。相当一些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倾向，部分青年不注重把个人发展与国家、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对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缺乏认识，艰苦奋斗精神不足，组织纪律性差，是非观念不强，缺乏团队合作精神。 （三）创新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时代化 从传播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指向最广泛的青年群体；从时代环境上看，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处在思维活跃、文化繁荣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是当代青年深层价值秩序位移和重构的过程，是当代青年思维方式塑造和观念重塑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远离青年的问题。通俗的语言符号、时代的话语体系、鲜活的实践内容，不仅符合青年的接受特点和文化倾向，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的内在品质与必然逻辑。 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符合青年特点的话语体系，并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否定，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摒弃，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外在形式和传播载体，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大众性。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受众的思想方法和接受特点，风格简明朴实。那种动辄照搬西方语言，那种张口‘蓝色文明’、‘普世哲学’的抽象说教肯定无效，那种不着边际的过时说教不会激起人们的接受热情，那种貌似深奥的牵强附会的联系必然失败”[9]。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鲜活的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与发展，时代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崭新的实践资源，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话语体系的年轻态。符合青年的兴趣取向、适合青年的接受特点、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前提性原则，信息化、网络化、时尚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特征，平等对话、思想碰撞与交流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年轻态的基本传播方式。 （四）丰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应该能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通过各种文化样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化青年”和“青年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10] 传播方式多样化是信息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除传统的“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外，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施拉姆认为，在社会变革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这一变革的代言者，而且是这一变革的促成者。大众传媒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乃至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11]大众传播媒介是当代青年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12]。此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青年化的。第一是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化重要的宣传媒介。第二是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第三是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的传播环境，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 （五）畅通信息反馈——传播效果可控化 传播效果就是传播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就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而言，其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播对象的变化，即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化与外化情况；二是传播环境的变化，即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在青年群体中产生的影响、氛围的总体；三是理论本身的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化过程中自身的发展、完善与创新。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过程动态与目标状态双重内涵的统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为保证其按照科学决策、正确的预定目标和既定任务有序协调地运行、发展，并保持正确的方向，就需要构建灵活科学的调控机制，以便适时对传播过程进行调控。 反馈是意见信息从受传者或目的地传回给传播者或信源，以帮助传播者调节此后的信息输出。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反馈机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的目标体系为准绳和依据，将青年化传播过程呈现的态势与其相比较，并以特定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传播过程和态势，确保沿着与既定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传播路径运行，并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构建良好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反馈机制，首先要获取青年的反馈信息，包括青年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评价，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其次要获取社会的评价信息。评价的内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为青年的掌握和接受程度，主要从量和质的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再次要从理论自身发展目标和创新轨迹获取传播情况的反馈信息。主要评估青年化传播过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发展逻辑；是否对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给出了解释，引领了青年成长与发展；是否从实践的层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年轻化。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传播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脉络梳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传播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探寻了文化研究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承与发展，认为文化研究学派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的二元框架，也不同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而是跳出二元框架，逐步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影响了欧洲传播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梳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传播学中的贡献，以便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 一、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经典的二元框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提倡：“在任何社会，获取生活必需的基本资源的不平等，不可避免的造就了引起社会冲突的文化。”这句话批判了社会的不完美，需要加以改变。在经济基础方面，没KESI区分了资本家和工人，并指出资本的力量使资本家能够剥削受众，获取更多资本以便扩大再生产。为了维持剥削，他们使用暴力压制的手段。形成了国家。 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军队、法庭、政治制度、学校、教会成为资本家的保镖，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人民，压制人民的反抗。其中，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样起到压制大众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经典思想，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文化工业论等一系列理论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样秉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提出受众商品论、文化帝国主义等一系列独到看法。阿尔都塞本质上仍然持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对民众产生决定性的控制作用。霸权理论走出了决定论的藩篱，开始关注民众的能动性力量。然而，完成彻底的转向的，还是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顺着葛兰西再进一步①。他们深度挖掘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众所周知，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渠道是文本。通过文本（文字、图像等等）传递信息，信息到达个人之后，还得经过人的解读。即“传播者意义编码文本解码受传者意义”的过程。弗洛伊德最早研究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决定了前意识，而意识形态影响了潜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带有一定程度的潜意识决定论色彩，意味着人无法抵抗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潜意识。但该理论因为过于绝对而遭受批评。 文化研究早期学者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影响。但已经发现文化并非精英主义的特点。仍然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的角度来看，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多少有一些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含义。但他也提出了“文化即生活”，意识到文化并不一定是由上层建筑所控制和影响的。“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因此威廉斯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争夺思想，认为文化不一定是完全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而是有反抗的余地。 霍尔就此扛过研究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大旗。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否起作用，应当和受众的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受众存在了反抗的余地。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中，霍尔充分肯定了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基础上，霍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介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霍尔同时认为，意义在解码过程中具有多样性。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点不同，霍尔认为受众的反应不是被动的，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对“统治话语”加以解码。在《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中，霍尔指出，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制码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节目原材料的加工阶段；成品阶段：节目完成后，“意义”已经注入节目。此时意义以语言和规则的形式客观存在，尚未被解读； 解码阶段：观众必须解码才能够获得意义，否则观众就没有消费。在观众解码阶段，霍尔提出观众有三种解码模式，即“霍尔模式”：偏好阅读：受众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信息，制码意图与解码意义完全一致；妥协阅读：讯息编码与解码者讨价还价，观众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矛盾；对立阅读：尽管观众看出电视话语制码的意义，但是观众故意解读成其他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尔模式已经超脱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含义，开始走向了关注受众的解读与反抗的层面，开始跳脱出二元框架之外。 文化研究的另一位学者大卫•莫利创新的使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证实了该观点。早期的《举国关注》研究采用焦点小组座谈、团体访谈的方式，得出阶级立场决定解读，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含义相近。但莫利使用民族志法进行了家庭电视研究，将研究从访谈的“非自然语境”转向家庭的“自然语境”；对受众解读意义从“阶级向度”转向“性别向度”。他深入家庭内部，分析家庭环境中权力的性别化并得出结论：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对受众的解码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除了“阶级立场”这种因素之外，“生活情境”也是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霍尔的三种模式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游离于二元框架之外，从生活情境而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关注媒介内容的解读问题。 思想最激进的，是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提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是两个经济系统：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金融经济：媒介生产节目，观众付出金钱消费节目，这个过程重视交换价值；文化经济：观众生产（观看商品的）快感，并解读出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重视使用价值。第二重文化经济更重要，因为它受观众的直接控制，进行创造性或抵抗性消费。费斯克对意义解读的极端强调使得文化研究彻底抛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完全跳脱于马克思主义二元框架之外，也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霸权和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马克思没有主要研究意识形态的部分。他更多研究经济基础方面对民众的剥削。法兰克福学派则开始关注意识形态的部分，借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指出文化工业在剥削民众的商业价值的同时，文化工业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在传递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水泥”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并运用到媒介产业（经济基础-民众这条线）分析，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并不多。只有赫伯特•席勒在后来作出了突破（研究上层建筑-民众）。阿尔都塞则提出多元决定论，认为意识形态力量同样强大，继而也在上层建筑-民众这条线上研究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较之马克思，法兰克福、传政经、阿尔都塞、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几个流派学者都或多或少有改变，但唯独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直接研究受众解读，从而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二元框架。完全转向“文化主义观点”或者说“能动性观点”，认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文化，能够“能动的”反抗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也引发了后人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从传播学视角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摘 要］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规律，有助于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效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内在的传播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在于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实现传播形式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促使传播技巧的生动化和丰富化． ［关键词］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过程中，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方面存在不足，如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忽视传授双方的相互沟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传播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最新的理论成果，通过一定的形式、方式和手段作用于传播对象，从而获得传播对象的认可并成为指导从事各项具体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文本上抽象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中国现实土壤并且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里有两点，一是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基本原则；二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必须根据中国客观实际加以改进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一种传播过程。在传播学中传播活动主要包括“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及传播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也具备了这四个要素：传播者，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宣传中具有宣传和教化的组织或个人，这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传播对象，主要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受众者，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内容，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成果；传播媒介，广大群众传播的媒介，包括网络、电视媒体、报刊杂志等各种生活中的理论传播手段和实物。所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双方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理论为中介进行的、以思想认识为主的双向信息交流和反馈过程。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马克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理论及教育效果，并运用传播学的科学原理与方法来分析和运用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和传播从来不可能全面移植或是简单的相加，而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可能被彻底洗涤。外来文化必须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和，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能与本民族文化血脉相通、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进一步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内容转换为适合中国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得以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洋文，如果一种主义连语言表达都不是中文的，那万万是不可能传播并‘中国化’的”［1］。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壤发扬光大，在于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特点，创新了思想内容，塑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形成了一种能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并易于接受的传播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传播学中的传授关系原理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要保障传播信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效传递，就必须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间的良性互动。“任何一种传播――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接受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2］。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的单向传授方法，而是在传播者和传授者之间架起了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的桥梁，通过二者围绕着传播内容展开良性互动，最终使传播的价值得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中，如何发挥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二者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是加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必须要有两个转变，其一是从过去的单向“灌输”传授说教的宣传模式转变为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协商的探讨交流，其次，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新再造。前者可以通过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方式方法来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后者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深入中国具体实践，实现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指导实践的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使我们传播主体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真正地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更好地突出宣传的针对性；也正是这种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始终充满新鲜的传播内容，引起传播对象的选择性注意，产生更多的互动，对其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信息整合，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和丰富。 2.利用传播学中“把关人”理论把握理论宣传的导向性和丰富性。在现代传播学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把关人”，指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和传播信息的人。作为传播中的“把关人”，核心问题是把关，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的把关，而且还要对信息内容的把关。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把关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在当前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动荡的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改变。传播媒体技术的变化也影响传播主体传播效果。在网络、电视等媒体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传播主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发生转移。“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传播者的这种地位，网络中的传播者已经不再居于传播的中心地位，任何拥有一定技术手段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向别人传播信息。……在网络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成为传播者”［3］。如何把握住正确的舆论方向，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舆论中起到主导地位，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成功实现的关键所在。就传播角度而言，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把关人”，首先，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导向，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不断强化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同时还要加强信念教育、诚信教育、道德教育，从根本上防御和抵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在整个理论传播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守门人”的作用。其次，优化传播内容，畅通传播渠道。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守门人”，要根据形势和当前受众群体的需要，适当地改变传播内容，改造成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内容。在传播学中，信息的顺利传播需要建立在社会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上，需要多个参与系统活动的主体加入其中，而且每个主体都有独立丰富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再加上受到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当传播的方法不当，会产生传播信息的隔阂，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阻碍了信息的顺利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广泛地得以传播，避免被当作形式化或者口号化，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适应中国情况的传播内容，呈现出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 1.充分发挥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对于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实现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发展过程，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素养上逐渐成熟。但是过去的先进并不能代表现在的先进，现在的先进并不能代表永远的先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化和时代化的挑战，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和价值规范，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徒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语录化、口号化。传播主体理论素养的缺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障碍，必须加以改变和克服。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强大的人格力量，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广大传播对象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要担当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首先在全国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分析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当今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全球化浪潮，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就难以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就很难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承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某一领域的内行或专家，才能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结合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更广泛地得以传播。同时，传播主体还担当起提高受众者的教育文化水平的重任。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也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重要的制约因素，加强传播对象的文化知识、理论思维的教育，发挥广大传播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广泛传播不可或缺的内容。 2.促使传播形式的丰富化和生动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传统的传播媒体和传播途径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如学习中心文件、开报告会、搞舆论宣传等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有的传播方式只是徒有形式，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而且与广大群众的意愿相驳，没有起到相应的宣传效果。因此，必须在传播形式上要实现突破和改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避免把理论的抽象化、高深莫测，远离群众和生活，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不易为大众所掌握。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语言表达和语言风格。书本上的和文件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必须实现从书本理论到生活文字的转换，寻求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通俗化的内容和形式，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要进行创新，没有结合，创新无从谈起；没有创新，结合只是空洞的口号。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5］P48 3.实现传播方式方法的科学化和大众化。提高马克思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掌握灵活的传播方法或传播技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6］P188义大众化传播活动的宣传技巧包括提示式、探讨式、启发式等,并将此方法恰当地运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内容及个性不同的主体，进而优化传播效果。这需要突破以往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单一性”和“呆板性”的倾向。这是因为在整个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环节和因素都有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传播技巧性和艺术性对传播的效果有重大的作用，为了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切实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和目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改变以往的单向“灌输”方法，而是以开放性胸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凭借当前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网上交流、网上论坛、网上课堂等多种形式，调动广大受众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受传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传播学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分析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内在动力，并在群众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和发展这一理论。为此，我们需要积极利用人际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键词]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传播学 任何理论，如果与千百万人们群众的实践脱节，就会失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深入实践、深入大众，实现大众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远不是这些，而是在于我们需要从更独特的视角、以更敏锐的洞察力去深入地探讨其必要性、实现路径和有效手段。本文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为切入点，把传播者、媒介、受众三者联系起来思考，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层社会受众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一种尝试。 一、从传播者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传播者是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决定着传播的内容。传播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或者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它可以是单个的人、具体的组织或者一定的阶层。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角度看，他们或者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创造者，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或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团体。这些人、机构和团体为何要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什么要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一理论?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向人民大众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振兴和发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等重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仅靠党内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党自身的力量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让每个共产党员，让全体人民了解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让人民了解党所要实现的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之中。通过向人们宣传这一理论，通过用这个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够顺利地带领人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就明确指出，以往的思想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实现改变世界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由一种理论的形态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理性，成为人们规约自身行动、指导自己从事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仅关系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昭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人，也是最早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是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联系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提出了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依靠新闻办好教育，办好学术刊物，对青年进行树立理想的宣传等。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命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树立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通过宣传普及活动，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就能够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工作上的偏差，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确保建设发展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从媒介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信息的传递需要一种媒介(或称之为通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一种通道。总的来说，媒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传播媒介，另一类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且易于获得的(也是唯一的)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相近似的信息。 1、人际传播媒介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等。人际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互动性好、反馈及时、自由度较高等优点，较易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人际传播有很多种形式。 一是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每一次重要思想的推出，就伴随着一轮学习和讨论活动。这种形式的开展，很好地实现了学习精神的推广。比如，科学发展观宣讲会的推行，使得各省、市、自治区的基层干部、广大党员很好地领会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传播学的角度，他们属于传播者的范畴，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因为是执政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将之转化为“大众话语”，并通过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的形式，使大众学到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要注意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具象化，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以高校的“两课”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中的大众化，直接的体现就是高校的“两课”。两课是高校学生了解和学习“四观”、“四基本”、“四个如何认识”的主要场所，高校两课已经成功实现了改革，加入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使得两课教育更全面、更贴近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高校的“两课”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要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着眼，认真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人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回答学生在这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同时，还要依托两课，积极开展党支部、社团组织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中，应重点抓好共青团、生活区、学生社团等重要阵地建设，创新思想教育形式，注重教育工作实效。 2、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除此以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大众化的。 第一，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宣传媒介。一是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报纸，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它们以大量的篇幅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二是杂志。杂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和宣传某种思想。三是书籍。书籍也是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从陈望道翻译的《资本论》，到现在数以万计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这些电子媒介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确定宣传方针、制定宣传计划、明确宣传重点，坚持维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好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优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从集中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多样化形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从单调的指示、命令、说教，转变为图文并茂、多媒体并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从工作周期较长、效果反馈较慢，转变为跨越时空障碍，及时性较强，周期短，见效快。这些都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网络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方面，防范网络所带来的消极方面。 三、从受众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受众是媒介传播效果的最终鉴定者。媒介效果的大小和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通过其争取受众的多寡反映出来，因此媒介无不注重发行率、收听率和收视率，而也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的思想才能得到传递，才能达到媒介传播的效果。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 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是受众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开始，到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是受众数量的广覆盖。从全国范围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能通过人际传播、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不断丰富的理论宣传形式和载体。在宣传过程中，很好地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了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坚持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实增强了理论宣传工作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二是受众接受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建立健全了工作责任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考核与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宣传、普及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去；同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三是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和群众的榜样，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2、“大众化”过程接受性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向党员干部的学习资料和传播渠道多，符合受众需求特点的少。近年来，有关部门编著的理论学习资料数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这个群体的，真正适合基层老百姓口味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理论书籍很少，造成“有书无人看，有人无书看”的问题。广大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媒介的浅层次说教，没有理解到深层次的含义。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在社会转型期，受众的思想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实际利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 再次，受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解答，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阻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因此，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上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开展工作，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另外，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多样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使我们的理论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对于新经济组织、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等新型组织、新型社会群体，如何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工作方法，都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所以，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重而道远。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起点理论的比较分析 摘要：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两种起点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共性和五个方面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其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含“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必然要求其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串联方法，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关键词：《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商品；稀缺法则；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这样，《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有着一定的契合性和耦合性。再从国际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当今世界原有市场经济国家依然走着市场经济之路，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告别了传统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为什么现代人类、现代国家都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我们应当怎样站在时代的潮头予以客观的、科学的审视和解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单就理论层面的研究来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这里，笔者仅就二者的起点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学术界关于两种起点理论评论的概述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当然，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微观经济学还有另外两个假设――“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市场失灵论”。应当如何看待这三个假设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市场出清”假设认定通过自由价格机制可以达到市场供求均衡状态，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全信息”假设虽然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不存在的，但它所折射的思想却是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具有经济人全部属性的社会成员渴望得到全部有关信息以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愿望，因而这一假设仍然是以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至于“市场失灵论”则是认定基于经济人动机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必然造成种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因而宏观经济需要国家的“有形的手”进行有效调控――可以看出，“市场失灵论”的前提也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总而言之，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生理论、基石理论和起点理论)。 关于《资本论》的起点理论“商品论”，学术界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从商品开始构建庞大的资本理论体系，首先，是由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的。其次，这样设定符合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客观要求――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从国家、民族、利润、地租、价格等具体的现实出发，也许就不会有成功的资本理论体系了。再次，以“商品论”作为逻辑起点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相一致――商品既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1932年，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地将“稀缺”引入经济学，把在稀缺资源约束下人类的行为方式作为研究的主题。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将这一法则当成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计划经济时代，正统政治经济学对稀缺法则不置可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首肯这一法则的论著多了起来，同时，深入探讨这一法则的论著也出现了。其中，孙剑平提出：如果将资源稀缺设为逻辑起点，如果把从较短时间区间来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稀缺经济学，那么，回应现代科技革命挑战，以相当一部分资源枯竭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经济学，就可以称之为资源枯竭经济学。在资源枯竭经济学中，首先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一起构成经济科学的规律体系；其次要特别强调自然规律对经济规律的决定作用。张俊山则对“稀缺法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资源的稀缺性这个基本判断是用静态的和常识性的思想方法考察和认识经济活动，因此具有很大的虚构性。 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褒贬不一。褒者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经济学第一个研究“范式”；更有不少学人称《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自1776年《国富论》问世，“经济人假设”作为支撑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贬者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其一，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指责“经济人”“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受盲目的情绪驱策的想象的动物”，这一理论“讨论人性最低级的本能，却把人的高尚利益看作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其二，德国历史学派指责“经济人假设”将人们在受到道德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动机激励下去追求的社会利益排除在外，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有悖常理。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持批判态度的观点据主流地位。除了和上述观点相类似的以外，其他有新意的批判有：曾中秋指出，从方法论角度看，“经济人假设”的缺陷在于它的个体主义方法。它赋予每个个体以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却忽视了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人性”的调节力量。赵磊指责“经济人假设”是用“心理来说明心理”，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当然，也有学者对“经济人假设”从特定视角出发作了肯定性的评价。邓春玲认为：“经济人”是在不断的争论与反驳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人”越来越接近现实的人，如由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由最大化到非最大化，由经济利益目标到非经济利益目标等。“经济人假设”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的学人在评价两种起点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学起点理论。张建映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类生存发展需求。⑩张俊山认为：劳动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范畴。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两种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二、《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 笔者认为，《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起点理论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二者的共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们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居于始点的位置。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题目是“商品和货币”，第1章的题目是“商品”。马克思在第1章第1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中开宗明义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而就现行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教科书来看，凡是论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内容的，无不以分析商品为逻辑开端。再就西方经济学各种版本的教科书来看，其导论部分首先由“稀缺法则”发轫，阐述人的需要和经济资源的对应关系以及矛盾运动等问题；而在导论中的微观经济学概述中，所设定的最为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 第二，从形式上看，两者都覆盖了各自理论的所有内容，或者说，两者理论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原点”上追溯到它们。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我们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积累、再生产以及利润、利息、地租等理论中，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原生态的“商品”。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无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基本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与收益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还是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核算与循环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则都可以在其基石上找到“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决定性致因。 笔者认为，两种起点理论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两种起点理论对市场经济现象所作的理论抽象不同。就马克思来说，他通过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象、交换对象、分配对象、消费对象虽然五花八门、难以计数，但它们却具有一个共性――都是商品。②因而，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相对立的经济物品的属性所作的抽象。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无疑是依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进行的理论抽象；“经济人假设”则是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角度(动力角度)所进行的理论抽象。就马克思的“商品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以及“经济人假设”的关系来看，显然是资源稀缺和人们追求利益的无止境性构成一对始初性的矛盾，这对矛盾的运动衍生了人类的最初经济活动，进而，又进化衍生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分配和商品消费，衍生了人类的市场经济制度。 至此，有的学人可能会提出：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则分别是经济“法则”和经济“假设”――三者不在同一个论域，不是同一个“级别”，不属于同一类问题，没有必要也无法对之进行对比分析――这就像劳动价值论可以和效用价值论进行对比分析而无法和消费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一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固然，三种理论的属性有所不同，但它们分属于两大经济学派起点理论的地位则是相同的――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具有了可比性――理论经济工作者就是要分析和阐释基于不同视角的起点理论的共性、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构建逻辑严谨、科学合理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 第二，两种起点理论服务的对象及其研究目的不同。显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研究目的要求从分析资本主义原点开始――虽然，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资本主义却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并由此一步步推演，揭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关系、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等，并论证了这一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则是探讨如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来达到厂商和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在这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显然源于资源的稀缺，或者说，资源的稀缺必然要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则是基于经济人属性――因而西方经济学需要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全部理论分析的起点。 第三，两种起点理论的理论叙述方法不同。大家知道，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不同的。《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叙述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因此，在《资本论》庞大而繁杂的内容架构中，马克思设定“商品”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叙述方法则是机制机理分析。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但其运动存在环环相扣的运行机制和机理――这种运行机制、机理在源头上就是“资源稀缺”和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正是客观存在的“资源稀缺”和主观上的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的始初决定作用才导演了古今人类一幕幕经济活动的活剧。因此，西方经济学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设定为自己整体理论框架的起点。 第四，两种起点理论串联各自理论体系的方式不同。具体来说，《资本论》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路径，也就是以“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事物发展规律串联起自己的理论内容。首先，马克思分析商品，继而分析价值形态演变，分析货币的产生及其职能，然后解析资本――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由此一步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关系串联起来。这可以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体串联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分析中也处处体现“从抽象到具体”的串联方式。比如，阐述“生产”时就由粗到细地阐述生产一般、商品生产一般、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分析“再生产”时则首先分析再生产一般、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继而分析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等等；涉及“分配”时则具体分析资本家的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的按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分配，以及剩余价值在不同剥削者之间的分配等等。而西方经济学则以“资源稀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或日大背景――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以共同的前提约束条件串联起各个子理论――西方经济学各个子理论虽互有差异，但它们在源头上都是因“稀缺”而生，因“稀缺”而变，“稀缺” 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端口”。至于“经济人假设”，则是以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源”出现在各个理论构架中，“经济人假设”是以动力机制：机理串联起各个子理论的。 第五，两种起点理论的范畴属性不同。显而易见，作为马克思《资本论》起点的“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为它只存在于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社会中。而作为西方经济学起点的“稀缺”范畴则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因为稀缺是指资源和物品相对于无限的人类欲望而言的有限性。毋庸置疑，整个一部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短缺的资源约束而满足自己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层次、水平的差异而没有过程的终结。至于“经济人假设”中的“经济人”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作为特定的思想观念只能是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具体来说，它是财产私有制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比如，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们也就没有私有和自私意识，从而也就没有“经济人”观念。笔者认为，这种阐释是缺乏说服力的，不错，原始部落的产权是公有的，但产权公有并不能决定原始人都是大公无私的――试问，原始部落劫掠其他部落财富，杀戮其他部落成员的行为该当何论?这难道不是一种放大的在“为公”旗号下掩盖着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因而也是一种极端的“经济人”行为吗? 笔者认为，人们的“经济人”观念与行为，其本质不过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而已。这种机制表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表现在千千万万微观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之中，倘若人类的微观个体毫无自利的观念与行为，也就是完全彻底地没有“经济人”的观念和行为，那么，他就会不吃不喝，困了不睡觉，冷了不御寒……由此以来，他也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了。显然，任何时代的人类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动机与行为，由此，“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存存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经济人”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 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还可得出，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的“自利”属性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马克思在分析流通领域劳动力的买卖时就指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边沁!因为双方(指劳资双方――笔者注)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还说：“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邓小平同志则直接将否认人的自利欲求的观点斥之为“唯心论”。小平同志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笔者认为，人类具有“经济人一般”的属性，也具有“经济人特殊”的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的“经济人”观念和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由“经济人”所体现的自利需求与他利、公利要求的矛盾关系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人们只有为公，才能为私――人们的“私利”寓于“公利”之中。这种状况造成了原始人仿佛没有“经济人”观念的假象(长期以来此种假象以正统理论左右着人们的认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剥削者的“私利”建立在侵害被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受人挞伐并最终要被进步的社会荡涤消除的极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而这个时期的小生产者，由于处在自然经济制度下，其行为基本可以定义为利己不损人，但也并非增加别人或社会的利益这样一种类型。显然，这种类型不会遭受任何道德指责，是一种自然的、本真的且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毋庸置疑地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也就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但他们的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社会。这可以定义为是一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经济人”类型(亚当・斯密对此有过深入分析)；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雇佣劳动者基于“谋生”劳动的性质，也必然具有“经济人”的全部属性。在规范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消灭了凭借生产资料私有权剥削他人的损人利己现象，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依然是“谋生”性质的劳动，因而，即便是劳动者也必然具有利己心，这种利己心既会衍生利己利人、利己不损人的现象，也会衍生损人利己的现象，总之，会衍生所有“经济人”行为。笔者深深感到，唯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利己利人、为公为私才会水乳交融地统一于一体，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为私的，也是为公的。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极高水平，由于实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物质消费必然得到充分个性化的满足，进而，社会劳动也就必然由“谋生劳动”转化为“乐生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将主要升华为精神消费(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学生学完了小学课程，转而追求更高级课程的学习一样)。而人最大、最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就是从事创造性劳动，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由此，共产主义社会势必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私”与“公”的良性互动。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马克思的事业既是个人的恢宏事业，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伟大事业一样，“私”与“公”都交融在一起了，统一在一起了。 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称为狭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则可以称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商品经济理论(小商品经济理论)，三者的组合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广义市场经济学。笔者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在理论架构中应当而且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 具体来说，如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既有理论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1.在商品理论方面。如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商品”中并没有首先给出商品的定义，而是直接分析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商品定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过是后来学者的概括。其实，这个定义的外延是缺失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非劳动产品例如自然矿藏、野生动植物、处女地等也可以成为商 品，因此，外延周全的商品定义应为：“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和自然产品。”但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自然产品都能成为商品，例如阳光、雨露、空气等就没有成为商品。这说明，自然产品成为商品的前提是该产品必须是稀缺的。同理，所有的劳动产品也都是稀缺的――正是“稀缺”才使得使用价值成为商品――由此，在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商品论”应当引入“稀缺法则”。 2.在价值规律致因的解读方面。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按照价值进行。那么，我们往深处问一下，商品的价值量为什么要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交换为什么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传统理论没有探究这些问题。其实，往深里说，价值规律的本质不过是维护每个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公平合理地获取个人收益的游戏规则而已――其背后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乃是人人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否则，如果人人都是完全彻底为他人、为社会的话，那么，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将只讲奉献而不求索取，从而不会去计算自己的劳动付出和个人收益，也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规律插手其中”了!此外，这一规律也暗含了稀缺性假设。十分明显，商品购买者之所以要花费代价才能获得作为消费品的商品，那就说明，商品的生产供给不是无限的，而是稀缺的；商品生产者之所以索要等价物才让渡生产物，那是因为不索要等价物就无法弥补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今后的生产就无法进行，这说明，生产资源是稀缺的。 3.在供求关系的探索方面。就商品经济的供求关系来看，显而易见，作为规律表现的情况是：卖者总是希望把价格抬高一些――而卖价提高势必要减少买者的利益，这岂不是将自己利益的增加建立在他人利益减少的基础之上?这难道不是人的自私属性的充分暴露吗!同理，买者则总是希望将价格压低再压低――而卖价的压低，则意味着卖方利益的损失，这无可置疑同样是人的自利属性的充分暴露。这就是说，“经济人”的思想与行动事实上是贯穿于商品交易的全过程之中的。 4.在商品经济矛盾的阐释方面。显而易见，在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行业、企业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地区与地区、行业与地区(所谓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抑或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其深层原因都是各类实体的“经济人”思想与行为所使然。当然，这里的“经济人”概念应当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个体经济人思想，也包括集体经济人思想，同时，还包括国家经济人思想等。 5.在商品经济制度的解读方面。笔者认为，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及其最终决定力量都无法摆脱“经济人”理念的支配。比如，产权制度安排就是如此。试问，人类经济社会为什么要建立不同的财产所有权制度?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由于财富的稀缺性所致――如果财富是无穷的，如自然界的空气、阳光就不会界定产权。这种阐释当然有道理，但还不足够深刻、全面。其实，产权的界定还与“经济人”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试想，如果人人都没有私欲，如果人人活着都是百分之百为着他人的利益，那还要界定产权干什么!正是因为明晰的产权是实现个人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实体利益的切实保障，所以才有产权制度建设，才有各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制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得到更深刻的阐释，才能准确地洞察它的运行机理，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 (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优化资源配置”，进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如上所述，马克思依托《资本论》研究市场经济，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运行规律，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由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批判色彩。然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涉及资本的运行，涉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分析，比如，马克思对“协作”的分析，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分析，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游离”的分析，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等就是如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摒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有鉴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与实俱进”，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机理，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而要服务于如上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分析，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毋庸置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而且也适用于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叙述方法一般。鉴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因此，不同学科除采取一般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采用具有自身特色的叙述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特殊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属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除了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同时采用机制、机理的串联叙述方法。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串联叙述方法。显然，这样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叙述方法融合在一起，必将使得其整体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环环相扣，更加严谨，更加深刻，更加具有解释力。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解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可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几点认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学生对二者的关系认识还存在诸多困惑。论文在辨证分析二者异同点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二者关系所应坚持的科学态度,以期对教学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系 作者简介:朱黄莉,女,出生年月:1983年2月,土家族,籍贯:湖北省恩施市;学位:经济学学士,工作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助教。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政治经济学受意识形态影响,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已经过时,而西方经济学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是真正的经济学。因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应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二是,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庸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不能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阶级性上的差异 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 2、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 美国当代经济学权威代表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1]简单的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无限多样的欲望和需要的一门社会科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论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来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力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 3、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而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唯心史观和理性主义。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地存在。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规范分析,采用抽象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实证分析,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推理、计量、检验,探索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运行规律、资源配置、分配制度、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4、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1)价值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货币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商品的价格还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市场供求力量只是一种“干扰”性力量,它只是使价格暂时偏离价值,围绕价值波动,决定商品价格的还是商品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一种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就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 (2)收入分配理论的差异 因为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所得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就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仅仅当作生产要素的一种来进行研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该理论运用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供求方法分析得出,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来决定的,这一价格就构成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它可以被看成是要素对生产做出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工人的工资如同利息、地租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是生产要素在要素市场供求作用下的价格,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问题。 (3)对资本理解的差异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或资本品包括那些生产出来的耐用品,它们在进一步的生产中被作为生产性投入。”[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作为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这种要素是和劳动、土地一样,都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资本虽然也以物的形式存在,不断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并进行不断循环,但资本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的交换价值或货币。资本的本质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其次,在对资本作用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分歧。西方经济学用资本边际生产力来证明资本的作用。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假设情况下,通过增加或减少资本的投入来分析资本投入对产出和收益的影响,由此衡量资本的作用,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经济学论证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与资本的收益是相对应的,说明企业获得收益与资本有关,资本家通过资本来获得收益不是剥削,而是正常的经济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资本的生产性,认为资本代表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但是资本生产力并不是资本本身带来的,而是劳动生产力的另一种体现。资本靠对劳动的雇佣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占有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合理的。 在研究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只是列举一二。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共性探讨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 者同属经济学范畴,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是存在很多的共性的。 1、二者拥有共同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西方经济学学者也同样将古典经济学作为其来源。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拥有共同的起源,即古典政治经济学。 2、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共性 前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因果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认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6]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3、二者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共性 首先是在生产力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重视生产力理论。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经济学也有生产力理论。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生产力理论、贝尔等人的知识生产力论,李斯特所论述的生产力的体系。西方生产力理论注重的是生产力的技术方面。 其次是在有关市场经济规律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对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他在该书中详尽研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现象和规律有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而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研究。同时,对市场经济的特征,二者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着是独立的法人,是市场的主体;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的。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要引导学生理性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1、引导学生认识二者的科学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必须使学生认识到,二者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都具有科学性。另外,二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指导意义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和立场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对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转换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对资本市场进行调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经济本质的揭示,而西方经济学往往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完善经济学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注重量的分析,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重质的分析,也要注重量的分析。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规范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研究了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回避作出社会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砸揭露现实经济中的缺陷和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3、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借鉴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过分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性,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研究不足。而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所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另外,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比如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份。西方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表层现象进行解释,而忽视了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进行本质的、内在的分析。另外,西方经济学过于侧重于单纯的资源配置或者是人的选择行为,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而经济活动最终是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始终关注人的解放,立足于研究生产关系这一主体,立足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力量推动下的形态变化和结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也数需要借鉴的。 总之,在对待二者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乡村振兴战略篇1 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旧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城市建设在不断迈进，而农村则没有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对于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 1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开展乡村战略的可行性 首先，为乡村战略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高校思想政治课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并且贯彻国家的政策方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充分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和历史性，从而为学生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这些学生正式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为乡村振兴培养思想高尚，立场坚定的高素质人才，高校思想政治课以培养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而构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础，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树立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价值观。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需要这种具有高尚人生观、世界观的人才。 2依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 2.1培养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操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帮扶农村振兴的高尚情操，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习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时，可以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学习每一阶段不同指导思想的来历，通过再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让学生树立深刻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国努力的动力，从而为振兴乡村奠定思想基础。 2.2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 村委会在乡村振兴这项工作中中发挥着领导人的作用，也是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基层组织，积极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有利于了解农村的现状及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为乡村振兴培养政工人才，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振兴乡村。 2.3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学生和相比其他学生，更了解农村，更具有改变农村面貌的动力，因此，在农村大学生中培养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有利于大学生更好的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2.4培育具有乡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培育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可以利用高校思想政治开展有农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培育学生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高尚品格。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的历史出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农村开始，长久以来，我国的农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保障，现在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这些都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因此，我们现阶段应该反哺农村，支持农村的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其次，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一致，纵观我国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水平不断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素质低，技术落后造成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振兴，我国提出了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大学生作为建设祖国、促进祖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渗透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乡村振兴战略只有被这些充满热血、饱含奋斗激情的学生深刻地理解并接受后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很好的完成。 4结束语 振兴乡村建设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才，贯彻国家政策方针的思想阵地，必须立足课堂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培养大学生帮扶农村的高尚情操，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促进乡村发展。 作者:田双双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篇2 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教育、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乡村振兴实践内容广泛，层次丰富，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任务重大，所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宣传践行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校思政教育自身鲜明的特点使其能够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独特的功能，高校思政教育应该在助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立足课堂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只有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才能得到切实的拥护，才能有较好的实施环境。思政课堂是创造这一环境的理想阵地，要充分利用思政课堂深入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第一，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历程[1]，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2]等阐述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农村的落后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城市化，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西方国家发生革命性突破。我国是一个依赖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国家。思想上的小农经济观念和农业生活方式的惯性作用加之当时的动荡时局，使我们没能搭上工业文明的顺风车。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农业为当时的国家的生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城市在这种历史原因的作用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当前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使得工业反哺农业非常重要。第二，从中国共产党人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的政治目标、均衡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3]等方面阐述振兴农村战略的政治逻辑。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不协调的二元结构社会，使城市的发展机会高于农村发展的机会，直到今天，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结构的组合仍然是二元的，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差距，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第三，从中国挖掘自身发展潜力，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国民整体素养等论述振兴农村战略的现实逻辑。城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较快，但是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问题仍然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通过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和建设历程，论述振兴农村战略色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让高校学生成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和拥护者、倡导者、支持者。 二、培育农村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 农村基层的政工人才是农村振兴战略的直接实施者，优秀农村政工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与振兴农村战略实施效率直接相关。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各种群众关系更为复杂[3]。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政治素养高的优秀青年人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去，以青年人特有的青春与激情，良好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知识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政治工作中去。开展思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政工作者自身的素质非常关键，思政工作者自身的建设至关重要，高校要切实担负起培养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的任务。高校的思政教育，要培养高校大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去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的政治素养。要以扎实当代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为基础，同时应用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情怀感染或熏陶高校学生，在高校学生心中种下为农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种子。高校思政教育应鼓励学生投身到中国的农村建设中去，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一线就业或创业。 三、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怀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生力军，大学毕业生掌握前沿的科学知识[4]。乡村振兴战略能得到大学生广大群体帮扶，其实施就具有了强劲的动力。要使这种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需要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情怀，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热情。要让当代大学生充分了解我国的国情，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最终目标等。通过剖析乡村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使乡村发展滞后，要认识到乡村对先进知识的渴求，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乡村发展的短板瓶颈，乡村落后的现状等，同时要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让学生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有自发帮扶乡村发展的愿望，有自发地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从多种渠道帮扶乡村的发展，必定会给乡村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提高乡村振兴的速度和质量。从历史角度激发大学生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情怀。中国的乡村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井冈山，中国革命的火种逐渐以燎原之势散播开来；在延安，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在东北的崇山峻岭，中国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率领工人和农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绝大部分为农民子弟，农村人民的牺牲和奉献，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农村需要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当代大学生应该以饱满的热情、真诚的态度、创新务实的精神支持农村的发展。 四、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乡村振兴战略，一个最艰巨的任务是提升乡村的精神风貌。因乡村发展的历史因素、发展惯性、乡村文化传统等原因使局部残留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等在乡村地区相对更为突出。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缺乏使农村人对于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农村大学生在乡村人眼中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栋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大学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政治素养扩大这种影响力和说服力，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针对农村建设的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政教育要引导农村大学生积极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修养，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多方面系统的培训，让大学生成为乡村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最靓丽的风景，从而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 五、积极开展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充分发挥农村马克思主义特色政治文化作用 农村村委会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农村村委会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绩效。高校思政工作者和教育者积极与农村村委会交流，通过座谈、宣讲、走访、实地指导等形式推进农村村委会的工作。通过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详细了解当前广大农村居民的状态，了解他们的现实和迫切的需求，更好地针对实际状况制定出适合的工作形式。同时，针对农村居民群体的群体性特征，根据他们的实际学习和接收能力，制定更加适合的形式和内容，这就对高校思政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乡村宣讲的形式深入农村，锻炼自身能力的同时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高校思政工作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视野、更为广泛的信息来源，及时输送乡村发展的有益信息，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六、积极开展新时代背景下培育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研究新时代孕育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需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针对乡村文化的现状、乡村文化的特点、现存文化发展的困难等开展科学研究，探索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让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通过乡村文化的研究，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提出助推乡村发展的对策，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引导乡村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发展。 作者:张瑞瑞 韩东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区域产业生态发展湖北工业大学 协同创新中心 乡村振兴战略篇3 一、通过课堂向高校学生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政治、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只有被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才能获得切实的拥护，建立良好的实施环境，而通过高校思政课堂这一阵地去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与意义正是创造这一理想条件的有效途径。首先，我国受小农经济观念、农村生活方式的惯性与动荡的时局影响，错过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契机，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时代，当时农村为国家、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与生产、生活必需品，城市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目前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也提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其次，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形成了城乡之间具有不协调性的二元结构社会，城市的发展进程与发展机会远高于农村，行至今日，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的结构仍然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较大差距，这样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稳定。最后，尽管我国的城市与城市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与农业的落后问题依旧对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产生了较大的滞缓作用。通过上述三点的论述，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对振兴农村战略的必然性、必要性产生深刻的认知，从而将其转化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倡导者、践行者与宣传者。 二、树立高校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节操 大学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劲动力，这是因为掌握着前沿科学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有生力量。如果要将这种力量最大限度地在帮扶农村中发光发热则需要充分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节操。首先，高校思政教育应让当代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与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剖析乡村的现状与解决策略，要让其认识到因二元结构带来的乡村发展落后现状以及乡村对先进知识、技术的渴求，同时还要让其深刻感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背景下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此外，还可从历史的角度激发大学生振兴乡村的情怀，例如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延安将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是井冈山将中国革命的火种燎原散播；是众多农村子弟为抗日战争冒着风险和作出巨大牺牲才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外敌，中国乡村是中国振兴崛起的摇篮。因此，我们要反哺乡村，为其发展与未来的建设谋取更大的福利。通过让学生理解上述社会现状及思想文化可以激发其帮扶乡村发展的自发意愿，为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创建更多的机遇，以此来提升乡村振兴的速度与质量。 三、培养与引导农村高校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受历史因素、传统文化以及发展惯性的影响，乡村文化中还残存了部分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乡村的健康发展。因此提升乡村精神风貌成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人对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尊重感，所以农村大学生在其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说服力。对此，高校思政教育要着重培养农村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让大学生积极主动的成为该理念的倡导者与宣传者。大学生则应加强针对农村建设和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素养与专业知识来扩大对乡村的影响力，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为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添砖加瓦。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为建设强国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深刻长远的意义。因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进展，通过高校思政教育培养农村大学生是一个必然的手段。为此，思政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来探索出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针对乡村文化的特点、现状、现存问题制定发展策略，从而为培养农村大学生人才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走错路，让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邵晨曦.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J].现代化农业,2018(10):49-50. [2]李明.职业教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支撑研究[J].现代商业,2018(16):160-161. [3]文丰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之理性审视[J].重庆社会科学,2018(04):16-24. 作者:俞茜 邓丽娟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核心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核心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核心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政党政治功能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通例大学的功能 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政党政治成本(B) 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通例大学运行成本(A)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编校：少　卿)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大学政治论文: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 1948年6月，党中央决定，原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开学典礼。华北大学校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副校长是范文澜和成仿吾，教务长是钱俊瑞。 在华北大学开学之前，北方大学的师生已陆续到达正定。该校文教学院出现了一点风波。当时，成仿吾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室抽调四个人到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去了解情况，我是其中之一。不久，有三个人调回研究室，只留我一个人在那里，并直接向成仿吾汇报。我每天都会汇报一次，把大字报的内容和小组讨论的情况如实上报。原来，这个学院的“三查”、“三整”搞“左”了，伤了一些人；后来又纠偏，发动学员向领导提意见，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进文教学院，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主要是批评领导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称积极分子为“幸进分子”。这时，院里的工作已处于瘫痪状态，召集开会都很难。针对这种情况，成校长指示，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要站出来讲话。于是，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贴起大字报来。 这样，大字报就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两种声音了。通过辩论，有些是非得到澄清，有些错误观点受到批评，工作也逐步恢复正常。在这一段接触中，我感到成仿吾非常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对人对事都作具体分析。当时，对文教学院发生的事情有种种看法，有人认为是阶级敌人捣乱，有人认为是个别民主人士在背后操纵……这些看法，成仿吾作结论时都没有采纳。他认为，还是运动出了偏差，纠偏时诱发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结论是：由小资产阶级来整无产阶级的党是错误的。这就表明，责任主要在领导，不能责怪群众。作了结论以后，少数在运动中表现比较激烈的人，也分配到政治班继续学习，并照常分配工作。进城后，我还遇见过其中一位同志，在《新观察》杂志当记者。 这件事使我对成仿吾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中国的大文豪，而且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难得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成仿吾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 1948年8月，我被调到政治学院十一班做助理员。这个班，实际上是华北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班，说它是十一班，是从华北联合大学的政治班排下来的。班主任是胡华，副主任是朱云，李军和我是助理员。胡华要上课，日常全面工作主要由朱云负责，李军管组织，我管学习。 十一班有100多位同学，他们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的来自北平、天津，有的来自河北、河南，还有的跨越万水千山，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四川、云南长途跋涉来到华北解放区。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学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30多所院校……也有一部分中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过美蒋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经受过民主革命斗争的洗礼，多数是学生运动的骨干。班里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学，他们有的是演员(如童超、童弟兄弟，刘涛)，有的是舞蹈家(如赵郓歌、叶宁、杨凡)，有的是画家(如何焰)，有的是《大公报》的记者(如杨泓、李质如)，有的是歌唱家(如肖晴)……有几对还是夫妇同来的。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有些人被列入“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安排他们到解放区。有些人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由希望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绝望，下决心投奔解放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河北正定。 当时，华北城工部为了保存力量，储备和加快培养迎接全国解放的干部，也有意动员青年到解放区学习。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和群众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使他们感到，到华北大学，就是到了家。有一位同学在回忆刚到华北大学的经历时写道：“进门先进接待室，迎面墙上挂着几条标语，其中使人终生难忘的是‘来了就是主人’。多么热情!多么令人震惊!一句话就像一团火，烧得你直想高呼：‘我们自由了!’‘我们到家了!’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前，在蒋管区我们这些到处受人冷眼的青年学生，来到这里就成了主人。怎么也没想到，我们这群在旧社会，备受摧残和愚弄的精神奴隶，来到这里一课都没有上，就成了主人。这地位的转变，这灵魂的升华，这政治上的温暖，比什么都感人肺腑。一万个‘热烈欢迎’，也没有这句话令人倾心。我们久久地注视这个标语，咀嚼其深深的含义。身心的真正解放就从此开始，一直激励着我们走过半个世纪的征程。” 学员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几十人居住一个大房间，没有床铺，全睡在铺有稻草的席子上。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高粱米饭，菜是白菜、萝卜。有病的同学给一碗面条，叫“病号饭”。尽管吃的差，身体却很健康，有些女同学吃得又红又胖。到校后，每人发一身土布制服，大伙穿上很高兴。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供上课用，平时也用。笔记本用的是黄色土纸，墨水是紫色的，每人只有一支蘸水笔。条件虽然简陋，但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 开班后第一件事是选举学生会。选举充分发扬民主，候选人可以竞选。选举结果，清华大学来的李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同时还选举了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从此，学员的活动就由学生会来组织了。 清晨，生活委员吹响哨子，大家就聚在广场上作早操，主要是扭秧歌，随着锣鼓声，翩翩起舞，十分欢快。学生会办了一张小墙报，中心内容是反映学习生活的动态，登载班行政和学生会的工作布置和学习计划，根据同学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表扬。墙报很有吸引力。早操一完，人们就挤到墙报跟前来看，有些人还掏出本子记墙报的内容。编这张墙报的，有来自《大公报》的两位记者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们是夜里加班赶出来的。 由于学员愈来愈多，十一班以后又有十二、十三、十四班……上课主要是上大课。在广场上设讲坛，学生坐在马扎上听讲。开讲前各班相互拉歌，非常热闹。老师一上讲坛，全场便静下来。讲课的有年近古稀的吴玉章，他亲自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切身体会讲授近代史，使同学深受感动。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内容丰富，很受同学欢迎，有人说：“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教务长钱俊瑞的讲课也非常受欢迎。他专题讲授过民主问题，结合学员思想，解析什么是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化的民主，什么是我们提倡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讲课针对性强，逻辑严密，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同学们都被讲话吸引住了。除校内的老师外，有些到解放区来参观的专家学者也给学员作报告，如吴晗、田汉，还有刚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 听大课以后，学员要自学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著作，主要是的著作，如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与我们的 任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唯物论观点。 小组讨论是自学的主要形式。讨论会上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对于学习小结要求很严格，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经历、立场、观点、方法去写。有一位同学说，她初到解放区时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思想就转不过弯来，心想为什么中国必须是共产党领导?经过学习中共党史、党的纲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对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认识。在小组会上作小结时，她讲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作了自我批评。她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快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看过华大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赤叶河》，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 9月左右，国民党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为防空，干部和学员都疏散到附近农村，住在农民家里，在农家的场院上听课。学员们学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群众，了解农村，尽力帮农民扫地、挑水；晚上用纸糊的喇叭，在屋顶上宣传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学员们还参观了地道战的旧址，深为农民抗日的艰苦和智慧所感动。时间不到半个月，但对大多数久居城市的学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0月26日，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国民党军队将偷袭石家庄，华北大学应尽快向南转移。当晚，政治学院的2000人整装出发。为了保密，不能找老百姓当向导。因我在石家庄郊区搞过，领导就指定我当向导。过滹沱河前，走路还比较顺利，坐船过了河，眼前是一片迷茫的沙滩，我就找不到路了，心里焦急万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方向不能错：向南。我们过了一些封锁沟，第二天清晨，终于越过石家庄，到达一片洼地，全体人员集中起来，由一部主任李新宣布，因傅作义妄图偷袭石家庄，全校要向邢台转移。 当时，朱云患胃病，不能行军。李军要照看自己刚生的孩子，十一班只能由我一个人带队。这次长途行军，对学员是一次艰苦的锻炼。为防止敌机轰炸，开始只能夜里走，白天休息。许多同学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开始情绪紧张，又不会休息，显得很痛苦。后来改为早晨走几十里，到村子后吃饭休息；下午再走二三十里，分别投宿到农民家里。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大家都很愉快。班行政和学生会组织了先遣队打前站，找房子；队伍离村时，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还有文工组、民运组，都由同学自愿报名参加。农民群众对待我们也像对待子弟兵一样，满怀深情，还给病号送鸡蛋面汤，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对学员们也是难得的教育。 从正定到邢台只有300华里的路，我们走了9天，10月5日才到达邢台。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华北大学的学员在街上扭起了大秧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锣鼓喧天，街头巷尾一片欢声笑语。这一天，在邢台市天主堂(原北方大学校址)开全校大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辽沈战役大捷和东北全境解放。钱俊瑞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会后决定全校返回正定。 回正定的路上，学员们和来时的情绪已大不相同，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歌声不断。途中在路边的空地上，同学们自发地开起联欢会来。唱歌、跳舞、朗诵诗，吸引许多群众来观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赵郓歌(现名彭松)朗诵的沿途即兴写下的长诗，铿锵有力，鼓舞士气。童超、童弟兄弟演的双簧《开电车》，语言幽默，情节动人，印象也很深刻。进城后，我也看过一些双簧，感到都没有他们演得好。 从邢台回到正定，只用了6天时间。 回到正定以后，已经准备进北平和天津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2月，有一部分同学分配到北平、天津市卫戍司令部去做纠察队员。其余的人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的学习只有4个多月，但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在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是我第一次做学员的教育工作，但学员们给我的教育，大大超过了我对他们的教育。 大学政治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是1952年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学系为基础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组建中国政法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科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端升､吴恩裕､楼邦颜､杜汝楫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先后在此任教,为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八十年代在杜汝楫､云光､徐理明､李殿勋､王桂厚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全国较早地恢复政治学科,1983年获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组建政治系,先后设置政治学､行政管理本科专业｡1998年政治学理论学科被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 目前学院已成为国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一方重镇｡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拥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两个博士点,政治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拥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国际政治本科专业;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士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博士后招收权｡现在校本科生860余人,硕士生159人,博士生37人,在站博士后2人,MPA专业硕士生72人｡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作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报告通篇贯穿战略擘画、体现使命担当、凝聚广泛共识、饱含政治智慧、闪耀真理光芒，既是新时代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时代宣言书，也是新征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政治动员令。我们要深刻领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积极贯彻作出的新擘画、新部署、新安排，扎实推动精神落实落地，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一、深刻领会的背景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1]2022年7月26日，[2]“三个事关”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进程中关乎旗帜方向、关乎大局大势、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从时间节点看，是在第一个百年奋斗已经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顺利开启的重要时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胜利召开的。举旗帜、定方向、谋大局、聚人心、作部署，为新时代夺取新胜利、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吹响了冲锋号，打响了发令枪。从内外环境看，“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前所未有地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不可逆转，必将实现。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整个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之中。与此同时，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前所未有。报告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为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提供了根本指引。从历史方位看，在奋进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提出“两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两个全面”统领全局、站位高远、意义重大。立足新起点，展望新征程，报告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绘制宏伟蓝图、确立奋斗目标、作出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立起了新的历史坐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擘画了新的战略图景。从使命任务看，新起点标定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报告从百年奋斗、千秋伟业、万里山河的政治高度、历史高度、全局高度、战略高度，深刻提出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报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诸多方面作出明确战略谋划和系统工作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这样的背景下，的胜利召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其一，的胜利召开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报告作为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既是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也是新征程的政治动员令，是新时代新征程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总纲。其二，报告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基础之上，激发并凝聚全党全国全社会集体智慧，凝结并体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集体共识，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等作出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对新的历史怎么开创、新的篇章怎么书写、新的辉煌怎么铸就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三，报告中有很多新概括、新提炼、新论断、新思想、新要求，这些新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其四，精神作为指引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奋斗蓝图，对于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其五，从世界意义看，报告站在全局和时代的高度，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提出了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回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等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深刻体现了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聚焦的胜利召开，多国政党政要、各界人士以多种方式祝贺胜利召开，给出积极评价。可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二、深刻领会的大会主题 大会主题是我们学习领会精神的主旨、主线，是我们理解把握精神的思想指引和实践参照。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都有着明确的主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举旗定向、凝心聚力、扬帆领航。报告强调，“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3]对的大会主题的理解，自信自强的时代宣言书踔厉奋发的政治动员令可以结合相关会议文件整体把握、联系地学。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指出，“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是大会的灵魂，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4]学习贯彻精神，我们必须站在大会的灵魂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纲的高度，深刻领会的大会主题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大会主题的内容，高屋建瓴、高度凝练、思想深邃、特色鲜明，明确宣示了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高举政治旗帜、确立前进方向、凝聚广泛共识、团结各方力量、实现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准确把握大会主题的内容，有助于团结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砥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三、深刻领会报告的篇章结构 报告立意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把握其整体结构及内在关联，既是我们在宏观层面全面学习把握报告的基础，也是我们整体性地理解领会报告核心内容的关键。整体地看，报告由导语、主体十五个部分和结语构成。导语部分重点阐明了的召开背景、大会主题，以及新时代新征程的责任使命。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5]“三个务必”等重要论述，充分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政治站位和历史主动，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报告主体的十五个部分，站位高远、主题鲜明、层层递进、目标清晰、任务明确。第一部分聚焦新时代、新变革；第二部分聚焦新思想、新境界；第三部分聚焦新征程、新使命。第四至第十五部分，重点从经济建设、教育科技人才、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十二个方面，深刻阐明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重要举措和任务安排。在篇章结构方面，第五部分的教育科技人才、第七部分的法治建设、第十一部分的国家安全，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内容并列，专门作为一个部分来部署和安排，可见其重要性。报告结语部分强调必须以“矢志不渝、笃行不怠”的状态“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五个必由之路”，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强调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伟大号召、提出明确要求。[6] 四、深刻领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现实，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报告从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两个角度，系统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发生的伟大变革。报告指出， 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7]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8]报告强调，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9]我们“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10]报告从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等十六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伟大变革。报告提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1]“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2]对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系统回顾，充分彰显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号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奋斗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13]对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的全面总结，必将进一步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砥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五、深刻领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是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正是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充分彰显了其解释世界并改变世界的真理力量，持续推动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深刻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正是在不断“时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未完成性”的实践品格，充分释放了其源自时代并超越时代的实践力量，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互促共进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4]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理论演进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取得伟大成就的实践奋斗史。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历史新境界，既是中国之需、时代之需、实践之需，也是进一步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5]报告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六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系统深刻阐释。这六个方面，逻辑严谨、内涵丰富、彼此呼应、有机统一，既是我们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加强学习、武装头脑的重点，也是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关键。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推进理论创新，以理论自信筑牢思想之基，以理论创新引领伟大实践。 六、深刻领会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 方向准则方位定，使命清则任务明。[16]历史地看，根据时代发展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中心任务，并以社会主义矛盾和中心任务为工作重心、工作重心推动工作，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现实地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顺势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报告鲜明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同时，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等作出了深刻总结，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作出了科学部署，对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作出系统谋划，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作出了深刻阐明，为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中心工作、依据原则、实践路径等明确了总指引、总依据、总遵循。 七、深刻领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 报告从经济建设、教育科技人才、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未来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些内容，统揽全局、系统全面、环环相扣，是一个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描绘了清晰的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从内在关联的角度看，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8] 八、深刻领会学习宣传贯彻精神的实践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全党全国全社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政治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报告的背景意义、主题主线、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各地改革发展实践和各部门各岗位工作实际，切实将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到精神上来。要积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提高认识、指导实践，在学思践悟行中牢记初心使命、明确前进方向、激扬奋进共识、凝聚磅礴伟力、扛起历史责任、积极担当作为，进一步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彻在实际行动上、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力推动精神在各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奋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作者:陈少雷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作用和影响为切入点，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进行教学，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全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１]17（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渠道和方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实践的反思 （一）从教学实践分析 高校思政课教学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彻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因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２]376。为了更好地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对原有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出现的一些不合理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原有的教学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空洞僵化、苍白无力、与学生疏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学固化形态，教学过程中老师唱独角戏、唱独白，搞单口相声、满堂灌输。为此，要转变原有的教学模式：1.要从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转变。很多老师因为没有把教材话语转变为教学话语，只能照着教材念，没有融入老师自己的思考，也没有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转变教学话语，因材施教，其结果只能是唱独白。2.要从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变。理论话语具有抽象性，也比较深奥难以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尤其是“90后”“00后”的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一些流行的话语和词汇，而实际上，每年新的一些流行语，很大一部分就出自当代大学生。从他们生活的语境中结合理论的高度和深度进行讲解和教学，不但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缩短老师与学生的“代沟”，也会使思政课真正“活”起来。3.从固化形态话语向动态话语转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随着时代和理论的创新而变化和更新的，不像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几十年可以不用变。因此，在教学中应根据时代和理论的创新变化把新的思想理论不断融入教学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正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动态化体现，在此过程中，教学话语实现了由固化向动态化的转变。4.由灌输独白向平等情感转变。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当作平等的独立个体，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让学生参与并成为主角，采取有效的交流、互动的“对话式”授课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启发性教学，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和习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理论魅力、平等沟通、生活关怀、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方面的转向”[３]，才能有效避免教学过程中的满堂灌、唱独白。同时，也使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使学生的抬头率提高，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活”起来,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四个自信”教育。 （二）从教材内容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４]125。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地理环境关乎人类的生存、稳定、和平、发展。“自然”“大自然”是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和自然规律的总称，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载体的哲学概念。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前提和基础。从教材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内容追问，引入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首先，立足于教材而源于教材。其次，立足于教材而高于教材。要向学生讲清楚人与自然关系理念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最后，立足于教材而转化于教学。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学生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三）从学生特点分析 当代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其在中学时期学过人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大多数同学只停留在抽象的认知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掌握。当进入大学阶段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喜欢思辨，逐步养成了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探究能力，也渴望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高校要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心理、思维等特征，引导大学生树立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培养学生以人为本、尊重规律、和谐相处的人文情怀，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基础。1.从学生的认知目标上，高校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熟记并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理解和掌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让学生从知识层面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也让学生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知002识。2.从学生能力培养目标上，高校通过促进思辨能力、概括能力、协作能力、探究能力、表达能力，让学生能运用唯物史观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科学考量自己的学业、情感和职业，阐释相关社会现象，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力。3.从实现思政目标上，高校通过强化对唯物史观和“两个结合”的认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使学生与时俱进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助于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环境的创设 教学环境创设的逻辑演进：1.情境导入：通过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引起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关注。2.问题提出：通过切入教材内容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引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3.问题追问：为什么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设置小组任务，探究讨论：人类文明史上诸多文明古国为何消失？思考“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4.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意义。5.教学升华：归纳讨论成果，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质就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6.课堂小结：思维导图展示，作业设置，在升华观点中布置作业，同时强化学生思考和实践。最后，进行教学评价。 （一）情境导入与问题提出———人与自然关系内涵作用和意义 播放“恐龙为人类维权”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特别短片（微视频）：2022年11月6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在埃及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召开。与会各方希望凝聚政府、企业和公众力量，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切实行动，尽快减缓升温速度、增加气候融资、推动绿色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在大会开幕式上发布《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今年的极端热浪、干旱和破坏性洪水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并造成数十亿的损失。通过观看“恐龙为人类维权”微视频引发思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和影响：1.关乎生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５]161。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来自大自然，一旦离开了大自然，人类就无法生存。但如果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地理环境，会产生生态危机，也可能会导致人类走向灭亡。2.关乎稳定：人类独特生态系统有稳定临界点。当人类的活动能力影响和破坏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系统，突破了生态系统的临界点，导致地球整体升温，冰川两极融化，海平面上升，对人类将是毁灭性的。为此，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阈而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本质上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3.关乎和平：生态资源会引发大规模冲突战争。地球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大量丰富的资源，在近代经历工业革命后，至今已经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到处掠夺生态资源，甚至不惜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冲突来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与争夺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态资源相关，自然资源直接关乎人类的和平与安宁。4.关乎发展：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发展资源。人类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得益于自然提供的大量资源，但人类把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当作免费的资源，当某一区域的资源被消耗完了，造成人类在那一区域无法生存和发展，被迫或主动迁移，该区域的人类文明就此消失。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作用于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如果按照人类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自然地理环境很难为人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１]50。 （二）问题追问与观点“落地”———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类文明兴衰进程取向 人与自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兴衰断流的缘由。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曾断流，而其他几支文明皆因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衰落或消失。或许人类曾经在文明兴盛时期，因为自己能征服自然某些区域取得的胜利而沾沾自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６]313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趋向上，原始文明阶段，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奴婢；农业文明阶段：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根本改变———自然变为人的奴婢，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生态文明阶段：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７]274因此，要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而处理的关键就在于：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应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吃穿住行更放心、更称心、更安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教学升华与教学总结———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领域挑战 当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为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并迅速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对生态安全等造成威胁。威胁着整体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1951—2021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的升温速率为0.26℃/10年。2021年，全国地表年平均最高气温较常年值偏高1.01℃，与2007年并列为1951年以来最高[８]。全球地表温度的上升，几乎所有的陆地地区都正在经历更多炎热的天气和热浪，这会引发更多的高温病，让户外工作更加困难，还容易引起野火燃烧和蔓延，甚至造成森林火灾。气候变化加速了物种的灭绝，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人类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1000倍。在未来几十年内，100万个物种有灭绝的风险。极端天气、害虫入侵和疾病等威胁也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其总数的25%[９]。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当代世界生态环境风险凸显，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担当和应对。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治理，不仅能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展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担当和影响力，而且可化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永续发展带来的风险。 三、课堂教学的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教学，需要从理念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课堂教学的创新，不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要让大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理念。这样，才能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运用时代鲜活材料，紧跟时代热点，使高校思政课教学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一）思路上：实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 在思路上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把思政课程真理性的问题给学生讲清楚、讲明白，用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无鱼可打。由反面典型案例———20世纪发生的世界十大环境公害事件可见一斑，说明人类破坏自然环境遭受的报复和危害；由正面典型案例———河北塞罕坝几代人驰而不息所创造的“绿色奇迹”，让学生理解和深刻领悟人与自然共生的真谛。同时，让学生懂得，我国生态文明是以生态规律为依循、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新形态。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是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是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是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而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因为“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10]363。生态系统是一个系统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构成相依共存、有机关联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生生循环、绵延不息，葆有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 （二）内容上：实现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引入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科学而深入地阐释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实现知识性和价值性、原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创造性讲授了树立什么样生态文明理念，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且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让学生明白坚持和发展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的重要意义。高校要通过教学，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实质也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的诱人景象及其宜居宜业宜游特征，不仅会成为当地人民的生态福祉，而且会使游客、人才和投资者偏爱有加，成为引来“金凤凰”的“梧桐树”和激活土地、劳动力、资产等要素的“催化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一种良性相互促进作用，绿水青山在社会生产中持续“为劳动提供材料”，促进金山银山量和质的双重提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绿色发展，而这又将回馈、绵延绿水青山的生机，保护和改善自然生产力。 （三）方法和手段上：实现育人性与成才性相统一 高校要通过设计适当的问题进行反思，把教学的内容落到实处，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智慧树APP教学平台、雨课堂学习小组划分、及时反馈等，推动教学活动有效进行。在落实“人与自然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教学中，让学生懂得，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既要有具体举措和政策落实，也要有法律规范和监督执行。同时，要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安全屏障，各种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空间关系得到维持、恢复、优化。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1]210党的十八大以来颁布和实施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文件，建立了最严格的执行机制，以制度力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具体来讲，就是增加碳吸收，减少碳使用，加强碳转换，控制碳排放，最大限度地克制“生存和发展排放”。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设中，要注重处理好四对关系、落实六项举措，即处理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和短期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四对关系；落实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六项举措。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考核体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作出新部署，进一步理顺环保管理体制，使监管“一杆子插到底”，提出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同时，各地在建立多场所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专项监督长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结语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绿色家园的共同期盼。”[12]要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开创美丽中国和建设美丽世界新局面。高校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思政课程，从思路上、内容上、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也把“党的二十大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让高校思政课与时俱进，使高校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具有理想导向力、思想引领力、价值吸引力和现实阐释力，切实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２］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３］吴海江.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2014（1）：60-64. ［４］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７］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８］中国气象局.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EB/OL］.（2022-08-10）［2023-02-11］. ［９］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EB/OL］.（2020-03-10）［2023-02-11］. ［10］余玉湖，李景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图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5）：42-48. 作者:余玉湖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理论论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教学的思考 一、什么是体验式教学 (一)体验式教学活动的基本内涵 所谓体验式教学活动是遵循学生在学校期间所获得的全部教育性经验的课程理念,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以个体主动参与、亲身体验为特征,以直接经验为主要课程内容,所展开的教学活动。 1.体验式教学活动以经验课程观为课程理念,认为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各种体验都属于课程的内容,学生在学校期间不仅通过显性的课程学习系统知识,而且还通过隐性的课堂体验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这些都是学校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性经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学生不仅学习到教师讲授的系统知识,而且也会通过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所流露的语气、思想情感等感悟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因此,体验式教学活动不仅包括课外实践活动的体验,也包括课内教学活动给学生的丰富体验。 2.体验式教学活动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社会实践活动等活动为主要形式,是学生在各种直接活动中获得的教育性经验,与理论课程相比,体验式教学活动更加关注学生的各种活动以及学生在各种活动中的体验。这些体验有些内容可以通过系统知识方式进行呈现,有些还没有达到系统理论知识的程度,它仅仅作为一种经验性内容存在于个体感性阶段。 3.体验式教学活动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在体验式教学的课堂,学生参与程度不一样,所获得的课堂感受和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体验式教学鼓励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参与的主动性越高,体验式教学的效果也越明显。 (二)体验式教学活动和理论课程教学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与理论课程教学相比,体验式教学并不是以某一科学体系或学科体系为中心设立的课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学生学习掌握某一学科或者某一门具体课程,不仅仅着眼于学生认知的提高,而且着眼于学生的实践活动,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而设计,以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 2.以学生直接经验为内容。理论课程学习比较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对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的学习运用、掌握,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内容和观点的把握,而体验式教学比较强调从学生直接经验出发来学习,强调学生从实践中亲自感受和体会,强调学生的参与性。 3.以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体验式教学活动虽然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内在体验,但其主要载体是学生的各种外部活动,如专业实习、社会实践活动、军政训练、文体活动、公益性活动等,这些活动既可以在课堂内进行,也可以在课堂外进行,但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纳入学校正式的教学计划。 4.综合经验的课程观。相对于理论课程把各门知识分化成狭窄的学科,采取分科课程的方式进行教育,体验式教学更强调课程的综合经验,学生在实践中接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学生在体验式教学中学习的经验既有智育方面,也有德育、体育和美育方面的内容。体验式教学过程既丰富和发展了学生各方面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丰富了学生人生体验,是知情意行的综合过程。 (三)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都是由学生活动构成,但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一种教学,所涉及的实践活动是课程意义上的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外活动则是教学计划以及大纲以外的活动,是教学的一种补充,至多被看作是“第二课堂”或者是“第二渠道”,因而在时间、场地、内容和指导教师等方面得不到充分的保证。 2.作为教学活动,体验式教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长期教育活动,要有一定的课程结构和相应的实施规范,而课外活动则比较自由,组织安排是临时的、短期的。 3.体验式教学的范围比课外活动更为广泛,课外活动的范围局限于课堂之外的活动,而体验式教学的设置没有课堂与课外之分,它既可以存在于课堂内,也可以存在于课堂之外。 4.体验式教学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教育的理念,它把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纳入学校课程的视野,强调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这种积极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因素与存在于学校课外的自然影响的课外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统筹安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具体督促检查。实验、实习课程也要进一步加强,在时间、内容、组织、条件上予以落实和保证。”[1]将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正规教学计划,作为加强德育的重要途径,反映了德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体验式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和旅游的区别 1.参观考察、旅游活动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合理地加以运用,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教育性的因素;否则,它只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因素,而不是有目的、有意识自觉开发的教育 性的因素。 2.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教学活动,这种课程教学活动需要一些载体,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活动是一种良好的载体,通过参观考察,不仅丰富和开阔了个体的视野,增强了对社情民情的理解,获得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个体独特的感受,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有益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活动。 3.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同起来,更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庸俗化,把任何参观考察、旅游活动都说成是体验式教学活动。 体验式教学活动不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是体现着一种教育观念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体验式教学大多以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作为载体,通过这样一些实践活动方式来进行,但实践活动本身与体验式教学并不能等同。体验式教学的提法,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用新的、或者是科学的概念来取代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但不能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说明的术语,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善于使用新的语言,具有创新的能力。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需要体验式教学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 1.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性质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课程,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和课程内容带有某种强制性。课程内容必须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尺。 2.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相比,除了学科内容的不一样以外,其教学目的和着眼点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在教学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某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专业学科的人才和为社会服务的实际本领,其课程教学主要指向学科内部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当然他们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其教育的主要指向是学生内在的思想政治结构,着眼于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在进行课堂教学主导渠道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两类课程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3.从课程教学过程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同为课堂教学活动,具有课堂教学活动的共同规律,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又具有特殊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本质是教师和学生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为中介的特殊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既是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或者说特殊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即对学生有计划地、系统地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同时还是一种人格的影响和陶冶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涉及到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学中,学生的认识,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的理论知识及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学科的内在学科结构,它是一种在教师引导或者领导下的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特殊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认识的主要对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或者说是课程内容及其知识结构。通过这种知识结构的学习和掌握,学生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在头脑中逐渐构建起一种理论的体系。 第二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使统治阶级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体现了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2]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本质特征反映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落后性、稳定性与多变性等系列矛盾。 第三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学习过程,而且是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信仰、信念的形成过程是超越于具体知识和功利层面的东西,它需要一种人格的影响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心交换心,真诚换真诚”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体验式教学的需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需要有比一般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具有更为复杂的过程,具有更多的个人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不仅有一个显性的教学过程,而且也有一个隐性的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体现几个基本原则:即真诚的原则、尊重的原则、同感的原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入情感的因素。 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注入情感因素,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本身就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有丰富体验的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学生。 但在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体验和感受太缺乏了,就连很多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课的教师,也很少到过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并且也很少有教师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等去参观考察过。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就不能给学生一种现场的感受,不能使自己的课堂注入一种个人亲身体验的情感性的因素,只能使课堂教学成为纯粹的知识性教学,而不是富有丰富情感的教学活动。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杜威有个着名的论断,他说:对于关于道德知识方面的课程,“只有在学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关注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并得到激励时,这样的课才有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别人感情的态度,这种功课对性格的影响不会大于关于亚洲山脉的知识对他的性格的影响。”[3] 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来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包括一些旅游也是非常必需的,它可以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把个人的情感性体验注入教学活动中,进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富有思想和感情,增加课堂授课的感染力。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课程只有亲身体验以后才能够讲授,但无疑,多一些体验总是更好一些,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尤其如此。 三、如何开展体验式教学活动 (一)用“经验”课程观代替“知识”课程观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作为一种外在于学生的知识。这种以“知识”为本质的课程观的最主要问题是与学生思想脱节,与学生生活体验脱节。因为知识一旦产生,它就是属于相对独立于学生的客观体系。把“经验”作为课程的本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联系,强调了课程内容与学习者生活经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使课程内容得到了拓展。用“经验观”来代替“知识观”至少有以下优越性:一是用经验来代替知识,扩展了课程的内涵,使课程不仅可以包容用知识定义课程时所含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能包容更多的内容;经验既可以包含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可以包括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经验;既可以包括直接经验,也可以包括间接经验,既可以包括个人经验,也可以包括社会经验等,使课程内容更为宽广。二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可以使得课程获得在被定义为知识时无法获得的功能,这就是要让学习者亲身去体验。这种功能的扩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课程认识的飞跃,改变了学习者与课程的关系,以及他 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的理念。三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反映了现代知识观念的变迁。伴随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人们对知识观念的认识日益深化,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观念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性知识,而是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人类社会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总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我们以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经验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就会更加关注学生对课程的体验和感受。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就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有益于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体会和理解。 (二)积极吸纳学校现有的有德性的实践活动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高等教育的若干环节中,存在着很多具有德育作用和效果或者具有德性的以活动作为主要载体的教育方式。这些活动既包括以德育为主要特征的实践活动,如学校开展的军训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也包括以学术学习为主导的活动,如专业实习、学术沙龙活动等,还包括以娱乐、健身、个人兴趣爱好为特征的活动等;既包括群体性活动,如班团活动、组织生活,又包括小组活动,个别活动等;可以是学生主动组织参与的活动,也可以是学校、院系、班级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活动。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实践活动,虽然有一些并不是作为课程而存在的,但是,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现代德育课程的观念来看,这些实践活动都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把自发地开展的、没有经过现代课程观念整合的活动纳入体验式教学范围,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系统开发、设计,和使这种活动处于自然状态,没有经过设计和开发其德育的效果和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就必须吸纳学校现存的一些有德育意义的活动,使之成为正规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按照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体验式教学活动 吸纳现存的具有德育作用的活动,把它作为体验式教学进行系统设计,只是一种消极的实践课程建设的策略,而要使体验式教学更好地实现其德育的功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还必须按照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理念,主动地进行体验式教学开发。一是把学生在学校期间获得的思想道德方面经验作为德育课程内容,注重学生在学校各种教育活动中的体验,注重从知行统一的角度,提供给学生积极健康的、显性和隐性一致的课程经验。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学校德育的主体,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三是从多方面成立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机构,充分发挥学生在学校事务中的主人翁的作用,积极营造学生中良好的教育氛围。四是注重个别化教育,注重学生个体性的特点。五是加强学校同社会的联系,使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总之,要把学校环境作为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使学生成为真实生活的主人。 (四)全身心地投入体验式教学活动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活动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沟通过程,需要教育者丰富的情感,需要教育者以真诚、尊重和同感的态度进行教学活动。教育者的真诚、尊重和同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教育者有这样一种态度,在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过程中,他就会主动地关心受教育者,倾听受教育者的想法,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以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为中心,进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做一个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促进者”。因此,“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5]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是一个理想的事业,需要教师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投入教学活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注入一种温暖的力量,促使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改变 政治理论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大学生党建工作契合问题研究 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地位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并且认为,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不断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同时强调,组织部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作为高等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学工作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思想建设始终是党建核心,党员不仅组织上入党,更重要是思想上入党。大学生是一个年轻的特殊群体,在其中发展党员,尤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以其独有功能和优势,对提升学生党员思想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保证大学生党员质量,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因此,努力实现学生党建工作和“思政”课教育有效结合,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迫切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学生党建工作是在高校党委领导下开展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两项重要工作。相对于学生党建工作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更加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理论性,但两者在根本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上都具有相同之处,另外,表面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教学工作,而学生党建工作属于学生工作,但是实际上不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还是学生党建工作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这两项工作都归属于学校党委管理。因而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学生党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作用,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大学生党建工作契合方法 适应学生党建工作需要,有针对性进行“思政”课教学内容改革,进一步突出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内容。一方面可以增强“思政”课教学内容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而可以弥补学生党校理论学习不全、不深、不透问题,从而实现“两种教育”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有助于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提高学生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创新学生党建工作思路与方法,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鼓励“思政”课教师深入参与大学生党员发展培训工作。这样给“思政”课教师深入参与学生党员发展培训工作提供了契机和发挥专长的舞台。这种参与意味着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从课内拓展到课外,从固定的有限时间转变为“全天候”。加强校园网络资源建设,让网络成为大学生党员学习的园地和成才的基地。思想政治网络课堂是大学生党员教育的新阵地,这不仅是工作手段上的创新,而且推进了学生党员教育的深入。 首先,“思政”课教师要适应新需要,在知识结构、责任意识、精神状态等多方而提出新要求。如要有党建、学生工作、管理等方面知识;要有奉献和更多付出思想准备。其次,加强学生干部与“思政”教师间联系。两条线上老师既要随时个别沟通,又要以定期或小定期联席会议等规范、灵活方式,经常性举行工作交流,讨论解决问题,形成互通有无、彼此相融、亲密无间和谐工作氛围。最后,以激励为导向,形成学校、二级学院(系、部两级管理机制。“思政”课教师全面参与学生党建工作,虽强调奉献和牺牲精神,但也要考虑适当补偿。在制定相应管理规则时,要突出激励、褒扬政策导向,如合理考虑教师工作量、制定科学规范工作制度等,以提高教师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防止定任务、定指标做法。发展党员是很严肃事情,绝不能掺杂任何攀比心态。不能把诸如入党积极分子多少、发展对象多少、预备党员多少、正式党员多少的数字任务化、指标化、绝对化,更不能以此作为考察教师工作好坏和成败依据,否则,不仅挫伤教师积极性,而且影响学生党员质量。 三 、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的特色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大学生内在精神世界的构建,承担着育人为本的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重任。我们从事思政教育的教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具体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中忠实地落实党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针,积极响应和教育部关于新课改方案精神,扎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切实突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党建工作中的特色作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围绕大学生党建工作作了大量具体工作。 1、贯彻落实新课改精神,健全和强化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改革的领导和组织队伍建设。2005年按照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我校即由学校党委和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相关领导组成了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改革实施领导小组。 2、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教学和改革、服务于学校“创优升本”工作大局,突出思政教育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首要的素质要求,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育教学是大学生进入大学阶段“第一课”的重要性。因此,自2010年上半年伊始,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精神,在校、系领导下,逐步开展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相关工作,结合我校人才培养模式,以《雷锋精神概论》课的新课程改革为重心,积极响应学校课程改革要求,深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工作,突出了服务学校的大局意识。深化雷锋课教学改革,推进雷锋精神研究。进一步探索雷锋课模块式教学改革,把开展学雷锋活动与促进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不断加强对党的理论与政策精神的学习,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专业能力,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及时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动态,积极学习和借鉴其他院校的经验。一方面是外出学习。自2010年以来,为更好地推进课程教学改革,我们先后有30多位老师参加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培训,在他们回来后教研室专门组织全教研室老师集体听取传达课改的精神和兄弟院校课程改革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开展专题培训工作,提升教学业务能力。在部门主任的领导下开展了教师培训和青年教师业务水平培训。 4、大力宣传典型,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作用和影响。 政治教师可以把发现、培养、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步骤。充分发挥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建设、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校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带动影响周围的同学,做到“发展一个,带动一片”,提升大学生党员在同学中的形象,树立起“一个党员一盏灯,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良好形象,形成强大的以点到面的辐射带动作用。 5、开展专题式教学。大学生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希望教师把富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讲得更生动有趣,富有吸引力。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教师可以多开展专题式教学与以往平铺直叙的灌输式教学不同,专题式教学可以更好地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突出重点,紧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内容,又使理论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理论困惑。这可以使理论与学生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增强理论教学的实效性,并且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从而使学生更自觉地坚信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大学生入党打下思想基础。 6、注重隐性课程的开设。如果说政治理论课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显性课程,那么校园文化、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心理健康教育、行政管理中渗透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隐性课程。只有既加强显性课程建设,又加强隐性课程建设,才是真正体现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不仅要通过政治理论课传授理论知识,而且还必须通过在各种交往实践中陶冶情感、增强体验,才能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情感化的认识、变成信念,进而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化,培养起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马列主义理念。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正是属于情意方面的教育培养。只有将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巩固和确保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使大学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信仰。 7.在大学生中开展学雷锋系列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学雷锋主题班会、雷锋知识竞赛、报告座谈、读书征文、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激发大学生做雷锋传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展“续写雷锋日记、放飞青春梦想”校园博客创作大赛和“魅力雷锋、美在瞬间”微信摄影大赛;做好雷锋式楼座、雷锋式班级和感动校园人物学雷锋典型评选以及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等活动,聘请雷锋战友、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当代学雷锋标兵和道德模范等为校外辅导员并来校作报告。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角色定位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其针对性、目的性和实效性的关键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做出新的角色定位。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是学科教师、人生导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三者的高度统一,文章对此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角色定位 提高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是教师。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其针对性、目的性和实效性,关键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深化教改的热潮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做出新的角色定位。作为高校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是学科教师、人生导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三者的高度统一。正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只要做到了三者的有机结合,因势利导,学生就一定能“亲其师”、“信其道”,从而达到“敬而受教”的境地。 一、必须具有深厚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全面系统地把握学科知识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学科教师,要精通业务、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要根据学科特点把握教学规律,深入研究相关理论问题,全面认识和了解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逐步形成适合自己语言特点的教学风格,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一)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信息通讯技术及互联网的普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由远距离变成了零距离。同时,由于受国际风云变幻和复杂政治气候的影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杂音”、“噪音”也时有出现,难免会给大学生健康成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深入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所选事例要健康向上,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感染力,要牢记思想政治课的历史使命和宗旨。 (二)熟读原着,努力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要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认识理解问题的能力,就必须熟读马列主义主要经典着作,特别是要结合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际,深入学习《选集》、《邓小平文选》、《文选》,以及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对革命导师和领袖的经典着作中的重要理论原理和历史事件要烂熟于心。只有这样,讲课时才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说理透彻、妙趣盎然,学生才能从心灵深处佩服教师,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 (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要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全面认识和了解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要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提出的社会热点问题,教学中不应回避,要耐心讲解,正确引导。只有关注并讲深讲透了热点、难点问题,学生才会关注和热爱这门学科,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四)全面系统掌握学科的知识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知识点繁多,教师要全面掌握,而不能只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性地掌握。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对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尽情发挥,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知识一带而过,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对属于研究方向之列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不属于自己研究方向的却讲得很少,像这样的教师对其学科知识没有全面深入掌握,更谈不上优化智能结构,授课内容零散琐碎,缺少严谨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学生自然不会欢迎。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必须全面系统掌握学科知识点,做到广闻博览,长期积累,优化自己的智能结构。这样,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得心应手。 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学生的人生导师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有目的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不能仅仅把自己定位为学科教师。这是因为: (一)大学生在成才路上需要教师的点拨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大学生价值观念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碰撞的时代,给大学生造成了很大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少数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不足、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等。因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上课之前要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表现,要有目的的安排相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设计好教学方法,这样,在教学中才能做到因材施教 (二)教师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责任 近几年来,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教育部多次就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下发文件,提出明确要求。因此,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既是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教师有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能力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长期接受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他们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就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要教师深入挖掘教材内容,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生动鲜活的事例,灵活运用教学原则和方法,就一定能达到教育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目的。 三、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职责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每位教师的职责,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应把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当作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高校要普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相关课程教学对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相关课程教学内容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有其独特优势,只要教师有意识地加以引伸,不仅能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而且能激发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教师要充分认识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据调查,目前我国21.6%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的心理问 题,有的大学生因为人际交往问题、学习压力问题、专业兴趣问题、前途问题、情感问题、社会评价问题等原因,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情节严重的还出现了杀人犯罪和自杀的现象。对此,教师要有充分认识,在备课阶段,对教材中能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要加以大力拓展,设计好心理健康教育途径,采用大学生能接受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这样,不仅能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能不断增加师生互信,达到与学生心灵沟通的目的,学生才会接受教师,并接受教师所讲的内容。 (二)充分运用相关课程中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来培养当代大学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好教材。教学中可以就以下问题设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1、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意在提高大学生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和培养大学生的无私奉献,积极乐观的精神。 2、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迫害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意在帮助大学生树立分清是非、无所畏惧的正确的挫折观。 3、亲属为革命牺牲及表现出的矢志不渝坚韧顽强的精神,意在提高大学生临危不惧的品质和忍受痛苦的心理承受能力。 4、弘扬邓小平求知精神,提高大学生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精神。 5、弘扬邓小平求真精神,帮助大学生在求真务实中树立战胜挫折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6、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净化大学生心灵。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是学科教师,同时他还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只有在新时期的教学实践中,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不断开拓教书育人的新境界,才能把教材中抽象的理论讲活,才能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热情,学生才会真正喜爱思想政治理论课。 政治理论论文:政治理论学习心得-学习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今年的政治理论学习，区委学习中心组集中安排每个专题学习我都参加了，并做到认真听课，做好学习笔记，积极发言讨论。特别是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保持共产学名员先进性教育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点学习内容，更加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目标要求。每学习一个专题或平时学习理论文章都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与自己的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深刻领会，达到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的效果。 一、把学习当责任，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我认为，当干部尤其是当领导干部，有多大的职务就有多大的责任，要尽职尽责，就要站高望远，具备能尽好职责的素质才能，素质才能主要从学习中来，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中积累提高。因此，学习是自己的责任，是思想和工作的动力源泉，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我们所担负的工作，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其素质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一方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是与学习的深浅，与理论功底直接相关的。实践证明，要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改造自己，就必须不断学习。不学习就会落伍，就会迷失政治方向，有的甚至会把能力用到歪门邪道上去，最终将被社会、被人民群众所冷落、所淘汰，得不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如果学习不好就不能正确把握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更好地运用新理论解决新问题，就必然造成工作质量低下或者失误。工作不好就是对自己不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深刻地体会到学习对自己、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一种重要责任。有了这种强烈的学习责任意识，就能主动自觉去学习，就能带着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去学习，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 二、注重学习的量和质，在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区委学习中心组每年统一安排的专题学习，时间上给予了保障，内容上比较广泛。一年来，我对区委统一安排的专题学习从未缺席，每个专题学习都专心听课，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并结合工作和思想实际，写好学习心得体会文章。在担任区委办主任期间，能认真组织区委办公室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进行学习交流座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方法进行学习。同时，还十分注重强调大家主动自觉地学习，引导大家善于利用工作之余，看书看报，关心时事政治。 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学习与不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学多与学少也不一样，学习肤浅与学习深刻也不同，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地学，把学习与解决问题（包括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收效更加不一样。比如，在今年市第二届运动会上，我区取得了金牌总数和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区创作的东纵组歌和电影故事《东纵特遣队》等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五中上省一级中学、市一中江北分校、二小、十五小、上排小学和麦地小学等上市一级学校等就充分体现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成效。因此，我认为，学习重在自觉主动，才能入心入脑。同时也必须有约束机制，要有量的体现，才能有质的提高。比如：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等，都必须系统地学习，逐章逐节反反复复地学习领会，真正领会丰富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对其中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以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还再次学习了同志在考察西柏坡时的讲话，使我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确实应清醒地正确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经常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来要求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否贴近群众，是否贴近实际，是否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是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否符合改革与发展的潮流，始终保持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良好作风。如此这些，我是在学习中不断深悟的，也深深感悟到既广泛系统又有深度的学习，在深度上多下功夫，才能保证学习取得应有的效果。 三、讲究学习方法，循学善进，力求学有所得。 在学习中，碰到比较多的实际问题是工学矛盾和学习效果的问题。我对区委学习中心组统一安排的学习辅导，只要不是因公外出学习出差或上级有会议无法请假外，都能做到服从中心组的学习时间。曾有几次，早已安排好的会议或约定与有关部门下乡，都因与区委中心组安排学习相冲突时及时调整安排，从不以任何客观理由不参加中心组学习。所以，我参加区委中心组学习每次必到，从未请过假。除了中心组统一安排学习以外，我每天都坚持挤时间看书看报。我深深体会到，看书看报也是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比如：我比较喜欢看的《领导科学》、《党风》、《半月谈》、《学习研究参考》等，这些书刊杂志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很多文章我学习后都很受启发和教育，对陶冶自己的思想和分析处理实际工作都有很大好处，对区委中心组学习的专题辅导内容进一步加以消化理解也有很大帮助。 在学习中，我还感到写好读书笔记和学习体会文章也是一种加深理解和掌握有关学习内容很好的学习方法。如果对学过的专题课，自己整理笔记，印象就深刻。结合实际写心得体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带着思想和工作中的疑难去学更能解决很多思想疙瘩和工作疙瘩。用理论上的基本原理，弄懂弄通实践中的各种疑难，这种深入浅出，循学善进，结合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很有实效的。 总之，一年来的理论学习，不但理论上又有新的长进，思想政治素质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更使自己感到长高了，望远了。所以，学习给我带来很多帮助，学习给我受益非浅，学习是 人生名符其实的“伴侣”。今后，我将不断加强学习，在中心组统一组织学习的基础上，挤出更多时间更深入地学习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使学习成为自己思想和工作的导航灯，指导和促进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不断进步。 政治理论论文:五步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 摘要:该文针对高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过于单调的情况提出了运用研讨式五步教学法进行改革的实践。并分析了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的作用和意义,指出其对转变教学方式、教学形式、师生关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延伸教学环境、合理利用网络信息、及时纠正学生认识和提高教师教学水平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研讨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涉及学科广泛、游历空间广阔、延展时间长久的课程,它不仅承担着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也肩负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将直接影响我国人才素质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直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更加保障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地位。然而,如何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这成为所有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通过目前对学生的调查来看,教学方式过于单调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都持肯定态度,但对课堂教学的形式过死大多感到不太满意,它抽象的理论内容,加上教师单一、呆板的“一言堂”授课方式,使得理论课气氛沉闷已成为一个通病。这与学生所追求的生动有趣、深刻全面的要求相比,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改变目前“说教”的教学方式,运用更加丰富多彩、贴近生活、发挥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方式是思想政治理论改革实践的一个重点。而研讨式教学法就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教学方式。 1 研讨式教学法概述 根据以人为本的认知学习理论,人的认识不只是由外界影响直接给予的,而是外界影响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学习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态度、需要和兴趣,并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对外界影响做出主动的、有选择的信息加工过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从孔夫子到朱熹,从宋代二程到梁启超,以至当代的叶圣陶,在他们的教学实践论着中,无不贯穿着“点拨”二字,可见从古至今教育学家们都主张教师应站在引导的层面上,尽量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这种把主动权更大限度交给学生的教学方式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就更为迫切了。研讨式教学法就是一种充分发挥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的教学方式。研讨式教学模式是在教师具体指导下,通过学生的研究、分析和讨论,进行知识建构和价值认同的一种学习过程,这种模式不单纯追求学生的学习结果,而是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纯粹要求学生知道什么是标准,而是有针对地引导学生自己找到正确的思路。这种教学方式的特点就是重视发展学生的自主行为和个性特长,促进学生自主创新学习,改变过去的“一刀切”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这在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中,是值得尝试的。 2 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 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大致分为五步,是五步循进、自成体系的教学模式。 2.1理论导论:教师用两三周时间先讲理论导论,使学生对该课程的整体理论体系有所了解。这一部分的教学跟传统的模式基本相同,主要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与平常的教学有一定的区别,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不用将所有的细节都一一表述,而是让学生对这一理论课程有初步和整体的感性认识。导论主要就是将开展此课程的意义、课程包含的主要理论、基本框架等作一初步的阐述,让学生对课程中主要涉及的理论和侧重有一定的印象。 2.2分成小组,设置选题:在理论导论的基础上,将理论课的主要内容设置成不同的选题,这些选题可以是论点,可以是关键性主题,也可以是提问,甚至可以是正反对立的一组观点。多种形式的选题其目的是以新颖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关注,同时在设置上可以兼顾引导的方向。然后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小组。通过自主选择、抽签决定或教师分配等多种方式让每个小组选定一个主题,指导学生如何查找和收集资料。 2.3收集资料,撰写发言稿:各个学生按教师传授的方法到图书馆或通过网络查找和阅读资料,围绕选题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筛选,撰写发言稿。要求发言稿写出选题的基本情况、本质意义和历史地位,形势政策选题还应包括政策分析和影响。 2.4小组交流和制作课件:学生在小组内将独立探索的知识和心得以讲课评课的形式进行交流,展开讨论,学生先内部协商,即在本组内部争辩究竟哪个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再相互协商,即针对当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将大家共同认可和补充的内容进行汇总,并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最后每个小组推选1-2名同学将大家的共识在大班进行讲述。 2.5大班讲评:选择时间让各小组推选的学生在全班登台讲述各自的选题。每人讲35分钟左右,然后让其他组和本组学生进行讲评或展开辩论,教师根据所有学生发言情况对这一选题进行总评和综述。教师在综述中一方面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同时根据学生的讲述和讨论情况补充和深入阐述,纠正学生的 偏颇或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思想理论认识。 3 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践的体会 通过实践,我们发现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特别是文科类学生的欢迎,其教学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的运用丰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模式,生动了课堂,也充实了课程内容,其作用和意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研讨式教学法改变了过去“一言堂”“一刀切”的单调的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全面深刻。研讨式教学模式在教学方式上,完成了从“讲授式”到“研讨式”的转变,打破了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授课制,而代之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小组交流、大班讲评几者结合的教学新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没有预定的真理、知识、经验或价值,教育的过程是种探讨、交流与对话的过程。整个教学过程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为始终,能够诱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高涨的学习热情。而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从“一言堂”到“群言堂”的转变,学生在课堂上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倾听者,而成为课堂发言的主体,讨论、辩论的主体。这种群言纷争的情况方面使课堂变得活泼,也使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轻松地被接受,同时也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和透彻。而在师生关系上,研讨式教学法完成了从“主客”关系到“主一主”关系的转变,教学过程不再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作为客体的学生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而是作为主体的学生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自主探索、合作研讨、相互沟通、解决问题的过程。研讨式教学法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创造了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从而易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学生对学习的被动态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使学生视学习为乐事,主动学、积极学。而使教师直正变成了以学生为主的、合作的、探索性的帮助者的角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使得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论的影响,对学习的效果产生显着的影响。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怀有好意的基础上时,评分才能成为促进学生进行积极的脑力劳动的刺激物”。 3.2研讨式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打破了过去静态的封闭型的教学过程,显示了动态性的教学过程,使课堂的涵义得以延伸,使理论教育的效果更加显着。课堂不再只是教室、黑板、教师、多媒体,而是延伸到了资料室、图书馆乃至电子网络,从而扩大了教学活动的场景,缩小了学校与日新月异变化的社会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了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支配的学习时间,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既成的结论与事实,而是可以通过自己主动的探索,分析、归纳选择自己所需的东西。 3.3研讨式教学法合理地利用网络信息和资源,将网络纳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体系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方面,网络中丰富多彩的信息,跨区域的信息交流、全球化知识的碰撞,对于拓宽大学生的视野、丰富知识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但同时鱼龙混杂的各种信息和理论也混淆了大学生的视线,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何趋利防弊是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研讨式教学法鼓励学生接触网络,合理使用网络信息,从中找寻各种信息、资料和理论阐述,将其直接纳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体系中。学生直面各种网络信息,并将它们进行汇总、整理、筛选,同时还将其呈现在同学间进行讨论、研究甚至辩论,对于学生了解网络知识和理论宣传,科学地分辨和利用它是非常有利的。 3.4研讨式教学法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者更直接地了解学生的思想理论认识和水平,并做出相对有效的、正确的教育引导和帮助。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模式,学生作为被动的倾听者和接受者,一般能够表达自我看法和认识的机会很少。思想政治理论课原本就是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策导向、法律意识等等作为目标的。如果学生特别是有着自主意识的大学生不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理论教育者很难探知其内心的想法,那么理论课就成了一种纯粹的科学,对学生的影响和正确引导的作用很难体现。但是通过研讨式教学模式进行理论课教学,学生有了表达自我认识和思想的机会,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讲述、讨论和辩论了解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和看法,特别是对形势与政策的了解和态度,这样,就可以让教师在总结综述中有针对地对 些不是很科学,甚至偏颇、错误的观点和认识进行及时纠正和深入地阐述,其教学的效果自然是事半功倍。 3.5通过研讨式教学法,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从一个理论的灌输者转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倾听者、分析者、引导者,这样的身份转变,也可以让教师从学生不同角度的阐述和分析中得到不少启发。同时对学生中出现的认识偏颇问题要进行及时的分析和纠正,也需要教师有一定的技巧和处理能力,教学相长,对于教师特别是年轻的理论教师来讲,这确实上种能够促进教学水平的教学方式。 政治理论论文: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教学的思考 一、什么是体验式教学 (一)体验式教学活动的基本内涵 所谓体验式教学活动是遵循学生在学校期间所获得的全部教育性经验的课程理念,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以个体主动参与、亲身体验为特征,以直接经验为主要课程内容,所展开的教学活动。 1.体验式教学活动以经验课程观为课程理念,认为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各种体验都属于课程的内容,学生在学校期间不仅通过显性的课程学习系统知识,而且还通过隐性的课堂体验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这些都是学校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性经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学生不仅学习到教师讲授的系统知识,而且也会通过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所流露的语气、思想情感等感悟到丰富的教育性经验。因此,体验式教学活动不仅包括课外实践活动的体验,也包括课内教学活动给学生的丰富体验。 2.体验式教学活动以课堂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体验、社会实践活动等活动为主要形式,是学生在各种直接活动中获得的教育性经验,与理论课程相比,体验式教学活动更加关注学生的各种活动以及学生在各种活动中的体验。这些体验有些内容可以通过系统知识方式进行呈现,有些还没有达到系统理论知识的程度,它仅仅作为一种经验性内容存在于个体感性阶段。 3.体验式教学活动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在体验式教学的课堂,学生参与程度不一样,所获得的课堂感受和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体验式教学鼓励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参与的主动性越高,体验式教学的效果也越明显。 (二)体验式教学活动和理论课程教学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与理论课程教学相比,体验式教学并不是以某一科学体系或学科体系为中心设立的课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学生学习掌握某一学科或者某一门具体课程,不仅仅着眼于学生认知的提高,而且着眼于学生的实践活动,以学生成长为出发点而设计,以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 2.以学生直接经验为内容。理论课程学习比较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对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的学习运用、掌握,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内容和观点的把握,而体验式教学比较强调从学生直接经验出发来学习,强调学生从实践中亲自感受和体会,强调学生的参与性。 3.以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体验式教学活动虽然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内在体验,但其主要载体是学生的各种外部活动,如专业实习、社会实践活动、军政训练、文体活动、公益性活动等,这些活动既可以在课堂内进行,也可以在课堂外进行,但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纳入学校正式的教学计划。 4.综合经验的课程观。相对于理论课程把各门知识分化成狭窄的学科,采取分科课程的方式进行教育,体验式教学更强调课程的综合经验,学生在实践中接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学生在体验式教学中学习的经验既有智育方面,也有德育、体育和美育方面的内容。体验式教学过程既丰富和发展了学生各方面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丰富了学生人生体验,是知情意行的综合过程。 (三)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的区别 1.体验式教学与课外活动都是由学生活动构成,但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一种教学,所涉及的实践活动是课程意义上的活动,纳入学校教学计划,是学校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外活动则是教学计划以及大纲以外的活动,是教学的一种补充,至多被看作是“第二课堂”或者是“第二渠道”,因而在时间、场地、内容和指导教师等方面得不到充分的保证。 2.作为教学活动,体验式教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长期教育活动,要有一定的课程结构和相应的实施规范,而课外活动则比较自由,组织安排是临时的、短期的。 3.体验式教学的范围比课外活动更为广泛,课外活动的范围局限于课堂之外的活动,而体验式教学的设置没有课堂与课外之分,它既可以存在于课堂内,也可以存在于课堂之外。 4.体验式教学既是一种活动,也是一种教育的理念,它把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纳入学校课程的视野,强调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这种积极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因素与存在于学校课外的自然影响的课外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统筹安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具体督促检查。实验、实习课程也要进一步加强,在时间、内容、组织、条件上予以落实和保证。”[1]将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正规教学计划,作为加强德育的重要途径,反映了德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体验式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和旅游的区别 1.参观考察、旅游活动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的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合理地加以运用,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教育性的因素;否则,它只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因素,而不是有目的、有意识自觉开发的教育 性的因素。 2.体验式教学活动是以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教学活动,这种课程教学活动需要一些载体,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活动是一种良好的载体,通过参观考察,不仅丰富和开阔了个体的视野,增强了对社情民情的理解,获得了别人不能替代的个体独特的感受,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有益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活动。 3.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旅游活动等同起来,更不能将体验式教学活动庸俗化,把任何参观考察、旅游活动都说成是体验式教学活动。 体验式教学活动不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而是体现着一种教育观念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体验式教学大多以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等作为载体,通过这样一些实践活动方式来进行,但实践活动本身与体验式教学并不能等同。体验式教学的提法,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用新的、或者是科学的概念来取代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但不能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说明的术语,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善于使用新的语言,具有创新的能力。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需要体验式教学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 1.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性质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课程,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和课程内容带有某种强制性。课程内容必须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标尺。 2.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相比,除了学科内容的不一样以外,其教学目的和着眼点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在教学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某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专业学科的人才和为社会服务的实际本领,其课程教学主要指向学科内部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当然他们也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其教育的主要指向是学生内在的思想政治结构,着眼于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在进行课堂教学主导渠道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两类课程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3.从课程教学过程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课程同为课堂教学活动,具有课堂教学活动的共同规律,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又具有特殊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本质是教师和学生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为中介的特殊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既是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或者说特殊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即对学生有计划地、系统地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同时还是一种人格的影响和陶冶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涉及到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教学中,学生的认识,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的理论知识及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品德学科的内在学科结构,它是一种在教师引导或者领导下的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特殊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认识的主要对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或者说是课程内容及其知识结构。通过这种知识结构的学习和掌握,学生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在头脑中逐渐构建起一种理论的体系。 第二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使统治阶级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体现了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本质特征反映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落后性、稳定性与多变性等系列矛盾。 第三个过程涉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的本质。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学习过程,而且是理想信念形成过程。信仰、信念的形成过程是超越于具体知识和功利层面的东西,它需要一种人格的影响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心交换心,真诚换真诚”的过程。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体验式教学的需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需要有比一般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他课程具有更为复杂的过程,具有更多的个人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不仅有一个显性的教学过程,而且也有一个隐性的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殊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体现几个基本原则:即真诚的原则、尊重的原则、同感的原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入情感的因素。 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注入情感因素,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本身就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有丰富体验的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学生。 但在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体验和感受太缺乏了,就连很多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课的教师,也很少到过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并且也很少有教师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等去参观考察过。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就不能给学生一种现场的感受,不能使自己的课堂注入一种个人亲身体验的情感性的因素,只能使课堂教学成为纯粹的知识性教学,而不是富有丰富情感的教学活动。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杜威有个着名的论断,他说:对于关于道德知识方面的课程,“只有在学生以同情和尊敬之情关注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并得到激励时,这样的课才有效果。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别人感情的态度,这种功课对性格的影响不会大于关于亚洲山脉的知识对他的性格的影响。” 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来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考察包括一些旅游也是非常必需的,它可以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把个人的情感性体验注入教学活动中,进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富有思想和感情,增加课堂授课的感染力。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任何课程只有亲身体验以后才能够讲授,但无疑,多一些体验总是更好一些,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尤其如此。 三、如何开展体验式教学活动 (一)用“经验”课程观代替“知识”课程观 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作为一种外在于学生的知识。这种以“知识”为本质的课程观的最主要问题是与学生思想脱节,与学生生活体验脱节。因为知识一旦产生,它就是属于相对独立于学生的客观体系。把“经验”作为课程的本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联系,强调了课程内容与学习者生活经验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使课程内容得到了拓展。用“经验观”来代替“知识观”至少有以下优越性:一是用经验来代替知识,扩展了课程的内涵,使课程不仅可以包容用知识定义课程时所含的全部内容,而且还能包容更多的内容;经验既可以包含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可以包括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经验;既可以包括直接经验,也可以包括间接经验,既可以包括个人经验,也可以包括社会经验等,使课程内容更为宽广。二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可以使得课程获得在被定义为知识时无法获得的功能,这就是要让学习者亲身去体验。这种功能的扩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课程认识的飞跃,改变了学习者与课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课程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的理念。三是用经验代替知识,反映了现代知识观念的变迁。伴随现代知识观念的变化,人们对知识观念的认识日益深化,现代社会人们对知识观念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性知识,而是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人类社会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总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如果我们以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经验作为课程教学内容,就会更加关注学生对课程的体验和感受。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就是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有益于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体会和理解。 (二)积极吸纳学校现有的有德性的实践活动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在高等教育的若干环节中,存在着很多具有德育作用和效果或者具有德性的以活动作为主要载体的教育方式。这些活动既包括以德育为主要特征的实践活动,如学校开展的军训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希望工程”献爱心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也包括以学术学习为主导的活动,如专业实习、学术沙龙活动等,还包括以娱乐、健身、个人兴趣爱好为特征的活动等;既包括群体性活动,如班团活动、组织生活,又包括小组活动,个别活动等;可以是学生主动组织参与的活动,也可以是学校、院系、班级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活动。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实践活动,虽然有一些并不是作为课程而存在的,但是,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现代德育课程的观念来看,这些实践活动都可以作为体验式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体系。把自发地开展的、没有经过现代课程观念整合的活动纳入体验式教学范围,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系统开发、设计,和使这种活动处于自然状态,没有经过设计和开发其德育的效果和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就必须吸纳学校现存的一些有德育意义的活动,使之成为正规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按照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体验式教学活动 吸纳现存的具有德育作用的活动,把它作为体验式教学进行系统设计,只是一种消极的实践课程建设的策略,而要使体验式教学更好地实现其德育的功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还必须按照现代德育课程的基本理念,主动地进行体验式教学开发。一是把学生在学校期间获得的思想道德方面经验作为德育课程内容,注重学生在学校各种教育活动中的体验,注重从知行统一的角度,提供给学生积极健康的、显性和隐性一致的课程经验。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学校德育的主体,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学校的各种教育活动。三是从多方面成立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机构,充分发挥学生在学校事务中的主人翁的作用,积极营造学生中良好的教育氛围。四是注重个别化教育,注重学生个体性的特点。五是加强学校同社会的联系,使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价值导向具有一致性。总之,要把学校环境作为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进行体验式教学建设,使学生成为真实生活的主人。 (四)全身心地投入体验式教学活动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活动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沟通过程,需要教育者丰富的情感,需要教育者以真诚、尊重和同感的态度进行教学活动。教育者的真诚、尊重和同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的重要条件,正是因为教育者有这样一种态度,在现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过程中,他就会主动地关心受教育者,倾听受教育者的想法,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以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为中心,进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做一个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促进者”。因此,“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最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是一个理想的事业,需要教师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投入教学活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注入一种温暖的力量,促使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改变 政治理论论文:谈互动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 [摘要]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大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互动教学法适应了新形势的这一要求。文章在分析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探讨了互动教学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大意义和实现互动教学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互动教学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意义;有效途径 一、引 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它在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跨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如何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崭新局面,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把之提高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为此,2005年2月7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调整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并对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和领导、教学方法多样化和现代化、学科建设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成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南。“思想政治理论课”取代“两课”的提法不仅是名称的变革,更是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对每一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而言,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效果。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的有了明显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制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理应引起我们重视。 (一)课堂教学的空洞说教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使用“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重教轻学,重灌输轻启发。教师把外部灌输作为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唯一途径,要求学生无条件地接受现成的理论成果,学生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互动性不足的缺陷。这使得学生在教学中参与程度较低,缺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不少学生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作纯理论知识的学习,为应付考试考核被动接受,并没有与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结合起来,这势必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课外实践教学活动的忽视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更具有生动的实践性、时效性。但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本上是在课堂上完成的,几乎没有涉及实践应用的环节,没有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没有实现课堂内、外的互动。大多数教师只是给学生讲授理论知识,而没有组织学生走进社会,深人群众,深入实际地来具体应用书本的知识。只是让学生从书本中学习理论知识,而没有让学生从做中学,从实践中学习体会理论知识的精髓所在。这必然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丧失生命力和说服力。 (三)教师队伍建设的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与教师队伍建设的不足有密切关系。现有教师队伍稳定性差,他们教学任务重,责任大,加上待遇偏低,地位不高,前景也不明朗,导致不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觉得自己是学校教师队伍中的弱势群体,既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又容易被人瞧不起。因此,人心思动的较多,出现一些教师对教学改革热情不足,缺乏积极性,不是一心一意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往往应付了事。还有一部分教师自身的素质不高,对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没有完全把握,也没有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来提高教学效果。这也势必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 三、互动教学法的内涵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 互动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发挥积极性、能动性,创设有利于教学的愉快、和谐的多元互动情境,促使学生全身心地参与和投入,从而达到相互促动、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学方法。在互动教学法中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具体来说,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把学生真正置于教学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地位,严格遵循教育规律,从学生的需要和实际出发,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原则的具体要求,设计、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并运用各种教学手段,调节和控制影响教学的各种变量(即教学诸要素),指导帮助学生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掌握知识、技能,发展各种能力,形成一定的思想观点、价值准则和个 性品质。同时,教师还要根据受教育者个体对象的变化及个体的心理、生理、智能、个性、情感、能力等的变化,随时调节和控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教学评价等要素的运行方式,以适应受教育者变化的要求,来推进教学过程的良性运行。教师不是教学中的“主演”,而是“导演”。教学不再是教师单纯的教、学生单纯的学的过程,而是教师、学生相互配合,相互学习,教学相长,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互动教学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作用,它以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为前提。这就要求教师改变原有的角色,从权威性的知识拥有者成为学生情感的反映者和学习活动中的咨询者与合作者。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其教学目的的实现仅仅靠理论知识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收到较好的效果。根据多年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发现互动教学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有利于调动师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教师主导地施教,学生主动地学习,从而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互动教学法直击生活现实,关注社会热点、疑点问题,注重引导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学生大胆发言、大胆争辩;它给师生创造一个互动空间,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在师生互动、学生互动中感悟真、善、美,从而进行有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进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四、实现互动教学的途径 实践证明,互动式教学不但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同时也能促进教师自身的发展。要真正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教学达到预期效果,需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课堂内的师生互动 在课堂教学上,要以教师为主导,进行启发性、引导性教学,同时,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教师既向学生提问,又允许学生向教师提问,双向互动既可以随时进行,也可以由教师在每次课或每个专题结束前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进行。要改变对学生单向灌输的教育方式,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以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活动的范围和开放度。可以通过课堂讨论、辩论、演讲、答辩以及聘请一些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人员及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座谈、咨询等方式,为学生创设一个民主的、开放的学习环境,以沟通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学生释放自己,畅所欲言,增强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能力,也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教育的针对性,还有利于学生了解社会,增长见识,从而实现教学方法和形式上的创新和改革。 (二)课堂内、外的互动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但是课堂内、外的互动对于学生的成长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改变单纯的课堂教学方式,把课堂教学、学校教育与社会大课堂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开放式教学,更需要把课堂教学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坚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结合。如果仅仅从理论到理论,难免抽象、枯燥,加之当代大学生认知方式偏重感性化,自然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而通过“走出去”,教师组织学生参观访问,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把理论教学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土壤之中,让学生从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中了解国情、民情,增进感性认识和实际体验,学生便能更好地体会到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从而激起他们学习理论的兴趣和热情。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用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有助于训练和培养他们学会运用智慧、知识来解决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三)师生互动中教师自身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以科学理论武装学生头脑的同时,还必须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和陶冶学生,对学生来说,教师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和言谈举止,往往就是一种直接而重要的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培养自己完美的人格,充分发挥自己在学生意志品质形成过程中的示范主导作用。要发挥互动式教学法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娴熟的驾驭课堂的能力;要旁征博引、博学多才,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实现对内容的再认识,设计出具有个性特点的课堂教学形式。教师在课下还要有意识地与学生交谈、答疑,加深对青年大学生思想动态、品行风貌、举止爱好的了解和掌握,使教学有的放矢,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教师对所教的课程要充满爱,对学生要充满爱。要关注学生心理特点,理直气壮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社会变革、家乡巨变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教学过程要充满感情,在感染点上下功夫,要寓情于理、以情晓理、情理共融,使师生的情感在同一轨道上产生共鸣。讲课过程中,教师的心情越舒畅、态度越和蔼,学生和教师的思想感情就会越贴近,而对教师讲的道理也就乐于接受。 五、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全面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工作,积极用好教材,加强对教学中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改进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最终达到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 政治理论论文: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规范性和灵活性问题 何谓规范性和灵活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规范性即遵循党和国家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简称“05方案”)以及具体实施方案,在教学基本内容、教材和教学基本框架与体系、学分设置等方面与上级文件精神保持一致;在教学目标上,积极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切实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换言之,规范性即是教学当中不可更易的东西。那么何谓灵活性呢?思想政治教育严格遵循规范性是为了确保正确的方向,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应该在规范性的指导下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讲透讲活。所谓灵活性,即教师应该按照学校和学生的特点,在吃透教材的前提下,形成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从学生的具体需求进行教学,按照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来展开教学,因此教师无论是在课堂理论教学,还是在实践教学中,都要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灵活地对教材进行处理,对教学的具体内容和环节进行合理的安排,从教学效果上灵活地掌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各个关节点,从而更好地让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规范性和灵活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首先,规范性是基础和根本,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必须要遵守思政教学的大方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宗旨保持一致;教材大的框架和基本内容不改变。只有在规范性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进行灵活性的操作。其次,灵活性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规范性的要求,即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宗旨。概言之,没有规范性,灵活性便会失去方向;没有灵活性,规范性也很难具体落到实处。如何把握两者在具体教学的尺寸和力度,这就根据不同院校和教师的具体情况了。
笔者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时间虽然不长,但深感教学过程中规范性和灵活性两者结合的重要性,以下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和积累,就它们二者在具体教学中的结合谈一下自己的浅见,以求教于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方家善士。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规范性的根本,要贯穿五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从根本上讲,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就是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只有把握住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目的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教学中,必须始终遵循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来着力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来进行法制教育和国史国情教育等方面。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各门课程皆有其特色,比如在《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这门课当中,我们可充分地让学生参与课堂,进行各种关于理想信念的主题演讲;在培养职业精神教育中,我们模拟具体的招聘情景,或者要求学生组成一个小团队模拟各种企业项目的策划和执行;在法制观念教育中,我们组织和开展模拟法庭,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把灵活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第二,严格按照“05方案”精神,落实五门课程的学分和课时,在这两个方面,绝不打折扣。遵循中央指定教材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对于五门课程所规定的章节,在具体的教学中绝不删减,真正意义上做到规范性管理和规范性教学。在具体落实学分和课时方面,笔者认为教师可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做一定的适当调整,比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课”)一共有6个学分,在具体的教学中即可分为4个理论学分和2个实践学分;在五门课程的内容和章节上,亦可作详略得当的调整,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简称“原理课”)第六、七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下篇相关章节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有相似或相同的内容,笔者认为,为了避免教学内容上的重复,可把“原理课”、“纲要课”的相关章节略讲,重点放在“概论课”上来进行讲述。这样的灵活性处理,既可以在“概论课”中把相关内容讲实讲透,又可以让其他课程腾出更多时间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如何丰富课堂教学和推进实践教学同样需要遵循规范性和灵活性的原则。在这里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保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而不与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环节相重复。在保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基础上,灵活性的操作其实具有广泛的空间,笔者一贯认为,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方法是思政课的强项,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多样的形式,即可在课堂中进行,亦可在课外实施。此外,五门课程还可以按照各自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来操作实施,这样的灵活性教学方法更能够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从业教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何探索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方法则成为教师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教学方式方法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中必须贯穿着规范性的东西,只有把规范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宗旨。 政治理论论文:中等职业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和改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我国的教育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近年来，高等教教育和中小学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展开，并取得较好成效，而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相对滞后，无论在教育观念、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政治理论主果教学问题尤为突出，面临尴尬，亟待改革。 一、中等职业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现状与问题 1、生源质量偏低，政治理论课遭遇尴尬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人们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处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夹缝”位置的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绝大多数是升入高中无望才选择上中等职业学校学习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基础知识水平偏低的问题。这些“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是为了“混张文凭”好找个工作的思想，他们对政治理论课听不进甚至很反感，提起政治理论课就“头疼”。相对专业课程而言，大多数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没有热情，政治理论课教师也成了不受学生欢迎的人，政治理论课教学情景甚是尴尬。 2、教育系统内部认识偏颇，政治理论课教学被忽视 中等职业教育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技能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抓手”，也是职业教育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中等职业教育为抓好专业教育，人为地使得“专业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之间权重失衡，缺乏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理论素质的培养。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除了对口单独招生升学班级外，一般都比较忽视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和实施，政治理论课几乎成了陪衬。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非常突出“专业课程”的地位，甚至提出“政治理论课要为专业课服好务、让好路”。为了满啼专业课时数，任意删减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3、教学评价问题使政治理论课教学缺乏分量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成为重中之重，人们的目光都盯在学生专业课程的成绩上，专业课程的成绩好，就业情况相对就比较好。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课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学校、社会考核评价机制，各种等级证书的考核使各专业知识的评价厚重有力，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能否取得专业等级证书作为评价这个学生学习优劣的标准。而政治理论课教学则缺少强有力的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评价机制又不够完善，对学生而言，其学习过程、学习质量、学习效果等方面的检测与评价更是“宽松”的，这便导致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考核评价缺宪法分量，起不到激励作用。 4、学科定位模糊使政治理论课迷失方向 中等职业教育政治理论课究竟如何设置是各中等职业学校共青团存在的难题。中等职业教育的对口单招升学压力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能够参加对口单招升学的学生又是少数，这部分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需要相对大一些，面貌一新在多数学生认为政治理论课空洞无用。如休按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定位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中等职业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1、科学定位政治理论课，促使学生加强对政协委员治理论课学科价值认识 中等职业教育政治理论课学科定位问题应放在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系统中来考虑。要根据生源状况，改革、完善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提高对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认识。它在学生培养上应兼顾升学与就业，而侧重在就业；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基础素养，还要致力于教会学生谋职求职的能力和素养；它不仅是工具性和基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职教性的体现。只有明确了这一定位问题，才能使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具有目标性、方向性和针对性。缺宪法升学压力，加之教育系统内部那种认为学生生源差，政治理论课能学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的存在，导致了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不高，教师缺乏教学激情。要改革这种现状，必须加强对政治理论课学科价值的认识。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还关系到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技巧型、技能型人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更关系到学生潜能开发、终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提高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中等职业教育中重要不得性的认识，将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安排放入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整体课程结构中，使政治理论课程真正体现其学科价值。 2、摆政政治理论课程的位置，激发学生的学习趣 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是学习的主旋律。但是，“专业课”与“政治课”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技能训练，必须注重对学生普通文化纱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实现“文化高移、基础宽厚、技能复合、素质全面”的中等职业教育目标/。通过课程整合、弹性学制和必修、选修结合等多种方式组织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克服重专业课轻政治课，重专业技术培养轻基本素质培养，重眼前谋职轻终身发展的货向，处理好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相互关系，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针对“政治课程学习无用论”，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有关理论和现实关系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理论有其自知的内在牲，它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学习政治理论，就是要学生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理论，科学认识理论的相对性，我们反对“理论万能”、“只有和实现相吻合的理论才是最正确的”的观点，但决不否定政治理论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 政治理论论文:论提高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 论文摘要:提高内地大学生思想的实效性,可借鉴香港的公民教育模式,即提倡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教育的循序渐进,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香港公民教育;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能否健康成长为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更关系到中华的未来。笔者以华侨大学学生为对象,对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大学生观念、公民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内地学生共发放问卷300份,获得有效问卷265份,有效率为88.3%;对香港学生共发放问卷120,获得有效问卷ll8份,有效率为98.3%。在统计分析中,运用了sPss11.0提供的单变量描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特别区——香港的公民教育实践的成效较为显着。为此,我们希望借鉴香港公民教育的方式方法,探索更有效的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方式,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尽绵薄之力。 一、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内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通过多年努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已取得较好的效果。从来自内地学生调查问卷的结果,我们看到大陆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水平主流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我们也看到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仍有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素质欠佳等问题。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在我们对内地大学生的调查中,有65.5%的同学认为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必要,其中15.5%的同学认为非常必要;有48%的同学认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行,43%的同学认为不太可行;但当我们问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时,只有25.5%的同学感兴趣,62.5%的同学不太感兴趣,l2%的同学反感。这说明目前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存在一定的问题,问及原因时大多数同学认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和方法的原因。 2.政治淡漠,社会责任感不强。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2.7%的学生关注每年召开的两会。当问及“在升国旗时奏国歌时,你的心是”,42.3%的同学有神圣感,25.2%的同学热血沸腾,两者合计67.5%,但仍有12.5%的同学没有感觉,18.1%的同学微微颤动,两者合计30.6%,这一结果显示有部分大学生出现政治淡漠的情况。据广东有关高校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只有36%的学生对政治活动积极参与。…另外,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工作的意向都为:大城市、轻松、待遇高。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大部分大学生都不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3.价值取向扭曲,知行脱节严重。调查显示,大学生思想意识上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有较正确的荣辱观,但在行为上却与之相背离。在访谈中,大部分学生都表示应该多服务于人民与社会,但在调查中却显示仅有超过一半(52.1%)的学生参加过志愿活动;有29.9%的学生没有参加过志愿活动,5.3%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问及“是否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时,仅有21,1%的学生经常参加,有69.8%的学生不经常参加,7.2%的学生没有参加过。他们一方面表示大学生应该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但真正去参加志愿者服务的却只有过半数。一方面表示要抵制封建迷信,另一方面自己却相信命运之说。一方面认为同学之间应该团结互助,另一方面却是等到他人求助时才会去帮助。一方面认为大学生更应该诚实守信,但在真正的物质利益面前却常常见利忘义。 二、香港公民教育的特点 香港公民教育实际上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才由原来的“子民教育”进入了真正的公民教育新的时期,香港教育署l985年颁发《学校公民教育指引》,l996年又进行了修订。从调查问卷结果看,香港的公民教育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调查显示:有66.7%的香港学生参加过义工活动,而内地学生仅有52.1%参加过志愿者工作。在问及“如果你看到有人不排队,你会”时,香港大学生中有35.6%的人“立即出声或请员制止”。问“有人在非吸烟区吸烟”时,有28%的香港学生“立即出声或请管理员制止”,仅有l7.8%的学生会“立即离开现场”,而内地学生大部分则会直接离开现场。在问及“你经常见到香港人在香港有以下行为吗?”:“上工具有人争先恐后”时,55%的人选择“很少看到”和“没看到”;“在非公共场所的非吸烟区吸烟”时,有60%的人选择“很少看到”和“没看到”;“有人在公共地方污染(例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汽水罐、报纸)”时,有58.5%的人选择“很少看到”和“没看到”。在问及“整体来讲,你对香港人的公德心有多满意”时,有74.3%的香港学生选择“非常满意”和“满意”。以上结果与我们采取访谈所得印象基本一致,特别是香港学生有较强的公民意识,较高的道德观念和较好的行为规范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l996年修订的《公民教育指引》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公民教育目标。“以学生为本”的价值理念,贯穿香港公民教育的始终。体现在:(1)培养目标上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2)课程安排和活动设计上强调特色和尊重个性。以学生为中心来思考问题,教材设计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认知规律。他们尊重和倡导校本课程,鼓励教学创新。(3)教学方法多样,学习方式上提倡自主学习。不断推陈出新,强调精神、客观及宽容的态度,在平等、轻松的氛围中让学生进行分析、思考及判断,表达个人看法,作出个人选择,培养学生自我认识智能,通过履行和反思,确立个人的价值观念。 (二)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 香港公民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兴趣爱好、经历感受而按 幼儿园、小学、中学等阶段循序渐进进行设计,内容范畴也由个体、家庭、邻里、社区、香港、国家、国际逐步拓展,使公民教育的进度随学生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而逐渐深化。 (三)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 公民教育与一般学科教育的不同在于,其学习目的并非求知,而是公民基本素质的养成。因此,学习方式和渠道对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香港学校充分利用正规课程、非正规课程、白编课程、隐蔽课程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公民教育。除了设置小学常识科和中学公民教育科正规课程以外,不少学校自编校本课程,同时要求其他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尽量结合进行渗透。教师在不同的科目中,藉着教授学科内容之际,渗透一些有关联的价值思考和讨论活动。例如,在生物科的课程设计中加入性态度和两性尊重的讨论;在社会教育科中加入认识社区并探讨如何承担改善的责任;在中国科中加入介绍国家近代的经济表现和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从而培育对国家的自豪感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这种结合学科的内容及跨学科模式的推行策略,能在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之余,教师亦可“不刻意”地学生学习正确价值观和态度,这比直接灌输的模式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口教育方式更是丰富多彩,活动、比赛、辩论、展览、模拟、角色扮演、专题讨论不一而足。多种方式实施公民教育,既符合公民教育自身的特点,又能激起学生学习热情,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四)全面多元的实施主体 1986年5月,香港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员会,负责联络有关政府部门及团体,推广校外公民教育活动,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香港公民教育的实施不单单依赖教育部门,而是充分利用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让政府机构、民间团体、社区组织、宗教组织、媒体等积极参与到公民教育中来,形成公民教育实施主体全面多元的特点。这些机构和组织多达几十个,遍布香港各个区域,它们纷纷成立德育和公民教育资源中心,建立相关推介网站,编印大量不同类型的刊物教材,制作电台节目,资料中心对公众开放,接受公众咨询和提供相关。香港公民教育实施的全社会性不仅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公民教育网络,从而保持影响方向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不断巩固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 三、提高内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方略 (一)提倡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乖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香港公民教育奉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而内地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方面最大的特点则是以教师说教、讲授为主的强制、灌输式的主导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只重视教师的讲授和灌输,忽视了大学生的个性与特点。高校教师与学生形成了“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我压你服”的一种简单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这就使得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被限制,他们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面的知识变得很被动,甚至导致学生的排斥。这不仅不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要在行为上的践行就更难了。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应借鉴香港公民教育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在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或实践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与特点,深入了解学生,掌握他们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学习态度,针对不同特点与兴趣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方式与实践方式,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为个体自主性的发挥创设条件。而在课堂教学中,应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并创造一种宽松、平等的氛围,让学生尽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再进行引导。在互动学习中,培养学生正确的荣辱观、价值观、世界观。 (二)注重层次性,增强思想理论课的针对性 香港循序渐进的公民教育内容安排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主体差异性。而内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价值理论上的统一灌输,教育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在德育对象、内容、要求等方面往往搞“一刀切”,缺乏层次性。这种做法忽视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认识规律才能与品德的差异性,忽视了他们依据自身特点选择自己发展方式的权利。所以,有学者认为:忽视主体的层次性、差异性,用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且一步到位,令人高不可攀,是导致当代中国道德生活“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借鉴香港公民教育的循序渐进特点,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也应有层次之分。 比如对一般的青年大学生,要帮助他们了解中华的,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团结互助,遵纪守法。对学生党员干部,更要侧重于理论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教育,要求他们做到坚持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科学发展观为,始终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也应有所侧重:对大一新生应结合入学教育侧重以“遵纪守法、团结互助”为主的教育,要求他们主动适应学校生活,努力学习,科学合理规划四年的大学生活,自觉遵守校纪校规,为构建和谐校园而努力;对大四学生应结合侧重以“责任、回报社会、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等教育,要求他们脚踏实地,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力、尽责。 (三)采取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 香港公民教育之所以取得明显成效原因之一便是采取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发挥了主动性与积极性将所学知识有效内化,并付诸实践。而内地教育的模式就是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强制、灌输的主导教育模式,这使得很多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叛逆,失去兴趣。 借鉴香港的多种教学方式,首要的是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要把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要求引入教材、引入课堂。讲授时,不能只是一味地灌输理论,而应结合典型的案例,联系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深入浅出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显示:大多数同学希望教师理论联系实际,解答当前热点、难点。课堂教学形式也应该多样化,不应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教师应该更多地采取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国际、国内以及生活中的道德事件,进行是非、善恶、美丑的讨论与辨别,使学生主动进行思考,将知识内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严谨治学、以德施教,以精湛的学术知识教育学生、鼓舞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凝聚学生。因为教师的学术水平、治学态度、思想品德和言行举止等对学生产生着直接、深刻的影响。为此,高校在选拔、任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时,必须严格把关,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并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使其真正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外,其他科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将思想政治理论渗透进去。就像香港公民教育中,教师在不同的科目中,藉着教授学科内容之际,渗透一些有关联的价值思考和讨论活动。这种结合学科的内容及跨学科模式的推行策略,能在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之余,教师亦可“不刻意”地指导学生学习正确价值观和态度,这比直接灌输的模式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此外,第二课堂和校园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在行为中践行。比如开展征文、演讲、辩论赛、主题班会、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党团组织活动,使大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在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等道德实践活动,让广大学生明确自己对历史、对民族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开展关爱他人行动,探访并帮助贫困农民或孤寡老人,给中小学生做义务家教等等,使学生在实践中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熏陶、认识得到升华、行为趋于自觉。在网上开设论坛,在校报上开辟专栏,积极营造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校园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宣传教育作用,特别要表扬大学生中一些先进个人、榜样人物、好人好事等,在这种和谐良好的氛围中,大学生之间会自觉地互帮互助,形成团结互助的良好局面,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热于助人的良好品德以及培养大学生的正义感、责任感。 总之借鉴香港公民道德教育方法有利于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加速人才培养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政治理论论文:论知识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的提升 曾强调指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办好高校,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我们高校办得怎么样?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得怎么样?首先要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不是合格,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是不是合格。”[1]因此,高校只有把握好人才培养的方向,不断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效果,提高教学实效性,才能担负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任命。当前,交互主体性教学理念已经成为思政课教学改革以来的主导理念。在笔者看来,交互主体性教学的核心机制是“教师—知识—学生”三极之间的良性互动。按照这一崭新理念,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教学过程中师生交互主体性的形成和塑造是教师自觉引导的结果,而教师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较高的理论修养是形成和谐的交互主体性的基础和前提。这说明,高校思政课教师只有首先不断丰富、完善知识储备,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才能不断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增强教学实效性,提高教学效果。 一、丰富的知识是高素质思政课教师的必备条件 高校是知识的殿堂,是大学生求知的圣地、成长的乐园。高校面向大学生所开设的一切课程无不为了知识的传播与文明的传承,为了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栋梁之才。在我国,高校更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优秀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的光荣历史使命。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知识和文明的传承者、创造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在我国,人民教师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曾强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对于其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教学需要的,要及时加以培训和提高。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不但要学专业知识、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学政治知识、实践知识,以不断丰富和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水平。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2]因此,高校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素质建设,术业有专攻,必须成为拥有丰富知识的教育者,成为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的以身作则者、率先垂范者。实际上,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更应该体现在高校思政课教师身上。 针对高校思政课教师加强自身素质的必要性,《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强调:“提高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关键在教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不仅需要学习和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必须自觉地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把握整个思政课教学的基本立场和政治方向。对此,亦指出:“理论工作者要努力加强各方面知识的学习,特别要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而且要学得更认真一些,理解和把握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一些。尤其要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上有一个大的进步。”[3]特别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保持鲜明的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这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开展广泛地实践调查,掌握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契机,做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的紧密结合,努力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当今时代,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每个人都需要加强学习,坚持终身学习。而作为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教师连接着文明进步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使自身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成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表率。这一点对于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应该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挖不尽的知识宝藏,并非稀缺资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大精深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丰富资源,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更是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无限发展,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供了不竭源泉。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师已经高度自觉地肩负起特殊历史使命,认识到思政课教学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普遍意 识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必备条件,为了不辱使命,就必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理论修养。 总之,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高自身修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的理解、把握,从而向青年学生传授更丰富、更准确、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达到培养既具有科学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的。 二、知识是塑造自由和谐师生关系的客观基础 交互主体性教学是现代主体性教学理念的最新、最高表现形态。交互主体性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理念对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理解,把“教”与“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与“学生”视为平等主体。两者面对着“知识”这一共同客体,形成了“教师—知识—学生”三极互动的教学机制,而师生正是在“教”与“学”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了自由和谐的师生关系,即师生交互主体性。如果从交互主体性教学理念上来看,知识对提升高校思政课吸引力的作用就尤为鲜明,因为它是塑造自由和谐师生关系的客观基础。 客观而言,“知识”是一个褒义词。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寡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对事物了解程度的深浅,甚至相关实践能力的大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掌握的多寡能够反映出高校思政课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精神实质理解的深浅程度。无疑,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提高思政课教师教学自信、调动学生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强个人魅力、赢得学生信任的前提,是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学生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让他们自觉认真听课、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实践活动的关键因素。而且,从根本上说,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首要的目的就在于深入、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以通过更科学、合理的教学活动更准确、更全面也更自由地向青年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让他们自觉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激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热爱,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事实上,不仅思政课教学活动是以师生彼此的或丰富或浅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为基础而开展、发动的,师生双方的“教”与“学”关系也是通过这些活动建构起来的,而且正是在这一活动中师生明确了各自的身份,即高校思政课教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而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教育者、真正的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学习者。因此,师生必备的、与思政课教学活动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成功地建构、巩固和发展各自相应身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丰富和积累,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精神,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师生实现了各自身份的实至名归。正是由此,石中英指出:“对于一个人而言,他的社会身份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标志(肤色、性别、地位、爵位、职称、服饰、话语习惯等等),更是一整套内在的知识体系。”[4]这就不难理解,对于一位高校思政课教师来说,他之所以拥有或配称这一社会身份,不只是在于他拥有了高校教师资格证,而完全在于他客观地拥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相关的教育知识,即他通过认真的学习深入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具备必要的教学方法,能够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传授给青年学生,不断引导他们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和培育起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因此,如果科学地看待知识作为社会身份的内在要求,那么,就应当看到,由于教师“术业有专攻”、“闻道在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引导者、支配者,每一位高校思政课教师都应当自觉加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学习,使自身充实起来,这既增强自己从事和开展思政课教学的自信、能力,又能彰显出高校思政课教师基于扎实专业素质、较高专业修养的良好形象。而对于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说,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和掌握已经系统化、组织化和符号化的间接经验——知识,是他们培育正确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最佳捷径和有效方法,是塑造独立人格、自由个性和主体意识的根本途径。通过不断地丰富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认知、比较、选择不同的生活和发展方式的能力,能够使他们不断发现新的、无限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开拓自己的生活世界,从而为自身命运的改变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思想条件,只有这样才不致于陷在自己的个体感受和片面狭隘的经验里,甚至陷入宿命论或决定论的泥坑里,完全丧失掉无限发展的需要、动力和可能。在教学活动中,尽管学生是受教育者、学习者,然而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整个教学活动、建构师生交互主体的基础,是激发热爱思政课的重要条件。 毫无疑问,只有进一步学习、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特点,青年大学生才能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根据本国国情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给予客观的评价,才不至于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迷惑,受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的腐蚀,丧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 三、教育知识:教师提升思政课吸引力的必要保障 毫无疑问,作为思政课的教育者,教师除掌握系统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外,还应该不断丰富自身的教育知识,熟悉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提高业务能力,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以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引导和培育学生的主体性,从而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知识无限广阔。对于个体而言,人不仅呈现出多个维度,而且意味着每个人仅仅是整个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的一员。任何人都有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而他之所以能够从事特定的职业,完全在于他具备从事这些职业所要求的相应知识基础和职业道德修养。对于教育这个特殊的职业来说,“没有教育的知识(不管是理论的教育知识或是民俗的教育知识),一个人就不能成为教育者,或准确地说,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育者”。[4]正如一个生活知识贫乏的人就不会有丰富而有趣的生活一样,教育者如果不具备必需的教育知识,没有一定的教育理论修养,不熟悉教育规律和自己所讲授的教材内容,毫无业务能力可言,他就根本不可能保障自己的教学活动顺利开展。与此同时,没有一定的师德修养,教师也不可能很好地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开启、确立和巩固和谐的师生关系,培育学生的主体性。郑树文强调:“优秀的理论修养品格和高尚的道德人格是教师教学吸引力的基础。 不过,应当看到,知识无论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教育知识以及涉及思政课课程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百科知识,甚至结合学校学科特色的其他专业知识,都是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增强教学效果的必要条件。相反,无论是哪个方面知识的匮乏都势必导致思政课教学的枯燥无味,把富有强烈求知欲、渴望成才的青年大学生拒之于课堂之外 政治理论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研究 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其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的重要渠道是进行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社会、国情的了解,增长自身的才干,为日后奉献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锻炼大学生的毅力,培养他们的品格,从而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极大的增强。 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的必要性分析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伟大斗争和科学理论家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科学探索的实践中产生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理论发展开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给大学生,因此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果教师在教学中摒弃了这一原则,那么就不能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 2.现代教育理论的要求 “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理论着重强调的教育思想,教师在教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教育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积极运用已有的知识,在实践中探索未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一方面,高校大学生能够更加迅速地接受文化信息;另一方面,高校大学生社会阅历比较浅,在理解理论问题时常常比较片面和肤浅。因此,只有把理论课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从而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社会实践的要求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学校教育逐渐处于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荣辱观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生。面对这种形势,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处于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对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要求,从而使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能够更加有理有据。 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方式 1.科学安排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在实践教学的内容安排方面,为了有效提高高校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应积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和课堂理论教学结合起来,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和目标为基础,依据学生的发展和成长需求,同时根据具体的课程来设计教学的内容。各高校应在教师设计的实践教学内容的指导下,结合本校的实际,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问题作为实践教学的内容,让学生通过认真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研究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教学的形式安排方面,高校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采用交流式、辩论式、体验式、调查式及竞赛式等实践教学形式,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2.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运行和保障机制 各高校应积极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指导小组,小组由分管领导牵头,成员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对实践教学计划进行定期的研究,统筹规划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间的实践教学内容,并将实践教学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确定并保证经费投入比例,该比例可以按学生人数和学分确定;有条件时可以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系,建立一批相对固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培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将他们纳入学校学术名师、带头人等工程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高校党建和教学评估体系中吸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情况,并使其成为评估和考核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 3.打造实践性教学评估体系 在对内容进行评估时,不但包括对结果的考核,还包括综合评价高校学生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思想等。在对形式进行评估时,应该注重评价方式的多样性,采用硬评价和软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实践性教学评价的主体,因此,教师应严格根据学生在实践中的调查报告、态度等进行公正公平的评价。另一方面,学生同样也是实践性教学评价的主体,学生评价的主要内容是对已经开展的实践性教学的参与程度、 感受和兴趣。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理论教育课,同时也是社会实践课,为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高校必须使理论教育紧密联系社会实践。 政治理论论文: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政治业务水平，日前__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提出要求。 一是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选聘配备、培训、学科建设、表彰奖励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争取到2015年，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 二是整合全省力量，积极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完善二级学科体系，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对应支撑。定期组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和“精品课程”的评选活动及教学观摩活动，推广先进教学方法，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和共享。 三是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专项经费，列入预算，并随着学校经费的增长逐年增加；完善思政党建评估体系和教师表彰奖励机制；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作为高等学校教学水平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为二级指标，加大其权重和显示度。 四是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以及教学中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等作为重要选题，列入省级教育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之中，推出一批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研能力。进一步加强“__省情研究中心”建设，把省情教育和研究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 五是在高校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统一负责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相关管理工作；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梯队建设等工作。加强__省师资培训中心建设，建立__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中心专家库，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专项基金，对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系统培训。 六是通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我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和改善，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为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积极贡献。 政治理论论文:关于就业导向背景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功能初探 论文摘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高职教育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文章从以就业为导向的含义及特点入手，分析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在关联，既促进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发展，同时也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探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功能。 论文关键词：就业导向；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关联；基本功能 一、以就业为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以就业为导向，就是把学生的就业作为引导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指向，高职教育的一切工作都应为了学生更好地就业而展开。整个职业教育的评价标准要向以就业为导向转变，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向以就业为导向的优势学校倾斜，培养市场真正需要的人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培养目标的职业定向性。培养应用型、技能型、操作型、具有大学文化层次的高级职业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能直接上岗。他们具有双重优势：同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他们出校门就有相当熟练的某种技艺或技能；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相比，他们又有大学以上的专业理论与知识。 2．专业设置市场性。教学内容摆脱了传统学科式教学模式，按照地方性、市场导向性的需求，就业市场需要什么，就办什么专业；办什么专业就设什么课程、请什么师资，专业设置具有相应灵活性，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很快适应就业岗位的需要。 3．课程开发职业性。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学校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以及教育教学规律，关注企业需求变化，调整专业方向，确定培养规模，设计实施性教学计划；企业为高职“埋单”、提供就业岗位。 4．教学过程协作性。企业选派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对企业需求岗位的分析，然后对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双方不仅有效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密切了合作关系，还提升了合作层次，实现了“产销连接”，使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使用的“无缝”连接成为可能。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含义及特点相互区别，但是，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二、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互联系 1．教育目标基本一致。以就业为导向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培育人、塑造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造就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才；另一方面，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已成为一种共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大教学效力，准确把握市场脉搏，紧紧盯住市场需求，依据市场办教学，围绕市场搞就业，培养市场需要的“精品”学生——有文化、有修养、有学历、有技术、有底蕴、有创新的人才。 2．教学内容相互依存。一方面，以就业为导向是高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职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观，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这些教育内容只有融入和贯穿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之中，才能富有实效性和穿透力，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以就业为导向。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人才市场，感到无所适从，不是因为不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而是因为缺乏基本就业能力。在择业过程中，盲目自大，脱离现实，或是忽视专业，急功近利，或缺乏择业主动性、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求知欲、独立性、灵活性、观察力、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等优秀人格品质。 3．培养模式基本相融。从培养模式适应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的整体上来看，以就业为导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显示出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现代企业不仅注重员工的职业技术，而且注重员工的整体素质，这种对员工的综合素质要求，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劳动就业对高职教育的要求。高职教育依据以就业为导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核心两个基本维度来规划课程，就是要兼顾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发展需求；就是要兼顾学生即时性需要(当前就业的需要)和超前性需要(终身发展的需要)，并以此来整合应用性课程与理论性课程、专业课程与基础课程，学历性课程和资格证书课程，从而构建高职特色的课程体系。以素质拓展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途径，增强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事实上，在培养实践中，以就业为导向蕴涵着一定的实践导向，其核心在于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基本综合素质的养成与发展，并不是将每个人都培养成全才，而是力图使每个人在其现有素质的基础上趋于完善。它不仅隐含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表达，也蕴涵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手段与途径的规定，两种培养模式已表现出统一与融合的趋势。 三、以就业为导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 1．突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层次性。根据扩招后学生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对统招生与单招生、文科生与理科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和要求。(1)在课程目标上，应以人的发展为基点重新审视高职教育的质量规格和人才标准。以人的职业能力的终身发展、与职业相联系的人的整体发展为着眼点进行目标定位。不仅要注重某一职业或岗位的专业能力的培养，而且要注重学生职业适应能力、职业发展能力、职业活动中的创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尤其应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能力素质的持续发展。(2)在课程设置上，应在保证高职教育课程结构性的同时，增强课程的开放性，体现课程设置的灵活性、课程内容的前瞻性和课程实施的和谐性。同时，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要体现人文精神、社会科学与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有机整合，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变通能力。(3)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分类确定具体教学目标和方法。即把学生按知识层面分成不同层次，确定适宜的难度，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中，按不同具体目标，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适应学生的群体性差异。使每个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提高，都有成就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升目标，促进学生素质的继续发展。 2．突出知行结合、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制定实践教学大纲和计划，组织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通过参观、考察、网上调研，使学生接触社会，促进学生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了解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很发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深化在课堂教学中获得的理性认识。二是把实践教学与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专业实习结合起来，加强对高职学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三是渗透职业指导教育，从校外聘请一些专家学者、职业指导师、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作关于劳动力状况、就业形势、岗位要求、职业生涯设计、应聘技能等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正视现实，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就业能力。 3．突出教师的职业性，建设“三师型”师资队伍。高职教育要突出它的应用性、职业性特点，必然要求教师既要有教学能力，又要有专业的实际经验。随着高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提出，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必须顺应其需要，创新“三师型”内涵，既能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又能指导专业实践，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设计的教师，具有类似教师+某个专业技术职称+职业指导(如讲师+工程师等+就业指导师)的专门人才。教师既能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又能从事行业、职业实践活动，并能将行业、职业知识及能力和态度融合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还具备能够了解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要及能力要求，将就业指导工作从大学学业后期前移至学业早期，与新生职业生涯规划同步设计。 四、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功能 1．定位功能。随着高职学制的改革，学时短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越发凸显。如何办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是摆在所有高职院校面前的新课题。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三次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指出：“高职教育必须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把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作为发展的动力，把提高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作为改革的方向。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专业设置要与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基础理论以该岗位“必需”、“够用”为度。要转变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把学做人和学技能结合起来。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体现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向。以就业为导向为突破口，突出实践的作用，增加实践的课时，加大实践的分量，让以就业为导向发挥其导引、激励、兴趣、深化的特殊作用。在课程设置上应考虑拓宽学生知识面，着眼于人的和谐发展，培养学生适应就业的关键能力，为其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突出应用性、教学方法突出训练性和教材建设突出适应性。树立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就业思想和观念，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在专业学习中训练，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在自我修养中提高，在职业活动中强化，培育良好的心理素质，既可以做一名能工巧匠，从“灰领”晋升为“自领”，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又可以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的变化而随时更换职业岗位，应对将来社会和职场的各种挑战。 2．动力功能。目前，许多高职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远未达到足够的重视程度，把专业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定位为所谓的“正课”与“副课”关系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可学可不学，对自己的人生成长并无实际意义，因而对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内在驱动力，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开展。就业导向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是把人力资源市场的职业道德要求作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实现教育与市场接轨，体现毕业生与人力资源市场的“零距离对接”的教育理念，成为帮助高职学生实现理想与自我价值的阶梯。深刻理解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时代和社会对自己提出的素质要求，积极、主动地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关注社会，探索职业发展前景，确定合理的职业目标。一年级了解自我，二年级锁定感兴趣的业、有目的地提升职业修养，三年级初步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换。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启发性的思想政治论课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将要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怎样做”，更重要的是让生在思考分析讨论中明白“为什么”，自觉地把个人的专业学习、素质的提高和就业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变动接受为“主动采纳”、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3．吸引功能。过去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和考核以知为重点，导致教学结果与目标相背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教学质量的提高，使教学水准和效果只能在低层面上徘徊，来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从横向看，学生获得成功的领域太少即使有也不重要；从纵向看，忽视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运用及思想政治方面现实表现的考核，导致学生死记硬背，出现谁的记忆好，谁的考分就高的现象，致使在相对评价上很多学生只是中等或中等以下。这样的评价模式使学生学习行为得到强化的机会既少又单一，学习积极性必然下降，甚至厌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业导向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将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观念和道德规范直接引入教学过程中，对高职学生形成了很强的约束和激励。一方面，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受法律约束，失信会使其付出巨大成本。同样，作为具体经济活动执行者的企业一员也必须遵守市场规范。具体反映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就是要求高职学生必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个人道德是否符合市场的要求，关系着高职学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关系着学生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高职学生提供了具体明确、切实可行的目标，既能使高职学生理解其价值大小，又能判断其实现的可能性的大小，从而激励他们积极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让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判断和决策，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体验到“成功～努力～更大成功”，明白自己的长处，取得身心愉悦的感受，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这样的教学对他的发展是有重要的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是其他课程所不可取代的。 4．成才功能。长期以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的偏向，反映在就业上，一是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普遍不高；二是毕业生发展后劲不大，不能令社会、家庭和学生满意，这说明高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亟待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围绕以就业为导向有所作为，不仅能让学生就业，还要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品位，培养出综合素质高、能力强、符合社会需要的毕业生。一方面，将成才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教育和引导学生把握人才成长的正确规律，减少成才上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知识经济时代，走比尔·盖茨式的知识英雄之路固然是成才的重要途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途径，高职学生应该具有基层意识、勤勉务实的作风和勇于实践、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加强对高职学生就业素质的培养。从基本就业素质培养开始，这是进入就业市场的基本准人条件。基本素质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工．作态度、道德修养、责任心等方面的指标。以提高核心素质为重点，这是高职学生能否顺利就业的决定性条件。核心素质主要包括团队合作精神、毕业学校的名气、踏实刻苦精神、社会适应能力、持续的学习能力。具备了这些素质之中的一项或者几项，用人单位在选人时才会进一步将其列入候选范围进行考虑，在形成良好互动的基础上达成双方的认同。以培养精英素质为升华，这是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精英素质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实际动手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具备了这些因素一项或者多项的毕业：生，在进入用人单位工作后将逐渐表现出其优越性，形成进入职场后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踏踏实实地前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从而实现合理择业、顺利就业和成功创业。 政治理论论文:浅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论文摘要：提高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必须更新教材、转变教学方式、改革学生考核制度、改革教学评估体系。同时，还必须调动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公共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改革 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它担负着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培养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会学生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见，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一、更新教材 现被广泛使用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材，极讲究理论的系统性，几乎囊括所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内容，中学教学内容也不例外。这使得教学内容过于烦琐，课堂上。教师无法深入展开教学。学生普遍感到，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与中学政治课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考试仍以课本为主，取得“公共政治理论课”高分的佳径就是考前认真背课本内容，“公共政治理论课”学习并没有明显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新的教学计划应该重新编排教学内容，一是从宏观上把握，删除与现实联系不密切、对今天没有多大指导意义的细枝末节，让教师、学生从晦涩难懂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事件后果、概念等琐碎的内容中解放出来，着重从宏观上把握理论的来龙去脉，把握理论对现实的启示。二是从微观上把握，去除学生中学已掌握的内容，选择对现实有较大意义、学生未接触、理解的部分重点讲解，以专题的形式开展教学，讲究针对性、理论性、深度性。 另外。教材内容陈旧，与时展不相适应，许多问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对实践缺乏应用的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思想，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善与恶并存，人们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也越来越强。而现行课本上的许多观点、理论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把社会环境理想化，高扬集体主义，强调为公而忘私，学生学习后，感到课本内容脱离实际，无法运用所学的理论去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致使学生产生这种想法：学而无用，不如不学。新版教科书应紧扣时代，根据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添加新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中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实事求是的回答，对学生关心的重要问题：学习、友情、爱情、亲情、工作等提出建议，为他们的成长指引方向。同时，适当引入具有较强说服力的例子、数据、图片、名言等，以增强教材的说服力、吸引力。 二、转变教学方式 长期以来，“两教”教学习惯采用“讲解、灌输”的方式。课堂上，老师站在讲台上一直说个不停，台下学生静静地听，师生之间极少交流，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激发不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况且，教师很少能够做到把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恰当地联系起来，深入分析问题自由发表见解，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尤其是扩招以来在几百人的大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难于集中，更大程度上减弱了教师“灌输”的“威力”。要想改变学生“不学…‘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现状，提高学生学习“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既涉及认知领域，又关涉到非认知领域，数、理、化等其他学科的教学主要在认知领域，学生掌握程度如何可直接从他们的考试成绩中反映出来。相反，学生要真正弄懂“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道理离不开他们日后切身的反复道德体验，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他们日后的学习、实践、自悟等教学的效果不能仅仅通过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衡量，还要看学生经过学习后是否能主动学习道德知识、主动提高自身修养，并做出相应的行动。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知识更新极其迅速，今天流行的观点，下个月可能就过时，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使文化多元化、隐密化、复杂化。“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只是教给学生道德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主动去获取道德知识。运用道德知识去揭开各种面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觉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履行道德行为。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给学生思维启示，与学生真诚地交流，以引起更多学生的倾听，指导学生课后如何获取道德知识，如何提高道德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可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开展读书交流会，组织道德问题讨论，开专题讲座等。 三、改革学生考核制度 1．变考试内容客观题为主观题。高校开设“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哪一年、哪个月、哪一天发生了什么、结果怎样、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而是为了让学生在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基础上，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上在教给学生道德知识的同时，应教会学生主动去获取道德知识，透过现象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与之相适应的考核方式必须是考查学生理论应用的能力，知识与思想相结合的水平，而不是纯粹的知识记忆。试题应设计为即使开卷考试，学生也不能从课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经过自己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回答。 2．严格考核平时成绩。对于不来上课，弄虚作假的学生，一旦发现，应按规定给予严厉处罚。一篇真实的论文是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最好的体现形式之一，同时，学生通过写论文，可以扩大知识面，体会到学习德育的益处．从而激发学习道德的热情。教师在布置论文前，应通过查阅期刊、书籍、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掌握该论题的现状，确保论题科学。批改作业时，一经发现严重抄袭者应该否定，让学生切实感到平时作业并不是形式，必须认真对待。对于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学生，即使很片面，也应该斟情给予鼓励分，在评语上指出其亮点处与不足处，以激励他们继续努力。 四、改革教学评估体系 不少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估体系由领导评估、“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评估、学生评估组成。领导评估主要通过学生考试成绩、检查教师的教案、听课进行，着重的是目标评估，轻视过程评估，只要评估组听课时学生保持安静、教师教态好、学生考出好成绩、教师教案写得认真，你就是一个好老师。至于教师课堂上教学内容是否丰富、科学，学生是否从中受到启发，思想上是否发生变化几乎都被忽略了。“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评估即教师互评，通过听课、查看教案、回顾平时工作态度等方面来给对方打分。因评估人在同一单位，身份公开，评估人一般不愿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多的是拿对方的优点赞赏一番，使得评估结果含有很大水分，非常不利于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评估通过网络以不计名的方式对教师进行评估，学校把评估内容客观化，设置成选择题的形式，每道题的答案选项有四个，类似“优、良、中、差”，而且评估的内容主要与教学形式相关，很少涉及教学质量，多为这样的问题：是否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普通话是否标准，工作是否认真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具有很大的弹性，学生都明白评估对教师的重要性，一般都不会为难老师，多数老师会被评为良好。即使个别教师上课实在很糟糕，听课的学生少得可怜，可想想面对着乱糟糟的课堂，老师仍坚持上了一学期的课，可真不容易，这种敬业精神实在可贵，虽然课上得不好但起码算是一个合格的老师。这种评估体系显然难以真实地反映“公共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教师的不足之处，对教师改进教学、学校推进课程建设的帮助不大。 教师的教案写得好，并不代表课就上得好；教师的普通话标准，并不意味着就能吸引学生；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并不意味着课就生动。如教师通过精心准备的教案，上课时只是单纯把教案投到屏幕上，缺乏有力的说明，让学生对着“机器”上课，这本身就是一种死板的教学方式。优秀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不会被教案所束缚的，而是在课堂上旁征博引，畅所欲言，大胆地表述自己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融知识性、思想性、情感性为一体。事实也证明，凡是学生所喜欢上的课，其教师都具有良好素养，热情、坦率，具有高度责任心，知识渊博，教学艺术，了解学生心理。因此，“公共政治理论课”评估也不能笼统化，不能只注重结果，轻视过程；“公共政治理论课”评估也不能仅靠主观评估，而是要聆听学生的心声，了解他们经过这一学期的学习对这一学科有什么认识，从中得到了什么，思想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从教师身上学到了什么，这门课有哪些不足之处，包括教师的不足之处。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教师才能更容易发现需要改进的方面，才能使教学更有针对性，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 [摘 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描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表现、类型、状况和危害，到剖析资本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分别由浅入深地对资本主义工业开展了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直至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国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 当我们曾经为之顶礼膜拜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之时，人们开始冷静头脑、深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弊端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极具预见性的系统思索，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阐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在哲学、政治经济乃至生态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论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然而，马克思生态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和他生活的历史年代息息相关的，是发轫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比其他理论更彻底、更深刻。笔者认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年代与社会发生的三个本质性变化，即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世界市场，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转向，同时也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工业革命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在人类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标志就是蒸汽机时代的来临。1769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从这以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正是这一路高歌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另一层面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观念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直接表现是人类征服自然、压榨自然、盘剥自然行为的加剧。英伦三岛上首先爆发、继而遍布全欧洲的工业革命，既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豪言壮语都催生着人类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的意识。在科技高奏凯歌时，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大量资源，尝到了无数甜果，在控制自然的喧嚣中人类坚定了自己是大自然君主的信念，人与自然分离的天人对立观念也随之加深，导致了人类更大规模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萌芽已经在悄悄生长，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断扩大蒸汽动力的规模与效益，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在滚滚黑烟中，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运行，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渣、废液，当生产与生活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大自然终于毫不留情地给人类实施了报复，造成了惨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居于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最早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问题实质，鲜明地直接把文章焦点对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①既然人具有能动性，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流与影响，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有着互动性，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奠定了他后来生态批判最初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工业革命更多地是让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形成的社会新型结构，则使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层面，深入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带来的生态危机。马克思给出了精辟的论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马克思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并给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即对立阶级简化，矛盾加剧。我们看各个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包括封建主、教士、属臣、师傅、雇工、农奴等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结构仍然复杂，但却被马克思统统归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这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冲突趋于单一，涉及广泛。单一指的是只剩下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广泛指的是除了压迫与被压迫的范畴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一切都变得异化起来，“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②工人们的劳动完全背离自己，付出劳动却得不到收获，他们生活的环境“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③就这样，马克思从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层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环境恶化的事实全部浓缩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并揭示出来。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1840年以后在欧洲迅速延伸的铁路，让过去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望尘莫及，火车的出现也使得交通显著扩大了规模，加快了速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就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欧洲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⑤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所处年代之后的社会形态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先是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殖民地划分市场的争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市场的主要特征已经不仅仅是对外贸易，而是工厂的国外转移、资本的国际流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等，超越了国家框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这种世界市场对于生态领域来讲，就是污染由富国向穷国的转移。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已经通过世界市场的形成，演变深化为资本主义富国对第三世界穷国的生态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对污染从来都不是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只是会绞尽脑汁实现“问题的转移”，①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二、马克思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能有效解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和主要弊病的思想武器，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批判。今天，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也随着世界生态危机的加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逻辑延伸，是从揭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理论延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这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虽有所侧重，但都直面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殊途同归，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反思 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得整个社会也深陷生态危机。 1.直击工人生活状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且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无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液对工人生活环境的污染。在空气污染中，煤烟当属罪魁祸首。恩格斯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②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③大工业城市把污染直接引向了人类生命的源头――水。“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④“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⑤此外，就像今天一样，富人区的垃圾堆也总是高高地垒起在贫民窟里，当时马克思早已看到，“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① 2.直击工人工作环境。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不停地劳动，因而身处的工作环境的污染给工人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关于磨工：“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岁”，②“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③关于陶器工：“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浸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肺结核、羊癜疯和四肢麻痹等。”④关于玻璃工：“工房里的温度高，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⑤关于采矿工：“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黑痰病，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⑥关于纺织工：“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⑦ 3.直击社会“工业黑化”。由于英国的大城市最早进入工业生产体系，因而这些城市也是环境污染最早、最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工业黑化”这一概念也因此在这里首先被提出。早在19世纪初，英国曼彻斯特第一次发现了一种黑色飞蛾，而在以前，这种飞蛾只有浅色型个体。但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黑色型频率稳定上升，以致于出现在所有工业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黑色型都很常见，频率高达95%以上。伴随着“工业黑化”现象的则是各种“环境公害”事件。“据相关资料统计，1846年,英国伦敦的耗煤量就比同年德国的煤产量（320万吨）还要多。”⑧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知晓当年伦敦的工业污染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也决定了伦敦必然在以后的1873年、1880年和1892年屡次发生令世人震惊的煤烟污染的“环境公害”事件。恩格斯多次到“工业黑化”首发城市曼彻斯特及周边考察，他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① 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②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波尔顿，艾尔克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③ （二）本质批判：对资本主义环境恶化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状况、工人生产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等种种事实后，又对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1.诘问人类思想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不足，导致人们没有真正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充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一时期，“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整个世界，随着人们对自然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凭借科学技术可以统治世界。这种对自然界没有丝毫敬畏的心理，终于支撑着人们把地球宰制得千疮百孔，把大自然盘剥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每一次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后，总是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④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2.挖掘资产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伟大的理论武器，就在于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丑陋本性。资本主义工业能以其自身的运行方式，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就源自于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极端贪娈的本性决定，导致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除此无他，工人阶级是死是活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工厂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哪怕背后的代价是无数工人的尸体。他们只在乎眼前的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们进行工业生产的惟一动力。而且，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成本，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资本家极尽所能地压榨剥削工人，从生产生活环境、到饮食、工资，无所不用其极，把工人们能干活的各种需要压到最低标准才是他们绞尽脑汁所想。正如马克思所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惟一动力。”⑥“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 3.探析社会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资本属性，二是工业属性。资本属性体现在资本家对获取资本的极度贪娈上，只要能扩大生产、聚集财富，劳动者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无限牺牲。工业属性体现在工业化生产的极大“反自然性”。②一方面，从资本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资本属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资本的无穷积累，资本家丧失良知，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好牺牲劳动，受尽压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③因而，从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角度来讲，必须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另一方面，从工业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工业属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生产无论能给人类带来多大益处、享受到多少文明成果，究其根本，这种生产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GDP之所以能够增长，无一不是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而既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工业生产又是马不停蹄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一个永不调和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寻灭亡。我们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属性上来剖析，资本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人的背离，工业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背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反人类的，又是反自然的，它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克思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入手，找到了生态危机的病根，要根治这种社会病症，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三）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超越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就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不破不立”，以上两个层面的深刻批判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破”，而在这一部分，要重点探讨生态批判“立”的一面。 1.理论内核：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贯穿始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内核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谈到批判的生态维度，也就进入了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有两个概念是贯穿始终、不可避开的，就是人与自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断就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人是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但这个主体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本身就是大自然不断进化的结果之一，没有自然这个客体，就不会产生人这个主体，而一旦人这个主体产生后，必然会依照人有其能动性这一本质对自然进行改造。“人需要以自然为其劳动的对象，并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人的对外活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生产劳动。”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借由劳动来联系的。而主体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联系之后，自然就人化了。人与自然任何形式的沟通互动，都是自然与其本身的联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发自然是人的需要，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2.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论证。马克思以一个斗士的身份，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的结论，这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然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维度的资本主义灭亡论证，即生态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都被资产阶级控制和拥有着，这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而无产阶级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并承受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与垃圾污染。对此，马克思论述道:“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剥削得以实现靠的就是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论证的工人阶级要进行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这种论证之下隐藏的另一层面的生态论证可以理解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获得发展权利。这种生态论证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时刻警示我们，不但要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更要实现自然解放和生态解放。 3.生态批判之后的社会建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生态批判后，给出了他有力的构想，这些构想成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声。首先，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只要工业生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工业废物就不可能绝迹，而生产废物特别是工业废物又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可知，减少污染的方法既可通过减少工业废物，也可通过再利用工业废物来实现。关于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②关于利用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和化工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工业废物的有用性质或属性，并在生产的各个部门加以利用，把本来毫无价值的废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产品。马克思提到的对“排泄物”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各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其次，各类工厂应尽可能合理地分布，实现城市和农村的高度融合，通过合理布局来减少工业污染的密度，这样就可以减轻环境承受污染的重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达到缓解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最后，消除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当时大工业中的蒸汽技术是社会生产的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使其导致大规模污染环境的是资本主义对它的使用方式。因此，“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①以上皆为马克思针对生态问题所预设的解决措施。我们看到措施当中包括了认识上的转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应用，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技术层面的解决措施，而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刨根问底，找到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工业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健康的、无愧于人本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着眼于长远利益，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透过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恶化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的生态批判，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尽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逐步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 沿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寻觅，我们可知马克思在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不可化解的矛盾后，仍然将批判理论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上，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比当今有限得多，工业化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没有今天严重。时间推移到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抓住了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关注，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批判，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延续。反观之，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由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成份的现实基础，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新的维度与视角。 （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先声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落后的文明形态总是不断地被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当人类迎来勃勃生机的工业文明之时，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之中，只看到了工厂林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浓浓黑烟。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兴起，甚至还没有称其为一种文明之际，就已经看到了光辉之后的黑暗，并用他深邃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新一轮的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关于工业文明早期的生态呐喊，为今天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现在，我们看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关注，生态批判理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出现，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后，开始大力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与此同时，还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将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废弃工业出口给这些国家，转移生态问题，加剧了全球的环境恶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问题已经蔓延到全球，危及全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批判中呼吁的人类文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今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正在走着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且距离他们还有很远。可是，我们绝没有必要步其后尘，连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也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越”，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科学观，“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②等等，我们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研发新能源技术。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断裂的事实造成了城乡的对立，工业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壤的肥力变成了工厂的产品，农民变成了工厂的劳动力，而城市中的含有有机肥料的垃圾，农村又利用不上，工业废料又加重城乡污染。从我们国家来看，应多筹划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合理调整城乡建设布局，理顺城乡关系，使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再次，马克思阐述的异化劳动，在工业文明时期导致了工业异化，这种工业异化对劳动异化进行放大，形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侵略方式――生态侵略。我们一方面要仔细研究这种现象，进行反生态殖民主义的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这种趋势在本国的变相存在，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富人把垃圾屯积在穷人区，富裕地区把城市污染转移给穷困地区等等。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其内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 [内容提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它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们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极端贫困，1／3的人处于饥饿状态。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费为1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这些与十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发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人布朗的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大多为10％－19％，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为50％－59％，有些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80％－90％。”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民众长期挨饿，几乎难以生存。2008年，东非至少有1400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厄立特里亚人口营养不足率高达72％，海地46％的人营养不足。全球有22个国家处于长期高水平的饥饿状态(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这些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与人类文明与进步同步的议题。照理说，坚持“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应注重本国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应该关注全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和主流社会，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窠臼”。他们在国内高调关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巧妙”盘剥。他们过度开发、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将源源不断的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拿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作“牺牲”。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也是它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在近代以后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要害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生产把追求利润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断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资源，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不惜污染环境。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　全球生态环境　世界历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如历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外，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变得愈加明显和严重的问题。15、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许多活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些活动尽管发生在局部地方，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动发生在这一时代的初期，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的、累进的过程却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的扩张最终都要通过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生态环境问题：从地方性到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古已有之。人类长期分散地生活于一定的地域。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利用或改造自然。同时，人口不断繁衍，又加大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历史学家庞廷说：“农业的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长的人口，对于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见，环境问题几乎是一个与史俱来的问题。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问题。当时，全球联系还未建立；世界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因为大生产而引起的严重的大气污染；没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胁；等等。那时的生态问题主要由人口繁衍对土地造成压力所引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垦山地、林地、荒地、滩涂，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但这些问题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随人口增长而砍伐森林和开垦土地的情况，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后果从未影响到全球。 中世纪欧洲人对森林的砍伐就是这样一个史例。在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生态系统属于温带森林。农业的发展导致部分天然林被砍伐。但欧洲的生态系统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从10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到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到来之前，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到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人口增长了三倍。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森林和沼泽地都被清理出来用作耕地，这导致欧洲的森林资源大为减少。“森林起初覆盖着西欧和中欧面积的95％左右，而到了中世纪大移居时期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0％左右”。结果，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较为恶劣。在西欧，新的居民定居点已经出现在土壤比较贫瘠的地区；在东欧，开荒的移民一直把前沿推进到斯拉夫人生活的区域。欧洲的经历表明，人口的增长的确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压力，并且最终破坏了原有以温带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可以表明这一经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态破坏过程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仅限于欧洲。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一如欧洲。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以明、清的人口迁徙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之说，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断地从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带拓展。结果，林地面积逐渐后退、减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到后来演变为“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态遭到破坏。学者高寿仙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中的“快速恶化期”，人力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抗灾能力急剧下降”。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来看，明代是一个灾异频发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现旱涝灾害。但从灾害的发生范围来看，这些灾害多为区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态环境的破坏比明代更严重，学者张研称清代的自然“渐失丰饶”，旧的生态体系在17－19世纪结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对“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以上两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破坏的事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近代以前，这主要是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由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悄然来临，并越来越严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从以前的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简单地扩大到全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破坏的方式、内容、程度和后果，并且归根到底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 仍以毁林来说。同样是欧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却是全球性的。 一是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砍伐森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和殖民者开始踏上全球所有的土地，并着手掠夺世界各地的林木资源。在美洲、东南亚和印度，到处都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西方殖民者砍伐的情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砍伐巴西的原始森林。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的头一个世纪，殖民者最感兴趣的是巴西的红木，这种可以用来制作红色染料的木头生长在热带丛林里，要想把它们砍倒并运出森林很不容易，殖民者便雇佣土著，砍伐树木、清出空地，以便伐木者进入密林深处和运出红木。在头一百年里，大西洋森林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红木贸易而消失。东南亚的森林也遭遇到类似的破坏。19世纪，英国征服了缅甸。缅甸尚未被开发的森林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首先被征服的德林达依省，那里的柚木森林在不到20年的时间被砍伐殆尽。低地缅甸在1852年成为英国的附属地，使得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大片森林遭到被砍伐的命运，欧洲又是这些木材的市场。到20世纪末，那里共有约1000万英亩的森林被毁。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说，以前的毁林主要是为了开垦土地，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处伐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为一种商品，伐木成为一种工作，殖民者将砍倒的树木运出林区，卖到远方的市场而赚取利润，如上述对巴西红木、缅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为了在通过毁林而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别的植物，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例如，当橡胶成为19世纪欧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商品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胶种植园。 三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大规模地砍伐。由于市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而大规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自18、19世纪起，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泛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对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虽然很早就开始遭殖民者的侵蚀。但早期的殖民掠夺并未对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到1822年巴西独立时，大西洋森林还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快，铁路建设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时也使火车这种现代的运输工具可以自由地进出大森林。从此，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热带雨林的生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面积急剧缩小，物种大量消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很多美景成为人类的记忆。 从西方人在世界范围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看，近代以来因为商品生产的需要而对森林生态的破坏与以前主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毁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承认森林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对于调节全球的气候、净化空气、涵养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认为地球上到处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热带雨林那样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缩，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进人世界各地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减这一事例来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从近代以后逐渐产生，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就看不到这一问题与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森林减少这一个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对全球生态环境起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些经济活动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又严重地污染环境。比如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不仅过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气污染；化学工业是19世纪新兴的工业，随着这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毒物质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对人类的危害不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无法估量；在20世纪，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使人类生活在全球毁灭的恐慌和阴影之中。 如此这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前的人类从未遭遇过。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因素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形成。这个经济体系从15、16世纪起一直发展至今，被人们称为“现代世界体系”。随着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尽管在这一经济体系的历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还不突出，但后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源头仍可追溯到这一经济体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到工业化以后，这一经济体系对世界资源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了。 这个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 资本主义起源于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15世纪前后，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区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长途贸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便适时转移到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西北欧地区。在那里。经济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这个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就是当今的“全球化”现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趋势。历史地看，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的力量所驱使的、从15、16世纪以来就处在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世界性联系发展到当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创全球联系的主角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奔走、到处创业、到处落户，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产者及其人们只不过是借助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联络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们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过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实现最大的资本增殖。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史。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资本扩张的天性驱使它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联系形成并越来越紧密的动力来源。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决定了资产者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一经济体系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在16、17世纪，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区，生产力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在世界上“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限，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还拿不出足够的、可以吸引人的产品与亚洲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交往。所谓“核心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资需求主要限于在当时被称为“奢侈品”的丝绸、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过是粮食、木材。所以，从生产和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一经济体系在当时能调动的全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还不大、不多，这种情形下的资源配置似乎还不足以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不过，破坏性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现。当时的一些经济活动已经表现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的特征。从长期看，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生态灾难，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属于这种情形。关于狩猎和毛皮贸易是又一个事例。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 上的一项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计为主的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市场的地方属性，对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或许可以称之为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是，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猎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决于消费者的狂热)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而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驱使被称为“国际经济先驱”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深入内陆，开拓边疆，对毛皮的追逐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为了组织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当地的狩猎者也被纳入殖民者的毛皮贸易网络之中。近代世界经济中的这项贸易具有典型的掠夺性，商人和捕猎者们在一个地方尽量捕猎，直到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为止，然后换一个地方。当19世纪的狩猎者开始使用对动物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以后，狩猎和毛皮贸易对野生动物的掠夺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猎人和商人们所考虑的是“最大数量的眼前收获，根本不去考虑怎样保存资源”。商业性的狩猎很快使相关的动物处于灭绝或濒危的境地。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济体系早期出现的一些活动就认定当时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事实上，在16、17世纪，全世界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与毛皮贸易有关、后来被大肆捕杀、甚至灭绝的紫貂、黑狐、海狸、海豹等动物，那时也未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导致后来全球资源遭到大肆掠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过程的开端。 到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资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业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区，英国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源。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森林；澳大利亚相当于我们的牧场，而我们的牛群在南美：……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二是环境污染前所未见。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成为大工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量猛增。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一年1500万吨左右。而在15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才22.7万吨。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生产量增加了66倍。以英国煤炭生产量急剧扩大的趋势，可知工业生产大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煤炭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往的历史研究及相关的论著多将煤炭的大量生产和消耗视为一种衡量工业生产规模的指标，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叙述，而少从环境污染方面给予足够的考量。今天，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到处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气温上升，破坏了全球生态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祸害源自于人类大量消费了从地下开采的煤炭、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有人指出，“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集中的工业化阶段，就其将污染因子释放到大气中的规模、浓度和种类来说，可算是一场革命”。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伦敦以“雾都”闻名，空气中飘浮的大量煤烟造成令人恐怖的雾气是常有的事，并常常致人于死地。直到1952年12月，伦敦还发生了历史上最恶性的烟雾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家庭取暖、工厂和发电厂等燃烧煤炭时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伦敦的煤烟污染不是孤例，所有在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工业城市都逃不过被污染的厄运，“从欧洲大陆的鲁尔和林堡地区，到英国中部的黑县和匹兹堡附近的莫那加艾拉(Monongahela)山谷，这里有1.4万个烟筒群向大气中释放烟雾”。 化学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学物质对人类的毒害早就发生过，比如水银这种剧毒的物质常常是矿石冶炼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矿区都会发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工业竟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发展起来，新的化学品的生产和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从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废料，使河里的生物灭绝，并危害人类健康。化学品之所以最难容忍，在于这种物品即使少量释放，也常常是难以消除的，并且会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情况说明，全球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以后逐渐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世界市场似乎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在大规模地消耗资源的同时，也使环境的污染规模化了。 但是，经济活动的世界性难道必然要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吗?世界各地互通有无式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工业革命时代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它们之间竟然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问题出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 三、资本积累趋势的生态环境后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无限积累趋势所隐含的生态环境后果。 资本是资本家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它被称为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是指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可大可小。这部分资本因而被称为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使资本增殖；途径是尽可能地利用被雇佣者的劳动力。资本家尽量榨取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及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增强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早期及19世纪的欧美国家都普遍采用过。 欧美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为争取10小时、8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表现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这一剥削方式的反抗。现在，这种剥削方式在欧美国家已很少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常见。增强劳动强度的做法是资本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对雇佣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的充分利用，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革新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对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 我们以前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这两种方式的了解，主要是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而关于对人的残酷剥削又是如何引起对物的大肆消耗、进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上述两种剥削方式都包含着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的趋势。比如提高劳动强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有同样的结果，过去一个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同一个工人用一台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 工厂制度下的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大规模消耗资源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说，“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句，如果我们从全球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大概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必将使它的活动空间最大化，创造一个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广及世界的市场；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乃至将可用的资源消耗殆尽。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除了扩大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了对外投资的形式，将资本直接投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给资本家带来预期收益的地方，这种形式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那时，资本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资本的扩张出现了输出资本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流向全球，方便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消耗。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讲到英国要在印度建铁路网的事情时说，以前，英国的各个统治阶级对印度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兴趣。后来，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建设就是一个资本输出量很大的项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境内铺设铁路，到1910年。印度就已经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的总长度占亚洲的85％。铁路建设对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促进作用，但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殖民掠夺服务，所以，对印度生态资源的破坏就不可避免。比如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修筑铁路对枕木的需求量猛增，木材的价格也随之攀升。伐木的步子因而加快，并深入到内陆山区。到19世纪70年代，光是为了提供枕木，每年就得砍掉50万棵大树。 从19世纪后期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量在不断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流动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纪晚期以来开始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的运动。不过，今天的跨国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球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扩张。随着跨国资本的广泛流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全球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问题。 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资本家个人来说，这一切当然是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个人的目的和需要。不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来说，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等，到后来都成为一种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是的，资本必须积累，否则，资本家就无法在社会中竞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否则，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资本家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自身有绝对的致富欲，是一个“价值追逐狂”，对剩余劳动就有“狼一般的贪欲”；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这种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竞争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事情，资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润为满足，而必须无休止地去谋取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地和尽可能地增殖，在竞争中壮大。 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对资源必要的消耗。如果这种消耗的结果是使人们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消耗应该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当无休止的谋取利润和无限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至高无上的目标，而越来越发展的生产能力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时，那么，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就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还不惜污染环境。 四、资本扩张的脚步与被践踏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下文将结合实际，叙述资本扩张的脚步 踩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式。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的侵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力图将一切物质形态，包括土地、森林、水等据为己有，以谋取私人利益。马克思曾说过，“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自然物质可以用于创造利润，那么，它们最终都不过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或者是可以用来生产商品的手段。例如，森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长在地里的大量木材而已，当他们获得对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物的所有权以后，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成才的树木砍倒，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变现。但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森林还具有涵养水源、吸纳二氧化碳和产生清新的空气、保存生物多样性等环保作用，它的存在有益于所有人的生活，是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的生态自然资源。可是，森林的公益性不是木材的所有者最关注的事情，把森林视为生产资料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木材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公共的生态环境往往经不住资本扩张的脚步的践踏。 诚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作为一般的人，也懂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保证必要的生活品质的意义。但是，资本积累的最高追求决定了执行资本职能的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态度。对他们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和赢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共的和社会的利益总是被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电力公司按规定必须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初，公司计划建造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洗涤塔，用以消除二氧化硫。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策允许企业买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公司发现购买污染许可比建造洗涤塔合算，(通过购买排污额度，公司不仅可以继续燃烧高硫煤，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还可以节约2.5亿美元的开支。结果，该公司决定废弃洗涤塔，转而购买排污许可证。购买排污许可证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合法化了。这一事例表明，企业即使被迫承担环保责任，也总是将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放在第一位。私有制与公益性的关系由此可见。 其次，投资行为的短期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长期性保护。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而市场行情则变化多端，风险不可把握。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投资者和经营者在最短的时限内取得投资的回报。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或经营者必须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时间内尽快收回某一项目的投资并实现赢利。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源消耗的节奏而较少考虑长远的保护，比如过度掠取海洋渔业资源、动植物资源，对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大肆开采或浪费性开采，等等。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往往导致竭泽而渔。二是在资本无限积累的总趋势下，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经过不断的累积，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影响。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为1400万吨；到200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1亿吨。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国家，化肥的使用量开始接近植物吸收营养物质的生理极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对于提高产量已无意义。同时，过度使用化肥，使营养物质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类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导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着眼于当前，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这与资本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回报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只看重眼前利益，有的投资也追求长远利益，甚至还产生生态效益，比如造林。不过，这种兼有经济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的投资确实只占少数，而且，投资者也是在估算到有确切的回报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资。 第三，资本全球流动，污染全球化。这是资本谋求利润并逃避责任追究的一个结果。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环境污染一如当今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情形。当欧美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以后，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就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转移。1992年2月8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让他们吃下污染》为题，发表了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内容，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他主张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完全不讲道德而只讲经济逻辑。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他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 事实上，借着全球化的潮流，许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污染企业都已搬迁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已深有感受，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得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动和诱导消费，浪费性地消耗资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最遭人批评的事例莫过于“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了。的确，资本主义的积累趋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消费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消费社会”并不只是就消费而言，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现象，但这个现象的直接来源却是生产。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不可分割，通过扩大消费、加快消费的节奏或增加消费品的种类，进而维护和推动生产。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现在身处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的源头在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扩张，尤其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产品大量地生产出来，丰富的商品需要有人去消费。否则，生产能力过剩，生产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生产者和经营者又积极开发新产品或力图将以前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推向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建构新的市场，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于是，企业主和商人便借助于经过巧妙安排和设计的广告和电影、电视等媒体。煽动和刺激人们的物欲，并用“时尚”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观念，鼓动人们追求时尚，不断将“时尚”大众化，以扩大时尚用品市场。丰裕社会的人们就这样被引导或诱导着去消费他们原本可能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商品，即去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商品。所以，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引诱出来的，消费需求也是被资产者们创造出来的，为资本积累服务。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是消费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展示个人经济实力从而确定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所消费的商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尽管高档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来就有，但这种消费一直限于社会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费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华商品的消费，非生活必需品竟然变成日常生活用品。因为炫耀性消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 加快消费的节奏是消费社会中与炫耀性消费相关的另一种浪费性消费。在原本意义上，商品的耐用性是确定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件的、价值较高的商品通常具有耐用性。耐用性与节约相关，商品的耐用性越强，浪费就越少。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商品的耐用性应当最大化，从而使资源消耗最小化”。但是，在消费社会，商品的耐用性妨碍消费的节奏，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才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有意规定商品的使用寿命和有计划地推出商品的新款式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方式。结果，前者使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后成为废物；后者则不断使新款变旧款，从而使旧款折价而弃用。比如不断推出新的汽车型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先前汽车的价值，加快老款车的淘汰进程；另一方面，推出新型号意在挑起新的购买欲望，以便卖出更多的汽车。在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更多的物品遭废弃。资本加速积累的步伐以经济增长的名义把生态环境踩在脚下。 最后，信贷消费把消费社会中的挥霍性消费推到极致。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信贷不仅为一般性的消费提供支持，也为消费者炫耀性的消费融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借钱消费的国家，信贷消费不仅有文化传统，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1979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个人收入的66.8％；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更是升至102％。这种疯狂的贷款消费最终导致今天的金融危机实在是不足为怪。同时，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资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而日益增长的消费的诱惑又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资本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积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 结束语 把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期累积、在工业化以后日趋严重、到全球化时代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每个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当然，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20世纪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甚至曾经发生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放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资源消耗机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讨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当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看上去只发生于局部地区，实际上却是世界经济体系运转所致。甚至当今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拥有碧水蓝天、森林茂密的优良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知道了要用10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多、环境质量那么差，而美国只要卖掉一架飞机就可以让每个美国人穿上几件质地优良的衬衣，用很少的资源付出换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在世界经济整体的范围内看待一地的环境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环境为什么优良。 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生产，必然使生态环境遭殃。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最终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以及与地球对废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纳能力产生矛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长久地发展下去。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基础论文 内容摘要：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铺垫和支撑。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摘要：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实看，既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完善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看，属人力产权实现条件创造的基本制度建设。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异化”；人力产权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12.18”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之前，他已有多次强调和重申。当然，这都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精神的一再重申、强调。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外背景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这一系列重申、强调的意义。 一、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现实背景，二是西方“和平演变”等国际历史教训，三是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 第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实践问题。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一再重申和强调的国内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以及相应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现象。其次，中国2007年出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用三种手法，企图歪曲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歪曲。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新政策，歪曲为“这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二是栽赃。如讲“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三是恐吓。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恐吓有两层抹杀：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挽救!从而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富强起来的事实。二是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得救!从而抹杀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足见党中央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书记在“12・18”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的又一次表达。 第二，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有深广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苏联的教训。当年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在改革的经济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以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在改革的政治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走多党制为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东欧其他各国也多大致如此。苏东各国“改革”的失败，都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犯了方向性错误。其次是拉美及东南亚各国盲从新自由主义，致使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国家，包括经济强国如日本等陷入美元“汇率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教训。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其主体地位已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安全问题。由此联系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总书记“12.18”讲话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直接国际原因。 第三，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是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历史条件，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的必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继续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真理，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提示的人的异化的复归，即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继续雄辩地证明：中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进一步确立和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是历史的正道。 应该说，总书记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和强调的是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重大意义。 二、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30年来我们党都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实践中出现了局部的“两个异化”现象。 其一，是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仅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忽视甚至放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 靠牺牲公有制经济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其二，是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忽视甚至放弃“引导”。有的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纵容甚至制定政策，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幌子下强制性地把公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有制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合谋攫取国有资产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党中央一贯精神，阉割了第二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 总起来看，“两个异化”现象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向了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的私有化。其结果，“2006年我国国内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与5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2％与68％；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相应地，“民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被削弱，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制度条件遭到严重侵蚀。如不及时纠正，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说“两个异化”与苏联“休克疗法”有差别，也只在于是使社会主义渐进式“休克”，还是激进式“休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异化为私有制经济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相关者!在业主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完全站在业主一边。这是否表明，他们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有立场，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悄悄地发生部分质变呢?由此再来领会总书记对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一再重申和反复强调，就会更感其现实针对性、迫切即时性之重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的公开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洞化甚至异化的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要突破”；“民营经济已经是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占据垄断行业，与民争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剩余价值论是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按剩余价值规律办事”；“公有经济、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财产关系清晰化、社会化、公众化，有人认为是私有化，但必须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是苏式的、少数人占有的、国家名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僚资本”。还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韩国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韩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主张“把这个提法修改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或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等等。这样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空洞化乃至异化的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背景下的新表现，值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如同前几年一些地方的“产权改革”被异化为私有化改革一样。 三、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要求 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既不能割裂，又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主体。 一方面，只有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在经济上保障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对“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或迟或早要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资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苏联解体迄今为止近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西方也不会一视同仁。它们所要的，是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2003年，曾写过影响很大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足够强大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具有“引导”非公有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基、资格和实力。公有制经济的足够强大，是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固邦、兴邦之本。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要措施，在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中居于附属地位，是辅体。 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又好又快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必须明确、必须强调：其辅体或附属地位，是由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由其雇佣劳动制度、由其经济的“自发性”所决定的。那种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甚至化公为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是舍本求末，喧宾夺主，不仅仅是忘记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长此以往，还必然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有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危险。 综上所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坚定地推进人力产权的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着眼，坚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要原则的结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导上，必须切实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的指导。这要求坚决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和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实践上，必须坚决消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只有消除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防止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关系的被割裂，纠正了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导向内涵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只有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才能真正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保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确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涉险渡难，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保障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崛起于21世纪。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 【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纪录片退去影院，面临安身立命的发展问题，此时电视栏目化引领潮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认为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栏目化”的提出是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播出的准时性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电视节目大量增加，电视作品种类逐渐全面化、细分化、专业化，电视机也大量普及，但电视台的节目播出经常不准时，严重影响了播出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视节目的栏目和播出时间没有固定化，栏目本身的时间长度也没有规范化。 尤其是纪录片领域，由于纪录片创作的随意性和无规划性，这样的问题更严重。这样，只有将纪录片实现栏目化，才会为广大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纪录片作品。由此可见，纪录片栏目化是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纪录片节目达到规范化，类型化和个性化标准。有利于组织节目制作与播出安排，便于受众定期、定时收看。以使节目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这不仅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都有着现实积极的作用。 一个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与存在，必有它的道理和缘由，就是要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纪录片发展，同样如此。这个需要细分下来，不外有三：“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三是文化需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有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一个文化形态的纪录片栏目来说，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互为结构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国纪录片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还有特定自身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1、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纪录片历史始终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国际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到“形象化政论”，从一战到二战的战时宣传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再到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隐晦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纪录片从受前苏联形象化政论模式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淡化，但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丝丝缕缕，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都是政治在纪录片史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政治与纪录片的关系具体有两点：第一，纪录片以政治事件、政治生活作为题材：第二，纪录片与政治的相互依赖。 首先，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政治题材主要涉及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等，这些人、事、活动等集中体现了不同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观念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量较大的是政治人物的题材。如《》、《》、《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宣传。政治题材纪录片较大的特点在于直面矛盾，戏剧性强，有利于创作者抓住冲突的焦点，把握人性的凸显点和情感的爆发点等瞬间价值。 中国纪录片创作传统对于政治一直比较保守，当前也存在着将政治抽象化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概念。它的多义性分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法律、监狱、军队、医疗、福利、教育”等等，因此，对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开放思路，多层面记录社会现实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阶段。各个领域都在作大幅度的质变。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素材，用镜头记录下现阶段每个领域的真实现状，将政治生活化，深入化才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正确态度，而将政治与生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标签化、抽象化。最终必然是“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来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回避了现实的难题。” 其次，政治与纪录片的相互依赖。 纪录片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靠近新闻和时事，对现实的关照使它与其他纯粹的象牙塔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效果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高层的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问题。首先，当纪录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当纪录片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外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又具有社会监督功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评，以促进其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纪录片《望子五岁》、《舟舟的世界》、《英与白》、《深山船家》等作品都有穿透生活表层。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达到对人类生活，对自身，对世界的自审，超越了制度层面去观照人，对社会现实起一定的监督作用。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功能，政治对纪录片的依赖就显得较为突出。 纪录片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发展依赖政治的引导。一个电视栏目的健康发展，首先是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立足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鲜活的素材，反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倾听人民的呼声。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动力。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最重要的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与人民保持一致。鲜明的立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传媒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而传播链条上层层递进的放大效应。使舆论的政治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的宽松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只能以政论性的专题片形态存在，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分天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纪录片运动，纪录片以精英姿态或者与大众文化合流，在电视栏目化的浪潮中求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处于中国政治宽松度语境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了自身生产力，作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纪录片与政治达成了合谋。1993年《东方时空》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二者调解的结果。其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诞生，凤凰卫视的横空出世。CCTV10的新生。纪录片终于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遍地开花了。 2、纪录片与经济的关系 纪录片作为电视产业中投入周期长、低效益的片种，其创作承受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录片与经济的 关系显得较为突出。经济不仅在宏观上如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水平和走向，而且在微观上如经费和收视等对纪录片的内容，形式，风格。创作者以及制播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纪录片需要，也有着不同的受众群，而时代特征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状况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对纪录片制做有决定作用，也深刻地体现在由经济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土壤。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媒介支持首先从纪录片这里得到呼应”。纪录片通过对平民生活和平民存在状态的关注，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地位。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平民化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之一。其意义在于促进民间社会的自觉意识。对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微观角度以及媒体的区域性发展来看。电视纪录片栏目多建立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教育水平，居民素质，收入水平以及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纪录片潜在的目标受众，有了受众就有了市场。“总体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范围越广。其电视收看量越少，但对不同节目或栏目的要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喜欢的节目会相对稳定。”而经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几乎很难维持纪录片栏目生存的现状。当然。纪录片栏目办好了，办出品牌后。又反过来促进栏目的经济收效。这两者是相互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就是一个例子，“超女”的成功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至一个栏目，大到一个频道，它的发展离不开卓然有效的经济保障。 当然，正因为纪录片创作资金压力大，所以往往有产业界为纪录片出资。这种现象一方面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但“当这种出资的影响力渗入到某一媒体而排除其他势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一方面它使得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单纯。渗透了商业意识：另一方面，它使纪录片精神与艺术理想受到了扭曲。这并不是纪录片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 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动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是发展的基础。政治是发展的方向，文化则是发展的形态。三大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纪录片栏目步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但现实是。这三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在电视实践中正确把握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打造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纪录片栏目，这既是栏目决策者的工作着眼点与目标，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恰恰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栏目产生、发展与评价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对于一个纪录片栏目来说，它们既是产生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评判的标准。这些构成了一个纪录片栏目战略性定位的基本框架”。 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摘 要：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社会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产权前提、运营基础和制度保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经济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方面，共识基本达成。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合作制、股份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笔者则认为，由马克思提出并倡导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所有制诉求的逐层剖析，阐明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一、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之中。在那里，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普遍建立之前，广泛地存在着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83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必要前提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剥夺广大劳动者的财产，“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1]830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广大劳动者起来剥夺剥夺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胃鋈说乃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失”。[2]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劳动者个人孤立的占有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合，那么其就成为私有制了。 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社会集体，在此集体中，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4]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关键在于对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解。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个人所有制概念。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又宣布无产阶级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中，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因此可见，“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三类称谓，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三者并不矛盾。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则以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及其所有制诉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努力实践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1.和谐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 ――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文中，他们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社会里，因分工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没有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消失了；社会不再是束缚个人而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员全面发挥个人才能；取代城乡差别的是城乡融合；教育与福利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等等。”[3]243另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3]244这些阐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乃至文化建设的构建上，应坚持和谐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但他们未对怎样建设未来和谐社会提出过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这就需要各国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艰辛探索和长期努力。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党的历届大会的文件里，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各次大会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理论，在对国情把握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认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而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入我国宪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大飞跃。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3.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需要。当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集中体现在：（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城镇之间及其内部、农村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悬殊较大，城乡矛盾日渐显现。（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三大经济地带分化严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教育发达程度、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层次性，从而引发了一些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3）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又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之间的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等等，这些不和谐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4）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消耗太多，水污染、大气污染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稀缺性动植物濒临灭绝，各种自然灾害不断、疾病流行，给人类的健康发展带来众多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逐渐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都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及其构建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全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创新，同样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开始的。至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其原因都可以归纳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内部及其之间的不和谐而引起的。因此，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对所有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具备一个设计良好的经济制度前提或基础，否则这种利益诉求机制就无法建立和实现。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容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而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 1.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产权前提。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社会占有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产权制度安排。除原始公有制之外，以往任何形式的产权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在占有上的排他性，实质是对所有物的独占和垄断。私有制是如此，产权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占有产权客体，也不允许别人用它来实现产权主体所追逐的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也是如此，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力仅限于这个集体内部或合作的集团内部，并且这种权力还不是这个集体、集团内的所有个人都可行使的，只有受这个集体、集团整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才能行使。国家所有制也不例外，国家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就是授权代表国家的人，也可以通过二次委托的形式把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分割、转让他人，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被排除之外。因此，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私有制等，都无法克服和消除其炔考捌渲间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消除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独占和垄断，消除占有上的排他性，为化解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个人联合占有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制度可能或前提。 2.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社会具备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共同占有和运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要恢复个体占有和个体生产，而是要实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现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从“国家本位论”到“地方本位论”再到“企业本位论”，都把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权利问题。因此，要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纳入社会所有制理论的研究视野，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相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成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在资本按份共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人所有制等经济形式所采取的各种运营模式（包括股份制在内），实现以劳动者为本位、以社会企业为依托、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新的运营模式，以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 3.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种优越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代表所处社会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能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是相一致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其客体是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这种个人所有制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比其它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就当前的各种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而言，只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迈向社会所有制重要的几个步骤，最多只能成为社会所有制存在的初级形式。即使是作为所有制最主要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也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6]可见，股份制为各种所有制的联合、融合和演化发展、资本的社会占有和共同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但也不过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外壳，最多可以说是社会所有制早期或初级的实现形式。 因此，实行社会所有制，不仅能从根本上为解放了的劳动者提供个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而且为拥有劳动力主权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奠定了现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能为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和分配的同时，消除自身受奴役状态与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和创造性所需的自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为劳动者自主决策、自由选择、自在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所以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只有建立社会所有制，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 要]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经营观念、品牌形象、医院声誉等的母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至关重要。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医院文化体系、保持医院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代医院的重要使命。本文分析了医院文化的误区，阐述了医院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走出医院文化误区的方法，并认为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医院；利益目标；文化建设；经济基础；品牌 1 医院文化的误区 在医院的运营实践中，一些医院管理者往往发现医院文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认为它不过是医院对外宣传的几句口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医院文化理论在中国医院现实中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使人们对医院文化理论认识和探索应用出现了断层――忽视了利益基础。医院文化的构成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和表层的人工制品。很显然，当前对医院文化的追求和理解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的人工制品上，价值观鲜有涉及，至于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就更谈不到了。医院文化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一些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的产生本身又缺乏利益的根基，当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奢求其向产生改变员工行为方式等作用的深层次发展就更加困难。就中国目前的医院和社会现实而言，医院文化绝不能脱离利益实际，想一蹴而就地实现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并不现实，在利益基础上，文化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 2 医院文化要走出误区 中国很多医院的文化是空洞的口号文化，它们可能出自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也可能只是来自于医院领导或某个策划人员一时的“灵感”。这样的文化是与医院现实割裂的，尤其是很多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利益现实，而这种利益现实是与员工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发展利益、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等。这就是文化不起作用的症结所在。可以想象，在一个分配机制不合理、员工利益无法保证、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完全不相关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员工如何对所谓的医院文化产生认同。医院文化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只能陷入更深的误区。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说，倡导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些在精神层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没有利益作基础，单靠精神式的说教是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在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显露无遗，而在伦理约束都已经很脆弱的条件下去谋求小团体文化（如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显然困难重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全面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 3 医院文化如何走出误区 第一，构筑个人与医院总体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是员工的基础利益需求，也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基本保障。这不是指简单的金钱刺激，而是除了要给员工一个适当的薪资待遇外，还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利益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实在的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蓝图。同时它又要与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员工能够按医院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使医院文化获得有效的着力点。经济利益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合理的分配机制，这要在医院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相对的公平性，解决员工对医院的基本认同问题。 第二，解决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与医院整体决策及决策执行的关系。中小医院的决策和相应的工作安排往往出自有限的少数人，甚至是领导个人拍脑袋式的决定，大多翟惫げ恢道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细节的工作的价值何在，更对所能产生的结果没有把握。这是员工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被忽视了的表现，它直接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并造成团队意识薄弱，对医院文化的建设十分有害。要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工作目标制定与结果分析、吸纳员工的合理化建议等方式加以改进，将员工置于医院运营与发展的重要位置，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将医院文化落实到日常行为层面。 第三，医院利益必须与员工利益相统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关系也符合“非零和博弈”原则。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于“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你赢我也赢，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统一才能使医院文化落实，这一方面要求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结合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并用制度把行为固化下来，以形成习惯，用习惯带动文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需求，将人力资源管理深入下去，从员工利益出发，在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统一层面解决好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另外，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医院人才构成的中坚力量，人们必然要逐渐增加对其特征的认识，把握他们的特点，研究更多的利益需求，并把这种利益需求与医院的利益和目标统一起来，使文化基础更坚实并不断传承发展。 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医院要建设有效的医院文化，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相于物质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应当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要的过去而前进，这才是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积极的医院文化，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成员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像呼吸一样促进组织自然新陈代谢，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团队的骨子里，真正成为卓越医院的行动指南。医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并不耻谈经济利益，经济基础支撑了医院文化，注重经济的医院文化也将并且是必然将促进医院的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特朗普上台的经济基础、政策和全球影响 首先我想谈谈特朗普面临的挑战，他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上台是有深刻的经济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点中了这个要害。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什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从来都强大。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些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其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在继续变轻，危机之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太轻，金融业太高，一定要把制造业拉回来。所以奥巴马上台8年来最大的口号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危机以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78.8%，现在是78%，略有下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计划失败了。与此同时，美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美国的产能过剩也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代时通胀非常厉害，然后通胀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就有就业的问题，就业的质量提不高，这又是美国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因为产能过剩，整个制造业在轻微行业回不来，投资急剧下降。我们对美国2007年投资水平做了一个预测，对比今天和2007年，美国在8年里整个投资丢掉了20个百分点的GDP，这是个巨大的下跌，美国每年因为投资下滑丢掉3个GDP，经济怎么可能强劲增长？大部分的企业投资，32%是居民的住房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所以投资下降非常厉害，不投资影响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活力在下降。什么叫经济活力？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人的跳槽率，换工作的频率，如果经济发展快时，人会不断地换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数据高达22%，在岗工人换工作、换企业、换区域非常频繁，现在只有12%；新成立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重，20年以前，在IT行业这个数据在18%左右，制造业在12%左右，此后这个数据直线下降，制造业跌到10%，IT企业跌了一半。我们听到无数硅谷创新的故事，实际上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日益减少，意味着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10年以上的公司雇佣工人的数目由20年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90%，而新型的公司雇佣的工人从14%-15%跌到10%，下跌了三分之一。工人不愿意移动，新企业成立的数目在下降，工人集聚在成熟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新成立的小企业去，是很典型的经济老化，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欧洲的模式。“不流动”在经济学中是活力和创造在下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它的活力。 美国失业下降是好事，但这背后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持续下跌，从2000年起已下降6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跌了6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失业率下降是因为人不愿意工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社会保险太高、找不到工作，等等。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的人又不愿意参加工作，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就业。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6%左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0.9%，2000年-2009年猛增到1.5%左右，现在跌到了0.3%-0.4%。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们天天听到那么多硅谷的故事，用着iphone，但是我们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运用已经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并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如此巨大。所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时达到65%左右，现在跌到了58%，下跌了6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58%下跌到46%，跌幅达12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紧缩，因此中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学中人口结构是最为关键的，是无法改变的，65岁以上人口比上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即每个劳动人口需赡养多少老龄人口，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22%，10年之后将上升10个百分点。这将要求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因为退休的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需要投资来产生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这三项美国现在都没有。因此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前景一定不会好。 所以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选出来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40岁-50岁左右的白人蓝领过去的10年里生活在急剧地恶化，他们理解如果美国仍然执行现有的政策，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们说必须改革。 特朗普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一件事他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由7档减少到3档，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增加税率比扣；其次是减公司税，20年以前OECD的税率在32%、33%左右，今天已经跌到了22%左右。公司税最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只有15%，公司税有全球的竞争性质。公司税降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投资和建厂。特朗普现在要把公司税由35%降至15%，现在来看，美国确实有降公司税的空间，共和党也从来是个降税的党，所以共和党赢了，他们应该会支持降税。 他还说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美国把工作留给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他说要把TPP停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共和党的统治下，TPP大概也通不过。他要停止北美贸易协定，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协议已经法律化了，他极有可能重启谈判。特朗普当选当天，全球汇率波动特别大，在那一周里唯一跌幅没有变化的是墨西哥比索，下跌了8%，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2%，再也没有回去，这12%正好和北美贸易协议的关税优惠相抵。市场就预测到会重启谈判，无论以后要怎么谈，先把汇率降下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比较复杂，汇率操纵国的事情可以通过WTO申诉，也可以通过IMF来起诉，也可以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对中国施加45%的进口关税，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中美是双边的进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特别快，而且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从美国进口以后再出口的，如果征收45%的关税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我们做过分析，如果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中国的GDP会影响2.5个百分点，同时会影响美国GDP1个百分点左右，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所以这个事情他做不了，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但是他对某个商品征收45%的关税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f钢铁，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轮胎征收45%的关税，征了3年半以后，现在又逐渐回到15%。所以贸易仗他会打，他为什么打贸易仗――通过减税，把资本引入美国建厂，来扩大美国的出口，然后通过贸易战来为美国的企业出口创造一个空间，所以这两者是有目的地配合在一起的。 第三个政策是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到10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们对全球的基础设施有个衡量，最高值是10，金融危机前最高时达到7，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础社会下降到5.5左右。美国基础设施质量差是有目共睹的，桥梁不安全、机场码头陈旧，所以对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是靠谱的。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时达到整个GDP的2.8%，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下跌，现在跌到1.4%左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20年里跌了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再履行其维持基础设施的职能。这也是可行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是需求的拉动，所以他也会做这件事。 因此他总的政策是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他是想通过财政扩张来拉动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其次通过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改公司税，使企业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通过贸易战支撑新形成的空间和竞争力，以支持美国的出口。所以这三件事其实是配套的措施，我觉得他都会做。贸易政策历来出自白宫，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这样看上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具体实施是什么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班底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怎么做不知道，市场就开始猜了，市场一旦开始猜就乱套了。他的政策，特别是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他要强势美元，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在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所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背离在加大，结果在货币市场上当然是美元走强，所有其他货币走弱。而且市场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还在不断往上走。过去的18个月里，所有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欧元贬了20%，日元贬了30%，巴西的Real贬了60%，俄罗斯卢布几乎贬了80%，而且美元还会继续走强。这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影响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说的话，市场一直低估美联储的决心，认为利率水平会维持在低位。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市场永远是赢的，因为市场永远以为利率在低位，认为利率不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弱，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利率上升后财政空间立马恶化，因此市场一直按照低利率水平在配置资源。特朗普上台后，整个市场预期改了。特朗普当选以前的24-28个月里，美联储的预期从未实现向市场的预期靠拢，所以这是市场的预期第一次开始向美联储靠拢。市场预期变化，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必须重新配置。现在不知道的是市场预期以多大的强度和速度向美联储靠拢。这是一件天大的事，2013年伯南克说要放缓量宽政策，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波动，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无数的股市大跌，伯南克这句话就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全世界的资产重新配置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不是低利率，已经是高利率水平了。 把美元走强的指数与在美元走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连在一起，美元走强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拉美危机。20世纪90年代，美元进入第二个高峰，又有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亚洲东南亚危机。现在是美元进入的第三个高峰，还没有达到前两个高峰的水平，在特朗普的紧货币、松财政下美元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意味着公司和国家有太多的负债，就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付利息，财务负担加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美元走强，美国利息走高，美国国内的利息和当地市场的利差会缩小，资本趋于流回美国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大幅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来支撑，在公司有财务负担，资金就会流出市场，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生危机。这就是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危机必定发生，但是金融风险的上升不可低估，而且美元今后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会受到的约束就是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 第三个问题，特朗普要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办法，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会由去年的3%增长到今年的4%，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将由2.9%增长到3.5%-4%。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如果是双赤字，市场就会对美元的预期发生波动。 美国的债务占GDP为104%，用于付息的水平占GDP过去是3%，因为利率水平太低，现在降到了2.8%，特朗普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借债在过去增加了30%多，美国为债务付的利息却减少了。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现在正是利率上升期，1个百分点的利息上升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跌到1个点的GDP开支，这是巨大的数字。所以在利率上升的同时，对美国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抑，美国就会有债务负担，美国的财政按照国会的要求，会逐渐缩小财政赤字，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在不断地上升。特别在特朗普时期，债务上升会更加快。问题还不仅在这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国会会给政府一个债务上限，2010年国会就是不批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开，所有的公园关门，政府关门，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世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摆。从这以后，美国的国内投资急剧下滑，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政府能否运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次又会到来，按照他的计划，他很快就会把钱花完，在今年的3月15号，最晚不会超过18号，他就要去求国会增加他的债务上限。特朗普是否会妥协，还是会设定新的债务上限，这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增长率。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听这些，为了让美国重新强大，我要让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5%-4%。但是潜在增长水平在这里，他的3.5%-4%是可持续的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然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可持续的？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不持续的。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是波动的，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是波动的。因此美国经济会变为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GDP1个百分点的变动会影响加拿大0.9%的GDP波动，墨西哥是0.75%。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贸易、资本流动，另一种是信心和传播的间接影响，在全世界20个国家都会引起0.5%-0.4%左右的GDP变动。尤其是第二种影响，它是传染性的，影响会特别大。法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美国GDP下降1%，只会影响法国0.1%的下滑，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包括欧元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又会反过来减少对法产品的需求等，又会拖累法国GDP增长，影响总量会达到0.36%。在今天的世界上，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会达到0.35%左右的GDP。所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经济基础论文:夯实经济基础 提升对农舆论引导力 农业类电视节目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农村观众为目标受众群，理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对农舆论引导作用。但省、市、县电视台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存在着总量偏少、影响力偏小、对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较弱等问题。笔者在2007年7月、2008年2月主持的《电视对农信息传播》实证调查发现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份额低、知晓度低、认可度低、忠诚度低等诸多不足。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农民与媒介接触使用情况、新闻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等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从政治、文化角度为切入点探讨的多，从经济角度切入探讨的较少。主要表现在：偏重呼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增加对农节目（栏目）的投入和播出，对农业电视的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等涉及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此，笔者结合《电视对农信息传播》中的相关数据，着重就如何拓展农村电视市场，夯实经济基础，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服务作些探讨。 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潜力巨大 夯实经济基础大有可为 农村受众以青壮年为主体，在家庭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受调查者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的，占98.3%。其中，40-50岁之间的最多，占总数的35%；其次是18-28岁，占22.4%；29-39岁的占总数的21.7%，居第三位；51-61岁的16.4%，居第四位；62-65岁的，占3.5%，居第五位；未填者占1%。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来看，18-61岁的青壮年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5.5%，占绝对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前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主要经济来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符合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生活的实际。 农村受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呈“纺锤形”分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43.7%，居第一位；其次是高中/中专/职高文化程度者占2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6%，居第三；本科及以上者占6.3%，居第四位；未受过教育和大专文化程度者，各占3.8%；未填者占0.7%。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体现出以初中为主的“纺锤形”分布态势，得益于多年来江西省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努力和成果，符合当前江西农村的实际。 农村受众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年轻化的格局。本次调查发现，从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当前江西农村家庭规模以4-5人组成居多，占总数的57.3%，呈现出小型化格局。其中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构成的4人家庭最多，有107例，占37.4%；其次是由1对夫妻加3个孩子或2个孩子、1个老人构成的家庭有57例，占19.9%；而由1对夫妻加1个孩子组成的3人家庭，与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2位老人构成的6人家庭各有36例，各占总数的12.6%，居第三位。这三类家庭总计有236例，占总数的82.5%。 农村受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改观。当前江西农村4―5人组成的家庭居多，占总数的57.3%。事实表明，具有经济创收能力与需人供养的人员数量比，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江西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家庭中有经济收入或赚钱能力的人员数量增加。调查显示，当前65.1%的农村家庭拥有2-3个经济创收人员，多数家庭成员有经济创收能力。具体数据为：家庭中有2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130例，占总数的45.5%，居第一位；有3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6例，占总数的19.6 %，居第二位；有4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2 例，占总数的18.2 %，居第三位；而整个家庭中仅1人有经济能力的，仅16例，占总数的5.6%。居前二位的，总计有186例，占总数的65.1%；居前三位的，则总计有238例，占总数的83.3%。 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人员一般为1-2人，约占60.5%。具体数据是：2人者有110例，占38.5%；1人者有63例，占22.0%。而有3-6人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总计仅64例，约占总数的22.4%；未填者有49例，占17.1%。 家庭年总收入情况和纯收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98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位。①照此计算，家庭人口以4―5人计算，2007年江西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与我们调查中实际观察掌握到的情况相符。江西省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超10％，现金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三是支农惠农政策效应持续显现。②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626.9万人，从农村转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奔上致富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夯实经济基础， 为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服务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农业类电视节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必须着力解决农业类电视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机制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农业电视的经营者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转变观念，加强市场调研，充分尊重农民需要。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首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受众中拥有话语权的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些人群是当前农村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自然应该成为电视广告的主要目标诉求者。随着他们家庭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对外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不断提高，这些人群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时尚观念。所以，电视传播者在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时，务必要转变观念，要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农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尊重农民消费需求，决不能把农村作为某些城市滞销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民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关注较多的十类电视广告分别是：1.食品类(如米、面、菜类等)，75.1%；2.农机具、技术、苗木、化肥等农资类，64.4%；3.药品、保健品，55.3%；4.公益广告，52.8%；5.住房类，43.4%；6.日常用品（如洗发水等），40.6%：7.降价促销的物品，40.5%；8.学习、体育用品(如电脑、书籍、球类等)，37.8%；9.贵重饰品、收藏品（如金银珠宝等），32.9%；10.耐用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32.9%。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农民对电视广告的关注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电视传播者要适时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村受众需要，同时也有效占领农村广告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告诉我们，除日常食品、农资农机农具、药品等日常用品外，与住房、学习、体育健身、贵重物品和耐用消费品已经日益成为农村电视受众的关注点，也应该成为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点。 严格广告审查制度，确保广告真实性，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声誉。真实是广告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农村受众对电视广告有排斥心理？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调查显示，有44.2%的农村受众认为 “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为拓宽农村电视市场，有必要确保电视广告的真实性，严格广告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的声誉，切不可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广大农村电视受众的利益和电视媒介的长远利益。 改进广告推广策略，提升电视广告在农村的市场占有率。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现实，在提升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占有率上，可采取以下组合策略：④ “空中战+地面战”。就是运用通过电视、广播进行广告的播出，结合地面的户外广告媒体包括墙体广告及横幅广告。 “固定广告+移动广告”。固定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电视、报纸、广播、墙体、展销会等，而移动的广告形式则主要指的是车身广告、流动电影放映、散发宣传单等位置上可以移动的广告营销形式。固定和移动两种形式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接触到广告信息。 “媒体+口碑”。电视和人际传播是影响农民购买商品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因此，只要覆盖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和口碑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就可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 “商业+公益”。投放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是提高企业声誉，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广告主在进军农村市场的时候，不仅要进行商业上的广告宣传和商品推广，而且应该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公益事情。只有商业和公益“两手抓”，才能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利益和形象二者得到兼顾。 “中央+地方”。就是不仅要在省级、县级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上投放广告，而且要在央视等中央级的媒体上进行广告的投放。央视的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较高的收视率；另外，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能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在央视上投放广告，并配合针对城市或农村不同的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投放方式，可以达到城市农村全面覆盖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电视广告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市电视广告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适时拓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为改进对农电视节目采编制作水平、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等，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学界和业界人士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经济基础论文:“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摘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项倡议将充分借助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我国的发展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下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战略意义，发现问题与阻碍，并提出相关意见。并达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达到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战略机遇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我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巨大转变是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实现的。我国古代的战略为现代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战略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说明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得到顺利发展，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在提出的这一构想时，由于此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关注。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其意义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必将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与各国更加友好的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丝绸之路构想来实现各国共同进步。发扬包容、友好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1、“一带一路”概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内容极其发展历程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为基础，增进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在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符合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边境地区作为连接国与国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中蒙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为中蒙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基础，也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开启对欧亚三国的访问，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可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此项战略涵盖了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1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根据新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根据统计，2014年12月后期我国的外汇储备资金为3万亿多美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又将迈出一大步。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我国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延续着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互衔接，进而从西向东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平衡。 2、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危机，改变过去的格局已经势不可挡。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疲软，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带一路”直指全球发展问题重点，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坚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进一步的拉近周边国家与我国的联系，促进各国文化、信仰、经济的友好往来和和谐相处。由我国开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地区的部分国家，可以把我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连接起来，把我国对未来的构思与其他国家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连接起来，让其他国家从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友好，并从中获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与前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 1、“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参与 2014年3月至6月期间欧亚各个国家陆续在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促进贸易往来等各个领域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以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局面。亚欧各国表示，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亚欧国家的经济又着重要的影响。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是促进各国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机会。 2、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坚实 目前，我国与东盟是最大的贸易往来者，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牢固，个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互帮互助，促进了成员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二我国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合作申报的“丝绸之路”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参与。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 “我国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往来以及人文交流，提升各国的综合实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所有的国家都顾及到，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方案，例如在东部地区，应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二西部地区应迅速发展其基础建设。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现金技术和管理，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所面临的各国的质疑与实现途径 （一）“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观点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抱有疑惑的态度，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开俄罗斯直接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可以后来我国公布了初步计划之后，那些质疑不会穿过俄罗斯的人们才慢慢消声。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重视欧亚联盟，只是把丝绸之路作为有前途的方案，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的原因是因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不满意。面对这些质疑，我国将要解释清楚这些质疑，并让其积极支持此次战略计划。 2、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美国认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因为我国是经济大国，会不断崛起并迅速扩张，当我国的综合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与周边国家密切联系，并且将摒弃与俄罗斯的分歧，联合俄罗斯，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3、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 从“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目前日本国会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做出相关审议。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日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上不能确保和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这次事件挑动了日本的的神经，但是日本并没有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参与的各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局面，我国应与中亚南亚国家、俄罗斯、欧盟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形成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加强相互联系，加强政策沟通，不断开拓创新。在发展的同时抓住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综合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在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扩展了“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必定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支持的，并且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共同发展进步。继续发扬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壮举，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构建新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根据古丝绸之路建立的新丝绸之路这一举动更是直接的讲我国与欧亚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各个参与国的交易，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经济基础论文: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解释及文化空间 [摘 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文化课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其中，经济决定论、总体辩证法和多元决定论是阐释二者关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们并没有真切地揭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以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阐述为理论脉络和分析依据，我们认为他分别在起源和内容构成、理论逻辑建构以及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等意义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着多维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案。辨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价值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经济基础论文:探析中美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和传染现象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加入WTO经济贸易组织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正逐步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伴随着近五年新型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金融信息还是金融风险在全世界传播的渠道和效率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每一个资本市场互相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而产生明显的叠加增强的作用。本文主要探索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给同行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中美股市 联动 经济基础 传染现象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股市联动理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之后，近年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承认。1995年，美国学者罗晋和索拉里克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对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主要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所选用的周期是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三十年波动。他们发现，在这三十年时间内，七个主要的市场之间股票的波动都呈现出了相关的波动攀升走势。兰格利德在2001年利用动态协整的检验思路对三个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40年数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三个市场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协整模型构建，而这也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股票之间的联动就逐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对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中国学者驼振心在2008年称，当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和世界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变得尤为显著，而这也意味着股市的联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费兆奇通过对于时变冲击溢出模型的建立，发现世界因素和亚州本地的区域因素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问题的数据描述 （一）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下表选用了若干个中国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指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数据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的一月初直持续到2012年的6月底共计66个月的全部每日数据，同时本数据对于那些因为不同节假日而造成错位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并且以本币为单位进行处理，数据来源是datastream。如下图1所示，黑色的实线主要表示美国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引导关系，而黑色的虚线则相反，表示中国的股市波动对美国股市波动是否造成影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统计曲线数值一直徘徊在0到1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检验的期间，中国的收盘价对美国股市第二天的收盘价没有产生引导关系，但是从2007年11月开始，美国股市的变化开始对中国股市的变化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使得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这项措施让我们国家的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化推动；另一方面，2007年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的进口逐步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受到了出口萎靡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牵引呈现出增强态势。 （二）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 下图2为中美两个经济实体一周期为单位的引导关系构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GDP数据仅仅为季度数据过于含混，因此我们可以选用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标志。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美国经济自身对于中国的引导情况，而黑色虚线则相反，代表了中国对美国的引导关系。从图中看到两条引导方向的线条都在临界值1的上方波动，说明这种引导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明显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础角度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这种经济联动直接导致股市联动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对这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和这个国家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在未来的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产品的折现率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直接造成股票价格的逐步统一性。 （三）股市联动的传染现象 所谓的传染现象指的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市场与市场之间并不能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各种相关性发生。因此在下图3中，本文使用了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探索。黑实线标记的GF统计量代表着种美德经济如果产生联动，那么是否可以构建成格兰杰原因。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样本的绝大多数时间，统计量都大于5%的临界值，这个阶段下，经济基础是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股市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的，但是2008年10月之后数值暴跌到临界值的下方并长期在很低的一个界面进行移动，直到2009年2月才回到了临界值上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向中国进行了传染。 传染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际上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经常会因为恐慌而做出大量没有理性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干扰到其他国家对于股票的预期情况。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发育相对较晚，市场价格机制跟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处于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这种冲击就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的结果，使得股票之间的非理性联动成为必然。 三、结语 随着我国不断开放国际市场，美国股市的收盘价对于中国股市的第二天收盘价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关系，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但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美国股市很容易对我国造成传染效应。 经济基础论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比较 【摘要】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在市场层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和规定。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辩护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辩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一般和市场特殊的二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一般仅仅是在思维层面存在的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所以，作为抽象要素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一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才成为现实的要素，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不是天然的市场买卖的自由，而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工人的消费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工资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总之，“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生产则不仅是投人生产要素获得产出的一般劳动过程，更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不仅仅是厂房、机器设备等，那只是它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论文:王凯:经济基础会让一个演员戏路更宽 王凯曾体会过为了生活而拍戏的感受，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成名后可以根据适合与否选择角色的机会。 《琅琊榜》红遍街头巷尾，王凯也凭借剧中靖王一角为人所熟知。很多演员说自己“演戏不是为了钱”，但大抵只有小有成就的演员才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在七八年前，王凯还没有勇气和底气这样说，因为那两年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不仅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了。 又爱又恨“陈家明” 无论是《伪装者》中的明诚，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方孟韦，王凯创作的形象似乎总是英姿勃发、赤诚果敢的。于是，人们很难回想起他入行的“敲山之作”――《丑女无敌》中娘气十足的陈家明。其实，连王凯回忆起来也承认，如果不是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可能不会接下那个在此后让他纠结了大半年的角色。 初入演艺圈，王凯的境遇并非顺风顺水，这让原本开朗爱笑的他开始变得消沉。2008年前后，他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选择了逃避。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凯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自己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当时去《丑女无敌》试戏，开始时不是试陈家明，到了之后导演说原定的角色已经定出去了，所以就试了陈家明。当时我真的快身无分文了，再加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接了这个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个角色，它让我成长了很多。”王凯说。 他曾说过，一个新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当时的他就是如此。王凯坦陈，追求更好的物质基础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必然的，特别是在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接戏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就一定会选择自己更合适的那个，而不是只要有丰厚的回报就去选择。 对“伪娘”专业户说不 在成功地塑造了陈家明这一角色后，快乐与烦恼接踵而至。好的一方面是，圈里开始有人关注他，找他演戏；不好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将他定格成一个“伪娘”专业户。所以此后，王凯又有七八个月没有接戏，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个瓶颈期。 “之所以多半年没有拍戏，并不是因为没人来找我，而是因为来找我接的角色都与陈家明如出一辙。当初饰演陈家明是个偶然，如果再次接演我以后的戏路就将成为必然了。”王凯说。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王凯还是将那个阶段和陈家明同类型的角色都推掉了，希望从此能够摆脱这个桎梏。 无规划，有节制 可以说，在《伪装者》之后，《琅琊榜》的上映彻底夯实了王凯人气新人的地位，靖王和所谓“人人都是靖王妃”的种种噱头让微信圈里段子手们妙笔生花。而对于未来，王凯并没有做太多的规划。就如同因为被剧本感动得落泪，他果断接下《琅琊榜》，却未曾考虑靖王一角会为自己今后的演艺道路带来什么。 他说自己不善于规划，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变化永远是大于计划的，人们总是现在想得很好，但是，你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给自己计划太多。而且，如果到时候事情没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发生，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不给自己规划，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反而给自己一个惊喜，那你是愿意选择失落还是选择惊喜？”试想，如果按照王凯的理论进行家庭财务规划或投资金融工具，结果恐怕很难有他所谓的“惊喜”。 其实，生活中的王凯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从不乱花钱，更不会因为缺乏规划让自己捉襟见肘。对此，他骄傲地表示，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经纪人。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在择偶标准中的重要程度统计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 齐性检验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方法，对3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3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对方的经济基础在意的程度是否相同，若不同，排列出相应的顺序，进而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齐性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法；合理化建议 生活中，婚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中，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更多，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人们都不想生活的比别人差，同时我们也秉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于是，似乎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在意对方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高薪的工作。因此，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80”后和“90”的年轻人太现实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更纯粹一些，不太会在乎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实力方面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吗？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利用非参数统计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否一致，对349个人进行了市场调查，并且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三个年龄段：18岁至30岁，31岁至50岁，50岁以上。同时，我们将这三组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非常在意，一般，不在意。据此我们统计各类结果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 齐性检验 根据上述给出的数据，我们来检验一下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运用 齐性检验法，并且应用R软件来实现，输出了Pearson’s 检验结果，自由度为（3-1）（3-1）=4， 值为9.9143，p值为0.0419，由于p值小于0.05，于是此时我们拒绝原假设，即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程度不同，具有差异性。 （三）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根据上述的 齐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知三个年龄段的人对于配偶的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在意呢？与我们之前预期的结果是否会一样，据此，我们希望通过检验来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态度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下面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绘制出各组数据的箱线图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三组数据的顺序，从而，结合上述的检验分析和箱线图的绘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个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即18岁至30岁的群体最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为31岁至50岁的群体，最后为50岁以上的群体。 二、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的检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并且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的在意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年轻人最在意配偶的经济实力，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以此也反映出了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也有所改变了。但是，在择偶时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这种风气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建议。 （二）建议 在这个五彩纷呈的社会，似乎我们对一切都很迷茫，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看中人生的部分有所不同，有人将物质看成是全部，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有“拜金”倾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出现的较多。例如，众所周知的江苏电视台主办的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歪曲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给了我们警醒，物质极大丰富不等于幸福，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将物质条件和婚姻画上等号，从而引领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导致最终失败的婚姻，这也是我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下降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导向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注重，可以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以平常心去对待。 在这个浮华的社会，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样奢侈的东西，无论对待任何事，我们都显得很浮躁，很难有一颗平常的心态，对待物质生活，我们现代人往往要求太高，未婚人士更是将未来另一半的物质水平作为首选的条件，于是我们常常感叹现代人的感情不纯粹，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用一颗平和及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不要太在意物质，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小部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经济基础不算坏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 2012年的经济状况，还要从基本面来看。有三个因素，让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国2012年保持乐观。 首先，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下降。本轮通胀，从2010年二季度抬头，到2011年年底才算是被制住。从大的方面看，通胀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力量。一是汇率低估引发的净出口，净出口增加了对国内供给的总需求。二是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形成了另一个刺激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近几年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两方面增加总需求的因素，都对总供给形成压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幸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在2012年都会大幅减弱。首先是2012年的汇率比2010年已经升值了6%左右，从净出口来看，可能已经趋近均衡水平，汇率扭曲导致的通胀压力可能已经基本消除。二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12年的农产品供给因为前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会较为充足，导致农产品通胀的压力较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就是农产品的通胀。通胀压力下降的直接含义是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而2011年经济增速的下降，主要是主动紧缩的结果。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依然健康。对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无关系。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10.7万亿人民币，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综合考虑历年的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净资产约为10万亿，负债比率在47%左右，远低于2000年左右70%的水平，实际上政府的负债水平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了10%甚至20%的坏帐，政府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状况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第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初步测算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2011年的回报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投资回报率高的含义是，经济中并不缺乏投资的机会，一旦宏观调控开始慢慢放松，投资将恢复增长，GDP增速将回暖。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房地产调控。这一次股市的巨大反应，大概与温总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的表态有关，于是一切关于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联动性高等论点的指引下，一副经济低迷的图景似乎已经描绘形成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来自房地产。 问题在于，没有房地产，经济就不增长了吗？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不是这么说的。到底什么行业会火，不是书生擅长，那是企业家们的事情。但是关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的是不缺总需求，特别是投资总需求。宏观紧缩一旦放松，经济回暖可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至少是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人均收入再上一个档次，现在的基础设施都会嫌不够。大中城市的拥堵，直接的要求就是多修路，多修地铁。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外部性高，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其二是周期长，相应的举债周期也长，以前借下的短债可以考虑展期。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对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记忆犹新。那一场通货紧缩，与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及随后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过紧的政策导致了企业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损害了当时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结果导致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历史惊人地相似。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开始的宏观收缩，都和1992年开始的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和投资回报，依然良好，总体风险不大。不过，以史为鉴，把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风险列入考虑，还是必要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货币一体化: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与路径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民进党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比分析 【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现象层面进行经济分析，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把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在我国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由于两大产权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所以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和逻辑上更具优势和说服力。而西方产权理论由于方法论、研究立场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则相对肤浅，具有片面性，不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我国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不能含糊和动摇。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毕竟是一百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还没有涉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实践。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础，设置好教学情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能力，综合评估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如下： （1）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多，纯讲授理论学生理解效果比较差，也会影响学生接受效果。通过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让学生捕捉生活中的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思考生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内心学习的驱动力，从而高效学习。 （2）有效引导学生转化知识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后，理想目标就是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有效地做出市场行为或经营决策，但是不少学生是书呆子，不能灵活运用知识，通过案例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3）增强师生互动。 传统的理论教学注重的理论讲述，不可避免地变成教师的主场。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强调师生互动，学生理解案例、分析案例，主动消化案例中不懂的知识点，从而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教师提出更难的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2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1）精选案例 西方经济学案例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学生比较好理解的案例肯定是本土化的案例。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实录式案例等。教师应该根据经济学中不同的知识点，预先确定好案例类型，同时在讲解经济学概念时，让学生自己先查找案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选出最适合这个概念的案例，目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概念的自我感知。 （2）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不是教师呈现，而是加强学生的参与。主要是激励学生分组竞赛，通过分组，选出组长和分配好成员，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将精选的案例，制作成PPT，案例呈现部分包括，讲述者（讲述者的仪容仪表、表达流畅程度、知识传达）、PPT内容（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案例启示）、PPT形式（制作颜色、图文）。 （3）分析与讨论案例 由组长引导，成立讨论小组，分析案例呈现中呈现的案例简介，引发学生对于案例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分析案例时，注意学生的角色定位、讨论的氛围，教师在分析与讨论案例过程中，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于引导与监督者，尽量让学生积极讨论，小组长代表小组发言。 （4）评价案例与知识开展 学生分析与讨论完案例，对于案例有一定结论陈述，教师此时才开始真正进入教学角色，将学生的案例进行评价，并开始进行知识点开展，教师结合自身学识并要讲解的知识讲述新案例。 （5）形成案例库 一学期完毕，要求每一组组长共同努力，将案例整理，形成电子案例库，让学生加强复习，巩固案例中所传授的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库让学生感知一学期来自己所做出的学习成果。 3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策略 （1）案例教学的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西化不可避免，从而难以让学生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将教学的案例本土化，这样能够案情清晰好理解，本土化的案例，透过现象理解本质，一方面化抽象为具体，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 （2）案例开发渠道多样化 鼓励商学院教师自主开发高含金量的教学案例，教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更多的经济现象，将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结合；与多家企业合作，校企共同来锁定案例，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于市场行为和决策的理解；与校外其他资源合作共同来开发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案例；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上选取案例素材，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案例。 （3）增强案例趣味性 趣味性极强的案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地促动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查找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的案例，增添趣味性，比如：古人吃饼，吃到第五个后悔迟了前四个，叫学生思考古人结论是否正确；通过俗语或成语故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机会成本。生活中丑男配美女的经济学原理等。 （4）凸显案例实用性 经济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如果学生机械地记忆理论，那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不明显。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定要凸显案例实用性，在讲解概念时先要引入生活场景，将生活案例加以分析，在经济学原理分析题中加入生活小常识。这样既能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情，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既能改变师生角色，也能改变教学氛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本土化还存在不少问题，未来西方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汪支华 单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西方经济学论文:科教融合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基本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于脱节状态，不仅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需要防止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实施面向“科教融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从优化师资配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作者：曾祥炎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它与我国现实国情存在差别，让学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另一方面随着理论难度的加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理论的假设和相应的图表、数据统计和公式推理进行理解分析，这些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例如，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拉弗曲线以及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下的IS-LM曲线。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引入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容易的从案例中分析出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将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形象地展现给学生，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是学生身边的经济问题和焦点问题，能吸引学生足够的兴趣主动思考；另一方面通过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地思考和探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例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抽象，教材的解释是“稀缺性资源有很多种用途，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其他用途而放弃的相应用途产生的最高收益”，可以结合让学生结合上大学产生的学费、生活费和高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所得到的收益来谈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或者谈论暑假放弃暑期打工的收益和家里的一日三餐，而出去旅行并产生费用的机会成本。 （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自主探究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教师通过一些好的案例，给学生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探究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运用，以小论文的形式或者课堂谈论的方式展开。例如教师在讲授供求理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产品价格方面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城市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电子产品价格却是在不断下降的原因，分组讨论后画出相应的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在课后时间完成一篇探究小论文。另外教师在讲授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议论的“大炮和黄油”为案例，讨论分析大炮和黄油的机会成本，如何在这两者的资源配置找到均衡。自主探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分组辩论的方式展开，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这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价格与供求定理的时候，可以当下火车票调价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从经济学角度辩论火车票是否应该降价。 （三）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对于相同的案例和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处理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的案例中充当角色，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下，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思考。通过这种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的思考方式，让他们能以大局的角度来分析，培养创新精神。由于案例本身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不再有什么标准的答案，这样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教室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就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这本质就是在于强调学生的多向思维。 二、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的方式 （一）探究式案例分析作为理论讲解的一种方式 教师在讲解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可以将所选取的合适案例穿插在理论中，比如可以以简单的案例作为引入，在案例的阅读中，进行经济学概念的解析，一方面加深概念的理解，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性的分析远比纯粹的概念讲解有意思。利用案例帮助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学起来轻松。例如在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时候，可以用吃饭的例子（刚开始吃满足感是最大，之后越吃越不想吃）来让学生自己感受这个规律；在讲解供求规律的时候，可以举季节性水果刚出现的时候供应不足，价格高，然后逐渐供应量增加，价格慢慢降低，这样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这些规律，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学生对经济学的原理理解就很容易，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 （二）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探究式案例教学 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适当的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阅读的同时，提出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探究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比如“，收入分配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增长是要效益优先还是环境优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类案例都是可以让学生从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能启发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促使学生查阅相应的资料，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地调查探究的方式 探究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通过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帮助理解经济学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讲解价格歧视知识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边的人对价格歧视的认识，以及价格歧视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讨论分析这种价格歧视方式的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情况。通过这种实地探究的方式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的能力。 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错误 探究式案例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所接受，但目前很多教师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存在错误，探究式案例教学有时候被认为是在教学中的举例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完课之后进行列举案例、提问问题，让学生起来回答。这种举例提问方式太过单一，并不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应该是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媒介，而非加深知识印象的工具。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举例提问，两者是有差别的。第一，探究式案例教学中，案例占据重要的地位，学生是案例探究的主体，教师作为案例探究的引导者，意欲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讨论，各抒己见，或者将案例作为理论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举例提问仅仅是老师对个别同学的提问，基本不存在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案例也仅仅是在教室上完课之后才用到，没有起到其该有的效果，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第二，探究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时间，而举例提问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是让学生自主学习、思考，锻炼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举例一样仅仅是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和理解，应该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 （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缺乏相应的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用的是国内的教材，而国内教材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经典，其特征就是理论性特别的强，偏向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概念性质的知识点太多，而相应的案例却非常少，总之就是枯燥乏味，标准的教材模板。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页都有案例，以案例分析分主，侧重通过案例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原理、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很多教材会在案例中附加一些形象的漫画，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事实上这些教材畅销全世界也证明了案例丰富、通熟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不仅适用于经管专业，也适用于社会中初学者。但是国内的教材的案例基本来源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甚远，在实际教学上很难推广。因此，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教材，更需要教师加强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用简单易懂的案例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形象化。 四、提高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选取案例要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和大学生相关 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中的案例大都是国外的，与中国国情不符合，有些能适用我国大学生，但由于案例与学生不存在关联，没有切身体会，很难置身于案例的情境中，因而也就没办法达到探究式案例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收集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时候，应选取那些与当下经济热点相关的，和大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案例，从而在案例探究的过程中能更好的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例如2015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一年，就业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题，因此，在讲到供求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从供求和价格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宏微观原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人才市场实地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雇主的需求存在不对称。另外，选取案例还应该和大学生相关，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不用提出太难的问题，让学生不知道从何阐述观点。比如讲解价格歧视的知识点的时候，就可以用中国通讯市场价格的案例，探究通讯市场价格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这类和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教师在顺势引导，就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案例探究过程中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 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讲授-接受”模式，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要做的是指引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课堂真正属于学生。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贯穿始终，从针对案例分析进行查阅信息，独立思考，课堂中对案例进行探究，再到课后对案例进行总结，都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如果出现有些班级在经济学案例讨论中气氛不够激烈，没有应有的讨论气氛，则教师应该在进行案例探究之前先活跃班级的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积极响应发言的学生，另外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应该畅所欲言，有自己的思考。总之教师应该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做好教学总结工作 在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建立案例资料库，对于一开始案例资料库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应该让所有教师进行分工协作，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案例加入案例资料库中，这样按照相同的标准筛选的案例就有了通用性。经济学案例需要通熟易懂、诙谐实用，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全体教师的收集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将会不断完善。另外在探究式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该做好教学总结工作，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后撰写相应案例分析的心得，可以随所欲言，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想法，而非作业；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对本次案例探究的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对下次的教学工作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出相应的想法。此外，可以通过QQ、微信群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的互动，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之余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好的归纳总结探究式案例教学。 作者：田江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1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我们应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已有的正式制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来指导我国依法治国等相关实践活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国家也强调科学、和谐、可持续等发展观，经济发展是根本和基础，但是应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集中国家资源，推动意识形态、信任、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构建完备有效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制度体系和惩罚机制，节约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张美云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