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论文: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摘要: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3.完善税收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税收制度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要逐步完善税收制度。一是完善税制设计。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应放在高收入阶层,适当减轻中等收入者的税负,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减免退税制度等,缩小中、低收入者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将目前的分类课征制改为混合课征制或综合课征制,有利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力度,真正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同时,应将各种补贴、福利等全部纳入工资范围征税。二是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逃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对私营企业家、文艺体育界明星、外企高级雇员、房地产开发商、知名经济学家、律师、官员等“新富阶层”的收入实施重点监控。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可以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此外,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还应开征赠与税,以防止被继承人生前将财产通过赠与方式逃避缴纳遗产税。 4.建设“生态财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应加强财政在生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支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建设“生态财政”,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及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财政研究论文:公共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字：公共财政进程市场化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研究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内容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着眼于历史数据和经验的分析（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影响。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Ⅰ：纵向演进的线索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理论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现代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会计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政治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thetheoryofpublicfinance：astudyinpuliceconomy.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 展望：1996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企业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Ⅱ：横向展开的比较除了市场经济纵向演进中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在横向展开的线索中，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下形成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不同的政府—市场关系、不同的财政活动范围，也是个分鲜明的。同样在自由竞争时期，与英法为代表的财政少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发展，克服其后进性 。其基本观点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宣传国家有机体学说，强调国家活动的生产性，主张扩大财政职能和财政支出。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和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形成，显然并不主要是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其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这一思想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渊源，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论据，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财政调控经济的原理并不同于历史学派的背景，而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要求，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都有差异。）。1929年大危机后，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加强，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普遍扩大，但是各国增长的幅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29年的10%左右上升到30%左右，最高年份在40%以上；瑞典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早期低于7%，到20世纪末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3（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论在政策中的应用（第六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公共财政的范围和作用也趋于稳定，政府—市场关系的差异性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制度模式。比如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支出比重的差异性反映了这种模式的多样性。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性也有助于描述这种特征。以1995年为例，在公共产品的支出中，美国的比重最高，其中主要反映了其作为超级大国在国防上的庞大开支；merit产品（优值品）支出中，瑞典、法国、德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比较高，反映出对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的重视，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不高，但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最高，说明政府对这方面的支出也是十分看重的；转移支付在各国政府支出中几乎都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的重视。瑞典的转移支付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征，法国、德国的此项支出也很大。经济服务支出主要是指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等的补贴，德国、日本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很多，体现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积极介入，美国该项支出占gdp的比重最低，则与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征有关。公债利息支出中，美国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后果，瑞典所占比重较大则反映了福利开支过大带来的压力。不同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差异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在影响和决定着一国政府的职能和财政配置资源的权限。从上述国家的比较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决定了“市场失灵”的范围和政府职能的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比较突出，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发展，又要弥补市场不足，组织经济活动。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施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2）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先行国在其经济社会充分有序发展后开始进入起飞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先发优势。后起国大都在内部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面对现代经济的压力，必须要通过制定有偏重的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后发性优势实现经济起飞，而这一点是一般性的市场调节无法做到的。经验证明没有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机制的比较优势，只会使落后国家处于竞争的低端。国际竞争环境从外部决定了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决定了政府在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日本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导向，以达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3）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制约。财政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通过供求调节和价格波动来完成的，而是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来安排，并受到特定的国家利益或政党目标的制约。比如美国分权自治的联邦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权决定了其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权力制衡机制较为完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易受到监督；东亚国家大都具有政治专制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二元特征，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强；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在混合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4）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非经济因素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模式和公共财政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美国坚持传统的个人奋斗的信条，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受到康德国家的生产性功能、黑格尔国家“非物质资本”论等思想的深刻影响，东亚国家政府作用的发挥则受到儒家伦理精神所塑造的集体主义、忠诚奉献等思想影响。日本市场经济制度 模式的形成既受到历史上农业社会和财阀的影响，又受到二战后特定统制时期的影响。四、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Ⅰ：csb、cis国家的考察（注：csb：中、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cis：独联体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乔治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有时还用到ceb：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现代市场经济总体上具有国家干预的特征。在正常演进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同“市场失灵”的范围相适应，政府—市场的边界有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转轨经济中，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建立，没有自然形成的过程，人们的观念、市场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转轨中的体制关系等因素，使情况又更为复杂一些。既然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转轨的一般目标模式，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就并不意味着政府从经济活动中完全退出，而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即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未来新的市场体制基础条件下，如何使政府职能处于恰当的位置。另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的政府，还对市场形成本身起着重要作用。1989年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和计划。在财税体制转轨方面，主要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方案，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缩小原有的财政范围和规模。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以间接经济方法为主，通过实行分税制，在中央级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但在实际执行中，情况远比预想的差甚至完全相反。“休克疗法”的核心是政府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中迅速退出，这一步骤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来完成。但政府退出的结果并不是预期中的市场配置效率，而是产出的大幅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在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一方面政府的迅速退出导致财政汲取能力的大幅下降。在转轨国家中，企业曾经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初期大量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失去控制就意味着对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cis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8%下降到1998年31%，csb国家则从44%下降到了39%（注：worldbank，adeeadeoffiscaltransition，workingpaper（15031）。）。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比重的迅速下降意味着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经济的调控。cis国家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3%；ceb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48%下降到2000年的42%.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的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和持续的通货膨胀。以俄罗斯为例，1992年1月关于价格自由化的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标志着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基本方向的经济转轨开始（注：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1）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烙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企图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随后的一年内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从资源配置中退出。配合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完全放弃，财政范围不断缩小，财政支出大大削减。政府过快退出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形成对峙局面，导致稳定经济与稳定财政的措施相互矛盾。如果采取稳定经济、遏制生产下降的措施，则必须运用政府手段扩大投资；如果着眼于解决财政危机、压缩预算赤字，则要求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国家投资。二者的不相容性使稳定经济和稳定财政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在这种矛盾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的紧缩政策，但在短缺和衰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国内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同时，紧缩财政政策还造成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税额竟占企业利润的70%，而政府为追求无赤字预算又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结果整个经济缺乏投资主体和投资热情。由于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在转轨初 期的迅速退出，政府支出从1992年占gdp的51.9%下降到1993年的39.9%，导致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45%，gdp增长率为-19.0%，通货膨胀率高达1353.0%，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条件被全面破坏。经济运行从此进入漫长的恢复中，到200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仍然只相当于1990年的64%（注：worldbankcountryofficedata：maddision（1982）。）。二是形成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使转轨失去了应有的驾驭。“休克疗法”的失败除了目标设计上的脱离实际，其实施的路径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否定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味地追求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即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果导致了新旧制度衔接上的制度真空，引发资源的非法配置，财政无法实施有效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和保护本国经济方面软弱无力，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这种转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贫困一直延续了多年之后。才引起各方的反思。“华盛顿共识”因拒绝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轨中的积极作用而受到广泛批评（注：stiglitz：moreinstrumentsandbroadergoais：movingtowardtheposterannuallecture（helsinki，finland）。）。1999年底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思想”，重新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作用，即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注：普京指出：1.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是指让俄罗斯国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全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的机制。2.在经济转轨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3.重视社会政策。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已无立足之地。（［俄］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原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9年俄罗斯经济出现复苏，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8.1%，基层企业的财政状况良好，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外贸顺差约为400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反倒爆出亮点，经济增长率达到9.0%，工业产值增长率约为9.5%，一些部门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增长更快，达到150-200%，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近20%，外汇储备达到300亿美元，全年的国际收支差额达到10年来最高值约6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21%以内。2001、2002年gdp分别保持了5.0%和4.3%的增长速度（注：imf，worldeconomicoutlook2003：growthandinstitution；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2月21日电。）。五、转轨经济中的财政公共化Ⅱ：中国样本的分析从实践来看，我国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作为新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增强、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认识和明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在这期间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目标模式，但我们已经在财政“公共化”实践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配置服从于国家计划，市场的作用受到排斥和禁止。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传统的财政理论将财政职能定位于生产建设型，财政代替企业成为社会投资主体，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构成要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由财政拨款安排，财政基本建设拨款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30-40%，居于首位。这一阶段财政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企业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特殊财政收入机制（注：在1957-1977年的20多年里，通过农副产品低价这一形式，逐民承担了总额约6000亿元的“低价暗税”；1956年以后城镇职工经常性的工资升级被中止，在以后的20多年里基本没有变动；企业留利率也一直很低，1978年只有3.7%.），大而宽的财政支出机制（注：财政职能延伸到社会各类财务职能中，包揽生产、投资乃至职工消费，覆盖了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的职能。），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机制。经济运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财政投入产出的效果，财政安排生产、安排消费—积累比例、安排基建的效果。经济运行的矛盾直接反映为财政收支的矛盾。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财政的首要任务是直接发展经济。我国财政公共化的改革是与市场化进程相衔接的，在渐进的过程中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财政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以存量缩小的方式体现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一个比较长的量变积累期， 时间跨度大致从1978年到1992年。这期间从转轨而言是要在打破旧体制约束的同时引入新体制的活力，并使新旧体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使新的体制逐渐酝酿、形成；就发展而言是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基本达到小康，完成经济发展的前两步。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同时包含了改革与发展两个主题，财政活动范围的界定十分复杂。一方面财政作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枢纽必须被打破，以便让体制外的资源能够寻求自发组合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讲的财政放权让利的过程。放的是资源配置权，让的是配置资源的范围，从而在计划体制的边界上才有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和个人收入分配比重的提高、银行经营业务的扩大、物资流通的放松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形成以利益为导向、以供求为平衡、以资本社会动员和形成为核心的市场化机制的雏形。另一方面，在配置方式的转型过程中，财政必须继续承担确保社会经济基本稳定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保持财政－国有企业的纽带关系（税收）以确保基本的平衡能力、支撑能力；保持对经济建设的较大投入以确保对经济总量的基本维持能力；保持对利益受损者的补贴以确保转轨的平滑度。这时的财政既要主动推进改革，又实际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收支矛盾加大，平衡能力下降。财政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是多重的，既有直接作为生产主体、投资主体的部分，也有让出一部分资源让市场因素、市场主体经营的部分。财政的角色是多重的，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也比较混乱、复杂。由于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界定还不清晰，市场缺陷和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突出，财政的职能也缺乏清晰界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上是一个传统资源配置方式逐渐被削弱、瓦解的过程，这种被削弱、被瓦解既表现为财政在经济增长中地位和比重的下降，也表现为财政体制内部分权化过程中，中央财政地位和比重的下降。其实质是财政对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和中央财政对整个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的下降。由于与这种下降对应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分权化配置资源的上升，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机制转换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严格地讲，财政在这一阶段属于被改革的对象，其体制变动既来自于改革的压力，也来自于对维持基本平衡能力的底线的死守，因此还没有找到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体制框架。但是这种渐进退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效果是积极的，既推动了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与俄罗斯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是平滑的、渐进的，体现着政府传统职能的渐进退出和市场机制的渐进生成。另一个支撑这种渐进退出的证据是在这一阶段长期保持的财政对国有企业、居民等的各种政策性补贴。这些补贴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形成反向作用，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起到了结构性补偿的效果，对于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第二阶段：财政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逐渐将财政公共化的目标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以增量拓展和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继续完成传统职能的退出和对改革进程的驾驭。1992年我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判定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在此以后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的效率和失灵都同时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也在明显地显现出来，人们对市场、对政府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参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68页））。我们在实践中逐渐突破了市场化初期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无政府、将政府等同于“守夜人”的极端、古典思想的束缚，对财政地位及职能的认识也就更深入了一步。即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财政按传统方式配置资源能力的削弱，并不应该等同于财政地位的被削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介入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保证。财政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推进市场化改革、退出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同时，如何通过职能转型以适应新体制要求。1994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第一次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总值两个比重，1994-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2.14倍，年均增长17.8%，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体制调整后迅速由1992年前的38.6%左右提高到55%左右，实际运行中一直在52-56%之间。这次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财力结构的调整，是财政在财权上的振兴。“两个比重”的提高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分税制改革划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所带动的积极性的提高来实现的。这一改革改变了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2%连续15年日益积弱的趋势，增大了财力安排上总体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财政体制承载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体制对市场化进程的适应与配合是积极的。但是体制在某些方面的过渡性特征也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财政职能的界定和各级财政的关系界定上，并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上缺乏明确的界定，财政收支结构和范围还不尽合理；财政在支持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职能界定还不清晰。这些过渡性特征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在随后的近10年中，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又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比如“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注：参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强调“衡量财税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注：参见：《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2000年1月19日），《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在努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要，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需要……”（注：参见李岚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0年11月20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新时期市场—政府的关系作了新的界定，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在完善财税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第21-23页。）。伴随这一过程，我国在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所得税分享、税费改革）、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科学等的支出）也在渐进推进中。总体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政府在改革出台的时机、步骤的把握、利弊的权衡、变迁进程的调整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财政也为推动制度变迁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限与范围的进退尺度，在市场培育和市场弥补两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转轨中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的肯定。根据199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每年组织和公布国际竞争力评价，转型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要素及排名中，中国以26名的高分排列在所有转轨国家的第一位。在对政府作用进行评价时，中国在6个大的方面、30多个指标综合排名转轨国家第一位。六、小结关于如何认识公共财政的范围，本文有如下基本看法：（1）财政活动的范围是围绕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展开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问题转化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财政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公共财政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首要内容是这一背景下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最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范围。（2）在这样的认识下，公共财政的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框架。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只是囿于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公共财政的进展程度以及与其配套的职能、体制、管理系统会有很大的不同。（3）并且财政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既要强国富民，又要治国安邦。财政通过收支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从方式上讲不是以价格波动 和市场出清来进行，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完成；从目标上讲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还有特定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因此不同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使公共财政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复杂。再加上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共财政命题下，实践框架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4）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强化、财政活动范围扩张的案例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过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矛盾深化，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替代和矫正。（5）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公共财政建设有着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历程。西方的公共财政是在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在政府财政活动中自然形成的；转轨国家的公共财政则要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在传统计划型国家财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主动安排和作用来形成。不论转轨路径如何选择，财政公共化的内涵事实上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以财政传统职能的退出推进市场化的形成，二是以逐渐生成的市场机制界定和规范财政活动的范围。因此财政公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契合情况直接决定着转轨的绩效。关于“市场失灵”和公共财政的关系，从已有的实践来看下列方面都曾经是必须考虑的因素：（1）市场自身固有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缺陷。包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使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市场交易量低于均衡交易量，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出现障碍；市场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行为外在性问题，无法协调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宏观经济均衡问题。（2）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主要是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成长阶段的限制，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还残缺不全，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灵敏、不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从而导致市场本身应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这种性质的缺陷总体上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发展来消除，但在转轨过程中政府一定程度的弥补和替代、政府以积极措施促进市场发育（如明晰产权、加强法制建设等），是必须兼顾好的两个动态方面。（3）政府应该退出尚未退出导致的市场缺陷。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多或不适当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扭曲，这是转轨经济中特有的现象。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从传统职能的退出、财政从传统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政府退出与市场进入的过渡状态，传统的“政府缺陷”仍然发生作用，配置的冲突和扭曲会普遍存在，如诸候经济、行政性垄断、双轨制、按隶属关系划分的财政体制等。这些缺陷的消除将取决于改革进程。（4）转轨过程中由于改革战略的失误、试错、纠错而产生的市场失灵。如激进改革战略失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资源配置低效、非法、经济社会政治动荡等，这种失灵的代价巨大，并且必然伴随一个重新强化政府和培育市场的过程。另一类是由于有限理性和认知能力不足而在“边学边干”中试错的成本，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5）在转轨本身的发生、发展上的失灵。市场不可能在计划体制下自发产生，不可能自发地设定转轨的路径，也不可能自发地推动转轨向前演进。政府必须始终对体制转轨秩序进行控制和调节。政府是新制度的供给者，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来组织市场，完成制度变迁，软弱的政府不可能完成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任务。（6）制度属性对市场的约束。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指导下进行，必须考虑特殊的政治制度。引导非公有制主体在追逐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目标，消除经济运行的盲目无政府状态和保证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要通过利益机制和制度约束来实现（注：例如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界定是，“我们的改革，竖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冲突的控制（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对发展战略的控制、对经济的保护、对变革路径的选择、对受损者的补贴、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总体上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对制度设计、步骤、目标，对由此对经济运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加以控制和管理。转轨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财政活动的范围覆盖了上述所有的六个方面。评价政府行为和财政活动的标准并不是对某些西方规则的符合，而应以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本（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将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界定为，“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到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有严格限定的。），至少狭隘地理解公共财政是难以满足实践要求的。 财政研究论文:地方财政研究论文 关键词：财产税地方财政税收归宿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财政研究论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既不违背WTO农业规则，促进本国农业的发展，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组织农产品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本文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情况，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提出提升中国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产品竞争力国际贸易财政支持政策 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农业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农业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农业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中国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的同时，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又较落后，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比较优势反映了一国资源禀赋与贸易结构关系，反映出国家之间由于一国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产业以及对外贸易结构模式的差异。决定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较多，其中以国内生产成本、边境价格、汇率最为显著。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最小化，边境价格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汇率将更为真实地反映本币的换汇成本。根据Pearson提出的国内资源成本理论（DomesticResourceCosts，简称DRC），测算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如下： 粮食产品中，大米具有比较优势，小麦和玉米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1-DRC）来看，小麦在1993年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度降为-0.20。2001年小麦比较优势度为-0.11。玉米从1996年起缺乏国际竞争力，2001年为-0.07。只有大米仍具有比较优势，2001年为0.35。 油菜籽、大豆处于比较劣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两种评价方法看，大豆在1990年-1994年均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5年开始，大豆的比较优势度和农产品社会净收益均持续下降，1995年比较优势度为-0.03，社会净收益为-0.04元/公斤；2001年比较优势度为-0.04，社会净收益为-0.09元/公斤，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油菜籽在1990年-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但从1996年起油菜籽已缺乏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下降很明显；社会净收益2001年为每公斤-0.06元，资源配置效率明显下降。 棉花比较优势下降很快，已缺乏竞争力。1996年起棉花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度1996年为-0.05，2001年降为-0.46；社会净收益1996年为-0.51，2001年为-0.37。 生猪具有稳定的比较优势。生猪是中国少有的一直保持比较优势的农产品。1990以来生猪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37-0.59之间，最好优势度在1993年为0.61，2001年为0.42。从社会净收益来看，生猪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1993年-1995年维持在高收益水平上，社会净收益分别为每公斤1.17元、2.44元和1.83元，即使在农产品收益普遍下调的1999年，生猪的社会净收益也有1.30元，2001年达到1.6元。 苹果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度和社会净收益看，苹果的比较优势很显著。苹果在1990年-2001年的比较优势度一直在0.74以上。苹果的社会净收益NSP也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收益水平，1990年-2001年期间有8年超过每公斤2元的收益水平。苹果是目前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分地区来看，农产品比较优势表现为： 华北、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小麦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最具比较优势的是黑龙江省，其次为山东省，其后比较优势度依次为河北、天津、河南、安徽，说明这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小麦生产。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小麦生产则明显处于比较劣势，这些地区小麦生产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合发展小麦生产。 稻谷生产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稻谷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2%-30%。稻谷生产主要集中于华南双季稻作区、华中双季稻作区、西南高原单双季稻作区、华北单季稻作区、东北早熟单季稻作区和西北干燥区单季稻作区等6个大区。大米生产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地区是整个东北地区及华南和西北部分地区，而华北地区大米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稻谷和小麦，其生产主要分布在东北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西北灌溉玉米区、青藏高原玉米区等6个主产区。东北地区玉米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大豆生产主产区有比较优势。大豆原产地在中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和优质蛋白来源，全国各地均有大豆生产，但以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为主。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豆生产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黄淮地区大豆生产除河南、陕西和山东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省区均缺乏比较优势；福建和云南则缺乏比较优势。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财政政策 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需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国政府需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按照WTO农业协议，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逐渐压缩竞争性项目的投入，扩大公益性、服务性项目的投入。 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规模，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世界农业发展经验证明，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对农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水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则这一比例更低，仅4％-5％之间，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WTO农业协议及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不仅未限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而且还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不仅可以争取没有上限的“绿箱”政策，而且可以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或某一个产品产值的8.5%以内对农业或某一特定农产品进行“黄箱”政策范围内的支持。因此，国家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需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在未来5年内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需达到5%以上，10年内需达到10%的水平（含“绿箱”投入）；财政对农业投入额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应逐年有所提高，近5年需达到10％以上的规模，10年内需达到15％以上的规模。 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结构集中反映出财政资金在农业支出中的分配构成，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和投入方向，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组成部分。不断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是财政投入政策追求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路径。 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未来几年内，财政需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改善重点流域的水利设施。注重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设施的配套建设和维修保护，重点支持节水灌溉设施建设，支持小流域治理和雨水集蓄利用，以及土地的整治，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重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投入。中国目前农业科技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较多，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具有典型外溢性特征，属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在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1950年-1962年13年间，以及1968年-1970年3年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基本上没有投入，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列入到财政预算中。1950年-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引进和推广的支出为85.08亿元，仅占这期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0.78％，剔除未列入当年预算的年份16年，财政对农业科技年均投入仅2.43亿元，这一比例比世界上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要低。《农业法》规定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增长率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但实际上，从《农业法》颁布实施至今，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一直维持在每年10亿元以下，1997年以前还只在5.5亿元以下，1985年-1995年每年仅2-3亿元，根本就没有增加，有些年份还有所减少；1998年开始才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14亿元，1999年还有所减少，为9.13亿元，2000年有所增加，为9.78亿元。按照《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长每年应高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基数很低，即使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出经常性财政收入较多，其总额也很少。因此，根据中国现有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发展状况及财政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首先应在总额上有大幅度增加，基数至少不低于30亿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和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确定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就财政农业投入结构而言，目前需将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由现在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提高到2％以上，适当减少对具有竞争性项目，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一些生产性投入。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和世贸组织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原则，逐步扩大对农业事业性投入的比重，压缩对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比重，注重对农产品质量标准与农业病虫疫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 注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加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区域的投入 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生产在东北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生猪的生产在华中、华北、华南均具有优势，国家财政宜选择在这些地区建立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集中财政资金进行投入。2001年由农业部在东北组织实施的“大豆振兴工程计划”已取得明显的成效，值得推广。 用好WTO农业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财政对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最主要手段。中国现有的农业国内支持（AMS）水平很低，1996年-2001年间的国内支持水平还是负值，平均为-79.36亿元。这种支持水平固然说明了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以及加入WTO以后不需要承诺减让农业国内支持，但是，如此低水平的农业国内支持，无论与国外相比，还是出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考虑，明显不利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因此，政府除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外，还需不断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农业补贴机制。在补贴对象和补贴重点的选择上，目前除重点补贴粮食生产者外，还需注重对农业保险业的补贴，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科学发展观中性财政研究论文 财政部长金人庆同志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上提出，中国财政政策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中性，这一与时俱进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在财政领域的充分发挥和集中体现。 一、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过对财政平衡问题长期不懈的研究，我总结出“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的基本命题，即财政收支是绝对的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体。因此，财政可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担负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进而积极达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动态、长期、稳固的财政平衡的实现，为下一轮“逆风向而动”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而要实现这一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把握好财政失衡导致政策不可持续性所引致的淡出时机的选择问题。 我国自1998年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主动、自觉根据外疲（世界经济疲软，影响出口）、内缩（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一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尝试，拉动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周期性低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以社会供需总量为主要调控的对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双重不可持续性也决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机抉择。首先，以“补平波谷”为己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也必须随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调整，敏锐地判断时机并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新矛盾。其次是财政赤字规模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导致的政策实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为过度扩张财政政策所引发的财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剧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会丧失动员社会资源功能，而且由此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经济总量更严重失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等宏观问题，倒逼财政政策此时不得不被动调整。 目前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主动淡出、积极向中性转向的最佳时机。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解决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从1998年以来平均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促成2003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国民经济出现增长态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对宏观形势判断僵化思维贻误政策调整最佳时机，则可能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形：一方面过度增加的国债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政府行为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投资的政策效应也必将出现递减，甚至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国债投资往往需要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国债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也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坏帐问题等。其次，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从判断政府偿债能力的两个实质性指标来看，即国债偿还率和中央债务依存度不断提升并早已超过警戒线，我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和很高的债务依存度，而且地方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最终还得依靠中央财政，所以国债风险恐怕比表面指标所表现的更严重。因此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渐进性的安排，在保证必要的继续工程和重点支持高科技、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新增国债规模，尽可能地放慢支出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征管增加收入，积极、适时减少财政（税收）政策扩张倾向，而逐步淡出的这么一个动态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向总量平衡的中性财政政策逼近的过程。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构性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得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我们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其实质是要求我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根本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点中性财政政策仍将责无旁贷。 中性原则是一个政策目标，也并非绝对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对税收中性论，从微观机制与宏观导向相结合角度来诠释社会主义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两者矛盾统一关系。现阶段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保持财政收支规模不人为扩张或压缩，保持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因此对中性财政政策不应该作为绝对理解，而应该以相对中性意义上理解，即宏观总量中性影响与宏观结构调控的对立统一。公共财政论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运行论，是有值得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既包括了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正常运行的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财政要以非市场化方式作用于这些领域，这点是与财政本质论的财政调控职能不谋而合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我们还担负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任务，这些都要求财政在尊重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机抉择”地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扩张、紧缩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依据对总量调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划分，而无论何种财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财政政策也都应内在的包含着“对症下药”的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任务，现阶段我国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就是力求实现向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的目标逼近，以保持社会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同时“有保有压”、“有奖有抑”地调整支出结构，侧重于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控，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从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的表现来看，首先是投资增长率偏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就投资产业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产业投资以超出一、三产业数倍的速度增长了47.8％，虽然6月份增速下降为16.2％，但由此得出过热宏观经济已实现了“软着陆”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就投资行业而言，部分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出现投资规模偏大、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而在这些投资过度的行业中，其内部一些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环保节能、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项目却仍显不足，直接导致产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投资形式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由此带来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加剧了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其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因为积极财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决，集中体现在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健康运行的因素。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后经历的不升反降现象，不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导致基尼系数有可能超过了40％，高收入组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劳动力就业人口排挤效应，失业对这部分人群消费能力的抑制；最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基础教育在部分农村地区非义务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第三、出口结构低层次。虽然2003年我国已挤身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却仍非贸易强国，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仅不利于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 因此，目前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时调整为预防通货膨胀、为各项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此时主动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可谓是正值时机、对症下药。 三、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说明了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向也必须以人为本，才能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新一轮体制性、结构性税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模式的税改涉及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地方税、农业税制和税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体现了广义税收中性所内含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效率原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则，提出了税务工作应努力减少自身给微观主体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我们应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简化税制和办税手续，增强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意识，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轨道。二是经济效率原则的宏观非中性，即税收应发挥对经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宏观结构性问题调控的“奖抑效应”，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投资、消费实行低税率、轻税负，相反，对于一些发展过热的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严重的行业或行为加征重税，倡导人们的健康投资和消费观念，促进市场机制发挥最大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平原则同样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平承担税制负担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公平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特别是要坚决取缔农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逐步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现横向公平，同时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行综合与分类征收相结合，提高扣税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运用免税手段支持弱势群体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促进各阶层以能力为标准分担税负的纵向公平原则的实现，充分发挥税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功能；二是经济公平原则，要求我们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完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推广工作，消除重复征税，激发民间投资消费热情，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为社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调整直接财政支出范围、增加转移性财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实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国债直接投资除了继续完成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的收尾工程外，向五个统筹领域倾斜并注重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能，比如进一步支持西部生态破坏严重地区“天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打破过去仅仅以财政投入拉动多少GDP增长速度为考量政策的唯一标准，更多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只有当经济、社会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才能使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维护生态文明，创建精神文明，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贴息等转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转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转移性支付的办法，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更切实的让人民群众受益。如在向三农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资向农村诸如水、电、气、道路基础设施倾斜，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采取“增收”与“减负”并举的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环节间接补贴保护农民的合理收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机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并对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必须的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粮食风险基金作为资金来源，更多采取直接补贴农民方式，并加大这一补贴占粮食风险基金的比重，此外还可拨出财政资金用于农业生产性专项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如财政能有效的支持逐步取消农村地区的基础义务教育收费，则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收费水平，作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农户每年就可从这项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轻负担200－300元，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健康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快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阳光财政。以人为本的中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强化预算内部监督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视来自审计部门、人大以及作为纳税人的公众的外部监督，促进预算高度透明、谋取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阳光财政的实现。为此，首先要在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预算管理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继续推进部门预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国库集中收付模式、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革：部门预算中的细化预算、透明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改革的基础；规范的国库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又是落实部门预算、保障政府采购的条件；政府采购反过来又为部门预算提供依据、为国库集中收付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体，这些同步推进、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的改革必将极大的提高预算透明度和内部监督的刚性。其次，注意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提高监督有效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由于其归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既要对同级政府负责，又要审计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因而审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和削弱，另一方面，宪法、预算法和审计法赋予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计监督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工作班子还欠缺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供有效、高质量的服务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审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人大与审计机关对财政监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权威。最后要自觉转变政府观念，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了解预算、参与预算、监督预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预算收支计划的制定、执行以及决算的形成等过程都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群众知情，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听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阳光预算、阳光财政。 财政研究论文:农村资金财政研究论文 一、农村公共品的理论分析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用于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公共需要的一类物品。对于农村公共品而言，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财政保障作用，通过一定的机制，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是由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的。 （一）农村公共品具有一般公共品的性质 1.农村公共品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特性。由于存在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供给不足，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政府的强制性融资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2.大多数农村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 3.部分农村公共品具有规模效应。部分农村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会随着供给规模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就农村科技推广这一公共品而言，小村庄的分散供给是低效率的，但是当土地相对集中后，可以更好地使用新技术、推广机械化，产生规模效应。这类农村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同样是无效的，会出现私人收费成本过大、浪费性重复建设等问题，所以应当由政府通过一定机制保障其有效供给。 （二）农村公共品具有区别于一般公共品的特性 1.农村公共品具有生产分散性。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分散性是指农民能够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较为分散，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的。由于存在这种生产分散性，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在农村中只能由政府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保障作用，保障其有效供给。 2.农村公共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农村公共品的受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农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其实际需求，上级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供给决策。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是否有效提供，直接关系农民的受益程度，因此农民也愿意表达其需求意愿。基于这一特性，政府的财政保障机制，应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基础，使上级政府的供给决策能够反映农民的需求意愿。 3.农村公共品具有边缘性。所谓边缘性是指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品都有可能覆盖到农村，这就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多层次性。这一特性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应当以供给资金均衡为目标，通过合理确定其供给决策，保证公共品在农村分布的数量和质量。 二、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有限 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主要由一些税源广泛、税收收入稳定、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组成。但是，相比之下，基层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一些小额、零星的税种，基层财政缺乏支柱财源。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业税和特产税取消后，基层财政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预算赤字缺口比较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与完善，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但这与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每年实际收缴的1500亿元～1600亿元相距甚远。税费改革使得基层财力受到影响，削弱了其能够用于农村公共品的财力保障。 （二）基层政府支出范围不合理 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辖区范围内的公共品。但是，目前基层政府的支出范围偏大，挤占了原本应当用于公共品供给的一部分财政资金，导致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尽管近几年对乡镇进行了合并或撤销，但也存在减机构不减人员的问题。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运行成本上升。 （三）转移支付难以体现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扶持 1.专项拨款难以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在各项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应当能够促进基层政府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性。但目前专项拨款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资金范围太宽，用于支持准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数额较少；另一方面，在确定拨款额和配套资金的配套率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间公共品提供水平上的差距，而且容易诱使一些地方政府伪造配套资金，调取专项拨款。 2.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目前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使得中央拨付的资金在使用中存在严重的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等问题。而这些资金经过层层截留，下拨到农村后，基层政府往往还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资金、项目运作，这些机构和行政人员也占用了大量的资金，这都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导致能够真正用于农村的项目资金很少。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财政保障机制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范围 1.应改变现有基层政府的财政体制，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推广“乡财县管”。乡镇的财政可以由县级政府负责管理，这样可以利用县级政府的财力，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同时利用县级财政的约束力，防止腐败现象、资金挪用现象的发生。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仍有必要存在。截至2004年底，我国县级单位共有2862个（其中县级市仅374个），而村民委员会共有652718个，不可能由县级单位直接面对行政村，在二者之间应当有一级乡镇政府，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社区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这将更加有利于农村的发展。 3.基层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当有所转变。即从现在的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向有限功能的政府转变。其首要职能应是保障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需要，其职能范围应当被界定为接受县级政府的委托，负责农村公共品的具体提供过程，并向县级政府负责，保证农村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 （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供给资金来源 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保障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间供给决策权的混乱有关，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权，才能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当负责提供全国性公共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并确保其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匀分布。对于地方性公共品，应根据受益范围，由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对于准区域性公共品，如农村病虫害防治、农村职业教育等，在地方政府供给的同时，中央应适当干预地方的供给决策。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决策权，稳定农村公共品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资金的供给问题。 （三）完善地方税体系，壮大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财力 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的负担比较大，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此，必须加强地方税体系的建设。 1.在合理界定地方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建立地方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和地方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双重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主要措施是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其由附加税改为专门的地方流转税，从而保证地方税税基的广泛、收入的稳定、征管的便利。 2.完善辅助税种。财产税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税种，具有税基稳定、税收收入保障性好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在规范地方税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完善财产税、资源税及一些行为目的类税收，并将其作为地方税收的辅助税种。 3.在全国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下，中央下放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地方根据情况确定税种，决定具体税收制度，确定开征或停征，即地方对一部分税种具有相对较完全的税收管理权限。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建立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均衡分布，应通过促进地区公平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之间的既得利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财政保障能力存在的差距，实现财力水平的相对均衡。特别是对目前财力不足的贫困地区，应提高无条件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 2.注重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逐步缩小辖区内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保证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均衡，特别是对存在辖区外部性的农村公共品（如环保和教育）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对供给方做出一定的补偿，实现外部性的内在转移。 3.调整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充分发挥专项拨款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保障作用。对专项拨款进行合理分类，同时在确定地方政府配套比率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保证专项拨款的合理分配，同时加强对专项拨款资金的管理，争取实现转移支付资金的“一步到位”，避免资金的再分配。 （五）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1.农村金融扶持。考虑到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应适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首先，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支农贷款给予合理的补偿，如建立贷款利息补贴制度，通过补贴贷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其次，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如通过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及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 2.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我国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都和我国政府级次过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实行“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而且每一级政府又都要求机构健全，并与上级政府部门相对应，这无疑会导致基层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为此，应借鉴国际经验，简化政府层级，推广省直管县，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改成平级政府，市级政府只管理城市自身，县级政府改由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取消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结算关系，从而减少财政资金的流转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研究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财政研究论文:浅谈财政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 【摘 要】现阶段，财政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了解财政收入及支出、制定科学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还能够保证财政工作顺利进行。文章将对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阐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财政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财政研究；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应用 一、前言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财政分析工作，积极引进统计分析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利用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加直观、清晰了解各项工作实际情况，还能够提高财政分析工作准确性，为此，加强对财政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二、统计分析方法概念及其重要意义 1.概念 统计学主要研究对象为客观事物数量特征及关系，作为一种关于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等一体化方法论科学，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统计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数量、规模等各类数量关系作为基础，通过揭露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等，最终对事物做出准确的解释及预测。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电子应用设备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缺少一部分，为统计分析法的推广提供了极大支持，统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各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利用分析法中的数学方式、模型等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及资料，并进行整理及分析，最终获得定量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统计分析法是一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要确保历史统计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缺乏准确性，势必会直接影响后续决策科学性。 2.重要意义 统计分析法在财政分析工作中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统计人员及部门需要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一项完整统计调查活动涉及调查、设计及整理等多项内容。为此，在完成调查工作后，便要进行分析工作。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不仅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统计分析报告，提高决策科学性，还能够客观、具体反应财政各项工作实际情况、提高财政人员工作质量及效率，在编制统计分析报告过程中，能帮助财政人员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学习和提升，以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水平，为此，利用统计分析法开展财政分析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三、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合理确定选题 选题是财政分析工作的首要环节，具体可以通过积累统计数据方式进行，将数据进行对比，并对不同之处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确定选题方向，还可以通过对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解，将实际工作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更好地完成分析报告。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了解时事等方式完成选题工作，并将本企业作为题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为后续财政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收集相关资料 资料作为统计分析工作的主要依据，没有资料的支持，那么研究工作也将无法开展，在进行分析之前，收集相关真实、完整的资料十分必要。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资料严谨性的关注力度：首先，利用统计报表，由于统计报表各项目较为完整，利用报表收集相关资料，能够保障资料完整性；其次，收集相关部门资料，财政研究工作涉及范围较广，为此，为了能够提高资料全面性，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再次，整理专题资料。整理的专题资料主要是对某个目标进行研究，具有一定针对性，利用这类资料，能够提高研究工作有效性；最后，实际调查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财政人员能够直接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料，能够保障资料质量。 3.加强对资料的整理 通常情况下，原始数据资料不能够进行直接汇总，需要进行相应加工和整理。目前，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代替手工形式整理资料，如利用excel软件统计数据，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当中，便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同时，财政人员可以利用平衡推算、因素推算等形式对数据进行相应的估算，对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类，最后构建统计图表，以清晰的查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相比较传统统计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失误，提高财政研究有效性。 4.选择合理方法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作为关键环节，选择合理方法能够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常见的财政研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对比法，将存在关系的要素进行对比，如静态或者动态对比；第二，分组法，主要是指按照统计分组理论，将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处理，如比例等，而后开展分析工作；第三，平均法，利用平均指标分析财政现象的构成特征、依存关系等，揭露财政工作存在的不足之处等。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包括动态法和因素法，在具体使用中，可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选择合适的方法。 5.制定分析报告 制定统计分析报告是对上述过程的总结和归纳，为此，统计分析报告要在统计资料基础之上，应用简洁、明确文字进行表述，充分反映客观现实。在统计分析报告编写中，要注重采用说明性应用文体，提高措辞规范化，清楚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统计分析方法在财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财政人员要重视该方法，并加大对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力度，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使统计分析法在财政研究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财政研究工作有效性。 财政研究论文: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色与趋势 摘要：地方财政研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为更好地解决当前地方财政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对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问题研究的特色与趋势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关键词：地方财政；府际财政关系；财政结构：财政研究 一、引言 地方财政是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具体包括省（直辖市）级、市（地区）级、县（市）级和乡（镇）级四级，保持地方财政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按照“放权一让利一分权”的路径逐渐展开，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了调整。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特别是省级财政）在分配关系上实现了规范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改革还是有一定的遗留问题，比如省以下的分税制并未彻底落实。我国地方财政在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助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学术界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度基本处于有增无减的态势，从文献检索中发现虽然地方财政的发文数量在增多，但是综述性统观的文章仍然偏少，即便是已有的综述也仅是对已有文献在内容上的简要概括和重复，缺乏地方财政研究领域相关基本数据的支持。以数据为基础的文献考察不仅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也能提供某种理论延伸的契机。 为了弥补既往研究所缺，需要系统、科学、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重点领域和趋势，本文将根据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检索的相关数据，通过对有关文献标引的关键词进行考察分析来展现这一研究的发展和变化。对于论文来源需要作以下两点说明：（1）不可否认，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超过3000家，发表地方财政研究的论文很多，CNKI来源期刊是其中一小部分，但CNKI来源期刊无疑是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覆盖每一个学科与空间，目前是作为考察与评价我国学术现状及学术影响力的有力工具，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其有效性是明显的；（2）CNKI收录的文献来源包括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等，每一类型文献都有自身特点，从文献的时效性、规范性、理论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术文章能兼顾上述特征，因此本文数据检索与统计的基础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当然，少部分符合此条件的期刊没有进入中国知网，但由于本文并不对某一特定期刊进行统计分析，而是较长时段的总体情况考察，因此对结果的影响差异可以忽略。 二、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概况 从CNKI中选取1994-2013年这20年有关地方财政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后，基于分布与聚类考察的目的，首先将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关键词列出，并统计这些关键词在每年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这样做一方面考察了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最热”关键词的分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方财政研究重点的变迁。表1就是从CNKI的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文献中选取的在各年份出现频率较高的13个关键词，关键词旁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在当年文献中标引的次数。其次就是将选出来的13个关键词按照相近性或相关性进行分类，根据每一类中各关键词主要涵括的研究领域进行“分块”研究，以便我们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更清晰明了的认识。 为了使关键词所反映的主题既有针对性又不失全面性，本文对所选取的关键词进行了一定的处理： （1）去掉了一些虽然出现频率非常高但含义过于宽泛或者针对性不够明确的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财政政策”、“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这样做更容易抓住关键词所反映主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2）合并了含义大致相同的关键词，比如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入“地方财政支出”，将“物业税”划人“财产税”统一用“财产税”进行统计，“地方财政困难”和“地方财政困境”虽然一直出现但是频次不那么高，所以统一划入“地方财政风险”进行统计；（3）每年度选取标引次数最高的13个关键词，对于频率相同者，选取和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关联性较大的进行统计；（4）有些板块的研究与板块中具体关键词重复，如地方财政收入板块与关键词“地方财政收入”相同，这表现出总体与具体的差别。 表1反映了1994-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研究发展变化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每年地方财政研究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关键词，表明了当年研究的“最热点”，也为大致掌握中国地方财政研究方向的变化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和资料。通过对1994-2013年间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初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地方财政研究涉及地方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重点研究地方政府收支活动。与此相关反映在表1中就是有些关键词虽然不是每年都以最高频出现，但始终排在前列，只是排序稍有变动，如“分税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多的一次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历程中是极为重要的篇章，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关键词在前几年几乎未出现过，但是在后几年突然变成了高频关键词，比如“地方政府债务”，与此相反，有的关键词在前几年出现频率较高。但是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在减少，比如“农村税费改革”，这显示出了地方财政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和时效性。20年间，“分税制”和“农村税费改革”各占据了5年的最高频关键词，“地方财政风险”变动的幅度与其他关键词相比显得较大。总体上来看，各关键词在每年出现的频数基本都在增加，表明对地方财政研究的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三、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板块结构 在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进行粗略的分布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更细致的聚类分析，同时也从一定角度对关键词分布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根据表1中所列地方财政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将20年间地方财政研究领域划分为以下四个板块：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地方财政运行，每一板块下再划分细的分支研究方向。以下就是将表1中所列关键词对应到上述四个板块中进行的简要描述与分析。 1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按照来源主要分为税收收入、中央转移支付收入、非税收入②、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表1所列的文献标引关键词中主要涉及如下三个：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税、财产税。考虑到部分关键词间的关联性，下文会将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图1中“地方财政收入”词频变化的总趋势为先下降再上升，1994--1999年基本处于下降阶段，1999---2003年较平稳，2004--2012年上升速度很快，词频从14增加到了125.9年间增加了近8倍，到2013年又略微有下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2007年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超过中央财政收入。2011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10.37万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5.24万亿元，这也是1999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首超50%。这就不难理解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研究迅速上升的原因，撇开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这一事实不说，对财政收入的研究是地方财政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其重要性在地方财政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及其规模，使其管理更符合现代化建设和保证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和支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系统，对地方税这一新出现的概念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趋势，随着改革的推移，地税系统逐渐完善，对地方税本身的关注度逐渐降低，标引次数也随之略有下降。2005年之后，对地方税的研究开始处于平稳状态，但这并不绝对代表着对地方税的研究在减少，合理的解释应是对其研究不再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细化到对地方税具体税种的研究，对地方税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财产税。从图3中可以看到对财产税的研究从分税制开始时就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趋热，2011年之前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真正开始被研究是在2004年。2009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属于财产税），对应在图3中表现为2009年到2010年财产税这一关键词的标引次数陡然上升，一年内增加了63%，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再进一步细分，对财产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业税，也就是后来的房产税上，2011年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改革，可以说多年探讨开征可行性的研究初步有了结论，当然在此并不是说房产税在全国开征有了可行性，只是既然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再去探讨可行性的意义就不再那么显著，对房产税的研究就逐渐开始下降，因而财产税的研究标引次数也就开始下降。 我国现阶段地方税具体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很多国家都把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与土地、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和收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④，因此，构建较为完善的地方税种体系，培植较为广泛和稳定的地方税税源就显得很有必要，同时将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整合为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开征的可行性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2 地方财政支出 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致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教、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方向直接显示着地方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支出的范围、结构、规模和监管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板块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地方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 在进行标引关键词统计时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人了“地方财政支出”，事实上地方财政支出研究的分支很多，但在数据统计时发现只有“结构”这一分支标引次数靠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从图4中不难发现，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从1994年到2005年间变化并不太大，这是因为我国对财政的传统研究以收入为主，随着近年来要求以支出规模为主进行预算的改革意见的提出，对支出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达到最大值，再结合我国政府在出现变化的年份中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考察，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比较明显了。中央政府2006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试点，这些举措都使地方政府开始面临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也迫使地方财政为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增加了支出。当然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惠农政策一直在提出，但是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力度依然不够，而对基础建设的支出又过高，支出结构需大力进行调整，所以伴随着支出结构的调整，要着重解决地方财政支出“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优化支出结构，新农保和农村税费改革就涉及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 新农保的全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为原则，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将对农民缴费给予补贴，并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尤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民的养老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提出改变了以往农民自缴保费的筹资模式，由政府对农民投保进行补贴，而这项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否到位是政策落实的关键，各地方政府在财力方面存在差别因而面对的财政压力也不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到了县一级的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筹资困境已经成为制约新农保良好运行和顺利推进的一个阻碍因素⑤。我们从图4中已经发现在提出新农保试点改革的当年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有明显上升，可见地方财政支出对新农保这一政策落实的重要性，虽然新农保本身的研究稍显滞后，但是也明显的反映出了研究的政策导向性。 同样作为惠农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和新农保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一改革最初于2000年在安徽省进行试点，然后从2002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全国各省市，因此在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引关键词从2000年开始出现大的变化，整个发展趋势呈倒V型。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该有的各项支出就无法到位，比如乡镇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义务教育投入不足，无法偿还已有债务等，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实力。 无论是财政支出结构改革还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税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公共财政”这一改革方向和目标进行的，归总到一点就是要对我国的整个财政体制不断进行优化，亦即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3 地方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财政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多次变迁，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是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说起，财政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又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之一，归结起来主要是三点：财权、事权、财力，只有这三个要素分配的均衡和谐才能使每一级政府都正常运行，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图7显示了对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两个比较密集的时期。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对省以下财政关系怎样理顺并没有做具体要求，而是由各省自行处理省级以下政府财力的划分，但事实上省以下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分税制，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没有明确合理地划分，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弱化。这种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方式虽然改变了中央政府财政拮据的局面，但却使得县乡政府出现负债，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责的履行，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等，虽然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土地财政”的出现与发力。另一个研究集中期是2008年至2009年，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开始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中央政府了2000亿元地方债，我国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再加上地方政府之前以各种名义举借的债务，不得不考虑此时发债可能引起的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对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产生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发行地方债这一行为必然引起学界的关注。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式改革，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财税制度。本着“朝前看”的指导思想，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朝着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迈进，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即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到的，使其更具有竞争性，促进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⑦。在分税制的实施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优势方面。比如它使得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趋于稳定，直接增强了中央的财政实力。按照税种划分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征管系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也有效防止了税收流失。由此可见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调整和优化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是可以解决经济社会中所有问题的，分税制也如此。在实施的后期，分税制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现，比如所谓分税只分到了省一级，省以下税收收入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事权、财力具有不确定性，在“非对称分权”的情况下，出现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局面，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方，县乡政府负债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分税制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研究方向转向了由分税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后面的图11中可以看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分税制实施的后期上升明显。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协调力度加大是促进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就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尝试，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因此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重要区别⑧。在分税制之前的财政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让利和放权来进行，但是有“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分税制引出的财政分权，是一种新体制框架的构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边界，这一次分权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引出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在图9中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在2007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我们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央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财政分权这一改革措施引出的一些在制度设计之初未考虑到的后果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比如近几年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些问题在分权的初期是没有显现的，但由于分税制和地方激励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随着分权的运行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财政体制更加规范健全，但是也引发了地方财政运行的种种问题，比如地方财政风险、土地财政等。 4 地方财政运行 财政体制改革至今，主要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调整：第一次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第二次是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以公共财政为改革目标，试图按照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模式建立财政为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财力保障并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目前对于体制层面的宏观研究已慢慢淡出研究的重点领域，从以下几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了由这一制度运行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主要包括地方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土地财政等等。 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债务风险、收入风险和支出风险等，风险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引起风险的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即政府能否有效化解风险。从纵向来看，因为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中省市一级财政风险相对较小，而县乡一级政府普遍有财政困难的现象：从横向来看，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程度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风险的问题就相对比较突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抵御财政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在图10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集中在2003年前后，结合国家的财税政策来看，2002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重担实际上最终落到了基层的县乡一级政府身上，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收入困境，政府运转不灵。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因此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自然就上升了。另外，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研究在2011年前后又有小幅的上升，可以理解为是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又重视起来了。 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造成地方财政风险的最主要原因，虽然目前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但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却普遍存在着，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债务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债务来源相对于省市级政府来说更为复杂，这与现行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都不无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以下政府的税收收入分配方式采取的是分成制，更进一步来说，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清，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又造成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乡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甚至不到位都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从图11中可以发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标引关键词从2009年的41个增加到2011年的109个，两年间这种成倍的显著变化反映了学界对地方债务问题的高度关注。根据统计署2010年的第35号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是2009年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2010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严格控制地方信贷规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在2010年开始大幅上涨的原因，伴随着控制债务规模的政策出台并付诸实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下降。 税负水平和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地方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税制的优化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同时税收政策又是影响地方经济的重要因素，税制不合理会阻碍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此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其他年份比较多。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地方经济稳定增长的能力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上文分析到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年左右膨胀到了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极大地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这种负债的形成除了与财政体制有关外，与地方政府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无关系。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铁公基”等对地方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有直接拉动作用的项目，虽然这确实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土地大幅增值，但是也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负担，这就不难理解对地方债务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在2010年都呈上升趋势，作为二者结合造成的后果，“土地财政”引人关注。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形式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土地财政，这一现象是伴随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有偿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出现的，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普遍存在性和存在的规模不容小觑。在图13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对土地财政的研究是在2009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力度不够以及不被允许主动发行地方债的情况下，要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地方财力的增加，而地方税收收入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正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在现有的“招拍挂”制度下，地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着上涨，已成为欠发达地区和新兴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着，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然而这种给地方政府带来收入的模式却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脆弱，经济结构失衡，耕地流失严重，引起民生问题凸显，从长远来看，“土地财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加以改变，尤其是在近几年房价的涨跌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必然会呈上升的趋势。 四、总结性评述：特点与趋势 以上就是对1994-2013年CNKI中地方财政研究文献标引关键词的分布与聚类分析，所选取的这些关键词涵盖了当今地方财政研究的大多数领域，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也包括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从这些关键词在20年间的分布和数量变化大致可以观察到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变迁特点，并且可预测其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 首先，地方财政研究与时下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联系密切，注重时效性和贴近现实性，偏向于政策导向型。从上文的图表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各关键词峰值出现的年份往往都是在某项与之相关政策出台的同期，可以说财税政策的变化引领着地方财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依然会左右地方财政研究的走向，即地方财政的研究依然会是政策导向型。财政本身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政府出台的各项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或多或少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影响，因此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会随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过去20年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从哪个角度或哪个层面去切人理解各种政策或者改革措施，则因人而异。 其次，规范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实证研究较少。某些财税政策在出台的初期公众对其比较陌生并且在当时有意义，因而可能规范研究多一些，但随着治理方式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该政策不再如出台初期那样符合实际情况，此时就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因此可以推测，未来地方财政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会偏向于实证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从关键词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对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的困难、问题的成因和对策研究相比1994年前后纯粹的财政理论研究要更加突出。比如，地方财政研究主要围绕分税制来展开，对于分税制制度本身的研究已渐渐淡出，相反，分税制等一系列财税改革措施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因为分税制的继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其实际影响的研究以及如何去补救负面的影响显得更有实际意义，也再次体现出地方财政研究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第三，地方财政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并存，微观层面的研究日渐凸显，即更偏向于研究大框架下的小分支。在关键词的统计和选取过程中发现宏观层面的词数量非常多，虽然宏观研究也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在如今中观、微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可能更高一些。中央出台的财税政策本来就是宏观的，如果研究再从宏观层面去进行，就显得缺乏实际意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财政学，尤其是地方财政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应该选取较小的主题切入，从微观的层面去研究问题，从学术角度验证具体财税政策的合理性，提出改进意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过程，这样有利于中央各项财税政策在地方的落实过程中得到带有学术研究支撑的科学评估，为政策的落实和完善提供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持。 第四，地方财政研究不仅涉及经济学领域，也涉及政治学领域，“财”和“政”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地方财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目标的推进，以及地方财政贴近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特点，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必然还会出现新的领域。近年来“土地财政”研究的兴起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再加上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的各种行为联系密切，在进行研究时地方政府学是不可回避的理论支撑，因此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也不是问题。 通过对CNKI 1994-2013年中国地方财政研究论文的关键词相关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从大多数已有文献综述不同的视角出发，对近20年来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对地方财政收入板块的分析发现，对财政收入的研究呈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研究只是在引起收入变化的具体税种方面有上升趋势，研究方向需要聚焦到“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上来，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公开透明、收支管理更加规范化；对地方财政支出板块的研究发现，与地方财政收入研究呈下降趋势相反。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话题，这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近年来呈现膨胀趋势，地方政府普遍负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财政体制改革板块的分析发现，财政体制研究是最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在一项宏观政策颁布的当年和前后一两年对该政策的研究一定会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要注意紧跟宏观政策的变化，多做实证研究；对地方财政运行板块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后续效应，并适时地提出了科学评估的合理化建议。中国地方财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注意前车之鉴，已有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持续出现，要结合实际调整研究方向，既需要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实证研究，更需要根据地方财政运行中显现的种种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好地推进学科向纵深领域不断发展。 财政研究论文:我国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 要：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引起中国经济体制剧变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财税体制。公共财政作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学术界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共财政的内涵、特点，存在问题、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公共财政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公共财政；改革；研究综述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如下几种观点：张馨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高培勇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 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社会主义财政，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财政分配。 白文杰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框架，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活动范围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和“分配”这样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公共财政”本质、内涵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公共财政的特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最显著的特征。高培勇从三个方面总结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第二，非赢利性。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规范性。以依法理财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同时指出：上述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底线”，而非全部。张映芹认为“‘公共性’作为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必然贯穿于公共财政全过程”。 冯俏彬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主，表现在财政支出上，公共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二是公众参与各项财政决定。其中第二个特征由于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更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认为公共财政即民主财政。 二、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自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无论是在政策效果、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但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白文杰指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公共财政收支规模问题；（2）公共财政收支结构问题；（3）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中的问题；（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5）财政政策问题。 戴微认为，我国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不高、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 许金柜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存在的、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的公共性不足。（2）财政体制改革法治化不足。（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均等化效应不足。（4）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不匹配，县乡财政日渐困难。 三、我国公共财政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财政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邓子基认为，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要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和制度，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建立市场化交易与补偿制度。杨志勇则从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曾康华提出，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及预算管理的精细和民主等方面深化改革。 贾康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提出建议：一是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二是进一步理清政府事权和职责，形成三级支出责任明细单；三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源总分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五是构建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财税体制；六是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白文杰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思考：（1）回归政府职能本位，以“公共财政”建设为核心；（2）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与方向，努力由“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3）加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和管理。 综上，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公共财政的内涵、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倾向于研究政府在公共财政中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这些主体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财政研究论文:土地财政研究: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土地财政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形成了靠卖地筹资并将资金投入大规模城市经营，形成的财政缺口进一步靠卖地来弥补的地方财政恶性循环，并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土地财政作为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广为诟病。 土地财政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财税制度不合理。二是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三是政府行为失范。笔者认为，土地财政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引起的，但各方面因素却应有主次之分。土地财政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应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入手分析问题的内因，并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来解释其他因素的作用机理。 一、土地财政现状及问题 （一）土地财政的现状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所占比重近几年一直呈上升趋势，2010年全国水平达40%，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0%。2011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3万亿元，同比增长22%，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36.60%，创下历史新高。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17936亿元，同比下降23.1%，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出现财政危机。由此可见，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过大。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 首先，引发了地方财政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借助“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方式推高房价地价，进而带动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引发资本大量流向该行业，同时房价的居高不下对其他消费品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其次，土地财政还引发了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在以政府为主导、土地为保障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土地利用率极低，盲目横向扩张，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城市的规划扩张中，大量的拆迁引发不和谐因素，侵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 二、土地财政原因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 （一）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模式 1.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假定。根据布坎南的理论，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人，首先应具有“政府人”的特质，该特质要求地方政府完全代表该地区人民和社会的总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由具有“经济人”特质的官员组成的机构，也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质。 2.地方政府在“经济人”行为模式下多重利益权衡。地方政府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的利益：地方利益、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利益。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责任，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宏观利益。其次，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中观利益。再次，地方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官员的“经济人”特征决定了其必须考虑和维护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微观利益。 3.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 “经济人”行为的具体表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利益分解的偏误。地方政府过多地注重政府部门利益和政府官员个人利益，忽视地方利益，在政府双重角色的权衡中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经济人”的角色。具体到土地财政当中：一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最大限度地赚取收入，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后续管理。二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将财政收入投入到对城市的经营中，进一步推高房价地价，赚取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溢价收入和相关税费收入。 （二）土地财政中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的产生原因 1.激励机制不合理――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我国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并非一种完善的激励机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设置及权重划分上，往往片面强调用经济增长指标考核干部，不能反映社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的实际利益。例如，只看重GDP、财政收入之类数量指标，轻视反映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潜力、经济运行成本等指标，导致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优化。 2.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预算约束制度和行政问责制。第一，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土地财政作为一个财政问题，本应受到预算的严格约束。土地财政的失控发展则表明预算约束严重不足，这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监督机制的法定性破坏严重。一方面，各级政府预算不具有法律效力及约束力；另一方面，执法主体、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可操作性致使部分执法机关和监督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法，且无法追究他们违反预算约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缺乏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度。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权责对等意味着首长具有一等的决策权，这就容易造成寻租行为和决策失误。在土地管理中，政府决策失误或失败现象随处可见，但少有官员为此而被问责。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存在不足：一是行政问责主体局限。行政问责的主体目前只局限于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这在上、下级存在连带责任关系时是无效的。而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的问题，其引起的后果在各级政府中也都相似，上级政府基本不会就此类错误追究下级政府责任。二是行政问责范围局限。目前行政问责仅局限于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影响的失职事件，而对于那些尚未产生不良影响但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行为还没有纳入问责范围。而土地财政问题中的决策失误、短期工程，其危害性在近期一般不能表现出来。三是行政问责程序局限。行政问责启动程序上，目前还局限于党政机关，很少由人大、法院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地方政府综合型绩效考核系统 西方国家在绩效考核方面起步较早，已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虽还处于雏形阶段，但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已有了成功的案例。比如香港和山东烟台的服务承诺制，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基于比较适合于我国推行的服务承诺制，提出以下制度建设的参考意见： 1.完善立法。中央应完善绩效考核方面的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同时中央各相关部门应当依据本部门实际，在法制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明确公民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享受的权利与服务，拓展绩效考核的深度。 2. 加大服务承诺的公开化。首先，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服务公众，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各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向社会公开。其次，应该将服务承诺的标准、投诉程序、违约责任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监督，使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再次，在各个部门的承诺到期日，部门应当做出相应的总结并将其公开，便于公众了解上一工作年度服务承诺的兑现情况。 3.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可以使承诺的兑现考核明晰。例如香港屋宇署为加强对服务承诺的监督，将客户服务经理的姓名写在办公地点的总接待处，并公布监察机构名单，承诺每年将服务情况的检查结果与已定标准互相对比， 接受监督。参照这些经验，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内部对比考核以及外部公众实时监督反馈的形式建立考核机制，确保服务承诺的有效兑现。 （二）完善土地相关收支的预算管理制度 1.确保土地收支预算管理的刚性。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支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不得随意变动或超收、超支。另外，可考虑建立土地出让基金制度。 2.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安全性及科学性。对于土地出让专项基金，应严格按照《国办10号文》的规定，地方国土资源部门应与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对账制度，确保土地出让专项基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土地专项基金的使用要科学化，明确各项用途的支出比例，确保惠及民生的项目资金到位。 （三）完善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 通过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完善的问责制度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完善问责制度的法律保障。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比较松散，缺乏完整的确保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宪法规定的政治问责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细致的程序性规定而难以发挥效力。所以，要构建系统的问责制度，必须在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范和保障，将政府官员在决策和日常政务当中失职的情形详细列举出来，对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程序固定下来，便于实施。 2.扩展问责制度的调整范围。我国的政府官员问责制主要处理政府主要官员违风党纪或影响较大的行为，调整范围过小。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应只用接近于法律底线的准绳约束其行为。所以，应加大问责制度调整的范围，将政府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的效果也纳入问责范围，对于决策失误、行为示范应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具体到土地财政问题，就是将政府对于土地出让基金预算的违反，以及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当中的项目决策失误、低效浪费的面子工程都纳入问责制度调整范围。 3.扩大问责制度的主体范围。我国问责制度的问责主体主要是上级领导，是一种内部问责，缺乏来自社会其他组织以及公民的问责途径，责任的判定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馈结果，而是由上级主观认定，很难实现客观公正。所以，要实现对地方政府官员全面、客观的问责机制，必须扩大其问责主体。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财政研究论文: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及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示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财政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也逐渐完善。尽管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等五个方面,这对当前的财政改革仍然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国财政思想;财政制度变迁;经济思想史 民国初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财政理论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逐渐完善。鉴于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对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来源、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地方财政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民国财政思想展开全方位的透视。 一、民国财政研究概况 据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先生的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共19种31册,在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种中,财政类书籍居第一①,财政类7种,金融类5种,劳工与人口2种,其他5种。 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1901至1949年间自撰和翻译的经济著作刊行总数进行了多角度的统计分析,按照学科分类,财政学、经济原理、货币学位列前三。已有的研究表明,“五四”以后,由于自西方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加之20世纪最初20年译自日本的经济著作多是由西方引入,于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原著的译本数量在这一时期一直占据压倒优势。但是,通过对经济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细分可以发现,财政学著述中以日文译本为多,而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方面则以西文译本为多。以下依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财政学理论,二是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三是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一)财政学理论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整理发现(见表1),这一时期中国的财政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财政学著作包含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政策论、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决算、政府会计、税收、国债、地方财政、战时财政等领域,国人的财政学专著已经超过译著数量,但对于国外财政学著作的翻译仍占据很大部分,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著作在整个财政学译著中仍然占主要部分,租税理论和市政研究著作则主要译自美国。 (二)中国财政问题研究 由表2中的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著作构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是财政问题研究的重点,而在税收研究中田赋以及所得税问题的研究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其次关于财政制度与管理体制的研究在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现代化改革中处于显要地位,关于财政制度的研究专著有《中国财政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华书局,1935),《公库制析述》(秦汉平著,公利出版社,1941),《公库制度》(阮有秋著,新建设出版社,1941),《中国现行公库制度》(杨骥著,正中书局,1941),《中国公库制度》(杨承厚编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中国预算制度刍议》(吴贯因编著,内务部编译处,1918),《中国之预算与财务行政及监督》(吴贯因著,建华书局,1932),《中国预算制度与财政实况》(杨汝梅著,中国计政学会,1934),《五权宪法的预算制度》(王延超著,博文书局,1944),《国地财政划分问题》(李权时著,世界书局,1929),《中国财政收支系统论》(马大英著,中国财政学会丛书,1944)。 对中国财政宏观问题的研究突破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视角,将财政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紧密结合,著作有《中国财政论》(金国珍著,商务印书馆,1931),《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贾士毅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1932),《中国财政问题》(罗介夫著,太平洋书店,1933),《中国财政问题》(朱契著,国立编译馆,1934),《怎样检讨财政问题》(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的经济基础》(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6),《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崔敬伯著,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1937),《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孙怀仁著,生活书店,1937),《中国财政问题》(叶云龙著,商务印书馆,1937),《中国战时财政论》(闵天培编著,正中书局,1937),《战时的财政和金融》(符灿炎著,商务印书馆,1938),《中国的战时财政》(金天赐著,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寅初著,商务印书馆,1948)。 公债作为政府筹资手段不断在国家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关于公债问题研究的专著逐渐增多,如《公债论》(晏才杰著,新华学社,1921),《国债与金融》(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战时公债》(尹文敬著,财政评论社,1943),《公债市场》(投资周刊社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国债辑要》(蒋士立编,商务印书馆,1915),《内国公债史》(徐沧水编,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的内债》(千家驹著,社会调查所,1933),《中国之内国公债》(王宗培著,长城书局,1933)。 民国时期对财政史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代表著作《民国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17),《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著,商务印书馆,1932),《中国财政史》(胡钧著,商务印书馆,1920),《中国财政制度史》(常乃德著,世界书局,193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霍衣仙著,北新书局,1936),《中国财政史纲》(谭宪澄著,工商学院,1937),《民国财政简史》(贾德怀编,商务印书馆,1941)。 (三)外国财政问题研究 在对外国财政的研究方面(见表3),统计表明国人对日本财政的研究著作在数量上和研究的广度上都远大于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研究。对日本的财政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财政制度、战时财政、地方财政、公债、税收、国库制度和财政史等几个领域。主要著作《日本财政》(赖季宏编著,商务印书馆,1939),《日本之地方财政》(刘百闵编,日本评论社,1933),《日本之地方财政》(周宪文著,正中书局,1933),《日本财政制度》(南柔编,日本评论社,1933),《战时日本财政》(陈宗经著,商务印书馆,1943)。对英国财政研究的专著有《英国所得税论》(金国宝著,商务印书馆,1924),《英国战时财政金融》(财政金融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40),《英国战时财政论》(张白衣著,商务印书馆,1945)。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财政书籍主要是编译或译著的形式。国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对日本财政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英美和苏联,原因有二:一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受到过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但在走向现代国家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是中国前进的榜样;二是日本崛起后率先将魔爪伸向中国,成为中国的大患,因而国人无论是处于学习的需要还是御敌的需要,都不能不将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日本。 除了财政研究著作之外,民国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有43种,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财政公报,主要公布国民党政府和财政部的命令、法规和章程,第二类是财政评论和财政学报,主要研究财政金融理论,并对有关政策和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第三类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刊登政府的财政法令、公文及财政状况以资事实上和学术上之研究。1939年元旦创刊的财政学学术刊物《财政评论》是我国民国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财政学学术刊物,发表了许多财政名家的学术成果。此外,还有一些经济类期刊涉及财政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1卷,1929年3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7篇。《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学社年刊第2卷,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刊载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13篇,主要是学社社员在1928年财政会议与经济会议中的各种提案。《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商务印书馆与黎明书局发行)刊登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49篇,在该刊物的各类文章中位居第三。 二、民国时期财政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学理上的“公共财政”思想与实践中的国家资本财政 民国时期中国的财政学引入西方的“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现代财政术语,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财政学教学体系。陈启修1924年的《财政学总论》指出:“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类似的分析和观点,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都存在着。如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寿景伟、张澄志,30年代的姚庆三、李权时和尹文敬,40年代的王延超等人的财政学论著,在财政概念的分析上无不如此。而曹国卿的《财政学》在1947年的第三版中,通过分析“财政”词源,明确使用了“公共财政”的概念。当时的公共财政观是从公共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问题的,对于公私经济的讨论出现在诸多财政学书籍中。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基于经济主体的不同将经济分为五大种类,一为个人经济,二为企业经济,三为公共经济,四为国民经济,五为世界经济,并讨论财政这一公共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一般关系。他用图形的形式生动地表述为“个人经济为几何学上之点,则企业经济为由点而成之线,公共经济为包含点与线之面积,而国民经济则为包含点线面之体积,以个人及企业经济之厚薄为高度,乘面积而得者也……世界经济为各国民之经济之结合,故可用包含各种体积之球形体表之”[1]。 在绝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以“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同时,有学人基于财政趋势的变化,认为应将公共企业论作为单独的一部纳入财政学中②,虽然这一建议未被著者采纳③,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从学理上认识到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区别,虽然当时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较深的认识,但是在民国的财政实践过程中对于国家资本的财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是值得当下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问题也是至今困扰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大问题。 (二)财政制度改革 公库制度、预算制度和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主体,这是在广泛借鉴各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来的。关于推行计政的几个问题,在《计政季刊》中有如下论述,“一国政治的设施,赖财政为基础。而财政又须计政为之监督与推进。在积极方面,则国家凡百兴革事业,有所准绳。可得按既定实施计划。在消极方面,则防止贪污,杜绝舞弊,避免横征暴敛非法之收入。减少不经济之支出。”[2]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府奠都南京后,首先以整顿财务行政为急务,先后公布各种财政法规,成立审计部,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确立超然主计制度,其理论基于联综组织原则,互相平衡,互相牵制,冀国家财政进于健全清明之途。此联立系统构成包括收支行政系统(统一的收支命令系统),超然主计系统(建设的计政系统),就地审计系统(监督的计政系统),公库出纳系统(独立的国库系统),其执行机关为财政部或财政厅(执行收支系统),主计处或会计处(建设计政系统),审计部或审计处(监督计政系统),中央国家银行或之金融机关(执行公库出纳系统)。以上组织,在纵的方面,则系统分明,各自独立。在横的方面,则联立综合,互相衡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在三民主义的发展框架下,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国家资本经营运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成败,因此学术界在讨论国营事业内部经营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讨论国营事业的预算问题。目前掌握的关于国营事业预算问题的资料有《论编造公有营业基金预算之范围》,载于《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论国营事业之预算制度》,《我国现行营业预算制度之商榷》,载于《财政评论》第12卷第5期;《公营事业应否适用公库制度论》,载于《银励》(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编)第1卷第5期。 (三)财政收入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也是贯穿民国时期税制改革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财政机构和地方财政机构。中央财政机构为财政部,作为南京政府管理监督全国财务行政的总机关,总揽全国财政收支。地方财政机构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派出处理国家收支的机构,如财政特派员、关监督、盐运使、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直接税办事处等。另一类是处理地方财政收支机构,各省设财政厅,管理全省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以及对县财政的监督。县设财政科,管理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编制及各项税收。针对北洋政府时期各级财政收支不清,地方截留中央财力的现象,南京政府1928年11月正式公布施行《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将财政体制定为中央与省二级制。1934年,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将财政体制由过去中央与省二级制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制,提高县市地方政府的地位。1941年起,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实行国家与地方自治两级财政,省级并入中央。1946年7月1日,南京政府修正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重新确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 税收改革思想是民国财政思想的主体,不仅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财政问题研究中有关税收的论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而且在时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对于税收改革思想的重视,“财政学中之最关重要者厥惟赋税”,“将来中国要整理财政,当然首先租税,而租税之中,尤以田赋一项为最重要。”[3]民国时期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建立新的税制。这一时期由于大量国外的税收译著的出现,国人对租税问题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民国战乱不断的环境影响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严重迟滞了现代税制建立的步伐。 (四)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财政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资本市场和政府财政间的相互关系,从微观经济学视角看,是公私产品生产和融资的两种不同机制;而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则是媒介储蓄与投资的两种不同机制。从交易费用视角看,两者在资本要素配置上具有基于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制度替代关系,而从产权视角看,两者又具有了内生关系。因为国家是产权结构界定的主体,自然成为影响资本市场效率的根源,而国家之所以构造出特定的产权结构则与其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息息相关,反映在中国制度变迁实践上就是:国家及其财政需要既是资本市场兴起的关键,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财政需要又是造成资本市场困境的根源。 民国时期以财政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3),崔敬伯的《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国立北平研究院经济研究会 ,1937),其他关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散见于报刊中,马寅初和章乃器是当时对这一问题探讨比较多的学者,参见《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和《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崔敬伯在《中国财政中的金融统制》中从学理上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财政’与‘金融’无论在辞义上,或是在实际上,都应该分清,而不容相混。财政是‘国家经济’(State Economy)的经理,金融则系‘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权衡。在‘社会化经济’未曾实现以前,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在体制上,是要分别保持其独立性的。因为国民经济的活动,妨害了国家经济,固不可;但是因为国家经济――即财政――的方便,遂以国民经济为牺牲,使之陷于长期的混乱,当然也不是‘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所能容。所以在实际上,财政与金融,务必要系统分明,不相侵扰” [4]。同时,他也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现在的经济流通,早不是实物交换经济,也不尽是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的时代。不仅国民经济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国家经济――即财政――也要受信用经济的支配。政府财政的收支,在数量上很难恰恰相抵,在时期上也不容易恰恰相值;为财政与金融彼此调剂起见,收入多而支出少的时节,可以存在银行,转而流通于市场;支出多而收入少的时节,也可以借自银行,藉资财政的周转。在这信用经济时代,政府虽然属于公经济的主体,无妨同私人经济一般,也可以同银行开户头,也可以向金融市场行贷借;财政与金融,尽可以取得自然而合理的联系,这便是财政学上所称之‘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或公债(Public Debt)”[5]。 民国时期财政与金融关系认识的成熟与实践过程中的由财政与金融逐渐融合所导致的局势的失控是否可以作为如今构建立宪式公共财政制度的否证,将是探索财政与金融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五)地方财政研究 陈启修在《财政学总论》第五编设“地方财政论”专章,给以地方财政学研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地方财政学者研究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之学问也。地方财政学上之原理,与国家财政学上之原理,相同者固多,不但从一般的理论上言之,所谓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学实必须包含二者而后始得完全。且即从特殊的问题观之,仅观国家财政上之事实,亦实不足明问题全体之真相……故研究国家财政学者同时必须研究地方财政学。” 关于何谓地方的概念问题,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1942年)依照《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划分之后,自治财政系统才从以往向以省地方为单位改为以县市为单位。中国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城乡之间在行政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908年清廷实施预备立宪,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明确城市为一政治单位。从此,中国开始了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但是,在自治财政建设初期,根据地方税收的实际情形,中央已陷地方于附庸之地位。而欲实现县地方为有独立性之自治单位,举凡地方之管、教、养、卫诸要政,均为实现新县制之中心工作,凡此各项经费当以地方自筹为原则。由于中国县地方原无独立财源,而原有各项规定收入与建立自治财政的要求殊难适应,因此剖析地方财政现有特征,并在建立系统的公共财政进程中探索如何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同时立足于自治财政,建立地方的税收制度,尤其是理顺田赋与土地税的关系问题,并不断建立健全地方预算制度、审计制度,以及完善地方财务机构建设,提高地方财务行政管理效率,如此诸多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就成为民国时期伴随着地方财政建设始终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新思潮,产生了一批市政学著作,如前文所述,同时出版了《市政评论》,《市政研究》等刊物。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县乡财政困境,学术界通过调查研究和撰写专著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除调研之外还有大量相关论著出版,如汗血月刊社编辑的《田赋问题研究》、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刘世仁的《中国田赋问题》、程方的《中国县政概论》,彭雨新的《县地方财政》,朱博能的《县财政问题》。此外,在《地政月刊》《东方杂志》《中国农村》《财政研究》《财政评论》《复兴委员会会报》《益世报财政周刊》《汗血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刊物上还发表了大量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相关的文章。 三、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当前财政改革的启迪 通过对民国财政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建国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型财政模式将公共财政内化到国家财政当中,淡化了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处理的问题,但现阶段转轨过程中建立的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的“双元财政”模式又再次将处理两种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改革者的面前。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财政制度改革实践及由以产生的公共财政与国家资本财政之间关系的认识进行整理研究,无疑是对目前公共财政制度建设问题认识的一个有益的拓展。 近代以来随着信用经济的发达,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逐渐紧密,而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变革又将国家经济与国民经济糅合在了一起,因此对于财政与金融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就成为国民经济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和金融制度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是离不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和推动的,“财政中的金融统制”,“财政政策中的金融措施”等等提法足可见这一时期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时人从学理角度对财政金融关系问题的探讨与实践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厚重的思想史实。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建设是整个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伴随工业化出现的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问题,时人在引入国外地方财政研究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进行了试点建设并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对当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总之,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中国目前财政改革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重视对民国财政思想的研究,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栏目专题现状管窥 【摘 要】《新闻联播》传播天下大事，关注民生。近年来，省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以河南电视台《河南新闻联播》为例，针对电视台时政新闻栏目专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闻联播；主流媒体；报道；会议报道；专题 自电视机普及以来，《新闻联播》以庄重的风格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后经过约四代的传承和发展，《新闻联播》突破以往的报道风格，进行大型主题策划，并从百姓视角看社会，关注百姓、贴近百姓、走进百姓生活。以河南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例，将从主流媒体价值、系列报道、会议报道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彰显主流媒体价值 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成为大众最为接受的一种接收信息的方式，但是，思想、层次、文化等问题都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接受程度。此时，主流媒体的价值得以彰显，在主流媒体的信息更具有信服力，引导大众舆论方向，掌握话语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近几年，《河南新闻联播》以这个重要节日为契机，春节期间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栏目组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报道的基础上，先后推出“文明河南暖暖新年”“感恩拜年送祝福”“节日里的坚守”“新春台湾行”“春满中原欢乐多”“新春喜事多”“文明河南务实创建”等系列报道，通过记者深入基层的实地采访，生动展示了基层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了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该省民众欢度传统佳节的喜人景象，体现了主流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价值导向和“三贴近”原则。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时期，《河南新闻联播》重点关注全省各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关键词的形式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时政会议新闻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使受众直接了解新政策、明确新任务、学习新精神。传播权威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凸显了时政新闻节目宣传报道的价值。 例如，2014年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举行开幕式，在对开幕式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加入了新闻特写《发挥特色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次日继续推出新闻特写《智能终端智慧生活》，不同报道形式相结合，不拘一格，出新出彩，避免了会议报道的程式化、公式化。如何创新会议报道，彰显主流媒体价值，是时政新闻栏目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系列报道点亮荧屏 系列报道多是重大或重要的事件，但一般不是事件性新闻，所以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的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 “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派出精兵强将，走出国门，站位高，擅统筹，有效实现了该题材重大新闻价值的报道与挖掘。在《河南新闻联播》中每天播出一集，还专门“量身定做”系列报道宣传片花，并在报道第一天配发《开栏的话》，形成了集成式、大规模、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格局。 如《郑欧班列：集货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和亚欧》，通过对相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采访，选择小的切入点，以小见大，以具体的小事例，展示大背景，反映大主题；再如随后播出的《郑欧班列：一单货物通关最快10秒钟办结》，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报道经济新闻，具体的故事与宏观的经济形势有机衔接，点面结合，增加了新闻的趣味性和可视性。《高端访谈：专访德国汉宏国际物流公司总裁克劳泽赫尔曼》则将报道的形式向人物访谈方面延伸。 总之，“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点亮了荧屏，堪称一组精心策划、精良制作的成功报道，显示出《河南新闻联播》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捕捉整合信息的超强能力。 三、增强会议报道感染力 为避免新闻形式内容^于单一，使新闻报道更加喜闻乐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提升时政会议新闻的效用，《河南新闻联播》改进会议报道模式，设置《两会记者观察》和《两会热议》两个板块，采取精彩实况、记者出镜报道、新闻特写、现场采访等形式，和编辑制作相配合，正确把握了舆论导向，突出了媒体自身的个性，增强了会议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如2014年1月播出的《政协第十一次河南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等，采用会议同期声，丰富会议报道语言、突出会议报道主题；《两会记者观察：节俭节约成两会“新常态”》，记者走出会场，向观众呈现委员们的“吃、住、行”，改变报道切入点，创新报道的表现手法；《两会记者观察：“深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引热议》，大大提升了报道覆盖面，实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为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政新闻论文:开拓高瞻远瞩的时政新闻 对全国性政情话题做出独立采写报道，在《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样一家地方媒体，渐渐成为一种常态，“南都”高端时政新闻（就是对全国全球重要时事动态或政要人物进行的重头报道）的开拓计划正得到有效执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关于高端时政新闻的报道，除中央级媒体的正统报道外，地方媒体基本放弃甚少主动出击进行高端时政新闻的采编。因此“南都”此举也就有了一定的探索意义。 “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实践 对于高端时政报道，应该说从2007年十七大开幕前夕，“南都”才进入自觉实施期。半年来，出现了两次报道高潮。 第一次报道高潮，从2007年9月中旬开始，”南都“推出了一系列十七大报道 这次十七大系列报道，是在报社主要领导的直接统筹指挥下推出的。在会议的每日进程报道之外，“南都”在十七大预热和召开期间设置“五年新政”、“国是开讲”、“会客室”等专栏，邀请了一批时政专家和一把手官员，以系列政论性通讯的形式，对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变迁，进行深度分析。 在十七大闭幕之际，为了准确、深刻解读十七大精神，地处广东的“南都”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高端论坛“历史新起点―――北京论坛”，邀请了23位权威专家在京召开座谈会，对十七大的新思维予以解读。 在此期间，“南都”还推出两个特刊。2007年10月22日中午“南都”第一时间推出16版号外《前进！进！》，对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全面介绍，其快准、精编、详实的风格赢得当天市民欢迎，这也是当天广东省内唯一独立销售的号外。10月29日，“南都”再次以16版的规模推出十七大报告解读特刊“国是论衡”，将论坛发言和十七大新名词予以梳理。 通过十七大报道，“南都”与一大批引领中国政经学界的权威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是初步建立起实施高端时政报道的智库。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大系列报道荣获2007年度广东新闻奖一等奖，都市类报纸向来以社会新闻见长，这一奖项表明，“南都”在时政新闻方面的开拓已获得广泛认可。 第二次报道高潮是在2008年年初的全国两会 这次两会报道，承续了十七大报道的模式，除了原有的品牌栏目“国是开讲”、“会客厅” 等，最大的亮点是：“南都”在北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一到广东就疾呼”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南都”适时在两会期间举办这次论坛。在论坛上，高尚全与任剑涛两位先生以“全国”与“广东”两个空间参照系，进行了“南北对话”；以周瑞金（皇甫平）为代表的长三角学者与以任剑涛、金心异为代表的珠三角学者，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域发展模式展开了“长珠对话”。与十七大期间的“历史新起点”论坛不同的是，这次论坛立足全国，但聚焦在广东，以全国专家“会诊”广东的政治经济的现状与前景，为其把脉。参加论坛的还有蔡定剑、杜钢建、应松年、朱学勤、石小敏等活跃于政法与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南都”智库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这次两会是五年一次的大换届，人大、政府、两院多有易人，一些明星官员也就分外引人注目。在这期间，“南都”推出了若干人物特别报道。比如，《“小女子”如何步入政坛的》，“南都”采访了时任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的刘义才，首度披露当年49岁的吴仪如何被考察，于1988年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副市长而正式从政的往事。此外，还报道了刚刚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国家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等人。 日常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时时见诸报端，成为“南都”的一个常态的新闻品种 包括外派采访，以及伴随动态新闻而进行的政策解析、人事分析，早在去年4月，随着总理的“融冰之旅”，“南都”就已经派记者去日本呆了20天。记者采访了包括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佐藤嘉恭在内的10位日本政界名流，采写了《“融冰”之后，要努力把冰水捂暖》等一系列高端访谈，这是介入高端时政的一次成功尝试。 由于初步建立了高端专家资源库，“南都”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高层人事变动，往往能找到合适的专家予以咨询与解读。今年3月底，中央宣布，姜异康任山东省委书记。对于这一变化，记者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分析，成稿《把中央智库经验拿到地方去实践》，把一些省部级官员的从政经历归纳为“任职地方―――调任中央党校（或国家行政学院）―――掌舵一省”模式，从中看出中国官员培养方式的一些精微变化。在对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职务变化、履职表现等，高端智囊的观察无疑是较敏锐的。 在采写与编排方面，“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人物报道上，“南都”和传统的中央媒体报道有较大不同，充分发挥了都市类报纸一贯擅长的生动与灵活。报道不过多地在意识形态上着眼，而从日常生活、人情人性、现实问题方面下笔，尽量贴近读者。仍以吴仪步入政坛的报道为例，记者通过采访其老友、当年的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来介绍这位富有个性的官员。在谈论“政事”之外，还花了相当的篇幅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吴仪，她的婚姻观、业余生活、性格特征等。以平视的眼光“打量”一位高级领导人，这在一个地方省级媒体独立采写的稿件中，是不常见的。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报道与解读上，“南都”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与操作模式。其一，寻求话题的公共性。比如，在组织“国是开讲”栏目的新闻选题方面，就选择了“股市前瞻”、“政府税收的开支”、“大部制实施之难”等可引发公众话题的焦点议题，予以深度剖析。其二，寻求高端时政的通俗表达。“高端时政”往往涉及基础性理论和官方习语，相当多的媒体，为了怕表达出错，就刻板地按照官方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使报道缺乏传播效果。“南都”在新闻采编方面力争话题深入，表达浅显，采取和专家学者对话的方式，尽量用口语表述，以事例贯穿，同时讲究版面元素的丰富多样。比如，十七大与全国两会报道，专门开设了“国是开讲”，就是采用了记者与权威专家圆桌对话的方式，展开一个个通俗的热点话题。 高端时政报道的意义与面临的问题 “南都”关于“大时政”新闻品种的开拓，兼具有两种意义：一是增加了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新闻品种。“南都”近些年来以时事评论与深度报道，在全国综合性日报中享有盛誉。目前，在媒体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广州，一城有6家综合性日报，竞争激烈，报纸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如何开拓出新的新闻增长点，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推出高端时政新闻，报道中国高层政治动向，关注国内国际政经热点，“南都”在地方媒体中无疑是棋先一招。 二是可争取高端主流人群。多年以前，都市报类新闻多以鲜活的社会新闻扬名报坛，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媒体。而今，高端时政新闻的推出，对于主流人群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政界人士是这一板块的报道对象，他们掌握信息、拥有权力、控制资源、决策政治。与此相应，政界人士也是这类报道的核心读者群，商界人士、中产阶级对这类报道也有天然兴趣。 虽然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政府透明程度不断增加；虽然更多的专业人士愿意就时事热点发言，媒体对高端时政的报道有了一定的开拓，但由于中国国情所限，目前地方媒体在高端时政的采编领域仍有颇多难处。 1．采访还是偏于外围，对新闻的核心不易接近。同属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周末》的编辑，在总结他们的时政报道时曾经感叹：“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压迫’记者了，真的不愿意。有一篇稿件，为了一个信息源，居然打了将近70个电话，其中的60多个人，几乎是在知道我们是记者时就选择直接挂掉电话。”虽然被拒的频率不会大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但类似遭遇对于“南都”记者也属于常态。难以获得最核心的事实，在高端时政新闻领域颇为常见。不少政府部门的当事人宁愿少一事，不愿多一事，即便记者找上门也是三缄其口。从近半年来“南都”所接触的高端时政采访对象来说，多为退休官员和学院派人物，他们要占80％以上。 就是同政府联系密切的研究机构也不易接触（如国务院研究中心、财政部财政金融研究所等直接隶属于政府机构的智囊）。直接采访到的在任部级官员屈指可数，他们在公开会议之外，很少愿意接近媒体。 2．观察与分析还欠深入。这和远离新闻核心相关。比如，今年3月两会结束，国务院等组成人员换届，“南都”立即采写了近4000字的《法学家首掌最高检察院》，对一府两院的领导成员特征进行解读。该篇新闻分析被不少门户网站挂在较显眼的位置，报纸的转载率也颇高，有一定影响力。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对一府两院组成人员的年龄与专业的分析，只具统计总结意味，而官员升迁与调动的更具体更本质的原因，我们还难以知悉。原因在于，组织部门的知情者没有发言，核心智囊没能现身说话。由非政府一线决策人士来披露，这样得出的新闻分析与政策阐释，往往就“隔”了一层。 3．对政经形势尚少独立担当的判断。2007年9月24日“南都”刊发《如牛市生残夜股指逐浪高》，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文中预言：中国10年牛市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见报当天，就被各大门户网站挂在显要位置，对股市造成了一定影响。随后“南都”又发表声明，表示昨日发表的专访不符合被采访者原意―――等于否认了昨日报道。原因在于，这名负责人的谈话可能会大大影响股事行情，出现政府不愿看到的局面。 4．地方媒体全国和国际性的新闻资源相对匮乏。目前，“南都”驻京记者只有寥寥几位，部委记者对中央机关与各大部委的重要信息了解还很少，可以说是挂一漏万。至于出境对东西方各国热点时政新闻采访，还远远做不到统筹规划，形成制度。 不难看出，地方媒体的高端时政报道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但显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随着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不久的将来，地方媒体也许可以增加驻京记者，更加自由地接近中央决策核心层，使报道更加具有权威性。甚至可以派记者出去，现场报道美国大选，观察英国议会政治，调查印度国情，远赴南美考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比照和借鉴。 从长远看，一个媒体要令人看重，关键是它的报道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趋势。这样的媒体，无论政界还是商界都会关注你。高端时政报道到了一定的火候，比的就是资讯迅捷、判断准确，比如《时代》、《经济学人》，全球政界商界的精英都要看。这就是高端时政新闻报道的理想境界，也是《南方都市报》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要闻部主任助理） 时政新闻论文:把握时念 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中，其中的10年是做电视时政新闻报道，因而有幸在、两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年来电视时政新闻的改革，我可以说是亲历者和实践者，而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新闻片，也正是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中的一个作品，而且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 一、对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认识 一般来说，时政新闻是对党和国家的最新政治活动以及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的重大事件的报道。简单地说，就是对党和政府机关、领导层的一些会议、活动、讲话，包括作出的决定，出台的文件、政策等的新闻报道。 可能一些人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政新闻不好做，它题材重大，参与者层次高，场面隆重、盛大、严肃，报道条条框框多，各种规矩多，有通稿的限制，往往给人以“重要而不好看”、“严肃而不活泼”、“板着面孔说教”等印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时政新闻承载了大量的政策、信息，代表了党和国家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主张和方针、政策，从普通百姓的生活到整个国际社会，无不受到影响，它往往集时效性、重要性和广泛性于一身。正是因为时政新闻的这种特质，我们要真实、准确、及时地报道时政新闻，这是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基本要求。 但是，对于这个领域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应该在遵循“真实、准确、及时”报道的基础上有更高的追求。追求什么呢？我认为，要追求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形态，是事物的内部变化与表现形式。传播形态，就是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所谓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就是指新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受众在接收事实信息的同时，还能接收到与当今时代特质相吻合的内涵信息。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传播形态应该是与时代共进的。在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所以，我认为，时政新闻的内涵信息应该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温暖、关切，这种人文关怀的内涵信息将使新闻的事实信息直达观众的心灵深处，激活他们心中的情感波澜，达到有效提高新闻受众到达率的结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涵信息并不是我们随心所欲增加的，而是在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有时代特征的新闻内涵的挖掘得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领会信息内涵的深刻意义，在实际操作中把所做的时政新闻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报道。 二、时政新闻传播形态创新分析 新时代对电视时政新闻传播提出了新要求，成为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动力源。在深刻理解这样的认识，并取得有关部门认可之后，我们从2003年底开始了电视时政新闻的创新尝试。经过几年的积累，到现在已经逐渐摸索出一种形态较新的时政新闻报道体裁，我把它称为“特写式消息”。总的来说，这种体裁从新闻内容上看，是核心事实到过程事实的延伸；从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上看，是从“政治家”到“自然人”的延伸，让观众感受到“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本身也有一颗平常的心，也有百姓的情怀，也有普通人的行为动作。这种从电视新闻体现出来的政治家的人性特征，无疑对他们执政理念的人性特征做了一个真实的注解。具体来说，“特写式消息”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它的播出时长通常在4～8分钟左右，有一定的容量；其二，它的画面特点有两多：特写镜头多，运动长镜头多；其三，它的声音特点也有两多：同期声多，背景声多。其四，它的内涵信息是正面的，向受众传递了爱心、关切、体贴、喜悦等积极的情绪。可以说，这样的新闻，饱含着浓浓的爱意。因此，它的传播效果是生动而富于感染，饱满而内含张力。这里通过《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来做具体的分析。 1.时空架构 先看时长，片子时长为4分钟，配音解说为600字，以电视播音员每分钟300字的语速，2分钟就可以念完，多出来的2分钟是什么呢？就是生动和具有感染力的现场画面和声音，在片子的结构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同时也给受众培养一种氛围，一个沟通的气场，给人们的思想留出咀嚼的空间，引发受众对新闻由表及里的多层次感受，在实际传播效果上大大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 2.拍摄手法 （1）特写镜头应用 这个片子当中共有44个镜头，其中特写镜头有11个，为总镜头量的四分之一。电视新闻的最大特点，是利用直观传神的可视画面，拉近新闻事件与受众的距离，从而使观众对陌生的报道对象有具体的感知印象。不同于报纸可以通过比较详细的文字材料解释现象，电视新闻是通过转瞬即逝的画面来锁定观众的视线。因此它应该有合适的特写镜头，传达新闻精髓，表现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情绪内涵，否则就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更难使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除了营造节日气氛的一些环境特写镜头外，可以看到，“手”是特写又是亮点。在片子中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与90岁的老红军刘天佑拉家常，镜头从两双紧握的手拉开到两个人亲切交谈；第二次是胡总书记在延安安塞县侯沟门村与村民共同看表演，镜头从他轻松愉快的表情摇到轻抚一个小孩肩膀的双手；第三次是总书记在村民康海发家中做年糕的手；第四次是炸年糕的手。特别是做年糕的一系列动作，可以说是观众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的领导人很家居化的手部动作。一连串的动作特写镜头，真实传递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基层百姓相处时的随和、体贴、关心，使这双手显得格外有情。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手可以感觉到震幅只有0.00002毫米的震动，是人体中触觉最为敏感的地方。看一个人手的姿势变化，往往能及时捕捉到他发出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往往没有修饰，很真实，有时一个温柔的爱抚胜过千言万语。在几年跟随在身边拍摄的经历中，我发现他的手往往能传递出很多感情信息。2006年，我随队报道胡主席出访印度，在紧张的行程中，他专门抽出时间看望对我国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柯棣华大夫的亲属，当时的场景让现场的人很感动。他在交谈过程中一直用手长时间搀扶着柯棣华大夫的亲属―――一位老夫人，嘘寒问暖；他在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朋友”的同时，手部动作还透露他对一位普通异国老人的体贴。我拍的镜头是从胡主席脸部高兴期待的特写，往下摇到胡主席与那位老夫人先握即扶的双手，然后往上摇到老夫人的脸部特写。动作无声却意味深远，新闻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 2004年1月21日，是猴年除夕，我跟随报道胡总书记赴河北张家口考察，在拍摄中综合运用了推拉摇移等多种手段，突出了总书记在农民家里过年包饺子的手部特写，以及总书记在路上给村民拱手拜年的场景，使新闻《在河北考察工作，进农家包饺子与民同乐》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和听觉感染，播出后引起了境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美联社1月22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当天播出的新闻中，身着一件简单黑风衣的中共总书记，在河北省的农村与村民们一起包着中国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的饺子。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电视画面，也是让总书记展示出自己新形象的画面。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把一些肉馅放进饺子皮中时，他强调了已成立一年的新政府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贫困地区。美联社认为，与村民们一起包饺子的新闻，是今年春节最被中国人关注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还在他包饺子时，特意给了手的特写。”其他境内外媒体也纷纷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发表各种积极的评论。这个片子获得了2004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长镜头应用 我们再回到镜头上，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还运用了通常在纪录片中出现的运动长镜头。它表现的是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这个镜头拍摄长度超过1分钟，实际播出了12秒，在新闻报道中是少有的。镜头先从总书记摇着扇子拉开到整个欢乐的队伍，在他前进动作中跟焦，再推到他脸部特写，他不时与旁边的村民进行眼神交流。其中没有解说，只有锣鼓作为背景声，快乐中伴随着体贴与温情。总书记与老百姓一起过年，体现了总书记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与民同乐的高尚情怀。 长镜头在我国纪录片中的运用，我记得早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望长城》等纪录片中出现，后来又在《中华之门》、《》等纪实性纪录片中被成功采用。它在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镜头内，运用推、拉、摇、跟、移的手法，多层次、多景别地表现同一主体，保证时空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这种纪实性的长镜头，使观众看到一个不间断的新闻事件和一个不分割的新闻现场。随着新闻进程的变化，观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和现场感，形成特有的氛围，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力和情绪的感染力。 事实上，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的这个场景，也成为新华社对这一新闻报道的主题摄影镜头。而同样，作为电视镜头，总书记扭秧歌也将是一次标志性的历史画面，并在整个片子中形成收看的情绪高点，充分体现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3.声音处理 （1）同期声应用 《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在同期声的处理上也是特别丰富的，共有三处，都是总书记给老红军和村民拜年，拉家常的温情大白话。借着与康海发一家人喝米酒吃年糕的时机，他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也就像乡亲们过年吃年糕所想表达的意思那样，要让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更比一年高。实实在在的话再次表现了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执政为民理念。中国人对春节讲究团圆，而团圆，意味着不疏离。从政府的角度讲，政府官员不能与老百姓，尤其是身处困境的老百姓相疏离；从公众的角度看，任何民众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掉队。从片子中，我们对“团圆”之意有了新的感悟，它跳出了单纯的家庭欢聚之意，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回归和团聚，与人们心中的祥和、幸福、和谐等概念都有所关联，既有“团圆”之意，也是“和谐”之举。 同期声的出现，是我国电视节目创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次革命，在长篇豪言壮语或华美词汇堆砌而成的解说词中，让一个人用自己的嗓音和语言向观众说几句话。逐渐地，中国的电视观众可以从电视屏幕上听见许多“不同的声音”，使观众感受到了作为电视接受和参与主体应有的尊重，同期声成为电视人手中“拉近观众”的一张王牌。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2）背景声应用 在背景声的应用上，片子中也是很丰满厚重的，是一般时政新闻中少见的欢乐的鼓声，愉快的笑声，激动的掌声，共有7段，加上3处同期声，这些写实音贯穿片子80%以上。有人说，电视画面是有画框、有边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声音则无边无框的，它的空间大于画面，是无限的。在传播过程中，背景声或者叫“写实音”作为一种“场信息”对观众来说都是重要和有效的，起到了扩展画面空间，增加真实性和引发观众联想的良好效果。 4.内涵传递 在4分钟的片子中，它的画面多是亲切的笑脸，喜庆的窗花，热闹的秧歌；它的声音多是关怀的问候，激动的掌声，喜庆的音乐。带给受众快乐的内心体验与情感反应，自然地传递了我们想要传递的新闻内涵信息。 在传统的新闻形态中，往往只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并不太多考虑如何影响观众看完新闻后的情绪感受，只体现了信息短缺时代媒体的“告知”功能。而我国目前处在转轨与转型的特殊时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于迅速深入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与逐步完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媒体应当在新闻传播中增加良性情绪的传递，承担起创建和谐社会的传播责任。情感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情感分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正性情感是高兴、满意等令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负性情感是烦恼、痛苦等不舒适的心理感受。新闻内涵信息给受众的刺激，并不作用于生理需要层面，而是作用于社会性需要层面即心理需要层面。 例如我们要报道央行加息的新闻，如果简单处理，只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加了多少个百分点，要还贷款的观众看了之后可能就会产生焦躁的情绪。如果我们接着给观众算算账，告诉储蓄的人怎样做才能增加存款利息，还贷的人是选择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以更合适自己的财政情况，他们就能理性看待这个事件，新闻也就有了人文关怀的成分。又例如对前段时间引人关注的“高跟鞋踩猫”事件的报道，如果媒体只是渲染令人发指的画面，只会引起社会的越来越高涨的激愤情绪。而我看到《新闻调查》栏目却是从调查分析人的不正常宣泄心理入手，最后提出关注人的精神健康的潜在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之后，精神家园该如何建设？这同样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的片子中，从拍摄手法、声音铺排、结构组合三个前期要素上，都按照创新传播形态的要求做了不一样的设计，保证了新闻内涵信息的传递，激活了受众群体的情感，创造了和谐的传播环境。这样的时政新闻形态，从传播效果上看，实现了由事实信息到内涵信息的递进，达到了电视时政新闻内容上拓展、形态上创新的效果。 三、时政新闻传播形态探索回顾 时政新闻一直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敏感地带，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出台《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把新闻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成为时政新闻改革创新的一个启动信号。2003年12月12日至17日，胡总书记到山东、河南两省考察工作，其间会看望黄河漫滩受灾群众。在出发前研究报道方案的记者会上，我提出了创新报道方式的想法，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提出建议，除了常规新闻外，可否制作偏重特写的一条消息，得到上级可以尝试的意见。在5天的视察活动中，我们克服了救灾帐篷拍摄区域狭小、没有专业录音设备等困难，拍摄了600分钟的新闻素材，完整、清晰地记录下胡总书记向灾民问寒问暖的感人画面和大量有完整同期声的素材。在完成“规定动作”，制作播出消息《在山东、河南考察工作》的同时，还在回来的当天12月17日成功制作播出了一条8分钟的特写消息《中央惦记着你们―――总书记黄河滩区看望受灾群众记》。片子中首次突破了以往时政新闻画面拍摄的常规，出现了大量纪实长镜头，现场同期声，面部表情特写和一系列动作特写。新闻播出后，胡总书记关切的面部表情，以及在灾民救灾帐篷里“解粮袋，掀锅盖，摸灯绳”等动作和大量深情的同期声引起观众热烈反响，并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成为我国新时期时政报道的一次破冰之作。 之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亲民活动不断，2004年春节，胡总书记到河北省喜顺沟村与村民包饺子过除夕；温总理探望了河南郑州市的几位低保户。2005年春节，胡总书记到贵州和农户一起打糍粑；温总理去了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和艾滋病人家属共度除夕。2006年春节，胡总书记到延安同老区人民炸年糕迎新春；总理则来到山东济宁菏泽农村过节。2007年春节胡总书记来到甘肃会宁县大坪乡，与村民剪窗花迎春节，而温总理则到辽宁抚顺棚户区看望困难群众。还有日常到各地的视察活动，都给时政新闻创新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和空间。现在，这种“特写式消息”的报道形态已经在领导人每次的国内考察中实施，并由国内活动向出国访问等外事活动延伸，像《长青松旁话友谊》、《主席看望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官兵》等都是在出访期间制作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内外舆论也从这些时政新闻的新形态报道中找到了新的评论角度，像2004年春节美联社评论的“饺子新政”，有媒体还作出比较：它们统计美国总统从就任到2006年8月，到戴维营度假共78次，回老家克劳福德镇的牧场共50次，累计319天；而中国领导人在节假日里往往都会出现在老百姓身边，从而得出“饺子政治”和“金元政治”的对比。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连续几年在中国最隆重的节日里赶往农民家里过年的行动中，很多媒体得出这样的判断：这体现了领导人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昭示了中国政府想要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从而规避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虽然新闻中领导人讲的都是平常的话，做家常的动作，人们却似乎从中领悟到更多的意义，产生了积极正面的传播效果。 从2003年到今天，大约5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去创新时政新闻的报道手法，共制作了“特写式消息”近百条，除了2007年获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外，产生较大反响的还有像《总书记陕南问农情》、《小院里的笑声－总书记走访农家乐》、《太行精神永存》、《在贵州看望劳模和群众与大家共迎新春》、《总书记踏雪看望坝上乡亲》、《在重庆市看望慰问遭受暴雨洪灾群众》、《到宁夏考察抗旱救灾工作》等一系列的电视新闻作品，初步奠定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创新的基础和方向，与日常形态的时政新闻一起，形成层次丰富，形态多样的时政新闻群体，从而把新一届领导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的亲民形象逐渐生动地树立了起来。 四、结语 巴金先生曾说，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我认为，电视新闻也应该有人文关怀的品格，传递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传递爱和温暖的力量，它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民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我们团结一心，向着更加美好的和谐社会迈进。 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的点滴推进，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条件。我有幸生活在一个亲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我有幸跟随在时刻把基层人民生活放在心上的领导人的身边，我有幸工作在一个不断提升新闻价值观认识的团队中，我有幸自己在时政新闻这块宝贵领域里耕耘的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创新的激情。期待通过同行们的共同努力，让时政新闻产生更有魅力的传播能量。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时政新闻部）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都市化解读 时政新闻市民化是都市媒体实践“三贴近”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关注点逐渐从生存需要转向发展需要，个人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作为面向市民的都市媒体，在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就时政新闻而言，进行什么样的深加工才能使其更加符合市民口味儿，是摆在记者和编辑面前的一道课题。 一、找出市民关切点 时政新闻要做到“三贴近”，首先应从新闻中找到市民的关切点，以拉近新闻事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一般而言，市民对本地新闻的关注胜过国内新闻，对国内新闻的关注胜过国际新闻。在做离市民最远的国际时政新闻时，尤其要注意拉近与本地读者之间的距离。比如最近缅甸果敢地区暴发冲突，在新闻时，不妨加上战乱背景，告诉读者果敢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今当地居民多是华裔，以拉近读者对战乱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这样能够大大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多元化催生了市民关切点的不同。“新闻每天发生，视角各有不同。”这是央视的一句广告语，它提醒媒体人：即使站在市民的视角做新闻，也得做到不拘一格。 以神舟六号飞船航游太空为例，一些媒体介绍“费俊龙一个筋斗翻出七百里”，见证中国人现实中翻出最远的一个筋头，虽然还赶不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但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将航天英雄与人们熟悉的神话英雄对比，增加了人们对航天英雄的亲切感。另外一些媒体介绍神六捎带的植物种子：“深圳十五种生物种子随神六归来”，“荷花种子登神六，打造强势品牌”等，将神六与人们的饮食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神六的期待和对未来食物的关注。 二、请专家解读，做延伸阅读。 政策、法律法规出台、经济数据公布等之类的时政新闻，与市民自身利益关系极大，但因为其公文性质，直接播报会给读者以雾里看花的感觉。记者拿到公文后，应先寻找与市民相关的利益点，然后请专家或权威人士进行解读，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政策动向，这是近年来都市媒体普遍采用的方法。 2009年8月11日，国家统计局7月份经济数据，提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1.8％，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值。对于不懂经济的读者来说，物价指数是个很专业很抽象的名词，它的最低值意味着什么?对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仅从数据中肯定找不到答案。第二天(8月12日)，郑州四家都市报出现了两种标题，一种是请出权威人士：专家建议逢低消费，现阶段花钱也就是省钱。另一种是照录统计局数据：物价指数连降六个月。很显然，第一种标题做到了“三贴近”，它从市民的“钱袋子”着手，标题读起来像是与朋友聊天，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第二种标题则显得冷漠和呆板。 有些新闻需要解读，有些则需要延伸。2009年8月，河南淮阳决定投资10亿元打造“羲皇故都、水城淮阳”，对于这样一则消息，编辑在处理时，为了更加贴近郑州读者，标题直接延伸到建水城的目的：“去陈州拜羲皇 赏泥狗喝鱼汤”。一下子拉近了新闻与市民的距离。给寻根的人们提供一条信息：这里是羲皇故里，人祖之地；还给休闲的人们提供一处风景：这里是中国泥狗之乡，可以喝到特色独有的鱼汤。标题将政府施政与百姓生活很好地接合在一起，既完成了宣传任务，又切切实实地服务了读者。 三、请出市民，共同讨论 每年春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之后召开的各地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的集中梳理与展示。代表委员在“庙堂”之上讨论大政方针、民生民情，依据的就是各自所掌握的民众声音。而民众声音的大范围表达，更多地需要媒体的传播功能来实现。都市媒体除了关注代表委员的言论外，还应派出自己的记者走上街头，摘取最原汁原味的市民声音。这样的“三贴近”实践，不仅读者喜欢――能够反映他们最真实的心声；党和政府也高兴――大政决策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2008年4月的郑州“两会”，河南商报推出《市民声音》和《政府回应》两个栏目，郑州晚报则主打《市民建议》及《约您提问》，两家都市媒体竞相邀约市民，通过媒体平台使其与政府官员直接“对话”。有市民建议医保卡全省通用，立即获得政府积极回应。有市民问郑州市物价局长对菜价上涨有何感受，陈军安局长说，他和爱人经常一起上街买菜，“感觉菜价涨幅确实太高了”，一下子拉近了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距离，随后，陈军安局长就物价上涨作了深入解读和分析，并保证自来水暂不涨价，给市民吃了一个“定心丸”。这样的新闻操作方式，政府高兴，百姓满意，报纸公信力提高，是一种典型的三赢新闻报道，显示出报社采编人员的“三贴近”功力。 综合来看，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明确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给新时代的新闻采编人员指出了努力方向。近几年郑州都市媒体对时政新闻报道方式的探索，展示了河南媒体人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成绩。媒体从业人员通过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和自身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了实践“三贴近”的能力。新闻报道坚持以正面鼓劲为主，大力弘扬主旋律，在履行媒体监督职责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分寸，做到帮忙而不添乱，有力地推动了河南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时政新闻论文:县级台时政新闻节目的创新 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42％直接还田或过腹还田，30％作为农用燃料，8％作工业或其他用途。然而，作物秸秆含有大量的碳、氮、磷、钾、钙、镁、硫、硅等多种营养元素，而且含纤维素、蛋白质等有机物。因此，我们应把着眼点集中在利用秸秆发展动物饲料上。 一、秸秆作物的特性 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是秸秆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其中，纤维素含量最大，占细胞干质量的30％～50％。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较易被生物降解，而木质素成分较难分解并阻碍纤维素分解菌的作用。木质化纤维素材料的消化率一般与秸秆中木质素的百分含量成反比。秸秆中的纤维素有着复杂的超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链内和链间通过氧链缔合成原纤维。原纤维内部分子密度大的地方为结晶区，而相对松散的为无定形区。且纤维素的结晶程度影响着分解纤维素微生物的分解速率，结晶度越大，越难被降解。由于秸秆中粗蛋白含量约4.5％，直接作牲畜饲料是不够的，因此，秸秆常要与一些高蛋白物质如豆粕或棉籽饼等一起喂养。即使对反刍动物来说，秸秆的适口性也很差。因此，如果秸秆用作动物的唯一营养源，就必须补充蛋白质、磷和钙以及其他一些微量元素。以添加尿素、豆饼、糖蜜和矿物质的形式来提高秸秆营养成分含量，并已经进行了各种成功的尝试。 二、秸秆饲料化处理方法 据统计，在国内用于牲畜饲料的农作物秸秆中有近16％的秸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用于饲喂，为此农作物秸秆饲用处理的研究有极强的开发潜力和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青贮技术 秸秆青贮是把新鲜的秸秆经过微生物发酵作用，达到长期保存其青绿多汁的营养、调节季节粗料余缺的目的。青贮既能保持青饲料的营养价值，又能改善适口性，且易被消化吸收，并可调节青饲料的均衡供给[41。在我国，主要的青贮材料是玉米、高粱和黍类作物的秸秆。以玉米秸秆为例，全株青贮玉米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适口性好。据实验，使用青贮玉米饲喂的奶牛比常规饲喂的奶牛日产鲜奶量提高8％～lO％t~。其具体制作方法是：将青绿玉米秸秆切成长度为13cm的碎块，放人事先准备好的窖中，每装20cm～25cm的厚度，人工踏实1次，不留空隙，依次进行，直至装满(高出窖面0.5～1.0m)，然后严密封窖(在原料上覆盖塑料薄膜，在其上压30cm～40cm厚的土层，封顶，但不允许有漏气现象)。一般6～7周即可开窖利用。 第二，氨化处理技术 秸秆饲料氨化是指用液氨、尿素、碳铵作氨源，处理玉米、稻草、麦草之类的农作物秸秆等低值粗饲料，使秸秆木质素彻底变性。氨化后的秸秆质地松软，气味糊香。氨化改变了秸秆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其营养成分，使之更容易被瘤胃微生物所消化，从而提高粗饲料的消化利用率，改善其适口性，使其成为牛羊等反刍家畜的良好粗饲料。但要注意，氨化饲料在饲喂前应充分摊晾，使氨气挥发，以免对畜体产生毒害。 第三，微生物发酵贮存技术 秸秆微贮技术就是在农作物秸秆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并放入容器中或地面进行发酵，经过一定的过程，将秸秆转化为湿润膨胀、柔软酸香、家畜喜食的饲料。微贮饲料基本无季节性限制，不易发霉腐败，能长期保存，而且其对粗纤维的降解率较青贮料高，从而大大提高了饲料的营养价值。其制作方法及步骤与青贮料基本相同，但需要在装填的过程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且菌液的配制是微贮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配制好菌液后，将切短的秸秆铺在窖底，每隔25～30em均匀喷洒菌液1次。封口时，在最上面1层撒食盐粉，然后覆膜圈。 第四，制粒技术 秸秆制粒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机械加工揉搓粉碎后与精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制粒而成。并结合牛羊等草食家畜的营养特点及生产水平的实际要求，在充分利用秸秆的前提下，添加30％～60％的混合精料。这种方法容易将纤维素、微量元素、非蛋白氮和添加剂等成分强化进颗粒饲料中，从而提高营养物质的含量，改善营养平衡，而且成本较低。 三、其他加工利用技术 主要包括秸秆气化、秸秆制炭、秸秆制酒精、麦秸种草菇技术等。还有人将玉米秸秆制成“菌糠”饲料，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秸秆不同部位的营养价值、理化特性不同，可通过机械的方法将秸秆的叶、皮与瓤各部分进行分离，单独利用。分离出来的叶、瓤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用来直接饲喂家畜；秸秆皮部分营养价值较低，但木质纤维素含量高，可用于造纸、板材等工业。这样，从饲用角度看，无需进行氨化处理就能得到相当于优质牧草的秸秆饲料；而对于工业用途，秸秆皮部分又优于整株秸秆。 四、秸秆利用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进行，从战略角度看，秸秆饲料将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大大降低能源的消耗和饲料的成本。此外，其对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生态循环模式――秸秆饲料一养殖畜禽一沼气。同时，我国周边许多国家随着乳业的不断发展，对于秸秆饲料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加大。据有关资料显示，韩国每年秸秆饲料的缺口达500万吨以上。随着秸秆饲料加工技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秸秆颗粒饲料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动物营养专家认识到饲料中添加液体添加剂的优越性，并已开始广泛使用，如液体酶制剂、霉菌抑制剂、颗粒黏结剂、抗氧化剂、维生素、氨基酸等。成型颗粒饲料液体真空后喷涂工艺的开发，可准确、均匀地将液体添加到颗粒上，不仅可保证配方的真实性，而且能保证饲料营养成分免受损失，为生产优质、安全、高效全价颗粒饲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若将其应用到秸秆颗粒饲料生产中，加人瘤胃发酵控制物和营养性添加剂，对进一步提高秸秆代谢转化，满足家畜的生长发育将会起到良好的效果。总之，秸秆饲料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大环境中，将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时政新闻论文:新闻网站时政报道的四“板斧” 时政新闻由于其政治性、权威性、导向性，一直以来是党报的主流新闻、核心报道。随着网络手段增多、网绍媒体影响扩大，不少时政报道越来越具可读性和民生性，有份量、耐读、有思想，结合适当的网络形式开始吸引网友目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七大报道和近年全国“两会”的报道，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均有良好的表现。网络现场直播、深入挖掘幕后、追踪官员言行、官民网络互动、民生议题设置、手机平台介入等多媒体、多手段、多方式的时政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时政报道越来越受到各地网络媒体的重视， 集纳式报道：从重点变成热点 重点是编辑的选择，而热点则是网友的选择。时政报道要从重点演变到热点，集纳式报道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集纳式报道就是一种组合报道，网站通常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大专题、小专题(含话题类专题)和新闻热词等。新闻热词是对同一内容不同报道设置的集纳式简洁列表报道。 时机的选择。时政报道以何种集纳式报道出现，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错过时机，同样的报道其他网站很可能已铺天盖地，组织集纳式报道就处于被动状态。作为后来者，如果创意不足力量不够，集纳式报道往往就没什么网络关注度了。 重视时机的选择，一是报道内容的推广时机判断；二是集纳式报道方式的选择。当非预知的报道出现时，我们根据内容重要性、报道涉及面和引起网络关注的可能性进行判断。这种情况下，决定有必要进行集纳式报道时，一般会先以新闻热词的面孔出现。新闻热词在报道内容比较少，但关注度开始上升时设置。这样方便于编辑和迅速在重点区域推出，吸引网民眼球，当报道内容数量和关注度上升到一定阶段时，则以全新专题包装推出，让热度延烧，进行全方位报道。重点事件逐渐演变为热点事件。有些内容因舆论引导等原因，不适宜继续加热，但是读者却想了解真相和处理结果的，我们可以继续设置热词，不转为大专题。东南网曾经组织了福建地市人事变动、两岸经合协议、紫金污染事件、暴雨袭闽等热词，有些转为大专题有些继续以热词出现。6月份暴雨全面袭击福建以社会事件衍生出大量时政报道，东南网为当地第一家及时推出新闻热词滚动播报和大专题的网络媒体。当事件是属于可预知性的，一开始则可做比较详尽的专题报道。比如，福建省长黄小晶首次率团访台。东南网提前进行了策划，当天内容虽然不多，充其量也只能做个新闻热词。但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系列两岸交流发展的结果。此前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完全可以做为背景新闻出现。这样，专题可重点策划好最新的报道和图片，让它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其余则可通过背景新闻来延伸阅读。专题一推出来，就以其快捷反应、气势、报道重点和深度延伸受到关注。接下来，由于稿件源源不断出现，专题两三天就可以丰满，热度自然上升。 页面的包装。一是页面的设计，二是栏目的设置，三是标题的制作，四是手段的运用。手段的运用可以有互动、有视频，还可以有动画等等。但不管如何，围绕页面包装关键还是两点：一是内容表现到位，二是便于网友阅读。 组织时政报道的策划者必须了解页面的包装和网络手段的运用，同时对专题内容又了然于胸。这样，有的放矢，才能让设计与内容完美结合，让页面语言庄重而不失鲜活、角度选择独到而不失主旨、内容挖掘抢眼而不失厚重。在大多时候，时政报道的把握比社会新闻更难。对事件的政治目的、影响、口径的把握等等都应有准确判断。在全国“两会”专题中，东南网先后改了三次页面设计。正式页面以特点鲜明、分块明确、主旨突出、包装独到的特点受到网友关注。在设计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报道中，东南网提前了解主旨、行程及可能的报道情况，在访台前一天晚上推出大型专题，依据走亲、访友、做生意三大版块及记者滚动报道设计页面。专题出来后，广受好评，本地一些网站先后仿效。 位置的呼应。重要时政报道历来是党报的头条，但在网络媒体却不是成规，让时政报道在网络中有所作为，位置尤其重要。同样的新闻不同的位置由于阅读率截然不同，带来的影响力相差悬殊。 网站树立起时政新闻的重要地位理念，当碰到重大或耐读的时政新闻时，即时结合网络特点修改标题、包装形式，让时政新闻在头条或重要导读区域现身出来，产生“秒杀”效应引起关注。东南网推出的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曾在首页做了20多条头条导读，大力提升了专题的传播力。百度搜索相同专题名称，东南网该专题曾连续一段时间高居第二位。 除了位置，标题制作也非常重要。标题忌以说教的面孔出现，不然不仅得不到流量，反而让更多网友不去注意网站下面更多精彩内容。有人曾经对标题党大为批判。标题党哗众取宠虽不可取，但从原因上看，标题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它代表网络的一种点击习惯。如果一篇文章很好、很耐读，但标题沉闷枯燥，也难以让人停留。一旦没有停留，海量信息中这条新闻就很难让人再去阅读它。时政新闻的标题应该追求一种张力，即“性感+思想”的组合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有深度、敏锐、一针见血；它有悬念，你看了还想看；它是准确的、适度的，它不玩噱头。 多媒体报道：从台前挖掘幕后 主席、总理先后作客网站和网友交流后，地方官员越来越多接受网站视频访谈，多媒体时政报道也成为网站内容的重要部分。多媒体时政报道，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新政策解释性访谈；二是主政官员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访谈；三是热点事件新闻会发言；四是重大事件幕后故事访谈。这些都是从表面新闻转向幕后新闻，从事件表述转向深度解析。 幕后故事访谈。更多时候主政官员不出面，智囊团成员、时政记者等以既是现场者又是旁观者的身份出来讲述幕后故事，这是一种容易让人接受的多媒体时政报道。不仅可弥补日常新闻报道的不足，还可以讲出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他们以更有说服力和更实在的形象出现，对于地方领导来说往往是加分的访谈。这些现场者比一般网友深入了解工作的性质、地方领导考虑的问题、老百姓想解决的事情。立场相对中立，表达更平民化，细节鲜活，有的放矢，容易让人接受。 东南网东南宽频设置了《新闻幕后的故事》访谈栏目。今年5月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回来后，东南网邀请了福建日报两位跟团记者进行访谈，策划制作了《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的新闻背后故事》视频节目；今年6月暴雨洪灾袭击福建全省，东南网在进行大型新闻专题报道的同时，于7月6日、7月9日分别策划推出了两期背后的故事：《灾难中倒下的和站起来的》、《福建决策层在特大洪灾关口》。这几期多媒体时政报道，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有细节。福建日报跟团访台的两位记者讲述了许多精彩的细节故事。比如说，台湾方面送给黄小晶“旺 时政新闻论文:浅议时政、民生新闻的融合 有人认为，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两者之间无论从内容风格、关注点、关注对象、写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时政新闻主要关注的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层，而民生新闻则关注的是基层普通群众，两者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不然，随着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热情的不断增加，如何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让时政新闻从更深的层次上关注民生，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架起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我们说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那么与民生新闻内容风格截然不同的时政新闻是不是就不用关注民生问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同样是新闻，为什么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在老百姓眼中的差距会那么大呢？主要是一些媒体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没有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起来。 诚然，时政新闻必须讲政治，必须严格遵守报道程序，但这决不能成为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理由。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时政报道，是在按上级的指示搞宣传，而不是真正去做新闻，因为太中规中矩而常常陷入程式化、模式化的窠臼，因为程式化、模式化而湮没了新闻，结果导致记者不去主动地了解民众、服务群众。许多记者认为，会议和领导活动不会有真正的新闻，只要按程序报道就行了。我们不排除有些会议和领导活动确实没有新闻传播的价值，那么，是不是党委和政府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是与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无关呢？答案是否定的，出现这一问题，关键是我们的记者只关注会议或领导活动的表面，没有看到会议和领导活动后面的深层次的东西。缺少对领导讲话精神的解读，缺少对领导讲话和活动的背景介绍，缺少对领导讲话中所关心的与人民群众反映相契合的问题的反映。 因此说，时政报道并不等于疏离群众，关键是我们怎么样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真正发挥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染，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地融合起来，从群众关心的角度去报道时政新闻，从会议和领导活动中发掘和解读到群众感兴趣，急需了解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记者只要心理装着群众，把群众的利益、呼声和意见挂在心上，并带着这些问题去参加会议，报道会议，捕捉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共振点”，这样，我们的报道就会扭转脱离实际，疏离群众的局面，一定会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一些媒体主观地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离开来，主打新闻以时政新闻为主，主要为领导服务。而另外再办一档民生类新闻节目，认为民生类新闻节目就可以抛弃一切对受众没有吸引力的报道，一切以收听（看）率至上。现在，一些媒体的所谓民生类新闻节目，报道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社会新闻，如血淋淋的车祸、火灾、打架斗殴、醉酒闹事、婆媳吵架等“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东西，甚至出现“五条腿的王八”这样的新闻作为节目头条的现象。即使是真正的民生新闻也只是孤立地报道单个事件，不作深入、系统的挖掘，缺乏对新闻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关照，让人觉得所谓民生新闻不仅琐碎，而且肤浅，乍看挺热闹，实质上沿着新闻娱乐化的方向越陷越深，成了“市侩新闻”。 这种病症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兼具执政党舆论宣传工具功能和面向市场的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媒体来讲是极为有害的。长期人为地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分设，必然会导致新闻党性和人民性在媒体上的决然对立，进而导致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怀疑和抛弃。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裂开来，容易把听众分为一种只关心时政大事，另一种只关心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小事的两种人群，产生的结果是经常收听时政新闻的听众反映新闻节目报道老百姓的事太少，而经常收听民生新闻节目的又反映本地有这么多大事为什么都不做报道。使新闻宣传的整体效果被大打折扣。最终完全可能使媒体陷入一种既无法实现党委政府喉舌功能，又没有办法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赢得先机的被动局面。这就要求我们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在更好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中心工作的前提下，更多地去关注人民生活、平民生计，报道群众的身边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靠高质量的新闻赢得受众，为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 三、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搭建公共平台，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关注民生 现在许多媒体都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所谓“公共新闻”就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阐释和传播，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官员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媒体力图把境外舶来的“公共新闻”理念本土化，从根本上理顺当下由于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这两种新闻模式分立而导致的混乱。因此，要解决这一混乱问题，就必须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起融合起来。 实施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在当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我们新闻媒体的改革步伐，使新闻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回到新闻本身，使新闻媒体找准自己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全党全国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能够更好地起到引导舆论、鼓舞群众、关注民生、启发民智的作用。记者通过一些时政活动的报道，搞清楚，哪些问题要突出报道，哪些问题暂不宜报道；哪些问题要大声疾呼，哪些问题要淡化处理；哪些问题要加热，哪些问题要降温；都要从全局的高度去正确把握。既要把民意反映好，同时又把大局维护好，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时政新闻要与民生新闻融合，就必须让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更具广度和深度。关注民生但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受众，关注问题就是对新闻事实除了报道“什么”，更应该关心“为什么”、“怎么办”，新闻要对社会对民众负责并积极地引导公众来关心公共事务，共同为公共事务出谋划策。民生新闻哪里来，民生新闻不单是从街道社区来，主要是从政府部门来，民生题材包括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社会治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新闻就是要多跑政府部门才能得到。实际上很多民生新闻就是时政新闻的延伸报道和深度报道。 总之，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传媒市场、资讯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要想把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及时、准确、生动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就必须在严格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发挥创造性，牢牢树立受众意识，时时以受众为本，处处为受众着想，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地融合起来，讲求传播艺术，不断提高新闻采写和传播的水平，努力把新闻做得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困惑与突破 我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这就决定了时政新闻将永远是媒体主流，也是我们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采编播人员所要一直研究的课题。因此，从时间上看，时政新闻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各台的立台之本。 然而，相对于更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民生新闻以及精彩纷呈的各类节目来说，观众对时政新闻往往有一种抵触心理，时政新闻面临着内容和形式创新的困惑，笔者在此谈谈几点认识。 1．从模式化到百花齐放。首先是废弃八股、积极创新时政新闻模式，以时政的会议报道为例，首先可以切主题，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有不少记者都在应用。以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松江潮声》为例，我们就要求除市委书记、市长外，所有会议不得用领导讲话，除重大会议（两会）外不报会序，而要摘出主要内容进行报道。有一次，吉林市召开消防会议，会上讲的都是官话，成绩、不足、下一步工作等等，我们的记者从中心内容出发，抓住重点，以《我市消防安全存在四大隐患，市政府严令限期整改》为题进行报道，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是换身份，就是转换记者的身份，角度、立场、思路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十七大的报道，要求报动态，各家媒体基本都是热烈欢庆，心情振奋，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促进总量翻番。我们就做了一组《蓝图宏伟群情振奋，百姓热切盼落实》，站在百姓立场上看时政、写时政，让老百姓说实话。既丰富了时政新闻，又可以决策部门和机构提供民意借鉴。 再次是多侧面。我们常讲新闻要客观、真实，而角度越多、侧面越多无疑越接近这个要求，因为事物都是复杂的，非黑即白已远远不能描述世界，在二者之间有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却没能跟上这种变化，特别是在宣传上就是一种官腔，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写法。我们每年都有不少典型要宣传，经常采用的就是拔高，结果写出来的人物离生活特远，这是因为“碗杯效应”造成的，就是说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可能只有一杯，原来的生活是一个桶，杯放在桶中并不显眼，但我们加工创作后的稿件中的生活就缩小至只有一个碗，杯再放进碗中就非常醒目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典型还原到生活中，用本色说话，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2．从简单化到深入挖掘。现在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特别是在进行时政新闻采访时，一般就是拿材料走人，回去扒材料，更有甚者就是用报社稿，即便是采访也是敷衍了事，根本不做深入思考。而记者首要的任务就是采访，既采又要访，搞电视的都知道拍片有个剪辑比，一般是五比一但实际上掌握的素材越多，写作起来越容易，稿件越容易鲜活。所以时政新闻如果不好看、不好听，记者有很大的责任，其根本就在于采访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做深入挖掘。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简单化呢？简单归纳，就是四多，“多研究材料、多收集素材、多找人谈话、多想问题”。 先说研究材料，很多记者对材料都轻视，认为枯燥，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但材料里有很多的线索和高度概括的内容，直接把它做成新闻不好看也不好听，但它却是新闻眼所在，围绕它来做则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年，吉林市召开工业会议，市有关部门提供了很多材料，一般情况下就是摘几个数字、写几条措施稿件就可过关，但我们觉得这样做体现不出全市工业的发展，给听众印象也不深。经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吉林市的工业主要靠化工，而化工区主要集中在江北地区，但最近几年，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发展很快，且一个在西、一个在南，我们一下子就意识到从工业布局的变迁最能看出城市工业的发展，于是就有了《吉林市工业布局凸现三足鼎立之势》这篇稿件，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获省二季度优秀新闻奖，被专家称为近年少有的一篇工业好消息。 再看多收集素材，我们在接到一个时政新闻的命题时，不要轻易地动手，而要尽可能地搜集与之相关的素材，丰富的素材可以让你选取更好的角度、更好地表现主题。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份某局8月份的工作总结，你就要想到要一份全年的计划和下一步的打算，还要想办法拿到下属各科室的总结，因为鲜活具体的内容往往在底下，这样，上面的总结是纲，是新闻的点，下面的村料是肉，有血有肉才是好新闻。多找人谈话十分必要，我们要求记者采访时，除了当事人之外，还要找他身边的人，从其他角度验证、分析当事人的话，以核实采访内容，丰富积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这种做法往往会使记者有新的切入点和由头，从而使时政新闻更加鲜活，好听好看。 最后是多想问题，记者采访时政新闻时最怕不想问题，如果不想不仅出不了好新闻，而且容易出问题，多想问题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事物、抓住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新闻的着力点和核心。 上述的时政新闻报道思路和方式方法，落到细节和实处上，还是应该要求一线的采访记者练好本领，不断提高新闻采访水平和报道能力。笔者认为，培养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 过硬的政治素质。近几年，随着广电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年轻人充实到采编一线，这些年轻人思路新、思想活跃，给广电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一点在娱乐节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批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普遍政治素质偏低，把握方向的能力差。“三个代表”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什么，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和目的，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恐怕能准确说清楚的不多，个别记者连中央政治局常委、省委书记、省长都不知道是谁。常识性的东西是记者必备的素质，但现在有一批记者毫无政治经验和头脑，却依然活跃在时政一线，这也是时政报道枯燥的主因，实际上写不出好新闻可以有待提高，但一旦出现政治差错就不是小事情。要想增强政治素质，首先要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地方的法规及中心工作，这是写好时政新闻的一个重要要求。其次要了解并切实执行政治纪律，大的方面是稿件送审，小的方面遵守会场纪律，总的说来，时政无小事。 2．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现在很多新闻很浮浅，缺乏新意和深度，实际上就是记者不能也不会分析问题，所以凡事只报表面，不追求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体同质化，实际上新闻也同质化，就是因为不能独立地分析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具备这种能力呢？根本就是一条，懂得辩证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辩证法还容易些，掌握运用则要难得多。举例来说，吉林市为了帮助雪花啤酒的发展，对酒类市场进行了整顿，有很多人包括记者议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这话对不对呢？从现象上，看这话没错，但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看，而要与周边的环境、事物联系起来看，按照这个原则再去采访、了解，市政府不是不懂而是另有目的，那就是生产雪花啤酒的华润集团想要投资上一条生产线，但又怕市场容量不够，为了让这一项目成功落户吉林，市政府决定助雪花啤酒一臂之力，而同时吉林市经营金士百啤酒的商户又有很多是无照经营，根本不纳税，政府这么做也是借此机会整顿市场。这样一分析，大家就会明白这是政府为招商引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特别的招法，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的打法，从整体看是符合发展地方经济的要求的，因此这种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的举措作为一个短期打法是无可非议的。 3．要有创新精神。对记者来说，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在五个方面，一是胆识，要敢于突破禁区，这是个前提，这一点在年青人身上表现较为明显。二是见识，要有把握全局的本领，吃透上级精神，有深厚的文学政治修养，没有这些，勇敢就是空话，是莽撞从事。三是独到，要有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观察、独到的分析，不可复制就是核心的竞争力。四是思维，要学会并熟练运用多种思维模式，找出最适合的角度和形式进行作（逆向、发散、定点、跳跃式思维）。五是汲取，就是吸收利用一切现有的形式，为我所用，推陈出新，借他山之石攻新闻之玉。有一个例子，《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这篇稿件获得了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它就是创新的成果，其主题是要表现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典型的时政新闻命题。其起因是记者一直想写山东的煤炭问题，当时山东煤矿主产区兖州、枣庄就是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几十年开采后，城市面临煤尽城亡的危险，产业萎缩、地面下陷，经济、环境压力空前，这时当地的市委书记提出要克服“煤炭依赖症”，那么如何把这种理念反映出来呢？记者经过实地转采访，发现一个素材，当时当地发现了一个面积120平方公里、储藏量达上亿吨的大煤田，开采后每年可为当地带来税收5000万元，但当地政府研究后决定放弃开发转而发展替代产业，因为开采后会严重影响当的生态环境，这一举措避免了过度开发，遗祸子孙。从这一素材出发，记者又了解到当地政府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因为替代产业发展得很好，经济有依托，这样才有底气。这些素材一组合，就产生了获奖报道。应该说，如果没有创新观念，那么这只是一篇平平的报道，但记者却没有停留在领导讲话和观念宣传上，而深入实际、创新采访，最终才有了这篇作品。 总而言之，时政新闻不仅可以做好做活，而且大有可为，重要的是独到的观察和特别的发现，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政新闻也必将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进路 编者按：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改版的消息传出后，业界和民间的各种说法莫衰一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和央视新闻的示范作用决定了这次改版的非常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电视新闻理念的阶段性认定。期待中，人们的讨论汇集了多年来电视新闻实践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体现着各自对电视新闻特别是电视时政新闻走向的看法。 200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闻频道行将改版的消息，在业界乃至民间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据称，这次央视新闻节目改版的核心目标是加大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评论的空间和质量，在风格上将更好体现亲民化路线。几十年来，央视新闻节目的每次改版都会牵动全国观众的目光，对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改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央视的新闻节目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另外，在国人看来，更能体现民主、公正、透明的时政新闻，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它的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因此，就这次央视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改版来说，其行为本身也许比具体如何改版更具有意义。因为这将可能是引领地方电视台(本文指非中央级的电视台，包括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台)时政新闻走向的一个符号。 价值取向： 做属于群众的时政新闻 时政新闻究竟承担什么功能，这是改革的着手根本。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时政新闻就是时事政治方面发生的新闻。这个字面意思在新闻实践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被领导活动、上级精神和正面宣传所执掌。长期以来，在这个操作惯性的驱动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时政新闻等同于宣传，无怪有观众调侃《新闻联播》三十分钟只有后面三分钟的国际新闻才是新闻。在信息时代，随着社会转型生发的信息与公众利益关联程度的增强，随着国人对境外媒体接触的频繁以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民越来越要求时政新闻及时、公开、透明、讲真话，少些形式主义、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假话。时政新闻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凡是涉及政府部门和市场关系、政府部门和公众关系的诸般变化，都会与公众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关联，不论是动态事件(硬新闻)还是问题或者现象(软新闻)，公众都希望媒体能够及时报道，并让民意得以通畅表达。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地方台的时政新闻是否应该主要体现宣传功能，它的宣传主体究竟是谁?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每天的运转都可能产生新闻，从部门立场来说，这里面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负面的，但这种认识不一定和公众的立场相吻合。面对政府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地方电视台是站在维护政府形象这个传统宣传职能上回避它，还是站在保护公众利益促进政府部门的改进呢?与央视是新闻宣传阵地这种惯性认识相比，地方台时政新闻宣传功能体现在哪里呢?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现实操作中难以回避的规则。毫无疑问，当理论与现实发生碰撞时，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宣传意味就不可能消除。其次，在市场化生存环境日益鲜明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追问，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市场在哪里?央视是全国性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新闻资源采集和渠道优势，而地方台中，除了少数几家卫视具有地域上的所谓全国性，其余的都表现出强烈的本地性，几乎难以在现实中获得相对自由的新闻采集能力，所谓的时政新闻总体上表现为比较狭窄的地方化市场。换句话说，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驱动力到底在哪里?是扩大本地市场还是迈进国内市场，抑或是增强宣传效果? 笔者以为，这两个都不是根本问题。地方台是在长期以来的“宣传”理念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大多沿袭中央电视台标准播报型的模式。模式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新闻为谁存在的问题，是新闻为广大观众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体验的问题。受众关注时政新闻，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重要”和“有用”的新闻特质。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认新闻应该具有的宣传和舆论引导等性质，恰恰相反，任何国家的电视机构所做的新闻，都在根本上服从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并最终为本国利益服务。以时政新闻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电视新闻，强烈地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宣传意味，这既是部门趋利的需要，又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其当做工具和手段的产物。如是观之，观众责怪时政新闻是“传声筒”，是图解政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时政新闻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很难在时政新闻中获得身份认同，他们需要的不是电视台的级别，需要的是讲真话、讲实话、讲问题的时政新闻。部分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跨区域传播的成功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诠释。 改进表达形式： 做观众看得懂的时政新闻 价值取向很重要，它体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体现了电视台对待观众的态度，决定了电视台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制作新闻。就目前情况来看，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中，时政新闻尤其是传统宣传型的新闻仍占主导地位。许多时政新闻的原始材料文字稿都是大块头，理论性强，枯燥无味。比如南京某台的《时事要闻》前两条消息是《提升效率简化流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国有资产风险防范机制》，从标题到会议程序的报道，显得十分空泛，这种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这种司空见惯的时政新闻表达，是内容问题还是形式问题?其实是价值取向问题，是对新闻的理解问题，是新闻工作作风问题，是对观众的态度问题。 时政新闻表达从来就没有要求对政府活动进行表面化、程序化的记录，恰恰相反，在我国新闻宣传的传统里，因为时政信息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而早先群众的文化水平又比较低，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新闻宣传工作者讲话，要求记者写新闻要通俗，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来报道国家政策方针。这其实就是要求记者要学会解释时政信息。 改进时政新闻，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就是减少和压缩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内容。实际上，失去观众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以贴近的形式和丰富的信息来进行有效的传播。从表达层面改进时政新闻是必要的，例如压缩空话、套话与程序性报道，但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挖掘时政新闻中最具价值的新闻点。时政新闻记者编辑要开动脑筋，提供“解读”过的、容易消化理解的信息，把价值摆出来，让观众爱看易懂。许多地方台能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年省市开“两会”，电视台的新闻主要是大段大段的讲话。其实每年“两会”期间，都有许多新精神、新信息，其中不少信息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观众有接受和了解的需要。地方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清楚一个道理，不要认为报道的是发生在本地的事情观众就会关注，新闻的本质是要为本地观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观点。简而言之，地方台时政新闻表达式的改进应该在内容与形式上双管齐下。 首先，加强平民化、本土化的内 容建设。美国杰出新闻培训项目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最成功的电视新闻报道有七个方面的特点。报道本地新闻、以群众为报道主角、重视受众的诉求，就是其中的三项。时下地方台时政新闻，存在着报道总量增长与受众需要获知的信息不足的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恐怕与缺乏这三项不无关系。为此，地方台的时政新闻要减少对领导行为活动的报道，增加公民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行动或事件；增加对党政决策、领导行为的背后的决策过程、施政行为的报道；以平民化视角报道时政新闻，坚持从老百姓的角度来报道时政新闻，使老百姓喜闻乐见。只有报道在当地老百姓看来最有价值的新闻，地方台才有生命力。 其次，加强解释、分析和评论，提高信息“质”。地方台时政新闻报道在其背景复杂、平面新闻繁多的形势下，加强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特征的深度报道，增加全方位立体性时政新闻的报道，抓住新闻的本质才能凸显时政新闻的重大意义，彰显其权威性。要围绕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农民增收、法制、医疗卫生、环保等主题做深度报道。现在地方台时政新闻一般都是事件性新闻，局限于就事论事，应该围绕重大问题进行解释、分析、调查、评述，加大解释性报道力度。应该把时政新闻做“软”一点，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地人性化、趣味化、形象化，采用老百姓喜欢的报道方式。比如，多设置观众能够参与的议程，重视传与受的互动。 改革组织结构：做有机制保障的时政新闻 电视新闻改革其实是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做文章，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表达方式，第三个是组织结构。观众从来都只关注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很少关注电视节目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如果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落后的、传统的、保守的，纵有千种想法万般理念恐怕最后都会执行不到位。 包括时政新闻在内的电视新闻，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要求讲究效率，第一传得快，流通速度快，流通时间短，跟上新闻生发速度；第二传得多，跟上新闻生发数量：第三传得自由，自由是快与多的基础，这就必须打破种种条条框框，减少种种束缚。就全国范围而言，电视新闻的生产依然保持着行政区域的条块性，除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可以进行全国性、国际性的新闻采集，地方台实际上并不具备更多更自由的跨区域性的新闻资源采集权。即使是国家级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新闻生产组织。为了尽可能提高新闻供应的效率，2008年1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和地方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并在欧洲、美洲建立中心站。但是，联盟存在问题是好事大家希望传千里，如果要发生不太好的事呢?比如说矿难，还有许多可能涉及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批评的新闻，地方台会不会产生一种屏蔽，不支持呢?中央电视台新闻生产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各省市没有自己的记者站。它直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不是第一落点了，并且，你想进行批评监督也比较困难。这样一来，电视新闻的生产效率就大打折扣，观众就不满意，电视新闻的功能和地位就受影响。与电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纸质媒体在其他大城市设立办事处、记者站、广告部的比比皆是。 央视尚且如此，地方台新闻生产就更显艰难。目前，省级卫视还难以跨越区域的限制，既不能自由采制新闻，也难以形成区际联盟。省级卫视上星使得地域范围扩大，但提供的时政新闻却是地方性的，这不符合市场利益规律。目前，《新闻联播》采取审片制度、集体记者制度、全国同时联播制度，这三个制度确保了《新闻联播》的主体宣传功能，但也形成了刻板、正面为主的宣传模式。在一个行政省域内，省台新闻生产遭遇了缩小版的央视的困局，省台时政新闻没有联播制度来保障省内收视，在各地市也没有记者站直接进入新闻现场，新闻除了自己采集就是地市台提供。这就难免使时政新闻落入宣传的窠臼。 欧美发达国家新闻相对自由，竞争更加激烈，全国性电视网与地方附属台在新闻生产上密切合作。而地方台更是建立起适应市场规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新闻生产方式，以便新闻生产的快速高效。应对社会新闻需求的变化，我国地方电视台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新闻传播系统，简言之，就是将公众的新闻自由权利上升为一种能有效控制社会进程和民主进程的权力，这与政府公共部门的目标完全一致。对于实践中央政府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让政策决策通达于民，以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促进政府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必然离不开媒体尤其是电视。作为地方政府与民众互动的重要传播平台，地方电视台对于时政新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发为各界注目也就不足为奇。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发掘与表现 当前，都市类媒体新闻的同质化越来越高，尤其是时政新闻。如何拿到独家新闻，如何在拿不到独家新闻的时候做出深度来,是记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从事时政报道近8年时间，几乎跑过所有的时政部门，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站在全局的高度预判时政新闻的价值 1.尊重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规律。具体地说，所谓“用事实说话”，就是迅速地（时效性）用典型的（有选择的――能充分说明新闻主题的）新闻事实（真实性――不仅要求现象的真实，而且要求本质的真实）向广大读者（受众面――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受众面）说话（以最能为读者接受的方式，表达作者所希望读者接受的立场）。 “新闻事实”包括：新近发生的事实、新近发现的事实、新近变动的事实、新近消失的事实、新近萌发的事实，这些事实必须是反映本质的事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 写稿最关键的是选材，写作技巧尚在其次。写得不够好，编辑还有修改余地；选材不当，纵然妙笔生花，也没有见报价值。即便见了报，也没人看，或者给读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报道价值的？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要求，但总体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新闻价值。所谓新闻价值，包括如下因素：事实的重要性（影响力）、时新性（时效）、接近性、显著性、异常性，以及知识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等。此外，还要注意所报道事实的宣传价值，即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政策，是否符合本行业、本单位发展的需要。 2.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判断新闻价值。具体而言：此事在本单位及本行业的影响如何？此事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新政策的关系如何？此事能否引起公众对其普遍性的思考？此事是否有特色，能否引起公众关注？ 我认为，上述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很多内容是公众愿意和喜欢看的，以平时的报纸公告为例，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国土资源部门的招、拍、挂的公告，很多人对这种广告不感兴趣，其实细心的人则会发现隐藏的很多商业信息和发财机会，例如，2009年淄博市国土资源部门曾经在鲁中晨报上刊发了一则张钢集团搬迁公告。张钢搬走后，这个地方会卖给谁？买主是干什么的，会搞房地产还是商业？东部地区的房价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和新项目的带动而升值？这些分析性的东西恰恰是读者最爱看的，同时也会带动报纸的房产广告。 要善打“阵地战”和“情报战” 时政记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跑口，口就是记者的阵地，如何占领阵地？我认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沟通优势，让宣传科长或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外的人都成为通讯员。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记得2002年我刚进报社的时候，没事骑着自行车就往淄博市劳动保障局跑，有时也“赖”在那里蹭饭，中午和几位副局长吃完大包子后就一起打扑克。正是基于这种磨合和不断的“混脸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线索，也赢得了相互的信任。目前，我已经建立了省、市、区三级通讯员体系，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各科室负责人以及所有副局长在第一时间都能联系到，为重大新闻的采访奠定了基础。 如何发挥通讯员的优势？由于通讯员大都在一线，他们鲜活的新闻很多，我们要勤跑、勤观察、多留心，发现新闻后就及时去挖掘。2009年9月，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发起了一个进社区送岗位的活动，他们本来是想正面宣传一下功绩，但和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陈静闲聊时发现，提供的岗位多但应聘人员不多，后来写了《送岗位进社区却难“送”出 结构性“就业困难”是主因》的报道，正是通讯员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稿子的突破点，后来这篇报道获得大众新闻奖。因为这篇报道，陈静成为我的“铁杆”通讯员之一。 另外，我建议新闻同行们没事的时候多到通讯员那儿去坐坐，或者给他们打个电话。时间长了，他们会把给你提供线索当做一种习惯，这样，一个“情报员”就产生了。所以，没有事情也一定多联系，多打电话或者通过QQ联系，时间长了就找到规律了。 要善于从文山会海中挖掘“新闻富矿” 记者经常会拿到众多的领导讲话和会议材料，如何才能从会议材料中发现宝贝呢？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学会算数字。 2008年12月，淄博高新区召开新农保工作会议，在所有的文件材料中政策与其他区县一致，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一个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淄博其他区县政府的补贴基数都是按照上年度农村纯收入来计算，而唯独高新区的政府补贴是参照市民待遇，为此我采写了《淄博高新区新农保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的报道，稿件刊发后被大众日报、新浪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在此基础上，我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进程。2010年2月份春节过后，我到淄博市农保处采访时，发现他们的材料中提到2010年10月淄博将实现全覆盖。而在此前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全覆盖的时间为2020年。我随即采写了《淄博提前十年实现新农保全覆盖》，稿件获得大众新闻奖和山东新闻奖。 重大节日和节点策划是时政新闻的重要延伸 现在，时政记者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相关部门不开会，不出政策法规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策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时政记者还要有一张特殊日历表。重大节日、纪念日、人物日志、季节交替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新闻节点。如果能够记住这些日子，在这些日子到来之前找到相关的对象进行采访报道，就是新闻。像护士节、植树节、高考等，这些虽然不是特殊的节日，但如果将这些日子划到特殊日历表内，注意这些重大节点，不仅可以发稿，而且可能写成系列报道或专题报道。 2010年3月，结合第18届“世界水日”、第23届“中国水周”，鲁中晨报与共青团淄博市委等联合发起了“保护母亲河，共植晨报林”淄河两岸实地考察采访活动。3月27日，志愿者来到淄博的“母亲河”――“淄河”的源头之一、鲁山山脉博山区池上镇的山坡上，与大家共同栽下600余棵“环保树”，倡议“绿色、环保、保护水源”，表达了对“母亲河”的一片赤子之情。这个活动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淄博市领导的专门批示和高度赞扬，类似这样的策划还有很多。 另外一个策划就是“爱心送考”，利用高考这个特殊节点铸就鲁中晨报的公益品牌。2007年高考期间，我们发现，在考试前总会有很多小马虎，这个忘带笔了，那个忘带身份证了，我们就考虑如何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家讨论之后，我们有了组织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想法，后来倡议一发出，私家车、公交车都加入了进来，中央电视台也参与了报道。其实，这个点子就来源于新闻报道中，更源于新闻报道的延伸策划。因此，做时政记者不仅关注稿子本身，而且要关注现象，从而做出纵深的新闻策划，提高新闻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单位：鲁中晨报）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更需要走群众路线 从“三贴近”到“走转改”再到“走群众路线”，新闻媒体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采制出一篇篇形式活泼、内容充实的新闻。那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应该怎么样走群众路线才算是科学合理？ 一般说起来，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要比社会民生新闻难，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比央视和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更难。这是因为，其一，时政新闻与社会民生新闻定位不同，前者注重新闻宣传教育，后者注重新闻互动沟通。这导致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属于阳春白雪，社会民生新闻属于下里巴人，两者的差异让社会民生新闻更容易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其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与央视、省级卫视时政新闻地位不同，前者侧重当地政府领导日常工作动态，后者侧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态。这导致地方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类似工作简报，枯燥单调。其三，时政新闻与走群众路线之间存在一定的困难。毕竟时政新闻承担着更重的方针、政策、指令、计划等诸多信息任务，这与普通群众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距离感。因此，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采取自己的应对措施，即走群众路线才能适应时展，在未来新闻媒体多元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怎么做才能使得时政新闻与群众路线真正切实地融合？ 首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深刻意识到走群众路线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只有每一名时政新闻工作者努力在日常新闻节目制作中体现做到做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的目标，才能让普通受众感受新闻传播的魅力，使时政新闻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鼓舞作用。 其次，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要针对不同观众群的不同需求口味，按照科学合理地编排策划，进行节目的日常采访报道拍摄。虽然时政新闻承担着相当分量的政治宣传任务，但是电视行业本身依然要根据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只有顺应新闻不是简单枯燥地说教而是客观生动地报道的规律，才能采制出具有生活气息特点，让观众喜欢且接受的主流时政新闻。 第三，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需要与社会民生新闻开展适时的交流沟通，相互学习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社会民生新闻因为接地气，更加容易得到普通观众的支持喜爱。究其原因，关键一点在于亲民近民。如果时政新闻能够达到这些效果，就找到让观众重视的捷径。 第四，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适时地深入普通百姓身边进行节目互动推广活动。只有让更多的观众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运作整体情况，才能真正支持喜欢时政新闻。 笔者以宁波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时政新闻《宁波新闻》为例，来说明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如何进行群众路线工作。 第一，逐步降低自己身段，淡化新闻说教色彩，强调采访语言生活化、报道内容通俗化、新闻题材深刻化。例如，2014年元月开始，《宁波新闻》进行了适当调整，每天节目减少政府工作会议报道和领导日常活动报道，增加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解读报道。在1月10日的新闻节目里，《宁波新闻》播出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工作后，紧接着就播出了解决市民菜篮子、钱袋子及出行、入学、求职等日常生活问题的报道。三十多分钟的节目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和百姓群众关联的新闻，这是《宁波新闻》走群众路线一个最大的变化。 第二，《宁波新闻》与频道社会民生节目《看看看》定期、不定期开展新闻报道的相互交流。两个节目的采编主创人员利用日常时间，进行新闻业务探讨，开展采访报道技巧训练，并把这些群众路线的成果应用到各自的节目当中。同时，《宁波新闻》还借鉴《看看看》大众化和生活化口语式的新闻采编报道样式，逐步改变自身节目曲高和寡的境地，逐步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除此之外，《宁波新闻》还与省内外兄弟电视台时政新闻和社会民生新闻开展新闻节目走群众路线的学习交流，定期进行节目制作间的互通交换。 第三，《宁波新闻》摆出了亲民近民的姿态，经常下基层、进社区、入学校、到企业……向广大普通百姓进行节目互动和品牌推广活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业内学者专家、省内外同行、热心观众以及电视评议监督员等对当月或当天节目内容和编排制作进行点评审议，以期达到最佳的走群众路线效果。 当然，《宁波新闻》在开展走群众路线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果解决了这些不足，就能够让《宁波新闻》更好地进行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新闻宣传报道。 （作者单位：宁波广电集团）栏目责编：胡江银 时政新闻论文:多维视角下的时政新闻编译方法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新闻编译研究的相关成果，通过对收集的时政新闻平行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了编译过程中编译方法的选择问题。本文认为，新闻编译集新闻翻译和新闻制作于一体，编译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社会文化、篇章以及文本功能三要素对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从这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编译 社会文化维度 篇章维度 功能维度 引言 编译是新闻媒体广泛采用的一种新闻翻译策略。例如，国内知名媒体《参考消息》就长期致力于国际新闻编译工作，向国内读者传递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各种报道。新闻编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9年卡伦・斯戴汀（Karen Stetting）提出“transediting”（编译）一词以来，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究（谢新云，戈玲玲[1];郑庆珠，刘源佳[2];徐英[3]等）。但目前的编译研究主要是从单一视角考察新闻编译，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文本功能以及篇章等因素对译者编译过程的共同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以收集的新闻平行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各种编译方法在实例中的运用情况，从多个维度探究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从而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语料中编译方法的运用情况 本文所收集的语料均是时政新闻，原语新闻选自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美国之音等各大媒体，包括硬新闻与社论，共20篇。编译文选自《参考消息》，共20篇。语料收集时间为2011年6月至2015年1月。所收集的编译类型主要为篇内编译，即就单一原语新闻所进行的编译。 关于新闻编译方法，李德凤提出国际新闻编译主要采用“调整句法结构、调整文章顺序、合并段落、变直接引语为间接引语和删减内容”五种方法[4]。许明武在其《新闻英语与翻译》中还提到“在译文中另设标题”“选择原文中的关键句作为译文中的题外议论”等编译方法[5]。通过考察这些编译方法在语料中的运用情况，发现删减的情况最普遍，接下来译者最常用到的编译方法依次为：另设标题、合并段落、调整文章顺序以及增加题外议论。 编译方法的选择 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编译作为翻译的一种，也是一系列选择的决策过程。从源语文本的选择到编译方法的运用，编译行为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译者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要受到诸如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6]。以下将结合编译实例，从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 1.社会文化维度 翻译活动是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因而文化层面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必然会对翻译产生制约与影响。就新闻制作与新闻翻译而言，意识形态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新闻媒体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情境中，所采写的报道不可避免会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新闻话题的选取、立场的选择、人物话语的引用到文体的风格等新闻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媒体的倾向性”[2]。译语与原语媒体经常会出现意识形态差异，这就需要译者通过语言层面的改动对原文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转换，以制作出符合译语读者意识形态与认知期待的译文。正如勒菲弗尔所指出，“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观点相冲突的话，后者往往会胜出”[7]。 语料中，删减和在译文中另设标题是两种常用的对原文意识形态进行转换的方法。以《美国之音》2011年6月15日一则有关南海冲突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Beijing Criticizes U.S. for Meddling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其编译文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原文有11段，经过编译后有3段，删掉了一些重复的背景信息以及内容敏感的部分。如原文第5段中以下部分被删减： China’s claims over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lap with those of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此句意为“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对南海提出领土主张”。作者把台湾和中国并列在了一起，与中国政府对台湾拥有主权的明确立场严重相悖，因而译文对其进行了删减。此外，译者没有将标题直译为“北京指责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而是更改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告诫”一词的选用，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义。根据李行建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告诫”意为“警告”[8]，比“指责、谴责”语气强硬得多，表明了中国是南海主权国以及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译者对于此则新闻标题的另设明确反映了《参考消息》作为国家权威新闻机构的立场。 2.功能维度 文本功能是译者在编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新闻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的焦点是将信息有效、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因而译语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在新闻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期待视野等方面存在差异，原文中的信息对译语读者来说并不都是必要的，其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译者必须从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对新闻内容进行增删调整。 在很多情况下，在译文中另设标题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并激发其阅读该报道。比如2014年11月2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一篇报道“The Sum of all China’s Fear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中国所有恐惧的总和：转基因食品），译者编译时没有采用原标题，而是另设了标题“美媒文章 中国限制转基因食品另有原因”。该标题亮点在“另有原因”，旨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近年来，有关转基因食品争议的报道不断出现在各大媒体里，对转基因食品的抗拒主要是因为对其安全性存在顾虑，这一点已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因此，“另有原因” 能吸引读者去文中寻找答案。该标题也浓缩了新闻内容的精华，方便读者理解新闻。 对于原文内容的删减有时也是基于文本功能因素的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近日刊出一篇有关钓鱼岛的评论，原文题为“China and Japan’s East China Sea Dilemma： No Simple Solutions”，其编译文为“中日解套钓鱼岛困局无捷径”（《参考消息》，2015-1-8）。译者对原文进行编译时删掉了一些背景信息，如第5段中的部分内容： The Senkakus were ceded to Japan in 1895 i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fter it defeated China militarily. Beijing refers to this as an “unequal treaty” （Note to China： losing territory is what usually happens when you lose a war） and thus claims it is illegitimate. 该部分提到钓鱼岛在1895年因为《马关条约》被日本割占，解释了钓鱼岛领土争端的由来。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背景信息可以帮助其理解新闻内容，而对《参考消息》的读者来说是历史常识，因此译文中被删减，以避免冗余。 3.篇章维度 篇章也是影响编译过程的一大因素。译文能否很好地被读者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一般来说，英语新闻段落较多，而且通常每段都比较短小，由一两句话构成。从句法上看，是完整的一段，而从内容上看，往往连续几段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相比之下，中文新闻则习惯一个段落交代一个主题。这种新闻写作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编译时常常要对原文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将一些有意义连贯性的段落合并，以使译文符合汉语新闻语篇的规范。 以2014年11月20日《新西兰先驱报》一则有关国家主席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President Xi Identifies ‘New Bright Spots’for NZ”，其编译文为“推动中新关系更上层楼”。原文共有14段，编译后有4段。通过文本对比，发现编译中有两处合并段落的例子，第一处出现在译文的第2段，该段由原文第5、6和8段合并译成。其中，第5段提到两国除了在农牧业等传统领域加强合作，还有其他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如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等。第6段说中国重点发展这些领域，新西兰在这些领域也有竞争力。第8段提及中国市场很大，新西兰乳制品、羊毛等优质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这三段都是对关于中新两国开展合作领域评论的援引，各句意思联系紧密，所以译文中被合成了一段。同样地，对原文第4和10段的合并也是基于篇章连贯性的考虑。这两段都是约翰・基对中新两国关系的表述，属于同一主题，因而译者将其合并为一段，使得译文可读性更强。 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新闻编译关涉社会、认知、文化和语言过程，是诸多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要素对于译者编译过程以及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译者在准确传递原语新闻信息的同时，要确保译文符合目标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以上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进而对编译实践与译品质量评估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渭南 时政新闻论文:“互联网+”时代下时政新闻的转型之路 摘要 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不断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时政新闻开辟微信平台，既是对新闻热莸睦洌又是主动拥抱“互联网+”的明智之举。新媒体灵活多变且弊端凸显，如何规避成为时政媒体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唯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举，不跟风、不媚俗，保持理性、中立、客观的媒体态度，才能确立媒体合理的发展方向，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 新媒体；转型；融合 从织微博到发微信，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己经从影响个人生活到推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的“攻城略地”，并非“融合”“整合”两个词能概括，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程度可谓是“颠覆”和“重建”。传统媒体要如何自保7严肃、刻板的时政类新闻出路在何方7很多传统媒体尤其是以新闻立足的地方台媒体都在探索新的途径融入这场来势汹汹的媒体变革大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更新，与之相匹配的各种热门的新媒体开始渐次活跃起来，博客、播客、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客户端……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今年1月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88亿，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也达到6.20亿，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更是突破50%，互联网已经以各种姿态悄然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面对着新媒体的来势汹汹，传统媒体也遭遇了断崖式的发展局面，求新、求变、求生存势在必行。2014年10月，营口新闻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引起微友粉丝的广泛关注。作为官方媒体微信平台，营口新闻微信有着自己的功能定位，不跟风、不媚俗，除每天推送本地新闻、政策热点外，还推送一些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话题，微友互动活跃。上线一个月，平台关注量突破万人，点击量数十万次。不仅提升了《营口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也拉近了时政新闻和观众的距离。营口新闻开通微信平台并非是仅仅是为了赶时髦、追新潮，或是盲目盲从地开通新的传播路径后弃置不用，最终目的是契合新媒体的发展，打造受大众欢迎又不失新闻规律的“新产品”。因为这个时代的读者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知识素养和新闻敏感性，他们对信息具有很强的鉴别力，你是真的想给他提供阅读价值，还是纯粹搞推广，他们一眼就能看清。微友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语言的组织上如何拿捏7媒体观点和功能如何体现？如何提升人气？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结果必然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导致新媒体内容无传播力，粉丝也成了“僵尸粉”。 地方台时政新闻栏目开通微信平台，既体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融合，又契合媒体的时代要求。进入物联网时代，网络实现全覆盖，微信以其草根性、及时性、共享性等特点迅速占领了信息市场。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人人都可以是消息源，在微信的世界里，人们尽情享受着网络的便捷，微信似乎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入口。每一种媒体技术的出现都会深刻改变着世界。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传统媒体的市场用户已经逐渐迈入老龄化，譬如以报纸为代表的纸质媒介，他们的受众大多年龄50岁往上，而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则毫不意外地垄断了大部分的受众市场，从学生到农民再到白领，他们所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都依赖互联网，新媒体的勃兴己然对传统媒体造成了极大威胁。 事实上，受众转移到新媒体环境中，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好事。因为，他们在接触新媒体的过程中，碎片式的阅读、真假难辨的信息、良莠不齐的内容，让受众不胜其扰。这些弊端，作为新媒体的运营者该如何避免呢？ 症结一：一味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忽略其真实性 新闻，贵在一个“新”字。这是新闻时效性的具体要求。自从新媒体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报道时效上的滞后，让新闻的及时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从传统媒体的日报变成了“分报”“秒报”。尤其是近些年，所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都是由新媒体率先爆出，然后由此引发的舆论热点会在互联网上蔓延。因此，“时效”二字成为各类新媒体平台争夺用户市场的主打牌。然而时效同时也是媒体的一把双刃剑，如果单纯重视新闻的时效性而忽视其内容本身的真实性，这样的媒体也不会走很远。 2015年10月27日，歌唱家于文华在微博自媒体平台了一条关于国内文学家、剧作家、词作家闫肃老师逝世的消息，一时间，无数粉丝转发该条微博，甚至一些官方媒体客户端也随机推送有关“闫肃老师去世”“缅怀追忆闫肃老师”的相关信息，然而诸多媒体人马上就意识到，各大新闻的相关报道，信息源皆是一句简单的“据歌唱家于文华”，事情很快发生反转。随后闫肃老师的亲人以及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各大媒体出来辟谣，于文华本人也赶紧删掉这条信息有误的微博，并向闫肃老师及其家人表示歉意。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条不真实的新闻可以在全国媒体引发集体乌龙，盲目跟风导致后果很严重，微友很生气。 症结二：过分崇尚“标题党”形式作风，降低媒体公信力 网络提供给受众的大多是碎片化的阅读。人们往往只看标题，忽略内容。如果标题打眼，就会赚取很高的点击量。不少媒体人在标题上动起了“脑筋”，即所谓的“标题党”。具有噱头、煽情、媚俗、暴力的标题虽然会吸引大量的眼球，但这些却让标题的内涵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变成投其所好而存在，并不符合媒体的客观性。“标题党”的存在不仅极大助涨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让媒体公信力大伤元气。 症结三：内容媚俗无底线，无视媒体责任感 作为媒体人，需时刻牢记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新闻既要去伪存真、还原事实的真相，更要体现人文关怀。有一些媒体人，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的取向，特意给自己的新闻内容冠上“独家”“超级”“深度”等字眼，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将“独家”“超级”简化为噱头，将“深度”等同为内幕，他们错误地将内容的卖点理解成了低俗，一味地谋取利益和业绩而置媒体责任而不顾，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媒体的长远发展，甚至对社会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媒体人明确了新媒体的症结所在就要在日常新媒体运营中有所规避。譬如在转发信息时，不要刻意追求时效性忽略真实性；针对原创的信息一定要核实后再；同时还要保持基本礼仪规范，避免过度情绪化从而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时政新闻栏目的微信平台不同于其他自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既要向公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还要守住“操守”和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点击量而迷失方向，人云亦云。否则，势必会使新闻真实大打折扣，媒体公信力严重受损。没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再唱与新媒体融合的“高调”岂不是舍本逐末？开辟新媒体阵地固然重要，但守住传统媒体的“真、我”根本，更为重要。媒体人只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重的原则，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中立、客观的职业态度，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时政新闻论文: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栏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摘要：《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节目，其新闻类型、消息来源、新闻主体、话语引述等方面都暗含着媒介组织的新闻报道常规。它既自上而下式地沿袭央视《新闻联播》的传播框架，又有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大省的品牌新闻栏目的特性。 关键词：报道常规；新闻偏向；消息来源 一、样本选取与研究对象 （一）确定样本 笔者选取了2015年10月8日至17日连续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一时间段内的新闻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这个时间段内没有各种节日、重大的活动与会议，能够体现常规报道的真实状貌；其次，选择连续的时间线内的新闻样本进行研究，反映新闻部门在一个连续时期内筛选、处理消息的工作流程和常规。 这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去掉提要、片尾和导语的时常一共10526秒，平均每天1052.6秒（17分32.6秒）。 （二）样本单位――新闻数量 需要说明的是，在统计新闻数量的过程中，一个新闻标题下的内容算为一条新闻。遇到一个标题下有两条相同主题、不同事件的新闻时，将其算作两条新闻。如果报道后配有本台短评，将其算作两条新闻。样本中10月9日有一条本台短评。此外，口播新闻虽然没有同期声画面，但作为一条独立新闻，它也有主题且产生意义，因此在本研究中也算作一条新闻。10月12日有一条口播新闻。 据此计算，样本中一共有新闻160条，平均每天播出16条。其中，10月11日播出新闻条数最多（20条），10月15日播出条数最少（13条），条数波动幅度为65%。 二、样本分类 笔者将研究样本按照新闻主题分为党政新闻、领导人活动、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社会事件、旅游休闲、城市建设、服务信息等8类。 （一）党政新闻 党政新闻指反映党政部门工作活动的新闻的总称。在本样本中，党政新闻共有22条，占新闻总数的13.75%；总时长1310秒（21分50秒），占新闻总长度的12.45%。 （二）领导人活动 领导人活动主要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视察、讲话、座谈等内容，从题材上看也属于党政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因其在节目中安排的位置、篇幅、时长乃至动用的新闻资源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的新闻，故单独拿出来归类。在笔者选取的该样本内，有24条新闻是领导人的活动方面的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领导人活动新闻的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若是将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合并计算，便能更清楚地看出其所占的比重。总条数46条，占新闻总数的28.75%；总时长3897秒（1时4分57秒），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平均每天播出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389.7秒（6分29.7秒），超过每天平均播出时间（17分32.6秒）的三分之一。 （三）经济发展 有27条新闻是经济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6.88%；经济新闻的时长为2838秒（47分18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6.96%。 （四）科教文卫 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进行分类，有40条新闻是科教文卫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5%；科教文卫新闻的时长为1775秒（29分3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6.86%。 （五）社会事件 有8条新闻是社会事件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社会事件新闻的时长为301秒（5分1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86%。 （六）旅游休闲 有16条新闻是旅游休闲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0%；旅游休闲新闻的时长为829秒（13分4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88%。 （七）城市建设 有14条新闻是城市建设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8.75%；城市建设新闻的时长为627秒（10分2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5.96%。 （八）社会服务 有9条新闻是社会服务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63%；社会服务新闻的时长为259秒（4分1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6%。 三、样本性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消息来源、新闻主体、同期声使用、时效性等四个维度对样本进行了性状分析，以剖析《浙江新闻联播》节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一）消息来源 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媒介组织的生产研究中，都关注到消息来源对媒介组织议题选择的建构功能。周小普在对央视《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中，便将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区分开来，他认为新闻来源是新闻的报道者，而消息来源是为新闻的报道者提供新闻事实的人员，即事实来源。笔者选取的消息来源即周小普笔下所说的“事实来源”。根据消息来源机构所处的视角、地位将消息来源分为党政部门、事业商业机构和社会人员三类。 在该样本中，有106条新闻是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66.25%；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8175秒（136分1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7.66%。有46条新闻是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8.75%；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1874秒（31分14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7.8%。有8条新闻是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477秒（7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4.53%。 （二）新闻主体 新闻主体指一条新闻中报道的主要对象或是行动的施动者。综合新闻类型和消息来源的分类，笔者将新闻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和普通百姓。其中，参照本研究中新闻类型的分类，笔者在这一部分的样本分析中，亦将领导人从党政部门（人员）分类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类进行研究。 1.党政部门（人员） 有59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36.88%；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950秒（65分50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7.53%。 2.领导人 有24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领导人，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新闻主体为领导人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合并计算的话，以上两部分总共的新闻条数为83条，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1.88%，超过了一半的新闻总数；两部分的全部时长为6537秒（108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2.1%，接近三分之二。 3.事业商业机构（人员） 有65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40.63%；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326秒（55分26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1.6%。 4.普通百姓 有12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7.5%；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663秒（11分3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3%。 （三）话语引述 电视作为一种声像传播方式，同期声和画面、配音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声像表现手法。就其种类而言有两种，一种是现场的环境声，另一种是人物的谈话声。话语引述便是着眼对该样本同期声中的人物谈话的研究。笔者将话语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专家学者和一般群众。 在该样本中，共有人物谈话同期声137个。党政部门人员的话语被作为同期声引述53次，占总次数的38.69%；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话语被引述42次，占总次数的30.66%；专家学者的话语被引述3次，占总次数的2.19%；百姓群众的话语被引述39次，占总次数的28.47%。 （四）时效性 本研究中所说的时效性指一篇新闻报道在写稿时所采用的时间状态。就分类而言，笔者将其大致归纳为五类：今天（文本中有明显的时间状语）、昨天（包括经推断时间为前一天的新闻）、近日（诸如日前、最近等一类时间状语）、无时间（从文本中无法明显辨识出新闻发生的具体时间）、将来（所报道事件的时间状态指向未来）。经过统计，这五种新闻的时间状态在样本中存在的条数和占比分别为：89条，55.63%；16条，10%；30条，18.75%；19条，11.88%；6条，3.75%。 笔者采用了周小普对央视《新闻联播》时效性分析的加权处理方法，对采用不同时间状态的新闻进行打分，最终为样本打出一个平均时效分。[1]打分规则具体为：今天（5分）、昨天（4分）、近日（2分）、无时间（0分）。需要说明的是，“将来”的时间状态因为指向未来，无从谈论时效，因此不予打分，亦不计入加权范围。经过加权处理和计算，笔者选取的这十天的样本平均时效分为3.69分。根据打分规则来看，样本的时效性在昨天之前。从加权处理的结果看，《浙江新闻联播》所报道的新闻平均发生在昨天之前。究其原因，虽然“今天”新闻占了55.63%，但由于节目中有不少的“最近”和“无时间”新闻，大大影响了这档新闻节目的平均时效性。 结论 综合对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结果来看，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栏目，无论是新闻分类、新闻主体还是消息来源的选择，党政部门皆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若将这一结论放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去理解，便能发现其中的必然性。媒介组织在选择消息来源时，从源头上已将党政部门作为最重要的依赖，记者得到新闻素材后，无可避免地统一媒介组织和党政部门的立场。有学者经过对特定议题的量化分析后便指出，我国城市媒体由于过度依赖政府消息源，而使得新闻报道成为政府文件的复制，甚至成为部门利益的表达场所。[2] 从新闻类型上看，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占新闻总数的28.75%，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从消息来源来看，来自党政部门的消息占新闻总数的66.25%，占新闻总长度的77.66%；从新闻主体来看，党政部门（人员）和领导人的新闻占新闻总数的51.88%，占新闻总长度的62.1%。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新闻类型、消息来源和新闻主体三者都存在着一致的规律：《浙江新闻联播》在处理党政部门和领导人新闻时，惯用的处理方式是，在相对较少的新闻条数中，播放时长尽可能长的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新闻。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业传统中，党政部门往往是“垄断性”的新闻主角，这样一种主角分配模式对应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业理论对于新闻业的角色要求，例如，宣传和传达政府的政策并向公众提供解说，这种角色实际意味着一种“政府表达”，而非民间表达。[3] 若将视角扭转过来，便会发现其他诸如行业新闻、服务信息之类的新闻类型，新闻条数的比例比新闻时长的比例要大，与党政新闻的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虽然播放的其他类型新闻条数比较多，但从新闻时长来看，在一期节目的容量其实并不大。这是《浙江新闻联播》兼顾各类型新闻平衡报道采用的一种策略。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政新闻论文:论如何增强党报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摘 要]时政新闻在媒体的报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内容单一、形式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了新闻的传播效果。因此，应通过对报道思维、报道视角、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语言几个方面来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关键词]新闻报道；时政新闻；亲和力 时政新闻在媒体报道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重领导、轻群众，重工作、轻生活，报道语言公式化、概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力传播效果。 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时政新闻报道只有增强亲和力，才能产生吸引力，形成感染力。因此，要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体制改革 在坚定不移的坚持党报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让党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让时政新闻的写作更加灵活，让舆论监督的力度更为强大，让党报的宣传之味日益淡化。党报究竟是要替党说话还是要替百姓说话，这都需要在新闻体制上进行革新，让党报新闻思想从“指令性新闻模式”向“指导性新闻模式”转变，借用《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的一席话“过时、过细、过严、过死的新闻管制手段，是阻止中国媒体‘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官方媒体之所以不能向世界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甚至还在失去本国民众的信任，原因就在于自己人掐住了自己人的喉咙，使其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力量，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话。”我国党报要更具有新闻亲和力，要更为读者所接受、所喜欢，应从下述两方面着手：其一，使党报新闻摆脱旧有的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其二，党委宣传部门转变观念，在强化党委对报纸的政治影响和政治领导的同时，赋予报社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 二、转变思维 打造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首先需要媒体一改过去的惯性思维，要在报道思维方式上先行突破，报道思维的转变是根本。 一是思维方式要从趋同型转向求异型，求异型思维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关注于事物间差异性与特殊性， 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 已知事物的局限性。时政新闻之所以“ 老面孔” ， 就是记者局限在求同思维中， 主题重复， 视角相同， 写法老套。求异思维要求记者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视角，从常规中寻找特异性。 二是思维方式要从单向型转向多向型。多向思维呈发散状， 能帮助记者从事物的不同侧面去理解其本质，从相互联系、交叉中去发现新闻， 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同形态中去挖掘新闻，有利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客观事物。 三是思维方式要从静态型变为动态型。时政新闻要有动态视角、动态思维，就是要善于从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中寻找“ 切入点” ，进行先导性报道，而不是干坐在那等。 四是思维方式要从单一因果型转为多因果型。在时政新闻报道中， 要注意事物发展所出现的一因多果、 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等复杂情况。尤其要防止用线性单一因果的思维方式去报道事物。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事物因果链前后左右的关连， 把事物间的因果决定看成断然不二， 片面强调事物产生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扭曲了报道立体的能动 性， 使记者不能全面、正确、客观地报道事物。摆脱“单一因果” “ 非此即彼” “ 非黑即白” 的思维方式， 才能消除时政新闻报道绝对化、简单化的流弊，使报道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五是思维方式要从滞后转向前瞻。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的社会， 随着各种信息的迅速跃动与交汇， 受众再也不满足那种浅层次的报道， 而是希望了解新闻事物的前因后果， 特别是渴望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向及对前景的预告。时政新闻由于受到一定的局限性，有时进行这种前瞻性的报道比较困难，但党报记者的思维转向前瞻型， 有助于把昨天的事实背景与今日发生的新闻事件联结起来， 作深层次的思考， 尽可能揭示明日的发展前景与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对于新闻的了解更全面。 三、报道中要以人为本 “从表面上看，受众是新闻媒介的接受者和服务对象，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新闻传播效果的检验者，是新闻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决定者。”传统的时政报道多采用官方视角， 缺乏贴近性，缺乏亲切感， 对读者自然没有吸引力。因此，新形式下提升时政报道的“亲和力”，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非常关键。 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首先要表达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媒体做到真正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新闻报道中需强化人本精神，用人文关怀表现人民的状态，传达人民的心声，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其次，新闻媒体要紧扣读者的需求。“办报为大众，办报靠大众”，在时政新闻报道 中明确树立科学明晰的受众至上的现代传播理念，以平民视角反映普通民众的思想情感， 这不但是媒介与记者在实践中应该坚持的一种价值取向， 也是媒介面对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认同的一种竞争策略。 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并不是简单地把镜头、笔端对准老百姓，而是使报道的关键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点形成共振、互通。这样，读者了解的就不是哪个领导开了什么会，视察了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这个会议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 四、拓展报道内容 以往时政新闻的报道内容框架性比较强，报道素材单一，也成为其不受欢迎的一个方面。现在，记者在时政新闻的报道中不应再因循守旧，在主题确定的前提下，要对报道内容进行不断的拓展。如今新闻新品种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如精确新闻、背景新闻、解释新闻、谈话新闻、体验新闻、深度报道等等，就是新闻报道内容不断拓展的结果。 人们在拓展时政新闻报道内容上，通常采取三种方式： 做“ 宽” 时政新闻，抓住重大政治新闻，进行横向的开拓。 做“ 深” 时政新闻， 搞纵向开拓、深度剖析，为读者提供权威的信息和观点。 做“ 强” 时政新闻，在原有既定报道的基础上，可照仿其它新闻种类的做法，尝试增加口头访问、直接观察、亲身体验、隐性采访等内容，运用大量鲜活的材料，为时政新闻的报道造势增色。 五、报道形式要多样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包装，包装抓人，人们才会进一步仔细考察里面的产品。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只有先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兴趣，才会耐心地往下读。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除了转变思维方式外，还需创新形式，不断改进报道方式。形式是新闻报道的外在表现，报道形式的多样化是打造时政新闻亲和力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文体， 其基本种类有消息、通讯、特写、专访等。这些体裁种类 在过去各自特征比较明显， 格式比较固定， 操作起来往往出现程式化。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就是要打破这种程式化，不断丰富报道形式，一改过去的报道模式，变封闭式的方式为开放式的方式，变训导式的方式为诱导式的方式，变灌输式的方式为启发式的方式。只有与读者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增强报道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具体来看，追求直观效果、突出视觉冲击力，注重面部扮相、强调给受众第一印象等等都是丰富时政新闻报道形式，提升“亲和力”的手段。 《南方都市报》的《广州小变大盘点》和《深圳触摸现代化》两个大型报道中都把封面和封底打通来做，同时运用大量的图片。尤其在“小变”中，图片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有一图胜千言的审美效果，而且比文字的震撼力更强。同时大量照片的使用也使得整版面鲜活起来，让读者产生从视觉到思维、又从思维到视觉的双向交流。 《北京青年报》强化解读报道。《北京青年报》在两会报道中经常使用“对比报道”的手法，将权威人士对同一事件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置于同一平面进行分析比较，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于对比中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 《经济日报》则常用数字和图表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编辑用曲线表、柱状图等形式将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直观展现给读者。 以上种种都体现了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报道形式上的灵活与多样，这对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六、报道语言要生动 俗话说，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在一篇时政新闻的出炉过程中，语言的表达是最末的环节，也是最基础的环节。试想一下，你的思维方式转变了，报道视角也有了，报道内容也拓展了，报道形式也是多样的，但语言表达不够，也无法出彩。因此在前面的环节做足的情况下，必须要将政策性强的时政新闻信息用通俗、生动的群众语言表述出来，使读者容易接受。这就需要记者和编辑们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打造通俗易 懂的个性语言，使时政新闻的报道更富“亲和力”。 七、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 当前我国党报新闻亲和力缺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的原因，即党报记者、编辑与报社领导的个人主观原因，说到底这其实是新闻职业素养不够，想要彻底改变这一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但也有种种可使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得以提高的路径。新闻业界可借鉴每隔几年举行的党员先进性再教育活动这个做法，在新闻从业人员中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鼓励新闻工作者进学堂，进图书馆，进资料室，不断给自己充电，不断更新知识，使政治理论水平走在时代的前端，专业知识水平走在学术的前沿，使新闻理想与新闻追求永不磨灭，并且越发熠熠发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方延明在沈峥嵘同志的人物通讯研讨会上说，好一记者名记者一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二要有执著的新闻理想，三要有着迷的新闻敏感，四要有快捷的写作速度，五要有开阔的政治胸襟，六要有虔诚的仁爱之心。5，新闻工作者可把具备这六点素养视为前进的方面。改进党报新闻亲和力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无法一触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它需要理论界与业界共同的不懈努力，不断改革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不断汲取养分，提出更有用更有效的改进措施。而本文在此呈现的，也仅是党报新闻亲和力改革探索中的沧海一粟。 时政新闻论文:如何让企业报时政新闻更可读? 拟好标题，为时政新闻画龙点睛 标题是新闻给受众的第一印象，好的标题具有揭示出包含或蕴藏在新闻事实里的本质意义之功，质量意识不能模糊。 具有信息传导力度的方法大致有如下种类。一是平铺直叙。用清晰、直白、简洁的语言精确陈述新闻事实，传递新闻正文有价值的信息，指导受众阅读。2011年1月S日《中国石油报》6版图文并茂刊发人物通讯，记录了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中石油工程建设苏丹公司经理杜光鉴事迹。我和同事采写的通讯以《一个中国石油人的海外20年》为题，展示了新闻的立场、观点。二是善用数字。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石油上下联动，迅速组织安全撤离在利比亚员工。3月3日，《中国石油报》一版刊发通讯，主题是“为了392个兄弟姐妹”，与写实的副题结合，醒目地突出了“一个都没少”的新闻事实。三是情融其中。通讯类时政新闻标题也可用散文式笔法，使文题一入目，即觉出感人的力量。2010年元旦，总理冒着严寒来到大庆油田，石油报一版头条刊发了“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纪实通讯，文题虽质朴，但暖意融融。四是古句新用。记录中石油人才战略的通讯“良枝自引‘凤还巢’”，借用了梅派传统京剧曲目《凤还巢》的字面意；记录中石油廉政建设的通讯“莲濯清水，香远溢清”，撷取了北宋名篇《爱莲说》中的佳旬。五是深意巧蕴。2006年9月。中石油在辽河油田召开廉洁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我承担了现场观摩的通讯报道任务。为避免文章流于空洞的说教，采用了虚实结合方式拟出了主副题，主题是“让‘宝石花’圣洁地开放”，将中石油标识和神圣而纯洁的意味组合一起，既兼顾可读性，又突出了文章的重大意义。 抓住细节，让时政新闻鲜活耐读 近年来，《中国石油报》领导活动类时政新闻报道任务量明显增多，成为报道重头戏。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国石油企业或项目考察调研近70次。怎样让这些活动类时政新闻更好地吸引受众？细节是一个重要抓手。如《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一文，就运用了多个细节描写：用过午餐，总理来到井队二班阚涛班宿舍，他摸摸被褥，关切地问：“晚上凉不凉？”队党支部书记赵桂军说，现在是地热，比原来的电取暖好多了。再如，走到宿舍门口，看到技术员刘小明头戴的棉帽子，总理伸手摸了摸说：“这真是狗皮帽子，暖和吧。”大家都笑了。最后，将离开铁人展览馆时，看到人群中的“新时期铁人”，总理像老熟人一样直呼其名，问道：“王启民，你今年多大年龄？”王启民说，74岁啦。总理一再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这些细节虽小，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民的形象跃然纸上。 获2009年度中国石油新闻一等奖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消息，写作中融入了通讯笔法。为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道工程，中土哈乌四国元首聚首土库曼斯坦。开工当天上午，巴格德雷合同区阿姆河第一天然气处理厂门前近4万名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四国贵宾。我注意到古文记载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土库曼特产“汗血宝马”充当了现场表演的主角，于是将这一细节描绘到了文章里，“阿哈尔捷金马姿态优雅地微微颔首轻曲右膝，欢迎贵宾到来。四国元首在掌声和欢迎声中健步走上观礼台，欣赏马术和文艺表演。” 笔墨着情，让时政新闻打动受众 采写总理冒着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低温，与大庆油区工人共度新年的新闻时，我通过现场采访、事后采访当事人等办法，选取了一些饱含隋感的事例和语言，用“总理来到咱井场”“总理走进咱家门”“总理叫出咱名字”三个小标题，描绘了三个场景，记录了三个片段，再现了总理对石油工人的深情。 在采写中石油利比亚员工安全撤离的过程中，我和同事到机场接机采访、电话连线亲历者，尽可能真实记录、还原现场。因为饱含对历经磨难战友、同事的敬重、怜惜之情，我们在文中做了这样的记述：午夜。那雨下得正紧。人全被赶下大巴车，站在没脚脖儿的泥水里。打在身上的冰雹，有黄豆大。“冷，真冷啊。”王贵宝回忆着。“走到拜尼瓦里德，又被军队拦下，强令车辆原路返回，没收了电脑、手机、GPS。蒋超把手机藏到身上，才没断了联系。”长城钻探利比亚项目部经理李亚强组织员工安全撤到突尼斯，自己却留在利比亚通过QQ联系包机。媳妇惦记他的安危，不停网上问话，只是不见丈夫开小窗回应。等了很久，李亚强回了旬：“忙，我这儿开了20多个窗口。”此文刊发后，仅在中石油集团内网短时间内点击量就过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基础论文 内容摘要：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铺垫和支撑。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摘要：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实看，既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完善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看，属人力产权实现条件创造的基本制度建设。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异化”；人力产权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12.18”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之前，他已有多次强调和重申。当然，这都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精神的一再重申、强调。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外背景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这一系列重申、强调的意义。 一、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现实背景，二是西方“和平演变”等国际历史教训，三是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 第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实践问题。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一再重申和强调的国内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以及相应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现象。其次，中国2007年出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用三种手法，企图歪曲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歪曲。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新政策，歪曲为“这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二是栽赃。如讲“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三是恐吓。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恐吓有两层抹杀：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挽救!从而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富强起来的事实。二是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得救!从而抹杀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足见党中央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书记在“12・18”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的又一次表达。 第二，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有深广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苏联的教训。当年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在改革的经济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以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在改革的政治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走多党制为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东欧其他各国也多大致如此。苏东各国“改革”的失败，都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犯了方向性错误。其次是拉美及东南亚各国盲从新自由主义，致使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国家，包括经济强国如日本等陷入美元“汇率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教训。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其主体地位已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安全问题。由此联系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总书记“12.18”讲话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直接国际原因。 第三，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是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历史条件，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的必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继续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真理，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提示的人的异化的复归，即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继续雄辩地证明：中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进一步确立和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是历史的正道。 应该说，总书记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和强调的是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重大意义。 二、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30年来我们党都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实践中出现了局部的“两个异化”现象。 其一，是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仅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忽视甚至放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 靠牺牲公有制经济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其二，是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忽视甚至放弃“引导”。有的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纵容甚至制定政策，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幌子下强制性地把公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有制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合谋攫取国有资产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党中央一贯精神，阉割了第二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 总起来看，“两个异化”现象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向了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的私有化。其结果，“2006年我国国内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与5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2％与68％；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相应地，“民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被削弱，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制度条件遭到严重侵蚀。如不及时纠正，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说“两个异化”与苏联“休克疗法”有差别，也只在于是使社会主义渐进式“休克”，还是激进式“休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异化为私有制经济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相关者!在业主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完全站在业主一边。这是否表明，他们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有立场，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悄悄地发生部分质变呢?由此再来领会总书记对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一再重申和反复强调，就会更感其现实针对性、迫切即时性之重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的公开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洞化甚至异化的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要突破”；“民营经济已经是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占据垄断行业，与民争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剩余价值论是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按剩余价值规律办事”；“公有经济、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财产关系清晰化、社会化、公众化，有人认为是私有化，但必须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是苏式的、少数人占有的、国家名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僚资本”。还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韩国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韩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主张“把这个提法修改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或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等等。这样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空洞化乃至异化的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背景下的新表现，值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如同前几年一些地方的“产权改革”被异化为私有化改革一样。 三、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要求 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既不能割裂，又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主体。 一方面，只有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在经济上保障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对“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或迟或早要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资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苏联解体迄今为止近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西方也不会一视同仁。它们所要的，是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2003年，曾写过影响很大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足够强大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具有“引导”非公有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基、资格和实力。公有制经济的足够强大，是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固邦、兴邦之本。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要措施，在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中居于附属地位，是辅体。 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又好又快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必须明确、必须强调：其辅体或附属地位，是由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由其雇佣劳动制度、由其经济的“自发性”所决定的。那种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甚至化公为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是舍本求末，喧宾夺主，不仅仅是忘记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长此以往，还必然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有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危险。 综上所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坚定地推进人力产权的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着眼，坚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要原则的结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导上，必须切实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的指导。这要求坚决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和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实践上，必须坚决消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只有消除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防止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关系的被割裂，纠正了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导向内涵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只有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才能真正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保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确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涉险渡难，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保障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崛起于21世纪。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 【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纪录片退去影院，面临安身立命的发展问题，此时电视栏目化引领潮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认为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栏目化”的提出是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播出的准时性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电视节目大量增加，电视作品种类逐渐全面化、细分化、专业化，电视机也大量普及，但电视台的节目播出经常不准时，严重影响了播出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视节目的栏目和播出时间没有固定化，栏目本身的时间长度也没有规范化。 尤其是纪录片领域，由于纪录片创作的随意性和无规划性，这样的问题更严重。这样，只有将纪录片实现栏目化，才会为广大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纪录片作品。由此可见，纪录片栏目化是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纪录片节目达到规范化，类型化和个性化标准。有利于组织节目制作与播出安排，便于受众定期、定时收看。以使节目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这不仅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都有着现实积极的作用。 一个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与存在，必有它的道理和缘由，就是要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纪录片发展，同样如此。这个需要细分下来，不外有三：“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三是文化需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有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一个文化形态的纪录片栏目来说，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互为结构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国纪录片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还有特定自身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1、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纪录片历史始终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国际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到“形象化政论”，从一战到二战的战时宣传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再到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隐晦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纪录片从受前苏联形象化政论模式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淡化，但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丝丝缕缕，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都是政治在纪录片史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政治与纪录片的关系具体有两点：第一，纪录片以政治事件、政治生活作为题材：第二，纪录片与政治的相互依赖。 首先，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政治题材主要涉及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等，这些人、事、活动等集中体现了不同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观念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量较大的是政治人物的题材。如《》、《》、《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宣传。政治题材纪录片较大的特点在于直面矛盾，戏剧性强，有利于创作者抓住冲突的焦点，把握人性的凸显点和情感的爆发点等瞬间价值。 中国纪录片创作传统对于政治一直比较保守，当前也存在着将政治抽象化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概念。它的多义性分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法律、监狱、军队、医疗、福利、教育”等等，因此，对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开放思路，多层面记录社会现实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阶段。各个领域都在作大幅度的质变。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素材，用镜头记录下现阶段每个领域的真实现状，将政治生活化，深入化才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正确态度，而将政治与生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标签化、抽象化。最终必然是“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来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回避了现实的难题。” 其次，政治与纪录片的相互依赖。 纪录片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靠近新闻和时事，对现实的关照使它与其他纯粹的象牙塔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效果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高层的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问题。首先，当纪录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当纪录片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外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又具有社会监督功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评，以促进其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纪录片《望子五岁》、《舟舟的世界》、《英与白》、《深山船家》等作品都有穿透生活表层。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达到对人类生活，对自身，对世界的自审，超越了制度层面去观照人，对社会现实起一定的监督作用。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功能，政治对纪录片的依赖就显得较为突出。 纪录片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发展依赖政治的引导。一个电视栏目的健康发展，首先是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立足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鲜活的素材，反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倾听人民的呼声。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动力。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最重要的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与人民保持一致。鲜明的立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传媒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而传播链条上层层递进的放大效应。使舆论的政治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的宽松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只能以政论性的专题片形态存在，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分天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纪录片运动，纪录片以精英姿态或者与大众文化合流，在电视栏目化的浪潮中求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处于中国政治宽松度语境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了自身生产力，作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纪录片与政治达成了合谋。1993年《东方时空》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二者调解的结果。其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诞生，凤凰卫视的横空出世。CCTV10的新生。纪录片终于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遍地开花了。 2、纪录片与经济的关系 纪录片作为电视产业中投入周期长、低效益的片种，其创作承受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录片与经济的 关系显得较为突出。经济不仅在宏观上如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水平和走向，而且在微观上如经费和收视等对纪录片的内容，形式，风格。创作者以及制播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纪录片需要，也有着不同的受众群，而时代特征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状况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对纪录片制做有决定作用，也深刻地体现在由经济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土壤。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媒介支持首先从纪录片这里得到呼应”。纪录片通过对平民生活和平民存在状态的关注，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地位。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平民化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之一。其意义在于促进民间社会的自觉意识。对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微观角度以及媒体的区域性发展来看。电视纪录片栏目多建立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教育水平，居民素质，收入水平以及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纪录片潜在的目标受众，有了受众就有了市场。“总体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范围越广。其电视收看量越少，但对不同节目或栏目的要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喜欢的节目会相对稳定。”而经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几乎很难维持纪录片栏目生存的现状。当然。纪录片栏目办好了，办出品牌后。又反过来促进栏目的经济收效。这两者是相互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就是一个例子，“超女”的成功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至一个栏目，大到一个频道，它的发展离不开卓然有效的经济保障。 当然，正因为纪录片创作资金压力大，所以往往有产业界为纪录片出资。这种现象一方面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但“当这种出资的影响力渗入到某一媒体而排除其他势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一方面它使得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单纯。渗透了商业意识：另一方面，它使纪录片精神与艺术理想受到了扭曲。这并不是纪录片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 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动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是发展的基础。政治是发展的方向，文化则是发展的形态。三大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纪录片栏目步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但现实是。这三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在电视实践中正确把握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打造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纪录片栏目，这既是栏目决策者的工作着眼点与目标，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恰恰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栏目产生、发展与评价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对于一个纪录片栏目来说，它们既是产生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评判的标准。这些构成了一个纪录片栏目战略性定位的基本框架”。 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摘 要：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社会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产权前提、运营基础和制度保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经济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方面，共识基本达成。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合作制、股份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笔者则认为，由马克思提出并倡导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所有制诉求的逐层剖析，阐明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一、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之中。在那里，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普遍建立之前，广泛地存在着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83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必要前提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剥夺广大劳动者的财产，“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1]830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广大劳动者起来剥夺剥夺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胃鋈说乃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失”。[2]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劳动者个人孤立的占有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合，那么其就成为私有制了。 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社会集体，在此集体中，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4]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关键在于对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解。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个人所有制概念。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又宣布无产阶级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中，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因此可见，“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三类称谓，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三者并不矛盾。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则以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及其所有制诉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努力实践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1.和谐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 ――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文中，他们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社会里，因分工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没有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消失了；社会不再是束缚个人而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员全面发挥个人才能；取代城乡差别的是城乡融合；教育与福利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等等。”[3]243另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3]244这些阐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乃至文化建设的构建上，应坚持和谐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但他们未对怎样建设未来和谐社会提出过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这就需要各国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艰辛探索和长期努力。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党的历届大会的文件里，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各次大会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理论，在对国情把握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认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而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入我国宪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大飞跃。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3.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需要。当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集中体现在：（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城镇之间及其内部、农村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悬殊较大，城乡矛盾日渐显现。（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三大经济地带分化严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教育发达程度、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层次性，从而引发了一些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3）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又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之间的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等等，这些不和谐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4）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消耗太多，水污染、大气污染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稀缺性动植物濒临灭绝，各种自然灾害不断、疾病流行，给人类的健康发展带来众多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逐渐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都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及其构建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全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创新，同样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开始的。至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其原因都可以归纳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内部及其之间的不和谐而引起的。因此，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对所有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具备一个设计良好的经济制度前提或基础，否则这种利益诉求机制就无法建立和实现。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容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而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 1.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产权前提。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社会占有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产权制度安排。除原始公有制之外，以往任何形式的产权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在占有上的排他性，实质是对所有物的独占和垄断。私有制是如此，产权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占有产权客体，也不允许别人用它来实现产权主体所追逐的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也是如此，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力仅限于这个集体内部或合作的集团内部，并且这种权力还不是这个集体、集团内的所有个人都可行使的，只有受这个集体、集团整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才能行使。国家所有制也不例外，国家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就是授权代表国家的人，也可以通过二次委托的形式把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分割、转让他人，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被排除之外。因此，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私有制等，都无法克服和消除其炔考捌渲间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消除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独占和垄断，消除占有上的排他性，为化解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个人联合占有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制度可能或前提。 2.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社会具备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共同占有和运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要恢复个体占有和个体生产，而是要实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现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从“国家本位论”到“地方本位论”再到“企业本位论”，都把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权利问题。因此，要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纳入社会所有制理论的研究视野，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相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成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在资本按份共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人所有制等经济形式所采取的各种运营模式（包括股份制在内），实现以劳动者为本位、以社会企业为依托、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新的运营模式，以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 3.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种优越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代表所处社会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能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是相一致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其客体是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这种个人所有制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比其它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就当前的各种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而言，只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迈向社会所有制重要的几个步骤，最多只能成为社会所有制存在的初级形式。即使是作为所有制最主要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也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6]可见，股份制为各种所有制的联合、融合和演化发展、资本的社会占有和共同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但也不过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外壳，最多可以说是社会所有制早期或初级的实现形式。 因此，实行社会所有制，不仅能从根本上为解放了的劳动者提供个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而且为拥有劳动力主权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奠定了现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能为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和分配的同时，消除自身受奴役状态与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和创造性所需的自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为劳动者自主决策、自由选择、自在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所以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只有建立社会所有制，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 要]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经营观念、品牌形象、医院声誉等的母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至关重要。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医院文化体系、保持医院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代医院的重要使命。本文分析了医院文化的误区，阐述了医院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走出医院文化误区的方法，并认为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医院；利益目标；文化建设；经济基础；品牌 1 医院文化的误区 在医院的运营实践中，一些医院管理者往往发现医院文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认为它不过是医院对外宣传的几句口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医院文化理论在中国医院现实中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使人们对医院文化理论认识和探索应用出现了断层――忽视了利益基础。医院文化的构成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和表层的人工制品。很显然，当前对医院文化的追求和理解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的人工制品上，价值观鲜有涉及，至于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就更谈不到了。医院文化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一些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的产生本身又缺乏利益的根基，当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奢求其向产生改变员工行为方式等作用的深层次发展就更加困难。就中国目前的医院和社会现实而言，医院文化绝不能脱离利益实际，想一蹴而就地实现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并不现实，在利益基础上，文化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 2 医院文化要走出误区 中国很多医院的文化是空洞的口号文化，它们可能出自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也可能只是来自于医院领导或某个策划人员一时的“灵感”。这样的文化是与医院现实割裂的，尤其是很多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利益现实，而这种利益现实是与员工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发展利益、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等。这就是文化不起作用的症结所在。可以想象，在一个分配机制不合理、员工利益无法保证、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完全不相关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员工如何对所谓的医院文化产生认同。医院文化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只能陷入更深的误区。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说，倡导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些在精神层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没有利益作基础，单靠精神式的说教是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在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显露无遗，而在伦理约束都已经很脆弱的条件下去谋求小团体文化（如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显然困难重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全面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 3 医院文化如何走出误区 第一，构筑个人与医院总体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是员工的基础利益需求，也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基本保障。这不是指简单的金钱刺激，而是除了要给员工一个适当的薪资待遇外，还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利益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实在的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蓝图。同时它又要与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员工能够按医院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使医院文化获得有效的着力点。经济利益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合理的分配机制，这要在医院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相对的公平性，解决员工对医院的基本认同问题。 第二，解决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与医院整体决策及决策执行的关系。中小医院的决策和相应的工作安排往往出自有限的少数人，甚至是领导个人拍脑袋式的决定，大多翟惫げ恢道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细节的工作的价值何在，更对所能产生的结果没有把握。这是员工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被忽视了的表现，它直接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并造成团队意识薄弱，对医院文化的建设十分有害。要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工作目标制定与结果分析、吸纳员工的合理化建议等方式加以改进，将员工置于医院运营与发展的重要位置，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将医院文化落实到日常行为层面。 第三，医院利益必须与员工利益相统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关系也符合“非零和博弈”原则。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于“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你赢我也赢，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统一才能使医院文化落实，这一方面要求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结合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并用制度把行为固化下来，以形成习惯，用习惯带动文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需求，将人力资源管理深入下去，从员工利益出发，在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统一层面解决好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另外，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医院人才构成的中坚力量，人们必然要逐渐增加对其特征的认识，把握他们的特点，研究更多的利益需求，并把这种利益需求与医院的利益和目标统一起来，使文化基础更坚实并不断传承发展。 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医院要建设有效的医院文化，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相于物质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应当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要的过去而前进，这才是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积极的医院文化，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成员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像呼吸一样促进组织自然新陈代谢，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团队的骨子里，真正成为卓越医院的行动指南。医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并不耻谈经济利益，经济基础支撑了医院文化，注重经济的医院文化也将并且是必然将促进医院的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特朗普上台的经济基础、政策和全球影响 首先我想谈谈特朗普面临的挑战，他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上台是有深刻的经济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点中了这个要害。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什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从来都强大。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些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其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在继续变轻，危机之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太轻，金融业太高，一定要把制造业拉回来。所以奥巴马上台8年来最大的口号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危机以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78.8%，现在是78%，略有下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计划失败了。与此同时，美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美国的产能过剩也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代时通胀非常厉害，然后通胀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就有就业的问题，就业的质量提不高，这又是美国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因为产能过剩，整个制造业在轻微行业回不来，投资急剧下降。我们对美国2007年投资水平做了一个预测，对比今天和2007年，美国在8年里整个投资丢掉了20个百分点的GDP，这是个巨大的下跌，美国每年因为投资下滑丢掉3个GDP，经济怎么可能强劲增长？大部分的企业投资，32%是居民的住房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所以投资下降非常厉害，不投资影响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活力在下降。什么叫经济活力？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人的跳槽率，换工作的频率，如果经济发展快时，人会不断地换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数据高达22%，在岗工人换工作、换企业、换区域非常频繁，现在只有12%；新成立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重，20年以前，在IT行业这个数据在18%左右，制造业在12%左右，此后这个数据直线下降，制造业跌到10%，IT企业跌了一半。我们听到无数硅谷创新的故事，实际上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日益减少，意味着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10年以上的公司雇佣工人的数目由20年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90%，而新型的公司雇佣的工人从14%-15%跌到10%，下跌了三分之一。工人不愿意移动，新企业成立的数目在下降，工人集聚在成熟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新成立的小企业去，是很典型的经济老化，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欧洲的模式。“不流动”在经济学中是活力和创造在下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它的活力。 美国失业下降是好事，但这背后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持续下跌，从2000年起已下降6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跌了6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失业率下降是因为人不愿意工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社会保险太高、找不到工作，等等。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的人又不愿意参加工作，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就业。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6%左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0.9%，2000年-2009年猛增到1.5%左右，现在跌到了0.3%-0.4%。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们天天听到那么多硅谷的故事，用着iphone，但是我们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运用已经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并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如此巨大。所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时达到65%左右，现在跌到了58%，下跌了6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58%下跌到46%，跌幅达12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紧缩，因此中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学中人口结构是最为关键的，是无法改变的，65岁以上人口比上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即每个劳动人口需赡养多少老龄人口，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22%，10年之后将上升10个百分点。这将要求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因为退休的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需要投资来产生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这三项美国现在都没有。因此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前景一定不会好。 所以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选出来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40岁-50岁左右的白人蓝领过去的10年里生活在急剧地恶化，他们理解如果美国仍然执行现有的政策，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们说必须改革。 特朗普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一件事他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由7档减少到3档，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增加税率比扣；其次是减公司税，20年以前OECD的税率在32%、33%左右，今天已经跌到了22%左右。公司税最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只有15%，公司税有全球的竞争性质。公司税降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投资和建厂。特朗普现在要把公司税由35%降至15%，现在来看，美国确实有降公司税的空间，共和党也从来是个降税的党，所以共和党赢了，他们应该会支持降税。 他还说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美国把工作留给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他说要把TPP停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共和党的统治下，TPP大概也通不过。他要停止北美贸易协定，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协议已经法律化了，他极有可能重启谈判。特朗普当选当天，全球汇率波动特别大，在那一周里唯一跌幅没有变化的是墨西哥比索，下跌了8%，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2%，再也没有回去，这12%正好和北美贸易协议的关税优惠相抵。市场就预测到会重启谈判，无论以后要怎么谈，先把汇率降下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比较复杂，汇率操纵国的事情可以通过WTO申诉，也可以通过IMF来起诉，也可以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对中国施加45%的进口关税，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中美是双边的进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特别快，而且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从美国进口以后再出口的，如果征收45%的关税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我们做过分析，如果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中国的GDP会影响2.5个百分点，同时会影响美国GDP1个百分点左右，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所以这个事情他做不了，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但是他对某个商品征收45%的关税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f钢铁，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轮胎征收45%的关税，征了3年半以后，现在又逐渐回到15%。所以贸易仗他会打，他为什么打贸易仗――通过减税，把资本引入美国建厂，来扩大美国的出口，然后通过贸易战来为美国的企业出口创造一个空间，所以这两者是有目的地配合在一起的。 第三个政策是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到10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们对全球的基础设施有个衡量，最高值是10，金融危机前最高时达到7，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础社会下降到5.5左右。美国基础设施质量差是有目共睹的，桥梁不安全、机场码头陈旧，所以对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是靠谱的。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时达到整个GDP的2.8%，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下跌，现在跌到1.4%左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20年里跌了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再履行其维持基础设施的职能。这也是可行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是需求的拉动，所以他也会做这件事。 因此他总的政策是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他是想通过财政扩张来拉动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其次通过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改公司税，使企业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通过贸易战支撑新形成的空间和竞争力，以支持美国的出口。所以这三件事其实是配套的措施，我觉得他都会做。贸易政策历来出自白宫，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这样看上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具体实施是什么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班底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怎么做不知道，市场就开始猜了，市场一旦开始猜就乱套了。他的政策，特别是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他要强势美元，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在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所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背离在加大，结果在货币市场上当然是美元走强，所有其他货币走弱。而且市场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还在不断往上走。过去的18个月里，所有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欧元贬了20%，日元贬了30%，巴西的Real贬了60%，俄罗斯卢布几乎贬了80%，而且美元还会继续走强。这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影响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说的话，市场一直低估美联储的决心，认为利率水平会维持在低位。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市场永远是赢的，因为市场永远以为利率在低位，认为利率不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弱，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利率上升后财政空间立马恶化，因此市场一直按照低利率水平在配置资源。特朗普上台后，整个市场预期改了。特朗普当选以前的24-28个月里，美联储的预期从未实现向市场的预期靠拢，所以这是市场的预期第一次开始向美联储靠拢。市场预期变化，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必须重新配置。现在不知道的是市场预期以多大的强度和速度向美联储靠拢。这是一件天大的事，2013年伯南克说要放缓量宽政策，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波动，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无数的股市大跌，伯南克这句话就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全世界的资产重新配置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不是低利率，已经是高利率水平了。 把美元走强的指数与在美元走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连在一起，美元走强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拉美危机。20世纪90年代，美元进入第二个高峰，又有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亚洲东南亚危机。现在是美元进入的第三个高峰，还没有达到前两个高峰的水平，在特朗普的紧货币、松财政下美元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意味着公司和国家有太多的负债，就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付利息，财务负担加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美元走强，美国利息走高，美国国内的利息和当地市场的利差会缩小，资本趋于流回美国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大幅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来支撑，在公司有财务负担，资金就会流出市场，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生危机。这就是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危机必定发生，但是金融风险的上升不可低估，而且美元今后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会受到的约束就是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 第三个问题，特朗普要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办法，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会由去年的3%增长到今年的4%，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将由2.9%增长到3.5%-4%。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如果是双赤字，市场就会对美元的预期发生波动。 美国的债务占GDP为104%，用于付息的水平占GDP过去是3%，因为利率水平太低，现在降到了2.8%，特朗普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借债在过去增加了30%多，美国为债务付的利息却减少了。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现在正是利率上升期，1个百分点的利息上升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跌到1个点的GDP开支，这是巨大的数字。所以在利率上升的同时，对美国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抑，美国就会有债务负担，美国的财政按照国会的要求，会逐渐缩小财政赤字，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在不断地上升。特别在特朗普时期，债务上升会更加快。问题还不仅在这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国会会给政府一个债务上限，2010年国会就是不批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开，所有的公园关门，政府关门，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世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摆。从这以后，美国的国内投资急剧下滑，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政府能否运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次又会到来，按照他的计划，他很快就会把钱花完，在今年的3月15号，最晚不会超过18号，他就要去求国会增加他的债务上限。特朗普是否会妥协，还是会设定新的债务上限，这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增长率。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听这些，为了让美国重新强大，我要让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5%-4%。但是潜在增长水平在这里，他的3.5%-4%是可持续的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然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可持续的？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不持续的。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是波动的，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是波动的。因此美国经济会变为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GDP1个百分点的变动会影响加拿大0.9%的GDP波动，墨西哥是0.75%。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贸易、资本流动，另一种是信心和传播的间接影响，在全世界20个国家都会引起0.5%-0.4%左右的GDP变动。尤其是第二种影响，它是传染性的，影响会特别大。法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美国GDP下降1%，只会影响法国0.1%的下滑，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包括欧元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又会反过来减少对法产品的需求等，又会拖累法国GDP增长，影响总量会达到0.36%。在今天的世界上，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会达到0.35%左右的GDP。所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经济基础论文:夯实经济基础 提升对农舆论引导力 农业类电视节目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农村观众为目标受众群，理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对农舆论引导作用。但省、市、县电视台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存在着总量偏少、影响力偏小、对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较弱等问题。笔者在2007年7月、2008年2月主持的《电视对农信息传播》实证调查发现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份额低、知晓度低、认可度低、忠诚度低等诸多不足。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农民与媒介接触使用情况、新闻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等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从政治、文化角度为切入点探讨的多，从经济角度切入探讨的较少。主要表现在：偏重呼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增加对农节目（栏目）的投入和播出，对农业电视的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等涉及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此，笔者结合《电视对农信息传播》中的相关数据，着重就如何拓展农村电视市场，夯实经济基础，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服务作些探讨。 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潜力巨大 夯实经济基础大有可为 农村受众以青壮年为主体，在家庭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受调查者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的，占98.3%。其中，40-50岁之间的最多，占总数的35%；其次是18-28岁，占22.4%；29-39岁的占总数的21.7%，居第三位；51-61岁的16.4%，居第四位；62-65岁的，占3.5%，居第五位；未填者占1%。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来看，18-61岁的青壮年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5.5%，占绝对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前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主要经济来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符合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生活的实际。 农村受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呈“纺锤形”分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43.7%，居第一位；其次是高中/中专/职高文化程度者占2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6%，居第三；本科及以上者占6.3%，居第四位；未受过教育和大专文化程度者，各占3.8%；未填者占0.7%。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体现出以初中为主的“纺锤形”分布态势，得益于多年来江西省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努力和成果，符合当前江西农村的实际。 农村受众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年轻化的格局。本次调查发现，从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当前江西农村家庭规模以4-5人组成居多，占总数的57.3%，呈现出小型化格局。其中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构成的4人家庭最多，有107例，占37.4%；其次是由1对夫妻加3个孩子或2个孩子、1个老人构成的家庭有57例，占19.9%；而由1对夫妻加1个孩子组成的3人家庭，与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2位老人构成的6人家庭各有36例，各占总数的12.6%，居第三位。这三类家庭总计有236例，占总数的82.5%。 农村受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改观。当前江西农村4―5人组成的家庭居多，占总数的57.3%。事实表明，具有经济创收能力与需人供养的人员数量比，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江西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家庭中有经济收入或赚钱能力的人员数量增加。调查显示，当前65.1%的农村家庭拥有2-3个经济创收人员，多数家庭成员有经济创收能力。具体数据为：家庭中有2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130例，占总数的45.5%，居第一位；有3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6例，占总数的19.6 %，居第二位；有4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2 例，占总数的18.2 %，居第三位；而整个家庭中仅1人有经济能力的，仅16例，占总数的5.6%。居前二位的，总计有186例，占总数的65.1%；居前三位的，则总计有238例，占总数的83.3%。 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人员一般为1-2人，约占60.5%。具体数据是：2人者有110例，占38.5%；1人者有63例，占22.0%。而有3-6人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总计仅64例，约占总数的22.4%；未填者有49例，占17.1%。 家庭年总收入情况和纯收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98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位。①照此计算，家庭人口以4―5人计算，2007年江西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与我们调查中实际观察掌握到的情况相符。江西省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超10％，现金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三是支农惠农政策效应持续显现。②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626.9万人，从农村转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奔上致富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夯实经济基础， 为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服务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农业类电视节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必须着力解决农业类电视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机制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农业电视的经营者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转变观念，加强市场调研，充分尊重农民需要。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首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受众中拥有话语权的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些人群是当前农村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自然应该成为电视广告的主要目标诉求者。随着他们家庭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对外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不断提高，这些人群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时尚观念。所以，电视传播者在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时，务必要转变观念，要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农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尊重农民消费需求，决不能把农村作为某些城市滞销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民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关注较多的十类电视广告分别是：1.食品类(如米、面、菜类等)，75.1%；2.农机具、技术、苗木、化肥等农资类，64.4%；3.药品、保健品，55.3%；4.公益广告，52.8%；5.住房类，43.4%；6.日常用品（如洗发水等），40.6%：7.降价促销的物品，40.5%；8.学习、体育用品(如电脑、书籍、球类等)，37.8%；9.贵重饰品、收藏品（如金银珠宝等），32.9%；10.耐用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32.9%。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农民对电视广告的关注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电视传播者要适时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村受众需要，同时也有效占领农村广告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告诉我们，除日常食品、农资农机农具、药品等日常用品外，与住房、学习、体育健身、贵重物品和耐用消费品已经日益成为农村电视受众的关注点，也应该成为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点。 严格广告审查制度，确保广告真实性，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声誉。真实是广告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农村受众对电视广告有排斥心理？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调查显示，有44.2%的农村受众认为 “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为拓宽农村电视市场，有必要确保电视广告的真实性，严格广告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的声誉，切不可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广大农村电视受众的利益和电视媒介的长远利益。 改进广告推广策略，提升电视广告在农村的市场占有率。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现实，在提升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占有率上，可采取以下组合策略：④ “空中战+地面战”。就是运用通过电视、广播进行广告的播出，结合地面的户外广告媒体包括墙体广告及横幅广告。 “固定广告+移动广告”。固定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电视、报纸、广播、墙体、展销会等，而移动的广告形式则主要指的是车身广告、流动电影放映、散发宣传单等位置上可以移动的广告营销形式。固定和移动两种形式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接触到广告信息。 “媒体+口碑”。电视和人际传播是影响农民购买商品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因此，只要覆盖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和口碑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就可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 “商业+公益”。投放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是提高企业声誉，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广告主在进军农村市场的时候，不仅要进行商业上的广告宣传和商品推广，而且应该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公益事情。只有商业和公益“两手抓”，才能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利益和形象二者得到兼顾。 “中央+地方”。就是不仅要在省级、县级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上投放广告，而且要在央视等中央级的媒体上进行广告的投放。央视的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较高的收视率；另外，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能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在央视上投放广告，并配合针对城市或农村不同的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投放方式，可以达到城市农村全面覆盖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电视广告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市电视广告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适时拓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为改进对农电视节目采编制作水平、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等，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学界和业界人士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经济基础论文:“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摘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项倡议将充分借助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我国的发展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下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战略意义，发现问题与阻碍，并提出相关意见。并达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达到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战略机遇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我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巨大转变是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实现的。我国古代的战略为现代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战略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说明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得到顺利发展，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在提出的这一构想时，由于此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关注。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其意义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必将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与各国更加友好的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丝绸之路构想来实现各国共同进步。发扬包容、友好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1、“一带一路”概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内容极其发展历程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为基础，增进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在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符合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边境地区作为连接国与国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中蒙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为中蒙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基础，也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开启对欧亚三国的访问，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可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此项战略涵盖了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1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根据新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根据统计，2014年12月后期我国的外汇储备资金为3万亿多美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又将迈出一大步。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我国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延续着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互衔接，进而从西向东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平衡。 2、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危机，改变过去的格局已经势不可挡。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疲软，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带一路”直指全球发展问题重点，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坚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进一步的拉近周边国家与我国的联系，促进各国文化、信仰、经济的友好往来和和谐相处。由我国开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地区的部分国家，可以把我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连接起来，把我国对未来的构思与其他国家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连接起来，让其他国家从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友好，并从中获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与前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 1、“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参与 2014年3月至6月期间欧亚各个国家陆续在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促进贸易往来等各个领域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以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局面。亚欧各国表示，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亚欧国家的经济又着重要的影响。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是促进各国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机会。 2、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坚实 目前，我国与东盟是最大的贸易往来者，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牢固，个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互帮互助，促进了成员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二我国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合作申报的“丝绸之路”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参与。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 “我国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往来以及人文交流，提升各国的综合实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所有的国家都顾及到，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方案，例如在东部地区，应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二西部地区应迅速发展其基础建设。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现金技术和管理，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所面临的各国的质疑与实现途径 （一）“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观点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抱有疑惑的态度，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开俄罗斯直接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可以后来我国公布了初步计划之后，那些质疑不会穿过俄罗斯的人们才慢慢消声。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重视欧亚联盟，只是把丝绸之路作为有前途的方案，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的原因是因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不满意。面对这些质疑，我国将要解释清楚这些质疑，并让其积极支持此次战略计划。 2、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美国认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因为我国是经济大国，会不断崛起并迅速扩张，当我国的综合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与周边国家密切联系，并且将摒弃与俄罗斯的分歧，联合俄罗斯，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3、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 从“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目前日本国会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做出相关审议。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日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上不能确保和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这次事件挑动了日本的的神经，但是日本并没有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参与的各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局面，我国应与中亚南亚国家、俄罗斯、欧盟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形成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加强相互联系，加强政策沟通，不断开拓创新。在发展的同时抓住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综合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在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扩展了“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必定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支持的，并且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共同发展进步。继续发扬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壮举，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构建新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根据古丝绸之路建立的新丝绸之路这一举动更是直接的讲我国与欧亚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各个参与国的交易，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经济基础论文: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解释及文化空间 [摘 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文化课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其中，经济决定论、总体辩证法和多元决定论是阐释二者关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们并没有真切地揭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以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阐述为理论脉络和分析依据，我们认为他分别在起源和内容构成、理论逻辑建构以及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等意义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着多维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案。辨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价值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经济基础论文:探析中美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和传染现象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加入WTO经济贸易组织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正逐步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伴随着近五年新型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金融信息还是金融风险在全世界传播的渠道和效率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每一个资本市场互相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而产生明显的叠加增强的作用。本文主要探索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给同行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中美股市 联动 经济基础 传染现象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股市联动理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之后，近年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承认。1995年，美国学者罗晋和索拉里克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对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主要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所选用的周期是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三十年波动。他们发现，在这三十年时间内，七个主要的市场之间股票的波动都呈现出了相关的波动攀升走势。兰格利德在2001年利用动态协整的检验思路对三个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40年数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三个市场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协整模型构建，而这也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股票之间的联动就逐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对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中国学者驼振心在2008年称，当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和世界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变得尤为显著，而这也意味着股市的联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费兆奇通过对于时变冲击溢出模型的建立，发现世界因素和亚州本地的区域因素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问题的数据描述 （一）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下表选用了若干个中国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指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数据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的一月初直持续到2012年的6月底共计66个月的全部每日数据，同时本数据对于那些因为不同节假日而造成错位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并且以本币为单位进行处理，数据来源是datastream。如下图1所示，黑色的实线主要表示美国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引导关系，而黑色的虚线则相反，表示中国的股市波动对美国股市波动是否造成影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统计曲线数值一直徘徊在0到1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检验的期间，中国的收盘价对美国股市第二天的收盘价没有产生引导关系，但是从2007年11月开始，美国股市的变化开始对中国股市的变化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使得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这项措施让我们国家的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化推动；另一方面，2007年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的进口逐步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受到了出口萎靡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牵引呈现出增强态势。 （二）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 下图2为中美两个经济实体一周期为单位的引导关系构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GDP数据仅仅为季度数据过于含混，因此我们可以选用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标志。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美国经济自身对于中国的引导情况，而黑色虚线则相反，代表了中国对美国的引导关系。从图中看到两条引导方向的线条都在临界值1的上方波动，说明这种引导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明显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础角度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这种经济联动直接导致股市联动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对这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和这个国家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在未来的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产品的折现率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直接造成股票价格的逐步统一性。 （三）股市联动的传染现象 所谓的传染现象指的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市场与市场之间并不能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各种相关性发生。因此在下图3中，本文使用了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探索。黑实线标记的GF统计量代表着种美德经济如果产生联动，那么是否可以构建成格兰杰原因。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样本的绝大多数时间，统计量都大于5%的临界值，这个阶段下，经济基础是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股市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的，但是2008年10月之后数值暴跌到临界值的下方并长期在很低的一个界面进行移动，直到2009年2月才回到了临界值上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向中国进行了传染。 传染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际上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经常会因为恐慌而做出大量没有理性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干扰到其他国家对于股票的预期情况。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发育相对较晚，市场价格机制跟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处于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这种冲击就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的结果，使得股票之间的非理性联动成为必然。 三、结语 随着我国不断开放国际市场，美国股市的收盘价对于中国股市的第二天收盘价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关系，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但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美国股市很容易对我国造成传染效应。 经济基础论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比较 【摘要】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在市场层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和规定。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辩护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辩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一般和市场特殊的二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一般仅仅是在思维层面存在的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所以，作为抽象要素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一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才成为现实的要素，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不是天然的市场买卖的自由，而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工人的消费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工资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总之，“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生产则不仅是投人生产要素获得产出的一般劳动过程，更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不仅仅是厂房、机器设备等，那只是它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论文:王凯:经济基础会让一个演员戏路更宽 王凯曾体会过为了生活而拍戏的感受，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成名后可以根据适合与否选择角色的机会。 《琅琊榜》红遍街头巷尾，王凯也凭借剧中靖王一角为人所熟知。很多演员说自己“演戏不是为了钱”，但大抵只有小有成就的演员才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在七八年前，王凯还没有勇气和底气这样说，因为那两年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不仅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了。 又爱又恨“陈家明” 无论是《伪装者》中的明诚，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方孟韦，王凯创作的形象似乎总是英姿勃发、赤诚果敢的。于是，人们很难回想起他入行的“敲山之作”――《丑女无敌》中娘气十足的陈家明。其实，连王凯回忆起来也承认，如果不是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可能不会接下那个在此后让他纠结了大半年的角色。 初入演艺圈，王凯的境遇并非顺风顺水，这让原本开朗爱笑的他开始变得消沉。2008年前后，他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选择了逃避。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凯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自己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当时去《丑女无敌》试戏，开始时不是试陈家明，到了之后导演说原定的角色已经定出去了，所以就试了陈家明。当时我真的快身无分文了，再加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接了这个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个角色，它让我成长了很多。”王凯说。 他曾说过，一个新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当时的他就是如此。王凯坦陈，追求更好的物质基础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必然的，特别是在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接戏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就一定会选择自己更合适的那个，而不是只要有丰厚的回报就去选择。 对“伪娘”专业户说不 在成功地塑造了陈家明这一角色后，快乐与烦恼接踵而至。好的一方面是，圈里开始有人关注他，找他演戏；不好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将他定格成一个“伪娘”专业户。所以此后，王凯又有七八个月没有接戏，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个瓶颈期。 “之所以多半年没有拍戏，并不是因为没人来找我，而是因为来找我接的角色都与陈家明如出一辙。当初饰演陈家明是个偶然，如果再次接演我以后的戏路就将成为必然了。”王凯说。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王凯还是将那个阶段和陈家明同类型的角色都推掉了，希望从此能够摆脱这个桎梏。 无规划，有节制 可以说，在《伪装者》之后，《琅琊榜》的上映彻底夯实了王凯人气新人的地位，靖王和所谓“人人都是靖王妃”的种种噱头让微信圈里段子手们妙笔生花。而对于未来，王凯并没有做太多的规划。就如同因为被剧本感动得落泪，他果断接下《琅琊榜》，却未曾考虑靖王一角会为自己今后的演艺道路带来什么。 他说自己不善于规划，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变化永远是大于计划的，人们总是现在想得很好，但是，你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给自己计划太多。而且，如果到时候事情没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发生，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不给自己规划，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反而给自己一个惊喜，那你是愿意选择失落还是选择惊喜？”试想，如果按照王凯的理论进行家庭财务规划或投资金融工具，结果恐怕很难有他所谓的“惊喜”。 其实，生活中的王凯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从不乱花钱，更不会因为缺乏规划让自己捉襟见肘。对此，他骄傲地表示，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经纪人。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在择偶标准中的重要程度统计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 齐性检验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方法，对3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3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对方的经济基础在意的程度是否相同，若不同，排列出相应的顺序，进而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齐性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法；合理化建议 生活中，婚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中，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更多，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人们都不想生活的比别人差，同时我们也秉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于是，似乎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在意对方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高薪的工作。因此，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80”后和“90”的年轻人太现实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更纯粹一些，不太会在乎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实力方面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吗？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利用非参数统计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否一致，对349个人进行了市场调查，并且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三个年龄段：18岁至30岁，31岁至50岁，50岁以上。同时，我们将这三组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非常在意，一般，不在意。据此我们统计各类结果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 齐性检验 根据上述给出的数据，我们来检验一下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运用 齐性检验法，并且应用R软件来实现，输出了Pearson’s 检验结果，自由度为（3-1）（3-1）=4， 值为9.9143，p值为0.0419，由于p值小于0.05，于是此时我们拒绝原假设，即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程度不同，具有差异性。 （三）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根据上述的 齐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知三个年龄段的人对于配偶的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在意呢？与我们之前预期的结果是否会一样，据此，我们希望通过检验来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态度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下面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绘制出各组数据的箱线图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三组数据的顺序，从而，结合上述的检验分析和箱线图的绘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个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即18岁至30岁的群体最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为31岁至50岁的群体，最后为50岁以上的群体。 二、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的检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并且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的在意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年轻人最在意配偶的经济实力，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以此也反映出了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也有所改变了。但是，在择偶时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这种风气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建议。 （二）建议 在这个五彩纷呈的社会，似乎我们对一切都很迷茫，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看中人生的部分有所不同，有人将物质看成是全部，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有“拜金”倾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出现的较多。例如，众所周知的江苏电视台主办的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歪曲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给了我们警醒，物质极大丰富不等于幸福，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将物质条件和婚姻画上等号，从而引领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导致最终失败的婚姻，这也是我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下降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导向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注重，可以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以平常心去对待。 在这个浮华的社会，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样奢侈的东西，无论对待任何事，我们都显得很浮躁，很难有一颗平常的心态，对待物质生活，我们现代人往往要求太高，未婚人士更是将未来另一半的物质水平作为首选的条件，于是我们常常感叹现代人的感情不纯粹，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用一颗平和及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不要太在意物质，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小部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经济基础不算坏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 2012年的经济状况，还要从基本面来看。有三个因素，让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国2012年保持乐观。 首先，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下降。本轮通胀，从2010年二季度抬头，到2011年年底才算是被制住。从大的方面看，通胀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力量。一是汇率低估引发的净出口，净出口增加了对国内供给的总需求。二是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形成了另一个刺激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近几年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两方面增加总需求的因素，都对总供给形成压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幸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在2012年都会大幅减弱。首先是2012年的汇率比2010年已经升值了6%左右，从净出口来看，可能已经趋近均衡水平，汇率扭曲导致的通胀压力可能已经基本消除。二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12年的农产品供给因为前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会较为充足，导致农产品通胀的压力较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就是农产品的通胀。通胀压力下降的直接含义是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而2011年经济增速的下降，主要是主动紧缩的结果。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依然健康。对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无关系。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10.7万亿人民币，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综合考虑历年的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净资产约为10万亿，负债比率在47%左右，远低于2000年左右70%的水平，实际上政府的负债水平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了10%甚至20%的坏帐，政府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状况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第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初步测算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2011年的回报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投资回报率高的含义是，经济中并不缺乏投资的机会，一旦宏观调控开始慢慢放松，投资将恢复增长，GDP增速将回暖。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房地产调控。这一次股市的巨大反应，大概与温总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的表态有关，于是一切关于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联动性高等论点的指引下，一副经济低迷的图景似乎已经描绘形成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来自房地产。 问题在于，没有房地产，经济就不增长了吗？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不是这么说的。到底什么行业会火，不是书生擅长，那是企业家们的事情。但是关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的是不缺总需求，特别是投资总需求。宏观紧缩一旦放松，经济回暖可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至少是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人均收入再上一个档次，现在的基础设施都会嫌不够。大中城市的拥堵，直接的要求就是多修路，多修地铁。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外部性高，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其二是周期长，相应的举债周期也长，以前借下的短债可以考虑展期。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对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记忆犹新。那一场通货紧缩，与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及随后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过紧的政策导致了企业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损害了当时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结果导致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历史惊人地相似。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开始的宏观收缩，都和1992年开始的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和投资回报，依然良好，总体风险不大。不过，以史为鉴，把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风险列入考虑，还是必要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货币一体化: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与路径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民进党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城市地理论文:略述城市地质调查地理底图之资料选取和编图方法 摘 要：通过分析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对地形图需求，及需求瓶颈，说明地形图现势性不足以满足工作需要，获取制图资料途径，分析制图资料间关系、利用程度和方法，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制图区域特征，指出以基本资料图为基础，以补充资料为数据源修编地形图的技术方法和编图方向。 关键词：城市地质 地理底图 制图资料 修编 地形图是地形测量或遥感资料解释绘制的，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编制各种更小比例尺普遍地图、专题地图和地图集的基础资料。 因自然和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经过一定时期后，地形图现势性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尤其经济发达区，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旧城改造，新城区扩张，城市面貌，特别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深刻。 长江中游城市群伴随中部经济崛起及武汉城市圈所引领的湖北东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城市环境地质调查和保护等工作日益重视，急需摸清城市地质地质环境。自2008来，武汉市已先后启动了武汉城市圈环境地质调、武汉深部岩溶地质调查、武汉三维地质填图等专门性的城市地质工作。 地形图是地质工作立项、论证、规划、设计、研究、调查和成果集成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资料的现势性是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 1 地质调查对地形图一般要求及存在问题 地质调查一般是以一定比例尺地形图为基础进行地质填图或地质测量，其工作部署、设计等都要在地形图上进行，包括调查路线设计、钻孔布置、地面物探布线等工作，而地形图现势性对工作质量有直接影响。现势性不好，地形地物与实际不符，调查线路会布置得不合理，钻孔也可能布置到建筑物等不合理的地方。 以武汉深部岩溶区项目武昌图幅野外工作为例，先期用1993版地形图，因未考虑汤逊湖周边大学城及其它建设，经过20多年发展，交通及城市建设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所用地形图与实地差别极大，导致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地质调查填图或地质测量精度有明确的要求，所采用的各种手段和方法，若因地形图现势性不足，会影响调查成果质量，也不能很好的揭示工作区地质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 2 地形图现势性 2.1 制图资料 制图资料包括基本资料和补充资料。基本资料一般是地质调查规定精度的同等比例尺或更大比例尺地形图。补充资料用于补充和修正基本资料的不足，可选用最新行政区划图、交通图、航片、卫片，及其它可用的图形资料、文字资料或数据资料，以及野外工作过程所采集到居民地、山峰等有关资料。[1-2] 2.2 制图资料现势性 地质调查所用基本资料地形图，来源的主要途径是到国家测绘管理部门购买或相关领域收集，而购买或收集地形图，往往因测绘产品保密特殊性，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收集周期长，二是成图年代久，资料现势性严重不足，不能满足需求。 2.3 现势性不足的解决方法 地质调查工作所用地形图，往往要进行地图编绘，才能得到适应需求的简化地形地理底图。而制图资料是确保地理底图质量的重要因素。 3 制图资料的收集 武汉岩溶塌陷调查，为属国家重点地区岩溶塌陷调查项目子项，自2012年始至2014年，已先后开展了武昌幅、汉阳幅、金口镇幅等1∶50000岩溶调查。下面以此为案例论述资料选取原则及编绘地形地理底图方法。 原则，尽量收集距项目工作年最近的基本资料和补充资料，充分利用项目已有遥感影像资料，尽可能利用开放性免费资料，以实用、经济快速编图为目的。 基本资料情况：为1∶5万矢量地形要素（DLG）地形图，为“十五”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库建设工程完成，经与纸质地形图对比，三幅图均实为1993前出版的纸质地形图数字化成果。 补充资料情况：①2008年版“武汉市地下水区划图”（栅格数据）（以下简称“区划图”），比例尺为1：15万，②2007年产1∶5万正射SPOT5卫星影像，③2013年GOOGLE地图影像。④百度地图。 4 资料质量分析 （1）基本资料与补充资料SPOT5卫星影像对比分析、与GOOGLE地图影像对比分析，武昌、汉阳、金口镇三幅图形，除中心城区变化稍小，城郊结合部及远城区，居民地、街道、道路差别很大，基本资料反映为农村式居民地、低等级道路，而在影像图上反映为城市式居民地和街区，路网发达，基本资料上反映为水域的部分地区，大多变成了居民区和街道，2000年后修建的快速城市高等级出口道路、及长江上新建的军山大桥、长江二桥、天兴洲大桥、二七大桥，武广高铁等均没有反映。典型的有东西湖区常青花园，基本资料图为养殖鱼场；与汤逊湖比邻的庙岭大学城，基本资料图为江夏区农村，有部分城镇式居民地，但大多数为零星分布的农村式居民地。 （2）“区划图”为武汉市勘测院2011完成项目，含有较完整的武汉城区及郊区道路网和内部环线、行政名称等。缺点是比例尺较小，投影参数及坐标系不详。 （3）SPOT5卫星影像与GOOGLE地图影像对比，前者为正射投影影像，北京54 坐标系，后者为84坐标系、非正射投影影像。前者影像清晰度一般、部分地方辨识困难，后者清晰度高，同时内容也新，可弥补前者不足。 （4）百度地图，含有较完整和清晰的居民地及其它注记名称，可作为名称注记修编来源。 5 编图技术要求和方法 （1）基于所编地理底图用于工作布置及野外踏勘、最终成果等目的，以基本资料地形图为基础，以补充资料为数据源修编基本资料地形图，侧重修编水系、道路、街区和重要建设工程（如大型桥梁等）。 （2）统一坐标系，基于基本资料图和SPOT5卫星影像均为北京54坐标系，拟定最终编绘地理底图坐标系为北京54坐标系，通过一定技术方法，将其它补充资料也转换为北京54坐标系。 （3）以MAPGIS6.7或ARCGIS9.3为工作平台，进行影像配准、坐标系转换、图形编辑和数字化。 （4）考虑地质调查图件需要，主要反映水系、居民地、道路、地貌等地理要素（行政界线与基本资料图一致）。 6 影像配准与坐标转换方法 在数字化地图制图中，影像（图像）配准，多指将不具备投影参数的图片，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转换成与标准地形图（或对应区域地形图）对应地理位置一致。坐标转换，则指将一种投影的地图（矢量或栅格），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若参考椭球不同，则多用三参数法、或七参数法）转换另一种投影。 目前大多数图像配准方法通常可分两类：基于特征的方法和基于区域的方法。基于特点的方法首先在图像中提取特征，然后利用特征间的相似性进行匹配。常用的基于特征的方法包括了基于点特征、线特征和面特征三种[3]。 三参数法与七参数法均依赖特定的测量控制点，因保密原因，获取困难，费用也高，通过前述资料质量分析，本文提出基于点特征点方法处理图像，可不考虑参考椭球影响。 MAPGIS和ARCGIS均能进行影像配准和投影转换，考虑地质成果数据为MAPGIS格式，拟选前者为工作平台，具体方法如下： （1）打开MAPGIS67影像分析处理程序，打开并转换一幅标准正射SPOT5卫星影像图片成MAPGIS内部格式（MSI），在影像校正工具菜单中打与这对应标准图框，采集控制点（只要四个角点），再进行影像精确几何校正，就可生成一幅配准有标准投影的MSI文件。 （2）GOOGLE地图影像网上下载，方法是通过成都水经注科技公司谷歌卫星下载器下载所需标准图幅影像（实际比标准图范围略大）。 （3）以上述配准好SPOT5卫星影像为参照，重复“1“的过程，打开并转换GOOGLE地图影像成MAPGIS内部格式（MSI），选择若干均匀分布的特征控制点（如道路的交叉点、建筑物的拐点等），经影像精确几何校正，就可一张近似正射影像（如图1）。 （4）“区划图”的处理，以一张1∶100000大武汉基础地理底图（矢量格式）（54坐标系）为参考，仍重复“1“的过程，打开并转换“区划图”，选择若干均匀分布的特征控制点（如道路的交叉点、河流交汇处等），经影像精确几何校正，再经投影变换成1：50000，就可得到一张与标准地理底基本吻合的参考图像。 7 实际应用 （1）以汉阳幅为例，其地理特征以汉江为界，北部为汉口和东西湖区，地势平坦，海拔高程多在20 m左右；南部为汉阳、汉南和蔡甸区，地势自西南向东偏北由低山向平原区过渡，最高海拔111 m，间龙岗，湖区等水体分布较广。 （2）与现势资料相比，全图幅主要变化特征是城区由市中心向外扩展，新增道路网、街区等地理要素没有表达，水域也有变化，部分原为湖区（或沼泽）已变成城市居民地。个别山体因采矿而发生了局部形态变化，但总体地貌特征变化不明显，又因缺少DEM数据，地貌修编方法是只删除不合理等高线和不合理的高程点。原湖区（或沼泽）变为居民地的，根据制图综合原则，进行较大程度取舍，将街区、居民地的主要轮廓特征表示出来，同时合理处理街区与外部道路网协调和选取密度。 （3）水体的主要变化总体特征是水域面积缩小（因填埋），根据SPOT5卫星影像（参照GOOGLE地图影像）修编实际水体边线。 （4）道路网修编仍以SPOT5卫星影像为背景，参考“区划图”，新增武汉三环、汉蔡高速、京巷澳高速、汉洪高速等重要交通线及大型桥梁，同时修编主城区内部道路网，达到布置合理，图面清晰。 （5）地理名称编辑，在基本资料图基础上，参考百度地图等资料，新增重要居民区、大型厂矿、学校，如常青花园、东风汽车公司、江汉大学等属地名称。 （6）汉阳幅修编投入工作量近1月/1 人完成，经野外实地踏勘完全满足工作需求。其成果如图2示。 8 结语 （1）该文通过分析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对地形图需求，及需求瓶颈和存在原因，说明地形图在一定时空会发生变化和变化原因，进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2）笔者结合多年地图编图和地质工作经验，指出地形图在地质调查工作重要作用，提出通过编绘地理底图方法满足地质调查工作。 （3）在全面分析地理底图编绘与制图资料的关系基础上，就解决地质调查工作地形图修编，论述了基本资料与补充资料关系，及其利用程度和方法。 （4）通过所编制汉阳幅地理地图成功案例，说明采用本文所述方法，不仅能缩短成图周期、节约经费，而且能解决地形图现势性不足。 城市地理论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在“康庄工程”建设中过程的应用探析 【摘 要】加强在康庄工程中引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不仅可以促进数字城市的规划、建设与整个城乡规划的发展紧密相连，还可以促进权威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结合，为城乡规划和发展提供决策方面的支持，也为城乡发展中地理信息的共享提供了有效手段。因此，在康庄工程项目的建设中引入数字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对与城乡规划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数字城市 地理空间框架 康庄工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开启了新的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新的制高点，以网络和数字为主要特征的多方位的城市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城市时代的到来，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平台，还能够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防止建设重复，达到对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充分利用等目的，从而更好的促进了城市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因此，加强对数字城市建设的应用，是新时期城市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相关概念梳理 （一）数字城市 从城市信息化理论或者是按照信息化城市理论这两个方面来看，数字城市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其中广义的数字城市是指，城市的整体，即全面的信息化。狭义的数字城市是指，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方式和说短，根据城市的管理功效把哦给你信息进行自动搜集和进行动态的监管，同时成立与之相对应的辅助决策信息管理系统，从而实现将城市的基本地理数据作为基本依据，把城市中的各方面专题信息进行集中组织和管理。 （二）康庄工程 所谓“康庄工程”是对农村公路的革命性建设，是一种“惠及万民、泽被后世”的“民心工程”，对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具体来说，康庄工程就是将农村公路改造规划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相结合；与易地脱贫和人口梯度转移相结合；与农村工业经济和农业结构相结合；与土地资源和旅游开发相结合；与建设生态省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相结合，使规划具有前瞻性、整体性。 二、“康庄工程”建设中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应用的重要意义 康庄工程的实施开农民致富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更好的方便了广大农村百姓的出行和生产、生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然而，随着通村、通乡公路距离的延长，农村公路的安全问题也出现隐患。因此，加强在康庄工程中引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可以数字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与整个城乡规划的发展紧密相连，为城乡规划和发展提供决策方面的支持，也为城乡发展中地理信息的共享提供了有效手段。 三、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在康庄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康庄工程实施过程中，城乡规划工作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理空间信息的的需求，准确的、完整的地理空间信息是城乡规划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决定着城乡规划是否符合现实的实际情况，是否是科学合理的。 （一）建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包括有关人文、自然、经济和环境等诸多要素的形态特征、几何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用户能够依据地理坐标或者空间的位置对各种城市信息、康庄工程中城乡规划的信息进行检索和展示，并嫩巩固对空间的分布特征、变化的趋势和运行的状态等进行查询分析和模拟。 首先，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必须以采用的测绘基准来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进行规范，从而确保所获的各种地理信息数据和相关的数据的统一。其次，要按照国际统一的测绘基准进行整合，形成多源头、多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便于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统一管理。 （二）建设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在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完成之后，要进行完善和更新，进行进一步整合，对符合康庄工程中所需要的地理要素方面的内容进行提取，将面向信息化要求的数据进行重组，根据工程所需扩展地址、地名的地理编码，建立瓦片和要素的索引一体化，从而实现多种数据的集成，建立所要建设的康庄工程项目所需的唯一和通用的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三）构建所需的环境支撑 康庄工程建设中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服务及运行和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要建设相关的支撑环境，支撑环境不仅包括计算机的硬件和基础软件，还包括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安全环境。 总之，在康庄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加快建设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是促进城乡地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通过在个别地区建立一个统一标准、可共享的信息平台――“康庄工程数字地理空间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能够实现对地理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还能够实现对地理信息资源的共享，从而为向政府和相关的行政部门及社会公众提供最真实准确的地理空间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对于其它地区建设康庄工程，推进数字城市城乡地理规划的空间框架建设提供参考。 城市地理论文: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 摘要：本文介绍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推广应用的意义、功能及其应用模式，并介绍了该平台在政府有关部门中的应用实例。 关键词：数字城市；公共平台；推广应用 一、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内涵 “数字城市”就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描绘一个城市的地形地貌、地理分布、行政区划等信息，用地理空间数据表述全市的自然资源信息和经济社会人文信息，从而，准确掌握城市的地理特征和资源分布。 2006年，国家测绘局首批六个试点城市的“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示范项目”，目前山东省烟台市平台建设已经完成，该平台数据内容丰富，包括遥感影像数据库、数字线划数据库、地名地址数据库、专题信息数据库等。以下相关数据参照“数字烟台”简要介绍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推广应用的意义、功能及其应用模式、应用实例。 二、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推广应用的意义 随着政府部门对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共享需求的日趋强烈和相关应用的逐步推进，一些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如基础性、共享性地理空间信息资源获取、更新和维护的可持续性及机制问题；各部门数据标准不一，难以共享问题；共享缺乏统一平台支撑，跨部门共享成效低；社会经济信息与地理空间信息整合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而解决这些突出、共性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从标准、机制、安全、数据内容、共享服务平台与技术支撑手段、应用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市统一的规范和指导意见，使各部门的工作在同一个框架体系下有序的开展工作，从而推动全市基础性、共享性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整合、服务和应用。 （一）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是打破全市“信息孤岛”壁垒的现时需求。通过构建全市统一的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服务应用体系，形成一个全市统一的政务地理空间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可以有效解决数据标准不一而导致难以共享等问题，有效提高政府办公效率。 （二）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平台是实现“全市一张图”的前提条件。随着地理空间信息跨部门应用的日趋增多和深入，对统一地理框架数据需求日益强烈。只有将各部门、各领域的社会经济信息置于统一的时空框架之下，才能实现信息的交互、整合，才能使各部门的数据、分析成果具有可对比性，否则只能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统一指挥无从谈起。因此，必须通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为政府各部门提供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共享、交换、服务的技术支撑平台，提供遥感影像、电子地图等基础性、框架性地理空间信息的共享服务，才能为全市开展各类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供统一的时空框架，即为全市各部门共用同一政务地理底图，构建起“全市一张图”。 （三）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是推动地理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环境形成的客观需求。通过建立地理空间信息资源与共享服务应用体系，可以形成完善的数据采集、更新维护、共享机制，从而推动政府各部门对政务地理空间信息资源进行梳理。如各部门信息图层的梳理和建设，不仅有助于政府各部门实现“职责清”、“数据准”，更重要的是为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领导决策等重大应用积累了丰富的基础信息，为促进空间信息产业链的发展解决了最重要的数据源问题。 三、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功能和应用模式 （一）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功能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是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主干部分，是其他空间和社会经济信息定位、集成及交换的基础平台，主要提供四种功能服务。 1、基础数据服务。平台集成了市区建成区1:500比例尺、市区及城乡结合部1:2000比例尺、全市域1:10000比例尺的电子地形图；全市域0.3米分辨率高清晰影像图；全市域1:10000比例尺数字高程模式等其他专题数据。各类数据以目录树的形式进行分类组织，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自由定制。 2、数据应用服务。用户可以通过平台进行空间数据浏览、空间量算、不同查询条件的数据检索与统计、空间分析、专题地图的配置与显示。 3、数据加载服务。针对专业用户，平台提供两种类型的专题数据加载功能。对于已具有空间坐标的专题数据，可通过平台内嵌的转换工具直接叠加到地图上；对不具有空间坐标的专题数据，可通过地名或地址匹配服务，实现非空间专业数据段快速加载。加载后的专题数据，可进行查询、统计与分析。 4、数据交换服务。可为共享各部门公开数据，提供分布式多源数据的、引用功能，能够对各部门分散存储维护的数据进行实时调度，实现了各部门分布式可共享的专题数据的逻辑集成。 （二）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应用模式: 1、直接调用。直接键入网址，自动获取电子地图服务，并可叠加本部门的专题信息，时间基于空间位置的专题分析应用。本模式适用于部门对空间位置需求较为简单的部门。 2、二次开发。平台提供标准的二次开发接口，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应用要求开发，可进行基本功能定制、业务模型的开发。本模式适用于需求相对复杂，对空间数据应用较为深入的部门。 3、数据源调用。公共平台的数据完全遵循OGC国际组织的相关规范，与第三方商用GIS软件（如ARCGIS、MapInfo）等兼容，可以在这些软件中直接调用。 4、内嵌应用。对于已经投入使用的业务系统，可以通过公共平台的快速链接工具实现地图嵌入，以辅助业务办理，而不需对原有的系统作任何改动。 四、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应用实例 烟台数字城市地理空间公共信息平台是支撑烟台各类管理信息系统的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开展了国土、房管、公安、城市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应用，积极为社会建设提供数据服务，解决了跨部门数据共享和跨部门行业应用的问题，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信息服务社会化收到了初步成效。 一是为“数字化城管信息管理系统”提供基础地理数据服务。数字化城市信息管理系统以1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城区划分为1千多个单元网格，形成市政府、区政府、街道、社区和万米单元网格五个层次的分级分层管理体系，实行网格化城市管理。将20万个公共部件按地理坐标标注在1：500的万米单元网格地图上，每个部件都有一个8位“身份证”，由城管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这种管理法不仅使责任进一步细化，还把原来十几个人共同管理一个地段缩小为现在每人管理几个网格，大大减少了管理的流动性和盲目性，实现了由粗放管理到精确管理的转变。 二是为“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提供数据服务。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利用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提供的数据和服务，以房产交易、房屋权属登记为基础，建立了图文合一的房产管理信息平台，为全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较为准确的房产基础数据，实现了房屋登记准确、及时，档案查询方便、快捷，数据统计全面、合理，数理分析科学、可靠。 三是为莱山区公安局“警用地理信息平台”提供数据服务。莱山区“警用地理信息平台”和“治安监控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利用1：1万和1：500数据，将安全保卫布控和路灯数据编号进行有效结合，市民可以利用最近路灯上的编号报警，很方便地进行报警定位。同时，通过GPS卫星定位，以报警点为中心，迅速显示附件巡逻警力位置，接警员直接指挥最近巡逻车就近出警，及时提供救助。处警时间较系统建设前缩短了一半以上，快速反应能力大大提高。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在政府各部门均存在较为广泛的应用，这种共享服务模式已获得国家测绘局等部门的认可。全市各部门均可基于这种共享服务新模式创新性的在业务流程中应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以实现基于地理空间的业务管理，全面提升政府部门的信息化水平。 城市地理论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平台的建设浅析 摘 要：文章介绍了数字城市系统构造及数字城市建设的根本构架，简要分析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的办法。 关键词: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平台；建设；浅析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数字城市，在数据执行标准上，缺乏统一指标体系，单纯考虑到本区域数据标准的统一性，没有考虑到对其他地区及国家、省市的相互关联，基础数据库与平台共享数据库的没有链接起来，难以适应高效率的信息化服务的需要。今后，在地理空间框架平台的应用模式上，应该建立统一的空间与时间坐标体系框架，实现各部门共建共享，使地理空间框架平台的数据规范、服务规范、应用规范和运行维护规范。在这套支撑体系的基础上，各级地方部门再根据自己的地方需求，随时进行平台调整、数据更新。只有这样相对完善的系统体系，才可以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 “数字城市”,即数字化的城市，是“数字地球”在城市的运用和发展。我们通常说的“数字城市”，是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大量的储存科学技术为根本，以宽带网络为桥梁，使用3S科学技术（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测、仿真-虚拟技术等对城市实施多种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种类的三维描述，有效的运用信息科学技术方法将城市的过往、目前状况及将来的所有内容，在网络上进行数字化虚拟实现。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平台的建设，是“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关键性构成部分，为了推动地理信息的运用，胡总书记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加快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提高测绘保障服务能力”，温总理也提出了“要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积极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平台，全面提高测绘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2006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启动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平台建设的试点工作，该项目现已完成并通过了验收。2010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颁布了《国家测绘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城市建设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了2015年底前全面完成地级以上城市和具备条件的县级城市的“数字城市”建设。由此可以看出，加快推动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平台的建设，是我国基础测绘“十二五”规划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数字城市的体系结构 1.1 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 包括城市上空、地表及地下等自然地理数据的自动获取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的实时获取、维护、更新体系，城市人文、经济、交通、资源、政论等社会信息数据的变更与监控系统等。 1.2 数据处理储存体系 包括高密度高精度高效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备、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地编辑、压缩、存贮、元数据处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 1.3 信息提取与分机体系 包括数据之间的资源共享、多元数据集成、数据信息智能分析、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编辑等技术和设备。 1.4 网络体系 网络技术在数字城市技术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确保数字城市信息畅通和共享的必要条件。包括计算机网络、互联网、智能化网络、支持基于网络的分析式计算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 1.5 应用体系 包括城市规划、地籍管理、城市防灾、城市交通、通信管理、能源管理、生态管理等。同时，还包括城市网络生活方式等。 1.6 管理体系 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小组、教育培训、安全管理、设备维护、标准与互操作规范、相关法律法规等。 2 数字城市构建的基本框架 2.1 通过推动信息化建设，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培养竞争机制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2.2 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体现管理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 2.3 加强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平台建设，促进基础信息资源有效共享。 2.4 建立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和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两个综合性应用体系，推动行业信息系统的建设。 2.5 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培养科技化专业人才，为构筑数字城市服务。 3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构成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根据《地理空间框架基本规定》( CH/T 90032009)，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构成，由五部分组成，分别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体系、目录与交换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和组织运行体系。 图1表明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组成。图2表明了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共享服务数据库的组成。 图1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图2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共享服务数据库 4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软件体系是以共享服务数据库为基础，为政府部门、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在线地理信息服务，形成唯一的、权威的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告平台，包括资源展示子系统、数据管理子系统、服务管理子系统和运维管理子系统等四个系统。依据每个子系统服务对象的不同，能够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资源展示子系统面向外部用户，是外部用户了解平台数据资源的窗口，数据管理子系统、服务管理子系统及运维管理子系统面对内部用户，是平台维护单位的内部用户对数据进行编辑、维护和的核心。此外，依据平台部署网络环境的不同，可以分为基础版、公众版和政务版。在城市管理、公众服务和政府决策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城市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5 结束语 伴随着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的飞速进步，城市的区域正在不断的扩展，之前较为保守的城市管理办法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下城市管理的需求。“数字中国”理念的发展，以“数字城市”为标志的城市信息化建设在我国的各个区域蓬勃兴起，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基本设施，而地理空间框架是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性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信息化进步的基本推动平台。 城市地理论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组织方法研究 摘要：地理空间框架由空间基准框架和地理框架数据构成，是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它为其它空间和非空间信息提供统一的空间定位基准，从而实现各种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本文以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为基础，将分类后的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作为对象，对基础空间数据和专题数据的组织、数据的关联管理进行研究。 关键词：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组织方法 1.引言 数字城市建设的任务就是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充分采集、整合和挖掘城市各种信息资源（特别是空间信息资源），建立面向政府、企业、社区和公众服务的信息平台、信息应用系统以及政策法规保障体系等。城市地理空间基础框架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它为城市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提供统一的空间定位与基础地理信息公共平台，进而实现城市信息资源按照地理空间位置的整合和共享[1]。本文研究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组织方法和管理模式，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方法和设计思路。 2.传统地理空间数据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地理空间数据存在着标准不统一、数据存储结构各异、重复建设、多头投资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标准不统一，成果不规范 传统地理空间数据存在标准不统一，成果不规范等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国家城市地理信息共享标准体系[2]。由于各部门、各地区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标准和法规，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造成不同种类的空间数据难以集成和共享。 2.2 GIS平台不统一，造成数据异构 数据异构主要体现在:模式异构，不同数据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类型异构，描述复杂的地理实体采用不同的数据类型；语义异构，即相同的数据形式表示不同的语义或同一个语义由不同形式的数据表示。数据异构使得不同平台间的空间数据难以共享。 2.3 资源开发利用低，仅局限本部门使用 现有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大部分信息局限于部门内应用。多年来，各行各业形成的一个行业一条线、一个部门一盘棋的信息系统建设模式，存在严重的信息封闭、信息壁垒、信息垄断和重复建设、多头投资等问题，导致不同行业信息系统间的空间数据无法共享。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虚拟现实等现代技术建设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提供空间数据高度统一、完整、精确和权威的基础数据共享平台，提供能够实时维护和更新的基础信息管理平台与服务平台，将城市的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态和多种类的空间信息资源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内进行充分整合和利用，实现跨行业综合基础数据的共建共享和互操作[3]。 3.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数据组织方法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应由基础空间数据和专题数据组成，其体系结构见图1。为规范地理空间数据的交换和共享，应制定《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规定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的主体及其内容、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数据的基准和标准、交换平台的建设、地理信息数据共享服务方式以及应急测绘保障机制等内容。 3.1 基础空间数据的组织 基础空间数据的表现形式有DLG数据、DOM数据、DEM数据、DRG数据、元数据等。 （1）数字线划数据（DLG数据） 矢量数据相比其它类型的数据结构更加复杂。组成数据的基本空间对象单元可以是空间任意分布的单个点或由许多点集组成，其大小、形状和维数都不同；其数据的操作涉及到对象实体中每一个点的操作，运算量大；拓扑关系复杂，要考虑到拓扑关系的存储和管理等。 基于用户对空间分析与出图显示两方面的需求，将数字线划数据分为GIS分析库与成果出图库，对于两个数据库中的矢量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组织。 （2）数字正射影像图（DOM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是由航空摄影或其他遥感数据经纠正和消除地形影响后形成的数字图像，是地表信息的真实反映。数字正射影像数据可以作为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和各个专业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的背景，可供规划、设计和广大用户直接查询、量算使用。 在海量影像数据库中，每次调度和使用的图像数据只是数据库里的一小部分，因此采用数据分块来组织DOM数据。通过数据分块可以减少数据的网络传输数据量，方便数据压缩和有利于在计算机的内存中对图像数据进行运算处理。 （3）数字高程模型数据（DEM数据） 多比例尺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库相当于覆盖全市范围的精细程度不同的巨大的“电子沙盘”，是地表地形的真实再现。由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属于栅格数据，因此在组织中先将每一幅的DEM数据拼接起来，然后分成几个区域存储到数据库中，采用金字塔结构显示。 3.2 专题数据的组织 专题数据库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数据中的重要部分，只有建设完善专题数据，并通过对地理空间数据和专题数据等数据库的整合，形成完整的平台共享服务数据库，数字城市公共平台才能更好为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发展规划、科学决策中提供地理信息服务。专题数据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水利、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电力、邮政、商务、民政、教育、旅游、卫生、公安、气象、地震、通信等三十余类数据。 由于各专题数据具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格式，需要通过专题数据整合转换成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支持的空间化的专题数据。 （1）文本表格数据 将原始专题数据中Word，Excel，Txt 等格式的数据根据其内容整理为规范化的关系数据库数据。在整理好规范化的关系数据库数据后，对于无空间坐标的数据，通过地名地址匹配等手段进行空间定位。 （2）图片数据 对于原始数据为jpg 等格式的图片数据，需要进行几何纠正。选择较多的控制点，利用纠正方法达到基本纠正的效果。纠正后图片保存为IMG 文件。纠正时无值的点设置为0 值。对于其中存在的重要的专题信息，根据具体情况提取信息，形成专题图层。 （3）空间化数据 通过坐标格式转换、坐标系统转换、数据建库等方法将已有空间数据转换为符合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的数据，最终建立专题数据库。 3.3 地理空间数据间的关联一体化管理 空间数据库与专题数据库的关联实际上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把应用模型和数据库管理系统协调，建立图文一体化系统，即把图形信息与非图形信息紧密地结合。它是多种数据集的融合和集中管理。 （1）空间位置关联 由于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存在多种格式，同时从管理和应用的角度考虑需要将不同大类的数据进行叠加，采用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技术来存储基础空间数据后，只需要将各种基础空间数据转换到同一个坐标系上，不同形式的数据就可以叠加起来应用。 （2）属性关联 除了在空间位置上实现两种数据的相互关联外，同时还要将它们各自的属性信息也关联起来才能实现双方的信息交流和传递，因此需要有一个桥梁来挂接不同的数据子库，建立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可采用以字段作为连接的载体，只要能确保二者都具有一个表示公共信息的属性字段，就可以达到逻辑上的关联。 4. 结论 地理空间基础框架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只有建设完善专题库数据内容，并通过对地理空间框架库和专题库等数据库的整合，形成完整的平台共享服务数据库，我们的数字城市公共平台才能更好为政府职能部门在城市发展规划、科学决策中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并为公众提供全面的地图服务。 城市地理论文:数字城市地理框架建设中地理编码库设计研究 摘 要：该文基于笔者多年从事数字城市框架建设建设的相关工作经验，以数字城市建设中地理编码库的设计为研究对象，论文首先分析了地理编码库建设的难点，进而探讨了GIS软件的地理编码方法及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笔者详细阐述了地理编码库的设计实现过程，全文是笔者长期工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相信对从事相关工作的同行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数字城市 地理编码库 GIS软件 “数字城市”就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大规模存储技术为基础，以宽带网络为纽带，以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为核心，利用遥感（RS）、GPS、3维仿真等技术手段，对城市进行多分辨、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类型的3维描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把城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在网络上进行数字化虚拟描述。地理编码是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分散于各个部门间无序的信息资源得到分类整合，建立各类信息间的有机联系，构建起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属性信息与属性信息之间的框架模型，使得不同的数据类型、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互操作得以实现。本文以石家庄市数字城市建设为背景，探讨地理编码库的设计过程。 1 地理编码库建设的难点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老城区的系统改造，新城区不断扩展，城市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地名、地址错综复杂，混乱无序，缺乏规律性；街道门牌编号混乱，同一门牌号有几户使用；地名命名方法随性复杂，缺乏统一的标准。同时，各个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为了方便本部门的工作，都会根据本部门的应用系统特点，建立自己实用的编码系统，具有独特的地理网格单元划分标准，如公共场所活动区、单位内部物业管理区等。在建设时也没有考虑使编码具有在空间单元上统一的、标准的地理参考系统，结果在不同系统的数字城市管理中，最小单元划分区域都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不同字体间很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2 GIS软件的地理编码方法及存在的不足 ArcView是由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ESRI）开发并销售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在这个软件中有地理编码的功能，它可以单个定位也可以批量处理。不过，首先要有一个参考主题，此主题是经过地址编码的基础地理信息表，如道路图或行政区划图，然后才可以进行地址匹配，进行地址匹配时地理特征数据源必须包含一些与地理特征有关的地址属性。这样ArcView才能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把地理特征数据源匹配到参考主题上。在匹配过程中ArcView把参考主题中的地址与地理特征数据源中的地址属性相比较，从而确定是否匹配。当找到一对匹配的地址与属性之后，ArcView就将具有该属性的地理特征的坐标分配给这个地址。如果找不到可匹配的地址与属性，可分两种情况处理：若地址有误，可以修改地址中的错误；否则，可以放宽编码参考中的匹配参数，由此获得较大的匹配成功率。 Mapinfo也同样有此功能，其基本原理是相同的。对于线参考主题，通过插值的方法进行定位，如解放路18号，参考主题中有解放路1号到36号的记录，则此地址就定位在中间。对于区域主题则定位在几何中心。 对于简单数据库ArcView和Mapinfo的地理编码功能都能实现地址匹配。所谓简单数据库是指记录量少，地址信息描述规范。但是对于复杂的数据库，如记录数在1×104条以上，且地址信息描述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现有软件的地理编码功能就束手无策了。其无法实现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地理编码功能不能进行多个参考主题的同步匹配；二是对于区域主题只能定位在几何中心，这样的话如果有多个记录则会重叠在一起，不利于进一步的显示、统计和分析。鉴于以上分析，制定出一套针对石家庄市数字城市建设行之有效的地理编码库建设方法，使之既充分体现城市现状，又顾城市未来发展是项目的难点与重点。 3 地理编码库的设计实现过程 地理编码通过对地理对象在确定的参考系中按一定的规则赋予唯一的和可识别的代码，从而唯一的确定地理对象的空间位置，也就是说建立地理对象与代码之间的映射关系，它可以是地理对象与地址的映射，也可以是地理对象与坐标系统的映射。对于数字城市建设，地理编码是建设效果的直观体现，例如要对一个地名进行查询，对一个单位进行检索，首先就是查询某个名称，然后通过该名称来进行定位。因此完整的地理编码库，不仅包含了一系列的属性信息，还应该包含定位的空间信息。 3.1 地理编码库的主要内容 地理编码库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工程，将为各部门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及城市应急指挥，提供准确、实时的信息支撑，满足百姓日常出行对地址定位的需求。通过对地名地址的编码管理，可以实现统一空间坐标，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在各部门分散的信息资源库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为实现信息共享、交换和整合提供基础信息支撑。为切实满足各类用户的实际需求，石家庄市地理编码库主要包括行政区域地名编码、街巷名编码、小区名编码、标志物名编码、兴趣点名编码和门（楼）址编码以及预留编码等。 3.2 地理编码库建设流程 针对石家庄市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利用民政、统计、公安、房产等部门已有的数据基础上，通过影像叠加，划分区域确定地名地址的采集范围。同时，进行地名地址数据库设计，地名地址规范设计，地址模型设计等；再由市所辖四区分别成立专门的地名地址调查小组，包括外业调查人员，内业数据整理、检查人员，地名地址数据入库人员。 1）外业调查人员专门进行外业调查，实地查看，对所属区域的地名地址通过照片拍摄、文字记录等方式采集回来。2）内业数据整理、检查人员主要负责对外业采集回来的数据、已有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检查、规范化、标准化，对不同类型的地名地址数据进行分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编码规则进行编码。3）地名地址数据入库人员对整理并编码后的地名地址数据进行入库，增加新的地名地址，更改错误的地名地址，删除废弃的地名地址，保证地名地址数据库的完整性、有效性、统一性。地理编码库建设流程如图1所示。 3.3 地址匹配服务 地址匹配主要由空间参照数据库、地址拆分及标准化、地址匹配规则配置及地址匹配部分组成，其核心是地址匹配。系统可以满足单地址匹配、批地址匹配以及交互匹配的需求。地理编码系统组成如图2所示。 地址匹配提供了一种将非空间信息空间化的手段，用户可将带有地址信息的属性数据快速转换成空间数据，生成自己的专题图层；而且可以将这些数据保存为其他 GIS格式如：“Shp”等，为其他GIS应用系统使用。 1）单个地址匹配：系统提供一个地址匹配的服务，该服务可以匹配任意用户设置的需要匹配的地名地址数据集和匹配关键字。 2）批量地址匹配：支持匹配文件的格式为Txt，Excel等格式，并对匹配文件作出一定的规范，将生成的坐标信息存储起来。将匹配成功的地址转换成空间数据，并保存为指定的数据格式。记录匹配成功的地址和匹配失败的地址及匹配的准确度，根据匹配准确度用户还可以进行编辑，并且日志可以进行保存。 4 结语 该文主要论述数字城市中地理编码库的建设，对石家庄市地理编码库的建设过程进行了概括，对地理编码流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文中论述的建设方法在实际中得到了应用，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值得借鉴。由于只针对项目实际情况，对地理编码库建设没有进行深入拓展，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城市地理论文:实例探析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摘 要：“数字兴义”项目将建立兴义市数字地理信息空间框架，形成兴义市权威的、唯一的和通用的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从而实现各类信息的互联互通。本文主要阐述了数字兴义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关键词：兴义；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引 言 “十二五”期间，随着贵州省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推进，新城镇、新城区大量出现，传统的管理模式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城市需求，因此推行数字化城市管理是实现全省城市管理“科学、严格、精细、长效”的有效手段。三维数字兴义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为三维数字兴义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规范的、权威的三维空间定位基准和三维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以及信息化建设，将极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 1 数字兴义 兴义市位于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全市辖4个街道办事处、29个镇、5个乡，总人口74万，其中城区人口26万，全市国土面积2915平方千米，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及交通枢纽中心。 近年来，兴义市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一产、二产、三产齐头并进，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6∶44∶40。全市提出了以“三化一业”（即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市化、旅游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加快了全市工业化进程，工业经济初步形成了以酿酒、建材、电力、煤炭、化工、冶金、药业、烟草为主的八大工业体系，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数字兴义”由黔西南州国土资源局牵头建设。其总体目标为：建立兴义市数字地理信息空间框架，形成兴义市权威的、唯一的和通用的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从而实现各类信息的互联互通。“数字兴义”建设将紧密结合兴义市地区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遥感、大地、GPS等测量技术，建立高精度、实时、快速的基础数据获取手段，完善兴义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集，建设兴义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构建兴义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通过将全市的各类信息在数字化三维平台上表达出来，集成安装在网络上，市民足不出户，即可查询到旅游名胜、商业中心、文化坐标、街巷小景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国土、公安、计生、消防、规划等典型应用示范系统，建立共建共享、更新完善和运行维护的长效机制。为政府科学决策、公告服务、社会管理、综合监管能力等方面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环境。 2 “数字兴义”地理空间框架技术特点 2.1 实用性好 项目进行了详细的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现有资料及软硬件分析，提出了设计的思路、规范、原则及总体结构，并经过论证评审，具有良好的实用性。 2.2 技术先进 平台在建设过程中使用了当前通用的硬件平台和最先进的数据库、GIS软件，以保证平台的先进性。 2.3 兼容性好 该平台严格遵守相关软件开发设及软件接口标准，为后续开发各种应用系统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持。 2.4 安全性高 该平台针对不同的使用人群，提供了不同密级的授权，严格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对不同的使用人群提供相应密级的地理空间数据。并对软硬件设计进行了安全性论证。 3 数字兴义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3.1 总体建设内容 项目要求建立兴义市城区约15km2的三维影像地形模型，城市标志性建筑、街道三维模型，系统要求能运行在兴义市政府专网上，并能实现各部门专题应用的并行接入。 3.1.1 标准规范与政策保障机制建设 很多专题数据往往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数据标准与规范不统一，数据质量、坐标系统、投影参数、精度、图形要素差别较大，上述因素造成了数据的不一致性，部门之间数据很难进行交换和共享，长此以往数据繁杂、分类不清，同一地区往往存在多套数据或缺失，资源浪费现象及其严重。因此，系统建设的首要工作便是结合兴义市地区实际需求，利用即将覆盖全省范围的CORS站系统，统一测绘基准，在国家及省级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地方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兴义市地区成立数字兴义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黔西南州国土资源局，负责统一指导、协调、督促。负责组织、落实、督察等日常工作，定期编发简报，通报进度。同时以公文的形式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切实保障数字兴义地理空间框架平台建设的顺利进行及后期维护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使数字兴义建设成果更好的为地区经济和建设服务。 3.1.2 基础地理数据获取及整合 （1）基础数据的获取 主城区30平方千米1：500地形图测量（当前已测有15平方公里数字地形图，该区域需要纳入更新任务中）；主城区30平方千米1：500航空摄影及规划区70平方千米1：2000航空摄影，其中70平方千米要求获取1：2000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和数字线划图。城市及周边250平方公里1.5m分辨率卫星影像。 （2）数据整合 基础数据之间往往存在坐标系不统一的情况，从而导致，无法直接叠加在一起使用，给数据综合分析设置了障碍，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工作难以展开，为了能够使用这些数据，需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其次，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已有的基础数据往往老旧，现势性不强，不具备实用性。需遵循国家和测绘行业标准与规范，充分运用遥感、GPS、GIS等成熟的技术手段对这一部分数据进行采集和更新。 整合以上数据是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基础性与必备性工作，主要包括兴义市中心城区1：500比例尺DLG（见图1）数据，影像数据DOM（数字正射图），数字高程DEM，专题数据的整合工作。 3.1.3 建立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依据项目设计标准建立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对处理后的基础地理数据进行检查，数据符合标准后，才准予入库。 3.1.4 三维地形数据库建设 三维地形数据库是平台的数据基础，是DEM、DOM、DLG及三维建筑模型的集成，精确的三维地形数据库有助于更好的管理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提供更符合现实直观的表现形式。三维地形数据库建库流程见图2。 3.1.5 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在更新完善后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之上进一步整合加工，提取符合公共需求的地理要素内容，进行面向信息化要求的数据重组，扩展地名地址地理编码，建立要素与瓦片的一体化索引，实现多种数据的无缝集成，研制开发网络化的应用服务与运行维护系统，建立兴义市权威的、唯一的和通用的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3.1.6 建立五个典型应用示范系统 在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基础上开发构建五个典型应用示范系统，选择国土资源、计生、公安、消防和社会公众服务等应用部门和领域进行示范系统建设，再逐步扩展到规划等具备条件的政府部门，应用科学化、数字化环境全面促进该部门的高效、快速管理手段的转变和实施，并总结应用模式和经验，在政府及其各部门全面推广。 3.1.7 支撑环境建设 兴义市三维公共信息平台的设计将严格参照现代计算机网络的规范与地理信息相关标准。整个系统是以数据中心为中心节点的星型网络。数据中心建立在高速局域网（3M）上，网络采用UDP和TCP/IP协议；服务器操作系统拟采用Windows 2003 Professional。系统支撑环境由数据中心建设、用户服务子系统建设、数据通讯网络建设组成。 3.2 项目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明确了设计依据、技术指标，确定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运行服务模式设计，支持环境建设等工作内容，以及主要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3.3 运行服务模式设计 3.3.1 模式架构 服务门户应基于通用浏览器（如IE、FireFox）、采用面向服务架构（SOA）进行构建。SOA是大型软件系统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平台服务门户采用SOA进行构建。在服务门户中，所有的服务功能都应具有明确的可调用接口，具有标准、通用、松耦合和重用性好等特点，以Web Service的方式进行提供。通过对这些功能接口的组合，形成服务门户特定的业务应用和业务流程；同时，服务门户还可进一步将这些接口进行封装和，以便于网络用户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将平台提供的服务整合到用户自己的业务应用系统中。 3.3.2 主要功能 服务门户采用单点登录、统一身份认证技术，用户在一次成功登录门户后，即可访问其权限范围内的系统功能和信息内容，避免在多个功能模块间来回切换而形成的网站资源消耗，同时也提高了系统的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服务门户具备用户注册、目录检索、元数据查询、地图浏览、路径分析、检索定位、空间量算、地图、数据交换、服务跟踪等功能，向政府、企业、公众各界用户提供全方位、不同层次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 平台服务门户应具备的主要功能如图4所示，包括平台管理功能、应用服务功能、接口服务功能及其它功能等。 其它功能，包括新闻动态、政策法规、BBS论坛、使用指南等。新闻动态用于展示公共平台建设、发展及运行的动态信息；政策法规用于与公共平台相关的国家及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规范；BBS论坛用于服务门户对外宣传、消息以及收集客户反馈；使用指南用于实现公共平台与用户的互动交流，为用户查询、浏览网站上的各类信息、使用各种服务提供向导和帮助。 3.4 技术指标 3.4.1 性能指标 公共信息平台的性能主要包括系统自动运行能力，错误处理能力，数据备份能力，运行稳定性能力，联网和扩充能力、数据服务能力等。 用户客户端能实现自动下载更新，高速浏览，操作简便以及远程技术支持能力。数据中心具备城市景观漫游、展示等功能，能自动接收处理用户端数据要求；系统发生故障时可自动警示值班人员。具备自动响应用户请求，提供数据服务的能力；具备监测用户登陆记录的能力，并留有针对用户进行二次开发的接口；具备用户使用授权、认证，监测用户使用时间、流量大小的功能。具有兼容性接口，可与多种数据库系统相连，完成地理信息的实时共享；可适应用户中心到用户间通信方式的扩充和改变，并尽量兼容未来的移动通信方式；具备通过政府专网进行数据服务的能力。 3.4.2 数据指标 卫星正射影像和航空正射影像DOM：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小于1m）或航空影像（1：500精度）；数字高程模型DEM：1：1万和1：5万；矢量化数字地图：1：1万、1：2000、1：500（针对不同浏览分辨率下应用）；房屋测绘数据：楼层面积、楼层高、楼层数、边长、房屋平面图等等；POI热点区信息；建筑物外表数码相片；地物编码应与国家地理要素编码一致。 4 结 语 三维数字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要真正实现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后续的应用推广和数据更新维护更显重要。平台的生命力在于数据内容的丰富性和时效性，并在它上面开发各种应用系统，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它，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会更加凸显。 城市地理论文:基于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地下管线信息系统设计 【摘 要】地理信息对城市发展基础性的作用日益突出，埋设于城市地表以下的各类管线作为城市既有资源同时对地下空间资源的利用也起到严格的制约作用。因此基于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基础上的地下管网GIS系统是目前我国每个城市必须面对的课题。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建设首先要明确建设内容，然后确定建设方案，在建设方案中要明确系统架构、数据流程、业务流程，在上述基础上确定系统部署。 【关键词】数字城市；地下管线；系统建设 引言 近年来，随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深入，地理信息对城市发展基础性的作用日益突出，基础地理信息为各行业提供的数据支撑已从地表向地下及地上下三维一体化方向发展，尤其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地下空间资源的有限性日益被城市管理者高度重视和认同，埋设于城市地表以下的各类管线敷设情况已是既定事实，它作为城市既有资源同时对地下空间资源的利用也起到严格的制约作用。因此基于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基础上的地下管网GIS系统是目前我国每个城市必须面对的课题。城市地下管线系统的基础地形数据要通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平台服务实现，地下管线系统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示范项目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各权属单位及政府部门数据共享要通过管线系统自有平台来实现。 1、系统建设内容 系统建设内容按照通用的GIS标准及相关规范，考虑到管线系统的特殊性可分为1）系统建设及维护法律法规；2）系统建设及数据交换标准规范；3）数据整合与处理；4）管线数据的更新机制；5）管线系统的基础支撑6）管线数据共享服务； 7）数据审批及管控一体化平台； 8）管线三维系统；9）系统运行的运维机制。篇幅关系这里不展开论述。 2、系统建设方案 2.1系统组成 根据城市地下管线普查信息系统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基于SOA规范系统目标组成如下图2-1所示。 （1）管线数据采集与更新系统 系统是一套适用于管线作业和管理的、涉及前期生产、后期检查、入库和空间表现等方面的软件。文件中记载了管线的空间位置数据和属性数据。同时通过元数据记录的方式保存管线生产的一些重要信息，便于管线的维护和管理。软件可以对管线的探测和普查提供一整套的作业指导，对管线的数据质量进行监控。系统采用移动GIS实现了地下管线野外数据采集与处理，工作人员在手持GPS设备上准确记录野外采集到的属性和坐标等相关信息，并实时绘制出管线图，可通过数据传输线或在线方式直接上传到GIS中心系统，操作简单方便，工作效率高，为地下管线的普查、更新及补测提供了一条简单准确高效的途径。 （2）地下管线数据管理系统 地下管线数据管理系统是管理人员全面掌握和管理数字管网平台中管线以及基础地形数据资源的工具，实现基本的数据查询、统计，对空间资源入库、导出、更新和管理，以及行业应用中的辅助决策分析。具体包括工程管理、数据查询、数据输出与、数据统计、数据更新入库管理、辅助决策分析、元数据管理和历史数据管理等功能。 （3）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根据管线数据标准、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需求，以及数据保密等要求，为各类型用户群体提供地下给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电信、其他等地下管线数据的目录服务、数据服务和应用服务，实现管线数据的共建共享。 （4）内网门户 内网门户地下管线共享的信息、政策法规等，将系统建设的成果以服务目录和图片的方式直观的展现给管线管理单位、权属单位和其他政府部门，用户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数据服务，并提出使用申请。 （5）管控一体化平台 在地下管线共享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落实对各类管线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建立全面管理、流程控制、上下联通、实时监控的管控一体化平台。同时可接入重点监管设备实时监控数据，可为应急预案编制、预警分析、应急指挥等功能提供数据支撑。 （6）地下管线三维管理系统 地下管线三维管理系统基于网络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平台，集成海量三维模型数据、遥感影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全面展现城市建筑、桥梁路面与地下管网管线的立体关系，支持全视角的地上、地下及地面透明式的管线浏览，提供管线爆管、连通检测、剖面分析等专业功能。 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数据库是整个数据流转的关键，该数据库有几个来源：报建规划数据、竣工验收数据、管线普查数据、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服务接入。 管线普查单位通过管线数据采集与更新系统，对采集的管线数据进行数据检查、生产达到入库标准。满足入库要求的管线数据，通过地下管线数据管理系统入库到沈阳市地下管线普查数据库。 管线权属单位提交报建计划数据至管控一体化平台，规划与国土资源局通过平台对规划数据进行审批，并对竣工成果进行验收。管线规划数据和竣工数据通过地下管线数据管理系统入库到沈阳市地下管线普查数据库。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系统中的地形数据、影像数据及部分地面三维场景通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服务平台接入。 2.3系统部署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信息系统部署（以沈阳市地下管线普查信息系统为例）如图2-4所示。 系统部署分为三个层次，最左边是数据库、空间数据引擎和ArcGIS Server服务器，部署Oracle RAC实现高可用性数据库系统；空间数据库引擎采用ArcGIS Basic Server，提供对空间数据的读取、写入和空间分析功能；ArcGIS Server为实现SOA的基础平台。中间为开发集成框架，开发集成框架提供对服务的整合，类似企业服务总线，将系统的服务进行整合和统一对外提供。最右边是表现层，包括Web表现和桌面应用两部分，直接进入终端，终端设备包括平板电脑、桌面电脑、移动电脑和手持终端，Web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置于防火墙的DMZ区，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2.4 结束语 通过对地下管网GIS设计，在搭建了系统架构基础上进行管网数据库设计、应用共享服务平台设计、管控一体化平台设计等可以实现地下管网数据的有效管理与跨部门应用，为地下空间资源的规划利用提供支持。 城市地理论文:GIS技术在数字城市地理框架建设中的应用探讨 [摘要]GIS是我们搭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数字城市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我们要学会如何科学、有效、充分的利用这一资源，让城市数字化建设在GIS平台上建设的更迅速、更有效、更科学。本文结合 "数字梧州" 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实际情况，探讨GIS技术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中的应用。 [关键词]GIS技术 数字城市 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随着GIS技术日趋成熟，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人们对GIS技术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我们在数字城市的建设中GIS技术应用也非常广泛，利用GIS技术已经成为了我们建设数字城市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所在。在这当中，GIS技术的应用不仅仅体现在确定城市位置坐标建立基础地理信息这一项上面，还体现在利用GIS技术搭建地理空间框架平台，模拟城市环境，构建虚拟世界，服务真实生活等方面，比如人与环境的和谐融合、应急指挥系统、预防自然灾害发生等方面，都需要GIS技术的帮助才能很好地完成。 1 GIS技术在数字城市地理框架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作用 1.1 数字城市与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是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的核心，是城市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城市信息化提供统一的空间定位与基础地理信息的公共平台。“数字城市”是在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基础之上，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把城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全部内容（比如说：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各种信息）在网络上进行数字化虚拟实现，并满足公众、企业、政府等各方面的需求，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数字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象征和预示着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数字化的建设其实包含在很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如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技术的开发等，这些技术都在不断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是城市数字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的目的是把城市真正的变为一个整体，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城市的管理工作、人们的生产生活、城市的建设方向以及经济的发展状况都可以用GIS技术联系起来，以GIS技术作为平台，搭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在此基础上建设数字城市的一草一木，并且统一由一个系统来支配，让人们在数字城市中的全部内容能够有机的结合到一块，共融共生。 1.2 GIS技术与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我们进行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进程中，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平台及各项业务应用系统由GIS技术来掌握和领导，就变得简单方便起来，它能够给我们更好的建设指导，并明确我们的建设方向。如“数字梧州”城市地理框架建设“一库、一平台、多应用”（图1），用GIS技术建设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利用GIS强大的统计、计算、分析功能管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利用GIS二次开发功能开发各个应用管理系统，利用GIS在线服务功能提供城市各类信息服务，完善城市管理。 现在GIS技术的发展状况已经极为靠前，开放型GIS技术的兴起、网络型GIS技术的发展、集成型GIS技术的开发已经使我们能够解决很多以前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中应用这些具体的技术，让问题变得更便利。另外，GIS技术自身还具有计算和进行相应决策的能力，这同时也为数字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更为精确的保证。我们还可以依靠这一技术，得到很多切实可行的参考方案。 2 “数字梧州”城市地理框架建设中GIS技术的具体应用 GIS技术的应用领域极为广泛，在“数字梧州”城市地理框架建设中不仅完成信息平台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利用GIS二次开发技术来开发完成“数字国土”、 “数字民政”、“数字消防”等应用系统。 2.1 数字国土“一张图” 结合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成果，应用遥感技术保障土地调查数据现势性、服务国土资源批后监管，在实现全国全覆盖遥感监测的基础上，全面完成全国“一张图”数据库建设。通过该数据库与国土资源管理相关业务数据库挂接，为实施建设用地“批、供、用、补、查”全面监管提供基础信息平台，利用GIS分层叠加技术建立以国土资源信息数据库为核心，以土地基础地理信息、土地调查、土地报批、土地登记、土地规划、土地征收及供地等工作提供的数据为信息源，综合运用GIS技术、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和Oracle Spatial空间数据管理技术，建立各级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建成后将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多级管理系统叠加分析应用、无纸化办公，实现梧州市国土资源“一张图”工程。如图2，是在Arcgis平台基础上建立的管理系统，以梧州市正射影像图为底图，叠加土地报批、供地、登记数据图层，分析统计土地利用情况。 2.2 数字民政 梧州市开展基于地理空间框架的民政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图3），建立一个基于电子地图管理的地名管理信息系统，把梧州市的区划地名、区域界线、社区楼盘等信息纳入到系统中，实现相关数据的图形化存储、查询、分析、应用，同时实现与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政局地理空间框架之间信息动态更新和国家地名数据库之间的无缝对接。在此基础上，提供系统标准二次开发接口，为各部门提供地名信息服务。 2.3 数字消防 城市的消防建设是一个影响人们生命财产的话题，我们要极为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在建设消防问题的时候也要注意责任的问题，GIS技术的应用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为消防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GIS技术能够对地面进行很好的检测，从整体监测情况上大致了解城市的消防防护状况，并作出整体的全局把握；其次，其强大的监测功能对消防情况进行具体详细的分析测试，提供更精准的地面消防指导作用，使消防人员能够做出快速反应。因此，与传统的比起来就有了更快捷迅速的特长。 3 结束语 数字城市现今已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在数字城市化的建设中，我们要充分利用GIS技术的强大功能，准确了解地形地势的情况，分析地形结构。根据GIS技术得到的参考资料，做出多种详细而科学的规范化方案，从整体控制和把握人员、建设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使数字城市化努力向着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合理开发、生活工作合理信息化的方向进行。 城市地理论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中的几点思考 摘要：本文从平阳县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背景、目标与内容、技术设计、应用前景等进行了阐述，作为较早完成数字城市建设项目的县级节点之一，“平阳模式”对浙江省乃至全国县域城市地理空间信息的共建共享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理空间框架；公共服务；数字城市 0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需求水平的提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已逐渐成为城市基础测绘的核心内容，建设成果成为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全面、更有效的支撑[1]。当前，以“数字城市”为标志的城市信息化浪潮 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将进一步加大数字城市的建设力度，全面推广数字城市建设，要求2013年完成全部地级以上城市的立项工作，并且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数字县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工作。 当前，数字城市建设工作已进入应用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有些地方仍然存在长效机制落实不到位、更新欠及时、应用推广深度与广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县域城市表现尤为突出，加上长期存在财政负担较重、自身技术力量不足等痼疾，极大地阻碍了城市测绘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为了能够有效克服县域城市地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存在的困难，平阳县抓住数字城市项目建设的契机，综合考虑实际情况，认为平阳县数字城市建设应该要着重加强市、县建设的统筹，核心内容就是“平台统一、数据集中、分工协作、市县共建”，形成了高效率、集约化的数字县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模式。 1 数字平阳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目标和内容 1.1建设目标 “数字平阳”以信息基础设施为支撑，以地理信息资源为基础，综合采用“3S”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采用统一的技术架构，将多源、多尺度、多类型的地理信息资源进行有机组织，实现海量信息的高效管理与持续更新，提供地理信息便捷、高效、安全的在线共享服务[2]。同时，通过层次划分将项目分解为若干个逻辑平台，降低实施的复杂度平台，降低实施的复杂度，整体结构呈现一种纵向多层次、横向网络化的立体网络结构特点，通过支撑环境、基础数据、公共平台、应用示范、标准规范及管理体系5个部分的建设，最终实现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各部门专题数据等多元数据的集成管理、综合应用服务。项目框架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1.2 建设内容 数字平阳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内容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设、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典型应用示范建设以及支撑环境建设等四个方面。 1.2.1 基础地理信息建设 基础地理信息主要包括大地测量成果数据、DLG数据、栅格数据、地名地址数据、3D数据以及元数据。在省市主管部门共享的数据基础之上，重点更新完善城镇区域内1：500 数据以及精细地名地址数据等，最终形成内容丰富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然后经过提取、扩充、重组和脱密等工序处理，形成共享服务数据。最后开发数据库管理系统，实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统一管理。数据库建设体系如图2所示。 1.2.2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 基于地理空间共享服务数据，依托专线网络以及互联网，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和功能需求，开发网络化的应用服务系统，建立平阳县权威的、唯一的、通用的地理信息管理、共享、应用与服务的平台。图3为平阳县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展示中心界面。 1.2.3 典型应用示范建设 示范应用系统紧密结合平阳县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在公共平台的基础上构建应用系统，分别为：地下综合管线管理信息系统、规划成果管理信息系统内（如图4）、数字地名系统和“天地图·平阳”，并总结应用模式与经验，为地理信息公共平台的全面推广提供借鉴。 1.2.4 支撑环境建设 支撑环境建设主要包括软硬件环境、网络环境、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以及共享与更新长效机制等方面的建设。 2 数字平阳地理空间框架技术设计 2.1 设计依据 数字平阳地理信息公共台软件按照国家、省市（县）互联互通的要求进行一体化的设计，按照统一技术标准，遵循服务接口规范等，确保数字平阳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不仅能实现横向上与其他部门的资源共享，还能在纵向上与省、市级平台实现在线的数据共享。 2.2 技术路线 （1）“一体化”设计理念 遵照最新的标准，按照“一个资源库、一张图”的理念进行库体设计，即从 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等的建设和使用需求，同步进行数据处理，在减少数据处理环节，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确保数据标准、空间基准、数据格式等的一致性，实现数字平阳基础地理信息资源一张图。 （2）集中部署、统一服务的建设模式 为了解决财政资金和地方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项目采用了“一个平台、一套数据、一个网络、集中部署、统一服务”的集中建设模式，促进了市县资源共享，避免了市县独立分散建设、缺乏统筹带来的重复开发，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因此本项目充分利用市域级地理信息公共平台的基础设施资源和技术力量，为今后的常态化运维提供有效保障。 （3）基于 SOA 进行项目架构设计 SOA（面向服务架构）是基于开放的Internet标准和协议、支持对应用程序或组件进行描述、、发现和使用的一种应用架构。通过 SOA 对不同服务或功能进行设计和完成一系列业务逻辑与展现，让用户像使用本地桌面业务组件一样方便的调用服务或功能等各种资源。基于 Web 服务技术，屏蔽应用系统编程语言、基础技术架构和系统平台的异构性，方便地将各种应用系统封装成网络上开放的应用服务。 （4）地图服务技术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的核心是提供各种类型的地图数据服务，为了满足不同的应用需要，本项目采用多种地图服务技术，包括 WMS 服务、WFS 服务、WCS 服务和切片地图 Web 服务。同时也涵盖专题制图、查询检索、空间分析、地址匹配、地图可视化等 GIS 功能服务，这些服务以接口的方式向不同的用户提供服务。 3 关于数字平阳地理空间框架应用的几点思考 项目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逐步形成基于数字平阳地理空间框架的社会化应用体系，促进平阳县信息化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平阳县的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基础保障。因此，项目的建成只是一个开端，未来的应用才是“重头戏”，也是项目的意义所在，但是现阶段很多地区对县级平台未来的发展普遍存在疑虑，担心只是一个“花瓶”，从而影响了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本文作者通过数字平阳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对未来平台的应用提出几点思考： （1）基础地理数据更新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是以基础地理数据为基础的，如果数据更新不及时，影响数据的现势性，那么平台的应用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需要建立基础地理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如果只是依靠每年的基础测绘任务来实现数据的更新往往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新农村建设、竣工测绘以及依托“五水共治”等重大工程进行数据的动态更新。 （2）衔接地理国情监测工作 全国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已经全面铺开，虽然这两项工作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地理国情普查注重于数据挖掘和统计，而数字城市偏向于数据成果的共享和应用，但是数字城市的成果可以为普查提供基础数据支持，而普查的成果也可以在公共平台上进行共享，促进这两项工作长期联动发展。 （3）完善落实长效机制 很长时间以来地理信息数据生产部门存在各自为政、分头建设、重复生产的问题，造成各部门地理信息数据不兼容，无法共享。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以明确平台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并实现各部门数据的联动更新。与此同时，对平台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撑，提高各应用部门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地理信息共建共享长效机制。 4 结束语 针对县域城市测绘发展现状，本文论述了数字平阳地理空间框架项目的建设思路，这种高集中、高集约化的建设模式为推动数字县域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提供了有效借鉴，同时对公共平台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几点思考，这项工作既创新了地理信息服务方式也提高了地理信息工作的地位。 城市地理论文: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数据更新探讨 摘要：地理信息数据库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对数据的现势性要求很高。本文详细探讨了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设计、数据处理和数据入库的业务流程以及各项数据的更新要求。 关键词：地理信息数据库；数据入库；数据更新 引言 数据是数字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基础数据，是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满足数字城市建设、城市信息化建设乃至智慧城市建设的需要，刻不容缓的实时更新信息系统，数据的更新至关重要。 ArcGIS Server是一个基于Web Services技术之上用来构建企业级GIS应用的平台：GIS的功能在服务器端集中实现和管理，支持多用户负载均衡，提供高级的GIS功能，并构建于工业标准之上。同时，ArcGIS Server是一个服务器对象管理器，用来管理各种地理资源：比如地图、定位器以及运行在应用中的各种软件对象。ArcGIS Server的最大贡献在于将高级的GIS功能引入到网络环境中，既考虑了局域网内的高效访问，又考虑了广域网上的松散耦合集成。ArcGIS Server提供了创建和配置GIS应用和服务框架，使得基于它来构建地理信息服务变得十分简单。本文基于ArcGIS Server探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关于数据更新的各个方面。 一、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更新的原则 由于城市基础地理数据对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而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该有一定的原则和规范，来进行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则和规范： （一）、精度匹配原则 对于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一定要确保其精度要求，否则在进行叠加原有地理信息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因此在更新的时候对更新部分和未更新部分要注意精度匹配问题。 （二）、现势性原则 在更新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时，一定要准确及时地进行基础数据更新，以确保基础数据的现势性。基础数据是对城市目前发展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反映，只有保证其现势性，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三）、一致性原则 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由于存在大量的图种，因此在更新的时候，各个图种之间数据的一致性如何保证是很重要的，同时还涉及到同一个图种内的坐标系统的一致性等问题，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只有很好地保证一致性，才可以利用这些基础数据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分析。 （四）、属性信息与空间信息同步更新原则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内容较多，包含有十分复杂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因此在更新的时候，要对两种数据同时更新。如对原来的一个宗地而言，现在有可能变成了两个宗地，因此属性信息中都应该一起更新宗地面积、宗地所有者等信息。 二、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的更新方法 由于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采集方式多种多样，因此其更新的模式也不一样，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应该在遵循前面提到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同时更新工作应该和竣工验收等结合起来进行，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更新的效率。 （一）、基于航空摄影测量技术的数据更新方法 利用航空摄影测量获得的航片数据，对于较大范围城市三维模型数据更新，作为控制资料以外业采集的像控点成果，进行空三加密原始数据；利用空三加密成果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中进行模型框架数据的采集，制作真实的三维模型结合外业采集的建筑物侧面纹理(图1)。该方法获得的影像分辨率高，数据精度高，色彩更真实。 图1 基于航空摄影测量的三维模型生产技术流程 （二）、基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数据更新方法 对于较大范围或较精细的城市三维建筑模型数据的更新，可通过测距求算获取建筑的点云数据，使用地面激光扫描仪与GPS，经过数据精简、模型制作及纹理贴图、数据配准及城市三维建筑模型轮廓线提取等关键过程，实现对数据的更新。这种方式所获取几何信息精确，且获取速度较快。目前主要的数据采集方式有:移动测量车、机载激光Lidar、激光扫描仪。样例数据见图2。 图2基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数据处理流程图 （三）、丈量法更新城市基础地理信息 在变化不大的地方或者地形比较简单的地方，可以采取丈量法更新城市基础地理信息。该方法主要是量取基线的距离或待定点相对已知点距离来确定待定点的坐标，主要有内外点法、边长交会等。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内业计算点的坐标，在所有丈量数据完整后进行属性和空间信息的整理即可回到室内进行数据的处理，计算待测点的坐标可利用各种方法，有内外点法、边长交会法。 (2)野外丈量距离，并自动记录或者填入相应的表格到存储介质上。利用丈量法更新基础地理信息时，在野外首先丈量距离，应该采用手持式的激光测距仪或者钢卷尺，并且为了避免产生错误，严格按照规定填好相关数据并绘制草图。 三、数据库的逻辑设计 数据按照其生存的周期来分可以分为现状数据和历史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现状要素不断产生进入现状数据库，旧的要素不断被更新成为历史要素而进入历史数据库。为了实现对历史数据的回溯与现状数据库的更新，以及用户操作过程中临时产生的存储数据，需要设立本地数据库。对数据库用户在进行某项操作过程中，某些突发事件有一定几率引起原始数据的破坏，对现状数据库如果直接进行操作，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通过设立本地数据库，将用户操作中所需数据先转移到本地数据库，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也保存在本地数据库，处理结束后通过检核的数据才可以进入现状数据库，这样对原始数据的破坏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正确性，不允许直接操作现状数据库，而是将待更新的数据迁出到本地数据库，在本地数据库中进行更新，当更新符合要求时再确认。历史数据回溯时也需要首先将历史数据和现状数据分别从现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中提取出来，在本地数据库中进行历史的再现。 四、数据库的物理设计 可将现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存放在同一个数据服务器上，且两个库的库体结构一致，包括了相应的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每个数据库中包含相应的层表。这两个库对应了两个不同的存储空间，通过设置不同的SDE连接参数来访问这两个库。 当图层中发生了基于基础地理数据库数据的更新，某个要素的属性信息或图形信息发生了变化，就要删除该要素，并将更新后的新要素添加进来，包括属性信息的添加和图形信息的添加。为了建立历史数据与现状数据的联系，被删除的数据要存入历史数据库，采用ArcGIS的历史管理模块，对每一层现势库都建立一个历史图层，这个历史图层的数据有时间字段，记录的是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用来表示该历史要素的生存周期。 五、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实现 （一）、属性信息变化 属性信息的变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都发生了变化，如进行重建一个地方，原有的空间实体在这个地方全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其属性信息一般也会变化；另一种是和该空间实体相关的属性发生了变化，而空间实体没有发生变化，如当房子转让后，对一栋房子而言，房子的产权就发生了变化，而其空间信息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属性信息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是保证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的一致性，否则很容易产生错误。 （二）、空间实体更新 对于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来说，空间实体的变化是最基本的内容，空间实体包括的各种点、线、面特征是GIS的基本研究对象，在考虑实体变化的过程中，由于点、线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因此重点应该是面信息的更新。 （三）、拓扑关系检查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中，当空间实体发生变化时，拓扑关系也发生变化，为了保证空间数据的质量，提高空间查询统计分析的正确性，采用程序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拓扑关系的检查。 六、结束语 本文结合目前的各种更新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总结其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城市基础地理数据更新的解决方案。 城市地理论文:城市规划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摘要：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在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受到技术、社会两种动力的促进，也受到技术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在国内城市规划行业，GIS的实际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其中有专业和技术上的特殊性，也有体制、管理、人才上的限制。本文主要就是针对城市规划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来进行分析。 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引言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除应用在规划编制外，还可与城市应急管理等方面相结合。目前在国内，它作为城市管理和决策的现代化工具已被许多城市列为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来进行建设。由于它具有综合信息服务、交换、分析以及存储的功能，可以为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化、定量化以及各类信息的分析与查询提供一个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方法，并为决策提供辅助支持。因此，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是数字城市不可缺少的工具。 1、城市规划的概述及原则 城市规划是人类为了在城市的发展中维持公共生活的空间秩序而作的未来空间安排的意志，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龙头”，是引导和管理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要求，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统筹安排各类用地和空间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它所涉及的信息非常庞杂。城市地理信息是城市中一切与地理空间分布有关的各种要素的空间信息、属性信息的总和，它反映了地理实体及环境固有的数量、质量、分布特征、联系和规律。而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则能根据不同需要以图文并茂等方式适时地为用户服务，满足城市建设、居民生活对空间信息的要求；同时还可以借助其独有的空间分析功能和可视化表达，进行各种辅助决策；其主要特点有： (1)基础空间数据全面，数据类型多样，数据更新方便，且能长期保留各时期城市空间分布状况，有利于分析城市的发展规律、变迁过程和特点。(2)数据库中的数据可进行多用户、多目的的重复使用，实现数据共享。(3)便于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加以模拟和评价，如回归分析、层次分析、系统动力分析、聚类分析等，提供定量信息。(4)便于与其他数据综合利用，提供综合信息。(5)定量描述规划方案及城市发展战略。(6)可提高城市规划空间布局的准确性。(7)可视化、动态的表现方法使得城市现状及规划方案更为直观和易于理解，并能提供标准、美观的文档及各类报表。(8)有利于城市复杂信息和数据管理的规范化。 3、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内涵越来越丰富，数据和信息越来越多，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城市规划和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城市的现代化、生态平衡和持续发展，城市需要全面科学的规划，而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则在城市规划和管理方面发挥技术支撑作用。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可从两个角度来描述:一是从数据处理分析和表达的技术角度描述，可概括为数据获取、编辑、数据重构和转换、数据分析与表达、查询检索以及成果输出等六项主要功能，这是面向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人员的概括；二是以应用为向导，从用户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对城市进行管理与规划的角度去描述，可概括为以下三种功能: 3.1、管理功能 通过建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各种信息的数字化、标准化和计算机化，从而达到统一管理、数据共享和促进办公自动化，以及实现信息的快速查询检索、实时交换以及可视化表达和输出的目的，为城市实行动态现代化管理奠定基础。 3.2、评价分析功能 通过建立不同的分析模型来辅助决策所支持的系统，对城市某单一或综合性问题，如交通网络、投资环境、规划管理、企业选址或工程效益等，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提出方案，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3.3、规划与预测功能 根据城市现状、发展趋势和潜在能力等综合因素，通过不同的预测模型来展现可能的前景，供中长期规划和宏观调控做参考之用。 4、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4.1、城市问题研究 由于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空间信息系统，通过GIS的有关应用程序，分别可以在一维、二维和三维空间里实现对各种研究对象的快速量算，为用户提供各种有用的数据。如不同年代的土地利用现状、管线现状、建筑物类型统计；不同时期的海岸线长度、森林及沙漠面积的变化等等资料(数据)。并且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某种方法对未来的事务进行科学的分析、推测，以便在了解事物的过去和现状的前提下，对未来的行动及措施进行调整。 4.2、城市规划管理 规划与管理是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我国城市规划的实践，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含有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以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和数据库技术为核心的城市规划空间数据库，包括图形、影象库和关系数据库，以空间检索为基本要求，如地形库、综合地下管线图库、遥感影象图库。第二个层次是在空间数据库基础上的应用系统，开展基于GIS的辅助城市规划、管理和办公自动化等，如总体与分区规划子系统、公共设施规划支持系统。第三个层次是在前两个层次基础上开展面向应用的各类专家系统(ES)、决策支持系统，如地下管线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4.3、城市规划评析 决策不是一种选择方案的瞬间行动，而是一个过程。虽然GIS本身不能完成规划和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但它是规划工作中非常有用和重要的工具。在规划设计过程中，GIS最主要的应用是利用其空间数据管理和展示功能及简单的空间分析对传统的前期辅助分析，进行直观的图形表达，以作为规划的依据。有些城市甚至在GIS空间数据库的基础上加入规划专业分析模块，以提高规划的合理性。 4.4、城市规划公众参与 当今，规划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公众的参与性，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权力对城市的发展和规划提出自己的意见。而网络GIS(GIS和www技术的结合)为其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规划信息系统通过建立INTERNET网站，向社会公众与城市规划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城市规划方案及规划建设项目审批进展情况，并提供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讨论的园地。如网上调查，获得公众对城市规划的意见，可作为政务工作的参考依据;规划局信箱可以反馈公众的意愿，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交流。这样居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很方便的了解城市的现状和发展目标，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规划人员可以调阅、汇总分析进人GIS数据库的意见，与居民进行方便的交流，及时的沟通。使居民能积极地参与城市的建设，保证规划的连续性、多方面性和协作性。 5、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城市规划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系统工程”、先进技术与多学科、跨系统的综合研究，加强与信息技术广泛的结合，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体现城市规划综合、系统、动态、生态的思想，拓展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城市地理论文: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 摘 要 ：随着城市管理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各部门建立专业的或综合的地理信息系统步伐加快，对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需求会越来越迫切，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都已纷纷设立“城市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包含的属性以及地理信息系统对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 ：城市建设；地理信息系统； 技术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 简称GIS， 是结合数据库与地理信息为一体， 以地球科学为基础， 运用计算机对地理信息的采集、 存储、 加工、 分析、反馈、 和输出地理数据的系统。 其主要包含： 硬件、 软件、 网络技术、地理信息数据、 人员以及方法。 城市建设地理信息系统就是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 通过对城市地理信息的属性和空间信息进行标准化、一体化的管理过程。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已经牵连着城市信息管理的各个方面， 从而使系统自身的功能要不断的增加和完善， 才能够很好的管理对象多而复杂的地理信息。 设计一个完整的地理信息系统主要的功能必须包括： 1.对数据的操作和处理 面对种类繁多而且复杂的地理信息，地理信息系统不仅要包含普通数据库所具有的数据输入、 定义、 存取、 数据库的运行管理以及传输等功能， 同时为了满足各种用户对不同的地理信息的操作， 其自身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运算和处理功能。 主要是能够分析一系列的地理信息， 对空间的数据的变换、 大小比例的转换、 以及坐标的变换等。 其输出的结果包含物体的基本属性， 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2.地图显示与制作功能 这一类功能是地理信息系统的最主要的部分， 其是一种地图数据处理、 显示、 输出的， 并能根据不同的地理信息显示不同的属性， 方便用户能直观而清晰得出现实世界的模型。 更重要的是其制作出来的图能够表现一种地理信息直接的空间关系， 可以制作多种多样的立体图形， 而制作立体图行的数据基础就是数据高程模型。 如何能更直观和个性化的把现实世界的地图模型以网络形式显示出来任重而道远。 3.查询与分析功能 所有的数据库系统都必须包含查询功能， 但这里指的是空间处理能力以及能够对空间图形与属性的双向查询， 它不仅能够根据空间物体的相关属性查询到客观事物的坐标、 地形、 结构等特征， 而更有意义的是能够建立一种关系模型， 根据一些静态的数据和元数据， 通过分析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地理信息， 同时系统也智能的提供不同的方案和决策并对其分析， 以供人工选择。随时随地的查询、 随心所欲的查找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4.地形的结构分析 对于地形地貌的分析过程，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地理信息以及不同阶段的需求， 选择不一样的地理背景图， 建立相应的空间数据结构。 对于要求的精确度不高的地理信息只要能够表现其地理位置， 相对于的坐标即可， 如建筑物。 但对相对精确要求较高的空间信息就要必须建立矢量的数据结构， 也要列出其相对于的空间拓扑关系。 方便建立其的三维空间网状结构，模拟真实的世界。 用户可以直观的研究其地形地貌用于工程设施和工程量计算 等。 5． 视频多媒体工作的引擎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就必须要积累大量的视频和资料， 如工程的典礼， 建筑物的相片， 市区全景的录像等多媒体， 这些信息在设计地理信息系统中必不可少。 所以就必须呀设置专门的多媒体工作引擎。方便管理人员能够直观的通过别家地图的点击， 从而显示地理信息的全部属性如： 大厦的名称、 面积、 高度等要素。 对城市的交通运输， 城市的规划， 以及未来的发展蓝图提供宝贵的资源。地理信息系统最初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地理学问题， 而如今涉及到空间数据分析的学科提供技术方法和手段， 为城市管理的各个部门提供办公自动化软件， 并以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 当前， 我国的地理信息系统也逐渐规范化，标准化。 其发展方向将步入系统的集成化、 网络化和社会化等方面发展。具体的来说， 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和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的数据共享和开放 目前， 地理信息系统在我国的重大科研机构和城市规划的相关部门利用比较普及。 国家的统一规划、 标准。 对我国的城市建设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国的政策表示， 要逐步加大地理信息系统的进程推广社会， 普及化。根据国外的先进经验表明， 一个完善的GIS必须对信息共享范围、 载体和交换方式；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以及提供的方法论和决策等。 从而提高经济的活动效率， 减少GIS数据的重复建设成本。 2.GIS不断的产业化及社会化 3.三维GIS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 一个成功系统的规划建设， 就是要能够直观、 明了的反应客观事物。 三维的技术嵌入就是对GIS的发展起到一个升华的作用。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伐在不断的加快， 它对检测城市的交通、灾害的预测、 消防与社会治安、 市政工程建设等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决策以及可行性方案。 三维的图像更能帮助消防部门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案发现场救援。 系统能够真实的反应现场的实时状况， 通过图像发回指挥中心， 对相关部门掌控现在至关重要， 为减少灾难的损失和进一步恶化提供先决条件。 4.在公路环境中的应用 我国城市的不断扩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人们开始注重生态变化和环保问题。 而公路环境又是在城市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其涉及的点多面广 ， 因此要用强有力的地理信息系统来解决环境工程设计、 管理、 运营等工作。 GIS在公路保护以及管理中起的作用包括： 为人们提供最便捷和管理公路所必须的经济、 环境等精确的大量数据。 其次是通过监测其空间信息提供逼真的模型供管理部门对公路的建设和改造提供有力的支撑， 从而建设交通的拥堵， 减少废气、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的排放。环保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头痛的问 题， 信息化能让环保意识普及的同时， 更能拉近个人与环保的距离。 5.道路的运输方面的应用 GIS是经过多年累积从而得出的一门交叉学科， 从最初的单纯研究土地资源逐渐扩展到空间地理相关联的大部分领域。 其在交通运输部门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运用，随着GIS-T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 交通管理部门得到了更加有依靠、 智能化的应用系统， 使管理者能够对公路交通中的问题能够迅速做出合理的判断，并能提出确切的解决方案。 就比如利用GIS提供方便快捷的统计与查询功能， 可视化的技术， 方便交通的运输， 达到减少拥堵， 节约时间，节约成本， 提高环境质量的作用。 结语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 其对城市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 因此要做好标准化、 规划化力争与国际接轨， 但是也要注意到我国自身与国际存在的差异， 因地制宜， 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发展起自身的特色。在我国全国的城市推广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要借鉴外国先进的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完善的地理信息系统就应该要高起点、 高标准、 目标明确、 统一规划的实施。要根据当地的地理坏境， 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逐步消除地方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发达地区扶持落后地区， 使落后地去不断的加快步伐前进， 发达地区也要不断完善其自身的GIS，使其能够早日挤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让地理信息系统更好的辅助城市的规划化与管理管理， 为城市的科技化、 信息化道路越来越宽广 ， 为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为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建设不断的做贡献。 城市地理论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若干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信息化发展越来越快，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如火如荼。作者通过走访调研，对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共享；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1 引言 2006年，国家测绘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启动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工作。2010年，颁布了《国家测绘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城市建设的通知》，其内容主要包括:2012年底前要基本推广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2013年逐步向具备条件的县级市推广；2015年底前全面完成地级以上城市和具备条件县级市的数字城市建设。 依托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信息公共平台，决策者可以准确掌握城市资源、环境状况等信息，通过科学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和功能的布局，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水平，从而服务于民生。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工具和提高百姓生活质量的得力帮手。 2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基本框架 2.1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数据版本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是以共享服务数据库为基础，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在线地理信息服务，形成统一的、惟一的、权威的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告平台。 根据运行网络环境的不同，地理信息公共平台的数据分为三版：基础版、政务版和公众版地图数据。 2.2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基本内容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基础框架要建成一个“信息内容丰富、更新维护及时、共享交换便捷”的公共信息基础平台。数字城市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包括一个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一个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即“一库、一平台”。 2.1.1 一个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是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及实现其输入、编辑、浏览、查询、统计、分析、表达、输出、更新等管理、维护与分发功能的软件和支撑环境的总称[CH/T 9005-2009]。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数据包括：地理实体数据、影像数据、地图数据、地名地址数据和三维景观数据等面向服务的产品数据。 2.2.2 一个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依托地理信息数据、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等技术，通过在线方式满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对地理信息和空间定位、分析的基本需求，具备个性化应用的二次开发接口和可扩展空间，是实现地理空间框架应用服务功能的数据、软件及其支撑环境的总称[CH/T 9004-2009]。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内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完善、地理信息公共平台集成、专题示范应用、支撑环境、长效机制建立。 3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建议 3.1 城市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统筹实施 建议成立由市长或常务副市长任组长的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领导小组，并在该领导小组下设立城市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协调机构，进行统一协调规划和组织实施。在总体规划上，要坚持高起点，考虑持续性，突出先进性，重在实用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3.2 制定和完善统一的城市标准体系 在我国，空间数据标准化一直难以满足技术发展和实际应用的需求。当前急需加大城市空间数据标准化工作的力度，在充分采纳、参考已有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规范与规程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外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空间数据生产、管理和应用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比较完善统一的测绘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以及数据生产保障机制、数据更新机制。另外，数字城市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要和地方基础测绘工作有机结合。 3.3 政府各部门之间通过建立共享机制，消除信息孤岛 政府各部门之间通过建立共享机制，明确各部门可共享的数据，用于实现基础数据的联动更新。对已有基础地理空间信息进行改造，将不同尺度、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基础地理空间数据进行整合完善，以消除信息孤岛。 3.4 建立资金补偿机制，加大资金投入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除必要的技术支撑外，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以保障数据现势性更新的需要。许多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由于缺乏足够资金和资金补偿机制导致举步维艰，以至于后期得不到及时更新、维护，无法提供实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影响其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数字城市地方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有偿服务办法，用于对数据的及时更新及系统维护。数据的更新应由专业测绘队伍按计划、有目的地对平台中的地理空间数据库进行更新维护，以保证平台中数据的现势性、权威性和一致性。对于政府部门应用、应急保障以及突发灾害等的应用，采用无偿提供服务的方式。 3.5 加快数字城市建设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人才短缺也是制约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一个重要瓶颈。要加强数字城市建设复合型和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要保证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能不断充电，使其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以保证数字城市建设的高质量要求。 4 结语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城市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趋势。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将为城市信息化建设提供统一的、惟一的、权威的定位基准和空间载体，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城市地理论文: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发展与展望 [关键词]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发展;展望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UGIS)是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种运用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对城市各种空间、非空间数据的输入、存储、检索、查询、处理、分析、显示和提供应用,并以处理城市各种空间实体及其关系为主题的系统。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是城市基础设施之一,也是一种城市现代化管理、规划和科学决策的先进工具。 一、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海量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需要用GIS对之进行存储和有效的管理,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不仅用来收集、存储、检索城市化过程,更主要的是用来辅助城市发展,评估、规划和决策城市的未来。因此,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经济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数字地球”、“数字城市”概念的提出,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作为“数字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开始快速发展。在“十五”期间,我国便在数字城市和城市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功能,主要取决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需求的水平。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被列入信息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十一五”期间发展战略重点。“数字城市”建设的开展,将对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提出更多的需求,从而为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带来新的跨越式的发展。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是“数字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随着现代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系统其子系统日益增多,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日益复杂。要把对城市的每个感兴趣的空间目标的有关信息记录下来,信息量极为庞大,巨大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需要用GIS对之进行存储和有效的管理,用传统的方式为城市规划管理和城市发展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变得力不从心。为了快速、灵活而准确地提供各种信息客观上需要建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是基于城市空间的地理信息系统,是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综合应用,因而其内容涉及城市和区域的各种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以及人类大部分社会活动。城市是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要素密集的综合体,是人文和自然高度复合的系统。因此,和一般地理信息系统比较而言,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具有数据类型多样、服务对象多层、精度高、现势性强、模型化、智能化、多功能、与办公自动化一体化、严格的层次结构和高度统一的规范标准等特点。 进入21世纪后,3S技术的发展日益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种类越来越多、精度越来越高、获取越来越方便快捷。 2.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标准化进程稳步前进。《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设计规范》、《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等一系列国标、行标的出台,从数据上、系统上规范了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3.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运行的软硬件和网络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软硬件性能比十几年前提升了数倍,这大大提高了计算处理和分析的效率。 4.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走向建设服务、信息共享。基于Web Services的信息共享和建设方式已成为主流技术。。 5.三维可视化和虚拟现实技术更加实用化。城市三维可视化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 二、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展望 随着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深入发展,特别是Google Earth为广大公众提供了全新的空间信息服务体验后,改变了人们认识和了解地球的方式,“数字地球”、 “数字城市”逐渐走向社会大众。我国政府积极规划和实施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向企业和公众提供空间信息服务。“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被列为国家测绘局重点建设项目,目标是通过在全国若干具有条件的城市,构建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以促进地理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城市信息化建设。与此同时,各级国土、规划、市政、环保、城建等行政主管部门也都在自己规划和管理中自学地引入或整合3S技术。结合业务特点,将空间信息的处理、分析和展示带入到各自行政和业务管理流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速度将快速增长。2008年我国已开展了30多个数字城市建设,2009年我国将开展60到80个数字城市的建设与应用。 2.行业应用将不断深化。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决策支持系统,通过大量数据管理及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和综合应用分析,为各行各业提供对规划、管理、运营有用的信息,从而满足各个部门在城市建设、土地、交通、商业、环境等方面对空间信息的需求。 3.公共服务功能将近一步加强。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范围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要求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的发展模式。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不再只是服务社会部门的系统,也向着公众服务的方向转变。 4.个人应用将成为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以前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规划、国土、交通等公共服务方面,随着人们对于地理空间信息及其服务认识的加深、服务水平的提高和信息资源费用门槛的降低,信息消费成为一种大众化、平民化的消费。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功能,主要取决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需求的水平。随着“数字城市”等建设工作的不断进行,21世纪我国的城市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也将给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带来新的机遇。当前,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建设主要侧重于政府部门的地理信息系统,尤其在土地、规划、房产等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GIS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它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实际效益将会逐步显示出来,人们的认识会进一步提高,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生命力将愈加旺盛,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编辑/丹桔) 城市地理论文: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及应用 [摘要]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是城市的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其建设及应用将为城市的信息化工作提供基础保障。该文从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背景、目标与内容、技术设计、应用前景等进行了阐述,为我省城市空间数据的共建共享提供思路。 [关键词] 城市信息化 地理空间框架 数字城市 1 引言 城市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焦点和中心,也是信息化工作的核心。当前,以“数字城市”为标志的城市信息化浪潮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数字城市最重要的两个基础设施是网络基础设施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是指高速宽带网络以及支撑的计算机服务系统与网络交换系统。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则意为地理空间框架,即为一个城市市域范围内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综合信息提供定位基准、集成工具和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数字城市以地理空间框架为定位基准,集成城市的各类综合信息,基于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城市信息的广泛共享。因此,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是城市的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还是“数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地理信息的应用,总书记提出“加快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构建‘数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国家测绘局为此制定了包含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城市在内的三级地理空间框架。三级地理空间框架在总体结构、标准体系、网络体系和运行平台等方面是统一和一致的,建设遵循整体规划、渐进实施、相互协调的原则,最终实现在分布式环境下多源、异质、异构地理空间数据的流通、共享以及互操作。 为增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规范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城市地理空间信息的共享和广泛应用,减少重复投入,加快城市信息化进程,国家测绘局于2006 年启动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示范工程”项目,并通过在全国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城市作为试点开展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总结经验,推动数字中国、数字省区的建设。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有78个城市在国家测绘局统一组织领导下,通过试点城市所在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与城市人民政府的紧密配合,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作用和效益日益显著。 近年来,福建省加大基础测绘的投入和生产,已具有覆盖全省区域的1:100万、1:25万、1:5万、1:1万的数字线划图、数字高程模型,具有多种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和航摄资料。而各设区市均积累了较为丰富的1:2000、1:1000、1:500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和高分辨率的影像数据。这些丰富的地理空间数据近年均为“数字福建”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目前福建省莆田市和泉州市已积极向国家测绘局申请立项,并作为“国家测绘局数字区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示范工程”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立项。目前两个城市已取得了部分成果。 2 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目标 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需按照国家“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的要求,紧紧围绕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工作发展需要,以满足城市管理和政府决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运用“3S”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制定统一的数据规范、开发规范、应用规范与其他规范,整合城市现有地理空间信息资源,建立分布式地理空间信息库,构建一个统一的多尺度、多类型、多时态的市级地理空间数据基础平台,研发运行于政务网、因特网的地市级地理信息公共平台,研究制定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长效运行管理机制,解决城市空间地理信息资源难以集成共享和应用问题,为城市空间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数据基础平台、技术保障和制度保障,促进城市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城市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2.2 建设内容 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内容包括基础地理信息建设、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典型应用示范建设以及支撑环境建设等四个方面。 2.2.1基础地理信息建设 在国家级1:100万、1:25万、1:5万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以及省级1:1万、1:5000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的基础上,重点更新完善城市区域内1:2000、 1:500数据,最终形成内容丰富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同时以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面向政务应用和社会化应用进一步整合加工,通过信息化、模型化重组后构建满足需求的公共地理框架数据;开发数据库管理平台,并建立一体化管理的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实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科学管理。 2.2.2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 依托地理空间框架数据,面向专业政务用户、综合管理用户和社会公众的不同应用需求和功能需求,开发网络化的应用服务系统,建立城市权威的、唯一的、通用的可以分别运行于政务网与因特网环境的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2.2.3典型应用示范建设 基于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以应用部门需求为主导,选择具有代表性与示范意义的部门或用户群体开展典型应用示范,构建应用系统,并总结应用模式与经验,为地理空间框架在城市政府部门、行业用户、社会公众中全面推广提供借鉴。 2.2.4支撑环境建设 支持环境建设是全面支撑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运行与应用的底层基础。主要内容包含:设计、采购并部署能够保障项目实施及建设成果长期应用的软硬件设备及网络运行环境;制定项目实施和应用所遵循的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成立以市政府为主导的组织协调机构和专门的运行维护机构,建立健全地理空间框架的共享与更新长效机制。 3 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技术设计 3.1 设计依据 技术设计遵循国家统一的标准规范,统筹考虑城市政府宏观决策、应急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对地理信息服务的迫切需求,同时兼顾城市未来的应用扩展。 3.2 技术框架 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选择采用以SOA体系架构为主体的总体架构,由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以及运行支持环境构成。 数据层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血液”,也是开展相关应用的基础。数据内容可包含地理实体数据、电子地图数据、高程数据、地名地址数据、影像数据、城市景观、专题数据以及各数据对应的元数据。数据比例尺从1:100万至1:500,其中1:2000~1:500数据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建设的重点。 服务层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核心”。服务层所提供的服务既包括服务注册、服务管理、元数据服务等通用功能;也包括WMS、WFS、WFS-T等标准OGC接口模式;同时也涵盖专题制图、查询检索、空间分析、地址匹配、地图可视化等GIS功能服务,这些服务以接口的方式向不同的用户提供服务。 应用层构筑多层次的服务体系,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核心功能的外在体现,是与其它专业系统沟通、对接、集成的主要途径。根据数据用户的不同,设计针对不同用户特点的应用客户端。 运行支持环境包括标准规范制定、软硬件环境建设和运行管理机制建设。标准规范体系包括数据标准规范、应用服务规范、政策制度规范等技术规范。软硬件环境建设充分结合城市目前的技术装备情况,补充完善设备确保能够支撑在局域网、政务网、因特网运行的软硬件环境、网络环境和机房环境。运行管理机制建设包含建立健全共享服务、信息安全、数据维护更新、运行管理等机制,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持续有效运行提供保障。 4 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应用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信息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而信息化的进程离不开基础地理空间数据的推进。统计数字表明,80%的信息与地理位置相关,而几乎所有的政务信息都可以关联到地理位置成为地理信息,政府部门进行事务处理、综合业务管理、分析决策等所需的数据绝大部分都与地理空间定位紧密相关,地理信息已经快速融入到包括电子政务、企业信息化、公众信息服务等几乎所有行业信息化中。通过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项目的建设,可以整合和挖掘城市各种信息资源,实现“信息内容丰富,更新维护及时、共享交换便捷”的地理信息基础平台,形成支撑城市各类管理信息系统的公共平台,为交通、水利、国土、统计、公安、民政等各类政府部门科学管理、城市发展规划、应急决策和响应提供科学、准确、及时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此外随着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和完善,会有越来越多的多尺度、多格式、多内容、多时相的城市综合信息进行和共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各类应用系统与网站利用其中的资源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在城市信息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数字莆田地理空间框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大比例尺、真彩色航空影像拍摄,采集处理了1:500、1:20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成了莆田市地理空间数据库和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开展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旅游地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空间信息管理系统等应用示范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地理信息资源匮乏的状况,夯实了城市信息化的基础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为其他专业信息空间定位、集成交换和互联互通奠定基础。数字泉州地理空间框架是我省第二个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项目,经过前期大量的调研和分析,编写的数字泉州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设计书已通过了专家的评审和论证。下一步,福建省将在总结前两个项目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其他设区市推广。 5 结语 福建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既是“数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各设区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成和应用,城市政府有关部门将充分利用公共平台,开展信息交换与应用服务,可促进城市政府及各部门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减少重复建设,消除信息孤岛,为城市的信息化工作提供基础保障,有效提高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宏观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双语教育论文: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研究 一、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应具备的教育技术能力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本身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教学工作，要胜任这一教学岗位的具体要求，需要教师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技术能力。首先就是要对于双语能够熟练掌握，新疆很多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要么是普通话掌握不足，要么就是维语掌握不足，因此不能够较好的胜任岗位工作要求。其次就是要对于语言教学规律有一个良好的认知，能够熟练掌握双语教学的基本技能，对于双语教学的特点以及要求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最后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能够教学工作开展中做到兢兢业业，恪守教师职业到的准则。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现状来看，不少教师在上述教育技术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反映到教学中去就是教学效果的下降。未来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的重心就是要在这几个方面加强改进，从而切实提升双语教师的岗位胜任力，推动双语教育事业的更好发展。 二、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具体包括培训投入不足、入职门槛偏低、考核评价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具体阐述如下。 1.培训投入的存在不足。 目前新疆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方面的培训投入严重不足，双语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因此不能够通过不断的培训得到有效的提升。培训本身对于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知识爆炸年代，各种知识折旧速度不断加快，双语教师知识以及能力如果不能够通过培训来进行更新，也必然会出现教学岗位胜任力下降的情况。 2.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考核评价方面不是很完善，具体来说就是考核评价指标不够全面以及具体，考核评价采用的是结果导向评价模式，忽视对于教师教学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考核评价。同时考核评价结果方面与教师薪酬、晋升等不是很紧密，结果导致考核评价流于形式，教师在教育技术能力提升方面主动性不足。 3.入职门槛比较低。 入职门槛较低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也存在较大的影响，目前新疆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招募方面存在门槛较低的问题，结果导致招募的双语教师存在岗位胜任力不足的问题，这使得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整体偏低，从而导致双语教育发展效果不理想。 三、提升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策略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围绕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不足，针对教育技术能力发展问题，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双语教师培训。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方面，关键是要加大教师培训投入，针对双语教师能力、知识等方面的不足，制定完善的培训方案，通过强化培训来及时提升双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在培训工作开展方面，除了要加大投入方面，更是要做好培训需求分析，制定针对性的培训方案，从而实现培训效果的提升。 2.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在双语教师考核评价方面也需要注意不断完善，构建能力导向的教育技术能力评价体系，同时要将考核评价结果与双语教师的薪酬、职称等进行挂钩，这样就能够全面提升双语教师自觉努力提升自身教育技术能力的积极性。 3.提升入职门槛标准。 在双语教师进入门槛方面，新疆需要做好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岗位胜任力要素的全面分析，围绕这些胜任力要素来进行双语教师招募标准，在双语教师招募中严格按照这些标准来进行招募，从源头上来全面的提升双语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将那些能力不足的双语教师拒之门外。 作者：张燕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材料学科双语教学工程教育论文 一、专业认证及其对材料学科专业课程的导向 专业认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能力导向，其含义一是OBE模式，即基于毕业生的质量，二是“什么是毕业生的质量”。OBE模式最早出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WilliamG．Spady认为OBE实现了教育范式的转换，学生学到了什么是成功，远比怎样学习和什么时候学习重要。S．Willis和B．Kissane对OBE的定义是基于实现学生特定学习产出的教育过程。教育结构和课程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如果它们无法为培养学生特定能力做出贡献，它们就要被重建。因此“，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导向”和“持续改进”是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根据我校办学特色和材料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积淀，与时俱进，拓展专业教学方向，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课程是改革的必经之路。信息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信息功能类电子材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先导，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研发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10年，我校在材料学科专业课程中增开了“信息技术与电子材料”等双语课程。该课程是面向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班（以下简称“材科国际班”）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并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和材料化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此课程围绕各类新型电子功能材料，如半导体、超导、电介质、光与光电子、磁类功能材料，以及其在信息技术中的应用展开，旨在让学生在学习材料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电子材料的功能性特点和应用。 二、基于专业认证理念的课程探索与实践 （一）与时俱进，广泛取材，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 对应目标：科学文化和工程文化教育。在传统的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更新慢、教学可视化差、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等不足。除此之外，材料学科专业课程信息量较大，且知识更新速度快，这对双语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具备更高的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以及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能力。在倡导与时俱进的今天，在“信息技术与电子材料”课程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已成为必然。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方式具有信息量大、灵活、更新快等特点，并以全方位、立体化的方式呈现，弥补了传统教学中板书的多种不足。引入多媒体技术后，本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可以随时在教学中补充，有效更新了教学内容。通过媒体播放和网络下载等形式，形象、生动、直观地传播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材料学科的学习兴趣。多媒体双语教学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如上课速度快、信息量大等，学生必须集中精力，否则就会因漏失关键信息而难以跟上教师的授课思路，甚至失去学习兴趣。因此，在有限的授课学时内，如何让学生有效把握课程重点，理解课程难点，是教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对于专业必修课的考核，尤其是学时少、学分少的专业必修课，其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我们从改革教学方式入手，设置课程内容专题，强化“平时成绩”，强化主观性专题，促使学生在课下继续把课堂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主观强化。专题设置的另一个方式是自主选题。教师给出主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分组，自行设置小组报告题目和内容。近年来，学生自主选题主要集中在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减排方面，体现出学生对国家乃至国际材料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关注。 （二）设置专题，小组研讨 对应目标：创新思维能力、工程能力、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设置的学术专题是本课程的重点。为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意加大此部分的分值权重，从原有的20％提高到40％，促使学生重视专题作业。以“HallEffect：TheoryandApplication”题目为例，什么是HallEffec（t霍尔效应），回答可以是简短几句话，也可以是一篇论著。这个题目中还涉及另外一个部分，即HallEffect有哪些应用。应用可大可小，可以是身边的小器件，如录音机的转向机构和电饭煲的温度控制；也可以是国防军事设备的重要组成部件，如用于远程导弹、卫星上的霍尔位移传感器。这就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提纲、字数要求下，认真查阅资料，理解相关内容。此外，专题作业还设置小组讨论环节。通过小组论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高质量作业。通过设置专题，促使学生有意识地去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内容综述、分组合作，对其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工程能力、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等，进行了综合训练。 （三）研讨项目答辩，角色转换，互动式教学 对应目标：创新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国际化能力。上述专题作业提交的语言是英语，PPT文件还需要学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英语口头汇报，并回答教师和同学的问题。从Word文档到PPT文件的制作，学生加深了对专题内容的认识。专题答辩时，从文字到语言的转换，促使学生充分掌握专题内容，运用适当的科技语言、肢体语言、影音动画等展示自己的作业，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条理、有层次地汇报小组工作。在回答问题环节，学生必须做足功课，才可能保证答案的准确性。通过设置专题并进行项目答辩，促使学生充分利用可获得的各类资源，系统掌握知识，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国际化能力的提升。 （四）改革考核方式，师生互评 对应目标：创新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上述“平时作业”中对三类作业类型的考核，我们摒弃了教师一言堂的方式，通过设置对应的考核表格和细则，由教师和全班学生参与，从专题内容的学术性、逻辑性、作业规范性、演讲条理性、科技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打分。学生通过评分表还可以进一步审视自己的不足，汲取其他小组的优点，争取在下一轮作业中获得更好的成绩。而教师的评分则重点体现在对知识掌握的准确度上。此外，专题作业是以小组为单位提交的，一荣俱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个别学生“偷懒”的情况。同时，在考核时设置组员贡献表，明确小组成员各自对小组工作的贡献百分比，将个人成绩与贡献比例挂钩，进一步避免了个别学生“不出力”的情况。学生参与专题作业考核，对专题内容进一步消化，对其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有积极作用，有利于他们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学习需求。 三、持续探索与实践 在工程教育国际认证标准的指导下，在“信息技术与电子材料”的课程教学中实施了以项目为导向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无论是在学习能力方面，还是在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双语教学是一种“学科教学”，而非“语言教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设定双语教学的目标，持续探索与实践，既重视大学生语言能力的获得，又强调其知识目标的达成，并要妥善处理好知识目标与语言目标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随着新型电子功能材料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与发展，基于我们在材料学科专业课程多媒体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及时查找问题，结合本课程的实际情况，制订有效的解决方案，仍是今后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本课程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我校材料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促使材料学科专业课教学改革向着创新型、国际化的层次发展。 作者：赵春霞 黄学辉 顾少轩 周静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食品化学双语教学工程教育论文 1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普通高校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学生学习英语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被动，缺乏用英语思维的能力，不利于双语教学的实施。此外，《食品化学》课程一般在大学三年级第1学期开设，学生基本没有接触专业课，对专业知识并不了解，况且多数学生还没有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词汇量较少，更不要说专业词汇，此时开展双语教学，难度相当大。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首先向学生讲述双语教学的重要意义，强调应用型国际化高素质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明外向型企业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量，同时邀请毕业学生以切身体会讲述双语课程的重要性，加强学生对双语教学的重视程度。此外，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双语教学的循序渐进过程，开始主要用中文讲授，通过简单渗透的方式向学生讲解重要的专业词汇和概念，主动找出构词规律，帮助学生记忆专业词汇，消除学生对双语课程的畏惧，等大部分学生适应后，再过渡到中英文双语教学的整合层次。同时，教师应随时对重要的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一定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加深学生的理解，又可以通过鼓励学生用英语回答，逐渐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加强师资力量 《食品化学》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只有兼具广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外语水平，才能保证双语教学的质量。尽管目前从事《食品化学》教学工作的教师均获得博士学位，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或一定的专业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但大多数教师不具备国外研修经历，况且在我国的英语教学模式及环境下，口语训练较少，很难顺利开展《食品化学》双语教学。加强双语师资培训是解决双语教学困难的根本途径。然而，双语师资的培养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得到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高度支持，有步骤地推进双语教学、持证上岗。首先要遴选一批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通过请学校的英语教师对其讲授一些常用课堂用语，或组织双语教师听观摩课向英语教师学习，或聘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外籍教师对其进行听、说训练，参加校外双语教学课程培训班或到国外优秀高校进行教学研修，全面提高双语教师的口语水平。 3选用切实可行的教材 科学合理地选用教材能保障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国内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多使用近几年出版的、在国际上使用广泛的国外优秀原版教材。因为原版教材可以提供原汁原味的英语和专业知识，便于教师和学生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拓宽国际视野。然而，国外原版教材价格较高，一般学生很难承担，而且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国内高校安排的课时一般无法完成。考虑到实际情况，只对任课教师购买Fenne-ma'sFoodChemistry第4版原版教材，并从中选取授课内容所需的章节，供学生复印，既保证了教材的原版性，又降低了成本。同时，学生还可以将Fennema主编的王璋等人翻译的《食品化学》(第3版)的中文版作为参考书，对所学知识进行补充。 4创新教学模式 基于双语教学的特殊性，只有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才能保证《食品化学》双语教学任务顺利完成。建立一种“预习、听课、复习、讨论”的4阶段学习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学生应对《食品化学》课程中的专业词汇和教学难点进行课前预习;认真听取教师的课上讲解是确保学生理解并掌握课程知识点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教师英语讲授应清晰，便于学生接受并掌握新知识;课下复习是非常重要的过程，能保证学生消化吸收课堂教学内容;讨论是学生就一个专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及时反馈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完整地实现教学目标。食品化学涉及食品的组成、营养及加工过程中各物质的变化及相应防护措施等，内容繁多，单纯理论讲授，不足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然而，食品与现实生活结合非常密切，如烹饪过程中蔬菜颜色的变化与叶绿素变化条件以及护绿技术相关;面包、烤鸭等食品的诱人色泽及风味与美拉德反应相关联;水果颜色的变化与酶促褐变紧密结合等。因此，在《食品化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加深学习印象，提高学习效果。 5结束语 双语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目前，对《食品化学》双语教学的认识、目标定位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学校和教师应结合实际，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不断吸纳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双语教学模式，培养出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所需要的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高素质应用型食品人才。 作者：李红 张露 申瑞玲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教育学院双语物理课程设计论文 一、物理教育“特培”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对物理教育“特培”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进行了研究，并对该专业学生进行了生源情况、教学素质等方面调查后发现，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课程难度大，学生不易理解；实验技能类课程课时偏少，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某些教学类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学生语言基础的不同导致语言类课程需要调整；教学实践的质和量都无法保证，且形式单一；课程的教学、考核方式，教材等存在问题。 二、综合上述问题，对物理教育“特培”课程的设置进行改动 1.专业课类 （1）对《高等数学》、《解析几何》课的改造：数学是物理的基础，但考虑学生对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的需求更高以及课时量的限制，应对数学知识的教学进行简化和改进。内容应侧重于在力、热、电、光学中用到的矢量运算、微分、积分及概率统计的基本内容和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即可，可将两门课合并为一门课程：《大学数学》，且课时数不宜增多。具体安排如下：《大学数学》；目的：为学生学习和理解物理专业识打好数学基础，能运用基本的高数和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处理物理问题；内容：以矢量运算、微积分、概率统计的概念及运算为主，多结合物理实际问题进行教学；时间：第一学期；课时：72课时；考试形式：闭卷考试（重点考数学方法在物理问题中的运用） （2）对《专业维语》的改造：在“特培生”培养过程中，要求语言教学不断线，因此在第一、二学期完成《基础维语（汉语强化）》的学习后，第三、四学期应继续学习维语或汉语，并直接学习中学物理教学中的维、汉语表达，即训练双语教学。为使学生打好基础，能全面学习中学物理知识的双语表达，应增加课时。随着生源的变化，应根据学生的需求自己选择学习专业维语或是汉语，以弥补自身在双语教学语言方面的不足。具体安排如下：《专业维语（专业汉语）》；目的：为实现双语教学，加强学生用维语及汉语表达物理专业术语，进行教学的能力；内容：以初中物理教材为载体，细致讲解物理术语的维（汉）表达，侧重听说能力的训练；时间：第三、四学期；课时：每学期各64课时；考试形式：笔试口试相结合（笔试：闭卷，以物理专业术语的维汉翻译为主；口试：听力和口语测试相结合）。 2.专业技能课类 （1）对《课程与教学论概要》的改造：由于本课过于理论抽象，学生不宜实践，建议删除。 （2）对《教材分析与教学法》的改造：本课较理论，但涉及到对中学物理教材的详尽分析解读，是学生全面深入学习中学物理知识并深挖教材的重要过程，因此非常有必要继续学习并加大课时，可设置为两门课。具体安排如下：《初中物理教材讲练》；目的：使学生对中学物理知识进行巩固、加深、查漏补缺，对初中物理教材的内容及编排熟悉到了如指掌；内容：以初中物理教材为载体，详尽讲解教材中出现的重难点问题、各个知识点、实验、习题等，并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时间：第三、四学期；课时：每学期64课时；考试形式：闭卷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中学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中学物理教学法》；目的：使学生了解中学物理教学的规律、方法，明确中学物理各部分教学内容的新课标及教学设计的要领；内容：以典型案例解析新课标及介绍中学物理教学的一般规律、方法；时间：第四学期；课时：64课时；考试形式：闭卷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在新课标下的教学设计和分析能力） （3）对《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的改造：本课侧重于学生在课堂上运用各种教学技能模拟真实的中学物理教学情景，应以学生训练为主要形式，是较好的教学实战演练。具体安排如下：《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并熟练掌握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各个环节，能熟练运用多种教学技能达到教学目的；内容：如何进行物理教学设计、备课，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及相关技能，学生重点模拟训练课堂教学环节；时间：第四学期；课时：64课时；考试形式：考查（侧重考查学生的教学设计和课堂讲授能力）。 （4）对《中小学物理科学实验教学研究》的改造：传统的物理实验教学研究以教师讲解分析实验为主，学生动手练习操作的机会较少，关于实验的拓展也少，没有达到提升学生设计并操作实验能力的目的；且实验教学应安排在实习前进行。另外，中学物理仿真实验与数字化实验作为现代物理教学中两种常用的教学和实验手段，开设这两门课能增进学生学习兴趣、拓展教学思路，但课时量不宜过多。具体安排如下：《中学物理实验讲练》；目的：使学生了解并熟练掌握初中物理教学中的主要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的内容、设计、重难点、操作等，以训练学生的实验技能、提升实验教学能力；内容：对照各实验，学习实验的设计、内容、操作、教学等过程，学生重点模拟训练实验教学环节；时间：第四学期；课时：32课时；考试形式：考查（侧重考查学生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教学能力）。《中学物理仿真及数字化实验》；目的：使学生能够利用电脑软件模拟复杂的物理实验过程，并能将其应用于物理教学中；内容：仿真软件制作物理课件的方法，数字化实验的基本操作，并用两种办法模拟典型的中学物理实验；时间：第六学期；课时：64课时；考试形式：考查（重点运用两种方法模拟中学物理实验） 三、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和对课程设置的想法，建议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针对每一门课做好具体的课程设计，从教学大纲开始，逐步确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计划、设计考核内容和形式等，以此充分体现每门课各自的特点且避免了不同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重复，提高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2）做好教材的选择和编写工作。 目前，多数传统课程给学生及教师配备了教材，而一些新开的实践类课没有教材或仅为教师配了教材，即使有，教材的内容及编排也不完全适合学生和教学实际。选择教材应尽量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环境出发，为师生配备最适用的教材。没有教材的要组织人员编写校本教材。 （3）提高物理教师自身专业素质。 在培养物理“特培生”的过程中不但要求教师有扎实的物理专业知识，而且要熟悉中学物理教学内容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学以致用，因此物理教师需要不断补充学习中学物理知识及教育教学类知识，同时在讲授专业课时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过深过难，以免使学生感到学了也用不到，产生厌学情绪。 作者：马灵灵 居来提·沙比尔 单位：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双语教育论文:地方特殊教育中双语教学 一、国内外双语教学的发展趋势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针对聋人的双语教育实验，主要包括由挪威资助的中挪SigAm双语聋教育项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项目和英国救助儿童会支持下的双语双文化聋教育项目等等。我国对手语传译员的需求很大，但是经过资格认证、受过专业培训的手语传译员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两千多万聋人的需求。可见，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双语教学发展程度与中国相比更为成熟和完善。我国的双语教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市场。但是目前看来，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在教学方法、师资培养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二、绥化市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教学结合不紧密。绥化市双语教学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起步较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因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绥化市的双语教学普遍规模较小，教人力不足，教学设备陈旧。目前绥化市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普通儿童的中英双语教育。例如：双语幼儿园，双语学校。只有特殊儿童教育学校中的聋人教育中有少量的师资，缺少具有教学手语和汉语双语能力的教师。教师对特殊学生的了解不够深入，对每个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不够合理或是实用性不强。还有，双语教学课程的开发滞后，手语教育资源缺乏或没有被很好的利用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教学无法紧密结合。 2.双语特殊教育教师师资不足。随着全纳教育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随班就读的学生会越来越多的走入普通班级学习，相信这也是绥化市特殊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双语特殊教育教师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绥化市需要的是具有良好态度、信念以及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双语教师。同时，聋人教师是聋童发展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双语教育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多聋人教师在特殊教育学校中工作。有研究表明，如果家长是聋人的聋人儿童一般比健听的家长的聋人儿童发展的更好。究其原因是因为聋人家长很早就用手势语跟与其沟通，更懂得如何跟儿童沟通和交流。因此，聋人教师更能够了解聋人儿童和聋人手语的使用方法和技巧，可以更好的帮助聋人儿童学好手语，他们的作用不可忽视。 3.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缺乏沟通合作。我国关于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殊教育教师的相关权利给予了一定保障，但有些法律条文不够详实和具体，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目前，绥化市对双语特殊教育教学重视程度一般，还有提高和改进的空间。在当今的和谐社会中，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是需要得到尊重和关怀的。在绥化市普通学生的教育要比特殊学生的教育更受到重视。特殊学生仍然是弱势群体，往往会受到轻视而被遗忘。无论是政府、学校也同样侧重普通儿童的教育。家长忙于工作，忽视特殊学生的需要和发展。特殊学生的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的紧密联系和协同合作才能合理有效的发展。 三、对策与建议 1.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教学的有效结合是开展双语特殊教育教学的前提条件。要把双语教学有效的应用到特殊教育教学中，必须把双语教学与特殊教育紧密结合。教师应在充分考虑特殊学生个人因素的基础上为每一位学生制定和设计教学方案和个别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EducationProgram，简称IEP)。首先，教师要了解每一个特殊学生的基本情况，才可以为每一个特殊学生设计双语教学的方案。在方案制定之初，应该从以下一些方面深入了解特殊学生：（1）学生的年龄；（2）学生障碍或残疾的类型和程度；（3）在哪个年龄段出现的残疾症状；（4）目前学生的汉语和手语能力水平以及存在哪些障碍；（5）学业成就水平；（6）在测量儿童智力时方法和语言的使用；（7）学生的适应行为水平；（8）学生的社会成熟度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9）学生的家庭环境；（10）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只有充分考虑到以上因素才能更好的为学生设计双语教学的方案和制定双语特殊教育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IEP）。然后，开始合理制定双语特殊教育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制定双语特殊教育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中，应包含以下几项内容：（1）学生目前处于怎样的教育状况？包括学生正在接受的教育或是治疗情况；（2）学生的总体教育目标是什么；按照顺序设定短期教学目标；逐项列出具体的教学和服务的要求，包括如何促进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平衡；（3）教学主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4）该教学计划的持续时间；（5）IEP的现实标准和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的时间表以及父母的角色的陈述等。只有制定了合理的个别教育计划，才能使双语教学和特殊教育教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力度，实现双语教学在特殊教育教学中的有效性。特殊教育教师需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手语和汉语），并且精通两种语言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课程实施的具体承担者，教师专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课程实施的质量和效果〔6〕。双语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还要学会掌握和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满足特殊学生的文化和语言的特点以及教学需求。这就要求双语特殊教育教师能够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为学生提供语言发展的教学活动；二是使用学生的第一语言———手语进行教学；三是了解所教学科内容和其适应性；四是实施适当的技术评估，诊断和指导。双语特殊教育学生会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和需求，在教授有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特殊需要的学生时需要特殊的教学能力、知识、技能和态度，因而双语特殊教师需要不断的提高自身能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为特殊教育教师提供的双语特殊教师教育计划和项目不够完善，有待发展。另外，双语课堂可以引进聋人教师教学。促使优秀的聋人教师能跨入正式的教师队伍，给予他们和健听教师一样的待遇。这样不仅对聋人就业有帮助，还有助于手语教学效果的提高。同时，绥化市的健听教师要进一步提高手语水平，解决与聋人教师的沟通障碍，更有效地与聋人教师合作，充分体现双语教学在特殊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3.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的合作是促成双语特殊教育的实施的重要保障。双语特殊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其中包括保护教师和特殊学生权益的教育法案的颁布；双语教学大纲的完善；社会对双语教学的公众认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手语翻译能力的双语教师；家长的手语培训以及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学校中创造双语环境等多个方面。为了更好的促进双语特殊教育的发展，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政府部门需要在政策上向双语特殊教育倾斜，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扶持特殊教育事业，保障双语特殊教育教师权益，给予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持。（2）学校应该积极营造支持双语特殊教育教师和学生发展的环境和氛围。制定相应的课程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管理教师工作方式、课程评价方式、职称评定等，以保证课程实施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同时，做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工作，保证特殊教育学校双语教师的需求。（3）强调特殊学生学习双语的同时，特殊学生家长应该与学生一起学习手语来适应和配合学生，达到家长切实能与学生沟通的目的。家长主动配合双语教师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协同合作，才能促成绥化市双语特殊教育的迅速发展。 作者：周丹 胡玉君 单位：黑龙江绥化学院教育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基础教育双语教师职前培养 一、基础教育双语师资现状调查分析 一是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双语教师的数量不足，表现在能胜任双语教学任务的双语教师数量不能满足当前西安市社会对于中小学双语教学的需求。在笔者对没有开展实施双语教学的36所中小学的校长或教务主任的访谈中，有17人表示没有开设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没有能胜任双语教学的教师。在问及他们未来的规划时，其中19人（占未开设学校的52.8%）表示只要双语师资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将会尽快开设相关的双语教学，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二是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双语教师双语教学能力、素养和双语科研能力普遍较低。在笔者对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教师进行的进一步问卷调查中（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双语师资的教师类型、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英语水平、教学年限、双语执教年限、双语学科分布、教学工作与教学效果、意见和建议等情况）发现，目前担任中小学双语教学的教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学历偏低，教龄偏短，双语执教时间更短，缺乏足够的教学经验及双语教学知识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双语教师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某一学科有兴趣或专长的外语教师，二是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科教师。这就造成学科专业教师的英语水平、能力素养有限，不能用英语授课或者是不能用英文完整授课；而外语专业教师因为缺乏足够的学科知识，又不能讲授学科专业课程。由此可见，合格的双语师资短缺仍是制约双语教学的最大问题。 二、解决途径 （一）对传统的外语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传统的外语师范生，虽然其外语水平和教学能力都很强，但因为其缺乏其他的专业学科知识，很难适应社会对高素质双语人才的需求。鉴于此，要对传统师范外语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理念和课程设置、实习机制以及考核评价方式进行改革，使其毕业后能成为有专业特长、外语良好的跨学科双语人才，能够从事中小学双语教育教学。1.改变传统的招生模式传统的外语专业的学生大多来自高中文科班，他们文科综合基础知识较好，但理科和其他专业知识欠缺，所以很难将外语与某一门学科尤其是数、理、化等专业结合起来从事学科双语教学工作。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外语基础又比较差，很难用英语讲授学科知识。无论哪一种招生模式都不能适应新的专业培养要求，这在生源质量上就制约了专业人才培养的前景。因此，笔者建议，在以后的师范院校外语专业招生时，可以考虑录取一些理科基础较好的学生，经过专业学习，使他们成为能文能理，具有能把外语和专业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为培养优秀的双语教师打下良好的基础。2“.双学位”模式外语教育专业的学生，其外语知识水平往往是“普而不专”，他们可能了解很多领域的外语知识和词汇，但由于不够专业，不能用外语进行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鉴于此，笔者建议：外语专业的学生有必要辅修另一门专业学科，比如历史、地理、生物或者化学等，或者采取双学位的方式，使外语专业的学生成为能够从事中小学双语教育教学工作的“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当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国际化的需求。 （二）将双语教育理念渗透到相关专业教学中 在师范院校一、二年级的大学英语教学中，一方面要注重学生英语听力、口语的训练和提高，强化英语口语能力训练；另一方面要在大学英语常规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各个专业的专业特点，进行相关专业的英语通识教育，为三、四年级的专业英语做好铺垫。在三、四年级结合学生所学的专业特点，开设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即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forSpecialPurposes）课程，如化学、数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双语课程，提高学生在相关专业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开展工作的交际能力。同时，还可以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双语教学论课程，提升他们的双语双文化意识、双语思维能力和双语教学能力。此外，应加强与实施双语教学的中学的联系，为双语专业提供见习、实习的机会，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 （三）开设“双语教育”专业 开设以中小学、幼儿园双语教育师资为培养目标的专业。如开设“2+2”小学双语、幼儿双语教育师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双语特色。其对象是小学教育本科生，学前教育本科生（非英语专业）。前两年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基础上，开设语音、听力、口语等课程，并将听、说、读、写、译等实际运用的能力融于大学英语教学中，强化英语的听说训练。后两年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开设非语言学科（如音乐、体育、美术、科学、数学等）双语教学。前两年实现语言目标的学习，后两年实现学科目标的学习，使其毕业后能顺利从事专业的双语教育教学工作。需要注意到的是，仅有英语水平和学科知识，还不足以胜任双语教学，教学活动的开展还需要相应的双语教学能力为依托。因此，有必要结合师范生特有的特点，充分利用和发挥多种学科的幼教、小教课程特点以及幼儿园、小学见习、实习的传统作用。加强与实施双语教学的中小学、幼儿园的联系，为双语专业提供见习、实习的机会，在观摩双语课、协助双语课、实践双语课和反思双语课的实践活动中切实深化他们对双语教学目标的认识，对双语教学理念的认同，增强他们的双语教学实践能力。 三、结束语 当然本课题研究因为范围有限，可能难以由此而得出较为准确地结论。然而这50个小学的调查数据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在目前双语教学受到追捧，不少学校领导为了迎合社会的需求和树立本校的特色，热衷于开设双语教学课程。在此大教育背景下，双语师资短缺的问题是摆在双语教学面前最为突出、最亟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将双语教师职前培养纳入教师培养体系中进行整体规划，充分调研当前双语师资培养现状，借鉴外省市相关培养体系的经验，根据本市的实际来制订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的近期规划与中长期、远期发展规划，做到双语师资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展实施，而不是各自为政，各自规划培养。设计、制定双语教师职前培养的有效方案，采取“对传统的外语专业进行改革”；“将双语教学理念渗透到相关专业中去”和“在高师院校开设‘双语教育’专业”等模式，能促进双语教师双语教学素养和教学能力的发展，为双语教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 作者：李征娅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双语教育论文:酒店专业双语教育革新思索 本文作者：马瑞 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双语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双语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实施有难度目前，酒店管理专业在实施双语教学改革过程中重视实践教学环节，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授课模式。理论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中英双语授课，内容注重结合现代酒店经营实际，以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实践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课程作业或相关技能训练，重视培养学生的英语表达与问题分析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但近年来酒店专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而双语师资力量与校内实训场地规模没有得到及时改善，只好采取大班授课，这样教师很难对学生展开一对一的指导，实践教学比例呈下降趋势，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成效。采用渐进模式开展双语教学，但课程间的衔接不紧密目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一般选择几门专业核心课程进行双语教学改革。如我院酒店管理专业就选择了《酒店客房操作与管理实务》、《酒店前厅操作与管理实务》、《酒店餐饮服务与管理》、《酒店服务技能》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进行双语教学尝试，每个学期一般安排一到两门双语课程，避免双语教学一下子全面铺开对教师和学生造成过大的压力。但这些双语课程由不同教师担任授课，课程内容相对独立，因此，双语教学在深度与难度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层进关系。 酒店管理专业的生源特点增加了双语教学的实施难度学生的外语基础直接决定了双语教学实施的效果。目前，社会对服务行业还存有一定的偏见，加上酒店管理专业的开办时间较短，故生源状况并不理想，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对较弱，给双语教学的实施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双师型”双语教师匮乏，教学模式不成熟双语教学对教师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英语语言功底，还应熟悉当代酒店的运作管理模式，具备娴熟的专业技能。而目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师一般由中青年教师担任，虽外语基础较好，但普遍缺少酒店工作经验。双语教学资源不丰富，使用外语原版教材有难度我国高校开办酒店管理专业的时间较短，专业学科研究不很成熟，可共享的教学资源有限，外文原版教材较少。 据调查，目前使用较广泛的外文教材为美国饭店业协会出版的酒店管理系列教材。但此系列教材的编写是以美国酒店业发展现状与行业法律法规为基础，以美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为背景，注重的是对酒店从业人士的职业再教育。此外，该系列教材还存在内容更新不够、教材案例较深、知识内容偏重管理、教材之间内容重复较多等问题，这些都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原版教材的费用较高，也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因此并不受师生欢迎。双语课程考核方式滞后于教学思想目前，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课程一般在学期末采用中英双语命题对学生进行考核，虽涉及对专业英语知识的考核，但没有对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进行考评，与该专业双语人才培养目标不甚相符。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加强双语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积极开拓校内外酒店实训基地大多高校一般都设有对外营业的校内酒店或招待所，酒店管理专业应积极与这些部门开展深度合作，扩大校内实训基地规模；与本地口碑较好的星级酒店合作，开展日常教学活动，将双语课程的部分实训环节安排在这些酒店内开展，进行现场情景教学，真正实现授课、实训一体化的双语教学模式。招生过程中做好宣传，对生源英语水平提出一定的要求为了使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双语教学更有效地开展，在招生阶段可将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编入招生简章，形成亮点并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对报考该专业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设定最低分数要求，从而提升生源素质，打造全新的酒店管理专业形象。对《大学英语》等课程进行分项教学改革，并开展各种活动强化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一般会设置《大学英语》等公共课，但课时有限，课堂教学并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教学效果有限，改革势在必行。可将《大学英语》细分为《英语听力训练教程》、《英语口语训练教程》、《英语阅读与写作教程》与《酒店专业英语》等课程，对其进行分项训练教学，强化教学效果。若条件允许，这些课程可由外教担任，让学生更多地接触英语、使用英语，打造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此外，酒店管理专业还应为学生积极开展“第二课堂”的学习活动，如“英语沙龙”、“英语角”、“说英语日”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开口说英语、用心听英语、体会英语、了解语言特有的文化背景，从而提升英语语言运用能力与综合素质。培养“双师型”双语教学团队，增强激励机制酒店管理专业在进行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可重点引进具有海外学习背景和高星级酒店从业经历的高素质人才；此外，应注重与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合作，建立良好的互派制度，加强与酒店行业的交流与沟通，打造“双师型”教学团队。在日常的专业教学教研活动中打造双语教学交流平台，利用讲座或沙龙的形式定期聘请双语教学专家或酒店专业人士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及时解决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出现的一些困惑。双语教学任务量大、开拓性强，适当地给双语教师一定的物质与精神奖励，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紧密结合酒店行业特点组织双语教材编写与其他的教学资源开发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材内容应注重对学生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的培养，在双语教材编写过程中必须聘请酒店行业专家参与编写，广泛收集酒店案例与行业技能操作规范标准，进行整理归纳，教材内容的编写应注重时效性与实用性。此外，还要积极主动进行精品课程、网络课程等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等，集合智慧，优化整合相关资源。 课程考核应注重对学习过程及英语运用能力的评价双语教学考核模式应充分体现过程考核。对学生进行成绩评定时，应将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综合而成。平时成绩主要是综合学生的出勤率、课堂个人表现与团队合作精神、技能操作能力等，强调对其学习过程考核；此外期末考试应合理设计中英文试题比例，形式可多样化，如采用口试、情景模拟与笔试相结合等，突出对学生英语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考核。加强与境内外知名酒店教育机构的深入合作与交流积极开拓与世界著名酒店教育机构的合作，如与香港、澳门、新加坡、瑞士、美国等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学院合作，或与大型酒店管理集团的培训机构，如香格里拉酒店培训学院、洲际英才教育学院等合作，建立双向培养机制，为师生提供国内外学习进修的机会，提高专业品牌度。 结语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模式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教学改革过程存在诸多问题，但只有顺应新世纪高职教育发展规律，深入调研现代酒店业人才需求实际，对双语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索与实践，提高双语教学质量，才能使双语教学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酒店管理双语人才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双语教育论文:美国双语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美国是一个由多族裔构成的移民国家,形成了语言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据统计,在目前的美国人口中,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家里使用主流社会语言(英语)以外的语言,其中使用西班牙语的人口最多,为两千八百多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4%。因此,针对非英语民族的双语教育成为美国教育及美国对内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渊源 美国的双语教育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苏里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达科他准州(“准州”指当时美国西部若干已建立独立司法机构但尚未正式加入联邦的地区。达科他准州于1889年分为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一些地方的德语社区建立了德/英双语学校。虽然当时法律规定只有英语是合法的课堂语言,但由于当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未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又由于这些地方大多是偏远的农村地区,这些学校又设在德语社区内,因此双语学校能够得以生存。一般在大城市里,只有规范的英语单语教育,但在辛辛那提、巴尔的摩、丹佛及旧金山这些移民人口较多的城市里,也有一些双语学校存在。比如在辛辛那提市的德语社区,学生用半天时间学习德语,用另外半天时间学习以英语教授的其他功课。总之,在19世纪的美国学校教育中,只要是移民人口多的地方,就存在非英语教学。进入20世纪,美国移民中出现了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子女大多进入了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的学校,但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双语教育仍在这些族群中存在。比如在芝加哥的一些天主教会办的学校里,有一小部分教学是用民族语言进行的。由此看来,当时只要是在当地社区的权限之内,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主要由社区决定,并未严格遵守联邦法律的规定。 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熔炉”主义、同化主义思潮的泛起,使美国教育中的语言政策逐步走向了单语主义。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加强了对州、县的控制,很多人也认为学校教育要使用通用的语言,如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这两个移民人口聚集的地方出台了“只用英语”教学的法律规定。 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双语教育”和“非英语儿童的语言需求”并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大多数讲少数民族语言的儿童与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儿童一样,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 进入60年代后,特别是从80年代开始,美国的移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拉美国家、亚洲国家的移民人口呈上升的趋势,文化多样性的格局已十分明显,因此双语教育的意义和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对双语教育的关心度也加大了。 二、美国双语教育的类型 1.沉浸式教育(SubmersionEducation)。 沉浸式教育把教育喻为“游泳池”,而“游泳池”中的“水”就是美国的通用语言———英语。这种教育思想认为,少数民族学生无需“救生圈”和“游泳课”练习,可以直接入“水”,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游泳”。也就是说,把非英语民族的学生同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合在一起接受教育。持这种教育思想的人希望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内只用英语,而不用其他语言。沉浸式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英语民族对土著和移民中的非英语民族进行同化,使这两个群体成为英语民族统一体的一部分。这样,学校就成了一个“熔炉”,成了实现共同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工具。 2.过渡式双语教育(TransitionalBilingualEducation)。过渡式双语教育的目的也是同化。 这种类型的双语教育是让非英语民族的学生暂时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教师也暂时主要用学生的民族语言开展教学活动,同时向学生教授英语,在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能基本适应主流社会教育的要求之后,再完全用英语进行教学。因此,过渡式双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课堂内完全使用英语。这种教育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让非英语民族的教师参与教学,如让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教师教英语,因为这些教师可以自如地转换两种语言,他们会比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对学生的反应更敏感、更易于处理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问题和困难,对学生的母语也持更加同情的态度。 3.维持型及民族语言双语教育(MaintenanceandHeritage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维持型及民族语言双语教育的目标就是让非英语民族学生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或家庭语言在学校学习知识,同时辅以英语教学,使之成为“双语人”。在美国,有一种学校被称为“少数民族社区母语学校(EthnicCommunityMotherTongueSchool)。这种学校总共有五千多所,分布在美国各地的阿拉伯人社区、非洲人社区、亚洲人社区、犹太人社区、俄罗斯人社区、波兰人社区、拉丁美洲人社区、荷兰人社区、保加利亚人社区、爱尔兰人社区、罗马尼亚人社区、塞尔维亚人社区。这些学校得到所在社区的支持,主要用学校所在社区内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语言进行教学。这是一些民族为解决本民族语言出现消失现象而采取的措施。这些学校有一个特点,即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属于同一语言民族,在课堂上不同语言民族的学生(包括英语民族的学生)混合在一起上课。 4.双向式或两种语言的双语教育(TwoWay/Dual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这种教育方式多出现在美国的小学里,比如在一个教学班里,一部分学生来自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家庭,另一部分学生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家庭,这些学生在一起学习,在教学中既使用西班牙语,也使用英语。双向式或两种语言的双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两种语言平衡发展的“双语人”。这种教育类型有以下特点: ———非英语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占全部教学的50%; ———每节课只使用一种语言; ———课堂内,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和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各占一半;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和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均学习所有的课程。 在采用这种教育方式的学校里,每种教学语言按天进行有规律的更换,以保证两种语言“覆盖”所有课程。比如数学课,这一周的一、三、五用西班牙语教授,二、四用英语教授;下一周则将两种教学语言的使用时间对调,即一、三、五用英语教授数学,二、四用西班牙语教授数学。 这种教育方式可以促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友谊,有助于消除种族或民族间的隔阂,同时对不同民族的教师之间的合作、家长的参与乃至整个社区内不同民族和睦相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p#分页标题#e# 三、美国双语教育的政治性 语言教育同一个国家的政治直接或间接地交织在一起。无论双语教育采取那种形式,它都同一个社会的权利结构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美国的双语教育不仅要关注教育的形式和课程的设立,还要深入了解双语教育政治性的一面,其中包括美国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移民、机会平等、个人权利和族群权利、民族同化和民族多元化、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等问题的态度。 美国主流社会的部分民众认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给国家带来了复杂的个体问题及社会问题,如同一性分化、文化错位、自我表现形象低下、社会沉沦等。他们还认为双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和地区的分裂以及族际冲突。在这些人的印象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往往与贫困、学生的学习成绩差、缺乏适应社会的动力以及不能与主流社会文化合一等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把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看成是造成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增加主流社会语言(英语)的教学,减少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沉浸式教育和过渡式双语教育的目标就是尽快地培养非英语民族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使非英语民族学生融入到主流社会里,以解决这些“问题”。 同“语言问题观”相对立的是“语言权利观”。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认为,在民主国家里语言是最基本的人权,就像人们有权选择宗教信仰一样,人们也有权选择自己的语言;除个人的语言权利外,还应有群体的语言权利,维护群体的语言权利的办法之一就是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国际社会也很重视人们的语言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议会、欧盟等组织都宣称少数民族群体有权保护自己的语言。 还有一些美国人提出了“语言是个人和国家的资源”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语言比作水和石油,认为语言也是一种资源,应该对语言进行储备,因为任何语言都能为社会各群体带来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如果在学校教育中限制甚至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那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尽管这三种观点对双语教育的取向不同,但它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国家的统一、个人及群体的基本权利及主流社会语言(英语)的流利程度对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性;而它们的不同点是,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存在着主张主流社会语言单语制和主张双语制的分歧。 实际上,从大的框架来看,美国人有关双语教育的政治性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是主张民族同化还是民族多元化?是主张文化一体化还是文化多元化?长期以来,同化主义一直是美国统治阶层和主流社会所倡导的立国之本,统治者就是要在美国这个移民的“大拼盘”中,将每个人置入“熔炉”进行同化和统一,以实现一个梦———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同质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理想的国家。早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1901—1909年任总统)就敦促所有的移民使用英语,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不能长久地维持不同的语言。维持不同的语言不仅是不幸,也是犯罪。我们应该为每一个年少的移民设立学校,为成年的移民设立夜校,让他们学习英语。如果5年以后,有人仍掌握不了英语,那就应该把他遣送回他的老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同样持强硬的同化论调。里根在一次发言中讲道:“目前所开办的双语课程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美国人意念的。因为这些课程公然致力于维持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不让这些人(指移民———引者)使用英语,使他们不能走向工作市场,去参加工作。”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首脑的讲话都有一个基本点:各少数民族应当而且必须在美国这个“上帝的熔炉”中转变为具有同一性的美国人。即认定少数民族必须通过全盘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完全认同于主流社会,从而实现社会融合。 而实现这一融合的标志就是各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权利,学习主流社会的语言。 二战以后,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新移民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进入了美国,因而美国的民族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来自东欧、中美洲和亚洲一些民族性较强的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美国少数民族要求保持自己的民族同一性、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对传统权威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因而形成了多元文化思潮。 多元文化观认为,一个人可以拥有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认同,如:某个人可以同时是乌克兰人和加拿大人,或同时是华人和马来西亚人,或同时是古巴人和美国人等等;从另一个角度说,某个人可以是加拿大籍乌克兰人,或是马来西亚籍华人,或是美籍古巴人。这种会两种语言、具有两种文化的人可以从双重或多重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这种人同只会一种语言、拥有一种文化的人相比,更具有敏感性和同情心,更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设桥梁,也更能尊重别人的文化。 那么,多元文化论对双语教育的内容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少数民族往往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有权对双语教育做出决定的往往是统治阶层。沉浸式和过渡式双语教育会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距离拉得更远。这两种双语教育形式除了用英语实施教育外,还试图对非英语民族实行同化,不仅课堂语言用英语,也同时传播主体民族文化。这种做法会使少数民族儿童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对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念和信仰失去信心,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在这种背景下,在沉浸式教育和过渡式双语教育的内容中引入多元文化的讨论,可以提高人们对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各种文化的认识。其次,在学校里开展多元文化教育能够让学生对移民、难民及外来劳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可以培养学生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力等。 在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分弱式(weakform)多元文化教育和强式(strongform)多元文化教育两种类型。 弱式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对一般少数民族语言的理解和认识,如: ———让学生对少数民族语言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帮助学生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功能; ———让学生认识到语言的多样性(如方言和各种民族语言); ———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其他民族的语言,了解不同的文字;#p#分页标题#e# ———让学生认识到学校语言和家庭语言的不同之处; ———让学生体会到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价值。 强式多元文化教育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目的是培育学生对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和认识,如: ———在民主社会里,所有的个人和群体不论其有什么样的民(种)族、语言和文化的背景,都应拥有基本的、平等的权利; ———要消除处于统治和强势地位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文化多样性社会应避免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的出现; ———概括文化行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应避免文化成见; ———少数民族群体需要把认识自己的文化作为构建跨文化认识的先决条件和基础; ———在单一的主流文化教育中(如沉浸式教育),非英语民族学生的家长被排斥在子女的教育之外;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父母应成为子女教育中的伙伴。 四、结　语 综观美国双语教育的类型和其教育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待双语教育的态度及美国公众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政治性分歧,对双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分歧集中反映在民族同化和民族多元化、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争论之中。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因此这些争论还将长期延续下去,并继续影响美国的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论文:社会发展和双语教育研究 摘要：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标志着其文化水平也应该实现相应的提升。尤其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对外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就将针对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关系进行分析，且提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现状，为之后双语教育的开展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社会发展双语教育现状对策 我国是有着众多民族与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发展离不开众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其均会使用本族文字。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全国普及普通话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故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对汉语的普及是很有必要的。只有真正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掌握双语技能，才能实现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而为我国经济的进步与政治的发展作出贡献。 1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现状 1.1教材问题 当前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材数量都不太多，真正能够符合学生学习要求的内容相对欠缺。一些教材基础偏低，教材的修订不太及时，这就会导致实际教材内容与当前教学要求完全脱离。此外以新疆地区为例，其不同地区采用的教材也有些差距。语文教材的相对欠缺将直接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顺利开展。 1.2教师人才短缺问题 到少数民族地区支教，虽然近些年来已经成为许多师范类院校安排毕业生就业的好方法，可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人才短缺的问题仍需要寻找更多方式来解决。教师流动情况严重是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主要原因，教师的内调、改行或者外流会直接影响该地区双语教育的开展。 1.3少数民族民众对双语教育的片面看法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汉语的认识不充分，故而必然会有一些群众对学习汉语或者开展双语教育产生抵触心理。 2社会发展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的对策与方法 2.1将宪法以及相关法律作为首要依据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因此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首先应该将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置于最主要地位。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但同时也规定了国家必须推广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普通话。所以各地区应严格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与法律规定，进行学校双语课程的设置、办学形式、教学内容以及具体招生办法，从而起到双语教育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的目的。 2.2注重语言在传承文化与知识学习两方面的意义 语言不仅仅是知识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方式，同时更是一个民族传承优秀文化的载体。故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也应该兼顾这两方面的功能，尽可能为该地区学生之后的工作与就业乃至长久发展考虑。尤其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与发展，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也逐渐开始实行。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崛起，更是使得人们意识到汉语学习的重要性。秉承着发展的要求与态度，从而为该地区学生制定出符合其特点的语言学习内容。无论在设计与安排教学内容方面，还是选择授课方式方面，都应该时刻注重双语教育对学生长久发展的推动作用。 2.3尊重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意志 少数民族地区有自身学习某一语言的意志，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以新疆地区为例，大多数新疆少数民族群众今天仍然选择维吾尔语作为其日常生活中交流的工具和语言，这是因为当地社会的发展使得其本身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但也正是如此，在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也应该意识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掌握更多的语言，这样才能确保其未来的发展更加具有长远性。所以任何人、任何法律都无权剥夺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意志，只有尊重其意愿，才能将双语教育有效开展与落实下去。 3结束语 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团结与统一。我国作为传统的多民族国家，更应该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与开展双语教育，实际上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做法，更是维护我国政治安定、经济进步与文化统一的重要举措。 双语教育论文:双语教育论文：生化外语教育初探 本文作者：李三强马灵筠蒙宏叶席守民胡澍杨五彪万学东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 注意医学生物化学教学手段的合理运用 在对医学生进行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时候，必须注意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结合运用。正如上文提到的教学课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两种课件进行讲解。上课期间，不要忽视了最简单的教学方法，即让学生大声朗读新学的专业词汇，不断地复习前面学到的专业词汇。对学生进行双语教学的时候，不只是让学生学会个别专业词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专业词汇的构词法，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学生的专业词汇量。如通过给学生讲“inter－”和“intra－”这两个词缀，一个指的是在什么内部，一个指的是在什么外部，就能使学生掌握这一系列的专业词汇，阅读生物化学专业文献的能力大大提高。除此之外，上课的时候让学生利用英语来解释一些关键的名词，如“等电点”，提高学生表达专业英语的能力。为了和学生更好的进行双语教学的交流，建立了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网，分为以下几个板块：课程简介、教学团队、教学大纲、教学课件、教学研究、教学视频、课程资源、课程评价和问题解答几个版块。学生通过登陆学校主页，进入到医学院的双语教学网，就可以看到相关双语教学的资料，并且通过网站可以和老师进行互动，方便和老师进行交流。此外通过本校的大学生训练计划、挑战杯等活动让一些特别突出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一些生物化学科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去查阅生物化学英文专业文献，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用英文进行交流，提高学生专业英语的水平。在我们的指导下，一些学生与老师在生物化学专业的SCI杂志上共同发表了研究论文，这极大地提高了双语教学效果。 选择合适的考评机制 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效果要进行合理的考评才能不断进行完善，在期末对学生的考察分为两个部分：卷面成绩和平时上课用英语回答问题的成绩。期末卷面考试时，单选、多选、填空、名词解释题型中各选取一部分试题采用英语出题，英语回答。对于老师的考评也要严格。学校规定每个准备进行双语教学的老师，必须教师申请、学院和学校教务处审查，教师在学院和学校进行公开试讲，专家打分，合格以后才能开课，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进行双语教学的老师达到教学要求。为了鼓励教师进行双语教学的积极性，学校规定双语教学的一个学时相当于普通教学的两个学时，双语教学的教师在出国进修方面可以优先考虑，省级双语示范课程的参与老师在晋升教授和副教授职称方面给予一定优惠，这些措施大大激励了河南科技大学老师进行双语教学的积极性。 建议和思考 进行医学生物化学双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人才，不能为了双语教学而进行双语教学。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双语教学模式，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人性化的教育。同时要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以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要把双语教学工作做细、做扎实，加强课前英语预习。此外，目前担任双语教学的教师普遍学历较高，但出国留学的人员较少。真正能够利用英语与学生进行交流的教师不多，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鼓励教师大胆开口说英语，试着用英语解释问题；鼓励学生多与老师在网络上用英语讨论；定期进行双语教学研究，交流教学经验；鼓励教师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3－5］。此外，要学会让学生把课堂上双语教学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平时的学习中，如每堂课后，布置学生查找1－2篇与本节内容相关的英文参考文献进行详细的阅读，下一节课挑选2－3名学生给大家讲解一下，提高学生真正应用英语的能力。地方高校的教学条件和“211”及“985”高校相比有较大差距，但要发挥自身的特点及优势，想尽一切办法提高教学水平。还可以邀请一些国外的专家来校进行讲学，让学生得到与国外专家交流的机会。此外，还要调动教师进行医学生物化学教学的积极性，如双语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可以在晋升职称或评优评先的过程中优先推荐，并且在学校经常进行双语教学的观摩比赛，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提高学校整体双语教学的水平。 双语教育论文:新疆双语教育发展思路 一、初创阶段(1949年一1965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为新疆双语及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2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1952年8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指出：“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随后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兄弟民族应用何种语言教学的意见》指出：“少数民族学校，应使用本民族语文教学。但有本民族通用语言而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在创立出通用文字之前，可暂时用汉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教学。”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大会指出：“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课程教材问题，既要照顾民族特点，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教育的统一性。”在新中国语言政策及少数民族教育总体方针的指导下，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开始起步。1950年3月及1955年3月新疆省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省政府批复教育厅《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贯彻民族政策，注意对语文教学的领导》的报告均提出要求：汉族学生要选修维语，民族学生要选修汉语，强调民汉学生要相互学好语言。这是目前所知新疆解放后最早涉及汉语教学的政府文件，但此时汉语教学远未形成一门学科，学校既没有采取具体的汉语教学措施，也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编写的汉语教材。1956年7月，自治区第二届中等教育会议召开，对汉语教学提出了具体要求：民族学校初中每周46课时汉语课，识字量2500个左右，学会一般日常用语，能阅读一般通俗读物；高中毕业时识字量达到4500个左右，了解一般科学术语和名词，能用汉文记述一般的事情，进入大学阶段能用汉语听课和看懂汉文讲义。 这是自治区首次明确提出汉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可以看作新疆解放后汉语教学的真正起点。汉语课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开始出现，汉语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也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1958年，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疆最早的维、哈、蒙三种文字的中学汉语课本1～3册。1959年6月，自治区教育厅召开教育行政会议，决定少数民族小学从四年级起开设汉语课。同年，自治区党委和人大常委决定，升人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少数民族新生必须先上一年汉语预科，对汉语预科提出了具体要求：每周22课时，一年约880个课时，掌握3000个常用词语，听匿专业课50％以上的内容。自此，从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的汉语教学体系初步形成了，汉语校际教研会也应运而生。1960年8月，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关于改进与提高民族中学汉语教学工作的通知》，提出将汉语课列为民族中学的主要课程之一，要求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可以直接用汉语听课和记笔记。《通知》首次将汉语课程从中小学的一般课程上升到主要课程，同时开始关注汉语教学的质量问题。同年，原自治区教育厅组织有关学校编写了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初中和高中“五、三、二”制学校的汉语课本1～5册。1963年汉语课被自治区教育厅列为民族中小学的考试科目，从而真正确立了汉语的主学科地位。 1964年教育厅组织编写出版了“汉语教科书”和教学大纲，新疆民族中学开始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汉语教材。为了解决汉语师资问题，1960年一1965年，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克苏、昌吉、和田等师范学校开办了维吾尔语专修班，从北京、天津、保定、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招960名，在新大及各地师范学校培训半年、一年或二年后，分配到民族中小学做汉语教师，以解决当时汉语教学的师资需求，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汉语教师的骨干力量。1964年6月17日，自治区教育厅在认真总结乌鲁木齐市五中和新大附中试办初中汉语强化班经验的基础上，以教记统字第113号文件向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新疆大学附中等四校试办少数民族高、初中班试用汉语文教学的报告》；自治区人民委员会7月31日下发了《关于试办少数民族高、初中班试用汉语文教学问题的批复》，并决定从1964年9月开始，在新大附中、伊犁六中、喀什二中和博州二中4所中学10个教学班开办自治区汉语教学实验班。这是目前所知政府行为开办的最早的汉语教学实验班，学制增加一年，先过汉语关，然后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这一时期，虽然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在逐步发展，也在进行实验探索，但汉语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的教学模式一直未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时所掌握的汉语知识远不能用作学习和交流的工具，每年到内地院校学习深造的少数民族学生因汉语水平不达标，学习困难重重，严重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提高。1965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致函新疆教育厅：“按高教部函，今年汉补班毕业生升学需进行测验，成绩不符合最低录取标准者不予录取，由你厅处理。根据这期毕业生的学习水平，经我院初步研究，只能有少数人被录取，绝大部分人不能录取。”[1]这份函件使自治区领导意识到，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迫在眉睫，但“”的开始使刚刚起步的汉语教学实验被迫停止，汉语教学甚至出现了倒退。起步阶段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初步形成了“母语授课加授汉语”的模式。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民族中学的汉语教学还没有引起大多数语言工作者、教育工作和各相关部门的重视，还未把汉语教学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这一时期作为新疆双语教育的初创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以强调学习使用民族语文为主，部分民族地区兼学汉语文。但因十年“”而夭折的“汉语教学实验”却为日后新疆双语教育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挫折阶段(1966年一1976年) 十年动乱给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汉语教学工作遭到破坏，新大附中等校刚刚起步的汉语教学实验被迫停止，民族教育事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969年学校开始复课，1970年4月编写了四年制民族中学《汉语》教材，同时翻译成维、哈、蒙文陆续出版，民族中学的汉语教材建设艰难地继续着。1972年新疆召开中等师范学校工作座谈会，讨论解决少数民族师资短缺的问题，停办5年的中师恢复招生，和田、巴州、博州等地成立师范学校。1973年新疆召开南北疆牧区教育座谈会，提出抓好边境地区和牧区的普及教育工作，但1974年至1976年，“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民族教育再次遭受破坏。老师们纷纷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学校师资严重不足，各类图书资料和教学设施损失殆尽，少数民族教育及汉语教学再次陷入停滞状态。 三、恢复阶段(1977年一1990年) 十年动乱结束，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开始恢复。1977年2月，自治区教育局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规定民族学校从小学三年级起至高中毕业将汉语课列为必修的主课，各年级每周4学时，总计1080学时。具体目标：高中毕业掌握3000～3500个汉字，能阅读通俗的汉文书报，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到高等学校能直接接受汉语授课。这是首次将汉语课从小学四年级下延至小学三年级，并统一规定了汉语教学的总课时数及具体目标，真正确立了汉语学科在整个少数民族教育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汉语教学进入了比较规范的发展时期。1978年6月，自治区教育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民族学校汉语教学的意见》，强调“要把汉语作为少数民族中小学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尽快从小学三年级开起来”。①特别是针对汉语教师极度匮乏的状况提出了“要加速培养和培训汉语课教师，各地中等和高等师范学校要开设培养汉语教师的普通班、专科班和进修班，县市要开各种短训班，争取在1985年前基本解决汉语教师问题”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矛盾，但也为日后大量不合格人员进人汉语教师队伍埋下了隐患。1980年自治区教育厅开始组织编写第一部《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并着手重新编写小学至初中的7册汉语教科书，1982年9月，正式印发了统一的《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这个教学大纲是自治区对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最早的规范性文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2年3月，自治区教育厅召开中小学汉语教学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巴岱提出把“民汉兼通”作为汉语教学的方针，争取10年内过汉语关。“民汉兼通”即“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时掌握2500—3000个汉字、4500～5000个词汇，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达到汉族学生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水平，升入高校后直接接受汉语授课。”这是自治区首次提出“民汉兼通”的十年奋斗目标，并对“民汉兼通”的基本内涵做出明确阐释。5月，自治区教育厅规定从当年起，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试汉语并逐年提高计分比例，成为汉语教学重要的“指挥棒”。 12月，自治区副主席巴岱以个人名义向自治区党委提交的《关于加强民族学校汉语教学的建议》指出：在全日制民族学校中要把“民汉兼通”作为汉语教学的基本方针；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在中小学开好汉语课，即1985年以前县镇以上民族中小学一律从小学四年级开设汉语课，1990年以后县镇以下民族中小学全部从小学四年级开设汉语课，要求自治区教育厅解决培养和培训汉语教师的问题。《建议》首次提出汉语教学按城乡分类实施的发展规划，首次提出要建立汉语教学研究机构，是新疆汉语教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84年1月，自治区党委批转了巴岱同志《关于加强民族学校汉语教学的建议》，即新党发(1984)3号文件，指出实现“民汉兼通”，对发展新疆的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有着重要意义，是培养少数民族建设人才的大事。这是首次把汉语教学的政治意义提到各民族大团结的高度，并与培养少数民族建设人才联系起来。1985年一l987年，教育厅组织新疆大学李祥瑞教授主持新编维、哈、蒙、柯四种文字的中小学汉语课本。这套汉语教材每学年一册，从小学三年级起至高中毕业共10册，新疆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第一次有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整体设计、相互衔接的汉语教材，曾在民族中小学使用长达18年。这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受当时的语法翻译法影响较大，注重民汉翻译对比教学，这与当时大多数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是相适应的。1987年7月，铁木尔•达瓦买提主席在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加强和改革民族学校汉语教学工作作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和开发、振兴新疆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第一次将汉语教学提到了战略地位的高度。9月，自治区教委为解决汉语教学的师资问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的几项措施》，对汉语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力争在1990年和1995年以前分别配齐城镇和农牧区民族中小学的合格汉语教师。这再次为日后汉语教师的培养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埋下了隐患。 这一阶段，少数民族汉语学科经历了“选修科目一副科目一主科目一考试科目一高考科目”等几个发展过程，汉语教学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加强。双语教学的重点从初创阶段的“注重少数民族母语教学的重要性”逐步过渡到“强调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母语授课加授汉语”的传统双语教育模式基本普及开来。在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力的前提下，1984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8年5月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实施办法》，1993年9月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和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明确规定：学校应推广使用普通话、标准语和规范文字；少数民族学校必须从小学三年级开设汉语课，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些法律条例为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四、实验改革阶段(1991年一2003年) 1991年4月，自治区教委选定伊宁市一中、哈密地区一中等l0所民族中学作为自治区“民汉兼通”的试点学校，这是自治区开办最早的“民汉兼通”实验学校，其目的是在校园内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汉语教学。199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在少数民族中学实施数、理、化等部分学科汉语授课的双语授课实验”设想。在自治区教委的统一安排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部分中学先后开始进行双语教学实验，即在自治区民族中学教学计划框架下，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后来加英语，共为四门)用汉语授课，其余的课程用民语授课，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正式步人实验改革阶段。其主要模式有库尔勒市第八小学试行的汉维同步教学实验(汉语课从一年级起用统编汉语文教材)；哈密市小学一、二年级汉语口语训练实验；博乐市蒙汉语混合教学实验；克拉玛依市第五小学浸没式双语教学实验；少数民族中学部分课程汉语授课等多种形式的实验。其中，少数民族中学部分课程汉语授课实验规模最大，且一直呈加速发展态势。1993年l0月，自治区教委组织召开首次“民族学生部分学科汉语授课实验研讨会”，以此为转折点，自治区的汉语教学开始逐步向双语教学过渡。1996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转发(自治区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中学部分学科汉语授课“民汉兼通”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即新政办[1996]186号文件。明确提出双语实验的目的是：“加快民汉兼通的步伐，尽快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和理科成绩，保证每年向内地院校选送足够数量的少数民族合格生源。”同时，充分肯定这项实验是有利于提高新疆民族教育质量，加速培养高水平、高层次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有效措施，希望各地本着“统筹考虑、合理布局、加强管理、保证质量”的原则，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创造条件，使这项实验得到进一步推广。 此外，文件还对部分学科汉语授课中的招生规模、课程设置、高考升学、办班经费和教师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特别是每班每年5000元的实验经费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办班的积极性。1998年7月和1999年7月，首批实验班先后参加了高考，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77．1％，其中乌鲁木齐、吐鲁番、塔城、克拉玛依地区为100％。实验班取得的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双语实验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相比之下，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理科教学质量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1996年6月，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引人新疆，使少数民族汉语水平有了较科学的评价标准，极大推动了新疆的汉语教学工作。1998年9月23日，教育部民教司在乌鲁木齐召开“HSK与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讨会”，来自新疆、内蒙古、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区的有关专家、学者就如何正确处理HSK与现行高考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各地推行HSK试点工作的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此外，会议还就新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进行了讨论，参照该《课程标准》，根据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实际，自治区教委重新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HSK的推行将直接教学法、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引人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大大增强了汉语教学效果。1997年7月，自治区教委印发了《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生双语授课实验方案(试行)》，即新教基[1997]17号文件，正式将民族学生部分学科汉语授课实验界定为“双语授课实验”，对全区进一步搞好双语教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和要求。1998年一1999年自治区教委重新组织编写了民族中小学《汉语》课本，这套汉语教材由方晓华、王明义分别主持编写中学和小学部分，每学年一册，从小学三年级起至高中毕业共10册，2000年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2003年教育厅又组织部分专家为这套教材增编了小学一、二年级汉语口语教材四册，以满足从一年级起汉语教学学校的需要。这套教材基本上是按结构一功能一文化三位一体的第二语言教学理念，吸收了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许多研究成果编写的，在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质量，1999年3月31日，自治区教委下发了《关于调整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学科课时的通知》。要求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学科的总课时量由原来的1193学时增加到1504学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大力开展中小学继续教育和加强汉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即新政办[1999]22号文件，首次确定了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和非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等级：1964年以后出生的少数民族青年教师，汉语教师高中8级、初中6级、小学5级，非汉语教师高中5级、初中4级、小学3级。虽然截至2002年这个目标很难达到，但对保证中小学汉语教师的整体素质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育部、计委、财政部和国家民委《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即国办发[1999]85号文件。提出在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并从l0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办班的各项政策。2000年1月，教育部根据国务院85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3月，自治区教委根据有关文件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在内地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实施方案(试行)》，规定了内高班的招生模式、招生比例和汉语单科分数线。国务院85号文件拉开了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的序幕，作为又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内高班”对新疆双语教育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11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乌鲁木齐市等八个城市开办新疆区内初中班的通知》，即新政办发[2003]155号文件。区内初中班是内地新疆高中班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对推动农牧区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工作开始注重依靠高校的科研实力对我区双语教育进行科学理论的指导。1998年一2003年的五年间，新疆师范大学等处召开了三次全区性的汉语和双语教学工作会议，及时总结双语实验工作的经验，探索新理论、新举措，对全区的双语教学实验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五、全面推进阶段(2004年以来) 近年来，在研究生考试、高考、中考、内高班招生考试、区内初中班测试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特别是理科成绩较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大家颇为关注的内高班学生近几年都以90％以上的比例升人大学，内初班毕业生升入内高班的比例也超过85％。①这一比例的迅速提高充分说明“双语”教学实验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2004年3月，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即新党发[2004]2号文件。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双语”教学从实验到全面推进的转折点；第一次明确了新疆“双语”教学的最终模式是“全部课程汉语授课，同时加授母语文”的模式；根据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首次将新疆的“双语”教学分为“大中城市区、北疆、东疆市县以及南疆地、州所在城市区、广大农牧区”三类地区，新疆的双语教学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办学方向；再次提高了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标准：汉语教师高中、初中和小学HSK标准分别是8级、7级和6级，非汉语教师HSK标准分别是7级、6级和5级。同时，在全国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厅组织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等部分专家和中小学骨干教师开始编写基于新课程理念的双语教学实验班专用汉语教材，由方晓华教授担任主编。 这套教材从小学一年级起编写至高中三年级，每学期一册共编写22册(其中初三、高三年级各为全一册)，2005年9月开始投入使用，配套的教师教学指导用书和教辅练习材料也在2006年上半年全部编写完成。这套教材在新疆双语教学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5年7月，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自治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意见》，即新党办[2005]28号文件，确定了新疆双语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指导思想，对实施学前双语教育的师资配备、教材编写、教育设施来源及教师和学生生活补助等方面问题作了详细部署。同年，自治区教育厅专门制定了《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教学指导纲要》，并迅速组织针对农牧区学前双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开展和迅速普及，将从源头上改善中小学双语教育的生源质量，从根本上提高新疆民族教育的质量。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只有一所高校，少数民族在校生185人；中专1所，1266人；中学9所，1819人；小学1335所，18．2万人；幼儿园2所，l0余人。而截至2008年10月，我区学前、中小学(含职业高中)在校少数民族学生236．6万人，少数民族学生中接受“双语”教育的60．1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25．4％，比2007年的47．5万人增长了21％；“民考汉”学生19．7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8．3％，比2007年的17．5万人增长了11．2％；接受“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和“民考汉”学生总计79．8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33．7％，比2007年的64．9万人增长了18．7％；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总数2．4万人，占少数民族教师总数的16．8％，比2007年的2．1万人增长了14．29％6。新疆双语教育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建国60年的历程中虽然历经了艰难和屈折，但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和前进的脚步。汉语课程从选修到必修，从副科到主科，从定为高考科目到HSK、MHK引入，充分体现了汉语教学重要性在少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逐步提高。双语教育从实验改革到大力推进，从中学到小学乃至学前教育的体系构建，有力地说明了21世纪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教育的新需求。 双语教育论文:新加坡双语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作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创造了东亚奇迹。新加坡不仅能直接吸收西方的信息、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而且也能与东方的文化传统结合得很好。新加坡的发展如此迅速,与其所具有的语言优势是分不开的。 (一)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的原因 1.实行双语教育是促进各民族沟通的需要。新加坡国土面积为633平方公里,人口约321万人,其中华族占77%,其他种族占23%,是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后三种又称为母语。自英殖民地时期,新加坡有4种学校:即英文学校、华文学校、马来语学校和印度学校,而在不同学校中都教授英语,可以说,英语就是维系不同民族思想感情的共通语言。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政府采用了“英语为本”的双语政策,即以英语作为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第一语言;同时还应学习自己的母语。1987年以前,新加坡中小学主要有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英语校和以母语为教学语的学校,如华校、马来学校、印度学校等等。1987年新加坡政府作出了所有的学校必须采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并同时保留学习母语的双语决定。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推行,有助于减低民族间由于语言而引起的矛盾与纠纷,从而保留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2.实行双语教育有利于新加坡加强同中西方的联系。新加坡是个精英主义国家。新加坡政府认为,新加坡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才就是新加坡的重要资源,新加坡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才能取得繁荣,因此,新加坡非常重视教育。新加坡不但实行分流教育制度,还引进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李光耀在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资政论坛上就新加坡政府选择英语为行政语言和教学语言的问题时指出,“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周围的国家都选择母语作为工作语言,新加坡政府却决定用殖民时代已经开始使用的英语,结果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优势,让我们能够跟世界顶尖的教育学府合作联办课程,建立了新加坡作为教育枢纽的地位。”由于英语是国际间通用的语言,双语教育的实施,一方面为外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语言环境,保持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另一方面能够高起点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培养与世界接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起到了基础性作用。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同新加坡经贸往来和民间教育往来的不断增加,双语教育无疑会使新加坡在了解中国、开展贸易方面较其他国家更具备语言优势。 (二)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体制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分流。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为能力分流体制,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学后教育、大学教育4个层次。语言分流在小学教育阶段完成。小学教育第一阶段前3年的课程主要以语言学习为主。3年级结业时,按统考成绩分流进入正常双语课程,学生分别进入第二阶段的普通双语流、延长双语流和单语流。参加双语课程的学生在通过小学毕业考试后进入中学阶段,单语课程的学生在3年级进入分流后要进行5年的学习,并参加全国性小学水平考试,成绩合格者进入职业和工业训练局学习职业课程。值得注意的是,与语言分流制度并存的是转流的可能性,学生可以在语言流之间进行转换,以保证学生学习的课程与他们的能力相适应。语言分流之后的双语学生将接受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更高层次的教育。 2.重金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与新加坡的人才战略相适应,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针上强调英语教育和依靠国外教师及教育顾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1993年9月6日在“1993年第一届校长会议”开幕式上提议改善教师待遇,他提到:“如果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还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加入教师行列的话,我们的未来几代人就无法有机会接受教育,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我们的国家将为此付出代价。”目前新加坡教师的待遇仅次于国防军,师资水平因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内的教师有很多机会去国外进修,同时新加坡又重金聘请世界名牌大学的学者、教授来新任教。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将近50%为外国教师,他们分别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著名学府,所有的教师全部以英文授课,并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即使是国内的教科书,也是在外国专家的建议下进行的修订。由于有优秀教师的加盟,从而提高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 3.大众传播媒体创造语言环境。新加坡大众传播媒体使用4种官方语言。电视台有两个频道为华语节目,有两个频道使用马来语,有一个频道为泰米尔语节目,其余的频道全部为英语节目。目前,新加坡有3种华文日报和3种英语日报,1种马来文报纸和一种泰米尔报纸。广播电台同样也使用这4种官方语言。新加坡的大众传播媒体能够反映出不同种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也是政府贯彻其语言和文化政策的重要工具。良好的双语环境也是提高新加坡双语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降低了母语的地位。政府部门只用英文的政策实际上是降低了母语的地位。新加坡历史上华校与英校的“对峙”牺牲了整整一代受华文教育而英文水平又较低的学生的前途,他们因为英文水平低而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们的子女全部被送到英校。有一份关于新加坡学生学习时间分配的统计数字:全部的学习时间为100%,教育制度中规定其中31%学习英语,27%学习母语;但是,实际上学生是用33%的时间学习英语,而学习母语的时间比例不变。(海峡时报,1991年3月10日)这样使很多学生丧失了用母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技巧。精通英语意味着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母语渐渐成为了交谈语言;甚至有人用是否会英语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准。这样的一种环境必然造成母语地位的下降。 2.过早的语言分流存在着缺陷。新加坡的分流教育政策对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因人施教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进行分流的教育制度,使学生过早地参与社会竞争,使进入双语流的学生有机会接受较高等教育;而进入单语流的学生只能接受职业培训。过早分流的结果,一方面给学生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承认双语学生优于单语学生,因而进一步降低了母语的地位。 3.关于双语教育与智力发展的关系。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有益论,一种是有害论。近期有教育学家研究发现,双语者的语言能力和学业能力要比单语者差。关于这个问题还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二、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现状 (一)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1.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发展的国际性需要人才具有国际交往的能力,而英语是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提高专业人才的英语水平和英语能力对促进我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是提高专业人才英语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2.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落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显然,我国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学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才的专业水平。 (二)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现状 1.双语教学缺乏连贯性。教育部提出的双语教学主要是针对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而语言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从学校获得的语法知识缺乏交流技巧。如果中小学生接受的是单语课程,而双语教学仅仅在高校开展,加上教育在各地区存在的差异性,就必然使得高校的本科生在接受双语教学时能力参差不齐、普遍偏低,从而达不到双语教学的预期效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实施双语教学的对象有4类:(1)出生在双语家庭中的儿童;(2)少数民族或移民家庭的儿童;(3)以两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国家的儿童;(4)母语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的儿童。我国就属于第4种类型,也是进行双语教学难度最大的一种类型。我国中小学生在学校没有接受双语教学,在生活中更没有用英语进行交际的需要,进入大学接受双语教学难度可想而知。 2.师资力量不足。它体现在两个方面:(1)国内双语教师匮乏。目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中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留学归国人员,其中有些人已成为国内的学术权威;第二类是国内高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双语教学要求教师不但要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较强的英语听说能力。第一类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满足不了高校对双语教师的需求。第二类教师如果没有进行过相应的英语培训或没有到过英语国家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那么由他们去从事双语教学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2)各高校聘请的国外教授数量有限。虽然国内高校都聘请外教从事教学工作,但是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语言教学,而真正从事专业课教学的外教数量很少;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进行短期讲学。 3.教学手段落后。它体现在两个方面:(1)原版教材的缺乏。国内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可选择的种类有限,而且在内容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2)多媒体教室的缺乏。目前国内高校中,研究生教学大多使用多媒体教室,而本科生的教学还在使用传统的教室,真正使用多媒体教室的并不多。因为教学课件在传统的教室中无法使用,所以双语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4.语言环境缺乏。由于汉语是我国的官方语言,也是第一语言;而英语在我国只是外语,还不能称为第二语言;加上目前在我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中使用英语的情况还很少,即使大众传播媒体使用英语也很有限,因此造成语言环境的缺乏。语言毕竟是交流的一种工具,语言的交流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而语言环境的缺乏也会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 三、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对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启示 虽然我国同新加坡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教育发展的水平不同,我们还不能完全照搬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但是,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验,为我国高校开展双语教学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语言分流 新加坡双语教育体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语言分流。在小学3年级末完成的语言分流,可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但是过早的语言分流给儿童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在我国,目前中小学全部开展双语教学是不现实的,而且各个地区的教育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可以在高校中对本科生进行语言分流。在教学之初,可对学生进行语言测试,按成绩分别进入双语教学的快班和慢班,教师可以使用两种教学语言同时授课。当然,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提出转班。通过语言分流,既避免了学生因英语水平存在着差异而影响了专业知识的获得和语言技巧的提高,同时也避免了过早的语言分流带给学生的不利影响。因为我国的语言环境与新加坡不同,而且我国高校开展的双语教学并非针对全部课程,所以即使进入快班的学生有某种优越感,也不会因此降低汉语的地位。 (二)提高师资力量 如何解决双语教学师资力量的问题是双语教学中最关键的一环。新加坡是通过高薪使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即使是在职教师,也有很多提高自己水平的进修机会。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 1.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英语培训和教学方法培训。高校可以选派一些英语水平较高的教师进行英语听说强化训练,或派往英语国家进修;也可以定期举办双语教学比赛,由优秀的双语教师讲授教学经验,并和其他高校的双语教师进行教学交流。 2.聘请国外教授,吸引留学归国人员。高校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请国外的专家教授来华讲学,或在有条件时高薪聘请国外的教授办讲座;高校也可以制定一些优惠的政策吸引留学归国人员,他们扎实的语言基础和前沿的学科专业知识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进行双语教学。 3.高等师范院校设置相关专业。我国的教师基本上是单科型的,就双语教学而言,多数教师要么懂外语而缺乏专业知识无法胜任学科教学,要么懂专业知识而英语水平欠佳,这种语言和专业知识的矛盾会限制许多教师开展双语教学。为此高等师范院校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可以适当增加英语教学的课时,或者在这些学校设置双语专业,虽然这种做法并非立竿见影,但从长期看,这些学生将是未来双语教学的主体。 (三)改革双语教学手段 1.使用多媒体教室进行双语教学。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是亚洲一流的大学,除了它的师资力量雄厚外,先进的教学设备也令人刮目相看。教学用教室全部为多媒体教室,很方便教师使用课件;教师的讲课内容和过程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其他教师和学生共享。虽然我国的高校与新加坡的高校不同,但是可以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效果。教育部对高校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电子图书馆和校园网、提升教学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15%以上。这就为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2.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和自编教材。虽然有些国际组织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捐赠外文书籍,但毕竟种类有限。我国可以通过签订国际知识产权的方式购买原版专业教材的版权使用权,利用国内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从而降低教材成本,解决双语教学中教材价格昂贵、严重短缺的问题。原版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外国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自编教材存在着语言的地道性问题。新加坡的一些学校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是在国外专家的建议下修订的,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四)语言环境的创造 我国国内缺少英语环境,这是不能否认的客观现实,而我国高校开展的双语教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培养人才。但是语言环境可以自己去创造,双语教师在课堂上可以通过案例设计、小组学习和专题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鼓励学生用英语发言;在课外,教师可通过给学生布置英语作业和论文题目以及需要阅读的英文资料,甚至可以开辟英语角作为双语教学的课外延续。通过教师设计的各项活动,以及学生的积极参加,使得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同时得到提高。 总之,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我国高校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教育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道路。 双语教育论文:世界双语教育类型思考 一、过渡双语教育(TransitionalBilingualEducation) 儿童入学后在学习中部分或全部使用本民族语,以后逐渐过渡到完全使用学校采用的非本族语。过渡双语教育是让学生进行短时的、临时的游泳,直到他们具备在主流游泳池里游泳的语言能力。这种形式用儿童熟悉的语言进行启蒙教育,是符合教育原理的。但这种双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儿童的第二语言(多数人口语言),使他们更好地掌握融入主流社会所必须的交际和思维工具,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同化于语言多数民族。这种双语教育又可称为取代双语教育(SubtractiveBilingualism)。过渡双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语言少数民族使用多数人口语言单语,但教师却必须是双语者。过渡双语教育有两种类型:1、民族语早退型。在教育的头两年中最大限度地使用母语,为第二语言教学做好准备。2、民族语晚退型。民族语教学可占40%直到六年级。 二、保持双语教育(Maintenance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儿童入学前使用本民族语,入学后,某些课程逐渐改用学校使用的非本族语讲授,某些课程则用本民族语授课。通常是音乐艺术和社会科学用本民族语教授,技术和科学研究课程用多数人口语言讲授。这种双语教育目的是保护和发展儿童的少数民族语,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确认少数民族团体在国家中的权利。在保持双语教育中又可分为静止保持双语教育和发展保持双语教育。 (一)静止型保持双语教育目的是将语言能力保持在儿童入学时的水平上,只保证儿童的家庭语言(第一语言)不丢失,并不提高他们第一语言的能力。 (二)发展型保持双语教育目的是寻求全面发展学生家庭语言技能和双语文能力和知识。将儿童的少数民族语(第一语言)的知识和能力发展到与多数人口语言(第二语言)相等的水平。这种类型常常被称增强型双语教育。它的目的与静止保持双语远非相同,在于扩展个体和团体少数语言的使用,导致文化多元主义和少数民族团体社会自制。在加拿大这种双语教育被称为遗产语言教育(HeritageLanguageEducation)。它与保持双语教育是有区别的:遗产语言计划每周有2个半小时的语言教学,通常在放学后和周末进行;遗产语言教育经常处在多数人口语言的包围之中,容易丢失;遗产语言学校大多是初级学校,也有在中学和大学作为学习媒介的例子。 三、二元语言双语教育(Two-way/DualLanguageBilingualEducation) 这种教育常出现在同一班级里多数人口语言的学生和少数人口语言学生几乎相等的情形下。在教室中两种语言都被使用。如在美国的有些初级学校,约一半的儿童来自西班牙语家庭,另一半来自英语单语家庭,他们在一个教室里一起协调活动。由于两种语言文字在教学和学习使用,或同时使用两种文字,或开始时强调本民族语言文字,目的是产生比较平衡的双语能力。这种方式双语教育课程安排是在一定时间里只用一种语言。不同课程可用不同的语言,语言使用变化是有规律的,以保证两种语言在所有课程领域中都使用。如在星期一、三、五用西班牙语教数学,二、四就用英语来教;下一周两种语言的使用时间对换,一、三、五用英语,二、四用西班牙语。这种双语教育试图保持两种语言的界限,使儿童学会用两种语言思维,不愿在一门课程中转换语言。这种方式可以使两种语言使用者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共同分享语言生活上民族的文化遗产,互相帮助、合作和产生友谊,有利于民族间的了解与合作,是避免种族隔离和种族敌视的好方法。这种模式对教师的语言能力提出了高要求,教师应该是一个熟练的双语者。 四、浸没(淹没)双语教育(ImmersionProgram) 这种双语教育又可称为附加双语教育(AdditiveBilingualEducation)。这种类型是将语言环境比作游泳池,将儿童掌握第二语言的行为比作学习游泳。这种教育是将不会水的儿童扔进游泳池里,希望他们尽快地学会游泳而不借助漂浮工具和开设特别的学习课程。游泳池里的语言是多数人口的语言,如在美国,在一些西班牙移民家庭中英语不是儿童的家庭语言,家庭语言是西班牙语。语言少数民族儿童在与多数人口语言的使用者的日常交往中学习语言。在教室中,教师和学生都只能使用多数人口语言。使用少数人口语言的儿童要么沉到水底,要么在水中挣扎,要么最后学会游泳。概括地说,这种双语教育是完全不用儿童的母语或本地方言(第一语言),而只使用学校采用的语言(儿童的第二语言)。浸没(淹没)双语教育从教育目的看有两种形式: (一)美国式的“结构淹没”(StructuredImmersion) 这是一种把语言少数民族儿童置于多数人口语言的主流教育中的一种教育,是专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学习多数人口语言开设的。虽然教师在儿童入学初期使用多数人口语言的简化形式,并允许儿童用家庭语,但最终儿童的本族语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被多数人口语言取代。它的教育基本目标是同化语言少数民族,尤其是移民。学校变成一座有助于创建共同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的熔炉(meltingpot)。赞成这种做法的人认为,美国的伟大就在于她欢迎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并迅速同化他们。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将是粘结社会的工具。这种教育方式由于使儿童的语言得不到发展而带来巨大的学习压力,也造成了民族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方式的弊端在美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因而出现了“抽调编班双语教育(SubmersionwithWithdrawalClasses)。这种双语教育在主流学校中将语言少数民族儿童抽调出来单独编班进行多数人口语言的“补偿课程(compensatorylesson)”,也可称之为不学民族语的“民族班”。这种班级在课程内容上可能落后于学校其他班级。由于第二语言低下而被抽调出来单独编班,学生可能感到耻辱和自己的无能。虽然这种方式管理简单,花费少,但对儿童心理发展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培养方面的影响却大大不利。 (二)加拿大式的“浸没双语教育”(ImmersionEducation) 这种形式的目的不在于取代第一语言即母语或本族语。这种双语教育保持并支持使用第一语言。加拿大给操英语的儿童开设法语双语教学课程,目的是教授给儿童第二语言,并不是为了用法语取代英语。其理论基础不是语言同化,而是语言多元化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美国式的“淹没”双语教育和加拿大的“浸没”双语教育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可混同。1965年,在魁北克由说英语的少数民族居民(主要是英裔居民)提出了被称之为“语言浸没”(immersion)的双语教育计划。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熟练掌握一门第二语言——法语,以便适应法语越来越占优势的社会。该计划使孩子一上学就能全面接触第二语言,由会讲两种语言的教师任教。该计划首先在圣•兰伯特一个由26个孩子组成的实验幼儿园中进行。实验目的是使孩子具有法语的说、读、写的能力:整个课程(包括英语)达到通常的学业水平,欣赏(赞赏)法语加拿大人和英语加拿大人的传统和文化,在短时期内,在不降低学业水平条件下使儿童成为双语人和双文化人。实验在加拿大引起了轰动,浸没双语教育计划开始在各级学校中推广,大约有25万英语加拿大儿童在1600所法语浸没学校学习,约为加拿大学校学生数量的6%。主要做法有这样几种:①早期完全浸没双语教育。由幼儿园开始,完全使用法语(100%),然后从三年级起逐步引入一定数量的英语(占20%),到六至八年级,用50%的法语和50%的英语来教孩子,九至十二年级用40%的法语和60%的英语教学。②早期部分浸没双语教育。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用50%的法语和50%的英语教学,九至十年级用35%的法语和65%的英语教学,十一和十二年级用30%的法语和70%的英语。③延迟浸没双语教育。幼儿园到三年级用“渗透法(drip-feed)”教第二语言,用英语为教学媒介(占100%),四至六年级用法语为教学媒介的课程为80%,英语的占20%,七、八年级法语和英语各为50%,九到十二年级用法语教学的课程占40%,英语的为60%。④晚期浸没双语教育。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用“渗透法(drip-feed)”开设第二语言课程,其他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七、八年级用法语为教学媒介的课程占80%,英语的占20%,九至十二年级法语和英语为媒介的课程各占50%。 加拿大的浸没双语教育计划给欧洲、美国乃至世界的双语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带来重大的影响。如何评价浸没双语教育?一些专家认为,浸没双语教育使小学生能读、写和理解使用英语,无代价地学会了读、说和理解法语,而且用了英语儿童学习第二语言——法语的传统教学计划从来不用的方法。加拿大浸没双语教育的目的是形成两种有威望的人口多数语言的双语制(法语和英语)。这和加拿大的人口民族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它的这种浸没双语教育不同于将语言少数民族儿童放入多数人口语言中的“浸入”,如在美国将说西班牙语的儿童放入英语环境中。加拿大的浸没双语教育不是强迫性的。家长自愿选择并送他们的子女进这种学校。家长的信心加之教师的许诺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早期浸没双语教育中,儿童有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在课堂交际中使用他们的家庭语言,儿童的家庭语言是受赏识的而不是受轻视的。教师是具有双语能力的人,他们最初是以能说法语而不是只理解或说英语的形象出现在儿童面前。在早期浸没双语教育中儿童是在有意义、真实的和与儿童需要有关的课堂交际中学习第二语言——法语,如同获得第一语言一样。浸没双语教育中的学生学习了与主流学校学生一样的课程。 五、隔离主义教育(SegregationistEducation) 指为语言少数民族举办的教育中只用少数民族语单语教学的教育。这种做法不是出于保护民族语的目的,而是出于种族隔离的需要。教育主办者将语言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让其永远停留在落后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中。南非实行只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隔离教育。如对班图人,政府规定只用班图人的民族语言实施教育以维持从属和种族隔离的现状。这种教育使语言少数民族不能充分学习多数人口语言以便顺利进入社会,特别是无法获得与其他少数人口团体的交际和思维的语言工具。隔离教育对处于弱势的语言强制实行单语政策。这种单语教育决不是出于保护民族语的愿望,而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具体表现。 六、分离主义教育(SecessionistEducation) 在教育中只使用民族语单语。它是语言少数民族力图把自己同语言多数民族分开成为独立体的一种教育形式。 七、外语教学式的主流双语教育(MainstreamBilingualEducationwithForeignLanguageTeaching) 这种双语教育是在学校教学中(主要是语言多数民族的学校中)使用本土语(母语)和多数地区语言或一种国际语言(外语)。如阿拉伯-英语、汉语-英语、日语-英语双语教育,欧洲人学校运动对欧洲精英劳动者(高级白领阶层)子女开设了欧洲使用功能强大的语种的语言教育等都属于这种类型。从1958年开始,位于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地的欧洲人学校有8种不同的语言团体。小学低年级学生使用他们的本族语为教学媒介,也接受第二语言的教育(如英、法或德语)。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一部分用本族语学习,一部分用第二语言教学(从英、法或德语中选中人数最多的那种语言)。教师由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来担任,使用这种语言的学生也可以进入这种学校成为其他学生学习语言的样板。用第二语言教学常在中学第3年开始,用来教授来自不同语言团体的学生们历史、地理和经济学课程。 另外,学生还要用不少于360小时学习第三种语言。这种教学的结果,造就了具有文化多元主义和超国家欧洲人认同的双语和多语者,也同时造就了欧洲多元一体化观念。在加拿大这种形式被称为核心计划(coreprogram),在威尔士和其他地方,有时被称为“渗透法(drip-feed)语言计划”。外语在课程中成为一个学科,就像历史、地理和数学一样。这与用第二语言为媒介的教学是不同的,第二语言为媒介的教学其课程的内容是学习的主要目的;这种方式第二语言本身即语言学习是主要目的。世界各国都对如何提高这种外语教学的效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很少能造就大批真正的双语者。能流利使用外语是语言多数民族中非常有限的、典型的现象。 八、语言与文化的双语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折射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掌握一种语言过程也就是了解或认同这种语言的文化的过程。由于教育目标的不同,在双语教育中就会产生以下类型: 1、双语单文化型。这种类型指个体具有双语能力,但只认同一种文化的双语教育现象。其中认同母语文化的叫双语母语文化型;认同第二语言文化的叫双语第二语言文化型。 2、双语双文化型。指个体具有双语能力的同时,对这两种语言的文化都认同的双语教育现象。双语第二语言文化型和双语双文化型的个体,由于对第二语言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学习语言的动机较双语单文化型的个体强烈,语言习得中的理解和巩固都较好。对第二语言文化的认同使他们对第二语言文化产生亲近的感情,容易理解与社会文化有关的各种语言现象,对第二语言的理解和语言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对第二语言文化的认同。 3、边际人。指掌握了两种语言的个体既抛弃了母语文化又没有认同第二语言文化;或者指既被母语文化团体排斥又不被第二语言文化团体所接受。这样的个体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内心常常受到来自两种文化的撞击。如何评价这种类型,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其一,一个没有文化认同和不归属某一文化团体的人是教育的失败。其二,边际人不是没有文化认同,而是产生了第三种文化,即由母语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融合而成,他们是一群持一种新型文化的人群,这可能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可见,双语教育不仅仅是语言教育工程,由于其与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双语教育中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九、双方言教育(BidialectalEducation)指学校采用的语言是标准方言(标准语),而儿童的家乡语是另一种方言,这种双语教育被称为双语方言教育或双语口语教育。如中国汉语有七大方言,方言下又有次方言和土语之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言,也是普通学校和少数民族学校民汉双语教学的教学语言。广东省的儿童的母语是粤语,学校用普通话教学,就是典型的双方言教育。它普遍存在于汉语的各方言区,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以及将来澳门回归后都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已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重视。199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首次举办了“’96香港普通话教师进修班”,培训来自香港从事普通话教学的中小学教师。世界上出现的诸多双语教育类型,其根源在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教育语言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所持的指导思想有差异。这也说明了双语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世界双语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国家实施双语教育都是语言强迫同化失败后的必然选择。它是一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语言教育工程。世界多民族的客观现实构成了世界多文化的背景。多样性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源泉。 目前,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加快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地球村”的概念应运而生。在一体化与多样化的摩擦与冲突中,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摆脱这一困境找到了一条途径。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要求平等对待任何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要平等地发展它们就要实施双语教育。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官方或民间的双语教育研究和执行机构,进行各种双语教育模式的实验、推广。在这些国家,双语教育正在取得综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效益。“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两大技术标志着人类社会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技术为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高科技的物质条件。远距离教育开始在双语教育的领域中显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如悉尼坦伯特殊语言学校用计算机由韩国教师对学生进行远距离双语教学①。可以断言,未来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双语教育是未来国际社会多元文化教育的主流。 双语教育论文:美国的双语教育模式分析 一、双语教育的历史 双语教育在美国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它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则只有几十年的历史。第一个双语教育法案形成于1978年。美联邦高级法院裁定公立学校有法定义务帮助移民子女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对于不谙英语的新移民必须用其母语提供必要的帮助以适应新环境,其中包括用其母语来进行教学。由于这条法案的影响,公立教育体系做了相应的调整,建立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特殊项目,以帮助移民学生尽快地适应美国的学校和教学。这些计划大致可以归为四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asasecondlanguage(ESL)〕;双语速成(EarlyExit);双语保持(LateExit)和双向双语(Two-WayImmersion)。ESL计划可以在任何中小学实施,而其余三种计划则一般在小学里多见。由于我们后面着重探讨双向双语,所以,在这部分主要介绍前三种。 1.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计划(ESL)在美国的中小学,一个班大约有20～30个学生。如果在一个学区(由临近数个学校组成)或学校内,总的新移民学生的数较少、说同一母语的人数则更少、或者是学校没有能够用学生的母语进行教学的教师,那么采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计划的可能性最大。此计划的组织、实施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但通常是一个受过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培训却不懂学生母语的老师负责一个学校内所有班级中新移民学生的英语教学。教学常常是以小组为单位,比如所有二年级的学生在每堂课离开他们原属的普通或主流班级来跟一个ESL老师学习英语,时间一般在40～90分钟不等,之后他们便回到其所属的普通班继续学习。大约需要1～2年时间,等移民学生的英语水平发展到能够应付普通班的教学,他们便不再参加ESL的学习。 2.双语速成(EarlyExit)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相比,双语速成计划最大的不同是移民学生的母语纳入了教学之中。首先,实施此计划的教师原则上必须持有双语教师资格证。双语速成的教学通常是以班为单位的。也就是说,班里所有的学生具有相同的母语背景,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来自同一个年级的。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是用学生的母语作为辅助英语教学的工具以提高学习效果,但母语水平的提高则不在教学计划之内。等学生的英语水平允许他们在普通班的课堂里上课,他们便结束在速成双语班的学习,整个过程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3.双语保持(LateExit)从时间上讲,双语保持要比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和双语速成计划长一倍,约需4-5年的时间完成。此计划允许具有相同母语的移民子女,在一个持双语教师资格证的老师的执教下,同时学习英语、母语及其他的学科,如科学、数学和社会科学等。在计划的实施初期,母语的使用占教学时间较多,随时间的推移,英语占教学的比重越来越大。此计划的最终目的仍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使他们最终能够在英语主流学校环境中进行学习。 二、双向双语(Two-WayImmersion)的现状分析 作为一个双语计划,双向双语与双语速成和双语保持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学生来源。在实施此计划的一个班里,约一半的学生来自某个移民种族(其母语相同而非英语),剩下的另一半学生来自英语主流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种族。例如,在一个朝鲜语和英语的双向双语班里,约一半的学生是朝鲜族、讲朝鲜语,另一半学生则由讲英语的白人、黑人、拉丁人或其他亚裔组成。在这样一个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用5-8年的时间同步学习两种语言和其他的科目。教学时间的安排可以是每半天换一种语言或隔一天换一种语言。总之,双向双语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的双语同步发展。与前三种模式相比,许多学者认为双向双语最为理想。 双向双语不仅可以让学生在两种语言的听说读写各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它还为不同族裔背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如何相处的机会。这种经历会帮助学生减少种族间的隔阂、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学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及地球村中共同生存。另外,在语言学习中,学生对与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化也会有较深的了解。对文化的了解又可以相应地拓展他们对自我,对本民族及其他民族和人类的认识。可惜的是,双向双语计划只在极少数的学校里存在,而且绝大多数的双向双语计划是英语和西班牙语。据2000年的统计(Christenet.al.,2000),亚语(日语、朝鲜语和中国广东话)和英语双向双语计划仅占全美此计划实施的4.6%。尽管讲汉语普通话的移民在过去20年中大量增加,到目前为止,仍无一所公立学校开设此类的双向双语课程。如果华裔家长希望子女保持母语,大多只能求助于社区办的中文学校。这种学校在华人集中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纽约州非常普遍。 但由于课时较少,师资培训不足,所以教学效果很难谈得上理想。尽管多项研究成果表明学习双语的益处,许多美国人仍认为学习双语“对孩子有害并且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Hinton,1999)。再加上移民家长盼望子女早日适应美国生活心切,母语的保持和学习就自然地放在了次要的地位。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许多亚裔移民子女可以用英语进伯克莱这样的名牌高校读书,却无法用母语与家人沟通和交流,甚至不会说母语。语言的丧失无疑影响到他们对自己母文化的理解和对自我的认识。一项在伯克莱大学对一群亚裔美籍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Hinton,1999),具有双语能力的学生的自我评价和感觉比那些母语流失的学生要积极和肯定。几乎所有的接受采访者表示他们将来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的子女学习、保持母语,了解母文化。但他们良好的愿望似乎在目前很难找到实现的土壤和环境。尽管普及双语教育的阻力不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六所分校合办的亚洲语/英语双语师资培训集团在1999年秋季的正式招生预示着亚/英双语计划将会有新的发展。此集团为中小学培养朝鲜语、越南语、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和柬埔寨语与英语的双语教师。 学员的申请资格是具有大学本科文凭。至2001年秋,入读学员人数已近100人相信此集团的学员在获得双语教师资格证后,能够为亚洲语/英语双向双语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发展及培养高质量的双语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国际交流机会的增加,双语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如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总部面向其23所分校教师招聘八处驻海外留学生部主任。招聘的首要条件是具有双语能力及了解当地的文化。而从广告信息上得知,能胜任此职的申请人寥寥无几,这说明了双语教育在美国的匮乏。要改变这种现状,还要走一条比较漫长的路。需要美国公众和教育界关注这个问题,树立地球村的思想,及早调整教育计划,以迎接新的挑战。最后,作为一个双语专业人员,笔者非常赞赏中国教育界及社会对外语教学所采取的积极态度。目前在中国,外语(多为英语)教学已经渗入幼儿园和学前班。虽然在外语的教材、教法和师资培训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重视外语学习的意识是值得美国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