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论文范文:谈中医护理在医院管控中的效益 在各科室按照中医辨证施护病种和中医护理操作技术项目达到护理部要求的前提下,科室将每月中医特色护理开展情况上报护理部,经核实统计后上报院部,院部根据科室住院病人床位使用情况,按特色操作的收入予以一定比例奖励科室护理人员,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中医特色护理的开展。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护理部制定了护理部临床护士全员培训计划、科内培训计划、院内护士针推科轮转计划、外出进修学习计划等,以确保各项培训制度的落实。制定护理人员培训目标要求护理人员接受系统中医知识与技能培训,非中医护理专业护士三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中医护理培训人数达到医院护理人员总数的70%以上。各临床科室开展中医单病种≥2项,开展中医护理特色操作项目≥3项。要求中医护理操作开展项目尽量和单病种相关联。全院护士中医基本理论考核通过率达100%,中医护理操作技能考核成绩≥90分。院内培训(1)护理部理论培训。护理部基本理论和技能培训做到一线护理人员全员参与,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学习后,护理部上网下载专题学习资料下发到科室,课后出思考题,由护士长督促学习、提问,使护理人员巩固所学知识。2010年上半年,院部订购本科教科书《中医护理学》[2],人手一册,开设中医护理基础理论学习班,邀请院内主任中医师、针推科主任等给护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授课。全院临床护理人员怀着极大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听课,4~6月两个月的时间共完成了38次、72学时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并进行了四次阶段性的理论知识考试、一次综合性的中医理论考试。素日里,护理部每月组织1次中医护理知识专题讲座,护理部每半年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中医知识考试,对不合格人员进行补考,直至考核合格。(2)护理部技能培训。根据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评估细则,并结合本院实际工作情况选定了穴位注射、穴位按摩、耳穴压豆、艾条灸等共4项中医传统技术操作作为培训内容。护理部组织护士长、护理骨干外出短期培训、参观学习、观摩,护理部要求外出学习、进修回院的人员写学习体会,在护理人员中进行针对性的护理业务讲座,并制定在科室开展工作的计划。护理部定时督查,以点带面,带动其它科室中医护理操作新项目的开展。 评价指标理论水平 以本科教材《中医护理学》[2]等考试成绩为指标,技术水平以《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范》[3]技能考核成绩为指标,护理质量检查成绩以每季中医护理质量检查得分作为指标。提高了护士学习中医知识的兴趣系统的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全院护理人员对中医知识的学习产生了兴趣,促进了护理人员中医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2009年10月呼吸内科护理单元被评为全国中医特色护理优秀科室;2010年10妇产科护理单元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护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至2010年10月全院有66人取得丽水市中医药学会和丽水市中医院联合举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技能培训合格证书,有125人3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2011年10月在浙江省中医医院“三级乙等”等级评审中我院的中医特色护理得到好评。护士的中医理论、技术操作成绩有大幅度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成绩、考核技能成绩,活动前后成绩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着意义(P 讨论 根据科室的实际情况带动各护理单元中医特色护理工作的开展。经过3年的系统培训,中医特色操作开展项目从4项增加到12项,开展次数从186人次到10385人次,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得益于系统的中医护理培训。促进中医护理操作技能的临床应用对护理人员进行基础理论、技能应用的系统培训,护士的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明显提高,为临床护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大大提高了护士工作能力,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加上医院给予合适的奖励机制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开展。中医护理技能如拔罐、熏洗、敷贴、耳穴压豆等方面,具有操作方便、使用器具简单、适用范围广和见效快的特点[4]。在本院住院的老年病、常见病,及需长期治疗患者的治疗中有着积极作用,病人乐于接受。由于效果明显,提高了住院病人的满意度,同时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应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中的对身体素质 1体质与病因 中医病因学对体质决定某种致病因素和某些疾病的易感性和耐受性这一现象早有认识,所谓"同气相求" 之说,指的就是不同体质对某些病因和疾病有着特殊易感性,如偏阳质者易感受风、暑、热之邪而耐寒;偏阴质者易感受寒湿之邪而耐热;肥人多痰湿,善病中风;瘦人多火,易得痨嗽;年老肾衰,多病痰饮咳喘;小儿气血未充,稚阴稚阳之体,常易感受外邪或因饮食所伤而发病。脏气偏聚盈虚的改变,形成体内情感好发的潜在环境,使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增强,使情志症状的产生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指出:"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凡此种种,均说明了体质的偏颇是造成机体易于感受某病的根本原因。 2体质与发病 中医学认为,正气虚是形成疾病的内在根据,而邪气只是疾病形成的外在条件。疾病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正气的盛衰,而体质正是正气盛衰偏颇的反映。邪之所客必因正气之虚。正气虚,则邪乘虚而人;正气实,则邪无自人之理。正气决定于体质,体质的强弱决定着正气的虚实。因此,发生疾病的内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体质因素。 3体质与病机 体质因素决定病机的从化。在中医学中,病情随从体质而变化,称之为从化。人体遭受致病因素的作用时,由于体质的特殊性,病理性质往往发生不同的变化, 不同的体质类型具有不同的病变特点。六气之邪,有阴阳的不同,其伤人也不同,又随人身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如同为感受风寒之邪,阳热体质者得之往往从阳化热,而阴寒体质者则易从阴化寒。又如同为湿邪,阳热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阳化热,而为湿热之候,阴寒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阴化寒,而为寒湿之证。因禀性有阴阳,脏腑有强弱,故机体对致病因子有化寒、化热、化湿、化燥等区别。从化的一般规律是:素体阴虚阳亢者,机能活动相对亢奋,受邪后多从热化;素体阳虚阴盛者,机能活动相对不足,受邪后多从寒化;素体津亏血耗者,易致邪从燥化;气虚湿盛者,受邪后多从湿化。 体质因素决定疾病的传变。患者体质不同,其病变过程也迥然有别。传变并非一成不变,一切都因人而异。体质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疾病的传变发生作用:①正气的强弱,决定发病和影响传变, 如体质强壮者则正能敌邪而病自愈, 而体质虚弱者易病情多变甚至发生重证或危证;②病邪的"从化"而影响传变。如素体阳盛阴虚者,感邪多从阳化热,疾病多向实热或虚热方面演变;素体阴盛阳虚者,则邪多从阴化寒,疾病多向实寒或虚寒方面转化。总之,疾病传变与否,虽与邪之盛衰、治疗得当与否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体质因素。 4体质与辨证 体质是中医辨证的基础,体质决定临床证候类型。所谓"异病同证"和"同病异证",在一定程度上以体质学说为依据。同病异证是指同一致病因素或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体质各异,其临床证候类型则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如同样感受寒邪,因患者体质的不同和所感风寒之邪的偏重,有人表现为太阳中风证,有人表现为太阳伤寒证。同病异证的决定因素,不在于病因而在于体质。又如伤寒的传变途径一般是由太阳而阳明而少阳,然后传人三阴。为何有人从厥阴而热化,有人却从少阴而寒化。其原因就在于,从热化者素体阴虚,从寒化者素体阳虚。异病同证亦与体质有关。 5体质与治疗 体质是中医治疗的重要依据。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按体质论治既是"因人制宜"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临床所见同一种病,同一治法对此人有效,对他人则不但无效,反而有害,其原因就在于病同而人不同,体质不同,故疗效不一。体质与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质决定着治疗效果。由于体质受先天禀赋、年龄、性别、生活条件及情志所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因人制宜"其核心应是区别体质而治疗,把"审机论治"、"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考虑到"因时、因地制宜"的体质治疗的基本原则,从而获得最好的疗效。 6体质与养生 中医学的养生方法很多, 如顺时摄养、调摄精神、起居有常、劳逸适度、饮食调养及运动锻炼等贯穿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然而善养生者,无论选择何种调摄方法,都应兼顾个体的体质特点。如在饮食调养方面,体质偏阳者,饮食宜凉而忌热;体质偏寒者,饮食宜温而味厚忌寒;形体肥胖者,食宜清淡而忌肥甘;阴虚火旺者,食宜甘凉滋润而忌辛热,阳虚之体宜多食温补之品。在精神调摄方面,也是根据个体体质特征,采用各种心理调节方法,如抑郁质之人,应注意情志的调节,消除其不良情绪。在体育锻炼方面,要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应根据自身的体力和爱好,选择适宜的锻炼方法和强度。在音乐娱心养性时,须因个体心理特征的不同,而选择适宜的乐曲。 总之,中医体质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源于临床,最终也要服务于临床,并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中医体质学的贡献,不仅在于生命科学,更在于临床医学,它将更全面、本质地揭示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从而更有力地用以指导医学实践。 中医论文范文:心理暗示法在中医教学中的运用探析 中医教学目前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面临很多困惑,从调查来看学生对中医学习的兴趣不高,主动性差,课堂出勤率低,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中医知识晦涩难懂,教师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等。怎样才能营造一个互动、和谐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笔者在多年的中医教学过程中总结出运用心理暗示法教学,效果较好。 1. 心理暗示的涵义《心理学大词典》是这样描述心理暗示的: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心理暗示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方式,它是在无对抗的条件下,以无抵制的接受为基础,通过语言、行动、表情等符号,含蓄而间接地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使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 2. 运用策略洛扎诺夫曾经说过暗示教学法是创造高度动机,建立激发个人潜力的心理倾向。在教学中,学生是意识学习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的潜意识也在积极参与知识的学习,当意识和潜意识形成积极作用时,学习效率就会成倍增长;反之,当意识和潜意识不和谐时,潜意识就会消极抵抗意识活动,学习效率就会降低。因此,在教授中医课程时尽可能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起潜意识才能提高其记忆思维能力和学习效率。 2.1营造良好的专业环境暗示。任何环境都是以具体、直观、生动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易于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不同环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暗示效应。营造具有良好学习氛围的教学环境,对学生专注、投入地学习可起潜移默化的暗示效果。教学环境的暗示主要指授课教室的布置,教师的专业气质和教学态度所形成的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习态度所形成的氛围对学生产生的暗示。前者指的是教学的硬环境,对于中医课教室来说,要有中医的舌苔模型、脉象仪、针灸图谱、针灸模型、银针、古典医籍等;另外,中医大师的肖像画、各种充满中医氛围的小装饰等也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授课教室所营造的这种氛围,让学生一迈入就有种想学的冲动。 2.2运用激励性和启发性语言暗示。教学语言是实施教学的最重要的手段。利用教学语言的暗示功能指导教学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非常普遍。运用语言进行暗示教学,要把握好分寸,讲究语言的艺术,要使教学语言的暗示对学生的学习有激励性和启发性。心理学研究表明,赞赏与信任的言语能对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暗示效应。不被重视和激励,人往往会受到负面信息的左右,对自己做出比较低的评价;而在充满信任和赞赏的环境中,人则容易受到启发和鼓励,往更好的方向努力。不难看出,赞赏所产生的暗示效应属于激励效应,这种心理作用能使学生产生被器重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减少自卑感,进而积极乐观奋发向上,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所以当教师看到学生的进步时,不管进步是大是小,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既能表明教师在密切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同时也能表达教师对学生学习前景充满乐观的信心的潜在信息,从而有助于学生消除心理障碍,勇于克服学习中医方面的困难。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学生的学习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实训的僵持局面,帮助学生调整心态,有经验的教师常常会通过学生不易觉察的启发性教学语言暗示对教学训练加以引导,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2.3综合运用多种心理暗示手段。暗示教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内容是思想交流的第一层面,讲话的语调、表情、手势、目光、仪态等是思想交流的第二层面。因此,教师上课时的喜、怒、哀、乐的形象性和传神性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例如,面对难懂不易理解的中医辩证时,教师谦和的表情、赞赏的语言、亲切的微笑、肯定的眼神、微微的点头、竖起的拇指等会减轻学生的紧张心理,从而减少学习的情绪阻力和畏难情绪,对知识点树立起信心。再有目光的交流与恰当的目光暗示也是教师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教师一个赞许的眼神常常让学生觉得课后的刻苦练习所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教师一个关爱的眼神也常常使学生感受到师生情谊的温暖,从而为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发奋学习。 另外,教师与学生间的体位、距离同样也很重要,距离教师近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强,距离教师远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弱。所以,在目前教学都是大班教学的情况下,教师就更应该随时改变自己的位置,以便通过距离的效果来达到关注关爱暗示,引起学生课堂积极反应。 2.4多用积极的心理暗示,避免消极的心理暗示。当前,中医学术空气沉闷,学术氛围不佳,中医市场空间变小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教师在上课时就要有效避免这些消极的暗示,而应坚持多举例积极、正面的事例来引导学生,避免负面暗示对学生心理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再如,中医知识发展及知识背景与现代相差甚远,认知通感就显得很难,所以给教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这时教师尤其在课堂上发挥积极暗示就尤为重要,例如这时就多阐述中西医学领域中存在的认知通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角度、多从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性等方面去激励学生,以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中医论文范文:乡镇基层中医人员培训的作用研究 问卷调查结果 接受培训前问卷68人,培训后问卷61人,经过实践后接受问卷57人。培训前调查有82.35%表示接触过名中医处方,17.65%反映从未接触过。其它困难包括:中医基础差,欠缺临床带教,基层中药房药品不齐,年纪大难记忆及掌握,实践机会少,不在中医科坐诊,认识理解有欠缺,患者信任度不高,掌握中医处方量少等。在实践后培训中对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调查,认为作用明显的为49.12%,有一定作用的为50.88%,作用不明显为0,愿意接受(或继续接受)名中医处方培训的占98.25%。对于名中医处方培训方式的选择,另外,许多学员还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如:师承带徒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名医现场指导,整理名中医经验集,制作名医视频课件,网上交流学习,增加名中医处方培训次数,名医单、验方交流,病案分析,开展处方点评等。 讨论与分析 培训前接受问卷的学员中有82.35%曾经接触过名中医处方,并且有94.12%认为名中医处方对中医诊疗工作非常有必要,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中有应用需求和主观能动基础,这是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培养中能起到独特作用的基本条件。通过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对基层中医人员名中医处方认知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其中一些内容的认知,如临床应用、心得体会、同行交流等,培训后认知提高的程度显着。培训前,79.40%的学员感到应用名中医处方有困难。通过培训有近58%的学员表示应用名中医处方仍有困难,主要表现为:在技术上加减应用,专科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处方掌握程度,中医基础等有欠缺;其它方面如患者信认度不高、病员少、药房品种不齐、欠缺临床带教,不在中医科坐诊等,说明这方面的困难是多元性的。培训和实践后参加问卷的学员中有98.25%表示愿意接受名中医处方的培训,100%认为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明显或有一定作用,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培训在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中是有作用的,并且绝大多数基层中医药人员愿意参加此类培训。基层中医人员对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方式选择,主要集中在“名医讲课”、“名医亲临指点”和“名医带徒”。 对策与建议 建议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支持“名中医处方对城乡基层中医人员培养”这项工作,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采取多重措施,解决名中医处方学习应用中的实际困难针对基层中医人员在名中医处方培训中所反映的实际困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其一,各级领导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要加大对中医药工作的投入和宣传,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力度,在中医药人员分配及中医人才引进中予以政策倾斜及给予基层医疗单位以扶持。其二,进一步加强县级中医院的建设,使其充分发挥区域内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的龙头作用。建立和完善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培训基地,更好地进行中医药适宜技术(包括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常规诊疗和名中医处方应用等)的培训及推广。其三,结合县、乡一体化建设,加强上下联系(包括网络及通讯等),采取中医药人员短期进修学习、中医继承带教、名中医及中医骨干定期指导、中医药学术交流、病案分析会诊或请教答疑,以及县、乡镇中医药技术对口支援、新分配中医药人员规范化中医培训、定期举行各种中医药技术培训班等多种措施培养中医人才。同时,加强县级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及乡镇卫生院中医科、中药房的规范化建设及配套政策的落实,完善基层中医药人员的考核机制,促进中医药业绩考核。要建立投入、培养、考核、提高的完善机制,促进中医药人员基础理论水平和临床诊疗水平的全面提高。其四,将名中医处方的培训常态化、制度化。建议在基层中医人员知识技能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专设名中医处方培训,从而使名中医处方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使名中医处方对基层中医人员培养的“桐庐模式”更为完善和易于推广。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医处方是中医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中医教科书中没有专设处方教学内容,长期以来成为中医教学中的一项空白。建议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一是充分认识到以实例论证处方的重要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鼓励中医人员积极大胆的临证运用名中医处方,并开展交流、撰写心得体会与论文等活动。二是将处方教学穿插在中药、方剂教学中,使中医人员进一步明确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的特殊之处,除了了解、熟悉处方的开方规则和格式外,必须做到辩证精当、选药正确、剂量准确、给药途径无误。充分挖掘名中医处方的文化内涵,培育中医人员的人文精神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记载了我国历代医学的昌明进步和中国医学史的渊源和发展,反映了医学流派和中医名家不同的个性和学术特征。要引导中医人员注意探索名中医处方的风格,了解名家临证认识疾病、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规律,增进中医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助于中医人员深刻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医学术流派和中医学的科学特色,从而提高医学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学习和应用名中医处方,还要注意从名中医处方中学习优良的处方行为,包括历来中医名家所提倡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系统学习等精神;正确处理症状、证候、疾病、治则、方剂、药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要重视药物配伍以外的处方内容,如选择适当的药物炮制方法、剂型及煎服方法,辅助措施及服药禁忌等。此外,提倡正确、灵活地运用名医处方,要懂得名家随证以立方,旨在示人以法,并非立方以套病的道理,因为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人的体质, 气候、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学习名中医处方不可机械搬用。这些都是在学习名中医处方时同时要学习的处方行为。发扬名中医处方的优点,纠正中医处方应用中的误区目前,随着传统中医药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群接受并喜爱应用中医药防病治病。但据文献报道,当前在中医处方中出现了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一是中医处方反映重复用药日益加剧的趋势,二是中医处方反映“量偏重”的趋势,三是中医处方出现“大处方”的趋势,四是中医处方中出现不恰当的中西药联合应用的趋势。由于中药价格便宜,副作用少,安全度高,对慢性病作用显着等优点而前景广阔。但目前中医处方中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正视和解决,那么传统中医就难以发扬光大。有专家提出中医处方应有科学的原则,即最好的效果,最少的副作用,最好的配伍,最少的开支,四条有机结合,有机协调,才是优秀的中医处方。而绝大多数名中医处方由于经过名家长期的“精雕细琢”,是最具备以上要求的中医处方。因此,在中医处方教学中,以名中医处方为楷模授以学员中医处方原则规范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中药在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作用 临床上,重症胰腺炎(SAP)是一种致死性高危急腹症,死亡率近乎100%。在SAP的早期,由于机体受到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胰酶活性对腺胞细胞的损害,大量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大量炎性介质入血,引起超强的炎性反应,异常的免疫反应,导致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以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MO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MSOF),这是SAP的主要死亡原因,所以要防治SIRS,阻断其向MODS发展的这一关键环节,是治疗SAP的重要措施。临床上,除常规治疗外,着重注重中医中药的治疗作用。对48例SAP患者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2年5月~2005年1月收治SAP患者48例,男36例,女12例;年龄18~72岁,平均45岁。其性病原因:胆源性22例,饮酒性10例,暴饮暴食8例,特发性7例,外伤性1例。本组8例中转手术,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所有病倒均符合国内SAP的诊断标准。 治疗措施:在内环境稳态治疗、代谢支持治疗、抗生素治疗、手术治疗、生长抑素应用的基础上,加强中医中药的治疗。中医中药对SAP的治疗,在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治法与用药,中医药的介入治疗,越早越好、越理想。中医辨证治疗SAP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腑实期:表现为腹膜炎、肠麻痹、SIRS,中医辨证属少阳阳明证或阳明腑实证,中医治则,通里攻下为主。辅以疏肝理气及活血化瘀,代表方剂为清胰陷胸汤。第2阶段,热毒期:表现为败血症,MODS、MSOF,中医辨证属热毒炽盛,气营同病,中医治则,清热解毒,清营凉血及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里攻下,代表方剂为清胰承气汤。第3阶段,脾胃不和,气阴和胃,代表方剂为香砂六君子汤。在SAP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做到“攻”、“补”、“清”一步到位,中医药的应用应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胃管注入,肛管保留灌肠,做到“上推”-肠管平滑肌的推动作用,“下吸”-中药的虹吸作用,做到“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釜底抽薪,急下存阴”这样一种观点和治疗特点,以达到中医整体化治疗的目的。 结 果 本组病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在SAP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采用辨证施治,整体化治疗。达到:“攻”、“清”、“补”一步到位。其中8例中转手术治疗,并发胰性脑病2例,治疗无效死亡。并发MSOF、AROS’经临床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并发胰腺假性囊肿5例,后期经内引流术治愈,1例并发胰周脓肿,经手术引流治愈。治愈率91.7%(44/48),住院时间7~92天。 讨 论 “通里攻下,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是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SAP应用的主要治则,体现的是:“釜底抽薪,急下存阴”、“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治疗特点。SAP一经诊断就要介入中药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成功的关键。因此,临床上强调中医药SAP治疗的原则是: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是指一经明确或高度可疑病倒。开始就投用中药治疗;足量是指病人用药是常规剂量的2~4倍;反复是指24小时内多次给药,至少4次/24小时,而不是传统的一剂两煎给药;多途径是指中药到经胃管、肛门灌肠、空肠造瘘给药。 在对SAP的治疗中,应逐步形成和完善针对SAP并不是生理改变的中医药治疗体系。中医“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治则,就是这一体系的集中体现。其作用机理包括:缓解肠麻痹和促进肠内容大量排空;改善胰腺及胰周的微循环;促使胰液和胆汁内引流;增加生命器官、胰腺血液灌流和组织氧利用;阻断全身再灌注损害和内皮损害;拮抗细胞因子自损伤;保护肠黏膜屏障和维持肠内微生态系统;清降内毒和内毒素血症;抑制进入血液循环胰酶的活性。 中医药治疗SAP是最显着优势在于阻断急性胰腺炎的重症化过程。有学者认为,胃肠道损害是MSOF是发动机,中医药能有效地控制胰性SIRS、MODS和阻止或减轻坏死感染性SIRS、MODS。中药治疗SAP介的时机越早越好、越理想。中药的应用,有利阻断SIRS,平衡抗炎症反应和促炎反应。使促炎因子明显下降,抗炎因子升高,有利发送重要脏器功能,防止MODS、MSOF的发生。 总之,中医药治疗SAP的特点在于“整体调节、动态平衡”的作用,能有效地、全面地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维持内环境稳态,既防止了SIRS又避免矫枉过正,MODS的发生率下降。有利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减少治疗费用。在对SAP的治疗上有明显优势,中医中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推拿治疗的认识 腰椎间盘突出症(LIDP)是推拿临床中的常见病,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达到临床治愈,中医推拿疗法是有效的保守疗法之一。但目前的推拿临床医生多从现代解剖学及病理生理学相关理论知识出发来指导推拿临床治疗方法,采用或复位或松解的手法来针对腰、臀及大腿与小腿等病变部位及连及部位进行治疗。中医学对本病有着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治疗学上尤其重视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为进一步提高推拿治疗本病的临床疗效,现就中医学对LIDP及其推拿疗法的认识以及它对临床的指导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LIDP属“腰腿痛”、“痹证”范畴。其病因主要有气滞血瘀、风寒湿邪侵袭及肝肾亏虚三个方面,且三者常常相互夹杂、互为因果,只是在某一个病人或同一个病人不同病期以其中一个方面作为首发或主要病因而已。 1.1 气滞血瘀 多于腰部劳累后因体位不正或扛抬重物,不慎致腰部用力不当,或跌仆外伤,腰脊闪挫受伤,致局部经络损伤,导致局部及至全身气血阻滞不通,均可使瘀血留着腰部等部位,经络气血闭阻而“不通则痛”。正如《索问》中所说“中路之脉令人腰痛,不能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此外,《景岳全书·腰痛》也有论述:“跌仆伤而腰痛者,此伤在筋骨而血脉凝滞。” 1.2 风寒湿邪侵袭 风寒湿邪侵袭也是LIDP发病的重要原因。LIDP在中医学中属“痹证”范畴,《素问·痹论》中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的记载。由于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闭阻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肌肉、筋骨、关节发生酸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 1.3 肝肾亏虚 多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或年老体衰所致。后天失养包括房事不节、劳累太过及久病体虚等。上述因素均可导致肾精亏损、体弱身衰,筋骨失养而致腰腿疼痛、活动不利及麻木。《黄帝内经》中指出:“肝主筋,藏血”,“肾主骨,生髓”,因此当进入中年以后,肝肾渐衰,骨髓生化无源,不能濡养筋骨,故出现腰及下肢痿弱乏力。肝。肾虚损,气血不足,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流注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出现腰及下肢疼痛、酸重及麻木症状。 总之,LIDP的发病是以肝肾虚损为本,跌仆闪挫及感受风寒湿等外邪为标,本病日久常常虚实夹杂。肝肾亏损属内因,外感风寒湿邪等外因与内因常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正如《杂病源流犀烛·腰脐病源流》所论述:“腰痛,精气虚而邪客病也。……肾虚其本也,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其标也,或从标,或从本,贵无失其宜而已。” 2 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学原理 总的来说,中医认为推拿是通过手法对人体经络腧穴的刺激性来达到调和气血、调整脏腑功能的目的,从而平衡人体失衡的阴阳关系,使人体重新回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对于推拿治疗LIDP这一具体病症来说,推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及理筋整复三个方面。人体经络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具有“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的功能。人体的气与血周行全身,皮肉筋骨与五脏六腑无所不达。推拿治疗LIDP所体现的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作用实质上是一致的。推拿手法通过对腰局部及其与之经脉相关的远部进行操作与刺激,可以达到温热的目的,从而推动气血运行。《黄帝内经》中有两段文字,其一是《素问·血气形志》中所说:“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还有一段是《素问·举痛论》中所记载:“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血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这两段文字明确地告诉我们推拿按摩可以治疗因经络不通之“不仁”及寒邪致血行不畅、局部血虚之“相引而痛”。此外,推拿还可能通过经络系统来调和气血以滑利关节与理筋整复。正如《灵枢·本藏》中所说:“是故血和则经脉流利,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也。”《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也指出:“因跌仆闪失,以致骨缝开错,气血郁滞,为肿为痛,宜用按摩法。按其经络,以通郁闭之气,摩其壅聚,以散瘀结之肿,其患可愈。”说明推拿具有滑利关节和理筋整复的作用。 3 对推拿临床的指导意义 综述可见,推拿治疗疾病是通过经络与腧穴来发挥治疗作用,且肝肾亏虚、外邪侵袭及气滞血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病因病机。既然如此,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讲,推拿治疗本病时就必须重视具有补益肝肾、祛风散寒除湿及行气活血作用的经络与腧穴在临床中的应用。如病人以肝肾亏损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肝经与肾经,以求补益肝肾;以外邪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足太阳膀胱经及五脏背俞穴之肾俞、脾俞等,以求疏风散寒、温肾健脾除湿;以气滞血瘀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腰的病变局部及手、足阳明经,以求解散局部之瘀结,并通过补益气血的方法以达活血化瘀的目的。 上述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推拿治疗思路与现代解剖学与病理生理学指导下的LIDP推拿治疗思路虽然有较大不同,但它强调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思想,强调了中医脏腑理论与经络腧穴理论,符合中医治疗学原则与中医思维。至于其临床疗效及现代医学依据则有待于临床验证及进一步探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探讨 摘要】 分析了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中药密不可分,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认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应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中医中药一体化发展;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指出中医药的现代化应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为依归。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 辨证论治 整体观 循证医学 蛋白质组学 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工作有以下几个方向:(1)基因组学研究。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提出,我国将用已经掌握的人类基因组知识技术为平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1];(2)蛋白质组学研究。虽然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且目前多集中在对病理学、给药前后的生化指标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2];(3)将现代医学中的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解剖学等基础知识运用到中医的诊疗手段中;(4)采用实验室技术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上述工作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大胆探索。但实践证明,由于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的截然不同,所得结论并未使中医药理论体系昭然天下,反而让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更加困惑,甚而使研究进程逐步偏离了中医药的本身。因此,仍然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由此看来,在促进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某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中医药自身独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也是其优势所在。 1 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1.1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两大特色,它们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治疗指南。 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注重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中医基础理论》总结的"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的五脏六腑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全身经络而互相联系起来,既反映整个生命活动的信息,又受其他各部分活动的影响,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另一方面中医注重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活动与自然运动规律相统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乃至疾病的诊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发展中医药学所必须继承的。在与现代生命科学的竞争发展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逐步吸收对方的优势而为己用,并最终超越对方。 1.2 中医中药不可分 目前有关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研究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中药独立于中医学进行单独研究,也就是上述的实验室采用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的探索方向。综观目前中医药领域,从教育的学科设置到院校的设立,都将中药设为中医学大专业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说明中药不应脱离于中医学独立存在。而将中药学更名为"生药学"的做法显然试图是把中药学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 中医经典着作中确实有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本草专着,但只要浏览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经典着作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医理论,甚至中医临床。所谓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同源的,也是一致的。脱离了中医学,就不是中药;脱离了中药的中医,也不再是真正的中医了。将中药独立于中医学将使学中医专业的人不认识中药,不知道中药理论和应用;学中药的人根本不懂中医,只能成为了药物化学、药物动力学的专家。 中医中药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试图将中药独立于中医进行研究的探索都不可能反映中医的本来面目,反而给中医药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 1.3 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医学均来源于临床实践,中医也不例外。要检验一种治疗技术、治疗方法、治疗思想是否可取,必须以临床疗效作为标准。 中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也产生了很多学说。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有的得到了肯定,成为指导原则被记录到经典着作中;有的则被否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 "验方"、"验案"都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目前西医为主流医学,当然是因为其确切的疗效。回顾其发展历程,也是经过了这个临床实践的筛选过程,才逐步确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两者能否最终达至结合甚至融合,仍然有待实践验证。如果因为中医的理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不符合西医的体系就以"不科学"为由对中医进行批驳甚至否定,就好比是医学上的"种族歧视"。 "科学"只是验证真理的途径,并不是鉴定真理的标准。如果以现有的或已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进行"去粗取精",被"去"掉的"粗"也许就是中医的"精华"。 2 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实现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 2.1 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 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辨证的观点去把握生命、健康、疾病与药物的关系,其特色是"天人相应"和整体调节。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医学的整体观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当代科学所认识,甚至被认为是神秘的。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宏观整体优势与特色的发掘,重视解释证候、方剂乃至于中药等概念中有关的整体、系统、协调、整合等复杂性问题;应充分吸收、借鉴现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 可以说,中医药学是典型的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医药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全新的视角。例如:复杂适应系统关于涌现的认识,可以考虑用来揭示方剂疗效机理、证候形成机理所包含的"多因微效"基础上系统的"涌现"。因为方剂疗效和复杂性疾病及其证候的形成,很可能是在微小的变动基础上系统"涌现"的结果[3]。 蛋白质组学研究是对机体、组织或细胞的全部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模式进行研究。将传统的中医治疗过程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相结合,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揭示机体内蛋白质的表达情况,从而阐释以宏观辨证、整体观念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通过对机体功能的体现者--蛋白质进行研究,可以直接发现由于药物作用而差异表达或特异表达的靶蛋白质,验证中医"四诊法"的科学之处[2]。 2.2 中医药现代化不能走"医药分离"的道路 从中医药现代化的多年实践来看,其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模式,主要采取量化、直观化方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针对某一疾病的"新型中药"。但是,中药的重要理论是四气五味,将中药的有效成分提纯后,它就不再具备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而应归于西药的化学成分范畴。因此,中药的现代化不能违背中医辨证立法、依法处方用药的原则。如果中药现代化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研究的道路,将使中药研究逐步失去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的特点。其结果,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 "废医存药"覆辙,阻碍中医药学发展,难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中药不分家,必须清楚认识到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利用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经这些单味药或 复方药处理过的组织、细胞或体液表达的蛋白质组,并比较治疗前后蛋白质组的表达差异、鉴定其中发生相应变化的蛋白质,从蛋白质组水平上对中药的多环节、多靶点调整作用进行研究,可揭示中药单方、复方的作用机制,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内在的配伍规律,这无疑是中医药走向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研究 [2]。 2.3 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 医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以临床为立足点。回顾中医的发展历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可以说,中医的生命力就是体现在临床实践中。在以阐明中医药治病机理为目的的探索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医药疗效如果得不到提高,即使机理再清楚也是徒劳。因此,切不可一味沉迷于基础研究,忽视临床实践。"纸上谈兵"不应为中医者所为。 长期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的临床研究主要停留在临床观察和个案报道上。而且,中医对疾病证据的采集和分析多是从宏观入手,主观因素较多,对疾病的命名一般以主要症状为依据,缺乏系统性,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而循证医学模式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弥补中医之不足。循证医学采取完全随机、对照、双盲的科研设计和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以降低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提高可重复性。 中医辨证论治与循证医学是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到实践。遵循此模式所得结论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因此,应大力提倡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开展中医的辨证论治研究工作,以期使可靠的治疗方法规范化、普及化,提高中医药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药现代化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使中医药学从理论体系到临床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与升华,满足时展的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成为既具有中国医学特色,又具备当代科技水平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4]。 目前,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已成为中医药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医对病的诊断有自身的特点,对证的诊断则为中医学所特有。虽然西医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模式对中医的效果甚微,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严重制约中医药前进的步伐。因此,立足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对照研究,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出路。 中医论文范文:论营销管理在中医院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摘 要:目的:为中医医院适应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有效灵活的营销管理应用于中医护理服务中。方法:护理人员培训、将营销管理应用于工作流程。结论: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提高了病人满意度,营销策略应用于中医护理工作中,做好市场调研,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项目,树立品牌意识,不仅可以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提高了中医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营销管理;中医护理服务。 现代营销观念认为,医院营销的出发点是病人,不是医院自身,目的是通过病人的满意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病人数量来获得利润,采用的方法是整合营销,而不是营销部门及其人员进行的营销活动。 1 营销管理的概念。 是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创造、建立和保持与目标市场之间的互利交换关系,而对设计方案的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本质是需求管理。 2 营销管理的应用。 2.1中医服务是中医护理营销的根本。 2.1.1护理人员培训。 2.1.1.1每月进行相关理论知识、操作的培训:包括营销管理学、中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制等各方面的学习和特色中医技术操作培训,从而提高护士的业务能力及中医专业技术水品。 2.1.1.2必要的礼仪训练:请礼仪专家讲课,从外表到语言谈吐、到行为规范、待人接物等多方面训练,树立大方得体的外在形象、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习惯、良好的气质。 2.1.2 中医理论结合临床实际,提高病人对中医的认识2.1.2.1 科室开展了如耳穴埋豆、拔火罐、艾条灸、穴位按摩等中医护理技术操作,中医辨证施护、中医护理处方、中医食膳指导,使病人体会到了中医整体护理的内涵及精髓。 2.1.2.2 每月第二周、第四周周五下午召开工休座谈会,参加人员包括全体护士、值班医生、所有在床的病人。进行疾病的中医治疗及护理、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讲座、患者交流、医(护)患交流、进行满意度调查,收集患者的意见、建议,对临床中医护理工作进行持续改进。 2.2.2 形成成本意识,减轻患者负担:提倡节约,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从每张纸、每度电做起,降低医疗成本。使用经济有效的中医护理措施解决护理问题等,减轻了患者负担。 2.2.3 提倡以人为本:设身处地地为病人考虑问题,关心体谅病人,言语和蔼、态度亲切。从每件小事做起,如免费为病人提供微波炉加热饭菜、提供便民箱一次性纸杯,夏天蚊虫多的时候提供蚊香、冬天提供热水袋、免费送餐等。 2.3 做好售后服务:于病人出院后一周内进行电话回访及定期上门服务,进行必要的中医健康指导、康复锻炼。 2.4 扩大对外影响:医护人员每季度下社区为群众进行义诊、体检及中医相关知识的宣传,免费发放中药饮片等。 3体会。 3.1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通过中医理论操作、人文知识、营销理念的学习,使我科护理人员中医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年终理论和操作的考试合格率分别是96%和98%。 过硬的中医操作技巧、热情的态度、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不仅赢得了病人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医护理服务的价值。 3.2 病人的认可:由于转变了观念,中医护理服务从病人,即顾客需要出发,提供了最好的中医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不仅可以满足病人需要,同时赢得了病人认可。制定的营销策略加强了护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降低了护患纠纷的发生率,为医疗护理工作创造了温馨和谐的平台。2009~2010 年病人满意度为 94.3%,2010~2011 年病人满意度提高至 99.5%。科室的病床使用率从56%提高到现在的 90~95%。 3.3 结论:通过营销管理理论的学习转变了服务模式,变被动为主动,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寻找新市场,并扩大市场占有率,运用营销策略及手段,树立中医护理品牌,提高了中医医院核心竞争力。 中医论文范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论文范文: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若干问题探讨 [摘要] 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不断明了,其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使得围手术期干预因素有所变化。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使其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 乳腺癌; 围手术期; 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医药在参与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其结果显示中医药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缓解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等带来的副作用,促进术后恢复。随着人们对乳腺癌认识不断深入,乳腺癌围手术期干预也将发生变化,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至今仍少见报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某些问题仍值得商榷。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1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界定 “围手术期”是指以手术治疗为中心,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一段时间。Dorland医学词典对围手术期解释为:从患者住院准备手术到术后出院的这段时间[1]。国内有学者认为:围手术期是指从确定手术治疗时起,到与这次手术有关的治疗基本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临床实际,我们将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概念界定为:从确定手术治疗起,至手术后第1周期辅助化疗完成止的一段时间。在乳腺癌的当代治疗概念中,包括在术中和术后早期(1~2周)进行化疗以及新近开展的术中一次性大剂量放疗,用以减少因手术操作引起的癌细胞入血和原发肿瘤切除后残留癌细胞生长活跃所造成的复发转移。而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因持续的周期较长,不便计入围手术期中。 2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目的 在我国目前新发现的乳腺癌病例中,ⅡⅢ期患者仍占大多数,各种根治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术式,术后仍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且多数属于中、老年患者,常常伴有并存疾病。围手术期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以及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减少手术对机体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因乳腺癌患者本虚标实,特别是中晚期患者,正气已亏。手术虽有祛邪之功,却有耗气伤血之虞,通过扶正培本的方法可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2)并存疾病的治疗。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的合并症,需要在手术前进行纠正。(3)处理手术、麻醉带来的副作用。术后机体功能紊乱、疲劳综合征、术后早期的血液高凝状态等,可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皮瓣缺血、皮下积液、下肢血栓形成等,影响患者的康复。中医药通过益气健脾、养血生津等法可改善疲劳、增加食欲;通过活血瘀法改善皮瓣血运、减少血栓形成以及淋巴渗液的产生,促进术后恢复。(4)术中、术后放、化疗的减毒增效作用。通过益气养血、滋补肝肾等法治疗骨髓功能抑制,升高周围血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益气健脾、和胃降逆等法改善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 3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指导原则 3.1 整体与局部相结合 乳腺癌治疗的“整体观念”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首先,目前已公认乳腺癌是一种全身疾病,根据Fisher的生物学理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能有癌细胞转移入血,并潜伏在骨髓中,当原发肿瘤被切除或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即可迅速繁殖,成为临床所见的转移灶[2]。其次,乳腺癌的局部手术处理依赖于机体全身良好的状态。如患者伴有其他严重疾病,如心、肝、肺、肾、脑血管等重要器官合并症以及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需要控制好上述病情后才能施行手术。第三,乳腺癌局部处理也影响机体的整体状态,如手术创伤和麻醉过程所引起的机体功能性、甚或器质性改变等。因此,手术作为乳腺癌局部治疗的重要方法,也必须服从整体内治法,坚持以“整体观”进行实施,这对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2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也是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根本大法。乳腺癌患者常有不安、恐慌、抑郁、焦躁、孤独感和失败感,再加上对癌症和手术的担忧,往往形成肝气郁滞证;而且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术后常见脾胃虚弱证、气阴两虚证、气血两虚证。这是辨证论治的基础。然而患者并存疾病的处理以及术后并发症如皮瓣坏死、淋巴渗液、气管插管所致的咽喉部炎症等,又需要我们施行辨病治疗以弥补辨证论治的不足[3]。 3.3 扶正与邪相结合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因虚致实,又因实致虚,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理过程。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正邪变化规律是,术前邪盛正亦盛,术后邪去正亦虚。因此术前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术后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扶正祛邪是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治疗的大法。乳腺癌围手术期邪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术前以癌毒之邪为主;术后癌毒之邪已去,六淫之邪易乘虚而入形成外感之邪;手术也易损伤局部脉络,血溢脉外而形成内伤瘀血之邪。乳腺癌围手术期祛癌毒之邪的方法主要有手术及化疗,手术邪直接而迅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祛外感六淫与内伤瘀血之邪的方法主要有解表法与活血法;而扶正的主要方法为健脾益气法、益气养血法等。 由此可见,中医药针对癌毒之邪较常用的“以毒攻毒”法,对可手术的乳腺癌且综合治疗明显进步的今天已不常使用,乳腺癌的围手术期也不宜使用。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应在扶正固本大法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不同疗法的特点,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注重扶正与祛邪相结合。 3.4 按期分治 围手术期又分为术前、术中及术后3期。术前处理目的是治疗并存疾病,改善机体功能,增强应激能力,使患者能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手术,为手术成功提供保障。术中处理主要集中在全麻过程中生命体征的改善方面,中医药参与的成份相对较少。术后处理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手术与麻醉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尽快地恢复机体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患者尽早地康复。各期处理目的不同,其处理方法亦不尽相同,应根据各期不同的特点制订相应的治疗措施。 4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根据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由于手术与麻醉药物的干预,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术前患者因对肿瘤、手术的恐惧与焦虑,常表现出精神抑郁、失眠、纳差、烦躁等肝气郁滞证与肝郁脾虚证的征象;术中的证候变化多因麻醉药物的干预,使患者出现肢冷、肤白、脉缓等阳气亏虚的表现;术后因手术、化疗药物的干预,患者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面色无华、纳差、脉细等脾胃虚弱、气阴(血)两虚等表现。因此,相应的治疗方法应为:术前以疏肝解郁、疏肝健脾法为主,方药以逍遥散加减;术中静脉给药扶阳固脱,方药以参附注射液为主;术后脾胃虚弱者,治以健脾益胃,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气阴两虚者,治以益气固表、养阴生津,方以生脉散加减;气血两虚者,治以益气健脾养血,方以归脾汤加减。 5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存在的问题 由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是中医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缺乏规范的诊疗措施,在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诊断方面目前尚无公认的、规范的辨证标准,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治疗方药。在辨证证型和治疗方药上各自为政,不利于疗效的系统评价及推广应用。目前的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4],需要确立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现代医学的近期疗效指标有疲劳综合征、术后并发症、平均住院日、经济学指标、血液生化、各种量表等,我们理当可以借鉴。在评价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对照组的安慰剂是目前实施的困难之处,汤药的色和味难以与治疗组类似,丸药和胶囊剂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目前还没有中医药围手术期干预的大样本随机临床试验,因而缺乏可循之经验。 6 展 望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必将渗透到中医药参与的围手术期治疗研究之中。然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干预治疗的诊疗体系与疗效评价体系仍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皮瓣坏死以及顽固性淋巴渗出等的适宜中医药治疗的技术亦是研究的重点。解决以上问题的措施首先应该成立乳腺癌中医药治疗的多中心协作网络,开展围手术期多中心协作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辨证标准和相对固定的基础方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将现代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整合到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研究之中。如将中药药理学以及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研究中可能推动研究的进度及深度;而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本领域的研究中,从卫生经济学着手,进行成本效果效益的可行性分析,将有益于客观地评价中医药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特色与优势,以便推广运用。 中医论文范文: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实践探索 《西医内科学》为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复习各高等医学院校内科学教学大纲不难发现,内科学的教学重点为各系统常见病与多发病。目前中医院校临床专业教育均开设西医内科学,并为后期重要的考试课程之一。本文通过对教学规律及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总结,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作了一定的探讨。 1 明确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要想正确、有效地进行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工作,就必须对教学目的有深刻的认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医专业人才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而且对西医的思维模式和诊治手段也要有深入的了解。高等中医药院校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从事临床工作,适应当前医疗服务特点,学习与掌握西医内科学等各西医临床专业课,尤为重要。因此,中医专业学生绝不能忽视对西医的认识和了解。对中医专业进行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目的是使拥有扎实中医专业知识基础的中医专业学生对西医内科学也有深刻的理解。内科学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是学习临床医学的关键,学生务必扎实地掌握内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能在毕业时承担适当的临床职责,而课堂教学则是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高等中医院校始终重视西医临床专业课的设置与教学,其中西医内科学为最重要的临床专业课之一,其课程教学时数在众多高等中医药院校,近年来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同时多数中医院校已将其作为毕业理论考试与技能考核的内容与重点。明确了目的,就应该适当加大西医内科学教学力度,增加西医内科学课时比重,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管理部门和领导认识到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特点 2.1 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为临床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相对于西医院校,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主干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部分学生西医基础知识较薄弱,应掌握的相关知识在临床课的教学中显示出不足,为临床课的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2.2 学生思维不够活跃,有模式化倾向 西医基础课程开设的同时,开设中医基础课程,由于中医基础课程多数需要学生熟记,以达到熟能生巧,使学生养成按条例记忆的学习习惯,而西医基础课程的学习,很多内容不需强行记忆,应用思维与推理的学习方法,掌握的知识才能灵活运用。教学中发现基础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存在不能灵活应用的特点。 2.3 西医内科学课时相对较少 尽管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课时在很多院校有所增加,但相对于教学要求与教学目的,仍显紧张。众多院校西医内科学均在一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课时多为90~126学时,使很多疾病的讲授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充分进行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穿插疾病诊治的进展内容。 2.4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未接触临床,不了解临床的情况下,对西医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学生抱着应付考试过关的心理学习。因为中医与西医的学科特点明显不同,如果没有任课教师的引导,对为什么要开设西医课程,很多学生存在疑惑。 3 教师的素质及行为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是对内科学教师的基本要求。内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临床经验的教师才能充分理解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把握重点及难点,这是分析教材的基本要求。把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传授于学生！则是课堂教学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又起到了主导作用,只有具备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才能使这一传授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具有实践性,也才能使学生容易接受和建立起理论概念。由于相关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使得内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如果教师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则很难适应内科学的发展,更谈不上站在教材的理论高度之上得心应手地传授知识。与西医专业学生相比,中医专业学生西医基础相对薄弱。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基础较差的中医专业学生获得较好的西医内科学学习效果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要避免以下 3 种情况发生:①有些教师认为中医专业学生学习西医内科学以后用不上,了解一下就行了,于是对授课内容大删大减,敷衍了事,使知识缺乏必要的连贯性,学生听起来似是而非,难以理解,从而丧失了学习西医内科学的兴趣。②有的教师过分低估了学生的基础水平,害怕学生听不懂,所以讲课总是点到为止,对知识点既不深究也不展开,更不介绍学科的新技术和新进展,使得学生掌握的知识不够深入,知识面也过于局限。③还有一部分教师虽然重视西医内科学教学,但是他们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这样使教学效果事与愿违。 4 理论教学模式的改革 内科学是一门涉及面较广的临床学科,传统的教学手段已远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随着理论教学改革的深入,多媒体教学给内科教学工作注入了生机,但是,单一的多媒体教学并不能完全满足完整的教学需求。多媒体教学可使教学内容形象、直观、生动,便于理解、记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但从学生和教师的反馈信息可以发现,它同时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是教学速度快,学生难于记笔记,也难于跟上授课节奏;二是多媒体教学过分强调直观,忽视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三是教学按部就班,忽视即兴发挥,教学互动性差,抑制了教师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创造;四是喧宾夺主,课堂实效性差。传统教学虽然不及多媒体教学形象、直观,但其最大的优点是教师能根据学生课堂听课的信息反馈,及时判断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另外教师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能跟上授课节奏,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教师除可用语言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外,还可用板书及肢体语言增加互动性,可即兴发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等。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也正是传统教学的不足之处,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又可以用传统教学的长处来弥补。 5 多元教学方法的运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新的教学模式中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社会需要、学生的自身特点要求改革传统教学手段,应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提高教育质量。教无定法,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教师上课有不同的方法,但优秀的教师在上课时无不灵活运用了现有的教学资源,采用提问、设疑、举例、导入等方法由浅入深,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内科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基于此,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具体体现。能在启发式、讨论式等基本教学方法之上充分利用数字化、可视化教学平台实现直观教学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则大有帮助,这个平台包括多媒体课件、图片数据库、医学标本库等,它可变抽象为具体,使需要冗长文字描述的特定内容以图片、视频等形式清晰表达,易于理解。尤其具备较丰富完整的反映疾病的病理、临床表现及诊治过程的科教短片在课堂上的灵活运用,将会使课堂教学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总之,在高等中医院校中,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创新改革,提高应变性,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基础理论扎实、技能操作规范、动手能力较强的适应临床工作需要的应用型综合人才。 中医论文范文:婴幼儿外感发热的中医护理 【关键词】外感发热;中医护理;婴幼儿 外感发热是指人体感受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以发热为常见症状的一种病证。婴幼儿外感发热在临床上很常见,起病急,病情变化快,需要及时处理。笔者自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对100例高热患儿在抗生素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施以中医护理方法,效果较为显着,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本组100例病例均为儿科外感发热住院观察病儿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其中男64例,女36例;年龄6个月至6岁,平均年龄3岁。患儿均为急性发病,病程最短5小时,最长7天,均表现为发热,兼有恶寒、头痛、无汗、流涕,或有咽喉疼痛、口干、脉浮等症,符合中医外感发热的诊断。经过治疗、护理总有效率达95%. 2护理措施在应用抗生素的基础上合用中药灌肠、穴位敷贴、中药擦浴,同时施以中医护理。 2.1生活护理卧床休息,注意保暖防寒,避免直接吹风,中药汤剂宜热服,药后盖被安卧发微汗,注意观察服药后出汗情况。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温度18~20℃,湿度以50%~60%为宜。勤换内衣,保持口腔、皮肤清洁,衣着适度,因衣服过多影响皮肤散热,过少则受凉。 2.2饮食调护以食辛味发散食物和热食为宜,多饮开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以利驱邪外出,忌生冷。给予清淡、易消化的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的流质饮食,如猪肉瘦肉汤、新鲜蔬菜、果汁等,忌食牛肉、狗肉、羊肉、鸡肉等。也可给予桑叶6g,菊花6g,薄荷3g,白糖适量,以沸水浸泡代茶饮。 2.3预防并发症小儿体温突然、显着升高时,易发生抽搐惊厥,因此应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如患儿精神状态、面色、呼吸,是否出现频繁呕吐、头晕、头 :请记住我站域名/ 2.4心理护理给予正确治疗与护理,及时解除患儿的痛苦,赢得患儿的初步信任。在护理操作过程中,衣帽整洁,态度和蔼,模仿小朋友的语言,增加亲和力。对家长耐心做好解释、指导工作。 3讨论小儿外感发热多因外感风寒、风热所致,小儿多为“纯阳之体”,最易化热。故伤风虽有风寒、风热之分,但风寒失治、误治迅即化热而为风热。因此治疗小儿伤风发热,多以辛凉解表为主。 我科采用穴位敷贴治疗外感发热,因石膏是苦寒之品,可宣通内蕴之热,有明显的退热作用,透表解肌之力强,为透胃腑实热之圣药,尤其内伤外感,用之皆效。涌泉穴又名地冲,属于足少阴肾经,为历代医家常用的穴位。涌泉穴是人体位置最低的穴位,可引气血下行,功擅主降,是升降要穴,既可针刺、按摩,也可外敷、艾灸,现代还可穴位注射,既可治疗急症,也可治疗慢性病。穴位贴敷法是中医内病外治的一种独特疗法,采用穴位贴敷法具有双重作用,既可刺激穴位,激发经络之气,又可使药物经皮肤由表入里,循经络传至脏腑,发挥药物的作用,以调节脏腑的气,扶正祛邪,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直肠黏膜有很强的吸收能力,直肠给药后,药液混合于直肠分泌液中,通过黏膜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从而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中药灌肠既能保留中医辨证论治特色,又能避免因味苦引起呕吐难以口服之弊。此法具有给药方便,无大汗淋漓,完全退热时间短,体温反跳现象少,无明显不良反应的特点。经保留灌肠后吸收,以通腑泄热之功效而达到降温。中药灌肠降温后维持时间长,且对于高热惊厥、昏迷、肿瘤、年老体弱等发热患者尤为适宜。中药擦浴不仅降温快,还能消除高热带来的头痛、全身肌肉关节痛等。 综上所述,在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时,在重清热解表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发散外邪。同时通过生活饮食调理,并取得患儿与家属的配合,积极地配合治疗和护理,可使患儿很快康复。 中医论文范文:论中医药对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善作用 1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实验动物研究 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中医药对实验动物ER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经过中医药的应用,可以改善实验动物子宫内膜胞饮突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改善子宫内膜的血流,并通过调节多种细胞因子、活性蛋白的功能以提高ER,提高受孕率。闫文杰等[15]研究中药助孕方对促排卵和胚泡着床障碍小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助孕方可以提高小鼠LIF蛋白OD值、整合素β3蛋白OD值和妊娠率,认为中药助孕方可以通过上调LIF和整合素β3的表达来改善ER,提高妊娠率。宋殿荣等[16]观察补肾活血方中药对妊娠大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方能明显改善胚泡着床障碍大鼠子宫内膜表面胞饮突的发育,并显着提高子宫内膜整合素β3mRNA的表达,有助于ER的建立,最终提高胚泡的着床率。周惠芳等[17]观察补肾助孕方对大鼠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整合素α5、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助孕方可下调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的水平,提高整合素α5、β3蛋白水平的表达,改善黄体功能不全状态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受孕环境。陈倩等[18]研究发现紫丹饮(主要由紫河车、丹参、熟地黄等药物构成)含药血清在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中可显着促进子宫内膜细胞LI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表明中药紫丹饮在子宫自然杀伤细胞(uNK)的旁分泌作用下通过增强ER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善ER。曹蕾等[19]探讨补肾健脾中药复方对肾虚模型大鼠模型E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复方能够有效改善肾虚模型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功能,调节子宫内膜NK细胞亚群含量,提高内膜LIF表达,从而改善其ER。王振迎等[20]观察寿胎丸加减方(其方药组成:菟丝子100g、杜仲100g、黄芪100g、当归100g等)对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寿胎丸加减方可提高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的表达水平,改善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张雏怡等[21]观察针刺对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大鼠ER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刺有上调大鼠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A10(HOXA10)、LIF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作用,能显着改善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导致的ER不良状态,促进胚泡着床。 2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关于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已有许多报道。研究显示中医药对ER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 2.1单味中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苏念军等[22]选用单味中药阿胶30g自月经周期第7天开始给予口服至下次行经或证实临床妊娠为止,期间观察子宫内膜、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和搏动指数(PI)。结果显示,通过口服阿胶,子宫内膜厚度显着增加,增加值为(3.88±1.54)mm,子宫动脉血流RI和PI明显下降,表明阿胶能增加诱导排卵助孕周期子宫内膜的厚度,加速子宫内膜的增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 2.2中成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韦艳萍等[23]探讨左归丸对黄体功能不健所致不孕症的治疗作用,设治疗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率(40%)高于对照组(17%)。治疗组中医证候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左归丸可能通过舒肝补肾来升高孕酮水平,健全黄体功能,提高子宫内膜表达,从而影响ER,治疗不孕症。孙振高等[24]通过超声检查评价补肾中药改善超排卵过程ER的临床价值,将进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周期的不孕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选用控制性超排卵方案。分别用二至天癸颗粒(由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菟丝子、当归等药物组成)联合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和单用促性腺激素(对照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分型、内膜及内膜下血流、子宫动脉PI和RI方面优于对照组,两组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在IVF-ET过程中联合应用补肾中药,可改善诱导排卵周期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显着降低HCG日PI和RI,改善ER,提高临床妊娠率。 2.3中药验方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刘雁峰等[25]观察二补助育汤(着名老中医肖承悰教授调治ER低的经验方,由骨碎补、补骨脂、巴戟天、桑寄生、续断等药物组成)对ER的作用,对因ER低造成IVF-ET失败的肾虚型患者,给予二补助育汤服用3个月,结果显示半年随访受孕率为57.1%;治疗后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有显着改善;治疗后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明显大于治疗前,且雌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显着升高。表明二补助育汤在改善ER低患者的症状、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高雌激素水平等方面都有较显着的疗效。 2.4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改善ER作用的临床研究 李秀然等[26]将促排卵周期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加服助孕增膜方(菟丝子、淫羊藿、熟地、当归、川芎、首乌等),西药组加服戊酸雌二醇。排卵日B超监测显示,两组内膜厚度改善情况无明显差异,中药组对内膜类型的改善情况与西药组相仿,对PI及RI的降低及临床妊娠率优于西药组。提示助孕增膜方能促进子宫内膜生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改善ER,有助于胚胎着床。冉雪梦等[27]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联合中药(含当归、白芍、熟地、山萸肉、续断、菟丝子、紫石英等)促排卵,与正常排卵周期妇女的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后两者整合素β3表达强且无差异,提示补肾调经中药增强了促排卵后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表达,改善了ER,有利于孕卵着床。徐淑萍[28]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黄体酮治疗,试验组加用补肾汤(由紫河车、熟地、巴戟天、菟丝子、丹参、当归等组成)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肾虚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及孕酮水平均高于治疗前;治疗后试验组肾虚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表明补肾汤联合黄体酮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连方等[29]探索中药参芪寿胎丸方(由党参15g、黄芪15g、菟丝子15g、桑寄生15g、杜仲15g、川续断15g等组成)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的疗效,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参芪寿胎丸联合西药组(试验组)和西药组(对照组),结果显示,试验组临床肾虚症状改善优于对照组;排卵期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及黄体中期孕酮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服药后黄体中期子宫动脉血流及子宫内膜血流的RI、PI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服药后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水平均较服药前升高。试验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参芪寿胎丸方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子宫内膜血供,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张敏等[30]探讨温肾活血汤联合克罗米芬(CC)促排卵治疗后对ER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组在内膜厚度、周期排卵率及周期妊娠率高于对照组,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LUFS)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表明温肾活血汤能提高CC促排卵治疗后的妊娠率,其机制可能与促进排卵、降低LUFS发生及改善ER有关,其改善ER的效果优于阿司匹林联合CC。 2.5针刺疗法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陈雪梅[31]探索针刺疗法对提高ER的效果,将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三组:针刺测试组取穴关元、中极、子宫(双)、三阴交(双)、归来(双)、血海(双),针刺对照组取穴风市(双)、阳陵泉(双)、外关(双)、四渎(双),空白对照组不行针刺治疗。结果显示,妊娠率分别为58.69%、38.29%、33.33%,针刺测试组高于后两组。妊娠组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PI、RI均显着低于未妊娠组。结果表明,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和ER呈相关性,针刺疗法可以提高ER,进而提高妊娠率。潘碧琦等[32]观察腹丛刺辅助促排卵治疗的效果,该针法施针部位是子宫、附件的体表投影,针之所及,直达病所,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发现经施针后的患者RI、PI较未施 针患者明显降低。因此认为腹丛刺可以改善患者盆腔血循环,使血流更为充沛和流畅,排卵率提高,ER和营养条件得以改善,因此妊娠成功率提高,同时流产率降低。 3结语 ER引起胚胎着床障碍的机制,尚未找到特异性的环节或因子。目前西医改善ER的措施有激素、抗凝剂以及手术,临床有一定疗效。中医药在IVF-ET的应用已做出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调节ER的作用是肯定的。中医学以其整体观念为指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药复方调经促孕的作用是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在临床与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临床上经验性治疗较多合理但疗效不确切,作用机理尚未十分清楚,而且,对某些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评价ER方面,至今未有统一并公认的指标,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这些问题有待今后不断地解决。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类风湿关节炎教学创新 笔者从事风湿科临床工作多年,本方应用得当,收效颇着,此方若无黄柏、苍术、川芎三药,疗效会明显降低,使用时应加注意。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由于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导致学习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中医药特色的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探究不仅要考虑到班级的专业特点,比如: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运动康复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等,而且更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要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和个体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老师应该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教师在学生学习中充当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教师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创设真是情境,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目前的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较以往传统老师的讲授与学生的接受而言,形式和内容上已有很大改观,但如何使学生更有兴趣的接受知识,理解、掌握并灵活运用知识,是临床实习课教学老师更为关注的问题。 在教科书中关于川乌这味中药的描述如下:药性:辛、苦,热。归心、肝、肾、脾经。功效:祛风湿,温经止痛。应用:1.风寒湿痹;2.心腹冷痛,寒疝疼痛;3.跌打损伤,麻醉止痛。这些中药书上的知识点对于考试来说,甚是重要,但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川乌是一味中医风湿科常用药,笔者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通常给实习医生讲医案的同时,喻方于理,讲授清楚用药的宜忌,让同学们生动地理解并掌握风湿科药物的应用,共同探究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带教的方法。为了检试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此举,颇有献身精神,深受医界赞誉。古称乌头为“大辛、大热、大毒”之品,乌头的块根中含有乌头碱,有很强的镇痛、镇静作用,但具有强烈的毒性,2~4mL的乌头碱结晶体或2~4mL的乌头酊就可以使人中毒而亡。 乌头碱中毒,病人很快会感到头昏眼花,口舌及四肢发麻发胀,由于乌头碱对迷走神经的强烈兴奋作用,出现口角流涎,恶心呕吐,腹泻,出冷汗,心跳减慢。又由于乌头碱对心脏的直接毒害作用,而表现出各种心律紊乱,甚至出现心室肌肉颤动或心脏停搏。乌头碱对神经系统,特别是呼吸中枢有麻痹作用,出现呼吸困难,手足抽搐,神志不清,二便失禁,血压下降,以致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乌头的有毒成分为乌头碱,而有效成分也是乌头碱。据日本矢数道明博士研究,发现乌头含有六种生物碱,其中四种是有毒成分,另两种是无毒乌头碱,前四种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后两种则不能被破坏。日本研究乌头,是有血的教训的。《头注本草纲目》的作者白井光太郎博士,就是因为乌头碱中毒而献身的。这种用生命换取的教训,在日本国研究中药史上,还是很少的。现在,日本加工无毒乌头的方法很简单,用高压锅加温120度,经过2h就可把有毒成分全部破坏掉[4]。 从上面的两个医案我们不难看出,临床用药是很灵活的。我本人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多年的经验之一是:学生很喜欢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方法,记忆深刻,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知识,使学生正真意义上成为教学双边关系、临床实践的主动方。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更是注重实践。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在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实践中更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注重实践论是从辨证论治,还是遣方用药都能深刻的反映出之一道理。 所以,单单是川乌这一味风湿科最常用的中药来说,都有这么多的知识要理解、掌握、灵活运用,我们临床带教老师的责任还是很重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不同医学始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如何取长补短、结合创新变成了又一重要途径。随着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的深化,中西医有机结合与互补的临床教学已成为医学生重要的教学环节,它将越来越受到师生的重视。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勤于思考,努力探索,就能更好更多的解决学生重书本轻能力、依赖性强,缺乏创造性、灵活性与主动性的问题,能够切实地解决学生在临床学习、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误区,提高风湿科中西医结合实践教学质量。

传播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传播学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及其创新路径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及其理论渊源。目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语言失效的困境，通过探究语言失效的原因，结合传播学的知识，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认知、传播、反馈方面突破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困境，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创新探寻新路径，从而保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创新；路径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语言转向。之后，语言问题也成为许多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关注的焦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也必然受到语言转向思潮的影响，语言研究直接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 西方现代哲学语言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者更加明确了语言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内涵，力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创新。 1.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理论渊源 ⑴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哲学之所以出现“语言学转向”，就是希望通过语言这一特殊介质、通过研究语言与思维的深层系去理解理性何以可能，探究人的内在世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为什么在语言中，尽管说话人本身、表达方式、遣词造句、观点看法等各不相同，人们还是可以相互理解？他首先指出了言语（speech）和语言（language）的差别。前者表示的是符号（code），是实际说出来的那些话；后者表示的是信息（message），是语言系统，来自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群体所拥有的可以使他们进行交流的知识。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⑵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在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研究置于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普遍存在的语言转向大背景下的同时，也很有必要考察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的本质的揭示中，语言是属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生活、物质生产实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有精辟的论述：“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曾这样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语言是直接与思维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 2.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通过一定方式表达出来的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有的学者称为思想政治工作语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等。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语言是一个最精细、最锐利的工具，我们的教师应当善于利用它去启迪学生们的心扉。”在一定程度上，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探讨语言，不只是把语言当成工具，而是将语言指向生命存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语言中的生存状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失效及其原因 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无疑，关注青年，就必须要注重青年的话语。社会文化变迁导致的话语方式的变迁，特别是青年群体话语方式的变迁使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时常出现话语冲突的尴尬，严重影响了在青年群体中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1.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失效现状 ⑴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以“神化”“泛政治化”“单面化”为表现形式的“符号化”现象，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取得实效。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新媒体的时候，在精英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权力话语权乃至城市平民话语权的强势攻击下，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传播的那些几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丝毫不相关甚至有悖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信息。 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许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去分析、解释和解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在教育主体整体的“失语状态”下，无法直面直诉，甚至难以启齿。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脱离教育主体的生活世界、脱离他们的思想、体验、情感和内在需求，从而蜕变成标语式的、形式化的信息备份和符号垃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和关注不够，目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会“说话”、说不好“话”的集体失语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形象，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手段形象地说是以“一支笔”、“一张嘴”为主，不仅在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速度方面远远无法同新媒体相比，而且更加缺乏新媒体的交互性、形象性和吸引力。新媒体的兴起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2.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失效的原因 ⑴受社会变革这个时代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都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 ⑵受社会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舆论中存在三种话语体系，一种是网上活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体系，一种是社会上表达各种诉求的民间话语体系，一种是传递政党主张、国家意志的治理者话语体系。在三种话语体系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不能求同存异，解决最大程度地弥合分歧争端，不能引领舆论、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⑶思想政治教育陷入“无人”境地。思想政治教育者无法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话语的公共空间受到限制，话语长期被扭曲、误解和掩盖，甚至存在被社会主流思想边缘化的危险。我们不得不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并未完全突破“政治思想教育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政治话语、主流话语、官方话语、公共话语遮蔽了边缘话语、个体话语，教育者依然主要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问题及人格独立性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最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到了“无人”的境地，脱离了人，脱离了它理应契合的话语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失语和无效是必然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创新路径 网络技术的进步，立体式、交互式、点对点式的多向多维的新媒体传播时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样式，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使对话从人与人之间到了人机之间，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传统特征被消解殆尽。新的对话和旧的对话同时存在，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内涵获得了极大的丰富。面对这种变化，我们不得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对话，去思考对话新的时代内涵和新对话的生态条件。邱仁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改革创新就是围绕说什么更有吸引力、想怎么说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能够怎么说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结合传播学的知识，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创新应从认知、传播、反馈三个路径着手： 1.语言认知：关注受众，回归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改变以往脱离青年生活世界，宏大化、程式化、单一化的话语方式，根据时代背景和青年需要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因为语言是一个独立的要素系统，每个要素的值都只是其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存在的结果。 青年人自我意识强，关心自己才能施展、目标实现的愿望更为强烈，迫切要求思想教育者的语言所载的思想信息能满足这种需要。教育者传递的思想信息吻合了他们的内在需要，思想教育就容易取得成效，反之则难以被接受，甚至产生讨厌情绪。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政治化必然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坠入非理性的恶谷。只有提升语言认知能力，回到思想政治话语本来的社会角色中才是学科发展之路。毕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既有意识形态的一面，也有非意识形态的一面，而且后者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重视并大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非意识形态的一面将是其发展的重要维度。 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灵活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准确通俗，要形象生动，语言风格要力求多样化，注意语调运用。语言运用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基本功，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工作有重要的影响。 2.语言传播：突破线性，灵活对话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避免“沉默的螺旋”现象。德国学者诺埃勒・诺依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沉默的螺旋”现象也就是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成的观点广受观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也就会越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少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那如何让沉默的教育对象也能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从各自的理解出发，以语言为中介，以交往、沟通为实践旨趣，促进双方取得更大视界融合。开放与互动不仅是对话教学的存在状态，而且是对话的基本特征与手段。对话是主体间相互开放的过程，各自敞开真实的自我，把“我”的思想、“我”的感受传给对方，以使对方理解，达到心灵的契合。 3.语言反馈：及时反馈，重新调整 注重受教育者的语言反馈。反馈是控制论的核心概念，198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中首次提出。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传播过程中，反馈主要是指教育者对所发出的语言信息在受教育者中所产生的效果进行收集，并据以调整语言信息的输出。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现反馈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发现受教育者的过程。受教育者具备重新解码的能力，而且，他们也并非完全被动和孤立，在他们背后还有文化背景、社会群体归属等环境要素。也就是说，受教育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的进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信息系统，建立沟通信息网络，做好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输出、反馈等各项信息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没有反馈，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信息传播者可能不知道受教育者是否接收到了信息，是否完整地理解了他的意图。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有反馈的需求，充分认识到反馈是送出的受教育者信息的一部分，同时带有新的信息。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传播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于传播学理论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证研究 【摘要】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本身对高校官方微信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动机较低，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建议注重学生的实际需求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重视网络语言的使用拉近学生距离，使学生被动说教变为主动接受。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传播学 微信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并对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2014年新媒体蓝皮书》数据显示，目前，微信用户已达6亿，其中使用率最高的为24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比33.7%。在微信平台上，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超过 200万个，其中经认证的公众账号超过5万个，而政务微信公众账号总数超过3000个。高校官方微信平台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如何利用微信这种新媒体切实有效的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吸收运用传播学的理论，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十分必要的[1]。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approach）理论认为受众是主动的，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有选择的，其目的是为了得到需求的满足[2]。微信公众平台主要传播特点是传播符号的多元化和受众参与的主动化两个方面。这说明“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微信用户的需求及行为习惯是合适的。同时，我们针对大学生对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内容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分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证性研究，根据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用户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会对媒介产生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娱乐性，进而影响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 一、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下高校大学生对官方微信的使用需求分析 研究大学生群体对微信公众平台这种自媒体的需求和使用偏好对于高校官方微信运营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晶晶、李浩、何渔阳曾经调查研究大学生对微信这一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与满足”情况，但是至今还缺乏对高校官方微信平台进行专门的“使用与满足”情况调查。 本次调研采用分层抽样方式，于2014年11月向山东大学（威海）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随机发放问卷687份，回收687份，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显示：男生占43.70%，女生占56.30%;低年级占75.66%，高年级占24.34%;学生干部占52.49%，非学生干部占47.51%;文科类占66.08%，理工类占33.92%。 调查发现， 69.00%的学生希望在学校的官方微信上看到重要通知、活动预告;53.86%的学生希望看到校园新闻;53.57%和47.16%的学生分别希望官微能提供学习服务和生活服务;其次是就业信息、志愿服务信息、学校科研创业政策、学生意见反馈和时事热点解读;只有4.37%的学生希望通过学校官微看到党的最新理论政策。 二、基于技术接受模型下大学生对官方微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接受度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大学生对官方微信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度，本研究调取该校官方微信平台2014年10月-2015年1月份4个月的运营数据，对不同的微信内容进行分类，截取数据包括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这三个月用户数在4500人左右，可以认为该时间段用户群体是固定的。 （一）研究假设 我们将微信用户的阅读行为套用技术接受模型并建立微信用户阅读行为模型，在此模型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娱乐性与微信内容及微信标题有关，而感知易用性与微信格式有关。这三个因素会促使用户产生是否阅读的行为，而转发行为又会对阅读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采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逐一验证假设是否成立。由结果可知，微信的格式对阅读量没有显著影响，由此推断感知易用性这一变量对阅读量没有显著影响，微信的标题对阅读量有显著影响，微信的内容对阅读量有极显著影响，对转发量和点赞量也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感知有用性和感知娱乐性是影响点击阅读的主要因素。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大学生对学校官方微信的使用动机主要是获取校园新闻、通知及服务信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是关注官方微信的主要动机。 2.实证研究证明微信的内容、标题会显著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活泼有吸引力的标题，具有原创性的图文消息更受学生的欢迎。 3.在不受权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点赞率可以作为衡量学生对微信内容满意度的一个量化标准。 （二）建议 高校官方微信平台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我们的研究结论对于高校微信运营者更好地运用传播学理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参考价值。 1.转变管理者教育观念。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关注度较低，甚至有“逆反”心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不断加强自我媒介素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时代元素。方可牢牢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2.了解学生需求，维护学生权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实践表明，解决实际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同时也符合“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要想使学生更乐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必须首先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微信运营者要采取思想教育与服务学生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提高学生对微信平台的认可度，从而使学生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思想政治教育。 3.用学生乐于接受的语言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本研究表明，原本枯燥说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改用学生乐于接受的网络语言进行传播，效果会有显著改观，而结合学生时下关注的社会热点和兴趣，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则会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传播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传播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研究 摘 要：随着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技术不仅丰富了人们日常生活内容，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传播学领域，媒体传播、市场传播、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涉及范围更广、传播载体以及形式更多元化，信息传播更具实效性，对人们的思想意R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越来越模糊，高校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从传播学的角度，加强教学内容的传播力度与范围。因此，文章根据当前大学生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传播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行深入研究，希望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用的人才。 关键词：传播学；高校教育；思想政治；实效性 一、引言 大学生是我国经济建设、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当代大学生应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全面体现中国精神，有效继承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顺应国家发展形势，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其民族信仰，积极运用传播学的教育理念，开展各项教育工作，使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传播更具实效性，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应用人才，最大化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能效。 二、现代高校大学生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随着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网络信息时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多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也逐渐呈开放性特点，对西方的节日与文化更偏爱，崇洋媚外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对中国历史文化却了解甚少，民族精神有所欠缺。此外，很多大学生由于是独生子女，缺乏集体意识，注重自我感受。第二，高校大学生群体都为年轻人，他们讲究时尚、追求新潮，各方面想要引起别人的关注，许多大学生从小就很受家长的溺爱，享受别人对其的关心及重视，不懂得分享，在吃穿住行上，注重品牌与价格，享受别人的羡慕，但却没有体会到家长的艰辛，缺乏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困难。 三、传播学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研究 1.培养学生带头人，扩大号召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想要高效传播，产生积极效果，就应充分注重学生对学生的影响与号召力，加大培养学生带头人的力度，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号召力。在大学生群体中，有很多性格活泼好动、开朗热情、人际关系和谐的学生，他们呈现在外人面前的是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极具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青春与朝气，活力十足，在学生当中有很好的人缘，拥有这些性格的大学生可能是校园学生会成员，也可能是班级某个职位的小组长抑或高校党员，许多学生对这部分学生喜爱并信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应仔细观察、善于发现拥有这样性格的大学生，选取部分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利用他们在学生之间的号召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对这部分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建立民族信仰，助其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丰满的理想目标，对未来发展有具体的规划，具有一定的“战略性”发展眼光，然后通过他们掌握现代大学生的主要思想变化，从而让他们与教师共同配合，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到学生当中。在实施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学生带头人不仅是教育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者、传递者、号召者，引导他们自发产生传播行为，在学生之间通过日常对话，潜移默化地进行有效传播，起到积极的影响效果，以此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根据传媒影响论，引领学生思想 所谓的传媒影响论，具体指的是媒体传播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媒体人在进行信息传播时，虽然传媒不能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传媒的影响论。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根据这样的效应，来引领学生正确思考问题，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的重视与关注，从而有效提升实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不同时期的宣传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落实到校园每个角落。在大学生开学之初，重点为学生讲明校内各专业的优势与高校的特点，宣传本校雄厚的师资力量、特色课程，让大学新生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信心，用积极的态度投入高校学习生活中。在校期间，高校要多组织“爱心活动”“争创文明人”“义务劳动”等校园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积极向上的性格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寒暑假之前，高校应加强学生考试时的规范性、自觉性思想教育，同时应鼓励学生积极利用假期时间，锻炼自己，主动兼职，到实际工作岗位中，体会挣钱的不容易，了解当前社会发展动态，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并懂得珍惜父母给予的一切，学会感恩。社会实践能有效激发大学生不断进取的精神，对他们的学习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能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运用传播学模式，提高教学实效 首先，高校应加强完善校园各宣传硬件设施，比如报刊、广播、宣传栏等，改革创新宣传内容，多加入大学生感兴趣的热点话题，可以将微博中热议的社会事件或是具有深刻思想教育意义的时事添加到校园报刊中，对其他校园传播媒介也应积极创新，从大学生兴趣入手，先引起他们的关注，才能更好地影响其思想。可以成立校园媒介的学生会部门，让学生会成员进行设计、编写以及排版校园报刊或是宣传栏内容，引起学生广泛关注，并对校园报刊每期的内容产生期待感。此外，高校应充分运用网络技术，与时俱进，加强创新力度。可以创建高校官方的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培养专门的教师团队负责网络教育工作，积极与学生展开讨论，突显出学生与教师的平等、亲切交流。网站及相关社交软件要确保信息更新及时，内容也要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这样的网络教育形式更加符合当前大学生的心理需求，更能被他们所接受，有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大学生各方面，从根本上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思想意识的有效途径，更是培养我国未来发展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了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作用，就要用传播学角度开展相关教育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广泛进行思想政治内容的有效传播，积极通过实践活动、校园传媒以及网络软件等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并使教育渗透进校园每个各角落，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使其建立社会荣辱感与责任感，坚定报效祖国的民族信念，从而真正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为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医学论文:对中医学重视地理环境的探究 摘要:中医学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中医人,不仅要注意人体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 关键词:中医学;地理环境;体质;寿命;疾病;治疗;药材 中医是运动变化的医学,它将天地万物看作是永恒运动变化并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处理生命问题上是随着天、地、人等情况灵活多变。地域不同,人体质的强弱,寿命的长短,疾病的状况,治疗的法则,以及药材的质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视地理环境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古医籍,特别是《内经》中有很多相关记载,兹概述如下。 1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祖国医学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其气九州(九野)、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邪客》云:“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都是说人体与天(自然界)相通,与地相应。《灵枢。九针论》还论述了“身形之应九野”的具体情况。《素问。三部九候论》云:“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是说诊脉的三部九候,以合“天地人”,以应“九野”。《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运用五行学说,以五方配五脏、五体、五味等,说明了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2《内经》对地理气候的认识 我国幅员辽阔,古代先民早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是运用五行学说概述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素问。五常政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南方)热而左(东方)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北方)寒而右(西方)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这是运用阴阳理论,解释了地域有南北高下之不同,气候亦有寒热温凉之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是具体说明五方的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物产:东方象春天一样,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地处海滨,盛产鱼、盐。西方是金玉沙石之处,气候象秋天,有收引之象,水土强硬。北方象冬天,有闭藏的气象,地势较高。南方象夏天,自然界多长养之气,是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低下,水土薄弱,雾露经常聚集。中央之地平坦多湿,利于种植,且与四方交往便利,所以物产资源丰富。 3地域不同体质不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营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进而形成了地域性体质类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北方者,陵居,风寒冰铡,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驸(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中央者,其民杂食而不劳”。是说东方之地的人们习惯吃鱼类和咸味食品,因鱼性属火,会使人积热于中,成能走血,多食伤血,所以该地域的人大多皮肤色黑,肌腠松疏;西方之地的人们依山陵而居住,宅简多风,披毛布,盖草席,吃鲜美的酥酪骨肉类食品,形体较肥壮,抵抗力较强,不易受外邪侵袭;北方之地人们依山陵而居住,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过着四野临时住宿的游牧生活;南方之地的人们喜欢吃酸类和腐臭的食品,肤理致密而色红;中央之地的人们吃的食物种类繁多,劳动比较少,生活相对安逸。这些论述初步概括了前《内经》时代五方之地人们的生活习俗、体质等特点。元代着名医家朱丹溪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也是强调人的体质有地域性的差异。 4地域不同寿命长短不同 人的寿命亦有地域性差异。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阳精所降,其人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是说东南方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气候温热,人的由寿命较短;西北方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气候寒凉,人的寿命较长。现实生活可见,气侯温暖,万物生长快,收成都比较早;气候寒凉,万物生长慢,收成都比较晚。早成熟,早衰退;晚成熟,晚衰退。由于地域不同,气温不同,动植物的生成速度不同,人体寿命长短同样有差异。 5地域不同疾病不同 学各地区虽然都与时令季节同步,但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阴阳之气盛衰各异,人体的疾病也表现出地域性的倾向。古籍中的记载大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地域的水质、土质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吕氏春秋》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旭(足部肿胀)与跫(瘸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虺(类似鸡胸)与伛(脊柱弯曲)人。“《嵇中散。养生论》云:”颈处险(通“岩”)而瘿,齿居晋而黄。“古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水土中具体缺乏某种成分,但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病主要因于水土。二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体质等特点,造成某些疾病容易在某些地域多发、易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北方者,脏寒生满癍“:”南方者,其病挛痹“:”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瘟疫论》云:”西北高原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地域性的多发病。 6地域不同治疗法则不同 《素问。五常政大论》根据在西北寒凉之地多胀病,东南温热之地多疮疡的病变特点,提出了“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的治疗大法。该篇还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日,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易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而治法不同。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浸渍的方法;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衡无病,但必须辨别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冷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充分体现了治的灵活性。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逐一分析了五方区域各自的地理环境、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特点以及发病情况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泛指药物)。北方者,其治宜灸螨。南方者,其治宜温针。中央者,其治宜按跷。因东方之人易患痈疡,其病在肌表,热毒血壅,故宜取砭石宣泄热毒,排除脓血。西方之人抗外邪能力较强,疾病多属内伤,宜服药物调治。北方之人多脏寒腹满,宜用艾火烧灼,以温经散寒。南方之人易生筋脉拘挛、肢体麻木,宜用针刺,以疏通经络气血,祛除湿热之邪。中央之人,生活安逸,易发生肢体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证,宜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以活动肢 体,疏通经脉气血。该篇还说:砭石的治法来自东方,药物治法来自西方,灸螨的治法来自北方,九针的治法来自南方,导引按跷的治法来自中央。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创造出适宜各种不同病证的治疗方法。该篇最后还指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之所宜。”是强调上述的治法不可拘泥,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特别是中的这些治法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生,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的改变,病变特点、治疗方法都有很大的变化。今人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此外,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也不可拘泥。 7地域不同药材质量不同 五方地域各自盛产的动植物,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了前面提到《索问。异法方宜论》有所论及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根据五行理论宏观概述了五方动植物之异:“东方色青,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色赤,其畜羊,其谷黍”,。中央色黄,其畜牛,其谷稷“,”西方色白,其畜马,其谷稻“。北方色黑,其畜彘,其谷豆”。(素问。汤液醪醴论)还指出稻谷的生长,得益于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 古代对药材质量的判定,除了考虑外观、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因素外,药材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判断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人特别强调药材的“道地”性,即有名产地出产的。东汉药物专着《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蜀椒、秦艽、吴茱萸、阿胶等。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日:“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并在《千金翼方》中用“药出州土篇”专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药材,他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这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的术语奠定了基础。唐。苏敬等编着的《新修本草 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蔺道人传《理伤续断方》中云:“凡所用药材,有地道者,有当土者。”书中大量使用川药,如川当归、川独活、川牛膝等。“道地”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明。刘文泰等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每种药都列“地”项,标明药材产地,并在某些药材的“地”项下又列“道地”专项,特别指出来源于特定产地的药材具有更好的疗效。如川芎:“地:生武功、山谷、斜谷、西岭及蜀中秦州、山阴、泰山。道地:蜀川者为胜”。又如当归:“道地:以蜀及陇西、四阳、文州、当州、翼州、松州者为胜。”宋-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两书,都非常重视药材的产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医者虽然辨证准确,选方得当,但如果药材不道地,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其《药性变迁论》中云:“今以(古)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移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淡而薄劣矣。”由于特产地的“道地”药材产量难于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移地引种,其生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品质自然退化,临床疗效也下降。更何况古方中所用之药有很多原本野生,与人工种植的更是名同实异。临证处方用药切忌对此忽略。 综上可见,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现代中医人,在临床工作中必须重视地理环境,辨证施治要因地思变。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I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既要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 中医学论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学论文:对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的通识教育探讨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主要指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大学生共同进行普遍的文化教育,它包括语言、历史、文化、科学等基础性知识的统一讲授,公民意识的陶冶及实际能力的共同培养,使学生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所批判性地了解,从而“生为有教养的人”[1]。所以,通识教育是在文理交叉以及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入到人格,深入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通识的“识”不是知识的“识”,而是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2]。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时,通识教育与中医学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割裂,运用通识教育进行中医学教育育人的方式,可以较为通俗地表达中医学的抽象和精髓,拓展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平衡发展,使学生个人素质全面发展。 1 中医学的特点需要通识教育 传统文化是在朝代更替战争以及思想冲突中不断完善进步的,作为传统文化奇葩的中医学更是如此,它与各种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信息乃至社会、战争等关联较为密切,具有较强的通识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传统中医学[3]是我国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结合的一门学科,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石,通过“望、闻、问、切”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归纳证型,辨证论治,使用多种中医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等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健康状态。理论精髓是对在长期临床诊疗过程中出现的个案与可重复验案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科学归纳、总结、推理得来的。中医学是涵盖思想、哲学、文学、思维、伦理等诸多内容的大文化,医学生对中医学哲学思辨体系、思维判断模式、人生价值观念的学习过程,必须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进而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和促进中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发扬传统医学。 2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更加需要通识教育 现在西医院校学生对于医学的认识多以西医为主,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理论认知和建构中,很难理解建立在古代朴素辨证法上,并以直观思辨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学。所以他们对中医学的精华理论学习状况不理想,对于初次学习中医的西医院校学生来说,常常觉得内容枯燥乏味,理论艰涩难懂,难以把握。而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着作不单字词难懂,其意难通,甚至还需要不断地背诵,反复记忆,费时费工,收效甚微,往往知难而退,无法深入学习研究。由于中药药性的五味和四气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任何解析,给人不科学的感觉,另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小至人体细胞、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分子生物,大至组织器官、躯体结构乃至生理病理的奥秘,甚至心脏起搏器、人工肝、人工肾的发明,成功移植或人体某个器官部件的克隆似乎说明现代医学已经无所不能。所以有的学生在入学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现代医学先入为主,认为现代医学对于所有临床疾病都能解决,根本没有必要学习中医。种种情况导致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系统讲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深入提升学生中医理论水平,达到中西互重的难度较大。 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识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把中医学的通识教育理解为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等教育的综合教育。由于在西医院校内,西医知识体系的教育是教学主要内容。西医理论、解剖、生理、药理、病理、诊断以及内科学等西医课程大约占总课程90%,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医理论乃至中医文化的拓展,在中医学教学时加入医古文以及中医历史乃至哲学等多个方面的补充,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在此基础之上在进一步讲授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药理论经典,比如《内经》和《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课程的讲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增加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对中医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 3 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特点 美国一些大学校长认为:跨学科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先的法宝,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医学健康领域尤其需要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应打破传统的院系之间僵化界限,不要因为限定学科专业而抑制创新能力的培养。香港大学把通识教育作为所有在校学生的核心课程。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分为6个核心模块,涉及经典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等诸多方面。此外,台湾的中医药院校也有通识教育课程。而内地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目前还在起步阶段。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所以这是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我们首先要确立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把医学生培养成中医西医两条腿走路,同时最终融入整体观的医疗模式中去,争取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着重于医学人才更符合时展的培养。 其次,可以在医学专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通识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通识 教育教学过程中程序性的策略体系。使医学教师尤其是中医学教师普遍认可的现代医学生对中医人格教育的体会,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载体,结合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内容,进行中医学教育。 还可以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同时,注重教学实践的代入式教学,比如进行中药讲授时给学生进行中药的实体讲授,让学生对于中药具有直观的认识,讲授时把中药的产地以及相关联的各个时期医学大家应用的体会以及经典验案等系统回顾,深入细致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好的接受中医学教育。 总之,通识教育与中医学教育并不矛盾,它可以较通俗全面的表达中医学的精髓,确保培养医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平衡,获得全面发展。 中医学论文:探讨中医学说下的音乐治疗观 一、中医学说的音乐养生理念 1.中医阴阳学说与音乐养生 音乐养生,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医学说中,提前祛除可能致病的诸多因素,或对已有病症,通过参加音乐活动、聆听音乐等缓解或帮助恢复正常(或部份阻断致病因素),通过心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病人躯体上的症状。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始终贯穿在中医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阴阳是用以表达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正反两方面属性之间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内经》把阴阳的平衡看作是身心健康的基础[1]。人体的阴和阳具有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互根互用、相互消长的特性,而且通过这些特性维持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阴阳平衡才能使人的“气”升降、出入正常,才能使人的肌体和心理达到平衡。音乐的进行和发展也可以用阴阳变化的规律来阐述,比如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快慢、疏密等的变化。运用音乐进行和发展中的阴阳变化、平衡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使人体阴阳时常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应针对其阴阳的偏胜或偏衰,选择不同的音乐进行调理,以恢复其身心的健康。如,应该让阳亢者选择安静型音乐听;让阴虚者听刺激型音乐或让其主动参加气氛活跃的音乐活动,如听《旱天雷》、《丰收锣鼓》、《战马奔腾》、《奔驰在千里草原上》、《步步高》、《狂欢》以及多参加唱红歌比赛、多欣赏交响音乐会;而对阴阳偏衰者则可以选择听一些抒情、优美、柔和又略具激情的音乐作品;如听《彩云追月》、《翻身的日子》、《北京颂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对阳虚且寒者则选用活跃、欢快、激情振奋的音乐作品进行欣赏。如听《春节序曲》、《阳光照跃在塔什库尔干》、《真的爱你》、《祝酒歌》、等。同时音乐作品的选择也要注意因人因气候适当调整,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2.中医五行学说与音乐养生 中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也与音乐养生有密切关系。五行最初指“五材”,即木、火、土、金、水,古人用其特性来归纳自然界的的事物以及说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并总结出五行学说。而且以五行特性将人体中的器官及体内所有宏观微观的变化机理都进行分类,其原理跟自然界五行相通。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关系常常被运用到临床的治疗、保健、养生上,如“培土生金法”即肺虚补脾“、滋水涵木法”是肝阴需补肾阴等。中国古代就已经将音乐与五行联系起来,要获得较好的养生效果,就应该根据五行学说选用适当的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2]。木、火、土、金、水与五音对应。其间的关系与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应;如五音中,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就是与五行对应的相生关系;而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商、角属金、木,徵、羽属火、水,均为大二度,系不协和音程,这样的音程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属相克。《黄帝内经》中更是运用五行规律和角、徵、宫、商、羽五音对不同病症进行治疗,按患者对不同音调、音量、节奏、旋律产生的不同情志反应以及所对应的五脏,创立了“五音疗法”,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古人有语:“宫音悠扬谐和助脾健旺,旺盛食欲;商音铿锵肃劲善制躁怒,使人安宁;角音条畅平和,善消优郁,助人入眠;徽音抑扬咏越,通调血脉,抖擞精神;羽音柔和透彻发人遐思、启迪心灵。”一般情况下,宫调式和徽调式属于色彩明亮的调式音乐,有让人欢乐、激励的效果,具有健脾养心的作用;羽调式和角调式则属于色彩较暗淡的音乐,给人舒缓、平和之感,有补肾、舒肝的作用,商调式则介于两者之间,可以使人欣慰而具有清肺的作用[3]。 3.七情与音乐养生 在中医理论中,情志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而情志变化成为养生的关键。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它们在正常情况下起到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但七情之病起于脏[4],七情过激,必生拂郁,病从内起。七情和悦是健康长寿的根本,而学会“疏泄”则是七情和悦的关键。古代典籍有载:“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将五音各调与对应的精神效应进行归类,说明音乐的内蕴是以人的情感为轴心的,人的情感变化受五音的精神效应影响:宫音让人温舒广大;商音让人方正好义;角音让人恻隐爱人;徵音让人乐善好施;羽音则让人整齐好礼。音乐养生的原理可以总结为以情胜情来疏导情志,即利用一种情绪的音乐来使另一种偏胜的情绪得到渲泄。也就是使消极的情绪变得积极,使积极的情绪变得丰富和充实,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4.中医静神与音乐养生 中医注重恬淡虚无,从某种角度来说即要求清静、安静和调、凝神敛思。静神理念同样贯穿在中医的养生理论中,其主张心神宜相对静,不妄动,用之有度,不用不动固属于静。“静则神藏,操则消亡。”强调静神使精气神内守而不散失,调畅精神,保持人体形神合一的生理状态。《荀子?乐论篇》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说明音乐具有直接、迅速、深刻影响人的情志的特性。而《吕氏春秋》也记载:“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反映了音乐的需要是人的共性。通常情况下,用于静神养生的音乐,宜选择曲调节奏流畅舒缓、和声简单和音色典雅的乐曲,而且播放音量宜轻柔,此类音乐会让听的人自然沉浸在音乐美的境界中,这就满足了内心泰然的需要,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5]。 二、中医学说下的音乐养生理念之核心 1.在大自然中感悟身心统一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指的是人自身为一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可以归结为人的身心统一和天人合一,而这一理论核心同样适用于音乐养生。古有云“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意指音乐由人心而生,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正是由于人的身心对大自然的感悟才产生了音乐。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指人的健康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而身心合一则主要指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分不开的。人与自然的互根性和统一性,决定了音乐具有调整情志而健体养生的作用,即调节人心神的作用。 2.迟以气用,远以神行 环境的选择对音乐治疗的效果也是个关键的因素,音乐配合环境对心境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欧阳修这一描述体现了优美环境对音乐治疗的重要性,情境的合理设计才能使人与音乐水乳交融。现代音乐养生强调环境和色彩的选择,不同意境的设计应根据不同的对象,使其如临其境,才能使音乐与治疗对象的身心交融。明代古琴大师徐上瀛提倡的“音与意合”,适用于音乐的欣赏、演奏、创作方面,也正是“迟以气用,远以神行”。音乐的养生作用可用“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来形容,从中医的阴阳、五行、七情和静神理论与音乐养生的关系可以看出,音乐对情绪的调整作用是直接而强烈的。将中医学的音乐养生理论广泛运用到养生实践中,丰富养生的方法与方式,可以使养生效果更加理想。21世纪是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时代。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面均经历深刻的变化,如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心病还要心药治”,中医学说中的音乐疗法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同的音乐可以防治不同的疾病,其特殊的疗效已逐渐得到重视,对其的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医学论文:西医校园中医学教学概念 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同属医学范畴,都以病人为治疗对象,但两者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观影响下,以实践为基础,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强调整体观,通过调整阴阳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西医学以解剖学为基础,是建立在实验学基础之上的多学科相融合的一门科学。如何使已较全面接受西医理论,形成了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另一门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就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谈点体会。 1明确中西医概念的本质区别 在中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认识与认同困难的问题。由于学生已接受了西医理论,故在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主神明、肾主纳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不可思议,不能认同。因此,必须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的“脏腑”与西医的“内脏”“器官”等,在概念上有很大区别。西医的内脏是解剖上有形可见的,而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一个功能上的概念。如中医将“心”的功能归纳为“主神明、主血脉”,其含义已超出解剖概念的“心脏”。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用中医的思维理解中医,用西医的概念学习西医,不能相互混淆。另外,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有本质区别。西医的“病”指人体的器质性病理变化,临床中有实验室证据可循;而中医的“证”是机体功能失调后连带出现的一系列证候群,更多的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2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进行直观教学 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都是从研究病人的外在表现,即症状和体征开始的。但中医四诊重点在于把握机体脏腑气血经络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用取象比类、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体表部位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一个整体、恒动的系统。中医学独特的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认知方法属于形象思维,其建立在宏观的自然观察、表象观察基础上,并以哲学为核心,注重整体联系和感悟、推理,经高度概括、抽象而成,与现代医学的微观结构和直观形态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注重功能模拟和直观教学尤为重要。在教学中,可采用表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解释枯燥的名词术语,应用临床病例的辨证分析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运用教学的直观性原则,调动学生视听等感官功能;采用各类直观教具,特别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中医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3注重教学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培养学习兴趣 中医学具有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特点,具有西医学无法比及的丰厚的人文底蕴。在教学中,可强化中医学这一特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采用诗句、顺口溜等形式帮助记忆。如中药学及方剂学教学中,“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白虎汤主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症”等,这些琅琅上口的歌诀、顺口溜,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加深了理解、记忆。在针灸学教学中,讲授经络的循行路径时,除借助图片的动态演示阐明经络的循行外,还可对比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事例,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感性认识,帮助理解记忆。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多途径、多方式综合各类知识。 4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医学观念和在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康复医学、养生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现代医学中高、精、尖设备和先进仪器的使用在临床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容易导致“物化”倾向和产生大量的伦理问题,如“见病不见人”等现象已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医学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等观念。因此,在教学中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和哲学思想,通过运用和借鉴中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临床诊治中的整体观念、辨证观念、天人合一思想,启发、熏陶、培养学生的医学思想,有利于学生建立科学的医学观点,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21世纪医学发展趋势。此外,传授学生传统的保健康复技能,如针灸推拿、保健按摩、中药薰洗、刮痧拔罐等,使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学有所用,增强对祖国医学的认知。 5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建新型的中医学教学模式 中医学课堂教学教具甚少,可利用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扫描仪等,把讲授的内容按教学大纲要求制成多媒体演示稿,结合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采用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的方式进行授课,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他们多动脑、勤思考,活跃课堂气氛,从而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总之,在西医院校要讲好中医学有很大难度,教师应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医学人才。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中津液在诊断疾病上的重要性 津液是指有滋养各组织器官,濡润空窍和滑利关节作用的物质。津液为饮食经脾骨消化吸收而成,由脾、肺、肾吸收,分布、排泄,以调节维持其平衡,循行周身,出脉管内外和组织同隙之中,供给各部分的营养需要,剩余的水分和废料,则成汗、尿排出体外。《灵枢》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又云“膀胱为津之腑,热则津液内虚”等。 可以睦出津液是一种液质成分,成在于机体之内,分布于周身各处,内至五脏六腑,外至皮肤肌肉,皆其所布。它由口引入并由尿、皮肤、大便、呕物、泪、肺脏等上排出体外,我们知道汗、尿、吐物等除液质占绝大部分外,其中还溶有其他物质。于此可知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的并溶存有一定的溶解物质组成。 津液和体液:由上看出,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要的物质,液体成分分布于人体细胞内及细胞外各处,能补充,能排出,但与现今医学所称的体液有无关系,从下面比较可以看出。 从体液的组成成分及分布来看,体液分布在细胞内及细胞外者叫细胞外液,占人体重20%~25%,是人体的内环境,浸润着细胞以作转运营养物质之用,细胞外液以分布的范围和质量的差别有不同的名称,如在血管内叫血液,在淋巴管者叫淋巴液,在脑和脊髓者叫脊液,在组织间叫组织间液,体液在内者叫细胞内液,为辅助代谢的媒介。虽然体液各在不同的部位而细胞外液之间及细胞外液与细胞内液之间,是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而且成分是稳定质中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质组成,即是说:水质和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构成体液。从体液的组成分布和上面的津液比较起来看是相似 ,因此说津液相当于体液。 从体液的平衡调节来看:体液中小部分是溶解物,大部分是水、水的平衡调节代表了体液的平衡调节,同时水的调节与某些溶解物如氯化钾等也有一这的影响。水在人体内是维持平衡的,即是说每日摄取的排出的是相等的(生长需要除外),排泄的器官是肾、皮肤、肺、大肠等处,其中以肾的排泄为要,但体内水分平衡调节的转机有以下几点:①饮水管制,在唾液分泌减少时或血浆的渗透压增高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反射性的引起口渴。②动向管制:水喝得多的时候血中水分并不增加多,很快的被肾排出及进入细胞间液,水分少的时候则反之。③排出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肾为排水器官,受着中枢神经的管制及激素的调节。 我们从体液的调节上也可以看出津液是相似于体液的,因津液的调节与体液的调节是相似的。 《伤害论》云:“大便硬,小便当数”。又“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不利。”以大便硬即肠道的水分被吸收,吸收得多故小便多,若饮水多必是汗多而小便也多,以使身体的水分维持平衡。关于津液平衡的调节,我们可以从古代医书中看出,先谈水的调节。《伤寒论》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灵枢》云:“咸入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上走之,血之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注入则胃中竭,竭则咽焦,故本干而善渴。”说明呕吐失水后及唾液分泌减少而“咽焦”时,对机体均是刺激而反射性的引起口喝。至于津液的动向调节,中医学家已利用此原理津液平衡改变而显出的某些症状,是不加以治疗的。《伤寒论》云:“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心瘥,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从亡津液,胃中于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小,以津液当还地胃中,故知大便不久必大也。”又“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等。又“大便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以津液自动的平衡调节。 体内的津液是维持平衡的,过多过少则由人体的调节机能来维持平衡,多则增加排泄,少则减少排泄,使人处于健康状态,但这种调节机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受着时间,调节力量,人体器官机能是否健康等因素的影响,因些会有增多和减少的情况出现。 津液的增多与水气病的形成:人体的水分排泄过多叫亡津液,相反的人体的水分排出过少则叫水气病。水气病所表现的症状,是逐步进展的疾病,初期、晚期的表现以及在切脉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样,在望诊上触诊上来检查诊断水肿病及其程度。 津液是沿着经脉不断流行,输布到全身各个脏腑各个部分,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津液的改变,会对人体的疾病产生不良影响,这说明津液在中医学中,对疾病的产生是占重要地位的,在诊断疾病上不可忽视。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护理带教新方法的实用性综述 制定具体完善的教学计划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计划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护生入科前带教老师根据学校和护理部的实习计划,针对中医科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分中医理论知识与中医护理操作训练,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方法追求多样化,注重学生思维型和能力型培养,开启了启发式、讨论式、小讲课、角色扮演、批判式等多种方式教学[2]。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护生的参与意识,调动护生的内在潜能,也符合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具有先天的学习潜能,教育应当将这种潜能激发出来,成为护生的内在动力,使之成为自发指向的学习者”[3]。 做好护生入科教育为帮助护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带教老师要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中医科病区环境、病房结构、治疗室、操作室布局,技术设备及物品的摆放等,使护生尽快熟悉环境,尽快适应角色,增强自信心,为临床实习打好基础。详细介绍科室的中医特色:中医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治疗既考虑局部,又采取扶正培本的方法。中医护理也具有整体护理的鲜明特点,指导护生运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患者的生活起居、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舌苔、脉象、体质、治疗用药等情况,分辨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根据缓急,扶正避邪,因地制宜,辨证施护,辨证施教。 严格带教过程的管理注重护生对中医护理兴趣的培养,培养护生对中医临床护理的兴趣,不仅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指导老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护生刚接触到中医临床,对中医的阴阳、五行、舌诊、切脉、经络、百草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临床教师要抓住护生的学习热情,重点运用生动的事例,介绍中医治疗、中医护理在临床治疗、养生、保健、心理调护等方面取得的应用实效,与护生共同探讨现代中医在国内外的发展前景和巨大潜力,激发护生探索中医的渴望。同时让护生参与临床特殊病例讨论、护理查房、护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规范中医护理操作流程,标准参照文献中常用中医护理操作,把临床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如中医的“四诊”、拔罐、中药灌肠、中药导入治疗、针灸、艾灸、熏洗等操作制成多媒体形式,增强直观性教学,强化护生在进入临床操作前的中医护理操作规范。在临床实际操作带教中,带教老师对各项操作要认真讲解步骤、要点、注意事项,指导护生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做到多示教、多提问、多鼓励,在“放手不放眼”的监控下,创造更多机会让护生独立操作,提高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实习期间,困扰护生最常见的问题是“师生关系”,带教老师要经常主动与护生沟通,了解她们的心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正确给予指导和帮助,及时征求护生对教学计划内容及进度的意见,及时做出调整[4]。在护生出科前,召集护生对本科室带教情况进行总结,评选出优秀带教老师,鼓励护生提出带教过程中的不足。科室将护生的反馈信息,及时归纳、总结,积累带教经验,改进带教方法,提高带教质量。3.7严格出科考核护生入科时带教老师便将考核项目分发给护生,让护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提前准备。考核分理论与实际操作两部分,学生出科前由带教老师按要求和程序对护生逐一进行考核、考试,将成绩当面告知学生,记入护生实习档案,对不合格者,给予护生一定期限重新补考,直至合格。 中医学论文:《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探讨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谚云：“医易相通”。《易经》“托物以明义，用小以喻大”的直觉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发生的理论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医学的理论思维。《易经》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与《易经》亦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气学说，气化学说，即递嬗于《易经》。与《易经》一样，中医学也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积淀而仍然生机勃勃的活化石，因此中医学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即是一种古代文化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现实文化的研究对象。[1]《易经》在一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中医学论文:让传统中医学焕发出绚丽的时代色彩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中，中医学的发展经久不衰。为了让中医学始终扎根于中华大地深厚的沃土，为了让中医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中医人前赴后继。彭金维就是其中的一个。 彭金维和中医的缘分由来已久。小时候，彭金维家附近有个卫生院，他经常跑过去看医生怎么给病人诊脉看病。他一有空便跑到卫生院看，并开始用心去学，从而萌发了长大后也要有自己的诊所为病人看病的愿望。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彭金维开始看医书，尤其是中医药方面的书籍。他父亲有一个做中医的朋友，彭金维便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他那里，看他如何给病人诊脉治病。闲下来的时候，朋友也会教给他一些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长期的耳濡目染，彭金维对中医的兴趣便与日俱增，同时开始研读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 为了追寻自己的“中医梦”，后来，彭金维又来到了香港，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回想起初到香港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带着空空的行囊，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迷茫。就在他对中医前途感到犹疑的时候，一个报道使他看到了希望。报道上说，一位外国科学家正在运用中医理论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彭金维的爱国心再一次被激发了：一个外国人都能够熟稔中医理论，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名中医的愿望，增加了学医的信心。五年来，彭金维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了香港中国国医学院的学习，并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了对中医理论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学习。 彭金维一边钻研中医理论，一边给人看病。经过多年的积淀，2001年，“彭金维中医诊所”终于成立了。在这里，他以传统中医学为主，结合针灸、耳穴，综合诊治，使许多罹患疑难杂症的患者远离了痛苦。经过多年的摸索，彭金维对治疗中风后遗症、子宫肌瘤、面瘫、失眠等疑难杂症都有了自己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特别是他用中医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更是开了传统中医的先河。他用传统的针灸和中药调理气机气血，加强气化动能，化有形为无形，达到了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摸索出了中医的外治疗法 “天灸疗法”。即借助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肤发红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络、调整气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据彭金维介绍，“天灸疗法”可以治疗小儿痉挛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肺部疾患，五更泄、虚寒胃痛、肾虚腰痛。但是用“天灸疗法”治病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必须选择三伏或三九天。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彭金维解释说，中医理论讲究天人合一，气候可以帮助调节机体功能，再利用针灸、药物透过特异腧穴的皮肤，有效成分可通过血液循环直达病体部位，从而发挥药理效应。更重要的是，药物通过经络腧穴吸收、传输、利用的同时，经络腧穴对药物刺激可做出较强反应，将药物作用放大，其疗效是经络腧穴与药物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潜心中医的同时，彭金维还不断奔走于各个中医学术交流会和学术讲座之间。在2007年广州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2007年安徽合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届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以及2008年澳门世界中医药大会上，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每天前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彭金维和中医的情缘仍在继续。为了把祖国神奇的中医学发扬光大，为了更多的人早日恢复健康，彭金维仍然在努力。 中医学论文:浅议衰老的机理的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研究 衰老是机体固有的、复杂的、不可逆的过程。揭示衰老的机理,探索出高效、安全可靠的抗衰老方法,这是老年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就衰老时的机理和机体体内发生的变化进行综述,为抗衰老的研究提供临床资料。 1、衰老机理的现代医学的研究 (1)遗传基因与衰老。衰老是一连串基因激活和阻抑,及其通过各种自产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表达理论认为衰老是与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三聚化失败、迁移、磷酸化、脱磷酸化失败、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与dna结合下降导致的翻译后修饰失败、hsf mrna成熟和翻译有关［1］。(2)免疫系统与衰老。机体免疫功能和衰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衰老的进程,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等发生了许多变化［2］,通过改善免疫系统功能则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3)脑内神经递质和氨基酸含量变化与衰老。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及氨基酸的含量对机体发育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在参与身体组织老化及寿命的调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下丘脑各核团的神经元呈现不同程度的丢失,其递质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导致内分泌功能不足,加速机体衰老[3,4]。(4)自由基与衰老。自由基在机体内有很强的氧化反应能力,对生物膜类脂结构破坏性极大,自由基还可直接或间接氧化蛋白质,并且可以使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量下降,尤其是自由基可与dna、rna反应,引起主键断裂、碱基降解、氢键破坏、发生基因突变、细胞老化,导致机体衰老疾病的发生［5］。人体内具有一整套产生和清除自由基的平衡体系,机体的衰老是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以及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下降使体内自由基物质过剩的结果[6]。(5)端粒、端粒酶与衰老。端粒是真核生物细胞线性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其长度、结构、功能与机体衰老及癌症的表型等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端粒可影响细胞核内基因的表达。端粒具有保护染色体末端,维持染色体结构的稳定与完整的功能。细胞衰老是由于随着细胞的有丝分裂,端粒长度缩短、端粒酶的活性降低致染色体末端端粒缺失所致［7,8］。(6)线粒体dna与衰老。呼吸链反应是产生自由基的重要来源,线粒体在活细胞内产生90%的自由基,同时也是自由基损伤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线粒体dna裸露,无组蛋白保护,并且修复校正系统功能较差,因此线粒体dna比核内dna 更易产生突变。自由基对线粒体dna造成的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线粒体dna重要功能的丧失［9］。(7) no变化与衰老。no是体内重要的信使分子和神经递质[10]。nos是no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在机体各组织细胞普遍存在。研究发现衰老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组织中no含量和nos活性降低,而通过提高组织中no含量和nos的活性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11]。 2、衰老机理的中医研究 (1)精气神衰老学说中医认为精、气、神三者的状态标志着一个人的健康,如三者虚衰,则是衰老的征象。历代医家对人体的精、气、神非常重视,精充、气足、神旺即是健康的标志,如精亏、气虚、神萎则是衰老的征象,从精、气、神三方面的表现,完全可以反映出人体衰老的程度。(2)阴阳衰老学说中医学认为阴阳之间的变化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同时也是生命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机体衰老的过程也就是阴阳失去平衡,出现偏盛偏衰或阴阳两虚的结果。(3)肾虚衰老学说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过程就是肾气逐渐充实、隆盛、衰少乃至衰竭的过程。中医认为:肾藏精,肾主骨生髓,腰为肾之府,齿为骨之余,肾外荣于发。齿、骨、发的生长状况是判断机体生长发育状况和衰老程度的客观标志。(4)脾胃虚弱衰老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在人体活动中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肾中的先天精气也依赖于脾胃化生的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脾胃虚弱是导致衰老发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体衰老过程是人体内部环境各因素间、人体与外环境各因素间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结果。衰老原因是多方面的,衰老的机理也是极为复杂的。衰衰老时机体内更多的变化及其机制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索和发现。 中医学论文:简论中医学睡眠理论的特色 论文关键词：睡眠理论；睡眠障碍；心神；营卫 论文摘要：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对睡眠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秦汉之际，在我国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睡眠理论的内容，相关论述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和病症分类以及症状描述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阴阳睡眠理论、营卫睡眠理论和五脏睡眠理论，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在很长的时期，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很大程度上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出于无奈，最初也许没有人去注意为什么天亮了人会醒来，天黑了人要睡觉，但也由此适应了自然变化规律，正是这种与昼夜更替和谐的痛寐节律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此不谈及其他生物的睡眠)，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机体功能活动正常的写照。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睡眠有不同称谓，先秦多称“寐”、“寝”、“膜”，为其前后的文献广泛应用。《黄帝内经》除沿用以上称谓外，以“卧”表达睡眠之义的情况比较多，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即属此种情况，早在马王堆医书《十问》中就有“一昔(夕)不卧，百日不服”的论述。汉代以后惯称“睡”或“眠”，以单音词形式表达，“睡眠”一词以合成词形式表义最早见于翻译后的汉文佛经，南朝慧影《智能疏》:“凡论梦法，睡眠时始梦。如人睡眠中梦见虎威号叫，觉者见其如其梦耳。”《黄帝内经》对睡眠有独到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医学睡眠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导致睡眠障碍原因及辨证治疗等。西医学关于睡眠有抑制扩散学说、中枢学说和睡眠物质三大学说。巴甫洛夫以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论述觉醒与睡眠，睡眠是人体的抑制扩散状态。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从动物实验认识了睡眠中枢。又有对激素和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睡眠研究者从尿中提取出“尿核贰”，该物质有引发睡意的功能，被称为睡眠因子或睡素。这种睡眠因子，既能促进睡眠，又能增强人的免疫功能。事实证明，人在发烧生病时，睡眠因子分泌增加故睡眠量也随之增加，使人体白细胞增加，吞噬细胞活跃，免疫功能和肝脏解毒功能增强，体内代谢速度加快，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故尔有人称睡眠是治病良药。总之，睡眠这一十分平常的生理现象的确涉及诸多复杂的因素与机制，较之西医学而言中医学睡眠理论独具特色。 1睡眠的生理机制 中医睡眠理论认为睡眠是以神的活动为主导，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机枢，五脏藏精化气为基础的整体生理过程。 中医理论中神的含义较为复杂，本文提及的神主要指五脏所藏之神，即心之神一神、肝之神一魂、脾之神一意、肺之神一魄、’肾之神一志。睡眠以脾肾意志为基，心神的自觉意识内敛为主导，肝魂随之潜隐，肺魄失出人之机，则精神活动减弱乃至停止、各种感觉与运动反应迟钝，进人睡眠状态。在睡眠状态下，心神屈藏止息，魂魄相合而安宁，魂不游荡而无梦，魄处其舍而形静。《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睡眠之机枢，《灵枢·口问》云:“卫气昼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螟;阴气尽而阳气盛，则痞矣。”《灵枢·营卫生会》云:“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灵枢·卫气行》:“天周二十八宿，……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冈五脏主气化。睡眠的各种神志信息由营卫气血载负运转，而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与五脏密切相关。只有五脏气化和调，营卫气血充实、升降出人有序，才能使气顺神灵，睡眠以时而沉酣。故肝之藏血疏泄生发气机、心脾之化营生血、肺之主气行营卫、肾之主水蒸腾津液，以及肝脾调和、肝肺升降相因、肝肾藏泄适宜、心肾水火相交、脾肾先后天互养等，对睡眠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重要的生理意义。 五脏藏精，是一切生理活动，也是睡眠活动的基础根底。先天之精化为五脏躯体，五脏主躯体又生化后天之精，以为气化活动基础。五脏之精充盛，其气化活动才有充足化源，睡眠以精为根基，精盛体壮才能痞起神情充沛、寐息深沉酣畅，如《营卫生会》述少壮之人“昼精而夜眼”、老人“昼不精不夜眼”。 概括地说，《黄帝内经》睡眠理论有三，即阴阳理论、营卫理论和五脏理论，而五脏理论当为核心。中医学睡眠理论体现了其天人合一思想，重视整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时间的周期变化，又强调睡眠(寐)与清醒(痞)由心神所主宰，神静则寐，神动则痞。心神是五脏神之一，心神能否发挥主宰作用有赖于五脏神之间的协调与各司其职，这一认识确立了以五脏精气神论睡眠的基本原则。后世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丰富祖国医学睡眠理论，为养生及临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道路。 2睡眠障碍 2. 1睡眠障碍的主要病症睡眠的正常机制遭到破坏即导致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失眠、嗜睡、梦寐不宁、睡行症。 失眠，或称不寐、不得眠:表现为夜间难以人睡、或难以持续睡眠，并在隔天清晨醒来时有疲劳感。从神的层面看，心神受扰，动摇不定，可致不寐;从气的层面看，卫气留于阳，不人于阴则不寐;从精的层面看，五脏阴精不足，心神的活动、气的运行失去原动力，亦可致不寐。 嗜睡:嗜睡总属心神不能应时外张，魂魄沉溺于内，以致寐而不痛的病证。究其原因总以阴、寒、湿、痰为患。而嗜睡见于大病后者，多气虚懒卧;见于病证危重者，是精气衰竭，神败难振，当另论。 梦寐不宁:表现为多梦，常伴梦魔、梦惊、梦吃、梦交等，因梦不能安卧。一般以不快梦境反复出现，醒后身心不适为要点。从五脏神的层面看，梦之所生，在于寐后魂不安舍，魂不安多因魄受到内外刺激，魂有所感而受扰，魂魄分离，魄静而魂动也。内刺激与生理或病理状态有关，也可因情思经历之痕记有所忆起而使魂不安宁而梦。《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播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黄帝内经·素问·方盛衰论篇》云:“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播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黄帝内经·灵枢·淫邪发梦》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将以上三段经文的内容归纳起来可见:梦境的不同与脏腑阴阳的盛衰虚实有关，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睡眠中梦的现象已经有高度的认识，并引导人们通过了解病人的梦境，测知病人的脏腑阴阳气血之盛衰，邪气之强弱，病变之部位，从而正确诊断，以利于有效施治。 睡行症，或称梦游，表现为睡中起来，睁开眼睛，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往往步伐缓慢但能避开障碍物，有时只限于睡房内活动，有时会走出去，严重者有离开住处很远的情况。通常能自行返回继续人睡，醒来对此毫无记忆。其原因是人寐后虽然心神内敛，意识潜而不张，但魂魄不宁，相为颠倒，魄激而形动，故睡中起坐或行走而不自知，醒后亦不能回忆;并非意识下的魂魄活动，故无“形开”(觉醒)，多无感知，或仅有表浅感知。常见于少儿神志发育不全者，亦可发生在成人。 2. 2睡眠障碍的辨治思路睡眠障碍的病机之本在于机体阴阳失调，一般地说不外饮食劳倦、情志刺激伤及人体脏腑气血，导致脏气不平，气机逆乱，阴阳所主失序，出现少寐，或梦寐不宁、或嗜睡、或睡行等症。从睡眠由心神主宰这一观点出发认识睡眠障碍，启发了从脏腑精、气、神的角度分析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思路，从而历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以脏腑为核心论治睡眠障碍的基本原则。由于阴阳、营卫、五脏精气神之间彼此联系，故对于睡眠障碍的认识允许多视角、全方位，对不同体质、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病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所发生的同类疾病，均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体现了人性化治疗的重要特色。 3结语 重视五脏精气神，以脏腑辨证治疗睡眠障碍是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也堪称一大优势，其理论依据源自《黄帝内经》，加之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中医学睡眠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目前，睡眠障碍仍是困扰人们健康的棘手问题，临床上以失眠最为常见，如何发挥中医睡眠理论的优势，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睡眠障碍问题，对此中医工作者责无旁贷。 中医学论文:外科临床实习中医学留学生的教学体会 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是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最终目的，而一个临床医生的品格素养、思维模式及工作技能等与医学学习期间的临床实习密切相关[1]。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医学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医学留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教学，对笔者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实践体会进行总结，现报道如下。 1医学留学生在外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医学留学生的语言问题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来自印度、印尼等国家，在教学中笔者发现留学生的英语词汇量比较充足，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留学生的口语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与平时接触到的美式或英式英语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师生间的沟通中也存在一定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留学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临床实践获得更好学习机会的主要障碍。 1.2医学留学生自身的问题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与中国医学生相比，留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1）医学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前期的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医学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异较大。（2）留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度，组织纪律性相对较差。（3）留学生临床实习过程中过于注重单一的实践操作，缺乏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学习意识。 1.3医学留学生教学中的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外科学教材，但主要是针对理论教学内容编写的，对于能结合临床实践教学的英文教材较少。对于医学留学生，临床实践尽管以病案等资料为基础，但仍然有必要配备用于临床实习指导和参考的教材。 1.4医学教学中的教师问题 在医学留学生教学中，教师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教学经验，还需要能较流利的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而笔者发现部分高年资教师最欠缺的正是英语口语的表达应用能力。青年教师口语虽相对较好，但临床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欠缺，难以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学老师的选拔和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2因地制宜克服困难，提高教学质量 2.1重视医学留学生汉语口语的教学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学生和老师及患者需要有很多的交流，尤其是患者的第一手临床资料的取得相当重要。针对留学生与患者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医学留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基本汉语口语显得很有必要[2]。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循序渐进地培养留学生用汉语提问、表达观点以及与患者的沟通。通过训练语言交流能力，不仅提高了他们与患者之间交流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严谨踏实的学习工作作风，从而使教学成效得以提高。 2.2医学留学生教学教材的选择 好的教材是进行医学教学的重要保证。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过精心挑选，并征求了学生意见，主要选择医学英文原版改编系列《外科学》作为临床实习过程中的主要教材，它是国内首部针对于留学生双语教学的教材。此外，根据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还制定了留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作为在临床实习的教学参考教材。 2.3进一步培养青年教师力量 青年教师对于英语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上都相对优于高年资教师，他们也具有更旺盛的精力和更强的创新力。因此，青年教师始终是留学生教学的主力军。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看到，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欠熟悉、教学经验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通过集体备课和试讲，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年资教师和督导点评并提出相应意见，使其提高教学成效。青年教师与留学生年龄相差不大，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两者亦师亦友，交流更易进行。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青年教师更应做好留学生与患者沟通间的桥梁。 2.4积极引入“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的教学方法 医学教学应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内容的改革，注重医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在临床实习教学中，pbl教学方法已在国外很多医学院校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很好的促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3-4]。在临床实习中，同样可以将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将临床知识相互联系起来，通过问题提出，让学生可以从一手的患者资料和前期的理论学习中寻找答案，积极参与思维过程，相互交流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得这种教学模式我们应积极引入。 2.5加强医学留学生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 医学留学生自小的教育模式与国内差异较大，笔者发现他们活泼外向，自由度大，纪律性相对较差。因此，在临床实习教学中，除了讲授医学知识技能外，还必须注重学生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教育，帮助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只有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才能达到医疗工作的极至，真正从一个普通的医学生转换到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 3结论 总之，近些年对于医学留学生的临床实习教学，笔者也只是刚刚起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通过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总结经验，笔者相信在将来医学留学生教学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中医学论文:“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中医学论文:“五味”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摘要] 中医五行学说将五味归入人体五脏。本文根据五味生克乘侮规律与五味作用探讨了五味在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养生康复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 五味；中医学；运用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中医学运用五味指导诊断、治疗疾病和养生康复，颇具特色。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1 五味运用于中医诊断、治疗、养生康复的理论依据 中医学根据五行学说的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将五行与五味、五脏、五色、五方等联系起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类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其类水”；又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这些阐明生理上五脏对五味各有所主，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归。 五味应五行，把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推演到五味中则形成五味间的生克乘侮关系，即相生关系为酸生苦，苦生甘，甘生辛，辛生咸，咸生酸；相克关系为酸克甘，苦克辛，甘克咸，辛克酸，咸克苦。中医学据此来阐释五味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另外，中医学认为不同的味有不同的作用，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燥能坚，咸味能下能软。这些为应用五味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诊断 中医学认为五味源于天地之气所化，靠舌的味觉功能感知，机体病变会影响舌的味觉功能而使患者产生异常味觉和对五味的好恶发生改变。应用五味与五脏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变化，有助于临床诊断。 2.1 问患者口味以知五脏病变 口味即患者口中的异常味觉。口为脾窍，五脏六腑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经络、经筋与舌相连，脏腑精气上荣于舌，脏腑病变必然影响精气的变化而反映于舌的味觉，口中异常味觉常是脾胃功能失常或其他脏腑病变的反映，故临床可根据味脏关系分析患者口味的异常变化来诊断疾病。如口咸者多属肾虚，因咸味入肾，肾病可使口中咸；口甘多脾胃湿热，因甘味入脾，湿热蕴结脾胃，浊气上泛，故感口甘；口中泛酸多肝胃蕴热，因酸味入肝，肝热之气上蒸于口则口中泛酸；口苦多心火，因苦味入心，心属火，火邪炎上则口中苦。可见临床问诊病人异常口味可助诊断。 2.2 问患者对五味喜恶可测知五脏病变 五脏对五味各有好恶，五脏病变也会使好恶发生改变，不同脏腑的疾病可产生不同的饮食嗜味，临床可据此测知五脏情况及病变性质。《难经·六十一难》指出：“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主所起所在。”如嗜甘者多脾虚，因甘入胃后先入脾，能补脾体，助脾用，复其运化；又脾欲缓，甘者能补能缓，故脾虚者嗜甘。其他如肝病嗜酸，心病嗜苦，肺病嗜辛，肾病嗜咸，其理同。因此问诊患者对五味的好恶对于诊断其患病情况及性质，无疑是一大帮助。 3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治疗 五味与五脏相互应通，五味间存在生克制化，且五味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临床上可根据药物性味及对脏腑的影响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 3.1 运用五味分析药物归经 一般药物均具一定的味，根据五味与脏腑的关系可知其归何经，因此五味可作为分析药物归经的依据。如酸入肝，白芍、木瓜等味酸故均可入肝经；苦入心，黄连、苦参等味苦故均可入心经；甘入脾，茯苓、山药等味甘故均可入脾经；辛入肺，麻黄、桂枝等味辛故均可入肺经；咸入肾，海藻、昆布等味咸故均可入肾经。 3.2 运用五味指导方剂配伍 中医学认为五味各具功用，因此根据五味各自的不同作用进行组方是古人重要的方剂配伍原则。如治营血亏虚，疏泄失常致月经失调等证的四物汤即按《素问·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酸泻之”的原则组成。肝欲散，故方以辛散的当归、川芎助肝用，复其疏泄，顺肝条达之性为补；白芍味酸，补肝体，性能收涩而缓肝急，熟地味甘，甘味能补而养肝血，肝血能藏，逆肝条达之性为泻。辛酸补泻，切中病机，使肝功能恢复，其病自愈。又如治太阳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即遵《素问·至真要大论》之“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的原则。可见药物的味及作用是古人制方的重要依据。 3.3 运用五味指导治疗用药 知道患者所喜所恶之味与药物之味，在遣方用药上对如何安脏气、祛病邪会更有把握。即从所喜某味知某脏虚，以具某味之药助某脏气以祛病邪。如中气不足，脾精偏虚喜食甘味者，可用黄芪、大枣、茯苓等味甘之品甘温健脾或甘淡实脾；肝阴不足喜酸味者可以山茱萸、白芍等味酸之品以补肝体，缓肝急；心火旺喜食生冷可以苦寒之黄连、知母、木通等清心泻火。总之五脏各有体用，临床用药得当，效果明显，相反若用药之气味与脏之体用不符，必益病邪，病不易愈。 4五味运用于中医养生康复 临床上一方面可根据患者对五味的喜恶通过食物来补所病脏腑之不足，平调其偏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可据四季变化与味脏关系调整饮食，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4.1 运用五味指导食物调养 饮食具有五味，五味内通于脏，因此治疗疾病用药固属重要，饮食调养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根据食物的性味、归经及患者病情、习惯口味对食物加以选择，通过合理调配，增进患者食欲，利于脾胃运化，发挥后天生化功能，提高抗病能力，促进患者康复。另一方面，患某病不宜过食某味，否则不但不利于治病，甚至加重病情。如《素问》指出：“气病无多食辛，血病无多食咸，肉病无多食甘，筋病无多食酸，骨病无多食苦。”又比如从现代医药角度看高血压患者过食咸食会加重高血压，溃疡病患者食甘味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加重病情等。因此，当据病情而近其所喜，远其所恶，给以适当食物之味调养，补养脏气，有助于药物发挥疗效，促进疾病康复。 4.2 运用五味指导预防养生 饮食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养生防病、益寿防衰的作用，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法度，其中饮食之味尤为重要。首先当调节饮食，不偏嗜某味，若偏嗜某味久必致某脏机能偏盛，机体阴阳失调产生疾病。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枯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可见五味调和的重要性。此当为养生者戒。其次，根据自然变化规律、五味间生克制化及味脏关系调节饮食，天人合一，对于保证机体健康很有好处。如春季肝气旺，其味酸，木能克土，脾属土，其味甘，故当春之时饮食之味要减酸增甘之物，以护脾气。同理，夏季宜减苦增辛之物以护肺气，秋季宜减辛增酸味之物以养肝气，冬季宜减咸增苦味之物以养心气。由此可见运用五味指导养生防病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医学运用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据五味生克制化规律与味脏关系，将五味用于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研究 摘要：法治这一极具西方特色的话语，在现代中国语境中逐渐获得合法地位，法治的自由价值也逐渐得到认可，而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本位的经验性伦理文化为核心，缺乏个体独立意识，个性自由不发达，法治因素严重缺乏。中国法治发展应当建立在对我国法律传统的深入理解基础之上。因此，将我国的自由主义法传统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加以总结概括，并对两者差异的产生根源加以比较，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法治；自由主义；自由价值 在制度技术层面上，中国的法治发展有很多是借鉴西方法律制度。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形势，促使其他的社会领域需要统一的社会规则来加以规范，故此法治层面之全球化渐显端倪。西方法治崇尚个体自由，而中国文化传统，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鉴于此，阐明东西方自由主义法传统的差异，对我国转型期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当前法治自由价值的研究现状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学理论领域，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已被确认，但却缺乏对其深入、系统的阐述、论证。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发展的概况，并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产生的根源进行探讨，对中国法治自由价值进行深切关注。 一、西方自由主义之概况 自由主义法学是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法学流派，而自由作为西方法治的核心价值，其理论上的自觉发展从古希腊开始走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人们对法治自由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也一步步深化。 1.启蒙思想家突显政治自由的法律 启蒙思想家认为政治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坚持自由应该从公民自由、社会政治与法律这几方面来加以讨论。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先是从人类原始自然状态加以论述，论证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以及自然法，并提出自然状态是必然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人的自然自由终将转变为社会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此之后，孟德斯鸠则从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关系着手，将讨论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转移到政治领域中的自由问题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突出政治自由的思想为英国自由主义法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另外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丰富了社会契约论的内容，他把“公意”视为法或权利的基础，他注重社会群体及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赋予了自由主义新的内容。 2.康德与黑格尔张扬自由的理念之法 康德的社会理论受其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直接影响，他认为“认识对象围绕认识主体来旋转”，打破之前认为“认识主体围绕认识对象旋转”的认知，从而提升了认识主体的地位。同时，他张扬自由的社会之法，认为社会应是“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这才是真正自由之体现。而黑格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卢梭的观点有所继承和发展，他注重对于个人主义的个人概念的质疑，同时，也注重找寻共同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将两者紧密连接起来。由此可知，黑格尔所认为的自由并非单纯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在普遍自由及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体自由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可见，康德与黑格尔都将自由与法融为一体，并认为法的本质属性为自由[1]。 3.马克思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由与法律 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扬弃。对于黑格尔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明确区分的观点，马克思予以继承，但是将黑格尔的认识加以修正，并得出“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且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和法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之中，要将国家和法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相联系；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国家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法律也沦为维护单方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更加复杂和辨证的方式来看待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大进步。 二、中国自由主义法传统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两种，而政治自由是外在的，精神自由是内在的。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侧重于精神自由，而西方文化则侧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西方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发展，并形成自由主义，而反观中国，自由的发展却远不如西方那样的顺利，纵观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史对于“自由”、“自由主义”的描述非常之少，笔者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及流派作如下梳理。 1.道家之自由观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道家、禅宗可谓是典型的注重精神自由的代表，他们为追求精神自由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就是最好的体现。道家、禅宗所追求的是对于世俗、欲望、外物的一种超脱，从而达到心灵上的纯净与自由，而这是需要从修养中才能获得的自由。除此之外，这种自由也可以从认识上予以实现，也就是改变对外物的看法从而从外物的羁绊中超脱出来，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而道家、禅宗所设计的自由人格对政治自由却很少涉及。由此可见，道家、禅宗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早已无法适应当代人的人格要求，这一人格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他更侧重于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庄子认为，要想得到这种精神自由需要做到“无心无情”才有可能。这种“无心”的状态并非是要求要毫无心思，而是指不要过分执着于某些人事物，不要有执著之心；而所谓的“无情”亦非要求要无任何感情，而是指不要刻意追求某种情感，不要有执著之情。庄子崇尚一种无拘无束，不过分执著追求的心境和随遇而安的境界。但是，需注意的是，虽然追求无拘无束，无心无情，但是他对与外物打交道或从事俗务却并不反对，个中的关键在于要做到不过分沉迷和执着。 2.儒家之自由观 儒家式的“自由”是指一种道德意志的自由。先秦儒家发现道德意志自由，这一伟大的发现和进步，但是却一直处于消极悲观的状况之中，并未在现实生活中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让人感到处处受限、不自由。例如，儒家一直强调“人的尊严”，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人的尊严仅限于原则性的，并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内容，结果可以想见，人的尊严也就成了一个抽象、虚幻的理念，而并不能使人民获得真正的尊严。同时，人的尊严的形成需要在人际交往中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承认，而非仅仅停留在人们内心的自觉上。因此要想实现人的尊严需要有人人权利平等的思想为基础，要有个人自由思想为铺垫，但是这在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中是极其缺乏的、不被重视的，那么人的尊严成为一纸空谈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三、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产生根源之比较 从以上对于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的概括可知，中国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两者的自由主义法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样差异是有一定原因可循的，这与两者各自的法律观念、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笔者就中西方自由主义法思想差异之背景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可以有深入理解，以助于我国法自由主义之发展。 1.法治与礼俗之对抗 在西方社会，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烙上自由的印迹。自由是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价值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的法治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法体现在制度上行政和司法不分家，成一体化之形态；而在法律之渊源上，则体现伦理高于法理，礼法重于法律规则；在司法制度中，作为中国特色的情理是一种审判的普遍标准，情理较之法理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人情成为一切评判标准之首。并且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伦理与法理并未得到区分，两者处于结合之状态。 2.个体自由主义之发达与缺失 亚里士多德认为，西方民族，特别是希腊民族“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相比之下，东方民族则缺乏自由，“亚细亚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东西方本质差异的表现在于，“东方文化强调一种普遍性品格，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它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而西方则发展了个体本位，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与自由。”[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中很难寻找到个体自由的印迹。在行政权力至上、司法过程重刑轻民、司法审判重礼法之治以及追求无讼等思想观念的驱使下，人的主体性无处寻觅。所以一谈及自由问题，中国人常常讳莫如深。 3.法律观念之差异 作为一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法律观念与该国文化传统的特征具有很大关联性。一般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突出或最核心特征为群体本位，因而在文化精神之中极其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在过去注重经验积累以及有保守思想的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中反映为具有保守性以及“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一种经验主义文化的形态；而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重的礼法伦理思想，具有伦理中心主义之特征，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类型上是属于“宗法—伦理”型的文化模式，宗法伦理在司法过程中起着极大地作用，其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规则，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契约”类型的法律文化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存在天然的拒斥，这使得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与法治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缺少必要的融通，不利于现代法治的生成。 四、结语 西方法治是以个体自由为中心的，具有理性的契约文化的精神。相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群体的宗法伦理本位精神为核心。个体自由程度的不同，这直接决定东西方对待法治的不同态度。现代法治与礼俗社会的对抗成为中国法治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将人的个体自由、人的主体地位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如何处理传统的、经验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对理性的、个体化的、契约化的法治文化模式的拒斥，将成为一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几点思考 摘 要：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信仰、文化背景等等息息相关，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将西方自由主义体系分为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两大部分来进行概述，并通过分析从中感受并认识中西方自由的区别。 关键词：自由主义 政治 自由经济 自由宗教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引起国内学者的讨论和争辩。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主流，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偏激或客观地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诠释和理解。随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带来冲击，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简要分析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况。 一、纯粹理性的自由主义 西方普遍认为，神是高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趋向于神的。这来源于宗教信仰，可追溯到古希腊宗教。将古希腊宗教和理性落实到人的生产生活之中，形成自由主义。没有神和理性，就没有西方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将纯粹理性的自由称之为最抽象的自由，最抽象的自由只需要人的理性和神统一。按照西方的观点，即人从理性出发，追求高层次的神。人的理性与神统一，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来完成，即通过宗教、理论、艺术的自由来完成这个层次的自由。 （一）宗教自由 西方宗教自由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时期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今天普天下共识的人权制度。宗教自由是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宗教自由是指公民享有依其主观需要而信仰或不信仰、以及公民依其信仰的召唤而依法享有行使与信仰相关的某种行为的自由。 （二）理论自由 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人的理性表达还表现在理论自由维度。哲学、科学都是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哲学方面，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自由主义者一直坚持个人权利与个人价值，强调由于个人的天性潜能而与生俱来的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最高的尊重应赋予个人，个人应该享有一些权利。 个人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体系中理论自由的前提。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其中的自由观，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通过自然原子个体运动论证个人自由。中世纪，由于神主宰世界，个人主义被淡化，但是唯名论之兴起，依旧为个体存在争得了一席之地。进而，罗吉尔・培根通过物的个体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立足于“人”，非一般的人，而是指“个人”。个人主义成为人文主义哲学的中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被哲学家们抽象概括成客观的个体性原则和个体主观性原则。斯宾诺莎则是运用客观个体性原则论述自由思想的代表，把自由和必然统一起来，提出“自由是认识的必然”这一重要的辩证法思想。笛卡尔是首个通过个体主观性原则论证个人自由的哲学家，将“个体”具体化为“我”，提出“我思故我在”。 （三）艺术自由 在艺术与自由的关系上，西方也崇尚自由的选择。由于种种限制，纵使艺术有了自由的可能，艺术的自由也会遇到阻碍。艺术家通常拒绝在束缚之下，进行有限制与规定的创作。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创作才是真实且成功的。艺术家需要在进入创作阶段进行创作时保持自由。从这一角度看，自由对艺术家和艺术品都是重要前提。然而，“自由”更多应该是精神上的，即创作者创作的精神状态是“自由”的，而非受束缚，在外界力量压制下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时的“自由”是一种抽象自由。因为创作者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也就是说，创作者可以突破限制，从而达到创作的自由。创作者作为创作艺术的主体，其本身的自由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艺术与自由之间关系的紧密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创作者本身是否“自由”和创作者对自由的向往程度就在一定条件下为艺术自由创造了可能。 康德从分析艺术的本质入手，提出了艺术的自由原则和创造原则，并通过对美的艺术论述，指出了天才的本质特征，进而确立了想象力在艺术创造中的基础地位。康德的这一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观跳出古典的模仿向近代浪漫艺术和现代艺术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 感性层次的自由主义主要包括道德自由、法律自由、伦理自由，综合起来构成社会的政治自由问题，是西方抽象人性论在政治方面的具体体现。例如，天赋人权，实质还是神在感性层次的显现。从西方自由主义角度讲，不论道德、法律、伦理，最根本的自由都来自神，进一步落实，才出现政治自由。 （一）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逻辑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自由主义制度的确立，相伴产生以洛克的思想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这一阶段为自由主义的奠基阶段；第二阶段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以密尔为代表对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修正和证明，是功利主义的最大捍卫者；第三阶段是20世纪对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反思，由于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分析与批判，从而提出了奠基于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以伯林的思想为代表，他的思想就是把自由主义的宽容和多元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第四阶段是在正义原则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新综合，特别是在理性多元论基础上的重叠共识的综合而产生的协调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以罗尔斯的思想为代表，主张正义理论。 （二）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最初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详尽地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自由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由经济”思想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论述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主张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干预。经济自由主义者并不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过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萨伊定律”。尔后，凯恩斯又提出经济干预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具有内在的缺陷，必然会导致过剩的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市场自由调节机制的严重缺陷：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盲目生产、无序竞争、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政府的不干预等。这场危机的爆发使得原本占统治地位的马歇尔经济自由理论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20世纪70年代，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并存。这也说明过度自由或者过度干预对于经济运行都是有害的。 三、中西方关于“自由”之比较 自由主义内涵非常广阔，非常复杂。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体系的了解，我们基本可以从中体会一些中西方关于“自由”理论的区别。 纵观历史发展的线索，中西自由观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中国自由观自秦汉至明清，基本主题未变，道德自由、政治自由、精神自由始终围绕着天人关系、人伦关系、身心关系展开。儒家的道德自由思想强调对人生之“礼”与“理”的体悟，并借助人人固有的血缘亲情和不可脱离的人伦关系，化“礼”为“仁”，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的要求，充分发挥了道德主体性，并深入研究了道德自由得以实现的内在心理机制。究其本，则是对个体人格的重视和对和谐关系的维护。 在西方，思想家们从古希腊时就采取外向度的求知路向，试图探究宇宙自然的奥妙，认识客观必然性，摆脱意见的束缚，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因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一直隐含其中，到近代越发明朗化，成为探索自由的一个基本路径。同时，西方古代也重视权利观念。 纵向的把握后，如果突出中国古代自由思想和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区别，我们还需从横向上来看它们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及其合理性和片面性： 第一，中国的自由观和“一体”的思维模式相联系，西方的自由观和“两离”的思维模式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思考宇宙人生时主要采取的是整体辩证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在动态的过程中灵活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身心关系，很少把它们分开。 第二，中国的个体自由主要和道德自由、精神自由相联系，西方的个体自由主要和认识自由、政治自由相联系。 中西方关于自由的探索，远远不止这些方面。因此，本文仅做概述。文后将继续探索关于中西方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差异。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评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要了解和认识它就要研究它发展的整个过程，“自由”作为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作为最根本的价值，有很多的社会原因，经济原因等。本文在此探讨了自由的思想渊源，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和种类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自由和追求自由。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英国，确定在m世纪，确切的讲是a}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自由主义的分类有很多种，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大陆自由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有的把自由主义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伦理自由主义和哲理自由主义。虽然对自由主义的分类很多，而且也有助于对自由主义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但目前我们国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分类主要倾向分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是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自由主义表现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上，“如起草宪法和权利法案，建立代议制政府，推广选举权，实现制衡制度，编制法典等，最高主权被认为属于人民全佩政治制度则必须顺应人们的意志”，其中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歇尔，还有哈耶克。政治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思想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边沁等。 二、西方自由主义的作用 首先，西方自由主义具有世界性。它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自由作为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是不分地域和种族的，这就使得它具有世界性。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崇高使命和最高使命”。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社会化是将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向世界各地强行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实施社会化的过程中，它虚拟了一个“全球社会”，将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所推行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拟化为社会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所型铸的政治主体不是“公民’，而是文化的“消费者”:政治社会化途径不是“家庭、学校、社会各组织共同体”的有机谐合，而是倾销文化产品的“购物商场”。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共生共存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其次，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创造性。自由主义是实现人的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一种创造力量，因为要创造而要求进步，因为要进步而必须反对束缚，反对干涉。近世的文明，可谓为自由主义所放出之花。"19世纪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社会无不是自由的创造物，没有自由就不会出现民主政体，亦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更不会出现任何多样化的发展前景。 三、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大约从1900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译介到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有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和长期所受教育而形成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在自由的思想上起步较晚。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思想强调“礼”，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人们对自由的观念很淡化。并且，自由主义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中国与自由主义相互配合的资本主义逐渐受到排斥，而资本主义是强调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这也影响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的开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中国。19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思想界之中自由主义的声浪再度抬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首先，中国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社会理想化，因而表现出乌托邦精神。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几乎都和乌托邦主义纠缠不清。中国传统思想一向对人性论比较乐观，除了孟子主张性善外，即使提倡性恶论的荀子，亦认为透过学习、经由礼法规范，可以把人们导向善途。因此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于乐观的自由主义。其次，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较为强调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忽略消极自由的若干方面。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最具自由色彩的。 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演进。只有深入了解了自由思想所产生的背景和自由所拥有的价值，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实现和谐社会稳步进展，自由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会对民生建设与民众意识的提高产生积极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西方建筑论文:谈东西方建筑装饰中的植物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　卷草纹比较　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中特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西方建筑论文: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异同 【摘要】建筑是人们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遵循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物质外显与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建筑是空间的"人化",是空间化了的社会人生. 【关键词】中国传统寺庙建筑；西方哥特式；美学角度 建筑的本质:文化是建筑的灵魂，美学家黑格尔这样赞叹建筑艺术:“建筑是对一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进行加工,使它与人的心灵结成血肉因缘,成为一种外部的艺术世界”. 一. 中国寺庙建筑展现人神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喻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 从建筑外形结构上分析，哥特式建筑是垂直的，与“尖拱技术”同步发展，使用两圆心的尖券和尖拱，推力比较小，有利于减轻结构体自重和增加跨度。尖拱和尖券大大加高了中厅内部的高度。哥特式教堂内部，可以看到从柱墩上散射出来的一根根骨架券，它交合于高高的拱券尖顶。 高耸入云的塔尖，色彩缤纷的彩色玻璃嵌画，玲珑矫健的飞券是轻快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丰碑，荡魂摄魄的繁复尖塔和眼花缭乱的彩绘玻璃窗是其最独特之处。教堂顶部尖塔林立，远远望去如一座巍峨的石林，直刺天宇。 根据心理学移情原理，外界的形式感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建筑学家指出，这种高大拱型穹顶、繁复的尖塔及彩绘玻璃窗无不体现着宗教寓意。四面皆壁的封闭空间、弯曲的围闭形成的穹顶及尖塔的笔直通道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这就是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也表现了一种“崇高”。建筑的每处细节无不用心良苦地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立。使我们不自觉联想，进而感受到“崇高”。正如席勒所说：“没有一定强度的想象，巨大的对象就完全不会成为审美的对象，相反没有一定强度的理性，审美的对象也不会成为崇高的对象。” 中国寺庙建筑则恰好相反，它有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这与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的宇宙观有深层联系。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宇”字本意为房檐，无限之宇，当然则以天地为庐。这个宇宙观，把天地拉近人心，人与自然融合相亲。“以天地为庐”的观念古已有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天地人乃一大调和，那么艺术 ———“乐”，就应该体现这一调和。 所以，中国寺庙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它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人与世界的交融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处在于，它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二为一的关系。”“托体同山阿”，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二．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并把它具化为实在的视觉形象，而中国的寺庙建筑则受儒教实用理性的影响，重在再现人们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平安。 李泽厚指出，“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与山水画“可游”“可居”理论是一致的，它不在意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是展现能供游览的生活场所。它不像欧洲大教堂那样，人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中国寺庙建筑这种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是在把空间意识转换为时间进程，当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楼阁的不断进程之时，他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西方教堂建筑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的美，以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了非理性的迷狂。萧默指出，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君主制屈居于神权之下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因此，西方国家才会不计工本地去营造富丽堂皇的教堂，那些著名的教堂往往耗时上百年才能建成。中国的寺观是以平民难得一见的宫殿为蓝本来建造的，这既显示了佛的尊贵，又形象化展现了佛国的富饶安乐。如建筑学家傅熹年所言，神的居所规格是由皇帝来规定的。例如：屋顶的最高规格庑殿顶，是为皇宫主殿及佛殿专用；斗拱只许皇宫、寺观和王府使用；黄琉璃瓦只有宫殿及佛殿可用，而王府及菩萨殿只能用绿琉璃瓦。可见诸神受到皇帝颇高的礼待，但他们并不能凌驾于皇威之上，其规格在都城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神的居所与人的居所一致，其实旨表明乐土就在现世，在人间，天人合一，人神同在。 三．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表现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从模态的方面说，“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这种宗教型的美，使审美主体产生“共通感”。如康德理解“有一个共通感（不是理解为外在的感觉，而是从我们的认识诸能力的自由活动来的结果），只在一个这样的共通感的前提下，才能下鉴赏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统寺庙建筑与西方哥特式教堂均为美的不同文化模式，都表现出一种“宗教型文化”，美在宗教体验中实现，美的深度表现为文化深度，即两者都体现了“美”，都使人感受到愉快。 西方建筑论文:浅谈西方历代建筑空间观念的演变 摘　要：建筑空间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科学技术、艺术水平、意识形态等客观前提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建筑史上历代的一些空间形式展示了各个时代的不同空间观念。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建筑空间的变化，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建筑空间；意识形态：演变过程 1　古希腊的空间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这种活动不在四面墙壁和一个屋顶的包围之中，也不在家庭和建筑的内部空间之中，而是在圣地之上，在卫城上，在露天剧场中。 古希腊建筑的主要成就是纪念性建筑，如希腊神庙。 希腊神庙的特色在于对人体尺度的绝妙运用，神庙没有设计成礼拜的场所，而是设计成不容入侵的诸神的圣所。希腊神庙的基本组成部分有高台基，其上立有列柱，支托团结的过梁，过梁又支承屋顶。神庙中唯一可供人通行的是列柱和内殿之间的廊，还有一间内殿，在古风时期就是该种建筑物唯一的核心部分。这个内部空间从未加以创造性发展，因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则是户外活动，内部空间没有什么社会功能需要。内殿不仅是一个围起来的空间，而且简直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见图1)。 宗教仪式是在神庙周围露天举行的，因此，雕刻师兼建筑师的技艺和热情就都倾注在把支柱造成高超的造型艺术品，倾注在用无与伦比的浅浮雕来布满过梁表面、正面山墙檐部和墙。表达了希腊人对自身完美的追求，人、神、自然的共存是其建筑形式的精神基础(见图2)。 希腊神庙的特色，一方面有它的一个缺陷，这一缺陷，在于忽视内部空间：另一方面又有它那迄今无与伦比的高超之点，其高超之处，则在于人体尺度绝妙的应用。 在当代，两个最有声望的现代建筑师在评价希腊神庙中互相对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及其追随者赞赏希腊神庙的人体尺度感，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joyd wright)及其追随者则对希腊神庙忽视内部空间感到遗憾。 总之，希腊文明是以户外活动为核心则，神庙的内部空间是一个封闭的无人的空间。 2　古罗马的空间 古罗马建筑是权利肯定的一种象征，人的威望战胜了自然，人的虚荣赋予了建筑的虚荣(见图3)。随着帝国的建筑物宏伟的尺度对技术提出了特殊要求，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巴西利卡已经具有一种社会生活主题，因为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和文化已经冲破了古希腊那种抽象沉思和完全平稳的理想，要求心理活动更丰富些，要求更喜爱和更善于作宏伟壮丽的修饰处理。将古希腊回廊移入室内就意昧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其中一切造型的装饰都是为了增进这种空间效果。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建筑形式的诸多方面，并力求扩展封闭模式并使之人性化。其空间形式多样，尺度宏伟。拱和券的新技术的运用，表现了对大尺度体积的把握能力和强有力的空间概念。巴西利卡、大浴场、宫殿、竞技场、住宅等构成了一部建筑形式的百科全书。 古罗马的空间已由希腊式的封闭空间向围合空间转变，将包围希腊神庙外部的柱廊移到了室内。它的空间特点在于静态的构思，无论圆形还是方形空间，其共同规律是对称性，内部空间规模设计宏大，与相邻空间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立性(见图4)。 古罗马的巴西利卡将古希腊回廊移人室内就意味着人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合的空间，但没有把人考虑在内，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 3　基督教的空间 基督教的建筑师在建筑史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徒们利用旧的构件创造了一种新的体系，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作用。 罗马帝国的衰弱，战争的频繁，黑暗年代使人对现实寄托在新生的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情绪的动向，这种讲求精神内省和仁爱的宗教需要一个为人而设的环境，一个按人的尺度来建造的建筑空间。 古罗马巴西利卡是围绕两条轴线来配置的：柱廊对柱廊、后殿对后殿。所创造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这是建筑物本身的功能，而不是人的活动路线的功能要求。古罗马建筑空间没有把人考虑在内，因为它本身而客观存在，你可以进去、穿过它、离开它，你可以欣赏它但不能被包含在内。巴西利卡强调了纵向轴线，其所有的平面和空间概念以及装饰处理，只服从一个动态准则：观者穿过建筑物的流线。而基督教建筑相反，例如在圣萨比娜教堂(见图5)，人不会被一种舞台效果般的厅景和过分修饰的处理搞得透不过气来，整个长向布置的内部空间富有节奏感，空间流线是为人而设计的，也只有人在里面的时候，这空间才是有意义的。 基督徒们承认和提倡人的活动性，他们的整个建筑是按人的活动路线来构成方向性的，是沿着他通过建筑物的方向来建造和组织空间的。可见，基督教的空间开始把人的活动路线考虑在内。 4　拜占庭的空间 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十分强大，版图不断向外扩张。但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同时也融汇了东方的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及亚美尼亚文化。 宗教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建筑，将穹顶支承在四个或更多的独立支柱上的结构方法和相应的型制。在空间方面与其说它是扩展了的空间，不如说是正在扩展着的空间。 例如：索菲亚教堂的平面(见图6)，拜占庭特有的带简拱顶的巨型半圆凹室的外形。墙面好像从主要区域的两个固定点出发，远离建筑物的中心面向外逸去，好像以一种有弹性的离心运动向外甩出去，使室内空间显得开敞，疏朗和扩展开来。 拜占庭的空间打破纵轴上形成的单一节奏，加强了内殿的重要性，意味着打破空间的通长效果。总之，拜占庭的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使人迷乱。 5　哥特式的空间 公元12～15世纪，为建筑史上的哥特建筑时期，城市教堂为主要的领军建筑，他同时也是市民活动中心，可兼作会堂、市场和剧院等。在空间方面强调剖面的长方形与平面的长方形的维度对比关系以及空间的连续性。纵深对垂直方向占主导地位，而垂直方向极为次要，而人与这两个长方形的相互关系则是次要的(见图7)。 事实上在整个建筑历史上，哥特建筑首次孕育了一种与人体尺度明显对照的空间效果；这种效果引发了观者产生不平衡感。产生矛盾冲突的冲动和激情，产生奋斗的情结，给人不是宁静沉思的气氛，而是提高人的空间感受。 6　文艺复兴的空间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形式更多地从心理学和精神方面出发，致力于强调人对建筑空间理性的控制，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使文化与个人思想高度统一的形式。 人们已不再为早期基督教空间的节奏感所打动，不再为拜占庭时期奔放的空间透视效果 而迷乱，也不再为哥特式的神秘高度及纵深的空间的强烈效果而激动并感到精神痛苦。此时期的建筑师并未被宗教狂热所支配，而是寻求一种不带神秘色彩的合理的有人性的表现方法。人们在建筑物中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一所充满人性昧的住宅里面而感到亲切随和的气氛。 希腊神庙中雕刻与人的相互关系所表达出的人体尺度呈现了一种类似宁静的平衡感，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伟大在于将那些使希腊神庙生机勃勃的人类感情由建筑外表转移到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效果中去了。在此时期之前的空间决定着人在建筑物中行动的速度，引导人们的眼睛沿着建筑师所设计的流线移动。而此时期不再由建筑物来左右观者，而是观者通过认识贯穿在该空间内的简单规律而把握了建筑物的内涵(见图8)。 7　巴洛克式的空间 巴洛克时期是空间解放的时期，这是对规则、传统基本几何关系和稳定感的一次反叛。这是从对称形式，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中的一次解脱。赋予封闭静止的文艺复兴空间以动感和渗透感。 巴洛克风格已越出了原有构图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空间概念的阶段。巴洛克建筑上整片墙壁呈波纹起伏，表现的是一个形成空间的过程，它表现了在活动中的空间、体积与要素。 就空间而论，这种动感根本没有明确而有节奏地划分为几何开关的空间形式，与垂直方向上互相渗透，使每一个空间形式丧失了确定的柱体或体积的明确外观。例如：要根据圣卡利诺教堂的平面来想像其外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人口一方，有一个半边椭圆形空间，在其后殿处又有一个；另有两个椭圆的局部，位于教堂的左右两边，这四个几何体的片断，相互渗透，构成一种平面组合形式，已经毫无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明确格律与和谐节奏的痕迹了(见图9)。 可见，巴洛克时期的空间具有动感和渗透感，开始引导人在空间的自由活动。 8　现代空间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给城市与建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建筑的宏伟纪念性已不是社会的需求，需要解决的是中产阶级、工人、农民的居住问题。这些需要，对建筑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主导每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的“时代精神”是空间形式产生的基础，也是人对空间体验的指导。 现代技术和审美情趣提倡简洁的设计风格，许多从前的空间创造成果在现代建筑中重新出现时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面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罗那展馆(见图10)，用垂直平面来分割连续的空间，创造了一种随观看角度的转移而畅通无阻的动线，这是现代空间形式的灵活发展运用。赖特的设计更是追求空间的连续性(见图11)，他的建筑集中围绕内部空间的生活真实的情况。他的“有机建筑论”倡导了人性化建筑的任务。有机的空间充满着动感、方向的诱导性和透视感、生动和明朗的空间意境，它的目地不是追求眩目的视觉效果，而是寻求表现人生活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这一系列空间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建筑空间观念。 现代建筑是以开放平面为基础，钢材和钢筋混凝土新技术的运用，为灵活开放的平面提供了条件。大面积玻璃的设计使室内外空间达到了完全连续的效果，灵活随意的内隔墙使室内各空间呈现有机的连贯性，体现人在建筑中的真实体验。 9　当代空间 在当代西方美学的影响下，以库哈斯、埃森曼、屈米、李伯斯金等为代表的的建筑师通过建筑制造发掘事件，把事件带入了建筑，把眼光投向了审美的主体，强调人在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活动和感受而形成序列事件的“过程”。 德国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李伯斯金的一项力作。在博物馆的一个狭小的内院天井空间中，庭院的地面上杂乱地铺满了无数个锈迹斑斑的圆形生铁铸件(见图12)，铸件有几种规格，但大小都和人脸差不多。每个上面都有几个圆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骷髅的脸。红褐色的血迹，再现的是纳粹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当脚踏上去时而翘起，时而落下，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通过混沌土墙的反射，在荒凉的庭院中回荡，象地下的阴魂拖着声音在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通往三层的长长的楼梯的上空，有一些不规则的相互交叉的混泥土构件，象空中的异物似乎随时会塌落下来而心存不安见(图13)。 可见李伯斯金把眼光投向了观者，重视观者在其建筑空间中的各种主观体验活动。 10　结语 纵观西方历代建筑空间，从古希腊建筑的建筑空间到当代的建筑空间，是一个由客观倾向转向主观倾向的演变过程。建筑观念的这种转变体现着人类表现自身生命力的愿望，反映出人们对建筑更高层次的需要。为的是从空间中获得某种新的体验和感受以及形成事件的“过程”。 西方建筑论文:小议中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 园林建筑位置分布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园林建筑的功能差异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差异的原因分析 东西方历史文化原因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自然环境导致建筑材料的不同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西方在园林景观与建筑之间关系认识上的不同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总结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作者：钟松涛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西方建筑论文:借西方经验谈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的建设 1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制度根基 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现代政府。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即政府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法院代表司法权。这种制度反映在城市行政建筑物质空间形态上，则表现为将三个权力机关分设于不同建筑，又通过一定关系有机地联系为整体，从而体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但又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治形式。市政体制，即城市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政体在城市的延伸。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有市议会制、议会市长制、市长议会制、市委员会制、市经理制等多种形式（表1）。城市行政建筑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与西方市政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城市行政建筑主要包括市政厅和在市政厅内部或周边布置的议会机构，不同性质的权力机构在空间上分设，又通过一系列的空间联系将其组合成整体。议会建筑作为合法集会场所，在民主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也占据着空间的主导地位。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由于地方社区自治成熟度较高、市场发达等原因，行政机构与部门数目比较少，城市行政建筑一般功能较简单，规模也不大。 2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理论背景 2.1市民社会的复兴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即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市民社会与国家成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实体性存在。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意见，并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通过社会活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的形成。现代西方国家繁复的科层统治造成了对市民社会的压制，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干预模式出现，国家以不同形式、不同向度向市民社会渗透。人们开始重新诉诸于市民社会理论，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关系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①。市民社会复兴意味着人类进入后国家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以往“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②，这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复归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本质成为潮流所在。 2.2政府改革运动的冲击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及政府公共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公共活动职能的不断增强，国家及政府开始陷入了假公济私、以共谋私的公共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全球兴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全球性政府改革运动反映出一个趋势，即公共活动的社会化，最终走向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和经常化。公共活动演变为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成为公共活动的本质，广大民众可以公平、真实地分享公共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从本质上看，这是传统行政价值观的改变，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政府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角色的变化揭示了价值取向的转变。西方行政改革深刻影响着城市行政建筑的实践活动，从以往强调其精神功能与象征意义，转而重视其服务功能与城市公共空间属性，重视民主政治理念的表述，其物质空间形态更趋开放与透明。 3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类型分析 西方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体系是以大量独立的小城镇为基本单位。与当代中国城市行政建筑相比，西方国家的城市行政建筑具有突出的小城镇建筑特征，受到小城镇城市自治、公共财政的影响并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具有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开放性与亲民性，立在私有制的公共财政模式基础上的务实性以及建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精神之上的多元化。一些典例包含了主流的设计思想，尤其是一些获得好评的建成项目，更是直接反映出了城市行政建筑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 3.1开放性与透明性 出于对以往沉闷的官僚机构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反思以及公众对于市政建筑功能的、情感的、象征性的呼唤，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与政治活动创造出公共空间的场所感，表达更深层次的民主意图。社会公平与公民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努力在相对立而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使得代表国家公共权力的行政建筑逐渐向自由、平等的特质回归，更加注重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属性，那就是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1968年建成的美国波士顿市政厅，建筑的上部是市政办公，下部是公众活动部分。建筑的结构逻辑性明确，内外空间相互融合、穿插，使建筑底层界面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公众可以自由出入，展示了政府的亲民姿态和工作的透明度，创造了亲切的城市空间氛围（图1）。又如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州中心（1985年建成），建筑自下向上逐层后退以减少空间的压抑感，表现出对周围建筑的谦虚姿态。在半径为48.8m的圆形中庭内，各楼层的走廊、楼电梯一览无余。中庭直接与城市地下交通枢纽联系，将人流直接组织到城市交通网络之中，同时把城市人流引入建筑内部。该建筑的个性正是来自于其独特的交通处理方式和完全开放的内部空间环境（图2）。 3.2功能多元化 当代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更趋多元化，城市行政建筑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政府设施中市民空间的多样化倾向。近年来，供市民休闲的场所以及其它多功能与多用途的空间日益增加，并且这一部分市民空间还将继续扩大。多元化需求与多功能聚集可有效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并满足当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方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政府设施与其它设施的复合。除了行政管理功能和行政服务功能，城市行政中心还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美术馆、剧院、咖啡厅、餐厅、展览馆等，通过设施间的相乘效应，加强设施所具有的吸引力。1988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及歌剧院是一组功能复合的建筑群。市政厅在白天是城市的活动中心，而歌剧院则是夜晚城市的活动中心。功能的复合化提升了建筑使用效率，有效提升了建筑空间的活力（图3）。又如1995年建成的荷兰海牙市政厅，长达244m，宽72m，包括议会大厅、婚礼仪式大厅、图书馆、档案馆和咖啡厅，还有一个高达47m的玻璃大厅，是欧洲最大的室内广场，各种公众聚会的举行使这里总是充满生气（图4）。 3.3民族性与地域性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疆域的拓展是与具体角色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设计的个人化同步进行的。丧失根基的同时，也出现了自我群体属性和出生的建构；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③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趋同现象严重。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正逐渐被全球化浪潮吞噬。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行政建筑，有助于塑造民主政府的形象，让市民重新找回城市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思潮反映在实践中则出现了许多对地方文化进行有益探索的案例。由查尔斯•柯里亚设计的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1996年建成），成功地将当地艺术和传统建筑形式结合在一座现代建筑之中。建筑平面采用了曼陀罗④的传统形式，九个分格定义出九个组成部分，整体通过圆形构图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当地红色石材及手工陶瓦的运用更使得该建筑成为博帕尔市悠久文化传统的象征（图5）。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建成的日本名护市市政厅，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建筑通过变形天窗和花格窗来遮光，通过屋顶覆土隔热，通过风道来通风和散发热量等。采用通透的遮阳棚架联系东西两大建筑体量，各层北部均设有带遮阳棚架的平台（图6）。 3.4新旧建筑和谐共生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而言，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追求个性与独特性，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强烈的精神需求，也是每一种文化传统的基本权利与合法要求，更是其能够进入世界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主体性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潮流，西方历史上的市政厅建筑大多具有很高的建筑质量与艺术水准，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因此具有较高的保护和再利用价值。让老建筑和谐地存留于当代城市环境之中，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城市的文脉才得以延续。1998年建成的西班牙穆尔西亚市政厅，位于气势恢弘的贝鲁加大教堂的正对面，古老教堂纪念碑式立面主导并控制着整个广场空间。市政厅主入口被设置在侧面，而不是正对广场；建筑临近广场的界面向地下延伸了一层，以形成建筑与广场之间的缓冲区。新市政厅在新旧建筑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既较好地展现了自己的存在，又没有对广场和大教堂构成压迫和威胁（图7）。又如1988年建成的加拿大纽卡斯尔市政厅，该建筑在原市政厅基础上加建而成。设计完全保留了旧建筑，保持了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新旧建筑之间是三层高的市民大厅，新市政厅巨大的曲面墙与市民大厅连接，这面墙是新市政厅的主要结构，也是空间标志，同时又为旧建筑提供了现代风格的背景。新建筑还在细节上尊重并效仿了旧建筑，如挑檐、窗户的大小、比例以及建筑材料等（图8）。 3.5绿色生态与节能环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迅猛发展，高度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物种骤减、气候变暖等后果。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城市与建筑发展的方向。生态设计趋向源于对环境的关注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索取要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要小。建筑设计从以往以“功能——空间”为单一目标转变为以“功能——空间”和“环境——资源”并重的双重目标，而连接这两个目标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手段。如尽量采用无公害、无污染、可再生的建筑材料；进行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的研究，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阳；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手段；为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西方国家新近建成的一些行政办公建筑体现出了较强的生态设计理念。2002年建成的由福斯特设计的大伦敦市政厅大楼采用几何球体外形，建筑在获得最大容积的同时外表面积最小。建筑向南倾斜，上层楼板为下层空间挡光、遮阳，中庭周边的办公室可靠窗下的通风孔自然通风。建筑装配了集中环境调控系统，以减少机械能耗。该建筑的空调系统先用泵道抽取地下水，通过天花板下的梁进行冷却，从而避免了有噪音污染和不美观的屋顶冷却水装置，同使用一般空调系统的办公建筑相比，机械能耗减少了3/4（图9）⑤。德国柏林新议会大厦（1999年建成）是福斯特的另一个作品。该建筑采用了混合式能源使用系统以及自然光照明和通风，从而减少了能源消耗，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建筑的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建筑利用可再生植物油（相比矿物燃油减少了94%的CO2排放量）作为基本能源，建筑余热以热水形式储存于地下300m深的蓄水层；热水泵取到暖气系统内给建筑加温，还可驱动一个汲取式冷温机，产生的冷却水泵取到冷气系统内给建筑降温，或以冷水形式储存在地下。穹顶内光锥上的镜面反射板能够将自然光漫射入议事厅内，其上有太阳追踪装置以及可调节的遮阳系统，在提供充分、柔和的自然光照明的同时能防止太阳辐射增加室内热负荷（图10）。 3.6去政治化趋向 传统行政建筑一般具有很强的政治涵义，建筑形象也比较庄重严肃。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进程，政府形象日渐开放，至少在形式上希望向公众传达出民主理念。行政建筑被逐渐赋予了各种公共功能，成为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其空间的公共性得到强化，而空间的政治性逐渐弱化。可以说传统行政建筑的政治功能正逐渐被消解。因此，去政治化的设计趋向，即形式民主化成为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①采用温和、平实的建筑外形，希望对公众形成平易亲切的政府形象，以诠释平等的民主精神；②采用透明的建筑材质，将政治活动透明与公开，强调国家权力机构的开放与公正；③将普通公众流线引入政治空间内部，旨在体现权力的运行时刻处于民主监督之下，以防止不公正行为的发生；④设置多种公共服务功能，旨在体现行政建筑的城市属性及其复归市民公共空间的实质。由格雷夫斯设计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厅（1982年建成）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轫之作。建筑三段式构图的立面以实墙为主，采用了从古典建筑拱心石及古典柱式中演绎出来的各种构图。这个作品完全打破了以往政府办公楼简洁冰冷的形式，带来了从新古典主义到装饰艺术风格的众多联想，但又明显让人感到建筑立面象一幅通俗的拼贴画。它使城市中极为重要的公共建筑实现了既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又使大众简明易懂的后现代设计理想⑥（图11）。又如2004年建成的由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勒斯设计的苏格兰议会大厦建筑群采用自由的空间布局与夸张的形体组合，似一幅充满诗意的树枝与叶片的拼贴画。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表皮使其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建筑的意味，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建筑的庄严形象，体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图12）。结语“政治性空间的产生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它反映了不同的前提和倾向，包括一个时代在建筑上的惯用手法，以及掌权者的意识形态，强化了时代的政权体系的特征，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看待空间关系的普遍倾向。因此，此类空间以及包含其中的事物可以被认为对公众、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无声注解。”⑦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向，即城市行政建筑的政治性空间含义在减弱，而城市公共空间含义在增强，空间的开放性与透明性不断增强。在建筑功能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由以往单一功能行政建筑逐渐向综合型、复合功能建筑发展。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了多元化趋向，其艺术风格与美学形式丰富多彩，是当代西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目前，中国各地兴起了城市行政中心建设热潮，虽然中西方市政体制不同，西方经验中存在着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内容，但当代西方城市行政建筑中所包含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复合多元的功能构成、开放的极具个性的建筑形象等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方建筑论文:西方建筑和代建筑 摘要：我国近代建筑具有很多特质，它一方面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建筑形式的冲击，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建筑风格并没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融合与发展。本文仅从建筑造型方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思考，以便能够对我国建筑形式的现代化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近代；建筑形态；建筑文化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图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 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这座建筑主体造型比较简洁，基本是由一个长方体和一个三角锥体构成的坡屋顶形式，钟楼基本呈四方柱状，内外都刻意追求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这种形式基本上符合中世纪罗马基督教堂的特点，同时在比例和细部中又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式的风格。这样的房屋建筑在中华黄海之滨，与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毫无共同之处，这可以看出，教堂的设计者为了突出基督教堂的特点，在设计时是刻意求西。这座建筑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建筑在中国的代表作。 3.2沈阳火车站 这座火车站由杨廷宝先生（河南南阳人,1901年-1982年）回国设计，杨廷宝先生的留学经历使得这座建筑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色彩，整体以长方体和圆柱体构成，造型简洁有力。在细部比例、开间大小等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另外刻意强调水平和垂直线条也有其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在中国建筑方面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国的许多著名建筑，都可以看出师法于它的痕迹，包括建国初期对于传统建筑形式和新的建设条件的结合，也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外西内中，大体上西化局部上有中国传统元素在里面。 3.3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在建筑上争取中西合璧是很多建筑设计师的追求，但能够珠联璧合者少，貌合神离者多。上世纪50年代初建于现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内，是原川东行署办公旧址，属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是一种传统风格和西方风格比较生硬的结合，整体结构采用砖石建造，长方体的体量感和墙体的存在感都比较强，但是加在建筑顶部的传统式样屋顶比较生硬，虽然其线条对于缓和纯粹几何体的冷酷感有一定作用，但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其特点可以用上西下中概括，使人产生上中下西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感觉。 3.4上海有利大楼 1922年，旧屋拆除后建新楼。系上海第一幢钢框架的大楼，据说钢框架是向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订制。大楼高6层，正立面仿文艺复兴风格，外装饰为巴洛克式，大门两旁有修长的爱奥尼克式柱，外墙用花岗岩贴面。整座建筑开间大，楼层高。这种位于街道转角处的建筑在近代史时期比较多见，这种建筑一般沿街道方向以长方体布置，同时在转角处做倒角处理，设置建筑的入口，这种方式更好地利用了街角的空间，同时在中国现存近代建筑中并不多见。其特点可以概括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拷贝。如果用西欧人的审美眼光看这座楼，也许相当不错，但并非像欧洲人的基督教堂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堂那样非要突出西方文化或者阿拉伯文化不可的建筑。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与东方文化差距甚远，这也许就是后来仿效者不多的原因。 3.5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座建筑的正立面处理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整个立面轴对称，力量感非常强。立面做得非常丰富，各种窗户，廊等构成了层次丰富，比例和谐的造型。在西方建筑经常对某一个面做强化处理的方法，在中国近代建筑中并不是十分流行。作为军事学校，设计者追求雄健阳刚的军人气魄，这无可非议，殊不知在中国有多少行伍中人以“儒将”自诩，具有儒家风度的将才才是最受人青睐的。 3.6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1923年建成时，这座建筑前身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建筑规模比较大，达到了3.2万平方米。建筑的地基是正方形，四面临街，整体是一个大正方体，四个立面的比例均按照典型的古罗马三段式设置，在中间由一个穹顶立于建筑之上，这种造型在一些文艺复兴风格的近代建筑中也比较常见，有一些采用传统屋顶代替这种建造元素，但效果并不协调。其次，以此作为汇丰银行无可非议，后来居然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多有不妥。 以上6例，1、4、5为一类，属于“全西方化”风格。兴起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开埠（1840鸦片战争以后）为起点，中国建筑开始了主动或被动的“西方化”过程，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城市风貌、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方人在华的生活区内，主要由西方人设计完成。具体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在西方人的生活区域内建筑风格由殖民地式转为正规西方样式，人们在接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时，这些建筑形式也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完成了对西方建筑的社会心理上的转变。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传统建筑形式影响 引言： 人类的建筑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地域的差异导致了历史文化的不同，人们对美的感受，对建筑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古往今来，不同地域的建筑为我们带来了缤纷的视觉享受。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发展受到强烈的理性因素的左右，从古罗马时代以严谨比例而著称的柱式，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论》，然后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建筑，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筑文化体系。影响西方建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神学，主要体现在教堂上，人们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人们对神充满着敬畏，从帕提农神庙到万神庙，从巴西利卡到希腊十字，西方的建筑师对于教堂平面、立面和空间感受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应的情况是，数千年来的中国建筑，虽然也有儒家的实用理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建筑的基本思考却被束缚在传统框架中，如依靠风水这种超自然力来决定建筑的选址。 1单体建筑的差异 1.1建筑材料 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可见中国传统建筑一直以砖木为主要材料，而西方主要以石材为主。二者对于材料的选择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还受到了文化理念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一和人”的理念，这个理念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物我一体，选择木材这个材料，正是看到了木材的亲和性。另一方面，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重视的建筑不是寺庙，而是皇帝居住的宫殿，木质建筑便于横向发展而有利于采光的特点刚好满足居住建筑宽敞明亮的需求，而且建筑速度快，可以快速建造大规模的宫殿。而西方重神性，一方面，石质建筑容易向高度发展，直指天空，有利于塑造高耸且不采光的空间，刚好满足宗教需要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金字塔、希腊神庙、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西方的大型建筑建造时间长，石材又便于保存，满足建筑建造时间长、追求永恒的特点。 1.2建筑形式 另一方面，从建筑形式上来看，东西方的建筑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东方人祭祀先祖，希望先祖可以庇佑自己和后人。所以东方的祭祀建筑——祠堂，其建筑形式更接近于普通的居所。而西方人则是崇拜神，追求不朽，这点在教堂建筑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1]。其次，由于建筑材料的差异，东方建筑的木构架建筑更易于横向发展，而西方的石材容易向高处发展。所以东方的建筑等级越高，开间就越多，以此体现建筑的地位。如北京太和殿，它面阔11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2377.00㎡，高26.92m，连同台基通高35.05m，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庞大的建筑。西方的建筑越是重要，就越高大。古罗马的万神庙，它面阔33m，正面8根柱子，高14.18m，穹顶直径达43.3m，顶端高度也是43.3m，整体高大雄壮，色彩艳丽。再如之后的哥特式教堂，建筑外表的向上动态很强，轻盈的垂直线条统领着全身，越往上划分越细，装饰越多，越轻盈。西方人企图通过高耸入云的建筑与神进行对话。 1.3建筑装饰 西方建筑的起源是古希腊，古希腊的建筑风格主要依靠柱式和山墙体现。柱子上细下粗、上轻下重，下面质朴而上面华丽，这使它们表现出向上生长的姿态。柱式体现了西方的严谨性和逻辑，每一种构件的形式完整，垂直构件作垂直线角或凹槽，而水平构件作水平线脚，柱头是垂直构件和水平构件的交接点。柱式上的装饰很有节制，精美而不冗杂，并且随着环境的不同，建筑物的大小性质不同，柱式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建筑的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2]。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东方建筑的装饰包括彩绘和雕饰。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雕饰是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墙壁上的砖雕、台基石栏杆上的石雕、金银铜铁等建筑饰物。雕饰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有动植物花纹、人物形象、戏剧场面及历史传说故事等。北京故宫保和殿台基上的一块陛石，雕刻着精美的龙凤花纹，重达200吨。在古建筑的室内外还有许多雕刻艺术品，包括寺庙内的佛像、陵墓前的石人、兽等。 2群体布局的差异 2.1建筑群布局 东西方建筑的空间布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观念的影响。在东方，大约六千年前，广大地区都已经进入了氏族社会，仰韶文化的母系氏族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纽带，居于首要地位，礼制宗法制度也都来源于血缘关系，并且维护着它[4]。而礼制宗法制度又影响着建筑布局，所以东方的建筑多以家庭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建筑空间，也就是四合院。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又如北京故宫，由重重院落组成的庞大的建筑群，各个院落、各个建筑又都表现出了等级制度，体现了东方建筑所包含的礼制思想。与东方建筑的建筑群不同，西方建筑往往重于表现单体建筑的高大辉煌，表达建筑的个性，这与西方自古以来的英雄崇拜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希望可以突出个体的表现。虽然西方也有建筑群，如图拉真广场，广场的形式参照了东方建筑的特点，不仅中轴对称，而且作了几进布局，空间纵横、大小、开合、明暗交替，雕刻和建筑交替。但与故宫不同的是，这一系列的交替只是为了酝酿艺术高潮的到来。建筑群的最后是一个围廊式的庙宇，这是崇奉图拉真本人的庙宇，规模很大，非常豪华，是整个广场的艺术高潮所在。所以图拉真广场的本质还是个人崇拜，与东方的礼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2.2园林布局 在影响东方建筑发展的诸多理念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最基本的。“天”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无法预测的宇宙的敬畏，夏商以后，“天”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春秋以后，对这种主宰的敬畏构架起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并出现了“天命”“天意”等一系列的观念。西周以后，人们强调人与天的关系不可分割，于是出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次，是“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在东方的文明中，受到道教的影响，自然包含了人类本身与周围环境，在这种观念中，人与自然中的其他东西的地位是相同的，没有高低之分，这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思维基础。所以，东方园林追求“虽由人作，宛如天开”的意境，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通过巧妙的布景、独具匠心的空间安排[5]，并借助于文学、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把自然景物和人文艺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园林超越了单纯的使用居住功能，具有深厚的抒情性。苏州拙政园就充分体现了“自然美”的主旨，在设计构筑中，采用因地制宜，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自然山水融入园林建筑设计中。而西方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虽然将人与自然都看成被上帝创造之物，但是却认为自己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因而享有管理、控制自然的特权。所以在西方文明中，自然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在矛盾关系中。同为人工创造，西方园林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人工管理的痕迹。如凡尔赛宫，充分体现了“秩序是美的”的观念，所有的植物都被修建成规整的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并且整个花园有着明确的中轴线，就园中的建筑而言，并没有像东方的园林建筑那样，企图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而是脱离建筑存在，表达自身的雄伟壮丽。 3结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东方注重血缘关系，西方重视个体价值。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东方讲究“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方则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要改变自然。在信仰则分为祖先祭祀和崇拜神两种模式。这些差异反映在建筑上，就出现了东方以庞大建筑群落为主，和西方以高大的单体建筑为主两种建筑形式。表现在建筑材料上，东方的土木结构在废弃后便于回归自然，西方的石材则体现出他们崇拜天神、追求永恒的观念。 作者:郭柳辰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谈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景观设计借鉴 摘要：园林艺术是一门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综合艺术，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园林史中，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然园林和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方园林成为园林艺术的典型代表。文章结合中西方园林设计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思想，分析园林建筑环境、意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西园林建筑环境的差异，总结出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对室内景观设计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室内 景观设计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创造文化和生态结合的园林建筑成为有关建筑人员需要思考的问题。园林景观建筑作为一种空间和环境综合形成的环境景观，对于研究各种组合形态内涵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现代园林建筑和室内景观的构建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人们对建筑景观的空间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地方气候、风俗、地域、环境、场所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的园林建筑环境对中国园林建筑景观产生了愈发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的园林建筑环境呈现中实现了中国“欲扬先抑”和西方“率真表露”手法的结合。 一、中西自然观和中西园林艺术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观 中西园林建筑环境自然观的形成深受二者地理环境的影响。第一，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幅员辽阔，独特的地势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传统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系统，人们将个人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建设中。另外，受社会条件的影响，人们会将自然界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是神明的旨意，对自然环境心存敬畏，逐渐产生了崇拜和依赖自然的心理。这种思想在传统园林设上的表现值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进行园林建设。园林建设追求对自然的顺从。第二，西方的地理环境。西方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气候类型多样，欧洲人员的生活以狩猎为主，长期发展过程中养成了和自然斗争的自然观，注重对自然界的改造。这种自然观思想在西方园林设计中的表现是强调设计中对自然征服，注重人工美高过自然美的设计理念。 （二）文化基础和自然观 中西方因为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的不同使得二者在园林建筑空间的设计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出现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差异导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历程和哲学命题不同导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的表现是注重审美情趣和意境的表达，而西方哲学思想在建筑空间设计上的表现则是注重原始宗教的力量。园林建筑环境作为人类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在设计发展的过程中会体现哲学的特点。中国园林建筑环境则是会受到传统儒家礼教的影响，这一点从清代在北京建立的一系列的集锦宫苑中就能够体现出来。这些宫苑在空间思想上表现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宗法。但是这种建筑形式是依靠高墙大院形成的，在具体的呈现上缺乏必要的公共交往空间。西方园林建筑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从原有的心理幽闭性向开放性、层次性发展转变。西方贵族人士兴致勃勃的建筑打造心理和猎奇心态使得园林建筑景观的发展在一时间达到了顶峰。在研究园林建筑景观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园林建筑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的园林的意境文化性、在唐宋时期注重的是建筑设计和环境的对等性、在明清时期注重的是建筑对环境的支配地位。在建筑园林环境的呈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园林建筑的设计构思中有了充分的体现，在园林建筑中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哲学思想。 二、中西园林建筑环境分析 人们对于园林环境的认知心理体验能够直接转换成人们对环境空间的体验和认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以人的认知判断为基本标准的认知发展模式，强调艺术物化之后的审美意识，是对人类认识和情感表现统一的体现。基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进行建筑构造的时候会将自然要素，比如植栽空间、水体空间等引入到现代室内空间建构中。我国古典园林空间布局设计强调的“曲径通幽”，在设计中会采用“道路透景”的方式来给人带来空间的模糊性和独特的心理效果。我国古典建筑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曲径幽深的设计理念在明清两代的江南园林设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园林建筑的空间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在逐渐的衍变发展中实现了建筑艺术和建筑意识的融合，并在园林艺术设计中融入了大自然中的诗情画意。在隋唐之后，诗情画意在中国园林的建筑设计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是中国园林构思设计的重要一环，典型的是以山水创造为基本主题的园林建筑设计。山水为主题的室内园林建筑设计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享受，比如以江南古典风格的园林设计——拙政园为例，拙政园以“远香堂”为主要的厅，由中花园的旧门入园管理，经过长弄和腰门，能够看见黄石假山，假山纵横拱立，起到了隔离景物的封闭作用。在临近“远香堂”的附近发现明窗四面广阔敞亮，能够将景色完全的展现，给人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感受，形成了和谐的室内空间序列。西方园林建筑则是以形式多样的回廊和立柱维合的结合体现，特别是在贵族的建筑装饰中，存在大量的罗马式、哥特式建筑形式，在这些建筑形式中主要以规则为基本主体。在欧洲的园林建筑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的景物元素、构件元素、造型元素，在对这些元素的规划设计中体现了西欧人们人定胜天的思想理念。在众多的建筑艺术形势下，喷泉和雕塑的结合成为一种常见的形式，显示出西欧社会的人文内涵，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三、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和室内景观设计的匹配 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善于应用隔、曲、抑的手法来营造园林景观参差多变的特点，使得园林景观的设计景外有景、象外有象，给人们带来一种独特性的视觉感受。园林创作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意在通过园林建筑设计来给人带来关于自然情境的无限遐想。室内景观在表现建筑空间环境的生态化和文化内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室内景观的设计表现注重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三者之间的融合和协调。为此，在室内景观设计中可以将室外的自然景物直接引入到建筑设计中，提升室内景观设计的神韵。另外，还可以通过各种公共建筑空间室内景观和建筑景观融合来为人们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景观，通过健康景观的设计和呈现降低人们的生活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景观设计是现阶段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受人们思想观念和建筑形态多样化的发展变化，室内景观设计和创作逐渐回归到自然状态。中西方园林建筑环境在室内景观设计中的引入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势，通过中国古典园林意境、标志符号、思维方式的融入能够实现我国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的创新化发展设计。 作者:黄文珍 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福建 西方建筑论文:比较中西方建筑雕塑论文 一、中西方建筑雕塑文化内涵之比较 中国的建筑雕塑的大发展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源于印度，传人我国后以迅雷之势蔓延开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扎下根。佛教的兴盛推动了佛教建筑的修建，而佛教建筑是离不开雕塑的，客观上推动了建筑雕塑的繁荣。自此之后的中国古代建筑就与雕塑结下不解之缘，雕塑成为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建筑雕塑的影响是很大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儒家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思想影响在建筑领域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运篇》）；“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记•礼器》）[2]。这说明私人所拥有的一切物品，必须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不能逾越。建筑的大小、形制，建筑装饰的华丽程度，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繁复程度都要与主人的身份相一致，建筑也成为维护伦理纲常、礼乐秩序的工具。二是中国传统认知重文学艺术轻科技工学，建筑恰恰不幸的处于工学技艺的范畴，建筑人员在古代只能被称作“匠”，建筑也充其量就是手艺活儿，这些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和传承一直处于师傅传徒弟的状态，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知识阶层的充分介入，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门学科。师徒式的代代相传，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徒弟要秉承师傅的教诲，守“祖训”，势必不能跨越祖宗定下的规矩。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国传统建筑并没产生质的飞越，无论是建筑材质、建筑形制，还是建造技术都没有新的突破，理论上的建树更是乏善可陈，仅有的几部建筑方面的著作，也只是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更多得是为了发挥规范作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建筑雕塑的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不乏繁复精美、巧夺天工之作。 二、中西方建筑雕塑表现形式之比较 (一)建筑雕塑的载体和部位 西方建筑普遍是砖石结构，石材是其建造建筑物的主要材质。因石材具有稳定性佳、耐腐蚀风化及抗灾害性良好的特性，因此西方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古代伟大建筑较多。建筑雕塑依附于石材之上，以石雕为主。早期希腊建筑以柱子作为建筑的承重构件，在这些柱子的柱头或柱身的下半部往往会有雕刻纹样存在，有的甚至整根柱子就是一尊完整的人物雕塑。建筑山墙的尖端会有纯装饰性的雕塑出现，山花及檐部都有大量雕刻。罗马时期柱子沦为装饰，不再作为建筑的结构构件使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建筑成就集中在教堂的建设上。12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教堂以哥特式为代表，更强调世俗美和感性美，教堂的内部由垂直支柱构成框架结构，冷峻精瘦，支柱之间是大面积的窗子，这种内部结构形式使得其内部几乎没有墙壁，雕刻之类的建筑装饰没有了依附。但教堂的外部却布满装饰，比如教堂的大门四周，主体建筑的外立面。巴黎圣母院的西立面上就雕刻着彩色雕像，龛、小尖塔、华盖上往往也会布满雕刻，使建筑的天际线拥有跳跃的层次性，增强了教堂的庄严、静穆之感。西方建筑雕塑的巅峰是巴洛克建筑，巴洛克建筑是一种炫富情绪的释放，它打破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更注重标新立异，故而装饰布满建筑内外，大量使用雕刻和壁画，华丽璀璨。许多天顶画和壁画采用浮雕技法，使雕塑、绘画与建筑浑然一体。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墙体多为土质烧制，这与中国古代的阴阳理论有关。古代风水理论认为“，木”属阳性，宜于活人住所建筑，而石材乃无生命之物，一般用于陵墓等阴宅的修建。古代建筑雕塑以木雕为主，同时还有彩绘、漆饰等。西周时期出现了板瓦和筒瓦，东周时已有附有雕刻纹样的瓦当出现。我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多样，两屋面相交而成屋脊,两条脊或三条脊相交必然产生一个集中的结点，对这个结点往往进行美化处理，雕刻成动植物或几何样式，称之为宝顶或吻兽[3]。整个木构架体系的划分细致，分为梁、柱、枋、檩、椽等，这些构件几乎都是肉眼可以看到，暴露在外的，因此也是进行装饰的首选之处。往往根据部位和形态的不同加工成动物造型、植物造型等不同形象。古代建筑的门窗也是进行雕刻的主要部位：大门上有成排的门钉，中央会有一对兽首口衔门环；窗子上多用纸糊的，窗格较为密集，这密集的窗格上大都布满雕刻纹样。古代建筑往往有高高的基座，台基上建有围栏，围栏通常雕刻纹饰；望柱的柱头和望柱下的排水口多被雕刻成动物形象，使整个基座高台看起来庄严富丽。 （二）建筑雕塑的内容题材和形式手法 中西方建筑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雕刻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超不出植物、动物、人物这三大类。其中人物又分为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以及与表现人物所关联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雕刻手法基本都是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几大类，少数建筑上存在线刻手法。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雕塑多为古代神话。以帕提农神庙为例，该神庙是希腊神庙中最负盛名的一座，作为雅典卫城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物，它的雕刻和装饰也是最杰出的，山墙的最上部有金色的雕塑装饰物，东山花上是雅典娜诞生故事的群雕，西山花上是海神波塞顿和雅典娜争夺对雅典的保护权故事的群雕[4]，这两面的雕刻恰当地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外框内，自然贴切。檐部的陇间板上也雕刻了一幅幅画卷，表现的仍是希腊神话内容。这些雕刻采用的是高浮雕和圆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圣经故事也是雕塑的重要内容，大大小小的宗教建筑之上分布着圣母、圣子、圣徒雕像，《新约》也是其雕刻的重要题材。早期的我国古代建筑雕塑最初仅具有本民族图腾崇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雕塑越发丰富起来，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皇家宫殿多雕塑龙、凤、兽、狮子之类，还创造出来并赋予某种美好寓意的动物，如鸱吻，原型类似海中鲸鱼，用作房屋顶部正脊两端，有防火的寓意；普通百姓府邸较多选择表祥瑞的雕塑题材，如荷花、鱼、福禄寿喜等；文人雅士的住宅则较多雕刻梅兰竹菊之类品节高尚、卓尔不群的植物形象，用以托物言志；寺庙佛窟之类的宗教建筑雕刻的往往是各种佛像或佛祖故事之类的神话传说；太庙祠庙类的坛庙建筑内多会刻画一些先贤圣哲故事，突出人伦教化功能。建筑雕塑依附于建筑而生，是建筑精神的展示，也是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传递。在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中西方建筑雕塑，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中西文化，使传统得以传承。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石材在西方建筑空间中的生态运用 一、传统石材在建筑中的使用方法 （一）堆叠 石材的堆叠是绿色建筑的起源，建筑师挑选可塑性好的并有独特艺术美感的石材，在不用任何粘合剂的情况下形成的壮丽建筑造型，就是石材堆叠的作品见证。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大峡谷和意大利的山洞是最早对石材的运用。石材给人的稳固及厚重感使人在建造洞穴时很有安全感，会给人沉稳的力量感。它的肌理经过岁月的冲刷展现出震撼沧桑。并产生对时间流逝的生命美感，叠砌的阵列感会更加强化了石材的生命美。 （二）采光 石材因其在建筑中门窗的结构建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围合作用，镂空的采光口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在地面和墙壁上产生光影，光影的轮廓因石头的各种不规则边角呈现不同的形态，展现出光与影的艺术美。（三）石材与其他材料的组合。任何一种材料都不可能独立诠释在建筑中，通常会与多种材料结合使用。它与水泥、沙子和颗粒等混凝土原料结合，可以为建造增多环保成分，成为大多数的建筑空间。其中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密斯的作品，他提倡把石头、玻璃、水和钢材等物质加入建筑行业，形成特殊的视觉效果。建筑设计的魅力就在石材基地和木制建筑墙体设置表现匀称，卵石发挥衔接与过渡作用，粗糙墙壁纹理营造简单气氛。 二、传统石材在早期建筑中的表现 （一）古埃及时期 石材在建筑中使用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金字塔时期，因为古埃及人相信，石头是有灵魂的，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不管是建筑还是雕塑中始终让石头保持原有的外观和状态。 （二）古希腊雕塑 古希腊人用石材做雕塑是石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石材在建筑艺术方面的潜力被希腊人充分挖掘出来，石雕柱式是最显著的表现方式之一，它的雕塑及石雕柱式在当时对人们的审美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希腊人建立了石装饰在建筑装饰行业的美学模范，石材丰富了柱式语言并被巧妙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和过程模拟。希腊人则完全用古希腊的做法，揭示了石头雕刻的潜在美感。例如：古希腊人的建筑在不同的建筑中为石材增添不同的人文精神感染力，这完整体现出古希腊时期的石材雕塑材料在建筑中的充分运用。希腊人的石材雕像现如今还伫立在大街上，影响与熏陶着前去观赏他们的人们，这些艺术珍品影响可谓深厚长远。 （三）古罗马帝国 石建筑辉煌史发生在古罗马，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宗教。传统寺庙中石材是主要承重结构，并开始有装饰功能。 （四）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由承重的石头建筑和琢石构成。这座哥特式的石头建筑，经历200年，是巴黎最古老的最大的建筑景观，在欧洲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圣母院内石刻为主要建筑材料，装饰风格既大气又华丽，石材被发挥得恰到好处，质朴的氛围不失华丽，完美诠释了教会的亲和力，以及纯净大气和神圣的气质。 三、现代石材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 （一）石材在现代技术下体现出的本质美 每一种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些材料应该是光滑的、美丽的，如瓷砖、玻璃。有些材料是简单的、复古的，如木材。而石头则是最简单自然的，没有任何装饰。人们应该充分尊重每一种材料的性质，让它发挥真正的魅力。当代的石头建筑，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是石材的装饰作用，而不是承重结构功能。材料市场上到处都是石头，一切是相同的模具，这是石头吗？如果是这样，与人造玻璃、人造地砖相比，石头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石材就该有石材的样子，石材是有性格的，或许它应该是沉重的、大体积的、自然的，不应该与其他材料相一致。 （二）在现代建筑中体现的案例 在法国有个不得不提的建筑便是高迪的建筑作品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高迪特立独行的建筑总是以一种惊艳唯美的影像出现在人们面前。高迪对材料的掌握达到了极致，他用陶瓷、搪瓷和马赛克镶嵌成奇数拼贴，所有的事情在忘我的激情的矛盾下共同推动，已经失去控制的能源附在双曲静态结构框架上。只有高迪可以把这种疯狂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如马赛公寓的马赛克拼花。 四、结语 石材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的作用随着时代变化而日益转变，展望未来石材在建筑中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被合理地运用，并展现出它的环保绿色生态美。在建筑设计中，设计师会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不同的装饰内容、不同的光线和功能需求，与石材有一个更贴合设计构思的新交流。相信石材作为建筑材料在西方建筑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怎样它的魅力仍然是不变的，应该有越来越多人去慢慢挖掘研究隐藏在石头中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作者：周长积 袁世君 西方建筑论文:建筑文化与中西方文化论文 一、关于中西方文化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宗教信仰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西方传统建筑在材料上多采用石材，外观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在张力的穹隆和尖塔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的特征。西方建筑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能够战胜一切。西方建筑由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依靠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以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其建筑整体风格是外向的、开放的、活泼的，追求外在的自由性和进取精神。西方传统建筑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呈现出其特有的建筑风采。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西方传统建筑刻意体现宗教精神和“出世”思想。如，西方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基督教堂，以高耸的尖塔、尖形的拱门以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等，反映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向往天国的文化观念，也表现了人们对尘世幸福的渴望。而远近闻名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典型代表，它集宗教、文化、建筑艺术于一身，采用石材建造，整个建筑高耸挺拔、辉煌壮丽，给人以庄严而和谐之感；其拥有华丽的建筑外形和精美的雕塑装饰，增强了外观的艺术装饰性。巴黎圣母院不仅承载着与众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时代烙印，更是西方人民智慧的结晶，展现了西方建筑艺术的非凡魅力。由于文化的起源不同，中西建筑的文化理论、审美方式、表现形式各具特色，给观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感受、文化气息和心理体验。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造就了中西方迥异的建筑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次又一次地碰撞，我们不仅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重塑新时代下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这样，中国建筑文化才会充满活力，更加丰富多. 作者：叶自健 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西方建筑论文:中西方建筑艺术文化差别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文化特点及差异 我国的传统崇尚一元论，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西方则是二元论，即主客分离。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基础，将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讲究的是整体性、和谐性、关系性和实用性。而主客分离则强调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突出个体差异，突出开放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注定会影响室内外空间的建筑布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加上古时交通的不便，造成了中西建筑互不影响、相对独立、风格迥异。中式建筑体现的是封建的儒道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特色，突出建筑形态的互补性和对立统一，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特有的等级观念、从属观念和临时观念。西式建筑则受宗教神权的影响，追求主客分离的特色，表现的是地位观念、归属观念和永久观念。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 1.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文化特点 中国传统设计源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整体设计观。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突出天地人三者的大和谐设计观。物尽其才、人尽其力、天时地利。在建筑中强调人、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其二，散点透视设计观。由于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写实主义的不同，采用散点透视原理，在绘画艺术中营造出无边无尽的超脱意境，让欣赏者仿佛身临其境，在精神需求上产生共鸣。在建筑艺术的表达上则形神兼顾，其空间是多方的视点相结合的布局以达到诗情画意移步易景的境界。其三，以形传神的设计观。南齐谢赫提出追求“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以神似替代形似，不是表面再现物体的外在形态与色彩，而是强调事物内在的生命韵律以及与环境人文的相辅相成。 2.西方艺术设计文化特点 在西方设计艺术中，现实性和务实性是两个最突出的特色，用一切能够表现写实的手法对人和自然进行复制，突出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这样几种设计思路。首先，科技至上的设计观。从古希腊就开始研究几何学、数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并将其运用于绘画、建筑等多个领域。神话与科学共存，画家、设计者擅长用几何数理公式来表现具体物体形状、结构、运动方式。设计理念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并遵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前进。其次是物质主义设计观。西方哲学思想着重突出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科学至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世界观。在西方普遍认为人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以及乐观的强调人的能力。社会强调“生存竞争”。通过人的力量得到价值体现。科技至上和物质主义这两种设计观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现实性。另一特色务实性，则表现在西方设计艺术最后一个特点上，即功能至上设计观。从西方早期设计到现代设计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西方设计追求的第一要素即功能至上理论，受务实思想影响，产品的使用价值作为设计的主要衡量标准，用各种科学技术来创造最合理的功能，体现物的实用性，这是与我们追求精神性的最根本的区别。 二、中西方建筑空间组织方式的异同 中西方制度文化和性格特征的异同，完全可以在建筑空间的布局上得到充分的表现。相同之处在于顺序形式均以一定的轴线为基础，即双方均采用了轴线的概念组织空间。不同之处则在于，西方建筑的轴线概念多为东西向，且常用于单个建筑空间，而中方建筑多为南北轴线，且常用于群体建筑。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人,在实践研究自然规律而渐渐产生了“以北为尊”的观念,我们常说的建筑形制中的坐北朝南就是这个意思。在实际建筑形式中用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的独有组织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以及人的内向型性格，在建筑空间形式表现出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平面式建筑群，前后左右有主有宾、有规有矩地平面展开，具有一定的规律规定性，这种建筑组织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形态有相似性，可以说建筑同样是表达尊卑长幼秩序的一种手段。要满足各类建筑功能上的不同需求，就要通过它们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来完成。例如：北京的故宫，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山东曲阜的孔庙等。简而概之，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建筑多为平面简单的矩形，既单纯又整齐划一，在平面空间上叠加，从而组成有秩序的建筑群落。而西方则不同，影响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是科学民主精神和人的外向型性格，这些都是源自于古西方社会的神学、宗教和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相比较而言，中国建筑内敛，表现为地面上的平面拓展，而西方建筑外放，表现为垂直空间上的延伸。西方人思想体系中太阳和自然万物是生死循环的根本能量，神的力量主宰太阳的朝起夕落过程。在西方建筑中，建筑功能的划分往往在建筑内部完成。与我们东方建筑在形制上恰恰相反，西方建筑多是垂直空间的延伸。但是这种设计理念却被建筑技术和浩大的工程量所制约。垂直空间的延伸需要极大的建筑空间支撑，可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当中,不断增高的建筑所带来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注定需要依靠更高的科学技术和更大的工程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的建设成本和更多的人力物力，而这些，尤其是科学技术，却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为解决这种难题，西方社会受太阳东起西落启发，渐渐地采用东西轴线来替换垂直轴线。这种建筑形制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开拓了建筑的内部空间，将纵向的内部空间进行组合创造，同时创造出相应的空间装饰和艺术。这种建筑构造离不开成熟的几何理论知识支撑，拱券技术和混凝土的发明使西方建筑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建造出了一系列辉煌的建筑。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和其他一些欧洲着名的哥特式建筑。 三、中西方建筑材料和装饰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木质材料占据着建筑材料的主要位置，其它均为辅助材料。儒教在中国的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奠定了以“仁”为主，忍、韧的精神。而木材恰恰能够极好地体现出这种思想文化的细密、深邃、坚韧和柔美的意境。从建筑形式与建筑材料的搭配上讲，木料结构的建筑更适合中国式平、广、大的建筑模式。中国古代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木质结构体系。这种木建筑的优点有很多，第一，防震能力优良。在1996年的丽江大地震中，专家们看到市区内不少新建建筑倒塌受损，但令人称奇的是丽江老城区的古建筑受到的影响却很小，古老的丽江古城并未消失。而山西应县我国最老的木结构佛塔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在这风雨飘摇的几百年中，这座木佛塔不知经受过多少次地震与自然灾害的侵蚀，但依然屹立依旧。第二，木质结构器物选材取材的便利性强。树木砍伐相比起开山取石或是烧制砖石来说，要便利容易太多了。而且古人用木材做柱子、梁枋大大提高了建筑时间。例如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中仅房屋面积就达到16万平方米。有史记载的从开始建造到全部完工，仅仅用了13年。重点是在这13年中大多数时间用于准备建筑用木材，真正现场施工还不到5年。而西方建筑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充斥在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中。西方建筑中多采用石材作为主要建筑原料。石材建筑充满力量感，在材料的对比上不难看出石材的运输修整更耗时耗力。例如，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建造耗时近三十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之花教堂，这座宏伟的石料建筑花费了将近50年之久。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在追求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审美需求也必不可少。在装饰设计艺术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仍然以木结构为主，经过一系列美化加工的原木构件被用在建筑物的里里外外，形成传统装饰的主要部分。由于木结构怕火，历史上很多建筑因此而付之一炬。为了保护木构防腐及防火，常常在原木上涂漆绘画。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从组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到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从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色到青、黄、赤、白、黑这五个颜色。在建筑色彩应用中表现为东青、西白、南朱、北黑外，中央为黄色，黄色为大地之本，尤其在农业社会，土地更是一切财富的基本，具有特殊的地位。传统装饰中经常提到的“雕梁画栋”正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详实的写照，具有以下特点：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表达特殊的含义，比如说植物中的岁寒三友，动物中的飞禽走兽或是数字中的象征意义。不管采用哪种装饰形象，无一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或是对秩序的隐喻。西方主流建筑的基本元素是柱式，它是决定建筑的大小和风格的首要因素。柱式建筑历史悠久，流行广泛，生命力强大，是从一种建筑形式慢慢演化出依附结构的设计艺术形式。而且西方柱式结构建筑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有了量化的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柱式的强大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技术的简单性，形制的规范和成熟性，和多环境的适应性。最基本的柱式结构有三种，即男性化的多立克、女性化的爱奥尼亚和装饰的科林斯。柱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体美赋予建筑，通过雕刻艺术与柱式结构的结合，在人物和动物的塑造上通过写实艺术塑造精准逼真的形体。 四、结束语 多元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建筑，但在当今世界大同的情况下，一味不加区别地模仿堆砌建筑符号，而不对中西方的传统进行系统研究，是根本无法创造出真正有特色的建筑的。理解传统，继承传统，同时灵活地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结合当今的高新科技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先进理念，才能设计和建造出真正独具特色的建筑，这才是建筑的真正创新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设计和建造出即有舒适性又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新建筑，开辟出建筑事业的新天地。 作者：王婷单位：中原工学院服装设计 西方建筑论文:东西方园林设计区别思索 本文作者：钟松涛 单位：南昌市世纪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遵循自然式的设计原则，在园林建筑的分布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建筑在园林中的分布遵循着这一原则，一般根据实际的园林景观进行变化，建筑的功能和类型也根据园林景观整体的布局进行选择，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西方园林建筑的分布，遵循对比的原则。园林建筑一般处于园林景观的中线或者视线的节点上，园林建筑之间相对独立，园林建筑与园林其他景观之间也处于独立的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同时具有美学功能和使用功能两个功能，具体的体现在美学功能、使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空间的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园林建筑本身的造型和设计发挥其美学功能，其居住、休息、宴会等作用是园林建筑使用功能的发挥。此外，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还可以起到对园林的空间进行分割、组合的作用，如墙在园林建筑中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园林的空间感。西方古典园林的园林建筑，除亭、桥等具有使用功能外，其他的园林建筑一般不具有使用功能，仅仅是作为人工景观对园林起到点缀作用，美学意义大于实用功能。在空间上，西方建筑不具有分割、组合空间的作用，在园林景观中独立的存在。 东西方园林建筑之间存在差异性的首要原因，就是东西方历史文化氛围的不同，即文化观念的不同直接导致的对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不同。中国文化追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状态。在园林设计中较多采用曲线设计来反应自然景观的不规则性变化，以曲线为美，园林建筑的设计包含了中国人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最高追求。在西方，西方文化追求人改变自然的观念，在园林的设计中多采用直线的设计，以直线代表着人的意志，对自然景观进行征服，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中以对称、直线和几何图形为美。 西方园林建筑起源于古罗马建筑，建筑材料的选择以石头为主。中国园林建筑受到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木式建筑的影响，园林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建筑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园林建筑上也是这样。以罗马万神庙最为代表的拱式建筑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以石料砌筑，墙壁较厚，窗洞较小是其建筑因材料带来的特点。西方园林建筑强调体积美感，建筑的尺寸和重量等以追求宗教氛围的营造为主，不以实际的使用需要为主。雕塑作为西方建筑的主要装饰方式，追求雕塑与建筑的统一，也是以以石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决定的。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以土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以抬梁式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抬梁式结构实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可以单间或者多间组合，还可以实现三角、六角、圆形、田字等多种平面结构建筑。塔最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代表，既是在以较轻的土木为材料，以抬梁式为主要工艺的基础上实现的。 东方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家追求自我哲学，在园林中寄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在园林建筑的设计上追求自我审美与建筑的统一。东方园林多由不规则的自然景观为主体，以建筑作为点缀和连接，在建筑上表现不同的文化品味。西方园林建筑则是对西方几何美学的追求，是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赞扬和崇拜，园林建筑作为人的代表处于园林的轴线上，起到统帅园林的作用。 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材料、功能和布局等多个方面，其本质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历史上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东西方在对园林建筑意义定位上的不同。探讨东西方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互相借鉴，实现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最佳作用的发挥。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科学技术论文: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1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尽管如此,我国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家庭为单位,小面积经营。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方式,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均需在单位面积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且以低水平、重复为主,很难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既不适应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要素水平和社会化分工的要求,也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市场风险,更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尽管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造成农户兼业化和村庄空心化现象。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影响“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 1.2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建设有待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为现代化农业,尤其是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市场农业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市场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在供需双方交换,生产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产业布局和专业化分工错乱,不符合现代化市场的需求;储运加工系统不畅,导致“卖难”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都大大地抑制了广大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积极性。 1.3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令人担忧解决好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粮食与食品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带来的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及病虫害问题,始终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当前,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转基因已走出实验室,成为动植物育种的常规手段。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新品种,正逐步侵入和占领传统的农业国家,我国同样未能幸免。尽管该技术在提高产量、抗逆及抗病虫害方面比传统作物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其安全性却无法准确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不仅危害食品安全,更不利于我国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平稳。当下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 2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18世纪以来,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体系引领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尤其是数量与分子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农业的发展与变革。我国用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努力进步与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2.4倍多,但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亿t多,增加到5.9亿t,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 3农业科学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稳定发展农业生产 农业发展是“三农”建设的基础,而科技创新更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特征,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到现代化农业工程——超高产作物选育、现代化的畜禽育种技术、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重大工程等,通过高科技手段不仅使得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提高了对环境的适应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古人总结出的一句老话,从中反应出了优良品种的重要性。在生命科学爆发式发展的推动下,尤其是经典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结合促成了现代化的作物、畜禽选育技术。高密度芯片和深度测序技术的出现,不仅使科技工作者更方便地定位疾病和生产相关候选基因,其衍生出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在作物、畜禽育种领域的应用大大缩短了世代间隔、加快遗传进展,极大地降低了育种成本。而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抗病、抗逆育种,使得自然环境较恶劣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被誉为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两弹一星”——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更是应用现代化农业科技手段,在党和各级政府协同努力下重点针对盐碱障碍耕地淡水匮乏问题,改善种植结构,改良工程和农艺措施,选育耐盐抗旱新品种,综合利用咸水和雨水资源对这一饱受旱涝、盐碱和风沙危害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不可估量,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潮中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2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功能,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的问题。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的需要,而城镇化的进程使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进城务工,而留守农户身兼数业,无心种田。这些归根结底是传统劳作方式生产效率低下,不能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利益。农业产业化,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应时而生,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仅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和生活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农民增收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的优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用现代化的工业理念来规划农业生产,通过土地集约经营,不仅可以加速农业科技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更能加速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科技园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它以技术密集为主要特征,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和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产品的高效快速流通也是困扰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一大难题。随着我国农产品“七区二十三带”布局的完成,现代化的农产品收储、加工、运输技术为“减少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结论 我国新农村建设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和城乡发展。这一过程中显现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粮食和食品安全及农产品流通和 市场建设问题亟待解决。借助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稳定快速地发展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缓解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使农业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农业、农村、农民”3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缩小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 科学技术论文: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铁磁材料,磁导率,磁滞,软磁材料 铁磁材料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智能材料。本文主要介绍铁磁材料的原理,分类,及其应用;并对三类主要铁磁材料详细介绍,包括软磁材料,硬磁材料,矩磁材料。 随着工及电讯技术的兴起,开始使用低碳钢制造电机和变压器,在电话线路中的电感线圈的磁芯中使用了细小的铁粉。氧化铁。细铁丝等。到20世纪初,研制出了硅钢片代替低碳钢,提高了变压器的效率,降低了损耗。直至现在硅钢片在电力用软磁材料中仍居首位。到20年代,无线电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高导磁材料的发展,出现了坡莫合金及坡莫合金磁粉芯等。从40年代到60年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雷达。广播。集成电路的发明等,对软磁材料的要求也更高,生产出了软磁合金薄带及软磁铁氧体材料。进入70年代,随着电讯。自动控制。等行业的发展,研制出了磁头用软磁合金,除了传统的晶态软磁合金外,又兴起了另一类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 铁磁材料是受到外磁场作用时显示很强磁性的材料。例如铁,钴,镍和它们的一些合金,稀土族金属以及一些氧化物都属于铁磁材料,具有明显而特殊的磁性。首先,它们都有很大的磁导率μ;其次,它们都有明显的磁滞效应。 磁导率(magnetic permeability):表征磁介质磁性的量。常用符号μ表示,μ为介质的磁导率,或称绝对磁导率。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高磁导率是铁磁材料应用特别广泛的主要原因。磁滞特性使永磁体的制造成为可能,但在许多其他应用中却带来不利影响。当铁磁材料处于交变磁场中时将沿磁滞回线反复被磁化。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以热的形式从铁磁材料中释放,这种能量损耗称为磁滞损耗,磁滞损耗不仅造成能量的浪费,而且使铁芯的温度升高,导致绝缘材料的老化,所以应尽量减少。 软磁材料(soft magnetic material):具有低矫顽力和高磁导率的磁性材料。软磁材料易于磁化,也易于退磁,广泛用于电工设备和设备中。软磁材料在工业中的应用始于19世纪末。软磁材料主要有,以金属软磁材料(以硅钢片,坡莫合金等为代表,包括Fe系,FeSiAl系和 FeGo系等)和铁氧体软磁材料(如MnZn系,NiZn系和MgZn系等)为代表的晶体材料,非晶态软磁合金(主要分为Fe基和Go基两种)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纳米晶软磁合金,如纳米粒状组织软磁合金,纳米结构软磁薄膜和纳米线等等。应用最多的软磁材料是铁硅合金(硅钢片)以及各种软磁铁氧体等。 硬磁是指磁化后不易退磁而能长期保留磁性的一种铁氧体材料,也称为永磁材料或恒磁材料。硬磁铁氧体的晶体结构大致是六角晶系磁铅石型,其典型代表是钡铁氧体BaFe12O19。这种材料性能较好,较低,不仅可用作电讯器件如录音器、电话机及各种仪表的磁铁,而且在、生物和印刷显示等方面也得到了应用。硬磁材料常用来制作各种永久磁铁、扬声器的磁钢和电路中的记忆元件等。在电学中硬磁材料的主要作应是产生磁力线,然后让运动的导线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电流。 磁带录音原理:硬磁性材料被磁化以后,还留有剩磁,剩磁的强弱和方向随磁化时磁性的强弱和方向而定。录音磁带是由带基、粘合剂和磁粉层组成。带基一般采用聚碳酸脂或氯乙烯等制成。磁粉是用剩磁强的r-Fe2O3或CrO2细粉。录音时,是把与声音变化相对应的电流,经过放大后,送到录音磁头的线圈内,使磁头铁芯的缝隙中产生集中的磁场。随着线圈电流的变化,磁场的方向和强度也作相应的变化。当磁带匀速地通过磁头缝隙时,磁场就穿过磁带并使它磁化。由于磁带离开磁头后留有相应的剩磁,其极性和强度与原来的声音相对应。磁带不断移动,声音也就不断地被记录在磁带上。 矩磁材料,这里是指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它的特点是,当有较小的外磁场作用时,就能使之磁化,并达到饱和,去掉外磁场后,磁性仍然保持与饱和时一样。如镁锰铁氧体,锂锰铁氧体等就是这样。这种铁氧体材料主要用于各种电子的存储器磁芯等方面。应用于计算机磁性存储设备和作为乘客乘车的凭证和票价结算的磁性卡所用的磁性材科及作用原理,同磁带所用的磁性材料及作用原理基本相同。但材料是矩磁材料(易磁化不易去磁)。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容提要】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系完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机理，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理，前者是后者的缩影。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指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科学精神振奋，科技意识不断增强，在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先进科技的引进、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正体现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巨大的实践价值。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试析抑制“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消极影响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马太效应　科学技术　科学道德　科学精神 论文摘要: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优势积累效应称之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利弊交织的双重作用。人们应从研究主体自身以及客观体制等层面采取必要措施，发挥“马太效应”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一是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二是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三是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亦即“马太效应”，是一种难以避免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客观现象。“马太效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影响。在发挥“马太效应”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内在约束与外在控制相结合，从研究主体自身与客观制度等层面采取多种措施，抑制“马太效应”的消极作用，促进科学技术健康、持续发展。 一、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在青年学者中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 应该承认，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引导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动机经常是复合的，既有崇高的精神探索，也不乏一定的功利目的，科学技术活动与个人或公众利益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而且紧密。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脱不开多种利益关系。在科学技术研究日趋职业化的今天，必须在满足国家、公众利益的同时满足科技工作者的个人利益，使科技工作者自身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大多数人注定要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下层，取得辉煌成就的只能是少数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同时也要求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铸就无私奉献的良好风气，大力提倡以“求实、创新、献身、协作”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居里夫人说过:“人类需要善于实践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他们虽不忘记大众的福利，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在今天，这种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代科学家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种精神。已故著名科学家王选先生曾说过，“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王选先生面对尘世庸俗和种种诱惑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和冷静，面对浮躁和急功近利始终坚守着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他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当前少数青年科研人员心态浮躁，耐不住清贫，在其眼中科研已经不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造福社会，而是追求名利的途径。少数人贪欲膨胀，为了获得声名地位，甚至不择手段，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应通过各种渠道的渗透，使科学精神被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所掌握，并体现在其长期的科研实践中，摒弃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发扬团队精神，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即便身处底层或逆境之中，仍努力做到力戒浮躁，淡泊名利，求真务实，乐于奉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在团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二、倡导科学道德，特别是在成绩卓著者中形成甘当人梯的学术风范 形成梯次结构合理、充满竞争意识又富于团队精神、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科学技术事业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术权威的形成，某一学科领域形成权威则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学技术共同体中的权威一旦形成之后，可以带领和指导广大研究者继续向这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探索，不但以其卓越的学识素养更以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在追悼居里夫人时指出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但如果学术权威本身道德失衡，缺乏学术民主，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则可能造成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多数默默无闻者特别是年轻人才难以顺利成长，甚至造成科学蒙难现象。减少这种现象出现的措施之一是在科学技术共同体内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除了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格守其职业道德之外，还要不断强化其科学道德意识，以此约束科学技术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公众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学术前辈应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的若干自律规定》所倡导的那样:“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培育新人。要甘为人梯，为新人的成长创造条件并支持新人超过自己。”应善于培养人才、举荐人才，带动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担负起培养新一代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史上，巴罗推荐牛顿，爱因斯坦提携英菲尔德，熊庆来发现并栽培华罗庚等已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三、完善管理体制，为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研发经费逐年增加，202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提高到2. 5%左右。如何保证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科技投人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了改变由于多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科研资源浪费状况，国家近年来已从政策体制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限项申请规定;各类科研经费已经在向年轻科技人才倾斜，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计划”等，各地区亦有相应措施。但应看到，这些措施的受益者也常常是一些业绩卓著者，仍有“马太效应”的痕迹。目前我国科技投人管理和调控尚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投人不足和浪费低效并存;注重资历和项目，轻视对科技成果质量与数量的“科研能效比”评价;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薄弱。这种状况会使得过量占有科研资源的少数人全无担心之意，科研资源浪费的情况难以根本扭转，事实上在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何既保证集中优势兵力，又给默默无闻者的创新以雪中送炭的支持，遏制“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保证科研资源的最佳利用，仍是需要深人研究的问题。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建立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适度控制优势累积，处理好优势累积与创新的关系。如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对科研产出成果的系统量化评价及效益分析指标体系，对科研项目完成的质量、数量和真实社会效应等产出要素进行科学评价，使那些低投人而高产出的能力型科技人才能够占有科研资源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务院准备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对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高等学校应改革重量不重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近年来高等学校承担的科研项目和筹措的科研经费均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为保证高等学校科研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保证。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亦相伴而生，部分高等学校以科研项目来“圈钱”的做法已成为比较严重的现实。此种现象的出现与高等学校内部普遍采用的“量化式”科研评价体系的负面导向具有一定关系。相当一部分高效的科研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GDP指标式考核，科研项目、论文等经折算后量化为教学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受聘岗位的主要评判依据。这种评价体系曾对促进高等学校科研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最大弊端为重量不重质。为了通过考评，许多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寻求各种关系跑项目、发论文，却又往往难以奏效，而某些人则利用其学术权威地位甚至官本位来申请科研经费，得以占有大量科研资源。有鉴于此，高等学校应既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应逐步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的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完善高等学校科研评价体系。 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应形成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建立学术平等机制，良好的交流机制等，为默默无闻者创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建设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富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坚持以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导向，通过学术梯队建设、团队吸纳、项目资助或鼓励自由探索等方式，加大对年轻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支持力度，合理配置科研资源，为年轻科技人才占有科研资源提供制度的保证。 四、健全相关法规，对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惩治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马太效应”造成的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惯于用批评或道德谴责代替行政或法律的惩处，缺乏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法规条例。诱惑和利益相当可观，而损失与惩罚并不严重，那么有人心存侥幸、违规操作则在所难免。因此在强调科技工作者自身加强学术修养的同时，还需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管理机制及法规对少数人利用自身所取得的声望，在课题申报、成果评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予以约束及惩治。 科技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一系列规范、程序和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科技评价工作基础建设，建立一套更为科学公正的科研基金、技奖励评价体系和规范有效的评审制度、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专家评价资格的认证、公开专家信誉度、严格对评审专家和被评审人建立信用档案、组织评价监督委员会、建立评价中介机构监督管理体系等制度，完善监督机构和机制。如日前发表的由国内人文社科界的109位知名学者联合签名的《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中所建议的那样:为促使主管机构认真严肃地处理学术不端与腐败行为，尽可能地使中国学术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发展，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定期公开通报批评违纪者，并责成有关高等学校或研究单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等。 现代科学技术活动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深刻的利益背景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仅仅依靠行政措施和政策不能完全奏效，需要借助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解决问题。因此在完善管理机制的基础上还应健全学术惩戒机制，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约束“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学术不端行为，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通过全体科技工作者的严格自律，通过科学技术共同体管理机制的日益完善，通过国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良好氛围的逐渐形成，一定能够最大程度地限制“马太效应”可能引起的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科学技术对身体伦理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身体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论文摘要：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造成了身体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传统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却依然在寻求相对普适的生命伦理原则。身体的缺席，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主要原则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伦理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身体伦理学批判地审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将具有不确定性的身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变动的实践中开拓自己的生长点。可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困境，也为身体伦理学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一、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传统生命伦理学困境 随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伦理学在实践方面的有效性正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伦理学难题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实践有效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人身份变得含糊不清。生命伦理学建立于自我和他者，思维和身体，主观和客观，正确和错误，真理和假象，人类和动物，人工和自然等明确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美丽、清洁、有序的现代世界中，世界往往被感知为确定的、可控的和安全的，在它理想的模式中，不允许一点不确定性、易变性或者暂时性。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个对任何事物都实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的世界中，与主流不一样的个体却被边缘化、被打压，被迫在"无尽的、正确的话语"下审视自身、改造自身，重塑着个人的生活。正如福柯所认证过的："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各种知识一直都是同西方人看待和总结其自身基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在西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着西方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生活和对世界的基本态度。"①那么，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学，就深切关系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当生命伦理学成为一种固化的、确定性的知识的时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遵从的准则和道德的评判标准。例如：男人和女人的分野，在儿童时代，自他/她出生以后就已经被社会纳入固化的道德范式之中。无论是从着装、发式，还是行为教导方面都遵从着社会的道德范式，这种道德范式来自于现代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行为规训着儿童的身体行为，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学习规训着儿童的心灵，这种分野是粗糙的，是建立在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论基础之上的。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伦理边界消融，是非难以判断。"自由是伦理道德的本体论条件，而伦理道德是自由所采用的反思形式。"②生命伦理学所遵从的自由原则，伴随着一种对意识自由的预设，这种预设又根源于心身的分离的预设。也就是说忽视身体的维度的根源在于对心身关系的认识。这种预设的悬置使得在生物医学中，生命伦理学对身体的态度是机械的、冷漠的，只要维持生命的存活的效果，以保证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哪怕这种意识的存活并非病人的意愿。这种追求目的性和效果性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形成一种强迫式的拒斥"死亡"。而这种强迫式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就像波德里亚所言："只有被征服的、服从法则的死亡才是'好的'死亡，这就是自然死亡的理想。"③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依靠呼吸机、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特征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植物人的出现使得生与死的界限变得不确定。而这种传统"贵生"的观念又使得"安乐死"成为一个触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问题而保守争议，至今经过法律授权能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只有荷兰，而我国第一例为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医生甚至被拘禁493天，即便是病人家属不忍亲人遭受极端痛苦，而主动要求该医生对其实行安乐死的情况下。④ 二、科技发展带来的身体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假肢、安乐死等雨后春笋般涌现，人类在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辅助生殖技术让未婚女子有了通过高科技手段生育子女的可能，这也造成了一些伦理上的争议：计划外怀孕，这是否是对传统家庭构成方式的挑战？是否影响家庭的稳定，继而波及社会的和谐？亦或这是一种造福于人类的技术，帮一些想生育却因为某种疾病而无法生育的家庭实现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而且这种通过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们的家庭社会地位又如何定位呢？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的使用，维持一个植物人的正常心跳已经成为现实，这又引起了关于死亡标准和生命价值的大讨论，一个没有感知能力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以心脏跳动与否、呼吸是否停止来判定生与死的标准遭遇了挑战，无限期的维持一个失去感知能力生活的毫无尊严的"人"是否符合生命伦理学的原则？这样是否尊重了病人的自主选择权？又保障了谁的利益？是否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是否伤害了那些因医疗资料有限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权益？在脑死亡标准判定人的生死占据主流后，对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人"实行安乐死是否符合道义？在脑已经死亡而还有心跳的"人"身上取走一些器官，救治其他病人是否可以？ 三、身体伦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生长点 这些问题或从道德角度，或从实践角度挑战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学，让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实践中陷入日益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日益丰富的伦理实践也不断挑战着生命伦理学中身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许多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是从脱离母体第一声啼哭开始，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如果是后者，是否处于胚胎时期的"人"就应该享受到人的权利？那么胚胎干细胞疗法是否允许？遗传物质与个人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关系？随着对基因的研究，基因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基因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外形，还决定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整个人类文化社会，又何以立足呢？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康尼岛的短指家族，矮人族是否应该被列为疾病的行列，被规约，被诊治，甚至被冠以道德上的不洁？拥有XY染色体的女人，想做男人的女人或者想做女人的男人，是否因为异于常人，就要惊恐地压抑地生活在他们异样的目光中，在他人的评头论足中隐藏了自我？这些被边缘化被压迫被忽视的人，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随着生物技术迅猛的发展，克隆甚至可以构造出新人类的情况下，这些有问题的身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什么才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呢？ 因此，科技发展所带来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高新生物技术应用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与伦理反思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丰富了伦理实践的同时，也挑战着生命伦理学的规范和界限。于是，这些与涉身直接相关的问题，也让身体问题成为生命伦理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此科技发展使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困境呈现出来，并让身体重新的回到了伦理学的视阈之内，可以说科技发展是伦理学革命的导火索，是身体伦理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论文:从科学技术影响的双重性看“微技术” 摘 要 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应该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影响 微技术 1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脑科学、神经病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揭开大脑秘密积累了许多新的实验材料，也提出了种种脑工作模型。生命科学、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在不断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着新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起，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不断扩大。 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技术。由于计算机互联网的产生与普及，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技术、服务等各种信息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依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能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并开启了一扇公众参政议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将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多媒体教学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个性化、远程化。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人们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网上交友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人类文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技术被创造和发展。 2 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成果应用不当，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目前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克隆人”会不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也很难断言。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上升为一个阶级？若果如其然，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宇航技术的发展，移民月球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月球甚至太空的开发是否会造成许多太空生态灾难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术也向人的传统形象、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提出了急待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工程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遗传重组的生物杂种会不会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体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妇双方生育权问题、血缘关系问题、父母亲的确定问题、“母亲”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对待胚胎的道德问题、无性繁殖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的问题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负面影响。第一，它可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专业化，因此它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个的“经济人”，变成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样化或分散化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不利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第二，使社会的许多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隐蔽。当信息成为商品，成为社会财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会信息，并用来进行交换，而把所得占为己有。还有人可能通过炮制假信息来非法谋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进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属于他人或社会的信息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惩治起来也较困难。 3 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许多事实表明，同一种科学技术的同一种用法在一些条件下起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起着负面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专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诸如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反科学主义、悲观论等不同观点。人们特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价值目标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应不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关键看它为谁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时，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人类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拿微技术来说吧。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术也可能带来害处。而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在预防种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而且要坚持不懈。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术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从历史经验看，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20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我们都要重视并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建构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观　理工科大学生　建构 论文摘要：理工科大学生是参与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目前理工科大学生普遍缺乏科技技术观的素养，重视并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系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总理论，对技术实践活动起着科学指导的作用。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给人类社会带来高度文明的同时，自然灾难、战争危害、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也给人类造成巨大了的损失，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反思，并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将这些问题都归罪于科学技术。事实上科学技术只是中介性的客体，而人类才是主体，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造福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它。理工科大学生是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对科技健康、科学、有序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所以，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技术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也迫在眉睫。 1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现状 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观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断反思，已逐步认识到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首先，社会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趋使初等教育重心偏向于社会关注的升学率，只强调学生智力发展，造成高校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德育工作中，进而无暇顾及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其次，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还属一片空白。无论是从理工科大学生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层面，还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都未被列上日程，而只是到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阶段才有所涉及。 2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性 2.1正视科学技术观对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层次意义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过度开发和破坏，正常生态系统被打破，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恶化，人类自身繁衍受到威胁等种种问题。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特征是靠人的意志介入生态过程，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目标和人对自然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只有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确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观，并依靠科学、合理的社会体制，促进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调发展。 2.2正视科学技术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行动则会成功；反之则会失败。科学技术观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是对实践活动、经验和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性引导，能预见科技发展的方向，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活动方案，因而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体制尚不健全，文化差异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应用的二重性，用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来武装自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3正视科学技术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国GDP迅猛增长的背后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科学技术观就成了指导科技发展的根本。 3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 3.1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加强科学技术观的理论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担着传播科学理论知识的重任，不仅能为理工科大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不断提高理工科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力，从而引导其深刻理解科学技术观的内涵，帮助理工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使其在多元化的复杂社会环境中，正确处理科技、自然、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3.1.1不断充实和完善课程内容。增加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内容，并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精心安排，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提高课堂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 3.1.2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不能光靠简单刻板的说教，还要利用网络多媒体教学，采用理工科大学生乐于接受的主题讨论，以及实践调研等方式，使教学方式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主渠道作用。 3.2发挥第二课堂作用，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活动 第二课堂是科学技术观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理工科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不断精炼、升华，上升到更为理性的层面，进而形成科学、系统、完整的理念。 3.2.1构建具有浓厚专业特色的学生社团，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我们要根据理工科大学生的专业特点，成立相应的学生社团，让理工科大学生有组织可依靠、有活动可参与、有平台可展现，有更多深化理论机会的平台。 3.2.2增加与科学技术观教育内容相关的活动，为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我们既要对不同阶段、层次的理工科大学生开展以科学技术观教育为主题的活动，以保证基本的教育效果，也要开展集科学性、专业性、思想性、多样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活动，以满足不同专业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活动需求，进一步提高活动成效。 3.3利用德育优势，深化科学技术观教育 德育是科学技术观教育的基础，与科学技术观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科学技术观教育起到引领和提升作用。德育有助于提高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科学技术观教育则有助于推动道德观念变革和新道德规范的形成。德育不仅能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平台，还能改变人们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只求私利而忽视社会基本道德原则和人类社会总体长远利益的错误思想，从根本上消除或减少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 3.3.1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我们要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利用各种教育资源，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途径，不断加强理工科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全面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素质，为科学技术观教育打好坚实的基础。 3.3.2充分利用德育载体积极开展科学技术观教育。我们要在德育所提供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之上，发挥德育优势，对理工科大学生进行科技道德、环境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主题教育，并使科学技术观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4发挥辅导员教育功能，科学技术观教育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直接影响着理工科大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决定着理工科大学生的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1建设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我们要狠抓辅导员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以建设一支素质过硬队伍，从而帮助辅导员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和影响理工科大学生，保证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3.4.2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育。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和科学技术观教育的要求，发挥辅导员独特的工作优势，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科学技术观教育的成效。 科学技术论文:浅析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社会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从认知、生产力、社会变革、生态调节和经济五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发挥的有利作用加以阐述，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因之——科学技术，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认识世界事物的知识体系;技术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应用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物化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物质装备。科学技术，包含着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它们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发研究，得出新的方法;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际运用，是科学和生产的中介，没有技术，科学对生产就没有实际意义。然而技术对科学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在技术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提出新问题，可以扩展科学研究的领域，技术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仪器设备。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的功能而言，科学技术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方面。其主要功能包括: (一)认知功能 科学技术对人类战胜迷信、愚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改变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都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些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认知功能的体现。 首先，科学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反映，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现律。成为了人们批判宗教迷信和旧的习惯势力，宏扬理性、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往往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方向，为全面提高人类智能状况，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创造条件;再次，在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尊重实践、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程。 (二)生产力功能 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科学技术逐步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要素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马克思的思想，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产力功能。 (三)社会变革功能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科学技术变革社会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表现的一个方面，而且它还是其他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其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在于给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再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日益巩固。 (四)生态调节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使用这些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就是在掌握自然规律、正确认识人类对自然过程干预不当所引起后果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调节和控制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当然，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生态调节功能的同时，加强社会的改造和管理、严格立法、执法，实行综合治理，才可能有效地解决。 (五)经济功能 在当代，科学技术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以自身的功能为社会服务并影响社会，最主要的就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科技进步不仅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及资源和资金的配置，从而导致经济结构中最主要部分—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和日益高级化。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还是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或者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经济形态及其结构的转变，都是由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促成的。 基于上述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研究方向，通常简称为STS。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的研究简称为STS研究，它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正负效应。其目的是要改变科学和技术分离，防止科学、技术和社会脱节的状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可以说，科学技术在现代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的功能具有广泛性，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制约和促进。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勿庸置疑，每个时代的科学技术都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永无止境的发展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必定还会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科学技术论文: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述要 ［摘要］科学技术哲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学科，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学科定位、发展历程、学科板快、当前关注问题、未来趋势以及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关键词］ 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十年动乱，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 (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科学技术论文: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异化； 社会价值异化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文章在肯定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前提下，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问题，即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立场和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的产生根源。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福于人类的事业、服务和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手段，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能贻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从而使文明遭受破坏，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异化。 一、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表现 科学技术异化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文明的破坏，同时也发生在对精神文明的侵蚀。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物质文明的破坏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对自然界改造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产生的。随着二战以后工业的突飞猛进，人们像自然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和噪音越来越多，使人类赖以生存环境受到极度的污染，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物质文明领域，现代科学技术异化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和人口膨胀等严重问题，造成了人类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使人类的生活质量下降，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异化对精神文明带来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科技发展可能出现某些消极道德现象，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和个性扭曲。 二、对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不同观点 伴随科技进步而出现的全球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有“科技乐观派”和“科技悲观派”。 1. 悲观主义 科技悲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罗马俱乐部。以罗马俱乐部学者及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代表。认为人口、资源消耗、粮食生产、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是按指数增长的，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环境（地球）构成的矛盾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如果维持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与资源消耗速度不变，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发生崩溃。他们提出“零增长”，即停止增长。认为只有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社会运行的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才能摆脱危机。否则，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没有为这种改变做出实际的努力，仍按照“惯性”思考和生存，将加剧危机，把人类拖向灭亡。他们在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状况时，对科技的作用持消极否定的态度。 2. 乐观主义 科技乐观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康恩、托夫勒、贝尔等人。他们批评罗马俱乐部“悲观派”的观点，从所谓“乐观派”的立场出发，得出一系列同《增长的极限》相反的结论。康恩在《今后二百年》等著作中，坚决反对限制增长的办法，主张用发展新技术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办法使当前的“失调性问题”得到控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甚至是决定全局的因素，他坚信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本书，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科技乐观主义认为科技决定一切，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能够和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他们在面临新科技挑战的时候，表现出乐观的情绪。 科技悲观主义和科技乐观主义是对科学技术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二者的不足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对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作了片面地夸大。除此之外，还有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很多不同派别和观点。 三、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价值异化的根源 1. 科学的应用过程中本身存在着科学异化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活动的精神产品，如果不进入应用过程，它就永远无法实现其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功利价值，但是科学技术一旦进入应用过程，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工具，即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利用；既可以为创造性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毁灭性的目的服务；既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科学技术成果一旦同实践要素结合起来，就直接延伸了人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也能用来杀人。”[1]贝尔纳撰文说：“我们对于彻底毁灭的威胁，绝不能漠然视之”，“以裂变以及而今又以氢弹为代表的毁灭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2]托夫勒指出：“我们的技术能力在增强，但是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和潜在的公害也在不断增加。”[3]一言蔽之，科学技术到底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关键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人们为什么和怎样利用它。有人把科学技术比作一把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界，一刃对着人类自己。正是科学技术利用的这种双重效应，为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异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2. 人们认识上的不完善为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科学的应用作为人类实际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指导科学应用的认识却是极为片面和短视的，它往往过分看重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不断从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一面，片面地以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却忽略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以及这种索取活动受自然规律限制的一面；它往往只瞩目于科学应用能够带来的各种眼前的直接功利价值，而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长远后果缺乏自觉意识；只看到本地区、本民族、本国家的局部利益，看不到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使得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不断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3. 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加剧了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异化 虽然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应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使其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总是与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缺乏健全的道德监督和法律控制，滥用科技成果的行为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谴责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学应用过程中的科学异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最终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使被科学技术异化严重分裂了的科学技术价值体统一起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真、善、美的完整统一体。 科学技术论文: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哲学观念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现代科学　哲学　影响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科学技术论文:科学概念的认知进路与转向——科学技术论视野 摘要：在科学技术论视野中，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是对科学概念的不同认知进路和认知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科学认知脚本，并组成一个关于科学的认知矩阵。认知矩阵刻画了科学概念的四种认知进路与三次转向，随着科学概念的延伸，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有内在相关性，并且是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概念；视点；方法；认知转向 现代科学越来越呈现出了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趋势。一种是扩展的趋势，即科学在发展中不断地融入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难以拆分的整体。更进一步说，通过技术，科学融入到了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家角落。另一种趋势是，随着学科分化的加速，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逐渐被收缩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有时除了少数同行外，人们甚至根本弄不懂这些科学家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1]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趋向尽管表现得十分清晰，现实中却还是被扭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介入了人们对“科学”的认知活动中，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缓冲和转译作用。现代科学因此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一项公共性事业；现代科学概念发生了变迁，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的普适性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现代科学不得不在普适性和地方性之间谋求平衡。也就是说，对科学概念的认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 1 认知进路和方式之争：视点与方法 既往的科学认知研究中，对科学概念的争议最为纷杂。以库恩为界，考察库恩前后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过程，争议的主要集中在考察科学知识的视点（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与考察科学的方法（规范方法和描述方法）之间。视点，借用几何学的透视概念，指的是基于某个立场来看待对象的整体。基于知识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内部视点；反之，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看待科学的整体，是外部视点。 正统科学的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虽然在很多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它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尤其是它们都是站在科学及其知识的角度来透视整座科学大厦，并竭力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它们都认为，在观察与理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差别，知识的增长大体上是积累性的，科学是一个相当紧密的演绎结构并且具有整体性，发现的情景（the 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2]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关注“科学逻辑”，命题、逻辑、理性和方法论等视主题，科学仅仅与经验、方法、逻辑有关；而权力、利益、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外部”因素被排除在外。 科学史研究在科学认知研究中十分重要，但是占传统主导地位的内史（专门史）研究在科学史中日益衰落，外史（社会文化史）开始盛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出现了内史向外史的视点转换：从社会文化视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考察了科学史，但他并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内史，而是从科学的社会文化史（即外史）角度进行考察，并且附带着对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的考察。库恩把对科学考察的视点完整地从内部切换到外部，力图表明科学（知识内容）就是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史），科学史就是科学社会学，也是认识论。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是一回事。[3] 科学的社会研究在库恩之后相继发生了两次视点转换，连同默顿的研究一共三次。[4]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建构论大力发扬了库恩的观点，它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不对称之症结，并提出了“强纲领”的解决方案，“强纲领”直接面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认为科学事实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这是一种纯外部视点的策略。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它以“反身性”为特征，认为“强纲领”由于不具有“反身性”，因而无法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无论对“科学”还是“社会”均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完成了第三次视点转换，拉图尔等人的研究促使“内部”和“外部”相互连接起来，并进入了技术-工程研究领域，如电动车案例。[5] 规范性认知方法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主旋律。本体论思想，从古希腊开始延续两千多年，不停地追问事物“（应该）是什么”。其特征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追求真理、追求先验、追求实在，并力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即便是转向认识论后，规范认识论仍然是西方认识论的主旋律。近代科学以降，笛卡尔、弗雷格、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无一不是在确定的理性预设基础上开始规范性的认识论考察。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科学是既成的知识。默顿的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也同样坚守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和社会文化环境相分离的原则。因此，传统规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是一种“预设主义”和“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研究图式，它们实际上是在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理性主义、实在主义等问题上对科学进行规范性认知方法，强调科学“应该是什么”，强调科学真理与规范，并力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界限。 这种带有理想化的规范性认知方法主要研究“既成的科学”，是一种“事后辩护”的策略；然而对于“创制中的科学”[6]，即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活动，规范性认知方法除了给予人们误导之外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人们试着打开科学生成的“黑箱”时，规范性认知方法再也无法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做出恰当的解释，科学的合理性危机出现了。因此，库恩认为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相分离是不恰当的，[7]因为要想历史地、动态地考察科学，就必须考查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在同一情景中考察科学的生成和辩护。只要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统一，对科学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景化和地方化，规范性认知方法图式必然被抛弃，取而代之是“描述”的认知方法。 库恩之后几十年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表明，科学认知的方法论立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束缚，从“内部”走向“外部”，从“规范”走向“描述”，从“狭义的科学认知研究”走向“广义的科学认知研究”。 2 认知矩阵：科学认知的二维结构 基于视点和方法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构建出科学论不同时期的各种认知脚本*，如表1所示。 认知脚本ⅰ：内部视点与规范方法。这是正统科学的认知方式，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在内。在20世纪中早期，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的结合，使得实证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基于科学及其知识有其自身发展逻辑，而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从近代科学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人们使用实验和逻辑理性等更能理解的认知方式，逐步取代了上帝和神等信仰的认知方式，重新对自然世界做出解释。这种思想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使得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实证传统，并辅以数理逻辑，替换了晦涩而神秘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路。批判理性主义尽管与逻辑实证主义在观点上针锋相对，但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则，正是两者具有“可通约”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两者事实上都是在维护正统科学的形象，并认为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不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即发现的情景不同于辩护的情景。两者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它们都认为知识大体上是增长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正面的积累，而批判理性主义关注反面的“不断改良式积累”；它们坚持科学发展有一贯的逻辑，或是归纳或是演绎，且科学具有严密的、整体的结构；它们注重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这种以科学的方式解读哲学的认知方式在20世纪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正反两面所刻画的科学形象，一度成为正统科学的形象，影响深远。即使在今日，政府和科普的宣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众多科学家的信念仍然属于脚本ⅰ类型。 脚本ⅱ：外部视点与描述方法。库恩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学论的兴起，在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以及各种形式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方案中，外部视点与描述性方法取代了内部视点与规范性方法。社会建构论集库恩、维特根斯坦、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于一身，尤其是发扬了库恩的相对主义和解释学立场。几乎是与正统科学和默顿学派截然相反，社会建构论把“科学”理解为处于“现场制作”的知识内容而不是既成的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极为强调科学知识是在社会磋商和权力斗争中得以生成并获得合理性辩护的。它把科学生成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统一，认为科学不可能独立与社会情景而存在，知识没有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磋商”后构造的。此外，它们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使得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科学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客观性为各种社会的竞争与磋商机制所取代；它们注重科学活动的现场，注重对实践合理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细节描述。 脚本ⅲ：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默顿主义坚持知识的内容不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英格兰在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建制活动，后来更是基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而形成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是独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这是典型的外部视点与规范方法结合的认知方式。默顿亦提出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规范：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默顿使用这四条带有理想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规范，剔除外部政治权力或社会文化的干预并力图拯救科学的自主性。正是这个制度化得到的框架使得默顿完成了没有明说却是实质性的科学划界。默顿反对科学的权威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强调当政治进入科学大门时，自主和规范的规训力量就会遭到破坏，由此导致的主张就是非科学的，[8]同时也是科学气质所不能容忍的。默顿在外部再一次刻画了正统科学的形象，尤其是四条规范和科学家气质构成了理想而神圣的科学形象。 脚本ⅳ：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传统的科学史（内史）与巴黎学派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都采用了内部视点与描述方法的结合方式对科学技术及其知识的生成和辩护等历史作详细考察。但是两者在具体研究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更像宫廷书记员，记录点点滴滴的事实，如仪器、数据，科学家们行事方式，他们怎样获得课题，怎样讨论方案，怎样登录数据，怎样写作论文，甚至包括他们平常的穿着，言语禁忌，以及他们的精明与笨拙；实验室研究是一种“介入”研究，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9]行动者网络研究也是“介入”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它还力图将“外部”和“内部”贯通。行动者网络研究认为科学技术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结合，共同构成具有概念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网络；所有科学、技术或工程都是异质性要素及其相关内容的产物，技术中所有的设计活动都是工程的某种形式；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设计机器，还从事“社会活动”——设计社会或社会制度，使之适用于机器。[10] 3 科学概念认知的三次转向 考察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关于科学的认知方式已知有三次转向，如图2所示，分别以三支标有阿拉伯数字的箭头表示。 第一次转向是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完成了从传统科学（内）史的内部视点和描述方法到科学社会学的外部视点和规范方法的研究转变。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强调，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一次转向看作“建制转向”。默顿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把宗教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对科学的考察，如清教思想对当时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但是，默顿否认科学知识内容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出了科学的四条社会规范，把科学确认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在包含经验证据和逻辑一致性的技术规范和四条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规范基础上，默顿用科学的制度化性质划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与认知ⅰ区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默顿刻画的是正统科学的形象。 第二次转向是由库恩开始，至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完成的。这是一次近乎彻底的科学观念转变，经常说到的“社会转向”就是指着一次，它把人们的视点从自然-社会的一维空间上的自然一面一下子拽到社会一面。ssk的“强纲领”确实转变了科学的概念，但正是由于太“强”，自出世以来不断受到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劳丹认为，“因果性”原则似乎是能被明证的，“公平性”与“自反性”原则只不过是些从属性的因素，完全可以从其他原则中引申出来，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原则来考虑；最后，在“强纲领”中具有独立性并拥有实质内容的只剩下“对称性”这样一条原则。但这一原则带来的无非是“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11]社会建构论仅仅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人们怀疑这种“社会学主义”的一维思维方式解释力，就像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一样。因此，强纲领开始弱化，巴黎学派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就是“弱纲领”的代表。 第三次转向明显的特征是强纲领的弱化调整，对科学的考察首先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从外部视点转向内部视点；但最后调整到内/外视点与微/宏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调整主要体现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所寻找到的“田野”和知识的制作现场都是一个个“小社会”。这种“微观社会学”不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建制，而注重考察技术的实验室构造。第二步调整主要体现在行动者网络研究上，拉图尔与卡龙给出了一种方案与进路，从注重实验室的“内部视点”扩展到“外部视点”，从微观研究扩展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建构出一条自由出入的“转译”通道，构造了概念的和政治权力的、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的和非人的异质性要素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第一步调整是科学论的技术转向，[12]第二步调整是科学技术论的工程转向，因此，第三次转向可以理解为“技术-工程转向”。转向后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实践”意义，科学不是研究者进行观察的对象，而是他们必须介入并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科学的文化研究（css）思潮在实践的意义上开始崛起。 经过科学认知研究的三次转向，与正统科学概念相比，转向后的科学概念显得有点“面目全非”，尤其在思维系统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正统科学内部，逻辑实证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的争论是归纳-演绎的一维思维上的争论；正统科学和社会建构论的争论是科学-社会一维思维上的争论；还有斯诺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也是一维思维上的争论。人们似乎习惯于一维的思维方式，自然与社会都认为是给定的，人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一个“自己设定的陷阱”徘徊。拉图尔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样的问题上争论，而是直接建构出“自然”或“社会”。他称之为“转向之后再转向”，[13]这也就是他在行动者网络研究所做的工作，用一种工程方式设计出“社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社会的“反身性”，还构造了新的“对称性”原则：自然-社会的二维结构，见图2的90度角的粗实线（nat-soc）。 4 结语 现代科学不仅要求科学家/技术专家、科学仪器等参与，还要求公众等社会要素参与进来。人们已经关注到，在科学实践中，人与物，科学理论与仪器等不可避免地被搅拌在一起。搅拌（mangle）不仅包含着相互交错混合，也包含着一种破坏性地重组整合。在实践期间（对现实中发生的活动的理解），如建造一个新的科学仪器（例如，气泡室），或者一种新技术（例如，数控机床），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缠结在一起。人类主体，以目标为形式，受到非人类主体形式的物质世界的抵抗。为了在现实实践中是因为这种抵抗，人类主体和物质主体相互“搅拌”。[14]这种搅拌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科学成为一项异质工程。科学不仅是表象，更是介入实践的活动，[15]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是情景性的实践，同时具有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内容，这些实践相互搅拌，形成了囊括概念和政治双重力量的异质性要素的网络——具有工程意义的“社会制度”。 现代科学，已经是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两者的结合。事实上现代科学越来越像一项工程事业，它是一个充斥着不同个体、不同的理解目标的方式，但这些个体又不得不联合进行创作、想象、连接、设计、演绎、分析、测试并根据一定要求和目标而生产出一种新产品的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16]在拉图尔那里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经过“技术-工程转向”，现代科学及其知识与权力(force)有内在相关性。[17]科学研究项目的设计、科学争议的诊断以及科学成果的评判都有一个社会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科学、技术和工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三者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诚如人在少年、青年和壮年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一样。 科学技术论文: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的分期及其划时代事件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科学技术史分期的一般规律和标准，进而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史划分为8个时期， 并分析了其中每一个时期的划时代事件。 （一） 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都应是科学技术发展曲线连续和间断、平滑和曲折、仰或缓慢渐进和急速推进依次呈现或交替呈现的历史。但是，历史轨迹的这些对立状态，又无不统一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上。 在众多的历史坐标中，重大历史事件占据重要历史地位，它相当于坐标原点，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世界科技史上，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酝酿和发表就属这类事件。事件发生过程中，科学技术以间断、曲折、急速推进的形式发展着；事件发生前或后，则以相对连续、平滑和缓慢渐进的形式增长着，并且发生前和发生后又有所不一样，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性质上，在此之前可能属古代科学，之后则是近代科学了。 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可以是内在的，也即是以改变科技发展轨迹的科技思想的产生或科技成果的建立。这种事件由于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比较直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以此作为分期的依据或标准的作法，往往用于内史体系中。科学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可以是完全外在的，也即在事件的科技性质不显著，或者不考虑科技成果的情况下，把足以结束科技运动的已有轨迹或可能导致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环境性事件，如政治、经济、思想等，作为分期标准或依据。这种事件由于表面上看来与科技无关，所以其划时代的作用和性质是隐蔽的，有时甚至不易被科技人员接受。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科技史深层次的分期。这种作法往往在典型的科技外史中使用。由于上两类事件，在科技史的分期中，各具有特殊的有利之处，也各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以科技成果和环境性事件的合作用作为划时代的事件。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一科技史的每一时期的划分中，始终贯彻重大科技成果的产生与环境性事件统一的原则；一是各个时期不同，两方面的判据间或运用，如第一、二阶段间，以科技成果划界，二、三阶段间则以环境性事件分期。一般情况下，以前者为主，因为环境性事件毕竟是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环境方面的事件，环境对科技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或迟或早会表现出来，也即一定的环境对应于科技的一定运动。人为地隔离或间或使用两方面判据，由于二者的不同步，会导致分期失准，进而不科学。这种两重标准统一使用的作法，常出现在内、外结合史中。 统一运用科技成果性和环境性的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准，比单纯使用某一方面，对于描述科技史，要有利些。科技成果的产出与环境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互为因果关系。这样，就要求既陈述科技成果的产出情况；又交待与之相应的环境材料；还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全分位、立体式地展示了科技的发展。 环境因素方面的重大事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的影响还是科技体制的变更。科技体制不仅决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反映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还决定对科研的投入、国际科技交流、科技成果的转化等。因此，对科技史分期时，选取的重大事件应是直接影响科技体制方面的重大事件。 严格地说，相对于科技成果的产生、环境有内环境、外环境之分。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环境属外环境或大环境，科技政策、投入、体制、国际交流等属于内环境或小环境。后者直接决定科技的发展；前者间接影响科技的发展，并一般通过后者起作用。所以，内、外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史的划时代事件，选取时，可以同时并用。 （二） 中国近百年科学技术史，也即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时间跨度上，叙述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百年。首先是政治上极为动荡。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再到国民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使后半叶，政治上的动荡也依然存在。其次，经济上基本处于贫穷状态，多无进展。经济落后的巨大惯性，经济发展的非良性环境，使经济体制的变动成为频繁之事。这种变动，由于科技与经济的内在关系，使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波动。第三是思想上，不同体系之间激烈碰撞。这一方面是传统与新思想之间、另方面是中学与西学之间，以至于外来思想之间碰撞激烈，致使主导思想的确立如履薄冰，表现在不同时段，情况迥异。这些不稳定的外环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内环境。民众的科技意识在整体不强之时，还显出时涨时落，或此起彼落。科技体制时而趋良性循环，时而是不利科技发展。科技政策也飘忽不定，由此，科技人员的整体积极性不能不受此波动；和国际间的科技往来，未能形成合理水平上的持续行为，在完全封闭和不设国门之间摇摆；科技投入一直很低，但在不同科技领域却表现出极大反差。科技组织和机构，有时数量少，并形同虚设，有时相对繁荣、有效。内、外环境的交错，直接影响到了科技成果的产出。成果数量上，多寡相差很大，又如30年代与第二个十年；成果水平上，高低十分不同，又如50、60年代的大科学成果与20、30年代。 上述构成了外环境——内环境——科技成果这三个层次的分期标准体系。然而这三个方面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又是在不同时段有主有次的。在不同层次的密切联系中，考虑到主导事件的重要作用，20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选取如下事件作为分期依据，相应，分为八个时期。 从20世纪的钟声敲响到1914年，是本世纪科技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科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运动的承前滞后性，故应向前追溯。 这一时期，决定科技发展的重要事件是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中国引进西学，开始于17世纪。但是最初的引进是生搬硬套似的引进；引进的东西是古代与近代、科学与糟粕并存；而且引进后的科技游离地存在着，未能融进中国已有的科技。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经，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其间的引进一反以往的状态：立足于实用，立足于先进科学技术，立足于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完成先技术，再技术基础，后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部分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科技受到了冲击和改造，是西方近代科技重要成果进入国门，进入教材的结果。这标志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所以，世纪初的十余年，再溯至洋务运动，总体上为第一个时期，以从技术到科学的真正引进为重大事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 经过1914年的准备和酝酿，1915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这时直到1927年为第二个时期。从西方近代科学的一般情况看，学会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并延伸的组织基础，也是近代科技的基本象征。在中国，上一世纪7—80年代就有不少维新人士倡导过学会。科技方面，据查， 1907年成立了中国药学会，1909年又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护理学会，但这还只是一般的号召和最初的模仿，而且已有的三个学会制度上并不健全，活动也不经常，介入的人数也极少，因而影响不大。中国科学社则不一样，仿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它不仅建制全、会员多、范围广、有刊物，而且从一成立起，就不受政府的操纵，立志于宣扬科技的功能，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可贵的科技人才，其功绩正如1930年青岛年会上蔡元培所总结的“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2〕其影响是巨大的。 “”的肇始，不能说与科学社的活动、《科学》的刊行无关；此后到1927年全国性学会新成立近10个，〔3〕科学社团的广泛兴起， 科学社就起了表率作用；由于每年的年会、会刊的大力宣传，国民的科技意识正在增强；尤其近代科技成果得到了有力的传播。所以，1915年至1927年是第二个时期，以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与活动为标志，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可以认为是开中国全国统一研究机构之先河。此前，学会已达成熟地步，但这毕竟属于一般的学术团体；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尽管设立局、所甚多，但多限于附属于生产的应用性研制；也引进传播了西方技术和科学，但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几近于零；虽然有人曾萌生过设立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4 〕但毕竟迟迟未成为现实。“中研院”成立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带动了大批科研院所的问世；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产出了较丰硕的、即使后来看来也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推进了高校科技教育。如果说20、30年代交替之际是科研院所成立的活跃时期，那么，30年代，尤其前8年是科学研究的活跃时期。抗战开始后，直到1949年， 尽管战乱的干扰和破坏，仍有少数研究院所诞生，研究气氛仍浓，并不时有成果产出，“中研院”的影响仍然存在。可见，1928年至1949年为第三个时期，“中研院”的成立和活动是重大事件，其结果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获得了很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科技事件，但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重大的、纯粹的科技事件。〔5 〕首先是科技体制的结构性、权力性变化。中科院最初是一级权力机构，后来虽有变化，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科委，使全国五路科技大军都置于其统辖之下，形成了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集中统一的科技体制。其次是科技政策尤其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往知识分子有“自由民”之嫌，很难归于任何其他政治板块。1949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这无疑是科技力量、科技思想、科技战略的高度集中。其三是科技发展楷模的根本变化。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是以欧美模式为样板。1953年以后，这一模式遭到完全否定，为苏联模式所取代。应该说，这一变化是综合性的变化，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四是科技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科技为什么服务的问题。本来，世纪上半叶，科技的政治功能，尤其军事功能就得到体现，而1949年后，这一功能受到了更高度的注视并达强化的地步。这表明从1949年起，直到1966年属第四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的划时代事件，其结果是科技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产出了一批大科技成果，奠定了现代科技的必要基础。 一般认为，“”十年是前17年的延伸，是前有极左路线和政策发展的顶峰时期。可是从科学技术情况看，其发展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干扰甚至破坏，教学、研究秩序呈现出空前的有计划的动乱动态，另一方面核试验、空间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等〔6 〕大科学或非民用科技成果得以产生和发展。这表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以“文化革命”的发生和持续为特征，其结果是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某些方面得到了畸型发展。 从1977年开始，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外环境）在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一谷底之后。开始缓慢回升，始发性事件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由此拉开了十年改革的序幕。〔7 〕改革的中心是理顺科技体制，完善科技运行机制，目的旨在促进科技的全面发展和科技长入经济。在实际推进中，科技成果的产出呈现如下特点：成果数整体上逐渐上升，1986年达到高峰；各学科发展比较均衡，无17年中一花独秀的现象；基础研究得到加强的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来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合作成果明显增多。这些表明：1977—1988年是第六个时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期，其特点和标志是科技发展环境和运动机制的改革开放。 1988年底，“治理整顿”方针提出来了。虽然这并不是仅指科技领域，但表明科技本身和科技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和困难，预示从1989年开始，科技发展的轨迹大体仍保持改革开放的趋势外，会出现新的特征。果然1989年及其后几年，在克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困难的同时，又复苏了旧有的思想障碍，如“姓资姓社”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肯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科技知识分子、高科技的作用，〔8〕于是出现了1992年至1994年快速发展的局面， 基础研究、高新技术以及“主战场”均呈现出良性、快速发展的态势。这表明1989年至1995年虽与前12年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不能忽视，故是独立的一个时期，其特点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近。 到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一方面若无意外，中国科技发展的大致趋势已定，另方面还存在诸如投入过低、政策欠稳、体制仍僵和与经济建设联系欠紧等问题，因而和世界先进科技相距仍大。趋势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距离的缩小，均还未成为现实，故只能当作未来的一个时期，在预测和展望中加以描绘。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在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有充分的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直接导致了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注重基本结论的传授与考核等弊端的出现。这一弊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综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结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总体研究中，又可以分为综合来源说与直接、间接来源说两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综述 本综述较为全面地综合了1985年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横向、纵向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 （一）综合来源说 北京大学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梳理，提出了综合来源说[1]。他认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其中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以启迪。 南开大学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也提出综合来源说观点[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的提出，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姚顺良更强调古典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意义，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条件阐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於燕飞在《才智》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3]以及吉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弓克在吉林大学学报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4]等文献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也可归纳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间接理论来源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点等。其中，直接理论来源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当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间接理论来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二者共同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源说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没有区分主次；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对于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具体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 经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探究，以期对该问题阐发独到的见解。这其中就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者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关于经典三大来源 许兴全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5]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在当今学术界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忽略了精神价值理念，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冯超英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6]中也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就其思想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就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精神中却找不到理论支撑，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理论论证；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完全归囿于社会主义空想学说。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赵明义、方雷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7]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冯超英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林锡奇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探索》[8]中提出，国外学界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归结为黑格尔历史观的简单扩展，或者把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延伸。而目前在我国哲学界，除现行哲学教科书有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外，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有这样一些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理论来源的各类思想资料不分主次地并列看待，或者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之外，或者把法国复辟时期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等等。 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趋势 在综合分析整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第一，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研究趋势突破了三大来源说，且综合来源说趋于稳定，基本认同五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五大理论体系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由于在具体理论来源上的差异而更显丰富。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的趋势来看，作为总体研究中的综合来源说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在国内学界提出直接来源说与间接来源说，并且在不同领域逐渐得到认同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将综合来源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来源进行探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更具方向性。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三，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探索，其研究日趋深入，使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历史观思想的解读更上一个台阶，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义角度讲，这种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三大来源学说，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等）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之我见 摘 要：传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极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有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相关改革建议，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现如今，我国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教学当中，所采用的教材虽然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其内容让还依然延续了传统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这一主要模式。在课堂所用的教材当中，主要内容集中在辩证法以及唯物论等方面，其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前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思考，以及对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一步探讨，这导致教学内容相对保守，会对学生今后的哲学思维以及拓展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和保守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方面主要采用实践教学法以及拓展教学法等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范围太小，而且所取得的实践教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在教育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强迫式”教学方法，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哲学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在这种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教学影响之下，学生很难对哲学知识产生兴趣，进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科考核设计缺乏合理性 第一，在内容的考核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旧以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其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这些考试试题往往都是从教材中筛选，并没有为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些考试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仍旧是“死记硬背”的状态。 第二，理论考核方式具有相对单一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试主要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等形式出现，其试题答案往往排斥多解，不允许异向思维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 1.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创新 第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定要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要充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所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解，进而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有效结合，对这些教W内容进行丰富，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欲望。 第二，灵活运用教材。现如今，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原理上，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增加一些案例分析，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引起学生的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对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优化 讲学的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对整个教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如何进一步地优化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有效融入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促使传统黑板教学转换成现代化的屏幕教学方式，能够在声音以及图像上对一些事物进行更好的呈现，这是传统教学难以相比的重要优点，因此，有效运用数字媒体的教学资源，采用声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增强课程教学的活力。 第二，不断增强和开拓教学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当中要努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哲学思维进行拓展，通过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使学生对哲学知识进行主动探索，自主进行学习和钻研。 3.进一步优化学科考核方式 对考核内容进行丰富，在教学当中充分融入自由发挥的相关题目，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习知识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对考核方式进行转变，融入课题论文、课堂表现进行考核，通过一定的比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分、考核，从而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增高，人们的越来越喜欢研究一些哲学范畴的内容，特别是现在各个高校的课程中也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学习人数直线上升，因为它具体的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就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的了解。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也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决，这对我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浅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研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得大众更加务实，更注重实际，这对中国现在的高校学生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健康安全发展现已成为重中之重了，本文经通过介绍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现状以及存在地问题,让读者初步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理论，我国一直追求实践出真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将实践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更好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质。并且现在高校中基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课程进行讲授，并且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便我们各个高校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断将正确的观念传输给将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们，因为现在各个高校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我国是相符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有不小的差距。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大热的趋势，并且全国各地高校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讲授划为重点。不过因为我国现有的某些受限因素，并且我国地域辽阔，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策略也略有不同，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还有着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进而为我国的综合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现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国提出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思想觉悟上占得先机，就是在世界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有利于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并且现在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是现在当代学生对其了解的主要来源，所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得到保障，可以更为妥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提高我国的学生的思想觉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已经初具规模了，在高校进行讲授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生活做结合，不断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积极性，令同学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方法的重要性。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对人们不断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实践变为一种方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现如今形势的一项正确举措，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提起相当大的重视，也希望过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能安全、稳定、快速的发展。 2、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 我们已经清楚了不断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现如今的应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国的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并不够多，并且高校中熟练掌握的程度不够。虽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人才并不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发展时并不能快速有效，上课方式比较死板，比较单一，不够新鲜，浪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国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教育资金，发展潜在的人才，将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培养一线的教学人才，增加后备人才的储量。不仅仅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教学中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人才更为多样化，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第二点就是现如今的各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不均衡，像是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以及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相关科研人员吸收新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知识的速度会比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展也会快不少，长久以往下去，地区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强城镇协调发展。第三点就是现在新时期下出现了许多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上较为浮夸的问题，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存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脚踏实地，能吃苦，付出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的工作态度。 四、结语 我国也应尽快提出加快提出行之有效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措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利用率，使用率，为我国实践理论科学和谐发展提供服务，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的更为快速、安全、稳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作者:苏新宇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设计艺术论文:论谈初中数学教学板书的设计艺术 【摘 要】板书是任何一门课的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精华，也是知识点的凝缩部分。缺少了板书的课堂不能称之为完整的课堂，面对初中数学教学，我们的教师也要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思考板书的设计，把板书作为一门艺术来设计，进而有效提高我们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初中数学 板书 设计艺术 针对于我们的数学课，尤其是初中阶段的数学课，板书主要是由线条、数字、字母、图形等形式组成的，是帮助我们的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工具，也是指导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系统掌握的重要形式。面对数学课程，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也要深入思考教学板书的设计理念，将教学板书设计成有价值的教学指挥棒，也可以为我们的学生今后的学习需要提供有益的帮助。针对数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日常的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的板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几何图形、定理的证明或者推导、函数曲线等，很少出现文字类的板书，这就是数学这门课的独特的形式。面对数学板书的特点，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备课过程中就要深入考虑到这一因素，进而设计有效的板书内容，帮助我们的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为学生的学习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帮助。那么，怎样才可以将板书设计的既有利于教师的教学活动，又使我们的学生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我们的具体教学内容呢？笔者认为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经验的总结的，教师只有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善于总结和提高，才可以设计出符合师生双方需求，又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进行整体学习和提高的教学板书。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来谈一谈在初中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设计教学板书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可以给广大的数学教师带来一些有益的帮助。 首先，我们要把知识点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注重数学知识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使板书内容明了，易于教师进行教学参考以及学生进行课堂知识内容的复习巩固。 板书作为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活动的简易教案，要具有严密的整体性，有头有尾，整体规范是我们对教学板书的一大要求。针对初中数学这门学科，知识点的连贯性比较强，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设计板书的过程中考虑到知识点之间的系统联系，将各个知识点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帮助我们的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新旧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教学活动开展之前，让学生对以往的知识内容进行复习巩固，以帮助学生顺利地进入到所要学习的知识中，这也是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起铺垫作用的有益之处。此外，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明确知识点的脉络，注意知识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每一堂数学课的教学活动开展之前，我们都要首先将课题板书出来，要注意课题的新意，也要准确反映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以便引起学生的注意。在讲解新课的过程中，针对引入的新概念，教师可以将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板书在黑板上，或者告诉学生在书本上具体的某一页，并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掌握。针对于数学习题的讲解，需要我们耐心地将解题过程板书下来，对于难懂的地方，要向学生进行透彻的讲解，以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地理解其中的知识点，进而掌握那些知识点。 然后，在设计日常的教学板书的过程中，我们教师本人要在头脑中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要进行有层次的划分，进而有效地为我们的课堂教学活动服务，也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理清思路。 教师的教学板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参考，很多学生会把教师的板书认真地摘抄下来，以便课下进行再次学习和复习。因此，我们可以把板书看作教与学的媒介。作为媒介的教学板书，就需要清晰、完整、有条理。在日常的初中数学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教师不注重自己的书写字体、也不善于规划黑板的版块，导致板书的呈现过于杂乱，学生面对教师的这种板书也很难提起学习的兴趣，更不用说去抄录下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学活动就已经失败了一半，纵使教师的教学手段怎么高深，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了。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就要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努力训练自己的粉笔字，对板书的设计也要事先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不要随意而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不是一位好的初中数学教师该有的教学态度。思路清晰、 干净整洁的教学板书会在无形中加深学生对教师的敬佩之意，这样也就很容易实现我们的教学目的了。如果一个教师拥有高深的专业知识，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注重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就很难博得学生的喜爱了。由此可见，教学是一门高深的艺术，需要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 最后，教学板书的样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初中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对教学板书进行合理的设计，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使得我们的教学充满趣味性，这样也就可以很好地促进我们的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初中生面临着严重的升学压力，一方面课程类型多；另一方面，作业量大。这就导致学生容易在日常的学习中产生疲倦。因此，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板书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的有效方式。数学这门课在初中阶段与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又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因此，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有一定的畏难的情绪，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笔者想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就要积极地帮助我们的学生克服这种情绪，进而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对数学学习感兴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努力改变，希望我们的教师可以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开动思维的步伐，为我们的教学板书的设计多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争取最大限度地活跃我们的课堂，为学生的学习带去一些活力。 总之，教学板书对我们的整个课堂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教师要在这个过程中深入思考其中的艺术，争取设计出合理、高效的板书样式，为个人的教学活动以及学生的学习活动都提供一定的指导性帮助。同时，教师也要明确教无定式，学无定法，教师一定要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善于创新，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也是对教师工作负责任的表现。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的教师可以继续努力，为促进我们整体的初中课堂教学活动的高效而不断思索。 设计艺术论文:数学开放题的教育价值与设计艺术 摘 要：数学开放题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问题作出解释，实现对知识的主动建构，获得认知结构的改造和重组。由于数学开放题强调了学生获得解答的过程，体现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真正主体地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克服“灌输式”教学倾向的解药。因此，对广大数学教师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主动接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指导，构建中国式的数学开放题及其教学模式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数学；数学开放题；开放题的研究；教育价值与设计艺术。 传统的教师中心“遗传”基因，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数学教师的教 学观念，影响着数学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数学开放题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数学教育改革的亮点，已日益引起我国数学教育界的注意，逐渐形成为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199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数学试题里“开放题”居然也堂皇入室。 一、何谓开放题？ （1）开放题是指那些答案不唯一，并在设问方式上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的问题。 （2）开放题并不是普通的数学问题，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精心编制设计的数学问题。 一道数学题的开放性（开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道题采用何种设问方式。即使是一道传统的封闭性数学题，也可以通过改变其设问方式而将其改编为具有开放性的习题。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是一种“开放性的解题要求”，通常使用“试尽可能多地……”一类的词语来提出，它对学生具有“鼓励参与，激励优化，追 求卓越”的作用。 二、为何研究开放题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开放题给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它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题的教育作用： ① 发散性 学生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进行探讨，其思维方向和模式的发散性有利于创造性能力的形成。 ② 探索性 因为开放题易使学生形成原有认知结构和新认知结构的冲突，学生必须通过顺应来主动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因而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 ③ 趣味性 开放题独特的叙述方式、宽松的解题环境和极富挑战性的解题策略，为学生在迫切要求下进行数学学习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增强了学习的内驱力，对数学探索产生浓厚兴趣。 ④ 多样性 在开放题教学中，既要有学生独立思考的个体活动，还需有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合作、讨论、交流的群体活动。开放题答案的多样性，使得其最终的解决只靠个人的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 ⑤ 主体性 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⑥ 竞争性 开放题解答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其有了优与劣、多与少、简与繁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使竞争意识悄然地渗入学生的头脑，把竞争机制引入开放题的课堂教学。 ⑦ 创造性 在开放题的解答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现成的模式可循，靠死记硬背、机械模仿找不到问题的解答，学生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开展智力活动，用多种思维方法（如联想、猜测、直觉、类比，等等）进行思考和探索，因而开放题是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有效工具，是培养创造人才的摇篮。 2、开放题的转化作用： （1）开放题对教师观念的转变： 开放题的出现以及对其教育功能的肯定，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数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适应了飞速发展的时代的需要。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数学教学新模式的追求，是人们站在新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对数学教育改革的新探索。 ① 观念转变的原因： a.当技术的发展已使社会数学化，数学的应用已渗透到开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不应满足于陈旧的、封闭的教学方法。 b.数学不能仅仅理解为一门演绎科学，数学还有其更重要的一面，即它是一门非逻辑的、生动的、有丰富创造力的科学。 c.数学教学是学生创新活动的过程，仅仅靠教师的传授，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数学知识。 d.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是教学认知的主体，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教学活动，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鼓励者。 ② 观念转变的内容： a.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明确指出：“课程是一个历史范畴，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都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教科书”应体现科学性、基础性和开放性。 b.开放题课堂教学中的数学观即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教师的数学观直接影响着他的教学观。如果教师能用动态的、全面的观点来理解数学，那么他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就会是启发式的，其教学观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2）开放题对教师角色的转变： 在开放题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教学活动的主角，而是“编剧”和“导演”；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促进者、示范者、组织者、调控者。 在开放题教学中，应特别强调的是教师除要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专业素质外，还应具有创造能力（尤其是进行创造教学的能力）和自觉反省自身数学观、教育价值观和教学观的意识。 三、开放题的特点 ① 问题的条件常常是不完备的； ② 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具有层次性。 ③ 问题的解决策略具有非常规性、发散性和创新性。 ④ 问题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发展性。 ⑤ 问题的教学具有参与性和学生主体性。由于开放题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这就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难以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主动参与解题活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一些学生希望老师与学生一起来分享这种成功的喜悦，任何一个好教师都不会压制学生的这种愿望，这就使课堂教学自然地走向了以学生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式的教学。案例：设计花坛。 四、开放题的分类 （1）设计条件的开放 传统的答题模式多数是条件与结论——对应的定式训练，解题时不必考虑条件的由来。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得到的信息对于某个具体问题而言绝大多数是无用的，必须善于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因此有意设计一些条件过剩或不足的开放题会更好地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若设计成求一个三角形面积（单位：分米），则效果不大一样。 （2）设计结论的开放 这类题的条件和问题都很明确，而结论却不惟一，具有发散性和多面性。例如：将“如一把木块平均分成三块完全一样的长方体后表面积增加了多少（单位：厘米）”的常规题去掉图中虚线，则成结论开放题。 （3）设计策略的开放 这类题解题思路多种多样。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其开放功能，引导学生多角度地进行分析思考，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 五、开放题的功能 美国加里福尼亚教育部指出了开放性问题的五个功能： 1、开放性问题为学生提供了自己进行思考并用他们自己的数学观念来表达的机会，这和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发展是一致的。 2、开放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构建他们自己的反映而不是选择一个简单的答案。 3、开放性问题允许学生表达他们对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解，这在多项选择中是无法做到的。 4、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反过来要求老师用不同的方法解释数学概念。 5、开放性问题的模式是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成份。 六、开放题的教育价值观 开放题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数学问题，与一般的数学问题一样,也具有知识教育价值。开放题最突出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创造能力。这也是开放题教育价值最核心的内容和最主要的体现。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 入点和突破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放题在培养创造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教育价值。 从结构形式上看，开放题具有组成要素的非完备性和解题答案的不确定性；从解答过程和解题策略看，开放题具有发散性、探究性、层次性、发展性、创新性等特性。开放题的特性决定了开放题教学的开放性，因而在这种教学环境中，学生是以知识的主动发现者、探索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学生不再是“装”数学，而是“搞”数学，这就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去体验数学家进行数学研究的活动过程，深切领会数学的实质，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数学观念和数学意识，掌握数学的灵魂——思想方法，为今后的学习以及成人后用数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做准备。 开放题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凸现学生的主体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意志品质，培养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增强竞争机制，培养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可见开放题的人文教育价值也很大。 七、开放题的设计艺术： 数学开放题的教学需要开放和设计大量的开放性问题，与当前的数学教学实际密切相关且被广大数学教师认可的开放性问题。 开放题设计模型的优点和误区可由下面的框图描述： 开放题的优点 开放题认识误区 ① 开放题顺应开放化的社会需要 ②开放题教学可以使全体学生主动参与，符合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③开放题可以使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数学的本质，体会数学的美感④开放题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体验成功的机会，增强学习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⑤开放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⑥开放题追求卓越，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优化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⑦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实现教学民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⑧学生解答开放题时不但要综合运用、重组已学的知识，而且时常需考虑问题解决的策略，对自己的解题活动进行认识、评价和监控，这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元认知⑨教师在研究开放题的过程中，可以在教学观念、解题能力、扩大知识面等多方面得到提高，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 ①开放题在单一的技能训练、知识学习上费时费力，效率较低 ②开放题教学易受课时的制约，在课堂上常常出现学生的思维在低层次上重复，不易进行深入的研究 ③开放题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不易推广 ④对有些开放题很难制定出客观公正的评分标准，故在用开放题作考试题时困难重重 ⑤现有的适合教学使用的开放题数量太少，开发和设计更多的数学开放题又面临较多困难 ⑥受考试文化的影响，要使更多的教师重视、认识、接受开放题，还有一段艰巨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开放题的编制、开发中，要十分重视开放题的设问方式。语言的暗示性要恰当，防止将思维导入歧途；要把握问题的开放度，不同水平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设问方式，提出不同的解题要求；开放题中所包含的事件应为学生所熟悉，其内容是有趣的，是学生所愿意研究的，是通过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够解决的可行的问题；要注意问题的可发展性，给学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也许比解题本身更重要。 八、开放题的解题艺术： 1、传统教学法解题摸式 这种解题模式，学生在得出结论后没有自我反馈的过程，去发现总练习题的内在联系，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举一反三，因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信息。 2、反馈教学法的解题模式 在反馈教学法解题模式中特别注重解题后的自我反馈和自我小结。引导学生去发现习题中潜在的知识信息，去联想、归纳、类比，以寻找知识间的联系、巩固和发展教学思想方法和处理技巧，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与创造思维能力。 结束语 数学开放题不应该排斥传统教学，它是传统教学的一种补充。通过教学开放题实践体会到：数学开放题只是为学生高层次思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数学开放题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学生有较高认知水平，还要有较强的主动参与意识，才能有开放的气氛；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教师能放开，还要求教师收得回来，这样才能收放自如。只有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经验，才能真正有效地体现数学开放题的教育价值。 设计艺术论文:浅析河南省高等职业院校设计艺术教育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提供的有效支撑 论文关键词：文化创意 设计艺术 教育 论文摘要：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悠久历史，拥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和遗产。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迅速，其关键是人才，本文论述了高等职业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积蓄力量，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支撑。 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涵盖了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上所有从业人员的学历教育，再教育，技能培训以及自我完善能力的培养。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处于这个产业链的高端，有着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但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不能从其学科体系中割裂出来，必须在河南省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大背景下针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要求，依托大的学科体系展开全面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要求 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强融合性的特征。[1]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可以根据在产业链上的作用和分工的不同，分为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人才和文化创意成果的经营人才。而文化创意人才能够位于创意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是因为创意产品的主要增值部分就在其原创性的知识含量中。文化创意人才所从事的创造价值的这种活动，改变了过去必须要有实体生产才能成为产业与创造价值的观念，而将抽象的、无形的创意活动当作产业链的一环。 1.文化创意产业的个性与共性 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创造性人才需要个性的自由发挥,而创造性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共性,产业机制是规模化的,需要有制度和协调。[2]所以这样一种个性和共性的结合,就是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创造性产业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协调问题。 高等设计艺术教育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中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即文化创意增值和个性与共性的矛盾调和。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首先是文化创意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它的基本培养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批量为社会输送创造性的人才。此时创造性人才的个性表达是基于一个系统科学的创新体系之上的，最终的教育成果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人才储备。 2.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形势 目前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英国政府定义为基础的“ 创意型”，主要依托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领域；二是以美国界定为代表的“版权型”，即生产和分销知识产权的产业；三是中日韩等国的“文化型”，不论哪一种产业形式，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都是以高等设计艺术教育作为中坚力量。[3]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在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韩国有288所大学或学院设有相关专业。 二、河南省高等艺术教育的比较分析 河南省高等艺术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方向、高等职业应用型的设计艺术教育、纯艺术教育。其中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和高等职业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是河南艺术教育的重点。 （1）普通高等院校的艺术普及教育 在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占基础性地位,而艺术素质教育又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没有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高等学校需要艺术教育,实施艺术教育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表现能力、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方向 高等师范院校的艺术教育应该是以培养从事普及艺术教育为目标的教育人才为核心的。培养讲方法、知识渊博、长于引导，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理论研究能力的高水平教师。 （3）高等职业院校应的用型设计艺术教育 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是我国艺术教育领域发展教晚，但规模最大，分类最细，教育目标最明确的类别。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办学目的是培养祖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行业内专业人才，与行业相关技术、工程紧密结合，能够快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继续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熟练掌握专业基础同时具备日后深入学习的能力。 （4）纯艺术教育 纯艺术的概念最早被赋予的意义是反艺术实践中任何的功利性目的，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一种很纯粹的，重精神体验的艺术活动。因其被定义了本质的非功利性，自然而然的与应用型的各艺术设计专业相距日远。 我们看到艺术普及教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的快速壮大，学历培养和就业优势两把利器完成了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支持和提升。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歌猛进，社会对应用型设计人才呈现出很大的刚性需求，高就业率、高收入带动了艺术教育市场整体的繁荣。 三、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在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及有效支撑 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是指高等职业学校主体有计划发掘、培养与完善学生的设计艺术创造素质与能力的行为及其体制，是专门的以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目标为导向的设计艺术文化创造能力教育，其终极性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实现意义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梦想。[4]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在高层面上的发掘、促进学习者的设计文化素养、创意创造与传播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创新思维的培养是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核心问题，设计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思维的发展。设计艺术的创新思维实质是指以辩证的逻辑性思维为基础，以敏锐性、独创性以及批判性为特征来体现形象的一种思维活动。所以在设计艺术的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善于捕捉创造灵感思维的能力。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的核心作用就是培养创意型、素质型、可持续发展型的人才，这也正是文化创意产业所需的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会受到消费者文化层次、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等软因素的制约，一个具备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的受众市场无疑是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保证。在高等职业艺术教育大框架下，通过高等艺术教育四个层次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高等职业院校的艺术教育在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积蓄力量，为河南省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虽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必定会成为我国未来的朝阳产业，前景不可估量。文化创意人才是河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第一文化资源，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高等应用型设计艺术教育必须完全融入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新兴的经济力量，将文化创意与艺术感染力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更为紧密的结合起来，携手纯艺术发展的力量，高度重视高等职业设计艺术教育，充分利用现有设计艺术教育资源和优势，才能为河南培养更强更多本土化的文化创意人才，以促进和满足河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 设计艺术论文:试析对高职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的探究 论文摘要：教学质量是衡量高等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与其他专业不同，设计艺术专业由多个学科复合而成，其专业对设计意识与职业技能的高要求突出了针对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根据高职高专院校职业教育的特点,结合高职高专艺术设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实际有效的立场出发，对其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进行探究，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设方案。 论文关键词：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高专院校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设计艺术专业质量与规模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任何一个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都需要兼顾规模与质量，而当前，很多高等院校的教学评价体系尤其是在设计艺术这类专业方面的评价体系，有许多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所以，要实现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重视教学质量的提升，加快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改革和构建。通过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推动高职高专院校教学系统的高效运行，获取最佳的教学质量。 一、高职高专院校设计艺术专业教学现状 （一）设计艺术专业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各行各业都在迅猛的发展，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更加地宽泛。尤其是在设计艺术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的今天，社会对设计艺术型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地扩大。于是，各地高校都开设了设计艺术专业以适应发展需求，在几年的发展中，设计艺术专业不断地扩招，规模迅速扩大。至今，设计艺术专业的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全国各专业招生人数的前5位。迅猛发展的大趋势驱动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开设此专业，有些高校甚至并不具备开设的条件。尤其是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教学上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如:缺乏设备、师资力量不足、缺乏学科教学经验以及生源质量低等等。 我国很多的高等院校在招收艺术型学生的时候，强调的是艺术专业的特长，而忽视了对文化素质的要求。所以很多艺术系的学生在中学学习阶段都是紧紧抓住艺术专业的学习而几乎放弃了对文化专业的学习，因此这类学生的人文素养都不高。而艺术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设计艺术的理论掌握也离不开较高的文化素养。还有很多考生都是原本文化成绩不理想，因为设计艺术专业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要低很多，所以这类学生为了考上大学，很多都选择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艺术专业学习。而这类学生也是问题最突出的，他们不仅文化课成绩不理想，而且在艺术特长上也没有大好基础，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强攻。可见，在设计艺术教育蓬勃发展的势头背后，还存在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现状 学校的职责是教育，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学生。学校的各项工作终极目的就是为学生创造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教学质量是重中之重，质量的提升要落实到全体教职工，只有做好每一部分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团队的凝聚力。具体地说就要注重教学内容、方式方法以及教学理念的建设和完善，高效地进行人才培养。作为设计艺术专业，其教学应遵循专业固有的特点，不是简单地按照教学大纲进行。很多艺术系的教师为了方便教学，就机械地遵循学校整体教学大纲，按照规定课时授课，教案一成不变，更有老师并不设计教案，教学随意性强。这种按照教师自身特点喜好教学而不依靠教案的教学方式存在极大的不规范性。 随着设计艺术专业的发展和扩招，生源越来越多，面对庞大的学生军队，尤其是很多都是文化素质偏低的学生，教师的负担和压力越来越重，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教师只能超负荷地工作，这样的教学状态，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率。 （三）目前教学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设计艺术专业教学普遍是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及教师工作效率的评定都缺乏规范性，相比其他专业而言，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几乎是一个盲区。普遍的观点都认为艺术专业与文化专业不同，不应该套用文化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而又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教学成效。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学校对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质量评价工作都不够重视，虽然会进行相关评价工作，但也只是走形式，例行常规罢了。所以整个评价过程都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评价的方式方法也不能及时地得到更新，实施起来，效果不大。例行公事的评价往往是评价多，但却缺乏作为评价基础的有效监控。监控的不到位使得信息的收集难度增大，信息的处理和反馈时间拉长，最终导致评价工作变得繁琐、杂乱。 除了教学质量评价观念的落后，具体的评价机制和目标也不明确。以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中，各部门各行其是，没有协调统一好。对教师的评价也常常忽略教师的主体地位，一味的考察学生的意见。这种偏见的不科学的评价方式必然影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原本以促进教学为目的的评价工作却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教学评价机制并没有很好的规范起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过多的主观因素严重地影响了评价结构的公正性。比如：对某个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评价，就通过选择一两节课听课来判定，这种判定难免存在片面性。 就目前各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评价体系看，其评价则取的标准范围都过于狭隘。范围的不广一是由于学校教学条件及教学设备有限，二是评价往往采取随堂听课、考试成绩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来确定结果。这种力求简单的操作过程遗漏了很多重要的考察因素，也必然影响评价的全面、深入和科学性。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高专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根据以上关于高职高专设计艺术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设计艺术评价体系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缺乏规范和系统。笔者认为，要促进设计艺术专业的发展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建设，就必须加快构建完整、系统、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在科学的评价体系运作下，促进提升教学质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明确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点 根据高职高专院校教育的内在规律，结合设计艺术专业的固有特点，首先需要明确教学质量评价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应从专业教育、课堂教育、实践教育及学生素质四方面着手。专业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专业师资队伍要雄厚，要注重对优质师资的吸收。课程的设置也要突出反映专业的发展需求，注意对学生操作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能够有效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作为教学质量的核心，课程教学是各环节中最重要的，从备课到授课再到解答疑难、批改作业和成绩考核，每个过程都需要规范起来，需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课堂教学要努力做到生动、全面，取得最佳效果。对应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进行也十分重要，设计艺术人才的培养，实践是最重要的。课程的开设中，实践课程必须作为必修课得到强化和重视，学校的各项实践设备也需要跟上，数量和质量都必须得到保障。最后，学生的素质是学校服务的终极目标，设计艺术专业教学中不仅要发展学生的专业素质，也要重视包括文化、道德、身心健康在内的各项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二）规范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评价标准 教师是学校教学的主力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课程教学质量和学校的办学水平。要促进设计艺术专业教学质量的发展就需要规范专业教师教学绩效的评价方案与标准。方案的制定必须遵循科学、合理、可行、系统的原则，实施过程中，力避生硬的例行常规，尽可能地用心投入。当然，在评价中，也要避免主观感情的过多涉入，力求评价的公正客观。规范系统的评价标准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学效果是最直观最实际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参照，教学效果的好坏主要表现在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以及学生学习的积极参与。衡量教学效果还要考察教师一堂课下来教授的信息量，教师在授课中，传递给学生的信息不仅要包含学科知识还应涉及学科的最新信息，帮助学生与时俱进。其次，要从学生方面获取教师教学的反馈信息。作为知识接受的主体，学生对教学的反馈往往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生的反馈无疑是教师教学效率评价的重要参考。再次，教师的科研成果也是衡量其工作绩效的重要参考。教师对专业科研的研究成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出其在专业方面的投入及修养水平。以科研成果为参考也能激起教师科研的热情，推动专业科研的发展，为专业发展引入活水。最后，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展览、举行比赛的方式，组织教师将各自的教学成果展示出来，一方面成果的展示汇报可以直观的看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投入；另一方面，展览和竞赛能够推动教师创新的热情，推进加强各个学校的信息交流，加快教学改革。交流中也能够帮助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与时俱进。 （三）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大多数的设计艺术专业学生都对传统的课程成绩考核评定形式表示不满。传统的课程成绩主要取决于该专业教师的评定，主观性成分很大，成绩的评定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在内，难免有失公允，尤其是在突出强调教学质量提升的今天，成绩评定的问题愈加突显。要解决这个问题，保证考试成绩的相对的公正可信，就要改革但从专业教师评定考试成绩的方式。学校可以采取设计艺术行业专业人士与技术人员共同参与评定的方式，将评定者多元化，更好地保证考试成绩的有效性。 对于成绩评定的参考标准，很多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成绩评定的方式，部分同学认为学习成绩应该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而不是几乎取决于期末的一次考核。而有关评定内容上，很多同学则认为设计艺术专业有别于其他专业，创新意识和表现能力十分重要。所以，在评定成绩时，应该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表现能力，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鼓励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当然，其他的如口述与图纸表现能力，独立思考完成工作与融进团队合作进行的能力都十分重要。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要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加强设计艺术专业类教师之间的监督 建立合理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离不开教学质量监督。进行质量监督单靠相关部门的工作往往很吃力，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在实行监督时，可以辅助另一种重要方式进行—教师间的相互监督。加强教师的互相监督，提高教师对教学质量提升的关注。教师之间相互交流观点、看法，互相切磋，交流中获得共同的提高。具体的实施中，可以建立一个教师互相听课的制度，教师在听课中发现问题，交流看法，每个教师参与作为评价程序之一的听课之中也就等于参与到了教学质量的监控之中。听完课后，每个教师都会有自己的心得，教研室可以要求教师将这些心得记录下来。在每次组织教研室交流活动的时候，每位教师都可以讲自己总结的心得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实事求是地将自己认为的其他老师在授课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所有的问题摊开之后，才能共同寻求解决方法，并且总结经验，取长补短。 只有加强专业教师之间的互相监督，才能促进教师对自身教学的严格要求，在监督之下，积极地参与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力求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只有监督之下对教学模式的积极探索，才能促使教师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推进学校的教学发展，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结语 面对高职高专院校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其设计艺术专业规模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迫在眉睫。我们需要根据设计艺术专业本书的特点，紧抓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份系统的工作，需要广大专业教师的积极配合与学校各部门各领导的支持。在认清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学评价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及评价标准，重视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与教师的相互监督。相信，通过学校和教师的共同努力，积极地进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一定能够改进和完善设计艺术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解决现存的问题，推进设计艺术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实现高职高专院校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设计艺术论文:浅谈我国学校武术教学中的设计艺术 论文关键词： 学校武术教学　设计艺术　情感教育 论文摘 要： 以“情感教育”为灵魂的艺术化教学设计是当前学校武术教学彰显人文关怀和进行审美教育的具体体现。本文以艺术设计为视角，从教学内容、教学语言、教学示范、教学程序四个方面对学校武术进行了艺术化设计，以期为学校武术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引言 教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孟子有云：“教亦多术矣。”这里所说的“术”，就包含着教学艺术的含义。教育家俞子夷明确提出：“教学法是艺术”，“教学法又是科学”。教学艺术设计是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和研究教学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并对教学结果作出预设的一种计划过程。武术教学理应强调教师以情感化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选择师生间交互性较强的教学策略协调、优化教学环节，使教学艺术设计和其指导下的教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学校武术教学是一种动态发展模式，也是一种艺术，在教学中如何增强教学的艺术效果，让学生在武术学习中既感受到美与和谐，又体验到一种艺术的享受，这就需要对武术教学进行良好的艺术化设计。良好的艺术化教学是激发武术教师的创造精神，提高专业素养的需要，也是创设和谐学校武术教学的应有之义。 2.武术教学内容的设计艺术 2.1教学内容形式 从教学内容的运动形式来看，武术教学内容的选编应注重套路、格斗和功法三种运动形式的交融、协调发展。应进一步“优化”套路这一中国武术所特有的运动形式，使其充分体现武术的特点，满足广大青少年学生的需求。 2.2教学内容分类 从教学内容的分类来看，教学内容可以分为全国统一示范教学内容、地方拳种特色教学内容和适合高年级女生学习的教学内容。 2.3教学内容层次 从教学内容的层次来看，武术教学内容可分为“趣味武术”、“技能武术”和“文化武术”等，从培养学生学习武术兴趣入手逐步过渡到掌握武术技能和武术文化。 2.4教学内容构成 从教学内容的构成来看，武术教学内容包括徒手武术、器械武术和武术文化知识，徒手按照“踢、打、摔、拿、靠”的系列及相应功力锻炼方法进行分类，并综合运用上述五种方法，编组成突出武术文化内涵的教学内容，器械以青少年喜爱、便于开展、安全性较高的短棍、两节棍、剑术和流传较广的武术器械为主。 2.5教学内容创编 教学内容的创编，突出武术“练打结合”的特色和教练程序，借鉴形意五行拳、太极拳和太极推手等，以及原国家体委组织专家集体创编的“青年拳”为样本，创编既能单练又可对练的武术教学内容。而在选编武术教材时，既要以通过调研拟定的构建新教材的原则为依据，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当代时尚文化和时尚运动的成功因素。 3.武术教学中语言的设计艺术 教学语言，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信息的重要媒介。武术教学作为体育教学的一部分，具有和体育教学一样的特征，即理论知识与身体运动器官的活动紧密联系。武术教学要求教师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讲究语言的艺术化。具体体现在：（1）语言要亲切、热情，尊重学生，多运用鼓励性话语；（2）语言要词准意切，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3）语言要生动，富有哲理；（4）合理利用非语言因素。在武术教学中，为了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效果，武术教师要努力借助自然协调的手势、表情、眼神、姿势等一系列非语言因素达到声情并茂、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4.武术教学中示范的设计艺术 4.1教师示范 教师示范的目的在于通过准确、熟练、优美，突出武术特点的直观性示范，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从而了解所学动作的形象、结构、完成顺序，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形成完整的技术动作概念。教师在示范前应给学生布置观察内容和要点，让学生带着问题观察动作示范，明确观察动作示范的目的，并要求学生在示范结束后，根据观察的结果回答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从而避免学生看示范的盲目性。教师在示范教学中还要处理好完整和分解示范方法的教学矛盾。采用哪一种示范方法，要根据教学的不同阶段、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学生的基础和学生对技术动作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在教学开始阶段，为了使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动作概念，多采用完整示范。在不同的教学阶段，为了突出学习重点，特别是学生掌握动作初期，一般多采用分解示范。在分解教学中一般应遵循“完整—分解—完整”的原则，不宜将动作分解得过细，尽快向学习完整动作过渡，从而避免学生对于技术动作的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失去学习兴趣。 4.2学生示范 在教学中，为了便于教师讲解或某位同学已经很好地掌握了特定的技术动作，为了在学生中树立榜样，产生榜样效应等，多采用学生示范。教师在让学生示范时，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给予一定的激励，激发其学习热情。 4.3合作示范 攻防技击性是武术的本质特性，决定了武术教学必须采用合作示范。合作示范能够形象地体现出武术动作的攻防技击特点。如武术技术动作中直拳进攻和格挡防守示范；太极拳中的太极推手示范等。合作示范时，教师应在课前与合作者进行认真准备，对要合作完成的技术动作的每一环节进行练习，以便保证在上课时对每一个动作、环节都能给其他学生一个正确、清晰的交代，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运动表象。 4.4正误对比示范 有比较才有鉴别。教师仅仅采用正确示范，由于学生不理解动作性质和作用，容易忽视动作之间存在的区别，因此导致学生不容易发现自身的错误在哪里。教师可根据动作的攻防性质找出差异，通过正误对比示范，使学生明确正误动作的不同之处，达到帮助学生纠正错误的目的。而教师让学生进行正误对比示范时，则需注意示范前一定要向学生讲清楚示范的目的，并做好示范者的思想工作，防止由于示范者做出错误动作而受到其他学生的嘲笑，自尊心受到伤害。 4.5徒手与持器械示范 各地区课题组调查结果表明，器械套路很受学生的青睐，例如女生青睐于趣味性较强的剑术。教师在教授器械技术动作时，一般采用徒手模仿示范，首先让学生关注身体及身体各环节的移动路线、用力顺序、动作形式及方法等，然后采用持器械的示范，以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学习技术动作，从而避免学生一开始只是关注手中的器械，而忽略技术动作要领的学习。 4.6借助现代科技媒体进行示范 现代教育技术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师应在直观性强的武术教学中充分运用多种教学形式，借助技术录像、光盘、计算机等多媒体进行教学，以求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人体对信息的接受渠道越多，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全面，越有助于促进运动技能的形成。 5.武术教学方法的设计艺术 依据武术所具有的体育属性和功能，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层面来看，武术教学中常用到范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发现教学法、暗示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等。在新课程标准要求下，武术教学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关系到能否促进新课程目标的实现，能否激发和保持学生武术学习的兴趣和爱好，能否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等问题。这就需要以武术教学目标为向导，根据教学的实际条件和学生的特点对现有的、新引进的教学方法，按照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要求进行程序化设计。这里的程序化设计是指设计武术教学方法的流程。如：第一步，设计由学生独立学习武术教材或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武术学习的方法；第二步，设计采用讲授法或是探索法；第三步，设计激发学生武术学习兴趣和动机的方法问题；第四步：考虑所设计的各种方法相结合的不同方案等。 6.结语 学校武术教学的艺术化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武术学习需要，立足学生实际，突出内容的时代性，提高教学内容的丰富化、弹性化、综合化和系统化，力求设计出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学校武术教学发展规律的更富艺术感和实效性的武术教学。 设计艺术论文:浅谈设计艺术教学中 体验型 课型重要性探究 [论文关键词]设计艺术　教学　体验型　重要性　诉求 [论文摘要]设计艺术教学中理论性与实践性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学生需要大量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活动，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并深入体会设计艺术的理论性内容。在实践这一过程中，它包括身心体验这一环节。“体验型”课型就是要求在教学中强化实践活动的体验性，更好地让学生有时间反思理论知识、吸收并消化理论内容。教学中运用“体验型”课型来克服讲授式教学存在的教师单一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习热情不足，实际动手能力差等一些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对设计艺术师的诉求等诸多问题，从而达到提高设计艺术教学质量的重要目标。 一、“体验型”教学 体验也叫体会。抽象概念可理解为：用自己的生命来验证事实，感悟生命，留下印象。体验到的东西使得学生感到真实，现实，并在大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使学生可以随时回想起曾经亲身感受过的实践过程，也因此对未来诸多方面有所预知和判断。“体验型”课型即是在设计艺术课程教学中，使学生以设计课程理论为载体，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自主的参与一种设计艺术理论的教学实践活动。它要求学生一定要通过参加各种教学活动，运用眼、耳、鼻、手、脑的感官去体验设计艺术的创造过程，同时通过班级学生以及社会受众群体的反馈信息，从中获得各种新发现，继而进行对设计理论概念的重新而深刻的思考和思维创意活动的认识，最终能更好地指导设计艺术实践的创意过程。 设计艺术学科是一门应用型较强且需要从全方位去认真考虑社会受众因素的社会性应用学科。其中直观性、创造性、交互性、体验性极强，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从各个角度去体会其中的各种设计艺术元素的不同运用，以及运用后所产生的视觉及触觉的艺术效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以后在设计艺术工作中的解决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 二、“体验型”教学的比较性优势 讲授式的传统教学模式理论性以及系统性较强，但是学生只是通过抽象的概念以及理论的认识，缺少亲身体验的教学过程，学生无法很深刻地认识新时期的设计艺术学理论的教学任务和目的，这样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今设计艺术学科的教学发展趋势。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开发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潜能和实践能力，并且提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动手能力，促使学生能展示自我能力的全新教学模式，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高素质设计艺术人才的诉求。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注重理论性的传授，缺乏了解社会性、体验性的细节内容。使学生在整体理论以及认知的过程中忽略受众群体反馈的信息，无法建立设计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使得学生在学习中处于一种孤芳自赏，为自己兴趣爱好“服务”，不能结合客观诉求的状态。设计艺术作品在社会中得到受众认可的比例不稳定，即没有一个整体把握受众心理与感官意识的客观角度。又形成了一种凭感觉、凭喜好的闭门造车的状态。没有体验型课程设置，学生之间无法实现充分而有效的互动，认知及评价设计艺术作品时，无法正确而全面的理解设计师的创意思路及深层次的内涵，设计艺术传达过程出现“断层”，实践及创意能力偏低，无法满足设计艺术服务与当今社会的发展诉求。 “体验型”课型能在教学中，使学生既站在设计师的角度又可以转换视角站在受众群体的角度去完善全部设计艺术实践过程。在体验中得到切实有效的学习成果，实现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互相促进，并提高交流沟通以及谈判的技能。通过教师理论与实践的引导性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在体验中的切实感受，并对设计艺术进行换位思考，使学生步入社会工作时拥有优秀设计师应具备的各种实用技能，从而在社会实践中迅速实现自身价值。“体验型”课型能在教学中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形成设计师与受众群体的不同角度的互动。教师在引导学生体验的同时也要参与到体验活动中去，从更高的角度和层面提出设计艺术体验的目标和任务，并对学生加以指导以及受众心理的正确引导。更加深层次的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及创意能力，在规定的教学时段中使学生逐步具备实践操作技能以及正确的认知定位，从而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快速成长。 三、“体验型”课型与社会需求 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更进一步的是环境对人们内心的作用和影响。人们自身需要适应这一变化的文化环境，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周围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诉求。有了适应社会发展所必备的心理素质还需要有产业化的服务意识，社会需要高水平的设计艺术精英、设计大师，同时也需要一般的设计艺术人才、设计艺术领域中应用型人才和能够与相关领域衔接的复合型设计艺术人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商品经济已成为了国家进步的主动力；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审美层次的诉求也在逐步提高。社会逐步进入了“泛审美时代”。公众在多种层面上对视觉环境的诉求愈来愈高。社会对高素质设计艺术人才的需求量也逐步上升。只有具备先锋性且又能使受众群体接受的设计艺术师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符合市场诉求的设计艺术师才是真正有存在价值的设计人才。这也是对设计人才提出了要拥有市场的洞察力，以及受众群体审美心理等诸多要素。这也是“体验型”课型与讲授式教学要达到的主要教学目的。我们不能将理论学习还不够完善的学生草草推向市场，让他们以一种专业学习不够成熟的状态去强行适应社会。因此我们只能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再继续完善，可以在强调知识的基础性、理论性的同时，适当地扩大知识面，在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中以“体验型”课型渗透，使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视野同时都更加开阔。体会认知更加真切全面详细。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全才是没有的。因此，学生的目的，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多方面的素质。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应更加重视学生在“体验型”课型教学中全面能力的培养,包括再学习和吸收新知识的能力，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换位思考问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通过“体验型”课型让学生深入了解理论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从受众群体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设计艺术作品。 四、“体验型”课型的教学意义 “体验型”课型可以丰富并层次化教学的过程，丰富教学手段，加深教学深度，拓展学生的体验能力和表现能力，从而丰富其思维最终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体验型”课型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角度出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现实意义。 “体验型”课型的授课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教师需要在以往讲授课型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引导同学对设计艺术作品进行实际体验，更重要的是要将受众群体的体验经过和反映都能真实正确地传达给同学。教师还要重视同学之间的体验以及学生和社会受众群体之间微妙的感官差异所形成的不同信息反馈。这就要求教师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体验型”课型的过程研究以及感受分析，还要研究设计艺术中受众心理以及随着时展受众心理变化的实时趋势。这样的过程自然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授课过程的深度及难度，丰富并层次化了教学各种细节体验的过程。 教师通过运用新的教学手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互动理念，实现对艺术素养，大众心理的正确认知，达到专业水平的共同提高。通过学生设计艺术的体验，获得灵活驾驭理论知识的能力和教学能力，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实践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社会责任感，掌握多方位的审视设计艺术作品的能力。学生在掌握教师教学意图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创意思维能力，通过师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设计艺术交互体验，实现并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水平以及相应的社会沟通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也是对教师的课程准备提出的更高授课要求和新目标。 五、总结 全新的社会环境诉求，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革，在分析当今社会诉求的同时，我们更要看重的是教学课型能否真正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共同诉求。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践过程的体验，不难发现，体验型教学有着独特的教学优势：其一具备了增强学生学习的互动性、适应社会发展的诉求，深化教学意义和教学效果等诸多的发展优势。在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和社会环境中，突显出“体验型”课型在设计艺术学科教学中的重要性。它将对设计艺术学科教学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作用。“体验型”课型对设计艺术学科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深度、厚度、广度、难度也提出了更高、更具有挑战性、社会性和专业性及广泛性的诉求。 设计艺术论文:空间设计艺术在电影场景中的应用 最初的空间设计的概念，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室内的装饰，是指“房子装修完毕之后，利用那些易更换、易变动位置的饰物与家具，如窗帘、沙发套、靠垫、工艺台布及装饰工艺品、装饰铁艺等，对室内的二度陈设与布置以及布艺、挂画、植物等等。”各种家居饰品，比如墙纸、相框、挂镜、挂钟等等，都是可以移动的装饰品。空间设计的艺术，可以体现主人的审美观，营造了一种舒适且高质量的生活。 后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空间设计不仅仅体现在室内装饰上，开始延伸到城市空间设计、展示形式、园林设计、电影场景设计等。城市空间设计体现在城市环境和建筑的布局、建筑的群体形象上；展示设计则体现在像博物馆、汽车展示、服装秀上等等；园林设计重点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上，特别体现古代中国人曲径通幽的喜好；电影场景设计则是本文要着重阐述的方面。 人们之所以喜欢看电影，最突出的原因是享受电影画面带来的视觉美感。各种各样的电影场景，或是惊艳夸张的人物着装，或是柔和温馨的灯光效果，或是光怪陆离的背景场景，这些都是电影中各种场景带给观众的感受。电影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空间组合而成的画面，电影离不开空间设计艺术。本文就《爱丽丝梦游仙境》、《007系列》、《绝代王后》这三部电影的特点，来陈述空间设计艺术在电影场景中的应用。 一、《爱丽丝梦游仙境》与魔幻氛围 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上映后，广受成年人、儿童的喜爱。剧情讲述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钻进了兔子洞后，进入了充满神奇梦幻的世界。她看到各种像人一样会说话的小动物，还有纸牌等等。电影最后告诉观众爱丽丝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尽管这是梦，但人们却不想从梦中醒来。吸引观众的就是电影中的魔幻氛围，超乎常人的想象力让整部电影离奇。 在电影里，空间设计的艺术呈现得活灵活现。从最初女主角爱丽丝在开满花的花园里追逐一只穿着蓝色绅士服的兔子开始，爱丽丝掉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这个世界各处都笼罩着空间设计的艺术，在这个魔幻世界里，爱丽丝遇见了各种奇怪的人和动物，有早已灭绝的渡渡鸟、大蜥蜴、猫、老鼠，还有甲鱼和长着老鹰头的狮子。神奇世界里还有一整副的扑克牌，牌里的人物都是像真人一样会说话，有着人一样的神情，红桃王后很粗暴、红桃国王是个好人、红桃j很神气等。各种人物特点十分明显，整个画面充满了魔幻，观众犹如跟着爱丽丝的视觉经历了一场梦幻之旅。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导演特意营造一种哥特式的鬼魅气息。十九世纪的英国伦敦，经济上已经进入了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中爱丽丝绚烂华丽的衣着给人一种上流社会的暗示。爱丽丝本身圆润的脸蛋，白皙的皮肤，带点柔弱的性格，整一个带有缺陷的美丽小姑娘，正迎合了当时工业时代英国扭曲的人们心灵。新版电影的3d效果也跟随时代潮流，更加体现了空间立体感。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壮美的仙境景色令人流连忘返，空间设计的艺术贯穿电影始终。 二、《007系列》与秘密力量 “007”已成为詹姆斯·邦德的代名词。从第一部《诺博士》在1962年开始上映以来，风靡全球，到如今的第二十二部《大破量子危机》，007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穿着一身黑色西装，佩戴着蓝色领带，手拿一把长长的机关枪，帅气且机智勇敢，冷酷且多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能化险为夷，曾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的这种形象迷惑了多少影迷们的心。同时与詹姆斯·邦德同演的“邦德女郎”，性感漂亮，也吸引了影迷们的眼球。 综合所有的《007系列》电影的特点，在空间设计上主要运用了一种秘密的力量。在《007系列》电影第一部中，剧情具有侦探小说神秘惊悚的气息。相对当时的其它同类的侦探电影，《诺博士》更具有想象力。故事讲述的是主角邦德因奉命去加勒比海，调查情报员神秘死亡的原因。在调查的途中发现岛主野心特别大，他想统治整个世界并且具有自己的基地。邦德不怕危险用尽办法摧毁了基地，并且把在岛上结识的邦德女郎带离了加勒比海岛。 整部剧情都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味道，关键在于电影画面中的空间设计把握得特别好。一股神密的力量贯穿剧情始终，比如在詹姆斯·邦德只身一人前往加勒比海的过程中，美方正悄悄怀疑发射的导弹正受到一股神秘的电波干扰。在此，在观众面前设下了迷局。这股秘密力量一直到电影最后才揭晓。 三、《绝代王后》与宫廷奢华 谈起《绝代王后》，人们就不得不为它画面展现的奢华所感叹。巴洛克时期的宫廷建筑，扑朔迷离的舞会上，贵妇们硕大的裙摆晃动着，繁琐的头饰加上各式各样的折扇，绅士们围绕着裙摆的旋转，黑色的燕尾蝶服，白色的紧身裤。宫廷里华丽的吊灯，镶满金边的门框，烛光摇曳的烛台等等，繁复细致的各式雕纹在白色墙壁的角落，让人感觉到一种高贵脱俗之美。 电影《绝代王后》的主要特点，就是利用各种手法来展现法国宫廷里的奢华，这种华丽的空间设计，让观众体验一场从未有过的视觉盛宴。故事是围绕王后玛丽展开的，刚入宫的玛丽见到凡尔赛王宫的豪华也被吓了一跳，随着故事的发展，玛丽也随之变得奢华起来，环绕在自己和宠物的颈项间的珠宝，宫廷内装饰的奢华和上流社会生活的奢靡，形成了整部电影的焦点。 在这部电影中，空间设计艺术主要体现在空间的转换上。镜头善于将宫廷内奢华糜烂的生活与宫廷外的整体建筑风格相结合，凡尔赛宫的远方喷泉时起时落，凡尔赛的林荫大道上渐渐远去的国王和王后的马车，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意味着宫廷内的生活又开始新一轮的重复。影片通过独特的空间转换，描述了宫廷内上流贵族的生活状态。 电影是一种离不开空间设计的艺术。每部电影或多或少都会体现独具匠心的空间设计，这得归功于编剧、演员和导演高超的技能。电影中的空间设计艺术，不仅可以烘托氛围、渲染环境，还能表现影片带给观众的震撼力。有时候为了情节需求，影片会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在场景中使用各种空间设计，特别是比较难制作的特技来吸引观众眼球，达到一种更好的效果。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宋朝的设计艺术与唐朝的设计艺术之不同 摘要：唐宋两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对唐朝有着大量继承和发展，但就社会审美趣味和设计艺术风格来讲，由于两朝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却存在天壤之别。本文基于对唐宋两朝社会背景和设计艺术的研究，分别从陶瓷、铜器、玉器、金银器、家具、建筑、印染织绣及服饰设计艺术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唐宋两朝的设计艺术风格之不同。 关键词：唐朝；宋朝；设计艺术；艺术风格；比较 唐宋两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宋朝对唐朝有着大量继承和发展，但就社会审美趣味和设计艺术风格来讲，由于两朝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却存在天壤之别。唐朝和平开放，可谓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形成了雍容大度、华丽丰腴的设计艺术风格。而宋朝虽只有“半壁江山”，确是古代设计走向成熟、走向市场的黄金时期，宋朝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朴素自然，空灵简意，比唐朝更显典雅质朴，清新大方。 我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宋朝与唐朝设计艺术之不同。 陶瓷设计艺术：造型单纯古雅，装饰平和简素是宋朝陶瓷艺术的突出特点。宋瓷功能合理，形体简洁流畅且富有变化，与唐朝浑圆饱满的瓷器造型相比更显轻盈洒脱。装饰上，唐朝多采用堆贴捏塑的手法，风格华丽且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而宋瓷装饰釉色浑厚，以单色为主，体现了对和谐淡雅的追求和对天然之美的渴望。 铜器设计艺术（铜镜）：唐朝铜镜多为圆形，只有少量方形、菱形等，而宋朝推出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炉形和带柄的铜镜。唐朝铜镜纹饰构图新颖，丰富多彩，装饰技法除浮雕、线雕外，还有金银平脱、嵌螺钿等，其用途主要作为生活用品和珍贵礼品；而宋朝由于铜料缺乏，除徽宗时的仿古镜较精美，多数铜镜熔炼不精，装饰粗放。 玉器设计艺术：唐朝玉器造型丰富多彩，配饰内容和形式新颖独特，生活器皿也充分考虑实用和观赏性。宋人爱玉，但由于玉材缺乏，形体较小，装饰技艺精湛。 金银器设计艺术：唐朝金银器发达，无论装饰品还是日用器皿，其造型都生活化，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体现了功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装饰上在保留金银本色的前提下，通过丰富的装饰纹样和装饰手法充分展现金银的材质之美和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而宋朝的金银器已具有商品性，尤其是银器全面走向市场，其装饰纹样多以自然生动的花卉瓜果、亭台楼阁、人物小品和其他吉祥如意的图案来吸引消费者。 家具设计艺术：唐朝时我们便能看出日用家具形体由低向高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形式，传统床榻高度继续增高，新式高足家具品种增多；到宋朝，逐渐形成了高足家具的完整组合。唐朝家具装饰图案花纹增多，还在有关部位增加了装饰部件，特别是用图案雕饰来完成；而宋朝家具的突出特点是装饰线性脚和绘画艺术的普遍应用。 建筑设计艺术（城市、建筑、陵墓）：唐长安城布局仍承前制，采用规整对称的全封闭设计，建有宫城、皇城、外郭三大部分。宫城与皇城集中在全城北部中心，以南则建有棋盘形街道分割坊里，形成北宫南市的城市格局。其建筑多采用木构技术，雄伟壮丽的宫殿和某些庙宇佛寺都成为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遗存。 宋朝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突破了唐朝城市封闭的访市制度，而代之以临街设店铺，沿巷建住宅的开放型新格局。宋朝居民建筑的一大特点是私人宅第的园林化，此时，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技术发展的更为成熟，并出现新的生产工具——框架锯和刨子，也有了大型官式建筑法规——《营造法式》。宋朝的陵墓多用砖刻表现建筑形式，平面布局上整齐划一，与唐朝陵墓相差很大。 印染织绣及服饰设计艺术：唐朝的印染织绣具有富丽神秘的风格，纹饰以花鸟为主，反映生活，受宗教影响，纹饰中佛像也增多，这些纹饰造型丰满，形象写实，色彩富丽。而宋朝的印染织绣却一反唐朝的富丽堂皇追求淡雅和谐的风格，纹饰花鸟渐少，花卉居多，构图曲折，清新柔婉，与唐朝构图常用团花，端庄饱满的风韵迥然绝殊。另外，寓意美好的吉祥图案也用来做装饰，以天下乐和一年景最为重要。 由于唐朝思想观念开放，妇女地位提高，服饰宽松飘逸款式多样，且出现袒露样式；首饰与配饰设计也用料丰富，样式新颖。宋朝提倡朱程理学，服饰较唐朝则显得拘谨、保守、等级严格，其款式简洁，色彩清淡；首饰和配饰也做了严格规范，不如唐朝丰富。 以上我从部分器物的造型、装饰、制作工艺以及家具、建筑、织物服饰设计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宋朝的设计艺术与唐朝相比存在的差异，其实，这种差异还体现在其他多个方面，比如漆器、石窟雕塑、平面设计等等。总的来说，唐朝的设计艺术可谓色彩斑斓，富丽华美。而宋朝则是含蓄天然，淡中见浓，浅中显深，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范，对后世的设计艺术影响极远。 设计艺术论文:设计艺术的形式美研究 ［摘 要］美，在生活中广泛存在着。探讨形式美的法则，是所有设计学科共通的课题。设计艺术中的形式美，更直观，更形象，更有效地传达了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人们对美的概括与表达。本文从形式美的产生、形式美的法则、形式美在设计艺术中各个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形式美对艺术设计的重要影响和具体的体现。 ［关键词］设计艺术；形式美；形式美法则；运用 1 形式美概述 对于美，自古以来尚无定论。庄子曰：“各美其美”。我们说，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给美定性。那么，形式美是不是难以来定义的呢？美的根源是自然的人化——社会实践。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现和总结了一系列符合自然规律的有序的客观事物，形成了初步的形式美的意识。我们认为形式美应该具有以下特质，或者说形式美应该这样理解： （1）形式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这是设计的本质的需求。设计是为人的造物活动。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产品，不仅要求有用，而且还要求美观。这里所说的内容是指事物的全部组成部分，是其特征、内部过程、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的统一。形式是指内容的外部的表现形式，是为人的直觉感官可以感知到的。 （2）形式美是构成事物的物质材料的自然属性的有规律的组合所表现出的美。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定的物质材料，如形状、色彩、线条等，当这些质料以一定的规律组合，变形成了形式上的美。这些规律包括了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 （3）形式美是独立存在的审美对象，有独立的审美特性。一个产品，它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形态、独特的结构、独有的色彩，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是专有的、是独立的。因而，形式美的审美对象是独立的，审美对象有专有的审美特性。 2 形式美的产生 形式美的产生本质上是源于艺术设计的最本质的目的。美，形式美是源于社会实践的，设计同样是在生活实践过程中萌生出来的，设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设计反映的是社会现实存在的现象，只是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融进了自己的思维，通过艺术的美的方式表现出来。设计是为人服务的，是能够反映一定社会现实的。 形式美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不断地熟悉和掌握各感性质料的特性，并对其形成的联系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得出来的。可以说，形式美源于现实生活，来源于社会实践。 3 形式美的法则 （1）变化与统一。这一法则体现了自然和人类的生存原则。大千世界，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和生命；而没有统一就没有一定的规律和秩序，所谓变化就不可能存在，最终只能导致混乱与衰亡。在艺术上人的艺术感受是有统一性的，艺术作品也必须具有变化和统一性，才能更好地为人所理解和欣赏。 （2）对比与调和。对比与调和是变化与统一的具体化。对比是变化的一种方式，调和是形的类似，是形体趋于一致的表现。对比强调的是各个部分的对立性，它使得各部分的特性更加突出，而调和是对比的一种内在的制约。 （3）对称与均衡。对称和均衡是自然力和物自律的综合体现。对称，是一种等量等形的组合形式，体现出一种稳重端庄的美。均衡，是一种等量却不等形的组合形式，是一种视觉力度所能够达到的平衡。 （4）节奏与韵律。这是“任何物体的诸元素成系统重复的一种属性，而这些元素之间，具有可以认识的关系”。节奏，是画面中同一种元素运动所形成的运动感；韵律，是有规律的节奏经过扩展和变化所产生的流动的美。节奏与韵律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首先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在形式上，韵律和节奏具有对视觉和听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服从于一般的审美形式规律，是内容的形式；在本质上，他们又具有内在性，是形式的内在秩序和结构。因而，节奏和韵律的设计又成为一种方法，它能够把人的视线和意志引向一个预设的方向和目标。 4 形式美在设计艺术中的运用 （1）产品设计中的形式美。产品设计中，我们更加地关注材料和性能，造型和功用也是吸引人们眼球的首要要素。在产品设计中，新材料的运用，新的造型，新的形式运用，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创造一种新的造型形式来表现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是依据产品特有的功能，设计师平时的审美素养和设计技巧，现代、时尚的审美趣味，现代先进的制造技术、人机工程学的原理。不同的经营理念导致产品个性异样化与风格统一化并存的状况。”这便是对产品设计中体现形式创作的解释。 丹麦设计师雅格布森设计的三种不同风格的椅子，它们各具风格，形式简单，在造型上都是在现实原有事物的原型的基础上进行变形加工处理的。层压椅在材料上给人很严肃、沉稳的心理感受，在线条的处理上主要运用直线，坐垫的设计适当地运用了曲线和折线。蛋椅给人舒适、赏心悦目的感觉，运用曲线较多，很好地运用了人机工程学原理，是形式与功能完美的组合的设计作品。壶椅同样是结合了消费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心理。 沙里宁的郁金香椅，简洁大方，现代气息浓郁。动静感的对比和红白色彩的对比运用，体现了形式美的法则。还有他的扶手椅也很有特点，材料给人温馨的感觉，在形态上像一个张开的嘴巴，极具韵律美。那蝴蝶椅，不仅在形式上运用了自然生态事物的特性，而且充分运用了材料的材质美，充分运用了材料的纹理，有一种直观的形式美。 保罗•汉宁森设计的ph灯具既充分考虑了光的折射等方面的规律，考虑了功能的需要，在形式上，层层叠叠的像盛开的花瓣一样，极具美感。 （2）建筑设计中的形式美。建筑艺术设计中设计的材料、造型、建筑设计的风格集中体现了设计的形式美的法则。建筑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包括空间、形体、比例、均衡、节奏、色彩、装饰等许多因素，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建筑艺术的造型美。形式美在建筑艺术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家帕拉第奥在谈到建筑的形式美时，甚至认为“美产生于形式，产生于整体和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 希腊帕提农神庙，它距今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在建筑风格上采用的是多立克柱式，在形式上具有造型端庄、比例匀称的特点，千百年来的建筑设计师们在对希腊帕提农神庙进行了研究后一致认为，希腊帕提农神庙之所以这样美，就是因为他的长、宽和高都符合形式美的法则。 米拉公寓的设计曲线的运用较多，柱子和门窗的设计都比较独特。本来应该静的建筑，却给人以动的视觉感受。这便是节奏和韵律、变化与统一的形式美的体现。 图中所示为设计师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这是一个极富创意的建筑设计作品。整个形式张扬又富有内聚力，像盛开的花朵，像展翅欲飞的鸟。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均衡运用得很好。 （3）雕塑与绘画中的形式美。雕塑是一种重要的造型艺术，雕塑与建筑一样属于带给人一种静穆感觉的艺术类型，然而，在一些雕塑作品中却蕴涵着无限动感，无限的力量。运用到了形式美的节奏和韵律、对立和统一等形式法则。对于绘画来说，在艺术家的手中，线条、色彩、构图也融入了艺术家独特的兴趣、爱好个性以及审美特点。同时，形式美可以使得绘画艺术具有生动的美感，使画面活起来，具有灵动的生气。这才是绘画艺术想要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感情需要。 大家都熟知的雕塑《自由女神像》，其整个形象充满了动感的力量。原本静的雕塑因为她在线条上运用得细致、生动，赋予了神像以生韵。在动与静的处理上，恰到好处，体现出一种均衡与和谐之美。女神高昂的头颅、上扬的手臂，给人一种向上的积极的感觉，是一种刚正的力量之感，与柔美的线条形成了对比，可是整个基调却是阳刚的，充满着生气和力量的，这是其主的韵律。因此，形式美的法则在雕塑上也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而我们中国的极具意蕴之美的中国画，从整个构图和线条的运用上讲，重心平稳，画面简洁生动、透气。画面上有大块面的留白，大面积的空白与或浓或淡的墨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恰恰使得画面更灵动，更气韵生动，而并没有感觉到空。国画讲究“形神兼备”的意境美。注重情与景的融合，注重物我、自然的和谐统一，讲究含蓄。这无不体现了形式美法则当中节奏与韵律、对比与调和的原则。国画不仅美在墨色的淡雅古香，美在意境的虚无深沉，更在形式，简单的墨色，简单的线条，简单的书法文字，简简单单的画面处理，简洁优美的形式表现，却能够传达出创作者的心境、思绪。可见，形式美在绘画中的运用非常重要。 5 小 结 形式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中都有着广泛的体现，形式美渗透到了设计艺术的各个领域，我们研究形式美往往在设计艺术作品中得以体现，目的还是为了指导我们在将来的创作中，合理地运用好这种形式美的法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我们今后的设计创作过程中，要客观地、能动地运用这些形式美的法则，以便创作出更美、更有用的、赋予形式美的佳作。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设计艺术论文:试论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艺术的影响 一、前言 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和彻底的现代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设计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作为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它颠覆了古典艺术"真"的原则，即彻底放弃了空间透视的方法。主要艺术家有毕加索。二战后至今，现代艺术主要是沿着达达主义的轨迹前行。它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反艺术。主要艺术家杜尚。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其它流派还有野兽派、未来派、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传统艺术不同程度的否定。 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它所反映和表现的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都是艺术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而服装设计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着装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具有时代气息，现代艺术对服装设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二、现代艺术对服装图案设计的影响 （一）抽象的几何纹样 抽象的几何纹样受抽象派画家观念的影响，以直觉和想象力为创作的出发点，仅将造形和色彩加以综合、组织在画面上，打破了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二战以后，由抽象观念衍生的各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抽象绘画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物的概括与提炼所创作的抽象绘画，带有浪漫色彩。另一种是用单纯的点、线、面、形体与色彩构成的抽象绘画，比较理性。这种艺术形式最具装饰性和图案特征。如荷兰风格派的主将蒙德里安的创作，他利用垂直水平结构和原色矩形色块的作品，简洁却蕴含着严谨而复杂的结构关系，虽是装饰性的，但具有深刻的哲理，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精神共鸣。 服装设计师也直接采用了蒙德里安的语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抽象派美术对现代装饰艺术和图案艺术影响广泛，使得印花织物的纹样处理呈现崭新的特点，随意的抽象的几何纹样取实的精致的花卉纹样而广泛流行。 （二）平面构成纹样 平面构成纹样的产生源于包豪斯的构成理论，以点、线、面、体来高度概括复杂的事物，将几何形体进行理性的排列，构成新的艺术形像。这种平面构成纹样被广泛运用于染织图案中，并不断推陈出新。如男式衬衣的印花图案就是比较典型的平面构成纹样，以极小的几何图案重复并且有规律的进行排列，形成大面积的几何形态，不仅男士衬衫上会应用平面构成纹样，t-恤，领带，围巾等也有平面构成纹样的应用。 （三）欧普纹样 欧普纹样来源于欧普艺术（optical art），又称为光效应艺术、视幻艺术或视觉艺术，在60年代流行于欧美。 60年代以前，布料上的织纹图案仅限于苏格兰格纹、千鸟纹和人字纹等传统织纹。60年代，纺织和印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再加上欧普纹样比较便于拷贝和复制，使得欧普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品设计，掀起时尚界的革命。 因此，欧普纹样应用在服装、丝巾、领带等服饰品上会产生一种时尚前卫的着装效果。另外，欧普图案所产生的视觉错觉还能达到修饰、雕塑身材的目的。如07年秋冬季，以60年代为设计主轴的马克·雅各布斯、乔治·阿玛尼等设计师品牌，相继推出采用类似欧普艺术手法的服装。英国知名时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奎恩、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comme de garcons）和纪凡希品牌以大小不同的黑白棋盘式格纹等。 （四）立体派纹样 立体主义开始于1906年，由乔治·布拉克与帕布洛·毕加索所建立。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目标。它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探索画面结构、空间、色彩和节奏的相互关系，在造型和表现上突破了时空限制。 立体派纹样应用于服装面料的印花设计中，使平面的布料仿佛具有立体感，赋予服饰品独特的美感，采用这些图案设计的服饰大有毕加索之风。这种纹样的融入使着装者洋溢着充满时尚的气质，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一度流行。 （五）野兽派的杜飞纹样 杜飞应用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写意手法，吸取马蒂斯绘画的装饰风格，线条质朴简洁，花卉图案形像夸张变形，人物动物相互交错，豪放粗犷，流畅自然，具有创造性、装饰性，后人把这种写意花卉图案称之为杜飞纹样。时装设计师利用杜飞纹样体现服饰设计作品的独特灵魂，体现一种自然美、野性美，利用流畅飘逸的线条结合服饰品的造型，生动而鲜活地突显出服饰的独特魅力。 （六）迪斯科纹样 迪斯科纹样的命名源于迪斯科音乐和舞蹈，迪斯科纹样有着迪斯科般的风格特点，新鲜、多变、富有活力。迪斯科纹样最初来源于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大多是描绘星系和宇宙的主题，超人、外星人、天空流行等图案，后来，迪斯科纹样采用抽象派巨匠康定斯基和西班牙画家米罗的绘画作为服饰面料的图案，从两位大师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平铺色块，流畅潦草的线条，强烈的对比色，用干笔在纸上一蹴而就，挥洒自如，当然，印有迪斯科纹样的服饰品也会被赋予迪斯科个性，给人以富有活力、浪漫、新潮、潇洒的视觉感受。 三、现代艺术对服装材料设计的影响 20世纪的女性追求独立，彻底抛弃了紧身胸衣，喜欢式样简洁，有综合功能的服饰，由蕾丝、花边、丝绸面料组成的内衣问世时，曾引起轰动，有人称它为“内衣革命”。现代服装设计越来越注重材料的开发性应用。然而在二战之前，服装设计基本上以款式、结构和造型的变化为主。50年代的蓝色丝缎晚装。极其轻柔的面料，被称为“女人的肌肤”。20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面料，有句名言：仅次于情人爱抚的，是好的布料。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设计师开始以材料为出发点进行服装设计，如1966年拉巴尼设计了以仿金属片链接的时装，七十年代后“面料魔术师”三宅一生作品的面世，都给了服装设计界以巨大的冲击。到八、九十年代，材料逐渐成为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些共识。 四、现代艺术对服装廓形设计的影响 战争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将19世纪浪漫主义风潮打破。现代西方服饰逐渐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装饰，越来越强调其功能性，服饰变得简单、实用。随着女权思想的逐渐成熟、普及，女装与男装之间的差异日渐缩小。随着20世纪下半叶年轻风潮的兴起和大众审美标准的变迁，服饰流行日益多元化、平民化。 1、20世纪20年代：永远的经典——可可·香奈儿“现代主义”设计师追求人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和平共处，在追逐机械化、现代化的同时，女性的束缚也被逐渐解除。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法国女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以她简洁的日常服装、运动装、便服和度假服装，将女性从束缚中解放。她推出直线型男孩儿式的轮廓和新潮的短发，提倡背肩包与针织品套装，她把晚礼服“法定”的拖地长裙缩短到与白日服一样的长度，尽可能使造型朴素、单纯化，她教给人们如何用人工宝石来装饰自己，把服饰品的装饰作用提到首位。 她提供了具有解放意义的自由和选择，让女人也可以穿裤子将服装设计从男性观点为主的潮流转变成表现女性美感的自主舞台。香奈儿设计时装追求实用，推动了服装设计新概念，对现代女装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2、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廓形：斜裁女皇——玛德琳·维奥内特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光滑轮廓与"现代主义"秩序井然的线条相和谐，这可以在不少设计师的作品看到，如玛德琳·维奥内特的斜裁真丝缎子的紧身女装，巴斯博物馆两件藏品的其中一件是1934年的拖地长袍，裙子的上半身是蕾丝褶皱紧身胸衣、飘逸的绸缎轻盈地从肩上泻下，下半身是招牌式垂坠长裙，腰间饰以褶皱。 维奥内特的设计强调女性自然身体曲线，反对紧 身衣等填充、雕塑女性身体轮廓的方式，有“裁缝师里的建筑师”、“斜裁女王”的称号。在大师一生的作品中，“古希腊女神式”的斜裁和皱褶垂坠连衣裙是她设 计中的经典代表。她打破了之前打版制样的裁缝传统，而直接将布料或垂挂或缠绕在身体上进行裁剪，利用衣料的自然垂坠使得时装如第二层肌肤般轻盈飘逸，勾勒 出女性流动的曲线和曼妙的体态，皱褶则是这种剪裁方式 所衍生出的特有细节。 但这些最终都被更精心制作的轮廓所替代，到了这10年结束时强调肩部、掐腰和连身的裙子更加坚定了新浪漫主义设计倾向，并预示了战后“新外观”的出现。 3、20世纪中后期的服装廓形——迪奥 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主宰巴黎的高级女装潮流的人是迪奥，他的设计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和让敏锐的艺术感觉是分部开的， 1947年，考虑战时物质节制强加给服装业的简朴需要，迪奥推出的“花冠线条”轰动了时装界，被誉为“新风貌”。1952年，迪奥设计的三件套——羊毛夹克、线条简洁的帽子和柔软淡雅的结绸短裙，多年来一直成为时装设计的样板。迪奥设计的裙子，常在裙上打褶，或者用各种颜色的布镶拼；有时还缝上绢网，打造丰满感；各种各样的帽子侧戴头上，再配以硬高领的上装。接着又有了不对称裙子、o型、a型、 y型、h型、郁金香型等各种廓形的服装。他在巴黎时装界辛勤工作的10年里，巴黎女装从整体到细节都发生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线条设计和整体结构设计优美绝伦，几十年来一直影响着妇女和其他服装设计师们。 设计艺术论文:室内环境设计艺术论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大众对生活空间质量的要求步入了一个以满足物质生活水平为基础、追求相对高层次精神意识空间的阶段。从广义的角度看，室内环境设计既可以说是建筑学的深化和延续，也可以说是建筑学和美学派生出的边缘学科，同时也是人文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这样的现实和意识层面上探讨室内环境设计的价值和艺术性。 关键词：室内 环境氛围 心理感知 意境 一、室内环境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是人文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筑内部空间的理性创造方法，是 一种以科学为构造基础，以艺术为形式表现，为塑造一个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室内生活环境而进行的理性创造活动。室内环境设计又是一门具有极强整合性的综合学科，现代室内环境设计涉及到建筑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结构工程学、建筑物理学以及材料学等学科领域，它要求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综合地进行多层次的空间环境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基本层面需求的实现，即一方面要合理提高室内环境的物质水准，满足使用功能；另一方面要提高室内空间的生理和心理环境质量，使人从精神上得到满足，以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其中，精神层面包含设计的艺术性和个性特色两个要素。 艺术性是指塑造具有强烈审美感受的视觉环境空间，它建立在形式原理和形式要素之上，无论是室内的造型、色彩、光线和材质等要素，都必须符合美学原理的要求，以求感官和精神上的审美效果。个性特色是指塑造室内环境的性格境界，表现为空间的性格形态塑造，只有使空间透过室内形式反映出不同的个性特色或不同的格调，才能满足和表现个体和群体的特殊精神品质和性格内涵，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无限的精神感受。追求人性化的生活环境是室内环境设计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事实上，室内环境设计不能以孤立的单一功能或形式为惟一目标，它既不是单纯的生活科学，也不是单纯的生活艺术，而是二者统一，是以精神建设为体，以物质建设为用，共同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价值。 二、室内环境设计与美学 室内环境设计与美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学是一门科学的、富有逻辑性与指导意义的学科。中文的“美学”一词在20世纪初来源于日本（中江肇民译），是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该词的最早使用者是18世纪的鲍姆嘉通（baumgarten），他把这个本来指感觉的希腊词语转用于指感性认识的学科。所以如果更准确地翻译，“美学”一词应该是“审美学”，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美学就是研究室内环境设计中的审美学，即人们如何通过设计的作用在室内环境中认知美、感受美，也就是设计师用“美”来填补人和空间环境中所有理性与感性元素之间的沟壑。当人在室内空间环境中感知到美时，设计才是成功的。 室内环境设计的成功本质上是室内环境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个层面的成功，然而，它们最终都要回归于精神层面的认知和肯定。这样就必须研究室内环境对人的作用，人在室内环境中认知美、感受美的一切状况。人类本体论美学就是从如何塑造人的心灵着眼，来考察审美经验和艺术现象（艺术品、艺术家、艺术史、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批评），把艺术与生活、政治的外在一般论断，转变并了解为内在的过程，这就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映和反作用的原理真正落实到审美心理的实处。它要求探索和回答审美过程中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这其中也包括室内环境艺术设计的审美过程问题。 三、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性 室内环境在艺术审美层面上要求在于对室内意义的创造，它表现为室内环境在物质、精神两方面对人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心理的双向交流得以实现，即人对室内环境认知和环境对人的影响，而设计就是以特定的语言来促成这种表义的过程。所以，室内环境设计师在考虑使用功能要求的同时，必须思考精神功能要求（艺术感染、心理感受、视觉反映）。 室内环境设计的艺术表现是指在组织和塑造空间时，其内涵形式有两方面的属性：一种是内在涵义，另一种是外显方式。内在涵义是通过室内整体的环境氛围、室内环境心理感知、室内意境呈现出美感；外显方式是指运用形式美法则—适度、均衡、韵律、和谐，通过形式的外显方式呈现出美感。 1. 室内整体环境氛围。室内整体环境氛围是室内环境呈现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不同功能、性质的空间应该具有不同的性格内容，即具有一定的个性特点。不同个性特点的空间会让人们产生不同的印象，如活泼、庄严、典雅等。在室内环境设计实践中，空间类型复杂多变，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每一个细部，都可能形成一定的氛围或是影响氛围的倾向及空间的个性。设计实践时，设计师应从空间的性质、用途、使用对象以及营销策略等方面去思索定位，以创造出不同感受的环境氛围。就像小型雅间需要亲切、温馨、典雅、轻松的气氛；宴会厅需要热烈、欢快的气氛；大型会堂则是庄严、宏伟、端庄的气氛。即使同是中餐厅，由于对象不同，其室内氛围也各不一样，如婚礼用的中餐厅，室内环境设计应具有喜庆、祥和、热烈的氛围；风味餐厅则应给人们朴实和亲切感、富有生活气息。 2. 室内环境心理感知。室内环境设计不仅仅是满足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室内生活环境，能使人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更具享受性。室内环境的心理感知和感受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指空间环境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就一般心理过程而言，人的感觉、知觉、认识、想象、思维、情感、记忆等心理过程是每个人面对特定空间环境时都会产生的心理反应，进而才会产生对室内环境的感知评价，如美感、新奇感、舒适感、恐惧感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对环境空间也必然各有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标准。研究个性心理，可以为有针对性的空间创意或设计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设计师要学会研究人的认识特征和规律，研究人的情感意志，研究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运用各种理论和手段去冲击和影响人的情感，使其升华，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利用景物与背景的反差，反差越大，人的感知力就越强，室内环境处理上应是互相衬托、主次分明。宾馆中庭的瀑布、喷泉、上下穿梭的观光电梯、跳跃式的灯光都是因为新奇或动态的物体易被人感知，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而产生艺术感染力的。视觉具有先决性，由于人的视觉范围的渐进性，人们对环境的印象总是由一个个的小片段组成，只有先确定流线才能决定每一个“流线片段”上的画面，由一个个画面构成一组组引人注目的风景。 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应用联想的手法来影响人的情感，以扩大人对环境的感受深度和丰富理解。如触景生情的手法，就是利用人们对环境触景生情的心理，唤起人们熟悉的潜意识心理感觉。 约翰·波特曼曾说：“如果我能把感官上的因素融会到设计中去，我将具备那种左右人们如何对环境产生反应的天赋能力，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出一种为人们所直接感觉到的和谐环境。”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对环境空间的感知是非常直接的，不需要经过太多的理性分析，因此，研究人们的心理感受对环境设计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人们对环境空间的感知能力是多层面、多角度的，包括空间尺度、比例、分隔、秩序、色彩、体量、光影等视觉元素，还包括听觉、嗅觉、触觉等其它元素。室内声场、光环境的塑造、绿色植物的清新空气、鲜花陈设品配置出的甜美温馨气息、不同界面材质触感等都构成了室内环境心理感受的要素。对于这些要素，在室内设计中应综合考虑和评价，注意相互间的统一与和谐，从而创造出空间环境的整体美感，提高室内空间的使用效益。 3. 室内意境。室内环境设计是为人而设计的，人是环境存在的主体，人不仅有生理需求，更有着心理需求。在室内环境中，心理需求的满足，需要人与环境进行新的交流，从而让人体验到各种心理感受，如舒适、快乐、宁静、宏大、端庄等。因此，室内环境设计就必须创造出空间中的意境。 室内意境是室内环境所直接体现的创意构思、意图、主题，是室内环境中精神功能的高度概括，是一种蕴藏在感性形式之外的、能引起人无限深邃的思索和联想，给人以某种启示或收益的设计艺术美。 室内环境中的意境并非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它是在一个主题下的多种美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最能体现出意境流动感的设计。素有“壶中天地”之称的中国园林艺术就是空间流动意境创造最为典型的代表，它通过门、窗的隔、对、借来突出景点，又通过水、廊的运用来连缀景点，使其串连成为一个整体。曲径通廊、小桥流水不仅使景观在移步易景的变换之中仍然保持了一气呵成的流畅，更重要的是在展示的动态中，在四维的时空中，彰显了中国园林无尽的魅力。如何使静态的空间环境化静为动，静中有动，从而丰富空间的内涵，是室内环境设计必须追求的目标之一。 室内环境的总体意境最终是对文化的反映，也就是说，意境的本质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意识所积淀下来的精华，从各个方面和层次来说，它都是设计创意灵感的重要源泉。因此，设计美的意境归根到底是从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一般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文化情调。它是设计中最为感性直观的要素，也是表层的要素。它表现为一种模糊的、印象化的文化趣味。其二是文化心理，它是指设计中弥漫在某个群体中的不系统、不定型、自发的文化意识，如民俗习惯、信仰和崇拜等。最后是文化精神，它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现象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文化成果。文化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不断发展的动力。故宫建筑的理性精神、日本建筑的道禅色彩都属于文化精神层面的体现。 室内环境的意境是通过室内空间的布局、家具器物的样式、材料质感的搭配以及界面造型的选择等一系列环境设计来形成空间的整体美，营造出空间的意境美感，使人深深地感觉到设计内在的个性、情调、品位等内涵。它是设计师通过文化、科学、技术、生产各种系统要素整体化的联系，心理学、人体工程学、人文科学的相互渗透，以及自然因素、人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而体现出的一种社会过程。通过室内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实在的“景”，唤起人们的愉悦之“情”，这个情景交融的过程就是室内环境设计意境美的生成过程。 此外，室内环境设计中运用最多的形式美法则包括：适度美、均衡美、韵律美及和谐美。 综上所述，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性关系到如何去塑造人的精神和灵魂，这是室内环境设计的宗旨，是新世纪、新时代对室内环境设计专业的要求和呼唤。只有提高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艺术品质，才能为人们创造出更美、更优雅、更舒适的室内环境。 设计艺术论文: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 摘 要：设计艺术是最古老的艺术，也是最广泛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研究，以预测其发展趋势，为我国设计艺术的发展提供参考作用。 关键字：设计艺术 本质特征 发展趋势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溯源 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原创活动都可以被称为设计。从这个角度来说，设计的概念未免过大，因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具有明确限定的狭义的设计，即合乎目的性，具有功能性、艺术性、科技含量和经济利益的设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设计艺术都具有一个漫长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设计艺术历程简述 中国的设计艺术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原始社会人类设计的石斧、石刀具有对称、节奏、光滑等朴素的形式美，包含有一定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手法。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地广人多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智慧的人民在生产工具和技艺的变革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在不同的时代也创造了不同的设计艺术成就。先后留有原始社会时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器和陶瓷设计艺术；奴隶社会时期的伟大创造——青铜器设计艺术；封建社会时期更是百花齐放、灿烂夺目，建筑设计艺术、园林设计艺术、家具设计艺术、服饰设计艺术、瓷器设计艺术、雕塑设计艺术等都在世界设计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设计艺术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的庞薰琴和一批设计家、设计教育家从西方引入现代设计艺术思想，对中国现代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设计艺术在我国只是被定义为“工艺装潢”这类狭隘的范围，并没有形成设计艺术的产业化，对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直到七八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设计艺术才真正发展起来，逐渐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艺术。 （二）西方设计艺术历程简述 西方原始社会时期设计艺术和中国一样集实用和审美于一体，具有朴素的石器时代的痕迹。奴隶社会时期古埃及设计创造了辉煌的金字塔艺术。古希腊的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科林斯柱式奠定了世界建筑设计艺术的基础，其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开创了欧洲设计艺术的历史。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受宗教的影响较大，中世纪的设计艺术推崇精神上的表现。哥特式的建筑是此时的代表，造型高拨、挺直，讲究装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设计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拉斐尔等大师级的人物，这一时期的设计艺术崇尚个性、自由、解放，对后来工业时代的设计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设计艺术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革命的结果。随着18世纪的工业化，机器时代的到来，设计艺术也超出了为少数贵族服务的范畴，为大众所消费、设计与制作，生产活动分离，设计也超出了功能性，具有装饰性、趣味性、象征性等特征。19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大规模的“工艺美术”运动拉开了现代设计艺术的帷幕，之后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经历了更加宏大，影响更广泛的“新艺术”运动，风格独特的“装饰艺术”运动以及流派众多，艺术风格多样的现代主义设计。西方设计艺术发展到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时期，出现了耳目一新的解构主义、新现代主义。如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设计艺术必将继续绽放出新的绚丽火花。 二、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的比较 要比较中西方设计艺术本质特征必须从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入手，实践的理论指导理论的实践。不同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的指导，设计的创作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中西方由于地域差异，人文环境的不同，设计艺术所依托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也有着显著差异。中西方设计艺术哲学与美学思想是个宏大的论题，若真要求解非我能力所及，笔者不妨在这里管窥一二以抛砖引玉。当然中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不能割裂，笔者分开论述只是方便在设计艺术这个特定的领域作些有意义的探讨。 （一）中西方设计艺术哲学思想比较 “天人合一”宇宙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设计艺术特别是园林设计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园林设计引山水入园林，曲径通幽，借境移情，既有人工设计的诗情画意又有与自然和谐，与天道和谐的意境。“天人合一”是古代哲学史中无论孔子儒家还是老子道家都强调的观点。《老子》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主张天、地、人都统一于象征着自然无为的“道”。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认为天下万物由道而生。从中分析可以知道人的设计实践是效法“道”的，而“道”是效法自然的，设计也就是效法自然的。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家还将设计门类与五行学说联系起来，运用“五行”概念来阐释行业行为与自然现象“相生相胜”即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关系。老子并在此基础上有提炼出“阴阳说”，建构出宇宙本原“道”之学说。庄子继承发扬了老子的观点，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一种原初、真实、本质的状态。 中国的设计艺术思想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支配，有着鲜明本质特征：（1）材美工巧。讲究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深刻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人的宇宙观。（2）以用为本。强调用和美的统一，与荀子的“美善相乐”一致。（3）文质彬彬。追求“质”和“饰”的和谐统一，（4）顺物自然。崇尚自然顺物自然是其时期的核心内容。（5）重己役物。强调使用主体的感受并追求功能与审美的统一。（6）物以载道。以物载道、言志、象德。如“玉有九德”，象征着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7）象。象是古代设计思想的基本，如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这种以象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抒情方式奠定了中国设计艺术的美学基础。 谈到西方哲学思想，不得不提古希腊。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并产生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柏拉图认为绝对的形式就是美。形式是理念、美、真理、知识和善基石，他用美对形式进行抽象和说明，柏拉图用美来解释了理念、真理、知识之间的关系。柏拉图称之为善“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这也就是善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理念还不是最终的存在，理念通过美而被自己超越(更美)，这样借助于美的再一次超越，柏拉图从理念上升到最高形式——善。理念是超验的，它自身没有回归此岸之路，因此它最终只能成为属于神的性质的善，美不能用来说明神，柏拉图也无法再对善有所言说，这样柏拉图的哲学就停留在不可逾越的二元分裂上。 当然如同孔子和老子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他们也有着种种分歧，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哲学思想讲究变化，没有国定的形式，“天人合一”。而西方的哲学强调固定的形式，尽管之间有紧密联系，但没有轮回。由于无法解释神，不能与神相通，中世纪的哲学成了神的婢女。这点在中世纪的建筑设计艺术上得到很好的例证。哥特式的建筑大都垂直向上，表现了一切朝向上帝的宗教精神，为神服务。而中国哲学虽然也认同“天命”，神可以主宰命运，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有轮回，人达到一定高度也可成为神。中国的古代建筑设计艺术大都“以人为本”，为人服务。 （二）中西方设计艺术美学思想比较 中西方古代设计艺术美学，由于大都产生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下，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本质上都属于古典主义美学范畴。但由于哲学基础、历史文化、民族审美的差异，设计艺术美学思想也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 1.表现与再现 表现与再现通常被认为是中西方艺术的显著差异，其中在绘画中尤为明显。同样在设计艺术领域这种差异也表现很明显。中国设计艺术强调表现，而西方重视再现。如中国的园林设计体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中国园林的设计法无定式，追求“外师造化”，并不追求一山一水的准确度，采用散点透视，以人在其中游园的情趣为设计目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而西方的园林设计以几何形的法国园林为代表，则采用焦点透视，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园林内充满了理性的气息，整齐一律，均衡对称，具有明确的轴线引导，讲究几何图形的规律，就是连花草树木都修剪得整整齐齐。为一种人工的创造再现，强调人工美。造成这种审美特征的原因当然与我们上面所谈的哲学思想分不开。中国强调“天人合一”，西方的古典艺术观是“摹仿”。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理念世界的影子”即现实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 2.形式与整体功能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往往有一个制作图式，即想象着匠人制造物品的样子，然后用这个图式的结构去比附他们要理解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制作图式最典型的形态有两个：一是柏拉图的“原型—摹本”图式，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图式。于是，柏拉图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原型和摹本外在分立的两重天地，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形式和质料内在复合的完整个体。而我们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图式是金－木－水－火－土－金不断地循环，是“阴阳”太极，是八卦图式。因而西方设计艺术美学追求固定的形式美，设计条理清晰，对具体的形要求极为严格，中国设计艺术重道轻器，追求有无相同，注重意境，气韵以及整体的变化，和谐统一之美。这些在中西方的雕塑、建筑、家具、服饰等设计上都能体现这种差异。 三、中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发展趋势 西方的现代设计艺术是随着工业革命，工业化大生产而发展起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后，西方现代设计艺术逐渐在世界形成了主流，传遍全球，当然其发展的过程也借鉴了东方的设计艺术思想。比较中西方现代设计艺术毫无意义，因为中国现代设计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学习西方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当然其中也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思想，主流和西方现代设计艺术是一致的。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科技革命进步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可以预言中西方设计艺术将继续相互交流、互补、融合，形成开放化、多元化、世界化的发展趋势特征。两大设计艺术体系殊途同归，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出璀璨辉煌的人类设计艺术文明。 设计艺术论文:对设计艺术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思考 内容摘要 ：设计艺术教育日益成为我国艺术教育的一个主要领域，在这种形势下，设计艺术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文章着重强调了通过设计艺术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优化结构，突出优势，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达到设计艺术专业教育的既定目标。 关 键 词 ：设计艺术　教学改革　课程设置　实践能力 设计艺术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代表的是人们对所选择生活方式的设计，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用，以及潜含在其中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系统。受经济高速发展对设计人才需求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不仅仅在专业院校，而且在普通高校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设计艺术教育也越来越成为我国艺术教育的一个主要领域。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敏锐的审美能力、创造性思维方法和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能力的综合素质，应该是普通高校设计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传统的美术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设计人才存在许多欠缺，对所设计产品的工艺流程、材料、与客户应对的经验、技术统筹管理等知识的欠缺，造成了设计人员更多地停留在艺术感觉的审美层面，设计出的产品实用性不大，或存在功能与工艺上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普通院校的设计艺术教育虽然是从传统美术与工艺美术教学中脱胎转型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初期的不足和转型期的种种迷惑与困难，但是基于设计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对设计艺术教学进行改革、规范，调整设计艺术教学体系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国家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计划中提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革更新培养模式，调整课程结构，用现代文化、科技发展新成果充实和更新教育内容，逐步实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同时，普通高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如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重虚拟课题轻设计开发，这些都造成了教学与实践严重的脱节现状，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这与设计学科高速发展的现状极不相称。我们可以尝试通过课程设置的改革，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 一、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突出专业优势 1.课程结构上的特色 设计艺术学科是艺术与科学交叉的学科，学科特点必然在课程结构上体现，在专业理论课方面，应该开设与专业方向相关的人文和自然科学交叉课程。以平面设计方向为例，应有选择地开设，如市场学、营销学、消费心理学、行业设计法规、公共关系、广告学、传播学、应用数学、材料学、人机工程学等。除了必修、选修课程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学、讲座和素质课教育多种形式将课堂教学延展，为培养复合型设计人才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要加强交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教研活动，使交叉学科教学与专业教学目的相统一。 2.专业课程的优化组合 在专业课程方面，首先要对一些传统课程进行优化整合。如平面构成和图案课，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考虑整合为一门课，既可取长补短避免重复，又可缩短教学时数；另外，要吸取国际上先进的设计教育观念和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开设一些既具有时代精神又符合设计发展规律的课程。同时，可开设一些突出民族文化，研究民族艺术的课程，如民间艺术研究、中国传统装饰等。 3.专业方向上的特色 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规定，将所有设计学科统一归于设计艺术学科门类之下，因此设计艺术成了一个专业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大概念。以平面设计为例，又可分为广告、包装、商业美术、印刷品等设计方向。普通高校在设计艺术办学方向上应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和学校自身的优势，有所侧重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科研与社会实践一体化，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总结和建立专业理论体系的领域，高等设计艺术教育也不例外。现代设计的实践，要求艺术与设计教育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要求，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设计艺术教育体系。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两方面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 1.教学与设计开发一体化 教学与设计开发一体化，就是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打破传统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走出校门，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对设计开发的各个环节进行调研和实践。教师要经常带领学生到企业或市场，如商品超市或施工现场等进行现场授课和设计分析，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一线摸爬滚打，参与实际设计开发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一体化教学进程中，要充分利用分数的杠杆作用，将成绩的考核与各个实践环节紧密结合，改变重设计正稿不重设计开发过程的传统评分办法。 2.科研与社会实践一体化 如何处理好教师的科研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一直是普通高校设计艺术专业头痛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转变观念，把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纳入科研项目的技术服务范畴。鼓励师生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有偿技术服务，以提高教师自身的实践能力。学校要为设计艺术专业科研与社会实践的一体化创造条件，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有条件的院校还可以通过成立研究所或企业实体的方式，在加强技术监督与统一管理的前提下，为教师的科研实践提供相应的法律和经济上的保护。这方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院校的设计专业的经验可供借鉴。 进入21世纪，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不仅面临种种机遇，也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观念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强化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使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与经济、产业同步发展，与国际先进的设计艺术教育接轨。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理论家尚弗勒里不仅在1855年发表的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而且之后还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① 库尔贝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既反对僵化了的新古典主义，也反对追求抽象理想的浪漫主义。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本身便是最适当的题材来源，无须进行粉饰。他们坚持表现当代生活，并以人文关怀的姿态描绘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象、意、形、神范畴在中国美术批评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概念，象、意、形、神就是中国美术批评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范畴，这些范畴在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艺术批评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研究象、意、形、神及其他有关中国艺术批评范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的独自风貌，并于建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也有重要作用。 【摘 要 题】美术批评 【关 键 词】中国美术/批评范畴/象意形神 【正 文】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批评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如象，意的概念，是从先秦哲学中吸收到艺术批评中来，在魏晋得到进一步的阐释。而形、神的概念，也是借助汉魏六朝哲学形神论中的基本涵义，转换到艺术批评中，使形、神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美术批评最重要的范畴。象、意、形、神和其他批评术语成为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成为批评家们品评作品精神内核和形式的艺术标准。 象、意、形、神，是中国美术批评中的最基本的范畴，在中国美术评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也成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 象和形都是一种广义的视觉形象，是和图形、图像相关的，因此和绘画的本质特点相连。所以象和形历来被首先用于进行绘画评论。 我国训诂专著《广雅》解释“画，类也”。意为绘画为类似形物。我国最早解释字义的专著《尔雅》说：“画，形也。”意为绘画就是形状的意思。东汉许慎在所著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中说：“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说文》的这段对画的解释的文字，出自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畛，井田间陌也，即田间小路，引申为界限，区分之义，畔，田界。这可否引申为画即描绘物的形廓。今《说文解字》本，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昌治复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刻字本改刻一篆一行本，对画的解释与张彦远引文不同。今本说：“画，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凡画之属皆从画。”[1] 画就是象田四界，即整齐地画出物之轮廓，聿为古画字之上部，即书写，引申为用笔画。东汉刘熙撰训诂书《释名》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为什么将画释为挂呢？是否是用彩色将物象画成，然后挂起供人观赏，不得而知。以上对画的解释，都同画物之外形，轮廓有关，画就是象形、类形，是与造形，赋形不可分的。 我国绘画，在古代还和书(文字)、八卦紧密相连，有时被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据传汉代孔安国撰《尚书序》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2] 伏牺、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愤，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在伏牺统治天下时，就开始画八卦，造书契，结束结绳记事年代，文籍由此而生。《周易》中所说的“设卦观象”，八卦用象占卜，由于八卦是抽象的符号，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所以称八卦为画八卦，画八卦对书写文字也相类似，所以称画八卦造书契。书(文字)、画、八卦都有形可观，都是直观的形象，所以它们常常被一起加以论述。书(文字)、画、八卦都是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事物而后创造出来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观天察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就是观察天地之象与形。八卦之象，是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八卦是一种抽象化了、符号化了的直观形象。《周易·系辞上》还说道：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3] 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关系到吉凶大业之大事。在上述引文中，《周易》将设卦观象同书、图三者并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是说圣人观天地之象而设八卦，接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说图绘与书法(文字)的传说中的起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到“龟字效灵，龙图呈宝”，古代传说在伏牺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又称“龙行行图”)，又有神鬼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牺根据这些图和书，画成八卦，著成《周易》。在《周易·系辞下》中也说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八卦的生成，乃是观天地之象、察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东汉文字学家、经学家许慎(约58—147年)著《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的重要根据。他在该书序中，论述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和书法与绘画的密切关系。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卦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诂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 许慎承袭《周易》说法，庖牺氏作八卦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苍颉造字，依类象形，根据各类事物的形象来造字，最初的文字，“故谓之文”，文即纹条，所以最初的字是形纹，后来将形纹和声音结合，“即谓之字”，然后再著于竹帛，称为书。文字的产生是“依类造形”的结果。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许慎所说“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前三种指事、象形、形声方法，所造的字如上下、日月、江河等都与形似有一定关系。象形者画其物也，所以象形字，类似于图画勾勒物体之轮廓。这也是中国讲书画同源的根据。 20世纪我国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在30年代曾于北京大学开设《古文字学导论》课程，其讲稿于1936年印行。一般说来语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唐兰认为，原始中国语，单言字多，同音异义字多，有声调的变化，而没有接头接尾等形式的变化，这种孤立语的性质，决定了方块式的中国文字。唐兰还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字是误入歧途，歌颂拼音文字的好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语和雅利安语等根本不是一条路，我们的祖先只是走其必须走的路而已。唐兰在论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时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字起源于上古的“结绳而治”的结绳，但所谓结绳论，只是到战国时的《庄子》和《系辞》才讲到，但那只是一种猜想，结绳是否在文字后出现的，也无法考证，因此说文字产生于结绳不一定可信。另一种观点说文字产生于八卦，唐兰认为此种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八卦的抽象符号很难是文字的源头，唐兰还认为，所谓河图洛书是文字之源，这也只是春秋以后的一种传说，至于仓颉造书，也只是战国时的一种传说，唐兰认为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所造。那么文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唐兰认为文字产生于绘画：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精美的绘画，大都是动物和人像，这已是文字的前驱。画一只鹿或象，别人看见了就认识，就得到和文字一样的效用了。但还不能称为“文字”。因为这种绘画，只能抒写美感，而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意思，假使画一个较长的故事而让十个人去解释，也许会有十种说法的。不过在那时候，除了艺术外，别的文化还不很高，所以这种绘画并没有进步而变为绘画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人类由狩猎生活而变为农业畜牧生活，一般文化均有很大的进步，而绘画雕刻等艺术却反退步了。但绘画技术虽退步，范围则较前为广，一切可以摹写的事物，都做了画材。当这时候国家产生了，一切文化均受刺激而有更速的进步，因之产生了文字，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而这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4] 唐兰的这一观点提示了文字与绘画的关系，文字起源于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在文字产生的初期，绘画和绘画文字除了可诵读与否外，简直不能区别。后来文字和绘画才有了较大的分歧。由于文字起源于绘画，所以象形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并成为其后造字的重要方法和字源。 由于中国文字，绝大多数是一字一音，只有蟋蟀等少量的字是两字一意不能分开，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不是多音节，而是单音节，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字用方块作为外形。正是中国文字的方块形，使共有了对比、构架等，因而有了每一个文字的空间组合，因而具有了绘画的空间构造视觉特点，这就使中国文字通过一定方法的书写成为一种视觉形式美即书法艺术成为可能。此外，每一个字的写法无定，因为各个书家的技术不同，性情有异，点画偏旁，增减变化，十分灵活，所以书写同一个字，不同人可以写出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的不同的字形来。这就使抒写中国文字可以根据书写者自己的技巧和性情来加以变化，因而才使中国文字通过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成为真正的可能，加之书写的工具毛笔与绘画的工具之一毛笔相同，这样在书写文字时，就有了笔力、骨法、刚柔、轻重、疾缓、枯湿等形式美的因素，这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东方的神奇艺术，它不但没有因为后来文字的规范和绘画的发展而消失，反倒历久弥新，成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如果中国书法没有文字的独立的形，和书法家在规定的形中可以有较大的自由性来重新造形，以及所造的形所具有的丰富的视觉形式美感，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而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探讨绘画的起源时，认为书画同源，都与象形有关。 古先圣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 自巢燧以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牒，事传乎金册。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苍颉状焉。奎有芒角，下主辞章；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二日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5] 张彦远虽然也相信龟字效灵、龙图呈宝的传说为书画起源的观点，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相信先圣王受天命应?，但在具体论到书画起源时，认为苍颉造字是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而定书字之形，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所以文字书法和绘画都是观象拟形的结果，而且在古代书画同体而异名。所以观象模形成为中国书画起源的最重要的根源。 除用象、形的概念或用观象模形的思想来源讨书画起源外，在先秦至汉魏六朝还用此来评论美术作品，象物、形似成为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治理有德，“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开始用图形逼真的难易来评定绘画的题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王向画家探讨绘画的难易问题，画家告诉他，画犬马难而鬼魅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犬马天天在人们面前呈现，人们熟知它们的形体状貌，画家稍为画不准确，人们就会看出其毛病，所以难画。而鬼魅这东西大家并没有见过，因此画家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大家不会挑剔，所以画鬼魅相对来说要容易。画家向齐王所回答的难易问题之内在标准就是逼真摹形问题，即形似问题。为什么画犬马难呢？就是因为人们天天见到犬马，画家稍有画不准的地方，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画家必须认真画得逼真。在此逼真形似是画家作品的客观标准。汉代王充将绘画与文章比较，推崇文章具有言教作用，而绘画则“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论衡·别通篇》)王充承认绘画有图形的作用即“形容具存”，所以人们喜欢看图画所绘古之列人。但因图画人物并不能活动，没有言行，所以在教化方面赶不上“古贤之遗文。”当然王充对绘画的特点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局限，但他对图画“形容具存”特点的认识还是正确的。 到东晋顾恺之将形、神统一起来并用于绘画评论中，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观点，这可以说，极大地深化了形神理论，并提高了美术批评的标准。但在顾恺之之前，已出现了不仅局限于形似的观点，而将形似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评定绘画作用。 在此应提一下《庄子》中的法天贵真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笑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6] 庄子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及表情有内外之别，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所以贵真。如果一个人强哭、强怒、强亲，虽有哭、怒、亲的外相表露，但由于不是发自内心情感，因而是内外不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一眼就可识破。而一个人如果内心真有了悲、怒、亲的情感，那他就会无声而哀、未发而威、未笑而和，这就是真在内而神动于外，而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自然不可易，不能佯装，是受于天，所以要“法天贵真”，庄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本性。在此，庄子虽然不是在评画，但他关于真在内而神动于外的思想，无疑极适合于艺术评论，启发画家不能仅仅以外形为刻画的最终目的，而应将外形的描绘同内真与神采的表现相统一。 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两次论到画的形与内在精神问题。一则说：“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甚雾之朝，可以细书，而不可以远望。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淮南子·说林训》)他告诉我们，有的东西可以远望，有的东西只可细书，画家如果只细心描绘局部细节，有可能对整体面貌和态势把握不住，就像射手只注意所瞄准的某一点而不顾大的方面一样。在此，《淮南子》要求画家不仅要做到局部细节形似逼真，而且还要统领整个形象的貌与势。《淮南子·说山训》中又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一则更明确说明，如果画家只注意画出西施的外表华美和孟贲的眼睛之大是不够的，因为外形华美但不令人愉快(说即悦)，眼睛徒大而不令人敬畏，为什么会这样呢？“君形者亡。”也就是仅有外形而无内真和神采，外形如空壳，虽然华丽如何能打动人呢？显然在汉代，《淮南子》已明确将形似同传神统一起来作为评画的标准，虽然没有运用“传神”“内真”的字样，但其所表现的意思的确是不能仅仅用外表逼真作为评画的唯一标准。《淮南子？原道训》中还清楚地主张应以神为主，这样形从而利，如果以形为制(统领)，把神放到从属地位，则“神从而害”。这说明在汉代，对形神的关系已经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此外汉代的哲学家、文学家杨雄，对言和书作了深层认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杨子法言·问神》)杨雄认为言是“面相之辞”，是人们沟通思想的工具，书则能“记久明远”，天下大事都能记录下来。言和书的本质都是心灵的表现，言是心声，书是心画。所谓声画形，即用言与书表达事物，各种人都能见出，由于言传心声，书表心画，所以能以真情来打动君子小人。将言和书都看成是心声心画的这一观点，肯定启迪汉代以后的画家与评论家不能仅仅将图画看成是外形象物，而应深入到形的精神层面加以认识。 到了东晋顾恺之，他自己既是一位知名的大画家，同时也结合创作实践开展绘画理论研究，并进行绘画评论。他的有关画论言语，在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保存两则，另外有三篇论文被收入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得以流传。这三篇文章是《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说到顾恺之的文章时“著魏晋名臣画赞，评量甚多。又有论画一篇，皆模写要法。”但在抄录这两文时，将评量甚多的一文题目写成《论画》，而将未有任何评定魏晋画家，只谈绘画要法的纯理论文章题名为《魏晋胜流画赞》，张彦远当时应该是区分清楚了的，可能在后来的传印中将两文题目颠倒。今天我们还是根据文章内容将题目还原，即将评论魏晋绘画作品的一文的题目还原为《魏晋胜流画赞》，将论绘画方法一文的题目还原为《论画》。 在《论画》一文中，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以形写神成为其后中国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的艺术原则。《论画》一文的主旨是“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其事。”他说的“摹”即画，模写人物，“先寻此要”是指全文所论都是绘画的要法或基本方法，即先掌握绘画摹写人物的基本方法，然后再才有可能谈论其他。《论画》最后一段：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 顾恺之此段原意我们要细心弄清，《论画》通篇都是讲如何摹写对象，要求非常细致，如该文中部告诫画家，画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因为颈以上为头部，要慢慢细画，不能有闪失。“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失矣。”在此，顾恺之对画人物的比例，用笔刚柔、用色深浅都作了细致要求，每一局部的一毫小失，都会导致人物的神气损害。“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画家要根据人的长短来在画幅中定远近，其高下阔促不能随意变化。“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即生活中的人，没有拱手行礼眼前面无所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人物的眼神和动作都与周围的处境有关。“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所谓空其实对是画中之大失大错，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是什么意思呢？画家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空其实对则犯错，空其实对是歪曲了对象，画中的人物形与神都与对象不合，或者是画中的以形写神，将人物的形神故作姿态，而与表现的处境无关，人物神态没有根据，空陈其形，这就是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荃乃筌，筌是捕鱼的工具，《庄子》有“得鱼忘筌”“得意忘象”之说。“荃生”即运用来刻画人物形象(生即生人即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的方法、工具，亦即画法，“用乖”即错误运用，这样传神的作用就消失了。整句话的意思是运用错误的方法来以形写神，实则歪曲对象，没有实际的根据，所以传神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小察也。”歪曲对象或无根据地空陈其形是大错，而抓住对象特征描绘出现个别地方不准确则是小错。“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明昧是指人的聪明和暗昧。鲍照有诗云：“年貌不可还，身意会盈歇。智哉众多士，眼理辨明昧”。“一像之明昧”，即所画形象所表现的聪明或愚钝，“不若悟对之通神”，即有意表现人物的智慧或愚妄的姿态，不如彻悟对象，与之神通，然后将其神气表现出来。 顾恺之在《论画》全文中，说到“神气”俱失，“以形写神”，“悟对之通神”、三次提到神，所谓“神气”“写神”“通神”都是绘画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至高要求。表现人物对象的神被提到很高的要求上来。“以形写神”，将摹形作为绘画的手段或初步要求，用形来写神(表现神态)则是绘画的目的或更高的要求。 顾恺之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认识到传神的重要性。他为裴楷画肖像，凭空在脸上加三根毛，“如有神明”，即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神采。《世说新语》记载他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其原因是画眼睛最重要，因而十分慎重，“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太平御览》卷七零二引《俗语》说：“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曰：‘点眼睛便欲语’”。《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文选·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根据嵇康此四言诗作画，故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体验。为什么画手挥五弦易，而画目送归鸿难呢？那是因为手挥五弦是画具体的人物动作，图形较易，而目送归鸿，则要表现人物的复杂神态和心绪，无所托依，则更为其难。手挥五弦是图形，目送归鸿是传神，后者比前者难，要求更高。 形和神的概念，在东晋还被用来品藻人物，并认为眼睛关乎神明。《世说新语·贤媛》中说：“王尚书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乎神明，那可便与人隔’？”在此形骸和神明区分得很清楚。东晋高僧慧远对神作了精到的解释：“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究其幽致。”(《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神是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慧远还说：“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慧远对神的解释，受到佛学的影响，他还讲到“神形俱化，始自天本”，“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形神观成为东晋佛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正是在魏晋用形神品藻人物(如《世说新语》中“神意闲畅”“神气豪上”“风姿神貌”“神姿锋颖”“神明可爱”)和东晋佛学中对形神化传问题的探讨的背景下，顾恺之结合绘画实践，发展了他的形神艺术观。 顾恺之所运用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概念在其后的中国绘画批评得到广泛运用，成为评定中国画的重要的艺术标准。“传神”“写照”虽与佛学理论有关，但经顾恺之改造，成为绘画评论的专门术语。慧远曾讲到“神以化传”、“以神传神”、“神之传于形”，讲的主要是佛学中的生死化传，重在神传。顾恺之讲的是绘画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传达人物的精神情采，重在传神。“写照”之说始于顾恺之。此前讲到画人物形象时，多用“图画其形”(《史记》裴?集解引刘向《别录》)、“写其形象”(《尚书注疏》)、“法其形貌”(《汉书？苏武传》)、“写载其状”(《鲁灵光殿赋》)。“写”也就是“画”，写其形象也就是画其形象。“照”也是佛学中的用语，神光外照，《涅??无名论》中说：“三明镜于内，神光照于处”，(《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照有“穷幽之鉴”的智慧，是一种神光外照的神明。顾恺之用写照二字，一方面有图形写象的意思，同时还有照明精神的意思，即画出人物形象包含的精神特点，心灵智慧。所以写照一词比写形有更丰富的内容。 继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后，到南朝，独立的画品(绘画品评)著作已开始出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原名可能为《画品》)，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是两部重要的绘画评论著作，谢赫因在该书中提出绘画六法，影响深远，姚最的《后画品》则接着谢赫的《画品》往后评论。在这两部著作中，象、形、神的概念得到初步运用。 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不甚太高，把顾放在第三品第二人。评语为：“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而对陆探微十分崇拜，评语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定为上上品，还嫌屈标第一。谢赫亦未提及和搬用顾恺之的有关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批评术语，但对象、形、神的概念在品评画家时，还是经常用到。且“六法”中有一法为“应物象形”。可见对形似问题也是足够重视。 《古画品录》在评论张墨、荀勖时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认为二位画家如果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则可谓微妙。因此作画不能被物体所拘束，而应取之象外。在评顾俊之时谢赫认为他精微谨细，有过往哲，他还是画蝉雀第一人，其画风比较细致，“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顾俊之能在赋彩制形，精微谨细的同时能皆创新意，实乃不易，因而被列为第二品第一人。 谢赫对有些在象形、制形方面略为逊色但在神韵方面有所特征的画家，也是积极肯定的。如卫协，“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虽然在形的妙似方面略欠，但颇得壮气，即画的精神十足，有豪壮之气度，仍为旷代绝笔，属于第一品。评袁?时说，“象人之妙，亚美前贤”，虽然在象形方面比前贤略差，但其艺术成就仍应肯定，“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在评价晋明帝时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这说明形色虽是评画的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传神也很重要。晋明帝的画作形色略欠，但神气颇得，因此亦有奇观，作品也算不错。 姚最在《续画品》中进一步运用象、形、神的概念从事绘画评论，所评画家自谢赫后二十名，另对顾恺之重新评议。他运用“象人”的概念来评价梁元帝萧绎，说梁元帝幼禀生知，学究性表，心师造化。“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萧绎能心师造化，即用心观察自然景物，“遇物援毫，造次惊绝”，对自然事物的描绘，有很高的技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善于模写人物，特别能传达人物神韵。所以象人、神妙成为萧绎绘画的特点。在评谢赫时，着重对他模写人物十分精致的特点给予赞扬。“貌写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在切似。日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中兴以后，象人莫及。”说明谢赫笔迹精细，貌写人物，目的在酷似对象，虽然谢赫的作品在气韵精灵方面欠佳，生动之致略逊，但“象人莫及”，不少人模仿他的画风，“委巷逐末，皆类效颦”。由此可见，谢赫虽然制订绘画六法，将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但他的画作则重在象人形物。姚最在评张僧繇时说“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认为他画圣贤人物，“小乏神气”，但这点小毛病不应过于苛求，“岂可求备于一人”。说明姚最在评价画家时，对谢赫、张僧繇这样的大画家，既指出他们的长短处，又不求全责备，将气韵，生动、神气作为一个艺术标准，但虽略欠，而在象人貌物方面有特别成就也应充分肯定。姚最在运用形、神标准时，可以说在评画操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在唐代，由于绘画创作日趋繁荣，绘画评论与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一方面仍继承顾恺之和谢赫、姚最的分画家专评，即一人或二人一评的传统，如彦的《后画录》，另一方面也出现专文论画如白居易的《记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的象、意、形、神的概念在唐代的画评中进一步得到运用的同时，对这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则有新的发展。 唐太宗时僧人沙门彦著有《后画录》，评点画家的方法，基本沿袭谢赫、姚最。《后画录》收录二十七位画家，是他“观在京名迹”后，品弟优劣差降而写成，自称“帝京寺录”。象、形、神仍是他评画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在评论郑法士时说：“取法张公，备该万物”。评隋江志：“笔力劲健，风神顿爽。模山拟水，得其真体。”评刘褒：“鸟雀其变，诚为酷似。”评张孝师：“象制有功，云为尽善。”评曹参军李凑：“挥毫造化，动笔合真。”评展子虔：“触物为情，备该绝妙。尤善楼阁，人马亦长。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彦说他的此文是“帝京寺录”，也就是他在长安观察寺庙壁画后加以评品而写成。所涉及的内容有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他评论这些画家和作品时，将备该万物、模山拟水、象制、合真，酷似作为重要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心师造化”“灵心自悟”“挥毫造化，动笔合真”的观点，说明唐代画评家，在讲究酷似、象形的同时，已认识到主观心灵的特殊作用，心师造化、灵心自悟，即在师造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画家的心灵感悟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模拟自然，心师造化提示了绘画创作中主客体统一、情景互渗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挥毫造化，动笔合真”。所谓“合真”已不是表面的相似对象，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切合，亦即创作出符合对象本质特征的绘画形象，这种形象乃所谓“真体”。后来张 谈绘画创作时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规律，是对彦 “心师造化”论的进一步阐释。从东晋到南朝的形与神问题，发展到唐代，提出造化与心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进步。形与神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被描绘的人物形象的外形与内神问题上，而造化与心源则主要谈的是客观对象与画家主体精神的关系问题，“心师造化”的提出，说明画家主体意识在增强。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了记录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张敦简的画作，“恐将来者失其传”而作《记画》一文，是年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张向白居易展示了十余轴画，内容有山水、松石、霓云、鸟兽，妓乐、华虫、六畜等。《记画》中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与役灵于其间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笔精之英华，指趣之律度，予非画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觉其形真而圆，神和而全，炳然俨然，如出于图之前而已耳。[7] 白居易在此提出“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把拟与真作为绘画和学画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他认为学画得骨髓(即精义)者，自心术得，也就是说要用心体悟画之理，另一方面白居易还认为要工侔造化，由天和来，即师法造化，自然而至，不需雕琢。张敦简的画能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张能工侔造化，又能神会心领，所以在作画时能得心应手，不知其然而然。白居易赞扬张的作品“形真而圆，神和而全”，臻于完美。“形真”“神和”乃是白居易评论绘画作品至佳的标准。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评论绘画作品时，主要是以象人、象物、象形、或形似的标准衡量作品的形象，重在作品与对象的逼肖程度，那么在唐五代则以真为师，用形真的概念来要求作品，形象既要与人物或事物的外形相似，同时还要与对象的本质相合，这样才能达到“本真”。所以从“形似”到“形真”概念的发展，反映了晋唐审美观的变化以及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谈到，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有数亩之田，他常“耕尔食之”，在山中观察古松，“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画松号过数万本，虽是大概数，说明他观察及写生之勤，“方知其真”，方始能达到对松的本质特点的表现。荆浩还说，绘画“贵似得真”“度物象而取其真”，他将似与真作了明确区别，物有华与实，应分别取其物之华与物之实，如果执华为实，“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那么什么是似，什么是真呢？“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所谓似只是外表形象相似，而没有把握物的实与气，所谓真是气质俱盛，真深入到形象的内在实质之中并得以表现。显然荆浩是想提倡由似入真，贵似得真，把真看成绘画表现的更高标准，将似与真的概念加以区别，并阐明二者的关系，对中国绘画创作与艺术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论画六法”的篇章中对象、形、意的关系进行论述，而且将这几个概念还和骨气、用笔结合起来，发展了这些概念的意义。张彦远在论画六法中主要是讲对谢赫六法的理解。顾恺之讲以形传神，谢赫讲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张彦远则把顾恺之的“神”的概念舍掉而用“骨气”的概念，显然是把谢赫气朗生动、骨法用笔的思想揉进去了。张彦远说： 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5] 张彦远采取递进方法，层层深入。因为图画最基本的特点是要创造视觉形象，要象人象物，所以他把“象物”作为起点。而象物的基本要求在形似，但形似不能仅仅在皮相上只成为一个空壳，形似必须充满骨气，所谓骨气就是要有内在的气韵和骨力。骨气和形似从哪里来呢？都来源于立意，立意即画家的精神构思和情感因素，有了好的立意，要使人物形象达到形似并具有骨气，归根到底还要有好的用笔，用笔即笔力、表现技巧。也就是说有好的立意而没有笔力工夫和技法，也不能将立意的内容传达出来，而用笔又与书法相通，如画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笔力劲健，那么画的笔力也在其中，所以工画者也善书。在张彦远的这段论述中，对绘画的评论和要求明显地比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更加全面，从象物、形似说到骨气、立意和用笔，这说明批评概念到唐代得到新的发展。 张彦远对“意”的问题特别提出，并有新的见解，是他的批评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顾恺之等人主要运用形、神的概念进行评论，张彦远将意的概念突现出来，增强了评论中有关画家的主体意识内容。除前面说到的张彦远关于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外，还在具体评论中运用意的概念。如谈论古画时，认为“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评顾恺之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顾恺之除用笔紧劲连绵等特点外，还“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这是说顾恺之在下笔前，已经先构思好了，先有一个绘画全局的蓝本，在思维或意识中已经存在，然后在作画时才能风趋电疾，下笔如神，一挥而就，“画尽意在”，即画完作品，画家之意自然地包含在作品形象中了。在此张彦远将意提到创作中的关键地位，在作画时，起到统领作用。他在评吴道子时也用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八个字，这说明，张彦远已把意的问题作为有突出成就的画家作画时的普通规律。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顾陆张吴用笔”一篇中谈到疏密二体时还提到“意周”的问题，用“意周”同“笔周”相对应。 又问余曰：“夫运思精深者，笔迹周密，其有笔不同者谓之如何？”余对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或者颔之而去。[5] 张彦远认为顾恺之、陆探微是笔迹周密的密体，而吴道子，张僧繇则是笔才一、二，但象已应焉，虽然画面常有缺落地方，这正是二位的妙处，疏密有致，笔不足而意周。画面有的地方表面缺落，实是画家有意为之，这些所谓疏的地方，虽然笔所未到，但意已到，意的气势已笼括全画，所以称为“意周”。意周的问题可以说是张彦远在评点顾陆张吴时的独到见解。“意周”的批评理论对后来中国文人画家们计白当墨、留白的空间处理方法产生较大影响。 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种均已成熟，风俗画还出现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巨作，工笔花鸟及院体山水达到高峰，同时文人画、写意画形成气候，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绘画理论、绘画批评、绘画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诸如郭熙的《林泉高致》、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米芾的《画史》、还有官修的《宣和画谱》(及《宣和书谱》)等，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豪在作诗、文、书的同时，也从事艺术批评，撰写论文或以诗评画，阐释他们的艺术思想与批评观念。象、意、形、神等批评概念，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论述，并在批评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他在论画中特别强调意，并对形似难易问题发表不同见解。 自从《韩非子》提出画狗马难，画鬼魅易的论点后，人们一般都接受了这一观点，都以为因狗马天天出现在眼前，为大家熟知，画家若小有画不准确就会看破，而鬼神为人所不见，画家随意画其形象，也不会被指责为不似。《韩非子》显然是以形似作为标准来论画之难易。欧阳修则说：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8] 在欧阳修看来，画鬼神如画到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或千状万态，也不容易，问题是要达到“笔简而意足”。在此，欧阳修说鬼神也难画，其衡量标准，已不仅仅是形似问题，还有阴威惨淡的氛围背景，还有变化超腾的气势动态，更重要的还要“意足”，所以形似只是评价绘画的标准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这已对“形似为难”的根本标准进行质疑。绘画除形似外还有意足的问题。与欧阳修见解相近的还有与他同时代的董卣：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9] 董卣明确认为，即使画犬马，虽然得以形似，但若不得其理，也不算工，也不是好画。品评绘画的标准除形似外，还有“理”，天下懂得“理”的人少，知道理的人还懂得画鬼神不异于人，即鬼神不过是人的变种，亦不易画。董卣叹息人们多数只知道以形似论画而不知其理，“见理者少”，很难与画家来讨论绘画的真谛。 欧阳修重意，董卣重理，强调的都是形似以外的东西。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所谓画意不画形，不是不要形，无形则意无所寄，而是重点在画意上，而不能停留在形上，得意忘形、意重于形。当然形仍是基础，欧阳修在《盘车图》诗中描述此图形似之妙，“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现，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这都在述状形之妙。所谓“古画画意不画形”中的古画二字，只是欧阳修所处时代风尚还是较重形似，如院体画风就占统治地位，所以他要借古诫今，古画画意只是他的一种理想状态。诗中所谓“忘形得意”，表达了欧阳修关于以形达意的艺术观念。《庄子》中有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说，王弼则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论，唐代诗论诗评讲象外之意、言外之旨、韵外之味。唐代李嗣真董论展时说：“动笔形似，画外有情”，诗有言外意，画亦有形外情，情即意。张彦远也提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那么形似之外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情与意和理。到宋代，文人观画谓精鉴妙识者，大多主张忘形得意。如李畋在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序言中说：“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工，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于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显然李畋是把观画仅视其形似的人看成初识画者，而能神会者则为精鉴者。用笔精致达其形似不能算工，只有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才能真正达到精鉴绘画的境界。欧阳修说“梅诗咏物无隐情，”梅诗，指诗人梅圣俞的诗作，他作诗要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这是作诗的至高要求，既要状难写之景，又要含不尽之意，诗如此，画亦如此，“不若见诗如见画”，说明诗画在用形达意、得意忘形(诗中还存在得意忘言)方面有共同之点。 欧阳修还将形、意同绘画意境结合起来：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10] 欧阳修认为意浅之物易见，他所谓的意浅之物，即物之自然形状突出者，如物的高下向背，远近重复，飞走迟速等，将之画在画面上容易识别，这只是画工所为。所谓趣远之心难形，即表现闲和严静、萧条淡泊之心境或境界，却不容易，此难画之意。欧阳修评画的倾向十分明确，将意浅之物得其形似者，称之为画工，而将表现趣远之心，淡泊之意者，称之为精鉴，后者品位更高，画意比画形更难。 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是北宋大文豪，于诗、词、赋、文、书、画均是大家，且对元明清文人画产生极大影响。苏轼的绘画思想非常丰富，他在绘画评论中，对形、神、意、象等问题亦发表许多独到见解。苏轼品画中有关形与意的问题的看法，可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苏轼关于“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一诗，产生极大影响，也引起种种误解，认为苏轼要破除形似，不要形似，包括陈师曾等大家都抱此观点，借苏轼的文人画观来阐释自己的文人画思想，对苏轼的理解上有偏颇之处，这一点阮璞先生已指出。[11] 苏轼的这首论画诗为《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第一首诗主要在论画，第二首则重在评王主薄的两幅画。第一首诗如下：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清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苏轼的这首诗，应作全面理解。黄宾虹《信札残稿》中将“论画以形似”，改为“作画以形似”，显然不当。“论画”是说观画品画时对绘画进行评论不当止于形似，不能改为“作画”时不必形似。此诗前六句是对论画作诗的议论，论画或品画、观画只以形似作为标准，看画是否与对象相似一致，这只是近乎儿童看画，只知道看画中形象与客观对象是否像，而不能深入到画中所表现的深层的意之中。如果作诗只以形似为准，而不求景外之意，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不懂诗歌创作规律的人。苏轼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唐宋时期关于画外之情，画外之旨，和诗歌中讲求言外之意、景外之趣的艺术观点的进一步阐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是说诗画在创作上有共同的规律，即自然天工无雕琢迹，达到清新纯朗的艺术意境。后六句用唐代花鸟画家边鸾、宋代花鸟画家赵昌的写生，传神特点来衬托王主薄的二幅折枝画，美言王主薄的画比边鸾赵昌的更好，好在什么地方呢？“疏淡含清匀”。赵昌边鸾的花鸟画是写生工细一类，缜密严整，王主薄则“疏淡”，应是另一种画风，“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是说画中关键景物不在多，而要蕴含丰富的意义，这正如唐代诗人所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在讲画外情，象外意。如果观画，论画局限于形似，那是无法从一点红色中，看出无边春景的。苏轼的第二首诗，则具体来品赏评价王主薄的两幅画，我们仅从前四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就能看出苏轼论画阅画的方法，他从画中瘦竹联想到幽人，从幽花联想到处女，鸟雀在枝上昂首，跳弹摇落枝上花中雨水，真是情景交融，趣味盎然。这说明苏轼评画是不止于形似的，他从画的形象中感悟联想到更多的意与情、趣与理。但画中的瘦竹幽花，雀鸟仍具有形似特点，在这两首诗中我们均找不出所谓打破形似，不要形似的说法。全面理解苏轼的观点，应该是，他主张论画评画不能局限于形似，形似既是作画也是论评绘画的基本要求，但更高的品鉴和艺术评论应从形似中看出象外之意，画外之情，就像从画中“一点红”中把握到“无边春”。 此外，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以形似论画，这还与他们都是诗人、文人相关。他们潜意识中常以诗论画，将诗的精神运用到评画中来。而中国的诗，是抒情诗，诗论也讲情景交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那么欧阳修、苏轼将此作为参考来论画评画，也必然不止于关注画中形似逼肖问题，而要深入到画外之情，形外之意了。苏轼在《跋蒲传正燕公山水》中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他把燕公的绘画成就，归结为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显然，苏轼认为画中有诗人之情的意境，要比满纸精工细刻逼肖人物的画工之作，其审美价值要高。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明代的董其昌将宋代的苏轼的论画诗看成是在评论元代绘画，好像在打时间差，董其昌所谓元画是什么呢？就是倪瓒等人所谓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意气。”董其昌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附会成不求形似，所以似乎在评说元画。近代陈师曾将苏轼的此诗说成是要“极端打破形似。”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董其昌和陈师曾等人要将苏轼的论画诗，歪曲成是在评论元画或打破形似呢？难道苏轼的这二首诗原意他们真的不理解吗？我认为董其昌和陈师曾是带着个人的成见来读苏轼，各取所需，才造成这种误解。董其昌倡导绘画的南北二宗，推崇王维以降的南宗，故将苏轼明明是在评同时代宋人的画，故意说成是好像在评元画的萧条淡泊、逸笔草草。陈师曾则在20世纪初竭力维护文人写意画，而反对陈独秀、康有为否定文人画、恢复院体写实画的论调，因此陈师曾从苏轼诗中，臆想出极力打破形似的观点，强加给苏轼。实际上董其昌和陈师曾都在借苏轼的论画诗为我所用。这说明，即使像董其昌、陈师曾这样的大画家兼理论家，只要带有偏见，也会曲解历史上像苏轼这样的大家的艺术思想。所以舍弃偏见，才有可能较公正和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艺术观念，特别是有争议的艺术思想。 苏轼另一段关于观士人画的言论也颇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即《跋宋汉杰画山》中之一段：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宋汉杰即宋子房，宋代山水画家。苏轼认为汉杰之画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并认为汉杰之画乃真士人画。观看士人画就像九方皋阅天下马一样，取其意气所到，苏轼运用《列子》关于九方皋相马遗其牝牡骊黄而取其“天机”的故事作为比喻，说明观赏士人画，就像九方皋观天下马一样，不能仅看皮毛等项，无一点俊发，即毫无生气，所以看数尺便疲倦了。 从这一段话的原意来看，苏轼是赞赏士人画，而对画工画评价较低，为什么士人画比画工画好呢？就是画工仅取物之皮相，虽外表形似，但形象较为呆板无生气，而士人画则取意气所到，常常忽略皮毛表相，仍能饶有韵味。苏轼在此推崇士人画，还是强调意重于形，他是受到他的老师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观点的影响的。《天厨禁脔》载东坡论诗画之语有：“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苏轼论诗，意重于名(言)，苏轼论画，意重于形(象)，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苏轼否定形似或不要形似。他对那种肆意否曲对象，不求形似者也是有过批评的。东坡《净因院画记》中说：“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他把那些画不准形体而借口说客观世界中无此类常形者的做法，称为欺世盗名，应予鄙弃。 宋代欧阳修、苏轼论画评画之最大特点，在于将魏晋以来的形神论发展为形意论，从以形写神发展为忘象得意。对意在创作中的提升实际上是对审美主体即艺术家的精神作用的强化。对意的强调在宋代画评中已是比较普遍。我们仅举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就能窥豹一斑。如评陈州阎士安，说他工画墨竹，笔力苍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评丘士元，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评真宗所示八幅《袁安卧雪图》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所以“意趣”“意思”及苏轼所谓“意气”均是评画的重要概念和艺术标准。 为什么到宋代会出现强调“意”在绘画创作与评论中的作用呢？我想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顾恺之关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及点睛之论，主要是指人物画，他强调不仅要形似，还要传神，表现对象的精神特点，这比仅仅认为绘画就是图形写貌、空陈形似要深刻得多。但隋唐以来山水画开始发展，五代及宋花鸟画也得到发展，虽然也能借用人物画传神论来评价花鸟传神，山水传神，但总觉得借鉴人物画中品评语言，不如用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等来评述。意的范围更广阔，画中之意，象外之意，是指整个画面和境界，不仅仅局限在人物画的传神上，包括山水、花鸟都可以有立意和达意的问题，所以宋代强调“意”的概念，乃是绘画创作发展的必然。 其二，在顾恺之以前，往往将绘画看成类物、象人、象物、象形、这还处于对绘画的初始认识上。顾恺之系统提出传神论，对绘画的本质认识进了一步，绘画不仅是摹拟外形，还要传出对象的神韵或神采。要在刻画对象的外部形象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的统一上来表现对象，赋予被表现的对象以生命活力和精神光彩。但顾恺之更多的是关心被表现的对象如何得到表现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注意画家本身的心灵意志问题。到南朝陈的姚最已提出“心师造化”的问题，而唐代张更明确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个字，将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辩证地加以精辟说明，绘画创作主体的心源、灵感、想象等精神意绪活动得到重视，认识意才是创作中的关键部分，形似，骨法都本于立意，所以到唐宋，对立意、画意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创作中从摹拟客观对象向表现主观情意转化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是重视创作主体作用的明证。 其三，唐宋时期我国诗词艺术得到重要发展，诗品、诗评、诗论也进一步展开，由于我国诗歌历来重视“诗言志”，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是中国诗的特点，诗歌品鉴讲究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加之唐宋时期如王维、苏轼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打通诗画之间的边界，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了解诗画二门艺术的基本差别后更注重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中国的诗重言志达意，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意，这一传统被诗人欧阳修、苏轼借用来强调画外之意，意重于形，意生象外。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到，正是欧阳修、苏轼诗画美学思想中重意之观点的集中表现。欧阳修与苏轼关于画家不画形、忘形得意、苏轼关于不求形似，取其意气所到的绘画思想及评论观点，对元明清的绘画评论及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派受其影响更大。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与苏东坡的思想对其后中国的表现性艺术美学及绘画创作中的表现性特点，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动画与中国美术 中国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形成的丰厚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国美术艺术形式的多样发展。中国美术的发展历史绵长,其涵盖的理念内涵与形式技法等特质可谓博大精深,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到绘画,不求肖似，形成了中国美术高度的意向性、装饰性，表现为飘逸、雄浑、古朴、稚拙等风格。中国动画传承了中国美术的形式、造型、色彩、立意、构图等特点，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与艺术语言，震动了国际动画界,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开创了世界动画新的里程碑。 一、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服饰乃至戏曲、剪纸、皮影、年画等，为中国动画片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材料，造就了中国动画百花齐放的特点。 1.传统手绘动画片：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古代寺观壁画，创作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传统动画片。 2.偶片：借鉴民间玩偶的泥、木、竹等材料和形式，拍摄了《崂山道士》《真假李逵》等偶片。 3.剪纸片：吸取中国皮影和民间剪纸的外观形式以及传统戏曲服饰特点，制作了《渔童》《猪八戒吃西瓜》等剪纸片。 4.水墨动画片：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把中国水墨虚虚实实的意境和轻灵优雅的画面带入动画片，拍摄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水墨动画片，堪称中国动画的一大创举。 二、造型夸张、以形写神 中国美术在造型上不求肖似，强调“以形写神”，装饰性强。如《大闹天宫》，在造型上是从我国古代铜器、造像、绘画以及民间年画等多方面汲取滋养，融会贯通而成；孙悟空、太白金星、土地爷等人物，造型上的超常夸张，强调主观上的意会，以“古雅、神奇”制胜。又如《牧童》采用了国画家李可染塑造的牧童和水牛的形象，简洁而饶有墨趣。《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① 三、随类赋彩、色彩相和 中国美术重视随类赋彩、色彩相和。无论是国画、年画、陶瓷绘画、皮影、玩具等色彩，不拘泥于光源、冷暖色调的局限，较重视物体本身的固有色，强调达到色与物、色与线、色与墨、色与色的调和。如《猪八戒吃西瓜》，大胆采用民间美术传统的对比色，格外鲜亮悦目；《大闹天宫》在用色方面大多采用红、绿、蓝、黄等色彩来为笔下人物添加光彩。而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则以墨为主，赋予淡彩，水墨自然渲染，浑然天成，意境优美。 四、写意抒情 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主观的意会，要求笔墨相合，情景相融，气韵生动，有无限丰富的想象，有诗一般的韵味。 1.写意抒情，使影片充满了诗意。在水墨动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个场景就是一幅幅出色的水墨画，角色的表情和动作优美灵动，泼墨的山水背景豪放壮丽，柔和的笔调充满诗意，体现了中国画中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如水墨动画片《牧笛》，以国画的传统色彩展示高山峻岭和千尺飞瀑的宏大气象，充分起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全片没有对白，借用富有田园风味的南方民乐曲调，鲜明地揭示并丰富了主题。片尾牧童骑在水牛背上，吹着竹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水稻田埂，水光中倒映着牛和牧童的身影，最终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暗藏了“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句，展现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报刊评论：“中国水墨动画柔和的景色，细致的笔调以及表示忧虑、忧郁和快乐的动作使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② 2.写意抒情的营造，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哪吒闹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影片塑造了一个三头六臂，身披混天绫，手执乾坤圈，脚踏风火轮，眉目之中满含忧伤的英雄形象。哪吒自刎前的那种矛盾与痛苦表现得非常强烈、细腻。为了拯救流离失所的百姓，他在暗如黑夜的暴风雨中，削肉还父那一幕让人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造就了一部更为人性化、带有英雄悲剧色彩的动画片。影片剧情曲折起伏，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色彩绚丽，意境的创造不仅增添了神话的传奇色彩而且能达到境能夺人的效果。而且可运用“简洁”的手法，如《三个和尚》中，简洁奇特的置景、幽默夸张的人物、轻松诙谐的音乐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古谚通过突发事件，使和尚在救火中同心协力，进而创造性地改没水为有水，让观众在欢笑声中领悟古谚的深刻性，为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院长费·卡宁女士赞扬说：“这是一部纯粹中国式的电影，也是一部国际化的电影。”③ 五、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 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平面布置、计白当黑等构图特点深刻地渗入到中国动画之中。“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④。中国动画片是按中国绘画的原理来构图的，高远透视，较少有纵深变化，较少运用俯视仰视的镜头。在一个场景或画面里人物常常被处理为侧视，而桌子被处理成正俯视，桌子上的碗、盆等用具和桌子的腿被处理成侧视。人物的运动多从一侧走向另一侧，多采用由左上向右下或右上向左下运动来表示纵深，少有美日动画片中人物由远及近，由小变大的透视变化。如在《牧笛》一片当中,当牧童奔跑至山顶时,即采用了多点透视的镜头，牧童与近山构图上采用仰角镜头,而远山却用俯角的镜头做搭配。 中国绘画在整体效果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空白”。形状各异的空白形成一种节奏变化，给欣赏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高日甫在《论画歌》中说：“即其笔墨未到处，亦有灵气空中行。”在动画《气韵生动》中，运用了大量留白的方式，首先是墨线演变成梅树，留白的空间在此比喻为空气和天空，接着转变为竹子，竹子用淡墨的方式表现，配合着大量留白的背景，使得画面透露出清幽高雅之感。再变化为虾与鱼，此时留白的部分便代表着水、虾与鱼悠游其中，充分展现出中国艺术特质中“空白”的美感。 中国美术的点点滴滴对动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中国动画的巅峰，如何把这些无形的资源和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把传统的形式重新解读，使其融入市场之中，更快地发展现代化的动画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当代中国动画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美术论文:试论清代“四僧”及其对中国美术教育之贡献 [论文关键词]清代 四僧 中国美术教育 [论文摘要]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4位遁迹空门的画家被称作“四画僧”。这些有创造精神的画家，带着强烈民族意识，以愤世、压抑的情感突破巢臼，在新的审美区域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凡论及唐、宋、元、明、清的绘画成就时，人们往往对吴道子、米芾等人津津乐道，很少谈到画僧的成就，而在区分画家身份时，学界仅有“士大夫文人画家”、“民间职业画家”、“宫廷画家”三种类别，画僧亦遭到忽视。只是在讨论清初的绘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八大山人、石涛、石?、弘仁等画僧的成就，画史上称其为“四僧”。他们是一些旧明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其绘画形式不守前人规范，笔墨豪放，风格奇肆，笔情恣纵，锐意创新，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中皆有建树，合时代新貌，有极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美术教育史发展增添了绮丽壮阔的波澜。 一、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甲申之变，清政权的建立，使他承受着国破家亡的承重打击，为躲避政治迫害，23岁时便皈依佛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有很多别号，如个山、雪个、驴、驴屋等，书画常以“八大山人”署名，四字相连，似哭之笑之。他画山水多有荒寒萧索之气，画花鸟虚疏淡泊，冷逸逼人，这也正体现出其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情感。他继承文人画传统，其花鸟画不拘形似，以意象为主，在似与不似之间，画面构图大开大合，黑白相映，纵横驰骋，常以一石、一鸟、一鱼、一草，构成单幅画面，不空不塞，突破时空的局限。例如《花鸟图册》是其14幅花鸟画中的一幅，写一小鸟拳足缩颈立于孤石之上，呈抿嘴凝神之状，用笔用墨变化多端，富有层次，画法自如而意味无穷。三百年来饮誉画坛，清代“扬州八怪”，吴昌硕，近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 二、石涛 石涛(1641~1724)，原姓朱，名若极，别号很多，如大涤子、清相老人、苦瓜和尚，法号有元济、原济等。他是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终年55岁。因他一遍游名山大川，饱餐“五老”、“三叠”之胜，领悟到大自然中的生动神态，故其艺术修养日益精深。他以炽热的感情，好山，看山，勤于貌写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故而能把握大自然的神韵和规律，成为一代绘画大师。在绘画美学理论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形成了带有强烈主体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独特而完整的画论体系。现举其重要的论点分述如下：第一，“画从于心”，心师于自然，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的核心。第二，“我自用我法”，反对因袭，扬弃古法，注重革新、创造，这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是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之骨髓。第三，“盲人示盲人”，这是艺术鉴赏之大忌，为石涛品画美学思想准则所不容。他的创作思想，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意义。 三、石? 石?(1612~1673)，俗姓刘，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字介丘，号石?、白秃、残道人、石道人。青年投身反清斗争，失败后一日对镜再三，大哭不止，自剪头发，伤面流血，出家为僧，时年20岁。善画山水，亦工人物、花卉。山水画主要继承元四家，在学习传统基础上，重视师法自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流连忘返。他喜用渴笔、秃毫，苍劲凝重，干而不枯，并以浓淡墨色渲染，使得笔墨交融，形成郁茂苍浑、酣畅淋漓的情趣，使画面产生雄浑壮阔、纵横蓬勃的气势。存世代表作有《云洞流泉图》、《层岩叠壑图》和《雨洗山根图》等，以繁密的布局、苍劲的用笔、郁茂的景致、幽深的境界，显现出石?鲜明的艺术特色。石溪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四、弘仁 弘仁（1610~1663）俗姓江，名韬，字大奇，为僧后，名弘仁，号浙江，又字浙江僧、无智，梅花古衲。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甲申后，弃发为僧。工诗文，擅长山水，兼写梅花和竹，喜仿云林，深造妙境，虽学宋、元各家，但又直师造化，自题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画有卷册多种，笔墨秀逸，风神洒落，还有设色山水和墨笔山水长卷，均为精绝之作，被称为“新安四家”（又称“海阳四家”）。与石涛等同受益于黄山，因而又有“黄山画派”画家之称。他画的《山水图》造景清新别致，笔墨瘦劲简洁，悬崖直壁，势险而有稳姿。弘仁的个人思想与政局变迁关系密切，因而在诗画中常有流露。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是他艺术思想的核心。 通过上述史实，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一提的：第一，“四僧”在山水、人物、花鸟等画科及美术理论、美术教育上皆有成绩，发展是全面的。如八大山人那些极其夸张、傲岸不驯的艺术形象，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极具感染力；第二，艺术贵于创新，“四僧”聪颖好学，在美术发展史上亦有许多创新与建树。如承前启后的石涛虽逃于禅而隐于画，一生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半个中国。于是留下了无数精劲秀逸之致、奇气异彩横溢的作品；第三，“四僧”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如石溪的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近百幅，现存画约30余幅，分别珍藏于北京、南京、香港、美国、德国、英国等地；第四，“四僧”对当时与后世的画坛皆产生了积极地影响。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花鸟绘画出现于“乾嘉盛世”这一时期，各以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塑造艺术形象，使这一绘画团体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意义。 我认为清代“四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应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四僧”有高深的学养，扎实的绘画功底，刻苦努力，潜心绘事，精进不懈，死而后已。这都体现在他们学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之中；二是“四僧”与民间画工、宫廷画师以绘画为谋生手段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是以画为寄托，以画为乐趣，故能不受外界干扰，能独立地作画，抒发自己对美的追求，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作品；三是“四僧”在晨钟暮鼓声中生活，更少一层凡俗的束缚，而多一层禅思的切身体会，因能将自己对自然的感悟无拘无束地表达出来，将一切恶境皆变为殊胜之境，令人身心无碍，所作亦充溢出尘之思、清高之感；四是“四僧”所居大多为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之丛林兰若，能直接接触自然，较他人易获得自然天真、淡泊宁静的创作环境，外师造化，而这正是画家创造佳作所需的基本客观条件。 在清代画坛上“四僧”艺术的崛起，有其时代与社会原因，他们以笔墨抒写异常突出的个人感受，以成熟老厉的笔墨情趣，体现若即若离的现实态度，从而推进了中国古代美术的演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不仅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在美术家的行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独特笔墨意趣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是更具表现性的艺术形式。他们学识修养高深，在艺术中的进取与革新精神、创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榜样。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摘要：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通过具有现代性的大众美术的路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展开。 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 6世纪初欧洲商船来到中国，南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澳门与广州构建出了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洋输入的新奇货物引起了内地民众的极大兴趣。上海开埠以后，更有大批广东商人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粤商经营洋广货铺，贩卖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粤商将接受西方影响的广东风习带到了开埠不久的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和上海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中外商人在经营茶、丝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同时，不少工艺品如瓷器、漆木家具、绘画亦销往海外。广州城南珠江对岸当地人称为“河南”的地方成为对外商业贸易的基地，不少民间画师、画工在河南居住，亦有十三行巨商在河南岛修造别墅。行商在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专门从江西景德镇将素身的瓷坯运到广州，聘欧洲画家指导，雇佣工匠学习西方绘画技法，或以洋画技法绘制欧洲市场热销的瓷器，或按照外国商人的来样加工。对神秘古老中国充满了好奇的西方商人和游客希望把东方的印象用艺术品的形式带回欧美各国。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一批中国画师、画工用纸、绫绢、画布和玻璃镜、象牙等材料，水粉、水彩、油画等中外绘画技法，绘制大量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商业画，人们称这类绘画为“贸易画”或“外销画”。外销画大量描绘中国的事物，描绘市井风情，或记述农业劳动和家庭手工业过程。外销画描绘中国民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场景，一些表现茶、丝等中国特有商品工艺过程的绘画具体而真实，为西方人模仿生产提供了直观的图像。除描绘人物风情、生产劳动、技艺制作等场景外，还有许多肖像画作品。 外销画的绘制满足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愿望，亦延续发展了中国民间的绘画传统。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画家如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人来到中国，有的西方画家定居澳门和香港，他们采用西方绘画技法，画出了不少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的写生作品，与传统中国绘画迥然不同。西方画家新的绘画题材、绘画技艺与审美趣味使中国的画师、画工有了新的艺术感受。注重写实的民间画师、画工更对外来画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以迎合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不少西方画家的作品直接成为中国民间画师、画工临摹的对象。中国画家通过直接复制或仿照改绘钱纳利和其他西方画家的作品，制作成适合描绘、面向市场的外销画，受到了顾客的欢迎。这些绘画脱离传统文人趣味，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审美的趣味都反映出了世俗市井平民的艺术追求。记录中国官僚、商人和民众乃至来到中国欧洲人形象的肖像画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肖像画的绘制和传播成为对外商业贸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十三行行商通过对外商业贸易聚敛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行商的生活中大量使用西洋物品，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所了解。行商与西方商人贸易往来，彼此馈赠，使他们最早接触、接受了相对传统中国画更为写实存真的西方油画，外来的油画得到顾客的赞赏，促使民间画师、画工学习西方油画技法进行外销画、尤其是外销肖像画的创作。 徽州地区文化艺术传统深厚，大批徽州商人聚集广州从事对外商业贸易。徽商的活动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吸纳了新的、受到西方影响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同时将徽州地区的文化风习输送到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贸易是徽商重要的经营项目。徽商在广州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主要有茶商、墨商和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等，而以茶商的影响最大。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来到广东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发广东财”、“发洋财”。[1]徽州地区的民间肖像画传统输入岭南地区与有着鲜明南国地域特色的广东民间肖像画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技艺精湛的作品。 广东民间肖像画注重写实，遵循默绘与写生相结合的传统方法，画面色彩艳丽。民间画师往往自行用天然榕树胶熬制调配出天然颜料，以使作品长期保存永不褪色，亦有装点金箔的作品。在延续广东当地民间绘画传统，吸收徽州民间肖像画营养的同时，接受西方绘画的影响，画面构图有了更多的变化，人物的起坐更加自如，作品脱离了民间传统肖像画正面描绘的束缚，有了较多侧面描绘的姿态，周围环境的烘托也更加生活化，穿插了许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道具。尽管明暗阴阳焦点透视的技法已为中国画家所掌握，作品仍然未能放弃传统中国肖像画的画法，画面的平面装饰性仍然明显表露出来，从作品的起稿、部位、阴阳虚实，到人物的五官、须发、服饰和神情动态的处理，凸显出与西方绘画不同的追求。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不少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广州不再是外国商人进入中国的唯一口岸，上海和香港对外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广州。1839年摄影术发明的消息在欧洲公布，同年10月，这一消息便传入香港。1845年西方人最早在香港开办摄影室，主要从事人像摄影。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聚集了众多来自西方的摄影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摄影活动。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出现中国人开办的摄影室和影楼。西方摄影技术和印刷技术的传入导致外销画逐渐衰落，真实生动、价格低廉、方便快捷的照相和可以大量印制的商业美术品逐渐取代民间画师手绘的画作。一些外销画家不得不兼营摄影或者参与商业美术品的绘稿和印刷。在早期的香港照相馆的广告中，出现不少自称“摄影师暨人像画师”的从事外销画的民间画工画师。一些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画工和画师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从事经营活动。最初开业的照相馆中，由画师兼任的照相师在拍摄人像时，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姿势和背景往往搬用绘制肖像画的方法。照相馆亦为顾客绘制油画肖像。大约在1870年开业、早期香港最著名的由中国人黎亚芳开设、初名“亚芳”后改名“华芳”的照相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为顾客绘制摆出照相姿态的油画人像。照相馆还聘请画家绘制照相的背景。照相逼真地再现人像吸引了中国民众，影响了中国写实绘画的发展。由于早年摄影尚未普及和技术上的种种不便，市场上出现了摹仿照片的擦笔炭精肖像画，一些外销画家从事擦笔炭精肖像画的制作，有的炭精肖像画还用彩色画出人像的服饰，为商业美术月份牌新技法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英国统治的香港完全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有了与广州更加不同的城市特质。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的外销画市场生意逐渐清淡。不少外销画家纷纷迁移到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香港。一些外销画家转而从事商业摄影，绘制月份牌画和广告画，设计商品包装。著名外销画家啉呱的后人关蕙农成为20世纪初年香港最具影响的月份牌画家，在澳门则有梁焕堂这样成绩卓越的月份牌画家。随着商业城市上海的崛起，随着广东商人和徽州商人前往上海开展对外商业贸易活动，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来到上海，将具有西方绘画作风和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 1937年前上海的月份牌画 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门户，地理位置优越，明清时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上海早已引起海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改变了原先广州为惟一对外商业贸易口岸，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对外商业贸易使得上海快速发展。五处通商口岸中以占据江海之便的上海最为重要。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进入，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各类产业迅速崛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商业贸易更为繁盛，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会。 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与广州和香港不同、又包容了广州和香港具有西方影响现代商业城市特征的新兴城市。西方影响的商业文化成为上海城市文化重要的特色，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商业美术成为上海城市美术的主流。上海开埠后外国商行纷纷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对外商业贸易。开埠后两年上海出现租界，这种嵌入中国国土的租借地，可以说是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延伸与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界逐渐演变成“国中之国”，海外资本主义势力在租界自行其是，租界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也成为西方为中国演示现代化的窗口。上海租界与孤悬南天一隅的澳门、香港不同，和中国内地城市紧密连在一起，影响更加直接和重大。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试验场，相对稳定和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管理方式使处于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中国民众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局部的现代化，并且辐射到了全中国。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进入江南地区，清军与太平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兵燹所经，闾阎为墟。战争引发巨大的难民潮，民众纷纷涌入因租界的设立而未受战火影响的上海。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受战乱，江南地区则因地方官僚推行“东南互保”政策，避免了战争的损害，这一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0世纪初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纷纷转移到上海。忙于争斗的西方各国暂时放松对于中国的侵略，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在较为宽松的空间得到了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位获得了更大发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作为“五方聚居”、“华洋杂处”的国际性都市充满了活力，大批移民带来了丰厚的劳动力、丰厚的资财和技术，带来了驳杂的文化和艺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汇聚上海，市民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从而使中国美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迅速，城市商业文化消解了中国社会的全能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趋向多元和宽松。新兴的城市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对外商业贸易使得轮船、汽车、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影剧院、舞场、西餐厅、书局、百货公司等种种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大量出现。新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得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上海的社会主体，并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 鸦片战争爆发，广州的对外商业贸易曾一度低落，徽商经营外销茶亦遭受挫折。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贸易的最重要通商口岸。不少徽商审时度势将资金人员转移到距离徽州更近的上海继续经营，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徽州茶商扩大商业规模，茶商成为上海徽商实力的最强者。一系列的对外商业贸易活动，都围绕上海这一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展开。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富商巨贾亦有不少人来自徽州，或与徽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徽州商业文化进一步影响了扬州、苏州、杭州，尤其是上海的绘画风气。 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2]如同香港、广州等城市那样，画工画师在开设画店的同时，以开设照相馆和影楼。 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是最为快捷广泛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明清时中国南方的出版业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受到了徽派木刻雕版印刷影响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活动的高潮。到19世纪西方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消费方式。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商业贸易活动的广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商业广告画的需求极大增长。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外销画家开始绘制商业广告绘画，商家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大量复制月份牌画和其他商业绘画。 先进的印刷技术从欧洲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社会的文化环境脱离了专制王朝全能主义的控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出版成为利润丰富的商业行为。中外印书商人从澳门、广州、香港和南京、苏州等地来到上海，迅速发展的城市商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同时，本土资本纷纷开设书局和印刷公司，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上海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的中心。照相术与印刷术结合起来，使得印刷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刷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报纸刊物画报的出版，尤其是以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市民阶层读图要求的画报，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生。传入中国的石版、铜版、照相版（珂罗版）印刷技术使美术品的复制脱离了中国传统木版刻印，视觉效果更加精美，批量印制更加便利。城市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商人的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书籍装帧、插图和画报、广告、包装等大众美术创作日趋繁盛。 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一些画有外国美女、骑士战争、动植物形象和纹样的西方图片和商业美术品也在上海这样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印制精美的图片虽使中国民众感到新奇，却往往与他们原有的视觉经验发生冲突而难以流行。一些外国厂商尝试采用传统绘画的题材和形式印制商业广告，结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广泛流行的月历印出画片，在年终时赠送，起到了很大的广告宣传作用，石印月份牌广告画开始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胶版印刷、照相制版印刷的精美彩色月份牌画风靡中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20世纪前期具有代表意义的商业美术品。 月份牌画是新颖动人、影响广大的城市大众美术品。以往认为月份牌画最早在上海出现，认为早期月份牌画为传统的木刻雕版印刷，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使这种意见遭受质疑。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四马路鸿福来吕宋彩票行随售卖彩票赠送的《中西月份牌沪景开彩图》，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月份牌画实物。其实为上海图书馆收藏1889年即清光绪十五年由申报馆印送、中西日历对照、旁印二十四孝图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才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画。而在接受西方影响、对外商业贸易繁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月份牌画可能更早出现。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年便有一些外国商行印制月份牌。香港澳门印制的早期月份牌画如今已难得见到，从当时报纸刊登的广告文字可以得知这是采用中英文对照，字画兼备，其面貌或与一般认为早期月份牌画来自传统民间木刻版印年画有别，可能直接将西方国家的广告画形式移来。 西方传入的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中国传统木版印刷技术，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被新颖的画法所取代。从早期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如吴友如、周慕桥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原来活动的城市苏州的民间年画的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些民间传统肖像画的画法。到20世纪初年，受到照相技术影响的炭精粉涂擦、然后罩以水彩粉彩润色的画法和城市时装美术的题材形成了新颖的月份牌作风。通过郑曼陀、徐咏青和徐咏青的学生杭?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人的努力，使得月份牌画大放光彩。郑曼陀是安徽歙县人，亦有研究认为他幼年被在杭州经商的安徽富商收养。徽州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民间肖像画传统对于郑曼陀产生了影响。他原在杭州育英书院习英文，曾从师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设有画室的二友轩照相馆作画。1914年郑曼陀来到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尝试采用炭粉擦笔敷水彩色的方法画月份牌。郑曼陀曾为来自广东的画家高剑父在上海开设的审美书馆作《晚妆图》，使木刻勾线敷色的传统仕女画向受到照相技术和新式印刷技术影响的时装美女画变化，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少画家也效仿他的画法，从而形成了月份牌画新的风格。 一些广州、香港、澳门的画家前往上海开展商业美术活动，将具有广东外销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风带到了上海。亦有上海画家南下粤港澳活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画家带来进一步的刺激和竞争。徐咏青是较早来到香港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徐咏青在上海时已为粤港商号绘制月份牌画。20世纪30年代初他来到香港开办画室传授技艺，不少香港画师出自他的门下。除徐咏青外，尚有上海月份牌画家何逸梅来到香港从事绘画活动。何逸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第一批练习生之一，学画刻苦用功，中国画和西洋画均能，又擅长工商美术设计，获得老师徐咏青器重。1915年徐咏青辞职离开商务图画部后，该部门实际由何逸梅主持。何逸梅的作品画风细腻，人物造型生动，色调清新柔和，最宜绘制月份牌画，故沪上各大厂商都重金约他创作。1925年何逸梅被香港永发公司以高薪聘请专绘月份牌画，艺术地位与当时香港誉为“月份牌王”的画家关蕙农旗鼓相当。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他返回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活动。 月份牌画作为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粤港沪三地画家相互交流，切磋画艺，从而使得月份牌画、乃至当时中国的商业美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贸易传统使得广东画家对于大众商业美术的月份牌画没有歧视之见。不少画家积极参与月份牌画的制作，以实践绘画与商业结合的理念。对于广东美术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潘达微于1913年进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负责美术设计工作，曾采用传统山水画和人物画为主绘制月份牌画。潘达微与上海的商业美术家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周柏生、丁悚、丁云仙、李铁笛和张光宇等人往来密切，彼此友善。潘达微在香港经营的宝光照相馆于1924年曾邀请郑曼陀为他们绘月份牌画，后来编印《微笑》画报刊登了郑曼陀与谢之光的作品向粤港澳读者介绍。在潘达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虽在他去世以后仍于1934年聘请了一批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传统画家，以传统中国画、金石、书法的方式绘制月份牌画，以与英美烟草的时装美女月份牌画相抗衡。这种精英美术与通俗美术的互动，与以往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品创作与传播想象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学院美术家独创性的视觉表现和社会精英们享受的文化消费全然不同。那些以往被认为是庸俗、低级的、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画师批量生产的、为大众接受的美术品，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受到社会一般民众广泛喜爱的美术品，并非被精英美术家嗤之以鼻、弃若敝帚，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存在的是一条流动的疆界。 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 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商业化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众多粤籍人士来到沪上，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美术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美术风气带到了上海。岭南画派领袖人物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积极从事新美术活动。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1913年他与兄弟高奇峰、高剑僧开办审美书馆，经售中西画片、明信片、书刊及画具。高剑父曾与关蕙农一起向居廉学画，亦参加过月份牌画创作。1916年高剑父居沪期间与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合作，为审美书馆画美人画，高剑父写景，郑曼陀画美人。高剑父曾在郑曼陀美人画上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漂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高奇峰原来在广州亦曾与潘达微的《时事画报》合作，绘制水墨花鸟题材的月份牌画。照相术传入中国，影响民间兴起模仿照片效果的炭精擦笔画，从留存至今的民间炭精擦笔肖像画和徐悲鸿等人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与传统绘画不同的精确形貌描绘和表现现实环境中光影投射烘托出的脸部骨肉凹凸的效果。徐悲鸿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声誉的画师，幼年徐悲鸿随父亲学画，早年画作如《诸老图》等明显受到传统民间肖像画和西方绘画的影响。1912年徐悲鸿曾赴上海鬻画谋生。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 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得文野雅俗的区分日渐模糊，文野雅俗的流动打破了精英美术与大众通俗美术之间的壁垒和疆界。在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等商业美术品当中，西方写实画风、模仿照相的炭精擦笔画风与中国传统肖像画注重线描敷色的作风逐渐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城市生活空间、书写市民阶层欲望的美人画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美人肖像画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社会流行的美人画、女人体绘画为美术学校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的出现营造出氛围，提供了环境。 19世纪珠江三角洲的外销画接受了西方画家描绘大众风物的画作的影响，浮世的风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销画当中。现代城市的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美术充满了对于金钱和情色的描绘。随着社会转型时风气剧烈变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崩溃，个人欲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释放出来。性的渴望和性的解放推动性的商业化，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商业城市娼妓盛行，城市的性产业越来越发达，娼妓业越来越商业化和契约化。在上海不仅有来自广东的“粤妓”，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娼妓，尤以日本娼妓为多。从外来影响扩大的“洋”、商业势力增强的“商”和妇女抛头露面，娼妓、名伶、明星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性”，从隐秘的春宫画到公开的美人画、女人体画，构成了蔚为奇特的城市文化景观，严重地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充满了对于情爱、金钱和女人的想象和描绘，透过广告，美女、洋货与商品结合成为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情爱、言情与性成为城市大众美术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春宫画除起到性教育、性启示的意义以外，还有“辟邪避灾”的巫术作用。在接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的外销画的影响下，春宫画的绘画技法亦发生变化，广东民间、尤其是城市的春宫画出现与外销画相似的面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照相馆为招徕顾客，竞相为名伶名妓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来迎合市场需要。妓女摄影作为广告，嫖客可依照照片按图索骥，探春买春。明星名流亦拍摄照片在影楼门前高挂任人观览。民众欢迎的照相受到印刷出版业的重视，报刊刊载各种照片。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每期便选用中外名人照片，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印刷发行。随着画报的广泛出现，名伶名妓、名媛淑女的照片在画报上刊载，成为万人追慕的“大众情人”。 晚清中国由于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观念崩毁，逸乐之风弥漫，大众美术品中的“淫画”和全能主义国家权力的“禁淫画”严重对抗。更具有真实性的色情照片成为较“淫画”更受人欢迎的商品，商贩在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兜售，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内藏春色”的“西洋镜画”，称为“照相春宫”[3]。社会舆论和国家权力指责为“伤风败俗”，要求禁止。一些外国商人将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色情照片和色情图画运入中国销售牟利。20世纪初的清代末年，从海外输入的“淫书”、“春画”在上海这样一些西风炽盛的城市已颇为泛滥。为掩人耳目，有外商将女人体照片标以“泰西风情”、“医疗图画”，精印成册大登广告公开叫卖。上海日商书画大成公司曾推出《泰西裸体女犯摄影》一书，内收“链绕全身图”、“狱中洗浴图”等20余幅女人体照片。清廷覆亡以后，社会变动更加剧烈，社会观念发生改变，社会舆论对于“淫画”的攻击和国家权力对于“淫画”的禁止有所缓和和松弛。上海、广州等城市裸体照片发售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画报亦以用各种名义刊登人体图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这样一些商业城市流行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城市商业文化，美人画成为“鸳鸯蝴蝶派”城市商业文化的艺术表现。月份牌画家丁悚、周慕桥等人曾参加“鸳鸯蝴蝶派”的活动，一些画家如但杜宇等人绘制有女裸体绘画的《百美图》之类的画册，画衣饰时尚、玉姿灵动的城市美人暴露的胴体。这种时装美女图承继了晚清仕女画的传统，又将春画、甚至照相馆人体拍摄和美术学校模特儿教学的情境融入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情色需要。美人画的兴起与日本浮世绘和春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浮世绘描绘花街柳巷的爱情、歌舞伎的倩影与活动、花前月下的吟咏、出游野宴和旅途漂泊等城市生活场景，描绘娇媚的歌妓、舞女和“汤女”、“游女”，描绘男女的欲望和感情，展现出浮华奢靡的情色世界。1911年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宁波商人唐振余在上海开设的振余物产厂从日本运来一大批包括浮世绘的年画。振余物产厂将所售货品印成目录，赠送各地推销，其中便有年画一项。在此之前已有包括浮世绘手绘和木刻套印的作品以及采用机器印刷的日本图片输入中国。以城市生活为主要题材、城市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美人画和月份牌画无疑受到了表现都市浮世情色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月份牌画以宣传推销商品为目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商业广告画。月份牌画构建出大众的梦想伊甸园，用图像来满足大众的欲望，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画家营造的、为民众喜闻乐见、沉醉其中的梦幻世界。这种以美女、时装和城市生活环境为主题的画面，展现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追求。不少月份牌画以名媛淑女、演艺明星为模特儿，画的便是真实人物的肖像。照相摄影需要人物摆出不同的姿态，早期的月份牌画往往聘用妓女穿着时髦的服饰作为模特儿。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融入月份牌画的创作之中。女人体成为月份牌画的内容。1 91 5年郑曼陀为上海商人黄楚九画《贵妃出浴图》是最早出现的女裸体月份牌画。月份牌画家谢之光画过不少裸体人物画，金梅生亦曾画《贵妃出浴》月份牌画。1917年上海国华书局新年赠画，画题便为《春透琴心图》、《桃源探花图》、《镜里窥郎图》之类，可以想见作品的色情成分。一些月份牌画家还在报纸刊登广告，销售时装美人画。商业利益促使月份牌画家纷纷绘制时装美人、女人体画，照片往往成为月份牌画家绘制的重要参考。 从城市商业流行的“淫画”、“人体画”到美术学校的“模特儿写生”，显示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美术与精英美术互动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城市兴起的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和视觉表现空间。美术馆、百货公司、美术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展出女裸体图画、开展人体写生教学。1908年《时事画报》第七期已刊载先年广东图画展览会展品中便有番禺冯润芝用中国纸和水墨背临的意大利油画女人体像。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城市对于大众美术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1年画家周湘便在上海开办“布景画传习所”，“以专授法国新式剧场背景画法及活动布景构造法”。1912年周湘开办“西法绘像补习科”，“专授最新西法绘像术，其教学法分为铅笔像、毛笔像、水彩像、油画像”，传授西画技法和照相馆布景画法。人体写生教学是西方美术学院的精英美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写生教学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绘画的临摹学习方式，人体绘画和人体模特儿写生教学成为社会现代转型和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问题。正如论者所述：“在20世纪初，西画是一个新事物，从商业美术开始，很快地达到一个广度扩散，在20年代前夕西画到达一个学习瓶颈，必须从师徒制的临摹走向西式的艺术学院教学，这个无法撇下人体写生手段的教学体制是新的，人体写生的合法性论题是新的，而界定艺术与色情边界的舞台—公共论域——也是相对新的。”[4]20世纪前期新式美术学校人体写生教学之所以能够首先在上海确立，无疑如论者所述：“在缺乏国家政策导引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诱因促使租界中的中国人自发地采取西式的商业手段，在商业美术中带入西画的因子，在一些传递西洋概念的宣传中甚至被迫选择西洋图像。”[5]“上海租界或许是当时中国受到最少国家政治力干预、个人主义最旺盛的地区。西画既然是在个人利益凌驾国家利益的氛围下引入的，在上海的西画引入过程便具有相当的指标作用。”“世纪初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趋利’与‘身体好逸乐’，因此，上海成为人体画合法化过程中的主要舞台便毫不足奇了。”[4]经历了与守旧势力难以避免发生的多次冲突，到20世纪20年代新式美术学校普遍采用人体写生教学，国家教育部门将女人体写生规定为美术教育之必须，社会舆论也对此逐渐认可。商业色彩浓厚的大众美术在新式美术教学走出“学习瓶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应将美术学校模特儿写生教学视为大众美术美人画和女人体画的跨越和提升。 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往往关注“五四”、“美术革命”的经验，忽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研究仍然流行将学院精英美术如油画、中国画，将具有个体特征的美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等人具有独创性的美术创作视为精粹与高雅，视为视觉表现的高端予以推崇，将大众美术、将具有群体特征的工匠和画师批量生产的商业美术品视为低劣和粗俗，视为视觉表现的底层予以贬斥的看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五四”“美术革命”对于一般民众的直接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怀疑。对于无法享受精英美术家创作的美术品的普通民众来说，能够比较轻易获得的、商业性的印刷品和复制品往往才是平易近人的美术品。这些被看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使中国的民众获得全新的视觉经验，构成了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是那些表现美术家个人才华或作品的独创性、又为社会精英们享用的高雅艺术，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视觉表现，那些依靠复制或印刷的手段得以普及，并且受到社会大众广泛欢迎的通俗艺术，如民间肖像画、外销肖像画和月份牌美人画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以往未曾认识到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阶段出现的全新的大众美术的视觉表现，构建出了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商业社会的下层得以启动。通过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的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和大众美术品格的提升而得到了真切的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演练了西方美术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语言方式。但是这些语言探索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形式自治发展要求的结果，而是为了承载有别于“美术”也有别于新时期美术的情感现实和精神指向。当这些情感和精神在85文化热中变得愈来愈驳杂、强悍时，美术的形式演进就被带上了旋转得愈来愈快的观念言说的魔盘，直至最后被甩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各种文化、哲学观念干瘪的幌子和外衣。 85新潮美术运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群体和宣言的众多，写着不同道德理想和艺术主张的旗帜在彼时的美术界触目皆是。伴随着文化热潮中西方哲学文化艺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清算传统文化、呼唤现代人文精神成了美术界压倒一切的声音。理性主义的张扬者北方艺术群体就公开宣称：“我们的美术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突现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其中以北方艺术群体、红色·旅、池社及吴山专、谷文达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用西方近现代的理性、人文、个性至上观念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避世退守等消极文化心理；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江苏新野性派等为代表的生命之流画家则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哲学，对传统文化中的实用道德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其中王广义、丁方、杨志麟、张培力、耿建翌、毛旭辉、张晓刚等优秀画家在宣扬其思想文化主张的同时，也对美术语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留下了一批在今天看来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但是运动中产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85后（注：一般将85新潮美术运动高潮过后的美术活动称为“后85新潮美术”，它是比85运动更激进的反艺术潮流与回归本土、回归艺术性的潮流及后现代思潮的混合。）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反艺术潮流中的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陋室艺术，大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更有以获取新闻效应为目的的哗众取宠者混迹其中，使整个运动的后期呈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85新潮美术运动以艺术探索与变革的形式承载了文化批判和思想解放的重任，带着他治的镣铐演绎了一段自治的舞蹈。正如后来者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家，85青年画家对文化、哲学观念的过分推崇使他们疏于语言形式的深究细琢；作为思想家，手中操持着的感性言说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于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尴尬位置[3]。 尽管如此，85新潮美术运动对后来的中国美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5新潮美术运动确立了当代美术作为文化批判与重建之一员的角色地位，其自身实践是对这种角色意识的极端张扬。“文以载道”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主要使命，但在这一古老文化渐至成熟也渐至僵化的过程中，“道”的内涵也愈来愈狭窄，直至等同于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85文化运动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文之所载之“道”的原初意义。它不仅是某一集团、某一阶层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合乎民族发展要求，富有健康活力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精神的集合。因此，作为85文化运动的一部分，85新潮美术运动具有浓重的文化关怀倾向是必然的。事实上，艺术家的文化关怀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策略，更是美术作为人的精神显现方式这种特殊属性的必然要求。“何时艺术不是谈论艺术本体，而是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则是艺术自身的光复。而从社会功能角度讲，艺术扩张这一文化战略具有将艺术与人类生活和精神真正结为一体的重要意义。”[1](p.217)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特别是在文化蜕变时代，艺术不可能是自足的文化存在，担当理想与道义是它无法回避的使命和责任。尽管90年代美术曾一度出现远离深度思考和意义追问的趋象，但文化责任感作为一种强劲的美术发展潜在动力从未从当代艺术家的意识中消失。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术界中逐渐回流的批判意识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正是85新潮美术运动精神的延续。 2.85新潮美术运动中对西方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的大量引进和搬演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在十年后的一次美术界聚谈中，有人曾这样评价85运动对后继者的意义：“'85'更是一种先驱式的实践活动，它带来了中国人理解艺术、从事艺术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并因此开拓了中国当代对世界艺术的、文化的资讯收集和占有思维，使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信息和资讯的重视和交流变成一段基本活动，由此使之产生要与国际接轨与要进入世界规则的念头，并认识到其可能性与可操作性。'85'造就了一大批艺术从业者，更年轻的艺术家会不自觉地以此作为借鉴而谋求突破与发展。”[3]85新潮美术为90年代美术准备了国际化的目光和起点。 3．85新潮美术运动过分观念化、工具化的倾向及这种倾向使其最终失去存在合理性的结局给90年代美术极大的警醒：观念运动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如果彻底撇开美术的艺术限度与要求，结果将不是观念的突现，而是观念与形式一同坍塌。在这次美术运动渐趋退潮之时，理论界曾有多侧面的深入反思：“这个'现代梦'搅得我们身心不宁。焦灼、躁动、急迫、喧嚣、臆想、梦呓，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地凝结文化成果。还是要用真实的生命状态、深刻的内心感受和有效的创作方式去建构鲜活的精神世界。”[4]90年代初，新生代画家们的一句话——“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看似简单却能代表后继者对85新潮美术的反省和思考。90年代回归艺术本体、关注现实生活与当下感受、注重语言研磨的美术潮流正是这种反思的具体化。 二、物质生存方式的渐变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在文化界陷入徘徊转入沉潜状态的同时，另一场意义的变革不事声张地在这块土地上悄然展开，这就是物质生存方式的逐渐改变。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已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终于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社会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渗透到精神领域，使社会文化面目也逐渐蜕变，最为直接显著的，是日常生活中道德观念的松动和价值取向的漂移。金钱和物欲侵蚀着原本单纯的社会精神理想，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另一标尺；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和冲击使原本单一刻板的道德戒条变得灵活宽容；曾经坚定地捍卫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随着社会地位被新一代经济弄潮儿的取代，肩上承载着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分崩离析。r.e华纳曾说：“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文化的物质条件的进步；特别是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这里指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经济、政治等活动）都限制着那一时期的文化的种种可能性。”[5](p.51)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有实质意义的精神迁移是在物质生存方式变更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在90年代滚滚的物质热浪的蒸发下，此前做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境，以及做为时代心灵的最后依凭的理想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90年代是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人们不仅从理智也从情感上接受了救世主的幻灭，不再愤懑、伤感。开始从真实的下界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根基与动力。 90年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现实，从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的美术风貌发生着影响： 1．它改变了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曾经高高在上进行精神训谕的先知美术不再有效，放下架子、回归生活，甚至充当感官娱乐的角色，是今日美术生效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90年代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方式及精神指向的尺度把握等诸多方面：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写实主义的回潮甚至泛滥，作品精神向度的浅表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2．它是美术媒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积累给了艺术创作接受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鲜媒材进入美术界语言视域。如果说85新潮美术运动中各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实验艺术只具观念冲击的文化策略意义，那么进入90年代，架下美术的发展便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现实根据与可能。其中雕塑的快速发展、装置艺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视像艺术的被广泛接受，都与时代现实中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三、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化及其影响 进入90年代，随着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快速成长，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社会观念体系变得灵活和松动，这在无形中消解了许多悬而难决的意识对抗与道德冲突，也使一些经多次文化论战仍无法决断的争端失效而成为假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悄然生长与传统文化中陈旧规则的主动退场同时进行着。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90年代“由意识形态权威来组织的社会正让位于一些由非意识形态因素来重组的社会，新的历史境遇恰恰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至少不是意识形态中心的。”[6]在90年代的社会进展中，曾经为几代文化斗士追求的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正在得以形成，这从多方面影响着90年代的美术面目： 1.使90年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美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因文化生存环境的宽松而得以拨正，使其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使美术的自治成为可能，这是90年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2.为多元化美术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文化环境的宽容，带来了美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宽松，这使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美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的一元独尊的美术状况。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美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时代，使当代美术发展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期。 3.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90年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不仅创作者对西方艺术观念的学习和借鉴能够处之泰然，批评界也鲜有动辄痛心疾首、挥舞大棒者。而近十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4.为90年代艺术家提出了新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文化生存环境的宽容也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力量的共生共存，这使90年代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疑惑、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关注者，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当代文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是时代的期待。尽管今日艺术家已不可能再扮演当代社会的精神导师，但关注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生存状态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事实上，90年代美术实践亦证明，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当代艺术家“以艺术语言的个性化再创造和重组，以艺术创作主体的个人角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以艺术语言的不同话语和艺术家个体的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进入了一个单个的人的时代……并以此同处网络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和群体产生辐射影响。”[7] 四、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及其影响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的中国终于摆脱了独立于世界一隅的形象，开始全面融入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经济交流的频繁疏浚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在对外交流中最为自由的时期。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这种畅通的交通渠道给90年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1.它为90年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从90年代的美术实践中我们也看到，85新潮美术运动中那种西方美术表现技法与内在理念的生硬搬用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艺术家们在对此在生活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语言媒材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显然有了更自然贴切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多地是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而不是限制甚至窒息它。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宽阔视界。 2.美术外部生存运作机制的引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艺术市场观念的树立和初步实践。美术活动中利益因素的出现首先是物质生存方式改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无处不在，物欲力量的逐渐强大为艺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时代背景。而具体操作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建立则主要得益于对外交流中域外美术市场的介入。艺术家的创作及作品进入市场曾一度引起美术界与批评界的激烈争论。市场派认为作品通过市场实现和确认自己的价值是现时代美术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反对派则坚守艺术无功利原则，认为市场化是艺术的媚俗甚至堕落。理论的争吵并未找到当代美术的最终出路，倒是在逐渐推进的市场实践中，利益化与非利益化的创作和作品都渐渐接近了自己适合的位置。专为市场销售而进行的艺术生产与执着语言表达和精神诉求的作品都健康地生存下来，也许这正是未来美术存在的健康格局和最佳方式。 曾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文化断裂的现象，而我们试图硬性给艺术归纳的连续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8]事实上，经过对90年代社会文化现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是转变了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为当代美术提供了新的现实发展可能，使它终于摆脱在理论对抗与文化冲突中无处落脚的尴尬境地，走上了在他治与自治的双重规范下稳步发展的道路。 中国美术论文:浅析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刘海粟　美术教育　美学 论文摘要：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中国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他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绘画上成就卓著，在美学思想和美术史论造诣上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20世纪美术和美术教育的拓荒者、艺术大师，刘海粟除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彪炳画坛，又以其独特而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和美术史论造诣，为中国近代绘画美学和美术史论的开拓、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很多著作，观点新颖独到，详细而精确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表达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分析了艺术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刘海粟的理论在现代绘画美学上具有超越和创新精神，尤其是他所强调的艺术所具备的主观表现、艺术情感和艺术个性。 一、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新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为了上海美专的生存发展，他多次向亲戚借钱，参加义卖资助办学，把香港画展中100万港币的画款全部捐献给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坚持走自己的教育之路，努力摆脱传统的学院主义的束缚，坚决反对禁锢学生的艺术思想，提倡个性发展。主张兼容并蓄，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十分重视外出写生，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自然，贴近生活，师法造化。课堂上，他严格要求学生通过各种写生活动来深入了解自然世界，尊重客观，在对静物、人物和风景写生时，不能照搬原物，要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去灵活生动的表现它们。刘海粟始终坚持艺术实践，曾经多次上黄山写生，每次都把对黄山的不同感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表达他心目中黄山的永恒之美。这就是至今仍值得我们钦佩的“黄山精神”。这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世界，结合主观表现，不断创新，突出个性。我们从他一系列的黄山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刘海粟首次倡导在中国使用人体写生，实行男女同校。他的关于人体艺术的美学思想精论是对传统伦理美学思想的超越，在民国绘画美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为开创西方式的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 二、倡导中西融合，注重创新和个性的发展 刘海粟倡导中西融合，反对“全部西化”。1929年刘海粟首次赴欧学习考察两年半。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努力汲取西方绘画真谛，同时不忘介绍、宣传中国美术。他的油画作品能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气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的国画元素运用其中，包括中国画的笔触，线条，表现形式等，所以他的油画作品风格独特，具有国画的意蕴。早年刘海粟的油画写生中明显带有中国画的笔画，如《前门》、《向日葵》、《休息》、《在此》等优秀作品。而他创作的国画，又是在传统国画的基础上，巧妙地结合了油画的空间感和独特的质感。尤其是刘海粟晚年的作品，形式新颖，主题突出，色彩强烈，突破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这正表现了他所坚持“融合中西以创新”，“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从创新中得到美的统一”。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个性发挥，无论国画或油画都充分展示他特有的性格。在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是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他的作品是由自然、生活所激发，真切而实在的主观思想情感的表白，体现了时代、民族特性。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刘海粟特别强调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主观意识，突出艺术家的个性。1982年10月，他和南京艺术学院学生谈话时说：“黄山有永恒的美，但她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使我永远画不尽，要知道学无止境，艺术无止境，每上一次黄山，就是跟大自然较量一次，也跟自己较量。我画黄山，每次都有那么一点新意。”因此，“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发展”并重是刘海粟所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认为表现就是艺术家强烈的渴望用独特的、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三、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刘海粟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现代绘画美学体系，其精髓就是情感、个性和主观表现说。他发表了许多论著和译著，如《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梵高》、《高更》、《欧游随笔》等一系列著作中，渗透着他的表现主义美学观，可以说，中国美术表现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确立是由他开始的。刘海粟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史论家，是中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之一。他对艺术史见解独到，认为“一部艺术史，即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刘海粟的观点洒脱，对艺术的抒发强调创新，从统摄艺术史趋势入手，敏锐把握美术发展的时代脉搏。刘海粟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中国现代绘画美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回顾刘海粟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使我们从他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精神中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和为祖国美术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美术论文:民族传统与中国美术教育 【摘要】 中国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美术教育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学生学习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不仅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扩展的知识空间，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带来精神层面的提高。因此，应大力倡导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美术教育。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术；美术教育；文化意识；价值观；重要意义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加强在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下的美术教育对培养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意识有十分必要的意义。在当代的美术教育中传统文化对教育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古往今来的艺术家积累了丰富的美术教育理论。这对我国今天的美术教育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国有丰富的传统美术教育资源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对美术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一、发展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教育的期望和目标。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美术教育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美术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术教育有助于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创造和技术技巧意识的形成，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和全面发展。我国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迎接新的改革挑战。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注重美术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教育要跟上时展的步伐和需求，发扬和传播美术文化，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教育与人才竞争。为培养符合当今社会市场需求的综合人才，要加强在学校美术素质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能够从美术教育中了解掌握更多的有关美术的知识和事物，开阔自己的思维空间，不断完善自我，增强创新能力。马克思曾说：“人和动物不同，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有理智有情感，有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美术教育在培养人的优良素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美术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自身鉴赏水平和创造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精神世界，拥有美好的心灵、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一个极好的切入口，重视美术教育的独特功能，把教育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美术课程不同于文字，美术的直观表达容易唤起人的情感体验，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美术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不良情绪的宣泄，平复浮躁杂乱的心情，而且能够升华学生的情感。 二、民族传统美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的各民族美术文化资源和人文自然资源。美术艺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文明的传承、风俗民俗的延续，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文化转型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美术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但在经历了时期动荡和文化洗礼之后，人们清醒地认为，传统美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是民族精髓的沉淀，只有在传统美术这片肥沃的土壤中，才能滋生出新的未来。民族传统美术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是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传统美术文化的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是每个中国人普遍认可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民族传统美术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沉淀、流传下来的，是国家总体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学生从小接触民族艺术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途径。传统美术具有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色，具备一般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涵和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三、在大众教育中开展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我国发展中，传统美术文化是教育和从创作的土壤。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传统美术的教育功能。民族传统美术中所蕴含的优秀品质，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在绘画、书法等方面所凝结的审美意识，都可以凝聚成人们的自身素养并逐步形成民族品格，给我们民族带来持续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这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力量，让国家散发活力和生机。传统美术具有民族性、富有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书法、古典雕塑等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特有的表现意识，而且包含了认识自然、理解人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很多人文方面的启迪。这些教育在充满科技智能的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更显珍贵。在大众教育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美术教育中，爱国精神、民族精神这本身也是启迪我们心智开发的过程。这些充满传统精神的美术教育，可以把我们的学生带入民族文化的世界，在那里发现美，逐渐形成自身的优秀的精神品质。 总结 身处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我们要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在培养我们接班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坚定根本立场，发扬传统美术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与时俱进的新民族文化。通过基于民族传统的美术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民族文化认同感。通过传统美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技能上的提升，而是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的精神教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科学研究论文: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的依赖性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科学规则 自然观 后现代科学 解释学循环 摘 要： 本文发挥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对世界结构的依赖性的观点，提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学循环。在对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准和规则——客观性原则、实验原则、可重复性原则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这些貌似不证自明的原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观假定，揭示了这些原则和假定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它们会完全失效。最后文章展望了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一、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 在费耶阿本德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中，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即强调不应该先验地规定科学研究规则。“只有在一个具有某种结构的世界中，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和我们所推荐的规则才有意义。在一个不呈现该结构的领域中，它们便成为无用的，或开始成为无效的。” [1]也就是说，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状况所决定的。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叙述了一个相当平庸（甚至有点琐屑）的真理，即科学方法论原则依赖于自然观假定，但是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辅助假说，却蕴涵了非常有趣的逻辑结论，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例如，甚至象科学研究应当导致理论的经验内容增长的基本原则，拉卡托斯认为这是不同研究纲领选择的根本标准，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费耶阿本德认为这其实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的。“认为自然界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无限丰富的，这种想法导致作出新发现的愿望，因而导致内容增长的原则。该原则给了我们另一个据以判定理论的标准：与已知的内容相比，具有超量内容的理论优于没有超量内容的理论。这个标准也不是不可触犯的。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居住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这个标准便遇到了麻烦。” 有趣的是，这个看起来是哲学家构思出来的理想实验，现在却成了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课题。例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认真地讨论起科学终结的前景。他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认识事物的层次是由施加于研究对象的能量所决定的。能量越大，揭示的层次越深。但是由于宇宙本身的性质，我们用以研究物理世界的能量有一个极限值。因为，“如果人们有一个比1千亿亿（1后面跟着19个0）吉电子伏的所谓普朗克能量的粒子，它的质量就会集中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会脱离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个小黑洞。这样看来，确实当我们往越来越高的能量去的时候，越来越精密的理论序列应当有某一极限，所以必须有宇宙的终极理论。” [2]如果霍金的推理没有错误的话，那么由于宇宙本身的规律性，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在这个角度上原则上就是有界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科学标准就不再适用了。 我们在这一案例中所关心的并非物理学是否可能在原则上存在极限，——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个合法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而是通过这一案例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科学研究标准对于世界状况的深刻依赖性。或者更严格地说，一切科学研究准则都以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设为前提。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是需要解释的意义的一部分，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因而，这一基本的“循环性”就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景”之间。但是，这并非“恶性循环”，而是作为“此在”的人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要认识自然世界，我们必须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研究活动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科学研究的规则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自然世界基本状况的假定上；而自然观假定又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存在如图1所示的解释学循环。 在本图的模型中，带箭头的连线表示前者对后者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同时还有其它因素发生作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就会导致下一个环节的变化，最后整个循环都会发生变化。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各个环节中，一般来说，对于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认识最为充分，其次就是对于自然观假定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很少有人承认科学规则同样也有历史性和相对性。这也难怪，因为科学规则本来就是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的环节。同时，这也表明了科学研究规则更深刻地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本质，所以它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鉴于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内容非常丰富，所涉及的理论也很复杂，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探讨科学规则的假定性和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二、科学标准和规则的假定性 加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是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的，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角”相互“融合”的结果。而科学作为现实的人的研究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预设下展开的；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活动，总有其“先入之见”；所以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绝对中立客观的。许多情况下，我们往往规定了各种研究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确实对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毫无批判地固守这些原则，就很可能封杀了科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真是象我们所标榜的那样要坚持研究结果的开放性的话，就不应该先验地规定世界的状况；因此，也不应该先验地规定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科学规则和科学标准；或者更加现实地说，对于任何科学准则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其对世界状况的假定性。以下是对一些科学研究基本原则的逻辑假定性的纯理论探讨，在逻辑上并非意味着作者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对所讨论的非主流观点的支持。 1，客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假定 科学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是客观性原则，即坚持认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学研究结果应当是与主体无关的，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如果某一研究结果依赖于研究者，则可以说这一结果是非科学的。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上的：自然世界的状况是绝对客观的，自然本身的状况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或者说研究者的心理活动对于自然世界没有影响。 这一假定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相当牢固的经验基础的，而且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确实也是硕果累累。但无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还是哲学的思辩，从来都没有确定性地证明客观性的假定。而且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在原则上恐怕也是无法证明客观性假定的。因为这种证明的结果是很难摆脱循环论证的怪圈的。 相反，在科学内外对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性假定倒是存在一些批评和挑战。例如，无论是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理暗示对于身体机能的影响都是公认的经验事实。至少在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心理-生理状态的研究观察上，客观性假定已经破产，客观性原则已经失效，或者说客观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要作调整。例如，我本人就曾经对自己是如何从清醒状态慢慢进入睡眠状态很感兴趣，想要观察它，可是这反而导致我无法入睡，从而所观察到的生理-心理状态和正常情况下的状态区别很大。所以内省作为对心理状态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科学家们的怀疑，也就是说观察者的内心状态乃至生理状态对于观察者本人而言，不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 一般科学家乃至科学哲学家并不认为，这一限制有什么本质的意义，并且认为这一限制就是要保证客观性原则能得到遵循。但是，为什么要附加这一限制呢？答案是：因为心理活动对生理活动有影响。问题是：为什么对观察者自身心理-生理活动之外的一切自然研究不存在这一限制？这是否意味这在整个自然界中，观察者的心理-生理活动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它不是那么“客观”？显然这又涉及到复杂的心身关系问题，涉及到整个自然界的统一性破缺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相信心身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因果作用，生理活动受心理活动作用因而不那么“客观”的话；则由于人的心理-生理活动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一切现象与过程都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那么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与过程就都因而丧失了其绝对的“客观性”，最终导致客观性原则的彻底失效。因此，这一原则只能作为一种实用原则予以保留，因为我们可以强调这一事实：心理活动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影响，除了对心理活动者的心理-生理活动的直接影响外，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原本宣称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恐怕就此也就彻底丧失了。 在争议很大的“灵学”研究中，存在著名的“山羊-绵羊效应”，即研究者如果相信存在心灵感应等非主流的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相反，如果研究者对这种观点持怀疑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否定这一观点。对此效应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主流科学家们认为，这证明了所谓灵学研究的非科学性、非客观性；而灵学的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种效应本身也正是心灵感应的结果，它再一次证明了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并因此而反对客观性标准。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说在这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着中立的裁判标准。双方都不可能在不借助对方否定的原则的基础上批驳对方的观点。主流科学家们用以批驳灵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恰恰是建立在灵学研究者们所反对的客观性假定基础上的；另一方面，灵学研究者们所宣称的发现，又因其研究缺乏主流科学家非常珍视的客观性原则而被嗤之以鼻。如此，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就不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证明，只能是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就认为，“科学的经验论淘汰了自己的泛灵论的竞争对手，淘汰了尼茨海姆的阿古利巴的信徒约翰·迪依、罗伯特·弗拉德，并不是因为它更好地说明了不依赖于这两种观点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因为使用了一种不允许产生‘唯灵论’结果的方法，它清除了这种结果，然后描述了这个枯竭的世界，暗示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5页脚注。） 对于解决这一认识论的僵局，一味使用原则性的概念互相指责是无用的，只能是在具体的认识实践中发展各自的传统，扩大各自的影响力，最后由社会实践对两种传统进行选择。（其实在这一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一直也是如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被表面上的修辞学所蒙蔽的话。） 2，实验原则与实验能够获得自然本质知识的假定 近代科学常被称为实验科学，因为实验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实验，是指用物质的手段来主动控制和改造研究对象，从而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知识。它与消极地被动观察研究对象相比，可以揭示许多自然状况下难以发现的规律和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实验可以作为研究自然对象的一种合理的方法，要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所研究的自然世界在我们加以物质的干预后，在原则上并未丧失其本来的特性，或者说从被改造的自然对象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应用于未被改造过的自然对象。这一假定远非不证自明的，例如并不为道家等学派所接受。他们提出，被改造过的自然，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因此实验结果无法揭示自然真正的奥秘，需要补充以直觉的体悟等。这一原则在近代科学中的成功，也并非彻底地证明了这一假定。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可能就是对实验原则的一种挑战。所谓“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一种客观规律，即在微观世界中，原则上我们对于某几对共扼物理量测量的精度不能同时无限制地提高。例如，如果我们提高了某一粒子的位置测量精度，则其动量测量的精度就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和研究者观测能力无关，因为原则上观察者对任一物理量的观测精度可以无限提高。对于这一原理，物理学家这样来解释：对于微观对象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的。而要提高位置测量的精度所施加的控制条件，恰好严重地妨碍其动量的测量。反之亦然。 其实在经典物理学研究中，实验对对象的状态的干扰也是存在的。如，测量一杯热水的温度，需要将一枚温度计放在水中，让温度计和水进行热交换，从而使得温度计的温度和水温相同，温度计的读数可以指示水的温度。但在此过程中，热水和温度计的热交换，改变水的温度，因此温度计的读数与实际热水的温度是有偏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尽量将温度计做得小些，温度计的原始温度与水温尽量接近，甚至计算温度计前后温度变化所交换的热量来恢复原有的水温等。由于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都是宏观现象，所以实验的干扰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实验对自然现象和过程的干扰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实验的原则所适用的范围也是相对的、有限的。对于某些极其敏感的现象和过程，实验方法是否是足够的研究手段？量子力学家们采取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研究的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仅只是在观察实验活动中被改造过的现象和过程。如玻尔的名言：“量子力学使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当寻找生活的和谐时，人们决不应当忘记，在生活的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3]。实际上，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所谓自然不再是那种与主体毫无关系的纯自然。这样来解释，当然可以成功地解决或回避实验干扰所带来的认识论问题。但它是以重新界定科学研究功能，并重新界定自然世界（即重新修改自然观）为基础的。这再一次地说明了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状况所规定的。[1]但是，除了这种坚持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并以此而修改自然观的方案之外；其实至少还存在另外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即保留原先的纯自然的概念，并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认识那“原本的自然”，但修改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规则，如引进直接领悟自然的非主流方法等。 实验原则还依赖于另外一个还原论的假定：即研究对象原则上是独立的，可以独立于环境的，因此也是可以隔离研究的。所以，在实验室环境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能够真实反映对象的规律联系的。但是量子力学中EPR关联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告诉我们世界是整体联系的，所以任何对象本质上都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因此是不可以隔离研究的。爱因斯坦曾对这一性质感到严重的不安：“假设，两个粒子以同样的很大的动量相向运动，并设在它们通过已知位置时，它们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相互作用。现在考虑一个观察者，他在远离相互作用区域的地方逮住了一个粒子，并测量它的动量；这是根据实验的条件，他显然能够推导出另一个粒子的动量。但是，如果他选的是测量第一个粒子的位置，他就能说出另一个离子在哪儿。这是从量子力学原理作出的一个完全正确而直截了当的演绎；然而这难道不是很悖理的吗？在两个粒子之间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已消失之后，对第一个粒子作的测量怎么会影响第二个粒子的状态呢？” [4]既然现在实验已经证明了自然的规律确实具有这种“很悖理的”特征，那么原则上任何对象都是无法隔离的，实验原则又如何成立呢？ 3，可重复性原则与自然规律普遍性假定 为了保证科学事实的可靠性，防止错误，科学研究强调科学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可重复性原则。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实验室、不同时间和地点都能重复验证的事实，才可以认定为科学事实。这一原则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筛选机制，意义很大。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建立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定基础上的。只有假定自然规律是普遍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在相同的条件下，自然现象的表现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可重复性的要求才是合理的。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发现科学所认定的事实，或者说在科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只是客观事实或经验事实的一个很小的子集。所谓客观事实，是指在特定时空发生的过程，不管是否为人们所认识。而经验事实是指为人们所经验到的客观事件，不管是否具有可重复性。由于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必须是可重复的事实才能认定为科学的事实；这样，科学研究活动才确保了可靠性的同时，也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经验基础。因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会被无情地排斥在科学的门外。而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都知道，存在大量非常可靠的、却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 当然，这里存在着对于事实的可重复性的正确理解问题。可重复性，从来都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绝对意义上说，每一个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都是不可重复的。但这样对可重复性提出批评似乎是在吹毛求疵，没有意义。其实，科学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视现象的可重复性，其本质原因是想要通过可重复性来证明相关现象的真实性。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坚持可重复性的要求是很复杂的，它与我们试图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如何界定事实的关系很大。就我们现在的浅见，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1，作为某一普遍规律证据的事实，需要高度的可重复性。例如，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贝时彰先生宣称则观察过细胞重建现象，但一直未能予以重复，所以不能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它对细胞来源的规律性认识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类宣称的可重复性要求是较高的。2，作为对某个单一特定事件的描述，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可重复性。如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就是这类例子。换言之，只有观察条件句应该满足可重复性要求，而观察句则不需要。3，介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事件，则必须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多次观察，通过统计计算才有可能证实。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可重复性作为标准来论断事实的真伪，我们发现有一些科学界公认真实的事件是很难重复的。例如，在非线形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只要在初始状态有一个极小的扰动，结果就会天地悬隔。那么这样的事件就是很难重复的，因为在实验条件下，我们很难那么精确地再现原先事件的初始条件。有时候，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模拟才能重复这一事件。[2]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吴彤教授在回答笔者请教时指出，这类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在初期还是有相当强的可重复性的，但越到后来分歧越大。而随机现象则恰好相反，每一次事件单独发生时，是难以重复的。如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不见得能重复以前的结果，但随着重复不断次数积累之后，则统计的规律越来越确定。由以上事实看，以可重复性来作为事实真实性的检验是过于苛刻了。至少就以上情况看，对小概率的随机事件及初始条件极其敏感事件长过程的检验，就很难以可重复性来检验事件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后现代科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家鲁伯特·谢尔德拉克所提出的“构成因”假说认为，宇宙规律并非象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是永恒的、无比坚硬牢固的，它其实也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性的表现而已，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改变的。按照这种观点，分子、晶体、细胞、组织、器官和有机物所具有的特有的形式是由被称之为“形态发生场”的特殊场所形成和保持的。这些场的结构是由与过去类似系统的“形态发生场”衍生出来的；过去系统的形态发生场通过一种叫做“形态共振”的过程变为后来出现的类似系统，并且“形态共振”的作用不会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而受到影响。 这一假说可以解释许多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新化合物结晶非常困难，但一旦某个实验室制备了一种化合物的结晶后，在其它的实验室再制备同一化合物的结晶就越来越容易了。传统的解释是说，前面晶体的碎屑起着一种“种子”的作用，附着在科学家们的胡须或衣服上，从一个实验室带到另一个实验室。如果没有科学家互访的现象，则认为这种种子是在世界中漫游的空气中极小的尘埃颗粒。而“构成因”的观点解释说，在第一次结晶之前，晶体不存在特别的形态发生场。但是，在第一次晶体形成之后，结晶受到前面晶体的形态发生场的影响，物质结晶的次数越多，结晶就越来越容易。这个假设是可以检验的，如果科学家们互不接触，而且尘埃颗粒通过空气净化之后，这种现象仍然不断发生，则可以证明这个假设。 这一假说对于1920年著名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老鼠实验结果的解释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独孤发现老鼠从一个特殊设计的迷宫中逃生的速度一代比一代明显提高。由于下一代的老鼠是由学会了逃生技巧的老鼠所生育的，所以麦独孤曾认为这是后天习性的获得性遗传。后来，他又从每一代学习最慢的老鼠中挑选生育下一代来进行测试。基因选择也许应该使得老鼠学习能力下降，结果发现学习能力仍然提高了。后来其他研究人员，如爱丁堡和墨尔本的研究人员在重复实验时发现，他们做实验时第一代老鼠学习的速度远比麦独孤实验时第一代老鼠的学习速度要快。而且无论是受过训练的老鼠的后代和从未接触过迷宫测试的老鼠的后代都是如此。拉马克的理论显然是无法解释了。而“构成因”假说与此却很一致。 [5] 这种假说尚未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话，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下，坚持可重复性原则就可能意味着对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否定，显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为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们拳拳服膺的基本准则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相信在对上述最根本的准则的分析之后，很难再坚持什么绝对不可违反的原则了。 三，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破坏总是容易的。虽然在科学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对于科学基本准则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洞见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在指出现有准则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准则。费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重破坏，轻建设，是因为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准则，所以树立任何准则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还是存在一种对永恒的迷恋；既然无法通过正面肯定的方法来达到永恒，那么就通过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来达到永恒。 我们提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是因为，我们欣然接受无法达到永恒的这一事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物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把握课题的科学性。” [6]我们尝试地提出一些我们事先知道终有一天必然会被突破甚至抛弃的准则，只是为了我们今天和不远的将来科学研究的暂时需要。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与人类研究的实践行为相冲突时，除了坚持这些标准和规则以捍卫科学的严谨性这一常规选择之外，也要考虑这些规则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经丧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们面对大自然也许应该更加谦虚一些才好。也许，我们不应该规定大自然必须如何，以使得我们指定的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可以运转良好；相反，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适时调整科学研究的准则。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不仅包括为科学现行实践辩护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促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改造科学实践的规则。[3]从这种意义上讲，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号，对于松开绑在科学研究者身上过紧的束缚，还是有其启发意义的。 在放宽了科学研究的标准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如何防范作伪，过滤掉幻觉、巧合（目前为止科学界非主流派的记录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对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摆在后现代科学面前至关重要的任务。尤其应该借鉴近代科学起源过程中科学规则逐步建立的宝贵经验，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逐步完善新的传统。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准则的改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途径：“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所谓“和平演变”的策略是，通过发挥和引申在坚持现有科学研究准则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科学新成就来改变自然观假定，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和平演变”的主体是主流科学家，所援引的观念资源主要来自科学界内部，科学准则的改变是渐进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或者说在科学准则逐渐改变的过程中科学准则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这么做的），因此不会引起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反对者会问，既然科学准则是自然演化的，那么这篇文章有何意义？答曰：由特定的科学成就转化为自然观假定，并最终导致科学准则改变的过程，决非是一个不需要研究者自觉主动创造的自然过程。如果科学研究的这一解释学循环能为研究者们充分认识的话，这一过程就会发生得更加顺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之外，引入科学界非主流的自然观假定，或者发挥和引申科学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观假定，在相应的研究准则指导下，获得大量新的发现，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通过建立自身的解释学循环，逐步扩大这一传统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最终使得其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标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策略导致自然观假定与现行主流科学准则的冲突，进而对现行的科学准则提出挑战和批评，最终实现科学研究模式的改造。这是费耶阿本德的扩散原则在自然观与方法论关系的层次上的应用。这种途径必然招致科学界和科学哲学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阻力极大。并且在革命阶段，由于旧准则受到批判，而新准则尚待探索建立，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难以避免非常残暴的行为一样，科学准则改变的“暴力革命”也难以避免各种欺诈现象混入其中。但是，这一策略有可能导致对原有束缚的突破，开拓新的视野，扩大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的范围，带来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学研究准则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分裂。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策略可能会是交替使用，也可能会是混合使用。 虽然，后现代科学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很小的一个支派，而且严格地讲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以她为例探讨一下科学规则改变的现实可能性。按照后现代科学的观点，科学活动虽然象社会建构论者所说的那样，受到纯认知之外的因素影响，搀杂着对于权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为主的。科学也确实需要数据和经验的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证据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复性。但是对科学研究活动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说，科学活动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学研究方法应适用于一切领域，即科学不应该局限于只借助于动力因运作的纯粹物质事物的范围内。因此，科学可以研究自然对象的内在经验，可以将自然规律当作演化着的习性来进行研究。 2，科学研究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但不应该局限于特殊类型的证明方式，如实验室的实验。所以，可以拓宽科学的范围，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明方式，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观察结果不应当作不严格的经验而抛弃。 3，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依附于任何有条件的信仰，科学应该不局限于任何特殊类型的解释。所以，科学研究中原则上不排斥下列观点：自然的基本单元是有感知能力、内在价值和内在联系的，自然的规律是演化中的“习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是一个对其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有机体，宇宙及其进化有内在的意义。 迄今为止，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是非常粗糙的，“科学”依据不足，理论根基不够扎实，也许作为科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候选者来说，她未必是够格的。但她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目前主流科学的缺陷，并认真地展望一种新的科学认识实践模式。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环境化学是环境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它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为现代环境科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环境科学技术的核心是对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进行专业的化学分析，从而系统归纳存在的全部环境问题，为彻底解环境污染问题做好准备。为此，本文将具体来分析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先从分析环境科学技术入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环境化学技术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能够促进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为建设生态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环境化学；环境科学；地位和作用 环境科学是在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的形势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相关的自热、社会科学相关理论与技术为环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展至今，环境科学已经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环境科学、社会环境科学、综合环境科学。环境化学则是自然环境科学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代表性技术，并逐渐成为了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下面本文将首先对环境化学展开详细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够充分发挥环境化学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人类一个清新环保的生存环境。 一、环境化学概述 （一）环境化学的概念 环境化学是一门复合学科，它既是环境学的分支，又与化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概括说来，环境化学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发展、迁移、转化、归宿等问题，并详细阐述控制污染物进一步发展的化学原理及化学方法的综合科学。环境化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对污染物的分析与鉴定，又包括对化学环境污染物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还包括对化学污染物的发生、分布、转化机制、状态结构的变化及归宿的研究，因此，环境化学是一门综合的研究化学污染物的全部化学行为与化学现象的科学。 （二）环境化学的分类 环境化学包括环境分析化学、环境污染化学、环境污染控制化学、生态化学四大类。环境分析化学是现代环境化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类分析仪器对坏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态、价态、结构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环境污染化学是对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降解等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化学、水污染化学、土壤污染化学和生态污染化学以及多介质污染化学四大类。环境控制化学的侧重点在于环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体化污染预防战略”的高度上。生态化学主要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所引起的生态效应和对人体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转化为间接毒性。 二、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环境化学在环境污染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变得更加的强大，已经形成了一场环境污染灾害。为此，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这些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灾害，而应该积极去掌握污染物的产生、产生危害的机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环境介质当中进行迁移转化的。环境化学恰恰就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污染物质在环境中是如何引发危害并不断转化和富集的，这样便可科学地增强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环境化学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化学是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环境化学分析与研究的结果可以详细的还原出环境污染物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环境污染物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归宿的整体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得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环境治理能够有的放矢。因此，环境化学既是环境治理的基础，又是环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可以运用污染物的发展规律，采用吸收剂吸收和转化为无毒无害气体两种方法来处理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在治理水污染时，可以通过吸附、化学凝聚、化学沉淀、离子交换、电渗析、氯消毒等方法来处理水中污染物，带到净化水体的目的。而这些治理措施的开发与实施都是在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得来的。 （三）环境化学在环境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监测是现代环境科学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环境质量评估、制定环境治理对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环境监测可以明确环境污染物的来源、组成及含量，从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环境化学则为环境监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信息资料，是环境监测的理论依据。环境监测是建立在环境化学基础上的一种常用研究手段。在环境化学的基础之上，环境监测衍生出光谱分析法、色谱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时也研制除了诸多的环境监测仪器。 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规模化发展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愈加恶劣的发展态势，环境污染物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环境科学的发展已经被推到了时展的前端，受到了广泛重视。环境化学是现代环境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环境化学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进程。通过上述本文的探究，笔者主要论述了环境化学的概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期完善能够促进环境科学获得崭新发展，推动环境化学为现代环境研究和人类环境保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科学研究论文:试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研究 论文摘要：确立合理的评价原则是科学、公正地评价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在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体育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1)社会效益优先，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2)重视创新，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内容、评价标准的层次、评价的时间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成果鉴定和评奖的重要环节；是调动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思考和探讨而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体育社会科学有着自身的诸多特点，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尤为复杂和困难。不论是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还是近几年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同时阻碍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没有合理的方式来评价体育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因此，构建科学和公正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理的评价原则是整个体系构架的基础之一。 1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省市有关部门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上不仅标准不同，规则不一致，而且具体运作过程也不相同，总的状况是存在某些不统一、不规范、不公开、不公平的现象，下面是我国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评价标准不统一 首先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什么是国家级学术论文，什么是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公平。 1．2评价中的“马太效应” 在评审过程中来自名校或名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受到重视，来自一般学校、一般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1．3评价中缺乏回避机制 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中，有的人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1．4评价中的暗箱操作 表现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评定的标准是仲么，评审的过程怎样，评委的权利是什么，评委的责任是什么，评委的召集人是谁，参评者的情况怎样，参评者都是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评价机制缺乏监督机构、投诉机构和复议机构。 建立起一套科学、公平的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至关重要，因为科研成果的评价问题，不仅牵动着千万个单位和学者的心，而且影响着社会发展诸多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需要有评价和鉴定机制，否则，如何确定知识产品或科研成果的价值呢?知识的评价标准或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代表着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本概念 作为本文的研究内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来使用，必须作进一步说明和界定。 2．1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难以明确区分，二者都与人类的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关。其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的需要、意志、情感和愿望，强调人的主观心理、文化生活等个性方面；社会科学强调人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协作性等共性方面。 在体育科学体系中，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需要强调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我们充分肯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差异和区别，不过在本研究中，我们更为强调的则是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相似性、共通性、统一性，强调在人文与社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张力，将之合称体育社会科学。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社会现象，其研究主要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竞技体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信息学、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体育社会心理研究、比较体育、体育文化学、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等。在现阶段，开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目标是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把体育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研究总结出来。 2．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界定 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方面的文献综述表明，描述和论证社会科学成果特征的文献多集中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评估的对象是社会科学的成果，但何为“社会科学成果”，却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研究者认为成果形式都不足以说明它是“成果”，判断是否“成果”，需要考察成果的实质内容。我们对所涉及到的“成果”的定义内容的资料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主要选取了20种相关的资料文献，具体篇目可参见参考文献(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有75％的文献在“成果”的定义中提及了“创造性”，这是一项成果被确定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标志，还有的文献将创造性界定为：“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新事实、新材料、新信息、新方法、新理论、新概念、新发现”等。研究者进一步强调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标准的核心是：创新性——理论不新则要思想新，思想不新则要观点新，观点不新则要资料新，资料不新则要框架新，框架不新则要方法新，方法不新则要视角新”。“那种一无新观念、二无新资料、三无新方法的东西，根本不能算科研成果。界限在于是否有新意”。有的研究者从知识的新旧联系出发，将这种有新意的东西概括为“运用己有的知识，研究创造的新知识”。总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创造性结果”己经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具有价值的”、“科学的或正确的”和“广泛占有资料”等因素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创造性的认识结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用科学方法产生的。在借鉴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为：科研人员运用科学方法，收集、加工、研究与体育社会科学有关的信息而生产出的具有新的价值的认识结果。 3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简析 目前，由于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质量评价体制、机构以及科学的评价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一般都采用自我评价、专家鉴定验收、成果评奖、专家直接评审等方式，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评价方法。但是由于学科专业的局限、学术观点的制约等因素，在成果评价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消极的影响。 实践表明，单纯地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容易产生标准难以掌握、浮动的偏离程度大和易于受传统观念、人情关系的影响等弊端。近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积极探索用定量化方法评价研究成果。譬如，将科研成果的创造性、难易复杂程度、成果的“时间效应”、对决策管理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别评分，然后再乘以一定的权数，得出该成果的分值；有的则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分别提出了直接或间接评价指标体系，等等。例如，朱唯唯等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以及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进行多角度的定量分析研究。该研究完全基于CSSCI客观量化数据，通过量化分析评价。这些定量分析的评价方法，对于改变单纯的依靠定性分析的评价方法，减少专家直接评审产生的消极影响，无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宜用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但已被有关部门采用，而且取得了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4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的提出 评价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活动。按照价值论观点，价值是客观的，但评价不同于对客体的认识，而是对主体需要及其与客观属性关系的反映。评价原则是一定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转化为利益，主体需要的丰富性就转化为主体利益的丰富性，形成了主体的评价原则。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达到准确、公正的评价目标很不容易，首先需要确定科学可行的评价原则，方可指望奏效。这里根据评价学的基础理论、以往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研究和本人的课题管理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4．1社会效益优先 体育社会科学的作用是认识体育、创新理论、与服务社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尽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但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决不能置社会效益于不顾。我们可以通过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对于难以量化且表现复杂的成果，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的大小以及贡献加以评判。 一般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通过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则是通过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因而，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必须坚持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标准相结合。 4．2重视创新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由多方面的标准、规则和内容组成的，其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认可、奖励的依据和标准等，对于引导科研人员如何做学问，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创新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理念，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有利地促进整个学术研究沿着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真正体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意义。 4．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定性评价方法是以评价者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一种评价方法，强调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认识”，评价者依据个体的经验与学识水平对评价对象的学术价值、水平给出直接的判断。而定量方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衡量差别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标，然后再以该指标的量值来客观表征原来难以量化的“量的差别”。目前常用的定量分析指标包括成果被引证、论文收录转载、获奖和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等，体现为“间接测量”。 由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纯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准确、客观地评价社科成果。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一定要把定性和定量标准相结合，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 4．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 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这类成果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思想、理论和学说，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质疑、补缺、完善，或者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创新方面有新的设想和进展，或者选题有特别重大意义，研究难度大，填补了某项专业的空白，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创见等等。这种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和专著。应用性研究成果指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宣传功能以及参考功能，将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进而取得的成果。理论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立竿见影，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评价标准与方法显然是不同的。 4．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使用定量指标所进行的客观评价，只牵涉到成果作者和科研管理部门两方，仅仅依靠计算机就可以完成评价工作，适用于对大量的一般成果的评价；同行专家用定性指标进行的主观评价，需要由一定数量的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牵涉人数多，过程复杂，适用于对重大成果的评价。因此，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不同的成果。无论是专家评价还是科研管理部门评价，要达到评价的预期目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评议的公正性。 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完善、公正、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从方法论上逐步解决现行体育社会研究成果评价方法所造成的弊端和错误导向，有利于对学术研究者、学术评议人、学术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论文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　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　创新能力培养 论文摘 要：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从事科研活动，是其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为例，对其从事科学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如何保证和提高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课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笔者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相关科研课题或自主申请科研课题为切入点，分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一、调查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2009—2011级硕士研究生，共185人，其中男生100人，占54?；女生85人，占46%。调查内容是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情况，主要包括：研究课题选择的科学性；参与课题的积极性；科学研究经费；导师对学生科研指导状况。调查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进行，结合已有基本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二、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现状 （一）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积极性不高。 截止到2011年底，该学院仅有60%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课题研究，而且从整体看，参与的也大多是横向课题，而参与纵向课题的机会较少，尤其是国家级、国际性的科研课题少之又少。硕士研究生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按导师预先设定的思路或者方案开展工作，独立思考比较少，在有些横向课题的研究中，甚至出现“成果范本，相互借鉴”的现象，导致较多硕士研究生形成一种依赖思想，创新意识也随之被扼杀，也使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同时，随着硕士研究生人数的增加，科研课题的增长率跟不上研究生人数的增长率，导致部分研究生没有足够的机会参与科学研究。另外，从该校情况看，在校级层面上设有硕士研究生创新管理基金、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学生科研课题。从该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课题申报情况看，2009年至2011年，仅有45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生科研课题，仅占总硕士研究生人数的24%。 （二）科研课题选题不够科学合理。 部分硕士研究生在确定科研课题题目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种“急功近利”心理，大多会选择一些风险小、时间短、易结题、易出成果的课题，而回避那些风险大、耗时久、创新性强的课题。如此选出来的课题难度较小，即使是科研经验不足的硕士研究生也能独立完成，从而影响科研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最终导致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此外，这种选题方法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规研究点开展相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 （三）科研经费不多、分配不均。 随着硕士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数量不多，分摊到所指导的每位硕士研究生身上的科研经费相对较少，导致部分硕士研究生无法在预设的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机会，从而影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培养。 （四）导师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指导力度不够。 导师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责任人。导师吸收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是培养其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前提是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学术前沿性强、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队伍。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导师数量相对不足，使每位导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数量过多，加之一些导师的科研课题本身就比较有限，从而使一些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也比较少；也使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的时间不多，不能使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影响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课题选题的指导和管理，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拓宽思路。 硕士研究生在科研课题的选题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常规的问题或研究点，这也是受硕士研究生普遍欢迎的。这类课题的特点就是先前已有人从事过类似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更多的参考数据和资料。如要取得新研究成果，则必须在充分了解先前类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思路、新方法，综合新数据、新材料，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研究，才能达到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二是选题比较新颖，当前研究比较少，成果也很少，可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匮乏，在这类选题的研究中，受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比较小，必须广泛收集资料，易于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更能培养创新能力。因此，高校应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选题的指导和管理，特别是导师应注重引导其采取第二种选题方法。同时，在选题中还应把握好三个原则，即“重要性”、“可能性”和“实用性”。重要性就是指是选题在科学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创新；可能性就是指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以及能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实用性就是指选题对于推动“产学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搭建创新平台，提高研究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科学研究就没有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针对研究生参与课题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首先，高校内的硕士研究生相关管理部门（如研究生院）应设立硕士研究生创新基地，积极吸收他们参与基地活动，可以让相近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过相互合作科研、学术交流等激发创新思维；要大力支持硕士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科学研究，加强科学研究指导力度，为硕士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宽阔的平台，从而激发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通过设立创新基地，带动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的共享。其次，高校应设立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课题，通过承担或参与科研课题，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为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创造强有力的支撑。再次，要完善周期性学术报告制度，让师生共同参与，共同组织，在学术报告活动发掘和拓展创新点，实现师生充分互动和彼此借鉴。最后，要大力开展与学科专业相关、与从事研究的内容有联系的社会实践活动，让硕士研究生从理论研究到实践验证，逐步实现创新。 （三）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营造气氛。 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硬件建设，在尽可能地增加科研课题数量，并且加大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的同时，要注重加强计算机网络、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科研资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硕士研究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奠定硬件基础。二是要加强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软件建设：（1）积极淡化功利性因素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压力影响，让硕士研究生专注科学、潜心研究；（2）完善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从目前情况看，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基本上都是以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评价和衡量，但对其学术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等方面考虑得较少，对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科研热情、团队精神、学术道德、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因素考虑得更是少之又少，为此，高校必须建立完善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全面完善的考核评价指标，进行全面考量、综合评价，同时必须坚持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使评价更加科学有效，从而更好地激发硕士研究生的科研热情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四）加强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高校应当重视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管理、考核等一系列制度，从制度层面上，明确遴选条件，强化日常管理，规范任期考核等，积极淡化导师身份，把招生名额与导师能提供的科研课题及经费等培养条件、现有学术成果、工作实绩等结合起来，同时要将任期考核结果与招收硕士研究生数量结合起来，对于没有条件继续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要坚决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二是要大力支持导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和承担各类科学研究课题，逐步形成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经费支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的新机制，在科研中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三是要积极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提供参与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使其能站在学术发展前沿，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型、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广泛地开展科学研究，让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到科学研究活动当中，让他们知晓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创新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科学研究论文:关于对社会事实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事实　客观性 [论文摘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通过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醒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坚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克服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只有客观地研究和把握社会事实,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自从社会学鼻祖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认为社会学可以像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实证方法便成为社会学学科存在的根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孔德并没有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作深入的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1858-1917)于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法国社会学,由他所创立的社会学年鉴派对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为社会学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准则,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迪尔凯姆提出的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这一角度出发,谈谈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一些看法。 一、迪尔凯姆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 1.关于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对社会事实作如下界说,这个定义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P34)。迪尔凯姆认为,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1](P25)。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他的论述,社会事实是不同于人们的起居、饮食、思考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具有客观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等特点,不能把它与有机体现象、心理现象混为一谈。也就是说: (1)社会事实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它不取决和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社会生活当中。(2)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这种“强制性”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的将会受到惩罚。(3)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 2.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基本规则。迪尔凯姆提出,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认为,凡是供我们观察的一切,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或更确切地说,凡是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现象无可争辩地具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应该使社会现象与在头脑中把它们表象出来的主体分开,而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考察。我们要把社会现象作为外在的物从外部来研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P48)。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不是人们意识的产物,而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并且从外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也就是具有“物”的性质。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现象都是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客观的社会事实。说社会事实具有物的性质,并不是指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强调的是要以一定的心态观察它们,就是在进行研究时,对事实的存在要持完全不知的态度;对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都必须通过观察、描述和比较来研究,而不是以解释、分析和综合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 3.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他们应该从支配群氓思想的明显谬误中解脱出来,彻底打破日积月累而最后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经验范畴的枷锁[1](P51)。迪尔凯姆认为研究社会、收集实证材料的过程,就如同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化学或者物理实验研究一般,虽然可以有假设,但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带有研究者个人的意志和观念。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工作之前,对事实存在应当持“不知”的态度,不能以“先人之见”,而应当回到事情本身,改变以往用观念或感知来研究社会的做法。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参与,要做到这点常常十分不容易。他列举斯宾塞和孔德的例子加以说明,认为斯宾塞在对社会所下的定义里,先入为主地把“合作”当作是社会的前提,以预断代替了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迪尔凯姆在批评孔德的研究时认为: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他还是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了[1](P39)。 二、这一准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虽然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但在社会学研究中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显然不仅仅只适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可以推而广之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与方法。应该说迪尔凯姆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意义。 1.既然社会事实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就应当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社会事实这一物的属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进行新的研究时,能像自然科学家从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一样,具有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和价值态度。使自己进入一个未知的社会世界,而不是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境界,随时准备去作新的发现。由此提示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排除来自生物学或心理学方面的影响,通过超然的、客观的科学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获得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材料。 2.对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观察、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和根本任务。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是其根本的任务[2]。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在内,其根本任务就是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从而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如果人们的观察和分析,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客观实际,或者把握不了事实和现象的本质,那么就可能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科学研究任务就无从实现,即便有任务实现的形式,也无任何实际意义。 3.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与意识、情感相关,特别需要注意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才有可能获得成果。由于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项意识领域的工作,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影响。因而要真正做到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实际上有许多难处。尤其让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过去那个特定的时期,不健康的意识形态肆虐,严重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要么变成简单的、庸俗的、荒唐的政治说教,变成极左政治的代言人,成为“遵命学术”,要么就只能放弃自己的存在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的科学化、客观化上,仍然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三、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问题的思考 1.确立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并贯穿始终。如前所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如同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样,都是客观的,都具有“物”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从理论上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哪个党派,用正确的方法客观地研究和观察社会,分析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就应该能够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好比在自然科学中,不同的科学家尽管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重力加速度进行测定都将得出一致的结果一样。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虽不具有一般“物”的形态,但具有“物”的特质。因此,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尊重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必须把它当作“物”来看待,不作任意取舍,把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贯穿于研究始终。 2.在研究中必须自觉遵循客观性的原则。客观性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对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或成见,更不能任意歪曲或虚构事实[3](P11)。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调查和分析,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可见客观性是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的方法论。它要求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分析,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让资料和数据“说话”,并且使用统一的量度标准。社会科学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本质就是对客观的社会变化进行说明和预测,因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物质化、市场化的时代,排除各种干扰,始终重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是很困难的,也显得特别的重要。在现实的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带着已有的结论去收集资料,或为迎合上级意图对客观事实任意取舍,或只从书本知识出发“注释”权威理论等弊病,都是违背客观性原则的表现,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必须彻底摆脱。同时必须正视这样一种事实,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有时可能得出一些在某一方面与当时主流思想或理论不一致的结论,同样需要我们采取客观的、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对待。 3.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学术规范。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4]。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和活生生的人,研究者受到各种利益、意识形态、心理等因素的干扰,容易把个人的、一己的主观价值态度夹带于研究当中,从而影响对社会事实做出客观的判断,甚至因一己私利而歪曲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要求和规范,也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与个人对社会的价值态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因此,一旦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是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从而回答“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还必须注意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联系。“价值中立”,虽然是研究者对自己的好恶和主观态度的暂时悬搁,以把握对象即社会现象或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2]。价值中立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避对社会的责任,在对研究结果的使用上,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不同。 4.客观地研究社会事实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革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没有做过的,不可能在书本中或在别人那里拿到现成的答案。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开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新的形势和环境迫切要求,也允许我们去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但是,理论创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不像“痴人说梦”,可以随心所欲地、轻易地获得惊天动地的所谓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事实为重、以社会事实为是,客观地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1)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着眼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2)深入社会实际,充分掌握社会事实的客观材料,敢于坚持真理。(3)提高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采取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哪怕是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 5.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肩负真实记载社会变化的重任。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矛盾复杂,问题纷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证的、制度化的研究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正好满足这种需要,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服务,记录社会的轨迹。时代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客观真实记载当今我国社会变化及其发展方向的要求,正如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5]。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走出书斋,摆脱臆想状态,走向社会实际,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要在研究实践中探索并确立客观性的、经验性的研究规范,把握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 科学研究论文:浅述高校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及其应对之策 一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而且也在全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假象。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不足，多数学术成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缺乏。我国每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很多，如国家级的、省级的、地市级的等等，国家也确实在这方面仡了大力气。每当这些课题结题时，都会产生一批社会成果，但真正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在国际上能产生一定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更是风毛麟角。 第二，有许多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走低水平重复的道路。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科研成果的投入，我国社会科学成果也是层出不穷，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j一低水平地重复着，有的甚至比已有成果更差，无论研究结果还是研究手段都谈不上什么创新，简直就是一种直观的模仿、重复。因而，整个社会科学成果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而高质量的文章并没有同时增长。 第三，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化，应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但现状是只注重盲目翻译、介绍外国著作，而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既没有辩证地看待，也没有做到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在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过程中，对某些理论仅停留在研究层面，没有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样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为国内人员充当外国文化传播者、介绍者，而对于解决当今我国的现实问题却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第四，许多学术成果只具有一个理论空壳，并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以前有一位知名教授说过：“社科研究就像小孩子吹泡泡，谁的泡泡吹得大，谁就获得了成功。”此话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吹泡泡现象。有些科研成果遇到现实问题，便会支离破碎，根本就不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榆验的能力，更不用说服务于社会现实。 二高校学报在我国学术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及国内外学者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它既代表了一所学校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是学校对外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可以说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高校学报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高校的学报由校长或书记亲自挂帅的原因。原厦门大学校长匡亚明说过：“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一是学报。” 人们普遍认为，学术创新是科学研究中的事情，和高校学报无关，“都已经写成学术论文了，还有什么可创新的”。其实，高校学报应该并且已经承担了学术创新的历史责任，学术论文中也有学术创新任务。可以说，高校学报和学术创新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高校学报可以推动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也有利于高校学报迈上更高的层次。 在引导学术研究方面，高校学报有三个显著的职能：一是引出学术话题，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引导；二是推动学科问的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三是培养学术新人，举荐学术人才。因此，高校学报在推行学科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方法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学报跟学界、学者的良性互动的优势，能在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有所建树。 (一)引出学术话题与引导学术研究方法 1．引出学术话题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结合本校的科研实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高校学报应站在学术领域的最前沿，紧抓国家和人民比较关心的选题，同时在选题上要紧密贴近实际，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使学术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在选题时要注意克服学科间的壁垒和隔障，尽量避免选题的单一化，引导学术研究从多角度、多学科来进行。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就某一学术话题，应听到不同学者的不同声音，既要鼓励学者从正的方面进行研究和创新，也要鼓励学者从反面进行创新和研究。通过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进行策划，在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刊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能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学术视野。 2．引导学术研究方法的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多都比较单一，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理论到理论即“空对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所学专业及思维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包括高校学报)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导，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一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证的前沿研究，紧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创新；二要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三要运用综合化、整体化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就高校学报如何引导学术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兼执行总编姚申教授介绍了几点设想和经验：一是教育部的“名刊工程”取得了一定实效，二是高校期刊有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三是有联合办刊的趋势，四是栏目共建发展方向，五是优势学科发展方向，六是数字化发展方向。对于这些经验和设想，许多高校学报正在积极响应，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许多综合类高校学报由此可以走出办刊面临的困境。 (二)推动学科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发展 1．推动学科交叉发展 近年，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已为许多学者和研究者所接受。这种新的研究模式会对将来高校学报的稿源或者采稿标准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高校学报可以根据这一研究模式选择高质量的稿件，还可以更多地与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实现高校学报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高校学报与科研机构的这种对接比专业期刊应该更具有优势，因为本校的专业设置更容易引导老师在科研方面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综观我国现在的高校学报，专题性的栏目越来越多。有很多专题性的栏目虽然有不同学科参与，但是很多学科之间还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从自己独特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问题，学科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因此，高校学报在这一节骨眼上应该大有作为，引领学术研究从不自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来整合，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 2．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中面临着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等多方面的挤压，使学术性的自主办刊方针很难很好地坚持下去。高校学报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社会要求高校学报发表原创性的稿件，但实践起来难度很大。关系稿、人情稿打破了原有的办刊模式，有些高校学报不得不沦为学校领导摆平各种关系的一个平台。因此，打造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学者摆脱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对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意义重大。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向前发展，高校学报不光是最新理论成果的登载者，同时也应是正确的学术规范的建立者，规范的采稿、用稿标准的范式制定者。期刊界应联合起来制定一系列可以反复使用的学术规范，制定一个有效的采稿用稿标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交流的基础和平台。有了这个基础和平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不会在学术的大潮中失去方向，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才能实现。 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先进的办刊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国外，学术期刊主要由学术共同体来创办，学术共同体对某一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能使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和积累学术产品功能凸显出来。借鉴和学习学术共同体建构学术刊物的经验，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中去，这样既能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使高校学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三)举荐学术人才的责任 任何事物都有“里程碑”或“标志性”的东西，如长城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布达拉宫是西藏自治区的标志性建筑。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它总会出现里程碑式的或者说是标志性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浪里淘沙”、树“里程碑”的作用。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个学科里里程碑式的成就。而这种里程碑式的成就，就是通过学术刊物或出版著作而为公众所知晓的。 在某一学科研究领域，我们经常能听到“某某学说”、“某某理沦”之说，这些理论或学说往往代表着这一学科的标志性成就，其后续者要想在此领域有所超越，就必须有所创新。用某一学者的名字命名一个学科的重要理论或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后续的学者和编辑们给了他们这个莫大的荣誉。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同时，也承担了举荐学术人才的社会责任。编辑们也有义务把这种命名的荣誉贡献给科学家，从这方面不断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创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报的编辑涉及了学术创新的过程，承担了学术创新的责任。 三高校学报如何应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教师。高校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信息资源优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原发地。如何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发挥好学校窗口这一神圣使命，高校学报的编辑也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 (一)高校学报本身的应对之策 高校学报以学术性为其主要特色，其作用主要是传承学术、促进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学术发展。因此，高校学报的定位很重要，不论其学术质量的高低，其学术性是必须要坚持的。对于那些毫无学术性而言的文章，高校学报应将它们拒之门外，不要给它们打开方便之门。在坚持学术性是高校学报第一生命力的基础上，高校学报的整体策划对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意义重大。 1．注重学报的学术载体功能 高校学报是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什么样的稿件时，应该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尤其对于具有文化积淀功能的稿件，应该优先采用。因此，应充分考虑与科研的紧密结合，通过了解本校和各级课题的相关信息，多选取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理论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刊发。通过刊发学术含金量较高的论文，能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资源，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也为从事科研的工作者指明了科研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2．注重学报的学术服务功能 高校学报是反映一个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的窗口，在选题方面必然要有所倾斜。对于学校改革与发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质稿件，高校学报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应该优先予以刊发。另外，作为一般的地方高校，还肩负着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而高校学报作为刊登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渠道，对于服务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功能不容小觑。高校学报应尽量做到前沿性与时效性相结合，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注重学报的选题策划学报的选题策划，对于办好每一期刊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学报的选题策划工作，具体要落实到每一位责任编辑身上。编辑的策划、选题、组稿、审稿的每一个过程，都关乎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的落实。比如，学报编辑可以根据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造一些热点话题，邀请或约请一些老师来参与此热点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向有一定知名度的老师约稿或请他们主持某一栏目，以达到收揽高质量稿件和体现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的稿件的目的。诸如此类的方法，首先都要求编辑要高起点规划，对每一期刊物要全盘考虑，注重选题的系统性、前沿性。 学报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编辑主体的实际操作，编辑对每一期学报的具体操作，都体现了编辑的工作思路以及办刊风格。如果编辑自己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不及时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能获取最新的科研信息，就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职业敏感性。要及时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就必须经常阅读国内外专家学者们所写的科研报道与科研论文，经常浏览世界著名高校、研究机构与大公司的网站等。另外，编辑也应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实现从单学科的编辑到有综合性的知识背景的编辑的转型。 3．注重稿件刊发后的后续工作 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高校学报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对繁荣社会科学功不可没。然而，仅仅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高校学报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求学报编辑主动出击，继续为该刊所刊发的高质量稿件造势，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学报编辑应主动加强同各检索机构的联系，增加学报被转摘、被引用的机会；同时在刊物的发行等方面，应做到及时、准确，让读者及作者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络，把每期所刊发的文章及时送上网，让最新科研成果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得到关注。 科学研究论文:21世纪民商事法律近期展望及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一、21世纪民商事法律发展展望 （一）民法典尤其是物权法的制定已为时不远 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已纳入了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当前，法律界对于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立法条件到立法体例，从整个法律到具体制度，几乎涉及民法典和物权法制定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目前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是适宜的。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不仅如此，民法典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国民法体系的完善。至于民法典的立法体例，普遍的看法是采用德意志模式，但是对于具体的编章则不必十分拘泥。在将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应该独立成编，而对于民事责任制度，虽然在《民法通则》中独立成编，但我并不赞成在民法典里继承这种体例。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民事证据法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基于民事证据法的性质，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对原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也不会影响到民法典的体系。当然，民法典的制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进行法典编纂，而需要通过分段制定最后汇编整理的方式来完成。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快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物权法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我国的物权法由于涉及国企改革中的产权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经验不足。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影响物权法的制定，理由有二：其一，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物权法就得到解决；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财产关系需要物权法来调整，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关系。因此，我国物权法应及时反映所有制的改革成果，从法律上确认各类主体对其财产所依法享有的权利，保障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转让，维护财产交易的正常秩序，进一步促进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轨。当然，对于物权法制定中的理论问题，如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他物权的体系问题，都需要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后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见。 （二）加入世贸组织（WTO）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它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法律上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提出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减少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 目前，加入世贸组织会给我国法律带来一定的冲击。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诞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所必须接受的一揽子经贸协定和协议，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与竞争的“游戏规则”，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国际贸易的惯例与规范，并且成为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过程中，我们必须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废除和补充，对一些不合适的做法应予调整。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需要履行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承诺遵守的义务。作为法律部门来说，也应当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那些有歧视性的、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规定，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作的承诺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甚至废除。例如，我国现行涉外经济法规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以出口为进口的先决条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的。 从长远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极大的机遇，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已经成为其成员国的国内贸易法的渊源之一，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许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明显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就首先需要借入世的契机与国际接轨，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在金融、保险、电信、商业、外贸、航空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服务业将会遇到巨大的冲击，现有的企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这就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民事关系将更为活跃，而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的民法典，其作用也将更加突出。因而，制定民法典不仅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而且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实施程序及补救措施等都作了规定，并增加了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类型、保护标准及方法，力求统一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按照TRIPS的要求对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予以修改和补充，使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第三，完善我国的公司、保险、破产等商事法律体系。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由于激烈竞争的展开，许多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调整企业破产制度的破产法应当尽快出台。由于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对外商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政策，这就使得原来将外商投资者与国内的公司、合伙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分开的做法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使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逐步与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合并，形成在民法典的主体制度的统辖下，由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共同构成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法律制度。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放开保险和金融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和证券法，建立一套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保险制度和证券制度。 第四，制定和完善其他有关法律，如有关服务业的法律、反倾销法、外商投资管理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等。 （三）计算机网络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将日益深远 近年来，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日益暴露出其不足，迫切需要新的规则来进行规范。对于民商事法律来说，这种影响尤其深刻，具体体现在： 第一，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电子商务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的发展，但是相关的规范性法律尚需制定和完善。在合同法中，虽然对电子商务的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严重妨碍了网络交易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在网络交易中，双方可能互不相识，因此，保证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就相当重要。虽然在某些国家使用电子签名来确定身份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还存在信息中途被他人截获和修改的危险。又如，网络服务商（ISP）在电子商务中的责任问题。由于网络服务不仅仅是提供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涉及资料的传输等其他问题，因此ISP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确定ISP在交易中的责任就直接关系到电子商务的发展。 第二，计算机网络对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挑战。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知识产权法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各种问题，尤其是在著作权法领域。比如，传统形式的作品被数据化、多媒体化以后，如何保护这种新的作品形式的问题，网络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进行保护的问题，网络作品的法定许可的问题，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规范的问题。在专利法领域，计算机网络也提出了挑战。比如，在网络上公布的发明能否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如果进行保护，如何妥善保护发明人的利益和保证网络的安全性？等等。在商标法领域，由于域名在网络上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具有的无形价值，对网络域名的管理势在必行，商标法必须从法律上解决域名的法律地位和保护问题。 第三，计算机网络为人格权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具体人格权方面，与计算机网络最密切相关的是隐私权的保护。简而言之，大致涉及如下内容：一是对个人计算机的个人资料的保护；二是对网上通信的身份和内容的保密；三是保护权利主体不受网络的不当干扰；四是保护权利主体对个人隐私的正当利用，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当然，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也影响到了其他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保护。 第四，计算机网络向侵权行为法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也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对网上侵权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计算机网络引起的民商事法律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其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制度。可以预想，今后民商事法律的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计算机网络来进行。 二、建立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对民商事法律研究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调整规则的民商法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解决民商法目前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需要集中大量的学者、专家，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进行集中研究。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响应教育部建设文科重点基地的号召，申请并获准成立了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以期对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主要是在人大法学院民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其一为民商法学，由民商法研究室承担；其二为知识产权法学，由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承担；其三为诉讼法学，由诉讼法学研究室承担。基地通过三个研究方向之间的结合，在研究机构、研究内容诸方面达到了优势互补，实现了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 在研究力量方面，基地的9名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15名兼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6人，副教授5人。目前，基地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基地还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校外委员占2/3，主要由其他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主管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 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基地目前承担的重点研究项目有10项左右，都具有充足的项目资金，可以为来自各地的民商法学者在基地研究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基地具备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拥有宽敞的办公用房，为基地主任、副主任及各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基地拥有自己的法律信息港和中国民商法律网（域名为www. .cn）以及与法学院共建的法律图书馆。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些重大课题，促进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目前，基地正承担着起草“物权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的立法项目，并承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同时，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基地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就是“WTO与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另外，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将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为此，基地将与国务院法制办合作共同承担“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课题。电子商务立法将具体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证据效力，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合同成立的条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隐私权的保护，网络犯罪的预防及对策等。总之，基地将始终站在民商法学发展的前沿，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立法实践，推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二）建设一流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为我国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为了把基地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民商事法律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将力求发展和改革。 第一，积极参与国家立法活动，承担重要的立法项目。基地目前承担着起草“物权法专家建议稿”和人大法工委要求的“民事证据法的专家建议稿”两项立法研究项目。基地将承担的立法研究工作有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的有关《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课题。 第二，为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献计献策。基地将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的合作，就当前的司法改革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将对如何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如何提高裁判的质量等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基地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部门合作共同就《合同法》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工作提供论证。 第三，建设一个全国一流的有关民商法的专业性网站。网站要真正达到开放性的目的，成为所有从事民商法专业教学与科研的学者自己的资料库和学术讨论中心，成为所有学习民商法的学员与专家学者进行直接交流的场所。根据规划，网站将创建以下数据库：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库；已经发表的论文库；民商事法律人才库；民商事法律法规资料库；案例及案例评析库；民商事司法解释库。此外，网站还将介绍有关民商事法律的学术活动和民商事法律学者的作品，组织法律论坛和学术讨论。 第四，办好基地的两份刊物。为了推动基地的科研工作，繁荣学术，我们将努力办好如下学术刊物：《判解研究》和《法学前沿》。现在《法学前沿》已经发刊了4期，《判解研究》第1期已经出版，第2期也即将面世。 第五，努力培养法律人才。基地将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培养高层次的民商事法律人才，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吸引他们到基地工作，基地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物质条件，同时也将努力为基地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出国访学的机会。 科学研究论文: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 ""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问题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理论、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问题，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自然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规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影响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学习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核心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发展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科技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政治教科书的抄袭教育，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试析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创新哲学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研究　创新 哲学 　特征 论文摘要:本文界定了具有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概念;揭示了人们在从事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过程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分析了出现这些特征的内在本质;剖析了影响创新性研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创新性研究得以成功的主要手段。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即使是研究者做了许多重复性或模仿性的工作，但只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提出了与众不同并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或新见解，这也是创新性研究。当然，一项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研究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它是一个多元和多维的非线性复杂系统。这种系统的运行既有其内在的 规律 性也有其外在的影响因素和进化的条件，它们将通过过程的特征所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通晓这一道理将会极大地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成功。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的特征何一项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透过这些特征认识其本质，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和应用更有效、更简便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1)偶然性与必然性谈起创新性研究问题，我们会想起几则故事:①当查尔斯·古德伊尔不小心把天然橡胶倾洒到厨房的火炉上时，他发现了橡胶的硫化方法;②威尔海姆·伦琴在一次做阴极管实验时，无意将一把钥匙和一卷未曝光的胶卷放在一个阴极管上，当他的助手把胶卷冲洗后，胶卷上显示出钥匙的轮廓。由此，伦琴发现了x射线;③有一天早晨，梅斯卡涅一醒来时，一部《卡瓦尔莱里亚·拉斯蒂卡纳》 音乐 作品的构思已经全部完成，几天内就把它写了出来;等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种巧合通常是由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个机会，只要灵感一到就成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故事都没有强调人们在产生灵感闪光之前却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例如:古德伊尔在发现橡胶硫化方法之前曾长期从事橡胶研究工作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具有识别现象的能力和发现橡胶硫化方法的机会;同样，伦琴在发现x射线之前也曾长期从事物 理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否则他不可能因此发现x射线;此外，很多人并不知道，梅斯卡涅在完成他的音乐作品之前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而他却一首接一首地创作着在别人看来完全单调乏味的音乐。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人类大量的有关创造性活动后会发现:大凡具有创见性头脑并能够做出创造性工作的人，当他在按照任何有效方式重新组织或扩充人类智慧之前必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领域具有超越常人的了解，对需要做的事情有强烈的意识并具有出色的表达才能和恰当的实现手段。例如，对于一名经理人员来说，当他在做出创新性的决策之前必须通晓问题的实质、 历史 、重要性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否则，决策将会脱离实际;如果这名经理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诊断，那么他对该问题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如果他对该问题只是刚刚开始接触，那么他必须先熟悉问题的全面背景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创新性决策。综上所述，表明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偶然性的发现其背后存在着必然性。 (2)审思人类从事创新性研究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和方式:①设计并制造一种新产品，然后将它很好地应用于实践;②改进现有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大凡能够提出新观念的发明家们都十分注重对研究方法的选择;③冷静、慎重地思考问题，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④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全面观察事物的现象，深人了解事物的变化规律，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⑤了解某种偶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掌握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方法并非是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所应遵循的必然途径，但是它无疑是创新性研究中分析问题、确立关系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因为实践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仅仅拥有知识，但不善于思考和应用，却不可能产生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成果。 (3)潜化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停滞或是陷于迷茫。这时应该停下来放松一下思想，暂时停止有意识和有目的的研究，忘掉受挫的无效劳动。这种让下意识来起作用的办法是实现创新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措施。 虽然有时候在研究工作中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创新灵感，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有时候尽管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艰苦的思考，但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候如果强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可能只会增加思考的混乱，这种僵局是研究人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不仿把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或去钓鱼，或去看戏，或到花园里拔草，或去散步，或去听音乐，或去做任何能够放松脑子的事情，不要过度沉溺于一个问题而不能自拔。如果我们这样做脑子会清醒一些，那么也许就在这时我们脑子里会进发出创新性火花。例如，法拉第为了探索磁和电之间的关系，孜孜不倦地进行了10年的实验却仍未找到答案，然后他不得不去休假。然而，当他重返实验室时几乎毫不费力地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拉普拉斯曾经说过:“我常注意到把某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搁置几天不去想它，当我再拣起它重新进行考虑时，它竟变得极其容易。”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中具有“潜化”之理。我本人有时试着这样做，效果的确不错。 (4)突现在科学研究中有关豁然开朗的例子很多。据说，蒸汽机冷凝器的发明是詹姆斯·瓦特在某个星期天下午散步的时候想出来的;倒正弦函数的重大意义是大数学家亨利·波因卡烈在他一天下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悟出来的;一家在制造公司的董事长声称一项他为 企业 合并的筹资计划是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来的。这些故事说明，有时候一个人智慧的闪光并非都发生在有意识地去思考某一问题之时。 说来奇怪，往往非常简单的主意就是事先没有想到，一旦当别人提出来之后，我们却恍然大悟。其实这就是一种创新经验，因为一种新的有价值的观念就此产生了。我们往往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一种下意识在我们的脑子里一闪现，便立即在大脑中存储起来，同时以惊人的速度被我们所认识。此时，大脑活动的速度不亚于一台 计算 机。我们知道，在我们大脑的存储器中所贮存的观念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台计算机的容量。如果在下意识状态中，理性思考的约束一旦松懈就可能产生无数新的组合和新的观念。我们称这种奇怪的现象为“突现”。不知为什么，“突现”一旦出现，所有杂乱和无用的观念就被筛除，那些有序和有用的观念就会形成。这种现象就好像大脑中有一种过滤器，在下意识中它只允许合理的观念上升到意识水平，也好像下意识所展示的是一种完备的程序，它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萌芽，而且能够识别和选择一组可以彼此配合进而成为一个可行计划的观念。 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下意识是创造性思考的过程和特征，也许将来科学能够证明关于下意识的推测可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科学研究中，每当一种新观念产生时，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能够识别它是否有价值的能力。经验表明，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有可能被忽略，我们必须设法提出具有创新思维的方法来尽量避免这一点，从而使“突现”在创造性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 (5)验证新观念并非完美无缺，它好比一个新生婴儿，刚出生时你会觉得他很奇妙，当你把他领到现实世界中去的时候却并非如此。新观念也好比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当它刚出现时的确很新鲜，但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它有不少缺点，它是否真正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科学家需要把他的发明放到实验室去测定是否有用;作曲家需要把他脑子里的旋律谱写成乐章去演奏，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悦耳;企业家需要把他新的经营观念放到企业管理和市场中去检验; 政治 家需要把他的政策投放社会，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使一种新的观念适用于问题的实际情况。但是往往客观无情的实际检验揭示出某种观念的雏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在创新性研究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寻找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工作是把原始思想形成具体的建议，以供进一步研究。但是，进一步验证或完善原始见解并非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份完整的行动计划，而是需要在以后的实验或应用中进一步验证，因为迷人的空想并非一定是创造性的东西。 2创新性研究的障碍 虽然心理学家们没有发现一种可靠的方法能够使人产生灵感，但是他们却找到了许多能够阻碍创新性思维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些障碍物，那么就可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创造性成果。 (1)文化障碍大千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逐社会潮流并谋求时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种穿着小丑的马裤或光着脚去办公室上班的人毕竟是罕见的。这种从众的意愿和压力对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极大的限制。例如，在美国，多年来个人消费项目的信贷曾被限制用于转卖价值大于债务的生活资料的购买。按照谨慎的清教徒传统，美国人对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置如珠宝一类的任何奢侈品总是侧目视之，很多人认为任意扩大信贷对道德的堕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又如，在 遵循旧习惯是知觉障碍的另一个例子很多，如:制造第一批汽车的人们习惯于按马车的原理进行思考，因此他们最初很 自然 地便设计了一辆“无马马车”，仅仅是以发动机来取代马匹;造成知觉障碍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又如，当某工厂制造部门的经理向总经理报告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极限时，总经理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在“吸引外来投资再建一个分厂”和“放弃进一步生产计划”两个方案中进行选择。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案，把一些工作分包出去;第四种方案:采取“先卖后租”的办法，公司先把老厂和新厂卖给某投资人，然后再长期租用它们。但总经理就是没有考虑后两个方案。实际上公司后来就是在别人的建议下实施了第四个方案。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造成知觉障碍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 3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手段 (1)善于发现意外东西有时候，当我们正在探索一种用于解决某一问题的好办法时，突然受到另一种完全不相干问题的启示。例如，在很长时期内，细菌学家都把霉菌单纯看作是一种破坏纯培养液的物质，因为霉菌杀死了培养液内所有的细菌，以致研究人员不得不把它们扔掉，而从头开始研究。但是，就在某一天，亚历山大·弗莱明忽然想到也许这种破坏培养液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杀菌药，于是便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致发明了青霉素。当然，在药品提纯和试制方面的大量工作是以后完成的，但最初的灵感是出自对丢弃霉菌的先入之见;再如，埃尔顿·梅奥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著名的霍桑实验时，他和他的助手们试图测定工作环境与工人生产能力之间是否有关系，于是，他们在某些工人群体中多次变换工作场所的光线、噪音和其他工作条件，甚至有时故意造成工作条件的恶化，其结果对工人的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意料之外的重要发现是，工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以及工人与管理部门的合作意愿却是影响工人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实验中他们发现，在某些工人群体中，产量的多少与工人的合作态度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紧密联系。正是梅奥的霍桑实验为20世纪70年代 工业 心 理学 理论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许多管理领域都具有表现悟性的机会。例如，一位从事 会计 预算和控制工作的管理者发现，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有条理的公司组织是不可能为其编制出好的预算方案，而必须有清晰的有关公司目标和政策的说明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预算方案。也正是这种偶然的悟性使这位管理者后来创立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咨询公司。由于这种意外发现是出于偶然的悟性，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没有一家 企业 敢于把自身的不断 发展 寄托在这种悟性上。但是，它确实是很有用的。明智的管理者必须对这类不期而遇的悟性时刻给予密切关注，同时也应该在自己具有较明确方针的活动中热情地接待这些不速之客。 (2)举行振脑会议当大家在议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人首先提出一个不寻常的方案，另一个人很快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大家正在热烈地议论这些建议时第三者又提出一个可能是荒唐可笑但能部分改进前面建议的想法。通过这样的讨论可能会产生不是哪一个成员所能单独想出来的巧妙方案。所谓“振脑法”就是利用群体相互作用的许多特点从而产生创造性方案。 当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方法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应该把它交给群众，让他们尽量把所能想到的方案都提出来，欢迎他们各抒已见，主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科学 家、工程师和管理者们都应该把这种方法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如何探索一种用于自动清洁摩天大楼外墙玻璃的方法;如何设计一种新的汽车制动器;如何防范委托中的信用风险;等等。一个短短的振脑会议可能会产生许多项建议，大多数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有一些建议是老生常谈，但有少数意见可能值得认真考虑。 当问题的性质简单而又具体时，振脑法的效用可能最大。如果涉及面太广、问题结构复杂以及时间耗费太多，则振脑法就不那么有效了。许多管理者都感到虽然振脑会议不是每次都能激发出非常有用的建议，但会议的刺激作用对今后工作会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刺激作用有助于人们脱离墨守成规的思维习惯，并推动他们以新的看法对待自己所有的活动。 (3)营造随意的气氛在开发创造力方面，最主要的是营造一种随意的气氛。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对各种观念和意见进行评价，更不要说“这不行”这类的话，谁也不要害怕自己所提出的意见会被大家否定。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各种意见不要进行判断和分析，而是把它放到最后再做，因为这是充分符合心理学的。由于各种社会文化障碍很容易使人们附和传统观念，因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会受人嘲笑，新的观念就会受到抑制。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一个人将会仔细地思考他的各种想法，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他就不敢提出来。因此，必须设法消除这些社会文化障碍。 随意的气氛有助于新观念的产生，新观念的产生有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因为在一种随意的气氛中:①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太顾忌以往传统观念，或与集体规范是否一致，或与领导的观点是否有分歧;②谁愿意试试新花样都会受到主管和同事的积极鼓励;③相互间都很尊重他人的个性和独创性。 (4)取长补短就某个人而言，都可能有束缚自己思路的某种感知性障碍或其他障碍。但在一个群体中，一个成员可以接受另一个成员的观念，以此补充或变化自己的观念，如果另外一个人再提出一个新点子，新主意就会层出不穷。有时候这种开发新观念的方式远比那种死守着自己的方式秘而不宣，准备一鸣惊人的“吃独食”的方式要好得多，因为创新观念需要广泛地取长补短，单独一个人很难产生既新颖又实用的新观念，即使是自由交换意见也只有当参与者对总目标的关心超过对个人荣誉的关心时才能顺利进行。因而，为获得取长补短的全部好处，我们要有协作精神和对总目标的献身精神。 结束语 创造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笔者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草撰了此文，试图以其中的一些体会和观点与大家共勉，以便在科学研究中大胆探索，不怕挫折，坚持创新，促进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科学研究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法研究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其成果评价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分为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本文比较详尽地列举了上述研究方法的内容以及优缺点，力图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标志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也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二、定性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诸多特点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比较复杂和相对困难，就学科性质来说，最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哲学社会科学。 1、专家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来做出有关科学真理性评价的制度”。其实质就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组织该学术领域学者与该学术领域相关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1）专家评价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专家评价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设立评审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对同行评议专家实施信誉制管理。 （2）专家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传统的专家评价方法有其独特的众多优点：首先，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比较了解自身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客观地评价出成果的创新之处；其次，对于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的评价对象，可以充分发挥同领域专家的经验智慧开展评价工作，减少或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带来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当评价指标难以量化时，专家评价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专家评价法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首先，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专家的名望在增加参与专家评议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由机会不均匀带来的评审不公；其次，专家评价法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当研究成果与个人因素相冲突时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观念偏差，带来评价结果不客观性；最后，专家评价的最终结果有较大分歧时一般是采用学术民主的方式，原则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不相符的。 2、公众评价方法。公众评价方法是对专家评价方法的补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公众评价方法的内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公众评价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果评价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由评审组织部门建立相关评价网站，对参评成果建立网上公众评价，或者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将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以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同时用来弥补专家评价法的不足之处。 （2）公众评价的必要性。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为了评价而发表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增加公众评价的内容，可以促进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上下狠功 夫，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定性评价法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其客观性著称。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对科学期刊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指标有五种：自引率、被自引率、影响因子、引证率与即时指标。在对专业和学科结构进行研究时，除用引证率外，还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标。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观性强且易量化的优点，但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第一，引文数量随机性导致平等“量”化困难。在实际的论文撰写时，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数量上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数量会受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语水平、引文来源等等。第二，受时空的限制新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率较低，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对被引率有较大影响。还有一些观点有明显错误的论文，被他人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列入参考文献之中，这样的被引用也将影响引文分析数据的准确性。第三，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引文著录不规范会对引文分析产生不良的影响。 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客观而科学的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其客观反馈性和定量分析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成为众多评价研究成果的多种方法中极为重要的评价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专家评价法，也被认为是“优选”。在理论上，文摘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的科学水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评价中被广泛运用和认可，使得很多学术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战略”。作为评价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强，同时权威文摘刊物的评价效力也是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录方式。文摘标识是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带有权威性的转录刊物、文摘或者题录刊物收录情况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和质量的重要标识。一般摘录的方式有全文转载、全文摘载、内容摘要和文献题录四种。 全文转载就是从众多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质量高、学术价值大的重点论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动，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等。全文摘载与全文转载性质差不多，在不改变原文的结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压缩后出版发行，如《新华文摘》和《中国经济文库》等。内容摘要即是提炼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新方法，汇集出版发行。在我国，刊登这类专业性文摘的刊物较多，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的文献就属于这种。题录就是对论文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然后汇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所附的文献题录。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过专家推荐为基础的方法，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评价具有瞬时性，推荐与否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一旦形成，无法更改替换，更无法查缺补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评价，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潜在的新兴学科或者极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初可能会乏人问津或知者甚少，进而失去被某些权威文摘期刊选中的机会。三是文摘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抵抗力不强。由于文摘的摘编者是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文摘对某些单位、期刊和个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会出现“关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这种情况下，文摘机构和个人若不能超脱利益和关系的桎梏，就难以做到按质摘发。 3、指标计量评价法。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估。从管理学的历史角度看，多指标代表着评估方法一种新发展，使评估结果更符合现实况。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一个个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评议，通过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的评价系统，同时需要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认同度。若评价系统是以定量指标居多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力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而且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关系的强弱程度，其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以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排序，由各样本关联度排出优劣顺序。 四、结束语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差异性，不能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评价办法生搬硬套到哲学社会科学中来，更要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各取所长，综合考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关键字：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学 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生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无论是在家读周末报纸、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还是出门骑行在街头林立的广告中、进商场享受美化的环境，或者是安坐在电影院与主人公同悲喜，都无不置身在大众文化的休闲氛围中。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每日每时地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然而，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知识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所幸的是，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它了，尽管这打量还远不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速度。本文正是想从我个人的视角加入到这种打量之中，就大众文化谈点浅见，并尝试提出建立中国大众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在我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确实已经需要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了。 1、大众文化的定义 探讨大众文化，总会遭遇基本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大众文化？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公认正确的答案，不过却不妨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约略的操作性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英文popularculture的对译形态（有人也用massculture一词）。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词也有种种不同用法。这里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价值判断。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massculture）。这里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4）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cultureofthepeopleforthepeople）。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制约。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是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是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quot;霸权"斗争战场，但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较受忽略。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highandpopular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或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杀其差异性。（约翰·斯托雷（JohnStorey）：《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IntroductiontoCulturalTheoryandPopularCulture)，第2版，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检讨上述六种定义的得失，但可以指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处。 如何在操作上定义大众文化呢？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尤其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不是最后的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culture）都具有通俗通俗易懂和受众大量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在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高雅文化(highculture)?quot;精英文化"（eliteculture）大体同义，同大众文化一样存在于当今都市，但显得截然不同：它以文化或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历史使命感。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的勃兴 上述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对象的。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勃兴的关键时刻。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是从这时才兴起的，其实它早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就已经萌发了，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并演化着；而只是说，一度被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抑制的大众文化，是到这个时刻才逐渐地升腾和扩展为整个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潮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的。总体看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特色。按照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艰巨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文化就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这一非常使命。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就必然地受到忽略、抑制或排斥；即便是有所倡扬，也主要是要它服务于上述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旨。确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情势要求他们创造"真美"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此，何来轻快的欢娱和快乐？这种理性沉思精神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甚至持续到几乎整个80年代。 从70年代末期起，在经历""的政治化挫折后复苏的高雅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文化的根本使命。这时期的文化主潮，虽然由于对"纯美"或"纯审美"精神的重新倡导，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直接功利性而增加了娱乐性，但娱乐性在当时主要还是服务于急迫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图，即增长的娱乐因素仍被当作新时期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而本身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目的性来。这样，80年代文化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依旧是严肃的理性沉思；而如何落实轻松的感性愉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理性沉思型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新的裂变，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和高雅文化的"三足鼎立"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是作为主潮兴起和存在的。（我在《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里曾提"主流文化"，现觉得提"主导文化"更妥。）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的。第 一、外来大众文化的影响。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城市，邓丽君、李小龙、《三笑》、《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琼瑶、金庸等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文化的愉悦性景观，并逐渐地使这种感性愉悦需要不断获得再生产，引发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摹仿性制作兴趣，从而为90年代的大众文化潮埋下了"伏线"。第 二、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quot;砖头"录音机到高保真组合音响，从黑白电视机到超大屏幕彩电，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网，从个人电脑到国际互联网，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的大众文化制作和享受提供了物质支持。第 三、更主要的是，高雅文化主潮本身的感性愉悦追求。80年代前期高雅文化掀起的对"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感性的解放"及其"纯美"境界的追求热情，实际上已合乎逻辑地预示着以感性愉悦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潮的兴盛，只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形急负贸墒斓?quot;消费市场"以及自身的高雅文化陈规仍有某种束缚而已。朦胧诗人不正强烈地"渴望着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么？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还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86至1989年），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随着《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全国，一批电影导演、电影美学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寻求把娱乐性电影或"娱乐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引起争论。重要的是，通过广泛讨论，这最后竟成为当时政府电影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电影战略决策。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样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那时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这位政府官员同电影创作与评论人员站到了一起，坚决纠正以往电影的过度理性化偏颇，大力伸张娱乐性。为此他提出如下政府总结和规划："加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注重影片的娱乐功能，以匡正以往的偏颇"，"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他甚至指出："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2期。）这里不仅证明电影的娱乐功能，而且明确地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使大众文化制作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今天对这种"娱乐"热究竟应作何评价，它在当时毕竟同"美学热"中的"纯审美"渴望和文学中的金庸小说热等一样，构成了高雅文化界渴望和呼唤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崔健的《一无所有》等城市摇滚乐、《黄土高坡》?quot;西北风"流行歌曲、张艺谋《红高粱》等娱乐电影，以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在纽约》等肥皂剧，就在大众文化这个宽阔河道里放纵地奔流着。如此说来，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似乎理直气壮地把感性愉悦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自身躯体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消融了。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审视 摘要：大众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由于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发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错、高尚与庸俗并存、机遇与挑战并生的复杂态势。因此，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必须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任务以及方针，不断促进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大力推动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市场经济 一、大众文化的内涵 要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何为大众文化。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此概念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十多年前，金元浦先生就在《定义大众文化》一文中提出了十多种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与理解，可以说，它们是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然而，十多年之后，对“大众文化”的定义依然未达到共识，甚至可以说，它仍是一个边际模糊的概念。平心而论，大众文化之所以难于说清楚，其原因既在于大众文化内涵的丰富，又在于大众文化本身的流变。然而，纵使学者们在认识与理解上分歧很大，但我们必须对其有所言说。从总体上看，大众文化发轫于西方，兴盛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美地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有着popular culture和massculture两种表达，虽说各自突出的重点不同，但都意指着“平民文化”或“流行文化”，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的，它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有；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那么，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什么是大众文化呢？我们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兴起的，以满足大众消费为目的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一个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对的领域。 就我国情况来看，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自身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大众文化发展逻辑看，有着几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大众文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到了90年代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文化消费意识的出现，90年代中国文化消费的需求初现端倪，这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人们的文化消费也逐渐显露，文化创造与消费的主体意识不断明晰，显然，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三是“文化热”的影响，在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大量西方思潮涌人中国，并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受到这股热潮的影响，西方大文化批判思想也在中国得以关注，进入了人们思考的视野。可以说，这一切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新千年之后，大众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文化消费需要的增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研究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大众文化逐渐由“隐”到“显”，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由最初学者的批判，转变到大众对它的接受与认同，大众文化日益成为文化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一族。 二、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推进，大众文化发展也深受转型期的影响，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具体来说： 首先，传统与现代交错。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交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西方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经过了现代化运动，相反，我们正在经历现代化运动，大众文化的兴起则与现代化相伴随。从这种角度看，大众文化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密不可分，在这个“初级”阶段，大众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现代的气息。在这里，所谓“传统”，实际上，是指大众文化所反应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精神，这一点尤其集中于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无论人们消费何种大众文化，采取何种消费方式，总能折射出传统的价值取向与处事方式；所谓“现代”，就是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与理念的现代化，从大众文化媒介看，它不再局限于口头与书面的传媒方式，而更多的是通过现代数字媒介，数字媒体彻底改变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从而全方位地影响了大众对文化的认同与接收。 其次，高尚与庸俗并存。对于任何时代的大众文化而言，高尚与庸俗是都相生相伴的，在不同的时代中，差异在于高尚是主流，还是庸俗是主流。就当前我国大众文化来看，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大众文化有着明显的庸俗化倾向。从本质上看，大众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能为大众所分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现代意识的淡薄，文化发展机制与体制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加之，社会监管与法律意识的缺乏，大众文化的“俗”已经濒临“庸俗”。如果说，在物质层面上，大众文化的“庸俗”表现在人们以文化对物质利益的追逐，那么，在精神层面，大众文化的“庸俗”则在于对伦理价值与审美旨趣的背离。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大众文化中有着高尚的一面，而且应当说，高尚的这一面仍然是主要的方面，并集中体现我们时代的风貌，但大众文化的“乱象”的确让人担忧，令人思考。因此，高尚与庸俗并存构成了当前大众文化的一大特征。 最后，机遇与调整共生。从社会转型给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看，我国社会转型本质上以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一方面激活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为大众文化的发展逐步积累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松了绑”，减少了束缚，因而给大众文化发展带来活力与广阔的空间。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工业文化，它在中国的出现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密不可分，可以说，随着市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众文化发展有着更好的前景。从社会转型给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看：其一，大众文化的主体意识尚未成熟，人们在大众文化发展中更多是以消费者的面目出现，而非生产者、创造者；其二，大众文化产业发展不足，大众文化市场还未真正形成，大众文化产品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其三，在中外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我国大众文化与国外大众文化相比较，竞争力不强，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是很大。面对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显然，我们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尤其是转型期的实际出发，准确地把握方向，积极推动大众文化的发展。 三、推动当代大众文化建设的举措 大众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我们必须重视大众文化建设，并使其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加强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坚持以何作为指导是一个根本问题，明确这一问题是大众文化建设的前提，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众文化建设的方向。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要求，在大众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大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文化建设的总体方向，也决定了我国大众文化必须依据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以满足我国社会大众的文化需要为要求；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之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突显出来，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相互交错，文化领域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引领大众文化正确发展。不言而喻，在大众文化建设中，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大众文化建设的领导，实现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角色转变，科学领导大众文化建设，实现大众文化健康、快速发展与繁荣。 其次，明确大众文化建设的任务与方针。就大众文化建设的任务看，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社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步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实现大众文化的全面、健康发展，就是大众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要遵循大众文化发展规律，培养建设大众文化人才，形成大众文化产业体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体制，发展科技传播模式的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素质和品位，创造更多优秀的、符合大众要求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大众文化建设的方针看，文化建设的方针既是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也是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在当前大众文化建设中，我们既要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又要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为价值原则，还要以发挥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优势为实现价值目标的主要途径。 再次，实现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在我国当前文化发展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最主要的三个领域，正确对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一方面，必须坚持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正确引导。只有发挥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才能保持大众文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正如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3]。另一方面，必须接受精英文化的批判，精英文化能帮助大众文化提升品位，克服庸俗化，从而促进大众文化的自我进步。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者的关系如果实现了较好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处在健康的发展状况中。 最后，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文化发展既可以走文化事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文化产业的道路，而且进一步指出，在未来文化发展中，“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按照这一要求，实现大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就必须大力促进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文化产业机制，在充分发挥国内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重视与引进国外文化资源，积极以市场为导向，从而克服我国大众文化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形成一个综合的、高效率的大众文化产业格局；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大众文化品牌，大众文化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品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产业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强文化的创新，以我国大众的文化需求、文化品位为出发点，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综合我国民族文化特色，反映我国大众的生活特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大众文化走向世界。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大众传播视角下的中国大众文化 摘 要：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存在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影响力。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在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也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大众传播的介入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出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同时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做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在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的应该不仅仅是观望。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中国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 摘 要：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以求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关键词：大众文化；社会心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人们越来越渴望对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文化的开放繁荣，心态的健康积极，是对时代与国家提出的新的要求。伴随着这些要求，大众文化、社会心态这两个名词越来越多的映入我们的眼帘。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不少，但对二者之间发展逻辑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从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出发，提出在制度伦理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一、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 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兴起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格局，重建了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大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中外学者给出了许多不同解释，笔者借用学者金元浦的定义，即：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1]”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2]。 1.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中国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具有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等特点。大众文化是社会心态的反映窗口，社会心态不是静止的，而会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大众文化商品性的特点使其自发迎合受众群的需求。社会心态被看成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素材资源，这使社会心态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指向标。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大众文化经过模仿社会心态、去个性化、情绪感染、社会认同等心理过程，依靠影视、广告、娱乐节目、音乐等种类繁多的商品形式和传播媒介展现出来。由于大众文化受众广、表现形式轻松，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极易被民众接受，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心态，这种看似平和、迂回的影响方式甚至对社会心态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2.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价值在相当层面上被二者的同步性所遮蔽。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心态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相对的自足性，一种对大众文化的疏离，一种逆向的审理，一种层面上的超越和反省，一种思想的质疑和批判；二是大众文化因其自身属性的商品化，作为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具体表现为真实性、自律性、批判性等方面。社会心态有着双向效应、中介过滤作用及自我调节的功能，它独立于大众文化之外，能够冷静旁观大众文化由于其商业性带来的过度迎合，具有对大众文化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社会心态是一个本真的真实，是面向未来敞开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即人和自然的发展所昭示的有待实现的超越之境。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文化与工业联姻的结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它必须遵照生产经营规则， 把握文化市场脉搏，顺应社会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口味，最终达到把文化产品销售出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在技术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 二、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决定了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任一方进步、积极地发展自身时，伴随着两者的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将引导另一方一同前进，促进彼此完成一次次的更新与发展。反之，当任一方的负面因素占据上风，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另一方。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不加节制地迎合和盈利的性质，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社会心态所包含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将引导大众文化做出同样的选择，并被大众文、化借助文化商品的形式放大，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无处不在、非常直接的感官冲击常常会左右人们的判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今社会已经成为物本位的社会。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争取了为数不少的信众，钱、权成为这些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甚至不惜挑战法律界限和道德底线。伴随而来的现代快餐文化让人们心灵在物质诱惑与撕扯分裂越发空虚、痛苦和困惑[3]。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需要借助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力量。通过立法、完善制度，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宣扬道德原则规范等途径，使道德价值观念成为主流价值观念，树立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以高品位、大取向，给大众文化以引领、导向和提升。同时，更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 大众文化生产商们在敏锐嗅觉的引导下对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以大众文化多样的文化产品形式呈现出来，通过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调控，榜样力量的带动，将达到广泛的影响效果，强化民众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良好、积极的社会心态。 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社会心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4]。虽然社会心态的提法并非由来已久，但早在古代，中西方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中国儒道均提倡“识美丑、辨善恶、知事理”。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的“白板说”到培根的“四假相说”，再到康德的“直观形式”和“范畴”等等，以不同观点和角度论及社会心态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3]”。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意识”，就是指社会主体的心态。指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心态正是主观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社会心态随之逐步转型和发展，由固步自封到开放包容，由一元化到多元化。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和谐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那么如何塑造和确立和谐社会心态呢？ 1.完善制度建设。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依赖心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竞争和优胜劣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达的媒体和网络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看到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是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致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心理产生了不满。因此，完善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有序合理，是和谐社会心态的政治、制度保证。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心态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分配。贫富差距大对社会心态造成的冲击是直接且十分剧烈。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制度的导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十分紧要。通过税收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保证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降低弱势群体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此外，通过提供合理的利益获得渠道，确立公平均等的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3.借助道德调控的力量。道德调控是构建和谐社会心态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是对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补充完善。道德调控，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群体借助各种相应的社会力量，采取各种措施，使特定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在大众层面上被接收，并转化为个体的义务观念、良心感、价值目标和实际行为的活动和过程[6]。确立道德调控的目标体系、运用多种道德调控手段、构建良性的道德保障体系、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的重要策略。尤其在社会公德方面，把“道德的应当”转化为“道德的必需”，以强化民众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美好和谐的社会心态。 4.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受到多元文化和多种价值观的的冲击，作为社会心态的精神动力，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集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背后的误区 上世纪末，美女作家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信用卡等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卫慧所谓“欲望一代”大约是指比她小的那些“80后”、“90后”们，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只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物质主义。前段时间热播的郭敬明的《小时代》，通过奢侈品和美色对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美学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热潮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奢侈品的极度钟爱，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它实际上还伴随公共性的衰落：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公共人际交往的萎缩。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两种世俗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时期的贫困崇拜，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但它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为诞生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积极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这期间出现得最早的大众文化，大概是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开始的。对于从单一“革命文化”中长大的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听到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那时候的大众文化是对极权式禁欲文化的抗争，它不但极大地繁荣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人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这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个体。可以说，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发生畸变，开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倾斜。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90年代以来的世俗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文化的世俗。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关注身体超过关注精神，热心隐私超过热心公务。一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开始弥漫开来。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以通过躲进铁门重重的个人“密室”或灯红酒绿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80年代。换言之，一种世俗背叛了另一种世俗。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己与自己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积极交往。 我以为90年代的物质主义与80年代世俗大众文化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建立在去公共化的基础上，它是一种畸形世俗化时代出现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深度结合。畸形的世俗化在坚持原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如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迷恋名牌，等等，对公共世界的腐败和愚蠢视而不见。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时，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这样的世俗化可能导致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大家却在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等等，这有点滑稽与悲哀。 如果这个分析大体成立，那么，如欲克服中国90年代以来的物质主义，既不能靠进口西方的上帝，更不能回到“”，而只能是着眼于重新激活公共精神。中国和西方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在一个健康的世俗化环境中，告别了禁欲主义的广大民众会以巨大的热情建设一个崭新的公共世界，开始健康的公共生活；但如果公共世界的参与渠道被堵死，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因为制度性原因被阻断，那么，唯一的出路或无奈的选择，只能是被迫拥抱物质主义。

社会工作论文: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 摘 要: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乡绅治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公共生活的日趋衰竭是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农村生活的公共性对农村社会的稳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保障作用。从社会工作角度,以“增能”为理论支持,从村民自身和其社会支持体系两个方面进行介入,以达到促进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目的。 关键词:农村公共生活;社会工作介入;增能 一、农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 所谓农村公共生活是指在乡村场域中所形成的超出家庭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公共交往形态,既包括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的日常生活交往,也包含互相帮助的经济生产行为,更包含着对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参与和基于某种社会关联自主生成的集体行为和交往[1]。 1.新中国成立前的乡绅治理 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治力量只到达县级,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乡绅与各种民间组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依靠宗族的力量、熟人社会里的礼俗及基于血亲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权威和秩序。 新中国成立前,村庄公共生活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部的公共活动及基于生存需要对未知神秘力量的依赖而超越家族界线共同参与的各种习俗仪式生活,如先祖祭拜、神灵供奉等。祭祀在中国一直具有地区性特征,如东南福建、江西等,往往每村都有祭祀先祖的祠堂或供奉区域神灵信仰的村庙,在这些地方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来表达他们对先祖的缅怀、对神灵的敬畏。而在北方地区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多数华北村庄都是移民村,在北方村落中真正有家族祠堂的村庄并不多见。但不管怎样,此时的公共生活受外力影响较小,其长期存在与运作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联,强化了乡绅自治或宗族治理的传统权威与秩序,维系着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着乡村社会整体的生活秩序,虽然没有国家政治力量的涉足,但整个乡村社会仍然是井然有序的。 2.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其中、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最为重要的影响便是对乡村社会实施整齐划一的有计划社会变迁,村民与国家的关系被加以重构,个体自由被强大的权力机构剥夺,个体更加依附于“集体”。 在这个时期,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密不可分,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和同质性,村庄生活的公共性因村庄社会的集体化、公社化过程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形成特定时期特殊的村庄公共生活。在生产方面,之前的农户劳动被联合劳动所取代,村民们以生产队为基础,统一组织,集体出工,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村民间的互动方式与互动频率,相较于之前各户各自为政,如今则一切听指挥,服从集体安排,生产队范围内更紧密的经济生产共同体取代了昔日血缘和文化性的伦理共同体。农闲时,村民则被组织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开会是这个时期公共生活的典型形式,无论是由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集会,还是常规的社员大会,尽管村民存在着不情愿,但都表现出极大地参与性。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运动保证了村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加强了与乡邻的联系,人际关系纽带更加稳固,人人参与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人人都参加公共生活的氛围。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敬畏被破除,各种家族公共活动被取消,传统节日及祭祀仪式或被改革或被禁止,祭祀供奉用的庙堂被摧毁。 3.后集体时代的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改革依序开展,村庄内部经历着新的重构,乡村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结构也随着一系列特定公共空间的消解而发生着显着的变化,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渗入,村庄公共生活发生一系列变化。 1985年,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9万多个乡镇,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相比于集体化时期带有强制性的各种会议,村民的定期选举和村庄公共事务表决显得十分冷清。从集体化时代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中解放出来的村民似乎并没有做好自己“当家做主”的准备,同时由于乡镇对村委会的选举控制、村委成员的腐败与争斗、外出人员增多等原因,村民对政治生活逐渐失去了参与热情,“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村委会自治”,村干部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失去了绝对的组织力和号召力,难以组织全民参与的公共活动。 与此同时,在集体化时期受到抑制的传统仪式性公共生活得以复兴,着重表现为各种家族活动的开展、敬神活动的再现、祠堂的修建、红白喜事的重视等。但由于集体化时期的各种打压,原来的血缘群体的整体认同感和宗族血缘意识大为减弱,以大家族为单位的活动规模日益变小,仪式由繁变简,村民更多地关注以小亲族、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原来的族里合作、邻里互助也被经济上的攀比心态所取代。 包产到户制度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村民们回归到从前的小农耕作,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农民由“忙碌”变成了“有闲”。村卫生所、商店、茶馆、棋牌室等场所取代之前的会场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村民到这些地方看病,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碰头聊天,形成了一定的圈子。集体化时期被禁止的麻将被作为“新事物”在这里流行开来,并保证了这一圈子的持续。随后,电视的普及和住房结构的变动,以商店、茶馆为中心的农村公共生活逐渐被“私性化”的家庭生活取代。可以说,电视的出现改变了农村家庭的结构和闲暇生活,并改变了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频度,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围坐在家庭的电视机前,串门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村庄的公共性日益缺失。 二、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仍是数亿人生老病死所托之所。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城市化的推进举步维艰,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体系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无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服务业发展受限使城市缺乏强大的吸收进城农民的潜力,大量农民仍留在农村。农村要为村民提供安定的居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发挥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关重大。 在集体化时期,出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考虑,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被融入体制之内,村民的需求被忽视,而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和要求开展工作,传统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结构受到摧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今对个人社会义务的无视以及畸形个人主义的泛滥。而在后集体时代,国家政权逐步退出乡村,村民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生产生活,但日常公共生活严重匮乏,休闲方式有限单一,由此造成了乡村公共性的缺失,公共生活日趋衰竭,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失去了对原子化的个人的软控制,农村治理愈加难以开展。因此,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工作刻不容缓。 三、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介入 社会工作介入是指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 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案主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由此可见,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工作引入社会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1.理论支持 “增权”是指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改变人的态度来改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社区或个人的自信心与自决意识,扩大人们的视野,以增强他们解决社区及个人问题的能力。“增权”取向强调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伙伴关系、案主的长处、承认案主是积极的主体[3]。“增权”中的“权”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进一步讲,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 社会工作者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相信服务对象的潜能,通过专业服务的开展,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增强村民的权利感、能力感和自信心,培养其参与、权利、发展和自主意识,这对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是可行且有效的。 2.介入措施 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问题的介入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直接针对村民在公共生活重建上进行社会工作介入;另一方面是对影响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行社会工作介入,通过介入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善其外部条件,从而达到公共生活重建的目标。 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尊重村民的主体性,重塑村民的自信,挖掘村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在后集体时代,农民通过大众媒体被动地接受、追随城市文化,而这是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对原有自身文化产生了怀疑,主体性缺失,进而忽视了自身的价值与权利。因此,社会工作者要通过“增能”帮助村民树立信心,培育村民自身能力,培育集体责任意识,提升其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鼓励其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扩展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为重建农村公共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培养和利用好乡村精英,鼓励并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引导他们在村庄公共舆论产生和传播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利用好他们在公共生活重建中的号召力和带动力,进而促进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 重建农村公共生活,还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现有基层组织的作用,并培育能够满足村民需要、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发挥好监督者的作用,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村民的权利意识,监督村委会、党支部职责的行使;另一方面,要做好资源协调者的工作,因为多数农民并不具备自我组织能力,而现今宗教、宗族和庙会组织以及驻村企业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对这些组织进行合理引导,将他们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引导到农村公共生活的建设上去,促进其发挥积极作用,维护村庄的秩序和规范。 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需积极争取外部政策的支持,争取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持,促进村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引导各种民间文化保护、开发和研究活动的开展,同时促进目前促进农民消费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完善,以引导农民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文化生活上来,进而为公共生活重建奠定良好基础。 社会工作论文: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困境和实践 对于英文的 practice research,有学者翻译成实务研究,也有学者翻译成实践研究,经过几番思量之后,笔者决定选取“实践研究”.原因是“实务”在社工界通常被理解为所开展的服务,practice re-search 恐怕指的不单是对服务开展的研究; 相反“实践”比较宽广地涵盖了社会工作一切的践行,包含了社会工作实践教育、实践者的自我反映对话、当然也包含了社会工作的一切实践行动。也有学者把实践研究看成是行动研究的一种。 一、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困境 为何要在中国介绍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主要是基于笔者这些年的一些观察。从2001年开始有幸参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陪伴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成长已经接近14年。中国社会工作的快速成长的确是让国内外同仁都欣喜不已,然而,也碰见学术的困境与瓶颈。近年来不断听到社会工作学科里外各种对社会工作专业学术质疑与批评的声音。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眼中,社会工作常常被视为缺乏学术和理论水平的学科,认为社工只会做、不会写; 对于社会工作内部而言,似乎也认定自己水平不够,常常觉得书写那些关于社会工作实践的文章难以登学术大雅之堂。多次与社会工作年轻学者交流,鼓励他们进入实践。虽然他们皆很认同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重量,但接着又很坦诚地道出两大难处: 一是做实践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二是关于实践的东西写不出文章,写出来的东西也很难在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期刊登出。面对学术评鉴和升职的压力,他们放弃实践,转向其它所谓“纯学术”的书写。当然笔者很能体会社会工作年轻学者们的心境,但笔者觉得第二个难处实际上是他们对于学术研究或社会工作实践与行动研究的误解。笔者并不完全否定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希望社会工作同仁能够辨识自身学科专业的特性,其知识的本质和研究取向跟其他社会科学的分野,这样才能摆脱学科的学术困境,建立自身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从而树立学科的自信。 实务研究在近些年来也备受实用/实践取向( practice oriented) 的学科和关注行动( action oriented)的学者所重视和采纳,这跟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主流实证研究的不满有关。首先,我们发现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实践者( 或者称为实务工作者 practitioners) 觉察学术界生产知识的研究工作通常是由拥有研究技能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垄断占据,研究者和实践的行动者是割裂的,学术研究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实务界也是脱离的,其知识的生产并不能帮助实务界的实际工作; 另外,政策制定者( policy maker) 也发现传统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并未能为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建议。所以大家开始寻找另一种能够指导实践和政策的研究方法。 近年来,在境外( 包括香港等地区) ,随着政府拨款制度的改变以及经费来源的变化,许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需要更多地对自身服务进行评估,从而证明自身服务的有效性; 也需要对服务经验进行累积和总结,从而建构指导下阶段服务的实用知识; 同时需要对捐款人和服务对象负责,自我的研究也显得很重要。 是故,学术内部不少具有反思力和批判精神的学者开始提倡学术转向,他们致力寻求与实践接连的研究方法,希望研究的产出能够对政策提出实质/！/性建议,能够为实践和行动带来指导意义,甚至希望我们的知识活动( 包括研究本身) 能够更好地改善现有的实践,从而更好服务在地社区和民众。 二、社会工作研究的本质与定位 对笔者而言,社会工作研究的转向是必然的。如果社会工作不转向,将面对内在矛盾,无法自我调和。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其研究并非纯粹只是为了研究而做研究,理论建构而建构理论,而是为了实践而研究。这正是社会工作知识的本质,与其他学科分别之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目标主要是理解社会、描述社会现象以及解释社会的运作、社会问题形成背后的原因。虽然社会工作也同样从事这样的研究,但社会工作会更进一步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譬如社会工作研究农村贫困问题,并不只理解农村贫困现象、解释贫困形成的原因而已,它更重要的是在了解贫困的根源之后,更进一步寻找消除农村贫困的策略和方法。 基于社会工作的特性,笔者定义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一,研究者是在其专业角色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研究,是为了改善实务工作和更有效地专业实践而做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投身观察其他行动者的社会实践。第二,社会工作是有浓厚价值介入取向的专业学科,实践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研究的过程,探究介入和改变社会的方法,从而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系统,打破社会压迫、消除社会不平等、促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这两个目标都与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相吻合,像国际社会工作人员协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在2005年颁布的社会工作定义中清楚指出: “人权及社会公义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石。”又像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的网页也清晰地表述了社会工作的内涵,那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倡导社会变革、促进有关人类关系的问题解决并推动人们的增权和解放以增进福祉……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工作源自于人道和民主的理念,其价值观立足于对所有人的平等、价值和尊严的尊重。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诞生以来,社会工作一直关注于满足人类需要及发展人类潜能。人权与社会正义是社会工作行动的动力与依据。社会工作与弱势人群团结一致,力求缓解贫困以及解放易受伤害的与被压迫的人,以提升社会的包容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体现在全国性与国际性的专业伦理守则中。”2014年世界社工联合大会于7月6日至7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对社会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义。依然认为: “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总而言之,我们所创建的知识也是为了实现我们专业的目标,社会工作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它的研究也是有实用和实践取向的。 三、何为实践研究 当笔者在中国内地开始介绍实践研究的时候,很多人听完后还是无法理解什么是实践研究。皆因许多学者和实务界的人员( 也包括社会工作者) 深受实证主义研究影响,常常无法摆脱对于研究的固有理解,他们还是习惯地用实务 VS 研究二元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实践研究。于是他们都会提问: 实践研究是学术研究吗?实践研究跟我们社工在做的实务有何分别?我们所做的实务算是实践研究吗? 实践研究在社会工作内部并没有一个共识,依然没有特别 清晰界定,正如 Pain 在回顾实践研究时谈到的一样: “尽管研究实践很多年( Gibbons 2001),争论于此,然而对于实践研究包括什么,它的外延边界是什么仍然缺乏共识,而且对于它的范式、方法、合作、伦理仍然存在不断地争论”( Pain2008: 1).按照英国学者 Fook 的说法,一般而言,“实践研究”指的是那些直接关于社工实践或对社工实践有贡献的研究( 1996) . 然而,Fook 也认为这个定义也不是毫无异议的。我们依然需要问: 实践和研究是怎么定义的?为何要做这样的研究?背后的知识论和方法是什么?谁来做实践研究?等。这些问题对不同的研究者是有不同涵义的( Uggerhoj,2008) . 2008年在英国举办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会议,大家达成初步共识并梳理了一个称为 The SalisburyStatement( 索尔兹伯里声明) ,定义实践研究一些重要内涵: “实践研究包含对实践的好奇。它是关于如何寻找有效的助人方法; 它也是关于如何通过对实践的研究挑战现有问题的实践,以及依据我们在实践中亲身的经历发展出新的知识和想法。大家公认实践研究最佳的方式是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协同,以致彼此可以互相学习。这是一种建构专业知识的整合的方式,一方面研究者在实践中能更理解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致力于培力和实现社会公义。”( 2009)按照个人的领受,简单来说笔者认为实践研究就是实践与研究结合起来,达到“实践亦研究”的合二为一。达到研究( 者) 即是实践( 者)两种身份的结合。做实务并不意味每一个实务者都在做实践研究,或者每个人进行的研究都是实践研究。实践研究必然是从实践者真实的社会位置进行观察、搜集资料和分析。 然而,这里碰见一个问题,那就是“谁在做?”.按照 Fook( 1996) 的说法,实践研究一定程度上牵涉到两个原先不同世界( 实践的世界与研究的世界) 之间的协作或合作( collaboration) .根据不同程度的协作关系,我们可以把实践研究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隔墙观察的实践研究。那就是研究者根本没有跟实务界发生任何关系,他们并有接触社工实践,只是简单地利用二手材料进行研究分析; 第二种是外来者实践研究。这种研究取向还是比较接近传统的研究,虽然研究已经来到实践现场对实践进行研究,但是研究者还是在研究别人的实践,从观察者和他人的社会位置进行研究,从而提出评估、总结实务经验、提炼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还是没有真正参与实做; 第三种是协同实践研究。那就是研究者对其他实践者或其他实践者的实践进行研究。在过程中,其他实践者不仅只是被研究的对象,也是平等参与研究问题的形成、参与研究资料收集与资料解释的协同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者也参与了部分的实做。但是,研究者和实践者还是有不同的角色与分工; 第四种是实践者研究,那就是实践者对其自我、对自我所处之社会位置、情境、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结构、对自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请记住我站域名/行动或实践、以及对自己行动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主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也就是实践者,角色已经很难分开。这种研究的取向也是我们最期待的,但也是最难做到的。笔者基本上是认同第三和第四种的实践研究。 四、实践研究的关注与行动步骤 因为实践研究有浓厚的实用性关怀,所以通常会提出常见的9个问题: 1. 此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效?是否有帮助?值得做吗? 2. 所采用的实践模式是否有效?是否有帮助?值得做吗? 3. 与其他实践方法相比,这种实践模式是否能更好解决这个问题呢? 4. 这种成功的干预和处理方式是否需要后期实务工作的跟进呢? 5. 这些成功的干预方法是否存在普遍性呢? 6. 所采用的这个实践理论好吗? 7. 这种实践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实践模式? 8. 这个实践理论比其他的好吗? 9. 此项研究积累实践知识有作用吗? 实践研究的步骤一般包含基本部分,从实践开始、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形成的因素、反思当下实践的问题、制定新的行动方案及推动行动、对自己的实践行动进行观察和记录、进一步反思评估推动的实践行动、提出改变和改善的方法、推动新一轮的实践。 一般而言,社会工作实践研究问题的产生是从实践中被实践研究者发现并提出的。譬如在一个社会工作服务中,实践研究者发现推动这服务有很大的难度,或者发现服务对象对我们的服务很抗拒,此时实践研究者开始问: 为何服务对象不欢迎我们的服务呢?为何推动那么困难呢?是我们的服务不能符合他们的需求吗?还是我们的实践模式和方法出问题? 此时,引发实践研究者需要重新去理解我们自身的实践和我们的服务对象,紧接反思我们的实践。当然理解和反思不是抽离于实践脉络,而是不断在实践中与各种实践者互动对话而产生的。过程有不同的手法可以运用,譬如可以用小组的形式与参与的实践者对话、也可以用系统的访谈对实践前期的工作进行评估、也可以整理分析实践者的工作日志等。目标是找出实践过程所碰见困难的根源所在,整理出行动或者进一步介入的方案。 行动部分是实践者自主探究的重要过程,一轮实践行动的展开,需要我们清晰地去规划,什么样的实践理论和模式需要在这一轮的实践中运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推动?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和人员配备?有什么样的步骤方案、实践者有足够的能力吗?如何培养和提升他们的能力呢?实践过程需要被细致地观察、记录和分析。 实践的行动需要不断被反思,反思与行动形成了一个辩证的过程。我们也不断去总结到底行动带来了什么改变?什么的因素带来改变?介入理论和方法是否有效、有效性在哪?还存在什么问题?困难在哪?下一步行动可以有什么新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总结出什么新的模式? 在实践研究中,研究、行动、反思、评估互相联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是一个螺旋的周期,并非一线性过程。实践研究的过程反映了实践研究的本质特性,因为实践研究相信实践者是一个受特定情境与社会文化环境限制的实践主体,实践者在行动过程中累积了许多自己的实践原则方面的经验,加上社会文化传承的价值和集体选择,形成了自己也未必清晰的实践理论。这些过往的知识、经验、和社会文化价值所引导形成的实践目标、实践方法、实践理论是需要在过程中不断有反省与诘难,培育出改变的勇气和能力。这过程是动态的,研究、行动、评估、反思批判如绳索般紧密联结、交互作用。评估和反思批判扮演重要角色,没有这环节,将无法衡量研究的进展或重新定义问题,甚至会做出错误的结论,出现行动盲点。 五、结 语 实践研究是以一种新的知识尤其是与实践相关的知识为特点,其挑战了传统对于知识生产的理解。简言之,实践研究是以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解决问题为优先考虑的。这样,研究就被具体的实用性关怀所指导,而不是研究者随意的选择。因此,实践研究是以应用为导向的,更多的是为了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纯粹为了产生新的知识而推动的。 实践研究,对于前行中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同时,它也是不同观点、利益和需求的聚集,复杂性和困境与生俱来的存在于实践研究的合作和协作之中,且对实践和研究都是具挑战的。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不能单从实践或者研究某一方面来获得,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发展的。 如果实践研究被包含在社会公众知识生产和实践中,它必须要成为实践过程的一部分,也必须要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不再是袖手旁观,或者是在资料收集和分析完成后就不再与实践者合作。反而,社会工作研究者必须为实践者提供有用的知识。比如说,它必须要用新的社会工作方法和工具来 教育实务者,或者用新的和不同的方式来从事社会工作实践,并且它必须参与将理论和分析结果转化为日常社会工作中可以使用的工具---作为实践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此外,实践者也需要参与到或者至少要接受自己也成为社会工作知识建构的伙伴,把实践议题转化为理论议题,一同推动实践研究方法的发展。实践界和学术界必须要抱着开放的心态,相互学习。不仅是实践要从研究中学习,研究也要在实践中学习,这样的学习,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研究和研究方法的发展。 社会工作论文:社会工作双语教学分析的论文 一.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目的: 1.加深和巩固已学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理论、方法 2.培养学生运用双语进行社会工作操作的能力 3.了解和熟悉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动态,分享国外社会工作的经验 二.开设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已不是新鲜事情,自2001年起,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就建议过有条件的高校专业课可以进行双语教学。所谓双语教学就是用除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进行教育。就目前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普遍使用的是英语,所以社会工作教育的双语教学除母语汉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即为英语。社会工作教育为什么要用双语教学呢?首先,这是由社会工作这门专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工作的发源起于英美,其发展与完善直至形成一门专业也是在英美等英语国家完成。中国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向西方国家学习来的。经过多年战乱与社会动荡,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一度在中国停顿下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才恢复起来。也可以说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基本上是重新从零开始。在这样的历史发展条件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开展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向港台学习。教材的编写也是多借港台的帮助。但是,港台社会工作教育毕竟还是为本地区服务,它们深深打上了其各自地区的特性,很多方面与我们本土社会工作教育有较大差异,而且港台的教育也基本上是借鉴欧美教材和教育经验,我们从他们身上学的东西可以说是二手东西,并不能让我们准确而全面地把握社工教育的脉络。同时,目前中国本土虽然编有相关社会工作的教材,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经费的原因,这些教材均存在简单粗糙之瑕疵,我们对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的精髓与本质就未免有囫囵吞枣之嫌。因此要真正了解和进行社会工作教育,我们必须要直接向西方学习,而学习的便捷途径一方面要大量使用西方各大社会工作专家的经典原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多的直接到这些国家学习。然而,目前条件所限,使用社会工作专家的原着是目前我们可以方便地了解和掌握社会工作的一个必由之路,故目前中国社工教育进行双语教学是顺应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实际。 其次,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作为服务于人的工作——社会工作与国际接轨也是势在必然,一个只会一门语言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和多文化人群的交流中必然会力不从心,甚至会适得其反(CharlesZastrow,1995)。社会工作者一专多能甚至全能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要求,语言能力当然是必备素质之一。所以,会双语甚至多语言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本专业的要求。所以社会工作教育也应该进行双语教学为塑造这种素质提供了一个机会的舞台。 三.开设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在社会工作专业开设双语教学是可行的。首先,从学生英语水平来分析,学生进入大学后,英语是学生必修课之一。基本上各高校要求学生必须过大学英语(文秘站:)四级水平考试,有的高校还要求学生过六级考试。国家教育部要求,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应具备一定的由于听说读写能力。在这种教育政策和课程设置的培养下,大学生已具备了相当的英语水平。所以用英语进行社会工作双语教学,从学生的水平出发是可行的。 其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学习,通过国语教材的学习已掌握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知识,如社会工作的理性与原理以及一些基本的实务。这种对社会工作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也让学生在进行双语教学时不会感到十分吃力。母语教授的社会工作基础知识与实务可以说是他们进行双语教学的基垫,双语教学从而更为可行。 四.具体操作 按照教学目的,我们对社会工作双语教学进行了以下操作。 1.课程设置与安排。根据学生学习进展,从大学二年级下半年开始安排双语教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生在大一起开始涉及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课,对社会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生的英语水平经过三个学期的学习也有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求学生在这一年半的学习中要进行英语四级水平考试,至少要学完《大学英语》第三、第四册。所以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专业基础都能使学生准备好进行双语教学。。 2.教学对象:社会工作1999年级,两个班,共99人。 3.课时。每周六个课时,全学期共120个课时,使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都有充分的时间。 4.教材选择。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需要。我们首先选择了介绍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知识的专着开始,如,由MeredithPublishingCompany于1964年出版的,由RexA、Skidmore主编的《IntroductiontoSocialWork》,再在此基础上在三年级开始难度较高、理论性和实务性更强的着作作为教材。如,Brooks/ColePublishingCompany出版由JoséB.Ashford编写的《HumanBehaviourintheSocialEnvironment》。课程的安排和教材的选择由浅入深,学生也容易掌握。 5.对老师的要求。从事双语教学的老师,首先应该是用母语进行过两三年社会工作教学的、对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有较深掌握的老师。其次,应该是有相当高英语水平的老师,老师本身能自如地进行英语的阅读和讲解。所以我们选择的老师还应该是硕士学历,有讲师的职称。再其次,老师要有十分熟练的教学方法和教训经验,所以我们选择至少有两三年专业教学经验的老师。 6.教学过程。 首先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对教材的知识点如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个预先了解。同时要把预习时遇到的难点逐一记下来。这样学生在上课时就有目的,效果会更好。教师也要认真备课,把教材中的知识点和重点理出来。 其次上课时,老师的作用就是列出并分析和讲解知识点。双语教学尽量用英语,同时切忌对英语逐字翻译,课堂教学尽量注意互动式教学,即发动学生的参与。因为,社会工作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这样做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要点和重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通过互动既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加强了学生对社会工作方法与技能的掌握,说到底就是给学生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 再次,要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课后要给学生提供实务的机会。老师利用自身社会资源的优势,组织和安排学生进行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要提醒学生在使用某种原理和方法之时,要有意识地回忆英语是如何表达。 再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社会信息资源,如网络资源,叫学生多浏览相关社会工作网站,了解国际社会工作的动态与发展。一方面加强和巩固已学的知识,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对时局的把握能力。 五.教学结果 本专业双语教学共对社会工作专业两个年级三个班开展,教学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学生的接受度。对两个年级三个班共一百六十多位学生的抽样口头问答中,对开设双语教学的接受度为90%。 (二)考试检验教学成果。学期末对双语课程进行考试,学生的考试成绩还是满意的。以本院1999级两个社会工作本科班的《IntroductiontoSocialWork》为例,及格率为100%,平均分在75分,最高能拿到92分。 (三)学生双语教学的收获。大部分学生认为,通过双语教学,一方面,复习、巩固了已学知识,另一方面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理论与方法的更深更准的理解和掌握;最重要的是,通过双语教学,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最后,学生还认为双语教学提高了自己的英语水平,增加了自己的素质。 双语教学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本院社会工作1999级两个班共99名学生,在2003年毕业时,共有四名学生分别考上了北大、人大和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其就业竞争力也有相对提高,在本院就业的统计中,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是最高的,达到了47%()。 六.结论 社会工作双语教学是时代和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特点要求的使然,本院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尝试证明它是可行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社会工作论文:对社会工作常用理论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将需求分为五种,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另外两种需要: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这两种需要未被列入到他的需求层次排列中,他认为这二者应居于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还讨论了需要层次理论的价值与应用等。 二、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认为是探讨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按照班杜拉的观点,以往的学习理论家一般都忽视了社会变量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作用。他们通常是用物理的方法对动物进行实验,并以此来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这对于研究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的行为来说,似乎不具有科学的说服力。由于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所以班杜拉主张要在自然的社会情境中而不是在实验室里研究人的行为。 三、舒茨的人际需要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舒茨提出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舒茨认为,每一个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的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这三种基本的人际需要决定了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采用的行为,以及如何描述、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三种基本需要的形成与个体的早期成长经验密切相关。包容需要指个体想要与人接触、交往、隶属于某个群体。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满意的相互关系的需要。 四、镜中我理论 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在他的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因此,人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联系包括三个方面: 1、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 2、关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 3、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 五、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 贝塔朗菲(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50年代提出抗体系统论以及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系统论,并倡导系统、整体和计算机数学建模方法和把生物看作开放系统研究的概念,奠基了生态系统、器官系统等层次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六、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 埃里克森(E.H.Erikson,1902)是美国着名精神病医师,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他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的顺序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每一阶段能否顺利度过却是由环境决定的,所以这个理论可称为"心理社会"阶段理论。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忽视的。 埃里克森的人格终生发展论,为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教育内容,任何年龄段的教育失误,都会给一个人的终生发展造成障碍。它也告诉每个人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心理品质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多在哪个年龄段形成的,给你以反思的依据。 1.婴儿期(0~1.5岁):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 2.儿童期(1.5~3岁):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 3.学龄初期(3~5岁):主动对内疚的冲突 4.学龄期(6~12岁),勤奋对自卑的冲突 5.青春期(12~18岁):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 6.成年早期(18~25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 7.成年期(25~65岁):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 8.成熟期(65岁以上):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发展。他提出了8个阶段,认为每一个人都经历这8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人格发展都至关重要。 (1)基本信任对不信任 (2)自主性对羞愧和怀疑 (3)主动性对内疚 (4)勤奋对自卑 (5)自我认同感对角色混乱 (6)亲密对孤独 (7)繁衍对停滞 (8)自我整合对失望 七: 九型人格理论 九型人格(Enneagram),又名性格型态学、九种性格。是婴儿时期人身上的九种气质,包括活跃程度;规律性;主动性;适应性;感兴趣的范围;反应的强度;心景的素质;分心程度;专注力范围/持久性。它是一个近年来倍受美国斯坦福等国际着名大学MBA学员推崇并成为现今最热门的课程之一,近十几年来已风行欧美学术界及工商界。全球500强企业的管理阶层均有研习九型性格,并以此培训员工,建立团队,提高执行力。 活跃程度;规律性;主动性;适应性;感兴趣的范围;反应的强度;心景的素质;分心程度;专注力范围/持久性。 戴维?丹尼尔斯(David Daniels)则发现这九种不同的气质刚好和九型人格相配。 九型人格不仅仅是一种精妙的性格分析工具,更主要的是为个人修养与自我提升、历练提供深入的洞察力,与当今其它性格分类法不同,九型性格揭示了人们内在最深层的价值观和注意力焦点,它不受表面的外在行为的变化所影响。 它可以让人真正地知己知彼,可以帮助人明白自己的个性,从而完全接纳自己的短处、活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人明白其它不同人的个性类型,从而懂得如何与不同的人交往沟通及融洽相处,与别人建立更真挚、和谐的合作伙伴关系。 八、社 会损害理论和社会重建理论 社会损害理论着重讨论的是,有时老年人一些正常的情绪反应会被他人视为病兆而作出过分的反应,从而对老人的自我认知带来损害。例如,因患老年病而健康受损的老人,询问子女自己是否应该搬过去与其同住。这种询问就很可能被子女视为老人无能力再作处任何决定的表现,从此凡事处处为老人作决定。这种关心久而久之就会对老人产生一种消极暗示,让老人觉得自己的确缺乏能力而把一切决定权都交给子女。也就是说,接受消极标志的老人随后会进入消极和依赖的地位,丧失原先的独立自主能力。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案例表明,对老年人的过分关心导致老年人认为自己无用的错误认知,从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带来损害。这一理论对老年社会工作者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至少告诉我们,有些所谓的老人问题大多是被标定的结果,也是老年人自己受消极暗示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因此,在帮助老年人的过程中,不仅要切实地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需要协助老人增强信心和提升能力。 社会重建理论就是意在改变老年人生存的客观环境以帮助老年人重建自信心。社会重建理论的基本模式是:第一阶段:让老人了解到社会上现存的对老年人之偏见及错误观念。第二阶段:改善老年人的客观环境,通过提倡政府资助的服务来解决老年人的住房、医疗、贫困等问题。第三阶段:鼓励老人的自我计划、自我决定,增强老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九、社会支持网络 一)发展 社会支持源自鲍尔拜的依附理论,20世纪60年代社会支持网络开始用于精神病学的临床治疗。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支持计划推进了社会支持网络的应用。 (二)基本假设 人,无法自绝于社会而存在! 人类生存需要与他人共同合作,以及仰赖他人协助。 人类生命发展历程都会遭遇一些可预期和不可预期的生活事件。 遭遇生活事件时,需要资源以因应问题。资源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 社会支持网络为外在资源之一种,可分为有形与无形两类。 (三)定义 A.一组由个人接触所构成的关系网,透过这些关系网个人得以维持其认同,并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服务、讯息、新的社会接触等。 B.由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支持构建起来的支持体系就是社会支持网络 (四)分类 社会支持网络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法,如按内涵分,可以分为工具性支持和表达性支持;按主/客观来分,可以分为实际支持和主观感受。另外一种分法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分为有形的支持和无形的支持,其中有形的支持保括物质或金钱的支持和援助,而无形的支持多半属于心理、精神上的,如鼓励、安慰、嘘寒问暖、爱及情绪上的支持等。 (五)功能 A.社会支持的增加,会使人们的心理及心理健康显着提高; B.支持适时介入到有压力的环境中,可以预防或者减少危机的发生; C.适当的支持可以介入压力的处理,解决问题,减少压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六)社会支持程度之影响因素 A. 发展因素: 个人过去经验对其社会生活之影响。 B. 个人因素: 如坚毅的性格、自尊、学识等。 C. 环境因素:物理与社会环境影响 (七)应用 社会工作需要对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在个人和社区不同的层面进行评估,从而拟定工作计划。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工作的任务是一方面帮助服务对象运动网络中的资源解决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是帮助服务对象弥补和拓展其社会支持网络,使他们提升掌握建立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从而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十、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指“社会工作者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寻求、探索及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这一视角强调人类精神的内在智慧,强调即便是最可怜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都具有内在的转变能力”。概括地说,“优势视角”就是着眼于个人的优势,以利用和开发人的潜能为出发点,协助其从挫折和不幸的逆境中挣脱出来,最终达到其目标、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优势视角超越了社会工作的传统理论模式,其关注点在于个案的优势、潜能和成绩,这一突破在社工领域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它首先由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Dennis Saleebey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提出。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反对将服务对象问题化,认为问题的标签对服务对象“具有蚕食效应,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长远来看,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没有自信心)”。 塞勒伯明确提出:“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工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塞勒伯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发挥案主的优势方面做得不够。“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案主、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现状,不再是鼓励地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而把眼光投向可能性。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包括:(1)赋权(empowerment)。西门(Barbara Levy Simon)将赋权的概念建立于五个理念之上: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Simon,1994,转引自Saleebey,2004);(2)成员资格 (membership)。优势取向从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是一个种类的成员,并享有与成员身份随之而来的自尊、尊严和责任。成为成员和市民,享有参与权和责任,保证和安全等特征是赋权的第一步。成员资格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人们必须走到一起,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3)抗逆力(resilience)。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4)对话与合作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并开始弥合个人、他人和制度之间的裂缝。 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人们是具有抗逆力和具有资源的,即便在痛苦之中,他们也期望取得成就);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注重关怀、照顾和脉络。以优势和资产为本的取向可以激发案主和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希望和动机。(Saleebey,2004) 优势视角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并贯穿于评估、干预和评价的整个助人过程中。它强调人的能力、价值、利益、信念、资源、任务完成和愿望。 一、优势视角的原则(Saleebey) 1.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 2.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 是挑战和机遇; 3.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的服务于案主; 4.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 5.关怀,照顾和脉络。 二、优势词典 1.“赋权”(empowerment) 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 Barbara Levy Simon赋权五理念: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 2.“成员资格”(membership) 人们需要成为市民,为他们的社区负责,成为有价值的成员。 3.“抗逆力”(resilience) 一、抗逆力(Resilience)是当代国际社会工作领域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的热点问题, 它从优势视角挖掘案主的内在潜能,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个体在经历痛苦和危机时可能伴随着成长,个体面对的困难甚至创伤性事件导致个体具有更大的信心或者处理逆境的能力的提升,逆境可以促使一个人反省自己的适应生活的方法、态度和原则,从而作出必要的调整,进而改进个人的生活方式,当困扰出现时,个体会发现以前所不知的来自于他人的资源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这就成为改变的动力基础。二、优势视角与抗逆力 优势视角的概念框架是基于对缺陷模式的反思而建构起来,它的核心是对案主的优势和资源的洞察,“优势(strength)”与“抗逆力”(Resilience)近年来成为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运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词语,其实它们都是对案主所具有的特征进行积极的、正面的描述。这概念最早见于堪萨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Weick, Rapp,Sullivan和Kisthard于1989年发表的《社会工作实践的优势视角》(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Practice)一文, 它是从批评现存的主流的病态或缺陷模式开始,并立足于积极心理学、抗逆力、社会建构和叙事治疗。优势视角已经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一种范式,将“优势视角 (strength perspective)”运用于不同的人群和各种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 优势视角为指导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会工作者所应该做的一切都要从发现,开发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出发,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和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话语的控制。抗逆力的基本思想就是个人或者家庭虽然面临比正常情况要严重的问题和危险,但是过上了比预想的要好的生活,或者是能够很好的适应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抗逆力”的概念被视作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潜能,抗逆力是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挖掘求助者的内在潜能,不再单纯关注问题的负面影响,而是强调人在面对压力、逆境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抗逆力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抗击逆境的潜质,人在面对危机和困境时,潜质被唤醒,生成为应对困难的力量。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它使人在遇到挑战甚至危险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后仍然能顺利地反弹复原的能力,其临床使用领域主要包括边缘青少年、家庭治疗和精神病人等领域。家庭在成员遭遇到不幸事件时仍能够发挥比较好的功能;那些有过创伤经历的人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三、病态视角的假设 优势视角是对病态模式的反思和批评,认为在病态学模式背后有一系列假设,这些 假设反过来为案主刻画出一幅并不可爱的图画,主要有以下假设1)贴上问题或病态的标签,认为案主有已命名的问题或病态。对于各种类型的诊断的标签很快成为案主的“主要身份”,被贴上标签的人的社会身份或地位将会贬低,成为“异 类”;(2)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强化案主的问题导致一系列对案主,案主环境,案主应对环境的能力的悲观期望和预测,对 案主的看法经过多次重复,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认为自己的无力感,这些看法会融入他们个人对自己的社会认同,也使得他们自己对应付逆境能力产生怀疑,产生悲观主义和负面的思想,产生对他人的依赖。(3)案主问题的个人化,导致问题评估中环境的抽离。以问题为本的评估鼓励对案主个人式的而非生态式的解释,忽视案主生活的重要要素(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以及忽略这些要素如何导致和影响一个人的失败或错误;(4)假设所有的障碍都由疾病导致,于是假定问题的解决之道必在于此。认为在原因与治疗直接存在线性简单关系的理念,忽略了案主情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把个人,家庭,朋友,社区这些可能带来改变的能力和资源抛在一边,妨碍对案主应对逆境可能应变能力的探究,以及缺乏对案主问题,需要,可能性的了解,对案主问题进行简单的归因。四、优势视角的核心信念 (1)优势。Saleebey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包括体验,个人品德,天赋, 感悟,故事,灵性和社区资源。人们在创伤,疾病,困惑,压迫之中挣扎和抗争时,人们能够从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获得东西,获益于困难和失望的经验,人们在经历痛苦和危难之后可能伴随着成长,因为曾经面对的困难甚至创伤性事件导致遇到另外的挑战之时具有更大的信心或者处理逆境的能力的提升;当困扰浮现时,人们会发现以前所不知的来自他人的资源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这就为改变提供了动力基础 社会工作论文:社会工作职业化道路分析的论文 “社会工作职业化”研究的开展有着客观的社会背景。首先,社会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六、七十所大学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都有不少的学生毕业,但现有的制度结构中并没有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这严重地制约了社会工作的发展。其次,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并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一般的方法已经不能完满地处理这些问题,急需建立专业化的助人职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职业化就呼之欲出了。 这次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实证研究。通过调查了解目前上海已受过或正在接受培训的总人数及其增长率,并椐此预测今后两、三年中具有社会工作背景的人员数量,因为这是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基础。这个调查在黄浦区和浦东新区展开,主要集中在属于社会工作服务范围的机构中,如社区中心、福利院、青少年中心、民政科等。其次,为这些正在从事类似社会工作的人员提供培训和指导,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增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的技术基础。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工作职业今后在我国职业体系中的位置。参照香港、台湾的社会工作机构,使之成为事业单位并纳入制度结构框架之中,如青少年保护中心便是这一类。另一条道路是在现有的机构设置中,按照服务对象群体的比例,必须有一定名额社工师,否则不能开业。 本次研究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第一部分的调查已经顺利完成。10月初,就会有3份有关的报告问世。10月下旬将会举行一个研讨会,研究者将和民政局、社会保障局、劳动局有关负责人交换意见,并提交建议和议案。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它的发展前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又是推动其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工作论文:后现代与中国社会工作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世界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股文化思潮,对现代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与颠覆。它以批判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反对一元论、中心、统一、权威、真理,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重视平等。因此,造成了对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广泛影响。像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思潮,对个人与世界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赋予人们新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真实的世界状态靠得更近,并展开了对传统的文化的改造和反思。作为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现代科学的产物,社会工作亦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社会工作如何适应新的挑战,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下,社会工作的出路又何在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社会工作在中国[1]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中国的社会工作还在起步阶段,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许多问题,比如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等问题。透过世界各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多样化、差异性的现象,以后现代视角观看社会工作的发展的过程所面临的挑战,探索社会工作的发展出路。借鉴后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成果和后现代主义观点,展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出路。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基于后现代主义,立足于后现代视角,解构了现代社会工作理论,重新阐释了有关社会工作的理论。 一、后现代代表人物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挑战与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一种进步。不仅西方人,而且处于不同于西文文化背景的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也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冲力。后现代主义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察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课题将以福柯和利奥塔为代表,将他们的一些思想和理论作一次解读。 (一)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 福柯认为理性、进步等观念同疯狂、权力和恶一样,都是各个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福柯揭开了现性的假面,认为所谓理性求真的精神会带来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信条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它不过是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传统制度而已。在历史上理性曾经对教会和神权的垄断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可是当理性声称自己垄断着真理,成为历史的主宰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自己曾经猛烈抨击过的那种非理性,它借助于理性的外衣使自己合法化并拥有权力的语言,对那种非权威、非中心、非主流的话语大肆排挤、压制。因而,福柯对这种所谓的理性不屑一顾,把他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那些被理性规范排斥到现代社会边缘地带的疯子、犯人、移民、同性恋者等群体,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因而,“福柯理论中最吸引世人的地方在于他用‘考古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内部规范机制和边缘地带的抵抗倾向[1]。” 福柯通过对理性、进步的批判,瓦解了绝对真理的根基。面对福柯对现代性的冲击,人们可以拉起保卫自己城堡的吊桥,但却不得不正视福柯所关注的权力边缘地带社会群体的问题以及他对真理理性、进步、历史本身等问题提出的挑战。在福柯看来,权利和知识携手共进。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但其实质是权利。所谓说归根到底就是说话的权利,谁在说话,代表谁说话。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利形式,它代表着一方即意着他必定有对立的一方,而对立的一方必定受到压制限定。“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利意志的体现,这就意味我们不敢讲出实在的真理和客观的知识。”[2]他在《疯癫与文明》中所阐释的,话语被谁掌握,谁有了说话的权利。疯子之所以被理性驱逐在外,也是为疯癫权利的不在场和失声。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癫说话,就是为了使被权利统治排除在外的、处于边的东西说话,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真理其实不过是权力的产物而已。 毫无疑问,福柯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从理论方面来看,它是指社会话语中心对边缘群体控制的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揭示、批判和反思,同时,也是对真理的一种反叛。 (二)利奥塔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分析 利奥塔认为知识可分为两种,一是叙事知识,二是科学知识。那么,什么是“叙事知识”呢?利奥塔认为叙事推动人由原始思维到文明的认识能力转化,由口头叙事到图画,文字表达的演进,促进了公认知识的变化与传承。叙事知识是传统话语的典型,它不仅仅由指示性陈述构成,而是包括“知识”中的所有形式[1]。 叙事知识是一种话语,在叙事知识中没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被赋予特权,它们都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变化的语言游戏中。叙事知识是由多种形式组成的一个整体(如指示性陈述,规定性陈述,效能性陈述等),它们之间分工并不十分明确,彼此也没有统率被统率之分,它们是平等的关系。叙事知识在时间中的流动其形式从未固定,词法,句法也不规则,不断超出常规,最终形成格言等话语形式,使人们承认其合法性。由此,叙事形式主要不是记忆过去的事件,而是传承其表述方式,叙事的意义不在于由几段历史来证明,而在于呈现出其说明的方式。叙事知识不需要特殊的程序使其合法化人们不会对自己的叙事提出怀疑,他们会按照叙事所说去做叙事者不是孤立的,而是执行着综合的功能,参与者则以不同的方式扮演着叙事需求的角色。 而科学不同,科学知识作为叙事知识的派生物,它以验证真理和修正谬误为根本目的,只是一种指示性陈述,它以重复验证为尺度,做出真理性的陈述,使人们产生共识。 利奥塔认为科学知识只是一种话语。长期以来特别是从现代以后,人们广泛推崇科学,认为科学是对客观世界与规律的正确反映,而利奥塔则认为科学知识实际上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其规则也是约定俗成的。当对世界的观察了解与这些游戏规则发生冲突时,不是游戏规则服从客观的观察,而是观察服从于游戏规则。他说:“不是因为现实和我说的一样,所以我能证明;而是只要我能证明,就可以认为现实和我说的一样[2]。”他认为,在科学知识这些规则的要求下,它必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时“进步”观:服从自身统一的逻辑需要,一旦科学知识内部的任何一个陈述出了问题,就必须提出新的证据加以反驳或论证,最终再形成自洽的统一体系。于是,科学就在逐步积累中表现出了不断进步的观点,每一次对旧陈述的反驳或新陈述的提出形成新的科学体系,就意味着科学的进步。 既然科学知识也像叙事知识一样是一种话语,那么它为何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主流话语,而叙事知识就不能成为呢?在此,利奥塔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在不断制造科学知识合法性的理论,这种理论总是把科学的规则当成至上的规则,并推广到一切知识领域,它就是西方哲学。那么,西方哲学又有什么把科学知识当成唯一合法的知识形式呢?通过考察,利奥塔指出,事实上西方哲学也是在借用叙事的形式去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它是在用关于条件的话语去定义话语的条件。因此,把为科学知识作证明的西方哲学称为“大叙(grandnarrative)”。由此,他也顺理成章地否定科学知识比叙事知识具有的所谓合法性。 否定了大叙事的合理性,利奥塔并不有完全否定叙事知识的作用,“他认为大叙事失效后,小叙事却恢复了活力,它为科学的发展注入了富有成效的想象力。”在他看来,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对世界进行全部描述,都是由局部信息决定和控制的。由这些局部决定而产生的科学知识及其规则自然是多样、异质的,不同科学知识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处于一种平面状态。在这些多样,异质的科学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创新和想象是十分必要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叙事却是有帮助的。他说:“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这首先表现在科学中[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不再像以前那么神圣,在知识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地方知识的发展更加有生命力。实质上,利奥塔的科学知识理论就是反对科学至上,倡导一种差异性、多元 化和开放性。 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一)中国社会工作者要不断反省社会工作理论和自身的技术 社会工作从产生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力求取得科学的特质,而今也被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大众视为科学的一种。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和利奥塔关于知识的理论告诉我们,科学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科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后现代主义者相信人类观察并描述世界的能力,不管是任何一种精确、绝对、普天通用的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因此,后现代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工作者要时时反思社会工作理论和自身的技术。例如,理性情绪治疗模式[1],它过分地强调工作者积极介入过程。工作者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影响求助者,这种辅导方法有好的方面,但也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说,为了追求辅导效果而忽视求助者的感受变化等。无论如何求助者应该是辅导工作的中心,只有当求助者体会到,并希望改变自己时,辅导工作才会有效。如果过分强调工作者对求助者的积极影响,就会造成一些虚假的现象,求助者为了迎合工作者,表现有所改变。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认为统一即代表统治,不满足于某种权威的独裁,批判那些现代“唯一真理”,倡导多元论、差异性、对“地方知识、文化”的尊重。西方的社会工作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一味的模仿西方社会工作不是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出路。我们要反对照搬、照抄西方的社会工作模式。 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对差异性和多元化知识和文化的尊重,承认“地方知识”的价值。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段与各种问题而言,而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力相关系。”[2]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关于社会工作的看法,由于社会工作要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是独特的,它受具体的社会情境的影响或制约。因此,社会工作比较注意社会的文化性,即在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开展工作,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亦是如此。如源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工作以尊重人、个别化、案主自决、非判断、保密等作为自己的价值伦理原则。这些原则背后蕴涵着西方现代文化中崇尚个人主义和体现自我意识的哲学观念。而中国的文化伦理价值原则具有独特性,中国文化总体强调家族集体本位,注重静思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关注人际关系的和睦,与自然的和谐;突出世俗社会的积善成德;强调至爱亲情、仁爱、无私奉献、集体至上等价值观。 在后现代看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也没有唯一的真理,认为一切统一都是代表统治。正如马尔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间际性中”,“唯一真理的观点已是昨日黄花,多元比单一及它自身无法表现的自然法则更具有原创性”[1]。西方的社会工作并非唯一真理,社会工作是一个多样化的理论知识,在中国本土上,需要发展适应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工作。学习外来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是条捷径,还要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和创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服务和助人理念,以及对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的综合和发展”[2]。借鉴、批判和继承是方法,创新是发展。 当然,过分强调本土知识也是十分危险的,过度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会演变成文化各自独立、区隔、断绝于外界,导致本土知识无法与外界交流。中国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三)重视边缘弱势群体社会工作 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破除独尊,解放局部,重视边缘,寻求将多样性结合在一起的实务方法,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建立在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基础上的文化是现代社会工作模式的基本特征;后现代社会工作者应打破这种模式,将多元公正作为社会工作的基础。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始终是作为一种相对于中心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边缘话语。它在自身的理论建设与发展中,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在关于社会知识的运作机制中,不断的侵蚀、消解、冲击、反思中心话语,并自觉地远离中心话语,使自己的批判与反思无异于自立为新的中心话语。以福柯为例,他在自身的哲学建设中,通过对精神病史的研究,在他的考古学中通过为历史中埋没的声音讲话,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边缘性的历史,使我们自觉到中心对边缘的压迫与异化。这种边缘性的历史与边缘性的声音是在整个主流与中心文化的权力压迫下产生的。在社会中,我们通常对少数但不同的声音采取忽视的态度。福柯提醒我们,尊重与聆听每个团体的差异。这要求社会工作者时时警记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哪些人才是社会工作的真正工作对象。中国现阶段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工作的对象依然是那些“最值得帮助的”,如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及因自然灾害和社会原因而陷入危险境地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最值得帮助”,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可能会危及生命。在他们的家庭、亲朋、社区不能向他们提供基本支持的情况下,政府要承担起基本的责任。在政府的福利资源有限时,这些人就会成为被优先救助和帮助的人,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社会工作帮助弱势群体,为他们争取权益,以社会公正公义为宗旨,这是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社会工作的重要关怀和建设性价值观,更是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注重的重要问题。当前,中国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和谐的中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公正社会,这与社会工作的使命是一致的。 (四)注重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培养 本课题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指的就是社会工作致力于社会弱势群体帮助和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 从目前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来看,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化及从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丢弃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离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越来越远,于是便产生了社会工作的异化问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工作的批判所针对的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到今天面临的本质问题——社会工作的异化。这里的异化指的是“社会工作者抛弃了原来的专业使命和社会工作责任,由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者和社会公义的扞卫者沦为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工具。”[1]后现代指出,反对本质、理性、边缘性的、弱者的话语才得以解放。由于话语权利的压制,边缘群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就像社会工作的异化问题一样,“社会工作者对话语和专业化背后的权力关系的麻木,以及专业霸权地位带来的专家身份、‘高职厚薪’等各种特殊利益及其附带的安全感和舒适感的诱惑”[2]。后现代提出道德的劝戒,强调社会工作应该重申历史本源,致力于做好帮助弱势群体的草根工作,而非一味为中产阶级案主推广心理治疗的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助人的专业或事业,这一专业,是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发生困难和出现的问题时,提供专门的助人服务工作,在服务过程中,不仅要求社会工作者有爱心和耐心,更要有一种奉献精神。今天,西方社会工作被现代性所异化,被后现代所批判。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过程中,要吸取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教训,不被现代性所异化,为避免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覆辙,发展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注重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培养。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核心部分,只有做好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培养的教育,才能自始自终把持社会工作的历史使命和专业使命。如果我们的社会工作者没有奉献精神,没有对社会工作的热爱和对社会工作价值的认同,再好的知识和技巧也会失去意义。 (五)后现代对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影响 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发展中国社会作的必要条件,没有专业化和职业化,就没有中国 社会工作的发展。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多元公正、开放性有益于社会工作的发展,其中表现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1.后现代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 专业化是一个由在经验指导下的个人行为的集合向一套系统的理论指导下的从业人员的群体性共同行为的发展过程[1]。 首先提出一点,就是专业和专业主义是有区别的。专业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分工,专业主义也叫专业霸权主义,是一种为了保护专业及专业人员的利益而牺牲服务对象的利益的专业发展倾向[2]。在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中,最为人们批判的就是后现代主义只是一味的反对专业霸权主义,忽视了一般理论的重要性。王瑞华,杨贵华认为,尽管不同国家对社会工作专业有不同的认识,但社会工作专业有着共同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基础;中国不应排除一般性的理论知识;中国不能借本土化而否定一般知识的重要意义[3]。其实,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反对专业化,专业化和专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专业化发展不当时就产生了专业主义。 利奥塔指出了大叙事危机使各学科领域的传统界限重新受到质疑:一些学科消失了,学科之间的重迭出现了,由此产生了新的领域,社会工作就是个典型。从实际的助人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一个由没有理论指导到自觉采用理论指导、从指导理论的单一化到指导理论的多元化、从主要借用心理学的理论到尝试使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的发展路程,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现实性特征。直到80年代以后,社会工作理论的时代和现实性特征更是突显无疑,多元化和批判性成为当下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主流。后现论对现代社会工作的解构和反思,丰富了社会工作理论。当下,中国社会工作应该汲取后现代的营养成分,积极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受惠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不断提升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功能和专业地位。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中的有益成分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工作要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优势视角。后现代主义社会工作的视角在于寻求多样性,针对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缺陷,后现代主张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学科多样化相结合,把多元化作为发展社会工作的指导原则,促进社会工作学科跨学科和综合化发展,促进社会工作者的综合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样,在在社会工作者层面！上,提高了其自身的专业素质;在整个社会工作层面上,提高了其专业化水平,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2.后现代主义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 职业化是指某种社会活动被社会认定为一种职业,并得到发展的过程 [1]。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容易产生,社会工作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协调社会现有的各种福利资源,为弱势群体成员所用。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还可以积极为社会弱者争取资源,以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社会工作者往往通过自己的工作,促使国家和政府积极修正、调整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使之有利于弱势人群;通过积极动员并争取来自社会的、社区的、民间组织的、慈善机构的、富裕阶层的等各种力量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后现代倡导多元公正,重视边缘,这个多元公正需要一些有后现代主义视角和敢于维护正义的工作职业去维护,去重视。 三、结语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现论在我国社会工作构建的过程中,起着推动的作用,后现代主义推动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又推动了社会中国社会工作的逐渐调整与完善,这样,在此作用之下,中国社会工作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呈现上升的状态。后现代有助于我们拥有更好的视野,并利用它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服务。 社会工作论文:社会工作实习教育难题的研讨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专业学习不能仅靠从书本中获得,还需要通过实际的操作来实现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结合。因此实习教育是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内地有200多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很多高校把专业的社工服务机构作为实习教育基地。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机构当前主要集中分布于沿海大城市及港澳台等地,对于社工机构贫乏的内地学生而言,选择专业的实习岗位或单位面临着诸多难处和问题。 一、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重要性社会工作重视实务的专业性质决定了专业实习教育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实务训练和专业实习是影响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重要因素。 1.专业实习教育是学生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关键环节。社会工作自西方传入我国以来,虽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其模式和理念与其发源地相比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前课堂学习的专业理论知识大多源于西方社会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我国的现实状况未必一致。所以必须让学生亲身经历实习实训,才能让学生发现实际与理论的差距,注意到理论知识的本土化应用特点,然后方能去除学生照搬书本理论模式的弊端。 2.专业实习教育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我国人文社科类高等教育中,实习实训经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仅仅重视课堂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一般而言,人才的价值源于对社会应用的效益。课堂教学所授知识很多缺乏社会现实的检验,故而对于当前的大学生而言,能不能谋得一个工作岗位的关键在于能否用自己所学知识为社会创造效益。那么专业的实习教育正是让学生亲身经历社会现实,而不再一味沉浸于书本和教师的课堂知识讲授。 3.专业实习教育是学生走上社会岗位的前奏。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能否把培养出来的学生送到合适的岗位上,也是检验一个专业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志。专业实习教育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联系社会的纽带,使学生能够快速而灵活的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状况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对于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当前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实习情况如何,又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呢?笔者以河南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为例进行了调查。该校社会工作专业在2007年开始招生,截至现在社会工作专业共招收了5届近400名学生。社会工作专业实习主要安排在大二下学期和大三上学期,至今为止参加实习的学生近300名。本次调查以该校2007、2008、2009三届203名学生以及专业课教师、院系主管领导教师、实习机构工作人员等人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调查。访谈主要涉及实习机构或岗位的选择的自由度、实习时间安排的合理性、实习内容的专业性程度、实习效果的评估评价、实习督导的质量等几个方面。 1.实习机构或岗位的选择情况。在调查中发现,2007、2008两届学生的实习机构或岗位基本重合,大二时主要集中于各个基层社区或街道办事处,大三时主要集中于民政工作系统的老年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和救助管理站三个机构。 2.实习的时间。该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两次共9周,约360个小时。第一次实习安排大二年级的暑假期间,称之为社区实习,3周的时间;第二次实习安排在大三第二学期,6周的时间。按照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或者社会工作行业的要求,社会工作实习时间不得低于400个小时,这是对内地社会工作学生实习时长的要求。该校的专业实习时间勉强符合要求。 3.实习的具体工作事项。该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两次实习的工作内容调查结果如下:(1)社区实习中,主要是通过实习深入基层,了解社区机构的工作事项、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同样通过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了解基层人们的需求。具体的工作内容包括以下几项:在社区组织活动、开展社区调查以及其他的日常办公工作。而实际上真正参与了社区活动和社区调查的学生比例仅占同期参加实习学生总数的34%,更多的学生实习时是辅助工作人员进行日常工作的办理。(2)机构实习中,主要通过让学生直接接触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了解特定群体的现状和需求,并且针对特定的机构和人群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思考问题,给出一般性的救助措施。不同机构的具体实习内容差别不大,比如在老年福利院的实习工作主要是负责为老人配送药物、做饭和打扫卫生等;在救助站的工作职位分别是办公室助理、保安人员(负责看管救助站里需要遣送的流浪人员)和寻找城市流浪人员;在儿童福利院实习的工作内容较为丰富,有烧水、照看儿童和陪孩子游戏等等。 4.实习的效果评估与督导工作质量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机构实习的评价相较于社区实习要高得多。但是在问及是否运用过专业方法进行工作时,只有不到10%的学生表示尝试过,但因自己缺乏经验而未完整地做下来。绝大多数学生也没能站到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角度考虑如何去帮助他们。实习督导情况同样不尽如人意,多数学生表示并没有得到实际意义上的督导。 学校指导老师了解实习的基本情况,因实习工作内容几乎大多无关社工实务,故并未从专业角度进行督导。而机构的实习督导,大多不具备专业的社工督导资格,仅仅进行日常工作的指导。不过在调查中了解到,通过实习,大多数学生对弱势群体有了最真实的感触,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度增加,这是社工专业实习的重要收获。 5.实习工作的发展。至2009级学生实习时,对社区的实习工作满意度远远低于前面两届学生。在机构实习时,对于实习机构的选择为同学们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实习机构的选择相对灵活一些。增加了实习的机构,比如心理咨询协会、政府拆迁工作办公室以及其他只提供少数实习岗位的实习机构。这批同学对实习机构的选择满意度明显高于前面两届。 三、当前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笔者了解了该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近几年的实习状况,同时也发现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专业实习机构缺乏。迄今为止,在河南已经注册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到10家,而该校所在的L市,尚未有注册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而专业社工实习机构集中的广州、深圳、东莞、上海等地,却因学校对于实习教育的制度规定限制了选择。 2.专业实习督导缺乏。社会工作实习具有严格周密的计划和要求,其中社会工作专业督导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调查显示,虽然高校有很多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多数教师也具备社会工作职业规范认定的资格证书,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实务督导经验。 社会工作论文:怎么向社会工作类学生传授社会心理学 社会工作专业指在培养掌握社会工作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相关法规政策,从事社会工作规划、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因为社会工作人才的服务对象是人,故了解人的心理,以便更好地为之服务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社会心理学课程是社会工作职业岗位课程模块中的核心课程之一,是一门理论化很强但实用性也很较强课程,是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中必备技能。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主要分支,是从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研究特定社会情景中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是介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态度、人际关系、群体心理、健康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新进展的情况,比如环境心理等。该课程的教学一方面要求学生了解并且掌握上述课程内容,另一方面要求学生能将所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其社会工作专业相结合,将社会心理学理论与现代大学生自我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能够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人际协调能力等,使学生在社会工作的技巧上、在人与人沟通的能力上更进一步,为学生自我的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一、课程设计的思路 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坚持“专业教育与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基层社会工作为导向,突出教与学为实际工作服务;注重让学生把知识转化成为能力、巩固专业知识,拓展综合素质,使社会心理学有助于学生对人们社会行为、社会事件进行理解、预测和控制,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运用于解决社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1.课程分析社会心理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带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它将个体置于社会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在社会情景中个体或群体心理现象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2.教学对象分析社会心理学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开设的必修课,教学对象是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正式录取的高职本科四年制学生。入学前多数学生已拥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教学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引导他们积极去拓展知识面,体会自己的心理感受,进而理解他人,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社会现象,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3.能力目标分析学生能比较系统的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构建社会心理学知识网络。学生能了解社会心理学典型的理论派别,并清楚每个理论派别的典型观点,并能将之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学生能进行一定的社会认知,掌握一些使自己表现更好地的心理学方法;明白在社会认知中存在偏差,知道对社会行为进行正确的归因。学生能理解遗传和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社会行为的,了解侵犯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掌握减少侵犯行为的方法;了解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知晓如何增加亲社会行为的方法。学生能理解态度的相关理论,能学会运用该理论解释社会事件;知道影响说服效果,产生态度改变的因素,从而知道如何提高说服效果。学生掌握人际吸引的原因,懂得如何增加自己的吸引力;掌握依恋的类型、亲子依恋关系的形成对成人亲密关系形成的影响;知道什么是爱情,自己是否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能力;懂得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增加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学生掌握社会影响的表现及社会影响的作用及如何应对社会影响。学生了解团体心理与行为,掌握影响团体凝聚力的因素,掌握团体沟通的内容与技巧。学生掌握健康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心理健康的标准及如何鉴别心理异常,掌握心理应激的相关知识,懂得自己如何应对心理应激。 4.课程内容设计(见表1) 5.教学设计该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对重点难点做到精读细讲,力求使学生准确掌握。其次,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之前并没有接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仅在一年级下学期设置了社会心理学课程,为后续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课程垫定基础,故而在讲授过程中多举一些他们生活中的现实例子,以便更好地理解及运用所学心理学知识。再次,通过多媒体课件,放置大量的图片、表格、视频等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在讲授过程中,还应加入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合作学习、团体游戏等课堂活动,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加入一些心理测验和分享一些心理实验,让学生自己体会心理感受,更加了解自己。 二、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1.根据社会工作需要选择学习内容或增加部分学习内容因为授课的对象是高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高职学生更加突出实践性,突出有用性,故而在授课时,尽量选择适合他们学的内容,实践性和操作性都较强的部分,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理论的讲授。另外,社会工作的对象是人,尤其是老人与孩子,所以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应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发展心理学的知识,或在教学过程上穿插发展心理学的知识。 2.突出教学实践,强化岗位工作的能力以“岗位职业素质+岗位工作过程”为人才培养主线,紧紧围绕专业人才应该具备的岗位能力和实践能力,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校内外紧密结合、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实践教学内容,摆脱理论说教,学生实践占绝大部分课时,以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小组活动、团体游戏等多种教学调动学生积极参与。 3.注重对学生多方面能力、服务意识的培养在课堂中不仅教会学会书本上的知识,更要锻炼他们其他方面的能力,如表达能力、合作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等,如在课堂上给他们更多地发言机会,或其他的一些表现自我的机会,从而达到锻炼的目的。在教学内容中,课程组还会设计一些情境,让学生在这些情境中体验挫折,从而增加他们的耐挫折能力。另外,注重学生服务意识的培养,如在课堂中加入培养学生奉献、爱心、合作的职业素质的教学内容等。 三、教学内容安排 1.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推行 案例情景教学《社会心理学》虽是一门看起来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但实际上它的实践性也较强。因此,在教学时要精心设计理论教学体系,让学生有充分时间进行社会心理知识训练。学习中要求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群体、个人生活,可以对周围人的行为及社会事件作出比较全面的分析。案例情景教学模式是指在进行案例课堂教学中,通过策划案例,创设一定的现实情景,让学生扮演各种可能的社会角色,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社会事件,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体验,从而有效地强化课堂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案例选择恰当与否,关系到整个案例教学的成败,所以在选择案例进行教学时,我们遵循目的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因为目的性是案例的灵魂,也是案例描述区别于非案例性描述的根本标志;有针对性地筛选出具有典型性、现实性、趣味性的案例,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情景的思考与体验,加深对人们行为的分析和总结,如在讲认知失调理论时,我们运用了“日本地震,我国国民抢盐”的案例。 社会工作论文:社会工作常用理论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将需求分为五种,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另外两种需要: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这两种需要未被列入到他的需求层次排列中,他认为这二者应居于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还讨论了需要层次理论的价值与应用等。 二、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认为是探讨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按照班杜拉的观点,以往的学习理论家一般都忽视了社会变量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作用。他们通常是用物理的方法对动物进行实验,并以此来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这对于研究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的行为来说,似乎不具有科学的说服力。由于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所以班杜拉主张要在自然的社会情境中而不是在实验室里研究人的行为。 三、舒茨的人际需要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舒茨提出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舒茨认为,每一个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的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这三种基本的人际需要决定了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采用的行为,以及如何描述、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三种基本需要的形成与个体的早期成长经验密切相关。包容需要指个体想要与人接触、交往、隶属于某个群体。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满意的相互关系的需要。 四、镜中我理论 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在他的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因此,人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联系包括三个方面: 1、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 2、关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 3、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 五、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 贝塔朗菲(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50年代提出抗体系统论以及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系统论,并倡导系统、整体和计算机数学建模方法和把生物看作开放系统研究的概念,奠基了生态系统、器官系统等层次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六、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 埃里克森(E.H.Erikson,1902)是美国着名精神病医师,新精神分析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他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的顺序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每一阶段能否顺利度过却是由环境决定的,所以这个理论可称为"心理社会"阶段理论。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忽视的。 埃里克森的人格终生发展论,为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教育内容,任何年龄段的教育失误,都会给一个人的终生发展造成障碍。它也告诉每个人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心理品质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多在哪个年龄段形成的,给你以反思的依据。 1.婴儿期(0~1.5岁):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 2.儿童期(1.5~3岁):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 3.学龄初期(3~5岁):主动对内疚的冲突 4.学龄期(6~12岁),勤奋对自卑的冲突 5.青春期(12~18岁):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 6.成年早期(18~25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 7.成年期(25~65岁):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 8.成熟期(65岁以上):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发展。他提出了8个阶段,认为每一个人都经历这8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人格发展都至关重要。 (1)基本信任对不信任 (2)自主性对羞愧和怀疑 (3)主动性对内疚 (4)勤奋对自卑 (5)自我认同感对角色混乱 (6)亲密对孤独 (7)繁衍对停滞 (8)自我整合对失望 七: 九型人格理论 九型人格(Enneagram),又名性格型态学、九种性格。是婴儿时期人身上的九种气质,包括活跃程度;规律性;主动性;适应性;感兴趣的范围;反应的强度;心景的素质;分心程度;专注力范围/持久性。它是一个近年来倍受美国斯坦福等国际着名大学MBA学员推崇并成为现今最热门的课程之一,近十几年来已风行欧美学术界及工商界。全球500强企业的管理阶层均有研习九型性格,并以此培训员工,建立团队,提高执行力。 活跃程度;规律性;主动性;适应性;感兴趣的范围;反应的强度;心景的素质;分心程度;专注力范围/持久性。 戴维?丹尼尔斯(David Daniels)则发现这九种不同的气质刚好和九型人格相配。 九型人格不仅仅是一种精妙的性格分析工具,更主要的是为个人修养与自我提升、历练提供深入的洞察力,与当今其它性格分类法不同,九型性格揭示了人们内在最深层的价值观和注意力焦点,它不受表面的外在行为的变化所影响。 它可以让人真正地知己知彼,可以帮助人明白自己的个性,从而完全接纳自己的短处、活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人明白其它不同人的个性类型,从而懂得如何与不同的人交往沟通及融洽相处,与别人建立更真挚、和谐的合作伙伴关系。 八、社会损害理论和社会重建理论 社会损害理论着重讨论的是,有时老年人一些正常的情绪反应会被他人视为病兆而作出过分的反应,从而对老人的自我认知带来损害。例如,因患老年病而健康受损的老人,询问子女自己是否应该搬过去与其同住。这种询问就很可能被子女视为老人无能力再作处任何决定的表现,从此凡事处处为老人作决定。这种关心久而久之就会对老人产生一种消极暗示,让老人觉得自己的确缺乏能力而把一切决定权都交给子女。也就是说,接受消极标志的老人随后会进入消极和依赖的地位,丧失原先的独立自主能力。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案例表明,对老年人的过分关心导致老年人认为自己无用的错误认知,从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带来损害。这一理论对老年社会工作者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至少告诉我们,有些所谓的老人问题大多是被标定的结果,也是老年人自己受消极暗示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因此,在帮助老年人的过程中,不仅要切实地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需要协助老人增强信心和提升能力。 社会重建理论就是意在改变老年人生存的客观环境以帮助老年人重建自信心。社会重建理论的基本模式是:第一阶段:让老人了解到社会上现存的对老年人之偏见及错误观念。第二阶段:改善老年人的客观环境,通过提倡政府资助的服务来解决老年人的住房、医疗、贫困等问题。第三阶段:鼓励老人的自我计划、自我决定,增强老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九、社会支持网络 一)发展 社会支持源自鲍尔拜的依附理论,20世纪60年代社会支持网络开始用于精神病学的临床治疗。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支持计划推进了社会支持网络的应用。 (二)基本假设 人,无法自绝于社会而存在! 人类生存需要与他人共同合作,以及仰赖他人协助。 人类生命发展历程都会遭遇一些可预期和不可预期的生活事件。 遭遇生活事件时,需要资源以因应问题。资源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 社会支持网络为外在资源之一种,可分为有形与无形两类。 (三)定义 A.一组由个人接触所构成的关系网,透过这些关系网个人得以维持其认同,并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服务、讯息、新的社会接触等。 B.由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支持构建起来的支持体系就是社会支持网络 (四)分类 社会支持网络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法,如按内涵分,可以分为工具性支持和表达性支持;按主/客观来分,可以分为实际支持和主观感受。另外一种分法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分为有形的支持和无形的支持,其中有形的支持保括物质或金钱的支持和援助,而无形的支持多半属于心理、精神上的,如鼓励、安慰、嘘寒问暖、爱及情绪上的支持等。 (五)功能 A.社会支持的增加,会使人们的心理及心理健康显着提高; B.支持适时介入到有压力的环境中,可以预防或者减少危机的发生; C.适当的支持可以介入压力的处理,解决问题,减少压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六)社会支持程度之影响因素 A. 发展因素: 个人过去经验对其社会生活之影响。 B. 个人因素: 如坚毅的性格、自尊、学识等。 C. 环境因素:物理与社会环境影响 (七)应用 社会工作需要对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在个人和社区不同的层面进行评估,从而拟定工作计划。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工作的任务是一方面帮助服务对象运动网络中的资源解决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是帮助服务对象弥补和拓展其社会支持网络,使他们提升掌握建立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从而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 十、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指“社会工作者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寻求、探索及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这一视角强调人类精神的内在智慧,强调即便是最可怜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都具有内在的转变能力”。概括地说,“优势视角”就是着眼于个人的优势,以利用和开发人的潜能为出发点,协助其从挫折和不幸的逆境中挣脱出来,最终达到其目标、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优势视角超越了社会工作的传统理论模式,其关注点在于个案的优势、潜能和成绩,这一突破在社工领域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它首先由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Dennis Saleebey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提出。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反对将服务对象问题化,认为问题的标签对服务对象“具有蚕食效应,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长远来看,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没有自信心)”。 塞勒伯明确提出:“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工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塞勒伯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发挥案主的优势方面做得不够。“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案主、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现状,不再是鼓励地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而把眼光投向可能性。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包括:(1)赋权(empowerment)。西门(Barbara Levy Simon)将赋权的概念建立于五个理念之上: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Simon,1994,转引自Saleebey,2004);(2)成员资格 (membership)。优势取向从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是一个种类的成员,并享有与成员身份随之而来的自尊、尊严和责任。成为成员和市民,享有参与权和责任,保证和安全等特征是赋权的第一步。成员资格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人们必须走到一起,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3)抗逆力(resilience)。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4)对话与合作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并开始弥合个人、他人和制度之间的裂缝。 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人们是具有抗逆力和具有资源的,即便在痛苦之中,他们也期望取得成就);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注重关怀、照顾和脉络。以优势和资产为本的取向可以激发案主和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希望和动机。(Saleebey,2004) 优势视角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并贯穿于评估、干预和评价的整个助人过程中。它强调人的能力、价值、利益、信念、资源、任务完成和愿望。 一、优势视角的原则(Saleebey) 1.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 2.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 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 3.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的服务于案主; 4.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 5.关怀,照顾和脉络。 二、优势词典 1.“赋权”(empowerment) 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 Barbara Levy Simon赋权五理念: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 2.“成员资格”(membership) 人们需要成为市民,为他们的社区负责,成为有价值的成员。 3.“抗逆力”(resilience) 一、抗逆力(Resilience)是当代国际社会工作领域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的热点问题, 它从优势视角挖掘案主的内在潜能,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个体在经历痛苦和危机时可能伴随着成长,个体面对的困难甚至创伤性事件导致个体具有更大的信心或者处理逆境的能力的提升,逆境可以促使一个人反省自己的适应生活的方法、态度和原则,从而作出必要的调整,进而改进个人的生活方式,当困扰出现时,个体会发现以前所不知的来自于他人的资源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这就成为改变的动力基础。二、优势视角与抗逆力 优势视角的概念框架是基于对缺陷模式的反思而建构起来,它的核心是对案主的优势和资源的洞察,“优势(strength)”与“抗逆力”(Resilience)近年来成为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运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词语,其实它们都是对案主所具有的特征进行积极的、正面的描述。这概念最早见于堪萨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Weick, Rapp,Sullivan和Kisthard于1989年发表的《社会工作实践的优势视角》(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Practice)一文, 它是从批评现存的主流的病态或缺陷模式开始,并立足于积极心理学、抗逆力、社会建构和叙事治疗。优势视角已经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一种范式,将“优势视角 (strength perspective)”运用于不同的人群和各种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 优势视角为指导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会工作者所应该做的一切都要从发现,开发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出发,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和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话语的控制。抗逆力的基本思想就是个人或者家庭虽然面临比正常情况要严重的问题和危险,但是过上了比预想的要好的生活,或者是能够很好的适应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抗逆力”的概念被视作是人类天生的一种潜能,抗逆力是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挖掘求助者的内在潜能,不再单纯关注问题的负面影响,而是强调人在面对压力、逆境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抗逆力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抗击逆境的潜质,人在面对危机和困境时,潜质被唤醒,生成为应对困难的力量。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它使人在遇到挑战甚至危险和非常严重的危机后仍然能顺利地反弹复原的能力,其临床使用领域主要包括边缘青少年、家庭治疗和精神病人等领域。家庭在成员遭遇到不幸事件时仍能够发挥比较好的功能;那些有过创伤经历的人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三、病态视角的假设 优势视角是对病态模式的反思和批评,认为在病态学模式背后有一系列假设,这些 假设反过来为案主刻画出一幅并不可爱的图画,主要有以下假设1)贴上问题或病态的标签,认为案主有已命名的问题或病态。对于各种类型的诊断的标签很快成为案主的“主要身份”,被贴上标签的人的社会身份或地位将会贬低,成为“异 类”;(2)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强化案主的问题导致一系列对案主,案主环境,案主应对环境的能力的悲观期望和预测,对 案主的看法经过多次重复,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认为自己的无力感,这些看法会融入他们个人对自己的社会认同,也使得他们自己对应付逆境能力产生怀疑,产生悲观主义和负面的思想,产生对他人的依赖。(3)案主问题的个人化,导致问题评估中环境的抽离。以问题为本的评估鼓励对案主个人式的而非生态式的解释,忽视案主生活的重要要素(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以及忽略这些要素如何导致和影响一个人的失败或错误;(4)假设所有的障碍都由疾病导致,于是假定问题的解决之道必在于此。认为在原因与治疗直接存在线性简单关系的理念,忽略了案主情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把个人,家庭,朋友,社区这些可能带来改变的能力和资源抛在一边,妨碍对案主应对逆境可能应变能力的探究,以及缺乏对案主问题,需要,可能性的了解,对案主问题进行简单的归因。四、优势视角的核心信念 (1)优势。Saleebey认为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包括体验,个人品德,天赋, 感悟,故事,灵性和社区资源。人们在创伤, :请记住我站域名/ (2)赋权(empowerment)。认为探求人们内部的力量就“必须推翻和抛弃歧视性的标签;为家庭,机构和社区资源的连接提供机会,让受害者远离自己的思维定式,确信人们的梦想”。 (3)成员资格 (membership)。优势取向要求社会工作人员承认所有的服务对象与自己一样,是一类成员,并享有与身份随之而来的自尊,尊重和责任,而不是将其身份边缘化和异化。成员资格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人们必须走到一起,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 (4)抗逆力(resilience)。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研究和实践证明,人们在遭遇不幸与磨难时会反弹,会努力去克服和超越不幸与磨难带来的负面效应(Saleebey,2004)。 4.“治愈和整合”(healing wholeness) 5.“对话与合作” 6.“悬置怀疑” 十一、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 人格结构理论即社会化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由于对弗洛伊德的许多学说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很难估计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有创立新学说的杰出才赋,是一位先驱者和带路人。但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与达尔文和巴斯德的不同,从未赢得过科学界的普遍承认,所以很难说出他的学说中有百分之几最终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尽管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一直存在着争论,他仍不愧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他的心理学观点使我们对人类思想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他提出的概念和术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恋母情绪(Oedipus complex)和死亡冲动(Death Drive或Death Instinct)。 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 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 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要想保持心理健康,三个部分必须始终是和谐的。 十二、 生态系统理论 许多传统的理论认为,人进入了老年期应该以享受为生活目标而不再需要社会化了,传统社会的老年人具有天然的教化权位,他只对别人施行教化,而自己则决不会重新面对社会化的问题。然而,现代社会发展证明,老年人仍然需要继续社会化,主要的理由之一在于角色的转换,这种转换及影响表现为:(1)劳动角色转换为供养角色,这容易使老年人产生经济危机感;(2)决策角色转换为平民角色(在家庭中,由“家长”角色转换为被动接受照顾的角色),它容易使老年人产生“被抛弃感”和寂寞感;(3)工具角色转换为感情角色。工具角色是指人们肩负着一定的社会公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占据着主体地位,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如职业上的角色。情感角色是为满足身心情感的角色,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子女间的角色。这样角色的转换使老年人常常碰到性别角色模糊问题以及伴随而产生的老年夫妻之间的冲突。(4)父母角色转换为祖父母角色。除了角色转换外,老年人还将遭遇多重“突然失去”的威胁,如子女情感支持的突然失去(子女成家分居,老年人进入“空巢”家庭)、健全身体的突然失去(疾病并可能面临肢残或死亡)、配偶的突然失去(丧偶并带来心理健康上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对老年人而言都使将要面临的新的问题,都需要通过继续社会化、加强学习、提高修养和不断自我调整来予以解决。 十三、社会化理论 许多传统的理论认为,人进入了老年期应该以享受为生活目标而不再需要社会化了,传统社会的老年人具有天然的教化权位,他只对别人施行教化,而自己则决不会重新面对社会化的问题。然而,现代社会发展证明,老年人仍然需要继续社会化,主要的理由之一在于角色的转换,这种转换及影响表现为:(1)劳动角色转换为供养角色,这容易使老年人产生经济危机感;(2)决策角色转换为平民角色(在家庭中,由“家长”角色转换为被动接受照顾的角色),它容易使老年人产生“被抛弃感”和寂寞感;(3)工具角色转换为感情角色。工具角色是指人们肩负着一定的社会公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占据着主体地位,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如职业上的角色。情感角色是为满足身心情感的角色,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子女间的角色。这样角色的转换使老年人常常碰到性别角色模糊问题以及伴随而产生的老年夫妻之间的冲突。(4)父母角色转换为祖父母角色。除了角色转换外,老年人还将遭遇多重“突然失去”的威胁,如子女情感支持的突然失去(子女成家分居,老年人进入“空巢”家庭)、健全身体的突然失去(疾病并可能面临肢残或死亡)、配偶的突然失去(丧偶并带来心理健康上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对老年人而言都使将要面临的新的问题,都需要通过继续社会化、加强学习、提高修养和不断自我调整来予以解决。 十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针对社会撤离理论所提出的老年人因活动能力下降和生活中角色的丧失而愿意自动地脱离社会的观点,认为: 1、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够适应社会; 2、老年人应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年人的生活方式以否定老年的存在,用新的角来取代因丧偶或退休而失去角色,从而把自身与社会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 活动理论对老年社会工作的意义在于,无论从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生活观察表明,“用进废退”基本是生物界的一个规律,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在态度和价值取向上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社会活动,而且更需要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不过,对于活动理论也有人提出一些质疑:第一,怎样界定活动?退休以后在家并不参加社区工作而只是在家种花养鸟或者习字绘画,这是不是活动?第二,晚年生活的满意与否除了活动因素外,是否还和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家庭关糸、机体健康等多个因素有关?第三,一味强调活动是否忽视了老年人个性因素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重视个性因素在衰老过程中的起重要作用的连续性理论 十五、弗洛伊德性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弗洛伊德是泛性论者,在他的眼里,性欲有着广义的含意,是指人们一切追求快乐的欲望,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能量(弗洛伊德称之为力必多)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弗洛伊德将人的性心理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①口欲期;②肛门期;③性蕾欲期;④潜伏期;⑤生殖期。刚生下来的婴儿就懂得吸乳,乳头摩擦口唇粘膜引起快感,叫做口欲期性欲。1岁半以后学会自己大小便,粪块摩擦直肠肛门粘膜产生快感,叫做肛门期性欲。儿童到3岁以后懂得了两性的区别,开始对异性父母眷恋,对同性父母嫉恨,这一阶段叫性蕾欲期,其间充满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儿童会体验到俄底普斯(Oedipus)情结(或称为恋母情节)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情结(或称为恋父情节),这种感情更具性的意义,不过还只是心理上的而非生理上的。只有经过潜伏期到达青春期性腺成熟才有成年的性欲。成年人成熟的性欲以生殖器性交为最高满足形式,兼具繁衍后代的功能,这就进入了生殖期。弗洛伊德认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前三个发展阶段已基本形成,所以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早年期创伤性经历和压抑的情结。 弗洛伊德在后期对提出了死亡本能即桑纳托斯(thanatos),它是促使人类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状态的力量。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生命的最后稳定状态,生命只有在这时才不再需要为满足生理欲望而斗争。只有在此时,生命不再有焦虑和抑郁,所以所有生命的最终目标是死亡。死亡本能派生出攻击、破坏、战争等一切毁灭行为。当它转向机体内部时,导致个体的自责,甚至自伤自杀,当它转向外部世界时,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仇恨、谋杀等。 释梦理论 弗洛伊德是一个心理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梦也不例外,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愿望的达成,在睡眠时,超我的检查松懈,潜意识中的欲望绕过抵抗,并以伪装的方式,乘机闯入意识而形成梦,可见梦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梦是通向潜意识的一条秘密通道。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窥见人的内部心理,探究其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突。通过释梦可以治疗神经症。 十六、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在其父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着名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的一种防卫功能,很多时候,超我与原我之间,原我与现实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这时自我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以某种方式,调整一个冲突双方的关系,使超我的监察可以接受,同时原我的欲望又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从而缓和焦虑,消除痛苦,这就是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它包括压抑、否认、投射,退化、隔离、抵消转化、合理化、补偿、升华、幽默、反向形成等各种形式。人类在正常和病态情况下都在不自觉地运用,运用得当,可减轻痛苦,帮助度过心理难关,防止精神崩溃,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 压抑——当一个人的某种观念、情感或冲动不能被超我接受时,就被潜抑到无意识中去,以使个体不再因之而产生焦虑、痛苦,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主动遗忘和抑制。如很多人宁愿相信自己能中六合彩而不愿想像自己出街时遇车祸的危险,其实后一种的概率远比前者大,这是一种压抑机制的不自觉运用,因为当人意识到每次出街都要面临车祸的威胁时就会感到焦虑,人为了避免焦虑故意将其遗忘。 否认——指有意或无意地拒绝承认那些不愉快的现实以保护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如有的人听到亲人突然死亡的消息,短期内否认有此事以减免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 投射——指个体将自己不能容忍的冲动、欲望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以免除自责的痛苦,如一个人性张力过大,做梦时都梦见另一个人与异性在发生性行为,这是自我为了逃避超我的责难,又要满足自我的需要,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从而得到一种解脱的心理机制。 退行——当人受到挫折无法应付时,即放弃已经学会的成熟态度和行为模式,使用以往较幼稚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退行。如某些性变态病人就是如此,成年人遇到性的挫折无法满足时就用幼年性欲的方式来表达非常态的满足,例如在异性面前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等。 隔离——将一些不快的事实或情感分隔于意识之外,以免引起精神上的不愉快,这种机制叫隔离,如人们来月经很多人都说成“来例假”人死了叫“仙逝”“归天”,这样说起来可以避免尴尬或悲哀。 抵消——以象征性的行为来抵消已往发生的痛苦事件,如强迫症病人固定的仪式动作常是用来抵消无意识中乱伦感情和其他痛苦体验。 转化——指精神上的痛苦,焦虑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出来,从而避开了心理焦虑和痛苦,如歇斯底里病人的内心焦虑或心理冲突往往以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如瘫痪、失音、抽搐,晕厥、痉挛性斜颈等等,病者自己对此完全不知觉,转化的动机完全是潜意识的,是病者意识不能承认的。 补偿——是指个体利用某种方法来弥补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从而掩盖自己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这种作用。 合理化——是个体遭受挫折时用利于自己的理由来为自己辨解,将面临的窘境加以文饰,以隐满自己的真实动机,从而为自己进行解脱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升华——指被压抑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或欲望用符合社会要求的建设性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用跳舞,绘画,文学等形式来替代性本能冲动的发泄。 幽默——是指以幽默的语言或行为来应付紧张的情境或表达潜意识的欲望。通过幽默来表达攻击性或性欲望,可以不必担心自我或超我的抵制,在人类的幽默中关于,死亡、淘汰,攻击等话题是最受人欢迎的,它们包含着大量的受压抑的思想。 固着——心理未完全成熟,停滞在某一性心理发展水平。即如果在性心理发展的某个阶段得到“过分的满足”或者“受到挫折”会导致固着,固着将导致无法正常地进入性心理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反向形式——自认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心欲望或冲动会引起自我和超我的抵制,表现出来会被社会惩罚或引起内心焦虑,故朝相反的途径释放导致反向形式。如有些恐人症的病人内心是渴望接触异性的,但却偏偏表现出对异性恐惧。 十七、社会系统理论 社会系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着名的管理学家巴纳德认为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应从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管理的问题。由于他把各类组织都作为协作的社会系统来研究,后人把由他开创的管理理论体系称作社会系统学派。 社会系统学派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是一个是由个人组成的协作系统,个人只有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下,同他人协作才能发挥作用。 二、巴纳德认为组织作为一个协作系统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能够互相进行信息交流的人们;这些人们愿意做出贡献;实现一个共同目的。因此,—个组织的要素是:信息交流;作贡献的意愿;共同的目的。 三、组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所组成的协作系统,管理者应在这个系统中处于相互联系的中心,并致力于获得有效协作所必需的协调,因此,经理人员要招募和选择那些能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做出最好贡献并能协调地工作在一起的人员。为了使组织的成员能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和进行有效地协调,巴纳德认为应该采用“维持”的方法,包括“诱因”方案的维持和“威慑”方案的维持。“诱因”方案的维持是指采用各种报酬奖励的方式来鼓励组织成员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他们的贡献,“威慑”方案的维持是指采用监督、控制、检验、教育和训练的方法来促使组织成员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他们的贡献。 四、经理人员的作用就是在一个正式组织中充当系统运转的中心,并对组织成员的活动进行协调,指导组织的运转,实现组织的目标。根据组织的要素,巴纳德认为,经理人员的主要职能有三个方面:⑴提供信息交流的体系;⑵促成必要的个人努力;⑶提出和制定目的。 十八、场地理论 黎温以完形心理学的理念为基础,发表场地论(field theory),此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的行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黎温认为人类的行为表现是由整体环境中的各种可意识到的因素所决定,包括饥饿感、过往事件、某个情境或者是某个人等,凡是所有在环境可意识到的因素,都会与个体产生交互作用,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 根据黎温的说法,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一不受别人的影响,同时,我们个人的一切言行举止,也随时随地都会影响别人,这个关系是互动的。简单来说,个体无时无刻不受到周围整体环境与个人交互作用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了遗传、能力、情绪、动机等等,而环境因素则包括了社会的与自然的一切条件,当然也包括了人与人的互动。此一交互作用可用以下等式表示︰ B= f(P+E) B=behavior(行为) P=person(个体) E=environment(环境) F=function(函数)等式中的P+E代表个体与环境所形成的物理与心理空间,也就是整个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这个生活空间并非静止不变的,每当我们经验到一个新的环境因素,都将可能使整个生活空间重整,因此,行为的影响因素是不断在改变的,它是动态的。这个世界并非静止不动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不停变化的环境中,而环境中所有的变动都可能会影响到存在这个环境中的任何人,这也是为什麽这个理论被称为场地论的原因 社会工作论文: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社会工作教育 内容提要：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就其内涵而言是一种提供服务的助人活动，它与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具有一致性。在当今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因此，我们应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引下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事业。 关键词：“三个代表” 社会工作 一致性 发展 2000年2月，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我们党所以得到人民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凝结着党80多年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指明了21世纪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伟大纲领和行动指南。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认识社会工作，对于我们全方位开展社会研究，做好社会服务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社会工作内涵与“三个代表”思想的一致性 1.1 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是由英文Social Work翻译过来的，这类事业又称作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或社会福利服务（Social Welfare Service）。尽管不同国家使用的概念有些不同，但其内涵基本相同，它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帮助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的活动。其一般性的定义为：现代社会工作是指各种由政府或私人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所举办的服务事业，这种服务包括以个人家庭、社团、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为对象的各种有组织的活动，目的在于帮助个人或社会解除并预防其问题，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挥个人与社会的潜能，以改善个人之生活并增进社会之福利。这一定义指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助人活动，其特征是提供服务。更确切一点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行善活动。这个定义还指出，社会工作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并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以达到助人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同怜悯、同不考虑受助人的现实需要及接受服务能力的配给式福利也不相同。可以说，社会工作是充分考虑到受助人的需要及其主体性，运用尽可能有效的方法帮助受助人满足其需要、摆脱困境的活动和过程。 1.2 人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生存、参与社会和发展的几个方面。当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满足这些需要时，社会工作应该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工作领域。对于受助者，社会工作有救难、解困和促进人的发展等多种功能。叶楚生在分析社会工作的功能时指出四点：保障个人生活，促进社会安全；维护个人人权，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个人活力，增进社会财富与安定社会经济；发扬人类互助精神，实现社会公道，促进世界大同。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工作既有利于受助者，又有利于社会，并把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当作社会工作的基本着眼点。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型过程，包括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心理结构转型等各个方面，同时这一过程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的小型化。在这一时期，对个人、家庭而言，现实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压力常常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民政福利和救济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对于缓解和逐步解决上述问题、推进社会结构转型的顺[:请记住我站域名/]利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 1.3 因此，可以说社会工作有利于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系统的协调等不同的层次。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其主要目的亦在于此。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中国，“三个代表”的思想应该不仅仅成为共产党党员的行动原则和宗旨，更是衡量一切工作、事业是否正确、能否进行的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工作与“三个代表”便具有紧密的一致性：两者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目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按“三个代表”要求而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环节，做好社会工作，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体现。 （二）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认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2.1 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看社会工作的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包括社会行政、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不同的工作层面，它们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个协调、合理、有效的社会关系将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工作正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与手段。社会行政通过制定、颁发统一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在宏观层面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社会福利使广大人民特别是职工享有众多保险、救助等利益，这就为劳动力的恢复与延续提供了保证，使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能够始终保持高效率；社会服务不仅在物质方面，也在精神方面给社会成员以照顾，同样有利于巩固经济的运行机制，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从而最终提高生产力水平。 2.2 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看社会工作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指由一切观念形态组成的有机系统，包括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宗教、艺术等有确定规范的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及其联结方式。这些观念形态通常又被称作意识形态。各种观念形态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结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并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尺度。先进文化就是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能反映和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精神战果。社会工作虽然以实务为主，但也积累了不少先进思想和经典理论，比如卡尔·罗杰斯倡导的极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本疗法，以社会 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中有关人际关系的一些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沟通理论，以实验行为心理学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理论等等，这些思想理论构成了世界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借鉴运用，就可以发展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把它们拿来作为我们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和评价体系是极有价值的。 2.3 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方面看社会工作的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就其本质来说，就是通过助人等形式，缓解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人能够更健康地发展，自如地去适应社会，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同步。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切身相关的。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失业和半失业，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失范与社会竞争带来的心理失衡与人际关系的疏离，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与居民的社会归属感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和人格健全，继而对整个社会产生负作用。社会工作通过各种科学手段和治疗模式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以达到个人、家庭、社会的良性运行。 （三）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发展社会工作教育 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下发展社会工作事业和教育，关键是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上大胆开拓，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时时关心群众冷暖，以社会工作者的爱心、真诚去帮助他人，为他们分忧，为社会服务。具体说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社会工作。 3.1 丰富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在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许多社会工作都有着明确、系统的指导理论；现代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取向与选择；社会工作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许多理论都来源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理论有明显社会学化的趋势，社会工作与社会学之间的联系更是显得突出。我国十几年来的高等社会工作教育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理论探索和本土化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但由于是刚刚起步，在教育实践中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还是从海外引进和“借用”的，远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普通老百姓即使有对专业化社会服务工作的需求，也缺乏必要的社会表达方式。这种状况无疑是制约我国专业化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因素。而要提高社会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同程度，开通民众对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需求的表达渠道，不仅需要宣传和普及社会工作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上对西方专业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技能方法等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实行中国化的改造，使之能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相适应。没有这种本土化的理论再创造活动，就难以使专业社会工作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这正是“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和目的。因此，在了解和熟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社会工作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反映中国特色与包涵中国经验在内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促进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相互结合，以及促进中外社会工作的沟通与融合，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3.2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 在社会工作中价值概念属于哲学范畴，它是以人为本位的哲学理念，包含着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定。对于价值在社会工作中的地位，高登斯坦（H·Goldstein）曾说：“价值被认为是社会工作定义的基础，它们同时被看作是它的唯一基础或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它们还被认为是社会工作技术的源泉，是对某些人进入某种职业的动机和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关系互动的特征、关系的解释。总之，在社会工作的结构中，价值被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对发展我国社会工作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制度并加以创新和本土化，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朴素的爱人、助人思想，结合当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三个方面来进行。出于中国的实际，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可以包含如下四个方面： 3.2.1 社会价值。即整个社会所崇尚的基本价值，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所决定的，是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基础层次。 3.2.2 专业价值。即社会工作专业本身存在的基础，如敬业、接纳、自决、个别化、尊敬人等。 3.2.3 专业伦理。即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操守。 3.2.4 操作守则。它是以上各个层面的价值理念的具体应用，表现为社会工作的各种原则和技术。 3.3 完善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工作方法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直接工作方法和社会行政这一间接工作方法，各个工作方法都有一套完整而系统的体系。但由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起步晚，对各种工作方法的运用还有待完善和提高，另外，不同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分割的，在实际运作中应注意将它们联系起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解决个人及社会问题。 3.4 加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在现阶段，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几乎都是未经专业训练的，对实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培训才刚刚起步，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应大力加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本科、专科学生除了教授理论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的具有操作能力、基层社会事务管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活动与社会公关能力的务实型操作人才。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机构不仅要教学生社会工作方面的基本知识、理论与方法，还要教他们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某些领域诸如伦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另外，应重视社会工作的实践教育，让学生走出校门，接近社会，开展社会问题调查、社区实习、社会服务等一系列实践活动。 社会工作论文: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构成和培养 社会工作是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以为民解困和助人自助为宗旨的,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手段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服务工作。其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和一种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实践活动,该专业与其他专业不同,它同时也是一门职业,在实际的专业和职业活动中,需要社会工作者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处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核心能力不仅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专业性的公共服务,获取公众信任,也有利于形成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和社会工作从业者的社会地位。 一 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界定 社会工作缘起于西方,其典型特征在于先实践活动后专业教育展开,而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除了港澳台地区作为先行者外,大陆的社会工作却是在先专业教育后社会服务活动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由于实践服务发展的相对滞后,社工各界对于社会工作所特有的专业核心能力,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认同。 核心能力概念是在1990年由美国着名管理学者普 拉 哈 德 (C.K.Prahalad)和 哈 默 尔 (GaryHamel)提出的,他们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 1994年他们的专着《竞争大未来---企业发展战略》出版后,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与探讨在西方掀起了高潮。[1] 对于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分为组织核心竞争力和个人核心竞争力研究两个方面。 关于社会工作的核心能力研究,国内理论和实务界则更多的是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以及 社会 工作 者队伍整体的 发 展 趋 向 进 行 研究,[2]从整体上研究社会工作的核心竞争力的较少,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的孙亚华等人认为社会工作者核心竞争力包括社工道德力、社工专业力、社工创造力。[3] 周献德等认为社会工作者所具有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助人职业化、独特的职业伦理、系统的工作方法体系和专业成长机制四个大方面。[4]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研究者长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实务活动,研究者认为社会工作核心能力是社会工作者处于优势地位具备的,其他非专业人员无法在短期靠简单模仿获得的,从事社会工作所必须的各种专业素养和实务操作技能。这种素养和技能的养成往往是与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 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构成 社会工作既是一个助人的专业,又是一门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职业,由于其所涉及的问题、服务对象、工作场所、介入模式和工作技巧等相对复杂,社会工作者所具备的核心能力应突出其专业性和职业性,并具有中国本土化取向。比照英美及我国港台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一系列规范和标准,[5]研究者认为专业价值理念、专业知识体系、专业方法技巧构成了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主体。 (一)专业价值理念 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者所持有的助人观念。它包括对助人活动的看法、对自己及受助者的看法。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实践的灵魂,是社会工作者的精神动力。高登斯坦把社会工作者描述成为“价值注满的个人。”[6]列维说:“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7]社会工作专业使命的终极意义在于:服务、尊重和正义。在具体的专业实践中,既注重服务的人性化,也注重环境的改善,既关注个体,也看重整体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就构成了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基石,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工作者,价值是其生命意义的全部。在精神上,他是被价值所武装和充满的;在行为上,他是为价值所指导的和驱动的。“武装”和“指导”意味着价值的意识层次。这就是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工作者的意识和潜意识层次,都充满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念。 (二)专业知识体系 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是社会工作者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形成的专业特有的、知识、理论、实务模式等。它是关于社会工作理念、社会工作实践的系统化观点。现代社会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其大部分的实践过程和工作技巧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基础之上,而非仅仅依赖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经验与悟性。学习和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理论,是现代社会工作者必须接受的专业训练项目之一。从学科专业发展来看,社会工作从产生之日起其理论知识就受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影响,其看待问题的视角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是多学科性的,因此这就要求具体的社会工作从业者具有各学科背景的训练并掌握各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从服务对象来看,社会工作既针对个体(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主要是弱势群体),还包括群体、组织和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扶贫济困、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婚姻家庭、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职工帮扶、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扶、人 口 计 生、应 急 处 置、群 众 文 化等,[8]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具备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应对不同案主和各个领域的各种问题;从认知和解释问题的学科理论和解释视角来看,社会工作形成了精神分析理论、认知行为理论等等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内生性的或支持性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体系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服务对象的问题进行阐释和介入,形成了社会工作独特的理论优势和解释能力;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社会工作具有对微观层面的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的关注,也有对宏观层面的组织、社区和社会的整体性的资源分配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的关注,既有对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群体与社会的关注,也有组织内部、社区整体和社会的宏观的关注,同时其所主张和注重的以问题为导向,采取预防---诊断---治疗的介入模式和关注具体介入程序和方法方式的特性也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体系具有与其他学科和实践不同之处。因此,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使社会工作专业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它还使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实践更为适应社会需求。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不但是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方法和原则,构成了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 专业方法技巧 社会工作的核心是一整套助人的方法。社会工作是一种理性行动,社会工作者力图最有效地达到其助人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技巧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志愿者、行政服务人员及普通民众的专业性所在。在社会工作中,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三种重要方法,在每一种方法中又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技巧,构成了社会工作的方法体系。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着对个体及其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和介入的一种专业方法,它主要体现为一对一的问题解决。 小组工作是在个案工作的基础上,鉴于社会工作资源的有限性和服务群体在某些问题上的相似性,运用小组动力学理论对群体展开具体的服务,通过群体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以解决群体成员社会心理功能方面的问题。社区工作则是在社区的整体层面,针对社区群体的需求和社区本身的发展,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运用相关的工作理论和方法技巧,经过一系列具体活动和工作过程实现社区整体的发展和居民群体的需求满足。 三 社会工作核心能力培养与专业教育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重新设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经历了十年缓慢发展以后,最近几年进入了一个快速扩张时期,国内各类高校中社会工作专业的数量成倍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通行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教育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研究成果,为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我们也应看到,现有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依然艰辛,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流失,这一方面固然有西方式的社会工作教育方式、方法、理念难以适应中国大陆现实需要的本土化问题,[2]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如果说西方的社会工作发展是一种“实践先行”的模式,那么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发展就是一种“教育先行”的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导致社会工作的从业者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和案主需求时能力不足,缺乏专业的核心竞争力。 具体说来,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1.社会需求与专业教育相脱节。社会需求与专业教育在两条并行的线上相互独立发展,一方面是我国社会已进入快速的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大量涌现,急需一大批受专业背景知识训练有较强实务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却是虽然我国大量的学校都设有社工专业,但是很多人毕业之后却离开了本行,加入了其它职业。流失,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而在加入社工队伍之后的流失也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这里虽然有待遇等因素,但专业教育的不适应性,竞争力的缺乏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2.专业定位不清,培养目标导向性差。社会工作教育到底是应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一度成为我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界讨论的热门话题。[9]社会工作在中国早期的发展一直借鉴中国港台的早期的发展经验,推行全面的通才教育,结果形成了社会工作从业者“什么都会一点,什么又都不会”的实务中的尴尬局面。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服务对象多样化,且我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应该立足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区域特色和专业特色,真正实现社会工作服务社会的目标导向。 3.专业建制分属混乱,课程体系设置不明晰。社会工作长期以来是被置于社会学或管理学等学科范围内进行发展的,使得社会工作被置于边缘地位,导致在专业的招生、资源配置、教学科研、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同时,在课程设置体系方面,源自港台模板的课程体系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分歧,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教学不平衡的矛盾,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之间的矛盾,课程体系建构的技术学取向范式和社会工作多元化视角的冲突等,都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特色化和社会工作专业从业人才的竞争力。 4.实务教学不够系统,社会实践环节较为薄弱。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趋势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服务输送系统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与专业相关的技巧和能力。这些素质和能力的养成必须经过大量的实务教学和社会实践,但现实操作中很多的学校由于资源有限、师资不足等问题,使得社会工作的教育教学还停留在课堂的理论说教和断断续续的社区“走马观花”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工作的实务性和实践导向相背离。 针对以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和问题,研究者结合自身多年的专业教育实践及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反思认为中国当前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养成为本位,以实务实训为手段,发展“专才”教育,打造专业特色,强化核心竞争力,最终解决社会工作发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强化核心能力养成。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兴起本身就是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急需专业的人才队伍进行介入和解决,这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应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提升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实务能力为核心,强化社会工作教育教学的专业价值理念培养,建立系统的专业知识理论体系,形成实务操作性很强的专业方法技能。 塑造专业权威,强化专业认同。专业认同是某一个专业的合法性基础,专业认同度越高,意味着该专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大,专业发育就越成熟,制度性障碍就越小,从微观层面上看,专业认同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某一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加强理论和实务研究,形成较为明确的专业教育体系,打造专业特质。逐步完善职业体系建设,尽快建立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机制,合理设置岗位确定薪酬和福利待遇标准拓展职位流动空间和渠道。正确开展舆论引导,客观展示社会工作专业特质和职业特征,使专业的从业者乃至整个社会认同并接纳社会工作专业。 打造专业特色,加强专业知识体系训练。各个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机构应该在专业社会需求调研的基础上,针对自身办学已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在具体专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分析中,逐步凝练方向,形成专业品牌特色。通过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重新定位和调整,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院校特色、师资队伍和学生特点,合理设计专业知识体系,并在实际的专业教学和实务实践活动中贯彻之。我相信经过不断的调整和长期的积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诸多方向和实务品牌将会形成并壮大起来。 注重实务实践取向,强化实务操作能力培养。 社会工作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最终依赖于实践中的问题解决。作为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社会工作的实践教育是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点环节,是形成社会工作核心能力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积极引进专业教师,聘请既有理论又有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担任兼职教师或实习督导老师。还可采取向社会开放的方法,按照“双方需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开拓校外资源,建立稳固、多元的实习基地,使得学生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完成对核心能力的养成和提升。 社会工作论文: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性和实现途径 我国的社会工作起步比较晚,发展时间与国外相比还比较短,在最初发展社会工作时,我国引入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但是随着职业化和专业化道路的探索发现,我国的社会工作长期都处于瓶颈阶段。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和谐社会的发展,由此也促进了社会工作的繁荣,为了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公众理论本土化的研究。 一、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性 (一)提高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 所谓社会工作,是指为案主解决其所遇到的各类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且涉及的内容比较广、种类比较多,这就要求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要具备较高的工作能力,根据不同的社会问题类型以及工作对象的特点,良好的解决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自有其所特有的先进性,但是由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国情不同,因而必然要实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本土化的理论将会更加适合我国的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更具指导意义。通过本土化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工作者在具备基本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基础上,会将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从而从容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 (二)推进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越来越重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并在多所高校中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培育出了很多有效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专业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工作理论更多的借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严重的缺乏本土化,使得社会工作教育及专业化的实现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但是,在我国提出发展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之后,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许多研究者投身于本土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此,促进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使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得以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现实路径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时,其他学科与之相关的理论成果要吸收进来,同时,还要将当前的基础理论进行科学的整合。 在我国,研究社会学理论时,将多个学科的优秀成果都吸收了进来,从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渐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该理论体系中,社会工作的相关概念都有明确的阐述,因此,在建设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来说,本土化理论有利于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所形成的社会工作理论基础框架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了有效的实现本土化,就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相关的内容吸收进来,最终形成本土化理论。 (二)建设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实施理论 西方国家的国情、社会文化背景等与我国完全不相同,因而,我国社会工作的实施理论决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必须要进行本土化建设。西方国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方法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但是这些方法直接在我国使用时,不仅不会发挥所有的效果,甚至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以个案工作为例,在中国,社会服务需求量比较大,如果采用个案工作法,就无法良好的解决社会问题。另外,在中国有本土非专业意义的社会工作,在这类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方式方法及实践模式,通过对其进行总结和提炼,也将会建设出一个社会工作实施理论。通过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实施理论的构建,我国在进行社会工作时,将会具有更为适合的理论作为指导,由此,社会工作的开展将会更加顺利,也将会更加完善的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结论 在我国发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借鉴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使社会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时还是遇到了瓶颈,因此,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我国实行了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建设。对于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来说,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是十分有利的,不仅能提高从业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在实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进程中,要以西方先进的社会工作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具体的社会文化特点,构建出完善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指导社会工作的稳步发展。 社会工作论文:残疾人社会工作理论学习材料 一、正常化理论 正常化理论是用来分析和如何看待诸如精神病患者及其它伤残人士等某些特殊的社会群体的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中，正常化理论一般有两种含义： 1、以服务对象为本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认为，由于贴标签的缘故，以往把残疾人等一些工作对象的行为视为异常，并采用主流社会通行的所谓“正常”的方法去治疗他们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一些社会工作者和治疗者或助人者眼里被视为不正常的行为，其实在服务对象群体那里完全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是助人者把自己看问题的眼光强加于受助者身上，换而言之，问题实际上是出在助人者对服务对象的任意标定上。 2、所谓正常化就是为受助者提供与平常人相似的生活环境，包括让他们回到自己熟悉的平常社会，过常人的生活。英国倡导和推行的社区照顾就含有这种意义。美国全国智力迟钝公民协会曾对正常化所作的界定是：所谓正常化就是帮助残疾人获得一种尽量接近正常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及条件尽量与社会中大多数人一样而不是有意地将他们区隔开来。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之所以强调这一点，盖源于社会工作承认所有人（包括残疾人等）都具有尊严和价值。 上述正常化理论引出一个对残疾人社会工作共同的启示，即残疾人社会工作尤其需要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不可妄加臆断和随意标定。 二、回归社会理论 回归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和一些社会学家在20世纪中期对西方普遍实行的将精神病人长期封闭在院舍里的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深入研究庇护所里的精神病人的情况后指出，由于在庇护所里精神病患者始终处于不良的同伴关系（指精神病患者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刺激性的互动关系）和“关护”关系（指庇护所里的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对精神病患者的消极的、冷漠的的态度和严格管制精神病患者行为而导致医患人员隔阂、紧张甚至敌视的关系），结果，并没有使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好转，相反，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同时，也有社会人士关注到老人和残疾人因长期住院而产生的种种不良后果，发现长期住院令那些残疾人等产生倚赖性、渐渐失去重新适应社会的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非住院化”运动开始兴起，回归社会的理论也由此而产生。 回归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有： 1、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及康复者等，他们多是社会上最脆弱及最无依靠的群体，他们往往需要社区内正规或非正规的服务和照顾，去协助他们在社区内继续过正常的生活。 2、社区照顾是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福利服务对象回归社会的典型模式。 3、社区照顾的目标是尽量维持残疾人等有需要人士在社区内或其自然生活环境内的独立生活，换言之，社区照顾表示提供合适的支援，让残疾人等社区人士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上获得最大的独立性和自我控制。 三、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这个概念最初由社会人类学家所创，早在于1940年，李察夫-布朗已经用“人际网络”去比喻社会结构。1954年英国人类学家白恩士采用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去有效地分析一个挪威的渔村社区。至今，社会网络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里受到广泛的重视及采纳，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法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深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之间的相互沟通模式及互动的理解。 概括而言，社会网络理论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 1、所谓社会网络通常是指一群人之间所存在的特定联系，而这些联系的整体特点可以用作解释这群人的社会行为。或者也可以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群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及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交换关系及特定角色。 2、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常常联系在一起，网络大多数情况下都扮演支持性的角色。社会支持网络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通常被视为解决个人及社区问题的“第一线”问题，因为当个人遇到问题时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寻求相熟或亲密的人的协助，所以，社会支持网络无疑是补足正规社会服务的一种有效支持模式。 3、一般而言，社会支持网络至少可以表现出两大方面的功能： （1）能够起到缓冲压力的作用。社会网络中的支持可以在两个关键性时刻介入，一个是在危机将会发生或刚发生后但在压力产生之前，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人去采取较乐观的态度或作较适当的准备工夫去减低压力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社会支持也可以在压力产生后但病态形成前产生作用，帮助个人采取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困难，或鼓励个人去执行适当的治疗程序。这些支持系统可以包括亲戚、朋友、互助小组及邻舍关顾团体等，而所提供的支持可能包括心理及情绪上的支持、协助日常生活上的细节、提供物质、金钱、技术及意见，等等。 （2）能够起直接及整体的保护作用。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个人融合进社会的网络之中，因此而强化个人的心理及生理健康，帮助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当个人确知他是生活在一个寓支持性及关怀性的社会网络中，而他也主观地感觉到其他人时时刻刻都愿意提供适切的帮助时，他自然会感觉到自信、安全及可以控制周围的环境。这种健康的心理状态也自然能够帮助个人增加对危机及疾病的防卫性、预防问题及压力的产生。 4、社会工作在开展实务过程中，通常采用以下一些社会网络介入策略来帮助个人及群体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1）个人网络策略。这种最普遍被采用的策略，其重点在于强化服务对象的现存人际关系及他所处身的环境内有发展潜力的成员的互助能力。 （2）自愿连结策略。这种介入策略是要帮助需要援手的人及可以提供协助的辅助者之间建立联系，建立一对一的辅助关系。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将服务对象与适当的辅助者配对，而这些辅助者通常是对某一些问题的处理较有经验及较关心，以致能对需要辅助的服务对象提供适切的协助。 （3）互助网络。这种介人策略是把面对相同问题或具有相似兴趣或能力的人聚合在一起，建立他们之间的联系，促进他们互相支援的功能。采用互助策略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尝试联系相同困难的服务对象成为互助小组，也可以把这些互助小组与社区内其他非正式组织联系成为网络，以达到互相支援及互相咨询的效果。 （4）邻里援助网络。当采取这种介入策略时，社会服务机构通常以一个以地域界定的的社区为基础，然后尽力识别当中所存在的非正式辅助网络及区内的“自然辅助者”。这些自然辅助者可以在向邻里提供支援上扮演关键的角色。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去强化区内的非正式自然网络，把分布区内的大小网络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的邻里援助网络系统，帮助区内孤立无援的人士。 （5）社区授权网络。这种介入策略的目的就是要发展一个聚合了非正式社区领袖的讨论场所，借以有效地反映区内各种群体的意见及利益。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去促进这些非正式领袖的沟通、联系及互助并建立网络，鼓励这些网络成员去共同参与及关心区内问题，形成社区内申述问题及倡议社区政策改革的声音。 社会工作论文:我国社会工作评估的困境与对策 2003年,上海市禁毒办等部门以购买社会工作岗位方式向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等三家社会工作机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开启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尝试①。自此之后,深圳、广州、东莞、北京、厦门、济南、南京等地也逐步开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探索,购买服务的方式、领域和规模都在逐渐扩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已经逐步成为政府治理转型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和制度化选择。随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推进,各地陆续出台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政策和办法,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操作。2012年11月,《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在国家层面上得到认可。其后,国家逐步完善制度,以形成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管理高效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学术界围绕社会工作服务这一主题展开研究,思考如何促进、规范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社会各界也开始考问社会工作服务的必要性与质量。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机构主要运用政府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展服务。这样,无论面对政府还是面对社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机构都要表现自己服务的有效性,有效服务是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和专业的合法性基础。社会工作评估由此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本文从社会工作评估的必要性入手,通过对我国主要城市社会工作评估实践方式的评析,展现当前社会工作评估的内在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社会工作评估机制的对策。 一、社会工作评估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评估是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设计、策划、实施和效果等方面进行的测度、诊断和评价的活动。②这项活动着力实现两个追求:如何保证服务“物有所值”,如何让专业更为“专业”。它是成本控制系统和质量保证机制。社会工作服务之所以需要评估,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改进服务,帮助社会工作服务更好运行;二是承担责任,评估者通常扮演监督者的角色;三是生产知识,评估结果的为新的服务评估积累经验和知识;四是助力公关,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公正的评估能为决策提供合法性和公信力。③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背景下,积极探索专业、科学的社会工作评估机制对于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促进社会工作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1.社会工作评估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内在要求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处于发展阶段,社会认可度不高。以评估来证明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是提升其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手段。社会工作评估是一种以证据为本的实践活动,强调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要有实证依据,服务效果要有尽可能明晰的显示。④它依据一定的标准和方法对服务项目目标达成度、社会效益、/！/受益群体满意度等情况进行评价,以促进社会工作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巩固专业的社会认可度。因此,社会工作评估成为证明自己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同时评估过程也是总结相关经验、提炼本土理论知识的过程,这些知识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 2.社会工作评估是社会机构向购买方交代并争取更多发展资源的需求 在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的同时,社会服务也进入了“交代的年代”,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必须以评估方式向社会做出交代。项目执行机构以服务评估中的质量考察与成本效益核算向购买方交代其所出资的费用得到了良好运用并实现了项目规划的意图,用各种数据说明服务支出的合理性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这一方面可以获得社会信任与社会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其争取更多资源奠定了良好基础。科学严谨的社会工作评估既是向购买方交代的要求,也是机构争取更多资源的重要条件。 3.社会工作评估是社会机构内部监察与问责的需要 一个完善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应对项目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以确保服务执行过程的效率和品质。⑤项目评估有内、外两种形式。内评估由服务提供者进行评估,目的在于检查服务进度,总结服务经验等。⑥这种过程评估是对内部社会工作服务进行监察,有助于及时处理项目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4.社会工作评估是促进社会工作项目更好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工作服务是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合一的专业活动,整个服务的开展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动性。社会工作评估的核心功能是改善社会服务,通过对服务项目的所有环节进行评估,科学掌握服务对象复杂的社会需要,从而明确问题和任务,改进和完善社会服务方法,有效实现社会工作协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增进服务对象福祉的直接目标和践行专业价值的终极诉求。⑦同时,社会工作评估可以更好地厘清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发展的方向,协助决策者决定有限资源投放的优先次序,推动项目向纵深发展。 二、我国社会工作评估的实践与困境 随着政府职能转型,我国社会工作机构迅速发展,承接服务项目类型逐渐多样化。然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由于管理制度缺乏、机构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社会工作服务乱象丛生、效率低下。很多地方的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⑧因此,加强社会工作评估、运用评估结果提高社会工作者和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十分必要。为规范社会工作评估实践,目前我国一些社会工作发展较快的城市均出台了社会工作评估的指导性文件。笔者基于这些城市的评估方案对当前社会工作评估实践进行审视,总结其内在困境,为优化评估机制提供方向。 1.我国社会工作评估实践 我国社会工作评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深圳、上海为代表的对社会工作者服务绩效的评估;二是以广州、东莞、珠海、厦门为代表的对社会工作机构服务绩效的评估。 深圳、上海两市出台的社会工作者服务绩效评估文件主要从评估内容和评估程序进行评估。比较两市评估指标和评估程序,可以发现,两市的评估文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专业能力是考核的首要指标。深圳对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评估包括专业资历、专业操守、业务能力等;上海则突出强调专业伦理。第二,服务质量和成效是考核的主要内容。深圳对服务质量的评估更为系统,包括服务规范性、档案管理规范性、服务成果、服务质量认可度四个方面;上海在注重服务成效的同时,强调社工在服务实践中的自身建设和成长。第三,工作量是考核的重要依据。上海有详细的工作量标准;深圳对此虽未涉及,但未来也很可能增加相关评估。第四,评估程序较为科学系统。两市均有社工自评、联合评估、汇总结果、公示、复核等程序,以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2.我国社会工作评估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评估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各种原因,评估机制仍面临诸多困境。 (1)管理主义倾向较重,服务初衷受损。 “管理主义”概念来源于公共行政领域,它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运用。尤其突出管理者的作用,讲究机械的制度和绝对服从,追求结果和产出,以效率为宗旨。⑨在社会工作评估中,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都是政府以文件的形式下达的,具有很强的行政命令性。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把评估任务交给社会工作评估机构,评估机构在设定评估的参数和边界时要听从政府的意见,并且向政府汇报。这些机构机械地按照政府设定的评估指标和程序对社会工作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专业性、服务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评估,盲目追求一个评估结果,既没有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也无法建立有效的改进机制,不利于评估目标的实现。这种管理主义思维很容易导致“指标绑架”问题。以深圳为例,每一份合同都会对服务的产出进行量化规定,这种做法会衍生出更加严重的问题,即社会工作机构以完成招标量为目标,从而背弃以服务对象“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初衷。⑩同时,由于评估指标和内容的选择受制于政府意志,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的需求表达和参与机制缺失,这也容易导致社会工作评估出现片面性问题,社会工作服务的提供与需求相脱节。 (2)评估主体单一,多方意见未能体现。评估主体包括提出评估要求主体和评估执行主体两类。这两类主体应该是多元的,代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立场与观点。比如,评估执行主体也即操作主体,既可以由购买方专门组织的考核评估小组(包括购买方、监督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资深社工和服务对象代表等)负责具体实施,也可引入第三方进行具体的考核评估。 但在实际中,社会工作评估主体比较单一,甚至评估要求的提出者与评估实际操作者是一样的。从提出评估要求的主体来看,该主体主要是购买方或社会工作主管部门,而服务对象、大众和舆论等很少参与甚至没有参与其中。从评估执行主体来看,评估执行主体的操作主要由提出评估要求的机构和组织承担,服务对象评估、社会公众评估、第三方评估等被排斥在外。这导致多方意见得不到充分体现,评估的客观性和严谨性大大降低,评估的效果大打折扣。 (3)过分强调科学范式,专业内涵体现不足。受管理主义思维的影响,当前社会工作评估过分注重科学范式,努力将模糊性的“物有所值”转变为规范、清晰、可操作的“绩效”评估。但是,社会工作服务以追求人性解放、实现社会公平为服务的核心价值,它并不简单地以利润为终极目标。服务的优劣,从资助方或购买方到提供服务机构再到享用服务的受众,评价不一,标准有异。相对于统一客观的盈利数值,“助人自助、惠泽社群”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实现程度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说法。因此,社会工作评估不能过分依赖科学范式。如果社会工作评估过于依赖科学计算,目标方向由量度绩效的准则来主导,那么很容易导致社会工作服务只重视眼前短期效益,服务的努力方向就是尽可能去达到当前的评估指标。这种社会工作评估把短期的达标凌驾于长远的目标之上,流于短视,从而影响评估的意义。 三、优化社会工作评估机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举措,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优化有着重要影响。而社会工作评估机制的困境影响着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和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也致使社会工作服务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应从以下维度完善与优化社会工作评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 1.逐步健全社会工作评估制度 政府购买服务不是一项单纯的交易行为,效率并不是衡量其的唯一标准。回应性、经济性、有效性、平等、责任等都是管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标准。因此,社会工作评估机制应兼具效率考察和专业发展的双重诉求。完善社会工作评估机制首先要从制度层面给予相应的保障。通过制度确保社会工作评估的科学性和规范化,逐步形成合理、灵活的社会工作评估监管机制,即实现社会工作评估机制全国性规范与地域性特色相统一,建立动态监察机制,确保评估的常态化、针对性与全面性。一方面要加强规范指导与监管,保证社会工作评估标准化与程序化,保障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增强专业的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评估要具有本土性和灵活度,为专业价值的彰显创造足够的空间,拓展社会工作机构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的空间。 2.积极培育社会工作评估主体 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评估表现出整合主义的特点,其核心表现是评估主体的多元性,即评估主体除了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之外,社会组织、服务对象、新闻媒体等也作为主体参与到服务评估中。古贝等人所倡导的“第四代评估”提倡的就是这样一种全面的积极参与,要求利益相关者和其他相关人在评估当中处于平等地位。这就意味着所有评估参与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理解,并努力形成一种符合常理的、信息量大的、成熟的评估共识。因此,在建立以第三方评估为核心的机制时,要注意培育可能的社会工作评估主体,汇集包括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内的更广泛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政府部门、服务对象、社会公众),形成多视角的监察机制,全面考虑不同的价值观,将评估行为和后续工作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借助多元社会工作评估主体的参与,可以确保评估工作科学、合理、客观地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评估中的漏洞与盲点,保证评估监察功能的实现。 3.不断完善社会工作评估内容 衡量服务质量的标准是评估的关键,所以不断完善评估内容是优化社会工作评估机制的核心环节。社会工作评估的目标不仅在于证明专业服务的有效性,考察服务的效率与效能,还在于倡导先进理念,分析社会问题,建立专业的公信力。评估目标的复合性,决定了评估内容的多维性。影响评估的三大重要维度包括政治、衡量与实践。社会工作评估质量就取决于如何将这三个维度的内涵有效地整合到评估内容体系中。评估内容的完善过程也是实现政治、衡量与实践三个维度整合的过程。由此,社会工作评估内容应该是一个多层面的体系,其选择要做到全面性,涵盖社会工作服务的绩效考察、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回应、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考量等,即尽可能显示评估的效能、适当、效率与能力四种观点(见图1)。评估不仅要包括提供组织、政策或案主重要资源的政治程序,同时,评估内容还必须兼顾方法学与科学标准,选择反映评估内容的指标尽可能考虑效度、信度、可近性、系统性等方法学标准。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大卫?诺顿(David Norton)发展的积分卡架构和保罗?尼文(Paul Niven)为公共机构设计的平衡积分卡图表均为完善社 会工作评估内容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平衡积分卡设置了愿景、策略、顾客、员工学习与成长、内部流程、财务六项内容,有效地把机构愿景、顾客要求和机构日常运作连成一线,在落实机构策略和监控机制上保证机构服务质量符合顾客的要求和期望。当然,公益机构是为了达成使命而存在的,其运作是一套由使命出发、层层相扣的行动体系。具体到社会工作机构,它是基于专业价值使命发展出愿景,再根据愿景制定可行目标。因此,评估内容的选择首先考虑的就是社会工作机构对专业使命的贡献程度,以有效提升机构的调适能力和专业能力。 4.严格设计社会工作评估程序 良好的制度和完善的内容都需要借助合理的评估程序才能够实现,严格设计服务评估程序是优化社会工作评估机制不可缺少的内容。社会工作评估是一种整合性的评估,应以逻辑关系贯穿目标和系统始终。它不只是全面量度活动成效(目标),还要顾及成效与活动的服务量及资源投放(系统)的逻辑关系,使评估更全面,最终达成活动成效。因此,设计评估程序,必须努力提升程序的动态性和灵活性,对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进行动态监察,全面展现项目的运作过程及其成效、影响。通过整合内外部评估、过程与结果评估,将过程、成果、影响评估整合到评估模式之中,做到动态掌握项目的处境分析、资源投放、活动/服务、服务成效等维度状况,从而对机构服务的能力、效率、效能、适当性等进行有效考察。 四、结语 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运动浪潮使社会服务评估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工作服务也在其列,通过社会工作评估来考察与审视政府购买的社会工作服务是否获得“物有所值”甚至是“物超所值”的回报。本文关注社会工作机构的公益形象与社会使命,期待借此增进社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与信任并投入更多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评估虽然同时注重服务的绩效考察与专业质量的提升,但是由于受管理主义思维影响,实际评估操作还是过多关注服务数量与效率的考察,致使服务对象的福祉、权益以及社会工作的专业成长受到损害。基于此,本文从评估制度、主体、内容和程序四个角度提出优化策略,其目的不在于建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估模型来量度社会工作服务,而在于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强调以社会工作的专业成长作为评估的根本,促进我国社会工作评估的发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成长。 社会工作论文:论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岗位设置 摘要:合理的开发和设置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岗位是建设宏走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基础和根本。但是目前阻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规范的岗位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科学的从业标准和良好的社会认同。因此将从岗住设置这一个领域进行深入分析,对数量结构、配备比例、职责任务和任职条件上进行分析,并给出时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岗位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并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岗位开发与设！置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发展社会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应该按照整合现有社区社会工作岗位、加快引进专业社会工作者、积极壮大民问组织的思路,按照科学合理、精简效能、以对象设岗位、以需求定数量的原则,综合衡量不同社会工作岗位要求、服务对象、工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研究设计社区社会工作的岗位。 1 社区社会工作现有岗位的整合 截至2006年我国有社区居委会成员44.3万人和社区从业人员33万多人,这些人长期从事社区的社会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是社区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对现有岗位的整合主要是针对现有的在实际中长期从事城市社区社区社会工作的人员,这些岗位设置不明确。岗位结构不合理、岗位职责不清晰等等。因此应对其人员进行整合,充分发挥这些人员的最大效能。对现有岗位进行调整,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内的资源,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 (1)对于社区居委会内部的两委成员岗位整合的具体建议如下: 按照社区事务和居民需求的多样化,社区分类成不同类型的社区,不同类型的社区所承担的职责以及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和管理的难易成都都是不一样的,在配备人员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充分考虑到本地社区的类型,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如果是单位型、小区型社区,可适当减少成员数量,如果社区属于混合型、城乡结合型、老城区型等情况较为复杂的则可考虑适当增加工作人员。 (2)对于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岗位设置配置方案如下。 ①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整合方面: 在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整合方面,可以参考深圳的情况,深圳市在整合社区专职工作者方面是在街道层面成立社区工作站。根据《深圳市社区工作站管理办法(试行)》,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的服务平台,协助、配合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社区开展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社区工作站在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接受市、区民政部门及其他政府工作部门的业务指导。设立社区工作站一般以每个社区工作站辖常住人口约6000~10000户为标准,并参考社区类型、面积等因素。社区工作站的设立,应有利于社区管理和服务,有利于整合社区资源,有利于居民工作和生活。 ②在数量配置方面: 社区服务岗位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人,那么改变现行的以社区数量来硬性分配名额的老办法就显得极为必要。《深圳市社区工作站管理方法(试行)》规定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区实际,确定全区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总员额,并根据各社区类型、面积、人口等,核定各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员额。每个社区工作站一般配备5至15名工作人员,其中站长1名,可根据工作需要配站长助理,但最多不得超过2名。人口较多、面积较大的社区,可适当增加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员额。 2 社区社会工作新岗位的开发 新岗位的开发主要是指在原有岗位的基础上引入专业社工。目前新岗位开发的主要途径是体制内开发和体制外开发。所谓体制内开发就是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拓展在社区建设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途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借职业社工机构和专业社工之力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体制外岗位的开发,就是以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为社区社会工作平台,通过在民间组织设岗来推动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2.1 体制内社工岗位的开发 社区建设服务类社会工作岗位设计应综合考虑市区级、街道和社区三个层面,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组织资源。在岗位开发上,设置三种岗位——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其中,管理岗位是指担负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专业技术岗位是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工勤技能岗位是指承担技能操作和维护、后勤保障、服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在社区从事社会工作的大部分社区专职工作者就属于工勤技能岗位,他们能在社区一般都是开展程序性的工作(计划生育、劳保、社保有关的日常工作)。专业技术岗位因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不同服务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责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专业技术岗位只应占社区工作站的一小部分,但是在目前我国的社区社会工作岗位中,专业社工的数量极其缺乏,是亟待和急需开发的新岗位。 (1)在岗位职责设置上,在市民政局增设职业社工处和街道层面上设立社区工作站,引进专业社工。市区和街道层级的社区工作站主要设立管理岗位,管理岗位的主要职责是统筹该街道所有社区社会工作事务,对本区域的社区社会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有效的政策意见,对现有人员的职业化提升,专业社区社会工作人员的引进等宏观方面的规划。 在社区层面,根据所从事工作跟社会工作相关程度,并且依据该社区某类社会服务需求的状况t如一定服务对象的总人数,设立社会工作岗位。不同工作对象和领域对岗位设置的要求会有所差异。在特殊的社区实务领域,对不同对象的岗位设置进行研究是研究社区层面设岗的进一步升华。 ——在社区老年人服务领域,可设立社区老年社工岗。在社工的数量配置上,可考虑以每500个老年人(60岁以上)配备一名专业社工的标准来配置专业的社工。 ——在青少年服务领域,青少年社会工作岗位应主要考虑设置在 学校领域,原则上是一校一社工,但如果学校规模过小(如500人以下),可考虑多个学校共设一名社会工作者,充当除老师外帮助学生成长的咨询者和援助者。专业社工的岗位可定为“教育社工”。 ——在社区残疾人服务领域,做好残疾人的服务工作,为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是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社工的配备数量上,可考虑每50名中重度户籍残疾人分别配1名社工。 除此之外,在设岗数量配置时还有个共性要求,即综合考虑街道的规模大小、人口多寡和社区的类型,如果街道面积大或者人口多或社区类型复杂多样则可考虑增加1名社工。 总之,街道和社区要按照整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重点在老年人照顾、青少年教育、残障康复、医疗卫生、社会矫正、人口计生、外来务工人员服务、婚姻家庭服务等领域推进社会工作,多渠道吸纳社会工作人才。 (2)在岗位配备结构上,要逐步扭转“三岗失衡”的局面。当前,街道层面的社区工作站提供的岗位主要是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提供的专业技能岗位极少。岗位设置比例失衡使得社区服务中心“行政化有余,专业性不足”。因此,应在每个社区工作站在员额内,配备1名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工作人员。让专业岗位的工作者协助管理人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个区域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在街道层面的社区服务中心要逐步增设专业技术岗位,即引进专业社工,推动社区服务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3)在岗位任职条件上,管理岗位的条件包括具有一定的学历水平(大专以上)和专业背景知识(管理学理论)、掌握管理技巧并对社区服务工作有一定兴趣和认识等。工勤岗位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可适当降低,只需掌握程序性的工作技能。专业技术岗位要求具有专业的从业资格证书,一定的学历(专科以上),对社区社会工作的的理论、方法和技能有较深了解等。 2.2 体制外岗位开发 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承担者,是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承载者。从国外和香港的经验来看,民间组织将是社工岗位需求的主体。但是我国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现行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扶持政策措施不到位,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的人员队伍素质不够高等。 因此职业化社工的发展除了进行职业资格考试外,还需要一整套配套化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化支持就包括民间组织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民间组织来提升社区社会工作质量,须对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进行分类培育。在创设一批民间组织的基础上,可依据社区的实际需求,在民间组织内部成立相应的社工部(包括部门主任和若干成员岗位),从社会中吸纳接受过系统、正规社工专业教育,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城市社区等方面的知识,能够综合运用社工技能帮助案主解决或舒缓精神问题并具有社工师资格的人员进人该系统。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派驻社工岗位的主要职责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及手段,为特定的人群、针对特定的事件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在各类涉及到社区服务的民间组织中配备社会工作人才,既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变化的各种需求、推动社区建设与发展,又有利于解决社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美学 摘要:在园林景观的构成因素当中,建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构成景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园林对于景园建筑的造型、构图都非常有讲究。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不仅从建筑自身出发需要优美的造型外观,而且必须使建筑融入到整个大的园林环境当中去。因此,环境景观的和谐,这就要求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景园建筑在历史的积淀当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也成为中国传统园林景观造景的一个重点部分。本文着重从景园建筑的造型与构图进行阐述。 关键词:园林建筑;建筑造型;建筑景观构图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 (一)园林建筑的定义与范畴 通常我们所说的园林建筑就是古典园林建筑,是建造在园林和城市绿化地段内供人们游憩或观赏用的建筑物,常见的有亭、榭、廊、阁、轩、楼、台、舫、厅堂等建筑物。 (二)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的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是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求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的风景来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四是造景,即园林建筑本身就是被观赏的景观或景观的一部分。五是作为主体建筑的必要补充或联系过渡。 (四)园林建筑的特点 第一、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观布局的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动、静中观景,又要营造富于变化的景色,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第二、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为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第三、园林建筑的独立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独立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变化多端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二、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美学思想 古典园林都采用古典式建筑。古典建筑斗拱梭柱,飞檐起翘,具有庄严雄伟、舒展大方的特色。它不只以形体美为游人所欣赏,还与山水林木相配合,共同形成古典园林风格。园林建筑物常作景点处理,既是景观,又可以用来观景。因此,除去使用功能,还有美学方面的要求。楼台亭阁,轩馆斋榭,经过建筑师巧妙的构思,运用设计手法和技术处理,把功能、结构、艺术统一于一体,成为古朴典雅的建筑艺术品。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为了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就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种种美学价值让我们不得不更深一步的进行研究,以挖掘出一切有利于景观打造的元素。在以现代主义建筑为主流的今天,如何建立起古典园建筑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如何将其运用于今天的景观建设当中;如何让园林建筑继续传承下来。这将是一项意义深远、义不容辞的任务。 建筑美学论文: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 大脸兔对解谜类的游戏情有独钟（大脸兔温馨提示：游戏需适度，过度会伤身哟），一般通关之后就会删掉再挑战新游戏，但是有一款游戏即便大脸兔很快就通关，仍旧舍不得删掉，它就是由英国独立游戏开发团队 Ustwo 制作的手机游戏“纪念碑谷”。 “纪念碑谷”中各种各样精妙的几何体建筑林立，玩家需要通过旋转或移动建筑物部件，引导沉默的公主艾达走出碑谷的迷宫，寻觅人生的真谛。在游戏中，艾达穿越一个个神秘而又极具想象力的建筑群：不规则的结构，哥特式的尖顶建筑，或坐落在无尽的大海之中，或冒起于一弯眉月之下，或独立成栋，或交叉相连……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有的是借鉴大师的画作，有的是模仿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下面我们就一起去领略“纪念碑谷”背后的建筑美学吧。 在“纪念碑谷”，你会发现错位的运用几乎贯穿了游戏的始终。说起错位的艺术，不能不提荷兰画家M.C. Escher ，这位传奇画家擅长空间错觉、几何拼接、悖论结构，他的作品从“不可能”的角度重新描绘了这个客观世界，给我们的主观感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其中一幅名为《攀高和下行》的作品在“纪念碑谷”中被完美“复刻”。 而《攀高和下行》这幅作品的灵感来源则是彭罗斯阶梯。这是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指的是一个始终向上或向下但却无限循环的阶梯，可以被视为彭罗斯三角形的一个变体，在此阶梯上永远无法找到最高的一点或者最低的一点。彭罗斯阶梯由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及其父亲遗传学家列昂尼德・彭罗斯于1958年提出。 “纪念碑谷”的建筑充满了一种空灵且似曾相识的异域风情。游戏的创作者们搜集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各种童话似的城堡、神圣的教堂，有时候只需要改变一下形状就能呈现出非常美丽的画面。如艾达公主和图腾相遇的红色城堡，它和俄罗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不是很像呢？当艾达公主在“红色的梦境”里遇到“诅咒的乌鸦”时，她所要走出的建筑仿佛就是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的“翻版”。 “纪念碑谷”里的城墙和高塔还借鉴了不少欧洲的建筑风格。 如葡萄牙的佩纳城堡，这座混搭的建筑的城墙部分就被运用到了“纪念碑谷”第六章的关卡里；又如艾达公主在第九关“深坑”中所到达的那个金色空间，当她走过层层叠叠的阶梯时，仿佛来到了印度的阶梯井。 艾达公主在第九关中历尽万险，终于来到了纪念碑前，这次的纪念碑放置在一个灰沉沉的地方，四周排列满了灰色的方块。孤独寂寞的艾达抬头望着天，似乎在凝望什么。而这个场景的原型就是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纪念碑谷”吧。 虽然“纪念碑谷”只是小小的游戏，但它又不仅仅是游戏这么简单。“纪念碑谷”的主设计师 Ken Wong 说：“你经历和体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代入游戏。”你在游戏中，发现了什么呢？ 建筑美学论文:体味建筑美学中的浓情爱意 坐标：同安镇 推荐线路：爱荆庄-青石寨 交通：因为目前没有直达式交通，建议自驾。福州市区驾车往永泰同安，可从福州高速南出口上福绍高速往永泰方向，从永泰西出口，再往同安镇三捷村。全程约68公里，需1小时15分钟左右。 青石寨的几大看点： 厅堂柱联：庄内的13副对联是青石寨特色之一，厅堂柱联全部为木刻。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厅堂大柱上的一副对联：“龙门玉带水，鸡寨锦屏山。” 挂瓦墙：带路人张建设先生指出，青石寨内的挂瓦墙（封火墙），被专家称为是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永泰挂瓦墙之一。 牌匾：庄寨内牌匾“急公好义”为民国总统黎元洪亲笔题赠，现仍高挂厅堂之上。 6探悉建筑背后的浪漫情调爱荆庄 坐落于同安镇洋尾村的爱荆庄，始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后有小山做屏障，前有大片良田，秋景怡人。庄寨由外墙和四合院组成，在西南和东北角各建有一座碉堡，廊屋开阔敞亮，院落精致，这里飞檐翘脊的悬山顶加上马鞍墙的廊屋着实壮观，内院宅屋的门框雕刻也精细雅致。庄寨后方建有一排单层平房，目前仍有后人居住。南正门门楣上方有毛笔书写的“爱荆庄”三字，“爱荆”为爱妻之意，“庄”字上方多了一个点，表达对爱妻的心意。 7漫步永泰最精美庄寨青石寨（仁和庄） 位在同安镇永同公路边上的“仁和庄”，因大量采用青石建造，故“青石寨”的名号流传至今。在永泰众多的庄寨之中，始建于道光年间的青石寨，因家族拥有青石矿山，便以青石围墙、青石铺地、青石为阶，打造出占地超过六千平方，拥有并列三大院落的大庄寨。三座院落以风火墙相隔，庄寨四角各建有碉楼，跑马道则绕寨而行，寨墙上枪眼密布。据带路人张建设老师介绍，青石寨最讲究的地方在于用料精良。建筑用石多是俗称青石的辉绿石，台阶、天井和地面更是采用切割规整的大块辉绿石；寨内厅堂矗立百年的粗壮厅柱，自上而下直径相同，当年选用的木料远大于普通柱材，才能将其刨整得均匀笔直。 建筑美学论文:北京四合院建筑美学浅析 摘要：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文明大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特色。随着近几年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长期流传下来的古朴的建筑形式已经被逐步融入了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鲜明的中国建筑特色。本文通过探究传统四合院建筑美学，借鉴其精华，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 关键字：四合院；建筑美学；形式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传》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祖们在哲学上就有了对美学的认识，将“道”、“形”、“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中的三个元素并列提出，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是耐人寻味的。其“道”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即精神的、思维的、宏观的；其“形”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由道产生了形，由形拓展到器；其“器”是现实存在的具象的、物质的、实践的。 对于四合院建筑美学，中国建筑思想深深的刻在了四合院的一砖一瓦上，正像汉宝德先生对建筑的理解，《中国建筑文化讲座》一书里汉宝德先生曾提到“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其建筑。不通过文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民族的建筑，不通过建筑也无法真正欣赏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想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就要先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对于当代的建筑美学的发展也产生的重大影响。在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了美学理论的学习，一味的追求“由技入道”那么就很难研究出中国建筑精髓，当设计遭遇瓶颈，止步不前时，可通过一种转换亦或是种融会来推动我们的学习和认知。 一、形式美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历史久远，虽然有些已经失去了建筑本身的实用功能，但体现在完整的建筑艺术形象中的建筑形式美，却并没有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失去其美学上的价值。北京四合院延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形式，一正两厢组合而成的院落，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这种四平八稳的均衡布局也恰恰体现了建筑的形式美. 北京四合院采用典型的群体式布局，体现了群体美、序列美。它在强调城市整体环境美的同时把个体建筑美纳入整体建筑环境之中。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四合院的整体布局所映射出的建筑序列审美意匠 在四合院序列的组合上看，四合院采取的是封闭的环形结构。在四合院的布局上看，院内分配严格有序，位于整座四合院的中部偏北的位置且坐北朝南的是主房，主房前方多设有庭院。主房的后面设有后房。后房的外墙体为四合院的外墙，整个外墙空间造型封闭，不对外设置窗户。唯一供行人出入的就是在外墙的东南一隅所开设的一扇门。正厅和正房主要是建在南北朝向的主要轴线上，东西厢房通常建在正房的左右两侧。 四合院的这种结构关系和空间序列布局方式，清晰明确的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长幼有序，尊卑有定，内外有别的儒家思想。这种序列结构深深的影响了当代人们的伦理观念。 三、伦理意蕴在四合院中的体现 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体现的是以家庭为本的儒家人伦思想，展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它形成了以家庭院落为中心，街坊邻里为干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四合院这种围绕而居的空间布局形式，给北方的居民营造出来一个宁静、安全的生活空间，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会使使用者产生很强的领域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将一整套的儒家的伦理观念完美的呈现出来，用这种外部空间布局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礼仪人伦和社会秩序结结实实的落实在了中国人五千年的日常生活里。四、四合院的装饰材料所体现出的建筑美 1.木构架 从四合院的建筑材料上来看，在中国建筑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木建筑几乎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代名词，无论是宏伟的宫殿，还是普通的民居，木结构体系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到今天，在中国一些现代建筑还是以木材为主，可见中国的古人对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情有独钟。 四合院的建筑并不都是单单以当木构架房屋为主。从四合院的建筑结构来看，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民居的内部结构根据其功能与形式所体现出的不同层次的美.结构层次的简单或复杂，都存在着一个“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构的形式问题。 2.彩画 尽管北京四合院为木构架承重，但木质材料从外形的比例上并不占有过多面积，有很大一部分是上色之材，还有较多的青墙灰瓦。彩绘在四合院的垂花门及廊架表现最为突出，在梁、枋等部位也都可见。以红色、绿色为主题的门窗装饰， 色彩和彩画，给建筑内部的空间体验带来很好的调剂，彩画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尤其是红色和绿色为主题的彩画，这个色调的特点是我国古代建筑装饰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的彩画以独特的风格和特有的制作技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凭借门窗典雅质朴的装饰艺术效果载人我国建筑艺术的史册。 3.青砖灰瓦 四合院内灰色的墙垣显示出建筑的厚重积淀，庄重而古朴，颜色和谐自然，与北京城的整体色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显得不同凡响，而且与周围建筑协调统一自然地融为一体，这不仅体现历史的传承，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传统文化，只要设计师激发想象力并加以运用，就一定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既有古老中国的文明式样的继承，也同时符合现代化社会的物质技术特征，完美结合并阐释着文明人性的内涵，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的建筑与生活模式也成为现代化文明的源泉之一。 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曾蔓延到世界各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等多个领域。现代时期，西方主流思想反趋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建筑模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是适合我们中国特色的民居。对比中西方建筑，从功能到形式，从布局到结构，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推陈出新。结合传统的设计元素，融入西方建筑特色，把设计理念发挥到极致，把握住传统中国建筑文明的本质，将传统的精思与方法跟现代化方法及文明需求等有机结合并灵巧运用，最终找到适合中国建筑设计的创新之路。 建筑美学论文:关于建筑美学设计的探讨 摘要：本文介绍了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从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美学语言、美学呈现三大理论视角,对建筑美学设计这一重要课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建筑；美学设计；探讨 1 环境美学与建筑环境美学的概念 建筑,指建筑物与构筑物的通称,即人类用物质材料修建或构筑的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建筑一词,拉丁文为“Architecture”,意为“巨大的工艺”,这说明建筑与艺术密不可分。 建筑设计属于现代设计范畴。现代设计包括产品设计、视觉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别,建筑设计位列环境设计中的重要位置。“环境设计包括有室内设计、庭园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国土设计等,它是以整个社会和人类为基础以对空间进行规划为中心的创造性活动。” 1.1 环境美学的概念 人们一般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所展开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密切交织形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美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适宜度,所以环境美学首先应该从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如森林、河流、海洋等以及对生态平衡的保护与居住地的绿化安宁等多种手法的美化过程进行研究,构成环境美学的框架。 1.2 建筑环境美学的特征 建筑环境美学就其特征来看,第一便是严格遵循建筑科学和环境美学的规律性,力求在一定的经济、建筑科学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处理好实用空间与视觉空间、周围环境的关系,使建筑实体分割出来的实用空间组合是在空间上和谐连续变化的序列;其次便是建筑环境美学必须沿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建筑风格和传统,在现代建筑群的塑造上体现出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当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还要注重新、旧建筑群的整体协调,使整个城市的建筑,既保持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又各具特色并展现新时代建筑风格的雄浑气魄。 2 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 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水准,首先要掌握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而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又以建筑艺术本身的美学特征为依托与载体。 具体而言,建筑设计的美学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实用性,是整个建筑设计的基础与前提。建筑设计首先要充分考虑到实用性,包括建筑的内部空间适用于主体的活动需要、外部形式适应于材料的结构功能。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的建筑家维特鲁就提出了建筑设计的三要素:实用、坚固、美观,这一理念至今仍不过时。也就是说,建设设计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例如我国古典建筑设计中的飞檐,有“如翼斯飞”之感,但它最初的设计目的并不是美观,而是为了解决采光和防止溅水的技术问题。又如故宫宫殿大门上的红门金钉,设计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装饰,而是连接木板和横串,在钉上加上帽以防雨水腐蚀。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是一种固定的工程形式,必须充分考虑到建筑物与固定环境的和谐关系,例如贝聿铭1968年设计的一座64层办公大楼,其斜方形平面、四个立面全部使用玻璃幕墙,可以把整个城市街景全方位、广角度、动态性地映影出来,并可使室内室外的人互相观望,从而开了“光亮派建筑设计”的先河。 二是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抽象性,表现在它运用象征、隐喻、朦胧等手段,营造出形式美。例如北京天坛设计成圆形,地坛设计成方形,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古希腊建筑用刚劲挺拔的陶立克柱象征雄健的男性,以修长轻盈的爱奥尼亚柱象征温柔的女性。而欧洲许多教堂用十字形平面象征耶稣受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建筑设计的形象性,表现在它运用具体形象,表现建筑的形式美。例如美国纽约的TWA候机楼,用壳体组合结构,以四片薄壳展翅的形象造型,表现出“飞翔”的意境。北京奥运会的“鸟巢”,用鸟巢的形象表现“人类共同家园”的思想寓意。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则用帆船、贝壳等多义化形象,表现“意通大海”的思想内涵。 三是艺术性与文化性的统一。建筑设计的艺术性,不止表现在它的形式美、抽象性、形象诸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音乐性,具有韵律性、节奏性,所以建设称作“凝固的音乐”。黑格尔曾以古希腊建筑三种格式的石柱为例。说明由于台基、柱身、檐部的体积、长短、间距的比例不同,分别形成庄重、秀美、富丽的三种不同风格,这就同音乐中的倾歌、抒情曲、多声部合唱三种形式一样。建筑设计的文化性,表现在建筑艺术本身的文化内涵上。有人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都成为人类文化的标志。因此鲍列夫在其所著的《美学》一书中说:“人们惯于把建筑称作世界的编年史: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已无任何东西能使人们回想起一去不返的古代民族时,只有建筑还在说话。在古书的篇页上记载着人类历史的时代。” 3 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 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语言,建筑设计的美学语言,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空间与形体。所有的建筑艺术,都是由建筑物的空间和形体两部分构成的,空间与形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而建筑空间是指利用墙壁、门窗、房顶、楼板、柱列等构成大小、开合、纵横、明暗、内外的空间组合。按结构特性分为室内空间、室外空间;按功能特性分为专用空间(私属空间)、共享空间(社会空间);按形态特性分为固定空间、虚拟空间、动态空间。形体又称实体,指建筑物的屋顶、地板、墙壁、门窗、楼顶、柱列等实在部分和物体。形体分为二棱体、正方体、半球体、棱椎体、圆柱体、扇体、不规则形体等。 二是色彩与光影。色彩的运用是构成建筑艺术的基本手段之一。建筑色彩设计,应与周围环境与建筑物特色相一致,并从功能、主人性情、审美习惯出发,追求一种色彩意境。如起居屋可取温暖型、卧室可取沉静型、贵宾室可取华贵型等不同色彩。 三是质感与修饰。质感指材料表面的质地特性作用于人眼所产生的感觉反应。质感又分天然质感与人工质感两类,并分为粗、中、细三种形式。修饰包括装修和装饰,又分为构造类、即塑类、浮雕类、壁饰类、小品类五种。建筑之所以称作艺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修与装饰艺术的参与。 4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 建筑设计的美学呈现,包括四大内涵: 一是比例与尺度。比例指物体的此一部分与彼一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大小关系。建筑物的比例,指它的整体或各部分、各构件本身,或它们之间的大小高矮、长短、宽窄、厚薄、深浅等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如“黄金分割率”、模数比例、等差数列、调和数列等。尺度与比例关系密切,尺度指物体的形体与人体、物体各部分之间合适的尺寸关系。 二是均衡与稳定。均衡指建筑物前后、左右各部分之间的轻重关系。稳定指整体上下之间的轻重关系。建筑设计要做到均衡与稳定的统一。 三是节奏与韵律。节奏指建筑物形式要素有规律的重复。韵律指建筑形式要素以节奏为前提有秩序的变化。 四是多样与统一。多样指建筑要素之间的差异、变化而不是雷同。统一指建筑要素之间在形式上的某些共同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关联、呼应、 衬托、协调关系。 5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兴起一股建筑热。广厦林立,高楼比肩。为了提升我国的建筑水准,首先应从建筑美学设计入手,也就是说,要提升建筑设计的美学品位与美学品格。为此,本文就此发表若干浅见,以作引玉之砖。 建筑美学论文: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摘 要】由于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起源不同，中西方民族各自发展出有明显差异的哲学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这些无形的因素内在地影响着建筑艺术的文化内涵。本文尝试从建筑材料与结构、建筑布局、装饰色彩、艺术风格、美学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来分析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传统建筑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建筑；文化差异；建筑美学 0 概述 建筑是人造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既要满足一定的使用功能，又要满足一定的审美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崇高自然，与自然相融相生，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建筑一直以木构架建筑房舍宫府，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木建筑文化。而西方古典建筑的特点是：建筑功能比较简单，建筑类型不多， 从建造手段看主要是石结构，人们常把建筑看成是石头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传统建筑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差异，造成了中外建筑审美观念上的差异。 1 中西方建筑美学差异 中国古代的单体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孤立的单体建筑不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依靠群体序列来取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创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型制和布局，传统建筑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开也体现了“儒家”的尚大精神，进而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从古代都城、宫殿、寺庙、还是皇家园林以至居民的组群建筑莫不如此。从群体到个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关注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秩序的巧妙组合，营造出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宏气势和魄力，又能在近观时予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 西方古典建筑，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提侬神庙、罗马的凯旋门、印度的泰姬陵，还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吉拉尔达塔、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比萨主教堂钟塔，则更注重于单体的外部造型和体量上的巨硕突兀。它们往往以超人的尺度，极力渲染那种对于宗教的迷狂和敬畏之感。 2 中西建筑美学差异缘由 中西方建筑的差异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决定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反映在建筑风格上有着不同的和谐之美，也就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中西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中西名族不同的价值观，在建筑上就体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中国的建筑文化重人，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中国文化重融合，同时，中国的名族风格是含蓄、和善、仁慈等多种人文风格；西方文化重物，较重视科学与宗教，重视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 精神现象总是与空间意识紧密联系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浓厚的空间意识，与最早发源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背景有关。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的古希腊，代表了地中海文明的灿烂辉煌。浩瀚的地中海上散布着众多岛屿，互不连续，互相分立，其农耕混合制经济与渔业活动使生活在这里的西方民族对地理方位、空间布局的感受较强，极容易产生强烈的空间感受。古希腊众多的岛屿相对隔离，无形中孕育了古希腊民族的空间观念，积淀了其“纯空间”的潜意识。多变的地形，客观上在西方人观念上造成了“空间是可以被限定的、有限的”思维定势与认识模式。而生活在农耕地理环境的东方人，在平缓绵延的冲积平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有规律，劳作相当有序，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的田园生活。其单一农耕型的经济结构，对四季变化依赖较大，人们容易产生强烈的时间意识。 这种不同的时空观自然影响到建筑风格的差异，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偏重于建筑群体的时间因素，西方传统（古典）建筑文化则强调建筑单体的空间因素。由于东方各民族多生息于大河流域，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且相对稳定，生存环境又处于同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东方民族多养成清静淡泊、自然无为、温顺好养、追求和谐等文化特点。西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较差，且生活方式不稳定，时常要与自然抗争，与外敌斗争，故形成拼搏、竞争、重实、求真等文化特点。同时，东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属于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大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疏松，灌溉便利，光热水土诸自然因子组合良好，农耕生活节奏稳定而有序，遂产生“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希腊等地中海地区欧洲民族，气候属夏干冬雨的地中海式气候，土地贫瘠，光热水土自然因子组合不谐调（西欧的自然因子亦欠谐调），加之海上生活常常与狂风恶浪搏斗，故产生“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等思想。这种文化观念反映在建筑风格上，中国传统建筑比西方传统建筑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风格上也相对平和、含蓄一些。 3 小结 在建筑研究中应该运用整体思维，进行纵横的比较分析。中西方传统建筑在各自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形态，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 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哲学讲究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西方哲学主张客观世界的独立性，主客观分离，相反而不相成；对待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态度，西方的叫作机械的自然主义，中国的叫作有机的自然主义。 在21 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中，通过比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建筑造成的影响，即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的脉络有了基本了解，也更加明确了中西建筑在各个方面的差别和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我们应继续加强各种文化范畴间的交流，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要保护好自己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坚持优势互补的原则，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有效避免文化的趋同性，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建筑美学论文: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摘 要】建筑中的给排水工程是技术工程；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给人感官享受的工程。给排水系统工程虽然在建筑工程中的比重不大，但是却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给排水系统在保证正常生活用水充足的前提下，还会给人以美的享受。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给排水工程的发展历程，结合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探讨给排水工程对美学的影响，以期对给排水工程提供一些思路，让我国的建筑更加美观。 【关键词】给排水工程；设计；建筑美学 近一个世纪来，西方现代建筑科学一直走在我国前面。西方形式的建筑逐渐被开发、接收，中国在接收“西化”的同时，完全抛弃了古代苏州园林、皇家园林中室外水源、流水和古典建筑完美统一的理念，致使我国优秀的建筑理念被忽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国内建筑也有了新的要求，下面结合基本的理念谈谈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1.给排水设计的设计原理和发展历程 从设计角度来讲，给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设计合理的供水压力，考虑供水的水头损失和沿程损失等问题，使用科学的配管方案，可以使各个用水点达到供水的目的。从排水角度来讲，排水系统的目的就是计算使用楼层和住户的排水当量，使用合理的配管方案，使生活污废水安全排出建筑。 我国建筑给排水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我国房屋卫生技术设备是初创阶段，主要标志了我国开始设置给排水专业，房屋卫生技术设备被确定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课程，这主要就是给各户安装水龙头，将排水分离，接入市政工程。第二阶段：室内给排水阶段是反思的阶段，主要通过工程实践，对以往机械搬用了国外经验造成了一些的失误进行总结及反思，进而形成了我国特色的建筑给排水技术体系。标志就是我们出台了给排水标工程实施标准。第三个阶段：给排水阶段是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有了具备一定的经验的专业队伍，队伍中包括经过专业培训的设计、安装及管理人员；技术上也积累了以往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的新技术，还在专业技术上有了明显的突破及进展；组织成立了全国给水排水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主要表现：已经开始合理布局，有些设计放在隐蔽处，在设计给排水工程时，优先考虑建筑整体性，将给排水工程上升到标准化、整体化的水平。 随着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给排水工程也越来越重要，建筑美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2.建筑美学的要求 建筑美学的基本要求：统一均衡、合适比例、尺度恰当、充满韵味 统一均衡：将简单、明确的几何图案融合统一起来，用这样的几何图案可以给人以统一的美感。均衡就是用对称的理念将建筑中所有的形状和细节取得相互协同的效果，用次要部门陪衬主要部门，给人一种主次分明、协同一致的美感。一个建筑的统一规范程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有序程度。 合适比例：人类的视觉感受对比例要求很高，比如黄金分割点就是人很舒适的视觉感受。各个建筑之间、建筑部分之间的比例要协调、合适，要有层次感，这些是人喜欢的视觉冲击效果。一个建筑的比例协调程度也反映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 尺度恰当：小有小的精致，大有大的雄伟。建造建筑时要考虑环境，氛围，档次，品味等因素，同时，建筑尺度的大小要有度，要恰当。这样给人舒服的感觉，美的感觉。一个建筑的尺度也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度量。 充满韵味：一个建筑的韵味是最能体现美的，色泽、灵动的布局，这些都属于韵味的范围。充满韵味会叫人回味，让人熟悉。韵味的设计，要考虑文化、历史、宗教、亲情，社会等因素。一个建筑的韵味也体现一个社会的韵味。 3.给排水设计对建筑美学的影响 给排水工程是个功能性、实用性的工程，研究过程一定要科学、合理、严谨，它具有工程的所有特征。建筑美学是一个感官的工程，讲究舒适、和谐、韵味。两者有矛盾，也有统一。给排水工程是建筑工程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必然对整个建筑美感有影响。 建筑，尤其是非景观建筑，实际用途还是人们追求的基本要求，这是前提和基础。绝对不能牺牲给排水的国家标准，降低质量来换取建筑上的美感。如果，没有给排水工程，再美的建筑，也不会让人喜欢，这就是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的基础，考虑美学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个基础。或者说，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美学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给排水工程，建筑美学就不存在[3]。 在满足给排水工程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尽量考虑建筑美学的要求。在给水方面，可以根据地势走向，科学、合理的铺设管道，保障施工工程符合标准，又不破坏整个地势。排水工程这些需要建在外部的工程，要尽量以美学的观点，统一均衡，不破坏建筑的整体感觉，给整个建筑增加和谐的因素。如果有小园林水景布置，可以将传统蓝色小亭与假山石并用，茂盛的绿枝与叠级式落水相结全，小拱桥恰当地架在水面之上，并在隐蔽处用小循环泵将水送至高处，循环的水流，使空气保持湿润，环境清新，滴流的水声，给人以田园的遐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造一个湖，在广阔舒展的水面上，依水设榭，有一种天然野趣，又临水安亭，跃于水面之上，玲珑而又活泼；再环水建筑厅堂楼阁，波光倒影，别有情趣。水中自由游动的锦鲤，增添了环境的天然美，渲染出平和、宁静、清新的自然气息。关于室外局部排水的设置：局部污水处理建筑物可以完全隐蔽地埋在园林绿化及鹅卵石下，卵石之上被巧妙布置了棋子状的抛光石及各种有趣的小雕塑。雨水的处理，运用新材料，新设计，抛弃过去那种铸铁的检查井盖，运用竹子或木板铺设小路，遮住下面的雨水通道，给人以美的感受[4]。 给排水工程也可以是建筑美学。结合我们古代建筑上的辉煌：屋檐的琉脊，天井的造型、水动的木轮、雨水的收集，这些不仅仅是给排水的工程，也是建筑美学的一部分，是建筑美学与给排水工程的完美统一。当下，对水的循环利用，对水的保护和收集，这些都是给排水工程的新理念，把这些理念放入建筑中，就会成为建筑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最美的一部分。 总之，给排水工程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造美观建筑的基础。工程方面会给建筑美以影响，只要处理的好，设计科学，完全是好的影响和促进。给排水工程和建筑美完全能和谐统一，完全能在建筑美中看到给排水工程的影子。 我们古代优秀园林设计中给排水设计有许多经典的案例，如果，我们能好好从中吸取一些理念和文化内涵，结合现在技术材料，两者相得益彰。加上我们的智慧和创造，我们的建筑技术一定能重新走到世界的前列，为人类提供新的建筑体验。 建筑美学论文: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建筑美学新模式探索 近年来，面对资源稀缺和环境的问题，生态建筑、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等科研层出不穷，环保、健康、生态等新概念被纳入建筑中，在满足生态的同时根据当代技术手段对建筑的空间形式进行美学法则探索。阐述了生态建筑美学是基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的美学尺度，其核心领域是遵循生态的自然法则。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引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生态建筑美学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和谐相处，促进当代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建筑美学 （一）生态建筑美学的概念 生态建筑美学是由生态学、建筑学、美学三大学科的有机“融合”与“共生”。“融合”是由人工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一体，最大化建设发挥有利于生态效益的自然环境，尽量避免额外的反生态效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共生”是以不改变自然环境为目的，也就是说，原始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不被打扰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系统的共存原则，从而有利于自然生态适应和发展。 （二）生态建筑美学的特点 1、高新技术中的新型材料 高技术处理后的低效材料，直接利用一个特殊的编织工艺形成建筑的密封结构，或构成建筑的表皮系统。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其中，德国馆外墙使用的是网格、良好的透明性创新架构的“布料”，能有效避免因人流密集而导致热量堆积，减少空调能耗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些“布料”可以被再次使用，制作成小型遮阳罩。英国馆的外墙采用一种透明亚克力制成的“触须”，白天，触须会传导光线提供内部的透明，夜间，触须内置的光线可以照亮整个建筑，从而节约了场馆的电量。这些新型材料自身的质地和线条，不仅带来了新的视觉美感，而且还营造了现代感和震撼。 2、采用生态技术对建筑节能的考量 生态建筑技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最基本且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建筑设计。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设计人员创建空间和实体，通过块体、空间和设备的优势来满足建筑。在现代建筑中，应减少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影响，按照建筑功能的需求，去寻找自然通风和采光，表皮布局使用自然条件调整日照，促进建筑能耗量少，得到全面的节能效果。 3、物质循环与再生利用 材料的回收和再利用是生态建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生态控制论和生态建筑设计应该遵循的一个概念。任何产品最终将成为一组“垃圾”，每组“垃圾”也是生物圈中另外一组有用的“产品”。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遵循材料回收的准则，实现资源回收和永久利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化的发展。 4、生态建筑的和谐美 自然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基石，受地形和气候等因素来决定。就地形而言，不同的山地地形里，单体建筑可以得到更好的通风和采光。建筑与自然环境融合可以有一个更有优雅的环境，身处其中，感受自然的建筑风景，同时也享受着快了，这充分体现了自然美。人文美：空间布局、外观情况和建筑物的细部装饰对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布局中，大多以闭合的状态展现，并布置在中心轴线对称的形式。在细部装饰，一些传统民居会在搁栅雕刻波浪卷的图形，表达防火意识。历史美：历史环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建筑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美的过程。现代主义建筑是以实用性和功能性为中心，表现出理性的建筑之美；后现代主义建筑倡导装饰技术，以实现丰富视觉，主张满足心理需求，呈现一种妥协的装饰美感。每个时期已经属于艺术印迹杂交叠加和历史累积的成果。 二、生态建筑与相关建筑的关联 （一）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建筑 生态建筑的设计总体思路基于：利用土壤、温室和自然通风技术提供一个稳定和舒适的室内环境；粪便、食物垃圾等已经在沼气中作为燃料和肥料……因此，所谓的“生态建筑”，是在建筑生态系统中操作能量和内部订单、回收、高效的平衡生态建筑环境。 可持续建筑是指以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理念，主要包括建材、城市规划以及功能和构架、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可持续建筑的概念就是追求降低环境荷载和环境的集成，其目的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保障健康和提高生产效率。 （二）生态建筑与其他建筑 对于“低碳、健康、自然、环保、生物、技能、环境共生、资源循环型、有机建筑”等建筑，不能与“生态建筑”竞争，它们只是“生态建筑”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已，只是局部概念罢了。 三、生态建筑造型的美学探究 由于建设规模不同的生态建筑风格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以美感的角度做出的形状更符合以人为本。我们可以发现，人们都集中在审美体验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发展的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当代的审美原则也出现了模糊、情感化的审美变异。 （一）人文主义 建设作为文化的象征，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事实上，生态建筑以物理形式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需求，所以只有以与人相关的概念去认识，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内在的联系。只有当生态建筑和当地人民的习俗、文化融合，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意义。因此，生态审美的活动已经不是单纯对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纯美学，而是反馈生态建筑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二）体验过程 建筑的意义在于为人们的生活而服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建筑结构，即建筑特性和质量（样式、功能质量等）的体系结构，作为最终成功或失败的设计评价指标。这种专注于精神需求的审美观念，具有明确的目的，追求优雅的审美情趣。 当代生态建筑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发展与人沟通对话的方式，所以人们更关心的是沟通方式，与人们的生活对话。事实上表明，人们对建筑概念的变化，关注建设中心从“结果”到“体验”。 （三）审美变异 审美变异指的是当代建筑设计概念问题的出现反抗现存的古典审美现象，其中包括建筑美学、价值曲线、审美标准体系和变化的艺术技巧。事实上，人们在追求“国际风格”和欣赏“文化共生”足以表明“变异”的审美现象。建筑的多样性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式，而是包括了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单一的审美价值已被打破，但文化价值的上升，是建筑物也呈现了不同的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类型之间存在丰富多彩的差异形式和方法，完美诠释了审美的变异。 四、生态建筑美学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新模式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在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被提出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升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过往的发展理念，它在指导人类发展的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协调发展生态建筑的核心是保持生态美。发展必须遵循自然，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守恒定律，有持久的生命力特征。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建筑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基本需求性能。如果破坏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仅仅是为生态建筑的发展，那么建筑就已经失去生命力，失去生命力的建筑，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美。 （作者单位：莆田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概念设计的影响 摘要：随着近几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的流行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游戏当做闲暇时的一种娱乐方式，而游戏美术中最重要的两个模块就是游戏场景与角色，而本文将针对游戏中常见的场景设定进行分析，了解中国佛教建筑美学在游戏美术场景设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用。 关键词：中国佛教建筑美学；游戏原画场景设计 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大约是在两汉时期，印度的佛教艺术，从开始传入就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发展，经过中国艺术家和民间工艺家的吸收融合以及再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美学，而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佛教虽然经历的繁荣与衰败，但时至今日，佛教美学依然对现代艺术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本文要提到的游戏场景中的佛教美学。 1 游戏场景设计在游戏设计中的存在意义 筑的文化象征性以及建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影响下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这是建筑语言所表达处的深层结构以及意义。我们可以在从一个地区中所体现的建筑特点读出很多深层的内容，比如该地区的文化、气候、技术水平等。 而在一款游戏中，场景的设定同样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传达，让玩家在第一次接触中就能了解所玩的这款游戏的时代背景、文化特征甚至游戏的世界观和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增加玩家的代入感。 2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各地竞相修建寺庙，中国古代跟寺庙的场景有关的诗词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明朝诗人张穆的“灵岩遥听五更种，十里来登最上峰。”虽然看上去平没有直接描述寺庙，却出现了“钟”“登峰”等字眼。而有人就要问了：“这与你题目中所提的游戏场景又有什么关系呢？”“大钟”是每个寺庙都会出现的一个重要元素，而“登峰”这个字眼让我们很快联想到了一些坐落于名山之间的寺庙。喜欢玩游戏或者从事游戏行业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国内研发的一些游戏中，很多比较受欢迎的游戏的类型大多都是走古风奇幻唯美风格的游戏。其中关于修仙、武侠类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市场反响比较可观。比如网易的《大话西游》、《倩女幽魂》，金山西山居的《剑侠情缘网络版三》（简称《剑网3》）。《大话西游》《剑网三》故事背景都出现在唐朝，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佛教兴盛时期，有很多地区都会出现佛教建筑，比如佛像、佛塔、大钟等具有佛教韵味的组件。而《倩女幽魂》更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兰若寺。而很多以中国古代为故事背景的游戏中都会出现“少林”这个门派。可想而知，佛教建筑在游戏中的出镜率是多么的高了、基本每款中古古风游戏中都少不了像佛像、佛塔这样的建筑出现。游戏中建筑设定都是在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之上再加以变化和改良的。 3 佛教建筑美学对游戏场景设计的指导意义 佛教东汉时期传入，由于统治阶级的需求和利用使佛教得到大力的发展，兴建了许多寺庙，尤其唐朝时期许多寺庙建筑、石刻的佛像雕塑群都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很多也保留至今。中国古代寺庙的布局到多时正面中路为山门，山门内左右分为钟楼、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四大金刚雕像。后面还有大雄宝殿以及藏经楼。分列正中路左右两侧的分别是僧房和斋堂。大雄宝殿是寺庙中最重要、庞大的建筑。隋唐以前的佛寺一般会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隋唐以后佛殿普遍代替了佛塔，寺庙内大都另辟塔院。总结一下其实我国的佛寺布局是有一定规律的：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本寺主供奉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的轴线组织起来的空间，对称的布局彰显稳重庄严的气势。同时再配合山峰、流水、松柏、廊庭之间的呼应，含蓄温蕴，具有和谐、宁静、庄严之美。在游戏中每个不同的场景区域都可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不少游戏中都会出现一个专门为佛教建筑风格提供的区域--佛迹片区。 我们在游戏设定中多画的一般是寺庙，但寺庙文化其实早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等。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区域的时候当然不仅仅只是从寺庙入手，那样一整个区域都是寺庙就显得太单薄了，自然不能吸引玩家的注意。可是在区域中加入有佛教元素的绘画或者雕刻的建筑，比如佛塔、佛像、有禅味儿的莲花座、荷花池、假山等场景组件，既能丰富游戏的美感、又能满足玩家的视觉体验。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除了了解佛寺的人为建筑美学之外，在通过现有的保存完好的古寺以及古代一些诗人所作的诗词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坐落于或风景秀丽、大江名山之间，或耸立于高山危岩会上，与自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仿若如画，若设计师心中有这样的景色，那他绘制出的设定图一定也可以将玩家带入其中。 我们作为一名合格的设计师，在对场景进行设定之前，一定要对这样的布局有所了解，才能设计出一个完整且严谨的工作图来。这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的敬仰，也是对玩家的尊重。 4 结语 游戏概念设计在现在艺术设计中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项目，但它在设计行业中才刚露头角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关注，近几年选择从事游戏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各大学校也开始成立了游戏专业，这同时也意味着游戏行业的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所以作为设计师不仅要对自己的美术技法进行提升，更重要的应该是提高我们的设计感，这就需要原画师掌握更多的知识，中国传统建筑有着它独特的美学特征，与外国建筑建筑的纵向的延展性的特征不同，中国的古代建筑一般多采用建筑群不会改很多层，有些强调的庄严、等级制度，有些讲究韵味，甚至在建筑中就可以体现出人们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它的美学理念可以给设计者带来很多灵感启发，所以，设计者除了在汲取现在当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应该多去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理念，将中国游戏文化发扬光大，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游戏产业，让中国的文化也在游戏概念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筑美学论文:浅析中国建筑美学 【摘 要】中国建筑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伴随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建筑的构思、美学价值、丰富的文化是无价之宝，它能陶冶我们的情操，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丰富我们的视线。 【关键词】中国建筑美学；形式美；中西差异；未来发展 0 引言 建筑美学以如何按照美的规律从事建筑美的创造以及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美”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见解，其实美一直都存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地方，然而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建筑则是对美最好的诠释。但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时代对建筑之美则有不同的看法与总结。建筑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1 建筑中的形式美 1.1 对称与均衡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建筑是采用对称布局的形式，这种现象很难用功能的因素去解释。如故宫所采用的严格对称的布局形式，沿着中轴线两侧成双成对的排列建筑――东边放一个殿，西边也放一个殿；东边设一个门，西边也设一个门，于是形成一种极为庄严、肃穆的气氛。而功能要求必须采用这种形式？这很难解释。不仅古代的建筑这样，今天的建筑大多亦是如此。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对精神方面的要求――希望获得庄重、雄伟的气氛。这也是体现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利的体现。 1.2 韵律与节奏 韵律原本是用来表明音乐和诗歌中音调的起伏和节奏感，以往一些美学家认为，诗和音乐的起源和人类本能的爱好节奏与和谐有着密切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认为，爱好节奏和谐之类的美的形式是人类生来就有的自然倾向。 1.3 调和与对比 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认为缺乏对比的东西会使人感到单调，但若果过分强调对比以至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则可能造成混乱，只有将对比与调和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达到多样与统一。对比和调和是相对的，也是统一的。 1.4 比例与和谐 在建筑中比例与和谐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一个建筑没有了比例，整个建筑就失去了美感，在最早的古希腊时期就提出了黄金分割比的关系，认为一切美的东西都应该遵循黄金分割比，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很多建筑都遵循黄金分割比。就如凯旋门的建设，整个建筑的体量关系完全符合黄金分割比。 2 中国建筑美学特点 中国建筑在世界上分布地域最广，有着独特的传统风格，各兄弟民族的建筑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其中汉族的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的主流。它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2.1 建筑的审美价值和它的伦事价值密切相关 建筑的审美标准不仅要求使人感官愉悦，更重要的是恰当地表现形象本身所包涵的伦理的、政治的内容。 2.2 建筑艺术的形式美直接来源于功能内容和工程实践 中国建筑的形式美首先是它的群体美、序列美。这种总体的艺术气氛又都以满足礼仪和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即使是一所四合院住宅，它的布局和体量也都体现了封建家族中尊卑、长幼、内外、嫡庶、期服等不同等级人的生活地位和待遇。 2.3 重视环境的内在意境甚于单纯的造型美观 中国传统建筑运用序列设计和环境气氛，获得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世界建筑美学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北京的明清宫殿，在长达3.5公里的笔直的中轴线上布置了20多座殿宇楼阁，组成10多个不同气氛的空间，通过节奏的变化，取得了雄伟、震慑的浓重气氛。天坛以苍翠的松柏林海为基调，将洁白的圆丘和湛蓝的祈年殿衬托得突入晴空，形象极为圣洁肃穆。为了深化环境意境，还很重视运用象征手法，以布局、造型形式、形象模拟、匾联题字等，激发人的联想。 3 中国建筑美学与西方之差异 3.1 建筑用材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使得中西方的古代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材料造就不同的建筑，展现不同的信念。 3.2 建筑造型上的差异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传统造型特别强调“线型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可以说飞檐的设计是我国古典建筑中的璀璨明珠。不同的飞檐形式往往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我国古典建筑的四大家――亭、台、楼、阁都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 而西方建筑则一般是垂直发展，建得又高又大。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 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它们以夸张的造型和撼人的尺度展示建筑的永恒与崇高，以体现人之伟力。 3.3 表达的伦理意识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古典园林建筑，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人的追求和喜好左右着造园，因而中国的传统园林在实际意义上是文人园林，历来讲究“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在本体认识的差异上，重视整体的和谐。 西方建筑的艺术风格则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对抗之美。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视自然为无生命的物质，在中世纪之前，基督教甚至是禁止游山玩水的，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然狂暴、危险的一面，那些傲然屹立的神殿、庙坛，处处皆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对立和征服，从而引发人们惊异、亢奋、恐怖、等审美情绪。 4 未来的发展 中西方传统建筑设计中蕴涵了环境观念、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先人的理想追求。北京天坛的庄严神圣的序列空间和建筑型制、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和对意境的追求，表现了“象天法地”“道法自然”的观念。西方古典建筑对人的活动的吸引与接纳以及简洁明晰的构图，反映了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理性精神。 建筑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不可能脱离传统的影响，建筑师应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自觉推动建筑传统的延续发展。在近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继承传统文化优良的一面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进而重塑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理念，树立有本国特色的新风格。 建筑美学论文:浅谈建筑美学的经济效益 摘要：“美学”是什么，那 “建筑美学”又是什么。美能为建筑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吸引众多的爱好者前来欣赏，此时建筑就是件商品，会有相应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价值。而城市则是由众多的建筑组成，那建筑的美学又能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呢？ 关键词：美学、建筑、经济效益 美学是种“不言而喻的感动”，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完整描述，但是它在情感上的满足却非常饱满”的体验，但可以概括的说“美学”是一种与生活价值契合的、丰富美好的内涵与时代精神，而且建筑的质量与美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统一”。人们可以自然而然的觉察到“美”这种喜悦、生动、充满感动的内涵。这或许是“建筑”与“美学”最大的交集，也是“建筑美学”最显著的特质。 当“建筑美学”与“经济价值”这两个观念被联系起来的时候，过去“对美的追求”这种看似无形的价值，就会被创造出来，抽象的美学效果，有了较为直观的衡量标准。而当这样的重视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时候，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将因此普及，建筑师更多元的设计理念将会被业主，政府管理部门所采用。而越来越多的美学建筑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建筑美学的价值受到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然后，透过可持续的观念倡导与推广，一种整体性的建筑质量提升就会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建筑美学的提升，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联动关系。 那么，建筑美学经济，到底能为我们带来多少社会影响与“经济价值”呢？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价值必须与人有所互动才能衡量。首先建筑实体要具备了建筑美学的基础、结构与量体，使用者在期间开始互动的时候，建筑提供的空间享受，便会在人的活动中开始产生，这种价值就是建筑美学经济的价值。而且使用者须具备一定的美学鉴赏能力与消费基础，了解美学的价值所在。使美学经济能具有实际的评价体现。 建筑美学可以为城市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呢？放眼世界，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例如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卢浮宫、北京的故宫，悉尼的歌剧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城市，但是建筑美学所能创造出来的城市价值，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往。为当地的城市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因此，美的建筑也能拯救一座城市。慕名而来的游客带来的旅游经济也可以成为城市复兴的动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传统工业的崩溃，以及1983年洪灾对城市中心的毁坏，曾经是欧洲重要的钢铁及造船业中心的毕尔巴鄂日渐萧条，经济发展出现了增长乏力和城市人口减少的现象，同时城市也存在规划混乱、环境污染和城市交通问题等弊病，尤其是中心区废弃码头及大量的造船厂，滨水地区的大量衰退，萧条的氛围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针对这些城市问题，自1989年起毕尔巴鄂市开始实施一个以艺术、文化、贸易及旅游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复兴计划，目标是将毕尔巴鄂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商贸文化和旅游中心。复兴计划由8个主要的子项目组成，15年来共投入资金15亿美元。在这些项目中，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毕尔巴鄂城市改造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建设经费1亿5千万欧元。博物馆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弗兰克・盖里设计，博物馆在1997年正式落成启用，虽然整个艺术馆耗资12.7亿美元(约合108亿人民元)，在博物馆建成的第一年,毕尔巴鄂便吸引了130万参观者，使得区域的经济活动增加了2.1亿美元，其中3000万美元为政府税收。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直接门票收入占毕尔巴鄂税收的4％，带动的相关收入则占到20％以上。仅仅6年，启动项目的资金便全数收回，同时还为该地区带来1亿5千万欧元的收入。城市活力随之复苏。古根海姆博物馆活化了当地的经济（巴斯克省的工业产品净值因此成长了五倍之多），这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创造了4万5千个就业机会。如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给地方经济带来的效益已成为众多大学研究课题，哈佛设计院称其为“古根海姆效应”。毕尔巴鄂也因此在城建领域捧得多项殊荣。2004年威尼斯双年展，毕市荣获世界最佳城建规划奖。西班牙和欧洲其它城市纷纷效仿，以期获得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的神奇效应。该效应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变革愿望：毕尔巴鄂要在工业时代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城市。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毕尔巴鄂又邀请世界多位著名建筑师为其设计各种标志性建筑。如今，徜徉在毕尔巴鄂街头，就如同走入一个露天的建筑艺术群中，有西班牙建筑大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的“白桥”、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塔楼，也有正在改造的奥拉维阿加城区。一些列的城市更新项目让毕尔巴鄂焕然一新，以往的萧条景象因为众多充满活力的新建的建筑项目而烟消云散。毕尔巴鄂不再只属于西班牙，而真正变成了欧洲的一个著名艺术旅游城市。如今，毕尔巴鄂已成为全欧洲生活、旅游、投资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市长依尼亚奇阿斯古纳说：“我们为古根海姆博物馆感到骄傲，但我们同样为河水中重现这座钛合金建筑的清澈倒影而骄傲。”“古根海姆++”让毕尔巴鄂重生，加号所代表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复兴。古根海姆的“美”拯救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城市，并形成了当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在数量上是无法统计出来的，但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品牌的形象与设计的价值是一体的两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设计。也能作为一种品牌或商标。所以“建筑美学，就是建筑的设计价值”。如果这样的价值可以成为全民的生活态度、生活选择的话，它就自然形成一种竞争力。因为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生活态度，就是文化。就是设计力的内涵，也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经济力。 曾经的新天地保留着大量的石库门建筑――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记录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平常百姓的生活，是老上海建筑的标签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石库门所形成的居住社区以及不能满足现代居住的需求了，90年代的城市发展，大面积的石库门建筑消失，原有的记忆在逐渐消亡，人们才意识到要保留这一特有的建筑院落。 现在，在一座座历史建筑里，上海新天地被打造成了有着欧式风情的休闲和娱乐群落。这里汇集了各式的酒吧、餐厅和夜总会，成为上海最潮流标签和品牌之一。白天，有很多中外游客来新天地观光、拍照留念；夜幕降临，这里更是弥漫着浪漫的欧陆风情。露天的酒吧、咖啡吧备受年轻时尚一族和老外们的欢迎。在里面逛了一圈之后，游客还可以去就近的太平桥绿地走走逛逛，感受另一种风情。新天地因其历史文化的轮廓和内部空间的现代化，以及国际性的经营内容，使中老年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怀旧，年青人则觉得很时尚，外国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则觉得很洋气。于是新天地很快成为沪上休闲文化彰显品位的聚集地，成为了大上海引领时尚潮流的新地标。 上海新天地的投资高达10多亿元，但实际并非如此计算。由于“新天地”的品牌效应，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地价的提升，从最开始周边的每平方米8000元～10000元，到现在的每平方米3万元以上。除此之外，更加明显的建筑美学经济效应出现：租金再贵，大家还是抢破头要进来，让建筑美学的硬件和软件，都在这里人文荟萃。企业，外资、旅馆、餐厅纷纷进驻，对生活条件有追求的并以中青年一代为主力的多金消费者也进入享受各国美食、名贵服饰、进口商品、艺术、创意设计、mix-use的复合使用，所有生活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发生。 随“新天地”老街区更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历史名城开始效仿“新天地”品牌模式，打造出自己的城市历史文化品牌，比如成都的宽窄巷子、北京的前门大街、福州的三坊七巷等等。 从建筑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只是一个内需市场，是关起门的家务事，然而，如果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来看，建筑美学就是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一种打开门赚观光财的经济实力。 目前实际情况是虽然近几年来优秀的中国建筑师在逐渐增多，但优秀的作品还只是孤立的现象，没有形成一套较为明晰的发展模式及产业链，要扩大建筑美学经济影响的范畴。必须从“优秀的个人”走向“团体的创意”进而发展到“建筑产业的优化”。特别是现在大背景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转型。这样能推动设计的良性发展，及背后带来的经济价值和不可忽视的附加价值。当然这股力量的发动需要建筑行业同仁的积极参与并达到共识，发挥团体的力量才能把建筑美学经济的理想变为行动，改善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让建筑的美影响到每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样才是建筑美学的经济的意义所在。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在房屋设计中的实践分析 摘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衣食住行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对其生活环境也就是住房建筑的设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舒适，而且要美观。许多高端的住房设计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享受，也体现了人们对审美、对艺术的一种高尚追求。本文针对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规律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建筑美学；房屋设计；应用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生活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者来说，在设计出一个安全、耐久、适用的房屋之外还要保证设计出的建筑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能够让大家的感官需要被满足，为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是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内容。本文从实际出发，简单介绍了房屋建筑设计工作中美学规律的应用分析。 一、建筑形式美的内涵 形式美是一种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需要由建筑材料的一些自然属性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进行组合而呈现出来。顾名思义，形式美就是以美的形式为出发点，它在美的内容上得到升华，把能表现出美的一些具体的色彩、图形、线条等进行抽象化并加以概括，这就形成了形式美。在苏州古城进行民族建筑时就将这种美较好地体现出来了。房屋建筑的形式美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必须符合用到的每个规律的整体形态；满足力学的一些规律和构图原则；要正确地使用和配合各种材料；需认真研究和设计才能把建筑物的各方面的角度、色彩、比例、质感等完美地表现出来。只有做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才能把房屋建筑的外在美和内在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才能既体现该建筑的实际应用功能又突出它的内容和特点。 二、建筑美学形式美感的定义 1、调和和对比的美学形态 从很多不形同的东西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把它们中比较相似的地方进行组合排列，为了让人看起了比较舒服，在设计建筑的时候通常会把外形相似的东西放到一起。虽然有变化，但是整体上是相同的。比如中国很多的古建筑群都是使用的这种设计。对比和调和的概念是相反的，它是把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东西放到一块，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让人一看就难以忘怀，相互之间起着衬托的效果，这种手法在外国的很多建筑中经常被使用到，例如罗浮宫的设计，它在颜色方面和周围的建筑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还有法国的大剧院，整个屋顶是椭圆形的，造型非常的独特新颖，既融合了古典又包含有现代，既显示出来浪漫有蕴含着现实。椭圆形的屋顶在整条街道上面显得十分的惹人注目，让人一眼就记下了它。颜色在建筑设计中也有着对比和调和，红和绿、紫和黄、蓝和橙、白和黑是属于对比比较鲜明的色彩；紫和红、兰和青、兰和绿、绿和黄、黄和橙、橙和红都是比较相近的岩石，它们属于可以调和的颜色。 2、均衡和对称的美学形态 均衡是和对称有着一定差别的概念。均衡不要求两边形态要完全相同，只是要求中心轴两边大体相同就可以了，使用起来更加的灵活。对于建筑物设计来说，只要给人一种比较平均的感觉就可以了，对于建筑两边的形态、数量、大小并没有严格的要求。比如有的建筑在中心轴线的两边一旁构建几个稍微小一点的建筑物，在另一边设计一个比较大型的建筑物，虽然大小、数量并不相同，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不错的，两侧相互补充、相互对比、虚实结合。虽然两侧并没有完全相同，但是在恰当的时候使用却可以达到非常与众不同的效果。在使用均衡这一手法的时候，要确定好中心，要不然会造成错乱的感觉，也就是说均衡使用的重要原则就是中心。同时均衡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作用，就是可以把距离中心轴比较远的、不太重要的物体通过比较近的大物体来进行平衡。 3、韵律和节奏的美学形式 就像运动一样，要保持一定的步伐，进行有规律的前进，韵律和节奏也是要求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频率进行动作的重复。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音乐，是非常有节奏感的，同时音乐也是有很多的节拍不断的有规律重复出现，然后通过组合，形成了人们比较喜欢的东西。同样在建筑设计中，也可以充分利用节奏和韵律来制造出美感，比如我们可以把两个形态不相同的建筑造型，通过有序的排列组合，形成别具一格的美感，节奏不是简简单单的重复出现就好了，是把控好某一个节奏，让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变化，越来越多节奏韵律凸显的建筑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节奏韵律有着非常强的彰显特性，把不同的元素通过适当的有规律性的排列，然后显示出来。 三、房屋建筑设计中的美学的设计应用 1、统一 在进行室内设计工作时一定要保证的就是室内设计的各部分内容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中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统一方案就是几何形状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设计人员可以采用以下两方面的手段:第一方面，通过不同几何体之间的从属关系确定。第二方面，通过形状之间的协调达成这种统一。 通过对主次之间的协调和搭配，使不同的部位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进而达到统一。对于房屋建筑来说，根据建筑的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将建筑分为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对于建筑的主次部分如果不能通过一定的手法和策略使两者形成统一整体，就会使建筑变得松散。尤其是在室内设计中，如果都是主要部分，各自突出自己的特点，形不成一定的组合效果就会使室内杂乱，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而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设计者要恰当的处理重点、从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关系，使设计内容呈现出一种主次分明，以次称主的设计效果。 在房屋建筑的设计过程尤其是室内的设计当中，很多建筑材料的颜色和性质形状等都是不一样的，因而设计人员要实现设计效果的统一，就可以通过对不同性质不同颜色的材料的组合。首先，根据设计理念将不同的形状的材料进行组合，当各种材料的组合实现统一之后，就可以对颜色进行搭配，实现设计方案真正的统一。 2、比例 在建筑设计当中比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建筑的长宽高还是建筑的整体和局部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之间的协调与否也会对建筑的美观造成影响。良好的比例可以使整个建筑给人一种完美和谐的感受，使居住者在房屋中感到舒适。对于房屋建筑来说，好的比例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主要尺寸中间的比例相同。在建立相关的比例时既可以采用简单的基数比，也可以通过从几何形状中发展而来的动态比例。 3、均衡 建筑美学中均衡性特点规律是由于建筑物自身的大小、质感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由于建筑材料的体积的大小和材质等都会影响到给人们的感觉，因而均衡性就是要通过轻重之间的搭配保证建筑的均衡性。对于房屋建筑的设计来说，实现均衡设计就要尽可能的使建筑是对称的。设计人员通过合理的设计方案，使建筑的均衡中心可以凸显出来，从而提升建筑的设计感受，提高设计的表现能力。 4、有节奏和韵律 可以把建筑学称为一种空间艺术，也可以称为时间艺术。我们通常会把整体结构上的序列和外观审美上的序列还有就是实现功能上的序列有机结合起来，使它们联系更加紧密。既然是一个序列，那么就代表着它有开头也有结尾。一个房屋建筑的序列一旦进入开始的入口，那么它就会顺其自然地按照一定的规律和原则流向它的结尾。而结尾处也是这个序列在艺术和作用上最辉煌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潮。在建筑中完整的序列可以通过高潮自然地流向一个出口或者什么别的次要部位，也可以跳过高潮到达那个出口或次要部位。 序列的布局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在感官上引起强烈共鸣，使人能够产生庄严直爽的确切印象，我们称它为规则布局或者规则序列。在规则序列中，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很少有脱离掌控或发生偶然事情的时候，这很适合建造一些大型的重要群体的建筑物。另一种不规则的布局或序列，充满了不定性。这种不规则性往往更能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也能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染力，在外观上使建筑物更具有个性。 结束语 在现代的建筑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时尚元素已经融入进来，并被大众所喜爱，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抛弃了传统的美学标准，现代美学是在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美学是古典美学的一个延伸物，如果现代美学抛弃了传统美学，它是没有办法很好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建筑设计时，应该把内在的建筑美学法则时刻的运用起来。 建筑美学论文:材料特性与建筑美学 【摘要】 基于混凝土建筑可塑性的特点，结合当代建筑美学发展趋势，对现代混凝土建筑案例的美学价值进行解读。分析了当今混凝土建筑在场所精神、粗野主义、文人建筑等方面的案例。明确了混凝土技术的发展前景对混凝土建筑美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混凝土建筑 可塑性 建筑美学 场所精神 1.相关理论解读 1.1可塑性 可塑性是指混凝土建筑在形体上能被模板规定成任意形状，建筑形体的规定性不强，自由度很大，可塑性是使混凝土的表现力完全不同于其它建筑材料的最主要性质。混凝土的成型过程是一个由动态变为静态的过程，混凝土的流动性使它可以依据模板而塑成任何形式。也就是说混凝土没有固定的形式，它的最终形态有模板决定，这就为建筑中的美学考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与砖石、木材等传统建筑材料相比，混凝土具有许多不同的材料特点。首先，由于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结构的各个部分是以一个整体状态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混凝土是在一种半流质状态中制作的，因此它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状。 以上两个特点，都可以基于混凝土的可塑性所延展出的，而正是由于建筑师和结构师们利用了混凝土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现代建筑设计中常用的、用于表现建筑师意匠和营造特定建筑美学的“神器”。从设计上来讲，混凝土的流体状态及力学性能使得它广泛应用于专注形态塑造的建筑，也流露出技术上的美学意义，这充分展现了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1.2建筑美学 建筑美学是艺术美学和建筑学的重要分支。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建筑伴随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建筑美学的出现却是20世纪的事情。英国美学家罗杰斯・思克拉顿从审美的角度论述了建筑具有实用性、地区性、技术性、总效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可看成是建筑美学的创始人。美国现代建筑学家托伯特・哈姆林较全面地概括了建筑美学的基本内容。此外，包豪斯的建筑美学理论与现代主义联系较多，美国建筑大师文丘里则从符号学的角度来探讨建筑的美和审美问题。 1.3混凝土建筑的发展历史 从材料的工程学和结构角度来看，罗马人将混凝土从天然的填充料发展成主要的结构材料。万神庙穹顶的建造过程没有使用模板，而是采用卧砖分层圈砌。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大多数重要的结构和工程发现及研究并没有延续下来，18世纪以前，混凝土并没用被当成建设的主流材料。 到19世纪，法国首先开始使用混凝土作为建筑立面的表现材料。水泥的发明直接推动了混凝土材料的发展，此后混凝土的运用也日益广泛。意大利建筑师皮埃尔・奈尔维在推动混凝土使用的路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于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奈尔维既是建筑师，又是一位诗人，他努力将建筑与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喜欢称他为“钢筋混凝土诗人”。 2.混凝土建筑之美学解读 在建筑理论流派多元化的今天，建筑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也是多元的。由于混凝土自身所具有的可塑性特点，使之不仅成为一种常用的建筑材料，也在体现建筑的美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案例来解读基于可塑性特点而建造的混凝土建筑的美学价值。 2.1场所精神之美 建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也是空间的营造，或者更为主要的，是作为空间基础的“场所”的营造。混凝土建筑营造空间氛围的时候，其意境含蓄、韵味隽永。阿尔瓦罗・西扎设计的葡萄牙馆就表现了对混凝土柔性特征的探索。 他用一片薄薄的混凝土幕用金属线悬挂在两边的建筑上，形成一个3900平方米的有顶广场。这块巨板长65米、宽58米、高10米，两端对称。用纤薄的混凝土板展示了混凝土结构的柔性，打消了人们心中对混凝土厚重庞大的印象。屋面像雨篷一样轻巧地覆盖在中央广场上方。丝毫体会不到混凝土屋面的沉重坚实感。这个结构就是模仿传统的葡萄牙集市：在厚重的房子前面支起一片帐篷。通过轻薄的混凝土构件，营造了一种传统集市的场所感，让人们在置身其中时，忘掉了繁华都市的喧嚣，去体味古朴和谐的市井之风。 2.2粗野主义之美 “粗野主义”是50年代到60年代喧噪一时的建筑设计倾向。粗野主义经常将混凝土毛糙的方面暴露出来，极其夸张那些沉重的构件，并把他们冷酷地碰撞在一起。混凝土的可塑性特点和视觉效果符合了粗野主义所倡导的审美观念。作为粗野主义的倡导者，柯布西耶设计建造了许多迎合粗野主义审美观念的建筑，最有代表的应是朗香教堂。 朗香教堂可以说是利用混凝土的可塑性建造的混凝土建筑典范之一，这个建筑也是柯布西埃新的探索的结果。郎香教堂是他绝无仅有的非几何形式的有机形态建筑。它粗壮敦实的体块，混沌的形象，岩石般稳重地屹立在群山间的一个小山包上。顶部呈自由曲线形，用两层钢筋混凝土薄板构成，在边缘上两层汇合并向上翻起。从内部往室外看去，窗户成为一个个透光的方孔，造成一种不稳定感，迫使人们面向祭坛方向，造成很特殊的宗教氛围。 2.3文人意匠之美 随着混凝土浇筑技术及轻骨料的不断更新，混凝土建筑的外表形式有了新的种类，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选用清水混凝土作为建筑外表皮饰面或内部构件。这些建筑师往往具有文人的气质。他们将思想通过混凝土来表达出来，比较出名的有安藤忠雄、路易斯・康、刘家琨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混凝土是最常见的材料。他们倾向于一种淡雅的文人墨客的情愫。在严格的技术控制管理之下，混凝土表面质感变得极为细腻柔和，这种混凝土与表现结构力度的混凝土略有不同，它显示出混凝土的另一面，在空间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以下以刘家琨设计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为例。 设计者最初的设想是希望用清水混凝土表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但由于施工技术原因，难以在浇筑过程中保证墙体的垂直度，只好采用一种叫做“框架结构、清水混凝土与页岩砖组合墙”的组合墙特殊工艺。整个主体部分清水混凝土外壁采用凹凸窄条模板，形成明确的肌理，增加外墙的质感和可读性。为使建筑整体像一块“冷峻的巨石”建筑外部整体拟采用清水混凝土。在他眼中，在流行给建筑涂脂抹粉的年代，清水混凝土的使用已不仅仅是建筑方法问题，而且是美学取向和精神品质的问题。 4.结语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型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技艺及混凝土材料添加剂的更新，会给未来混凝土建筑的外观表现及内在功能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同时，对于混凝土建筑的美学思考也会慢慢的改变。但是，最为混凝土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建材的特点――可塑性特点永远不会消失，也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混凝土建筑较其他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永远不会消失。围绕可塑性原理，混凝土建筑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值得每一个人期待，也值得每一个建筑师大胆的去尝试这种充满挑战性建筑实验。 建筑美学论文:《建筑美学》教学改革探究 摘 要：建筑美学是建立在建筑学和美学的基础上，研究建筑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授课主要以多媒体授课为主，鉴于该课程特点，为了让同学们更加好的了解建筑与美学的关系，特对该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研究。 关键词：教学 改革 探究 一、增加课堂的吸引力 如果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学生太不象话，既对不起自己的学习，又没有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学生为什么会在课堂上睡着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学生自己想要睡觉，所以他就主动地睡着了；另一种可能是学生被课堂催着睡觉，所以他就被动地睡着了。前一种情况证明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自制力，后一种情况证明教师在课堂上没有吸引力。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指责学生没有课堂自制力，但却发现这种指责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用；于是，在这一轮课堂教学改革中，有不少的学校尝试通过提高教师的课堂吸引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今天，虽然教学仍然是为了传授知识，但却离照本宣科的教学形式越来越远，教师不但要知道自己在教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自己的教法是否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讲授教学内容时，一定要用多种表现形式来呈现教学内容，尤其是要将抽象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具体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看起来是为难了教师，有点强有所难的味道，实际上是以此增大课堂吸引力的重要举措。此外，还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尤其是要借用现代教学技术，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有机整合，从而让学生能够更轻松地理解学科课程，也为了让课堂教学因为融入信息技术而变得更富有现代气息。 由于提高课堂吸引力只是让学生更乐意于上课，并不是学生上课的目的，所以大家容易把他理解成是教师的课堂作秀。事实上，就连教师自己也很难区分，究竟自己是在课堂作秀，还是在提高课堂吸引力。在公开课中，往往把教学中使用的教学手段有几种，教学中是否使用多媒体技术作为考核的指标，这种为了使用教学手段而使用，为了使用多媒体技术而使用，的确成了课堂作秀。而课堂作秀的盛行，也是对教师提高课堂吸引力最大的指责。 2. 教师转变教育观念 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转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工作目标和工作流程发生巨大变化。知识的掌握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但教师的工作并不只是传授知识，对于教师而言，直接传授知识还不如让学生掌握如何学习、如何提高学习效率，"教是为了不教"。"学案"教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教师转变教育观念，不仅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得出经验，更要加强对教育心理学的学习，系统掌握学生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规律。教师观念的转变不仅促进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更是教学模式创新的前提条件。期末考试成绩占30%左右，注重能力评价的平时成绩如讨论、实践、调研等占60%左右。按课程、班级和专业进行改革试点。同时，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由学生评教，让学生评出他们心目中最受欢迎的任课教师。也就是说，大学要看重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满意度，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教学效果。 3.充分利用多媒体 多媒体电脑技术以其鲜明的图象、生动的形象和灵活多变的特点能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采用多媒体计算机手段，能使呈现的教学内容声、画同步，视、听结合，运用多媒体技术图、文、声、像等丰富的媒体表现功能，创设教学情境，使教学形象化，把学生带进与教学内容相应的气氛中，使学生具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的欲望；甚至能把对知识的学习融入新颖别致的娱乐形式中，发挥寓教于乐的学习优势，使枯燥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把学生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表现有机地统一于教学过程之中，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理论去感知、去理解。感受直观，突破重、难点 多媒体计算机，可以把文字、图形、声音、动画、视频等信息集于一体，全面刺激人体多种感官，能使学生从多角度接收信息，获得极为丰富、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即是对事物表面诸多方面现象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即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从而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提高时效，集中注意力教学信息的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课堂教学要设法加快节奏，提高信息传播密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尽可能多地传授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传统条件下的课堂教学，很难做到这一点。课堂教学常常会被一些与教学内容并无直接联系的事情占去不少时间，而且效果不佳。如板书，不仅会影响课堂教学时间的充分利用，还会打断学生的连续思维，有时还有个别学生趁机讲话，做小动作，破坏课堂纪律，影响教学效果。现代多媒体电脑则具有传播速度快、预设性能好的特点，许多准备工作和课堂上与教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操作等待过程都能省略或事前准备好，从而避免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的无谓占用。使用多媒体电脑教学，能调动最适宜的教学资源参与活动，紧缩时间安排，交替媒体显示，减少常见知识的讲解篇幅，加大关键要害处讲授力度，提高知识传播密度，形成快节奏、高密度的现代课堂教学特点。另外在板书时设计不同的交互方式，板书不同内容，同时对板书进行整体美化设计，使学生在优美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 集体参与和及时反馈，促使主动学习没有师生一同平等参与，就不会使学生对学习有强烈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没有信息反馈，任何教学行为都是盲目无序的。要让学生参与教学，关键就在老师是如何让学生参与。老师“问”，学生“答”，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只能是一次一人，同一问题不可能都一一问到，这会使一些学生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肯定不会叫到我，因而就不会去思考；一些积极思考、希望表现自我的学生在一次次失望中又会淡化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电脑手段，能让全班学生始终积极主动并渴望参与，保持旺盛的学习劲头。同时，学生在不断地参与实践中获得愉快的、成功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他们参与品质也会得到培养和提高。反馈信息能使学生处于最佳思维状态，提高教学实效，确保教学目的实现。反馈除作业反馈外，更重要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及时反馈，它易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的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但在传统教学中，限于时间和人数，反馈并不能随时而广泛使用的。如对回答结果的评判，只能有老师一人，难以形成“百家争鸣”，这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形成。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功能能够进行及时反馈，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参与情感。反馈时重点给学生提供“成功”机会，让学生品尝到成功“滋味”，使不同层次、类型的学生都感到满足和有成就感，以增强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主动学习。 多媒体电脑与教学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从被动教育向主动教育的转变，有利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之转变，有利于从知识教育向智能教育的转变。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现代教学中，教师仍然起主导作用，学生起主体作用，多媒体电脑教学只起辅助作用。它主要用于解决课堂中的重点、难点，特别是难点，激发兴趣、热情。 建筑美学论文:基于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点滴思考 【摘要】建筑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表现出一种美的意境。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是人对于美学的认识在建筑上的体现，值得我们研究。 【关键词】人文背景 建筑美学 思考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艺术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建筑承担着艺术审美的使命，而从人文背景下看，建筑又承载着人的主科观审美以及对历史的记载。建筑美学不但包含建筑的形象结构的审美，更包括了精神上的审美，通过建筑师的设计，呈现一种美的意境。作为文化的载体，建筑同时承载着民族、地域以及社会的历史，表现着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方式、思想潮流等内容。因此，人文背景的建筑美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建筑审美的重要内容。 1建筑美的含义 建筑美可以分为广义的建筑美与狭义的建筑美。狭义的建筑美主要是指对建筑的造型、装饰等艺术特征的审美，旨在揭示建筑的结构以及艺术上的美感，将建筑作为单纯的艺术品来进行鉴赏。广义的建筑美将建筑审美进行了拓展，不仅仅聚焦于建筑本身，而将目光扩大到建筑的环境、历史等宏观的视角上来对建筑的美进行鉴赏，通过对建筑与街道、广场等区域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潮流的分析研究，来对建筑美的特征做出把握，通过整体的眼光来看局部的美，以动态的方式来研究静态的美。 建筑美学主要有“益美”说以及“愉悦”说，“益美”说主张实用至上，以“功能主义”为核心对建筑美进行定义。在这种美学观点下，建筑的美以功能性为主，其形式应追随功能的需要，意图将实用性与建筑的精确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一个艺术的平衡，从而表现出建筑的美感。而“愉悦”说主张形式美，认为建筑的美在于形象美感，给人以愉悦的感觉。在对建筑的整体结构、外形、材料、颜色、装饰等要素进行协调，达到建筑形式上的和谐美。 另外，还有 “主观表现论”以及“客观表现论”两种观点。“主观表现论”主要认为建筑美在于对思想、情感等的表达，是人们的情感在建筑上的表现，利用一定的氛围或意境来在空间上表达建筑者的情意，是对建筑的主观情感表现的追求。而“客观表现论”则注重建筑对于外在世界的表现，通过建筑来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或对未来的展望，表现力量或运动的美感，或是对时间的表现。 2当代中国建筑美学概念及特征 我国建筑自从20世纪开始，就一直在西化风格、民族风格以及折中主义三种形式下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建筑开始理性地处理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风格问题。现在，我国在建筑美学上主张以本土传统建筑为基础，并引入西方现代的建筑美学观念。 我国当代建筑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技术美学以及环境美学上，通过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使建筑达到“轻、光、挺、薄”的特点。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建筑技术也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成熟，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建筑的实用性以及美学性之间的矛盾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从而使建筑达到美的境界。技术性美学要求技术与形象彼此有机地结合，任何脱离了形象的技术手段都无法给人带来美感，只会让人感到违和感，成为了虚伪的矫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建筑开发时对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出现了绿地占用过多、不合理地对容积率进行提高等现象，仅仅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 建筑的和谐美首先表现在建筑本身结构与外观的和谐，另外还有建筑的功能与建筑空间的和谐、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建筑与人类的和谐等方面，通过建筑的和谐来达到符合时代建筑审美观的建筑美。 3理性的建筑结构审美 建筑的理性审美主要是对建筑的结构与功能的艺术审美。建筑的第一要素是实用性，对于建筑结构的坚固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在达到来实用性以后便可以追求形式上的美感，通过各种艺术造型以及技术手段来完成建筑的艺术创作。因此，理性的建筑审美要求建筑在功能性和艺术性上达到有机的统一，在保障人们正常活动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对建筑的美感进行表现。建筑的艺术形式表现主要体现在建筑的结构美上，结构与造型相互影响。目前建筑在于空间高度的跨度越来越大，结构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建筑结构都是为了一定的功能性的需求而被创造的，因此结构的价值只有在符合了一定的空间使用要求时才能得到体现。从古至今，建筑的结构都是建筑美的前提，不论是木架结构还是石砌结构，或者是欧式的高直式建筑，都是通过结构来体现建筑的艺术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结构也在不断地完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概念造型，充分地体现出了时代特征。结构需要服务于功能，不论是什么样的建筑结构都需要以建筑的实用性作为前提。 4感性的人文背景审美 虽然建筑审美以理性的审美为基本，但是感性的人文背景下的审美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建筑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是活动所需要的单纯的物体，同时承载着人类的文明、历史、情感等多方面的人文内容。因此，对建筑的人文背景审美就是对建筑的历史的解读，更是对人类的历史或情感的解读。 我国的古代建筑，大多都有着诗人墨客的情感点缀，同时这种文学方面的因素也更平添了建筑的人文背景。例如听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古文，必定是能够联想到岳阳楼的。想当时范仲淹学士在这里畅怀释文，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筑的人文背景是在情感上引起人们共鸣的美感，是一种人文关怀，具有很重要的审美价值。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中，人们往往都能体会到其浓厚的历史气息以及感性的美感，即使其结构已经非常落后，甚至有些建筑已经残缺不全，却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这就是历史文化在建筑中的积淀，能够引发人们的遐想与深思。另外，一些建筑本身不具有很长的历史，但却通过建筑师的设计，表现出了建筑师对于人文情感的思考，人们通过对这些建筑来读取建筑师所想要表达出的意境或是观点，具有很强的情感指向性，是建筑审美的另一种体现。 5结语 建筑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凝聚了建筑师的智慧以及人们的劳动成果，不但具有结构形式上的美感，同时承载着建筑的时代特征以及人们的思想潮流。因此，建筑美学不但要关注建筑的形式美，同时还要重视人文背景下的建筑美学，在建筑中多加入一些人文关怀，可以更好地增加建筑的美学内涵，全面地表现出建筑的美感。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艺术核心论文:核心竞争力的文化艺术论文 一、目前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建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没有稳定的课程体系文化艺术管理专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在国内相对于其他历史悠久的专业而言，它没有长久的文化积淀和理论积累。当然从80年代到现在，也已经经历了20多个年头，在热衷于文化艺术管理事业的学者的努力下，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课程体系逐步建立；但是具体到一个又一个开设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院校就未必都有着科学的课程体系来进行文化艺术管理的学习。课程的学习是核心竞争力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如果基础没有打好，核心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缺乏专业技能的培养虽然文化艺术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求学生涉及多方面的知识，进行知识的融会贯通；但是也应该意识到，在你是一个杂家的同时你要先是一个专家。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要先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有一门专业的技能能够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定位；然后才能更好的进行全方面的发展。专业技能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艺术史、艺术欣赏等的熏陶也只是表面上的接触，怎么样去培养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学生的某一技能，也是以后文化艺术管理学科建设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缺乏理论建构一个学科的理论建构有多深厚就意味着这个学科能走多远，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价值。同时理论建构也是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基础和硬件。说到底还是发展时间短，着力于文化艺术管理的专业研究人才缺乏。不过随着社会的的发展，精神文明的提高，对于文化艺术的欣赏也越来越高，继而对于文化艺术管理者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管理者，我们应该对文化艺术管理的前景看好。努力学好知识，为文化艺术管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没有针对性的招生学习文化艺术管理应该是有一定的艺术基础，热爱艺术事业的人，如果一个学习文化艺术管理的学生对艺术都不感兴趣怎么能够做好文化艺术的管理。所以文化艺术管理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招生，最好是招收艺术生并且热爱管理的学生，他们有一定的艺术基础，而且热爱艺术，培养的时候也更容易实行针对性的培养；同时也有利于专业技能的塑造，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文化艺术管理者。他们会针对自己原有的艺术基础来定位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现在的招生都是泛泛的招生，继而再进行艺术的学习和熏陶，就导致了很多学生对于专业的迷茫。 二、塑造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一）找准自己的定位现在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分为文化产业、文化法、文化经纪人、艺术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管理、体育文化等方向，更加拓宽了学科领域。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做公务员、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还有的去做文化产业，从事各种文化的经营现象。那么，就需要学生在自己进行学习的时候，确定自己的方向，进而向自己的领域倾斜，着重打造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塑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全方位的拓展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人才应该懂得艺术活动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应当有敏锐的洞察力了解与时俱进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基本态势及其前景；懂得各类艺术形式的基本特点，了解各类艺术的创作过程和发展历史，能够对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分析鉴赏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具有深厚的人文与历史素质和修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了解艺术经济与市场的基本规律，以及艺术制作、传播与营销的运行方式；具有较强的组织与策划能力，懂得项目策划所应具有的规则与流程；懂得不同地域、民族人们特有的接受心理，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什么需求；还有就是要懂得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在专业技能稳定的情况下，对于其他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和收录，都将为核心竞争力的建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应该投身于实践，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的引导实践。文化艺术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味的去学习理论知识而不投入实践，只会导致学生实践能力的分节，从而不利于踏入社会。但是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核心竞争力将会凸显，这就会成为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突出优势。 塑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拥有其他人没有的竞争优势，达到自己的最佳竞争状态，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性，做一名优秀的文化艺术管理者。这是我们每一位艺术管理学者应该肩负的重任，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宋锦锦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艺术核心论文:社会核心为向导的艺术教育探讨 作者：秦琴李美双单位：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 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时代特征保障了融入的可行性 青年大学生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伴随信息化一同成长，视野宽阔，接受了来自众多领域的信息，知识庞杂，情感丰富，艺术气息浓厚，善于释放自己内心的情感。但身处价值多元的时代，面临社会的急剧转型，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明显表现出困惑和迷茫，诚信意识淡薄，个人的道德行为失范，甚至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质疑。但是08年的奥运会被外国人亲切地称为“鸟巢一代”的青年志愿者和汶川地震中青年大学生的表现也展示了大多数大学生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能够自觉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侵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也有高度的认同。故而，要切实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到高校的艺术教育中，正确引导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方向，确保艺术教育在提高大学生艺术修养的同时，保证大学生政治方向的坚定，道德素质的高尚，进一步使其明辨是非，明确荣耻，如此，不仅能有效达到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目的，更易于准确把握青年大学生的发展规律。 艺术教育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致性 艺术教育，通过艺术熏陶和感染人，达到净化心灵、健全人格、启迪智慧的目的，从而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感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从一定意义上讲，高校艺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艺术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在春秋末期，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就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极力倡导以艺术教育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到了近代，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更是倡导将民族艺术融入课堂教育，其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旨在优化国民教育，切实培养国民的健全人格，提高其综合素质。“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从人的精神上塑造人、感染人和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艺术教育的内容旨在通过培养青年大学生的艺术修养，熏陶、濡染、浸润青年大学生的政治修养和思想道德品质，也包含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各项内容。由此可知，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思想道德品质和艺术修养、审美情趣方面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高校艺术教育的内容、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高度的吻合，这就更进一步确保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到高校艺术教育的可行性、必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之必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形形色色的社会观念不断涌入国门，古今中西文化在不断碰撞，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建设，致使一些大学生在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失去了自我。“艺术教育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中，对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如上所述，多数大学生只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道德素质下降，而艺术教育则具有不同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方式，有强烈的感召力，“可以培养大学生追求真理，崇尚真、善、美的优良品德,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最好形式”。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需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的国民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高校是培养国民价值体系的重要场所，在高校和大学生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群体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青年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可度有些差强人意。这固然受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环境趋利化等社会因素影响，但同时应看到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种种不足。艺术教育与社会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当今社会，艺术教育可以其特有的育人功能，成为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路径。因此，在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可通过艺术教育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艺术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方法进行。 （三）是有效满足高校艺术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教育部门逐步提高了对高等院校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视和认识，明确了艺术教育在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地位，通过积极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使艺术教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和新娱乐时代的到来，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明星梦”的追求已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有理想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个人的理想过于功利，将学艺术、走艺术路作为发财、成名的唯一选择，那这样的人生观无疑是一种消极，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念。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念如在大学生中广泛流行，无疑会影响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对大学生的艺术教育中，必须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武装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头脑，使其自觉抵制错误的、功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的途径 （一）注重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课堂教学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对学生开展系统的艺术专业教育，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自觉强化自身的审美情趣与艺术素养。在对大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还应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使之贯穿艺术教育的整个过程，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确保他们能够坚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艺术教育课堂教学对于实现艺术教育教学的目的，完成艺术教育任务，强化艺术教育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注重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要切实发挥艺术教育课堂教学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阵地作用，强化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的优势，突出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凸显自我教育的作用，以此逐步引导青年大学生主动接受社会主旋律教育，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洗礼。 （二）优化外部环境，发挥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艺术教育的目的旨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使之能够正确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增强自我建构的意识。只有学校、家庭、社会一起努力优化外部环境、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外部教育环境和氛围，充分利用当代青年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热情，建立社会实践平台，才能促使其在亲身的实践中感悟社会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或否定，形成自己对社会的价值取向，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我建构意识，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 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到高校的艺术教育全过程，关键是要发挥高校文化教育的育人功能。增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职能，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指导，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凝聚力，以各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向心力，以“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校园文化的道德约束力，明荣辱、知廉耻。通过积极开展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开展各种文艺竞赛，使青年大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受到熏陶、感染，在潜移默化中有力地引导青年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既达到高校艺术教育的目的，又实现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标。 （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教师的关键作用 首先,艺术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系统的艺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思想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优化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高校艺术教育需要艺术教师更新教学观念，贴近生活，融入自然，活用教材，勇于打破课堂教学的局限，从而在培养青年大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其艺术修养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年大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这些都要求艺术教师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遵循教育规律，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以身示范，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贴近学生实际，创新教学方法，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提高课堂控制力，增强艺术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卓有成效地完成艺术教育的各项任务。艺术教育是一种符合大学生成材成长规律的新型教育方式，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艺术教育，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有利于激发大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增强大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切实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统一，真正做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影视鉴赏核心价值观导向 长期以来，我国对大学生价值观导向是以主流意识为重要目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重要手段来进行的。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导向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然而，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效果并不是十分乐观。 很多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线教师都有一个直观感觉：现在这些80末、90后的学生们越来越不好教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正在遭受大学生的严重质疑，甚至是抵触与蔑视。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过程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物质的丰富与观念的多元并存，社会现象的复杂化与日俱增，媒体的舆论导向渐趋分散。大学生耳闻目睹了很多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事实正在社会中滋长，更被很多标新立异的价值观念蛊惑，认为主流价值观早已是过时的产物，极端者甚至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的骗局。第二，大学生占有的信息资源十分巨大，往往会超过教师的知识储备。网络咨讯的发达、传播过程的迅捷、接受终端的多元使每个人都成为机会均等的信息获取者。无线网络在大学校园中的遍布，使学生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来到课堂，当即对教师讲授的知识点进行核实、补充、反驳。因此，在丧失了一言堂的观念权威地位和知识储备优势后，教师该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主流价值观？ 笔者认为首先可以从如何变革方法论，如何找到有效的新方法入手。能不能找到一套全新的教育理念和相应的教学方法，引入一种新的教育媒介作为契机，带动一轮新的价值观资源开发，最终弥补传统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关键缺失。笔者选择艺术电影作为这种新的教育媒介，主要原因是：电影的媒介魅力和传播特性非常符合大学生的认知习惯，已成为大学生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资源。第一，艺术电影能有效弥补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缺陷。首先，从顺序上打破固有模式，破除先入之见。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与讨论理解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其次，艺术电影的虚构性与想象性使人产生审美距离，不再纠缠于现实功利因素的权衡。最后，由艺术电影引发的道德结论不再留于抽象的理论，而是从独特的人物性格、感性的情绪气氛、动态的发展过程、敏锐的细节关照出发，让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最具体的性情体验中。第二，艺术电影的媒介特性有利于大学生接受核心价值观。作为第七种艺术的电影具有独特的视听语言系统，它融合了文学的叙事性、音乐的抒情性、绘画的形象性、摄影的真实性、戏剧的参与性，同时还以蒙太奇手法形成自身独特的叙事结构与表意功能，可以有效解决道德教育中的诸多问题。第三，艺术电影既是大学生产生价值观困惑的重要源头，也是解决其困惑的最佳载体。这是一个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经历更是与各类影视作品相伴而生。课堂上讲授的主流价值观为何难以奏效？就是因为铺天盖地的影视作品中有各类价值观在他们的思想中冲撞。广大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优酷、酷6等各类视频网站，在线观看、下载观看各类电影，这已成为当今中国大学生形成价值观的一种强大的，隐性的、主动的、自发的、客观的、现实的重要渠道。他们没有经历过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很容易将影视作品中的人生当作现实人生来看待，进而接受其中的价值观念。但这些作品艺术水准参差不齐，所宣扬的价值观也鱼龙混杂，这使很多大学生陷入茫然与困惑。如果没有极强的辨别力和极高的审美品味，很容易走入价值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歧路。但这一事实同样也提醒我们，如果能通过大学生熟悉并信赖的影视媒介本身，发掘出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道德资源，那么说服力无疑将大大增强。我国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范畴。 在这个领域里所呈现的是对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它表现出师资队伍的政治理论性和大学生的学习被动性。而面对大学生在欣赏影视作品的个体行为中产生的诸多价值观困惑，电影专业的教学活动又显然没有相应的解决措施。因为我国高校开设的电影专业课程基本上划归为艺术类的专业教育，侧重于拍摄技巧、剧本编写、导演理论、表演理论、后期制作等方面的讲解。懂电影的教师只负责讲解电影，却不注重大学生在观影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价值观问题。同样，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课教师虽然已在不同程度地借用电影手段来丰富教学，但他们对电影本身的理解又较为有限，所选影片的艺术质量难有保证，有时不免将电影沦为佐证主流价值观的辅助性宣传工具。两方面的教学实践都没能有效地将欣赏电影与树立主流价值观完美融合。国内目前与此相关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高校开设各类影视鉴赏公共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全国高等学校从2006年秋季起普遍设置公共艺术课程，《大学影视鉴赏》也成为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其目的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但这类课程大都偏重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的介绍，而不是价值观的引导，无法将审美与价值观进行有机统一。第二，市面上流行各类电影笔记书籍。近几年，各领域文化学者写作的电影随笔与观影感悟书籍大量增多，这其中包括很多专业影评人的写作，虽有深厚的技术功底与专业的解读视角，但仍囿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探讨，易流于“为电影而电影”的层面，能为大学生吸收的价值观资源却并不丰厚。这就给高校提出一个重要的新课题———挖掘艺术电影的价值观资源，利用艺术电影的感染力和时效性，引导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融入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之中。它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职责，也是高等院校所有教师的重要职责。将电影艺术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融为一体，形成高校视听伦理教育的新思路。让大学生在欣赏艺术电影的同时，得到高尚的道德品格熏陶，使艺术电影成为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手段。要综合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理论、电影美学、伦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探索伦理教育的感官化模式，重审道德情感作为行动能源的可开发性，丰富道德认知的感性化与立体化，以此达到让大学生坚定道德意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信仰，落实于日常道德行为的教育目的。通过分析经典艺术电影的不同价值观，着力提高大学生的辨别善恶能力和理性选择能力，找准当代大学生思想的真实状况，通过艺术电影的镜头语言来解读价值观内涵，有效地将主流正面价值观进行重新阐释，达到为学生接受的目的。第一，挖掘艺术电影的道德资源，发挥其价值观导向作用。“艺术电影”是指那些具有较高艺术品位和终极人文关怀的电影。这类电影不同于纯粹以搞笑娱乐为目的的商业电影，而与人类历史上经典的文学、绘画、音乐作品一样，包含着创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深邃思考。它使我们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更加立体深入，有利于大学生以全新的视角重审主流价值观所传达的内在精神。曾让他们深表怀疑的“无私”、“团结”、“节俭”等概念，将完全超越他们先前的观念定式，焕发出那些美德本身所蕴藏的精神能量。 通过学习鉴赏艺术电影，大学生会发觉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道德世界。第二，利用艺术电影的媒介直观性，增强大学生的审美感受力与道德洞察力。艺术电影以直观的形式弥补了道德教育历来以文字思维主导，图像思维缺失的遗憾，建立新的感官思维方式，以直觉体验抵达真理。看一部经典的艺术电影，不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在具体人物和事件发展过程中，逐渐剥离出精神内核。全方位的身体介入代替了单一的大脑参与，立体化的情境体验代替了直线式的逻辑推理。由“我思考，我相信”到“我看见，我相信”再到“我感觉，我相信”。优秀的艺术电影让我们“看见”那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到底如何起作用，哪怕仅仅由于一个怜悯的眼神或一种疯狂的语气，我们便足以洞悉，善是究竟凭借什么成为一种撼动心灵的力量，恶又是究竟因为什么而沦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堕落。我们最终“懂得”那些道理，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第三，辨析艺术电影的多重价值观，锤炼大学生的审美趣味与道德辨别力。一部优秀的艺术电影是各种价值观的复杂综合体，大学生难以准确把握，需要教师给予充分指引。艺术电影大师会在作品中创造一种类似于真实世界的复杂现实，人性的基本面貌显现其中，彼此冲突的价值观、难分伯仲的道德力量交错并存，只有具备较高的艺术敏感度和道德感悟力，才会发现那些最基本的大观念往往以隐性的形式藏于其中，不加解释易被忽视，稍加解释则大放异彩。因此，如何培养学生从复相丛生的艺术世界中分离出经典，从真伪交错的价值体系中辨别出真理，这是审美道德教育最核心也最具难度的工作。本课题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让大学生在欣赏艺术电影时能够进行理性辨析、反思推理，最终使大学生主动趋于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通过艺术电影的媒介特性，探讨艺术现象学的“观看”本质；通过观影行为的仪式效应，挖掘情境美学的伦理应用价值。梳理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来龙去脉，让大学生摈除词语携带的历史痕迹，明晰概念所指，回归核心价值观的本真语义。 艺术是从“为艺术”开始，到“为人生”为止的。艺术审美是产生道德情感的动力之源，而道德关怀又是艺术审美教育的精神归宿。通过鉴赏艺术电影，指引大学生成为一个审美的人，在此基础上将他们塑造成一个道德的人。 艺术核心论文:语文艺术核心教学论文 教学现状。在应试教育思想的严重干扰下，高中语文教学大量采用了条分缕析的“科学化”方法。做练习，讲练习，似乎成了语文教学的“主旋律”。语文教学完全丧失了人文学科的独特优势，学生的整体语文素质也难以得到较好的培养和提高。我们作了部分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一些学生在回顾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时说：“围绕练习讲授课文最没劲”；“高三时整天做练习，烦透了，现在想来几乎都是无用功”。许多老师也感慨：语文越来越不会教了。语文教学已成了世纪性难题。为此，我们语文组从97年起开展了《构建“三化”高中语文教学模式》课题（市级）的研究，下面把我们近几年在“艺术化”方面作的一些思考探索总结如下。 “语文教学艺术”的界定。长期来人们对教学艺术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1、激励乐学说。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德国教师教育指南》）苏霍姆林斯基在《教学的艺术》一书中认为，教育的艺术在于能激发出学生心灵的感情，而且这种工作做得愈细致，愈有感情，从孩子心灵深处涌出的力量便愈大。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教学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教他以研究学习的方法”。叶圣陶先生也一贯主张“教是为不教”，其目的也在于使学生会学、善学、乐学。 2、创造活动说。李密先生在《课堂教学艺术通论》一书中论证指出：“教学艺术乃是教师娴熟地运用综合的教学技能技巧，按照美的规律而进行的独创性教学实践活动。”张武开先生在《教学艺术论》一书中认为：“教学艺术是使用富有审美价值的特殊认识技艺进行的创造性教学活动。”苏灵杨先生也认为：“教师之所以称为艺术家，是因为教师的劳动本身就是创作，而且比艺术家的创作更富有创造性。”（《教师——塑造新一代人的工程师和艺术家》，《教育研究》1981.3） 3、审美说。阎增武先生认为：“借助教学过程中的审美感，可以给教学艺术下一定义：教学艺术是通过诱发和增强学生的审美感以提高教学效果的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能使学生在有益身心健康的积极愉快的求知气氛中，获得知识的营养和美的享受。”（《浅析教育过程的审美感》，《教育研究》1987.2）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指出，高中语文教学，要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语文水平和各项能力，“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全个性，形成健全人格”。 通过学习理论，把握《大纲》精神，再联系我们的教学实际，我们认为，语文教学艺术是指能激发学生兴趣，激活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在真善美的陶冶中不断提高能力，形成健全人格的教学活动。其核心是情感性、创造性。 为了在教学中便于操作，很好地实施语文教学艺术化的构想，我们围绕情感性、创造性，把语文教学艺术具体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知识的充实 在日常教学中，部分学生，甚至个别老师对知识的学习在认识上往往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偏面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以知识为学习目的，把知识作为穷究的对象；二是偏面强调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轻视知识的学习。我们认为，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有效地提高能力；知识不是终极目的，学知识是为了运用。掌握知识的关键是如何学，要“既进得去，更能出得来”。 1、帮助学生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知识繁杂、零散无序是语文学科的一大特点，如果不对它们作科学的整合，学生将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严重影响能力的发展。为此，在教学中，我们重视帮助学生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结构主义认识发展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式：S==AT==R。其中，S是具有一定刺激的信息、知识，A为个体接受的刺激；T为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R为个体所作出的反应。这个公式的含义是：一定的刺激（S），只有当一部分（A）同化于个体认知结构（T）中时，个体才对刺激作出反应（R）。也就是说，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始终以个体的认知结构为基础。当教师讲授的知识内容与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趋于一致时，学生就会把外来的知识纳入已有的认知结构而获得新知；当外界的知识内容与学生的认知结构不一致时，学生就会根据已有的认知结构或者产生抗拒，或者对外界刺激进行鉴别、改造，重新组织，一边摒弃旧知识，一边吸收新知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根据这一理论，教学中，教师要注意了解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引导学生把新旧知识衔接起来，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有效地同化新知识，迅速地建立新的知识结构。例如，我们在学习中国文学作品时，指导学生从已掌握的知识出发，构建以文学发展史为纲，融文体、作家作品、艺术风格等为一体的知识网络，使新旧知识很好地衔接了起来。丰富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使“始繁者终必简，始晦者终必明，始乱者终必整，始艰者终必流丽明快”（袁宏道语）。心理学研究指出，唯有结构才具有最强的迁移性，学生在知识网络中学习课文，思维宽阔，不仅利于“接纳”新知识，所学的知识也容易转化能力。 2、让学生尝到运用知识的“甜头” 获取知识不是学习的终极目的，学习知识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只有让学生在运用中尝到“甜头”，才能更好地维持强化学习兴趣。例如把握词义是语文阅读能力的最基本要求，学生如能运用所学的语法知识，通过分析结构推断词义，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 ①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贾谊《过秦论》） ②“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诗经·已风·亡民》） ③她重行经验那天晚上那个人幽幽悄悄来报告恶消息时的况味。（叶圣陶《夜》） 例①，通过结构分析，明确“追亡”和“逐北”同义并列，只要把握了“追亡”或“逐北”的意思就可以了。进一步分析“追亡”，动宾关系，根据语境，应解释为“追逐逃走的败兵”。例②，通过分析，“夙兴夜寐”是反义并列短语，已知“寐”是“睡觉”之意，那么“兴”应当是“起床了”。同样，根据“夜”就可以推知“夙”是“晨”义。例③，“经验”一般用作名词，意为“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例句中“经验”已作动词用，构词方式为并列，联系宾语“那天晚上那个人幽幽悄悄报告恶消息时的况味”，词义可推断为“经历、体验”。通过这样的语言实践，学生就能使所学的知识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增强学习兴趣。 重视新的知识结构的建立，重视知识的运用，知识就能变为能力。学生学得积极，学得充实。 二、思维的快乐 通过反思，我们认为教学过程中严重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遭到极大的扼制。由于缺少思维快乐，本应充满勃勃生机的学习变得了无趣味。为此，我们作了如下尝试： 1、以“发现学习法”思想为主设计课堂教学结构 中西方教育相比，中国多用“接受学习法”，西方多用“发现学习法”。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势，从培养创造能力而言，当推“发现学习法”。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指出：“我注意到中国学生morerespectforauthority（驯服权威），美国学生则easiertochallenge（喜欢挑战权威），中国学生需要askthequestion：Isitabsolutelyright？（凡事怀疑）。因为书本所讲未必对。”（《应多怀疑敢于挑战权威》，香港《文汇报》1999年12月9日）高中学生已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已具备较强的思维能力，我们认为以“发现学习法”为主设计课堂教学结构，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教学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明确学习目标——自己鉴赏——讨论交流——归纳总结——迁移运用”这样的教学流程。我们注意引导学生把课文前的提示（因为太详细了）放在后面作参读材料，抛却以往的根据课文提示中的“结论”去“图解”文章的阅读思考模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才会砥砺自己的思维，真正有所得。新版人教社教材（试验本），已把过去课文前的关于内容、写作特色的详细提示，换成了“训练重点”，我们认为这更利于“发现学习法”课堂教学结构的实施，也提醒我们在教学中要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思维空间，切莫用“先入之见”把学生变成思维懒汉。 2、养成“披文入情”的阅读习惯 创造精神源于学生的思维能力，而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需要载体的。心理学研究指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载体。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是“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因此，读者必须通过作品中有限的语言去体会作者“十分”的用心，甚至超出这“十分”，才会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叶圣陶先生曾指出：“文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的桥堍站着读者，那边的桥堍站着作者，通过这道桥梁，读者才和作者会面。不但会面，而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契合。”所以，要想在语文教学中激活学生的思维，培养创造力，就必须纠正“天马行空”式的分析，引导学生养成“披文入情”的阅读习惯。 3、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 学生分析自己语文水平不高时，常常归因于语言积累。以为肚里的“优美词句”太少。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却发现，对高中学生来说，制约语文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经常表现为不科学的思维方式。钱学森曾指出：“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处于青年时期的高中学生，通过多年的学习，已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在学生的作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力求用理论分析概括事实的思维特点。因此，我们注意引导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思想武器，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作辩证分析。联系语文学科特点，我们尤其重视以下的思维方法：排除经验干扰、避免复制性思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牢固树立语境观念，由整体看局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角度思考；由表入里作原因分析；纵向横向的联系比较。学生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武器，其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现创造能力，就能得到很好的提高。 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思维训练，让学生学会思考，主动思考，学生自然会感到学习的无穷乐趣。 三、情感的陶冶 “文章不是无情物”，它是作者情感意念智慧的产物和表现，语文教师要善于“披文入情”，把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情感披露出来，以情动人，使学生在愉悦的审美满足中接受知识，受到教育。叶圣陶说过：“我们鉴赏文艺，最大目的是接受美感经验，得到人生的受用。”心理学认为，情感是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它发自内心，能引起和维持行动，排除前进障碍，对整个行动起动力调节作用。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情感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是学生智力的催化剂和学习的原动力。在教学中要摒弃只重视理性分析，而置文理情思意境的美和作者的性灵情趣不顾的教法，应该引导学生去感受，即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知觉、表象、联想、情感去触摸内容的整体存在，去品味作者的情味和旨趣。我们采用的教学手法一般为传统的“涵咏法”和后起的比较法。 1、涵咏法。古人品鉴诗文，主张熟读成诵，力求达到“文若己出”的境界。也就是充分尊重作品，通过朗诵，把主观感受同作品实际统一起来，渐入佳境，沉浸在作者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里，爱作者所爱，恨作者所恨，使情操的陶冶寓于审美享受之中。例如，朗读《荷塘月色》，要求学生调动有关知识（社会背景、写景状物的要求等等），展开想象和联想，让学生在反复吟诵中，把握课文内容，体会描述的情景，争取获得身临其境、神会其中的感受。在审美愉悦中，陶冶情感。 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是形象性。文学作品之所以扣人心弦，就是寓形象、意境于模糊集合中。模糊观念带有意义的不确性和意义的空白，比明晰的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它的表现力体现在不同的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创造性思维来完成对作品的理解。“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的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情节的推进，意义的展开都不断地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理解本身便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行为，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6页）“读诗就是再做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如此，没有创造就不能有欣赏。”（朱自清《我与文学及其他》） 可是传统的“涵咏法”只尊重维护作者的权威，讲究寻求作者本意，“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而忽视了作品本身意义的开放性、未定性以及读者理解的主观性、创造性，极易造成思维的偏隘、单一。因此，我们在教学中积极引导、鼓励学生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社会阅历、人生体验去参悟，在尊重作品的同时，争取有独到的发现。 2、比较法。传统的“涵咏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东方色彩，它强调心领神会和得意忘言。而后起的“比较法”则侧重理性的评价，在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两篇或更多的作品之间识其同，辨其异，并由同中之异着眼，作出自己的鉴别判断。例如，朱自清先生、俞平伯先生1923年8月同舟泛游秦淮河，上岸后相约写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课堂教学中，我们引导学生通过选材、组材、语言表达方面的比较鉴赏，深入理解作品，较好地把握了作者夜游秦淮时思想感情的异同。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中提高。通过深究“异同”的原因，学生对所读作品就有了更多的思考、更高的认识和更广泛的吸收。所以，在鉴赏中我们强调涵咏感悟，并不排斥理性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分析应该建立在单篇涵咏感悟的基础上，语文教学才会有血有肉，生动活泼。 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种在这土壤里。“文学艺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爱因斯坦语）当学生通过涵咏、比较，用心灵去领悟时，作品中的真善美的情感也就渗透到了学生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中去了，进而获得了感知和判断生活的能力。 四、成功的激励 陶行知先生指出：“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真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真教，学也不成为真学。”在“做”上用功夫，鲜明地体现了素质教育思想，它能极大地激发强化学生的认知内驱力，促进学生语文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高。为此，我们在阅读教学中，重视指导学生从写作角度理解吸收知识，让学生们在“联系生活，加强语文实践”中感受“人生的需要”获得成功的喜悦。 1、重视“神似”。在阅读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不能只局限于借鉴文章思路和表现手法，而要深入领会文章思想内容，对文章内容和形式作辩证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在写作训练中力求“神似”。如《我的空中楼阁》是一篇典范的写景状物散文，学生通过“披文入情”，体验作者赋予生命的小屋，及小屋周围的每一个景物所给予人的不同感受，体会小屋主人的全部襟怀，他的内在素质、气度、情趣和风格。通过把写景状物的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情感的体验联系起来的分析，就领悟到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这样从本文借鉴的写景状物的手法，才会真正的“生根”，学生在实践中就能灵活运用。 2、感受生活。歌德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子形状完全一样，一千个人之中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情感上完全协调。”所以，阅读教学后提供的材料或习作参考题，除了能很好地迁移所学的知识外，一定要贴近学生的实际，要能引导学生像课文作者那样积极观察，深入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心灵去感悟。学生在用心感受生活中，思想会变敏锐，情感会更丰富。九九级⑸班的邵国同学在小作文中这样写道：“从习作角度审视课文，学习目标明确。观察与思考太重要了，平时熟视无睹的事物，现在居然有了全新的体会。” 3、鼓励创新。写作训练中，教师要鼓励学生独辟蹊径，努力写出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有新鲜感受、独到见解的文章。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要求学生忠实于自己的精神，对学生习作中的个人感触、偏激想法，作辩证分析，肯定其闪光点；对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的做法，要充分鼓励。这样，学生就敢于冲开固有思路的框架，敢于摆脱思维定势的羁绊，写出富有创新精神、独树一帜的好文章。学生在实践中经常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语文教学的各项活动就会形成良性互动的态势。 经过几年教学实践，我们认为知识的充实、思维的快乐、情感的陶冶、成功的激励，较好地体现了语文教学艺术的主要内容。教学中围绕情感性、创造性，把这四个方面作有机的整合，将形成提高语文教学效益的合力，学生将在快乐中学习，和谐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人类学核心理念思考 内容提要艺术真理问题在当代西方艺术人类学史上长期缺席，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情境的梳理和评判，认为艺术人类学的根本性的学术追求不仅仅是艺术知识的淘洗和重构，也不满足于所谓的“部分真理”，学科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于寻求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而研究范围上的全景性，艺术观念上的集群性，多维化、细密化的艺术“他者”之间的全景式平等互动机制，艺术研究格局上的完整性，以及学科本身完全而又彻底的实验性和反思性品质等基本理念诉求，都是最终达成这种核心理念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真理核心理念 一 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历史上，艺术的真理问题历经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哲学家的思考和开掘早已大有气象，虽然亦难免有陷入理论困局的迹象，不过问题本身总归处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遗憾，艺术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真理这个疑难问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从心，长期以来几乎采取了集体回避和隐退的姿态。在莱顿（R.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彻（E.P.Hat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1985年首版）和盖尔（A.Gell）的《人类学的艺术》（1999年首版）等这样一些带有总体性或通论性的代表论著中，艺术的真理问题明显缺席，在诸如音乐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等艺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BrunoNettl）的名著《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问题和概念》（2004年修订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别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乐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和概念，可谓气势恢宏，但人类音乐的真理问题还是无缘受到关注。 推究起来，艺术人类学家在艺术真理问题上的这种几乎是集体退却的姿态和事实，固然有诸多原因，但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往往有其相应的问题领域的选择或许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贝尔（E.A.Hoebel）在哈彻《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序言”里曾颇为中肯地指出，在处理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艺术这件事情上，哈彻的著作与其说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uptodate），倒不如说是在检验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检验的重点还只是“原始艺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问题，指证艺术人类学领域称为“原始艺术”的讨论自1970年以后就已经从考虑“原始的”一词转向考虑“艺术”一词，其“新的兴趣点集中在该词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是否应当被应用于那些没有这样一个词的民族的活动中去、它又该如何界定这样一些问题上”②。 相比之下，盖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明显要新锐一些，激进一些。他不但意识到艺术人类学要关注现代主义艺术，“赞同和艺术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学先入之见决裂”，而且认为“美学方法的平庸并没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现出来”③，例如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唯社会学论实际上从未考虑艺术品本身，而仅仅考虑艺术品表示社会差别的能力，如此等等。不过，盖尔的此类观点尽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他试图与之“决裂”的西方美学理论和观念清单上，艺术的真理观问题还是未能直接进入其中，因而也照例无意把艺术真理问题纳入艺术人类学视野。这似乎又表明，对艺术真理问题的回避或忽视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处于何种历史阶段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种集体性的回避和退却已成事实，它毕竟在艺术人类学本身的问题链上留下了一个根本性的缺环，甚至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理念滞后的一种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彻出版《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颇具地震效应的、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该书编者之一克利福德（J.Clifford）旗帜鲜明地为该书撰写了题为“部分真理”（PartialTruths）的导言，在他看来，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到语境、修辞、制度、文体、政治和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称民族志为虚构（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约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该书的论题并未有意识地正面应对艺术人类学的“部分真理”问题，而编者也坦承该书的人类学偏见使它忽视了对摄影、电影、表演理论、纪录片艺术、非虚构小说等艺术文本的关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艺术真理问题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总体处境，所以，我们确乎有理由认为，艺术的真理问题（哪怕是所谓的“部分真理”问题）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疑难话题。这样，尽管在《写文化》出版十多年后问世的《写文化之后》一书的编者判定《写文化》已逐渐被看作是一部“有几分像人类学思想上的分水岭”⑥那样的书，但就艺术真理问题而言，这条分水岭实质上并没有清晰地绵延到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田园之中。 关于艺术的真理问题，我在199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之际所撰的《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一文中曾把该学科的一个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问艺术真理的学术知识生产运动”，随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讲又进一步强调这样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是一种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它不仅仅是关于“原始艺术”的，“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感性学或某种新的知识论，而且还是一种人类学立场上的艺术真理论”⑦。本文拟针对上文所阐述的问题情境，对我所主张的“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这一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尝试性的阐述。 二 事实上，我们一旦把艺术真理问题引入艺术人类学的议事日程，首先就会真切地体会到类似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表述的那种复杂心情和态度取向：“一方面，各种哲学相继出现，相互矛盾，相互诋毁，使真理看上去是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是怀疑主义的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向往一种真理，精神之间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标准，至少也是其标志。”⑧不过，如此鲜明的态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来给克利福德所标举的“部分真理”说作出属性判断。因为这一民族志写作的理念确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叙述的真理（thetruthsofculturalaccounts）所遭逢的语言、修辞、权力和历史诸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这对文化叙述的真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疑是一种尊重，一种张扬，因而我们也确乎不能说这种“部分真理”说只是在简单地修读“怀疑主义的课程”；但克利福德同时又声称：“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再会认识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称接近它”⑨，这显然是急剧地朝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甚或怀疑主义的方向挪步，并终将稀释和失落“部分真理”说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如果艺术人类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艺术现象和艺术史的时候，无意把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真理问题勾连起来，无意警惕和克服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理论迷雾，无心打造甚或自动放弃种种寻求艺术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转而简单地移植或运用迄今仍被许多西方人类学家所信奉的、随时有可能走得太远的“部分真理”说，那么，艺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意义本身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这一关键点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种有力的印证：“我在这篇‘导言’中一直极力主张的那种不完全性（partiality）总是预先假定了一个地方性历史的困境”⑩，并声称自己的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应大量地归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但在各种“地方叙事”（localnarratives）和它们的替代物亦即“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之间并没有接受后者。在我看来，这里所假定的这种“地方性历史的困境”同时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说所要面临的困境，而其内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兹（CliffordGeertz）所倡导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逻辑上预设了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的存在，而它们事实上指的是西方知识或西方历史；二是在这种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中，依然隐含地指称存在着优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价值。(11)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部分真理”说背后所潜藏着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指向。 这样，在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设计和选择上，我们与其在那种“部分真理”说的万花筒里端详艺术真理的种种局部的、变幻莫测的容貌，还不如明智地选择有望在“一”与“多”之间、在完全性与不完全性之间进行平等贯通和整合的一种完全的艺术真理观。 那么，围绕新式艺术人类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撑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把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以及文明社会里的民间艺术或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尽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统内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合法的关注对象。如果还是继续像从前那样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而此类社会的很多艺术形态都已经消失，而且有些还在随时随刻地消失，那么，这个学科可以研究的东西事实上是走向萎缩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逼近人类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才有望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艺术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艺术真理的讯息，而因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总有其实在性和情境约定性，所以，在艺术真理的叙述或书写上即便需要某种“想象”或“虚构”的诗学，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约定才能顺利叙述或书写的情境非约定性因素，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改变艺术真理在总体指向上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一艺术观念总谱中努力寻求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已经有一个变化，注意力开始从“美的艺术”（finearts）转向“作为文化的艺术”，考察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相关观念：一个是把艺术视作“文化的表现”，一个是“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另一个是“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这和原先美学里所面对的那个“艺术”概念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实质性的差别。对此，哈彻的体会颇有代表性。由于在实际的现代用法中，“艺术”一词不再限于雕塑和绘画，其界定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包括纺织品、人体绘画、机遇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她感到，过去那些狭隘的定义就像它们从前所做的那样虽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观点，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跨文化上来使用“艺术”观念时，还是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有许多艺术定义，并且只有某种非常宽泛的一致意见。因此，“在工业文明中，当艺术概念在媒介和内容方面被放宽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时，至少含蓄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义已经被缩小了，而艺术与它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少。这正是那种被当作纯粹为了审美静观、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艺术、称为‘艺术’之物的无用之必要性的艺术概念。它对跨文化研究来说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纯粹的动机存在”。(12)基于这样的认识，哈彻就把“艺术”的成分解析为纯粹审美（purelyesthetic）、技能或技术（craftsmanship）、意义（meaning）这样三个层面。而盖尔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从“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artasatechnicalsystem）这样的艺术人类学观念上来考察包括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魅力技术（thetechnologyofenchantment），(13)显然又是一种有效的推进。 诸如此类的艺术观念群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式或学术转向，说明艺术人类学已不再把“美的艺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考察目标，而是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个观念总谱的鞭策下，勘探人类艺术形态和观念上的复杂群落，注重发掘艺术与某种具体的文化表现、文化行为和文化技术之间的普遍联系。虽然这里也难免还是有一些艺术概念上的预设，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艺术人类学研究努力把这些预设和成分融入一个个情境性的解析过程之中，通过这种解析过程的展开，不断地反思、检验和调整自身的艺术观念，让它们经受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各个族群的艺术所构成的事实大熔炉的考量，从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类艺术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炼艺术真理的话语，于是，艺术人类学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话语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式的语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经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礼。当然，这种集群式解析的过程性演历，既要有与解析对象之间充分的情境关联，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实判据，又不排斥解析主体与解析对象之间复杂的情境性互动，建构情境性表达关系的空间，从而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复杂认知和书写的历史过程性中通过不断地扬弃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 3．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运用那种强调空间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转而强调非西方艺术的种种样式、形态、意识、观念和价值与西方艺术至少处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和印度艺术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价值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各自都是某种情境性的艺术，它们在认知自身的艺术经验、表达自身的艺术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历史过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约定、情境内涵，因而和西方艺术一样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具有西方艺术所无法替代的知识性价值和真理性内容。由于无意把它们置入那种依然隐性地带有西方知识至上和西方价值优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识”的阴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随着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展，历代的东方艺术和世界上各种小型社会的艺术都将有望被视作一个个在艺术的真理性内容上具有足够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一个个带有被压迫意味的对象。于是，这样一些独特的艺术世界就有可能被赋予自呈自现、自我决断的机理，从而在一定的现实性上和西方艺术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他者、双向乃至多向制导的全景式机制，让艺术真理的完全性问题在不断多维化和细密化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中得以开显。也就是说，各种艺术世界的自主、自恰和价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将在现实性上强化艺术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偏重于对艺术作品的静态描述，而忽视对艺术家的行为以及行为过程的动态解释，换句话讲就是对艺术的研究总是习惯于针对艺术品本身，而制作、观看艺术品的人在研究视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除了继续重视艺术品的解析之外，也关注人类艺术活动当中的艺术行为和人的在场（包括艺术家的在场）这些环节，力图对各种文化情境条件下从事艺术制作、艺术生产和进行艺术交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等整体流程进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艺术交往或艺术消费的完整格局中来全面地考察人类在艺术需要、艺术创造和艺术交往上的真理诉求。 三 此外，提倡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式的艺术人类学，注重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也是新式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它是从侧重于研究者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品格等主体性风貌的一个规约，但无疑也是寻求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一个重要中介。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在2000年出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解释“科学的人类学”时引述说，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类学也许是有益的”，由于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学中最科学的学科”，所以人们应该意识到“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模糊性，这将使人类学‘更像它自己’”。(14)这么说来，作为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当“艺术”人类学把追寻完全的艺术真理观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理念时，似乎更有理由以真理的“模糊性”为由让它“更像它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甚或推卸责任、有辱使命的学科发展论调。格尔兹在晚年曾经发出一个警示：“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混杂的、变化无常的和不明晰的，但文化人类学滥用了这种特权”。(15)试想，要是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又开始用新的方式滥用这种特权，那么，它在寻求人类艺术真理的路途上必将踏上不归之路。实际上，我们注重艺术人类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和实验性写作，正是基于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双重考量，一方面，希望艺术人类学不再只是流于艺术知识的重新淘洗这一层面，而是以真理为念，有更高层面的人文追求，全景式地解析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民族民间艺术中所折射出来的种种生存理解、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怀，巡视每个时代的艺术在超越个体有限性、寻求精神无限性上的种种努力，倾听种种鲜活的、富于人生真理意味的信息，而不是用静态的方式、猎奇的方式看艺术，用一时一地、一族一国、一维一相的方式看艺术；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学科自身所秉持的那种富有深度和效力的反思性和实验性，来持久应对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可能随时会遭遇的艺术知识和艺术真理的模糊性，凭借实验与反思的力度、深度和效度来不断地扬弃这种模糊性，以免让这种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成为随意性甚或否定完全性的借口。一句话，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最完全的实验性和反思性，意味着最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最终达成。 记得约翰·诺里斯说过，“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只属于他自己的一刻”。对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来说，但愿每一个决意追问人类艺术真理问题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一刻。如果可以把人类艺术的真理比作天使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样的天使从来未曾离开过，但更希望探索艺术真理的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奋力劳作让这位神奇的天使显出完全的面容，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折断了她的翅膀。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核心价值在当代的变迁 摘要：艺术的价值系统具有多元性，包括审美价值、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娱乐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艺术的价值系统又具有动态发展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价值主体也有所侧重。透过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以及溱潼会船节等艺术活动，折射出的是艺术的经济价值及工具价值在当代社会被过度强化的现状，反映了艺术价值体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变迁。 关键词：艺术价值　审美价值　经济价值 一、引　言 艺术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一种特殊的构成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承担着传播思想、文化观念以及丰富情感生活的功能。艺术活动是人们以直觉的、整体的方式把握客观对象，并在此基础上以象征性符号形式创造某种艺术形象的精神性实践活动。艺术最终以艺术品的形式出现。艺术品既包含了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也蕴藏着艺术家本人的情感、理想和价值观等主体性因素。是一种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对于艺术价值的追问，向来是美学史中的主流话题之一，近几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人们对艺术的价值问题尤为关注，成为文艺理论界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因而当前从理论上深入探讨艺术价值及其结构问题极为适时而必要。 二、艺术的价值系统具有多元性 研究艺术价值，首先需要界定的是“价值”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深刻而简洁地揭示了价值本质：“‘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范畴，而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所显示的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存在于主客体关系中的，以主体评价为主导的对象的合目的性，“也就是在主体与窖体的交互作用中，客体所具有的功能、特性及意义对于主体需要的适应与满足”。艺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指向人类主体活动的全部对象、集各种活动的功用于一身、融人类各种基本活动方式为一体、适应与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具有多元性的价值系统――艺术的价值系统。 根据艺术的功能、特性及其对主体不同需要的满足，艺术的价值系统大致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是构成艺术价值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价值类型，是构成艺术之为艺术的真正本体。艺术在具体、生动、形象的“美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蕴含着高尚的精神内涵和真挚的情感，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审美意识，凝聚和物化了人类对自然界与社会的审美关系，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而能够集中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2.历史价值 艺术作品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求索，以及对它所处的时代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些特质构成了艺术作品的历史价值。 3.认识价值 艺术是一面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自然、社会与人类的镜子，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缩影，通过艺术鉴赏活动，人们可以深刻地认识社会、时代、人生，洞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可以认识自我，认识整个生命过程，从而满足人类对其生存环境一自然与社会―一及自身的全面认识的需要。 4.娱乐价值 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可以使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得以宣泄，同时也可以使消极、麻木的心态得以“鼓动”、枯竭的心力得以“补充”和“滋养”，从而保持人们心理上的平衡，获得心旷神怡、其乐无比的身心愉悦。 5.经济价值(含收藏、投资价值) 艺术不是一个经济事实，也非功利的制作，艺术较之经济，没有强烈的利益目的。然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品逐渐成为流通的商品，或商品化的艺术品，艺术生产和艺术品无法摆脱经济价值影响。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要体现自己的实际效用，作为创造者谋求生活资料的手段。 6.社会价值 艺术诞生于人类的需要，也发展于人类的需要，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艺术必然要和人类诸多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绝对独立的“惟艺术”是不存在的。其社会价值又分为。 7.道德伦理价值 通过对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及深刻的伦理道德评价的艺术品的欣赏，人们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引起思想上的启迪、情感上的共鸣，陶冶、发展、完善人性，提高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8.工具价值 艺术的某种功能可以服务于某种外在的目的，即对于艺术之外的某个目标、目的或者功能而言有利用价值。 9.交流价值 艺术可以沟通人们之间的思想情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达到思想感情的融合、统一，从而满足人类社会巩固自己的完整性这样一种需要。 10.信息传播价值 艺术是传播各种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欣赏这条渠道，获得大量的重要信息。 三、现代社会艺术的主要价值 艺术永远以现实为自己存在的基础。而现实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改造现实的方式、手段必然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类的需要也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而涌现出新的倾向。同时，艺术本身(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创作手段、表现方法等等)也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因此，艺术的价值系统不仅具有多元性，而且具有动态发展性，即艺术价值系统绝对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活动及产品的改造、变形，对自然及人类社会产生的意义、作用发生变化，其价值主体也有所侧重。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艺术的价值体系会出现暂时的混乱，甚至会一时误入歧途。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经历着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巨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社会消费系统的逐步强大，商品意识广泛渗透文化的各个领域。艺术由高高在上的精神产品下降为普通商品，精神性追求被置换成了商品化生产。为了迁就商品的供求逻辑，艺术产品不断变换着形式以满足一些群体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在这样的形势下，艺术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工具价值被极大地强化，偏离了其精神性的价值本体。 其中，经济价值的强化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上反映尤为突出。在国际市场和金融全球化的带动下，新一轮的投资和交易模式及资本流动引发了艺术市场的巨大变化。短短的几年中，金融操作模式的引入、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交易大盘的巨大增量等直接引发了艺术市场从一个收藏性市场向投机性市场转变，而一些其他不定变量也开始渗入其中，导致艺术品的经济负载功能大增。“不到6年的时间里，中国书画和中国当代艺术板块先后领衔上演了个两个波段的涨跌大戏，其曲线起伏之大、区间时间之短、信心值前后的起落堪称跌宕起伏、动人心魄，几个零的增减游戏仿佛就是瞬间的事情。”面对这一状况。人们难免陷入迷惘与困惑：艺术品的市场价格是否由其艺术价值决定?艺术品 的经济价值是否等同于艺术价值? 要消除这类困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价格始终在变化，价值则相对恒定。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有关，但并不代表艺术价值。价格是在交易中动态形成的，反映了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中的交易系统对艺术品价值一种货币化的共识。艺术品一旦流通起来，就具有了商品性，成为特殊的有流通性的商品，只具有符号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审美的价值，其市场价格就会取决于许多非艺术的因素，如艺术品的流行性、艺术家的名气、制作费用、其他艺术品门类的竞争，而这些都是动态变化值，必然导致价格认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价格围绕价值所进行的虚实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艺术是精神产品，也是精神消费品。但这几年艺术市场的问题就在于把艺术只当成了物质产品。由于投机与炒作的介入，艺术被不断地商业化、物质化。许多投机家判断艺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价格，对他们而言，艺术品和股票一样，买入只是为了倒手获利，“炒”出更高价格。艺术品的交易过程被人为地缩短。展览和评论本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过程，也是一个选择、过滤的过程，倘若没有这个过程，得出的价值就难以牢靠。然而现实中许多拍卖行直接找艺术家订货，艺术品直接就进入拍卖行，没有经受过任何价值检验，无法对藏家负责。而拍卖时按平方尺估算价格，这也是物质的观念，是外行人造出来的可悲之举。 投机主导的市场过热，反过来又影响了艺术家的价值导向。如果通过作品能够看到艺术家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其艺术价值可想而知。一些中国当代艺术专为“国际”量身定做出口的“外贸产品”，或随意玩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如四大发明、周易八卦、风水算命、京剧脸谱等，或忙碌于对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表层转述与艺术形式的重复试验，既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体验，又缺乏对当代生活与文化问题的感悟与思考，难以造就有内涵、有本土优势的原创作品。暴利的诱惑。使一些艺术家远离甚至脱离了艺术追求，虚浮、投机、庸俗、欺诈的作品开始泛滥，成为一堆堆“昂贵”的垃圾。 全球金融危机给一度喧嚣、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带来了沉寂，也给中国艺术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契机。在对艺术的认识中，拍卖的导向作用暂时减弱，对艺术价值的判断逐渐向理性回归。人们开始意识到：艺术市场不是艺术，艺术品价格不是艺术价值。价格毕竟是短期的、暂时的运作，就长久来说，艺术价格总是围绕艺术价值的。历史的长河如大浪淘沙，磨灭不了的，是任何时空下都熠熠生辉的那些杰出作品的艺术价值。 此外，与艺术的经济价值被片面夸大相一致，在现代社会中，艺术的工具价值被日益强化。以江苏姜堰的溱潼会船节为例，该会船节历史悠久，由南宋相沿至今，历经千年而不衰，有“天下第一会船”美誉。每年清明翌日，溱潼、兴泰、俞垛、华港、淤溪、桥头及兴化周庄、茅山、江都吴堡、东台溱东等乡镇会船聚集溱潼东观祭祀孤坟野鬼，随后有大型赛船及会船活动，集竞技、表演、送头篙、唱戏、酒会、庙会等民俗文化于一身，场面壮观，充满水乡风情。90年代后当地政府逐步介入，使会船节由一个民间自发的民俗活动发展为“文化大盛会”、“民情民俗博览会”。近年来，随着姜堰经济的发展，溱潼会船节成为姜堰招商引资的经贸大集会。当地有关部门与媒体深度合作，从“炒会船”转向“炒旅游”；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又从“引游客”向“引资本”转变。“以船会友”的会船节，让姜堰赚得了人气，还赚来了“财气”。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双赢”，但对这种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本身而言，许多原生态的因素正在被异化、破坏，其原始的生命张力正在消失，有沦为民俗表演之虞。 四、总　结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与溱潼会船节一样，许多艺术形态不可避免地面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其艺术价值中的经济价值与工具价值被过度强化，而偏离了艺术价值的本体――审美价值，忽略了其他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价值。因此，当前应对艺术的价值体系作认真反思，使艺术的价值取向回归理性。 艺术核心论文:东阳悄然成为木雕艺术核心 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木雕艺术专业委员会和浙江东阳世界贸易城联合举办的“中国木雕创作大奖赛”于10月26日落下帷幕。 此前，由《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美术报》社副社长高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陆光正等专业人士领衔的评审团从来自全国各地的1593件作品中评出了65个奖项。其中浙江的俞田、郑剑夫、郑宝根、叶高华、郑松强、郑忠南、黄小明、王向东、姚正华、吴初伟，福建的黄文寿，叶前荣，四川的李先海，河北的徐艳丰，广东的李得浓等15位作者荣获金奖；楼浩彬等20位作者得了银奖；周杨等30位作者被评为铜奖。此次大赛中的获奖作品无论在技巧、构思、风格都较以往有较大突破，对传统题材的深化、创新有了新的面貌。对于现代题材的表现也能够融入传统雕刻的精华，使得东阳木雕的艺术水准有了空前的提高。大赛联结了全国木雕艺术从业者，加强了彼此间的专业交流，无形当中促进了国内木雕行业整体水平的发展。 据了解，在“十一五”规划中，东阳市委提出了“商贸新市”的发展战略，同时着力建设文化大市，积极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的发展策略。作为东阳市重点工程之一的世界贸易城在税收、工商、产权等方面都获得了政府最大限度的优惠。世贸城开业前，就有16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40多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入驻其中。这也吸引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木雕艺术专业委员会从杭州迁往东阳，并落户世贸城。东阳正悄然成为中国木雕艺术的核心。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东阳将借这大好契机，吸引带动更多的艺术家到此创作、交流、展示，并借助商贸渠道，向世界范围辐射，扩大东阳木雕的影响力。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理论探讨 [摘要]外化是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重要范畴，决定了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效果。为了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需要根据学界已有论述，科学概括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相关理论。当前，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不尽人意，切实反映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过程中存在着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探寻有效路径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意义重大。 [关键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鲁总司令”的文艺队伍对革命事业的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同样需要“鲁总司令”的文艺队伍。艺术类大学生作为“鲁总司令”队伍最强大的后备军，必须担当起其它专业学生无法取代的历史重任。在此历史和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艺术类院校的教育者必须思考以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来武装艺术类大学生的头脑，并引导他们的行为。2012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明确提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艺术院校的教育者指明了方向。经过课题组成员的集体思考，成员们认为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应兼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忠党爱国、敬业为民、崇德尚艺”是其基本内容。在明确内容任务后，如何培育和践行成为了关键。内化和外化作为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一对范畴，对引导艺术类大学生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其中内化是前提和基础，外化是目的和落脚点。关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主要指教育者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输入大学生个体的思想意识，使其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情感、信念和意志，在此不做详细分析。本文将重点围绕“外化”范畴，探讨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一系列问题。 一、关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理论的科学阐释 外化（Externalization）就智力发展而言是指“从内部的智力方面的动作向外部的以运用实物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动作的转化”。①据此，把外化理解为人的智力由内部到外部，由精神到物质的动作的转化。由此看出，外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范畴，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基础。第一，唯物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基本依据。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因此，必须要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坚持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克服其错误意识。第二，辩证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过程依据。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其内在根据是矛盾。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而言，将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转化为外在的行为实践也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应充分认识此过程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道路的曲折的，需要自觉抵制形而上学的错误观念。第三，认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认识依据。认识论的基本规律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以实践为目的，是从认识到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原理为思想政治教育外化提供了社会依据。“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阐述，也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的成功依赖于社会活动，需要在一切社会关系寻求正能量，以促使受教育者完成相应的思想政治品德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外化范畴，结合这两点，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作了科学界定，是指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的帮助和促进下，让艺术类大学生把已经认定的“忠党爱国、敬业为民、崇德尚艺”等内容经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转化为行为，在反复实践中养成行为习惯，并用这些行为习惯来指导和明确既定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过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自我性、人本性、曲折性、实践性、开放性和复杂性。自我性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在于学生的自我教育；人本性也即以人为本，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尊严、价值、需要、权利；曲折性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需要学生不断解决已有认识和现实的矛盾，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实践性强调核心价值观外化的目的和落脚点是人的践行，需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人的社会性也决定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开放性和复杂性，需要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给予高度重视，做到不断创新方法，塑造良好环境。 二、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课题组的调研看出，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和学校的广播宣传，艺术类大学生基本上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有准确、全面的理性认知，即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基本达成。然而，在西方社会思潮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现实中也有很多艺术类大学生存在着急功近利、不诚信、不上进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入党积极，但缺乏政治意识；注重个人感受，忽视集体利益；考试时通过旁门左道追求高分；“不求高分只求及格”的心态也有存在的土壤等等。总而言之，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在外化过程中与既定轨迹出现了严重偏差，知行不一乃至于脱节问题严重，需要教育者探求成因。 （一）内因：学生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程度不够 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对象，也是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事实上的行为主体。整个外化过程需要艺术类大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接受核心价值观内容基础上自觉、自愿地去行动，并逐步将行动变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在良好的行为习惯基础上再次明确所接受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正确性，从而达成更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学生个体千差万别，他们的个性、智力、爱好、经历各不相同，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自觉行动。研究表明，艺术类大学生更愿追求个性，我行我素，遵从已有的内心感知，包括一些不正确的感知。此外，也有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存在从众心理，在该坚持正确观点的关键时刻却放弃自我，选择从众，被众人行为所影响。 （二）外因：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本身的水平不够 虽然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的主体是艺术类大学生，但是他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在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完成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然而，现实中艺术院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还存在着教育者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备等问题，这些都阻碍着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知行合一”模式的实现。 第一，教育者的能力不足以满足外化任务的需要。从事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绝大多数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他们动机端正，善于从理论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但是，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独特性，却有很多教育者不能正确认识和消化，鲜有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对艺术界的人物、事件、作品有深入细致地了解。现有艺术知识储备的不足导致教学时只能按照原有的认识去讲解核心价值观，在关键点的讲解上牵强附会，不能通达学生的心灵。与此伴生的是“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不接地气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些与学生的心理需求相去甚远，也必然不能在外化阶段有效影响学生的行为。 第二，制度的不完备不能保证外化任务的完成。客观来讲，绝大多数艺术高校都具有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然而，很多高校的现有制度不系统不完善，难以保证核心价值观的顺利外化，建立科学化、平等化、奖惩分明的制度迫在眉睫。让制度引导并约束学生的行为，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才是核心价值观外化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三、实现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有效路径 通过学界已有的分析，可以对内化与外化作简单界定。内化是解决“我要这么做”的问题，分为盲从、认同和信奉阶段；外化是解决“我已经或者正在这么做”的问题，分为明确问题阶段，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或动的阶段，养成并遵循相应行为习惯的阶段。二者辩证统一，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结合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相关理论，认为不仅要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化，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化，因为外化过程是直接检验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的试金石。 （一）发挥艺术类大学生的自觉能动性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是内化内容的进一步延伸，即艺术类大学生运用所得到的关于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以逐步完成人类认识的最终目的――改造世界。可见，在此过程中，艺术类大学生是主体。虽然不能否认各种教学管理制度、校内外环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会使艺术类大学生主动改造世界的行为受阻，进而使其原有改造世界的美好设想出现残缺。但是，只有艺术类大学生自身才是决定实践成功乃至养成行为习惯的关键，这具有深刻的哲理基础。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即能动作用。艺术类大学生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主动规划学习和工作生涯，对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作出清晰的判断。我国著名分析学家高清海教授认为：“没有自我意识，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创造性活动”。③这些都论证了艺术类大学生自我意识也即自觉能动性程度的高低，才是决定艺术类大学生实践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至关重要。其中，加强自我修养，引导学生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相结合是有效方法。 （二）开展多样高效的艺术院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实践育人已是至理名言，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化也离不开实践活动。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需要在实践活动中体现“我已经或者正在这么做”，之后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升华原有对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认识。当前，很多高校越来越注重实践教学，大连艺术学院就是个例子。学院“树立了艺术实践教学是艺术教育根本内容的基本观点，树立了艺术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艺术人才根本途径的基本观点，树立了艺术实践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根本要求的基本观点”。④大连艺术学院当前开展的关于实践教学的教育思想大讨论，为大连艺术学院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指明了渠道，即实践活动。当前，课题组主要成员作为大连艺术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在积极探讨核心价值观在课堂内外的实践活动。目前，课堂内不仅有教育者的理论讲授，更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多种形式的“专业+课程”展示模式，允许学生用歌声、舞姿、画笔、语言、动漫、微电影等形式表达自己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践行。课堂外，教育者也在用教育实践基地、红色旅游线路等多个途径强化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此同时，在实践活动要注重完善艺术院校的教学管理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奖惩激励制度、经费保障制度等。 （三）优化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校内外环境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中每个个体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发展都会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要想使全体社会成员培育和践行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需要国家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在环境。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四个全面”战略，这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时这也优化了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校外环境。对艺术院校而言，要想提高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输出的效果，还需要优化校内环境的建设，物质环境上追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艺术”，让学生徜徉艺术的世界；精神环境上追求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将核心价值观外化为自身的行动实践和行为习惯。 （四）搭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全媒体网络平台 当下，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艺术类大学生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是运用网络媒体的主体力量，作为核心价值观教育者必须善用网络途径。除传统校园刊物外，校园主题网站、手机APP平台应是教育者宣传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重要渠道，也是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之外的必然选择。首先，教育者可运用图片、视频等将国家宣传的核心价值观内容进行丰富地多样化表达，介绍文艺界知名艺人的从艺表现，介绍其成功与内在行为习惯的必然关系，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理性认知。其次，借助朋辈群体采用树立典型的方式形成从众正效应。将部分学生在学习、为人处世等方面行为习惯的正案例借助全媒体平台进行，让学生知道“已经有人正在做什么”、“我也应该怎样做”，形成内心向善的良性媒体推动力。再次，开展宣誓活动，引导学生个体在公众面前做出承诺，之后运用媒体途径，发挥监督机制的，以引导学生遵守誓言，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成为自己的必然习惯。同时，鼓励学生之间开展点赞行为，以对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形成正面引导力。 总之，外化是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作为艺术院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者，必须本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内化基础上，继续促成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的完成。只有如此，培养出的“鲁总司令”队伍的后备军，才能在毕业踏入社会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将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绵延不绝的艺术动力。 艺术核心论文: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核心课程被认为是“艺术史”课，一定程度上被固化了，教学内容多集中于认知与评价绘画作品与造型技艺，停留在传统的“看图说话”层面。虽然这种操作较为简单，但是时间长了，学生认知便停滞不前，仅是对作品本身的理解，和艺术设计核心课程自身功效差之千里。 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实践 1.调整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模式，以新视角审视艺术核心课程 宋朱熹认为，教书宗旨在意趣，否则不是快乐学习。传统绘画鉴赏、联系和非艺术专业的学生生活没有太大的联系，心理感受疏远，不产生情感共性。所以，整合当前潮流中的手工艺术、影视美术等融入高职美术核心课程程中，坚持即艺术的原则，营造情景，使学生体验更丰富，以全新的美术视角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从学生日常生活乐见的事物出发，让学生以审美视角去欣赏。如从教室桌椅的颜色、功能等出发，以自然顺序指导学生认识东西方家具的设计，以多种视角分析与思考。让学生掌握艺术语言，形成艺术欣赏力，为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如此，学生可轻松观察生活，以全新的视角欣赏艺术和生活的关联，形成良好的思维能力。 2.以新教学理念为引导，增加新教学内容，开挖美术核心课程重要价值 传统思想认为美术即绘画，“大美术”观念引导下，破除了纯艺术和实用艺术问的藩篱，更新了教学内容，融各种美学形式入课堂。美术作品本身体现的是个人思想与精神文化。各时代都具有典型的美学形式，在东方宗教教学和西方宗教建筑中，包含了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相比了解美术尝试，意义重大。从真正意义上提升了学生艺术思想与修养，借助艺术作品寻找专业学科和社会发展问的联系。如波普艺术与学生T恤图案设计实践融合，以认识各种美术作品的形式、试着以各媒介来展现，美术学习结合作品中的人文内涵，以人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问题 1.高品质课程资源有限，课程开设规范性需进一步提升 教师在核心课程教学课程开设中存在随意性。学校对教师开展的核心课程教学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开设核心课程仅仅吸引不满足教学现状的教师。即便课程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开设，授课教师因为身心疲乏，不得不停止。无法构建数量可观的比较稳定的核心课程教师队伍。一些核心课程的开设涉及教学内容过少，仅适合用在专题讲座的开设上；课程教学不够深入，教学质量不高。 2.学生选课要以兴趣为中心 兴趣即最好的老师，学习兴趣的高低决定了学习热情的多少，但这种热情出现时间短，各课程知识量有限，课程教学要在定性和量性的范围内进行，只停留在描述和渲染层面，课程内容必定是枯燥和乏味的。课程拓宽深度同时，知识性也在强化，这时学生的新奇感逐渐消退，不再具有兴趣，学习热情大为降低，严重时退出课程学习。因为害怕困难，多数学生逐渐对欣赏类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像中外美术鉴赏、音乐欣赏等，但对和通识相关的课程反而兴趣不高，如数序研究和电子商务等。由于不具备自我选择及对自身负责能力，盲目选课，追求容易。 3.课程标准的制定需更加严格 核心课程考核缺少严格性，一些核心课程在课程目标设计及教学进度赶进上不够明确，因为课程设置不多，教师删除了一些教学内容，这就无法确保教学内容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另外由于高职院校艺术类核心课程设置的课时不统一等原因，导致课程标准混乱，对其本身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效果。 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对策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设立系统合理的课程流程。目的是为了提升核心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地位及教学效果，培养稳定的核心课程教师队伍，实现核心课程目标。 1.强化构建教师队伍，提升教学水平 高职院校加大对教师的培训。高职院校制定一些条理，阐明公共核心课程在学生中的重要性，让教师更新理念，有效调整知识结构，不要随便开课抑或仅根据自己的知识开设课程。在职院校内部和外部聘用核心课程教师，依照教学大纲，开展教学工作，鼓励高职称教师与骨干教师开设核心课程。提倡同一门核心课程由几位教师共同开设，形成竞争优势。针对些学生喜爱及教学效果好的课程，缩短课程审核时间，尽快开课。此外，引入校外专家和技术人员授课，丰富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2.强化辅导学生选课 加大对学生的选课辅导，利用教学计划和排课等向学生全面系统地接受选课的内容，及时准确地各种信息，建立强大功能的信息网络平台，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3.强化评估核心课程教学质量 对核心课程的评估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核心课程的质量评估可以从多方而展开。核心课程的过程也即是质量监控的过程。要获得专家和学生的认可，学生选修人数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教师一定要创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如果获得了课程开设的机会，但教学效果不好，也不被学生认可。在授课教师看来，愿意选修这门课程也是一种压力。学生网上评价教学效果是质量监控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专家和教学管理人员可以随机听取这门课的教学。听课结束后将一些情况和相关教师进行及时沟通。如此便能发挥听课的作用。 （作者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文为陕西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研究成果 【摘 要】 语言素养与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提升，有助于艺术类大学生增强文化领悟力与传播能力，改善就业难、表达弱的问题，为社会和谐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以语言素养提升为切入点，探讨了艺术类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及其途径，以期实现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达到语言素养的自觉，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国际化传播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关键词】 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途径 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口语、书面语交际素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掘语言素养的现实意义，将“说出来”的价值观转换为“做出来”的价值观；搭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平台”，引导大学校园文化，为艺术类大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找现实途径；实现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达到语言素养的自觉，实现“入耳、入脑、入心”。进一步认清培养文明交流互鉴人才的重要性，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国际化传播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一、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现状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要性 1、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现状 当下艺术类大学生存在语言素养缺失的问题。通过本团队调查和问卷收集的情况看（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82份），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现状主要有词不达意（64人，占35.1%）、语用不规范（46人，25.3%）、缺乏沟通逻辑（46人，25.3%）、知识匮乏（18人，9.9%）等（如图1）。同时，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的难度也引起了本研究的高度关注（如图2），其中价值观缺失（59人，32.4%）成为影响语言素养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关于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的缺失及其与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本项目研究的首要内容。在研究这部分内容时，本团队基于现实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2、艺术类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要性 从艺术类大学生自身情况来看，艺术类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意识上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理想信念淡漠、价值取向功利化、社会责任感缺失、自我认知有偏差。 从社会情况来看，市场经济对艺术类大学生带来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其更容易混淆个人价值，产生利己观念。网络时代鱼龙混杂的信息使得艺术类大学生难以客观准确地甄别。随着艺术类专业的扩招，人才的过剩，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加之学费昂贵，学习成本较大，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对专业技能的培养更重视，学生们也更加注重对专业学习的实效性，⒋罅康氖奔溆刖力花费在专业学习上，从而忽视了文化课程的学习，造成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 从国家层面，我国正处于思想文化多元、多变、交融、交锋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大学生语言素养的缺失有碍于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展示中国气派。而对于具有创新、自信、年富力强的大学生来说如果不能提高语言素养，那么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巨大损失。 3、语言素养提升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语言素养包括四大要素：主体要素、主观要素、核心要素、客观要素。即言语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交际动机、主观意图、辅助手段、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等，都直接影响着一个人语言素养的培养及表现。语言素养的高低不仅反映在语言本身，也体现在知识的积累，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对价值是非曲直的鉴别。 语言素养对人的作用主要存在于意识领域。要提高言语交际水平，作为主体要素的人，必须加强修养、积累知识、开阔眼界。语言素养对于人的知识储备、语商程度都有一定要求。同时，语言素养关乎的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还关乎到社会与国家构建安全的语言文化环境。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将决定国家未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践行，决定“中国梦”的实现。 二、以提升语言素养为切入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及实施平台建设 1、策略 （1）注重母语文化积累，消解艺术类大学生多元价值观冲突。学好母语是对每一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母语文化的积累是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实践。通过与国学社合作，开展“国学伴我行”的教育活动，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语言交际中，母语文化的丰厚对于传播母语本身的人文素养价值内涵有深刻意义。当前，世界意识领域空前活跃，面对他国强势的价值输入，加强母语文化积累，能够有效抵制多元价值观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提高语用能力，营造认同核心价值观的舆论空间。在正式的交际场合中书面表达独特而又文化内涵深厚，在人际交流中语言运用的技巧作用更为突出。由党务中心在党员、团员的党课、团课培训中强化语言素养的重要性。尤其在党团日活动中，组织大家优先开展相关语言类活动。语言素养本身又蕴含着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书面语言与口语运用在不同家庭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成长过程的大学生开展并深化拓展个性化教育，有助于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形成良好的氛围，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水平上的提升 （3）诵读人文经典作品，突出文化育人功能。艺术类大学生之所以不善表达，是因为大脑中存储的信息量太少，因此艺术类大学生要提升语言素质就必须广泛阅读文化经典，包括人文学科，还包括人类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所积淀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与认识自我的思想精华。协会与校图书馆合作开展读书月活动，鼓励艺术类大学生走进图书馆参阅经典书刊。通过阅读不仅可以增加文化知识，培养思维能力，还可以学习语言知识。在阅读的过程中，透过文字的表相深入到思想的内核去摄取其中丰富的精神养分，体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渗透。形成语言素养的同时理解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4）提升逻辑思维表达，发挥艺术类大学生主体能动作用。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点较为被动，做事积极性主动性不强。从学习实际来看，提高艺术类大学生表达意识，培养心理素质能够从主体意识上使其掌握口语的基本要求、态势语言应用的基本要求、逻辑的基本知识等。通过与辩论队、校广播台、电视台合作，鼓励艺术类同学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思维的不断冲击碰撞中，提高语言逻辑表达能力。通过培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让学生具备主动表达解决某些问题的意识。将语言素养主动性实现的思想融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而为艺术类大学生主体实践意识提供思想引领。 （5）重视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训练课程，加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课堂。对于大学生而言，无论是日常学习、社会交际还是面试求职，良好的表达能力均不可或缺。作为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高校，应该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更加重视语言表达能力训练课程，例如：普通话语言、口语表达艺术、沟通理论与技巧等，为健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践课堂。 2、实施平台建设――成立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协会 协会管理由大学生语言交流中心――指导老师――学生工作处及其下设的秘书部、组织部、宣传部、实践部构成（如图三），负责协会的日常事务与基本运作。旨在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通过协会定期举行的相关活动及指导老师的专业培训为艺术类大学生在语言素养提升上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法，在与其他校内平台实践互动中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深入实践当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语言素养。 三、拟解决问题 1、调查分析语言素养缺失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问题 研究团队发现，艺术类大学生普遍对核心价值观不感兴趣，语言素养的缺失更使其不能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普遍认为核心价值观与艺术类大学生心理距离、现实距离很远，往往用“假大空”形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印象。同时艺术类大学生科学文化修养不足，在专业学习同文化教育不对等的情况下，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教育也与专业的相比中显现实践力弱化问题。这就突出了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的阻力环境。也是核心价值观落实不到位的根源之一。 通过研究团队前期问卷调查、文献研究及走访接触，结果显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在人际沟通存在障碍、口语表达模糊不清、书面写作能力匮乏。这些具化的问题又影响到艺术类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求职就业。 2、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的关键问题 解决语言素养脱离专业学习的问题就要注重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在青年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综合运用，增强语言素养教育的渗透性。我国不妨参照美国的做法，把语言素养教育渗透于历史、社会、文学、思想政治课、艺术等显性课程中渗透于校园文化与设施、校园与校外活动、管理、服务等隐性课程中，同样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也不要仅仅依靠学校专门开设的思想政治课的灌输来达到青年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这样，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性增强的同时，其有效性自然也就提高了。本课题通过实践调研法对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现状进行了策略分析，以期为艺术专业大学生专业素质与语言素养找到平衡点。 研究团队将成立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协会，把提升语言素养落实到艺术类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运用调查法及观察法，通过前期组织机制完善、以网络宣传为首，开展语言文化与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平台推广，组织艺术类大学生在平台展示与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的艺术作品，协会给予参与者专业指导老师的建设性提议，使参与的同学能更好的同受众描述自己的作品，无形中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更在作品创作中领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中期协会还将举行各类交流活动，紧密联系校内丰富的学生组织平台，在社团联谊中为艺术类大学生提供更多语言表达的机会，在实践中提升语言素养，也为项目后期施行搭建长期有效的研究阵地。 3、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阶段性成果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研究团队将以五大策略作为项目研究阶段的主要内容，以艺术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法、实证研究法为研究方法，通过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协会平台的搭建、协会与学校各学生组织的合作，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提供更多实践平台，以期取得阶段性的提高。中期调查问卷发放后，研究团队通过分析阶段性问题，不断更新策略，帮助策略科学化、系统化。通过后期调查问卷发放促使平台运营更完善、提升策略更为科学、践行价值观的方法更榫呋。平台组织的逐步完善和成熟，也为项目后期长远性发展提供了有效机制；不断跟踪完善研究策略，为项目的长远性实施提供了合理方法。 艺术核心论文:新时期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摘要：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艺术院校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开展是艺术类高校比较普遍的问题。如何做好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认为要深入研究和思考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从而推进云南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导向。 关键词：云南 高校 艺术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党的十八精神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高度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要意义和战略要求时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生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艺术类大学生当然也不例外。众所周知，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尤其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多变，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云南地处边疆，边境线较长，地方高校中少数民族众多，比较易受民族虚无主义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都对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艺术教育，努力提高艺术院校的办学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加强艺术院校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如何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准确把握云南艺术类学生的特点，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培养出一大批既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又具备扎实专业技能的优秀学生，这对于我们实现艺术类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确保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有力的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稳步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以云南艺术学院（以下简称云艺）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为例，对抓住新时期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特征，在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些初步探讨。 一、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 近年来，云艺针对全院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了分层调查。调查方式为问卷、座谈、个别访谈相结合，调查内容涉及学习、思想、心理、就业、培养目标、民族习惯、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等方面。并着重整理了学生思想状况方面的调查数据，总的来说，与普通大学生一样，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总体上来说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但由于艺术院校大学生成长过程以及专业学习的特殊性、社会交往的局限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也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文化基础薄弱 艺术类学生从小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专业学习上，专业学习兴趣浓厚，重视专业轻视文化公共课。再加上高考本身对艺术类学生文化成绩要求较低，让学生形成“只要高考文化过线就行”的认识误区，各类文化课的学习时间被专业课取代，造成艺术类学生基础文化课学习的缺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薄弱，人文修养不够，知识面狭窄，文化基础较差。 （二）自我意识较强 艺术专业要求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强调支持学生发展和张扬个性，容易使学生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习惯和行为方式，自我意识强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艺术类学生喜欢标新立异，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欲强烈，缺乏集体观念和全局意识，崇尚自由散漫，时间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较差。 （三）政治素质薄弱 艺术类学生思想活跃，但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艺术类大学生思想解放，活跃前卫，善于接受新的观念和信息，但缺乏政治崆椋很少关心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和国家时事。在学习上，对以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为目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敷衍应付。政治观念淡漠，再加上因本身擅长于形象直观感性思维，部分学生看问题存在主观片面性甚至极端性。 （四）价值观念迷茫 市场经济日益发展，西方思潮迅速涌入，网络日益发达，网络生活已经成为艺术院校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网络的虚拟和不可控性，良莠不齐的信息直接进入学生的头脑中，不良信息极易对艺术院校学生思想道德产成负面影响。部分学生在处理学习和其他活动中，过于强调自我；与人交往功利化、庸俗化倾向明显，在生活中对社会关注不够，促使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冲突与迷茫，弱化道德意识。 （五）竞争意识强烈 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艺术类学生更倾向于追求张扬的个性，从小参与各类比赛，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从吃穿住行到专业学习都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同时，在相对狭窄而又竞争激烈的艺术圈里，艺术院校学生更能体会到竞争的残酷，因此他们对自己所从事专业学习较自觉，但也扩展到生活的各方面，导致集体观念更加淡化。 二、新时期云南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 （一）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任何物质都有其自身的特性，也有同其它物质所持有的共性。事物能够之所以区别于与其他事物，是由于其自身它的特点存在，“特点”指事物内在、外在的独特的地方。事物不只一个特点，一般都有多个特点。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多个特点构成的，有些是我们自身独有的，有些是普遍存在，但在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性 艺术院校是为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而建立的，而云南高校大学生中少数民族众多，又地处边疆，境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在边疆蔓延。这就要求云南高校在对艺术大学生培养中要把讲政治放在重要地位，客观而言，这就决定了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特点是政治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中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时，要服从、服务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这一特点，落实中央政策，增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对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政治性但是不能“泛政治化”。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成才，政治性培养也是为了学生成才的需要，是学生素质提升的需要。但也不能事事都政治化，要结合学生的心理需求，提升教育教学的效果。 2.导向性 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一个多民族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普遍落后。云南又地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相较东部沿海普遍落后。云南高校培养艺术人才，是出于推动少数民族、民族地区艺术发展的需要，所培养的艺术人才，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以云南高校在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3.时代性 艺术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社会发展，教育模式要与时俱进，因材施教，结合学生的特点量身定制教育方案，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促进各类学生能够全面发展。要适应新形势，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对大胆的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革新，重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把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向沟通式转变，从而达到高等教育的要求。 4.针对性 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是各民族学生热爱艺术的知识青年群体，由于民族不同、发展需求不同、心理诉求不同等诸多不同，就要求我们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学生开展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条件学生开展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开展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心理特征学生开展工作。 5.综合性 综合性特点主要体现为：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知识。要综合协调各方面力量，需要党政工团以及学校、家庭、社会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要综合利用各种教育途径和方式。如采取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的活动有机结合，政治理论学习与专业教学相结合，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相结合等。不仅仅抓住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还要“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把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渗透到学校的课堂、活动、环境和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 三、云南高校加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措施 地方高校担负着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构筑青年的精神家园，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健康、和谐、全面发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是时代的要求。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进”――进课堂、进教材、进网络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构筑大学生的精神支柱，关键在加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学习方式，担负着对艺术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要在高校开展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进”是最重要的途径与渠道。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教材、进网络；使教育入耳入脑。我们在进行教育时不仅要牢牢抓住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还要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渗透在学校的整个教育教学以及生活中。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通过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贯穿品德修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建设融入育人全过程，体现在教育教学各环节。特别是利用艺术院校学生学习的专业的特殊性，积极开展形式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如举行主题鲜明的书法绘画作品展、话剧、歌舞表演等，借助此类课外活动、教学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艺术类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其参与其中的热情，寓教于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融入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亲和力以及说服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艺术院校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时，艺术院校教师要充分发挥艺术教育阵地，审视自己的价值取向，提升自已的价值追求，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行为世范，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和谐、宽松的教育交流氛围，用良好的师德风范影响学生。使学生自觉、自主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代表着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所需要的价值追求。校园文化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学生陶情养性、健康人格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高校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同时承担着育人与承担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任务。高校校园文化直接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对艺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是滋生艺术的土壤，文化的倾向性可以通过艺术表现出来”。艺术院校要适应新形势下培养“德艺双馨”的专门艺术人才需要，就必须推进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凝聚作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打造优良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环境为重点，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艺术院校的学生形象思维力强，只有牢牢抓住艺术大学生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结合其专业特点，通过通俗易懂的 、寓教于乐的、丰富的、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通过学生易于接受的社团活动、歌舞表演、戏剧小品、征文比赛、演讲、辩论赛等载体，发挥校园文化的人格塑造功能，用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影响人、鼓舞人、感染人。同时，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不断的促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培养其优秀的道德品质。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主旋律通过系列活动形式，潜移默化的融入到青年学生的血液里，提升学生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包含什么热荨⑹裁词锹砜怂贾饕謇砺鄣牧⒊　⒐鄣悖继而达到相信、信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内化于广大师生之心，外化于师生之行。 （三）在社会实践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重在建设，贵在实践，着重在突出实践性，提高实效性上下功夫。社会实践活动对于促进艺术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增长才干、奉献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借助艺术类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良好机会，让大学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服务人民，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开展形式多样的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活动”为纽带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通过组织大学生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到孤儿院、敬老院开展教育等系列活动来深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这些教育实践活动给大学生带来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对学生心灵产生的震撼也是最大的。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爱国爱党，立身做人；勤学善思，立志成才；历练本领，立业为民”的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其理想和信念，让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真正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切入点，引导艺术院校学生从自身、从小事做起，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广泛参与“三下乡”、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在从事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清楚的了解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力推进艺术院校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志愿者服务计划，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和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实践动手能力，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四）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平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开阔视野、扩大交往、更新知识的重要渠道，它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发展等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除了采用传统载体外，还要分利用现代各种载体，不断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平台。网络的广泛运用，为宣传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曾明确指出：“要全面加强校园网络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开发运用网络载体，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阵地建设，大力支持各类“红色网站”的建设和发展，建立完善“我爱中国”、“民族魂”、“共筑中国梦”等类似的主题教育网站。同时，建立网上论坛，为师生就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供便利的平台，使“红色网站”成为广大学生接受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渠道。此外，充分利用飞信、微信等在艺术类大学生中普及的主要交流与沟通载体，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手机互动平台，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 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云南又具有多民族的特点，云南的艺术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应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自身业务知识学习和培训，增强对艺术类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的思考和研究，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构建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积极探索更加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做好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介：姜南，文学硕士，云南艺术学院党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艺术核心论文:教育艺术的核心价值 摘 要：2016年江苏省高中化学优质课比赛中“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的课堂设计，体现了“思路创新”和“价值创新”，对其从化学课程标准视角进行反思和点评，诠释了化学学科的教育价值：让学生掌握化学基本知识，完善和升级认知结构；实现化学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开发学生智能；体会化学知识的美、神奇与力量，培养学生的情感、意志和抱负。 关键词：教学设计；教育价值；教育目标 2016年10月江苏省高中化学优质课评选在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举行，本次比赛的目的在于及时总结和交流我省高中化学教师课程实施的经验，深入推进我省高中化学教学改革，提高化学课堂教学质量，促进中学化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笔者代表常州市参加高一组比赛，参赛的课题是苏教版《化学1》（必修）的“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在深入解读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了重构，体现“思路创新”和“价值创新”，绽放了将教育目标、学科思维、教学与评价的整体协同培养的满园春色，得到评委和听课老师的好评，获得江苏省一等奖。 一、教材分析 （一）内容分析 本节课选自苏教版《化学1》（必修）专题2第二单元，主要学习钠的性质与应用。要求学生能说出钠的主要物理性质；认识钠的还原性，并会书写钠分别与水、氧气等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通过专题1“人类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和专题2第一单元“基本的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及典型的非金属元素氯”的学习认知，这部分内容不仅是对金属化学性质的延伸和发展，为前面所学的氧化还原反应补充感性认识材料，也体现氧化还原反应对元素化合物学习的指导作用；又可以为学习元素周期表的知识和《化学2》（必修）及选修部分相关的理论知识打下重要的基础。 （二）学情分析 在学校层面上，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是一所四星级高中，学生的基础比较扎实；在心理层面上，处于高一学段的学生对化学实验、化学现象兴趣浓厚，有较强的探索未知、崇尚真理的意识；从能力层面上，高一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了实验探究的基本程序，初步具备了设计实验方案的能力和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并具有较好的思考与质疑、交流与合作的学习习惯；从知识层面上看，通过初中化学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元素化合物知识和金属活动性顺序的一般知识。进入高一，又学习了人类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和基本的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基于以上分析，学生具备了将钠单质的金属活泼性与其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排布结合起来的逻辑能力，从而初步形成物质的结构决定物质的性质的观点。通过联想本单元从海水中得到的典型非金属元素氯气性质的学习，拓展到典型的金属元素钠的学习，感悟氧化还原本质，深化整体学习法和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的化学学科思想。 （三）教学目标 （1）掌握钠的物理性质，认识钠的活泼性，学会书写钠分别与水和氧气等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2）能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解决问题，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掌握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一般规律和方法。 （3）能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能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4）了解科学探究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和假设、设计方案、实施实验、获取证据、分析解释和建构模型、形成结论及交流评价等核心要素。 （四）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钠的化学性质。 难点：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的学科思想和方法。 二、教学思路 本课以科学探究为核心，以“科学精神、责任自觉”的价值追求为情感主线，根据情境的发展设置问题，问题紧紧相扣，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和赞赏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以学生的认知需求为逻辑主线：发现问题―实验探究―解决问题―再次发现新问题―演示实验―解决问题。通过主线融合、传递思想给学生展示完整的风景，让他们浸润其中，享受学习的快乐。 三、教学过程（见表1） 四、教学反思 （一）给学生以沃土 提升文化自觉 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这就要求我们老师提升文化自觉，培育“生长”的活土。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知识变成了不可移动的重物。本课以西汉刘安所著《淮南万毕术》中的一句话“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投影PPT（如图1），即铁与硫酸铜溶液这个学生熟悉的反应导入，引出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的认知冲突，将学生认知规律与学习过程的逻辑线索贯穿起来，形成知识的内在结构，建立知识的广泛联系，让金属活动顺序知识在多样化的运用中活起来，提升了知识的“生长”性。 （二）给学生以思想 实现知行合一 问题是思考的起点，也是学生思想的来源。本节课通过一系列探究实验抛出5个问题：①你观察到的实验现象是什么？②猜想为什么会产生如上现象呢？③怎样设计实验来证明你的猜想？④以上实验体现了钠的哪些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⑤钠参与的反应，都属于什么反应类型？显示出钠有很强的什么性质？怎样解释？这些问题层层剖开了钠的知识结构，通过理清知识的来龙去脉，不仅让学生建构了钠的知识地图，还让学生体悟了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如图2），学会了在提出科学问题时，能说出提出问题的依据；在解决问题时，能借助观察、假设、实验、验证等途径来获取证据；在得出结论阶段，能根据客观的实验事实和结果，基于证据进行推理，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使学生从表层学习走向了深层学习，实现从“知”的分析到“行”的解Q。 （三）给学生以力量 绽放满园春色 元素化合物知识零碎，如何让零碎的知识系统化？如何让学生学会知识的同时又学会方法，丰富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让学生从肤浅走向深刻，从知识传递走向主动发现？本节课通过三个环节探究钠的性质、感悟钠的用途、理解钠的保存，透彻演绎了结构、性质、用途、制法、保存等之间的关系，板书并投影金属钠的知识学习思维导图（如图3），将价值教育[3]与知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教育艺术的核心价值是春色满园，学生可以有学术观点的对立，也可以是思想认识的分歧，如何在反复的实践中培养基于证据推理形成结论的能力是化学学科思想的精髓。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引领学生思考，尊重春色满园，更要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有思考的才能。 扬州大学吴星教授认为：本节课对学生“十分有用”，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形成了学科知识体系。上课教师“非常活泼”，展现了基本素养，展示了教学“回归课堂本真，回归学科本真”的教学理念。如何从微观上提高以“发现”为导向的问题素养，培育“发现”智慧，让学生有机融入思考、发现、生长、迁移和递升等多种元素，是化学学科的科学价值；如何从宏观上通过哲学教育引领学生的本真追求，从想学走向会学、坚持学，是化学学科的人文价值。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摘 要 艺术院校大学生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之需，也是时展的需要。本文针对艺术院校大学生在志愿服务活动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必要因素，提出结合艺术类学生专业特长、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理论学习，多途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志愿服务发展思路。 关键词 艺术院校 志愿服务 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大W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们，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发扬志愿者精神，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引导意义。而在艺术类院校，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的主体是艺术类大学生。他们思想活跃，但缺乏深度；他们想象丰富、创新能力强，也接受过较高的专业技能培训，但政治意识相对薄弱，忽视自身文化思想修养的提升。在参与志愿者服务过程中往往显现出比较明显的情绪化、个性化、自由化特点。因此，艺术院校在开展志愿者服务时应秉承着奉献、友爱、互助的志愿者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南，将自己的个性和专业融入志愿者服务工作当中，促进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持续发展。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志愿服务活动的必要因素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者队伍不断增大，志愿服务精神也不断增强。志愿服务精神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践行到实际中。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打造有创意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精神既是不断完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也是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以此激发广大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 1.2 志愿服务活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吸引力感染力 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激起广大人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度与感知度，提高广大人群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念。志愿服务活动连接着生活与学习，扩大广大人群的交际范围，令广大人群深深体会到志愿精神的魅力。同样志愿服务活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 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现状分析 对于艺术院校大学生来说，专业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良好的艺术素质，这种艺术素质在志愿者服务活动中具有特有的优势。志愿服务活动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别具一格，有着与其他高校不一样的特色体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2.1 志愿者服务的认知 志愿者服务在中国的发展属于新兴事业，发展的时间也不长，社会各界的人对于志愿者服务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是一项以自觉自愿奉献个人的精力、时间、智慧的行为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为弱势群体等提供服务及支持的行为，而通过对志愿者认知的调查，会有一部分同学将志愿服务理解成为慈善，有的同学会把志愿服务理解为像雷锋一样做好事。这种认知的偏差在艺术院校里还是非常普遍的，艺术院校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开展一般以学校统一组织，有很强的任务性，目的性、功利性，使得学生丢失了志愿者服务无私的慷慨的特质，使得志愿服务精神得不到更好的发展与普及，这些问题对于志愿服务在艺术院校的发展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2.2 志愿服务管理机制 在西方国家，志愿服务组织具有独立的机构和地位，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我们中国，志愿服务往往依附于国内高校，志愿服务活动也往往由学校团委组织开展，自上而下地执行，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任务性。 艺术院校里对于志愿服务没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和部门，在团委的领导下，从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志愿服务的发展，行政化的组织和志愿服务是相违背的，很多参与者是在组织的影响下参与，但是自身是不认同的。而且大学生们做着相差无几的志愿活动，干的数量和质量如何都不影响结果，他们得到的都是相同的志愿者证书。这势必造成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逐渐消减，会扼杀志愿服务的精神，打击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热情。 2.3 志愿者个人素质 艺术类大学生对于志愿活动还是积极参加的，然而当大学生志愿者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的时候，他们总会会产生焦躁的心理，不想参加专业技能不强的志愿服务活动，而在问及在参加志愿活动时间长短时，多数学生并不能坚持下来。 不论是提供服务、宣传社会、一切活动开展的成功大多都取决于志愿服务能力和沟通能力，而艺术类大学生对弱势群体的了解有限，经常出现不善于沟通交流，不能很快的融入志愿服务团队中，甚至于为人处事都有问题，在志愿服务的主动性上过于欠缺，影响志愿服务活动质量。 3 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的有效途径 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者活动 艺术院校大学生一定要把握好志愿者服务活动的活动方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下，对于传统志愿服务活动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对志愿者的活优嘌狄约袄砺垩习，加强学生们关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来创新艺术院校志愿者活动内容。运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志愿服务新方向，不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志愿服务精神相结合。使广大青年对志愿者队伍有正确的认识，让他们自愿主动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着全社会的思想潮流，规范着全社会的道德和信念。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及活动具有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3.2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活动管理机制 为了有效促进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完善志愿服务活动管理体系。 在培训机制方面，可以建立院校志愿服务组织、各院系志愿服务分队等统一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服务质量，亦可根据志愿者的专业、技能、爱好等特长，进行志愿服务内容的区分，完善志愿服务的各个方面。在志愿服务培训之后，可让志愿者结组讨论这次活动的优缺点，写下各自的心得与活动总结，从而完善志愿服务活动的质量。 在奖励机制方面，坚持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相互配合的原则，通过制订“志愿者星级评选制度”、“志愿者工作考核办法”等，建立“优秀志愿者”、“杰出志愿者”等评选表彰制度，而不是单一的志愿者证。亦可把志愿服务活动纳入团员推优体系，表彰先进、推动后进，以此来提高艺术院校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的服务积极性和创造性。 3.3 加强学习管理，思想教育的同时，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志愿服务活动新内容 目前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存在差异，还未能完全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因此我国高校大学生志愿工作领导者要加强学习管理，思想教育的同时，开拓思想、勇于创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领导志愿者开展志愿活动，将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艺术类大学生的专业特长创新基本活动内容。把艺术类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引向免费设计改造衣物、举行公益画室、关注老人群体、学龄前儿童课余艺术生活等新形式。艺术类高校大学生在参与志愿者行业中应完善自我修养，同时学校应健全培养体系，在活动中完善保障和激励制度，坚持高校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确保志愿者活动的行动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渗入奉献、友爱的志愿精神，引起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的高度重视，积极投身志愿服务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志愿服务活动，从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志愿活动具有文化价值。 3.4 精心组织，完善艺术院校大学生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艺术类大学生对生活有着追求和热爱，对公益活动有着积极性与热情，是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主力军。例举本校，对有艺术追求、艺术欣赏的在校学生，学院的“公益画室”免费进行绘画教学、工艺制作、设计指导、软件教学等培训，进一步拓展到对学校内外学龄前儿童培训、小学艺术培训、社区服务、暑假社会实践义务支教、扶贫。学院以传承、创新的理念，把学院坚持多年的公益活动进行凝练与提升，探索建立具有艺术学院特色的“以师生志愿者为活动主体，以志愿服务为宗旨，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学校重视、学院助推、自我管理”的公益模式，让“艺路随行”引领志愿服务新面貌，以志愿服务为基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从而推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这体现出并且要求我们将志愿服务活动的范围遍及到各个社会阶层，志愿服务活动紧密联系实际情况，把志愿精神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4 结语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中要时刻领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理论层面为基础，引领思想、精神、实践各个层面的科学观念。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学习，使广大青年学生对志愿者服务有正确的认识，对提高青年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思想觉悟的培养有极大的引领作用。艺术院校青年学开展志愿者活动中生应以专业特长为抓手，社会志愿服务为载体，大力组织团员青年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下基层等实践活动，推动志愿者活动品牌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中医内科学论文:应用案例教学加强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其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医医师［1］。在《中医内科学》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对案例反复的综合分析，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严格的剖析，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思维锻炼过程。案例教学不仅使学生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得到巩固，而且使学生掌握了中医临床治病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归纳，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案例的选择 1．1难易适中案例便于接受 教学时，注意多选择难易适中案例，以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顺序合理安排纳入案例，以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我们在教学中，一般采取两步走的程序：第一步是根据教材“证治分类”中的某一证候的临床表现设计临床场景，使学生从中体会基本的辨证思路和要点；第二步是安排一些多证型相兼或者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辨证的真实病案，掌握难易程度，使学生认识并掌握临证时应有的思维技巧和治疗思路。 1．2典型案例深入浅出 典型案例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和高度概括性，通过典型案例，可使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初步了解疾病概况，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如讲解“肺胀”时，引用病案：患者某，男，64岁，反复咳嗽、咳痰、气喘10余年。1周前受凉后症状加重，胸闷气憋，动则喘甚，咯痰清稀，心悸，脘痞。双下肢浮肿，形寒怕冷，面唇青紫，胸部胀满，舌质淡胖而黯，苔白滑，脉沉细。通过对本案例分析，使学生认识到“肺胀”临床特征为咳、痰、喘、胀、悸、肿、瘀，病位在肺、脾、肾、心，病机为肺气壅滞、肺气胀满、肺不敛降，病性为本虚标实。以案例导入新知识，可激发学生对疾病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疾病的基本特点。 1．3经典案例启迪思维 引用经典原著，介绍经方在临床中的应用，可使学生较好地把握疾病特点及治则，启迪其思维能力。如讲解“痰饮”时，示一病案：患者某，女，70岁，胸中冷数年，夏轻冬重。伴有胸闷，似冷风时时吹入，不敢户外活动，口干口渴而不欲饮，口中粘腻，有异味，大便稀溏，面色白光白，舌质淡红，苔厚腻，脉沉弱。心电图检查无明显异常。正当大家举棋不定时，介绍《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论述水饮停留心下的症状“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学生会立马想到本病系阳虚为本，饮、湿为标，急则治其标。“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主之。1．4纠误案例开阔思路误诊案例，反映其思维方法的偏差，或先入为主、或顾此失彼、或真假不辨、或虚实不分，通过纠误案例的介绍，分析误诊原因，可开阔学生思路。例如患者某，男，35岁，3岁时患有气喘，12岁后逐渐好转，近3年来气喘又作。症见面色苍白，喘息抬肩，稍活动则气不得续。背部有掌大一片发冷，气喘冬夏皆然，舌胖苔白滑，脉细弱。原文误诊为痰饮，服苓桂术甘汤后背冷消除，气喘依然。细思此证，病始幼年，抬肩息短，不惟饮留心下，其肾虚不纳之喘证成也。当纳气镇水、振阳消饮，小青龙汤加胡桃肉、紫河车主之。通过误诊案例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习遣方用药的经验，培养学生严谨的职业态度。 2案例的应用 2．1课前充分准备启发教学 教师课前必须根据《中医内科学》特点、学习目标、学习对象、教学大纲及自身的教学和临床经验，准备好符合教学要求的案例，认真编写授课计划，进行问题设计［2］。例如，根据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的规定，引用案例：“患者某，初病胸胁胀痛，予承气汤，遂发肠鸣腹痛，痛则泄泻，完谷不化，日夜2～5次。近两月，自服四环素后泄泻减而未除，伴乏力，消瘦，精神萎靡，脉弦缓，舌苔薄白而腻。”教学前，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本案例的特点，拟定如下问题：①本病属暴泻，还是久泻？②本病以何脏腑病变为主？临床表现有哪些？我们以这些问题作为案例教学讨论的重点，教学时根据学生讨论情况，做好时间分配，保证学生掌握泄泻的辨证要点，确保教学大纲的要求得以贯彻。 2．2教师组织实施掌握进度 选择案例教学，应与教材内容、教学大纲紧密结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根据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选择合适案例。如案例选择随意，学生讨论问题过度分散，或过分集中，均会导致偏离教学大纲，或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教学内容。案例教学中若出现学生热烈讨论的情况，必须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而节约时间，保证实现教学目标。中医内科学的案例教学一般应由有一定临床教学经验的教师组织实施，他们对案例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更好地掌握案例教学的引入时机、提问方法，引导学生的讨论，使案例教学更趋合理和完善。 2．3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兴趣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身边的案例进行辨证论治，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讲解“不寐”时，正值某女同学苦于不寐，症见：2年前高三时学习紧张，经常失眠以时觉头晕。假期症状减轻，开学后又复发加重。近3个月由于学习任务重，失眠严重，每夜最多睡4小时，时有惊醒，伴两胁胀痛，烦躁易怒，纳呆，便结，舌淡苔黄，左关脉虚。学生经讨论后辨为忧思伤脾，肝血不足致心火妄动，扰乱神志而失眠以酸枣仁汤和半夏秫米汤主之。通过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能体会到知识的实践意义，进而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 2．4适时进行总结轻松掌握 一堂课到后半部分，学生极易感到疲倦，通过合适案例进行知识总结，可吸引学生，创设新的兴奋点，激发学生思维动力，轻松掌握所学知识。如讲授完“汗证”后，介绍案例：患者某，女性，41岁，夜间湿衣湿被反复发作，口干，便结，舌红，少苔，脉细。此属阴虚，虚火上炎之盗汗，当归六黄汤加减以滋阴降火，固表止汗。处方：黄芪15g，熟地黄15g，当归10g，黄柏l0g，煅龙骨、牡蛎各15g，白芍15g，莲子心10g，丹参10g，甘草6g。方中黄芪固表止汗，白芍、甘草酸甘化阴，煅龙骨、牡蛎敛汗，莲子心、丹参清心火。通过案例对本堂课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检测学生对本堂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总之，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数学法，把枯燥乏味、艰涩呆板的学习变成非常生动、有趣的学习活动，有利于把支离破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减轻学生学习的过重负担，提高学习兴趣和效果，缩短医学生从课堂到临床的过渡适应期，使学生能尽早胜任临床工作。但在案例教学中，也存在案例资源不足，缺乏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客观评价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规范和提高。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科建立及成效分析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1995年被安徽省学位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定为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2002年对第一个周期的建设进行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进入了第二周期的建设。2006年又通过了第二周期的验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直接进入了第三周期的建设。中医内科学课程先后被认定为安徽省重点课程和安徽省精品课程。重点学科优势地位的确立,常常需要几代人积累,而优势地位的丧失,只在瞬息之间。丝毫的懈怠往往意味着机遇的丧失,意味着差距的拉大或被后来者超越。因此,重点学科建设,要常存“危机”意识,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现就中医内科学学科的建设进行一些探索。 1明确建设目标 中医内科学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临床主课。中医内科学学科在中医院中是最能体现中医特色和优势,是最具中医原创思维和潜力的学科。学科建设按照创新与继承、创新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创新与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紧密结合的建设思路,建成能够按照中医药规律开展高水平研究的科研基地;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人物和相对稳定的高水平中医药研究的专门人才;取得一批对中医药学术和技术发展有影响的重大成果,初步构建符合中医药科学研究特点的微观科研机制和模式。使学科具有国内一流的中医临床科研人才队伍、一流的科研条件与环境、一流的中医药重点学科群、一流的中医专科(专病),中医临床与科研、教学有机结合,在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方面发挥龙头作用的新型的现代化的重点学科。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以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与临床操作能力为目的,将教育信息化的特点引进学科建设,改革教学模式,带动教学现代化,医、教、研并重,使本学科成为具有一流的教学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一流的教材和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精品学科。使本学科在中医内科糖尿病、风湿病、呼吸病的综合学术和技术、教学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稳定研究方向 学科发展方向体现了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重点学科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长期稳定的。因此,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将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水平起关键性引导作用。高起点、高水平的学科发展方向是保证学科先进性、保持学科生命活力的重要前提。根据学科方向的实用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稳定性原则、预见性原则,中医内科学学科在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8个稳定持续的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内分泌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免疫性疾病、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老年病、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病、中医药防治神经系统疾病、中医药防治感染病、中医药防治消化病。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又界定了突破口。如风湿病方向上在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基础上,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突破口;呼吸病方向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突破口;内分泌病方向,以糖尿病为突破口。 3选好学科带头人 优化学科团队学科带头人是一个重点学科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学科带头人学术水平的高低,科研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和优势的形成。在学科建设中,他既能将学术骨干凝聚起来,同时又能将自己的能量辐射到四周,发挥更大的带动效应。因此,要选择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医院对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定期进行考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能够把握现代科学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本学科前沿领域的课题和科研思路,把握本学科发展方向。第二,能够多渠道筹措学科建设经费,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影响吸引社会各方财力,保证本学科发展潜力。第三,能够对外实现交流合作,对内营造良好学术环境,提高学科内部凝聚力,增强学科发展活力[1]。按照汇聚人才、培育团队、成就大师的学科队伍建设方针,引进、培养、聘用并举,在学科建设上一贯坚持以人才为本,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团队建设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发挥了人才优势,凝聚了学科力量。在学科内部定期进行学术研讨,培养学科人才,形成了各级学术研讨会研讨制度。每年举行一次中医内科学术骨干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中医内科本科生学术研讨会。提高了学术气氛,加强了学术氛围,培养了学科人才,锻炼了师资队伍。近年来,学科加大力度引进高学历、高水平的学术骨干,同时注意自我培养学术骨干,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各种能力,建立了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以学术骨干和学术骨干培养对象为后备力量的三级骨干学科梯队,增强了学科团队的可持续发展。 4健全运行机制 在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下,成立了由学院院长、附属医院院长、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助理、学科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制订重点学科的建设规划、整体发展目标和学术发展目标,制定各项制度和措施,强化落实,以确保阶段目标与预期成果得以实现。为加强专家委员会对学科建设的指导作用,学院成立了重点学科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根据重点学科建设相关文件精神与要求,负责对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评估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参与重点学科建设的阶段检查、阶段评估等工作,学院教务处和医院科研科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日常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日常建设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并进行具体指导。开展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在学术带头人指导下全面负责制订本学科建设规划、学术发展总目标和阶段任务,落实教学、科研、医疗及人才培养等各项具体工作,并及时根据预期成果、实施方案、经费管理做好工作总结。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以来,学校和医院均调整、充实了重点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了《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重点学科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建设管理办法》、《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点学科专科经费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学校宏观层面管理、医院直接管理、学科微观管理的重点学科级层管理体系,以及教务处、人事处、财务处、科研处等和医院有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重点学科建设保障系统。学科带头人对学科建设负有主要责任,学科带头人的责、权、利明确,有一定的人、物、财自主支配权。重点学科建设工作每年纳入医院、相关科室和部门的考核范围,纳入科主任的责任书内容。学院和医院两级分管重点学科建设职能部门,建立了定期监督检查制,学院每年听取中医内科学科阶段建设工作汇报,研究和解决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和疑点,为重点学科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运行机制。学科内每年终进行一次全面小结,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医院把重点学科的工作进展,建设成效纳入年度工作总结,把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纳入下一年度工作目标内容之一,按期考核,强化落实考评。同时,为加强学术上的相互交流和优势互补,在学院和医院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中医内科学科不断加强了与协作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在科研上密切协作,相互开放,在人员上相互培养,发挥了辐射和联系作用。 5注重科研创新 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增长点,本学科在重点开展继承新安医学、华佗医学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中医内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近五年来,学科承担各级科研项目95项,其中973项目2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第一批课题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3项,“十一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部委项目25项。科研经费总计为2367万。科研成果19项,获奖9项,获专利2项。出版专著42部,466篇,其中国家级论文259篇。中医内科风湿病学科继承总结新安医家治疗痹病的经验,密切结合中医临床实际和现代风湿免疫病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类风湿关节炎从脾论治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在脾气虚证本质研究方面,在国内率先提出脾虚致衰老学说,认为老年脾气虚证的发展过程是渐进性的,是运化功能失常,引起生化乏源而致气血不足的动态变化过程,脾虚证发展至后期可致蛋白质代谢、心功能及免疫功能低下。呼吸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单位,开展肺气虚证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肺癌的研究,并结合肺系疾病的特点,提出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理论、肺气虚证的四级分度标准、慢阻肺的虚瘀理论、伏燥论、证候研究的层次论和阶段论及肺系常见病的诊疗规范,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被同行及患者认同。老年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是全国中药临床研究基地。该科学术带头人、著名中医老年病学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韩明向教授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医药防治老年病及中医药延缓衰老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性见解。特别是中医新安医药治疗老年冠心病、老年高血压病、老年痴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理论学说。在国内率先提出“虚—瘀—衰老”的中医衰老模式,研制出具有“益气养阴活血”功效的纯中药制剂———寿星宝,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衰老学术理论和临床技术。 6结语 经过近3个周期15年的建设,学科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学科建设目标全部完成,学术团队结构合理、整体素质优良、发展良好。高层次人才培养卓有成效,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博士生、硕士生、进修生、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科学研究成果显著,学科建设与发展形成规模。临床教学成效突出,获4项教学成果,中医内科学课程是省教育厅认定的重点建设课程。学科建设资金投入正确,使用合理,研究基地初具规模。学科整体实力加强,老年病学科是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呼吸内科中医内科的三级学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的重点学科建设单位,老年病科、肾内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肝豆状核变性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病。心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是国家新药临床研究基地,肾内科被省卫生厅确定为特色专科。科研项目、成果、论著及论文在质和量方面均显著提高;临床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新技术、新业务不断开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与2002年相比,截止2008年12月,我科的床位数增长1倍,门诊面积增加2倍,门诊量、住院数分别增长2倍和3倍;教学时数增长1倍,硕士生人数增长3倍;科研项目增长4倍,科技奖励项目增加7项,科研经费增加7倍,科研成果增长3倍;实验室面积增长5倍,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总值增长12倍。总之,经过多年的建设,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医内科学论文:诠释学对中医内科学发展影响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医学的主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医学临床和临床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目前,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还有待深化。应用诠释学(hermeneutic)作为一种对文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的哲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疾病、概念、术语及临床理论进行现代诠释,为中医内科学理论和临床诊疗的进步奠定基础并提供新思路。1诠释学的原理与方法1.1诠释学的内涵诠释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流派,随着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而出现,由伽达默尔建立起诠释学哲学。经过发展,目前已演变成众多的诠释学体系,如体验诠释学(狄尔泰)、结构主义诠释学(利科尔)、解构主义诠释学(迭里达)等[1-2]。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对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可做出大致的定义:诠释学从词源上至少包含3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传统诠释学把这3个要素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因此,诠释学的主要环节应包括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3]。1.2诠释学在中医学的引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诠释学进入到中国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发展起来。随着这种世界性哲学思潮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蔓延,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西方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学者对诠释学研究的拓展性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促进了诠释学的多元化发展[4]。随着中国诠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构建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医学作为一个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历史悠久、典籍浩瀚,自古就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和经验,与诠释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诠释学在中医学继承和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可行性[5]。因此,中医诠释学研究作为中医理论建构的现代研究的分支自然应运而生,它是对中医理论研究特色、思维方法的哲学审视,是通过现代诠释学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中医理论理解和诠释方法的系统理论。中医诠释学研究是在中医文献学特别是训诂学、注释学等传统中医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诠释学理论产生的,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2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在中医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对中医内科学中许多的概念和名词术语,乃至临床理论进行阐释,显得愈来愈重要。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随着国内中医诠释学研究的兴起,目前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从自然哲学视角来思考中医内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因晚近“西学东渐”的冲击,一些中医药研究领域在引入诠释学的同时,“西化”倾向明显,多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概念、范畴及学科模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的推定,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氛围[6]。鉴于此,我们应在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内科学的系统性研究中,用与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医内科学,移植复杂性系统科学中的释义和理论,深入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辨证论治的哲学思维模式,用现代哲学方法论阐释中医内科学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原理、规律为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注入新的元素。 2.1对中医内科病证的诠释 2.1.1病证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中医内科学多以病的主症来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眩晕、胃痛、水肿等,也有部分病名与该病的主要病机有关,如郁病、虚劳、癃闭等。证候指医生观察与收集的患者四诊的信息,主要指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还包括中医诊病所重视的体质、性别、年龄、职业、自然环境(天时、气候、物候、地理等因素)、生活水准、人文生态、此前的诊疗经过等状况,以及各种现代检测的结果,它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是四诊信息表达的人体生理病理反应状态环节过程的概括,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3个基本特征[7]。病与证:病是指疾病完整的过程系统,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环节过程。临床诊疗中,常将病、证二字放在一起讲,这样既能包括某病的临床特征,也概括了病因和核心病机。证与症: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即医生诊病时收集到的患者的异常现象,由症状和体征两部分组成,除了包括患者自我感觉或发现身体不适、异常的表现,还包括由医生观察到和体检出的患者的病理征象,如舌象、脉象及通过色诊、触诊收集到的临床信息,也可参考西医体检所得的信息;而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证研究的重点需要重视对证候动态观察的理解和阐述,通过“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8]、“病证结合,方证相应”[9]的研究思路辨识疾病的证候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以证候为诊疗对象的辨证论治模式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意象诊疗模式”概念并加以阐释[10],从而对证候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探究和动态监测,为病证的诠释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使中医内科病证更加贴近科学,更加易于被现代医学和现代人所接受和认识。 2.1.2对内科疾病病名的诠释 为了便于掌握,我们将疾病首先分为外感与内伤杂病两大类,内伤杂病再根据五脏、气血津液、肢体经络进行分类,当然,疾病所归属的分类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引入诠释学方法对内科疾病病名的概念进行现代诠释,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反复研读,系统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结合现代科研成果,定义其内涵与外延。《中医内科学》教材所列的疾病绝大部分是常见病、疑难病。首先应该对国家规划教材收集的50种内科疾病进行诠释。诠释过程大体有3个层次,第一是疾病的起源。一般来说,许多疾病病名的提及或症状的描述都是在《黄帝内经》中,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以症状或体征描述为主。第二是疾病的充实完善。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众多医家通过诊疗实践,结合鲜活的临证经验,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预后转归和流行病学特点,为现代疾病概念的规范奠定了基础。第三是系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是指近现代,首先是语言的转化,将古文演变成现代文进行阐述;其次是增加当代中医学者的新见解、新技术;最后是纳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医案知识库的发掘与循证医学的研究等,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术语、概念进行阐述和解释。当然纳入的过程应重视体现中医原创优势与传统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以“肺胀”为例,“肺胀”属现代难治病,由多种慢性肺系疾患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所致。中医古籍对肺胀的记述颇多,有明显的阶段性,后世医籍对本病也不断有充实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将其作为专门病证,列专篇论述。《灵枢•经脉》篇提出:“肺胀者,虚满而喘咳。”明确了病名,其病位在肺,主要症状有喘、咳及胸部膨满3种。这应该是第一个层次。晋隋唐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肺胀属本虚标实之病,详细论述肺胀多由久病体虚,肺脾肾虚损,水停痰凝,气虚气满,痰瘀互结,外寒之邪乘虚侵袭,以致气机升降失调而发。隋代巢元方更是强调肺气本虚,复感外寒之邪是导致肺胀的发病机理,元代《丹溪心法•咳嗽》云:“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提出本病痰挟瘀血证候,并开创活血化瘀法。明清时期进一步整理规范认为,肺胀是一组症候群,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此属于第二个层次。近现代除进一步完善描述其临床症状外,并研究分析肺胀客观上存在着气道高反应性、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肺瘀血等病理状况。若能将其“系统”地纳入,形成肺胀项下的相应条目,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肺胀的内涵和外延。经过发展,肺胀病的概念为:以胸部膨满、憋闷如塞、喘息上气、咳嗽痰多、烦躁、心悸、面色晦暗、或唇甲紫绀、脘腹胀满、肢体浮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一种慢性虚弱性肺系疾患。其病程缠绵,时轻时重,经久难愈,严重者可出现神昏、惊厥、出血、喘脱等变证与坏病。继之制订肺胀的分期和分级标准,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内容等。从肺胀的病名演变过程看,符合诠释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按照复习文献资料,临证细心体悟;结合众家之长,归纳整理;通过诊疗实践充实修正;纳入现代研究成果,完善肺胀病的现代诠释[11],应属于第三个层次。 2.2对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的诠释 中医内科专有名词术语是指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确定的具有中医内科学学术特点,并构成本学科概念体系的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名词、名称、用语,如命门、髓海、阴结、肺胀、消渴、偏头痛、萎黄、脏躁、髓海、蓄血、肝积、淋证、肾风、癃闭、关格、筋痹等。专有名词术语有其自身的含义、使用特点和范畴,而且它在中医内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释中也极为重要,若不能对之进行明晰的厘定,必然会影响学习者对它的准确把握。历代医家从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认知角度提出专属内科学的概念术语,他们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借助诠释学对中医内科特有名词进行辨识的验证,对其演变进行哲学审视,揭示术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及术语原构造者在当时文化环境下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理解和表述,采用现代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这些术语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作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并用科学语言转换为具体的说明,使说明的内容能进入实验过程,从而矫正部分古代医学术语概念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隐喻性的不足,进而不断发掘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在对中医内科名词术语进行诠释时可以参照朱文锋[12]对规范中医诊断名词术语提出的几项基本原则,进行分步骤诠释学研究,一是科学的医学名词术语必须在实质内容上统领其所属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全面收集查阅古代、近代医学文献,并结合临床广泛调研,注重名词术语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二是在初定正名的基础上做出注释,进而按其内涵、外延做出定义性注释,定义有困难的先做说明性注释,力求用词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简明性、单一性、派生词能力强;还应组织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及其他中医临床学科及术语学、汉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整体讨论,完善其现代属性。 2.3对中医内科临床理论的诠释 中医内科理论方法论的构建与完善是关系中医内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遵循形象—具象—抽象思维方法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审视,用现代化语言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升华而后赋以清晰、明确的科学性表述,使其真正融入到现代医学体系中,是中医内科学界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现代诠释学的引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医内科理论进行诠释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医学系统整体与形象思维的特点,重视症状学观察,证候病机的归纳,重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通过理解重构、思辩创新来发掘传统内科理论中潜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内涵,通过翻译的手段实现理念更新,用逻辑、数学语言加以表述,进行科学语言的转化过程,进而采用模式生物实验加以佐证。同时根据对诠释学的三要素之一——应用的理解,我们明确了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因此,中医内科理论的诠释应以实践观点为基础来重建现代中医诠释学,将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基于循证医学临床数据支撑的诠释,采用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等[13],建立中医内科的临床应用模型,通过应用模型证明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以“通因通用”内科临床治疗理论的诠释为例。“通因通用”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属反治法的内容。原文:“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告诉我们在诊疗疾病过程中要审证求因,辨明真伪,遣方用药时采取顺从疾病外在表象而治的治法,这便是诠释该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医家张子和谓:“君子贵流不贵滞。”着重强调了气机通畅的重要性;高士宗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此说法不但在前人基础上对“通”的理解做了概念的提升,而且为通法的应用打开了新的思路。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医圣张仲景对通因通用治法的应用可谓心思周全,巧妙灵活,其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多处提到“通因通用”治法,如“汗法治汗”的桂枝汤,“下法治利”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吐法治吐”的瓜蒂散,“活血祛瘀法治胎动不安之漏下”的桂枝茯苓丸,等等,这些用法充分扩展了“通因通用”的临床应用范围,同时也表明该理论的应用已达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医者在诊病时,不再将通法拘泥于下法,凡人体表现出异常通的假象,均可用通法治之,此为第二层面上的诠释。“通”字,《说文解字》谓:“达”也。《辞海》谓:“通,贯通,由此端至彼端,中无阻隔。”就机体而言,在生命活动中,阴阳平衡,气血调和,气机畅达是新陈代谢活动的基本保障,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各方面的功能失调均可导致异常“通”的症状,因此,凡机体各孔窍表现出非生理性“通”的症状,如自汗、盗汗、呕吐、吐血、衄血、泄泻、下痢、脱肛、遗尿、淋证、崩漏、带下、遗精等均可视之为通证,在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的基础上,辨明真伪,将符合形通而实不通的病例纳入到“通因通用”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以通为用,以通治之,从而完善对该理论的升级,即诠释的第三层面。此外,又如“肺热叶焦”、“宿痰伏饮”、“心肾相交”、“乙癸同源”这些中医内科学生理病理概念中的文化哲学意蕴,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剖析和阐释;另如,“扬汤止沸”、“增水行舟”、“釜底抽薪”、“逆流挽舟”、“提壶揭盖”、“引火归原”、“利湿退黄”等治疗方法中包含的自然哲学思维以及它们的实质性内涵,更有待作出全方位的现代诠释。 3中医内科学诠释的原则与方法 3.1崇尚国故,熟读经典 诠释的第一要素是理解,只有明确理解了所诠释的对象,搭造出诠释框架,才能发现框架的瓶颈所在,从而为之输入新的科学元素。就中医内科学而言,要想准确诠释内科学的概念、理论,首先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需要熟读经典,追思前贤学说,只有读懂吃透,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其主旨和精髓。3.2研习原著,勤于临证中医内科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发展,本身也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典著作的不断阐释来实现的,因此,临床实践也是一种诠释,它既是诠释的基本手段,也是诠释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取临床疗效,一方面可以使中医内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医内科学理论。 3.3传承创新,系统规范 要创新就要大胆汲取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系统科学和信息技术成就,多学科地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当代社会医学、转化医学、医学心理学、气象、物候、地理等学科研究成果,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借鉴与整合,从而使中医内科学诠释性研究在开放中求创新、求发展,并以有利于学科进步为目的。现阶段我们认为诠释就是创新。它为促进中医内科学学术理论的标准化规范化奠基,将充实现代医学科学朝向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迈进。现代诠释学是一种思辩体系和方法论,是对思想方式、思维方式、观念理解的交叉融合解析,能为我们提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和思维。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对中医内科学进行解释,构建中医内科诠释学体系,从自然哲学高度理解中医内科学中的辨证观点、思维和方法,完善传统医学概念的现代语言转换,在深层内涵上与现代科学语言实现逻辑连贯、互补相通,把握中医内科学理论体系的特质,必将有利于中医内科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有利于中医内科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的课程评价研究 中医事业的发展取决于中医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课程的评价方式是整个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要素之一。下面仅以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为例，从改进课程评价角度略陈管见。 一、课程评价实施的理论基础 课程评价，或称教育评价，就是评价实际的课程方案在何种程度上达成了教育目标。这一定义来源于教育评价奠基人泰勒(RalphW．Tyler)所提出的目标评价理论。目前，中医院校实施的课程评价主要基于这一模式，即通过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评价，从对结果评价，进一步转向评价整个课程方案。这一模式在院校教育评价过程中主要围绕学业评价与课程评价展开。就学业评价而言，如果仅局限于评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不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操作能力、情意态度等是不科学的，会导致评价标准恒定化，即侧重于学生之间的分数排位和对比。从狭义的课程评价角度而言，现实生活中的评价主要定义为方案的目标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契合程度。通过在学业评价的基础上拓展课程评价实施的范围，将课程方案的评价涵盖学生学业评价，体现现代西方教育学大课程理念。保证考察课程方案目标与课程各要素实际表现的行动一致性，以利做出评判。 二、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评价的实施理念 1．课程评价中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就整个课程评价而言，方案评价的手段主要有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两类。“形成性评价是指课程在设计、试用、实施等过程中所进行的评价，以便做出判断和决策，采取修订、完善、放弃等行动。总结性评价主要是在课程试行、实施告一段落之后所进行的评价，对课程的设计、实施、效果等做出总体判断，并对有关人员做出绩效的评定和考核。”对两类评价方法进行科学的组合，在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从课程方案的设计、实施、改善或结果等，依据理念基础和行动路线这一过程，围绕课程目标、内容选择和组织、课堂教学、学业评价等要素。以课程总纲、课程标准、课程资源和教科书、教师备课计划、实际课堂教学、学业评价中的试卷或者学生档案袋中的作品为载体，通过学生反馈、教师反思，对课程设计、课程管理、课程实施等环节进行判断。同时，融入学生能力的发展性评价，即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做出评价，并反馈于学生，在教学告一段落之后，对学生的学习做出总评;或者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结论性的判断和评价，作为总结性评价的一部分。形成课程内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大功能。 2．课程评价中涵盖的评价手段类型①客观性评价:客观性评价的题型主要有填空题、是非判断题、选择题等。客观题的优点在于知识覆盖广、容易评分。缺点在于不利于考查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②主观性评价:主观性评价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论文题等。主观题可以是封闭性的，即有固定答案;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无固定答案。固定答案的主观题，其实与客观题没有很大区别。开放性主观题，尤其是长论述题、论文题，如语文的作文、历史的史论等，有助于考核学生的高层次能力，但是评分难度较大。③表现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性评价。按照美国评价专家斯帝金斯(R．J．Stiggins)的观点，表现性评价是“对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颖问题或者完成特定任务而进行的一种系统的评价。评价者以真实的生活或者模拟的练习为起点，引发学生的独特反应，在观察这些反应之后，给予相应评价。”④档案袋评价:与表现性评价近似的一种评价方式是档案袋评价，它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学业评价领域最为热门的课题。档案袋评价，又称成长记录袋，是学生作品的有意收集，以反映学生在特定领域的努力、进步或成就。它其实是“表现性评价的一种类型，不能被看作是表现性评价的又一称呼方法”。 三、我校中医内科学课程学业评价的改革实践 1．命题改革在期末考试中除了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结合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开发了计算机考试，用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初步应用。同时采用论文、开卷考试等形式，引入主观性评价，考核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并且增加中医内科实习中的临床操作、诊疗技能考核和学习心得撰写等考评改革，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理解、分析、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学期的评卷中以认知纬度作为重点考量依据，引导教师重视教学目标、教学活动与学习评价的有机结合;适时开展示范试卷的研讨、命题与奖励活动，通过示范试卷活动，督促教师更新观念，重视考试的导向作用，提高命题水平。 2．推广使用形成性评价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为了改变以往老师“满堂灌”的局面，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展开了PBL教学。课程考核摒弃了传统的单主体试卷考试形式，采用评估量表，并以此开展学生学业评价。通过课堂上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学生之间相互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量性和质性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替代以往的总结性评价。主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发现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信息能力、沟通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3．丰富评价手段为配合课程目标评价，丰富评价手段，围绕中医内科学教学目标建立了以下评价环节:①课堂教育阶段，采用随堂测验、PBL、档案袋、作业作品考核等手段，丰富和完善形成性评价。②见实习阶段，采用实习(跟师)手册、床边考核、见实习报告等手段，着重加强对学生临证思维及技能的考查。 4．建立多站式考试平台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开展建立了多媒体病案的考试网络。各临床医学院学生毕业考试中全面推行OSCE考站，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培训中医特色标准化病人(SP)12名，在两个临床学院分别建立了9个考站:西医诊断2站、影像诊断站、针灸操作站、中西医外科操作2站、SP站、中医辨证论治病例书写及理论考核站、计算机模拟网络考试站。在整个多站式考试系统中，除考察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识记，更强调临床诊疗技能的融会贯通，尤其是重点突出考察学生的中医思辨能力。 5．临床实践全方位评价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岗位准入:制订毕业实习岗前培训计划，对岗前培训的目的、时间、内容作了统一规范，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前，各临床医学院组织实施2周的岗前培训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医院一般情况介绍、医德医风教育、医患沟通技巧、医疗安全和医疗技能操作规范、病史采集和病历书写、体格检查训练等。②出科考试:临床实习出科考试内容以临床实践技能为主，临床技能占50%，专业理论口试占20%，病例分析占20%，病历书写占5%，医德医风和工作纪律占5%。临床技能考核运用真实的病人进行。③职业态度考核:注重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考核，主要通过临床PBL课程评价、档案袋评价、床边考试、口试和教师的平时观察、运用SP和真实病人的考试等形式进行。④毕业考试:在学生完成临床毕业实习时，学校组织毕业程序考试和临床论文答辩，目的是检测学生对临床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采取以OSCE多站式考核和临床情景病例考核为主，评价学生临床实践动手能力、临床思维、人际沟通能力、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并考核学生对临床辅助检查资料的认知水平。自1999年起，学校每学年组织2次毕业学生实习临床技能检查工作，并在考核后开展师生点评，撰写分析报告。通过临床技能抽查，不断针对临床带教中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临床技能。四、展望目前正在着力改革现行学业评价方式，形成由原来的单一的终结性评价形式发展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逐步完善学生评价体系，形成多元化评价体系。 中医内科学论文:加强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临床各学科的基础课和桥梁课，在中医专业的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建立与培养，甚至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自身教学工作经验，论述如下。 1加强教学责任心，重视课堂教学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 1.1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在教师首先端正自己的专业思想和教学中的言行，给学生指明学习中医内科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正面引导。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中，注意专业与人文知识融合，注重素质教育，为人师表。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临床水平，因此要扎根临床，努力提高临床实践水平。能够通讲整本教材，以利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最后要提高教学积极性。目前国内高等中医院校中医临床课程的教师大都来自其附属医院的医师。时间与精力有限，在进行课堂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临床医疗和科研任务，要自觉认识到教学相长的优势，强化奉献精神，淡化利益意识。 1.2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和环节课堂讲授是灌输中医内科理论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传授知识的最有效方式，只有搞好这一环节，熟悉教学规律，根据中医内科学教学特点，充分重视课堂教学，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2备好课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首要环节 2.1紧扣教材和教学大纲教师必须精心备课，熟悉课本内容，做好课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吃深吃透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制定周全的授课计划。 2.2适当拓展、灵活使用教材注意教材的整体结构和知识链的有机联系。适当补充、更新教学内容，阅读和整理相关教学参考材料，将不同书上的同一内容集中对比研究，提炼出最有效的知识成分，体现最新进展。 2.3认真构思教学方案设计每一节课的教学流程，用何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才能满足学生的听课要求，重新梳理提炼精华，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并逐一细化，内容要尽可能全面。 2.4集体备课一般情况下整本中医内科学的疾病均由多名专科兼职教师负责讲授，其理念、思路、方法、水平各异，教学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可采用教研室内部集体备课。这种集体智慧的结晶，必会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节省了教研室内部的人力和物力[1]。 3遵循课程教学体系、强化基础知识的掌握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工作的基础 3.1围绕临床、落实课程教学体系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中医内科教研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课程教学体系，将每一病种的讲授分为概述、病象、病位、病性、病类、病程、病因病机、诊断与鉴别、辨证论治、转归与预后、预防与调护、小结12部分，在病因病机讲解中，提炼病机关键，使学生对每种疾病有全面系统的认识。 3.2落实三基训练教学中要充分重视、体现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通过讲授让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三基”，使学生掌握其中内容，充分理解实质，从而获得最基本、最重要、最集体化的知识。 4合理取舍，重点突出，是确保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效、高效达成的保证 4.1调整学时分配，适当增加病种根据我们的教学体会、结合区域特点及临床实际，将教学内容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级内容。首先对大纲规定的学时分配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对消渴、中风、心痛、喘证、肺胀、胃痛、眩晕等临床常见病需要掌握的，适当增加学时数，讲深讲透。对了解的疟疾、霍乱、痉证临床少见疾病，只讲清概念，减少学时数。其次在病种上，在国家统编教材基础上适当补充病种如心衰、脾心痛、水毒证、肾风等。对规划教材中个别证候予以适当的调整。如感冒病中的表寒里热证移至咳嗽中讲授；消渴增加了气阴两虚的若干证候等。 4.2突出重点病证讲授 课堂讲授应做到重点和难点突出，重点指辨证论治，难点指病因病机，疑点指教师在讲授辨证论治过程中，对临床实践中与教材证候不一致的部分提出质疑，或一部分证候在临床中常见，但教材中重点不突出，需要提出给予讲解。重点掌握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理解体会病机转变的道理及规律，脏腑变化的特点。在授课时紧密围绕临床实践，介绍自己在临床中治病的经验和体会。 5注重教学技巧，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捷径 5.1将课前准备、课中发挥、课后总结三个环节有机结合 课前，先让学生进行预习，确定学习的内容和讲授的内容，预习中可对不理解的问题加以记录。课中，在讲授新问题时利用3～5min，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思维过程，导入式教学，将熟悉与不熟悉的知识串联。上课结束前须指出本节病证的重点、难点与疑点。课后，应自觉对每次课的授课情况进行回忆，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自我，积累教学经验。 5.2恰当有效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 采取灵活多样、新鲜生动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深入浅出，易于领会，不照本宣科。充分运用实物标本，模型，挂图、电视等进行直观教学。恰当有效地运用电化教学手段及新技术（CAI、多媒体技术等）辅助教学。 5.3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和观摩他们的教学 青年教师往往教学经验不足，对很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尺度难以准确把握，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应谦虚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一般都能得到很多实用的指导和帮助。汲取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及时把这些经验和方法应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 6注意与学生沟通，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6.1虚心听取学生反映意见 应了解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和要求，掌握班级学生一般的知识程度，理解水平，讲授的进度要求与难度必须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能为学生接受。 6.2发挥主观能动性 要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增进师生间默契，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6.3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师不仅要使学生“学会”，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会学”。有意识培养学生主题精神、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6.4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动态中去学 要使学生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记住重点，不能死记硬背，要不断深入体会、领悟，多问几个为什么。审视疾病的本质，找出内在的规律，辨析病与病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病机相同，症状不同，有时症状相同而病机不同等情况。如归脾汤、柴胡疏肝散等在内科疾病中作为主方出现多次，所治的疾病不同，但病机变化相同，在学习中要善于总结，横向贯穿，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及质量。必须指出，中医内科内容丰富，很多内容需要记忆。该牢牢记住的就必须背下来，如辨证论治，方剂、中药等。 7加强课堂教学管理，讲究语言艺术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 7.1强调课堂纪律 毋庸讳言，现今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但出勤率低，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而且不认真听讲，不容易管理。教师应加强教学责任心，要敢于管理，认真组织课堂纪律，严格要求学生。按时上、下课，不随意调课、停课，逐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风气。 7.2注意语言表达、仪表端庄 在课堂上教师如果能够做到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形象生动、声音洪亮、吐字清晰、重视语调的高低、配合得体的手势、亲切真挚的眼神、教态自然，落落大方，就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消除被动接受知识的疲劳感。要杜绝如口头禅和某些习惯动作等可能分散学生听课注意力的言行。 8开展病案教学和临床见习是提高和评判课堂教学质量的核心和关键问题 8.1加强典型病案分析，缩小课堂与临床实际的距离 典型病案的分析是联系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的纽带，病案应是授课教师的临床经验或高年资的教师编写，采用启发式、互动式、PBL等教学法，使病案讨论成为临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病案分析，不但能巩固课堂知识、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学生的临证思维能力。 8.2组织好课间见习，使理论学习进入临床实践“软着陆”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应用学科，实践性强，单凭课堂理论教学是远远不够的。为便于学生顺利进入临床，增强直接的感性认识，组织好课间见习很重要。为不影响平日的临床工作，可组织学生在节假日、夜班时见习。形式以教师床旁讲解典型病例为主，并根据专业需要，介绍专业性较强的诊疗常识，耳闻目睹，使课堂所学中医内科学知识充分地在临床实践中得以印证和升华。 总之，中医内科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规定课时的教学，使学生牢固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能熟练运用中医思维，对中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进行正确的辨证论治，当一名临床疗效好的医生。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要深化到与临床接轨的层次，培养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应作为主线贯穿中医内科教学的全过程[2]。因此，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临床辨证论治思维培养，这是实现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桥梁课程的保证。作为一名高校中医教师，应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身的临床业务修养、教育理论修养，对每一个内科病证讲授注意上述几个方面，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才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才能全面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真中医人才。 中医内科学论文:运用创新理念增强中医内科学的教学水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专业临床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科的基础,因此中医内科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生的中医临床水平。中医临证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而内科学内容庞多复杂,课堂教学学时多于实践教学等这些客观因素均制约中医内科学的教学质量。创新是人类文明的源泉,祖国医学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而获得完善、提升和发展。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培养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等中医药人才是我们教育培养目标。我校中医内科学教研室是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长期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理念,提高学生中医临床辨证思路,应用中医诊治疾病的方法,从而提高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质量。 1创新理念提出 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s”,其含义之一是指前所未有,即现在经常所说的发明创造的意思;二是引出到新的领域产生新的效益。“创新”作为一种理论被研究应用是在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深度提出来的。随着人们对创新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创新的内涵和本质也有新的发展。目前认为创新的本质是指既包括事物发展的过程,又包括事物的结果。主要包括新的发明、新的思想和理念,新的学说与技术以及新的方法等一切新事物。194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将创新教育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不但兴起了教育自身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成为近代和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将“创造”看做人生的真谛,以“奋斗是万物之父”的精神,提倡的创造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对于创新教育理念,目前国内专家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如“创新教育是根据创新原理,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个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使学生一方面牢固、系统地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发展创新能力”[1]。综合上述观点,结合时代的要求,我们认为创新理念教育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综合性素质教育。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说:“21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在继承中医固有的理论及辨治经验基础上,应该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充实中医药学。作为高等中医药培养人才的学府,培养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是我们的目标。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基础课程与临床学科紧密结合的桥梁,只有将创新理念应用于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才能提高对学生的教学培养质量。 2创新理念应用 实施创新教育,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提高学生自主的创新学习能力,勇于挑战,更好地培养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2.1角色转换 《论语》云:“君子不器也”。然而目前仍有些教师认为在中医内科临床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独立的,而是在教师的督促下进行学习的;学习的内容是书本教材知识的简单再次重现;教学的过程只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灌输过程等等。叶兰教授曾指出:“今日教学改革所要改变的不只是传统的教学理论,还要改变千百万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因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不仅传授知识和能力,还要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优良的品格。我们在平常临床教学活动中将结合各自所在临床科室病人的特点,各个病人自身的特点,不同学生对疾病认识的特点等为出发点,从个病的病机要点联系到多个疾病的病机转化规律,存在的证候特征,以及对本病最新研究进展等深入浅出讲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可见教师角色的转换,是树立全新的学生观,找准教育与创新的结合点。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同时我们也认为要把学生看做具有社会责任和意义的人,这样端正学习态度也是决定临床教学效果的关键。强调学生着重于“单纯学生”到“临床医师”的角色转换,假如你是病人的主管医师,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学生逐渐发现人体和疾病非常复杂,单纯书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理论联系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继承创新,严格要求自己自主学习;另外加强学生对患者的尊重,敬重生命的医者意识,领悟医乃仁术的医者胸襟,这对于学生目前中医内科临床学习和在今后从事的医疗工作都至关重要。 2.2思路提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学生的发展”[2],创新理念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人潜能,造就独立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中医学尊重个性的思维与认知,着重于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事物本质。而内科疾病本身就庞多复杂,加之课堂理论与实践临证教学衔接不紧密,都会造成学生学习的困惑。因此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提高自主学习的意识,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正确合理的临证思路则是教学的重点。比如中医辨证论治基本内容是四诊八纲,而要辨证首先需认证,四诊是认证识病的重要手段。古人云:“四诊合参,庶可万全。”无论是在每天常规查房,三级医师查房,科室主任教学大查房,还是在疑难、危重病例讨论,病案书写评析和科室讲座等临床教学活动中,都将中医临床思维训练贯穿其中,按照中医辨证理论对四诊信息进行整合,鼓励学生遵照中医逻辑思维进行思考发言,对内科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等进行分析,深刻领悟其中的奥妙,掌握辨证识病的诀窍,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再思考和再认识。 2.3个人创新 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创新的。我们在临床教学中积极倡导学生独立学习、学会学习,鼓励学生在课外之余加强创新能力的锻炼,比如大量查阅相关的文献研究及进展,阅读不同医家对某一疾病的深入认识,了解西医学的一些成就,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课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科研论文。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过:“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保持原有中医特色基础上,充分吸收相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技术成果及历代医家经验之精华,以达到创新的目的。有学者说:“没有临床实践就没有中医药学,因为中医药学不是从解剖室和试管里分析出来的”。因此,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依然是强调临床实践,只有“实践出真理”,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临床医师。 3创新理念效果 通过近几年的创新理念在中医内科学临床教学中应用,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端正了学习态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不会学习为独立自主学习,变单纯课本理论知识为理论联系实际,充实了中医内科诊疗技能,提高了中医四诊技巧和临床思维能力。我们认为,这种由“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向“以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转变过程中,并不是否定课堂教学在目前高等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是否定知识在学校教育与教学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而是教学手段和方法合理地结合,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培养适应21世纪高水平的中医临床医师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医内科学论文:用双核心讲解法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研究 《中医内科学》是祖国医学从理论走向临床的基石与桥梁。一方面它是中医基础学科知识的综合与升华；另一方面它所指导的临床实践是千变万化的，中医内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灵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要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一定要系统化，以满足学生系统全面掌握知识的需求；诊治疾病的思路要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以满足学生适应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要求。病因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决定疾病的产生、发展、变化、转归，是《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灵魂，《中医内科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应以病因病机讲解为线索；证型讲解，是中医诊治疾病思路的具体体现，而“病案化六步讲解法”可以作为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下面是我们在教学工作中以“双核心讲解法”讲解《中医内科学》的一些探索，求同道指正。 1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 1.1内科病症概念的理解离不开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属症状诊断学，其病症以主症确定其病名，而主症是由其主要病因病机决定的。如哮病的基本病机是肺失宣肃，痰气搏击，肺失宣肃则呼吸困难，痰气搏击则喉中哮鸣，呼吸困难、喉中哮鸣是哮病的主症，也是哮病病名确诊的依据。因此对于每一个疾病概念的深刻理解都离不开对其基本病因病机的讲解。 1.2病因病机是内科病症的核心 病因病机是中医内科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本质属性，内科病症的讲解和理解必须以其为核心。病因病机决定一个病症的方方面面，是中医病症的神，理解了病因病机，就掌握了疾病的核心，以其为线索的病症知识的系统化就成为可能，学生掌握起来就比较容易。要掌握病症的纷繁复杂的具体内容，一定要抓住病因病机这条线索，纲举目张，举重若轻。以心悸为例，心悸基本病因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心不主血则心慌、心跳，即为悸主症；心悸的病性虚虚在气、血、阴、阳亏损，实实在痰、饮、瘀、火阻于脉道，心悸治疗的原则补心气、养心血、通心脉、安心神，从病因病机方面理解就很容易；心悸分型也因其病因病机分为以心气、心血、心阴、心阳亏虚为主要病机的四个虚证和以痰火、饮、瘀、毒使脉道不利为主要病机的四个实证，理解了病因病机，内科病症的分型的划分也就不难掌握。单独一个病症可以通过掌握其基本病因病机而全面系统掌握其具体知识，一个系统的病症也有其核心病机，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掌握其基本知识。以心系病症为例，其核心病机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这一病机可导致心悸、胸痹、不寐等疾病的产生，因为拥有同一病机，同样用掌握心悸病症的知识的方法，把握心系病症的核心病机，就可以全面掌握心系病症其它各个病症的核心知识和具体知识。 1.3内科病症诊断与鉴别诊断由病因病机决定中医内科病证的诊断、各病证间的鉴别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来区分，而疾病外在的症状是由其内在的病因病机决定的，所以在讲解和学习病症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关键在于理解病因病机。如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诊断依据，其内在原因在于脾虚湿盛，糟粕中水湿增多，致大便清稀。泄泻与痢疾鉴别关键在于痢疾是以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为主症，泄泻以大便清稀作为主要临床表现。泻、痢两病区别表面看在主症，而其实质在泻、痢病机之不同，泻因脾虚湿盛，痢为邪客胃肠，气血郁阻，血败肉腐。 1.4小结 病因病机核心讲解法，一方面可以是纷繁复杂的中医内科知识以病因病机为线索系统化，提高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另一方面，从整体全局上把握知识，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如不寐病症在教材上无阳虚这一证型，但从其核心病机心气（阳）亏损、心血（阴）不足、脉道不利致心不主血，心失藏神来看，该病在理论上存在这一证型，而在实际临床中这一证型确实存在，让学生发现这一证型的认识从理解核心病机即可实现，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探索能力。 2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诊治思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线索。《中医内科学》的讲授重点、难点是证型，证型的讲解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医诊治疾病的过程，教材中中医内科病症的证型是典型且固定的，但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变化多端的，这是中医内科理论与临床实际存在差异的根源之一，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克服中医诊治思路主观化、抽象化造成的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缺点，使疾病诊治的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增强临床实际可操作能力。 笔者在教学和指导临床实践中，根据方药中前辈的诊治疾病的思维，结合上述《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想的要求，总结“病案化六步法”的诊治思路：第一步：四诊搜集症状、体征及病情资料，为疾病诊治奠定基础；第二步：根据主症确定病名；第三步：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中的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位（以脏腑经络学说为主要依据），根据另一些特定症状来确定病性（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痰、饮、水、气、血、阴、阳、结石、食积、虫积、疫毒等致病的特定临床表现）；第四步：病位与病性合参，确定病因病机和证型；第五步：在确定病因病机的基础上确定其治法；第六步：根据治法选方用药。中医内科学各病证的证型就是典型的病案，故其讲解就是疾病诊治过程。以七版中医内科学风热型感冒为例来解释这一讲解法的教学过程。风热型感冒症状为：身热，微恶风，汗出不畅，头昏胀痛，目胀面赤，咳痰粘黄，咽痛口干，鼻流浊涕，口渴欲舌苔薄白微黄，脉浮数。其讲解过程列图表如下。 这一病案化讲解法一方面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化的要求，有自己严密的逻辑思维；另一方面整个诊治过程具有客观化、明确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特点，让学生从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中医诊断思维中走出来，便于学生理论理解和实践操作，是证型讲解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临床实践的有效诊疗方法，缩小了教材固定证型和临床变化多端的实际之间的差距，使两者真正相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力的提高了学生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实际临床疗效。 3结语 “双核心讲解法”的《中医内科学》教学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以疾病之灵魂的病因病机作为理论讲解的核心和线索，即“病因病机核心法”；以病案化六步讲解法作为证型讲解即诊治思路讲解的核心和线索。“病因病机核心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理论讲解难以系统化的难题，“病案化六步讲解法”解决了《中医内科学》疾病诊治思路模糊不清、混乱无序、难以确定的问题，使诊治思路客观化、具体化、逻辑化、科学化、灵活化，满足了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变化无穷的实际，两者结合实现了《中医内科学》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在我们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证明了可以明显提高了学生对中医知识的传承吸收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了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疗效，激发了学生学习《中医内科学》的兴趣，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了《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和临床疗效质的飞跃，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模式思索 中医内科学是用中医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其它临床学科的基础，在中医专业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中医内科学作为基础与临床学科的桥梁课，其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单独教师授课，学生听课记笔记的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教学需求，也难以培养出具有社会工作能力的毕业生，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模式的改革在中医内科教学中意义重大，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改革，取得较好效果。 1理论教学 1.1分系统授课:传统的内科教学中一般由一名教师授课，这样管理方便，但存在弊端，我们的授课教师均为临床教师，来自附属医院的不同科室，对本科室所属病种的诊疗、研究进展、科研最新发展动态比较熟悉，但对其它科室的病种了解相对较少，这样讲授自己熟悉的病种时生动、具体，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但讲授其它科室的病种时显得机械、呆板，有时按照书本宣读，这样就没有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对于学生，仔细讲授的病种有所了解，对于草草讲授的疾病，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感觉枯燥、乏味，课后也不愿意复习，学习完全用于应付考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仿照西医内科学分系统教学，分为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肾系疾病、气血津液疾病等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发挥了教师的专业特长，而且调动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1.2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在中医内科教学工作中，我们曾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及教学需要，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方式将持续存在，容易形成你讲我听的死板教学方式，使学生学习兴趣淡薄。中医内科学为临床课，学生已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知识，注重典型病例融人理论授课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方法，但除少数院校有类似于病案教学的选修课程外川，多数院校无专门课程与教材，因典型病历均来自临床，具有现实性，授课时可将病人的语言、表情、动作直接传达给学生，给学生一种生动形象的感觉，可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训练，使所学知识记忆深刻，同时，再让学生分析病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热情。当然这要求教师需精心选择病例，且病例要典型、真实，不能太复杂，在上课前积极准备，上课时认真听取学生发言，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评价，最后需做课堂总结，使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1.3多媒体与板书结合教学:近年来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用多媒体教学是中医教学手段的一次变革，多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具有丰富的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及网络功能，能有效刺激学生的感官，激发学习兴趣，增加信息的传授量，提高学习积极性，对教学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多媒体仅仅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教师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必需以富有情趣的讲解、生动的语言、幽默的表情等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思维活跃，这样才能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离开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单靠多媒体课件是不能做到的，故不应夸大多媒体的作用，我们使用多媒体与传统的板书结合教学。中医学本身是一门经验医学，因板书灵活性强，随写随看，特别对于推导、推理过程，使用板书十叙述的方法比单纯多媒体更能引起学生思考，集中学生注意力，加强对知识的理解，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临床带教 传统的中医学习方法是师承式的教学方式，一般是一位老师带一位或几位学生，在具体的医疗活动中，边实践边学习，但这种方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需求。当今学生的临床技能培养主要在临床见习、实习阶段完成，只有不断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临床带教。临床教师在担任临床带教过程中，应充分体现临床特点，将实践经验传授给同学，在操作性教学中，在临床指导下，让同学自己动手操作，但在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临床见习阶段，学生刚学习有关疾病，应主要针对典型疾病进行讲解，并且系统进行望闻问切，让学生初步了解面对病人如何与其交流并进行诊治。学生在刚进人临床实习时，存在对病房及周围环境的不熟悉，表现为对临床工作热情很高，对任何事物都好奇，但抓不住重点，因此老师分析病情的方法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方法，我们应该以良好的责任心帮助学生从理论向临床过渡，而不是把自己的习惯强加于学生，对学生在这一阶段出现的缺点和不足要理解，以引导为主，避免在病人面前谈论、批评和指责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同时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表扬、鼓励，树立自信心t21。经过初期的实习，接受能力强的学生积极性很高，但有一部分学生进步较小，作为教师应对学生一视同仁，有进步时给予表扬，充分调动同学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并且通过课后留作业形式，让同学自己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病历资料，提出诊断、辨证及治疗原则，认真书写病历，使教学直观化、形象化，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带教老师要严格把关，认真纠正学生不良习惯。临床带教过程中，又要重视临床技能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可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引导的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结合典型病例、特殊病种，集中讲解、示教，并可组织小讲座、小讨论等，教学查房时，面对具体病人提问，同时制定规范的临床技能考核办法，引导学生重视理论和临床相结合。 总之，中医人才培养是需要花费艰苦劳动的过程，合理的理论教学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正确的临床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解决问题的医生，从而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立志于中医事业的人才。 中医内科学论文:PBL教学在中医内科学中运用 中医内科学是综合基础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桥梁课，同时也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它对于培养出高素质的现代中医人才至关重要。随着教学改革步伐的前进，以往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采用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方法（LectureBasedLearning，LBL）逐渐暴露了一些弊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的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近年来，PBL教学法已在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开展，并取得了明显效果[1]。为此，我们从2010年3月—2010年7月尝试将PBL教学法应用于中医内科学教学过程中，探讨该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教学效果的影响。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1试验对象和方法 1.1试验对象 选择广西中医学院2008级中医学本科生126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一班（63人）和二班（63人），其中一班为试验组，二班为对照组。两组在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1.2试验方法 1.2.1对照组 按照传统的LBL教学法进行教学，即采用多媒体等常用教学设备进行课堂授课方式进行授课，以教师讲授为主，授课后对课堂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 1.2.2试验组 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教学，具体方法如下（：1）讲授每个章节前，给学生提出问题，以自学为主进行预习，问题的内容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2）根据授课的内容，上课时利用一部分时间，个别提问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亦可各抒己见，授课老师只起引导作用，真正达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之目的（；3）授课老师的问题要重点突出，注重讲解重点和疑点，对教材中重复的内容尽量少讲，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从而有利于增强记忆效果。 2实施效果评估 2.1评估方式 两组学生均采取期末进行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估，考场、考试时间和考务人员均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 2.2考试试题 采用题库出题与自主命题相结合的方式，题型和内容中客观性试题（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题）占总分的60%，主要考核学生对中医内科学基本概念、理论的理解及记忆；而主观性试题（问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占40%，测试学生理解、综合分析判断及应用的能力，出题后作出标准答案送学院教务处打印备案。 2.3阅卷和评分 考试结束后由学院教务处及考务人员封订试卷并交付阅卷教师流水阅卷，评分标准一致；得分占总分90%以上的为优秀，80%~89%的为良好，60%~79%的为及格，60%以下的为不及格。 2.4统计学处理 试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学处理，等级资料用Wilcoxon秩和检验，P 0.05表示有显著差异。 3结果 两组学生主、客观题考试成绩比较：通过采用PBL教学法和LBL教学法进行比较，两组学生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差异（P 0.05，见表1）；但是接受了PBL教学法的学生在代表学生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上的成绩明显优于LBL教学法组的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 4讨论 4.1PBL教学法的特点及优势 PBL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首创，被称为“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它通常以6~8名学生和1位老师为一个单元，在小组讨论中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维、推理和分析，老师只是起到导向作用，维持小组向既定的教学目标进行，通常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2]。与LBL相比，PBL教学法的优点有：（1）强调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查找本人所需的信息源，有利于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2）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的学习按学习需要来驱动；（3）有利于发展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技能；（4）加强了各学科间的联系，同时避免了学科间教学内容不必要的重复，有利于学生将不同学科的信息综合在一起（；5）密切了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培养了人际交流和合作共事的能力[3]。试行结果证明，该教学法在培养创造型、开拓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过程中，有传统教学法无可比拟的优点[4]。 4.2PBL教学法有助于中医内科学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从表2各个分数段统计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在代表理解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应用能力的主观题中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而代表记忆能力的客观题成绩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这说明PBL教学法可充分调动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是学生对临床情境进行分析、质疑的过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积累多学科知识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小组讨论过程为学生提供了人际沟通与合作的良好空间，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中，不仅加强了学生对临床问题的认识，也促进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及沟通能力的发展。 4.3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具有可行性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就PBL教学法在中医内科学实习带教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该教学法适用于中医内科学的实习带教过程[5]。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采用PBL教学法进行授课的班级，其学生的学成绩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教学的班级，从而证实了PBL教学法对中医内科学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此同时，由于PBL教学法能够有效地引导中医内科学学生学习自主寻找学习难点并解决难点的本领，因此它能够提高学生检索文献、查阅相关资料的技能，培养他们的分析、归纳、总结以及逻辑推理的能力。综上所述，PBL教学法应用到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是可行性的，且PBL教学法能提高中医内科学教学的质量。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的术语规范化思索 中医内科的术语标准化探索重要技术标准研究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项基础建设项目。随着中医的科学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建设工作已起相关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研究作为当前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点。 1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科技名词术语是反映科技专业概念的一种形式和意义结合的语言符号，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中医内科学的名词术语属于应用在中医学领域的科技名词术语的一部分，是反映中医内科学专业概念的有效形式。随着几千年的发展，中医现有的内科常用术语词汇已形成了具有独特自身语言特点的术语词汇集合。但从科学意义角度出发，术语词汇不应是简单的术语集合，而应成为具有完整概念体系并与之相对应的始终贯一的术语体系。术语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中医内科学术语标准的制定，既要符合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要符合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与规定。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内科学名词术语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目前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中医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1.1标准与标准化标准(standard)的定义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和特性的文件。该文件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经一个公认机构的批准。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社会效益为目的” ［1］。标准化的定义是“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规则的活动。上述活动主要是包括制定、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重要意义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并促进技术合作”1］。 1.2术语标准术语(term)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2］。术语标准(termnologystand-ard)是指与术语有关的标准，通常带有定义，有时附有注释、图表、示例等。即由标准部门公布的规范化的术语系统。 我国的名词统一工作，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从2000多年前的《尔雅》和1700多年前的《说文解字》到近现代的辞海、辞源及中医大辞典等都贯穿着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在我国，初级状态的术语标准化工作是“古已有之”的。 2中医内科学(治法学术语标准化的意义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备条件的发展特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医学科学，中医内科学用语是在汉语发展的背景环境下的专用词语。其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医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属于汉语语言结构。其逻辑结构反映出中国传统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就概念系统而言，中国传统思维对概念的第一要求是名实相符，故不完全具有纯抽象的性质。 2.1词的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现象中医内科学词汇的发展，符合汉语发展的一般特征，其中，一词多义与一义多词，就是其较鲜明的特征之一。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义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词多义，构成了词义系统。在词义系统中有一个义项是本义，其它义项是由本义派生的引申义。如中医学中的平肝熄风法。平肝熄风，其既是中药功效中的一个常用术语，又是中医内科学治法的一个常用术语。在表述其定义的时候，应该按照标准的制定原则，分析原始资料(资料搜集而定)，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进行定义。并对其上位概念及下位概念进行界定。既对平肝熄风在中医治法领域中的概念进行标识和界定。再则，《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和规范化的九项原则》中规定，科技术语必须具有单义性，即科技术语是单一的、专用的。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也即是一词一义。对个别一词多义者则分别定名。在治法领域对“平肝熄风法”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确保语义的单一性。另外，一义多词也是中医内科学治法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概念的确定及定义的表述中，需要根据标准的制定原则，“如存在同义词，建立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将不同表述的词语，根据表述的含义特点，明确其所属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再分析其历史源流的发展，确定为同一概念表述的的，统一到同一术语的表述中，其它归属到同义词等其它范畴中，如攻下冷积法，攻逐寒积法。 2.2词性的无固定形态和不确定性汉语词性有两大特点:第一，基本上无固定的形态;第二，词性非常灵活多变。就中医内科学治法术语而言，也兼具有这两个基本的特点。汉语的构词法就是汉语语素构成词语的方法。汉语的构词法类型主要是合成法，还有少数类型是派生法和缩略法。 由于中医术语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心理学、天文学、逻辑学、养生学以及文化、宗教的影响，使其词性是随时而变的，较为灵活自由。在中医治法术语的语义分析的时候，应由僵化的“语义为准”原则到灵活的“功能为准的原则转变，就可以自然地理顺许多语法现象，而且可以令分析更加简便。 中华医学发展历史悠久，其语言都包含大量的中医术语，短语，短句，它们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这些语言中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大量的中医文化特征和中医特色。因此中医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3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化的方式探讨标准的制订需要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在本项研究中，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标准的制定也严格遵循既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3.1拟确概念数量从标准的角度来讲，概念的范围只包括本学科领域的专有概念，概念的数量:一般来说，概念的数量不超过200个，如果超过200个，就应将该项目划分成若干子项。并保持标准的完整性、系统性，可划分为章、条。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确定概念208个，其术语标准采用章条划分法。分为清热法、温里法、解表法等21大类，其清热法，又分为6个亚类。 3.2术语数据的采集与记录在术语数据的采集方面，确定较为权威的教科书、原有标准、政策法规、准则等作为术语数据采集的原始资料，(分析原始资料，标识出属于该领域的概念。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信息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部分委员会》、《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10余本书籍的内容，收集信息包括同义词、近义词(以便于比较和分析)、反义词、缩写形式、完整形式、符号(如果有)、术语的解释，术语名词的上位概念、下位概念等。中医内科学术语(治法部分)信息收集的记录包括:源文献、源文献页码、采集者。其每一术语的信息采集，必须规范、全面。 3.3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在标识该领域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术语表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遵循术语“约定俗成”的原则，根据术语出现的频次来决定术语的取舍。选择中医内科学较为权威的4本著作，统计术语在书中出现的频次，并计算出总的频次，初步筛选术语表。当科学性与约定俗成发生矛盾时应服从科学性。如存在同义词，只选择一个为优先术语，并所用术语符合公认的构词原则。 3.4中医内科学(治法部分)术语的定义术语定义表述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根据GB/T10112－1999《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中的规定进行。术语标准避免重复，在对某些概念建立有关术语和定义之前，查明在其他标准中如GB/T16751.3－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该概念是否已有术语和定义。 对一词多义及多词一义的处理，应用到中医治法的概念领域如“清肝熄风”，在对其进行定义的时候，标志其在治法这一概念领域中的含义。将其分为清热熄风法和凉血熄风法。清热熄风法为用具有清热泻火、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热极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凉血熄风用具有清热凉血、息风止痉作用的方药，治疗血热动风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又如安神定志一词，表明安神定志用具有镇静宁心作用的方药，治疗神志不安等病证的治法。(中医药名词治则治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其另一个含义为养生术语。指收摄精神，使精神内守《后汉书·仲长统传》:“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纺绋。”(中医大辞典)术语的定义注意不以专指性的词语开始，如“这个”、“该”、“一个”等。在对治法术语定义时直接对概念加以表述，而不用“术语是……”“术语用于描述……”等下列形式表述，并注意被定义的治法不在定义中重复。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概念清晰、表述统一的术语是至关重要的，应用术语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整理中医名词术语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中医药术语的其准确性和规范性涉及到诊断、治疗、疗效评价诸多关键环节，是中医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行业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期待着我们中医学界不同专业的共同努力。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西医结合的中医内科学教学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理论，阐述内科所属病症的病因病机及其证治规律，并采用中医药治疗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各课的基础，是必须学好的一门专业课程。中西医结合专业为我校新上专业，中医内科学更是新开课程。基于以前我们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有比较丰富临床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学习其他院校的教学经验，认真备课，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现将教学中的体会总结如下。 利用网络技术，借鉴众家之长 我们以前没有教授中医内科学的经验，所以必须学习其他院校好的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时间及财力有限，无法过多地到外地院校参观学习。现在处于网络时代，上网查阅资料极为方便，足不出户便可上网查阅学习多家中西医院校的优秀教案、教材教法、多媒体课件以及其他大量有关中医教学文章。通过上网检索，我们下载了河南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内科学精品课程教案和课件，经过进一步的整理，编写出适合我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中医内科学教案和多媒体教学课件。 备课认真充分，讲授条理清楚 中医内科学涉及的病种多、范围广。我校教学大纲安排授课90学时，见习20学时，课时数量明显少于中医院校的中医本科专业。故必须适当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授课质量，争取在相对少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中医内科学的基本内容。所以必须认真研读，吃透教材，充分领会其精神。广泛查阅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仔细研究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一些重要的、难懂的问题，如何引出、展开、深入讲解，比如:治血三法、治痰独取阳明等，都要考虑周详，做到心中有数，条理清楚。认真书写教案，反复思考、推敲、修改，要符合教学规范要求。进行预讲演练，合理掌握讲课速度，调整课程结构，请本教研室的教师观摩，提出改进意见，直到满意。 讲授中医理论，联系西医知识 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对疾病的论述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与西医学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医内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与病名相应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类证鉴别、发展演变、转归预后的系统认识，以及辨证论治的具体治法、方药和预防调护，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我们的学生西医课程学的比较多，经常会提问某些西医的病如何用中医治疗。因此在讲授中医内科学时，要经常联系西医相关的疾病，并阐述中西医在一些疾病的认识与治疗方面的差异，指出中医的优势。如讲胁痛、膨胀，可以联系到西医的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这二种病可以参照中医的胁痛、朦胀进行辨证论治，但中医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的效果，明显优于西医。讲授消渴，可以联系西医的糖尿病，在降糖方面，中医没有特效的降糖药，但在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中医药有明显的优势。我们是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可以博采中西医之长，根据具体情况，优先选用比较好的治疗方法，以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列举有效医案，加强中医信念 泛泛地讲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犹如听讲天书，使人昏昏欲睡，难以产生良好教学效果。学生普遍地对临床病例有浓厚的兴趣，在讲授中医内科的过程中，可以引用较多的临床验案，往往能够激起学生的兴趣，增强学习中医的信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黄疽的阳黄证，黄色鲜明，发病急，病程短，病势重，尤其急黄，类似于西医的重症肝炎，病情危重，单纯用西医治疗死亡率极高。近些年来，我们用茵陈篙汤加大剂量的赤芍治疗重症肝炎取得良好效果，其治疗效果远远优于西医。有数例西医己下病危通知书的病人，经用中药治疗，转危为安，完全康复。在2003年发生非典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70例非典，实现三个零突破一零传染、零死亡、零转院，其疗效明显优于其他西医院，引起医学界震惊，大大提高了中医的声望。通过列举这些病例，使学生认识到中医不仅能治疗慢性病，在有些急性病的治疗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甚至疗效优于西医。这样对提高学生学习中医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经常提出问题，开发学生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当时所教具体内容，经常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回答，活跃课堂气氛，每节课留下5一10分钟时间，让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回答或与学生展开讨论，改变过去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在讨论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引导学生开阔思路，深入思考，加深理解，激发学生对中医诊断学的兴趣。例如，血癖证为临床常见之证，许多疾病的发生与血癖有关，不少西医师对中医的活血化癖感兴趣，可让学生举出与血癖证相关的的疾病，并分析其发生的机制，不少学生提出冠心病、脑血栓形成、肝硬化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些病的发病机理。这样，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理论联系实际，配合临床见习 中医诊断的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强调了临床实践在学习中医诊断学中的重要意义。比如什么是血癖证、什么是血虚证，怎样才算是滑脉，怎样才算是弦脉?这些仅凭口头上讲，书本上看很难完全掌握，只有从具体的病人身上观察，才能得出形象的认识。鼓励学生多参加临床实践，多接触病人，反复练习，正规操作，严格要求。临床见习要选择常见病为主，如感冒、咳喘、腰腿痛等，针对具体的病人，从通过四诊采集病情资料到辨证思维，再到病案书写等过程，给学生一一演示，待学生掌握操作步骤和方法后，再放手让学生操作，观察他们诊治疾病的过程，发现不当之处，及时纠正。通过临床实践，不仅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掌握，锻炼了四诊、辨证和病案书写的基本功，并且培养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医德。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小学教学感受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学期实践教学质量，加强中医药理论知识的掌握与临床实际运用能力，充分发挥小学期临床实践环节教学在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上的积极作用，结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实践改革研究课题，曙光临床医学院从2009年始进行一系列小学期教学改革实践。在2010年5月-7月，我院共接受5批学生（共60人次）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任务，这些学生均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由传统中医科承担主要带教，并设专职教师执行带教，每批带教2周。通过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合理安排和实施，我们感到既培养了学生的临床素养，又提高了教师的带教能力和教学管理水平，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医内科学小学期实践带教方案。 1分阶段教学查房，锻炼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进入该阶段小学期实践的学生为我校七年制学生的第4学年，虽然已全部修完中医基础课程，但对于临床环境还比较陌生。我们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制定了分阶段教学查房带教方式。第一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将小学期实践学生分成4～5人为1个小组，由带教老师先概述病例情况，然后进入病房示范中医四诊资料的收集，边演示、边口述，学生以见习、模仿为主，查房完毕，回到示教室，带教老师对该病例进行中医诊断、辨证分析，学生记录要点，参与分析。第二阶段：带教老师事先选好临床病例（同一类疾病），学生分组后，先集中于示教室，在带教老师的引导下，小组学生互助合作，共同完成问诊内容、顺序的梳理，查体要求和要点，推选小组长，然后进入病房，学生自主完成病人的中医四诊资料收集，最后返回示教室，学生讨论，共同完成该病例辨证分析内容，带教老师对其过程进行点评。学生在经过以上2阶段的教学查房实践之后，能循序渐进地掌握相关疾病的中医问诊程序和辨证要点。 2病例讨论，温故知新，推陈出新 病例讨论是临床带教的经典模式，多以临床疑难典型案例为载体。笔者以“刘渡舟临证验案”等老中医医案为蓝本，以病证为中心，选取两则病案，在病案的讲解中，采取“设问式、提问式、讨论式、争论式”等教学方法，使学生的思维不断活跃在病案诊治的演绎中。带教老师在分析“验案”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和方药应用的同时，穿插了中医内科学相关知识的回顾，使学生温故知新，学习如何将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的思维方法。由于老中医的验案直接来源于临床的真实病例，他们的诊治疾病的思维方法和遣方用药方法体现了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和各自的特点，学生在讨论学习名家验案的同时，能认识到临床病案的错综复杂，通过这种形式的病例讨论，学生不仅能温故知新，还能在理解运用原有知识的同时，推陈出新，有效地锻炼了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3小讲课临床化，增进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 小讲课是临床常用的带教方式，通常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理法方药纵向讲解。在小学期实践带教的小讲课中，其内容设置以常用中医临床辨证方法、常用中医临床方剂介绍等为主，横向对比，突出临床特色。如学生在学习中医诊断学时，所学的中医辨证分类繁多，包括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等内容，辨证方法过于典型化，而在临床中很难见到如此典型而辨证依据充分的病例，学生感觉掌握起来比较困难，不知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我们的小讲课中，常以临床病例为载体，介绍运用中医临床诊断的辨证方法，包括如何理顺病人主诉及症状，如何综合运用四诊资料；如何逐步辨证，找出疾病内在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类证鉴别等内容，学生听课兴趣浓厚，且更易掌握辨证方法和要点。又如传统的中医方剂学知识包含在方剂学中，或散见于中医内科学、伤寒论等课程中，学生掌握方剂的形式以死记硬背为主。而小讲课中病例治疗所涉及的方剂内容是以病证为基础，方剂的组成、配伍、药物用量、煎服法等均从临床实例中体现出来，老师在讲完1个方剂后，辅以类方讲解，让学生举一反三，明确类方的异同点，使其听课效率高，这样对常用方剂的掌握程度较好。 4临床操作示范，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参加小学期实践的学生其基础知识尚不全面，且实践时间较短，不能象毕业实习的学生一样直接参与到多种临床操作中。因此，在小学期实践带教中增加了临床操作示范内容，内容包括如何开医嘱、书写及借阅病史、开化验单以及如何进行督灸、耳针、穴注、针刺、推拿等操作项目，带教老师边演示、边讲授，学生一对一进行模仿、训练。与传统的治疗学课程授课方式不同，学生能亲临临床实践环境，集中地、近距离地熟悉和掌握临床操作规范，目睹中医操作的实用性，从而增强了学习中医的自信心，提高了动手能力。 5注重全面考核，为高效率实践保驾护航 以往小学期实践模式主要以学生科室轮转为主，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见习”，临床科室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进行带教和培训，考核内容不明确，助长了许多学生随波逐流的学习态度，2周的小学期实践没能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通过小学期实践改革，强化全面考核内容，考核项目主要包括考勤（占20分）、作业（占20分）、口试（占60分），重点考核学习态度和临床实践技能。具体包括：①考勤签到天天记：学生考勤情况能直接反映学生学习的意愿与决心，实践证明，通过强化记考勤制度，没有一位学生迟到、早退。②实践作业每日交：2周时间内，每日上午安排学生在门诊或病房实践，学生需要完成1份住院病历或2份门诊病历，且病历书写质量直接计入考核内容，学生在完成常规的病房查房或门诊随诊等工作后，可以选择有特色、感兴趣的病历进行书写和摘录，有利于提高学生书写病史的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③六大模块口试考：学生在完成小学期实践后需要进行考核，考核以口试为主，内容包括中医四诊资料收集，中医病证辨证分型，常用方剂组成、功效、主治背诵，中医病史书写格式和要求，中医常规操作示范，标准化病人考试6部分，这些内容均散见于平日教学过程中。此种考核形式的确立，使学生无法怠慢于平日的实践，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为学生高效率的小学期实践保驾护航。 每批小学期实践带教共有10个工作日，上午分派学生至不同科室病房或门诊轮转，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5个半天门诊及5个半天病房的轮转见习；下午集中带教授课，即每位学生均能接受2次循序渐进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临床小讲课、临床操作示范。另有2个下午分设作业点评及考核。实践证明，学生在经过以上的实践后，纷纷表示，小学期不再“流于形式”，老师专职带教、学习内容丰富、考核全面有效。每位学生均需带着问题和作业任务进行10个半天的轮转（门诊及病房），而不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并且每位学生又必须以备考的心态集中8个半天的临床学习，而不是“见习见习，走走看看”；最终严格的考核方式使得学生需为其每一分钟的学习效果负责。如此，小学期实践带教从根本意义上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 总之，高等中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应用型中医人才，小学期实践的理念正是因此而提出。早临床、多临床，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分数型”向“应用型”转化，使之在经过3个阶段的小学期实践之后，对进一步的临床课程学习和以后顺利熟练地跨入实习阶段将有所帮助。然而小学期实践由于人数多，时间短，给临床教学带来极大地压力。所以如何在现有相对固定的教学资源、教师人数和教学环境下更好地做好小学期实践的带教工作？如何处理好现有临床毕业实习计划、中医内科学课程见习带教质量与小学期实践带教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临床带教老师的教学热情和教学能力？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学生知识构造及能力培育研究 学位论文是由研究生撰写的、作为评定学位的研究论文，它既是研究生培养期间从事科研活动的最后结晶，也是其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最能反映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准。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近年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招生的热门专业，约占在校研究生的40%，因此中医内科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河南中医学院近10年来中医内科专业207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详细调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时需具备的知识结构、课题设计能力、科研指标等，从而对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方案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1对象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为河南中医学院1997年-2006年中医内科学专业毕业生的硕士学位论文207篇。 1.2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位类型、论文名称、关键词、论文类别、中医经典引用、西医知识运用、实验动物选用、实验方法应用、检测指标、统计学方法选用、统计软件应用、参考文献。 1.3调查方法 按照调查内容设计《河南中医学院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调查表》，组织已毕业留校的研究生进行专门培训后，对每篇学位论文进行阅读，按照调查表内容逐条归类。所采集信息汇总后采用频次法进行数据处理。 2调查情况 2.1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3项统计中学位类型分为医学科学学位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类别分为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实验方法由于医学研究中具体实验方法很多，比如血脂的检测、肝功能的检测、血细胞检测、形态学观察以及现代新技术放射免疫法、DNA检测、白介素的测定等等统计非常难，但都可以归类为定性和定量，定性指形态学、病理切片观察、心电图等为定性研究，定量指对某些检测指标的测定，有量的概念，两者都具备的为综合研究。经统计处理，学位类型、论文类别、实验方法调查统计情况见表1。 2.2引用中医经典及西医知识运用情况 由于中医经典著作数量较多，因此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引用中医古典医籍方面相对来说也十分丰富，我们对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中医经典（8%以上）进行统计，见表2。 西医知识运用相对集中，所列内容全部统计，具体统计结果见表3。 2.3实验动物选用情况 从论文选用实验动物来看，常见的有SD大鼠、Wistar大鼠、NIK大鼠、新西兰兔，除此外还有豚鼠、狗等。 2.4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可以反映其研究起点和基础，同时可以评价研究生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显示通过对中医内科学专业207篇学位论文的调查分析显示，引文数量不太均衡，平均每篇学位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在50篇左右。从引文语种上看主要集中在中文、英文、日文3种，比例分别为83%、16.7%、0.3%。 2.5实验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情况看1999年以前的学位论文在实验研究中选用的检测方法与指标较为单一，主要是常规项目如血常规、肝功能、血液流变学、形态学等检测，所用设备多为光学显微镜、普通病理切片机、心电图机、超声波等。2000年后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免疫组化、细胞培养、基因检测等先进的检测技术与设备得到了应用。 2.6统计学方法应用情况 从统计结果看应用的最多的统计方法为t检验、方差分析，其他统计方法依次为u检验、χ2检验、秩和检验、Ridit分析等；从统计软件的运用上看2001年前应用的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8-SPSS10，较低的版本，2001年后统计软件集中在SPSS10～13，这与软件开发有关，功能增加，应用更先进。近年来也有部分采用SAS等软件统计处理。 3结果分析 3.1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扎实全面 调查的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引用了大量中医古典医籍文献，反映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与河南中医学院加强研究生中医古典医籍的教学分不开。引用的古典医籍主要为《黄帝内经》《丹溪心法》《景岳全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医林改错》《伤寒论》等居多，其次《临证指南医案》《医学心悟》《医学衷中参西录》《名医别录》《药性论》《日华子本草》等也有较多引用，反映了我院研究生对中医古典医籍的重视程度。 3.2医学知识进一步提高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的西医知识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得到逐步提高，反映了研究生注重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紧跟时代步伐。比如2000年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药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生理学、免疫学的知识进行研究；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技术、免疫组化技术的出现，这些方法在学位论文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3.3注重查阅外文文献 引用参考文献的语种分析，是对研究生外语程度和论文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能力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外文文献逐渐增多，这反映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外医学科学的研究动态，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使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减少或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而且能及时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中医药的研究水平。 3.4注重临床医学科学研究 1998年我国对医学学位类型进行了调整，临床医学研究生设置了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由于学位类型的不同其培养目标也不同，医学专业学位主要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临床应用型人才，论文要求与科学学位也不尽相同。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多为临床研究，如证候学研究、中医药治疗临床研究等。从调查情况看研究生的临床设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大多采用了随机对照法，部分设计还采用了盲法。科研水平、论文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不断更新 研究生的中医古典医籍引用虽然很多，但在应用古典医籍说明有关问题上有些牵强，阐述得不够清晰。这可能与研究生对古典医籍的理解不够透彻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培养研究生阅读、理解、掌握古典医籍的能力，体现在课程教学上应加强古典医籍的教学。同时还要开设传统哲学、语言学、文学等课程，加强对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中医文化底蕴。 4.2实验设计应体现研究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重复性的前提是科学合理的实验设计。在本次调查的论文中存在一些实验设计方案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临床设计中病人的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不合理；对照组的选择不科学；实验因素选择不合理；非实验因素难以控制；盲法应用多数为单盲法，很少应用双盲、多盲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已有显著提高，这主要与我院在研究生中开设临床科研设计方法相关课程有很大关系。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加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课程。 4.3研究生论文格式与文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调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多数结构合理、论述缜密、逻辑性强、文笔流畅，但也有少数论文虽然设计合理，但由于文字功底较差，使论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语法、逻辑错误，影响了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近几年我院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开设了论文写作选修课，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文学性、可读性有了很大提高。 中医内科学论文:中医内科学教学创新实践研讨 中医内科学是内、外、妇、儿等临床课之首，是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与临床各学科课程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讲好中医内科学对于学生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型，对于后期临床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本教研室不断总结经验，在课堂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习等不同环节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课堂教学在系统化、多元化、讨论式、启发式上下功夫，进一步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能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对加强临床思维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1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1）坚持采用启发式教学。①进行推理：以多媒体演变图形式展示病证的病因病机示意图；②举例：进行针对性举例，例子切题而生动，活跃课堂气氛；③比较：进行系统比较、纵横比较、方药比较，培养学生对知识连贯性的把握；④问答：课前提出问题，可提问回答或自问自答，促进教学相长；⑤归纳：把某一章节有共性的内容进行归纳、分析、比较，加深学生印象。上述5种方法交叉、灵活使用，可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加深认识，拓宽思路，提高学习效果。 （2）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①问题讨论：授课前教师列举若干问题，插入授课的某个时段进行讨论。②病例讨论：课前或课后，或课间插入典型病例分析讨论，印证所讲内容，加深印象。③床旁讨论：直接带学生到病房，找典型病人现场分析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加“实战”气氛，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应变能力和辨证论治水平。 2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 （1）概述。讲解时做到一准确、二完整、三联系、四贯通、五详细，具体如下：①定义准确，前后呼应：胃痛是以胃脘部疼痛为主症的病证，胃脘部一般是指上、中、下三脘部位，或指两侧肋骨下缘联线以上至鸠尾的梯形部位；痞满以胸腹痞闷胀满不舒为主症的病证；腹痛是以胃脘以下，耻骨毛际以上的部位发生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证。将胃痛、痞满和腹痛的定义结合起来讲解，尤其是所在的部位是关键，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②结构完整，层次清晰：讲解鼓胀的定义应分为：鼓胀是以腹部膨胀如鼓而命名；病机关键是肝脾肾三脏受损，气、血、水瘀积腹内；临床表现为以腹胀大如鼓、皮色苍黄、腹壁脉络暴露为特征，或有胁下或腹部积块，四肢枯瘦等；本病病情反复迁延，久治难愈；晚期并发症可见吐血、便血、昏迷、悬饮、肝癌等。③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如提出中医腹部四分法与西医腹部九分法有何区别和联系？腹痛与脏腑的关系？胃镜像与慢性胃病的关系？④古今文献，区别联系：在讲解痞满时应该讲清楚痞、痞证与胃痞的区别与联系；讲解胃痛时讲清楚古代9种心痛与现代胃痛的关系。⑤西医范围，分类详细：在鼓胀病证讲解时应对肝硬化的分类进行详细阐述，其包括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血吸虫性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心源性肝硬化、胆汁性肝硬化、中毒性肝硬化、代谢性肝硬化、血管病变性肝硬化、营养性肝硬化和隐匿性肝硬化。 （2）病因病机。讲解时围绕一利用、二建立、三突出、四强调，具体如下：①充分利用动画图形，形象地说明各病因。②每个病证建立示意图表，整体把握病因病机。③突出每个病证的病位、病性、病因和病机关键，比如胃痛的病位关键在胃，与肝脾密切相关，同时与肾亦有关；早期多为外邪、饮食、情志所伤，以实证为主，后期常见脾虚、肾虚等正气虚弱；病因为外感寒邪，饮食不节，情志不畅，脾胃虚弱；病机关键为胃气失和，气机不利，不通则痛或胃失濡养或胃失温养，不荣则痛。④强调每个病证本身的病机转化。例如胃痛中本身的病机转化：寒邪客胃，饮食不节，导致胃气受伤，胃气壅滞，不通则痛，出现胃脘胀痛；气郁化火，胃热炽盛，热灼而痛，出现胃脘灼痛；气机壅滞，气滞血瘀，瘀血停滞，表现胃脘刺痛；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或气郁化火，火盛伤阴，胃阴不足，不能濡养于胃，不荣则痛，表现胃脘隐痛，似饥而不欲食；胃阴亏虚，日久耗伤肾阴或素体肾阴亏虚，不能上济于胃，导致胃肾阴亏，阴虚作痛。另外需要强调病证与病证之间的病机转化。 例如胃痛时出现胃热炽盛，肝胃郁热，热伤血络，迫血妄行，血溢脉外，可导致呕血，便血；胃痛日久，伤及于脾，脾胃虚弱，脾失统血，亦可出现呕血，便血；脾胃运化失职，湿浊内生，郁而化热，火热内结，腑气不通导致卒腹痛；胃痛日久成瘀，气机壅塞，胃失和降，胃气上逆，出现呕吐反胃；胃痛日久，痰瘀互结，壅塞胃脘，形成噎嗝。 （3）诊断与鉴别诊断。讲解时注重一根据、二结合、三利用：①根据临床实际，重点讲解胃痛与真心痛的鉴别要点；②结合带教情况，学生写病历时往往将鼓胀病人的主诉写成腹胀多少年，而不是腹胀大多少年，鼓胀与痞满概念混淆不清，应重点讲解鼓胀与痞满的区别；③利用直观图形，如胃镜下图形、黄疸和鼓胀病人的照片，加深对病证的印象。 （4）辨证要点与治疗原则。讲解时强调4个重视：①重视寒热虚实气血辨证：如胃痛需辨寒热，辨虚实，辨气血；腹痛需辨寒热虚实；痞满需辨寒热辨虚实。②重视各个病证脏腑辨证：例如胃痛病位在胃，胃病初发，常因外感、伤食所引起，脘腹胀痛、闷痛，嗳气，痛无休止，大便不爽，脉滑等；病位在肝，反复发作，每与情志不遂有关，胃脘胀痛连及胁肋，窜走不定，太息为快，脉弦等；病位在脾，多属久病，胃中隐痛，饥时为甚，进食可缓，劳倦则重，休息则轻，面色萎黄，疲乏无力，大便溏薄，脉缓等。③重视以问题为核心讲解：在讲解鼓胀时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何为“气鼓”“血鼓”“水鼓”？如何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老师解答。“气鼓”，偏于气滞，见两胁胀满，善太息，嗳气，或得矢气后腹胀稍缓，口苦脉弦等；“血鼓”，偏于血瘀，见四肢消瘦，腹壁脉络显露，胁下或腹部积块，面色黧黑，面颊、胸臂血痣或血缕，肌肤甲错不润，手掌赤痕，唇及爪甲色黯，舌边尖瘀点、瘀斑等；“水鼓”，偏于水停，见腹胀之形如囊裹水，或腹中有振水音，周身困乏无力，溲少便溏，或有下肢水肿等。④重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如在讲解完脾胃系病证后介绍董建华教授治疗脾胃病通降论的学术思想：即胃病认识上的3要素，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滞而病；治疗上以通祛疾。胃病治则上的二点论：脾胃合治和脾胃分治；胃病治法上的一轴线：治胃必调气血。 （5）分型论治。讲解时着重3个注重、4个加强：①注重方药与病因病机相呼应———前后联系：例如寒邪犯胃，饮食不节，胃气壅滞使用香苏散；气滞血瘀使用失笑散合丹参饮；胃热炽盛使用泻心汤合金铃子散；胃阴不足使用益胃汤合芍药甘草汤。②注重病证分型中的理法方药———纵向联系：如腹痛，寒—寒邪内阻—良附丸合正气天香散；热—湿热壅滞—大承气汤；虚—中脏虚寒—小建中汤；实—饮食停滞—枳实导滞丸；实—气机郁滞—柴胡疏肝散；实—瘀血阻滞—少腹逐瘀汤。③注重病证与病证之间的联系———横向联系：例如肝气郁结可导致多种疾病，但选方用药却不完全相同，例如肝胃气滞胃痛用柴胡疏肝散；肝胃气滞呕吐，选用半夏厚朴汤合左金丸；肝郁气滞痞满，选用四逆散合越鞠丸；肝气乘肺喘证，选用五磨饮子等。④加强方剂之间的讲解与梳理———方剂联系：例如寒热并用方剂的比较，左金丸治疗泛酸；半夏泻心汤治疗呕利痞；生姜泻心汤治疗胃虚不化水气致痞；甘草泻心汤治疗脾胃气虚痞利俱甚；温脾汤治疗阳虚便秘；连理汤或乌梅丸治疗休息痢等。⑤加强药物之间的讲解与梳理———药物联系：例如化湿药的运用，芳香化湿用藿香、佩兰；健脾化湿用茯苓、生白术；淡渗利湿用通草、车前子；祛风除湿用羌活、独活；清热化湿用黄芩、黄连；苦温燥湿用厚朴、苍术等。⑥加强对现代研究进展的讲解———古今联系：例如萎缩性胃炎，从古代的所谓痞、痞满讲到现在的胃痞，并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向学生较全面讲解目前的研究进展，拓展学生的知识面。⑦加强典型病例的讨论与讲解———实践联系；在课前提出一个有一定难度的复杂病例，突出以病例讨论为核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中医内科学论文:剖析中医内科学教学感想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的主干课目，是各中医基础学科内容的综合，教学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培养。然而在以往的课堂教学宗旨中往往注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考试的过关，而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开发，这样的教学，最终让学生的中医理论基础不扎实，临床思维能力缺失，导致辨证论治思维能力不强，临床实际处理问题能力较差，甚至会让一些学生对中医缺乏信心，放弃中医治病。如何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在这些年的实际教学工作中，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1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中医理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体生命认识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医学理论，理解好中国文化系统思维的精髓，是领悟中医学理论精神实质的根本和必然途径。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医学的思想、理论、思路、原则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黎志钟同志曾经在《中国医药学报》对中医学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干，方药与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为此，我认为要想让学生长成“参天大树”就只有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要让学生成才，就要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夯实其中医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教好《中医内科学》。 1.1加强古代人文文化教育明张介宾《类经》中提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指的就是《易经》，熟知《易经》的人都知道其实《易经》卦象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记载。而《内经》里对中医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也就是说作为一名中医就必须要掌握好各个自然学科的知识以及了解人世间的凡人俗事。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就应当加强古代人文文化知识的教育，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医的实质内涵，进而当好一名中医。 1.2加强古代哲学思想的教育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下，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际观察中，不断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而形成的。中医学又是属于宏观整体医学，其辨证思维如整体恒动、天人合一、辨证论治、直觉体悟、取象比类等都与古代哲学朴素辨证法是同一的，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应在教学上加强古代哲学思想内容的教育，这样才能让学生触类旁通，领悟好中医辨证思维，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 1.3加强“咬文嚼字”的教育“咬文嚼字”是获取知识、启迪智慧、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基本功。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仅存的象形字之一，然而国家政府为了书写简便，使得很多简体字都已无法如古代汉字般，体现出更深、更多的内涵。但是中医这门古老而传统的医学，它的每一个字、词和术语都有特定的含义，只要深挖细掘、逐字逐句推敲就能够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揭示其深刻内涵，阐明其深奥道理。中医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汉字的形成是一致的，因此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咬文嚼字”，便能使学生对中医理论做到易学易懂易记，并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受益终生。 2转课堂为病房加强实践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现在《中医内科学》的课堂教学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填鸭式教学，学生被动学习，动机不够，兴趣和注意力都随着时间而减退。目前在《中医内科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案例式教学，但都是“纸上谈病”，学生并没有实际参与辨证思考及临床操作，真正的临床思维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在教学中转变思想，把课堂模拟成病房，创建良好的情境，更有利于学生转变角色，增加实践操作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 2.1合理使用多媒体将模糊化转具体化提高教学效果将典型的病例的资料用DV或数码相机拍下影像，并根据这些资料进行案例式教学。如拍下医生接诊及问诊经过的影像资料，要求学生针对影像给出的症状体征、主诉、发病经过、病史等资料，写出完整的病历。这种将文字转化为声音、图像、动画的形式，把模糊转为具体的方法，更容易让学生消化和运用课堂理论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 2.2虚拟案例场境精心设计变量提高学生灵活性根据经典案例或老中医的案例，由老师或学生扮演患者、医生，虚拟案例，并以此进行研讨。在此过程中授课老师需精心设计问答，如老师扮演风热犯肺的咳嗽患者，除回答一般症状外，还应精心设计各种变量条件，如有咽痛，如何处理？痰多、胸闷，苔腻，又如何处理？或者气粗、痰多质稠伴身热口干，舌红苔黄腻，又如何处理等等，层层递进，不断增加变量条件，逐渐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及诊治的应变能力。 2.3主动寻找病人请病人入课堂提高实操能力一般的医学院校，是没有条件让学生长时间进行见习实践的。如何提高学生实操能力？我们要主动在身边的亲戚朋友、学生中寻找病人，或者与医院联系协商寻找患者，并在征得患者同意后请入课堂。让学生亲身接诊患者，进行望闻问切、立法、处方、用药，切实提高临床实操能力。 总之，《中医内科学》教学是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它要求学生在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和夯实中医理论根基的同时，还一定要加强实践，不断提高自己临床思维和独立临诊能力。为此，我们在教学中要做到坚持两手都要紧抓，一手紧抓学生自身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巩固，一手紧抓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提高。只要我们师生共同努力，奋斗不懈，就一定能达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质量。

社会医学论文:西方社会医学管理对卫生事业的启发 美国是在19世纪后期才建立起注册医师制度，而推动这项改革的最大动力是以抗菌术和麻醉术的发明、细菌学的建立、免疫反应的发现和X光技术应用为代表的医疗技术革命。这场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具有坚实而系统的基础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才能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服务。这一时期，一批从欧洲归国的医学生将系统的临床课程、学校与医院的协作、医生职业的专门化等新观念带回美国，领导了按照欧洲标准改造美国医学职业的运动，如成立于1877年的伊利诺伊州健康协会就率先倡导提升医学教育水准。1883－1889年间，该协会发表了5篇报告，对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教育水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医学生应该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并且已获得过高等学校的学位;医学生医学课程的设置至少应包括两门解剖课以及医学导论在内的10门学科;医学生医学课程的学习至少3年，还须通过由外部进行的考试才能毕业。同一时期，成立于1876年的美国医学院校协会提出了类似的标准。伊利诺伊健康协会的倡议被各州纷纷响应，1891年，一个由各州考试和颁证委员会组成的全国联盟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医学课程的规范化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0世纪初，美国医学会也加入到提升职业标准的运动中来，1905年，美国医学会成立了一个医学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和美国医学院校协会创立一套关于教育和注册的标准，这个标准后来成了评价全国医学院校的综合指标［3］。19世纪9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兴起，民众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福利，保障公共卫生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成立工会的运动风起云涌，也催生了各种医学团体的形成。这两种因素也构成了美国医学职业社会化进程的大背景［4］。 西方社会医学职业化除了与大学教育相联系的注册制度外，随着科学的进步，其职业的分化也逐步推进，最先开始的是内外科的分离。如16世纪的英国，医学行业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圈层结构，其核心和最高层是少数具有大学学位的内科医生和人数更少的且通过某个大学考试后获得行医执照的外科医生，他们可以在英国任何地方行医;而处于外圈和较低层次的大部分医学从业者是理发师－外科医生，他们属于不同的行会，行会法只允许他们在本地行医;而在这个行业的更外围是大量没有行医资格的江湖郎中，如一些充当助产士或儿科医生的妇女，一些杂货商－药剂师———他们除了配药外有时也行医。1518年，亨利Ⅷ世国王的御医，毕业于牛津大学并拥有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ThomasLinacre创办了内科医生法人团体(coporation)，该团体获得国王授权，拥有在全英国举办考试和颁发执照的权力，并对伦敦周围7英里范围的行医活动和药事活动拥有监督和控制的权力，该团体于1551年成为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院。同年，外科医生也效仿内科医生成立自己的团体。亨利Ⅷ世的外科医生ThomasVicary，Maidstone联合英格兰所有的外科医生行会，组成一个法人社团，并于1540年获得国王的授权可以在伦敦地区对无照行医者进行处罚，并且每年可以接受4名死刑犯人的尸体用作解剖研究。外科医生与理发师职业正式分离是在200年后才完成的，但从1540年起，外科医生就不再从事理发师工作，而理发师也被规定除了进行牙科手术外不得进行外科手术。早期的药事活动是由杂货店主兼营的，那些从事药事工作的杂货店主们除了配药以外，也为患者提供部分医疗服务，如为患者诊断、开处方。17世纪，药剂师职业与杂货店主职业逐渐分离。1606年，药剂师们组建了一个与杂货店主行会有所不同的组织———药剂师协会(SocietyofApothecaries)，11年后，在国王詹姆斯Ⅰ世的授权下，这个组织与杂货店主行会完全分离，但药剂师从事医疗服务的行为却受到内科医生的强力抵制。18世纪以前，内科医生的教育是学院式和等级制的，他们往往在行医之前就已获得了大学学位，而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则是学徒制的。随着外科医师与理发师行业、药剂师与杂货店主的分离，学校教育逐渐面向药剂师和外科医生，并成为获得相应从业资格的必备条件。1763年，WilliamHunter创办了包括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解剖学校，以提供高水平的化学、外科和内科课程。 19世纪早期，很多杰出的医学家就是在这所学校接受的医学教育。另一方面，牛津、剑桥等大学医学院虽然授予文凭并颁发执照，但是这些学校教学内容陈旧不堪，脱离实际，以至于每一个有志从事医疗职业的学生毕业后都要到爱丁堡大学再学习其它课程并在伦敦的医院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得更新的知识和能力。18世纪，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社会对医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许多未经过学校教育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进入到医疗市场。另一方面，富人对医生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造成医学行业中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之间矛盾丛丛，尤其是1789年，一场严重的伤寒流行造成医学服务人员严重不足，曼彻斯特的医疗管理当局试图招募药剂师和外科医生，以增加医生的数量，这一举动激怒了内科医生。1794年，Percival撰写名为“医学伦理学”的小册子，呼吁对医疗行业进行改革并强调医疗服务的规范性。1815年，药剂师推动了药剂师法案的立法，该法案规定了药剂师对内科医生的从属地位，但该法案增强了药剂师协会的权利。该法案规定所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药剂师必须经过5年的学徒学习并通过药剂师协会组织的解剖和生理两门基础课程和两门医学课程的理论和实践考试，以及在协会承认的医院里经过至少6个月的见习后，才能取得执照和行医。法案还授权协会对违反者进行处罚［2］。该法案的设立提高了药剂师地位，也赋予药剂师全科医生的身份以从事医疗服务，而那些没有取得药剂师协会颁发的执照，即使有医学学士学位的人也不能从事药剂师职业［5］。1800年，旧的外科医生公会(Companyofsur-geons)改组成皇家外科医师学院。拿破仑战争使军队对外科医生的需求大增，而外科医生也在这场战争中受到更好的理论和实践训练，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医学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地位，要求至少与药剂师的地位相当。他们与药剂师协会达成私下协议，按照药剂师规则提升他们的执照和地位。1823年，皇家外科学院设立了外科医师国家考试，以获得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MRCS)。许多年青人不仅希望成为皇家外科学院的成员，还争取获得药剂师协会的执照(LSA)。这样，“内外科医生”或全科医生就应运而生了，后来英国皇家内科学院也颁发内科医师的执业执照(LRCP)，其级别高于LSA［5］。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在初级保健服务和医院专科服务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线，前者由全科医生提供，后者由专科医生提供。1911年，英国通过“国家卫生保险法案”，创立医疗保险系统，以保证全科医生的存留［5］。 西方社会药剂师的执照一直是最通用的资格证书，药剂师的规则也一直被“内外科医生”遵守，但随着19世纪科学的进步以及大学教育的改革，师傅带徒弟式的学习方法已然过时，学徒制渐渐让位于医学院教育。受过教育的新一代医生比那些传统方法培养的行医者有着更全面的知识和更强的竞争力，他们希望清除那些无资质行医者以提升医学职业的声誉。因此，他们要求由一个权威的颁证机构来认证医学资质，让持证者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从事医学工作，并将没有资质者排除在行业之外。于是，追求更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富裕阶层、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年青内科医师、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并且感受到无照行医者带来威胁的外科医师和药剂师，成为推动医学改革的三股势力。19世纪中期的霍乱大流行，促进了医学教育的改革。1858年，英国通过了新的医学法案，成立一个颁证机构———医学教育和注册委员会(GeneralCouncilofMedicalEducationandRegistration)，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大学和各种医师、药剂师的组织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个强有力的机构现在被称为全科医疗委员会(GeneralMedicalCouncil)，其成员均来自各机构和大学，隶属于枢密院，其职能是确保申请者只有在经过适当的课程学习和临床训练之后，才能获得注册资格。1858年所制定的法案初衷是保护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保证医生的利益，但它最终将医学从一门谋生技艺转变成一项受人尊敬的职业，让医生也从该法案中受益［2］。医学专业知识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医学职业的分化，到19世纪80年代，伦敦至少有6个专业协会，包括外科、眼科、皮肤、妇产科、神经科和耳鼻喉科协会，而在纽约，也成立了皮肤、产科、法医等协会［5］。 医学职业的分化和各种医学团体的成立，对于协调医患关系、医医关系、医技关系、医学行业与社会其它行业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则逐渐演变成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20世纪上半叶，“科学医学”成为一种现代职业。高门槛、必修课、严格的执业资格、高品质生活、强有力的社会建制以及良好的公众形象成为这一职业的特征。现代医学的发展、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医疗保健市场。新的诊所、医院、医学研究中心、医学校建造起来。另一方面，与医学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相适应的社会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医学的建制化趋于成熟。这不仅极大促进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增进了社会对医学职业的普遍尊重。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则极大的促进了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医疗行业在努力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面临着严格自律，维护职业声誉，提升职业形象的艰巨任务。西方社会医学职业社会化的进程，为我国执业医师制度的建立和医学社团的发展提供了一面镜子。 作者：左汉宾 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医学论文:社会医学对护理学科建设的启示 1977年恩格尔（Engel•GL）率先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medicine），指出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其不能解释并解决所有的医学问题，质疑临床医生过于狭窄地将疾病作为医学对象，忽视心理、社会因素对病人的影响，但并不否认生物医学研究对主流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恩格尔的思想不仅是对科学的建议，也作为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试图扭转非人化的医学和无助感的病人。“医学模式”自此问世，之后医学模式开始成为医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因此，关于医学模式，其实是回顾性认识。医学模式的萌芽始于20世纪上半叶，甚至是19世纪末。在其被正式提出之前已经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孕育，成为新模式的先驱。恩格尔以一个概念的形式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在科学研究及医学实践中通常是以一种理论来处理和应用。在过去的40年许多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大多数研究是解读该模式的基本理论、阐述这种模式的指导意义或临床实践应用等。但自然科学领域很少有理论构成的研究，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论构成也缺乏系统清晰的认识。梁渊等根据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关于理论的一般构成方法，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论构成包括10个基本概念、3层逻辑关系和6个命题。现从医学的发展史出发，综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形成背景及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以期为护理模式的理论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1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形成 早期神灵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为经验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强调医学技术的进步与突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不否认生物医学研究对主流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同时，强调病人的经验以及不同时代或文化对身体和疾病认知的差异。 1．1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一元论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既考虑到疾病的生物学因素，也要考虑到心理因素以及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都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1．1．1疾病谱和死因谱的改变凸显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的病因谱、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发达国家主要的健康问题是急性疾病。急性疾病经常由环境中的疾病因素引起，起病快、病程发展快或迅速导致死亡，这些致病因素可以对所有个体进行攻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全体人口的各个部分本质上都面临同等风险。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些疾病已经明显减少，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它们仍然构成了主要的健康威胁。到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急性病发病率下降，慢性病和功能退化逐渐成为主要的健康问题。这一转变得益于居住条件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上述改善导致的人口“老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慢性病的主导模式。 1．1．2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逐渐深入一些医疗效果的不足并不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技术干预措施，而是因为观念上的思考不够。随着人们对保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经验积累，认识也有了深刻的变化，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深入到心理与社会层次；对健康的思维也日趋全方位、多层次。20世纪开始，医学的主要模式是疾病的医疗模式。二战前人们相信这种医疗模式会使各种造成大部分死亡的流行病被消除。但由于急性疾病的重要性衰减，与生活方式、遗传甚至心理状态有关的慢性疾病和退化性疾病越来越重要，上述医学模式逐渐失去意义。健康与疾病之间以及身体完好与生病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确、明晰，因为他们还混杂有文化、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考虑。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作出了新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痛苦，而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安好的状态。这一概念体现了医学转换的基本精神。 1．2医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完成了从经验到技术到科学的转型医学最早阶段带有明显的巫术的性质，被归属于巫术；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代，它与哲学水乳交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医学被视为自然哲学；17世纪、18世纪，医学被认为一种“妙手回春”的技术；在生物医学模式主导时期，医学被自然而然看作是自然科学。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形成和应用于医学，它逐步完成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转型。 1．2．1自然科学的理论成就推动基础医学的发展古代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哲学思辨，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相关。近代以来，物理、化学的发展不仅是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杠杆，这些领域的理论成就应用于医学直接推动生理、生化、病理的研究，特别是从生物角度深入研究人的生命活动，从细胞到分子到基因，人类逐渐认识到生命的本质。20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使得基础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临床医学形成独立的专业体系、为临床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2．2技术革命的成就推动医学技术的进步历次技术革命的成就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日益复杂化的医学实验技术和实验设备，日益发达的临床检测技术，日益精密的治疗仪器，生物医学工程、影像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直至器官移植等高难度医学技术。实践证明，医学越是要发展越要更深入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越是需要技术的支持。 1．2．3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推动了医学方法变革医学成为一门科学得益于科学方法论的应用，医学方法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移植其他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法并改造和发展。数学方法成为医学的常规方法；生理、病理的各种定量测量大多是以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发展；医学的实验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得力于自然科学；20世纪社会学在医学领域的强力渗透，社会科学兴起了颇为瞩目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新方法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向医学渗透，改变着医学研究和临床诊治的面貌。 1．3哲学与科学的对立统一医学模式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中诞生，医学观是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对医学深入研究并与其结合。纵观医学发展史，一些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如希波克拉底古代哲学、笛卡尔推理、演绎方法，培根经验主义、归纳法，以及波普尔和皮尔士抽象主义、反绎思考的方法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医学的每次飞跃与历史上几次文艺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3．1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医学的发展系统理论提供了概念性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提出的疾病的生物心理社会概念，也用于研究作为相互关联进程的疾病和医学护理。由于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所有水平都在层次结构关系上相互联系，以至于一个的改变就会影响其他的变化，采用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是以减轻整体－还原二分法和改善跨科学学科的联系。更整体和全面的健康和疾病概念的主要方法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和精神分析，以及阿道夫•迈耶的反应－生活－应激途径和心理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心身医学术语本身是一个二元论的痕迹，它成为一个媒介，借此生物和社会心理这两个平行但独立的医学体系之间的间隔被连结。 1．3．2历史上的文艺运动与医学的发展①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性、尊重知识、主张研究、认识自然和人体自身，将被禁锢了千余年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1543年比利时学者维萨里解剖学名著《人体之构造》出版，对近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医学科学发现不断涌现，呈现出医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繁荣局面。病因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取得了重要进展，医学进入多学科发展阶段。②科学主义思潮。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之后，科学和理性继续在科学技术昌明、现代工业崛起的时代潮流中出演主角。19世纪中叶，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揭示生命的本质。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革命和电力应用及内燃机的使用为主的技术形态的动力革命，科学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推崇自然科学，主张哲学应当效仿科学，哲学由此成为对科学进行分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③科学人文主义思潮运动。20世纪以来，生物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还原论，基本方法是还原方法。医学呈现技术主义倾向发展的势头，学术界批评蜂起，但收效甚微。由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尼采的强权意志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有力地冲击着思想界。人本主义思潮以人和社会问题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本质等，关注生存环境、社会环境等社会问题。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医学人文精神不断升温，人们开始对医学科学技术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对峙进行反思，医学仅仅关注生物人的局面正在为对病人进行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的整体关怀所替代。 2启示 恩格尔提出：“为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达到合理治疗和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也应考虑到病人、病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由社会决定去对付疾病的破坏性效应的补充系统，那就是，医生的作用和健康护理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及发展为护理模式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护理曾经是临床医学学科群的子成员，在我国目前已成为一级学科，不仅需要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更需要体现自身学科的特色。借鉴医学发展之路，护理学科从哲学指导思想到具体研究方法，都应该在更宽阔的领域中学习、领会、吸收、融合，最后形成护理学独特的研究模式和路径。 2．1下设二级学科，注重基础护理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在将护理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后还需要设置若干培养方向明确、研究方法成熟、社会需求量大的二级学科。护理学二级学科的设立有利于护理专科化发展及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形成护理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在特定领域重点方向上取得突破，提高学术研究的自主创新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在生物医学的肥沃土壤里开出了人文之花。基础医学的深入研究为临床实践创造了科学可行的条件。护理学学科建设也要注重基础护理深入、细化的研究，保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临床护理在技术、生理层面保驾护航。 2．2学习先进的科学方法，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医学本身是理论要素、经验要素、技术要素综合而成的体系。护理学同医学一样属于“异质综合体”，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免产生众多分歧，需要把握多重属性才能逐渐逼近其本来面目。医学发展是综合各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自然科学先进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方法是医学得以发展并走上科学之路的基石。护理学要注重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交叉，形成立体网络结构，吸取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先进成果发展自我理论和实践。 2．3加强护理理论建设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就证明它一方面需要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另一方面也需要哲学作出科学的概括，哲学的作用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西方护理理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生了大量著名的护理理论，保持了护理学的独立性，极大推动了美国的护理学发展。我国目前尚无原创的护理理论，多借鉴国外，但应用效果并不理想。有研究认为，护理理论可在既有理论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在护理实践和护理教育中应用。中国护理应借鉴西方护理理论构建的思路和方法，寻求东西方都未解决的共同问题，作出思考，要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以确定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发展不同类型的理论，并加强国际合作。 作者：陈琳 韩世范 单位：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社会医学论文:人文社会医学的兴起及历史任务 一、一种新的文艺复兴思潮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包括医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要求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自然科学经历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摆脱了神与宗教的桎梏,亦同时走出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深宫。作为一支独立社会实践力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力量。科学已融入社会,融入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之中。科学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类生活。当然,社会、整个人类生活也离不开科学。科学不仅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而且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肯定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无论是从其自身发展,从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的需要看,都要求注入新的人文精神。在科学界,在学术领域,一种类似14世纪开始的寻求人文精神、回归人类的思潮正在兴起。对于这种我称之为新的文艺复兴思潮,一些关注科学发展的思想家早就察觉到了。例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其1929年出版的《科学史》中就这样写到:“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因为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哲学离开了当代的科学。 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就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自16世纪以来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分离。科学家们认为,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纯科学。科学只能沿着实证的方法,只能沿着排除哲学,沿着排除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实践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就科学的自身存在发展而言,“通过科学走向实在,就只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简单化的线条绘成的图画,而不能得到实在自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去研究希腊文,不但是为了语言和文学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自然界的最好不过的知识。”这种最好不过的知识,显然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的“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就是对辩证思维的需求。其实,现代科学的起源是双向的。它既起源于巫师、僧侣或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辩,也起源于工匠的实践。没有实践,没有经验,科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科学如果没有哲学思辩,没有人文社会精神的孕育,经验永远只能是经验,而不能成为科学。今天科学尽管已突飞猛进,但仍离不开这两个源头。 赋与当代科学以更多的发展是十分需要的。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同时又是经验的。“只有当理性思维应用于我们称之为经验的目的—即对于我们的几种感官,或对于以科学仪器的形式加以改进发展的感官来说,是可以达到的客体时,科学才存在。”当代科学领域人文主义的复兴有更深刻的原因。当今的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同时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源泉。由于我们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条件和机会,科学对社会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能够接纳愈来愈强大的科学吗?科学之于社会与人类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吗?科学在何种范围内才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而不是祸害人类社会呢?诸如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遗传工程,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干预…在何种界限内才能造福于人类呢?这就要求科学从最初源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兴起而最终回到人类利益这一基点上来。英国著名的科学家J•D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要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 另一位科学史作家萨尔顿也曾发出呼吁,要求科学人道化。他说:“要想使科学研究劳动人道化,唯一的办法是向它灌注一点历史精神,即崇敬过去的精神—崇敬世世代代一切良好意思的见证人的精神。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精神有关的。”“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同人文科学截然相反的自然科学,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于人道的深刻意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单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的价值了,无论从纯科学技术观点看其价值有多大。 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危及文化。”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如此巨大,这就要求科学始终不背离人道,不背离社会公众的利益,和人文社会相伴相依,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如果说,14、15世纪文艺复兴思潮的要点在于使科学从宗教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那么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文艺复兴思潮的特点,在于要求科学在其发展中克服单纯技术主义的倾向,实现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使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与社会。当然,当代科学要求人文思想的复归,应当是区分那种旧的、几乎与宗教混为一体的人文主义。从历史上看,一些人文主义者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反对科学创新的事例也不罕见,如历史上曾发生的反对尸体解剖,反对堕胎,反对人体实验等,都曾使医学进步严重受阻。今天科学要求人文的复归,是基于限制科学负面影响的人文复归。在当今科学领域,也的确存在着旧人文主义对科学进步的干扰。诸如无条件的动物保护主义,视任何科学发现为灾难……,无疑对科学、对社会都是无积极意义可言的。科学应当摆脱那种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干扰,寻求与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从而为科学自身,为人类社会创造美好的明天。 二、人文社会医学兴起的背景 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自文艺复兴以来,也走过了依赖实验、排斥哲学与人文学的影响、坚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漫长路程。但是,尽管如此,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1821—1902)就曾说过:“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自那时以来,关于医学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社会对医学的影响与控制,人们的认识愈来愈明确和坚定了。例如,曾经影响和指导过医学发展一百余年的“特异性病因说”,在新的形势下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麻烦。在许多研究课题面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能找到某种特异病因吗?由巴斯德、科赫创立的微生物学,为特异性病因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曾创造过医学的辉煌,但这种“特异性病因说”在寻求疾病控制时,却忽视了地理环境的、社会的、心理等方面对疾病的影响。 “它掩盖了医学上至关紧要的左右手:肉体紊乱或社会剥夺的术语解释疾病与健康的恶化”,因而“特异性病因说继续在引向我们走向错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教授GL•恩格尔于70年代末提出需要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指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型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解释,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疾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因而是不完全的,需要修正和补充。对医学所持这种观点的批判性认识,我国一些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也曾发表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见解。早期任中国医科院院长的黄家驷教授就曾说过:“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着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等影响。 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在一次会议上曾对医学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对于临床,可否理解为世界上许许多多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自然过程,临床当然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的自然过程。就是说,这个过程离开了社会就会不存在。而且,临床是两重意义的自然过程,它与开矿不同,开矿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但矿体是自然的。对临床来说,不仅疾病一般都有社会的原因,有社会性,医学的治疗行为,包括所用的方法、手段,也是有社会性的。所以,临床是两重的社会自然过程。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当然,医学之所以区别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仍在于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服务于人类健康,问题在于人是社会的人,疾病与健康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因而医学在使用技术为健康和治疗疾病时又不能不考虑人文社会因素的作用,并且在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不能不主要依赖于社会及心理因素的调控,这就给人文社会医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阵地。医学不仅是智力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有着深刻而明显的文化标记;医学不仅是一门依靠自身不断完善发展的知识,而且总是不断吸收其它科学成就,总是以某种哲学、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知识与技术、技艺结合的综合体系;医学不仅是一种知识和科学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种以庞大专业队伍为骨架的社会职业组织。医学的这些本质特征,奠定了它的人文社会学的基础。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医学加速了其人文社会学的复归,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人文社会医学学科,是由以下一些背景因素相互促进的。 第一,医学已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对社会注入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医学早已不是古代单个医生面对病人的最初组织形态,也不是中世纪以后逐步形成的早期治疗所、安息所和教会医院。现代医疗保健服务,已注入到工厂、学校、研究所和每一个社区,医疗保健支出已成为各国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发生重要影响,因而加强了医学的社会性,其人文社会色彩更加突出了。 第二,由于医疗高技术的应用及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引发的社会问题愈来愈广泛。当代医学的新成就,使医疗技术的应用大大超过了传统医学单纯治疗的范围,且不断扩大新的领域,因而提出了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哪些是有益哪些是有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考虑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单纯的医学视野的考虑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当代生殖技术可以完全改变多少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殖方式。当代的生殖技术,可以控制性别,可以人工授精,可以由别人代生,可用试管培育受精卵,可以男性怀胎,可以改变性别。如此等等的取舍,都必须从各国社会情况、道德是非、文化传统多方面考虑。再如器官移植,死亡标准、安乐死等,也因社会道德文化的差异引起各国公众长久不息的争论与焦虑不安。在这些方面,医学简直成了人文社会医学了。 第三,由于人口结构、疾病结构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增长,必然导致医学对人文社会因素的关注和人文社会因素在对健康疾病作用比重的增长。人们要求回答:社会、人文、环境、心理、乃至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内构成人类健康的潜在因素。人文社会医学的出现与成熟,实际上开辟了人们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新途径,是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由于大量科学技术物质手段渗入医学,导致了医学的非人格化和医患关系的物化,引起了医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要求医学回归人、恢复“医乃仁术”的呼声日益增高。医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以关心人为最高宗旨。希腊医学的先驱者希波克拉底早就说过:关心病人比关心病更重要。但是,自拉美利特把人看成机器以来,这种思想发展到了空前的地步。在现代医学面前,人是肉体的物质,人是CT图像,人是基因……,因而医学日益失去了昔日对人的温暖而变得冷漠了。只要回想起一个病人走进医院在医生冷冰冰面孔前不断奔波于各种检测科室时,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医学日益失去人性的图景。但是,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他的情绪、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应当说,医学发展面临的背景因素,和整个当代自主科学面临的背景一样,只不过因为医学与人文社会因素的血肉关系而使这个问题更为引人注目。 三、关于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 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历史责任,就要反映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医学理论和技术所包含的主客观因素的文化的交流沉积的思想史与“外部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从而丰富与完善医学,丰富与充实文化,形成医学的文化定位,哺育医学和医学科学工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克服医学中的技术主义影响,复归“医乃仁术”的本来面目,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造福于社会。具体地说,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责任,就是要提醒医学始终坚持正确的目的,使医学永远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类健康。自15、16世纪以来,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始终存在一种纯自然科学与技术主义的思想。他们为科学存在而辩护的理由就是: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了发现与发明。这种观点在医学中的反映,就是只承认技术,就是只重视技术,把寻求技术发现和发明当作医学的最高目标。因而忽视了人,忽视了医学技术必须紧紧盯注人类健康这一根本目标。 这一点,在当代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更为突出和重要。人文社会医学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使医学回归人类,回归人道主义的基点。其次,人文社会医学应当为完善医学、建立一门完满的医学而发挥其自身的潜能。迄今为止,现代医学所做的一切,主要仍是生物因素方面,而对社会、心理、行为、环境等因素之于疾病与健康的作用方面,知之甚少。例如,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究竟如何影响人的机体健康?社会、心理、环境与生物因素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什么?如何通过社会、心理方面去促进健康?如此等等,尽管有过一些调查与观察,但总的说来,仍处于盲目和知之甚少的状况。以文化与疾病、健康的关系为例,人们大致观察到文化环境、不同文化习俗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但理论地说明它,以及实际运用文化手段去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更是摸不着头脑,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生物因素致病作用的日益突出,使得发展人文社会医学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最能说明当代医学的不完满性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是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的医学家为了制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费尽了心机,消耗了大量资源,但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在全世界的发病仍呈上升趋势,心脑血管患者往往处于住院—出院—再住院—直至死亡的循环之中,原因安在?就在于我们用对待生物因素致病的办法对付主要由于社会、心理、环境因素致病的疾病。 另一是误诊率高居不下的事实。尽管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检测设备,但临床误诊率并未因此回落。据刘振华、陈晓红主编的《误诊学》提供的资料,生前误诊率迄今为止仍在30%左右。李甘地统计华西医科大学1952-1987年6665例尸体解剖资料,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不符合者占31%。最低者50年代为28•7%,60年代为29•1%,70年代为36•7%,80年代为32•5%。为什么会发生检测手段愈来愈先进而误诊率并不因此下降的矛盾?原因要归结为生物医学观点的缺陷。据杜治政对我国四种医学期刊报道的776例误诊个案报告的统计分析,主要由于病史采集不当致误诊的116例(占15%),主要由于思想方法不当致误诊的282例(占36%),主要由于责任心不强致误诊的127例(占16%),业务知识与经验不足致误诊的251例(占33%)。其中思想方法不当表现为主观臆断,迷信仪器,思路狭窄等十个方面。可见,加强人文社会医学研究以完善当代医学的重要性。第三,人文社会医学应当充担从总体上研究医学,探索医学发展规律,评价医学进展的角色。医学自诞生以来,几经形态变换,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展示了自身的特有规律。但是,长期以来,医学只顾前进与开辟,而缺乏对自身的回顾与思索。当医学以各种不同专科前进的时候,企图对总体进行评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时至今日,当医学发展相互交错,且愈来愈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时,医学应当走向何处?应当如何引导医学发展?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此等等,不仅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关心,也为社会广大公众关注。谁来回答这些问题?人文社会医学应当担起这副重担。医学在其万箭齐发的今天,展示了一幅辉煌的灿烂图景。显然,在如此庞杂的探索中,并不都是需要的和能够成功的,也不可能都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也不都是值得耗费资源的。这就需要批评和评论。医学的评论与批评,和文艺批评一样,将成为医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贝尔纳曾正确指出:要“支持科学评论家的职业活动,赋与他们以类似文艺评论家的职责,使其负起发掘根本因素和进行评论分析的创造性责任。” “科学也要研究它自己本身。”谁来承担医学评论的责任?当然要落在人文社会医学的肩上。而这种评论,对当今的医学发展而言,是重要而又迫切的。一个科研选题的立项,一项成果的推广与运用,一种新疗法的扩散,都应当评论。第四,人文社会医学应当成为探索医学功能的哨兵。谈到医学的社会功能,使我们想起贝尔纳关于科学社会功能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我们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贝尔纳对科学社会功能的论述,使我们想到在探索医学的社会功能上,有许多事情要做。当然,医学最早的社会功能,是防疾治病,解除人们的痛苦。直到现在,医学的这一功能仍如始初那样受到人们的关心;其次,医学还应当致力于人类健康,为健康提供指导与服务。医学不仅围绕着病人转,也应当把广大社会公众的健康牢记心头。为此,医学需要介入社会,介入人们的行为,介入环境的培育与改造。这是医学社会功能的一次飞跃。医学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吗?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发挥这种作用?再次,医学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要素之一的人,医学能否构成社会生产要素?如何认识社会生产力与医学的关系?还有,医学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它如何构造社会的文明?人类如何享受,利用医学所创造的科学文明?医学如何与社会文明融为一体?再有,关于生活医学化的问题,也是医学社会功能有待探索的课题。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医学的社会功能应当考虑的。 最后,人文社会医学应当研究医学作为一种实践,如何表现自身的力量,如何更好地构造与自身及社会相吻合的社会建制,以发挥潜在的力量和功能。正如任何事物都有自身恰当的表现形式一样,医学在其不断变化和充实的情况下,也应当寻求适合于自身存在的形式。例如,在以疾病与病人为主攻目标的漫长时期,医学选择了以医院集结自身和发挥作用的形式,并且形成从下到上的防治网络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科研体制。这种体制把医学人才和设备集中到医院里,把病人吸引到医院。通过医学实现其治病的功能。但是,当医学的功能转向人人享有保健的目标时,原有的建制能够适应新的需要吗?特别当今天的医学已与社会保险接轨,成为国家为社会公众提供某种公益服务,成为社会保险的一部分时,医学如何构造自己的建制,如何协调与整个社会建制的关系,这都是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人文社会医学的历史责任,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社会医学论文:小组讨论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的设计 摘要：探讨在社会医学教学中应用小组讨论法的目的及设计要点。通过基于小组分析、讨论的小组讨论法的应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过程，有效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锻炼了创造性思维。 关键词：小组讨论法；社会医学；教学设计 社会医学是高等医药院校中医学及相关专业开设的一门主干课程，其所弘扬的现代医学模式，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学观、健康观，在整个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为了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习能力，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学会运用各种学习形式与方法进行学习，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掌握本课程相关知识与技能，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小组讨论法，效果良好。 1小组讨论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目的 社会医学主要研究社会因素与人类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及规律，制定社会卫生措施，保护和增进人群身心健康与社会活动能力，提高生命质量，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小组讨论教学法有利于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培养，有利于其自学技能的获得，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教育目标的实现[2]。课堂教学中针对具体案例，模拟情景设定小组专项任务，组织学生讨论，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社会医学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1.1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学习效果 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中，学生学习被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学习积极性和效果。小组讨论法以学生为主，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热情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课堂气氛活跃，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有促进作用[3]。 1.2强化学生学习体验，促进课堂知识内化 小组讨论法要求学生在课堂讨论前做好充分准备，比如阅读教材、查阅资料、撰写学习笔记，讨论过程及结果的形象生动性都强化了学生的学习体验；随着讨论的进行，教材上的知识悄然内化为学生自身的能力和技能，并使学生对理论知识有更清晰、更深刻的理解。 1.3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小组讨论法通过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不断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情绪控制和抗压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缩小个体差异，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4]。这些能力的提升对于学生毕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大有裨益。 2小组讨论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的设计要点 2.1合理设置讨论小组 小组讨论法要求小组成员围绕主题尽可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小组规模应适当，一般控制在10人左右。可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特长、性别等分组。教师对学生缺乏基本了解时，可通过学生的自我评述或者参照从前的成绩进行初步分组，经过一定时间的了解后，再重新分组[5]。 2.2依据教学目标，选择恰当的讨论主题 虽然小组讨论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但并非所有教学内容都适用。应根据社会医学各章节教学目标，选取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及当前社会医学热点问题实施小组讨论法。教师应善于从习以为常的现实中挖掘新事物、捕捉新现象，让学生去讨论[6]。讨论主题要明确、具体，教师要指明讨论方向，并使学生认识到讨论的核心、价值所在。对一些容易理解或只需一般了解的内容，则以教师讲授为主，不安排讨论。例如在讲解健康危险因素时，选择案例“惠特妮•休斯顿之死”作为主题来讨论，学生经过热烈讨论，得出长期的心理问题、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吸毒、酗酒等）、家庭暴力等健康危险因素导致了惠特妮的悲剧。通过讨论，学生对不良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又如，在调查问卷设计一节，教师预先给各组一份调查问卷，由各组学生对问卷的规范性、信度、效度进行讨论，从而有效提高其问卷设计、评价能力。 2.3设置明确的讨论目标 每场小组讨论都需要制定明确的学习目标，这些学习目标是学生必须完成的。好的小组讨论目标应该能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加强团队协作[7]。讨论目标应提前告知学生，以便其做好充分准备。如在慢性病防治一节，可选择糖尿病防治这个讨论主题，设置讨论目标，安排分组讨论：（1）糖尿病患者有哪些健康危险因素？（2）糖尿病有哪些社会危害？（3）糖尿病患者应如何做好自我管理？（4）分别制定糖尿病的三级预防措施。学生根据这些具体讨论目标做好课前准备，如查阅糖尿病危险因素、三级预防等方面的资料。 2.4认真做好总结 在小组讨论结束后，各组成员对本组成员的发言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形式汇报或在课堂上作公开发言。教师应对讨论的主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各组讨论结果进行评价，包括分析步骤的恰当性、决策依据的充分性、结论推断的逻辑性、思维的创新性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安排小组成员互评打分，与教师对小组的评分相结合来评价小组讨论效果。 3小结 在社会医学教学中，通过基于小组分析、讨论的小组讨论法的应用，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从而有效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促进了理论知识的内化，锻炼了创造性思维。教师通过课后总结、反思，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有利于其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李志毅 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 社会医学论文:E－learning平台在社会医学教学的使用 摘要：作为社会医学传统教学方式的重要辅助手段，E－learning平台目前已经成为学生社会医学自主学习的重要工具，不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尽管E－learning平台具有诸多优势，但在平台的构建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许多不足。本研究对南京医科大学在校学生中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使用情况及可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学生每周登录平台3次及以上的学生仅占13．8％；每周在平台花费2小时以上的学生仅占8．8％；学生登录平台主要访问的是“常用资源”和“视频材料”板块；同时调查也发现，学生对平台的导航设计清晰性、操作简便性、布局合理性等可用性项目的评价均较高，相比较而言，平台内容的丰富性尚有进一步完善提高的空间。针对上述问题，尚需采取综合措施进一步促进平台的不断完善及有效实施。 关键词：E－learning平台；社会医学；使用情况；可用性 近年来，随着E－learning（electroniclearning）平台在各大高校网络教学实践中的大力推行，其辅助教师自主教学、辅助学生自主学习的作用日益体现［1］。不同形式的E－learning平台自身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内容不断丰富、功能不断完善，对于改进传统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4］。但同时也有部分E－learning平台因其自身功能缺陷，无法发挥辅助传统教学的作用，反而成为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因此，对E－learning平台的使用情况及可用性进行评价，考察平台是否实用、易用，关系到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顺利有效实施。可用性评价是指从用户角度出发，评价软件或产品是否易用、好用、令用户满意［5］。E－learning平台的主要用户为学生，对其可用性的评价主要考虑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的可用性因素。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针对E－learning平台的使用情况及可用性评价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6－7］，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在教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可用性，旨在为该平台的不断完善及有效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南京医科大学正在学习社会医学课程并且使用E－learning平台的2011级卫生事业管理学（卫生法学）专业和2012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全部学生进行基于平台的网络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376份，其中卫生事业管理学专业学生96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280名；男生140名（37．2％），女生236名（62．8％）；年龄最小18岁，最大24岁，平均年龄21岁。 （二）方法 参考相关资料自行设计调查表，经预调查修改后由调查对象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76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基本情况、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使用情况及可用性评价。资料录入采取EpiData3．1双盲平行录入，数据处理与分析主要采用Office2010、SPSS18．0等统计分析软件。 二、结果 （一）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使用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57．4％的学生每周登录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次数为1次及以下，28．7％的学生每周登录2次，每周登录次数为3次及以上的仅占13．8％；56．1％的学生每周花费在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时间为1小时及以下，34．8％的学生每周花费1～2小时，仅有8．8％的学生每周在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花费2小时以上；学生在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最常访问的版块为常用资源（包括课程相关网络资源、拓展阅读材料、统计软件使用、国内外相关公开课程等内容），其次为视频材料版块（包括医学与社会问题、趣味医学、影视作品中的医学问题等视频资料）。 （二）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可用性评价 对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可用性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平台的导航设计清晰性、操作便利性、布局合理性、内容丰富性均达到非常好或较好的程度。其中，对平台的导航设计认可度最高，认为非常清晰和比较清晰的学生占88．9％，对平台内容丰富性的认可度最低，认为非常丰富和比较丰富的学生占76．6％，对操作性和布局合理性的认可度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三、讨论与建议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E－learning平台作为日益普及的网络环境下辅助进行自主学习的一种新型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学习途径，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自主学习、开放学习、协同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现有教学资源的利用率达到最大。但同时也要注意到，E－learning平台的整体性能、功能支持以及资源情况是平台优势得以体现的前提和条件，它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在其所构建的学习环境中顺利学习［3］。本研究结果对于我们了解具体的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整体建设情况以及使用情况，进而不断改进平台设计，优化学生的自主学习体验，进一步增强其辅助教学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使用情况 1．学生对平台的关注和利用不够充分E－learning平台作为一种辅助学习工具，需要学生投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才能起到相应效果。然而本研究发现，每周登录平台次数为3次及以上的学生仅占13．8％；每周在平台花费2小时以上的学生仅占8．8％。E－learning平台所构建的网络教学环境应该可以激发学生充分发挥主动性，体现学生的创新精神，但研究发现大多数学生对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关注和利用并不充分，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我国长期灌输式教学模式使学生形成了被动学习为主的模式，长期依赖于课堂教师的面授，教学决定了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大部分学生缺乏主动性，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性欠缺，难以适应E－learning平台的教学模式。此外，医学院校课程任务多、学习负担重，这也导致大部分学生没有充足时间去关注和利用E－learning平台，平台较低的使用率对于丰富的平台网络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未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针对上述问题，学校应采取综合措施加强学生对E－learning平台的认识，可通过转移部分课堂内容到E－learning平台，多利用E－learning平台布置作业或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同时鼓励学生使用E－learning平台以充分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2．平台的版块建设要有所侧重研究发现，学生在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最常访问的版块为常用资源（包括课程相关网络资源、拓展阅读材料、统计软件使用、国内外相关公开课程等内容），其次为视频材料版块（包括医学与社会问题、趣味医学、影视作品中的医学问题等视频资料）。因此平台以后的版块建设上可更加侧重丰富课程相关拓展资源，可以引进或开发针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实训网络资源，将理论同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要进一步丰富教学材料，辅以视频、音频等生动形象、更易为学生接受的教学手段，针对不同的教学主题内容，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和开发相应的教学多媒体资料库，从而使E－learning平台发挥传统教学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二）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可用性 1．学生对平台可用性的评价整体较高研究结果证实，大多数学生认为平台的导航设计清晰性、操作便利性、布局合理性、内容丰富性均达到非常好或较好的程度。其中，对平台的导航设计认可度最高，认为非常清晰和比较清晰的学生占88．9％。导航设计、操作简便性、布局合理性、内容丰富性都是与可用性评价密切相关的评价项目。作为辅助教学平台，要求导航清晰、操作简便、方便使用，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不必浪费时间在具体操作方面；同时布局和内容应尽可能合理，便于学习者分类查找相关知识点，针对不同的学习需求可及时获取尽可能丰富的平台资源，提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便于学习者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进行知识建构。2．平台的内容建设和开发有待提高目前大多数高校虽然均建设了不同形式的网络教学平台，也共享了一些网络学习资源，但是缺少对资源的深度加工，没有发挥网络学习资源应有的作用。此外，大多数E－learning教学平台缺乏智能性，平台内容单一，学生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导致较差的用户体验。本研究也发现，认为平台内容非常丰富和比较丰富的学生占76．6％，提示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内容建设和开发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首先，可以根据社会医学这门课程的具体情况及特点，收集与各教学主题相对应的丰富资源，按照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和学习需求，建设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层次清楚的学习平台，以满足当前学生不同学习目的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提高学生利用平台的效率和兴趣，将学生由知识内容的被灌输者逐渐转变为E－learning平台下的主动学习者，从而最终发挥E－learning教学平台的优势。 总之，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的发展对弥补传统教学方式不足，提高医学生对社会医学的学习兴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医学E－learning平台在线学习，改善信息获取环境、改进信息获取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从而进一步丰富社会医学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果。 作者:樊 宏 王建明 吴 睿 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论文:医学院校社会医学教学论文 1少数民族医学院校在社会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教师队伍结构方面教师数量严重不足，缺乏学科带头人。并未形成有梯度的教学团队，对于不同章节有不同的教师带教授课的方式还未能实现，使得本课程的广度深度难以继续深入。其次，课程教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课程的理论知识部分，缺乏实践教学环节。而教学方式、手段单一化主要以理论灌输方式为主，没有与之相辅的实习手段，较少使用案例模拟、分组谈论的教学方法。出现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教师灌输学生被动的接受，课堂气氛不够活跃等现象。第三，只局限于开设课程以及对理论的讲授，缺乏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社会需求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只能是勉强维持，学科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医学院校对于社会医学课程的培养目标尚未明确，致使社会医学这门课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该学科的师资力量投入不足，教育体系不健全，进而发展迟缓；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对学习社会医学课程的目的认识不清，尤其是以选修课为主的一些学生，多数只重视专业必修课，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并且这门课程难度不大，学生只注重期末考试，不关注平时的学习过程。在社会医学的教学内容方面，虽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核心大纲，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与其他相关学科存在重复的部分，如：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政策以及卫生经济学等，如何与这些学科之间进行衔接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难题。绝大部分高等医学院校没有突出社会医学教学中实践性教学的重要地位，缺乏对医学生综合素质及动手能力的培养，造就了一些只懂得理论却深入不到实际中的“人才”。 2提出的对策及建议 2．1改变教学模式，转变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 由于我校大部分专业的社会医学课程为选修课，不能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建议正确处理选修课和必修课之间的关系，可以考虑取消选修课和必修课之间的区别，以学分制的形式来评价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需要选课，更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改进灌输式的理论教学方法，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对于学生学习结果评价与课堂教学改革相统一，在期末分数上要与平时回答问题及参与的讨论相结合，使考试成绩能够客观综合的反映学生理论掌握和综合运用情况。社会医学实践教学具有较强时代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实践性教学是社会医学教学改革中的重点，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我校的社会医学课程停留在理论讲授的阶段，并未设立实践教学的环节，为了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实践能力，应该增加社会医学的实践教学环节。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将与课程内容有关的科研项目作为专题进行讲授，丰富和充实课堂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初步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2．2强化社会医学精品课程的建设 更新观念，将社会医学课程纳入整个医学教育学科体系中，在教学中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一是覆盖多专业，我校仅在预防、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社会医学作为专业课程开始，虽然临床医学专业中也开设社会医学课程，但是只是作为考查课程，建议在其他专业，如中医、药学等专业也应相应的开设社会医学课程；二是覆盖多学科层次，硕士、本科、专科等都应该涉及社会医学的内容；三是专业学科应以社会医学和卫生管理为主干课程，并且扩展成系列课程。要通过社会医学精品课程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从而达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2．3重视师资培养，组建梯队的教学团队 目前我校设有独立的社会医学教研室，该教研室有3名教师承担着本科的专业课程和考查课程的教学任务，建议积极扩充教师队伍，并对现有的教师进行定期的进修和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学习先进兄弟院校的教学方法及经验。积极参加相关课题研究，加快学科能力的发展。通过积极投身于医疗卫生改革的实践工作，参与相关卫生课题研究，才能获取新鲜知识，研究成果为国家卫生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2．4加强社会医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医学是社会学领域同医学领域相结合并具有交叉性的学科，是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的重要方面。加强医学院校学生社会医学理念的教育，是培养医疗工作者关爱生命的必修课程，同时是全面掌握现代医学模式、克服生物医学模式缺陷与不足的迫切需要。我校应重视加强人文社会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课题规划与经费投入，并重点扶持社会医学的学科建设。 借鉴其他院校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我校的社会医学的建设。也可针对我校的薄弱学科———社会医学，邀请有专长的专家来我校讲学或者外派我校的教师到社会医学发展较好的兄弟院校进修。同时与相关的院校、组织共同开展课题研究；或者积极参加由关院校或其他单位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培训班，开展社会医学的国际学术交流。 作者:萨如拉傅海虹毅和单位:内蒙古医科大学 社会医学论文:日本卫生情况及社会医学 日本在1980年各种原因的粗死亡率为6.2汤，年龄标化死亡率(以1935年的人口构成做标准)为3.6筋，年龄调整死亡率比荷兰(3.9汤)和瑞典(3.9汤)稍低，比加拿大(4.5汤)和美国(4.6汤)低得多。1920年日本年龄调整死亡率为25.2汤，1935年为16.8汤，1950年进一步下降到10.8筋。换句话说，控制了人口构成的变异后，死亡率在过去的60年里下降了85肠。日本总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因为1950年以来，其它国家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戏剧性地变慢了，而日本的死亡率却持续迅速下降。这篇文章将探讨日本死亡率的变化模型，讨论引起死亡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因素及其有关的社会医学问题。 日本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变化模型 期望寿命是一个衡量各年龄组死亡率水平的综合性指标。1921一1925年，日本男性期望寿命为42.1岁，女性为43.2岁，1935一1936年，男性增加到46.9岁，女性增加到49.6岁。到了1980年，平均期望寿命男性已经达到74.2岁，女性几乎达到80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都高。预计到2000年，日本的平均期望寿命男性将达到77.5年，女性将达到82.9岁。日本的年龄调整死亡率从1947年的15.1汤下降到了1981年的3.4汤，下降幅度非常之大。在主要死因中，曾经多年作为日本主要卫生问题的结核病的死亡率已经从1935年的190.5八o万下降到了1980年的3.0八。万，大约下降了98肠。在这期间，其它疾病的死亡率也显著下降，如肺炎和支气管炎从161.9700下降到了1.7筋，肾炎和肾病变从80.9汤下降到了4.8汤，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从16.3筋下降到了2.5汤。脑血管病在1951年至1977年是主要死因。1950年至1965年脑血管病的死亡率保持稳定，但在最近15年也显著下降了。恶性肿瘤和心脏病(主要是缺血性心脏病)的死亡率在过去30年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意外事故死亡率从1970年的38.8八0万下降到了1950年的20.5八。万。1950年，日本的前三位死因是恶性肿瘤(年龄调整死亡率为52.7/10万)、脑血管病(69.7/10万)、和心脏病(54.6/10万)。由此可见，总死亡率的下降在1950年至1965年主要是由于结核病和其它感染性疾病如肺炎、支气管炎和腹泻等死亡率下降所引起的，其次是脑血管病的逐渐下降以及近年来意外事故死亡的减少。1935年至198。年各年龄组的死亡率都下降了，但不同年龄组下降的幅度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在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年龄组之间，后者要比前者的下降速度缓慢得多。有趣的是，50岁以下的各年龄组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是大致相同的，50岁以上的各年龄组也是如此。1950年以前，20一24岁年龄组的死亡率较30一34岁年龄组高，这主要是结核病的死亡率在年青人群中较高的缘故。毫无疑问，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最大。1920年至1943年婴儿死亡率约下降了50肠。1947年，婴儿死亡率约为75汤，而到1950年下降到了7.5汤，在全世界是最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的主要死因发生了很大变化。1950年，婴儿死亡约一半是由于感染性疾病如肝炎、支气管炎和其它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如百日咳、麻疹等)引起的，而到1980年，婴儿死亡的70肠与生产过程，如产伤、窒息、缺氧和其它呼吸道疾病以及先天性缺陷有关。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的发病率也下降很快。]975年，传染性疾病如麻风病、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日本脑炎的发病率不到o一/10万。1950年，白喉的发病率为0.1/10万，伤寒的发病率为0.2/10万，痢疾的发病率为0.8/10万，猩红热的发病率为2.4/l0万。1980年麻疹和百日咳的发病率估计分别为6.1/10万和2.1八。万。麻疹发病率的下降具有周期性，而百日咳的发病率近儿年呈不规则变化。由于发生了2例因接种百日咳疫苗而死亡的意外事故，1975年停止了接种百日咳疫苗，因此发病率出现了回升。后来恢复了预防接种计划，发病率又降下来了。这个特殊变化说明百日咳杆菌在日本仍然存在，疫苗接种是一个有效的预防措施。 日本死亡率下降的决定因素 死亡率的变化总的来说与社会文化、经济和生物医学的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要说明各种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很困难的。日本总死亡率的迅速大幅度下降，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疑是扩大全国的医疗服务、新药的引进、新医疗技术的发展、抗菌素的应用以及疫苗的改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将集中讨论四个因素的作用(1)计划接种和新药;(2)环境卫生;(3)教育和营养;(4)医疗服务设施及有关的因素. 计划接种和新药 二次世界大哉以后，传染性疾病仍然是日本的主要死因，其中以结核病为主。控制结核病曾被作为首要任务，采用了各种措施，如结核菌素试验，在学校、工厂、居民区进行群体普查以发现病例、结核病疗养院的治疗和护理、接种卡介苗等。这些措施曾被保健中心和其它组织严格实行了多年，并且得到1919年颁布的结核病预防法的支持。1936年在全国开展了预防结核病的运动，从1942年起对所有小学生接种卡介苗，从1947年起对结核病人进行登记，从1948年起对所有30岁以下的居民进行卡介苗接种，1952年以后，抗结核药(如链霉素)得到广泛应用，从1951年起对结核病人实行免费治疗和护理，1955年进行了全国结核病普查，从1957年起对结核病检查实行免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其它传染性疾病在日本也十分严重，如痢疾、伤寒、胃肠炎、肺炎和支气管炎，儿童急性传染病如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猩红热和脊髓灰质炎。大部分传染病的危害在实施疫苗、环境卫生和新药治疗的联合计划后都迅速下降。日本1946年开始生产青霉素，1950年初开始广泛使用。抗菌素的产量在1960年至1980年间儿乎增加了50倍，其它药物的产量也逐年迅速增加，其中包括治疗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以及抗肿瘤药。 环境卫生 良好的卫生环境是减少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疾病如痢疾、伤寒和其它腹泻性疾病)的先决条件。1887年，横滨市修建了日本最早的管道供水系统。1890年颁布了管道供水系统法则，1900年实行了污水处理法。但是，管道供水系统当时还仅仅限制在东京、大板、神户、长崎、涵馆和广岛这样的大城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人们认识到了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中小城市及乡镇也修建了管道供水系统。1955年，管道供水系统的人口复盖率为32.艺肠，195。年增力11到91.5%，在4个主要城市为96.9肠，在乡村为87.2肠。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污水处理系统也逐渐普及。1963年开始的第一个5年全国安装计划加速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第五个5年计划正在取得进展。但是，日本现在的污水处理系统人口复盖率仅为30肠，仍然比其它发达国家低得多。处理废物和排除垃圾的服务设施也逐渐开始完善起来。环境卫生的逐渐改善是降低胃肠道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和患病率的重要因素。 教育和营养 1872年，日本教育部的组建促进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兴起。880年实行了四年义务制教育，1908年扩大为六年义务制教育，1947年又改为九年，其中包括对13一15岁儿童实行的三年中学义务教育。1927年就已经有99.5肠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现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为”.9肠，而且接受高中教育的JL童比例从1950年的42.5肠上升到1980年的94.2肠。中学生升大学的比例也迅速上升，男生2954年为15.3肠，1953年日本新雇的职员中只有6肠仅仅完成义务教育，55%的人有高中文凭，39肠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义务制教育的极度普及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可能是日本居民死亡率下降的间接原因。因为卫生教育是正规课程的一部分，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学校教育使学生懂得了改善环境和营养的重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预防接种以及搞好个人卫生。与学校教育有关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学校午餐制的实行。1954年颁布了学校午餐法。午餐法规定免费提供每个小学生一份完整的午餐，包括牛奶、面包和其它食品。中学生中有一半人享受完整的午餐，其它人只有牛奶。由于牛奶计划的实施，学生午餐在1963年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推广，特别是在中学生中。全国中小学午餐制的实行，特别是从1963年起午餐质量得到改善以后，对提高儿童身体素质起到了极其重耍的作用。日本人的传统食物中含有很高的碳水化合物，含脂肪和动物蛋白很少。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工业的迅速发展，食品逐渐西方化。碳水化合物每日人平摄入量从]950年的418克下降到了1980年的313克，同时，脂肪的摄入量从18克增加到了52克，总蛋白质从68克增加到了78克，动物蛋白从17克增加到39克。在这期间，植物蛋白从51克减少到了39克。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人总热能摄入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50年每日人平总热能摄入量为2，098千卡，1960年为2，096千卡，1970年上升为2，210千卡，1980年又下降到2，054千卡。同时，脂肪在总热能摄入量中所占的比例从1950年的7.7%增加到1950年的22.60肠，碳水化合物从79.3肠下降到62.4肠。多年来，日本人的食物中缺乏脂肪和动物蛋白。脂肪和动物蛋白的锤渐增加对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降低死亡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过量的食盐摄入与高血压和胃癌的发生有关，日本人均日食盐摄入量从1972年的14.5克稳步下降到1982年的12.3克。人均日食盐摄入量的减少降低了高血压的发病率，从而也降低了脑血管意外的死亡率。 医疗服务设施及其有关因素 1950年，日本共有5，119个医院，51，349个诊所和24，773个牙科诊所。1980年有医院9，055个，诊所77，611个以及牙科诊所38，834个。1950年平均每10万人有医院5.7个，诊所57.5个和牙科诊所27.7个，到1980年这些数字预计分别增加到了7.7、66.4和33.2。平均每10万人的医院床位数和诊所床位数也从一950年的574.3和127.6提高到1950年的1128.5和246.2。除助产士外，所有其它卫生专业人员的数目都增加了。其中，营养师从1950年的每10万人2一个增加到1950年的每10万人290个，医生从1950年的95，000名增加到1950年的一56，000名，在这期间牙科医生从3r，000名增加到54，000名，药剂师从52，00。名增加到116，000名，公共卫生护士从12，000名增加到一s，000名，护士从130，000名增加到457，000名，营养师从一s，000名增加到335，000名，助产士从55，000名下降到26，000名。卫生服务设施和卫生专业人员的增加逐渐改善了卫生服务质量，提高了健康水平。这是死亡率下降的先决条件。国家卫生政策，如1961年开始的国家健康保险制度的实行，1973年对老年人，结核病人及精神病人实行的免费医疗等，也有利于卫生服务质量的提高。二次世界大哉以后，日本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国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促进了卫生服务质量的改善。 死亡率的变化引起的社会医学问题 近几年来，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社会人口的重大变化。预计2000年，日本的期望寿命男性将达到77.5岁，女性将达到83岁。这必然造成老年人口的增加和疾病结构的变化。因此，日本的卫生政策也不得不做相应的改变。下面将对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重要社会医学问题进行讨论。1920年，日本的老年化指数为1准.4肠，1950年稍有下降(为13.9肠)。然而到197。年，老年化指数迅速上升到29.4肠，1980年进一步上升到38.7肠。到2000年和2020年，预计老年化指数将分别达到88.6肠和130.5肠.换句话说，1950年，老年人口仅为儿童人口的14肠，1980年约为40肠，到本世纪末，劳动人口将要负担几乎两倍的老人和儿童。衡量老化的一个更常用的指标是65岁及以上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即老年人口比例。这个指标1920年为5.3肠，1950年为4.9肠，1960年为5.7肠，1970年为7.1肠，到1980年已经上升到9.1肠。预计2000年将达到15.6肠，2020年将达到21.8%。这个指标从8肠上升到14肠在日本要花25年时间(1975一2000年)，而英格兰需要46年，瑞典需要80年，法国需要125年。虽然老年人口增加在发达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老年人口比例的超速上升在日本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老年夫妻或单身老人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显然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医学问题，如住房困难、工作机会减少，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增加等。 老年人口的增加 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已经造成了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日本的老年人口指数1920年为9.0肠，1965年略有升高，为9.2肠，然而到1980年，猛增到了13.5%，预计2000年和202。年将分别达到23.3肠和35.5肠。老年人口数与儿童人数之比为老年化指数，是一个衡量老化的指标。 卫生和社会服务费用 日本卫生福利部的费用占总预算的比例1960年为10.5%，1980年上升到了19.1肠.卫生福利部的经‘济预算，1960年40肠用于社会保险，27肠用于救济穷人，16肠用于公共卫生活动。费用的分配情况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于老年人福利事业的费用大约增加了10倍。近年来，政府用于社会保险、养老金和国家健康保险的经费约占卫生福利部总预算的60%。这些变化与老年人口的增加是相联系的。当然，比老年人口问题出现更早的疾病谱的变化也导致了对不同问题的讨论，如成年人疾病和精神紊乱等.近三十年来，日本县一级的公共卫生活动(除传染病的预防外)的经费增加了。地方政府用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开支一半以上用来建立公共卫生设施，如管道供水系统和污水排泄系统以及废物处理设施等。1955年与198。年相比，日本每户的月消费从26，786日元增加到了252，263日元(1950年约为1950年的10.5倍)。同时，每户的医疗费也从506日元增加到5，771日元(1980年约为195。年的11.4倍)。但医疗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1955年为1.9肠，1965年为2.2帕，1975年为2.1呱，1980的为2.0%。医疗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的稳定，说明个人从社会和健康保险计划中得到的津贴增加了。因为在这期间，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费用大量增加了。 国家卫生政策和疾病控制计划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日本卫生计划和政策的方向已经从传染病转化到慢性病，从对单个疾病的控制转化到对多个疾病的控制，从治疗转化到预防，近几年甚至从预防疾病进一步转化到增进健康.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疾病控制的目标主要是传染病。通过普查发现病例，对病人进行治疗和护理以及预防接种是控制结核病的三大法宝。有效的疫苗和预防接种措施用来对付儿童传染病。改善环境卫生对降低发病率和减少消化道传染病的死亡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些严重传染病，如霍乱、鼠疫、牛痘、斑疹伤寒和狂犬病在日本已经被彻底消灭.其它传染病，如副伤寒、痢疾、日本脑炎、脊髓灰质炎、疟疾、破伤风、炭疽、白喉、流行性腹泻和蛔虫、烧虫、钩虫或绦虫、丝虫等寄生虫病的发病率现在都在0.1/10万以下。控制传染病的计划曾经用来指导在某一时期内消灭某种传染病。慢性病和退化性疾病，如中风、高血压、心脏病和癌症的出现不仅迫切需要治疗和护理计划，而且也需要采取研究和预防行动。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日本在2955年、1960年、1963年和1979年对恶性肿瘤的发病率进行了调查，在1961一1962年和197一1972年，以及1950年对循环系统的发病率进行了调查。1965年，日本制定了癌症控制计划，并且实施了五项措施:(l)加强教育和情报交流;(2)群体普查;(3)建立肿瘤中心;(4)培训肿瘤专家;(5)加强对肿瘤的研究。1969年，日本开始实施中风预防计划，包括通过群体普查发现高血压病人，对病人的治疗和护理以及卫生宣教等措施。随着这些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卫生福利部从196三年起将一部分预算专门用于癌症的控制，从1973年起对预防中风也拨了专款。卫生福利部为癌症控制计划1965年拨款13亿3千万日元，1970年33亿6千7百万日元，1975年l百亿零4千万日元，1950年147亿8千8百万日元，1982年182亿2千7百万日元。1965年91肠的费用用于建立医疗机构，但1980年用于建立医疗机构的费用只占77肠，而在这期间用于癌症研究的费用则从9.0肠增加到了10.6肠，用于预防性群体普查的费用则从O肠增加到7.2%。卫生福利部也为中风预防计划拨了专款，1973为]7亿9千8百万日元，1975年为29亿4千6百万日元，1950年为126亿4千7百万日元，2982年为一30亿l千8百万日元。1952年，中风预防计划的费用83肠用于建立医疗机构，15%用于预防性的群体普查，2肠用于研究。这些计划的成功可以通过复盖人群的迅速增加和死亡率的相应下降得到证明。965年，对567，000人进行了胃癌普查，1970年普查2，165，000人，1950年普查3，830，000人。1965年对95，000人进行了官颈癌普查，1970年普查了748，000人，1950年普查了2，444，000人。胃癌的调整死亡率1965年与]980年相比，男性从46.3/10万下降到31.4/10万，女性从25.5八。万下降到x9.2/10万，子宫癌的年龄调整死亡率1965年与1980年相比，从11.0八0万下降到了5.5/10万。同样，通过测量血压筛选高血压病人的人群复盖面积也逐渐增加，1965年为1，488，000人，1970年为2，57一，000人，1950年为7，160，000人。心电图检查的人数也迅速增加，1965年仅为255，000人，1970年为e23，000人，一950年为1，6es，000人。同时，中风的年龄调整死亡率1973年与1980年相比，男性从111.2/10万下降到72.9/20万，女性从95.4/10万下降到67.2/10万。除胃癌和宫颈癌外，癌症控制计划还包括其它部位的癌症。在中风预防计划中，不仅包括中风，而且也包括高血压、心脏病、肝病和糖尿病。因此，这些控制计划是多向性的，并且主要集中在二级预防。1982年，中风和癌症控制计划在新的法规下互相结合起来了。这些法则制定了6个主要活动:(l)健康记录簿(”healthnoteb0Ok，’)的分类;(2)卫生宣教;(3)健康咨询;(4)医学检查;(5)康复;(6)对卧床病人的家访。对所有40岁及以上的人提供这些服务(宫颈癌普查的对象为30岁以上的妇女)。这些服务现在已经在日本全国推广。根据1983年的全国健康调查，全国随机抽取了16，000个家庭。年龄在20岁以上的53，000个调查对象中68.2%的人在1982年进行过一次或多次医学检查，进行过检查的人中54肠的人有血压记录，46，3%的人有尿化验记录，23.0肠的人进行过胃的X线检查，49.6肠的人进行过胸部X线检查，13.8肠的妇女进行过宫颈癌检查。从这些医学检查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人具有高度的卫生知识，在对成年人疾病预防和增进健康中，他们能很好地与医学工作者合作。 展望 日本现在经济繁荣，总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都较低。但是也面临老年人口增加带来的严重社会医学问题。由于传染病得到了控制，现在慢性病患者相应增多了。同时，医疗卫生费用、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费用也迅速增加。日本已经建立了对付这些问题的官方机构。随着这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在不远的将来，将对机构的效果从社会医学的角度进行评价。对付其它基本卫生问题的国家卫生政策应该保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效益，保证医疗技术、公共卫生和福利以及细致的促进健康活动(包括初级预防和加强专题研究)之间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协调。在医疗卫生保健促进政策中，国家政策保险制度的作用如何?这需要对国家健康保险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价。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对国家健康保险制度进行部分或全部改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使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制度在日本协调合理，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目前社会医学状况的认识是合理调整卫生政策的关键，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促进派。在社会医学现状相近的国家之间，进行这些问题的情报及研究成果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医学论文:江西省“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建设的体会与实践 摘要： 如何加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学科带头人谈了五点有关学科建设的实践体会，其中凝炼发展方向，建立“学科特区”，加强队伍建设是核心。 关键词： 重点学科；学科建设；实践体会 0引言 学科（disciplinary）一般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而学科建设（disciplinary development）是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所进行的构建发展规划、凝炼发展方向、组织创新团队、重组技术力量、合理分配资源，规范学术行为，加强人才培养、开展科学研究等诸多推进学科发展的行为。是承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平台。“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科于2006年江西省政府学位建设办公室批准为省级“十一五”重点学科，该重点学科亦是江西省乃至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唯一的重点学科，属管理学学科门类中的二级学科（学科代码：120402），依托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进行建设与管理。该重点学科建设5年来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在全体学术骨干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科研成果，人才培养有了长足的发展。近5年已招收硕士研究24名。主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课题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级课题和省级课题8项，厅级课题15项，完成“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研究课题和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课题共11项。主编论著、教材6部、副主编3部、参编5部，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5项。研究成果曾在《江西日报》、《中国医药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网站、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网站等20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我作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带头人，现将对该重点学科建设的实践与体会汇报如下： 1要明确学科概念，理清建设思路 加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建设，对于学科带头人来说，首先是要明确本学科的概念或定义，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技能，结合本单位或本部门的技术力量和学术优势，勾划出本学科的发展框架，理清本学科的建设思路。“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是由“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两个学科组合而成，两个学科可相互独立，又可相互交融。社会医学是研究居民健康状况、特征及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与社会卫生有关问题，探究危害居民健康的主要社会因素，制定改善社会卫生状况的措施，促进和提高人群身心健康、社会活动功能和生活质量的一门学科。其核心是研究社会因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医疗卫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卫生事业管理学科是研究卫生事业现状、发展规律、科学管理和评价理论及方法，保证卫生安全，预防控制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一门学科。其内容包括卫生法规、卫生政策、卫生监督、卫生经济、卫生资源、卫生计划、卫生评价、卫生服务、卫生人力、卫生组织中的卫生服务研究与评价，区域卫生规划理论和操作性研究，医院管理的研究与评价；工业卫生管理、乡镇企业卫生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与卫生监督执法等。 如何勾划“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的发展框架，理清其建设思路是学科带头人的首要工作。我根据学科建设依托部门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术特色和技术力量，挖掘全校与本重点学科建设有关的学术力量，结合学科建设“金三角”（高水平的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水平的学位建设），构建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的建设思路见下图。 2要认清建设意义，明确建设任务 学科建设是高校一切建设工作的灵魂，因为它涵盖了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大主题，不仅是统辖我学的中心工作、龙头工作，而且也是助推各院（部）的基础工作、核心工作。其任务包括确定学科方向、选拔学科带头人、组建学科梯队、调整学科机构、建设学科基地、营造学科氛围、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位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建设的任务：主要是为促进江西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经济的研究与发展服务，为预防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对特殊人群心理减压提出有效的方法和指导，为政府在卫生领域方面作出决策和进行科学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目前江西建设这样一个重点学科，对研究江西4400多万人民的卫生管理问题、社会因素与人群健康问题，对促进江西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卫生经济的研究与发展，提高江西人群的健康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3要组织创新团队，凝炼发展方向 我校是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在普通本科院校中对于一个具体的学科或院（部）而言，我认为要建设好一个重点学科首先是要建立学术或学科团队，因为学术团队是一个学科发展的载体,学科发展必须以学术团队为依托。如何建立“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团队，这是我与学科建设依托部门经济与管理学院首先考虑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把所学专业相近、研究方向基本相同，具有一定科研能力和研究基础的学术骨干教师，组成不同的学术组织即创新团队，根据其研究方向和前期成果特色，凝炼成若干个研究发展方向，争取逐步发展成为二级学科、以达到完成一级学科的建设目的。凝炼研究方向要瞄准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卫生管理的需求，将科学研究与我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政府需求联系起来，主动为地方政府经济建设和政府部门服务，帮助政府部门解决卫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得到当地政府或行政部门的支持，这样研究方向才能落到实处，得到可持续发展。本重点学科在建设的第一年已凝炼出三个研究发展方向，即卫生管理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王素珍教授）、卫生经济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袁杰教授）、医学心理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余琳教授）。经过4年研究与学科建设后，现已向“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发展的研究方向逼近，已凝炼出4个研究发展方向，即药事管理、卫生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医学教育管理，目前已在这四个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 4要制定发展规划，落实年度计划 围绕重点学科建设总体目标，制定好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建设总目标为：突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建设特色，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努力培养适应未来卫生事业管理发展需要的、具有社会竞争力的卫生管理人才；以卫生事业管理与卫生政策研究为中心,突出医药卫生经济和药事管理研究为特色，使重点学科建设成果能更好地服务卫生事业，为实现学校“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思路作出贡献。5年来本学科建设紧扣这一总体目标，为要保证学科建设卓有成效,不仅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重点学科5年发展规划，而且还要制订好了为实现发展规划的历年年度工作计划。学科发展规划只有付诸实施,才能产生实效。学科发展规划的实效性,不仅取决于规划本身的合理性,更取决于规划实施的科学性，对学科建设规划目标进行分解，每年应完成的任务，认真落实年度计划的可行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规划一旦制定出来,就要着手付诸实施，把年度计划工作落到实处，逐年完成预定的目标和任务，学科建设的5年规划才能实现，预期的建设目标才能达到。 5建立“学科特区”，加强队伍建设 加强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如何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平台，以学位点发展为舞台，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培养学术梯队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5年的学科建设能否形成学术梯队，学科带头人负有重要的责任。为了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利用学校给重点学科建设资助的有限资金，选送老师参加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学术会议，请专家进门作学术报告，平时尽可能多开展学科建设活动，组织老师参加社会调研活动，推进老师学术水平的提升。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培养学术梯队，要做到学科带头人和各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后继有人，选好苗子，建立“学科特区”，有意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为他们创造条件，在学科带头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学术上进行引导，在选题立项和科学研究方面多指导，在学科建设经费上多支持其参加学术交流，在外出进行社会调研方面多提供机会，在培养硕士研究生方面,让其有更多机会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使他们有更多的交流、学习和实践机会。现在“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重点学科后继有人，有中年学术骨干主持研究国家项目，有青年学术骨干主持研究教育部和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学术梯队已基本形成。 总之，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要有清晰的思路，制定好科学的规划，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凝炼出学科发展的方向，建设好一支队伍，培养一批骨干，建立“学科特区”，铸造学术梯队，多为别人着想，多为别人奉献，尽心尽力，成果共享，只建内涵，不追光环，这就是做一个学科带头人的体会。 社会医学论文: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医学人文教育途径探索 【摘 要】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一种崭新的模式，这种医学模式下的现代医学教育不仅包括专业知识的传授，还必须涵盖人文精神的培养。本文直面高等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现状，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同时，以《医学发展史》课程教改方案为例，为探索医学人文教育的实施途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 【关键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学人文教育；医学发展史；课程教改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同于传统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生物医学模式，是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崭新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提倡健康与疾病的划分标准应综合评估生物、社会、心理三种因素，相较于人的生物生存状态，医生更应重视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心理健全状态[1]，重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这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高校医学教育赋予了更深的内涵。 一、医学人文教育途径探索的意义 （一）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的必然举措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中发[1999]9号）明确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为目标的素质教育是深化教育改革的核心工程。2008年颁布的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印发《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的通知严格规定：医学课程计划中必须包含文学艺术类、医学史等知识内容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必须包含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等知识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二）实现医学发展最终目标的现实需要 从医学所服务的对象――病人而言，在身心遭受创伤和挫折时，医生的功能与权威不断膨胀，成为脆弱时的救命稻草，因此，病人对医生产生了更高的期待：身体的疾病需要被医治、心理的需求需要被满足、心灵的安慰需要被给予。从医学教育所培养的对象――医务工作者而言，单纯医治病人的身体疾病，忽视病人的心理需求，治疗效果是短暂和有限的，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触因之一。 （三）促使医学生树立人文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高等院校在医学专业学生中开展人文教育，可以促使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树立人文主义世界观、价值观，避免唯医学论、唯技术论。医学在人文科学的道德框架内，健康有序高效运行，医学生在人文精神的正确指引下，合理对待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二者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才能迎来风清气正的良好医风。 二、以《医学发展史》课程为例，直面高等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现状 当前，重技术轻人文成为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医学发展史》作为人文教育课程之一，极具代表性。 （一）课程地位弱化 医学教育的主要教学计划未涵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这是课程地位边缘化、弱化的主要体现。以《医学发展史》为例，众多人文教育课程仅仅作为专业限选课、任选课而非必修课。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医学教育思想滞后于现行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仍受传统的生物医学教育模式限制。在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指导下，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所涉及的领域成为医学生的核心课程。五年时间要求医学生掌握如此繁多的知识和技能，其压力之大，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倘若再开设若干门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这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为应对这一难题，医学人文教育课程“理所当然”地被划入了边缘行列。 （二）课程学时有限 医学人文课程的开设遭遇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学时有限。以《医学发展史》为例，该课程总学时16个课时，受内容和学时限制，全部采取理论教学模式。就学时而言，相较于国外高等院校，我国只能望其项背。如美国和德国，医学人文课程占所有课程的总比重高达20%-25%，英国和日本也已达10%-15%，而我国不仅开设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偏少，而且课程学时比重极低，约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意识形态课程以86%的比重，高居人文社科课程榜首[2]。 （三）师资力量短缺。 当前，我国的教师队伍不能满足医学人文教育的要求。教师无论在数量还是业务素质上都存在严重缺陷，单一学科背景的教师居多，其中又以文科和医科专业为主，跨学科知识结构的教师较少，通晓心理学、社会学、史学、哲学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以《医学发展史》为例，本课程专兼职老师共四名，具有医学背景的教师三名，史学背景的教师一名，而兼具医学与史学背景的教师空无一人。 （四）教学内容空洞。 目前开设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内容沉旧落后、空洞乏味，多偏重于向学生灌输概念、理论，知识缺乏实用性和实效性。人文教育内容与医学技能实践相背离、相脱节，从而导致人文精神、人文知识在医学生中不受理解、不受重视。同时，临床专业学习前期所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居多，且不能一以贯之，因此，教育效果不佳。以《医学发展史》为例，该课程在大二一期开设，内容包含医学伦理知识、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三部分，授课重点以要求学生掌握人物事迹、代表著作、学术思想等为主。 三、以《医学发展史》课程教改内容为例，探索医学人文教育改革路径 （一）《医学发展史》课程教改目标 1.思想转变 改变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下，重技术轻人文的医学教育现状，介绍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倡导医务工作者更多的关注患者的社会属性，力争实现医学教育的改革。 2.观念指引 通过医学人文教育课程的开设、转变、完善，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用行动践行“大医精诚”的从医业医真谛，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民族美德，从根源上铲除医患关系紧张的症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行动落实 医学人文课程确实存在不受重视、课时不足的现实情况，但也存在现有学时没有有效利用的主观原因。积极推动医学人文课程改革，加强人文课程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丰富教学方式方法，完善学生课程考核体系，用一点一滴的行动使医学人文精神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品质追求。 4.环境影响 校园文化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着第二课堂的功效，人文教育教师在无力改变课程设置的现实情况下，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平台，发挥其载体作用，就成为其不二选择。 （二）《医学发展史》课程教改内容 1.教学手段的改进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资料的丰富为《医学发展史》课程教学手段的改进提供了契机[3]。多种教学演示软件的引入，克服了传统板书教学呆板、抽象的弊端，为课堂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医学发展史》内容所涉及到的典型人物、代表著作等都可以通过图片、影像等形式直观展示，从而既增加了内容的趣味性，又能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知识内容。通过教学手段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了课堂教学效果。 2.教学方法的改进 《医学发展史》课程是按照历史演进顺序进行授课的，医史知识、医学理论虽散布于历朝历代，但彼此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反而存在着积淀、利用与发展的密切关系。揭示蕴含在医史中的医学发展规律正是本课程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所在。 3.教育平台的拓展 通过课内采用多样的方法传授知识，课外采用丰富的活动验证知识的方式，拓宽教育平台。充分利用医学人文教育讲座、演讲比赛、辩论赛、社区见习、暑期三下乡活动、雷锋月、四进社区等实践活动，拓展医学人文教育平台、充实医学人文教育内涵、创新医学人文教育手段，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医学人文精神培育中的载体作用。为此，我们对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进行了明确规定，并纳入到考核成绩中去。要求学生本学期聆听医学人文教育的讲座不少于两次，本学期所参与的课外医学人文活动凭证明给予相应加分。同时，举办两次课外活动――《燃中国梦、铸医学魂》演讲比赛和《医德、医术，孰轻熟重》辩论赛，对参与活动的学生及获奖学生给予相应加分。 4.考核方式的改进 以往闭卷测试的指导思想是考核学生对人物、事件、书名、学术思想等基本知识点的掌握。学生由于对识记性知识缺乏理解、难于运用，不能准确完整记忆的情况常有出现，导致本门课程通过率不高。因而，作为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考核方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即将考核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最后总分源于四种评分标准。第一阶段为闭卷测试，采用名词解释、简答、论述三种题型，测试时间不定， 缺考者以0 分计算，这一阶段得分占最后总分的20%，。第二阶段为专题讨论，对学生专题讨论中PPT制作、讲授内容、语言表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这一阶段得分占最后总分的20%。第三阶段为课外活动，通过举办相关学术讲座、演讲比赛等活动，对学生的出勤情况、参与情况、获奖情况统计得分，这一阶段得分也占最后总分的20%。第四阶段为开卷考试，以撰写论文替代传统的答题方式，这一阶段得分占最后总分的40%。 5.教学反馈机制的建立 以往的经验证明，评价一套教改方案的优劣得失，最有发言权的点评者就是接受改革的学生，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因此，我们紧紧围绕学生满意课堂、学生满意教师、学生满意课程的目标建立教学反馈机制，在每一届接受改革方案的学生中，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开展学生代表座谈的方式，对《医学发展史》教改效果开展调查。对于学生反映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于学生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行采纳和使用，真正使教改成果惠泽于学生。 （三）《医学发展史》课程教改心得 《医学发展史》课程教改立足于四项创新机制，即教师的重点讲解、学生的专题讨论、校园文化平台的搭建、四种考核方式的调整，探索在各种不利因素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医学人文教育课程的功效。 1.课堂教改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课堂教改实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转变，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体、多媒体技术成为了传授知识的载体。课堂教改扭转了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局面，学生的每一次参与、每一项付出、每一点收获都会通过分数的形式得以肯定。专题讨论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收集、归纳、提练、运用知识的能力得以提升。师生间的良性互动，极大得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课堂教改增强了教师提升专业水平的紧迫性 课堂教改使教师的授课时间大幅缩减，这就要求教师精减上课内容、突出教学重点，同时，还要兼顾医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因此，教师不能再满足于传统的教条式、填鸭式教学，在授课过程中巩固专业思想，正确理解继承和发扬之间的关系，将专业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融会贯通，这对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专题讨论激发了学生思维的活跃性 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专题讨论环节，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了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锻炼了学生的交流沟通能力、培养了团队协作意识。课堂上的自由讨论，更是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促使了新思路、新观点的诞生。 4. 校园文化平台的搭建营造了人文教育氛围的浓厚性 以讲座、演讲比赛、辩论赛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校园文化平台，营造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人文教育氛围。学生在组织参与课外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理解了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避免了师长强制要求所导致的抵触情绪[4]。 5. 考核方式的调整改变了投机取巧应试方法的偶然性 四个阶段的考核过程、四种来源的评分标准，要求学生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参与到课程学习中来，有效避免了学生平时无所事事、考前临阵磨枪、考后全部忘光的应试方法。 四、结语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虽提出已近半个世纪，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根深蒂固。高校医学人文课程不受重视，学生学习效率低、学习效果差，医学人文教育教师队伍在数量和业务素质上都存在不足，这与高校强调高素质、实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相背离，也对高校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转变医学教育重技术轻人文的传统观念是医学人文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医学发展史》教改探索对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发挥最大的教学效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社会医学论文:社会医学课程开放式教学模式探讨 【摘 要】通过教改课程的实践，探讨开放式教学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实践认为，开放式教学法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但是学生的学习惰性和旧模式的“惯性”制约着开放式教学的效果。教学组织过程中也发现前置课程设计不足、教师主导权受限等影响开放式教学实施的桎梏。 【关键词】开放式 教学模式 社会医学 开放式教学的核心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把关注人的发展作为首要目标，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环境，提供给学生充分发展的空间，从而促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探索过程中，各方面素质得到全面发展。开放式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它更是一种教学理念。社会医学是社会学和医学相交叉的学科，它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研究社会卫生状况及其变动规律，以及如何改善社会卫生状况，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措施。随着疾病谱和死因谱的转变，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深入地了解各种社会因素影响疾病和健康的规律及特点。为了提高社会医学教学效果，达到社会医学培养目标的要求，我们尝试了在公共管理专业进行社会医学开放式教学模式的改革，以期对该课程教学模式做出有益的探索。 一 具体做法 1.构建教学环境 开放式教学环境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与其认知结构相适应的环境，采取“任务驱动”的方式提供互动的教学平台。抽签分派教学主题，每组一个主题。 2.开放教学内容 以教学大纲、培养目标为中心，以相关知识为辅，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医学》课堂的主人，角色变换，不再停留在“听”和“问”的学习状态，而更多的是课前的“查”和“议”以及课堂中的“讲”和“辩”，尽可能地扩大汲取社会医学理论知识的范围。 3.开放教学组织 以问题为中心、以社会医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开展社会调查实践，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针对性、应用性增强，在实践中教学，在教学中实践。开放式教学提倡多元化教学，理论研讨、社会调查、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课堂教学由“学生组”为单位组织专题讲座，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教”和“学”中。 4.开放教学评价 教学是渐进的过程，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实施教学评价。开放式教学中，评价方式是多样化的，将基础能力评价（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与创新能力评价（学生灵活运用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结合，将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最终个人成绩核算方式按照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主持讨论主题占20%，其中学生互评占50%，教师评分占50%；实践占10%，由教师评价）。 二 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自学能力是人的基本素质，开放式教学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能给每个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和成功的机会，提高学生的“终生学习”能力。因为开放式教学在课堂上没有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除了教材内容外，往往会因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加以调整，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自学能力。 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是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如何激发学生对社会医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培养高级的跨世纪管理人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代之以启迪思维、培养能力、传播方法为主的开放式教学模式，是不断完善教学模式的重要途径。 三 实践总结 1.开放式教学增加了课堂趣味性，培养了学生自学能力 社会医学研究社会因素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理论内容与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健康问题和社会现象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让学生结合自身实际自由发言，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通过以小组为单位组织专题学习讨论，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精神、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通过主持发言和讨论，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积极思考，同时又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社会医学理论源于生活实践，对于浅显易懂的章节内容，在教学中设置为课外自学，学生可以结合查阅的相关文献资料，写出自学心得或小论文。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又使学生对课本中的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2.理论联系实践，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社会医学研究和评价方法重在实践，为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学以致用，开放式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结合热点主题，运用所学的知识设计调查问卷，找寻问卷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问卷设计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知识，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强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通过实践调研也丰富、深化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3.存在的问题 开放式教学的成效是肯定的，值得进一步推广，同时也暴露出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1）部分学生对学习的目的认识不清，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在团队学习中消极懈怠。（2）学生在长期的教师主讲的教学模式中形成的惰性和惯性思维，难以很快适应新的教学模式的要求，尤其是在过渡期，甚至对开放式教学模式存在抵触。（3）教学计划管理过于死板，教师协调权受限，教学实践开展不足，很难开展实践课程，导致学生理论和实践脱节。（4）医学模式的变化和积极健康观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管理类学生开设社会医学，其他医学生并未开设该课程。（5）前置关联课程的设置存在一定的脱节，知识衔接不够。 4.建议 积极健康观和现代医学模式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医生必须具备健康教育、卫生管理、社区卫生及预防医学知识，了解社会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社会医学的教学目的是使未来的医学技术人员和卫生管理人员初步建立起社会医学观念和思维模式，树立整体医学和大卫生观念，以现代医学模式指导医疗卫生实践，以提高卫生服务质量和改善人群健康水平，因此，建议在各医药卫生类专业均开设该课程。 改变僵化的教学管理制度，赋予教师主导教学模式的权限，创新教学机制。加强实践教学，通过调查设计、调查实践、调查总结、参与具体的社会医学服务过程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对课程和学科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合理设置医学类前置相关课程，做好知识的衔接。合理设置文献检索相关课程，增加网络信息查询方法，使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造自主学习的良好环境。 针对部分学生的消极懈怠以及长期形成的惰性和惯性，教改之初宜放慢进度，让学生逐渐适应，并辅之以必要的心理疏导。也要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适时改进教学方式，更应坚持正确的方向，毕竟新生事物是在阵痛中分娩的。 总之，教学活动作为一项多部门协同的活动，需要教学相关单位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协作，否则任何改革都难以成功。为实现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目标，社会医学课程开放式教学模式的改革同样需要教育管理决策者和职能部门以及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 社会医学论文:PBL教学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和问题探讨 摘要：传统的教学方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很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动机和兴趣，PBL教学法以问题为基础，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我校社会医学学科在实践课中实施PBL教学模式，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并且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进一步开展PBL教学奠定基础。 关键词：PBL教学；社会医学；教育改革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是基于问题的一种学习方法，它强调以问题为向导式的自主学习。与传统的授课式教学相比，PBL教学法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其设计理念、实施方式及评估体系更加先进和科学，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质量、增进教学效果。目前，PBL教学法已经成为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新型教学模式，我国有许多医学院校正在逐渐尝试这种教学方式。本文详细阐述PBL教学在我校社会医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PBL教学法的起源 20世纪20年代，美国医学界发现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很多问题，枯燥乏味的教育模式容易使教师失去教学的激情，更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尤其是“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往往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同时，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使学生逐渐丧失了学习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1969年，在加拿大德麦克马斯特大学，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首次把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结合起来，在教学中给学生提供提问和参与讨论的机会，在医学生中开设了一种可促使学生自主讨论问题、学习问题的教学模式，即PBL模式。与传统的教学相比，PBL使学习者自主地构建起宽厚且灵活的知识基础，发展有效的问题解决技能，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二、社会医学需要实施PBL教学法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高等教育趋于大众化，高校需要更新教育观念。因此，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创新性人才、促进教育教学水平和提高培养人才质量显得尤为紧迫。然而，要改革教育教学方式，转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是关键。我们要打破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模式，将学生看作为学习的主体，把教学过程看作是教师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将探讨科学知识的过程看作是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创新知识和培养能力的过程。社会医学是一门医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它主要研究社会因素和健康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制定社会保障措施，保护和增进人群的身心健康。但是，因其理论性过强，采用的传统式教学方法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以往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直线型“满堂灌”式教学限制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学生对教学内容往往缺乏深入思考，很容易停留于表面，不能从学习中汲取深刻的认识。在教育创新的大背景下，社会医学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我们教育教学的重中之重。创新能力是技能、能力等智力因素和动机意志、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综合体现。创造力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培养训练和环境熏陶等方式得到提高与挖掘。PBL教学改变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的束缚，学生不再是“知识容器、考试工具和分数奴隶”，而是教学的主体。新的教学模式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发展学生综合思维能力和学习技巧，锻炼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思维及能力。 三、社会医学教学中PBL教学法的核心理念和实施方法 PBL是一种模式课程，它有自己独特的组织形式、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是一种综合的课堂形式。它透过驱动问题强调解决方式而不是单纯地获得知识。然而，解决问题又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一个载体。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了必要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正确的临床思维和推理方法，培养自学、团队合作、沟通交流等能力，这才是PBL的根本目标。PBL是一套学习情境设计完整的方法，它有以下五大特征。 1.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学习，这个问题被称为驱动问题（driving question）。 2.学生在一个真实的情境中对驱动问题展开探讨，解决问题的过程类似学科专家的研究过程，学生可以在探讨的过程中学习该问题背后的理论知识和应用学科思想。 3.教师、学生以及社区成员为团队成员，他们共同参加协作性的活动，通过分享自己学习的知识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4.学习技术给学生提供了平台，促使学生在讨论活动中提升自学的能力。 5.学生通过协同可创造出解决问题的可行产品，可称为制品，是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成果，可公开分享。 在我校，社会医学教学中PBL的具体实施方法为：实践课为16学时，每次4学时。因此，教师设置了4个主题，每个主题中设计5～6个题目，题目以描述某个知识领域内能引人注意的发现或者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医学现象为设计基础。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并自由结组，尽量保证每组学生数量的均衡。在导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查阅文献了解与问题相关的理论知识，自己分析问题，并尝试分辨出问题所隐含的相关真相，从而把这个问题再现出来。学习小组完成一个学习周期后，总结本组题目的内容，以PPT的形式在实践课中呈现出来，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学习和讨论。这在4个不同主题的陈述过程中，要求每位同学都有发言的机会，以保证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学生们互相交流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后，相互合作协商，提出最初解决方案。导师根据学生们解决方案中的不足再设定学习目标，大家再讨论修正解决方案并设定下一步的学习目标。通过不断重复学习的周期，学生可以获得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可以获得自学技巧等。 四、PBL教学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发挥的作用 1.自主选题，激发学习动机。明确一门学科的学习目的是形成提高学习动机的必要条件，由学习目的启发学生把学习看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对学习动机的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PBL教学法在社会医学的实施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题目，而兴趣是维持学生持久学习热情的决定因素。同时，自主选题也会使学生产生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等，这些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而且，教师的肯定、鼓励和适当的竞赛等手段也对激发学习动机有着很强的推动作用。 2.参与其中，培养自学能力。学生选择题目后，自行查阅相关文献，主动探索相关知识，带着问题和兴趣去学习，有较强的参与感。同时，通过小组内知识的分享和讨论，这进一步培养了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兴趣。 3.知识分享，促进教学相长。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获得相关知识，在课堂上以PPT形式进行汇报。这个过程也是知识分享的过程。每位同学均可借此扩大自己的知识圈。同时，这个过程也可以帮助导师扩充知识，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五、PBL教学法在社会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仍无法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最初实施PBL教学的时候，学生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仍被动地等待导师布置任务。他们自主查阅资料不积极，表现得无从下手。在PPT汇报时，他们依然无法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对于上台汇报表现得不自信、不知所措。针对此情况，导师需经常鼓励和指导，以增强学生的信心和学习自主性。 2.问题设计需更加严谨。驱动问题的设计是PBL教学法实施的关键步骤之一，它决定着PBL的实施效果。问题必须是学生在其未来专业领域可能遇到的真实案例，同时又要求问题要具有一定的深度，可以让学生有深入挖掘的兴趣和动力。但是，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问题的设计往往受限于指导教师的专业水平。因此，学校应进一步加强教师的学识和能力，培养其成为能够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领路人。 3.师资力量不足，学生遇到问题无法及时解决。一般情况下，学习小组由6～8名同学组成，每组应配一名指导教师全程为学生答疑解问，以便提高其学习效率。但是，因为师资力量的限制，学校往往不能做到每组都配有专职教师为学生指导，只能由一名教师指导全班同学的学习过程。因此，很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延误学习的进程，甚至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们要转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大力量培养专职教师，使更多的教师拥有更多的知识领域，有能力指导学生适应PBL教学模式，使其能够在这种新的模式下掌握自学的能力，提高学习的效率。PBL教学法有很多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机，加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扩充了师生的知识领域，提高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但是，由于新型教学法和我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为了让师生能够尽早接受并适应PBL教学法，我们仍需做很多工作，如加大师资力量，培养更多的优秀的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采用多种手段鼓励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等。 社会医学论文:当今社会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精神反思与重建 摘要：就目前暴露的各种医患关系、医德沦丧等社会问题来看，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作为高层次医学专业人才，加强人文教育，以及保证产出具备高素质和高尚品格的“人类健康的工程师”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本文从当前医学类高校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现状以及硕士研究生的社会角色进行分析，得出加强人文教育对其人文精神培养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来重塑当代医学类硕士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医学；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 教育应该从人本性的角度出发，把人文教育置于教育的关键层面。如今的高校不断的扩招，研究生人数攀升，与之对应的医学类硕士研究生比例也不断增多。作为选择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毕业后担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对于医学的人文教育而言，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医德，医德是医学教育的基石，是临床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目前，我国医学院校研究生素质教育的课程安排时间还远不能对研究生进行系统的医德教育。作为高层次医学专业的人才来说，良好的职业道德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对于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势在必行。 一、关于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的现状分析 1.从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看人文教育现状。人文教育主要是源于课堂知识的传授，对于硕士研究生而言，这时期正是学习高深专业知识的黄金期。由于读研期间，他们更多地重视科研而轻人文精神的培养，所以对于加强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是很重要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8%左右，而国外医学院校医学专业课程基本上由医学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等三大类组成，其中美国在硕士课堂学习的初始阶段，就要做好人文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这也恰恰是人们重科研轻人文导致当前社会各界呼吁应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建设的原因。究其主要原因，在现阶段看来，在课程设置方面，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在本科阶段的人文精神培养课程有限，主要集中在大学语文、医学伦理学以及医学心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又与医学课程缺乏有效衔接和渗透，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由此看来，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是导致当前人文精神匮乏的直接原因。 2.从硕士研究生受教育过程看人文素质现状。医学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对象主要来源于理科生，在现行高考制度的指挥棒下，理科生注重科学性培养，忽视人文素质，这是不争事实。高等教育本科阶段，人文精神教育缺乏根据医学专业特点的课程教学，仅仅依靠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等公共课程，效果可想而知。同时，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导致我国医学院校重视医学专业课程建设，往往注重医学生科学性精神培养，从而造成轻视人文知识、精神、实践等现象。加之，当下社会功利行为盛行，医患关系物化现象严重，导致医方与患方矛盾突出。根据一项专业调查表明，医学生口语表达、实际动手、心理干预、协调沟通等能力层面相较于综合性学科学生存在一定的差距，反映到医疗中，出现只见病情不见人、不能有效胜任工作需要和要求的现象。另外，思想修养方面，医学生存在个人主义，缺少团队合作意识，心理干预能力差，很难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压力，工作满意度较低。他们留给患者的印象就是情感比较冷漠。 二、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加强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是十分迫切的。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对于卫生更高层面的需求，这决定了医学类研究生将面临残酷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的发展对医学类硕士研究而言，要求他们具备专业的技能的同时，又能担任独当一面的带头人或骨干角色，并且要求他们综合素质要很强，人文素养也要非常好。现代社会需要能够对社会和行业负责，并且具备高尚情操以及非常完善人格的高素质人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以及大幅度的扩招情况的凸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各种不良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功利主义思潮也在社会上不断的蔓延，影响其实非常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往良性方面的发展，同时也会引起广大人民和整个社会对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怀疑。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缓解医患关系矛盾，营造健康的良性的医疗行业内风气已势在必行。对处在医学高等教育塔尖的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是首先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就医学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来看，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病患不仅仅是生物属性的人，同时还是具有完整的主观意识和社会属性的人，更加注重作为主体的人的心理健康。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出具有医学知识与人文精神和谐统一的医学人才。这要求他们不仅注重医疗技术水平，同时重视人文关怀修养，自觉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然而，当前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质量却不令人满意。衡量一个医生是否合格，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忽略了人文精神是可怕的。优化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人文关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已刻不容缓。 三、重塑当代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精神 1.在课程教学与学术交流中必须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众所周知，研究生的导师在对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精神培养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是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所以，导师在对整个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过程中要渗透人文的精神和教育，特别是在学术指导过程、具体的实验操作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导师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培育，要注意不断提高学生的个性修养，指导硕士研究生能够在做人和做学问上都能成功，取得双丰收，达成双赢的结果。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的广大老师，要积极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业务能力，必须充分了解医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文学科的教授，在教授过程中要结合医学和人文的很多方面，在人文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地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设备，提高广大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促进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将人文与医学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将人文精神合理地渗透到专业课的学习中，使专业课显得形象而生动，医学研究生学习起来就有比较好的效果。据我了解，在大部分的医科院校中，目前人文精神的培育主要是以“两课”为中心。这不利于医学类硕士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培育。人文学科都具有大众性和社会性，我们应该将它与医学的特点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否则情况效果不能让我们满意。医学院校应该开设一些诸如医学心理学、医院管理学、卫生法规、医学伦理学等与他们将来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和临床科研遇到的伦理和人性等密切相关的一些专题，让人文精神和学科有丰富的意义和内涵。 2.通过积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项目来提升人文的修行。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自己的人文素质、提升人文素质中要将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努力提升自我的人文精神修养。作为培养单位的学校或是研究机构，它们都应该给研究生更多服务大众的实践机会。例如，医科类院校可以定期组织广大的研究生下到基层送医送药，定期到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地带参与一些医疗救助的项目和活动，进而让学生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时弥补自身的人文素养的不足，不断提高人生境界，明确社会角色，提升救死扶伤的人文情怀。 3.以高尚的医德作为人文教育的最高目标。要作为一名杏林高手，医学生就要在自己心中有一个高尚的理念。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要培养学生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观念。在实际的临床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学生能够化解矛盾，处理好医患关系。作为救死扶伤的医学生，只有心存病人，回报社会，才能真正做好医生。很多医学生进入临床后，做得很不到位，对待病人爱理不理，遇到矛盾也不主动化解，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所以社会上针对此的负面报道和评论特别多。实际上，在医患关系中，我们应教育医学生要用爱来点亮病人的心灯，让医学类硕士研究生要明确树立“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教育他们开展人性化的诊疗，鼓励他们义无反顾地把爱心、温暖更多地献给病人，让他们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提供全方面服务。我们还要教育他们积极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建立强烈的归属意识，以医患和谐为荣、以救死扶伤为荣，自觉去弘扬高尚的医风和医德，进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未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复合型人才，具备较高人文素养的综合类医学的精英人才是整个行业和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和促进医学生，特别是高层次的医学类硕士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和精神的培育，促进他们全方面的成长和成才，使其既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和技能，又有人文情怀，能体恤患者、尊重他人，并且要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把人文教育切实可行地推进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当中，使其为我国未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医学论文:非预防医学类专业社会医学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 社会医学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通过社会医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本文探究如何根据社会医学课程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教学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搭建师生互动平台，旨在构建非预防医学类专业学生社会医学的思维方式，提高社会医学教学质量。 关键词： 非预防医学类专业 社会医学 教学改革 社会医学是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社会性的医学问题及医学的社会方面的问题，是人文教学中难度较大、比较难以理解和记忆的一门涉及面较广和整体性较强的学科。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的课程设置中，社会医学从开始的预防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逐渐扩展成为所有医学本科生的公共选修课程[1]。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医学课程教学进行了研究，如构建了社会医学网络课程、循证医学思想教学法、Seminar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主题教学法、PBL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方法、参与式教学法等。上述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有效的举措，但非预防医学学生对于教学内容往往缺乏深入的思考，停留于表面，对社会医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还存在一些缺陷。不能使学生更快更好地了解我国目前主要的社会卫生问题，无法比较准确地分析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加之社会实践环节的脱钩和对医疗体系本质的模糊认识，更不能提出改善卫生状况的“社会处方”。 有必要探索出新的适合非预防医学类专业的社会医学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用社会医学的思维和视角分析和处理健康与卫生问题，以现代医学模式指导医疗卫生实践。近年来，我们在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课程考核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适应新的医学发展的要求。 一、社会医学教学现状分析 国家卫生部于1980年发出了《关于加强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要求医学院校，开展社会医学与卫生管理学教研工作[2]。此后一些有条件的高等医学院校纷纷建立了社会医学教研室，并把社会医学纳入部分专业的教学计划。这是我国社会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目前大部分高等医学院校特别是地方医学院校并未在“非预防医学类专业”开设社会医学课程。或仅作为学年学分制医学院校有名而无实的任意选修课，绝大多数医学院校没有独立的社会医学教研室，无专任教师，以理论灌输为主，没有实习教学，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这远远不能适应医学模式转变、实现全球卫生战略目标和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3]。 课程教学存在偏差，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课程的理论知识部分，而忽视了最重要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环节缺乏，教学方式、手段单一化。采取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较少运用讨论式、案例式教学方法，出现教师与学生交流不足，课堂气氛不够活跃等现象。 学生方面：教学中发现部分非预防医学类专业学生对学习的目的认识不清，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可能是由于《社会医学》作为医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未引起非预防医学类专业学生足够的重视，多数非预防医学类专业学生只重视专业必修课，社会医学属于交叉学科，课程内容感觉与预防医学专业的有关，出现学生只关注期末考试，不注重平时课程学习的现象。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教师忙于讲，学生疲于记，学生无暇思考，比较被动。 二、明确学习社会医学的任务，构建社会医学观念和思维模式，树立整体医学和大卫生观念 1988年世界医学教育大会发表著名的《爱丁堡宣言》指出：“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促进全体人民健康的医生。”为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指出了新的方向，即要求医学生必须获得不仅对个人而且对人群的健康促进和处理疾病的能力。因此，医学生必须了解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和健康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具备健康教育、卫生管理、社区卫生及预防医学的知识[2]，[4]。 现代医学模式已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它要求医学生用新的医学思维观念思考解决医学问题，社会医学正是促进医学生思维转变的重要学科。各项社会卫生和保健制度改革，客观上要求医务人员掌握社会医学知识，注重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问题，运用多种医学手段加强防治工作。我国已实施的执业医师考试制度把社会医学作为一门考试课程，意味着对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医学教育改革提出了加强社会医学教育的新要求[5]。 三、教学方法的优化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本着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重视学生实践技能、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视野，应用网络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组织学生8～10人一组，每个小组选择一名组长。 1.注重案例教学方法的实际应用。 在教学过程开始一周之前，将即将要进行的案例布置给学生，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对与案例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只有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之上，学生才能够对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观点；案例的分析讨论，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就案例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案例讨论小结。再分组讨论归纳意见，写出分析报告，最后教师有针对性地讲评。 2.社会医学教学中学习动机的激发。 让学生分组查阅相关知识点领域文献，分小组，然后制作PPT并请3-5名同学做评委全班答辩打分。让学生们自己组织讲稿，自己讲课，这既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训练了口语表达能力。学生讲解，同学和老师打分点评，形成互动式教学模式。形成适度竞争的学习状态，这样使每位同学都能积极参与，并且相互配合，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激发学习社会医学的兴趣[6]。 3.微课和QQ平台混合式学习的教学模式。 （1）微课的建设。目前高校教学面临的普遍难题是部分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动力，他们在别无选择的、被逼无奈的甚至痛苦的心理状态下完成学习，创造性思维能力远远没有得到发展。为此，应当结合学生特点，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其独立观察、主动思考和沟通表达的能力，使其能自己发现问题，构思解决问题方案，归纳总结知识并加以综合运用。这是学生踏入社会后应该具备的能力。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老师说，学生听，锻炼了学生听的能力而弱化了其他能力的培养。微课教学模式能够很好地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8―20分钟甚至更短的微课具有主题突出、目标明确、短小精悍、使用方便、资源多样等优势，易于与现代的一些信息技术手段结合，实现在线自学和教师讲授，正在逐渐被普遍认可，符合微时代人们对信息获取的实时、互动、高效的需求和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的特征。 （2）基于QQ空间平台支持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构建。所谓的混合式学习是指将多种不同的教学方式结合，尤其是将面对面的课上教育方式与运用网络进行教学的方式结合。既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作为一种多人系统，QQ空间具有极其强大的合作、互动与共享性。包括：日志、相册、留言板、主页等部分，可以实现以网络为基础的学习交流讨论和资源共享等。 4.建立“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模式。 课程组教师鼓励学生课外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研究活动，通过具体的科研实践训练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学习能力。同时，课程组教师积极参与和组织学生的课外实践小组活动及假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帮助学生设计实践活动内容，亲自参与实践活动，指导学生撰写研究和社会实践报告等方式，将课程教学从有限的课堂内的理论讲授延展到课外无限的社会实践活动中[7]。 四、改革考核方法，建立课程成绩综合考核体系 在教学考核方式上，改革终结式教学考核方式，增加教学过程的考核，改变了过去单纯以课程结束后的一次性卷面考试确定课程成绩的考核方式，突出和强调了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强化过程性考核。改革只注重机械记忆的卷面考试形式，缺乏客观性、公正性，难以真实地反映学生的成绩。增加对实践课程的考核，增加学生案例讨论、小组学习、课堂互动的考核比重。课程成绩的构成一般由四部分组成： 考核方法为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成绩占60%。其中平时成绩考核方法如下：出勤：占10%；平时作业：占20%；课堂互动：占10%。总之，引导学生自觉地加强实践能力的全面训练，激发学习兴趣，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以学生为主体”，增进师生互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善于思考的学习习惯。非预防医学类专业学生由单纯的知识记忆型的被动学习，转变成思考与探索问题的主动学习，以社会医学的大卫生观和新医学模式的基本理论观点研究和探讨社会卫生问题，能够将课程的理论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医学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掌握当前医疗卫生改革动态，提高医学人文素养，成为站在更高起点上的医务工作者。 社会医学论文: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社会医学教学改革思考与探索 摘 要： 为了强化社会医学教学效果，在社会医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本校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根据社会医学课程特点，优化课程模块;引入小班教学;开展视频案例教学;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实践证明，社会医学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社会医学 小班教学 视频案例 社会医学是国内医学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为学生从事卫生管理工作提供所必需的基本理论、素质和技能。伴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所出现的基于增强知识传播而具有分享和协作精神的散布于互联网上的与社会医学相关的开放课程不断涌现。面对知识资源爆炸式的增长，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不断革新，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增强教学效果是医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对社会医学教学进行探讨，优化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真正落实对学生进行技能培养和素质教育，使学生既能达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的目标要求，又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长期的社会医学教学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帮助医学生建立社会医学思维方式和树立整体医学观、社会大卫生观放在首位，以现代医学模式为导向，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的选择上，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考试命题等教学环节上，积极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按照课程体系，优化课程模块 我校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学中开设了社会医学，但教学时数不多，教学学时从48减少为32学时，这与庞大的社会医学学科内容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同时，因其与卫生事业管理学教学内容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授课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将两门课程相重叠的知识教学内容梳理出来，通过合理分工，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突出社会医学的重点与精髓。我们不断探索与完善，逐渐形成了既有学科内在联系，又体现学科重点的四大教学模块。第一模块为基本理论，涵盖了社会医学的概论、基本理论与观点、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学生掌握学科概念、内涵、性质及医学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树立正确的健康观与疾病观、大卫生观。第二模块为人群健康与影响因素，涵盖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行为心理因素与健康、社会卫生状况与卫生政策、社会病防治等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树立起社会防治的观念，熟悉当前健康教育与促进的政策措施，重视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养成。第三模块为社会医学方法技术，涵盖了社会医学研究方法、人群健康状况评价、国内外生命质量评价、国内外促进健康的社会卫生策略与措施等;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了解研究与评价的一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特定人群的健康问题和促进健康的社会卫生策略。第四模块为社会医学热点与前沿问题探讨，包括卫生服务研究、社区卫生服务等新兴领域或热点问题，如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以新医改为契机，糅合前面三大板块知识，要求学生关注、认识和了解社会，做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思考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把握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基本知识，让学生逐步体会社会医学作为应用科学，与人群健康密切相关。 2.引入小班教学法，改革传统教学方式 在我校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为大四学生，他们已经掌握了卫生管理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实习中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专业问题，希望通过社会医学的教学能够获得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为小班教学法在该门课程的应用提供了实践土壤。通过毕业实结座谈，发现学生在实习中遇到的专业问题，将类似的问题集合成社会医学教学大案例，每个案例精心设计3―5个简要案例并提出6―8个问题，其中设计1―2个各组共同准备的问题，然后每组分配2―3个问题，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天空教室）与QQ课程教学讨论群在课前5―7天到网上，给学生预习。①学生课前准备：学生以自愿的方式结为学习小组，每组3人，根据教师在教学平台的案例思考题，首先需要自学社会医学教材中的相关章节寻找答案，通过图书馆或网络文献数据库查阅参考书及相关文献，通过阅读、思考，各自寻找问题的答案，并且将查阅的资料整理成报告，当课后作业上交，计入平时成绩考核的内容之一。②课堂教学：每次以学生讨论发言为主，由学习小组成员之一自主担任主持人，组织学习小组其他成员讨论发言。再次是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根据学生讨论发言情况，可以提出提3―5个课堂讨论中发现的新（学生事先不知道）问题，以此考察学生的自学情况。特别是针对案例的思考题，按教学内容顺序依次发言，发言的过程中采取小组成员自愿发言与主持人随机指定发言相结合方式，主持人的随机指定发言可以有效避免各学习小组学生间轮流进行课前分工准备，而其他学生不准备的问题。其中共同准备的讨论题组织大家积极发言。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通过适当引导和提示，鼓励学生积极发言。③课后辅导：学生课后通过学校的“天空教室”教学平台与课程教学讨论QQ群、微信群，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向教师交流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教师利用反馈信息及时进行调整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利用在线题库，检测和巩固所学知识。课程结束后登陆成绩网络查询系统查询自己的考试成绩。④评价指标：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学习体会报告和期末考核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学生出勤情况与课堂表现、平时作业、QQ讨论群聊天记录与网络留言等。每位学生每次课堂表现按5分制记分，最后计算平均成绩，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40%。学习体会报告是学生在整个课程结束之前每人所写的关于个人体会、对小班教学方式的感受、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占总成绩的20%。面对学生要求改革考核方式的呼声，期末考核改变过去闭卷笔试考核方式，采取自主汇报的形式加以考核。每位学生可自选感兴趣的课程内容相关话题，准备15分钟以内的幻灯片的内容进行汇报。评委由教师和每个小组的组长共5人组成，根据汇报内容准备情况，有无新意，观点是否正确等，各自打分，最后取平均成绩，占总成绩40%。 3.引入视频案例，教学手段多样化 视频案例是以视频为手段，以主题为核心，将含有问题和典型疑难教学情景的教育教学事件以及相关研究通过多种媒体，借助信息技术编辑而成的作品集[1]。视频案例教学就是用超媒体（包括视频、音频、图片、动画、网页等多媒体）的形式捕捉和描述围绕教学问题的典型事件完成教学活动。在社会医学教学中，除了传统的教师讲授基本理论外，还引入了视频案例教学手段，与文字案例相比，视频案例提供的材料非常丰富，包含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形式，具有空间的、动态（活动）的特点，能够不断给学生新的刺激，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增强教学效果[2]。 在视频案例选择过程中，首先遵循权威性，权威性是视频案例的来源必须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和国家计生委等;其次，视频案例应当反映现实，说它反映现实，首先是说它具有真实性，来源于现实的生活实践、卫生实践，案例真实可信，是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如国际医疗保障制度教学中，选择纪录片《神经病人》，该影片通过制片人走访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以普通人的视角探讨不同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对国民生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英国国家医疗保险模式与加拿大国家医疗保险模式、法国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美国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之间的优缺点;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世界上是否有最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引发学生争论与思考，使社会医学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纸上谈兵”。选择视频教学案例重点是根据章内容、节内容和课时内容选择视频案例。针对章内容可以选择导入型案例，针对节内容可以选择讨论型案例，针对课时内容选择单纯型案例（一个问题对一个问题）[3]。如在医学模式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先按照传统教学，讲授医学模式的概念，演变史，再选择BBC制作纪录片《发现者》之《医学的百大发现与发明》作为40分钟的视频案例教学，该视频生动展示了西方医学百年来在解剖学、药学、预防医学、传染病学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学生了解到生物医学模式对人们健康所产生的积极作用，随着最后艾滋病病毒的发现，以及艾滋病在世界各国的流行现状，让学生思考艾滋病既作为一种传染病，又作为一种社会病，该如何有效进行预防与控制，让学生明白现代医学模式的产生是医学、科学、社会进步的综合作用结果，引导学生思考现代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如何面对疾病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如何正确与患者交流沟通，诊疗疾病，满足患者的健康需要。 4.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社会医学作为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学生学习自觉性较高，求知欲望较强，能够充分认识课程内容在专业知识链条中的地位及与日后从事职业的关系，期望值较高。针对学生这一心理特点，我们在教学内容上采取了“重视基础，及时扩展”的方法。重视基础就是在授课过程中，突出社会医学的基本理论与观点、基本研究内容、学科研究方法等重要性，通过讲深讲透学科基本知识，让学生能够牢固掌握学科基本知识。例如，医学模式演变及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社会医学研究方法、社会卫生状况及卫生政策等专题上，分别用2―4个学时进行深入讲解，同时以学科相关的著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为例，对社会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讲解，使学生对抽象的研究方法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及时拓展是指在教学中对具有争议性的学术问题进行广泛涉猎探讨，通过较宽视野的知识介绍，较尖锐问题的探讨分析，带动学生对整个学科体系、知识点的学习。引导学生对当前卫生改革中与社会医学相关的热点问题开展课堂讨论，要求学生应用卫生管理学、心理行为学、卫生经济学、社区医学等学科知识进行分析讨论，既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锻炼其初步的分析研究能力，又注重学生对以往所学知识的糅合贯通，加强其对基本内容的学习掌握。 社会医学是一门从社会学与医学交叉融合而成的学科，它连接了社会科学和医学科学两大领域，高度关注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社会政策措施、策略和方法，并以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方式实现其最终目标。所以，社会医学同时具备着研究内容丰富、研究结论政策性强、研究结果时效性强的三大学科特点。社会医学的这种学科特点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坚实过硬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丰富的相关学科知识，更要具备关注现实生活、捕捉学科研究动态、掌握卫生政策变化、探究学科前沿研究的意识和能力。落实在具体的教学中，就是要抓好备课环节，及时收集资料，广泛查阅相关文献，掌握改革动态，把握发展趋势，做到教学内容及时更新、关注的问题鲜活生动。在多年的教学中，我们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在课前准备上下工夫：一是做到所有的课堂教学数据、资料来源准确实用。二是做到及时更新、适时有效，如在全国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公示后，及时调整、充实原有教学内容，增加数十组数据，并与前四次调查结果作相关对比分析。三是把握国家有关卫生政策的动态，及时捕捉主流媒体的相关资讯，如每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中有关医疗卫生问题的报道，与会代表关注的医疗卫生热点问题等。2014年度，我们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追踪调查，及时了解并介绍了全国及浙江省的情况及发展趋势，等等。准备这些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但是也增强了教师的职业敏感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教师自我提高、自我更新的能力。 5.结语 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对任何一门课程，尤其是像社会医学这样一门涉及卫生改革，政策性、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更要跟上形势的发展[4]，未来应该综合运用这些教学方法，突破单一教学模式的桎梏，打破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对立或者过分依赖的关系，创造更积极、平等、活跃、开放的教学氛围[5]，适时把握学科热点和学生的兴趣点，不断探索实践，努力强化教学效果。 社会医学论文:团队项目教学法在社会医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摘要：团队项目教学法有助于促进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培养团队成员间建立起信任和责任感、提高人际间的沟通和交往能力、提升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提高社会医学课程的教学效果，根据社会医学的学科特点，运用团队项目教学法对社会医学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实践证明，社会医学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团队项目教学法；社会医学；教学改革 社会医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医学领域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从社会的角度，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一门医学学科，是医学与社会学之间交叉的产物。其主要研究社会卫生状况、社会因素和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制定社会卫生措施，保护和增进人群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能力，提高生命质量[1]。社会医学已成为医学院校各专业、各层次学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在整个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社会医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来看，学好社会医学，除了要掌握医学的相关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理论知识放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加以使用。也就是说，社会医学更应该是一种实践重于理论的教学课程。因此，单纯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缺乏深入的思考，课堂效果欠佳，对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一、团队项目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把学习方式的转变视为重要内容。欧美诸国纷纷倡导“主题探究”与“设计学习”活动；日本在新课程体系中专设“综合学习时间”；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高等学校“质量工程”也积极倡导“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2]。与此相一致，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团队项目教学法在国外的会计和机械设计等很多专业和课程中得到了有效的探索[3]。 团队项目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情境学习理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基础，以团队学习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以课程项目为驱动，强调对学生知识、素质与能力的三维培养，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与综合实践能力。它通过组建团队、制定规则、项目制订、项目探究、成果展示、总结评比等步骤进行教学，强调发展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能力[4]。 这里所指的团队是一群学生为了获取知识、技能并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所组成的小组。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小组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他们水平相当，彼此信任和尊重。 团队项目的目标包括以下四点：促进专业知识学习；为了共同的目标，团队成员间建立起信任和责任感；提高个人和人际间的交往能力，具备不同的视野和与不同的人一起有效工作的能力；获得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团队技能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案例。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使用案例有助于提高诸如“书面表达、有效倾听、成员间的理解和有效协作、在陌生环境下解决复杂多变的问题、应对压力、解决冲突”等软技能。 二、团队项目教学法的具体实施策略 1.制定项目。采用团队项目教学法的关键是确保分派的任务既能促进知识的学习，又能提高团队的技能。因此，教师应找出与课程内容相关的重点问题，以确保案例既要用理论知识解决一系列复杂问题，又要强调成员间的互动和做出决策。根据社会医学课程具体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专业知识技能和实践能力为目的，选取合适的内容作为团队项目，并细化每个项目的具体任务及完成标准。本次社会医学教学改革设计了三个团队项目任务，分别是“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健康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社会病现状及防治策略分析”。 2.组建团队。教师根据学生填写的信息表进行分组，内容包括学习能力、文化差异、性别、学习成绩、是否有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使用能力等因素，每个团队由6～8人组成，根据项目需要，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自行设定并扮演各种角色，要求每个团队根据自身定位，制订凸显团队精神与特色的名称、宗旨、口号及队标等。 同时，要求学生制定一个项目计划和团队合约。项目计划有助于团队在以目标为导向的过程中合理安排时间，团队合约有助于培养团队成员间的责任感。 3.制定规则。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团队都要完成预先设定的三个项目。由每个团队推举2名代表与教师一起组成评分团，对每个项目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的内容主要有：团队的合作性与协调性、成果的专业性与创新性，以5分优秀、4分良好、3分及格为标准，最后以总得分排序，予以相应的成绩和奖惩。 4.项目探究。教师于课前两周布置项目，各团队在团队长的带领下商议、制订学习方案，分工协作，开展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个人访谈和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的探究性学习。收集资料后，再共同制作形成PPT、视频、图片、文档等多媒体学习成果，并于课前一天将成果上交给教师。同时，各团队可根据项目内容需要，以文字、图片、道具等方法来创设相应的模拟情境。 5.成果展示。项目任务完成后，每个学习团队可利用项目内容的特征，发挥团队成员的特长，把形成的成果向全体同学以多媒体汇报或团队场景表现等不同形式展示。汇报人由各团队成员推荐，要求讲解项目的完成过程、创新与特色，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认知，并提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供大家讨论，团队其他成员补充发言。 6.总结评比。各团队成果展示完成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同时根据事先制定体现团队特征的评分表进行检查评比，指定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给出成绩。 三、项目实施效果 团队项目教学法在社会医学课程教学中应用的效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促进专业知识学习，使课程更有吸引力。很多学生一开始不太注重社会医学课程的学习，认为这门课期末自己看看书、背背相关知识点就能过关。通过团队项目学习，逐渐认识到社会因素对疾病和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关注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思考相关问题，逐步树立大卫生观和健康观，更好地实现社会医学的教学目的。 2.提升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是每个学生应培养的能力，而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止一个，通过团队成员的讨论、资源的整合，最终找到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最佳方案，这一过程让学生收获了很多。 3.提高了人际间的沟通和交往能力。到讲台上发言，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写书面报告和总结，提高了写作能力；在完成团队任务过程中，学生意识到要高效完成任务，必须具备与不同视野和性格各异的人一起工作的能力。 4.团队成员建立起了信任和责任感。通过在一起完成团队任务，增进了成员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培养了责任意识，特别是完成的任务得到教师和同学认可时，成员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丰富了课程的考核方式。团队项目约占课程总成绩的20%～30%，这不仅让课程考核的方式多样化，也有利于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模式。 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存在问题 1.课前准备。选择合适的项目内容是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项目的选择既要考虑其典型性、实用性与可行性，还要兼顾难度、成果的具体化及学生参与度。好的项目不仅为团队学习制定了目标和方向，还能对学习内容起到启发、扩展、延伸的作用，使学习过程更加富有成效。 教师通过预先熟悉学习成果，分析其探究过程，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程度，发现每个团队的特色与不足，为成果展示环节的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2.监控过程。教师应指导团队项目的整个过程，定期与学生见面，教师还应与学生讨论项目的进展情况，解决团队可能出现的缺乏信任、害怕冲突、缺乏责任感、不注重结果等功能紊乱问题。 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学会管理冲突。团队成员的风格不同，出现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建议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了解冲突的成因，获得缓和及解决团队冲突的技能。团队成员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可采用小组讨论、投票表决等发式来达成统一意见。 对团队中消极或过分积极的学生加以引导。针对项目中搭便车、无兴趣参加、参加活动无准备等消极的学生，教师应与他单独谈话，了解其不作为的真正原因，如果谈话不起作用，则应扣减其期末成绩。相反，对于那些在团队活动中独霸发言、过分活跃的学生，教师也应帮助他们学会多给别人一些机会。 3.课后总结。教师要在每一个项目教学完成后对项目设置、教学环节、教学效果和教学资料进行梳理与总结，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学生对教学的反馈，认真反思教学中的得与失，做好书面记录，为今后的教学活动提供参考。 团队项目教学法是社会医学教育中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由于课时与师资的限制，在团队的内涵建设、教学控制与反馈、激励与约束及评价机制等方面尚存不足，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研究和探索。 另外，在实施团队项目教学法的过程中，如何在大的教学班级有效地采用此教学法、如何量化团队教学法取得的效果等，都有待进行后续的思考和实证研究，以期进一步完善团队项目教学法，使之更加符合社会医学课程教学的需要。 社会医学论文:社会医学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思考 摘 要 医学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社会医学，实践教学对于完成专业建设目标和社会医学的课程教学目标非常重要。对社会医学的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探讨。 关键词 社会医学；实践教学；医学院校 社会医学是医学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预防专业的重要课程，是一门从理论到实践过渡的桥梁课程，为学生提供从事卫生管理和预防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理论、技能和素质。对社会医学实践教学进行探讨和优化教学环节，在教学过程中真正落实对学生进行技能培养和素质教育，使学生既能达到公共事业管理和预防专业培养的目标要求，又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笔者根据社会医学实践教学的特点，不断探究并尝试多种实践教学方法。 1 课程设计 潍坊医学院管理学院社会医学课程所依托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和政策性很强的管理类专业[1]，学制4年。生源主要来自于山东省内，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在医药卫生行政管理、医院管理、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部门和机构工作的复合型、实用性高级人才。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是：根据专业的定位，通过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社会医学课程体系。根据社会医学的教学要求，同步推进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并达到教学观念现代化、教学内容一体化、教学方法与手段科学化的目标要求；建立一支具有现代化教育理念、能够进行双语教学、知识结构和梯队结构合理、教学与科研能力强、教学水平高和教学效果好的一流教师队伍；确立一套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体系和完备的教学条件保障体系。2000年，社会医学课程被确定为学校教学改革试点学科；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潍坊医学院精品课程；2010年，又被评为山东省精品课程。 2 课堂实践教学模块 社会医学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开课90学时，重点介绍社会因素与健康、疾病的相互作用的规律，让学生学会社会医学诊断，开出社会医学处方，促进学生的医学模式转变。在教学内容上充分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科研成果，充实到课堂中和教材中，如增加生活方式与健康、社区卫生服务等内容，进一步强化将“社会搬上课堂的理念”。在课堂教学中，强化视频案例教学和经典案例教学改革，具体掌握好几个环节：编写案例版教材；集体讨论视频案例和经典案例的选择与制作。如将基金课题“山东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的社会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的部分成果，作为一个教学案例放到第三章心理行为与健康中进行介绍，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本教研室教师自己录制视频案例，有的让学生自己表演，分角色，使学生充分了解和体验案例。由于分工完成任务，这样不仅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而且锻炼他们团队合作能力。课堂控制视频的放映时间，选择讨论的问题时教师适时地启发引导组织学生进行深入讨论，教师总结与点评：突出主题，画龙点睛。学生针对新案例，写出案例分析报告。 3 实验教学模块 围绕社会医学课堂教学实践改革，强化实验课教学，在学校的支持下，实验班实验课比例由原来的6.6%提高到13.3%，除了原来的加强问卷调查设计外，增加社区综合诊断、生命质量评价、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等内容。学校投入2000万元用于实验教学条件建设，其中建立了管理学院管理实验平台，里面包括社会医学实验，通过优化整合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共享。理顺社会医学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开放管理等方面的关系；调整实验教学课程体系结构，改革教学方法，强化实验课教学质量评价和监控等。社会医学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体现“加强基础，强调综合，发展个性”的原则，使各实验课程内容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三层次”，是指按三个层次开展实验教学，即基础实验―中级实验―综合设计实验（含研究型、开放型及本科生科研立项课题）。“多形式”，是指采取计划内学时实验与计划外开放实验相结合，必做实验与选做实验相结合，命题实验与自选实验相结合的开放式、自学式、讲授式等多种形式组织实验教学。这种实验课构成了由基础训练到综合提高、创新研究的层级系统；这种实验教学体系，重点加强研究性、开放性、综合性实验课程的力度，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 4 课外实践教学模块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辟第二课堂。1）成立三个社会医学兴趣小组，涵盖整个实验班，实施导师制。让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包括项目讨论、现场调查、资料的微机输入、总结分析，全程参与，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2）社区卫生服务站、社会福利院都是开辟第二课堂的地方，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践，让学生帮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家庭健康档案，对社区综合进行诊断，写出小论文，全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寒暑假期间布置现场调查任务，让学生带任务回家乡进行调研。还将科研成果及时充实到教材中去，有的学生说：“听了社会医学的课后，查阅了老师们在这方面发表的所有论文，通过看这些论文，我学会了如何写论文。” 5 实习教学模块 建立高水平、优质、稳固的实践实习基地。优化结构和布局，坚持基地建设规范化，建设有校级挂牌实习基地200余个。坚持“高标准”、贯彻“三结合”的原则，建有一批省卫生厅、卫生局和疾病控制中心、各大医院等事业单位等实习基地。坚持基地质量高、指导学生得力、能深度合作的高标准，深化实习基地与优质生源基地、就业区域、学校建设的国家教师教育创新改革与综合服务区三结合。强化与实习基地单位建立深度互动、长期协作、互利双赢的实践教学关系，充分利用学校专家智力、图书、实验室、人才培训等优势资源。为实习基地单位开展各种培训服务，转变单纯的“麻烦别人”为为对方提供优质服务或科研、培训等合作，使实习基地成为与社会交融和协作的一个平台。 新的实习方案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1）建立教师与实习生定期联系制度，通过E-mail进行沟通；2）建立专业教师现场指导制度，对每个实习队的学生在实习期间到现场指导毕业实习2次，可以根据实习现场的情况调整毕业设计，指导收集资料，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毕业论文水平。 社会医学论文:我校预防医学专业社会医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摘要：文章针对本校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对社会医学课程兴趣不足、内容陈旧等教学问题，进行了本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初步探索——建立社区教学基地。通过社区教学基地实践教学，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社会医学；教学改革；社区 近几十年来，经济和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医学的社会化、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改变、健康需求的提高以及医学学科的内部融合与外部交叉发展，医学模式从单一的生物学角度去观察和处理医学问题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由多元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学角度综合观察和处理医学问题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预防医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应用基础医学、环境医学等有关学科的理论，运用流行病学、统计学、毒理学等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规律，并予以评价，进而采取措施，以达到预防疾病或伤害，促进身心健康、延长寿命的目的的科学。预防医学面向社会、面向人群，在新的医学模式里，它的作用越来越大。而预防医学自身也要发展、完善，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其中，预防医学专业必修课《社会医学》的教学改革就是很重要的一环。社会医学是从预防医学中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是在适应疾病谱变化和医学模式转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预防医学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医学侧重于社会预防，重点研究社会环境、卫生服务、行为生活方式等因素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制定综合性的社会预防策略和措施[1]。社会医学就是完整体现医学模式从生物型向生物心理社会型的转变的一座桥梁。目前，《社会医学》这门课程是我校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安排在第三学年学习。本课程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四版李鲁主编教材，全部为理论课教学，共32学时，理论课由教师按教材和大纲进行课堂讲授。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出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医学教学的改革就变得迫在眉捷。 一、教学方面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学内容较旧。本课程教材已改编了4版，总体上来说，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均有所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扩充了一些新的知识。但是，教材的编写出版周期往往较长，每次改编的教材对新的专业发展动向仍不能及时反映，一些新的知识在教材中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2.教学方式单一。教学仍然是以教师的“讲授式”授课为主，学生听课时要做的就是记笔记，考试也主要是考记录的重点内容，这只是对学生掌握知识情况作一种考查。由于这些知识主要是通过被动的途径获得的，印象不深，考试结束后大部分很快又忘记了。虽然有一些内容也采取讨论式教学，但由于学时上的限制尤显不足。这种纯灌输的教学方式不能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对本门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而他们提出问题、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也欠缺。 二、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 当今社会更注重能力、素质教育，一个人有良好素质和各方面能力比单纯掌握某方面知识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学生的培养应从知识型教育向知识、能力和素质型教育转变[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校对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社会医学课程的教学进行了改革尝试，即建立社会医学社区现场实践教学基地，构建了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社会医学教学方法，经过实践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社区现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就是让学生走进社区，参与社区的日常卫生服务工作，进一步掌握初级卫生保健和预防医学工作的基本技能，了解我国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及其基本对策，使学生能建立社会大卫生观念。 1.具体方法。社区实践教学的具体方法是：根据社区机构的工作安排，辅助参与社区居民家庭健康档案的建立。根据实际情况主要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学生每2～3人组成1个小组，设组长1人，以辖区所有居民为主要对象，以面对面访谈方式为主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问卷内容主要是个人基本信息、生活方式、现存主要健康问题、既往病史、主要用药情况等；体格检查主要包括腰围、臀围、身高、体重测量，血压测量，心、肺听诊和腹部触诊等，以及血糖及血、尿常规的检测，并在调查中进一步对居民感兴趣的保健问题进行适时的解答。要求学生在调查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和带教老师沟通，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带回课堂一起和老师、同学们讨论。参与社区教学的老师平均2～3天即召开学生讨论会，把同学们在实践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汇总起来进行讨论，各组同学互相交流各自情况，帮助大家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使调查可以顺利完成。 社区现场实践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运用所学知识的机会。在现场，边学边干，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也加深了学生对社会医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社区实践还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素质[3]。 2.教学效果。社会医学教学模式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社区现场实践完成后，通过学生反馈的信息、成绩分析以及社区实践基地评价等，对社会医学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教学模式的改革使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1）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成绩明显提高。通过与学生交流及现场问卷调查发现，90%以上的学生都较支持这种教学方式改革，认为这样不仅使他们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是给了他们积极思考、表达自己观点和想法的机会，使他们对书本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更加深刻、牢固。成绩考核也显示，学生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实行教改前的学生，说明学生对知识掌握得更加扎实。 （2）着重能力培养，提高学生掌握独立开展群防群治的基本技能。社区现场实践充分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实际工作能力，知识上收获比较大，也比较扎实。通过以问题为导向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均有所提高。 3.不足与期待。现阶段，我校社会医学教学模式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们在教学改革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如师资的问题：规范地建立社区教学基地需要一定的师资力量，我校就是由于师资的原因迟迟未能很好地开展教学基地建设；经费问题：学生参与社区实践缺乏资金的支持，只能在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中试行，而大批学习社会医学课程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未能获益；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何构建适合我校的社会医学教学模式更值得我们探索。

基础理论论文: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点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 （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 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 .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 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 + O2 = 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摘　要：文章回顾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要历程，划分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和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大成果进行了概括；并对今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回顾；总结；前瞻 一、回顾与启示 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应该说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大量兴起到走向徘徊阶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起来，这为当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大量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著书或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当时主要集中在法学院校的经济法学教学中。从80年代初始，我国司法部组织各法学院校专家学者编撰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经济法学》统编教材，书中阐述了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6-8），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曾经盛行一时的“纵横说”，“既包括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纵向社会关系；也包括调整社会经济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1]（P6 8）“纵横说”遭到民法学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由此展开了经济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大辩论。这种辩论一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由于《民法通则》第二条界定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再加上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民法通则》起草说明中指出：“平等主体之间横向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2]（P44）至此为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从法律依据上划了一个句号。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仍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198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后，当时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合同法》是经济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93年以来至今）为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徘徊发展到走向基本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绩后，出现了停滞徘徊状态。究其原因是人们的主观思想仍受到计划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形势产生怀疑，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和讨论；客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车到山前疑无路”的困惑；再加上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有人担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影响。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框框，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1995年6月，高等法学院校《经济法学》教材第五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P14）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与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1]（P22-27）从该书第一版和第五版内容来看，对经济法定义及调整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主张“纵横说”的经济法学者逐步转至“市场关系说”的认识上来，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由于该法明确否定了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纵横说”，经济法学研究对象一度出现了断层。这时，以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密切联系论”，他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法教程》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P18）从而对当时盛行的“纵横经济法论”提出限制，这在当时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立法精神。李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提出“国家干预说”，他在1994年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P33）该书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2）宏观经济调控关系；（3）市场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4]（P34-49）“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在法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虽然在学界仍然强调计划法反映经济法本质特征，但多数学者已不主张把计划法列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另外，“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与“社会分配法”，作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在学界逐步形成共识。 二、发展与成就 （一）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从我国经济法研究的兴起开始，就产生了经济法与其它学科（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的理论争议，与前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经济法学界与民法学界产生了五十余年的争论相似，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也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大经济法主义与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80年代初期以陶和谦教授为代表的大经济法主义者强调经济法的重要性与独立性，提出“纵横论”，以排斥民法的地位和作用，先后遭到佟柔先生、张佩霖、杨振山、冠志新、王家福、梁慧星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与批评。后来，佟柔先生提出“学科经济法论”，王家福教授提出“综合经济法论”，梁慧星教授提出“经济行政法论”，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共同点都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当然这些都是80年代初期的观点和主张。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发生转变，这一方面得益于王汉斌同志在起草《民法通则》说明中指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划界问题；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两法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1986年后，李昌麒教授首先倡导有限制的纵横论，即“密切联系论”；北大杨紫火亘教授提出“管理———协作论。”①均是在克服“纵横论”对经济关系做纵向和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主张强调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承认经济法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事实上对大经济法主义的“纵横论”提出批评与否定。1993年民商法学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中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要求建立和完善两种不同性质的立法体系，即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商法体系和以维持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法体系。后者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质量管理法以及各种市场管理法。”[5]（P43）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1995年6月在海南讲学时提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调整需要两手，即‘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民法为‘无形之手’，经济法为‘有形之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民法起作用，又离不开看得见的有形之手———经济法宏观调控。”我们看到，经济法由于扎根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土壤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过徘徊状态后，经过认真反思，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示蓬勃生机，而民商法学者们也大多认识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民法是不能代替的事实。应该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法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承认和确立。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渐趋一致 1994年，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在其“有限制的纵横论说”基础上提出现今盛行的“需要国家干预经济说”。①他对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前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中国人民大学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②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北京大学杨紫火亘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经济协作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③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协调关系说”。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采取强制、参与、促导三种方式。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④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国家调节关系说”。上述四位教授的学说，可以说代表了经济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有共同特点：第一、各种学说都肯定了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应积极建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这一点各位学者均形成共识。第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如漆多俊教授提出的竞争法，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市场调控法，刘文华教授提出市场运行法，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重点发挥经济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功能与作用为目的，来构建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的经济法律体系。第三、关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主体———经济组织的调控，多数学者认为应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如李昌麒、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均认为经济法应包含对企业等经济组织管理监督的职能，而主张将其纳入调整对象，漆多俊、梁慧星教授认为其应属民商法调整对象。第四、对于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有人主张应由劳动法来调整，如漆多俊教授；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属经济法调整范畴，学界对此争议颇多。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国家通过干预可以保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因此，笔者同意李昌麒教授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范围渐趋一致，多数专家学者已取得共识，即经济法从微观上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关系，宏观上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维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 （三）构建的经济法学体系基本形成 从目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在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思考上，对其内容的统一认识也逐渐靠近。根据对前几位教授各自编撰的经济法论著的考察，发现理论体系上都是五编三十章左右，第一编都是关于经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二编除漆多俊教授外，其他几位教授都编写了经济组织法（有的称为企业法），以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为例，经济组织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经济组织承包、租赁经营法，与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编写的内容如出一辙；第三编市场调控法（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称为市场运行法，漆多俊教授称为市场障碍排除法），虽然称谓不同，但其内容几乎都是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第四编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结构调节法、计划法、投资、国有资产管理法，银行法、票据、证券法、保险法、劳动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对外贸易法；除票据、证券、保险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应由经济法调整而应由民商法调整外，对其他法律制度应列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各家学说意见是统一的；第五编社会分配调控法，包括财政税收法，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对此编内容，学者意见不一，漆多俊、刘文华、杨紫火亘教授认为财税法应属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江平教授认为应属社会法范畴。笔者从经济法具有保障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考虑，赞成李昌麒教授的主张，上述具体制度应纳入社会分配调控法制体系中。 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经过20年的洗礼已日渐成熟，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其调整对象日渐明确一致，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基本形成并趋向合理完善。整个经济法研究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在经济法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着不愿放弃旧观念，甚至想拓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倾向。如有的学者仍然把合同制度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司，票据、证券、保险、破产等作为经济法体系应包含的内容较为普遍，而这些内容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商法调整范围。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不应并入经济法而应归入民商法体系，这样做可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 三、前瞻与方向 首先，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逐步国际化，世贸组织规则将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我国市场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经济立法相互协调，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问题。其次，知识经济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社会因素不断涌现，所引起经济关系也迫切需要经济法学理论加以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为立法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是摆在中国经济法学家面前的任务。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必须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有学者称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存在“模糊性”，提出“法律部门间的界限适当模糊化原则”。[6]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存在交叉性而主张几个部门法界限适当“模糊”，其结果会扩大经济法调整范围，就会又回到80年代初的旧思维上去。近年来出版的经济法教材，其内容庞杂，把属于民商法体系如合同、公司票据、证券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就是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法经济学当会成为经济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7]法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他用经济学的观念研究法学，提出经济的成本论，注重追求法的经济目的与效率。重庆市委党校张正德教授认为，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经济法应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经济法学应更加强调运用法律准则和法律价值观去分析经济问题；二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应以提高经济法效益作为第一价值取向；三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经济法规体系的确立应从适应和保障价值规律的实际出发。”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意见，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解决了一系列误区之后，应该理性地看到，国家采取何种调节、干预手段才能取得更高的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研究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时，必须要使经济法学者与经济学者联合起来，进行法学经济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绩。 基础理论论文: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要在我国开征物业税，最早是在2003年的中央文件中提出来的。开征物业税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论文颇多，见仁见智。本文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探讨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 物业税实际上和财产税的含义是相同的，前者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使用；后者则是英语国家“Property Tax”的中文翻译。因此，“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物业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税种名称，而是税收分类中的一个类别，其基本含义是对财产征税。那么，什么是财产？凡是对人有用的东西都是财产，包括可用于消费或可用于取得收入。对财产征税和对财产的收入征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财产的价值存量征税；后者是对财产产生的价值流量征税。财产税不可能对所有财产普遍征收，而只能是选择性征收，通常可供选择的财产税税种有：房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有些学者或政府官员认为印花税也属于财产税的一种，这是可以商榷的。从印花税的制度安排来看，是对合法权利的征税。“权利”也是财产，但印花税中征税对象的“权利”是由政府认定的，因此印花税虽然有“税”的形式，实际上却是政府对提供公共劳务收取的使用者费。印花税可以大大节约商品劳务交易税和生产要素收入税的征管成本，对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有利的。而财产税的征管成本是很高的，也不存在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功能。 开征财产税的目的是使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更能体现效率和公平，理由如下：（1）房产税有利于房产转移到更能创造价值者的手里。物业税属于对物税，并不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因此当纳税人缺乏负担能力的时候，只能把房产转移到更有纳税能力者的手里，有利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遗产税和馈赠税有利于实现“人”的公平。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财产分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挣得的财产；另一种是靠继承遗产和馈赠获得的财产。因此对后者征税更能体现“人”的公平；（3）房产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受益和公共成本负担对称原则是构建效率财政体制的要求，房产税通常是地方税，以房产作为居民公共受益的成本分摊依据可以较好地贯彻对称原则。这正如对高速公路的收费可以由汽油税和轮胎税替代一样，因为以汽油和轮胎的消耗来计算使用高速公路的费用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财产税也经常遭到批评。因为房产税是对物税，所以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的基本原则，有失公平，同时遗产被征税却会挫伤财产所有者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财产税虽然有利有弊，而且也是一些实施国家争论的热点之一，但基本倾向是认为利大于弊，也没有更好的政府收入形式来替代财产税。因此，房产税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英国，平均要占财政收入的30-40％，高的可达70-80％，低的也有10-15％。 但我国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征物业税的主要目的是理顺房产的市场价格，或者说有利于改善房产价格过高的态势。由于这种观点开始是由官方人员说出来的，因此影响很大，以致于对物业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产税，甚至使居民产生要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来降低房产价格的印象。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看，房产税和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公共劳务的成本分摊问题；后者则属于私人商品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前者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混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实践上看，将会产生“劫贫济富”的不良效果。因为在我国购买得起房产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人人都要有房居住，因此人人都成为降低房价的负担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应该说，房产价格过高与土地非农业利用的政府垄断和其他政府垄断有关，和房产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前者的问题是公有制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靠房产税可以解决得了的。 如果要开征物业税，那么要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再考虑如何通过物业税来改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安排了房产税，但没有遗产税和馈赠税。 我国的“房产税”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国的房产税只是对盈利性企业的房产和出租的房产征税，而对非盈利组织、政府公共部门、居民自有住房的房产都是免税的。在征税房产中，计税依据也是不统一的，盈利性企业房产的计税依据是房产的原值而对出租的房产则采用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房产价值是被不断折现的过程，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应该对房产的现值征税而不是对房产的原值征税。对原值征税失去了财产税的性质，更有点象投资方向调节税。以租金为计税依据虽然是对房产现值征税的一种方法，但我国的计量办法却失去了房产估值的特征。房产的租金是房产的利率回报，要使其反映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就必须是市场利率而不是个别利率。但我国的计税办法是房产的实际租金而不是市场租金。这样，对出租房产的现实租金征税实际上成了“营业税”而不是财产税。因此，我国税收制度中虽然有房产税名称的税种，实际上却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 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征税对象涉及到“土地”财产的税种有三个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它们是不是属于财产税的问题需要研究。 为什么叫“城镇土地使用税”而不叫“城镇土地税”或“城镇地产税”？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国有（公有）的，国家征税也是代表国家的，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国有土地征税的问题。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此对“分离”出去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进行征税。土地使用权是国家认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政府对公共劳务收取使用者费。但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收的，因此还具有国有土地租金的性质。因此，现有的城镇土地税并不是财产税。 耕地占用税是对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的一次性征税。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对农用土地形式上是免税的，但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因此实际上是对土地交易设置的一种特别税，属于商品交易税范畴。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是政府垄断的，最初改变使用方向的是政府，因此政府似乎应该是纳税人。然而，政府只是土地非农利用的“批租人”，因为最终非农利用的是社会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以后者是真正的纳税人。由此，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的“批租”净收入。土地批租净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府批租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和政府征用农用土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二是政府利用土地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获得的税收收入。因此，土地批租收入实际上是政府土地经营收入和土地交易的税收收入集于一身的收入，并没有财产税的性质。这种处理方式在逻辑上似乎是有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国家征税权、国有资产经营权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的原则设置的税种，因此属于商品交易税的特殊税种。政府认定使用权的费用一般说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增加的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为什么会上升，一般说来和该地方段的投资密集度和消费密集度有正相关。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思维，那么属于市场经营的增值收入应该属于经营者；属于政府投入引起的增值额应该由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解决。但该税的设置可能是从所有权角度考虑的，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因此应该把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归国有。因此这也不属于财产税。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上述分析也同样表明，应该从完善税制和财政体制的角度研究物业税的开征问题。当然，国有资产（包括土地）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征房产税的问题，因此下文主要讨论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存在房产税名称的税种，为了区别新开征的具有财产税性质的房产税，因此把后者称为“物业房产税”。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要把我国的房产税改造为物业房产税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造：以房产现值为税基、对房产普遍征税，以及房产税的优惠设置。 以房产现值为税基是物业税特征的关键，对房产现值的评估有两种方式：按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估值；或按房产的效率租金估值。前者称之为房产交易法；后者称之为房产收入法。理论上说，如果能正确认定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或房产出租的效率租金，那么两者的现值评估应该是一致的。但房产的市场交易频率和出租频率都不是很高的，而且市场制度总是有缺陷的，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房产现值的评估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房产税是地方税种，国外通常的作法是由地方政府确定评估方法，原则是使评估更接近市场的效率价格。 在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尽管效率价格和效率租金价格的市场条件都不具备，但笔者认为采用房产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的设计。我国的房产已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政策只适用于199g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享受了按工龄和职级为计算依据的房价补贴。这种补贴可以理解为以往的工资中不含住房费用，因此相当于专用于房产投资的工资补发。也可理解为房产投资的收益补助，因为职工购房的房产价格即使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也大大超过了改革前支付的租金。开征物业房产税意味着减少补贴，因此以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设计。1999年底以后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按政策应享受房租补贴，但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以收入法评估税基也有利于房租补贴额的确定；同时也有利于1999年底以前参加工作但房改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者的补助。如果按上述思路设计物业房产税的税负，意味着和工薪制度的改革是联动的。 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的是税率，即开征物业房产税以后，居民总税负有所增加还是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将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将调整我国的政府收入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和非税收入制度。笔者主张后者。目前我国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占GDP的比例估计不会少于预算内的50％，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高达35％左右。这个总负担率是很高的，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来看，总负担率的水平是不宜再提高的。但开征物业房产税需要对房产进行全面的重估，征管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总负担相对稳定，那么意味着将会减少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这是静态地看问题，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态势来看，将有利于效率、公平原则的贯彻。但这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效率和公平原则的贯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政府收入的比例。减少政府的收入比例，意味着增加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非但不会增加财政困难，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房产普遍征税，意味着所有房产都是征税对象。对非盈利组织和政府公共部门房产征税的依据是什么？这主要涉及国家征税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在国家征税权中，“国家”是公众（全民）的代表；在我国的公有制中，“国家”又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因此，似乎不存在“国家”对自身征税的问题。我国房产税中的免税制度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利改税”突破了这一思路，但仍然在其他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实，国家征税权应该高于财产所有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统一体。市民社会由家庭、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构成；政权社会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组织。市民社会从事物质财富或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政权社会从事精神财富或非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两类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虽然是由政权社会界定的，但目的是为了规范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行为。国家征税权虽然也表现为政权的行为，但却是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存在而设定的，因此高于财产所有权。这表明，不论是市民社会的财产，还是政权社会的财产都在国家征税权的覆盖之下。 我国现有的房产税对非盈利组织和政权组织占用的房产免税，相当于对这些组织的运行费用的补助。这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果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对“国家”内部的所有房产征税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这需要重新核定上述组织的经常费用和政府预算的支出额，这涉及到预算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物业房产税的优惠问题上涉及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房产的性质问题。物业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负担能力方面考虑优惠是必要的。有一种观点主张对居民住房优惠一定的面积，即把一定面积作为物业房产税的免征额或起征点。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以面积为免征额或起征点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一般说来，富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高，穷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低，这意味着对富人的优惠高于穷人。因此，这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笔者主张设立包括住房租金在内的最低生活标准，家庭收入达不到的应予免税，差额部分还应该得到政府的社会救济或房租补助，后者相当于物业房产税应设置负税率。 家庭住房形式上是消费品，但从人的再生产角度看应该属于投资品。而且，住房建筑是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属于投资品。对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长来说，投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此，如果住房出售收入用于住房再投资的话，相应的交易税应该返回，即只对改变用途的交易收入部分征税，这表明优惠还涉及到其他税种之间的联动关系。 基础理论论文:三峡工程应用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应用基础的研究，是由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与三峡开发总公司联合组织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活动。结合三峡工程生产实际，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通航建筑物应用基础；高边坡基础理论；混凝土材料及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不少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中，这些研究也推动了我国工程应用基础的提高。 关键词：仿真模拟 岩体力学 混凝土耐久性 高掺粉煤灰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个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是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联合资助和领导下开展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研究。所谓“应用基础”实际是指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应用技术的基础理论。经过5年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已于1999年6月在三峡坝区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此项研究涉及三峡工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侧重于从应用基础理论上解决工程疑点和难点，在研究中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所获成果，对三峡工程有的具有直接应用价值，有的需要在工程进展中加以验证。从专家意见中反映出，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工程应用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技术还可以推广应用到其它水利水电工程上去。现将研究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果按以下五个课题予以介绍： 1 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 三峡枢纽上游年输沙量大，枢纽建成后，大量泥沙将在水库内淤积，坝下游河道则发生冲涮，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影响水库寿命和枢纽效益的充分发挥。本课题研究了以下内容。 1.1 几个泥沙基础问题 主要有：淤积物的密实度及干容重变化研究；泥沙起动规律研究；推移质运动特性和输沙率研究；底层泥沙交换、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流挟沙力研究。 1.2 坝区泥沙淤积和坝下河道演变 内容有：通航建筑物引航道防淤清淤措施研究；电站引水防沙措施研究；河道床面粗化研究；河道床面形态和阻力；坝下游河道演变及河型转化。 1.3 数学模型和实体模型技术研究 进行了模型沙特性研究；实体模型变率研究；实体模型图像分析系统；长系列试验方法比较；数学模型试验中a系数研究；回流区泥沙淤积计算。 关于泥沙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水库淤积物密实过程、泥沙起动规律、冲积河道阻力和床面粗化、推移质运动特性、底层泥沙交换和水流挟沙力等问题上都获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于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的防淤清淤措施、电站的引水防沙方案已为设计部门所采用。对于实体模型中的模型沙特性研究、模型变率的影响、长系列试验方法以及数学模型中不平衡输沙恢复饱和系数，回流区泥沙淤积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三峡工程泥沙科研中长期存在的不同认识，本课题中建立的实体模型图象分析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量测大面积水域的流场，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新技术。 2 通航建筑物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课题对三峡工程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船闸水力学、船舶运行仿真模型和船舶技术应用中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2.1 枢纽泄洪对坝区通航条件的影响 从枢纽泄洪对上下游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电站调峰非恒定流对通航条件的影响、通航水流条件的航行判据的研究表明，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船闸与电站的运行方式，可以达到坝区通航条件的要求。 2.2 船闸输水系统和闸阀门水力学解决以下技术难题 (1)输水系统水力学：三峡永久船闸输水系统采用了4区段8支管，顶支孔出水，盖板消能的动力平衡系统，它可使水流均匀分布于整个闸室平面，从而可减少闸室输水所导致的非恒定流水面波动和局部水流紊动。通过试验及计算分析得出，支孔形状、廊道雷诺数、廊道阻力、支孔高宽比、支孔总面积与廊道面积比等，是影响出流的一些因素，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2)船闸阀门水动力学特性。 (3)阀门空化特性及控制空化措施。 (4)阀门流激振动特性及减振措施。 (5)船闸人字闸门运行动水阻力。 (6)船闸水工模型试验缩尺效应。 2.3 船闸运行过程仿真模拟试验 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方法对船闸输水及船舶过闸过程进行模拟，其优点是经济、快速、宜于长期保留，预演过程整体性强。主要模拟过程有：船闸输水过程仿真、航行条件的快时模拟、船舶航行条件实时模拟器的研究、船闸运行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超高水头大流量的阀门水力学、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和船舶试验技术研究等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非恒定流减压模型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的研制、阀门段廊道流态特征和急变分离流机理、门楣通气减少空蚀的综合措施、分散输水系统中出水支孔流量分配规律、泄洪产生引航道往复流的机理、小尺度船模的相似性等研究成果都已应用于三峡工程设计，并据此修改了《船闸设计规范》中的输水系统部分条文，成果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3 三峡船闸高边坡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此轮高边坡研究基本上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三峡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内容侧重于工程岩体力学的应用基础理论。由于研究工作与永久船闸高边坡施工平行进行，因此研究成果除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指导反馈设计和施工以外，大部分成果对我国高边坡工程，特别是卸荷高边坡工程，可为设计提供理论武器和较先进的分析手段。 3.1 关于岩体力学性质的研究 三峡坝区的闪云斜长花岗岩属性良质优的岩体。由于建闸开挖体坡高(170m)、体长(1610m)、堑深(67m)；由于山体下部诱发的地应力释放；由于风化和岩体结构面的发育发展；导致岩体宏观力学性质与按常规试验获得的力学数值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开挖后会有性质弱化的趋势。 通过研究，在试验与调查基础上，建立了岩体宏观力学参数模拟理论，提供能较真实反映现场岩体性质的参数值。如岩体的变形模量，微新岩体可取为20～30GPa。研究表明，岩石在三向应力状态下，卸围压可导致岩石的开裂。开挖后的高边坡，岩体同时存在加载和卸荷，卸荷效应会引起岩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从坡表至深层出现程度不同地岩体变形、松动和开裂。研究认为区内花岗岩体存在着卸荷流变效应，此种流变可通过正、反分析予以界定。 3.2 高边坡岩体稳定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在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岩体破坏机理研究分析基础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高边坡的稳定进行了分析计算。以反映变形规律和变形量。 分析使用的方法不同于过去较明显的是，在计算模型中较多地运用了脆性理论。如有的引进、开发、应用“断裂损伤介质分析系统”，对高边坡进行了断裂损伤弹塑性与流变分析；有的针对三峡船闸高边坡建立了脆弹粘性理论分析的计算模型；亦有数家单位采用其它方法试图解释三峡船闸高边坡卸荷岩体的变形和非连续性问题，如离散元法(DEM)、不连续变形分析法(DDA)、数值流形方法及卸荷非线性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在三峡船闸高边坡不同断面的特征点上，在垂直于船闸轴线方向上，最大水平位移大都不超过50mm。清华大学用断裂损伤流变模型计算的位移量在坡顶最大，为100～300mm，其它部位为50mm左右。给出的流变量，即开挖结束后继续随时间发展的位移量为5mm，收敛期为一年。 此外，有的运用潘家挣塑性力学的上下限理论，用组合塌滑体的刚体极限平衡分析方法，给出高边坡整体稳定问题中沿最大可能滑动面滑动的边坡体稳定安全系数大于5。 完成的其它成果有：对渗流水荷载、爆破动力荷载的分析研究；用锚固模型的流变损伤分析方法研究锚固机理等。 4 三峡工程混凝土原材料研究 本课题结合三峡工程的需要，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为中心，研究混凝土的配合成份，配置出高性能混凝土、抗冲耐磨混凝土、微膨胀水泥和灌浆改性超细水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中改性超细水泥灌浆已在三峡工程中试用。研究成果的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前列。 4.1 混凝土耐久性及破坏机理 本课题侧重研究混凝土自身因素对耐久性的影响。对混凝土原材料特性进行分析，找出不利因素，提出改进的措施，从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性能来达到抵抗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大坝混凝土的耐久性。 (1)对大坝混凝土所用水泥及粉煤灰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对三峡大坝所用中热硅酸盐水泥和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性能测试分析，均符合国家规定指标。中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0.55%(熟料小于0.5%)，低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1.0%的指标。对粉煤灰品质、水化速度和贫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粉煤灰在拌制混凝土时有三种效应并产生三种势能：形态效应产生减水势能；火山灰活性效应，使粉煤灰具有受激活反应的势能；微集料效应造成致密势能。粉煤灰的水化速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且随时间增长而增加。混凝土在20C下，粉煤灰在3～4年中仍在水化，只是水化速率缓慢，因而强度也是在缓慢增加。 (2)三峡大坝混凝土必须使用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在确定高掺一级粉煤灰的前提下，必须选用与粉煤灰相适应的高效减水剂至关重要，两者配合应用，在降低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方面，能产生叠加效应。能使总减水率达到20%～30%。掺入引气剂后能使混凝土抗冻性能大幅度提高，也提高了混凝土韧性和抗折强度。 (3)混凝土的微观结构研究试验得出：①水胶比对孔隙率和孔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水胶比大，孔隙率就高，大于100nm的孔增加；②每m3混凝土用水量降至100kg以下，总孔隙率大大降低；③掺入30%、50%、70%的一级粉煤灰，浆体总孔隙率随掺量增加而增加，但孔径大于100nm的有害孔仍较少，小于20nm的无害孔增加。 水泥浆体于集料界面存在富水层，较多的SO3溶解于此，造成人Aft富集和Ca(OH)2晶体的择优取向生长，构成混凝土中的薄弱部位。当水胶比降低，对界面结构有所改善；掺加20%或者40%粉煤灰及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后，改善了界面结构，但粉煤灰应低于50%。 4.2 微膨胀型中热和低热水泥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已研制出微膨胀型中热及低热水泥；第二，对两种膨胀源氧化镁及钙钒石的膨胀机理，微膨胀中热和低热水泥的膨胀机理有了了解。 4.3 高掺粉煤灰大坝混凝土 由于优质粉煤灰的大量掺入，其需水量比为90%左右，加之高效减水剂联合使用，产生叠加效应，使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减少20%～30%，由于用水量降低加上高掺粉煤灰，就使得水泥用量可以大大降低，得到质量较好的混凝土。 4.4 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研究 三峡工程特种混凝土原设计是采用C40抗冲磨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曾用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特殊部位。本课题研究出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它的特点是限制水泥浆体积在混凝土中的总含量，掺入高活性掺合料-硅粉和优质粉煤灰取代水泥，以减少水泥用量，选用与之相匹配的高效减水剂及膨胀剂，使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的水泥用量降至330kg，掺合料的总重量达37%。用铁矿石粗骨料制备的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28d抗压强度可以达到89.6MPa，抗冲磨失重率又比C60低40%，抗冲击韧性提高1.8倍，但单价较C60高。 研究表明抗冲磨混凝土的改性机理是由于大量极细的活性掺合料水化后生成得C-S-H凝胶改善了集料与 水泥胶体的界面结构，使总孔隙率减少25%，有害孔减少，使混凝土密实性大大提高。 4.5 大坝基础处理水泥灌浆材料改性及其机理研究 三峡大坝防渗帐幕设计标准要求ω≤0.01L/(min·m·m)，在细微裂隙发育的大坝基岩，用普通水泥灌浆无法灌入的地段。采用超细磨水泥灌浆能达到设计要求且不污染环境。 1)超细磨水泥主要性能如下： ①细度D95≤16μm，平均中值粒径小于4μm。 ②浆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当 W/C＝1.0时，析水率小于5%。 ③强度：3d为52.5MPa，28d为72.5MPa。 ④膨胀率：3d不小于0.15%，28d不大于0.60%。 (2) X光衍射分析现场灌浆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水泥熟料已水化成 C-S-H凝胶、Ca(OH)2和钙矾石 (Aft)，仅有少数石英(SiO2)及碳化的 CaCO3，所以水泥结石强度高，无体积收缩。 5 三峡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与反馈设计 本课题分五个专题：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安全监测高 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测系统，混凝土坝施工期仿真计算与温控反馈设计，开放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等。 5.1 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研究 三峡工程包括永久船闸、升船机、左岸大坝及厂房、泄洪坝段、右岸大坝及厂房、茅坪溪防护坝等建筑 物的监测系统，另外还有专项监测、地质环境及其他监测，其中仅永久性测点就有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监测系统。为此，对总体结构、监测仪器布置和变形监测网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优化研究。 (1)总体结构优化针对三峡工程大坝特点及安全分析、评价和监控的要求，对安全监测系统总体结构， 依据信息可靠、有序采集、保存、查询、调用等原则，应用优化理论，将原设计大坝三级监控(建筑物、分区和工程监测中心)改为二级监控(建筑物，监测中心)，从而减少了结构层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节约了费用。 (2)监测仪器布置优化结合技术设计和招标设计，依据少而精等原则，对监测仪器的布置进行优化研究。经优化后，变形和渗流监测仪器、设备数量减少约 1/2，应力应变监测减少约2/3，水力学和动力监测减少约1/2，监测费用减少1亿元以上，经济效益显著。 (3)变形监测网络化对变形控制网和倒垂等进行优化研究，突破常用的模拟法，提出用解析法的优化方 案，构成目标函数。以精确、可靠、灵敏度和费用等作为约束条件，形成一个二次规划模型，并以此编制变形监测网自动化分析软件。应用这一个优化软件，对升船机及临时船闸高边坡水平监测网进行了优化设计。 5.2 安全监测信息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 安全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监测资料的分析和反分析，对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状况作出综合分析、安全评价和监控。为此，针对三峡主要水工建筑物在施工期、蓄水期和运行期的不同特点，吸收国内外安全检测领域的最新信息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分三大类： (1)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及其相结合、突变理论、多级灰关联分析、可靠度理论等方法和理论，依据实测资料对大坝的实测性态进行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应用可靠度理论方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建立大坝安全风险评估的框架。 (2)结合已建工程和三峡大坝的典型坝段(泄洪2号坝段等)，建立了施工期的特殊监控模型，时空分布的确定性模型及反分析模型，多测点监控模型因子集分析模型，另外还提出用数学滤波法分离时效分量，采用回归与时序模型，用瑞利分布研究监控模型中环境量对效应量的滞后效应等。 (3)拟定变形监控指标拟定的理论和方法 主要包括用结构分析法和数学监控模型拟定监控指标。 5.3 安全监测高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控系统 鉴于三峡工程的特殊要求，决不允许中断监测和采集数据，这就要求安全监测系统能精确、稳定、可靠、长期而又实时地采集数据。为此，在吸收目前国内外传感器(主要是变形、裂缝等)及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研制精度高、稳定可靠的自动化监测仪器和设备，对稳定性检查，对监测系统的构成和选型提出优化方案等。 5.4 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 混凝土高坝，工程规模大、工期长、施工和自然条件复杂，使设计与实际施工有一定差别。为此，开展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的研究，对优化设计和施工，提高混凝土坝的设计施工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此进行下列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①提出了一整套混凝土高坝的仿真计算新方法；②研究了通仓浇筑重力坝和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度应力的特点和规律及其与常规柱状浇筑重力坝的差别；③编制了混凝土坝和基础温度场、渗流场和位移场反分析软件；④研制了混凝土高坝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软件。⑤对三峡大坝进行系统仿真计算，提出了合理的温控措施。 5.5 开发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 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①系统设计原理及实施方法；②系统工具环境的设置；③系统应用软件 的引进和开发；④计算机新技术在大型水工结构分析系统中的应用。 上述研究成果，大部分已用于三峡工程设计，为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创造一流的三峡工程提供了技术保证。 基础理论论文: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摘要：依据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认为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应考虑对下游河道系统的影响，并通过近期初步研究，论述了河道系统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问题。由此，提出了建议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土壤侵蚀 水土保持治理 河道演变 流域环境系统 1 绪论 江河流域多是开放的复杂环境巨系统。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该系统是由以坡面为主的能力聚集区子系统和以河道为主的能量及物质输移通道子系统构成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会对坡面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下游河道的演变也会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流域环境系统下，水土保持的效应具有级联性。然而，关于后一效应问题的研究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山地的大规模开发，水土保持在解决江河水患和山区自然灾害中所具有的作用愈加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应当看到，水土保持是人类加诸自然环境的一种外界干预，对其必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这种干预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就会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增加其承载能力；反之，就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可能会以系统性的或大局的损失换取局部或部分的利益，例如，若水土保持治理方案不合理，将对河流系统的水沙组合关系及其输移规律产生大的干扰或破坏，很可能在得到流域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而造成下游河道泥沙灾害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目前，国内外对流域治理的方法和模式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我国80年代提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模式，就是我国在流域治理应用基础理论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但是，就研究现状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土壤侵蚀学科范畴，忽视了从流域整体系统出发，研究河流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片面强调了水保措施在流域治理中的减沙效益，而忽视了流域治理对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水文学特性、输沙规律的影响；更多地研究水保治理对流域大时域平均意义上的产水产沙的影响，而对洪水要素影响的研究有嫌不足；只从总量上研究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忽视了因措施配置方案不宜，而可能造成的不利水沙关系，使河道淤积加剧等问题。这些均属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泥沙灾害防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重要科学命题，直接涉及到制定江河治理方略及总体规划的科学决策。当前，国家对江河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大大加强了投资力度。同志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大目标。此时对有关水土保持治理效应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研究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研究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尤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甚，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以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如以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增加了52.9%～210.7%，且部分地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增加了30%左右[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各类治理措施，在保护和改造当地的土地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据统计，黄土高原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984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增加了22%，其中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所辖的122个县，1984年人均收入为1979年的3.7倍。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流域经过20多年的治理，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72年的近3倍。根据水文法计算，从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7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利、水保工程年均拦减径流量超过10×108m3，80年代的为13.98×108m3，70年代年均拦减沙量为3.56×108t，80年代为3.95×108t[2]。 但是，就黄河下游河道冲淤调整趋势及近年来的洪灾情况看，黄河下游的泥沙灾害仍未明显减轻，甚至在诸如“96.8”洪水期间，尽管流量属中常洪水，但不少河段水位却达到或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经济损失也是建国以来最大。根据1969～1990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下游花园口至艾山河段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淤积量始终占其来沙量的15%左右。进入80年代以后，粗泥沙淤积量占该河段淤积总量的1/3，比80年代以前的还大32%[3]。同时，近年来该河段的淤积量占全下游淤积总量的比例有增无减。另外，根据无定河、秃尾河等黄河支流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前后的河道冲淤变化分析，尽管经治理后取得了一定的减水减沙效益，但在有些年份其支流河道仍是淤积的。分析还表明，一些支流流域治理后，河道的水流输沙能力不一定能够增大，特别是对于粗颗粒泥沙，其输沙能力反而有所降低[4]?。 因此，从全面防治泥沙灾害的角度而言，对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从流域地理系统的观点来说，河流作为其中的主要子系统，其发育演变与水沙动力输送的关系极为密切，水沙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河流必然会以河道的冲淤、形态变化作出相应的反馈调整。而且，河流的调整方向与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具有直接的关系。水土保持措施具有工程、生物等不同的类型，其减水减沙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减水效益明显，有的则减沙效益明显。不少专家研究均表明[5，6]，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水拦沙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对流域的产水产沙量及洪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如根据分析[5]，黄河支流汾河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治沟工程措施拦沙量占流域治理措施总拦沙量的65%，梯田、水保林等坡面治理措施拦沙量占35%，相应的拦水量分别占总拦水量的11%和89%。显然，如果在黄河中游大规模开展水利水保工程治理，不同的措施配置方案，就会使进入河道的水沙条件产生不同变化，也就直接关系到河道的冲淤演变方向。我们近期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方案，减水减沙效益比是不一样，对水沙过程的改变，包括对水沙搭配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也相应不同。如根据多沙粗沙区个别重点支流的资料分析，只有当减水减沙效益比在某一范围时，河道的冲淤才能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淤积反而有所加重[8]。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依据流域地貌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流域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只注重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河流输沙及河床冲淤规律的改变效应，就难以全面解决土壤侵蚀灾害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河道淤积、水患灾害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减蚀不减淤”或“减沙不减淤”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对水沙组合及运行、河床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出治理下游河道淤积灾害的新途径。 坡面及沟道的水土保持治理对进入河道的水沙量及其过程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进行了时空上的再分配，破坏了原有长期形成的河流的水动力平衡输入条件，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河流动力特性。作为一种响应，河流的能量耗散过程必然作出调整。河流能耗过程调整的方式、幅度和速率是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系统能量分配的干扰作用大小有关的。因此，认识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冲淤调整的影响，应以分析水沙过程的改变与河流动力特性的调整作为基础和依据，这也是评价水土保持治理方案合理性的理论前提。 从河流系统来说，流域坡面的产水产沙及河道的演变调整是能量耗散的两个子过程，而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注意的是前一过程的变化，忽视了作为流域重要子系统的河流的演变调整问题，多数仅限于流域的地理因子(如流域面积、纬度等)及地貌因子(如沟壑密度、植被度等)与河流径流量、输沙量的关联性的分析。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却很少。 流域治理干预了自然条件下流域系统能量的分配过程，引起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包括输沙水力特性)方面的变化，那么，作为能量耗散的主要形式，河床冲淤演变趋势亦将进行调整。如对黄河支流皇甫川流域资料统计分析，该流域从60年代以来，各时期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比例均有差异(表1)，相应地，河流能量(单位时间动量)与河道的冲淤量关系也有所变化(图1)，根据对河道发生冲刷的平均情况初步分析，其变化关系与坝地、草地的面积比(单项面积与总治理面积的比值)显得较为密切。另外，不同年代的单位水流动量的冲刷量是逐年减小的，至90年代稍有回升(图2)。根据统计[9]，从50年代至90年代，汛期降水量、汛期径流量及洪水径流量年内分配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外界输入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过程变化并不大，这显然是与输至河流的能量过程及水流的动力特性变化有关的。可见，河流系统的能量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演变趋势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认识流域治理对河床演变规律的影响，对确定江河治理的规划设计及治理方略均是极为重要的。 3.3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流水文学特性的影响 主要是对洪水特性的影响。目前，不少专家认为水土保持治理对一般洪水有明显的影响，可使洪水过程趋于坦化，洪峰流量减小，历时加长。但对大洪水尤其对特大洪水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及影响多大等需要研究，这不仅对认识下游河道的演变趋势是必要的，而且对制定下游的防洪宏观决策和规划也有十分重要意义。 3.4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的影响 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的冲淤演变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主要有：流域产水产沙与河道冲淤演变的关系、流域治理后河床冲淤变化、横断面形态调整、纵剖面调整等等，及其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在大的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中，一定的自然地理背景决定着特定的河流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实质上是河流为适应集水区内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繁纷复杂演化过程的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功能的体现，就是说，河流的性质和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流域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共同决定着河流的水文泥沙特征、河道形态特征和演变趋势。 尤其对于黄河这类含沙量大的河流，其下游河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在具有中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地理背景下经漫长时期形成的，一旦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直接改变了土壤侵蚀的环境演化过程，还必然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受到调蓄或干扰。而正如上述，在流域环境系统行为中存在着集水与产沙、供水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当水土保持治理达到一定规模后，流域环境系统的行为将逾越这种阈，各项控制因子演变过程将处于一种突变性的振荡态势，不过，这种演变过程却又总是力求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相应的阈。各级支流是直接受到感应的第一层次。因此，分析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影响的科学关键点是搞清水保措施与产沙、产水产沙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关系，并以支流作为基本层次，研究下游河道演变对水土保持治理的反馈响应。 3.5 水土保持治理方案的河流效应约束参数的研究 从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水土保持治理的主要目标应获得三方面的效益，即防治土壤侵蚀效益、农业增产效益及减少河道泥沙淤积灾害效益(或作用)，而这三方面的效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约于流域系统整体稳定运行的要求。事实上只有此，才可能实现整体流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减少土壤侵蚀效益及农业增产效益的约束参数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选择减少河道泥沙淤积效益或水土保持治理的河流效应的约束参数需开展研究，同时，关于河流效应同其它效应间的关系以及在考虑河流效应约束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体系的比选原理及依据也是应开展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基础理论论文:电力系统灾变防治基础理论 摘要：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灾变原因及灾变防治策略。 关键词：电力系统 灾变特点 灾变原因 防治策略 一．电力系统灾变概况 电力是国家的支柱能源和经济命脉。目前我国电网装机容量2.5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三峡等大型电厂建成，必将出现超大规模的联合电力系统。我国计划在2010～2020年间建成安全可靠、满足电能传输和市场化运作的全国范围联合大电网。如何保证其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是一个及其重大和迫切的研究课题。 而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多起灾变性的重大电力系统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美国1965.11的东北停电事故，停电2100千瓦，停电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1977.7美国东北停电25h；1978.12法国停电75％，时间7h；1982.12加拿大魁北克州全停；1983.12瑞典停电67％，时间6～7h；1987.8东京大停电，时间6h；1996.9马来西亚全国大停电；1996.8美国西部大停电，损失3200万千瓦负荷，停电时间7h。这些事故的起因均为某一局部故障，但由于控制措施采取不当或不及时、电网结构的不合理、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或拒动，或者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系统的连锁性故障以致于大面积停电，即所谓灾变的发生。大区电网的互联和电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电网的运行增加了更多的不可预知性，电网运行在稳定极限边缘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只按现有的可靠性准则来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是不够的。应建立电力系统的第三道安全稳定防线，即必须对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尽早开展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的研究，避免灾难的重演已成为目前电力系统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 现实的电力系统同复杂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环境相联系，它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要完全防止事故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电力系统灾变是指电力系统主要由连锁性事故导致的电力系统稳定破坏而发生的大面积停电。电力系统事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可逆性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能从一种正常工作状态走向另一种或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二是不可逆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破坏，或电压稳定破坏即电压崩溃，或频率稳定破坏即频率崩溃，或三者中的任意二者或全部破坏，电力系统瓦解，大量损失负荷。 下面例举了电力系统的一类灾变的发生发展过程。 1．假设 l 事故前潮流如图1所示，且节点2、节点3联络开关通过功率很大；线路1～2，1～4接近稳定限制功率运行。 l 线路配置较完整的继电保护和重合闸，且线路1～2，1～4跳闸可联切电源1号机组和分别联切节点2、4部分负荷，但事故当时联切装置停运检修中。 l 变压器配有常规保护；发电厂配有常规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 l 电源节点2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联系；节点3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频率解列联系。 2．灾变发生和发展过程 （1）线路1～4永久故障，两侧保护正确动作掉闸。1号电源因离故障点近，冲击较大。 （2）线路1～4负荷转移至线路1～2，1～3，线路4～3潮流反向。 （3）电源1，3间功角稳定破坏，系统振荡，1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上升，3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下降；电源1，3之间联络阻抗二分之一处（电源2附近）为振荡中心，电压稳定破坏。 （4）1号电源部分发电机过速解列停机。2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该地区受进功率很大，事故时电压很低，低频切负荷装置启动功率不足，大都未动，故解列以后，频率陡降，最终该地区所有发电厂被迫解列，部分停机，局部系统瓦解。3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频解列动作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所在局部系统功率外送较大，加之在系统振荡过程中部分低频减载动作，解列后功率过剩，频率上升，部分发电机组被迫减出力或解列停机。负荷节点4，因在振荡过程中频率很低，低频减载动作，大部分负荷损失。 灾变最终结局是：2、3号电源解列，系统损失大量负荷，全网和局部系统2均瓦解，局部系统3解列后也几近瓦解。 由上述简单系统灾变的示例以及结合多次实际电力系统灾变事故经验，可将电力系统灾变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1.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电力系统灾变几乎涉及到电力系统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每一起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均与系统失去稳定有关，灾变是系统失去稳定并导致大面积停电的结果。因此在研究中必然会遇到电力系统原有的众多难题，如系统的动态等值与简化、稳定判据的选择、负荷的动态模型难以获得、控制方法的适应性以及系统的强非线性和时变性等问题。 2.连锁性故障是导致电力系统灾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并最终发展为系统的解列、频率或电压崩溃。连锁性故障往往由极其罕见的严重事故造成,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典型的严重事故包括同一走廊的输电线路全部同时断开、枢纽变电所全停或占系统容量较大的一个发电厂全停等。目前人们对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只有一些定性的认识,对连锁性故障发生机理的系统性研究仍不多见。 3.连锁性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及策略与常规情形不同，要求在灾变研究中应考虑罕见严重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这与以往的基于个别故障发生后采用的控制方式和策略明显不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诸于文献。 三．电力系统灾变原因 仔细考察过去发生的多起重大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可知导致事故扩大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a)输电线路过负荷或故障跳闸,引起大量负荷转移,最终造成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1961年英国东北部、1965年美国东北部和1967年美国东部的大停电等事故均是由上述原因引起。 b)负荷增长过快,系统无功不足而导致电压崩溃。1978年法国和1987年日本大停电事故便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 c)系统元件的保护或自动装置拒动或误动。 d)线路多重多次故障,导致一系列跳闸,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e)大机组跳闸,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f)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如地震、战争等)。 灾变是系统稳定破坏的结果，根据系统失稳的特征不同，稳定问题包括功角稳定、电压稳定、频率稳定以及电力系统非管制后所呈现的电力市场稳定问题。 l 电力系统功角稳定 所谓电力系统功角稳定就是要求保持电力系统中所有同步发电机并列同步运行。交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条件是各发电机按同一供电频率同步运行以保证为用户提供统一频率的电能。电力系统失去功角稳定的原因是在运行中不断受到内部和外界的干扰，使电气连接在一起的各同步发电机的机械输入转矩于电磁转矩失去平衡，出现各发电机转子不同程度的加速和减速，以及各发电机转子相对功率角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随时间增大，则最后将使发电机失去同步运行。由于各发电机的频率不相同，电力系统中的电流和电压将发生很大幅度的振荡，用户得不到正常供电，保护装置动作，一般要断开受影响的发电机、线路等元件，有可能使系统解列为几个子系统并不得不切除负荷及发电机，从而导致全系统的崩溃。失去稳定的现象可能是发生一台发电机与其余发电机间，或者发生在几群发电机间，每群发电机内还是同步运行的。 l 电力系统电压稳定 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是电力系统维持负荷电压于某一规定的运行极限之内的能力，它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源配置，网络结构及运行方式、负荷特性等因素有关。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受端系统不断扩大，负荷容量不断集中，而电源又是远离负荷中心的情况下，以及输电系统带重负荷时，会出现电压不可控制连续下降的电压不稳定现象，即电压崩溃。它往往由于电力系统电压的扰动（如发生短路，大容量电动机的启动，冲击负荷等）、线路阻抗突然增大（断开线路或变压器）、无功功率减小（断开发电机或无功补偿装置）或节点负荷的增大而诱发，使大量用户断开和大面积停电。 l 电力系统频率稳定 在电力系统稳态运行情况下，全系统的发电机出力和负荷（包括线损）是平衡的，电力系统频率是一个全系统一致的运行参数。在实际运行时，当电力系统出现干扰使发电机的总出力和负荷的总功率出现不平衡时，相应地将导致各发电机转速和频率的变化。在频率变化的第一阶段调速器和调频系统还没有动作，系统的平均频率将下降或增大，各发电机间将产生振荡；第二阶段发电机的调频系统以及负荷的频率调节效应，导致发电机有功出力以及负荷的变化，随着电力系统容量的增大，频率的微小偏移均将发生很大的有功潮流波动和调整，如果电力系统频率进行的监视和调节不够，就会导致系统频率的进一步恶化，这又将导致系统电厂中锅炉出力的变化，以及电动机负荷的变化，使得电力系统的出力和频率进一步变化，最终使系统走向频率崩溃，一致全系统大面积停电。 l 电力市场稳定性 当前电力市场化浪潮席卷诸多国家，我国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先进国家电力工业走向市场的经验表明：电力系统的市场化运作由于打破了垄断，引入了有序竞争机制一般将使发电成本降低30％，电价降低26％左右，这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电力市场的发展在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从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将由两部分组成，即前述的电力系统物理稳定性和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而且两种稳定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比如1996年发生的两次美国西部大停电以及马来西亚大停电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惨痛教训。 电力市场稳定性指电力市场必须保证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政府部门和电力市场的各参与方都希望评估影响电力市场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了解电力市场在受到预想扰动时的动态行为和稳定程度，并希望可靠的算法支持其决策，防止市场的崩溃。 影响电力市场稳定的因素有： 1） 市场经济下的系统运行工况将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系统间大量的电能交换和交易、不可预测的潮流和线损等因素都增加了运行调度的不确定因素，更容易遇到离线分析未考虑的工况。 2） 电力市场下，发电、输电、供电将各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电网公司将不再具有在传统垂直一体化电力结构下的调度能力，网络的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 3） 在宏观经济方面，能源政策、环境法规和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 4） 在微观经济方面电力市场规则的修改，各参与者的博弈 5） 在技术方面，电力系统的物理特性、安全稳定导则、稳定传输极限引起的阻塞、分析技术和控制技术 电力市场稳定性的研究内容是： 1） 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研究市场价格微小偏离市场均衡价格时的市场稳定性 2） 研究市场在大扰动情况下，系统是否能够保持足够多的发电公司、充裕的可发电容量及可输电容量，也即电力市场的大扰动稳定性问题。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崩溃时发电成本上涨和发电容量不足，造成加州批发电力市场价格飞速上涨，而当时的用电端是按照冻结电价售电的，这样就失去了电价调节的杠杆作用，用户的用电弹性作用完全丧失，市场价格失衡 3） 研究电力市场的动态品质问题，如电价的渐进性、对振荡的阻尼等。 四．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到电力系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连锁性故障的机理及其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电力系统隐患的探测和预防、决策准确性与快速性的兼顾以及完善预警系统的建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Power System Collapse Prevention System，缩写为PSCPS）研究的目标 1)准确地进行判断并给出正确的控制措施是对PSCPS的基本要求。电力系统扰动发生后，要求PSCPS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系统的有效控制。在紧急情况下，只有准确的决策和快速的执行才能有助于电力系统状态或性能的改善，否则会加剧系统的崩溃。然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算法和方法多数仍难以满足PSCPS的实时性要求。快速性和准确性要求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中的一对矛盾，同时满足快速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安全及稳定控制算法才具有实用价值，机理可行而缺少实时性的算法虽具有研究价值，但却不宜采用。 2)PSCPS应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不应受到某些虚假现象的影响而产生误判。电力系统的时变性要求采用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具有适应性和鲁棒性，即要求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控制的准确性。电力系统的扰动具有不确定性，危险形式也千差万别。不同的扰动和危险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各自不同的判定方法和控制策略。PSCPS必须能正确地识别各种危险发生或即将发生时系统的相应特点，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此外，PSCPS还应能正确识别系统正常的扰动和真正的危险，并做到“去伪存真”。 3)PSCPS的算法应能反映系统的实际，采用的假设应具有合理性，其对系统危险指标的判据应是充要的。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中采用模型的适应性、系统等值的准确性、预想事故集筛选的合理性以及判定方法的选取等多方面。在PSCPS研究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应采用更接近实际的系统模型。首先，假设应是合理的，在做系统简化和等值时，需使简化后的系统符合实际的未简化系统，或者保证简化引起的误差不使PSCPS做出虚假或错误的判断；其次，所采用的预想事故筛选原则应是准确的，不应遗漏任何具有潜在危险的预想事故。 4)PSCPS包括的一系列重要稳定裕度指标如电压稳定、功角稳定和频率稳定指标等应是基于参数空间的，且具有可操作性和直观性。它能回答诸如某条或某几条母线上可同时增加的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数量，某条或某几条输电线上可同时增加的有功传输功率等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问题。基于系统状态空间的性能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常常缺少实际可操作性。 5)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PSCPS给出的控制决策除了要考虑系统安全性外，还应使控制代价最小。保守的决策虽能保证系统的安全,但却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要求PSCPS具有优化控制决策的功能。 6)在电力市场环境下，PSCPS应能准确在线度量当前市场的结构稳定性和有界稳定性，基于发电及用户侧的市场报价，解决含动态稳定约束的阻塞问题，优化调度，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各种辅助服务决策。 因此电力系统灾变防治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1)电力物理大系统的稳定性理论 包括建立电力物理大系统的整体建模；电力大系统全局稳定性的定量测度理论，研究电力系统稳定域的拓扑结构，失稳模式及其演化规律；电力大系统稳定性的在线快速评价方法体系。 2)电力市场稳定性理论 建立电力市场的动力学模型，研究电力市场竞价、交易、调度运营等动态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物理系统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交互关系。 3)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和控制策略 研究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条件和特征，探索研究连锁性故障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反连锁性故障的相应措施。 4)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优化控制和优化调度理论 研究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鲁棒控制原理，使得系统具有鲁棒稳定性和高干扰抑制能力；研究混杂系统复合控制理论，解决非线性高维、分块、多层、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并存的控制系统设计及求解方法；研究混杂系的调度策略。 5)电力大系统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建立全新概念的发电厂与电网控制与调度的计算机实时信息处理系统，即需研究电力大系统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分层分块地建立运行中各发电厂与整个电力系统的在线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它可实时给出潮流调度最优方案和反事故紧急措施的合理建议等。 6)建立电力市场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五、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示例——先进励磁控制技术运用 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在中电联合水力发电学会自动化专委会推动帮助下，与长办机电处、水科院自动所、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内蒙电力公司、广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及葛洲坝能达公司等单位合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功地研制了GEC-I性全数字式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装置，并已投运于丰满水电厂、海渤湾电厂、沙角电厂（A）、焦作电厂、沙岭子电厂等十多台机组，提高了有关电网的安全稳定性，产生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近期内丰满第二台和广东连州、韶关、华北大同一电厂以及浙江镇海等电厂的该型装置即将投入运行。目前，该国家实验室在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支持下，研制了双工控机，具有彩色平板数据和波形显示器（PPC）的新型非线性最优控制装置GEC-II，可望于1999年三季度以前投入白山水电厂30万kW机组试运行，为三峡机组励磁系统国产化作进一步技术准备。 上述励磁调节器，从理论、软件到结构完全具有我国自主产权。其理论上的领先地位已为国际有关专家公认；对提高和改善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不仅被理论和仿真证明，而且已为内蒙电网实际发生的故障所验证；也为华中、西北、浙江、四川等电网科技人员独立进行的物理和数字仿真（用“综合稳定程序”）所证实。本文将对这已具有我国完整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装置从理论优势、装置特点、仿真结果和实际运行等方面作扼要阐述。 5.1 理论上的创新性 首先让我们对励磁调节器设计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回顾。 5.1.1单参量辅助控制 60年代，随着美国电力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发电机快速励磁（自并励方式）的广泛应用，工程控制论中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即控制系统的灵敏性与稳定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美国一些电网产生了多起“低频振荡”（LFO，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这种LFO现象从物理观念上可归为“欠阻尼”问题。约30年前（1969年）美国de Mello F等人提出了可用辅助励磁控制（SEC，Supple mentary Excitation Control）来提高系统阻尼[1]，并给出了辅助励磁控制通道的具体传递函数为： 式中，是辅助控制环节的输出； 是转速偏差。 由于转速的导数近似地与发电机有功功率成正比，故上式中的反馈量亦可换成，当然传递函数亦应作相应的改变。 以上这种单参量（或）辅助控制环节，发明者将其称为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从那以后北美大多机组都装上了“PSS”，随后其他国家和我国也不同程度上引用这项技术。 国际励磁控制界权威学者，加拿大温哥华B.C大学终身教授Yu Yaonan（余耀南），对PSS做过精细深的研究，发展了de Mello等人的方法，提出了一套算法和设计方法，其成果载于他的ELECTRIC POWER SYSTEM DYNAMICS（《电力系统动态学》）这本名著中[2]。虽然不少学者就按单机系统模型设计的PSS在多机系统如何协调问题上想了不少办法，但仍然存在着如上述著作第3和第4章中所指出的问题：①尽管北美大多数电厂装有PSS，但LFO现象仍时有发生；②由于设计方法本质上是单机单参量的相位补偿法，其所适应的系统振荡频带相当狭窄。 我国华南电力系统原打算采用“PSS”来提高系统小干扰的稳定性， 但在计算中发现难以用一种不变的PSS参数来适应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 5.1.2线性最优化励磁控制（LOEC） 为了对励磁控制技术作进一步改进，余耀南教授于1970年在IEEE期刊上发表了他在电力系统线性最优控制领域的开篇文献[3]，随即在国际电工界掀起了线性最优励磁控制（LOEC，Linear Optimal Excitation Control）研究热潮。这种控制理论与技术和以往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革新：第一，将单参量辅助反馈改进为多参数反馈（反馈量为电压，功率，转速和转子电压。）；第二，运用“线性、二次型、黎卡梯”，（LQR）这一成熟的控制方法，求得多个反馈量之间的最恰当的放大倍数匹配关系，因而实现“最优化控制”。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本文第一作者等在高景德教授、余耀南教授指导下，在LOEC的设计理论的系统化和工程实用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以LQR方法为理论基础的线性优化励磁控制装置从1986年第一台在碧口水电厂试验并成功投运后。在国内得到了推广与运用，该技术被成功地用于红石和刘家峡等水电厂（调节器由洪山电工所制造）。在国外，法国EDF比我国约晚5年，也独立的研制出线性多变量优化励磁控制器，称为“四通道控制”，解决了法国电力系统的低频振荡（LFO）问题。 由于LOEC有如上所述的两点革新，故显著拓宽了所适用的振荡频带（亦即增强了对振荡频率变化的鲁棒性）；更加有效地抑制LFO，这一点不仅为动态模拟实验、数字仿真所反复证实，也被碧口水电厂和红石水电厂令人信服的现场试验结果所验证。1990年清华大学进一步改进的线性优化控制——“零动态最优励磁控制”，在微机励磁调节器上得以实现。至此，我国已从理论和装置上占据线性化励磁控制技术的制高点。 5.1.3 近似线性化模型的局限性 上述两种控制方式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部是基于单机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即特定潮流）处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设计的。虽然PSS模型是以传递函数G（S）表示的，LOEC是以线性定常系数微分方程组表示的。但我们知道，传递函数只是线性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形式而已。 电力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强非线性的系统，其中第i台发电机有以下模 型： （1） 式中，—皆为常数，和分别为转速和暂态电势；为转子电压，是控制量。 和是关于和的非线性函数，分别为： （2） 式中，为发电机转子角；为常数。 把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状态下近似线性化后，代入原方程即可得近似线性化数学模型。其近似线性化的处理方法是把和在某一特定状态处按台劳多项式展开后只保留首项，而把二次方和高次方项统统忽略。该处理方法在微分学中称为“以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点处的全微分代替其在该点处的增量”。用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即以状态空间中在点处某曲面的切平面代替其曲面（参见图1）。 图1 以处的切平面近似代替曲面示意图 问题很清楚，这种近似只是在当实际运行的状态点离开点很近时才是对的。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实际运行点必然会远离初状态。由图可知，这时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就完全不对了。因此按这种模型设计的励磁控制器，在大干扰下控制效果将会大大削弱，甚至产生负作用。为此PSS环节的输出必须加严格限幅（美国学者坚持限幅在土5％）；LOEC虽尚未发现有负作用产生，但对提高暂态稳定作用甚微。 5..1.4 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 目前我国电网，低频振荡和小干扰稳定性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要提高其暂态稳定水平，为此迫切需要发展直接按多机系统精确非线性模型设计的最优励磁控制器。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上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有了较系统的发展，美国将其用于如飞行器和机器人等控制系统。在我国，本文作者首先将其用于复杂电力系统，并发展了这种理论，在IEEE/PES，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开篇文献[4]；随后MIT的Ilic教授和多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跟踪研究。199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专著[5]，奠定了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基础。1996年11月IEEE电力系统卷发表了本文作者的“分散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一文[6]，该文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关于这类非线性控制解最优性质严格数学证明，使这种理论上升到“非线性最优”的高度。论文为SCI收录，被各国学者多次引用，使我国在该前沿学科领域占有国际上一席之地。 90年代初，IEEE自动化学会主席华盛顿大学Tarn T J教授对我国学者这一成果是这样评价的：对非线性系统微分几何方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且这种理论和方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应用领域。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非线性控制方法在改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动态品质优化方面有着突出的优越性。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科学院院士Zoborszky J教授热情评论道：非线性几何方法是一种高新而精深的科学方法，加之电力系统模型的极其复杂性，中国作者成果是一个通过精确与博识的分析使问题得到明澈无疑解决的范例，是一项极具吸引力与挑战的新贡献。 其实这种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思路是相当简单明了的。 电力系统中运行的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有以下形式（具体模型见（1））： （3） 式中，是状态量；是的非线性函数向量；是常数向量；是励磁控制量。 方法是要求找到一组非线性坐标变换： （4） 同时又找到非线性控制律（状态量非线性反馈） （5） 这里都是的非线性函数。使得发电机组励磁控制模型（3）精确地在全动态过程意义上转化为Z坐标下的线性系统（故称作“通过反馈的精确非线性化”方法）： （6） 根据线性优化原理很容易找到（6）式中最优的，将代入（5）式，即可得到非线性励磁控制策略。 （7） 上述结果已由本文作者在1996年IEEE上发表的论文证明：以上非线性控制解对原非线性系统(3)也是最优的。 用以上方法得到的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规律为： （8） 式中，分别为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端电压、转速，其它皆为这台发电机本身的参数。 励磁控制规律（8）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中仅含有受控发电机可测的状态变量，所以实现了真正的分散控制；第二，仅含有受控机组本身的参数等，故对网络结构的变化有完全的自适应能力（鲁棒性）；第三，由于在求解该控制律中，未对模型作近似线性处理，该控制规律对“小干扰”和“大干扰”同样适用；第四，文献[6]业己证明，该控制规律对一类二次型性能指标是最优的。 应指出（8）式所示的是发电机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反馈策略，这种策略对电力系统起着镇定（Stabilizing）作用（无论对于小干扰还是大干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 5.2．装置的先进性 由我国自主开发的高科技产品GEC-I型微机非线性励磁调节装置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 设计的并采用现代微机技术，集先进性与可靠性于一身，专为大、中型发电机组设计的励磁调节装置。 通过近十个电厂中的运行，显示出该装置除采用了先进的励磁控制理论外，还有诸多的特点： (1) 实现了全数字化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从交流输入到控制脉冲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完成了交流采样、数控脉冲等一系列先进的微机技术，取消了模拟环节和电位器调整环节，在硬件结构上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提高了装置的可靠性和调节精度。 (2) 实现了国际标准化的软件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在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的条件下，保护与调节功能均采用软件设计得以实现，如TV（电压互感器）断线保护、强励反时限保护、低励限制保护、V/F限制保护，以及功能齐全的调节方式，如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方式，线性最优调节方式，PSS方式以及PID调节方式，恒无功和恒功率因素方式也在考虑之列。 (3) 实现了设备调试智能化。该装置具有方便直观的人机接口；运行中不仅能直观地了解装置的工作状态和发电机的运行状态，而且一切调试均能由计算机系统的功能键完成，如零起升压、土10％阶跃响应。调节器参数和保护参数的整定均能由加有密码的键盘来完成。 （4）实现了系统元件板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整个调节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完整的故障自诊断系统，一旦故障出现能明确地指出故障板，使之可达到最快修复的目的。 （5）故障信息记录也是该励磁调节装置较为突出的优点之一。当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人员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以及装置本身故障都可由故障信息记录系统查明原因，对于分析故障原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5．3．非线性励磁控制对提高系统安全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引起了充分重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压稳定方面己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从计算机仿真研究、动态模拟实验研究、直至现场故障的实际动作行为都证实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的重要作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己完成了华中电网、西北电网、新疆电网、浙江电网的仿真研究，华北电网和广东电网以及西南电网仿真工作正在进行中。仿真研究是基于电科院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度（PASSP）进行的，几个系统的仿真结果如下。 5.3.1 对提高西北电网稳定性的仿真研究 西北电网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截止1996年底全网统调容量1300万kW。西北电网主网架为330kV电压等级。主网联接是一个环形网，其环网总长度近 2000km，而东西部之间的输电距离为500km.，位于北部的宁夏网是通过双回线以三角环网的形式与主网联络，西北电网的接线示意图参阅文献［7］。 就运行的稳定性而言，目前西北电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西电东送方式存在弱阻尼现象，动稳极限仅为80万kW，无法满足功率交换的要求； （2） 东电西送时存在暂态稳定问题。暂稳极限仅为73万kW； （3） 区域网的局部稳定问题也较突出，特别是宁夏网、陕南网和汉中网都存在电压稳定性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对西北电网详细的仿真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西北电网在安康、渭河、碧江、清远、龙羊峡、大坝、大武口7个电厂中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西电东送的动态稳定极限可由原80万kW提高到100万kW。东电西送的暂态稳定极限由73万kW提高到80万kW，对区域网中的各局域网的稳定水平和电压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典型的仿真结果参阅文献［7］。 5.3.2 R4华中电网稳定性改善的仿真研究 在华中电网中，由于湖北电网与江西电网之间的弱联系，当500kV葛凤线发生三相短路后，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的功角摇摆出现等幅（甚至增幅）的低频振荡，鄂东下陆至江西柘林线路的有功潮流出现等增幅的低频振荡。研究表明，若在葛洲坝电厂、汉川电厂和南昌电厂的机组上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不仅可有效抑制上述的低频振荡问题，而且还可改善系统的暂态稳定性，其仿真结果见图2所示。 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功角摇摆曲线 虚线为常规控制 实现为NOEC控制 图2 华中电网仿真结果 从以上几个系统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发电机非线性励磁调节器对于同时改善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庄稳定均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5.4． 结论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国政府强调要特别重视“研制开发出一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本节所介绍、评述的全数字化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从理论到装置具有完整的我国知识产权。 本节所介绍、推荐的控制装置是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理论指导下设计的。该理论在电力系统小干扰和大于扰稳定控制的统一性，控制对于电力网参灵敏和结构改变的鲁棒性，各发电机控制所需反馈量的独立性以及控制规律的最优性这4个长期希望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一领域起着“挑头”作用。 装置实现了从采样到脉冲输出的全数字化和100％的冗余度，并且以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总线为硬件核心和依托，可靠性高；新改进的产品具有彩色平板显示器，可显示和记录运行状态和波形，这一点也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在我国目前已有24套装置投入运行。 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三峡总公司的负责同志对三峡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和二次系统国产化问题十分重视。鉴于三峡电厂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在为三峡而研制的励磁控制器中除其硬件核心部分采用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外（这一点已做到），其它部件，包括开关、插件、端子等所有零部件也应采用国际上最先进可靠的产品。这样做与自主知识产权丝毫也不矛盾。如果我们在硬件上采用国际最先进可靠的产品，在理论和软件上我国已经领先，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整个产品跨入到国际先进水品行列。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 评估制度安排政府 角色扮演 社会态度 论文摘要:我国当前的评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尝试从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等四个方面对评估制度之基础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2003年 ，我国正式确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以下简称评估制度)。截至2008年6月，第一个五年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其间有 500多所高校先后接受了评估。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评估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评估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行政性评价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单一问题等。其实，现有评估中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如评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本文认为，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是评估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更能发挥实效的基础。 一、 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看法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会因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站在学校的立场，从微观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学校的专业布局、课程结构等；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如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问题等。本文所说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而言的。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对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了很多的探讨与论述，例如戚业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定位的院校应当有自身的质量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等教育质量，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 本文坚持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其特殊内涵简述于下。一所高等学校可以有不同于其他高等学校的质量追求。例如，同样是办土木工程专业的两所高校 (甲与乙)，甲校以培养土木工程基础理论或技术研究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应该被社会承认；乙校以培养建筑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 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同样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同样应该被社会承认；类似上述甲乙两校关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不应该进行排队、比较，否则会误导高校的发展。 推而广之，同质的事物才可以进行排队、比较，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直接进行排队、比较。也就是说只有同质的高校、专业等才可以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一所学校将来的发展不应该过早地被非科学外力所决定，而应该建立一套发现其“内力”的机制，发挥其内力的平台，在科学外力的激励下，不断获得成长条件，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及时淘汰，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当然，多元化的质量观并不排斥不同高校质量追求达成度之间的排队、比较，只是说，多元化质量观是一个更基础的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只有在坚持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专业发展目标、课程设置标准等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审慎地探索对同质高校、同质专业等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或者根据特定的技术处理将不同质的高校、专业等进行同质转换后再进行排队、比较，进而根据排队、比较的结果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同质转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法揭示本文所秉持 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 二 、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 高等学校的客户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有家庭、企业、还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等。不同的客户对于高等学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客户的结构状态、理智水平等，例如家庭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文凭，丰富学生的学识，提高学生的能力 ；企业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使受教育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扎实专业知识、良好综合素质的教育服务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 ；政府可能期待学校能够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产具有重大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一所高等学校要想存在发展乃至辉煌卓越 ，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如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有质量的，否则是无质量的。从理论上讲 ，一所高等学校最终的客户即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程度应该作为评价其办学质量的基础。评估制度安排的设计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评估制度安排中评估主体的设计应该紧紧围绕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建立利益诉求信息通道，使利益诉求信息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为科学评价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一套有力的动态标准、监督体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样化发展的高等学校集合与其主要客户群体互动 的良性平台，这个 良性平台类似我们建立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以供买卖双方互利互赢增加社会总剩余一样。假设高等学校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群 A、B、c和误差客户集合(0，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记作 cuES)应该考虑到这三个要素和误差客户集合的利益诉求，应该是 A、B、C和利益诉求的一个函数，即 F(A、B、c、‘o)，当缺少一个及以上主要客户群或者显著但没有考虑时，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就是不完全的，不良性的，不平衡的。 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过长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从而难以发挥企业和家庭在评估中的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当然，企业和家庭在评估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所有家庭和企业 的参与，而是一种更加可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可以是企业的人或者家庭的人，这两个人能够受到家庭和企业充分的监督与信任，能够充分代表家庭和企业的利益等。 三 、 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 政府是购买高校 “产品”的一个重要客户，例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民族精神等。由于某些高校 “产品”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某些特殊机构 (例如企业、慈善机构等 )的支持或采购，这些 “产品”可能难以被高校生产出来。从评估角度来讲 ，当前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无疑是 “政府评价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办学 ，同时政府评价自己的办学，尽管政府办学的主体与政府评价的主体不同且有着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并不一定会严格履行职责，他们很有可能背着被人谋取私利，很可能使评价大打折扣。这里我们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政府充当了评价的主体，忽视了高校 “产品”的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监督参与，政府是否可以很充分地代表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二是当前本科教学评估中政府的评价者是否可以政府对政府的办学者进行很好的评价。通过当前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片唏嘘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社会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被很好地通过政府内化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更新、教学模式、管理行为等。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充分说明了“政府评价政府”，委托之问进行评价的制度设计问题。所以说，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关系评估制度设计的又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制度和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首先需要确定自己在高校 “产品”生产中扮演生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其次，“政府评价政府”是一种非良性评价制度。评价制度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高校 “产品”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转化为高校 “产品”的特性 ，同时通过评价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形成评价主体之问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为高校 “产品”质量的提高打下一个坚实的导向环节。 四 对于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等学校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差别，或是由于办学 目的不同而引起的办学资源的差异 ，或是由于某种难以改变的外力的原因而导致的办学资源的差异等等 ，总而言之学校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现象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本文认为，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所谓平等发展的权力是指，社会应该为高校的产生，发展，消亡提供一个公平、科学的制度平台，依托于该平台，高校可以平等地产生 ，与此同时，其内部力量也将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如果高校的内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它将得到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否则就应该予以淘汰或者并人其他效率更高经营更好的管理者手中，否则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一种 “优胜劣汰”的制度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这种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直接关系着评估制度的设计。依据这样的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评估制度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每一所高校的发展 ，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通过实施评估，一方面通过给予适当资源量的正向激励手段激励经营得当的高校发挥优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或者剥夺资源的负向激励手段对经营不当的高校予以相应的惩罚。 基础理论论文:试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文化、理念中传承而来。研究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将为新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与重构提供众多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是死刑复核学术研究不可逾越的阶段。 论文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 借鉴 基础理论 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扎根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我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死刑复核程序较大的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毫无疑问的在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小农经济的观念。而随着当今中国的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形成，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法治的进步以及人权保障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将死刑复核程序放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认识所决定的，更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在中国诉讼发展史，尤其是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并完善这项制度，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一、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一）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实然界定 应用实证分析模式考察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通常是在现行立法实务层面进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方人民法院依法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应当全面审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最终对正确的判决和裁定予以核准、改判不正确的判决和裁定。然而，仔细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法律规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的界定，还不是很明确。 现行法律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至204条法律条文简单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规定，其他司法解释中关于此制度的规定也不多。《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通知中有文字进行说明。因此，实际上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并未充分确认审判程序的司法权属性，倒是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空白处较多，以及在实践中一些秘密进行的情况存在，导致了它更多得反映了“审核”过程中的行政权性质。 （二）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理论之争 这个层面上的争执属于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角度探讨。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基于立法和实务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很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种意见，审判程序说。细化又可为两种分说。其一是“认为应当在核准死刑裁判时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构建更接近于一种不开庭的审判程序”。另一种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开放化，从书面审理转变为开庭审理，让人民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等都参与到这一程序中来，甚至以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取代死刑复核程序，来实现诉讼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 第二种意见，法院内部监督程序说，即将死刑复核程序定位于行政审查审批程序。樊崇义写的《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和运作》持该种意见认为，“核”才能体现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而不是“审”，也就是说更近似于“批准”，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原一、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核准，应当按照审批的思路设计复核程序，而不能按照独立审级的模式来看待复核程序。 （三）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定位 “建构在侧重于打击犯罪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死刑复核程序性质定位的行政性观点，忽视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没有站在应然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而是从现行立法的实然角度来分析的。行政权的最高价值在于效率，而与司法权永远相伴随的则是权利救济和维护正义”。从根本上讲，死刑复核程序是为了少杀、防止错杀，而不是像行政权那样以追求效率价值为目的的，如果将这二者混淆了，那么将十分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我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所特有的一种诉讼程序。在1979年与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都将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分专章并列规定。可见，立法者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才将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如此重要的诉讼程序来对待的。从立法目的来讲，设置死刑复核程序主要就是为了使被告人可以在上诉之外再取得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从程序完善角度来讲，在这种性质定位基础之上，目前应当进一步强化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权性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正当程序改造，这就主要涉及到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具体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架构问题，应将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引入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明确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统一死刑适用的严格证明标准并完善相应配套规则，设置合理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期限，实行开庭审理，建立直接言辞审理原则，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并仍然采用合议庭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的表决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案件的主动监督机制，分离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一、二审程序，使该程序真正走向诉讼化。 二、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 在哲学理论的概念中，存在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的“价值”，是客体自身具有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这种功能或是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需要。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会相应的对主体发生反作用，在这个作用于反作用的过程中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价值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以客观事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并依附于主体身上客观存在着的某种需要。这样看来，价值就是主体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一种有用的关系。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陈瑞华教授认为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二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我认为，如果仅仅将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扣上一顶“有用性”的帽子，那么刑事诉讼法也将会被简单的看做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工具而已。这样又使得程序法再次陷入成为实体法工具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着的自身价值，它本身的运作过程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与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其中，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或者公正价值，则主要是指刑事诉讼在过程中是控辩双方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维护，刑事诉讼的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则主要表现为它对于刑法规范实施的积极意义。所以说，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死刑复核程序当然应将刑事诉讼公正、秩序和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完整的体现出来，并促使三种价值各自应具备的功能有序、和谐的实现。 （一）公正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判决、裁定生效前进行的审查核准，是从诉讼程序上保障死刑正确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我国尊重人权与严肃、谨慎的慎杀与少杀刑事政策的集中体现，这一审查程序的设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办案质量，更是为正确适用死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诉讼程序保障。死刑复核程序具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性，应注意的是，这种公正性不仅需要指向受害人一边，也更需要指向被追诉人以及社会公众。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审查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材料，审查司法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瑕疵，对少数罪大恶极、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核准死刑裁判，处以极刑，使正义得到伸张，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此外，如果在这个程序中发现之前的死刑裁判有任何不适当或者错误的情况发生就必须予以及时的制止和纠正，防止错杀无辜，给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更甚者是还无罪者清白，这样做不仅是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并最终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对死刑复核程序公正性的认可。可见除了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其独立的诉讼价值才是程序公正更重要的价值。 （二）效率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波斯纳认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由此看出，以很快的速度达到审判结果一直是诉讼进行的理想状态，这里也体现着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生死的最后一道关卡，鉴于其重要性，所以审查时间长且对执行官员要求也很高，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合议庭要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审阅案卷。这些成本随着死刑案件复核时间和进程而变化，时间长、进程慢则成本高；时间短、进程快则成本低。??自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耗费大量资金扩充数百名法官，打造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用于死刑复核。而死刑复核收益等于无复核所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在敬畏生命、尊重人权的今天难于直接量化，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生命而不是只注重成本。与经济成本相比较，生命的价值自然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正是想通过完善死刑复核制度体现对人的生命敬畏，避免冤假错案、避免错判错杀，所以才有了中国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 （三）秩序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诉讼的秩序价值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追究犯罪活动的本身必须是有序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秩序价值要求必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而使社会成员处于无安全保障的状态，所以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是有法律规范且有序的。一方面我们要对“犯罪故意明显，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要严格限制法官滥用“自由心证”，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 法律功能的发挥与法律目的的实现实际上都是对法律进行的社会学思考，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体”和“用”的关系。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 死刑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的生命权，如果出现错判死刑的案件，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防止错杀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初衷，更是死刑复核程序的第一位功能。实际上，从中外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看，死刑案件的错判率极易高于其他罪案。 有学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纠正冤、假、错案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成本高、代价大的缺陷。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查明事实上，并不优于普通民众，上诉法院法官并不优于初审法院法官。因此，我们不能将防止事实认定错误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死刑复核程序。诚然，死刑复核程序不可能将一切冤假错案一一纠正，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凭借一种制度完全解决案件的真实性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一道审判程序，自然就多给了含冤的犯罪嫌疑人得以救济的机会，也就给了正确司法增添了一分希望。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这多出来的一个机会。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控制功能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一关的基本死刑政策。实体法之路与程序法之路是对死刑的限制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根本性的，主要是通过刑法立法减少死刑罪名的设置，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文化、国情与民意等原因，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彻底得废除死刑，死刑复核制度作为程序法之一，在限制死刑方面有着实体法道路所不具有的超越性，更容易被接受。 基础理论论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基础理论、运行模式和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出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提出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 理论 运行模式与机制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迅速，一场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这个传统产业正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我国农业在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高新技术正逐步地走进我国农业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我们能抓住时机，采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会迈进一步。 一、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概念 所谓农业的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农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农业应用和各种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网络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各种温室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地面灌溉系统和滴、微灌、喷灌技术)、核技术(用于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带电脑程序控制)、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激光平地)等。 （二）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 传统农业是一种技术状态和资源要素水平长期内大致保持稳定不变的农业状态，经过世代适应，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配合，但由于其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其内部发展的潜力有限，由于其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畜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是其主要生产资源因子，新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低下。概而言之，传统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l 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产业； l 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不前； l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 l 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 l 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因此，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三）现代农业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从农产品生产过程看，农业关联产业群包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产前主要是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如机械、肥料、种子、饲料、农药、农膜、电力及其他物资；产中主要是直接与农业生产耕作或为之服务，包括耕作、播种、施肥、收获等环节及植保、病虫害防治、卫生防疫、种苗与繁殖等；产后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如收购、运输、保鲜、加工、销售等。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已沿着资源投入、生物生产和经济增值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是把平面结构的农业转化为空间结构的三维农业。是按三维农业的概念，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内容及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显示出来。 （四）高新技术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落后传统农业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引入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强大动力。为了使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有一个带动性的突破，全国各地在实施“九五”农业科技计划中，把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重要内容。据农业部科教司的统计，到1999年为止，我国拥有各种形式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405个。在这些园区中，大量农业生物技术、无公害食物生产技术、工厂化农业生产技术、智能农业生产技术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开发应用、示范和推广，为园区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新信息，展示了现代农业新的经营方式，有些地方因此而培育了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 由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途径，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到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予以十分重视和支持，将其列入本地经济和农业发展规划，并筹集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将有大量高新技术成果进入农业领域，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示范、推广而达到产业化规模。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使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阶段迅速地渗透和扩散，使高新技术不断地渗透到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科技产业不断出现，农业关联产业不断扩大，形成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如图1所示。 图1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示意图 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实施来进行的，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动作，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保障其运行。要使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进而对农业的科技示范推广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五大运行机制。 （一）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资金筹措机制 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是保证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成功和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资金一般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按投资主体的划分，分为政府项目筹措型、民营筹措型和混合筹措型三种。 （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制度 所谓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是指为了搞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示范项目的建设单位，通过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或协议的方式，建立一种联系紧密、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稳固可靠的关系，在项目区内，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关键问题到项目区进行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高新技术成果示范等活动。这样的农业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称之为技术依托单位。 根据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与生产经营单位联合发展的现状，以及目前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种类和途径，把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分为科技基地依托型、科技企业技术依托型、科技服务依托型三种。 （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管理机制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为依托，根据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区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科学、简明、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应逐步建立和健全以下运行机制。 l 科技成果引进、示范的推广机制； l 技术承包机制； l 经营机制；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经营运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不同的经营机制(目前一般采用农业企业化经营、承租反包和股份合作制的三种模式)。这些经营机制主要有如下运作机制所组成。 l 农业企业化经营机制 l 承租反包制 l 股份制经营 l 利益共享机制 l 竞争激励机制 l 完全成本核算机制 l 吸引人才机制 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 （一）运行模式 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概念界定、模式的特性和影响因素，以及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界定。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实践，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示范类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这十三种模式分别是：1、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潍坊模式)；2、院地联营型模式(唐河模式)；3、“公司+农户”运行模式(温氏模式)；4、高效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许昌模式)；5、工厂化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孙桥模式)；6、农业企业开发型运行模式(锦绣大地模式)；7、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模式(张掖模式)；8、龙头企业带动型运行模式(新兴模式)；9、外向型高科技农业模式(珠海模式)；10、工商企业带动型模式(野力模式)；11、“政府+企业”的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顺义模式)；12、“以工补农”运行模式(龙口模式)；13、“农业企业集团”运行模式(烟台中粮模式)。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运行模式的影响因素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一旦形成，便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随着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采用会极大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又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建立在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基础之上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来源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多少。无论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和农业工程等高新技术应用，还是基因技术、3S技术和激光技术，进入农业领域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 3、农业教育 这里的农业教育包括各种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反映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影响和制约着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全过程，同样也影响和制约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 4、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会影响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快慢。在市场体制下，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序和社会制度环境的优劣，如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农业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农村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5、宏观政策导向 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以有其他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如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比如政府的农业科技政策会影响农业科技力量在各层次、各环节、各专业的安排和分配比例以及农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现实性、可能性、积极性。 6、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是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加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效益型运行模式。 7、市场环境 这里的市场主要包括农业技术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关系到农业科技供需的衔接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量、质量、价格等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规模、成本。农业产品的市场供求、供销、流通等影响到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收益。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经济界限是使用农业高新技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果超过这一界限，即使技术效果再好的高新技术，农民也会拒绝采用。 五、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对策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便于统筹安排，组织宏观协调工作，建议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牵头，组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由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负责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下设大田种植、蔬菜花卉、畜牧水产、果木林业、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土肥栽培、植保防疫、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等9个分组。编制总体规划，研制定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对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的宏观指导。 （二）制定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 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成熟度及今后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从加速农业高新技术的示范和应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高度出发，制定不同地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各地在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时，应选择若干地区作先行一步的试点，以取得经验，确实验证该项目区已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考虑逐步推开，以避免盲目攀比，一哄而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明确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实施的总体思路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高新技术为实现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持续发展，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持续发展服务的思路，注重五个结合：即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研究与开发推广、近期与远期、科研院所与项目区、高新技术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充发挥高新技术组装、技术中试、技术辐射、技术扩散、技术转化的基本功能。 第二，在战略部署上：以科技带企业，以企业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逐步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科技企业，形成技贸工业一体化的模式，走出国门，跻身国际市场。 第三，在经营模式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实施单位以及企业经营者共同投资，组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股份制企业化经营，创造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滚动发展。 第四，在开发方向上：按照“农科教、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产业体系。 第五，在运行步骤上：从简到繁，从易到难，不断探索，继续试点，积累一套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成熟经验，成功后再进行全面推广，逐步建立高效运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 （四）制定长期稳定的科技政策 1、放宽经营政策 允许项目区的科技企业经营农业技术成果，包括农作物种、种苗、畜禽良种、配合饲料，复合肥料、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加工产品、农牧机具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经营技术产品，应当从政策上享受现行的种子公司同等待遇，或与种子公司联营，实行利润分成，以保征项目区有可靠的收入。 2、在投资、税收、贷款上给予优惠 凡是批准进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引进项目，在工商、税务，金融、外交、海关、商检、人事工资、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必须配套优化，并且优于其它（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才能富有吸引力和保证实施。 3、放活分配政策 切实贯彻“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多劳多得，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于项目区从事科技开发，新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分配上给予优惠，拉出档次，对于有突出贡献者应予重奖，要支持一部分科技开发人员，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并实行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 4、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形式要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也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农业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本着多渠道建设、多形式开发、全方位辐射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布点，灵活运作，不断探索项目区建设的新路子，在鼓励各级政府及农业科技、农技推广等部门带头建设农业高新技术范区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龙头企业、个体种养大户以及外商独立创办或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入股等形式，联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 今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运行要逐步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项目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组建、管理和经营，并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导向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企业经营机制。项目区内农业高科技术企业，实行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并举的方针，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五）扶持一批以“高、新、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支持民营农业科技（知识）型企业发展 把我国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在发展方向上突出“高、新、外”。即档次高、规模大、围绕主导产业或拳头产品，集信息、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于一体，成为产业或产品的主体。采用的技术新，不管新上项目，还是老企业改造，都要注意发展高技术、高层次的企业、外向型，重点扶持面向国际市场，有出口创汇能力的龙头企业。 要优先发展生物工程、农业信息、节水灌溉等辐射和渗透力强企业。加大对种子、生物农药、生物制剂以及微生物肥料、饲料企业支持力度。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把民营科企业发展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按照“支持现有的、培育优势、鼓励改制的、吸引外来的，发展新办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大创新力体系的建立，支持民营科技企业上总量、上规模、上水平。 （六）加快我国农业高科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 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的投资基金。一是可以考虑由我国财政部门和银行出资成立我国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对农业的技术产业化风险资本市场市场起引导作用，并成为政策性融资机构。二是由政府，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有关企业、农户共同出资创立地方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基金。三是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种基金组织向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或投资。四是成立中外合资风险基金。五是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于部分市场前景看好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可以采用股份制形式，由政府、集体、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居民、农户共同入股,组成股份公司，共担风险。 （七）尽快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应抓好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供求及其价格信息和农业政策法规等子系统的培育以及因特网的信息网络、农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国际国内互联网建设，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联系。 （八）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要建立双向科技人才兼职制度，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智力和信息交流。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可利用业余时间到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兼职，从事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把过去的个人渠道变为公开渠道。科研院所领导应支持这项活动，并加强管理工作，这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 （九）培养农业的技术人才，提高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整体素质 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人才应采用多渠道培育方式，如利用现有的农业大专院校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生物技术、设施农业、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农业大专院校、电大、函授大学都可以开设有关专业，实行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学习，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农校、电视中专、绿色证书培训等形式，造就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懂生产的新型农民。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艺术创作论文:浅论艺术创作的基本道理 摘要:柳城写的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几辈子都知道的那些有关电影创作,扩大一点儿说是艺术创作的一些基本道理(我没有说规律),这些基本道理我们所知道的,是前人所说过的、反复尝试过的,包括上课、发表文章讲的那些基本道理,他概括了。概括得相当准确。这是难得的。就是说那个被用了几辈子的我们已知的这些关于艺术创作的一般的道理,带一些普遍性的,他概括了一下。 有些基本点既然是带普遍性的,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么对现在的创作应当是有用的。将来怎么样,现在不说。也就是说,这些基本点还可以说明一些创作,可以说明创作还应当遵循些什么东西吧。什么是基本的?比方说他这里涉及到艺术从生活到创作,这个无论中外古今到现在大概还没有绕出的这个圈子。至于怎么去理解生活,怎么从生活到艺术,那还要做别的许多探讨。但主要的、很基本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大概作为一个艺术品的话,还是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还是说得清。 另外他讲到,创作风格跟人的休养、人的人格有关系,这个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道理,是我们中国说的外国也说的道理,这个字可以概括,叫做文如其人。是不是?做人跟作文,它讲风格。他好像涉及到这个吧。 另外,创作过程,就是从现实当中去获取题材。那么怎么处理题材,属于艺术表现,这表现方面也有一些普遍道理,这个可能就难一些。因为表现是各种各样,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某些东西恐怕还是需要的,你比方,不能太分散了,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总得有一个作品让人家看清楚,你总得要感动人嘛。做到这些,你就是要结构紧凑点儿。当然风格不同的,你像过去什么是诗的电影,各种风格题材不同的,各有各的要求。但作为某些基本的东西,你还是要让人看得明白你表现个啥吧,因为它毕竟跟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它是视觉的东西,你要让人家看得清楚吧。所以他强调了,从选材到表现需要单纯。 我过去也认为,无论你怎么复杂,在银幕上或屏幕上,眼睛看定这个东西,你线索太多了,乱套,恐怕就不好办。所以要单纯要集中。他这个里面也谈到了,这个还是需要的吧。我看有些大艺术家,包括画画的、音乐的、戏剧的、小说的,最好的都是单纯的。像《战争与和平》那种庞杂的人类史实艺术,你仔细研究起来,它也没有那么乱套。你像契诃夫那种单纯就更是高超了,很平淡的,一个人,一个小孩,给他爷爷写信的那个,就那么一点儿。要做到单纯是很不容易的,跟一个人一样。四川话说得好,北方话里也有,叫做“满腹水,它不响”,“半腹水,咣咣响”,就是真有本事的人,他是比较沉默的,没有本事的人,反倒是到处招摇。艺术其实也是这样,厚积薄发。例子我就不一一举了。柳城从创作过程的一些普遍的道理到表现,从生活到艺术,从构思到表现到结构,他都比较精练地概括了,我觉得很不容易。那么到今天这个状况来说呢,他针对的或者说他的出发点,是谈的电视电影,这是个新品种,我不太懂。但是不管它是电视电影也好,是电视剧也好,是现在的银幕电影也好,都有个共同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得到,一个是我们现在国产的东西不大吃香吧;再一个,粗制滥造的多吧,包括银幕上的屏幕上的,电视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那么,他针对这个,来提醒你需要注意一些普遍的道理。电视电影跟屏幕上的电视剧,如果说不懂得这些道理,它怎么做得完全符合柳城说的这些东西?如果它是真正创新的,或是真正艺术品,那就无可指责。问题是它们粗制滥造,已经不成艺术了,但是顶着那个电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名称,那么读读他这个《电视电影三字经》有好处。因为它们并没有往前走得很多啊,但是连一般的怎么结构都不知道,一个线索都不清楚,一把乱抓。针对这些情况,目前创作上的一些弊病,不光是电视电影,甚至涉及到整个艺术创作,包括文学,网上现在沸沸扬扬的,不说别的,起码引起一个波浪。说一个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说的是不客气。但我们也讲文学质量现在是下降。这个质量下降,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柳城说的这个。这个普遍道理当中,有他管得着的地方,如那些粗制滥造的、那些低级的。因为他没有主张低级,他这个里面讲的还是要“义”,要风格及人,还是要讲一种高尚思想。所以这个还是有针对性的。到现在,他能够出来这篇文章,不管是《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也好,是什么形式也好,有这个主张出来,那么在舆论上,证明还是需要一些有益于大众的艺术创作的东西,这是好事。他也讲到,虽然没有强调,在最末的这两节,第十、十一节,“文之道,人之道;艺之道,神之道;文之法,天之法;艺之法,无定法”,这对年轻读者,像古典文学书一样,恐怕是有点不大懂。这个其实就是要合乎自然规律,另外呢,“艺之法,无定法”,这个最重要,法无定法,就是不能拴死了。他讲的这个也不能说是永远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发展而发展。但是我前面不是讲的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创作的那些道理,他给概括了,但是不是这样就永远不前进了呢?不是的,那要随时改进,所以它这里还来了个“艺之法,无定法”,虽然没有强调,但也管着了。我来解释一下: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成都有个宝光寺,那里有一个庙,庙上有一副对联,我过去上课的时候给北京大学来进修的那个班讲过,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个是太消极了。但是作为一个道理来讲,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可以不了了之,但你要懂得“了又未了”。艺术道理也是这样。实际是,将来地球怎么的,也还不知道呢。那么文艺创作,既要遵照那些已知的道理,同时也需要在创作当中,随着社会时代前进探索新的,没有止境。这个事情没有止境。人生没有止境,生活没有止境,只要世界上还有人。蒲风过去有句话: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生活并不是一滩死水,不是不变化的。生活怎么变化,你艺术也跟着走,不但艺术跟着走,社会科学等其它都得跟着走。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不变化吗?所以我们中国孔子那一套,《易经》,都应该往前发展。它们没有什么过错,它们是那个时代完成的,我们有我们的时代。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 ,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我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 艺术创作论文:论蒙克的艺术创作心理 摘要:绘画艺术家蒙克的创作心理主要建立在三个方面:一是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二是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关键词:情绪心理 认知心理 动机心理 北欧着名的绘画艺术家蒙克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的创作心理大致可从三个方面: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一、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 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是指“艺术家从现实生活的场景、事件中引起某种情绪反应。”①这种情绪有时候是一段时间的影响,有时候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反应,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一直都无法摆脱童年时代疾病留给他的无助与对死亡的抗拒。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童年所造成的创伤将会以潜意识的形态伴随人的一生,人的童年处于一种本我状态,较少受到来自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出口,于是在以后的人生中变就潜伏在人的内心深处,对于艺术家来说在以后的创作中这种心理总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 蒙克出生在挪威的普通家庭父亲是医生,但他的童年因为母亲的去世变的灰暗而压抑,在以后的生活中蒙克无法摆脱疾病的困扰,母亲去世之后姐姐,父亲,哥哥的相继离去,这些悲惨的经历吞噬着蒙克的内心,所以他的创作心理总是带有压抑、恐惧与不安,他在日记中曾写到“疾病和死亡蹂躏了我父母的旧居,我一直无法战胜这种不幸。这对我的艺术也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②由于童年时代亲自面临过死亡场景,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思考以及死亡来临时的无法抗拒,由此造成的压抑的创作心理一直主导着他的创作过程,例如他创作过许多关于疾病的题材,如《点燃炉火的女孩》、《早晨》、《送终》等。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所谓认知心理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受外部世界的干扰逐渐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阿恩海姆在《走向艺术心理学》中指出“艺术家基本上是通过知觉推理来创作其绘画作品的,这种知觉推理为发生在意识水平以下的过程所支配。” 蒙克在对世界不断的接触过程中会逐渐的形成自己的认知心理,最为明显的是蒙克初恋的不顺利使他对爱情以及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爱情的体验让他的创作心理不再局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暗含对“性”的欲望与无法抗拒。蒙克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在他的日记中被称为福楼海宝的女人,这段并不愉快的恋情持续长达六年之久,他在日记中写到“她在我的心上留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迹啊!” 如果说童年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心理,那么后来的感情之路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他的创作。这段感情让蒙克对世界的认知变的焦虑,同时来自外界的压力使得认知心理出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如《拿香烟的自画像》便表现了他的恐惧不安。 三、艺术创作的动机心理 动机是主体有意识地体验到的强烈欲望,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大多伴有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艺术家内在独特的心理,在一定程度具有精神宣泄性。 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是其对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感知的强烈愿望的表达,是对生命的强烈顿悟。他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宣泄,而是对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并拥有超越时代的思考。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克在1890年刊登的与一位艺术家虚构的谈话中说“我想表达一种疲倦的动作,在眼睛里、在睫毛间、嘴唇应该画得看来像在喃喃自语……我要画出生命,画出活生生的人。”“画中的一切都是我亲身的经历”蒙克创作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时旨在告诉人们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例如作品《呐喊》画面中一个挤压变形的人站在桥上,空洞的大眼、张大的惊愕的嘴犹如人的骷髅,背景上强烈的色彩视觉冲击,夸张的组合令整幅画面给人恐惧、不安的感觉,蒙克内心对于死亡的思考在画中强烈的表达出来。这是贯穿蒙克一生的心理,但同时也含有后期结合社会状况对生命的思考。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拥有对其所经历事件的表达,这是对他内心深处恐惧心理的宣泄。 蒙克童年时代的疾病留给他心理的创伤、爱情的不顺利,使其创作一直没有脱离过疾病、死亡等主题,这种心理在他的作品中以特殊的表现方式呈现出来,无助、孤独、绝望、压抑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同时也构成了作品的主体风格。 艺术创作论文:摄影艺术创作中比较手法的意义 在摄影艺术创作中,为了使作品能够更加完美的表现主题,常常有意无意地运用对比手法。对比作为艺术重要的表现手段,广泛运用于摄影构图和造型中,对画面主题思想内容表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掌握对比手法,我们应该分析对比的作用,以求更深刻的广大摄影爱好者了解和掌握。对比的形成,有它的生理因素,也有它的心理因素。人的视觉及其神经感受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形成“对比”的生理基础。摄影艺术创作中的对比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内容上的对比和形式上的对比。 内容上的对比 这一类的对比,要求摄影家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透的理解能力,善于发现,掌握抓取那些具有对立因素,但又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客观事物。也需要摄影家具有高度的艺术素质和表现技巧,善于用自己的镜头把它们组织成互相映照,或相克相生的画面来,使作品主题突出形象鲜明,又含蓄隽永。内容上的对比,多半是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历史事件来进行,对比的效果最终侧重在思想内容上。如新旧社会的对比、贫富悬殊的对比、胜利与失败的对比、兴起与没落的对比、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欢乐与悲伤的对比等等。 形式上的对比 形式上的对比是艺术造型手段形成的对比,对比的效果侧重在艺术造型上。它包含形体对比、影调对比和色彩对比。形体对比是通过不同的形体放在一起而取得的一种对比的效果。如果直线与曲线的对比,横竖的对比,动静的对比,大小的对比,虚实的对比,仰俯的对比,疏密的对比等都能产生形体的对比效果。影调的对比包括整幅照片上的物体相互之间的影调对比,是指照片中的强光部分与阴影部分的比例关系。比率大,对比就强烈,反之亦然。同时也指由强光部分之间所含多级层次亮度的间距。层次多,间距的比率就小,对比也小。反之,对比就大。比如:在一片不同程度的暗色调中加上一点亮调,这一小部分的亮调不仅显得突出,而且也以自己对比的力量加强了暗色调。 色彩的对比,是根据色彩的三要素,可分为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和相互对比。对比能增强画面的表现力,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法。对比能产生一定的意境、情感和感染力。对比能使主体突出,形象鲜明,进而结合一定的内容能产生美感。美感是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美是多样性的统一。如色彩的冷暖对比、黑白对比、浓淡对比、色彩的面积大小对比等等。 构图、造型上的对比。这一类对比是以两种迥然不同的造型手段和构图技巧进行对比,用来突出主体,引人注目,以达到增强作品艺术表现力的目的。 虚实对比。利用景深,使主体清晰(实),陪体模糊(虚),用以突出主体。 藏与露的对比。藏是指形象的不完整,露是指形象的完整。在人们的欣赏的习惯上,完整的形象要比残缺的形象更为突出。 主次对比。利用物体在画面上的位置安排来突出主体,从构图学讲中画面中心的物体,一般比画面边角的物体突出。 大小对比。也称为远近对比,一般来讲,大的比小的突出,主体近,影像大,就突出。反之陪体远,影像小就不引人注意。 疏密对比。指画面影像的轮廓线条、内部线条的简繁对比,如在大片繁杂线条的物体中有一件简洁线条的物体,那么这件物体就显得突出了。 动静对比。主体动,陪体静,主体相对就突出了,主体静,也同样可以用陪体的运动来突出主体。 以上所讲的“对比”是摄影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如果运用得当,本身也就油然而生一种美感。“对立”也就是“对比”,作为塑造鲜明人物形象和表现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手段加以强调,在摄影艺术创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确的运用对比,可以使共存于画面中的矛盾因素更加鲜明、悬殊,映射到人的心理活动中的特点,最后得以清晰自然的表达主题内容,加深观众对主题内涵意义的理解,从而加强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效果。 许多成功的艺术作品都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追求形式,为了对比而运用对比。对比作为手法,只能是以主题内容的需要和客观事物的特征为根据来合理运用。 艺术创作论文:谈马蒂斯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审美的艺术性 内容摘要:法国着名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于逝世前写下《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这篇对于画家本人的艺术创作具有总结性质的理论文章结合绘画实践,强调了艺术创作过程中如儿童眼光般“纯净”、“专注”、“创造”等艺术品质的重要性。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在其前期美学着作《谈美》里从审美的“无功利性”、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心理距离”等美学审美的角度表明了类似观点。在各自的理论作品中,两位人文大师还分别借“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将抽象的理论阐发延至艺术与人生领域,提出“人生艺术化”的口号,体现出浓厚的诗学韵味以及人文关怀。 关键词:马蒂斯 朱光潜 艺术创作 审美主张 本文试以《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谈美》为例,对马蒂斯的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的审美主张进行互观,在创作和欣赏、实践与审美的不同语境下,探究两位大师对于艺术创作与审美过程中必备态度和可贵品质的主张,寻找他们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的精神共鸣。 一.儿童“纯净”的眼光与无功利性的“赤子之心” 作为艺术创作的第一步,“观看”被马蒂斯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这里的“创造性”更侧重于“破旧立新”中的“破旧”之义,即抛除“养成的习惯”,忘掉“记忆中的柱头”、“一切画出过的玫瑰花”,摆脱“电影广告和杂志每天提供的现成的形象”。马蒂斯认为,只有废除一切对于心灵的“偏见”之后,美术家才能以儿童“头一次看东西时”的眼光看出事物的真实面目。 马蒂斯提及的遮蔽艺术家“纯净眼光”的因素如社会习惯、固有经验等,正与朱光潜先生在其美学着作《谈美》第一章定义的“实用态度”[1]、“科学态度”[2]之“实用”与“科学”相近。不过,朱光潜进一步对前者加以补充、概括和分类,并在审美语境下对此破坏性因素的破坏过程予以具体展现和分析。朱光潜指出,观看者在面对被观看对象时,对实用“意义”、“利害”的联想和对科学“因果”、“关系”的无限推理使得观看主体耗费大量时间与心力,从而影响美感世界所要求的“绝缘意象”[3]的生成,导致建立在独立的、无目的前提下的真正“审美态度”消失,最终导致审美之境的消失。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朱光潜明确提到:“我的美学思想受到从康德到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的影响。”[4]此处先生所言“时间与心力”实质上也是借鉴了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康德、席勒关于“游戏说”中“过剩精力”[5]的观点。作为艺术起源学说之一的“游戏说”受到康德等人的大力推崇和深入研究,席勒更在康德“艺术是自由的游戏”[6]的理论基础上,指出“过剩精力”是文艺与游戏产生的共同生理基础。但是,把艺术活动仅仅归结为“本能冲动”或者“天性”的“游戏说”也因忽略了社会因素而不能从根本上揭示艺术起源的真正原因。关于后者,朱光潜先生在形成自己的美学观点时进行了选择和再造,他将儿童在做游戏时心理、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引入艺术欣赏的层面,提出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进入审美之境的一大必备品质——“赤子之心”。在将“赤子之心”的重要性进一步延伸至艺术创作领域时,朱光潜解释道,艺术家作为“大人”,正是因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而很难进入艺术的无功利性情境,从而难以创造出好的、新的作品。 朱老在这里提及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7]的“很难”与马蒂斯主张的“用儿童的眼光”时所需要的“努力”、“勇气”存在很大一致性。可见,在涉及艺术领域的纯洁性、独立性问题时,中西两位人文艺术家均表现出对待孩童一般爱惜、维护的珍视态度。较之马蒂斯言简意赅的理论阐释,在结合“游戏说”且详细揭示了“实用态度”、“科学态度”对于“审美态度”的破坏性后,朱光潜的“赤子之心”显得更为具体和清晰。 二.儿童“专注”的眼光与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 拥有儿童纯洁、无功利的眼光后,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便拥有了理想意义上的“过剩精力”,进而像做游戏时专心、认真、郑重的孩童那样,进入到艺术过程中的“主客同构”状态。 对于欣赏与审美语境下的“主客同构”,朱光潜首先以观察一棵古松为例进行论述:“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我们每个人所直觉的物象并非是固定的,对同一物象的直觉实际上感受到的它显现于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的二重创造”。[8]从“天生”、“人为”到“物象”和 “直觉形象”,在对具象化的例子加以抽象化时,朱光潜引入美学领域的“直觉形象”和“美感经验”概念,进而指出“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9]。基于“意象的物我一气”这一“直觉形象”特点,朱光潜再次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主客同构”的主要特征。 同样,画家马蒂斯在谈及绘画创作时也流露出对“直觉形象”的类似物——“知觉的永久形象”的肯定与亲睐:“绘画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模仿自然,而是把知觉变成为一种永久的形象。”随着1908年马蒂斯《画家笔记》的公开发表,“永久形象”在“来源于自然”的前提下,又被画家明确表达成“服从我的画面的精神”的“形象”。直至逝世前,画家还结合自身的实践感受,将“自然”与“我的精神”的这种融入过程,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里予以具体描述:“美术家同外部世界联合、进而渐渐地使自我与外部世界同化,直到素描表现的客观对象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直到他把它溶入自身中,能把它作为自己的创造物表现在油画上”,“当美术家画的对象出现在其构图中时,直接或类推地,他从周围的环境中捕捉一切能滋养他内心所看到的东西”。 透过“进而”、“渐渐”、“直到”、“从而”等一系列时间副词,我们发现马蒂斯所认为的艺术创作中的“主客同构”过程含有了与实际创作本身相似的特点,同样充满了分明的层次感和时间的动态感。从周围世界获得的绘画“材料”与美术家脑中的“构图”,外在环境与自我,按照时间顺序,互不干涉、有条不紊地配合,共同完成作品的创作。这里,主客体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作为单独个体的同时存在,是两个个体的统一。马蒂斯的这一观点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在对“经验的某种特殊态度和看法”[10]即“心理距离”进行系统论述时,所提出的关于创作主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的理论颇为类似。 相比之下,朱光潜审美过程中的“主客同一”则因审美主观因素的存在而使得主客双方真正具有了“交流”与“融合”之意。仍以“赏松”为例,朱光潜在《谈美》中这样谈道:“……因为我忘记古松和我是两件事,我就于无意之中把这种清风亮节的气概移置到古松上面去,仿佛古松原来就有这种性格。同时我又不知不觉地受古松的这种性格影响,自己也振作起来,模仿它那一副苍老劲拔的姿态。所以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的。”[11]朱老的“移情作用”不仅把审美主体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审美客体,同时也将审美客体的姿态吸收于审美主体。所谓“物我同一”的境界“不单是由我及物,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是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12] 针对“主客同一”状态下的艺术主客体,马蒂斯所主张的“前后”、“因果”关系在朱光潜这里转变为关于主客两者并列、甚至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的观点阐发。朱光潜这种将广义上的两个独立事件转变为一个事件两个方面的理论方法,某种程度上含有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色彩。 尽管美学家朱光潜和画家马蒂斯分别就“欣赏”和“创造”两方面谈论“主客同构”的立足点不同,但以接受美学理论家伊泽尔提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艺术与美”来论,在艺术主体凝神创作或是见到意境的一刹那中,“创造便成了欣赏”,“欣赏也就是在创造”。[13]于是,儿童“聚精会神”所至的“凝神之境”就为我们对读马蒂斯、朱光潜的理论学说带来可能性和意义性。而马蒂斯、朱光潜对“主客同构”具体涵义的阐释也因中西文化土壤和社会话语的差异为探索艺术领域的“凝神之境”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和发现空间。 朱光潜关于主客体“融合”、“转化”的观点生成,一方面鉴于“审美”的“移情”特点,一方面也受当时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广泛流传的影响。其所采取的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的论述方法,在符合东方人思维习惯的同时,更有利于国内读者的理解及作品思想的交流与传播。 马蒂斯在绘画创作时提及的主客“层次”、“顺序”关系,也具有其特定的语境义和文化义。作为画家,除了保持审美之心还需要具备实际创作时的清醒与理性,否则艺术作品便只存在于主体意识活跃的“构图”里而缺少现于纸上的井然和清晰。此外,马蒂斯“观点先行、论述从约”的西式思维也与中国传统的具象化表达方式颇为不同。西方文化的另一产物——基督教同样给马蒂斯的绘画创作带来启示。画家曾在《画家笔记》中对“洞察客观实体和重建时空”的艺术创作过程产生“虔诚”、“投入”等“宗教状态”和“宗教意义”的联想。 摒弃覆盖在理论表面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因素,我们发现两位大师有关艺术“凝神之境”的共同关注。在对创作和欣赏两个领域“主客同构”的不同阐释中,他们之于认真、专注的“儿童眼光”的渴求和呼喊同样急切而真诚。 三.儿童“创造”的眼光:练习“观看”与“想象”的“心理距离” 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文末,生命即将枯竭的画家马蒂斯发出对“一切创造本源”的“爱”的呼唤:“需要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爱、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伴随一件美术品诞生的强烈热情和分析的深刻的爱”。这种“不懈”、“强烈”、“深刻”的“爱”再次指向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的“创造”主题:创造是美术家真正的职责,没有创造就没有美术。 然而此时的“创造”已穿透儿童“无功利”、“凝神”的眼光,超越“破旧”之义,近于“立新”之旨。对此,画家马蒂斯一改之前的“惜字如金”,结合自身绘画实践具体阐释这一新的“创造”之义: 当我画一幅肖像时,我一次次回到草图上,每次我都是在画一幅新的肖像:这不是一幅修改的肖像,而是重新开始的完全不同的一幅肖像;每次我都从同一人物中提取出一个不同的生命。 为了使我的研究更圆满,我时常借助于同一人物不同年龄时的照片:最终使肖像可能会显示出一个更年轻或有一种不同神态动作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同他或她当模特儿时显示的样子不太相同,原因是我觉得这种神态动作最真实,最好地揭示了模特儿真正的个性。 在第一阶段儿童眼光无功利性”的基础上,马蒂斯借助“一次次回到草图”、“重新开始”、“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神态动作”的阐释,给凝神的“观看”融入方法论的指导。他强调在不厌其烦的方法尝试与反复练习中见出“创造”的新意。这样的“观看”理论,早在拉斐尔《西斯廷圣母》,达·芬奇《微笑的蒙娜丽莎》等一系列名画的诞生过程中已产生积极作用。幼年达·芬奇画鸡蛋的有趣故事里也颇有这种练习式“观看”的影子。正是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和练习,达·芬奇才画出富于新意的各式“鸡蛋”,创作出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艺术精品。 同是强调“创造”的重要意义,朱光潜美学中的审美创造在结合心理学之后,已脱离马蒂斯的“创作实践”,更多地显出主观“想象力”的成分。 《谈美》第二章开篇,朱光潜以“心理距离”的提出,解释了 “家花不比野花香”、“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14]等日常生活现象。朱光潜认为,欣赏过程中产生的美和新意,在于欣赏者的“心理距离”。此处的“心理距离”,某种程度上可与儿童观看事物时所具有的想象力、联想力相联系。但是,心理距离又不完全等同于想象力,心理距离之“距离”是“适当”的。只有在创作者既摆脱了实用的目的性,又未远离凝神之境时,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想象力才会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因而,朱光潜此处的“创造”虽然脱离了马蒂斯“观看”的实践和操作性,却也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意味。尽管如此,在创作者的梦境和幻境下,仍多有不俗的音乐、文学作品问世。弗洛伊德在其着作《作家与白日梦》中对此亦多有提及。这些以想象力为最初源头的作品,同样以一种梦幻的方式展现了艺术的“创造”力量。 无论是马蒂斯的“勤学苦练”,还是朱光潜的“天马行空”,作为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创造”均被两位大师置于各自理论的重要位置,起着统摄全局的作用,其核心意义可见一斑。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艺术欣赏和创作实践两种语境下的“创造”之义并不相悖,二者具备融为一体的共通性,可共同服务于艺术世界。创作者在创作前的准备阶段,借助适当的心理距离进入一定的审美之境,继而发挥想象力,达到艺术内容上的创造;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通过反复练习,寻得适当之法,再次达到形式之再造。由此完成的艺术作品便具有了真正意义上形神兼具、“美”“新”双收的创造之义。 四.人生的艺术化:“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15]在《谈美》完结之前,朱光潜以一则“车行阿尔卑斯山谷”的故事,将其对艺术理论的阐发推及生活态度、人生哲理领域,将美学中“无目的的目的性”、“物我两忘”的“凝神之境”以及适当的“心理距离”等抽象理论,浓缩为一句启示人们简单生活、认真生活、享受生活的人生箴言“慢慢走,欣赏啊!”充满了诗性韵味和浓厚的人文关怀。这种“人生的艺术化”之美,同样见于马蒂斯《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画家不仅以自身多年的创作经验,更是以生命的最后呼声,呼唤人们:用孩童的眼光看待生活,追寻“伟大的爱”、“对真理不懈的爱”。 五.结语 法国画家马蒂斯和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尽管来自不同国家,涉足不同领域,两位人文大师关于创作和欣赏、艺术和美学两大领域的理论作品《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却为我们带来了同样的震撼和感动。 画家马蒂斯立足绘画实践,从专业的角度,以漫谈却不失严谨的笔调阐释自己关于艺术创作的独到见解,美学家朱光潜则结合心理学,以更为详细、更具系统性的理论着述展现“朱式”美学里的审美之义。在马蒂斯富有个性的语言风格,朱光潜循循善诱、沉稳大气的理论论述中,读者既感受到西方民主氛围下艺术家的智慧之光,又领略到特殊时期中国学者的辽远之思。 当然,《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这两部作品也因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前者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其过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和翻译后的语言文字,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而《谈美》在第一章中论及“实用态度”时对于“政治”因素的敏感和隐晦,整部作品中间“调和折中”[16]的论述方法以及凌空而起、“天马行空”的理论建构也让受众颇有“如鲠在喉”之感。 透过理论文字及其背后的诸多外在因素,我们却能够发现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马蒂斯和朱光潜这两位人文大师存在着难得的精神“共鸣”。他们均珍视艺术领域中“纯净”、“专注”、“创造”等类似儿童眼光般的可贵品质,他们同样对“简单”、“认真”、“诗意”的人生充满了亲近和向往之情。 而这些,正指向艺术与美学的共通性,指向对读与比较《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和《谈美》这两部理论作品的可能性。在对马蒂斯艺术创作观和朱光潜美学主张的互观中,我们领略了朱光潜先生的学贯中西、马蒂斯先生关于绘画创 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位大师对于“人生艺术化”的论述中,我们进一步领略了人生艺术与人生美学的迷人魅力。 艺术创作论文: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一、艺术创作主体———“生活、思想和传统的全面修养” 艺术家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是整个艺术创作过程的主宰者。艺术作品的面貌取决于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融入了主体的呼吸和生命,体现了对生活的新发现和审美的独特建构;艺术创作活动是凝聚了艺术创作主体的全部心血的、个性化的、能动的、艰辛的创造性生产过程。”[1](P277)艺术家要想创作出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作品是需要下一番苦功的。艺术创作体现的是艺术家全部的艺术修养和生活智慧。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备深厚的修养。李可染非常重视画家的全面修养。“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认识生活、全面的艺术修养,这三个方面很重要。真正的学术可以说没有什么奥秘,正确的道路就是奥秘。”[2](P45)他主要从生活、思想和传统三个方面来论述画家的修养。李可染说:“我们优秀的传统画家都是把研究生活和认识生活作为修养极其重要的部分。”[3](P278) 李可染认为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认真研究自然规律。50年代起,李可染数次出游,走遍大半个中国进行了多次写生。到大自然中进行写生和创作给当时正处在发展困境中的中国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多次写生实践,他坚定地认为,要解决中国画笔墨程式化、不能反映现实的问题要靠深入生活,使中国画不断发展、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要靠深入生活。写生在西方画家看来是理所当然,但中国画画家背着画夹在野外一画一整天还是少见的。李可染当时能够走出书房描画大自然真山真水的风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他借助于早期学习西方绘画的功底,将西画的写实手法与国画技巧结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写生使李可染认识到,到生活中去,在生活实践中才能把握最深层的艺术美。他的人物画《观画图》就体现了他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画面生动地描绘出三个身着长衫的男子一起在观看一幅绘画作品。三人年龄、身份、神态各不相同,或捻须颔首或全神贯注。笔墨凝练造型简洁,人物形象极为传神。着名作家老舍先生曾评论可染先生的人物画说:“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4](P222)老舍先生的评价质朴而又中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画家不注意观察生活,又怎能创作出这样生动传神的作品呢?由此看来,深厚的生活修养对李可染绘画作品形成成熟的艺术风貌和李可染艺术思想的完善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画一向追求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思想修养是国画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郭若虚曾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5] 李可染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曾经说:“持正者胜,容邪者殆。天下学问,为知谦虚、走正道而强毅者得之,机巧人不可得也。”[6](P58)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总是正确而进步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思想的修养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才能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才能具有强大的创作激情,才能具备远大的艺术追求。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赢得人民的崇敬,不仅在于他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在于他伟大的思想品格。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首要标准就是,作品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就进一步说明艺术家要树立崇高的艺术理想,不断加强自我思想修养,才能攀登艺术高峰。李可染认为,当代艺术家最重要的思想修养就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坚强的毅力。他认为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做到这三点。思想修养对画家的作用在李可染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严格的思想修养,李可染才能在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李可染还认为艺术家应该学习和继承一切优秀的艺术传统而提高艺术的表现力。他说:“传统包括古今中外,包括一切间接的经验,就是除了你自己直接经验以外的一切间接经验。传统是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7](P46) 优秀的艺术家都是深入汲取传统的营养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的。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套独有的笔法、墨法、构图等技巧,这些都是历代画家们经过无数次的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宝贵经验。要想使中国画得以再发展,必须有深厚的传统修养。在深入研习历代名家的绘画技巧基础上融入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果没有传统的修养而奢谈创造无异于空中楼阁。李可染还认为,传统又分为民族传统与外来传统,相对于当时全盘西化和固守古人传统两种极端观点,李可染对于学习传统的态度是开放的,他强调中国传统和外来传统都要学习。但他同时又强调需要分清主次,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为主,吸收外来文化为次,目的还是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李可染提到的对两种传统的不同态度对于保持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修养应该是全面而深厚的,它不仅是影响艺术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还是决定一个艺术家是否优秀的重要条件。李可染关于艺术家修养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后代艺术家们进行自我修养的可行途径。 二、艺术创作源泉———“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 “师法造化”是中国画自古以来的重要传统,明代画家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石涛也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历代大家无不重视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李可染也阐述了“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的观点。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画坛上是以“四王”为正统的。“四王”一派的画家们多对古人师承不遗余力,致力于摹古,笔墨成就虽高但脱离生活。 一是对写生对象的反复认识,他强调写生要对客观事物认识、认识和再认识。在不断的反复观察中寻找并发现写生对象的规律,创作出最美的形象。1956年夏天,李可染做了一次长达七八个月的万里写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期间李可染有一幅着名的作品《巫峡百步梯》就是他对景创作的。画家经过四川万县时,突然为眼前景物所动,便在此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顺着万县城边走了几遍,发现县城内有四座桥,但却不在一个视点上。李可染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全面观察,多次走到每座桥下寻找最佳的角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对艺术表现对象进行反复观察、揣摩,才能发现对象最深层的美,从而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是从写生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中国画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前代画家们创造了无数令人赞叹的出神入化的成就。“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破墨山水”、“米家山水”……这些在国画历史上犹如一座座丰碑,为后人所景仰。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国画传统在此时并不十分适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了。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诚然。李可染也认为,古法一定要和客观事物相印证,凡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的感情的,就应当放弃或加以改造。李可染对绘画作品中光线表现方法的新探索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他发现传统山水画大多表现的是顺光下的景物,从来不强调不同光线下景物的不同变化,这种千人一面毫无创新的表现方法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文艺发展的丰富性。于是,他从写生中挖掘出逆光下景物的表现方案。他不断地到大自然中去观察摹写,终于创造出李可染式的逆光山水图式。整体单纯、标准明确,强调绘画的整体感与空间感,强化层次带来的丰富的视觉观感,可谓一炬之光,通体透明。前人画水往往用空白表现,李可染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林荫下的小溪黝黑而光亮,于是他打破了前人用空白表现水的方法,画出了黝黑而又光亮的水。这些都是他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的绘画技巧,这些技巧突破了绘画的传统表现手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可染对于中国画的艺术语言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在写生中要酝酿新的意境。古人作画讲究“胸中有成竹”,在对景久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神与物游,下笔才能如有神。写生要酝酿意境对中国画来说不是新的课题,但李可染对意境这个中国传统的艺术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艺术又要求对生活进行高度集中和概括,要求典型化、理论化,从而创造出比现实更美好、更富有诗意、更理想的艺术境界,创造出革命时代新的意境。”[9](P349)李可染的艺术思想一向是与时俱进的,在新的时代中应该创造新的意境,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高于生活的作品,表现生活和客观事物的时代风貌,形成适合新时代的新意境,这便使传统意境的概念得到了扩展,使山水画写生与生活联系更为紧密。 李可染在50—70年代不断提出关于写生的新理论,这些都体现了画家在生活的历练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不断丰富艺术思想。艺术源于生活,只有以生活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灵感才能源源不断如泉涌,艺术生命才会长青。李可染以生活为艺术创作源泉的观点可谓把握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和根本。以造化为师,向生活学习的观念被20世纪的许多国画家所认同。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共同开创了20世纪中国画的新风貌,赋予了它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李可染同时代的国画家傅抱石也说:“画家对现实生活所表示的热情和态度,也是画家赖以创作,赖以大做文章大显身手的无限契机。”[10](P95)这表明根植生活、取法自然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画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艺术价值观———“为祖国河山立传” 艺术价值观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往往会使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南北朝王微认为绘画作品的价值在于“畅神”,宋代郭熙要求山水画能满足士大夫“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精神追求,元代倪瓒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更是被无数文人士大夫视为绘画创作的圭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的精神被压抑,人的价值被消解,大多数知识分子便通过寄情于山水求得精神的麻痹与暂时的解脱,内心的痛楚反而表现为表面的洒脱。绘画这时便成为他们求得精神解脱与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而且只要社会格局不变,知识分子们心中这种难言的苦衷和精神上的压抑就难以解脱,长期饱受这种精神侵蚀的知识分子只能走进自己构建的“可游可居”的意境,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暂时忘却现世的苦痛。传统山水画的价值观念往往构筑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心理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山水画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已不存在,山水画需要树立完全不同的新价值观来指导其发展。李可染正是在时代的推动下突破性地提出“为祖国河山立传”的价值观念。李可染认为山水画是对祖国和家乡的歌颂。他曾说:“画山水就是为祖国的山河立传。”[11](P81)李可染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哪怕祖国曾使他伤痕累累也义无反顾。他曾经特意请齐白石老人题词“江山如此多娇”,他把这当做自己全部创作活动的主题。他把自己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情与爱恋都贯注在笔尖,倾泻于纸上。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描绘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来礼赞他生活的时代与祖国。如果说传统画家们是一步步将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抽象为苍白的理念符号的话,那么李可染则是以雄浑厚重的笔墨重现大自然的壮美与博大,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着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曾评价李可染说;“有志‘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画家李可染,使祖国山河的壮美形象在他的绘画里显得充满了沉着却又激动的情绪,既不是冷漠的叙述,又不是空泛的喊叫,像他自己的为人那么平易近人,却又没有讨好人的媚态和贱相。”[12]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李可染山水画所传达出来的主要思想感情,他通过描绘祖国的山水来表现爱国主义的情怀。李可染终生不渝地挚爱着祖国的山川乡土和传统文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的爱国精神贯穿于他整个一生的创作经历中。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那种真挚的、热烈的、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热爱感染着每一个观者。他的作品《万山红遍》尤其令人心潮澎湃,作品不是描写实景,而是描写了画家心中的祖国山河之美,画面先以水墨勾皴,再以朱砂点染,漫山红树,红得耀眼,红得令人心动。不凡之处便是作者用了大量朱砂来渲染画面,满目红山,意境非凡,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内心激动情绪的挥洒。画面之中,浓墨、朱砂与白色的瀑布溪流形成鲜明的对比,带给观者极度的视觉冲击,冷暖交映,层次幻化。博大雄浑、具有纪念碑份量的构图方式也令人油然而生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之情。2000年,“李可染世纪展”在台北、高雄展出时,主办方便选择了《万山红遍》作为会标,在展览场地两旁的电线杆上成对悬挂以《万山红遍》画面制作的长幅展旗,猎猎红旗把场内外气氛烘托得格外热烈。据说很多观众都喜欢在特别制作的两层楼高的巨幅《万山红遍》前拍照留影。画展开幕时居然有学校联系说希望在画展结束后将这幅画送给他们当做教学材料用。画家饱含的爱国热情透过作品传达给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李可染使爱国情感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漓江边上》表现了漓江一角平淡中见秀丽的美,《阳朔胜景》揭示了今日阳朔蓬勃发展、恢宏壮丽的景象,这些都是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最绚丽的画卷。在李可染着名作品《树杪百重泉》的跋语中,他讲到,“余昔年居蜀中,巴山夜雨,万壑林木葱郁,青翠欲滴;奔流急湍,如奏管弦,对景久观,真画中诗也。此情此景,令人神驰难忘,故一再写之,以赞祖国河山之美。”[13] 祖国的壮丽河山激发了李可染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操。李可染认为,江山可以养浩然之气。人的灵秀智慧和高尚情操孕育于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壮丽山水中。李可染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潮流相激荡。他热烈真挚的爱国情怀和奔放豪迈的民族信心使中国当代山水画焕发出不同反响的时代光彩。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化作恰当的绘画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相呼应,创造了具有当代刚健豪迈精神的山水画作品。四、艺术创新观———“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五代时期到宋元到达顶峰,明清时期盛行的“四王”过于注重摹古,多以古人丘壑搬前挪后,使山水画丧失了自然的血肉与神韵,形成陈陈相因的僵死画风。国画大师徐悲鸿就曾表现出对董其昌和四王山水的厌恶。20世纪以来,许多国画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林风眠、徐悲鸿等绘画大师都在革新中国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李可染、傅抱石等则把大师们开创的革新道路继续向前推进。“”以来,革新国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中国画此时正处于一个不得不变却又不知往何而变的尴尬境遇中。一方面,中国画在历史悠久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一套绘画传统与技法不能弃之不顾,另一方面,西画细腻的表现现实的能力这时已深入人心,国画也需要在精神气质和题材意境上能胜任表现现实生活的要求。许多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国画家勇敢地担起了这一重任,接受了时代的挑战。李可染就是其中之一。国画大师傅抱石也曾经对友人说,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这种创新意识成为中国画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李可染早年便 有心变革中国画,他曾经认真剖析了明清以来中国画的形式主义倾向,指出:中国画在历史上有过不少成绩,但对我们崭新的时代来说,它已经成为遗产。由于生活的不同,人民对艺术的要求不同,这就绝对不允许再死板全盘的搬用,否则就是继续走形式主义的死路。因此必须改造中国画,使它适应新的时代和生活,适应人民群众新的审美标准。他立座右铭激励自己:“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后来他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他又说,“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14] 对于国画创新,他认为,创新不是轻易就可实现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深入观察和研究客观世界,“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因而创造了与前人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15](P192)李可染认为改造中国画的要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生活是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源泉,同时也是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李可染认为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基本条件。他认定,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得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据这些新的内容,才得以产生新的形式。明清绘画之所以走入毫无生命力的僵死状态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堵塞了生活这个创作的源泉,失去了作品的血肉。有鉴于此,他极为反对“伏案于南窗之下,不敢离开古人一步,甘做阶下囚”[16](P351)的创作方式,而是把自己的画室搬到大自然中去,独辟蹊径创作出意境清新刚健的中国画作品。他生于苏北,定居北京,又长期在江南、巴蜀地区写生,阅尽祖国大江南北的秀丽风光。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环境气候相差极大,或湿润青翠或雄壮荒凉的特色给李可染极深刻的印象,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他在自传中就曾提到他有感于巴山蜀水之壮丽,以至于他20多年后都不曾忘记。“一天,我刚散步到我居处不远的金刚坡半山腰间,那时正当夕阳西下,我回头一看,山下几十里地的水田,一块块都反射出耀眼的金光,像一片摔碎的金色的镜子,天边和远处的烟树千层万层,也沐浴在霞光里,真是令人心胸开阔的惊人奇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画。”[17](P41)20多年后,他的绘画作品《青山密林图》正是以此印象而创作的。李可染在别人还在沿袭传统文人画的死胡同里徘徊时,勇敢地把他从造化中得来的生动感受融入山水画创作中,赋予山水画以鲜活的生命感。这是李可染改造中国画的重要方面,可以说,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李家山水”,就没有此后生动感人的山水画作品。 第二,批判地继承前人传统。作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革新者,李可染从未忽视过对于传统的学习,他极其重视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李可染常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打进去”的过程正是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过程。40年代,他相继师从于中国传统绘画大师齐白石与黄宾虹。他追随齐、黄二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他早期画风飘逸柔靡,从师齐白石后开始变得深沉厚重。他又从黄宾虹那里学习了山水画的层次、气氛、空间等的解决方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富于独创精神的大艺术家,李可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优点与局限,因而对他们的学习是有分析有取舍的,正如他所说的“师学舍短”。李可染非常注重对优秀传统绘画的学习。他的画室曾命名为“十师斋”,意指他重点学习的十位画家:范宽、李唐、王蒙、黄公望、石涛、石谿、八大、龚贤、齐白石和黄宾虹。他曾评价道,石涛意境第一,石谿深厚第一,八大用墨讲究,龚贤积墨法突出,黄宾虹用墨前无古人,齐白石意境独创。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李可染对传统绘画做了反复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他取其长而避其短,才成功的把握了中国画革新的方向。 第三,吸收优良外来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外来艺术的刺激是推动民族艺术发展的有效动力。从美术史上来看,中国每次艺术发展的高潮期,几乎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50年代以来,在革新中国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艺术家们内部产生了分歧,有的要求全盘西化,有的要求继承传统。李可染既不盲目崇洋又不盲目排外。他从历史的高度着眼,提出:“在今天,一切外来的东西,凡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借鉴吸收。中国文化史上也从来没有拒绝借鉴、吸收外来的东西的现象。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错误的。”[18](P190)东西方绘画在各自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西画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精细、明暗之微妙都是值得中国传统绘画借鉴的优秀之处。在此基础上改造中国画就是用外来美术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使之适应新的生活,形成更加现代的表现形式。李可染特别提出借鉴外来美术必须消化吸收,杜绝生搬硬套。他尖锐地指出了艺术界在借鉴西方艺术时存在的简单照搬的弊端,提出西方艺术要与中国传统相结合。 在此思想指导下,李可染完成了对绘画中光线的创造性运用。他把光和积墨法相融合,吸收了西画中光的画法,表现出了黑瓦白墙的反照光、瀑布水流的颤光和蒙蒙细雨下的散光等效果。立足于现代生活,从传统基点出发,借鉴吸收外来美术,这才是中国画革新的正确途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国画家的成功都证实了这一点。李可染以其深厚的传统学养、对西方绘画的深刻了解和长期的实地写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画的革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真正实现了将外来文化“放在中国的土壤里,使它长出中国的花朵。 艺术创作论文:中学美术教学中艺术创作研究 1.引言 艺术创作必须有先进的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这样才能使作品体现出艺术价值。美术是艺术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可以为创作者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并指导学术创造的合理应用。伴随着艺术价值的转变,美术研究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创作者应充分利用资源,提高个人的艺术水平,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2.中学美术教学的现状和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虽然中学美术教学一直在不断改革创新,但很多美术课堂仍受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的束缚,教师过于依赖课本教学,忽视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过于注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忽视对自己的创造性培养,从而使学生在美术课上表现出不积极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认识到:没有探索精神的艺术教学将严重阻碍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新课程的落实也会有不利影响。艺术教学并不是单纯地给学生传授一点艺术知识或绘画技术,必须让学生朝自己的个性方面发展,同时,注重发展艺术创造力,激发创新精神,提高学习质量,使他们经历一个积极的创新发展过程,真正欣赏艺术的魅力,积极探索。 3.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 3.1课堂教学要精心设计 如果老师的课堂教学没有足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不能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也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创新精神。只有精心设计教学,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并且进行独立思考,从而培养出创新能力。 3.2创造宽松活跃的教学氛围 在美术教学过程当中,为了营造出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教师应努力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达到最佳状态,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发散学生的思维,进行创造性思考。并注重学生探究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创造和谐环境,活跃气氛,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敢想就应该勇敢地说、勇敢地尝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3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个性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经常教导学生独立思考,要求他们改变原来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这不仅要求教师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学生,还要教会每个学生善于观察、勇于表达,敢于标新立异,培养自己的个性特点和专长。老师要教导学生学会收集、分析数据,并得出进行艺术创造的结论,在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个性。 3.4关注学生间的交流合作 在课堂上我发现有些学生喜欢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也有同学比较内向,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来。为了实现学生之间的充分沟通,应通过各种方法来促进所有学生在课堂上表达各自的意见,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允许多种审美观的存在。坚持在课堂上相互合作,坚持让学生参与活动获得实践经验,不仅培养学生探索知识、分享知识的学习习惯,还使学生在表述思想的课堂交流中提高自己得出结论的能力,从而大大激发学生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在课堂中逐渐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让他们在实践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 4.艺术理论起支撑作用 艺术事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能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提倡学生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宣传文化的先进意义,使人感受到艺术创作是一种有趣的运动,是一条重要的宣传先进文化的途径,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间接提高学生的艺术文化水平。实际影响是积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则取决于自身,主要指导作用有如下几方面。 4.1思想指导 美术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需要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并根据自己的独特性进行个性创造。然而,创作的前提是要具备一种独特的思想精神,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图形组合或者复制雕刻,而要经过仔细的规划,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深刻理解艺术的理论内涵,规范指导艺术创作活动。 4.2选择指导 任何艺术活动都是以实际题材为导向的,选择合适的材料可以发挥最佳效果。艺术理论对主题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根据实际理论选材,激发了学生的个人灵感,才能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体现更好的艺术价值。 4.3创作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先进的思想理念是以实践活动为前提的,艺术创作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独立创作,这样才能取得成功。美术理论是艺术界的指导原则,是艺术创作者的指导思想。在进行美术创作时,理论知识对美术作品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对美术的创作起到指导性作用。只有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创作,才不会脱离艺术主体,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 5.结语 艺术具有独特性,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应根据艺术创作的特点,培养学生对艺术学习的兴趣,只有产生了学习兴趣,才能更好地学习。教师应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深刻理解艺术创作的内涵,让学生进行创造性创作,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艺术创作论文:精神分析学视域下的艺术创作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比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分别在意识和物质两个层面,宗教神学的逻辑起点在上帝,黑格尔的逻辑起点在理念。弗洛伊德的逻辑起点与其说是在“人”本身,不如说是对“性”的关照。那么,“性”就是他所提出的一切理论的基础。比如,在性本能理论中,他认为艺术创作和宗教活动实质上是性本能的表现。本文认为“性”的确是一种本能需要,但这种本能有着极高的精神含量,它完全不同于动物的繁殖活动,否则,为什么某些不缺乏性生活的人还伴有精神空虚的现象?或者是因为事业无成,或者是因为心灵创伤等令他不愉快的事情而造成了精神空虚。可见,“快乐原则”并不局限在性活动的快乐中,“精神”决定着人对同一事物的很多不同感受,所以弗洛伊德从精神入手而分析人是很具科学性的,然而他将精神状态的根源归于性活动则有失偏颇。人是一种群居式的高级动物,因而存在一种对社会价值的需求,更多的时候,这种被他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和性欲得到满足的生理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即使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也经常说,精神可以改变人的生理状况,例如癌症协会的快乐人群。特别是人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感性体验,更使得他的性行为成为一种生命的高峰体验,艺术创作可以与性行为联系之处,也仅仅在于它们同样都是具有精神含量的对生命的高峰体验,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同样性欲式的良好宣泄。 弗洛伊德在以无意识为根基的心理结构说和人格结构说中提出两个重大发现,即性本能的活动不能被完全抑制住,思维活动本身是无意识的过程。这包含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概念,即无意识是人的生物本能,是欲望的储存器,而生物本能欲望是人一切活动的推动力,它奉行快乐原则,不受客观现实的调节,为了寻找发泄的出路而达到满足,它总是力图渗透到意识中去。本文认为,人的思维活动有无意识的状态,但不代表它本身是无意识的,逻辑是人思维的高级产物,充满了深刻的理性思考成分,思维活动完全是有意识地力图将相关事物组织在一条锁链上的活动。弗洛伊德又提出,生物本能欲望是一切活动的推动力,但也不尽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推动一切活动的力量,而实行活动的人除有生理需要以外还有精神境界(精神境界在佛学中尤其得到重视,佛学也可以公平地与西方哲学交流)。除非有一个“精神需求也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前提,则使弗洛伊德的观点成立。但是,弗洛伊德是通过精神分析得到了性需求和无意识的理论,这是一种演绎推理,而非归纳推理。他的观点以人出发,最后却严重地忽略了人具有精神性的独特一面,将人的具有精神含量的生理本能与动物纯粹繁殖的生理本能混为一谈。 艺术作品是人的产物,必然带有人的烙印,人具有除性本能以外的多重的、复杂的、丰富的体验和情感。那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阐明了艺术创作的奥秘?还是20世纪某些艺术家在仿效他的观点进行创作?或者的确有些创作可以与他的观点一一对应?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思考。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自由的,世界上有那么多风格不同的作品,世界上有那么多性格不同的作曲家,每个人对于性体验的理想也大不相同,因此就不能简单地将这两种活动对号入座。从古至今,艺术都是表达人心的,现代艺术更是以揭示意义和深度模式为前提的。除去表现主义以外,即使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声称自己的作品不表达什么,其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只解决音乐自身的问题”;即使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主义出于“创作不表达任何”的目的,而随意地以小刀在报纸上戳字构成文章段落;回到中世纪,即使音乐不能表达个人情感,个人情感只能依附于热爱上帝的宗教情感之上……但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他们恰恰是要表达一种音乐自身的活动和自由写作,以及追求普遍仁爱的意图,这是一种不表现具体感情的抽象的表现要求。从一个音到一个乐思、从一个乐句到一个作品、从一种微弱的音色到宏大的音量、从一种将民间素材与共性写作相融合到那些将各种音响样式综合拼贴的做法,其中都浸透着作曲家绝对的理性设置。优秀作品就是在这种理性设置和感性听觉上达到了平衡,并使这种平衡在听众心里产生共鸣。因此,音乐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高级产物。弗洛伊德怎能说思维活动是无意识的呢? 精神性的要求或者说审美理想是人类独有的,而自由和理性是不矛盾的,如果我们承认美是人类的终极关怀,那么人类演进的根本动力就是人具有的丰富的感性体验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不仅仅是性活动。无意识也只是人类庞大思维结构中的一个局部,它不能占据充满社会性的人的思维的主体位置。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更加希求一种安身立命的依托,这种依托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层。如果说在刀耕火种的年代,物质性生存是第一需要的话,那么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社会,精神归宿便成为首要需求。事实上,无论远古还是现代,“精神家园”是人类内心最为本真的需要,也是人与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而文化艺术就是“精神家园”的外在显映。这里又不得不提及古希腊的文化精神,以及它所经历的古风文化、古典文化和希腊化三个时期。古风文化时代是古希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神话在这个时代形成,并且在今天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及;文学艺术中,诗歌、雕塑、壁画也初具规模。古典时代是希腊文化的黄金阶段,此时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是戏剧,出现了在当今世界戏剧舞台上依然占主流地位之一的悲剧和喜剧,它们成为西方古典文学的经典读物;建筑方面的神庙的三种柱式和雕塑在今天的对艺术风格的探索中也依然倍受推崇。希腊化时代虽然已经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晚期阶段,但它的文化现象仍然推陈出新、辉煌依旧。比如建筑方面的缪斯神宫和宙斯大祭坛,还有伟大的群雕和个人雕塑作品。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化作品中看出,古希腊精神是“志在寻求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一种精神,作品孕育着古希腊人的好学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喜好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集中体现出一种“自由、民主、理性”的希腊精神,也被称为原点的超越性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原创性,主题具有永恒性。由此可以认为,希腊精神不仅属于古代世界,更属于现代世界。而弗洛伊德带给人类的启迪就是,让我们在从科学角度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得到一些新的对自身的理解,但这不是生存和艺术的最终答案。人类向前发展,我们只能通过真实的艺术创作,不断体会和感悟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其中包含着精神家园的方向。 艺术创作论文:汉斯哈克艺术创作的社会学理念研究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哈克开始关心文化政治议题后,这个议题就慢慢的把哈克引向另一种深度——历史性思考,历史性的艺术手法的解读也成为了哈克80年代的主导思想。哈克通过现有的社会政治现象透析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不顾一切手段让这些已深埋的历史重新穿上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另一种解读,他集中关注的历史性议题有对德国纳粹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思考、美国里根时期和布什时期政府的疑问、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的愤怒等等。 1988年哈克应市政新美术馆馆长沃纳芬茨(WernerFenz)之邀制作了《你们毕竟是荣耀的(》AndYouWereVictoriousAfterAll)这件作品,作品是在奥地利施蒂里亚省的首府格拉茨一年一度的文化节上制作的“,节日的特色是音乐会、舞蹈、歌剧、戏剧演出、电影放映、座谈会、文学朗诵以及艺术展览。节日的组织者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机构懂事的选择是从省市政府的代表中选出,而省市政府的代表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②每年的秋天都会迎来这个节日,1988年作为20周年庆典的文化节上,总导演彼得武伊察(PeterVujica)准备用“艺术的内疚与纯真(”GuiltandInnocenceofArt)口号来表达,并建议在节日中应当提到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事。这起事件是奥地利所有公民的公共性事件,在1988年50周年上必定成为了这次文化节的主题。 沃纳芬茨邀请了1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格拉茨指定的公共场所上制作临时性的装置,而展览的名字就为《参考38/88》,由此可见展览主题必定与1938年的“并吞”有关。1938年,希特勒带着大部队进入奥地利时受到了全城的热烈欢迎,“就连大学的校长都给希特勒发去热烈的贺电,而神父则用祷告的方式欢迎纳粹的到来,一般大学中法学院的法律教科书上出现了新的德国种族法律,在报纸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焚烧犹太教堂的事情‘,格拉茨,一个存在犹太圣殿挑衅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地被人民的意志解决了’”③而在文化节上把这个历史性话题再次打开必定成为人们公开辩论的主题,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展览的启动可能会开启民众旧的创伤。芬茨把《参考38/88》展览的地址选在了纳粹曾经扮演显着角色的地方,如警察局总部,市中心,广场,这些地方曾是举行纳粹集会和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主教宫殿的地方,只有奥地利铁路局拒绝艺术家使用火车站作为艺术作品的场地。在《参考38/88》展览的目录前言上,芬茨这样写道“:这个展览挑战了艺术家面对历史,政治,社会,最后回归到知识产权的领土上的思考,展览的关注点被持续转移到了日常的人们的淡漠、无意识和倒退上”① 历史的片段把人们带回到了1938年的7月25号,这天希特勒在山脚下圣玛莉亚石柱(Mariensaule)举行庆典,圣玛莉亚石柱被藏在一个巨大的身披红布的方尖碑底下,方尖碑用纳粹徽章和题词写道“:你毕竟胜利”做装饰。希特勒授予格拉茨为“人民起义的城市”的荣誉称号,而格拉茨作为早期纳粹聚点理应得到这个称号,在“并吞”奥地利前的几周,数以千计的纳粹在海仁大街(Herrengasse)举着火炬游行,市政厅的阳台上到处都悬挂了纳粹标志,犹太商店的窗户也都被砸碎。芬茨指定圣玛莉亚石柱及其周围的地区作为艺术家场地的参考和一些根据其转化成纳粹的胜利柱外观的照片。“1938年7月25日,施蒂里亚赫布斯特(steirischerherbst)被重建。唯一和以前不同的是方尖碑基地周围的碑文。在黑色的背景上用白色字体列出纳粹的首选:‘施蒂里亚战败期间:有300吉卜赛人死亡,2500犹太人被杀,8000名政治犯的死亡或在拘留期间死亡,9000名平民在战争中丧生,12000人失踪,27,900名士兵死亡’”② 哈克的这件作品《你们毕竟是荣耀的(》如图2、3、4)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重建方尖碑,在原有的圣玛莉亚石柱上故意还原1938年格拉茨市的纳粹纪念碑,第二部分则是16个写满标语的海报广告牌,每一个都是119cm*84cm的大小,是由黑色、白色、红色构成,海报上的内容则是从1938年格拉茨的报纸、文件和传真摘录拼贴组成。无论从艺术手法还是对于公共装置的选址都契合了时下的社会氛围。首先,文化节主题是侧重在历史背景之上;其次,就1938年的“并吞”事件,文化节正好是在其50周年的纪念日上举办,迎合了这个时间契机。而哈克制作这件作品目的在于激起群众的思考,反思历史罪孽给当下人们心灵带来的影响。原来的方尖碑覆盖着红色的布,布面上有铭文和纳粹的雄鹰,清晰地看得到圣母雕像已被包裹在里面。这件公共装置煽动了人们对于五十年前的纳粹记忆,很多退休的人被激怒,那些人的这种情节是不愿回想过去、被过去牵连或是面对历史的沮丧感和内疚之情。所以哈克装置第二部分的海报常常被推倒,警察不得不日夜监督。大部分人对装置出于愤怒的原因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把此装置的艺术观念视为攻击或是政治手腕的恶作剧。大概在展览开幕前一周的晚上,哈克的这件作品被投掷了燃烧弹(图5),虽然消防部门迅速赶到并扑灭了大火,但是大部分的红色面料部分和方尖碑的顶部被烧毁,原圣母的雕像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后经过调查,“两个市民从很远看到纵火犯,在警察素描草图的帮助下,纵火犯被逮捕在格拉茨街头,纵火犯是一个36岁的男子,该男子刚刚进入新纳粹圈。被逮捕的投放燃烧弹的始作俑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67岁的老纳粹。陪审员在审判和判刑他们,分别为两年半和一个一年半的刑期。”③被投掷燃烧弹的日期是1988年11月2日到11月3日的晚上,而五十年前的1938年11月9日到11月10日就是“水晶之夜”事件④发生之时,在奥地利所有的犹太教堂被洗劫一空,也是被放大火焚烧遭到严重破坏。燃烧弹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和地方都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称这个纪念碑式一个耻辱的纪念碑,强烈的谴责和怀疑背后的政治动机。 在该事件发生后,格拉茨的一位艺术家理查德?克里舍(RichardKriesche)呼吁在下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废墟上用15分钟“默哀”来纪念“水晶之夜”事件,来自当地艺术机构和群众自发组织的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并一起讨论了这个事件。在这次文化节的开幕上“,格拉茨市长和副省长都强调在历史上需要更多的 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历史教育上,他们指出,任何在公共场所的艺术展览,难免有政治内涵,但对绝大部分来说是有利的”① 哈克关注这些历史性问题,让它们重新穿上了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了另一种解读。哈克除早期物理性装置作品外,中后期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大的主题及社会性问题的深层剖析,这里包含了艺术制度、企业赞助、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的自主权、政府执行力、历史文化问题,而哈克的艺术手法正如社会学家那样对现象有着一针见血的批判和另一角度的解读,正如布尔迪厄评价哈克的作品那样:“汉斯?哈克的作品包含了对艺术界、对艺术作品的产生条件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将具有社会学性质的意见和思考完全融于艺术创作之中”。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论梵高艺术创作的人文情怀及艺术价值 [摘要]梵高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世界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驱。梵高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和市场价值，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为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艺术巨匠。论及自然生命，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就是其短暂的一生，梵高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关键词]梵高艺术创作；人文情怀与艺术价值；世界艺术史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其作品如《星夜》《向目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艺术。1890年7月29日，梵高因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美丽的法国瓦兹河畔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时年37岁。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伟大的。梵高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天价，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富含悲剧色彩的人生经历和催人泪下、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苦难情感世界以及撼人心魄的传奇式绘画历程。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巨匠。 一、孤寂的情感世界与悲悯的人文情怀 梵高出身于牧师世家，他从事过画商工作，做过短暂的传道士，也曾想仿效基督做一个心灵高沽的圣徒；他曾经历过痛苦的恋爱但一次次的以失败的打击而草草收场；感受过被人误解的孤独与无奈；最后执着而疯狂的用全部的生命把绘画艺术推向一个极致。他一生悲悯人类的苦难，并希冀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去救赎别人，以真实的自我感悟自然，以独特而博大的人文情怀和苦难精神把生命的全部意义在其艺术作品中得以诠释。梵高是真实的。他一生热心于帮助贫穷的人们，并深入其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关爱这些善良朴素的心灵，他经常保持虔诚和永恒的爱心去品读圣经教义并以自虐式基督精神在生活中践行自己的信念：他大量翻阅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不倦地汲取精神食粮；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坚持自我，努力工作，即便在生活最困苦最疲惫、在身心最孤寂最无助、在所有人都不理解而被当作异类而遗弃的时候，梵高还是始终在工作，直到自己结束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生命本身带有极大眷恋。“悲情永驻”(the sadness will lastforever…)这句他的遗言让所有人对其死神袭来的悲凉心境凄然泪下，历久无法平静。“…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这是通向上帝之路，也是通向坚定不移信仰之路。”梵高宗教般的人文情怀和艺术信仰超越时空，他悲悯的苦难精神和真实的人格情操万古不朽。 爱情与事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梵高苦难的生命或许是从他接二连三的失败爱情开始的。当21岁的梵高在伦敦古比尔公司勤快工作的时候，此时的他，性格孤僻而不大合群，甚至有点古怪和偏执，期间，房东19岁的姑娘厄修拉像一只婉转的百灵鸟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天使般的姑娘一下子迷住了正处在青春萌动期的梵高。而后，厄修拉彻底改变了梵高孤僻的性格，把他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带出来。让他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他神往恋爱、渴望厄修拉的爱。然而。当他一厢情愿鼓足勇气向厄修拉求爱时，梵高却意外遭到了已经订婚的厄修拉的断然拒绝。初恋的痛苦使梵高的性格更加怪异，他一度消沉和迷茫，巨大的伤痛和孤寂使他渐渐趋向宗教，短暂的传道士经历由此开始，悲悯的人文情怀由此逐渐清晰。梵高的伤痛还远不止他的初恋和传道士职业的破灭。当他爱慕的表姐凯特残酷无情地用她那蓝黑色的眼睛盯着梵高说出“不。永远不，永远不”以及姨夫斯特立克向他说出“滚出去。永远不准再来!”之时，巨大的悲痛彻底地粉碎了梵高的梦，他又一次尝到了事与愿违的残酷苦果。后来，梵高遇到又丑、又醉而且还患有性病、怀孕的妓女西恩，他们在一起过了20个月后迫于压力最终分开，他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都奉献给了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直到他的邻居——一个老处女爱上他却遭到家人反对而自杀后，梵高幡然醒悟：对他来说，爱情和人类之爱、上帝之爱永远不会垂青在他身上。从此，他那屈辱的自尊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而后，悲悯的人文情怀又一次于梵高的艺术作品中得以展现。 二、独特的生命蜕变与疯狂的艺术情怀 从某种意义说，梵高的人生轨迹并不是由自己一手所策划的。梵高一直活在世俗和家人的既定法则和意愿中，但是当他遭遇了痛苦的感情世界、悲悯的传道士以及自虐式的基督情怀和种种不幸后，他开始领悟到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一切关于上帝的说法都是天真幼稚的说辞，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只有一片浑噩、悲惨、苦难、残酷、煎熬和无尽的黑暗。他对世俗开始怀疑、不平、仇恨……这些都似乎预示着他的人生将有所改变。终于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伴随着痛苦的冲突和摇摆中彻底的发现了自我。 正如梵高自己所说：“我也会有用处的，我也感到自己生存的理由，只是要怎么做，我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对哪一方面有用?”是上帝给予他天才式的思想和智慧。由于以前对绘画的了解和热爱，他的脑海中时刻流传着对绘画的热望，这种急切的愿望正在超越其他一切感觉，而即将奔涌出来。“经过了’这些虚度的岁月，我终于发现了自己!我将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一定要成为艺术家。那就是我做不好其他一切工作的原因，因为我不是那料，现在我已经抓住了永远不可能失败的东西。”梵高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绘画生涯。 初涉画坛之前，梵高通读了狄更斯、斯托、雨果、莎士比亚和米什莱等大师的文学著作。接触和鉴赏过包括夏尔·得格鲁、伦勃朗、吕斯代尔、巴比松和海牙画派等大师的艺术作品，并以米勒和伦勃朗等大师为导师，精心临摹了自己喜欢的大量作品。一开始梵高就显示出对绘画惊人的敏锐力和感悟力。在寻求自己绘画的艺术道路上。梵高先到布鲁塞尔学习透视学和解剖学，然后在法国的埃顿、海牙、纽南和安特卫普辗转学画。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农民肖像画和风景画。作品大都以灰暗的色彩表达了画家内心的苦闷孤独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怜悯。 梵高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艺术创作状况，而后他来到巴黎。期间，在弟弟提奥的引荐下，梵高结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并得到毕沙罗的赏识和指教。他尝试着学习运用明亮的色彩，于是，其艺术作品也逐渐明亮起来，并通过技法、运用点状的笔触和单纯的色彩，将其对艺术的满腔热情表达出来。此时，梵高总是处于创作的狂热之中，他的艺 术风格也因此独树一帜，并成为后印象主义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浮士绘”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些独具特色的东方艺术因为其色彩鲜明、线条简明而又富有表现力打动并唤起了梵高的共鸣。他吸收其精华，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加以实践，使自己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具特色。这种博采众长、使东西方绘画技法集于一身的做法，致使梵高的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超越了欧美同时代许多优秀的大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后，拥有印象派灿烂色彩和东方艺术简洁线条的梵高，内心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情感需要倾泻。他已不满足于巴黎的阴郁，他向往着更加光明的地方，因为他心中有着十倍于太阳的热情，急需一团烈火来加以引发。于是他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这里到处辉煌，梵高的天分和激情完全得到了表露。他曾如此白问：“我的体内存在着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呢?”现在，那个莫名的东西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爆发出来。他以惊人的勤奋不间断地进行创作，阳光让他兴奋，他用艺术描绘着象征热情、光明和生命、富有金黄色彩的太阳，描绘着阳光下的田野，描绘着田野周围生活的农民。热烈的太阳神给了梵高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高涨的创作欲望驱使梵高投入近乎疯狂的工作之中。期间，他大胆创新，大量运用红、黄、蓝等原色。尤其喜欢用红色、黄色及柠檬黄和橘黄。他认为。这种红、黄原色产生的强烈效果会给受苦难的人以希望，也会给自己以慰藉。他的作品色彩炫耀，笔触激情有力，一笔一画之中运载着奔涌不息的情感激流。粗犷、豪放、充满动感，紧张、强烈而富节奏。这些伟大的作品传递着梵高满腔激情，表现出一种既热烈又悲伤、既躁动又孤寂的内心情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完成了200余幅油画和许多素描作品，他的绘画技法臻于成熟。 但是。他那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外表、忧郁孤僻的内心及其意气冲动与暴戾的性格使得人们害怕他、讨厌他，甚至有人把他当作疯子。而他却以高度的绘画热情忍耐着人们对他的误解、敌视甚至驱赶，终于在一次割耳事件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忍受着内心不被人理解的巨大痛苦和身体的极度折磨，而他体内燃烧的绘画激情却从没有停歇。这时的梵高开始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来作画，激越而狂放。作品还使用了一些旋转、扭曲的线条，扭曲的笔触向上升腾着，画面给人一种流动感，并体现着、充满着力的搏斗。这正是梵高内心所追求且意欲所反映的深刻的思想意境。这种境界体现着梵高桀骜不驯、不屈于命运、积极向上且与命运抗争的人格与精神。但是。梵高还是没有战胜精神分裂抑或是癫痫的巨大创伤，他还是向自己扣动了扳机……。倒下的36个小时后，一个幽灵飘向了极乐世界。半年后。他的弟弟也辞别于世，他们生前永不分离，死后仍旧魂魄不离。 三、不朽的艺术价值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会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但是面对梵高绘画艺术的真实感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力的追求及对苦难民众不屈于命运的关切之情，我们会为之一震。因为这种面对社会丑恶、腐朽而表现出的不屈的精神将鼓舞后来者在艺术长河中不断地探索与追求。 论及个人，梵高无疑是不幸的，他单纯的理想主义信念，痛苦的疾病折磨，孤僻、直率、执着而神经质的性格使他难以融入当时的社会，并与人为善相处。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缺陷成就了梵高的不朽。他以广博的文学修养，宽厚的人文情怀，博大的同情心，悲悯的基督精神，火热的创作激情，独特的绘画技巧，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燃烧在绘画艺术中，形成了他得以不朽的艺术生命。 梵高的不朽来自于他高度自觉的自然观绘画思想。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返回自然”的自然观思想。自然观思想认为，艺术家只有投身自然。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诠释美的生活。凡高的艺术创作深受自然观思想的影响，他以宗教徒般的虔诚走进自然，诠释人生。他以其孤寂的生活和楚苦的精神世界为创作背景，运用绘画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自然世界。凡高描绘出的自然世界不是纯粹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它是内化于人的“人化自然”。他通过绘画艺术将自身的内在心灵与其所处的社会联系起来，正如梵高所说：“在见到诸多自然事物时，如当看到一片树木时，我都能看到自然的表情，甚至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我甚至奢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某种斗争的方式。”于是，作为一名艺术者，梵高一直在努力寻求人生意义与自然的本质之关系，他说：“一名社会劳动者形象，一片沙滩、天空与海洋，一块犁地上的犁沟等，都理应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将这些自然物描述出来都是不容易的，但由于他们都是生活之美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终其一生从事于表现这些自然物之美，确实是值得的。”因为反映自然之美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梵高常处于一种精神极度亢奋的状态来进行他的艺术创造，正因为这种执着，梵高的艺术作品才真正反映出来自然的“生气与真诚”，打动了有灵性的艺术之人，并传于后世而永不退色。 梵高独立特行的创作精神与思辨意识也促成了其不朽的艺术生命。梵高也曾震撼于米勒、伦勃朗、德拉克罗瓦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然而，他更多的是吸取其创作精华，注重自身情感的表达，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追求形式和心理的平衡。梵高绝不墨守成规地照搬传统和如实地描摹自然，他终其一生努力寻求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梵高反复强调，艺术创作要“尽情地表现自我而不是努力地表现眼前之物”。梵高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他却用短暂的一生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他用他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人生和人文情怀，震撼着后来的每一位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们。他的艺术作品在他去世近100年后成为了世人以天价竞购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他悲悯的人文情怀及疯狂的艺术情怀，并由此带来的无穷的艺术价值。梵高及其艺术作品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门，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导。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艺术创作论文: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人的情感创造了艺术，反过来，艺术又创造了人的情感。两者是互动的关系，或者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丰富了人的生活，细腻、升华了人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性表现。古罗马的美学家朗吉弩斯在著名的《论崇高》中曾经写道：“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为自己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直没有了压仓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它们每每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 确实，情感(尤其是激情)一方面构成了美术的真正中心，而另一方面美术创作中所选定的视觉对象必须不仅仅是美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受感动的，而且还必须对其内在的意味加以自己彻底的情感体会。因为情绪的肤浅往往导致作品的空洞无物，而理想的画面则应该是一种情感的凝缩。所以，也只有那些真正使创作者本身也甚为所动的情感体验，才能成为震撼或抚慰观者心灵的内在力量。 正如贝多芬的名言：只有发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大致上说，人类感情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喜怒哀乐之外，还有很多同艺术世界关系密切的情感，如：孤独、惆怅、悲壮、压抑、空旷、崇高、庄严、神圣、荒寒、淡远、宁静、凄清和敬畏等。 英国唯美主义、提倡“艺术至上”论的代表人物王尔德(o.wilde，1856－1900)曾说：“伦敦一直有雾，可是谁也没有见到雾，对雾不了解。直到艺术创造了雾，雾才开始存在。”当莫奈在英国展出他画笔下的伦敦时，英国人却犯疑惑了：我们身处其中的“雾都”果真是画家笔下的那般面目吗?那些很灰或珠灰的雾气怎么一到法兰西人的眼中就变成一片紫红了呢?然而，当英国的观者疑惑地走出展览厅时，他们无异于经历了一种体验最直接的真理的快感，因为自己头上的雾气真有某种紫红的色调!莫奈的情感体验和艺术创造，就这样使伦敦的市民几乎是唤了一种眼光来看自己的城市。而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在看了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道路》一画后，他第一次看见了俄罗斯阴天的五光十色。 人是有情感的，艺术家在塑造形象时，就必须把他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认识情感凝聚在形象身上。否则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就是零。艺术作品的形象必须是艺术化了的形象，其中渗透了浓厚的情感因素，并且能引发艺术欣赏者与之产生相应的共鸣。对任何事物、对任何美丽的风景、人物，画家不溶入自己的真实情感，不溶进对该事物的理解和态度。不想用自己所熟悉的表现形式予以表现的话，我认为他是不会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偶然创作出来也是空洞乏味。不会给人以美感或联想，或给予人以启迪。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作品也就没有了价值。 艺术家是人类审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丰富情感的人，并且主要运用独特的思维和技能去表现人类丰富的感情。艺术是真实情感的表现性形式。表现不仅仅是表达，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思的活动，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它才是一种创造活动，它所创造的不仅是形式。它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自由的形式的体现。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丰富的情感因素不会有好的艺术创作的。 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艺术创作的目的性，艺术作品存在的目的性是什么呢?答案十分重要：是同情。所谓同情，就是我的情感与别人的情感统一，或者别人的情感与我的情感统一。艺术家追求同情。同情作为一种精神的需要，是人类自身发展更高层次上的需要。如果艺术家并未体验到某种情感，他就不会有表现的冲动，从而也就不会有艺术创作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同情是艺术的生命。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艺术家由于受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的驱使，必然要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他的作品，从而导致其个人生活的破坏，因此，艺术家的生活即使不说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是极度不幸的。”凡高是天才，是狂徒，是悲剧的主角，是大众画家。凡高的激情，来自他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来自他所认识的人们所做的按捺不住的强烈反应。凡高通过绘画语言，力图传达、说出内心深处的凄凉和孤独。这是普通日常荷兰画无法说出的。凡高的成就是通过线条和色彩把这种孤独表现在画布上，使孤独这种情感成为绘画的语言而得以确立，从而丰富、拓宽和深化了人类的情感。他的成就就是用绘画语言说出孤独这种普通日常语言很难说出的、很难加以描绘的抽象情感。凡高是个极端敏感的人。世界的不安传达给了凡高，感染了他，进一步加深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孤独，以至于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然后他把孤独、凄清、压抑、苦闷和忧郁——这些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幅幅油画。而一切深刻的绘画作品都包含了孤独等的情感或元素。 艺术家在整个艺术活动中是以情感人的，处处离不开情感因素。艺术创作的动机，追根于艺术家丰富的情感因素。艺术创作不是冷静的分析、判断，而是动静的描摹、表现。在所有艺术作品中，无不充斥着情感这个概念，也只有在如此深奥的领域内，才能被艺术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产生好的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论文:论荣格“集体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摘要】“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艺术创作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本文分别从概念、结构组成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艺术创作应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的创作原则。 【关键词】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 艺术创作 “集体无意识”是由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荣格提出来的。荣格是分析心理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的学生,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荣格发展了佛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将无意识具体地区分为:误差无意识、病患无意识、梦幻无意识、本能无意识、习惯无意识及集体无意识。按照荣格的话说,“集体无意识”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遗存既包含了人类先天的生理学意义上的遗存,也包含了人类后天的社会生活意义上的遗存。 在荣格之前,弗洛伊德就已提出了“无意识”这一概念,但这种纯心理学意义的“无意识”只是一种“个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只是客观个体的一种意识属性。正因为如此,“无意识”理论仅仅只可能用于研究客观个体的无意识行为,例如“释梦” [弗洛伊德将梦认为是人在无意识状态下(梦中)“愿望的满足” ]及对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医生可以从病人的习惯行为中找到习惯无意识,再按照他或她的习惯无意识就可探索他或她的心理病因,最后可采取相应的心理治疗方法)。 而“集体无意识”的提出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它第一次将心理学从纯个性化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将心理学引入了广阔的人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以及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宗教……)。 就艺术理论而言,“集体无意识”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如果不理解“集体无意识”就很难将美学和艺术学置于坚实的地基之上。 简单地说,无意识就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人们常常也将其称为“潜意识”。我们认为“潜意识”一词也许比“无意识”好,因为“无”字往往易发生误会,“潜意识”可能会更好。 人类的“无意识”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人的种群无意识,或者说是人的先天本能无意识;二是人的后天社会生活习惯无意识。人的种群无意识是人在漫长的种群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无意识,人在历史长河中会出现多种习惯思维方式,但随着岁月默默的无情冲刷,习惯思维方式在意识中被淡化了、隐退了(所谓时间能改变一切)、沉淀了,变成了无意识。此种无意识就历史而言是习惯无意识,就我们今天而言就是先天的本能无意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先天的本能无意识说到底实际上还是后天的历史的无意识,只不过是因为人只能将自己生命时间段之外遗存的习惯称之为先天的。 在简单的讨论了“无意识”之后,我们再看“集体无意识”。从学理上讲任何意识都只可能是人的一种个体心理活动,或者说任何意识都只能依附于实在的个体,都是个别的、具体的,也就是说,某个具体的意识(心理活动)不可能实在地依附于某个抽象的群体。“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指某一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共同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是某种集体的(无)意识,而是(无)意识的某种集体。按此种理解,“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某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一种公共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同样的应包括两个部分:人类进化所形成的共同的无意识——公共本能无意识,以及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公共习惯无意识. 下面就来谈一下“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美是能引起我们产生愉悦感(美感)的形式(形象、符号、外观、样式),艺术是用美的形式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表现真与善),因此,我们在进行任何艺术创作时首先要求艺术作品具有高水准的艺术美,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令人产生愉悦感(美感),才能感动人,才能让欣赏者愉快地接受你的艺术作品,所以莱辛说“美是艺术的最高法律”。任何艺术作品仅仅是只有美的形式也是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具有健康的内容,它必须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只有这样“形情并茂”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所谓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艺术,严格得说它们并不是一种艺术,而只是一种美的创造。欣赏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作品实质上只是欣赏纯形式美,欣赏视听冲击,而不是欣赏艺术。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艺术创作必须同时关注形式美与健康的情感意志,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存在什么理论原则?或者说应该遵循什么理论原则?实践告诉我们,某一形式它是否美,不是由形式自己说了算的(不是形式的固有属性),而是由艺术欣赏者按照他自己的审美心理所认定的,所谓“人是美的立法者”。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情感意志是否能为欣赏者所接受也是由欣赏者按自己的情感意志所认定的。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人的审美心理、情感意志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人的一种超情感无意识。 原则上,从个人的心理层面上说,每个人的审美观点、情感意志都是个性化的,这下麻烦可就来了!我们怎么可能进行艺术创作呢?难道艺术家可能为每一个人进行艺术创作吗?艺术家可能理解每一个欣赏者吗?幸亏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人类之所以能创作艺术、欣赏艺术,其最终根源就是由于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公共的审美心理、公共的情感意志,公共无意识是上帝(自然)建构于人类心灵之间的一座公共交流之桥。 当我们理解了公共无意识,又了解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之后,艺术创作的原则就浮出水面了。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用某种美的形式去表现自己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艺术欣赏是按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去理解艺术家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实际上创作心理与欣赏心理是“互逆同构”的,如果是自娱自乐,则两者的心理是完全互逆同构的,或者说是互逆同一的。完全互逆同构的,或在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之间显然是存在差异性的,然而幸运的是,此种差异通常是被两者之间的公共无意识所覆盖的。他们通常都能在差异的条件下找到公共的无意识。尽管人们在欣赏艺术时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差异,但人同此心、心同此情的情况总是主流。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得出极其重要的创作原则:艺术创作应尽可能地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说具体一些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应尽可能地接近受众群的审美心理(公共审美无意识),艺术作品表现的情感意志应尽可能地贴近受众群的情感意志(公共情感无意识)。任何艺术都是具体的,它必然也只能面对某一特殊的受众群,因此在艺术创作时艺术家心中必须对受众群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同时对形式美和情感意志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与受众群协调的定位,唯有这样的艺术创作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说到底一句话,艺术创作的关键是准确地紧紧地抓住受众群的公共无意识——公共情感无意识。 下面举两个实例对上述原则加以说明。 首先以儿童文学为例,在文学中儿童文学占有一种原始性的地位,它是全人类的启蒙老师。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儿童文学家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灰姑娘”、“丑小鸭”所传递的情感意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曾在它们的陪伴下成长。许多童话语言现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话语,已经成为人生哲理,已经渗入了人类的公共无意识。 任何成功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应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这些作品中那种朴素、纯真童趣的形式美打动了儿童幼稚、天真的公共无意识,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小读者。再就是作品以儿童形式美所透露(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情感意志温暖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善良的赤子之心。儿童的心是一颗最鲜活的原始的心,它充分地代表了全人类的本能无意识,儿童的心是人类本能集体无意识的一块精美的活化石。 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歌文学不仅能打动孩子的心,而且能震撼每一颗成人的良心(成人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不仅是孩子的“美味”,也是成人的“佳肴”,同时能让成人在返璞归真中获得启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是“童叟共赏”的,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财富。遗憾的是,今天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一切都成人化、市场化了,眼下的一些“儿童文学”,既失去了儿童喜爱的形式美,也找不到儿童的情感意志。社会丧失了童心,作者丧失了童心,人类似乎也丧失了童心!不少有识之士也曾大声疾呼,为儿童呐喊,然而这一切也许都是狂然。作家丧失了童心(儿童公共无意识)怎样可能写出童心!要写好童心,惟有自己有一颗童心。人类离开了童年也许是必然的,成年虽并不是坏事,但我们不希望它很快地就步入老年,至少在心理上不能如此。 再以爱情题材为例,人们常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主题”,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艺术理论家,绝不应仅仅停留于承认此事实,更重要的是应探索,为什么?其实,此种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根本心理学原因是: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公共无意识,而且就时间而言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本能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凡是优秀的以爱情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总能激发每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使人从中获得精神享受!《罗密欧与朱丽叶》、《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公共精神财富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爱情题材作品的成功绝对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人类的本能公共无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优秀的爱情题材作品必须尊重历史的社会的习惯无意识。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爱情,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爱情,每一类人有每一类人的爱情,我们不可能将焦大的爱情与贾宝玉的爱情观相提并论,也不可能将薛宝钗的爱情观与林黛玉的爱情观相比。一切爱情艺术作品惟有能从爱的个性中展现了爱的公共无意识才是好的作品,才可能获得并征服广大的欣赏者,也许可以说,爱情题材只有是个性的才是人类的。 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灵超越肉”的爱情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柏拉图式的爱的确是对至高无上的爱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的追求。我们认为,现实的爱情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情爱去取代去排斥,但更不能让情爱完全依附于,追求情爱与的同一也许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审视现代世界艺术中的爱情,几乎被全盘物质化、肉欲化了,陪伴他或她的除了豪宅、洋车之外就是时装、珠光宝气……。艺术是反映生活的,当然必然会反映现代社会生活,但艺术不仅应“告诉我们正在怎样生活”,艺术更重要的是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艺术创作论文:论油画艺术创作中形式语言的运用 一、油画艺术语言的运用 油画人人都可以画，但是一幅好的油画要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要能够通过这种艺术语言与人的心灵进行对话，油画这种源于西方的古老的艺术形式，其艺术形式语言极为丰富。这种油与颜料混合以后涂在画布上的艺术一方面巧妙的利用了油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则灵活的借助了颜料的遮盖力籍以表现所要描绘的对象。油画的色彩十分丰富，但是光有色彩还不够，油画的最大魔力在于它的由深及浅，逐层覆涂而产生的强烈的立体性的质感。油画的形式语言可以通过以下技法实现：构图、线条、空间、光感、质感、笔触、肌理、明暗、色彩等。画家通过灵活运用上述因素经过画家笔触的托、拉、提、扫、抹等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画家自己的内心世界。下面我们就以具体油画作品为例向读者展示油画的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二、以作品为例浅析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一）形式语言中的对比与和谐的运用 笔者以广州美院油画系副教授，广东美术创作院画家谢楚余的作品《抱陶女》为例对对比与和谐这两种主要的形式语言做一个运用上的深入透析。 《抱陶女》的创作背景是源于画家对女性美的赞美、欣赏，模特原型分别是来自混血女孩、汕头女孩、青岛女孩三位模特女孩。 1.首先我们来看《抱陶女》中的第一种形式语言——对比。女孩交叠着的双手紧紧抱于右胸的陶器，与女孩曼妙的身体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这种对比迥来自没有生命的物体与鲜活美丽的人体之间，大与小、高与低、丰满的陶器与清秀的胴体、女孩炯炯若语的双眸与陶器的两只像眼睛的双耳。画家通过上述对比刻画了一个集大成的中国女性的美。 2.下面我们再来看《抱陶女》的第二种形式语言——和谐。 女孩松散的系于腰间的那块白布的下摆的下半部分被画家不经意间染上了背景的海的颜色，这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和谐，象征了女孩的纯洁与大海的广阔。 画家把中国女性的柔美通过与女孩的胴体与陶器、女孩的胴体与大海、女孩的胴体与岩石、女孩的胴体与天空进行了强烈的既有对比又有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向读者传达了中国女性的典雅、清新、纯洁、自然的美。给读者以感官与心灵上的双重升华、双重享受。 （二）比例与尺度 比例与尺度是在一幅画中追求一个完美的图形必须具备的协调因素。 在安格尔作品《泉》中的运用：安格尔在这幅画上展示了可以得到人类普遍赞美的美的恬静、抒情和纯洁性。画中人体的整个造型以垂直轴为中心对称，但整幅画中却找不到真正的垂直线，画中那个姑娘优美的身体曲线又与水罐里面流出来的直线性的水柱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也很好地表现了姑娘的生命活力。这幅看似简单的画实际上充满变化，它从单纯中见丰富，复杂多于统一，带给人无穷的艺术魅力。 （三）对称与平衡 对称是一种秩序、庄重、有条理的静止的美，而均衡则是打破静止局面，追求一种活泼、轻快的富于动感的美。 在拉斐尔作品《雅典学院》中的运用：《雅典学院》全画以纵深展开的高大建筑拱门为背景，大厅上汇集着著名学者，中心透视点的层层拱门，直通遥远的天际，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环境，这幅画的色彩处理也很协调，建筑背景全是乳黄色的大理石结构，人物的衣饰有红、白、黄、紫、赭等色相交错。透视法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深远感，连地面的图案，拱顶的几何装饰结构，都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来计算。 （四）节奏与旋律 节奏和旋律使艺术作品有起伏变化、抑扬顿挫的美感。 在列宾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运用：狭长的画幅展示了纤夫的队伍，阳光酷烈，沙滩荒芜，穿着破烂衣衫的纤夫拉着货船，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进。纤夫们的年龄、性格、经历、体力、精神气质各不相同，画家对此都予以充分体现，统一在主题之中。全画以淡绿、淡紫、暗棕色描绘头上的天空，使气氛显得惨淡，加强了全画的悲剧性。 三、结语 由此看来形式语言的探迹是可寻的，也是无规矩可以套用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探索、研究，从而自觉地形成对油画形式语言探索与研究的习惯，最终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形式语言。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 摘要：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关键词：自然科学 知识 幼儿园 其它领域 渗透 黑龙江高等教育厅规划课题《有效提高幼儿教师自然科学素养，促进幼儿科学潜能激发的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zc1212037 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发现了的事实，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观察、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期、对预期进行检验和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解释几个方面。研究者提出“儿童是通过‘建造’而非指导来掌握科学知识的”。他们一定会对所观察的现象和实验的结果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解释。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一、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激发儿童的科学热情 在幼儿的科学课程中应该呼吁：“请亲手触摸！请亲自探索！”我们必须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并且鼓励他们问：“如果……会发生什么？”然后给他们相关的材料去发现答案。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定义基本概念，激发他们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如儿童可以观察植物从种子到发芽再到开花，最后又产出种子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他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植物的不同部位，发现它们在颜色、形状、相对大小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儿童也可以观察环境元素，例如水、光、温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儿童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学习周围世界的。婴儿和学步儿童以及学前儿童，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以他们看到、听到、品尝到、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适合发展的科学课程通过激发观察、质疑、兴趣和描述来拓展这一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情形。 作为教师，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去观察、提问、预测、实验和验证很多科学事实。这就是科学教育在幼儿阶段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为发现世界创设环境并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我的环境中都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态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天然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需求，这也会鼓励孩子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 当你想方设法来进行探索和发现时，你会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科学作为整个课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动和常规中”。当儿童激发起科学热情时，可以自发地和创造性地去改变物理环境（室内的布置），还应该利用户外环境，允许儿童在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提出问题探索假设的情况，拓展观点。这可以点燃他们终身热爱科学的火花。 继续展示你对科学和发现的热情。吉尔玛提供给我们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来做到这点：当你在初夏的早上抬头看橡树上最高的树枝时，你可能没有思考树木从土壤中获取养分，传送到树干以及每片新叶和橡树果胚芽的科学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样的意识，并指导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问一些问题：“我在想，是什么让叶子变得那么绿？我在想，这棵树要长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们可能没有教授具体知识，但是我们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励儿童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完成儿童对自然科学的自我解释过程 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相比教师直接告诉儿童事实是什么这种方式，儿童在自我解释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师应继续为孩子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从而鼓励孩子对他们在活动中所做的观察进行加工和总结。这个过程会促使更多的问题提出，并实施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教师来说，与幼儿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兴奋的事情。孩子们渴望主动获得第一手的经历。如果教师希望儿童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励孩子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从触摸软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树皮，到闻新鲜的干草或腐烂的树叶；从看到盘旋的蜂鸟，到听到蟋蟀重复的叫声；从品尝脆甜的苹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没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觉体验的机会。 儿童可以品尝或看到空气吗？他们可以触摸到它吗？怎样做？在操场上，引导儿童体验风（移动的空气）怎样来自不同的方向。儿童可以用风向带、风向袋、风铃等来进行体验。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过程中有很多进行发现的机会。在去散步之前，鼓励儿童做望远镜。把两个卫生纸筒（或把一个纸巾筒剪成两个）绑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绳做成颈带。蝴蝶或小鸟飞是儿童可以通过他们的望远镜来观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个儿童可以做一个户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叠的建筑纸或标签纸来做并穿上绳子，绳子要留足够长来作为肩带。用结实的纸板做书页并用环扣在一起来做一本课堂书。儿童把他们在户外散步中发现的东西贴在书页上。把书放在图书区给儿童玩。 哈姆弗瑞斯说：“儿童有想把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带回家的倾向。要向他们解释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荚为来年的生长保留种子，一块树皮可能是很多昆虫的家）。鼓励他们收集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新鲜的树叶可以放在报纸中间，这样很容易被压平，可以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并用橡皮条紧紧地保护好。一周后，树叶可以移动并粘到剪贴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过种草，也可以进行一次“自然科学探究”，儿童可以寻找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不同种类的草。在教室中为儿童提供草籽来种植。使草发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块湿海绵放进一个有水的平锅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绵上。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长，只要给它们定期浇水并且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绵剪成不同形状，然后看草长成圆、三角形或心形。这是儿童直接观察自然的一种方法。另一种种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装上泥土或陶土 （儿童可以把杯子装饰成一个脸的形状）。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浇水。不久，儿童会很高兴地看到“头发”长出来。 对幼儿来说，他们计划、种植并照顾植物时，就学会了对他们以后生活都有帮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当他们观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时他们学习了科学，计算以及把种子分类时学习了数学，读种子袋上的字和种植指导时学习了语言。并且，当儿童把一粒种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时，他会有一种自豪感。儿童可以在沙水台或窗台上的花箱里种植出一个室内花园（花和蔬菜）。这一活动是另外一种鼓励儿童对植物主动负责的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自然科学方法与语言学理论建设 论文关键词：乔姆斯基　形式语言学　自然科学方法　语言能力合成说 论文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oo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人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m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人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i生，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4-1=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4-1=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4-1=：(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一参数理论；(4)管辖一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一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4-1=；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4-1=。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 “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0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设定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一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从理论的过程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4""-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l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tg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人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摘要：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文理学科的交融——试论张之路小说的“自然科学情结” [ 论文 摘要]张之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了长期伴随其生活的 自然 科学 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然科学情结”，在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张之路；儿童文学创作；自然科学情结；文理融合；理科知识 “情结”一词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但它在19末至20世纪初开始被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学说和原型批评的大师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于是“情结”的意义从单纯的心理学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已不仅仅指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许多执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纳入其中，“情结”已经成为今天在中外文学批评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甚至多种情结。作家们自然也都有其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些体现于其作品便是他们努力的去表现某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就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情结”，他在作品中总是着力描写、刻画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或事，同时还对自然科学产生的科学技术予以关注：或正面对科技进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从反面对科技的 发展 进行批评、反思。这些构成了他“自然科学情结”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张之路的“自然科学情结”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时密切相关的。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又做过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师，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理科的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这在张之路的心底已经成为一种积淀，并表现于作品中——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几乎都是理科老师：《第三军团》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学老师、《题王许威武》中的许威武是物理老师、《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学老师，等等。这些有的是与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们所教授的学科几乎与整个作品的故事进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是可以不必具体交待的，但是张之路却把他们都十分明确的写了出来，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情结所致——他对自然科学太过于熟悉，在创作中很难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张之路对理科知识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对上课(当然是理科的课)的过程也有细节性交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用香烟灰来做糖燃烧的催化剂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原型正是张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给小朋友们现场演示过这个实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理科知识和情节，并不能说是张之路的有意卖弄。这就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中，每隔几章就插入一篇有关动植物介绍的科普短文有着异曲同之妙：它们都是知识的介绍，但是作家却能很好的将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会使读者们感到枯燥、突兀。张之路的创作主要是儿童文学，读者自然是以少年儿童居多。所以像这样在作品中适当出现的介绍理科知识的内容便会在孩子进行文本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孩子们不一定都会理解，但是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学习，更有助于促进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在这样的过程中少年儿童既欣赏到了文学作品，更从中收获了文学以外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而且这样的知识的获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呆板地实验更加行之有效。张之路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正是这使得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趣味性中蕴含了智慧的启迪作用。 如果说张之路在小说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知识的交代尚处于一种情结的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他作品中的许多涉及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情节内容便可以说是有意而为的了。张之路喜爱自然科学，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会仅有表层的流露，不会满足于仅表现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而要再进一步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 张之路曾说：“科学史这样神奇，这样有力量的把一个肉眼凡胎几乎不能相信的景观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这足以说明张之路已把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升到了 现代 科技的高度。这已不再是“情结”的不自觉表现，而是有意识的要体现出来。这种思想也大量的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张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属于幻想小说，但它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说扎根于现实，其中有很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说所虚拟出的过去或未来的景象。他重视科技，但科技不能够象文学那样浪漫神奇，它十分严谨，是一种周密的现实逻辑。可是这也并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科技的想象力的发挥，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紧密联系，在张之路的小说里才总是出现与科技相关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对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机芯的外星不明飞行物的残骸首次出现的情形进行的描写： 据世界科技组织报道，今天清晨四点半，一不明飞行物在电力层发生爆炸。据权威人士分析，它极有可能来自外际星球。世界各国都希望得到爆炸的残片…… 这段文字描写既交代了这个神奇机芯的来历，同时经过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另外，《好玩!佳佳龟》中从电脑里爬出的小乌龟也是。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与科技相关联，科技可以说是它们的载体。我们当今的时代是 科学 技术飞速 发展 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术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因此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张之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今天科技的现状，以便使阅读这些作品的孩子们能够紧跟住时代的步伐。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科技对于孩子的帮助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形态，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他们对科技不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从小就泡在电脑上是个电脑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终摧毁了“阴谋”，挽救了同学。张之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科技促进幻想，幻想启发科技，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之路认为“幻想使人变得聪明”，所以科技与幻想相结合是让孩子接触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径。这也是他着力于表现科技的目的之一。 张之路尽管热衷于科学技术，并将其体现在创作中，大力向小读者介绍，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种狂热的思想，而是对科学技术辩证地去看待。我们不可否认科技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壮大，它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扩大，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更使其迅猛发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衍生出许多负面的影响。科技的某些消极方面 自然 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 张之路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极速发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学的形式给予表现。他对科技有执著的表现，积极的倡导、推广，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响，这就使他的作品中带有了一种忧患意识，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学生身体中插入一种可以遥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为的是可以通过芯片控制这批被机器化的高智能学生，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罪恶目的。在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本来会造福人类，可是却被应用到阴谋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书中的结尾，张之路借用陆翔风的口说道： 有些东西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就像许多年前我们可以制造核武器进行战争；我们可以用水银提炼黄金；我们可以用ddt农药杀虫。可我们最后决定不去用这些最终毁灭人和环境的东西。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科学技术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如果，我们没有人性化的思考，人类终究会有一天遇到自己制造出来的天大的灾难!……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人类本来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掌控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报酬使人们发生了异化，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非人了。这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异化后的人再生产出对人类不利的科技，这样的科技再去异化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可怕过程。儿童是产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儿童正是一个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关键点。孩子们应该去接近科学技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的冲击，面对科技的异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张之路的小说起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警示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使他们现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够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其消极方面所囿。张之路能在对科技进行展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高层次上的反思，这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为关系到国家将来前途命运的儿童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张之路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为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受到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一种情结。并且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意义也十分深远而重大。 自然科学论文:西方自然科学家宗教信仰探析 摘 要: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宗教和科学彰显着和谐。这些科学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世界秩序,这种信仰是一种无神论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高动力,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关键词:科学;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的本质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灵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科学本质上则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把一切研究对象都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基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规律,科学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作用,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说明世界的任何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在对事物的说明和理解中,如果引进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畴,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宗教和科学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导思想,科学家是科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实践者,从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对立而言,似乎科学家应该无缘于宗教信仰。然而纵观科学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坚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领”他们在科学上取得建树? 1 上帝——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上帝、宗教、圣经等方面的论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从纽约发了一份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内容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那么,所谓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欧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叔本华认为“泛神论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费尔巴哈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史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深深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化——从哲学到文学、绘画和音乐,再到自然科学,西方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优秀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无不受惠于斯宾诺莎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这一光辉思想。泛神论成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对宇宙秩序的赞美、欣赏中,他们的观念和情绪相混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发现了宇宙间的许多本质现象、规律……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躲在天宫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这位行将辞世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在一封书信中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说他本人“一向是一个具有深层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将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外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的东西,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代表着、体现着一种神性,宇宙结构中显露出的秩序和美丽,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顿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显然,牛顿的上帝是宇宙和谐、绝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别的而是熔铸在他的物理学本身之中,熔铸在他关于绝对空间、时间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现代的许多科学巨匠,如莱布尼茨、康托尔、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建造了整个宇宙,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数学中集合概念的创立者康托尔心中的上帝是熔铸和体现在数学的宏伟体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和谐;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种飞驰的现象中,那根巍然耸立不变的规律之杆;…… 上述有关科学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诸如直指蓝天白云的教学尖顶,还有半明半暗的烛光以及其他仪式,与教会信奉的那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更与尘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赐予幸福的那个“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上帝本质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世界秩序、不容颠扑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 2 “朝上帝走去”——上帝伫立在科学探索的尽头 什么样的志向和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成就。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说:“学本立于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爱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简洁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终是思考一些大问题,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测上帝的方针,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的浮现在我的心目中。”爱因斯坦这一最高目标,正是他的志气和信仰所在!在漫长而多艰的科学旅程中,他的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激发其志气,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不可穷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规律性、对称性面前表现出了无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赏的情怀,认为这种规律性、对称性恰是宇宙结构中显露出来的秩序和美丽,而这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东西。在《科学自传》中他曾写道:“外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寻找那些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与自然科学》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朝上帝走去!”他对绝对东西(如物理学中的普适常数)的追求和依赖,走近上帝的渴望,不仅构成了他从事科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而且使他饱经忧患的一生充满着温暖、慰藉和光明。最终他提出了量子假说,发现单个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之间有恒定的倍数关系:e=hv,h=6.62606896×10-34j·s(为纪念普朗克后人称之为普朗克常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同他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以及热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开的。在重力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前,他竟怀着一种深深敬畏和赞叹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造成”。这个规律牛顿最后找到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他苦苦追索之后归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推动了宇宙各星体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有引力。 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预定和谐”的人,数学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渊博的知识、认识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起来,对上帝的认识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标,研究数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尔深信无穷数列是森严、和谐、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都具有神性,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势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向无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阶梯;对法拉第而言,同样是与上帝近距离接触的渴望引导他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许多伟大的实验,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奥秘;玻恩在科学研究上的冲动也是源于他对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飞驰的现象中、急旋的万物中找到这些固定的、安静的东西。 在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无限远方的召唤,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支撑点,于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个支撑点上找到了平衡,达到了神有所归、虑有所定、心有所寄和灵有所托的安稳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可以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质界的种种诱惑,心中无任何偏见、私意地投身科学,不考虑个人荣名,甚至为捍卫科学真理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为利夺,不为害怵。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为捍卫“日心说”他被教皇处以火刑,至死都临危不惧……反之,如果他们世界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那么他们的精神支撑点将会崩溃。上帝是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指引着、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动力。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的宗教观是泛神论,他们信仰上帝,实质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谐、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是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一种献身、崇敬和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但他们对宇宙和谐、完美的虔诚和狂热,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赞叹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却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虔诚、狂热、崇敬、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无时不在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对他们而言,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运用科学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爱因斯坦生前常常说“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科学的探索困难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们克服困难、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是使科学研究最富有生气的灵感源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家可能信仰宗教,一个宗教信徒也不妨碍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科学是理性和逻辑的象征,而宗教则是情感和直观的代表,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的动物,人不会充当一部只按逻辑运算的计算机。科学取消了作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却无法取消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终极思考,尽管这种终极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却给理性的科学指明了航向。难怪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科学没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没有科学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更加深远了。”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论文 一、抓好三个环节，实行分段管理 从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分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管理重点各不相同，只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管理要点才能获得最大效益，达到管理的最优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证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前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认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报项目动员工作，让每一位有条件的研究人员都积极主动地申请资助项目；开展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严格项目预审与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机制；注重依托优势学科，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率则是科研管理人员工作的重点。对于科技人员而言，获得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资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2中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对于实验记录不规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并加强今后实验记录的抽查与管理。同时还要加强检查后的追踪与评价，分析检查后的管理实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而且要对验收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跟踪管理，关注其成果转化情况，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须充分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宏观上要管理住，微观上要搞活。也就是说，在进行后期管理时，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基金委、科研单位及项目主持人的积极性，共同协力进行多层次的管理。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资助单位和受资助者即项目主持人三个层次的管理工作，只有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基金项目的顺利进行，才能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过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衔接，单纯地依靠做好某一阶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难提高整体管理效益与水平的。只有将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每一阶段不同的管理要点采用正确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效益，实现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要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一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谦虚谨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绪，又要避免不思进取的管理作风；在实践中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考，与时俱进，共同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必须要有一套专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专心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在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看到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设立行政管理类奖项，对那些业务精通、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确保其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保证管理队伍的稳定。 作者：郝志鹏黄丹丹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自然科学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革命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7世纪是欧洲社会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科学的世纪”。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四、近代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增长，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确立。这些变化对西方教育理论及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是推动西方近代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科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光学、热学、电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解剖学、医学、生理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等，都在16－17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扩大了在课程中的影响，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切实际的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受到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确阐述了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因此，如果说，在知识观念问题上，16世纪还只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进行怀疑的世纪的话，那么17世纪则是一个真正解构和建构的世纪。”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指出:“一些人对通过感觉经验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课程轮廓，即依据科学而构建的百科全书式课程。”自然科学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学制框架，导致了新型学校的产生，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的机械中学、各种实科学校等，对后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学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中产阶级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与权威，推动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学校教学活动，以取代往日机械背诵、强迫记忆、盲目服从权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传的旧传统。“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实物教学、直观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参观、实验、实习、制作等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新方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他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求知的一种新途径，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从许多具体事物中寻找共同规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归纳而来，可靠的知识必定来源于正确的归纳法。同样，夸美纽斯深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可靠，洛克认为感觉是心灵“白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教学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在其启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使教育教学研究由单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教育理论，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顺应自然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教育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是他们进行理论探索的依据。如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当摹仿自然，“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根据这一原则，他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校纪律等。过去人们往往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论证教育规则，夸美纽斯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经之余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夸美纽斯引证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可贵尝试，突破了教会宣传“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现实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学史上，是夸美纽斯首次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强调并试图探讨教育规律。……在教育学史整个发展谱系上，夸美纽斯开创了近代的‘自然主义教育学’理论流派之先河。”可见在教育理论中自然适应性、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反映了人们探索教育及教学客观规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学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以往有关人性问题的原罪论、宿命论和悲观论。正如罗素指出:“科学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改变了对教育目的观的看法，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观将在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中得以建构。甚至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从此慢慢让位于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目的观的影响。”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巴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柏林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既开创了科学专业化和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先河，也从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及内涵。⑥同时这些专门的科学社团也是推动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机构。 作者：易红郡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1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担负着缔造中国科技文化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重任。作为出版工作者，期刊编辑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文化责任。因此，期刊编辑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现、世界观，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编辑的政治素质主要指编辑人员如何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学术期刊，人们一般认为社科类学术期刊比较容易出现政治问题，而对于自科类学术期刊则稍有忽视。文献[5]中舒干列举出了一些自科类编辑人员因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笔者也曾在期刊校对过程中遇到作者将台湾、香港的股票数据与欧美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而在文章的图题里面因为疏忽将以上两个地区和其他国家统一写成了多少个国家的对比图，在文章编辑过程中却没有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重视从细节处发现政治问题，这就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 2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期刊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业务能力。期刊编辑出版的双层学科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人员既要具备学科专业业务素质，也要具备编辑专业业务素质。关于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即：狭义上的业务素质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狭义的业务素质如文献[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语言文字修养，②论文审读与编辑加工能力，③现代化办公能力；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要对市场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无论是狭义上或是广义上的理解，总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既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科学学术编辑又必须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还要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首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分为两类：综合类和基础学科类。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中国科学》杂志。基础学科类一般只涉及某一种或者几种相互交叉的自然学科，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无论是综合类还是基础学科类的学术期刊，都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现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许多已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极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国现代社会中是一支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专业知识都基本满足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在已有专业知识基础上努力成为自身学科的“专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学术素养，及时更新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一名“杂家”，从而更好的完成编辑工作，为读者服务。 其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期刊编辑主要是熟练掌握编辑出版学科知识及详细了解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而对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术文章中涉及到的数理公式较多，变量符号、图表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不可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的数据，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更多的将自然科学常识与编辑理论常识以及编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运用，指导日常的编辑活动。 最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无论是稿件由纸质版变为电子版还是接收方式由邮寄变为互联网接收，都显示出期刊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计算机网络，是多媒体世界，是电子出版物，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从而使期刊编辑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编辑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做好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纽带，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娴熟的编辑业务技能，同时也要有道德素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成为对读者、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食粮。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维护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读者、编辑与编辑群体等相互关系和利益的准则。为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以质量为标准选稿，始终坚持为作者、读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保证期刊质量严格把关，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结语 总之，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勇于实践，不断加强各种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促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相适应。 作者：张晓庆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探微自然科学下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 1项目分析 项目难度在人格、态度测验中称为“通俗性”，100个词汇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间，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项目的区分度也比较高，鉴别指数小于0.2的词汇被剔除，总共有28个项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载荷小于0.3的项目、删除了在2个或2个因素上存在载荷差异小于0.15的项目，最后形成一个32个词汇项目的结构模型。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必须具有相关性。KMO统计里的值为0.88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5801.538，p=0.000，说明32个词汇具有相关性，这544个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个，总共解释了总变异的56.34%。32个项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达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如表1所示。根据问卷各项目的具体内容，要对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1的项目涉及偏激、焦虑、急躁、冲动等，将其命名为“神经质”；因素2的项目涉及锲而不舍、刻苦等，命名为“勤勉坚毅”；因素3的项目涉及和蔼、友善、重感情等，命名为“真诚友善”；因素4的项目涉及低调、谦虚、深沉等，命名为“淡泊沉稳”；因素5的项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为“激情敏感”；因素6的项目涉及精明、逻辑等，命名为“逻辑性”；因素7的项目涉及天真、可爱等，命名为“孩子气”。 3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 测验信度是指一个测验对同一批被试多次施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类：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信度。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信度检验时，仅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价。将验证用的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克龙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7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对内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检验 （1）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将438名验证样本的数据汇集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据各个项目得分的协方差矩阵来完成参数估计。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的32个项目重新调整顺序，设置7个潜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项指标，其中最常用的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来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当X2/df小于3时，模型拟合较好；在5左右，表示整体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拟合度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于0越好，临界标准一般是0.08。拟合指数表明，X2/df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较好。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比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沉稳”（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 （2）效标效度 将本结构7个维度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气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达到相关系数为0.4的中等相关。而神经质、淡泊沉稳、逻辑性则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大约从0到0.3之间。这可能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的创造愿望有关。 5讨论 5.1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构成和具体特征 创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被全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构模型，特别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人格结构应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才进行词汇评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由7个因素构成，它们是：神经质、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淡泊沉稳、激情敏感、逻辑性、孩子气。因素一被命名为“神经质”。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精神上出现的不安状态。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偏激、焦虑、自负、急躁、冲动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间，并没有出现高分的情况。因素二被命名为“勤勉坚毅”。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认真和坚持态度。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敬业、坚韧、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间，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勤奋努力、对所追求的事业坚持不懈、脚踏实地。因素三被命名为“真诚友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友善、和蔼、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真诚、友善、比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为“淡泊沉稳”。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和情绪稳定性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低调、儒雅、谦虚、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低调、淡泊名利、坦然、谦虚、深沉的特点。因素五被命名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反应强度和深度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有激情、比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点。因素六被命名为“逻辑性”。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逻辑性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精明、逻辑、成熟、镇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思维深刻、考虑周到、逻辑性强、遇事镇定的特点。因素七被命名为“孩子气”。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纯真、童贞方面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天真、可爱、顽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间，得分处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孩子气方面的特点并不明显。 5.2关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形容词表的形成 采用词汇法对人格维度进行探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们所关注。陈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词检查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创造性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创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开放性、内倾—外倾性、神经质5个因素构成［11］。但是我们试图通过词汇法对中国本土高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进行探讨，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创造性人格理论。研究搜集了中国有高创造性的人物传记中的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还搜集了高创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点。 5.3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的心理测量学验证 运用自编《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人员进行了5级评定调查，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名利”（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经探索性因素分析，KMO、Bartlett's球形检验、各词汇项目的共同度、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等指标都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各拟合指数都达到优良水平。测验项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整个模型结构的内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效标关联效度等指标也基本或良好地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结构模型可以继续为以后研究所用。 作者：彭运石 莫文 彭磊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自然科学实验教学创新 一、生物类通识课程实验探索 （一）实验内容的选择设计 1．呈现基础性和趣味性 非生物类专业的学生虽然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但对生物学实验却充满着好奇与渴望。据王国强等（2005）调查显示，非生物类专业本科生对生物实验课很有兴趣和有兴趣的高达96．30％②。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兴趣各异，全面开展基础生物学实验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其工作量会非常繁重。因此，根据非生物专业不同学科的需要和学生不同的基础，同时设置不同层次的生物学基础实验项目，着重扩大共享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就大多数非生物专业学生而言，既体现基础性又有趣味性的生物实验，通过认真观察、探求尝试、独立思考，同样会对生物学基本内容产生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使之提高对生物学的兴趣，达到促进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的目的。据此，设计大量基础趣味性实验，能在侧重提高身心素质的实践教育中实现严谨笃实与轻松快乐的平衡，能够让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体验中享受学习生物学的乐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2．突出交叉性和探究性 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基础性生物类课程学习后，应进一步鼓励他们运用所学去参与探索生物学奥妙，大胆尝试更加专业的生物学实践性活动，引导学生在解决生物学问题后进行主动学习。设计的基本和综合性实验，能给予学生一些潜在的才智得到发现和发挥的机会，让学生在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的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一些基础。教育也要为发展学生的个性服务③，对于少数特殊需求的学生尤其与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经过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实验后，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参与特殊类拓展型实验，设计条件允许的创新性实验，鼓励其与生物专业学生课外研学，共同开展跨专业领域的研究，从而扩展实验的创新空间。 3．实验模块的应用 通识课程面对的学生是多样的，不同模块可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图2）。模块1的设置主要针对艺体生、文科生，实验项目无需太多的实验技能就能完成，如生物鉴赏、植物水插生根、玫瑰精油的提取等；模块2主要针对理科生、工科生，项目设置以预备性实验为主，包括对基本仪器的使用、基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训练，目的是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模块3、4设计体现生物学特色，难度适中，具可操作性，如体表微生物的检测、DNA提取、动物养殖等，对学生进行实验技术方法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实验模块既可单独进行，也可穿插合并，基本能实现学生专业分流和对口所需，并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实验下限数项目，可预约多选多做。 （二）更新教学模式 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合理衔接、互相促进，可以充分发挥生物科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的创新优势。但选修生物类通识课程的人数众多，要照顾到全体学生，就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供自助餐式选择性学习的空间。实践中，实施以培促教，培训专业学生尤其是师范专业学生成为实验教学助教，与指导教师共同成立“三三制项目组”，每两名本专业学生负责三个层次各一项实验，指导教师1／3时间用于指导预实验、1／3时间用于管理和协调、1／3时间用于实验过程和结果评价。专业学生参与指导非专业学生的选择性实验，从实验教学方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降低教师的工作强度，大大提高学生动手的“面”。通过“生生合作”的实验教学模式，搭建专业与非专业学生互动学习平台，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适应性要求，真正营造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良好环境（图3）　改革评价方式，科学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摒弃终结式考核。教师从设计思想、参与程度、实验组织与操作、实验报告书写等多方面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评，最终把学生从应试教育引向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改革效果与思考 （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实施开放性实验，打破了理论教学一统天下的不利局面。通过生物学实验，学生加深了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在宽松真实的实验环境中，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性教学有效地延伸和补充了课堂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取得了比单纯课堂教学更好的效果，也提供了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平台，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学生实验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探索性和求新性的实验实践后，个性品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在本校举办的课外素质拓展活动之生物学知识竞赛中，参赛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实现了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协调了横向课程与实验重复之间的矛盾 生物类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广泛，各课程条块分割，但实验实践环节都有交叉和重复。统一开设非专业开放性实验，打破独立的课程界限，弥补了没有统一教材的缺陷，也转变了实验室专为某一课程或项目服务的观念，避免重复购置，减少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实验项目共享，受益面广，学生各学所需，既可根据所学课程针对性选择实验项目，也可以不拘泥于课程而尝试有自我兴趣的实验。教师也能根据教学需要，择机选择一些实验项目引入课堂，因材施教。同时，把热点问题或科研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根据个人所长进行实验指导。通过理论与实验教学的兼融，组成了具有交流意识和科研意识的教师团队。 （三）专业学生的再实践，提升了学生的非专业能力 专业学生参与实验项目的开发和指导，改变了他们的被动学习状态，增强了其动手能力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实现开启了学生限制性思维向开放性思维的转变之门，对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能力等非专业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导向作用。在课余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将学生从考试型引向研究型学习，增强了对理论与实践知识内在联系的认识，也培养了其团结协作的精神，建构了师生间互为主体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通识课程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无论是发展学生的智力还是对其以后的专业教育都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的课程应该具有无限的开放度④，具有较宽知识面的人才便于向更高层次发展。开放性的实验活动，是整合知识学习与技能培训的有效途径，确实能增强通识课程的影响力，提升课程的品质。如何改进实验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实验项目、提高管理策略并逐步创造一个更加优质的创新环境，需在今后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和探索。 作者：温涛 颜鈺梅 单位：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宜宾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现状探微 1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代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21世纪是一个变化神速的时代，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机遇，也带来了众多的未知风险和潜在隐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与发展虽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个地球并不平静。军备竞赛、核武器的研制、空间技术竞争、贸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虽然人类的异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不争的事实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依赖新的技术去解决，而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只达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作为未来主人和生力军的大学生们，就决不能再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了。就必须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广读各科书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达中外各国风情民俗、地理状况，了解人类技术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民族立场，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培养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环境能源意识，领悟世界先进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会和时代的主人。 2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前大学生自身就业与工作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的不稳定性，使所学专业与所选择工作要求相脱节的情况大量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就业风险。而文科专业中的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是初次就业对口位率最低的学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学学生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主学习自然科学类相关知识，以便扩大择业范围，更好地在职业竞争中把握机会，获取成功。当前文科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突显的一些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打破专业局限，以便培养全面优秀的专业人才。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3日引《检查日报》中《代表委员称文理分科不改革无法造就法学大家》一文中，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对记者的谈话充分表达了对当前法学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现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强调:“法学人才除了法律专业素养以外，还应具备两种素养，一种是人文素养，一种就是科学素养”。“一个法律问题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对社会的解读，只会生搬硬套，怎么会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养，没有科学素养，也不行。比如知识产权这门课，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就无法深入进去，一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卡壳了，而有些教师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专业人员在解决房地产、知识产权等涉及多项技术指标的法律纠纷时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纰漏更是让众多的社会人士闻之寒心。而一些具备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的人员则在法学领域做出了惊人业绩。如被喻为“神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学学位，之后又获得的是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许多侦查结果的取得，都依赖其掌握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而这是大多法学人员不具备的。这些都说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文科生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实践性最强的法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3促进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的引导策略 3.1积极聘请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营造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交流氛围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理科生人文素养的缺乏问题已有多人撰文讨论并引起社会关注而加以改善，许多理科院校都不断聘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校交流讲学，以便向师生渗透人文社科知识，加强其文化素养。而对文科生自然科学类知识的欠缺问题加以撰文讨论的则几乎为零。文科院校开展学术讲座或交流会议也多以与专业设置和学科属性相同或相近为主，很少聘请本专业或学科以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讲学。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比较多的一年，粗略统计全年共开展讲座和学术报告108场。除5场题目未报外，其中政治法学类76场，占总数的70.4%，哲学、文化、社会学共11场，占总数的10.2%，经济、管理6场，占5.6%，英语3场，占2.7%，教育及就业专题5场，占4.6%，其它两场，一场为《图示的态度和方法》，一场为国家授时中心的董军主讲的《现代时间斗量于北京时间》，显出明显的自然科学技术特点，但占总量不到3%。由此可见文科院校学术交流活动中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当前学术和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综合治理的趋势，作为学术文化重阵的大学，就应积极感知和响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挣脱自身专业和领域局限，关注其它专业和自然科学发展动态，积极与自然科学领域单位和个人进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访学讲学契机，从而打破专业学术局限，开阔师生思维视野，为增强理科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渗透氛围。 3.2针对图书介绍薄弱环节，加大自然科学类书籍介绍力度 现代开放宽松的图书阅览环境下，对图书的介绍推广亦是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有大型书店的热销书或新书推介、网上图书资源的重点书目介绍、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对名小说或书籍的导读。而大学生进入校门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各专业老师也会开列本专业所须阅读的书目，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曾开列过青年必读书目。但仔细考察各家所列书目，大都倾向于人文社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类的书籍极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阅读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科普环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识的树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图书文化事业机构和单位团体，特别是肩负着培养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改变跟风趋势作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类书籍和文献载体，利用音响、视频、报刊、网页等多种方式向读者灌输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生态知识和意识，介绍优秀的自然科学读物和文献资源，调动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3.3突破专业局限，开展自然科学类知识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 中小学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比较普遍，而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并不多见。2008年江苏省举行了首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是这方面的创举［4］。此举是在认识到“大学生科学素质的高低，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科学素质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响应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为激发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提高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而实行的。其主要知识点和要求为:①重点了解物质、能量、信息和宇宙、地球、生命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主要方法。②一般了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内涵、外延、作用和发展概况;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历史和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掌握尊重科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了解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相互间的分工、联结、交叉与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功效，了解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知识［5］。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点和理论体系。这种通过知识竞赛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兴趣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能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而且能起到良好的引导和知识普及作用，值得文科院校借鉴推广。此外还可通过定期参加自然科学实验室活动、野外考察、参观科技馆、制作手工机械等方式，调动其学习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科技意识，提高科学素养，完善知识结构，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万彩红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自然科学论文:略谈自然科学论文政治质量意识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出现的政治类差错的表现形式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主题与观点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不涉及政治性言论，但它仍有政治原则与方向问题。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政治原则与方向首先体现在文稿在主题与观点中是否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例如，有一篇名为《中医退出正当时》的文稿，作者以大量事实论证我们应放弃对中医的投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西医发展上会有更大效益。审稿人认为作者提出的观点大胆、独到、新颖，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观点相悖，不予刊用。而与此同时，有刊物刊出了类似观点的文稿，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但给举步维艰的中医发展在舆论上又人为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一篇名为《公立医院应走市场化道路》的文稿，作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解决发展问题的观点，观点有理有据。审稿人认为，该观点对我们许多陷入发展困境的公立医院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医疗制度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必须承担社会义务的原则相悖，不予刊用。审稿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缺乏政治意识有关。学术类科技期刊的政治原则与方向表现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出版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学术类科技期刊保证所载内容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为提高影响力，置泄密于不顾 许多刊物为提高刊物影响力，喜欢刊载一些有“爆炸点”的文稿，而许多作者为提高自身学术地位，也希望刊载文稿能引起学界广泛影响。为此，都在围绕“爆炸点”做文章。“爆炸点”不好找时，自然想通过捷径来制造“爆炸点”。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大尺度地暴露研究方法与过程，以此来赢得别人的兴趣与关注。在医学期刊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期刊把一些非常有情报价值的种族基因信息刊登出来，为敌对国家制造基因生物武器提供了资料，这种教训是惨痛的。有资料显示，国外情报机构获取我国情报的主要渠道是公开出版物。因此，期刊编辑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审阅一些高科技项目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把好保密关。 （2）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 许多编辑在审稿时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比方说，有一篇名为《XX族艾滋病感染调查及分析》的文稿首次披露了一个封闭地区、学者们认为不存在艾滋病流行条件的地区发生了流行情况，这是一个颠覆以往普遍认识的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予以刊载。但编委会在慎重思考后予以撤稿，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地区，如果被人利用，很可能将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化成政治问题。有一篇名为《某地鼠疫流调报告》的文稿将一个地区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意在总结某地鼠疫的发生规律，对鼠疫防治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编委会认为，文稿不宜公开发表，其如若散布到社会上，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一篇名为《XX族X基因突变检测分析》的文稿将某一个民族的某个基因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发现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基因特征，对人种研究提供了证据。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貌似一篇纯学术论文，但文中涉及到的观点有种族歧视问题，文稿不宜发表。 （3）重视文稿总体思想，置细枝末节于不顾 编辑工作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加体力加眼力的工作，很少有不超负荷工作的编辑。故而许多编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文稿的主题思想上，而忽视了对细枝末节的审查。殊不知，一个小小的不注意便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有一篇名为《我国人口肿瘤分布地区特征》的文稿宣称统计范围为“全国”，但我们细看并无台湾资料，对此我们的编辑及时在文中加注“除台湾地区”字样。这种情况很多，易给人以口实。有一篇名为《海西州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地方病调查》，我们对文稿的敏感问题进行了审读没有发现问题，而在付印时，一位蒙古族激光照排人员提出“抗议”，原来作者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写成了“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我们在审读时没想到会发生此类问题。此外我们在常见问题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常常对国界也十分注意，而对省界、区界关注不够，引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4）重视文稿主体审读，置参考文献于不顾 随着文稿规范性的增强，参考文献成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参考文献的审读，我们许多编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或仅对关键文献加以审核，或只是对文献引用格式予以规范。在对一篇国外来稿审核文献时，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作者提供的是一个文献来源网址，但无意点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链接。对文献链接我们要有十二分的注意，对指向一些特定域名的网址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防止将读者引向境外别有用心的站点，例如对含．tw的站点，应着重检查，其常常隐含有分裂祖国的内容。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政治质量的把控 （一）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关键 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保持刊物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关键。任何学术期刊，包括自然科学类期刊，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掌握，总要表现其所属阶级的立场、观点、利益和愿望，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因此办好学报的最根本的原则，即是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原则，必须讲政治。因此，编辑主体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时，首先要看文稿的政治质量，如果一篇文稿仅从学理上有严密性，但政治倾向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那么，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编辑主体在审稿、编辑加工过程中必须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视文稿，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编辑主体自身应尽的职责。［1］ （二）切实做好审读的制度设计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方法 审读制度是我们的防火墙。学术期刊编辑要树立审读意识，审读一直贯穿于期刊的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每个出问题的编辑部都有审读制度，本文强调的是“切实建立”。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我们要把审读制度设计成一项不可逾越的程序性制度，而不仅仅是一项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附加性制度。 （1）构建学术期刊外部审读机制对于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十分必要。 （2）重视审读者的第三方性。往往请单位内部的专家来做审读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许多问题他们看不到或不愿说。而从单位外聘请相当比例的审读员，则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不放松知名专家稿件的审读。应加强对约稿的审读，对审读出的问题不迁就，不通融。 （4）审读决不可抽样，必须全刊审读。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类期刊编辑要从思想上树立起对自然科学类文稿的政治审查意识，不因其为自然科学类稿件而忽视政治质量审查，要辨别、厘清一字不着但潜含于文稿内容之内的不良政治问题，按照“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发表分内外”的原则，切实确保自然科学类期刊的整体办刊质量，严格做好自然科学类期刊政治质量的把控。 作者：陈芃 单位：青海大学 学报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浅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1充实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必要性 1.1幼儿教师科学素养水平对幼儿培养至关重要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1.2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2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2.1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2.2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3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作者：周春 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自然科学论文: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综述 1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因各个学报的办刊历史和学校特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科技期刊在选稿方面要提高话题意识、注重选题创新，注重期刊载文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7］。高校学报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报道的学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关功能的探索也在业界有讨论，有的利用封二、封三报道科研快讯，有的开辟了研究简报的栏目。总体来看，报道内容体现各高校的特色，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用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对于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目次中的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这里指的核心类高校学报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栏目设置选择部分核心类高校学报近3年的情况（见表1）。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本校学科结合紧密。有的是独具特色的交叉领域，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复杂性科学；有的是所在学校的优势专业，如武汉大学的化学、生物，武汉科技大学的冶金科学与工程，福建农林大学的作物科学；师范类的报道内容则紧密结合了所开办的专业，全面而细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资源。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城市圈研究，宁波大学的海洋水产与生物技术。 （3）在拓宽报道内容上有新的尝试。由于这些高校学报办刊的优势，在吸引优质稿源上有条件，也逐步在尝试宽口径的栏目设置，如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编约稿、武汉大学的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则设置了专题研究和学科综述两大栏目。 1.2综合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综合类高校指的是世纪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现的学科相对齐全的一般院校，具体栏目设置情况见表2。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栏目设置比较全面，优势学科体现不足。部分高校学报没有栏目设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栏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办刊实践中发现栏目设置与报道内容有冲突，干脆取消栏目。 （2）开始注意与学科、地域结合来设置栏目。如江汉大学的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研究栏目，依托于部属重点实验室举办特色栏目；武汉纺织大学的纺织科学；东北大学的信息与控制、材料与冶金栏目；武汉工业学院（武汉轻工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资源上，贵阳学院开设了区域经济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质量、安全与防灾减灾。 （3）办刊实践中的新尝试。综合类高校学报难以借助刊物影响吸引优质稿源，在拓宽报道内容上也没有太多的内动力，但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青海大学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这里一个重要的尝试是浙江海洋学院和青海大学推出的研究简报。一般高校学报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艰难的，但在快速报道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简报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办刊优势，值得推广。 1.3农林师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选取农林师范类高校单独分析，是因为这类高校围绕优势学科办学，专业特征明显，对它们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义（见表3）。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学科、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所报道的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办学资源。关于这一共性特点这里不再展开。 （2）在学科的纵深方面有探索，从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体现了栏目设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师范大学的有机硅专栏；新疆师范大学的竞技与健身研究。 （3）在报道的时效性上也有初步尝试。如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简报栏目。 1.4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发展趋势。 （1）立足优势学科开门办刊。学报是“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编辑略例》）。与本校优势学科的结合是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办刊的立足点。 （2）着力报道地域科技资源。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特点，学报应抓住这些优势科技资源，在与地域科技资源结合上不断着力。 （3）创新办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编约稿、院士特稿，大综合的专题研究，注重时效的研究简报都是栏目设置的新趋势。实际上，学报报道内容和栏目设置的领域相当宽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动态、学校的建设紧密相连的。按照中国图书分类办法，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类别就有10大类，其中T类就有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化学工业，TS轻工业、手工业，TU建筑科学，TV水利工程，等等细类。在国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视和应用。学术期刊论文中阐述的新方法、新实验和新观念，也会作用于人的思维，具有科普功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8］。科普报道以科技在线、编辑精选、网络观察、读者来信、学科视点等栏目出现在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们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多以“不能改变读者对象、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来招揽读者”的理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总的来说，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报道内容上既要细化栏目、精耕细作，又要提高固定栏目的比例、强化优势特色栏目。 2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典型的小众传媒、综合性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少却专业种类众多，难以体现学科特色，是这类期刊的致命弱点。 2.1学报界和研究者多数主张策划特色栏目 多数研究者和学报界同仁认为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盖的学科和专业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终造成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压缩报道内容，甚至举办专业期刊成为时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变更为《地球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刊载论文内容集中，脱离了一般学报大综合的特性，成为全国众多高校学报中的佼佼者。为此，自科学报界多主张向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举办特色栏目。他们认为突出特色，以特制胜是普通大学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9］。《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专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热带药用植物化学”特色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有“民族医药”栏目。综合性大学按照重点学科凝练特色栏目，民族师范类院校按照地域和传统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专业明显的农林类学校更不用枚举了。这些特色栏目立足本校的重点学科，主动围绕栏目组稿约稿，成为倍受业界注意的重要阵地。 2.2不少办刊人和管理者主张坚持办刊规律不强求特色 也有学者质疑了大学学报的“特色论”［10］。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学报是学术期刊，不能同文学期刊等消费类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学习其特色建设的规律。他们列举了中科院系统的学术期刊、国外的期刊办刊实践，特别强调：科学无特色，创新和反映创新的科学研究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其精神实质在于质量［11］。当然，这些质疑论者也没有否定编辑的策划努力，他们承认学术期刊有学术引导的使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 2.3对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的建议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建设自有其规律可寻，在坚守职责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报道内容是总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动态和学校建设紧密相连。开办特色栏目不是学报的唯一目的，在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和不断分化组合的总态势下，相对集中地形成自己办刊的特色才是自然科学版的社会职责。这方面要有所创新，不能有固步自封的心态，不能回到过去那种“你拨经费我办刊，不愁期刊没人看”的旧思路上。对于特色栏目建设，不搞不必要的争论，而要在建设中不断打造队伍，凝练特色。这也许是面向未来的办刊之道。 作者：叶冰 曾婷 单位：江汉大学 期刊社 自然科学论文:中医理论与自然科学研讨 1科学理论的特点 自然科学理论，其所有的边缘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比如西医，其观察人体情况，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这是导致笔者能够理解、认同自然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总的来看，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手、眼睛等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2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与物理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阴、阳、邪气、邪风、卫气……是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包括普通人，总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理论，他们总是问“什么是气，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气，也检测不到。所以这导致了中医理论不被认同。但是这就如同要求人们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红色、绿色，这是不可能的，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觉神经的信号。 为了证明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中药的药性。在中医理论中，中药的药性是通过品尝，甚至将药草吃进肚子，从而感受药草的药性。这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觉神经信号的总结。 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外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为中医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医理论中五行理论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物理模型，这个“情感物理模型”对于认知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构建人脑中知识库模型有很大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对五行理论的研究了解情感与大脑的联系，从而为人脑“知识库”的研究提供益处，为我国自动化程度进行质的飞跃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孟晓宇 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自然科学论文:柏拉图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实用性 数学天文学家柏拉图 柏拉图将“理念”应用到天文学，“理念”在希腊天文学中的本意是形式，毕达哥拉斯借用“理念”来指称理想的几何图形，以区别于纸面上画出的几何图形.苏格拉底将这一思想推广到伦理范畴，柏拉图将这一思想推及到整个宇宙18Pg.柏拉图的宇宙论由形式、个体和造物主构成.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世界本原的观点.他用理想的、数学的天文学来代替观察天文学，是一项激进的观念变革.柏拉图第一次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盘旋在天文学家脑海中的行星运动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如何组合各种均匀的圆周运动，使其结果对应于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l8]2，围绕着柏拉图提出的问题，经过了500多年，从欧多克索(Eudoxus)到托勒密(Rolemy)，希腊天文学家利用数学原则与圆周运动来说明天体运动的各种不规则的现象.柏拉图提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学说，由人类组成的微观世界与宇宙的宏观世界相回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用数学表达描述了神圣的天体运动，他设想宇宙开端有直角三角形，他坚信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同太阳、月亮和行星一起与不同的速度围绕地球旋转.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宇宙，他认为不同的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的微粒组成的.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柏拉图的正多面体，多元素体现了把自然数学化的一大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遵行了柏拉图的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典范，伽利略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四巴柏拉图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数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天文学中.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强调“一个”世界的完美性.他用“一”这个数字的概念说明了世界太完美了，并和德漠克利特的机械论展开论战，推动了天文学向前发展.柏拉图的天文学体系不涉及可见天体的可感知的运动，而是与想象中的天空中数学点的完美运动有关，这些完美的数学点描绘出圆周运动，通过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来解释天体运动的不规则性这一思想为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欧多克斯(Eudoxs)在柏拉图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天文学的天体的同心圆理论.托勒密乃至哥白尼一直延续这一思想研究完美的同心圆运动轨道. 柏拉图:理念论与数理思想相结合的古代典型柏拉图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将在认识论体系上的理念论与在本体论体系上的数理思想相结合，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体系.柏拉图对真理的认识是和他的理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特有的唯心主义，后世称之为“唯实论”.“唯实论”对科学史的影响，超过了他的任何其他理论.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认为柏拉图的唯实论是一种现代形式观念的“实在论”，比一种粗糙的唯名论更接近真理7竺柏拉图的唯实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推纳演绎法，重视数的观念.柏拉图将几何学作为演绎推理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柏拉图曾经明确地把上帝看成一位几何家.他以几何学为蓝本，认为数理学家要利用各种几何图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图形不是现实中的图形，而是理念中的图形，经过假设和逻辑推演，最终形成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各种的理念.E•迈尔(Mayr)将这种思维称之为“类型逻辑思维”〔10183.这种思维模式认为自然界中应该重视研究典型现象，柏拉图本人建构的宇宙模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欧几里得乃至整个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111].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提出几何世界图景的第一人，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者的思想噶矢112].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林德伯格(Lindberg)这样描述柏拉图在科学上的影响:柏拉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现代口吻—理想化是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在建构模型和定律时，为了把握本质就需要忽略偶然因素的作用110183.而物理学也是遵行了这一方法论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在解决杠杆原理时，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想化思想，忽略了杠杠本身的重量、支点的摩擦以及空气阻力的因素，同时把物体作为质点，把杠杆的位置定位为一个理胜化的数学点来处理.同样，伽利略的对接斜面理想实验就是试图在排除所有阻力和干扰的理想状况下描述物体的运动，解决了物体的运动问题，这是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延伸的一个经典实例.后来的牛顿在伽利略理想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即赓胜定律，惯性定律是不能直接用实验去严格的验证，它也是理想化逻辑推理的产物.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思想记录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蒂迈欧篇》.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曾这样评论《蒂迈欧篇》:这部书差不多成了中古时期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遗忘的几百年中，它给中世纪带来了一种自然哲学，当时的异想天开的见解有许多就是从那里来的Iv]51.柏拉图还通过举办学院的形式传播他的科学思想，他注重实证研究，培养了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等大批杰出人才. 作者：张瑶 吴文良 徐楠 单位：昭通学院物理系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启发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教育方法探讨论文 摘要：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做人。我们研究和借鉴孔子的教学经验，以便我们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有利于改进我们当代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奖惩法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世界观；孔子的德育方法，对孔子的世界观教育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音乐教育 孔子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情欲、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 【摘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涌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我们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好多貌似很时尚的说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有过相关的阐述，与其说有些观点是在创新，倒不如说是在继承，或者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中汲取教育的营养和智慧，然后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有效的教育思想，用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四十多年的教学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了许多教育原则和方法，加之儒家后人的不断实践、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此大致分析、归纳、罗列几个方面，与大家共享。 【关键词】孔子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教学 一、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告诫学生在学习时把“学”与“思”紧密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在老师的教学中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学生不到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开导他；学生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老师不要去启发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思考的重要性，老师不要包办代替搞一言堂，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发言的机会。现在我们经常倡导的“精思 博学”、“先学后教”等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教育思想。 二、学习和笃行相结合 孔子反对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批评那种光说不做的人，讨厌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即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了义不能去做，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他对学生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要求学生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多做少说，先做后说，“言必行，行必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对弟子颜回粗衣淡食，刻苦好学，少说多做，一再给予表扬，孔子的言行告诉了我们学习和笃行相结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提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相统一的原则，并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所谓因材施教，是指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即对嘴里垂涎美味、心里想着安逸的人，要用仁德进行教育；对心里想着安闲身体却忙得不止的人，要用恭敬进行教育；对于喜欢与人辩论但遇事畏惧的人，要用勇敢进行教育；对眼睛看重女色、耳朵好听音乐的人，要用正义进行教育。可见孔子非常注重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实际情况出发来教育学生。循循善诱是说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老师要善于引导、重于启发，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启发下主动获取知识。据《孟子》记载：有个小孩唱到沧浪河的水清澈啊，可以洗我的冠带；沧浪河的水浑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到后随即给学生说：你们听着，水清则洗冠带，水浊则洗双脚，这都是有水自己造成的啊。在此，孔子意在启发学生要自我修养，自我提高，自我成才。他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一直到今天还被我们奉为珍宝，视为经典。 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以身作则”的重要作用。他曾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师只有以身作则，坚持温顺、善良、恭敬、简朴、谦让，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他以身作则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为后来的教育家所重视和推崇。美国的教育家布尔纳鲁说：“教师是学生可以视为榜样并拿来和自己作比较的人物。”乌申斯基认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我国教育界对老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用更是强调有加，提出了“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可见各国各代的教育家是多么看重老师的表率作用，也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这是其他任何教育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提起孔子的这八个字，可以说路人皆知，更是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奉为经典。其实孔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本人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谦逊、好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曾在陈国、蔡国交界处受到困窘，坐在简陋的席子上，一连七天粒米未进，然而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还谦虚的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至今听来，还让人动容。孔子还是“乐教”不悔、诲人不倦的榜样。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诲人不倦的忘我精神，被弟子们大加赞扬。亚圣孟子还把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作为人生的“三乐”之一。孔孟的“乐教”精神其出发点虽然是企图改革贵族政治的需要，来自其实施“仁政”“德治”的政治要求，但也反映了他好学上进、热爱教育的精神，反映了他对弟子们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伟大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是社会发展对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迫切要求。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博大精深，短短的论述只能是管中窥豹、走马观花，尚有许多方面未能提及。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孔子的教育观要加强学习、加深研究，吸取其精华，并结合新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落实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实自我、关爱学生、科学有效、献身教育，从而走进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正名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推翻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乐教思想教育 诸子百家中提倡音乐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世人探索一番，对于继承祖国的音乐文化遗产，孔子的乐教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乐教当做培养人的完成阶段 孔子办私学，是以礼乐为其教学内容的主体部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在教学内容上，他把乐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选择上，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 作为教育系统性的反映，孔子培养人的教育内容在整体上包括有“文、行、忠、信”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乐”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础，“仁”是归依，而“艺”则是自由的游戏，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艺”，即使“六艺”。“游于艺”既是对前三者的不足，有时继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过对客观规律性的全面掌握和运用，现实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据德”“依仁”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历程。与“游于艺”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乐”的教育主张。正如“游于艺”高于“志道”“据德”“依仁”，“成于乐”指的也是高于“兴于诗”“立于礼”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过“乐”的陶冶情操来造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孔子看来，从个人成长角度而言，也应遵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则。孔子提倡用乐来完成的修养，通过音乐审美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的“仁人”。在这里，音乐被看作是用来培养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属孔子有关乐教的主要内容，可以用“21字”给以概括，即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显然，受教者是以诗乐与礼乐学习的完成作为先决条件，并且始终不离开乐教育的乐教的实现，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乐教育，这恰恰证明乐教育在孔子的整体教育体系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缺的。 二、强调乐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张用礼、乐来贯彻，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的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有礼无仁，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贵贱之序就无法维持。乐有“和”的特征。最适合宣扬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同时，在乐的内容中，有要求以仁补礼之不足，对礼进行损益，是音乐的内容合于礼，他把“乐”与“礼”相互配合，赋予了“乐”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孝经•广要道》），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乐来改造社会风气的意图。 三、重视乐教中的审美情感培养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乐教中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其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乐形态美的把握中加深丰富的情感体验。据《论语•泰伯》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 乎’，盈耳哉！”这可以视为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审美情感体验给他们以启发。另外，《论语•八佾》记“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同样是谈对音乐形态美的感性体验。 其二，是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与快感体验的不同。孔子在强调乐教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又强调音乐的愉乐作用，在《论语》中，“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孔子在谈自己的感受时，并非是仅仅表达一种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区分欣赏乐舞是获得的感受体验与味觉上快感体验的不同性质，孔子做出的这种明确区分，是我国美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其三，是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属于“淫”的情感体验方式。因此，孔子所说音乐审美中“和”的情感态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标准的。 这种主张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当时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疾苦而纵乐，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强调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艺评判标准 孔子在强调音乐作品思想的同时，又强调音乐作品的艺术性，主张内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容为“质”，形式为“文”。质超过了文就显的粗野，文胜过质就显的空虚，只有文质结合得当，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闻“韶”乐做出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评价。邢疏解释为：“孔子言《韶》乐其声及舞极尽其美，禅让受禅其圣德又尽善也”，而孔子闻《武》乐后指出“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确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艺批判标准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源头。 五、强调乐教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在孔子的乐教实践中，他将“行”作为学习的延续，重视知行的一致。这一思想在儒家后学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庸》一书以孔子的名义，将孔子的“学”“思”“习”“行”发展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极端。从孔子的乐教活动来看，他要求学生学习诗乐的目的，就是为了立人行事，能够学有所用。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难以立行。总之，不学《诗》，难以立人行事。春秋时期，在社交礼仪场合中，经常有“歌诗必类”的行乐活动，不能据《诗》唱诵应对，是难以进行交流的，孔子讲的“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会群体人际间的实现。《论语•阳货》中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对他的学生在实践他的乐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在当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审时地借鉴、批判的继承，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实现我国制定的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中现代教育的启示 【摘要】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主要内容；现代教育；启示 在当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说到底，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以人才为核心而展开的，而人才的培养是依靠教育而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教育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不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们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教育。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均有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更是在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以德为首，注重道德教育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其非常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视对学生完善人格的培养，教学生学会做人。孔子将道德教育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思想，一直倡导个体要具备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君子、贤人。因此，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首重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都能够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提升，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平常对学生的考察中，孔子也将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 2、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孔子之前只有上层社会的弟子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权利被上层社会所垄断，被称之为“学在官府”。孔子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从此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得平常百姓的弟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孔子在招收学生时也并不会因其出身、家境等区别对待。“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大概意思是说只要学生本人有学习的愿望，奉送上几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了。孔子认为不论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招收了大量底层社会的弟子，使得他们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在这些人之中也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精英。 3、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2]”意思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到学生想要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要去指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给他举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则不去启发、引导，不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要再给他们举更多的例子了。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发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意识，在孔子的执教生涯中，他也能够很好的将启发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4、在教学内容上，涉及范围较广，注重教育的全面发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而言，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仪道德、音乐舞蹈、射箭、骑马、书法以及计算，由此可见孔子教学内容涉及范围之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都在倡导公民要做君子、圣人、仁人志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贤人”就必须首先要知书明礼、博学多才，因此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其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在各个方面对学生严格，力争使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完善，做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较为完善“贤人”。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孔子身处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阶级统治辩护的；然而，就孔子在教学内容范围的涵盖而言，仍然对我们现代教育，尤其是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在师生关系方面,孔子提倡师生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并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 孔子与自己的学生关系都非常的要好，作为老师孔子也非常关心学生，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关于描述孔子与其学生关系的故事在《论语》中多处都有所涉及。据《论语》载：有学生生病了，孔子自己曾多次探望；另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为意外事件而去世，孔子听说了这个消息当场难过地嚎啕大哭。这些都足以看出，孔子作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另外，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是故教学相长也。”[3]意思是说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够不断的发现自己的欠缺之处，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促使双方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仅就其教育思想而言，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启示 1、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 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塑造和培养，反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与孔子首重德育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自此次从国家层面提出“素质教育”的方针之后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和强调，如果从此次首次提出开始算起，素质教育的方针也已经执行了30多年，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应试教育”的怪圈。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为中小学生减负”这样的新闻报道不时的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提倡为中小学生减负呢？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特别是城市中的孩子。我们的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学校里老师往往喜欢都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在一些学校甚至分班和学生座次都是按照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来安排的；在学校之外，学生家长之间讨论最多的也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他们想尽办法给孩子报各类的辅导班，想要提高孩子的成绩，甚至连孩子正常的休息时间都被完全的占用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吗？老师和家长一味追求的考试成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在现实面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去认真反思的。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的很多学生，很多孩子成为了“考试的机器”，他们除了学习好，成绩好之外，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欠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读书、考试的“考试机器”。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打破传统“应试教育”的模式，转向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创新能力、独立自主、健康身心、人际交往等的“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 2、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直处于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讲解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即所谓的“灌输式教育”，没有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5]即就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调动，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去探索，而并非是老师对学生的“灌输”，更不是教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教师传授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一种能力的培养，而并不是书本知识的获得。在教学活动主教师要注重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的作用，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掌握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 3、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飞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大大加快，这就要求公众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不断提升自身水平，更新知识。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就必须做到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并掌握前沿知识，进而将其传授给自己的教育对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关键在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教育水平的核心就在于教师水平的高低。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就是人才，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要拥有一支世界顶尖的人才队伍，而人才培养的核心就在教育，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作为减负人才培养、国家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四个面向”要求自己，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轻松愉悦，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学习内容，从而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另外，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更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师生关系友好、和谐，也能够使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轻松愉悦，从而以更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于教学活动中，从而也有利于教学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同时也更加促进了友好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形成良性循环。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与自己学生的关系就非常要好，在各方面如慈父般关心、照顾学生，甚至在学生生病期间亲自给学生送药，自然而然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好的，在孔子晚年日常生活基本也都是学生在照顾，甚至在孔子去世之后学生为其守三年之孝。这些都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对教育教学和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和学生等的各方力量应该共同努力，为建立友好、和谐的师生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拥有良好的教育才可能拥有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因此，我们应该向孔子学习，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着力发展素质教育，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走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人才。 作者:王宇涛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实用教育思想探索 “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对论语的评价甚高，而其中的教育思想是论语中比较核心的思想之一，它不仅对当时，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儒道佛三家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精神风貌，但起主导作用仍然是儒家文化，中国人从摇篮到坟墓，从出生到死亡，在文化遗传基因就深深打下了儒家的烙印，儒学塑建和构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格。“中国文化—哲学之所以重生成大于重存在，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人事大于重神意（神灵也完全服务人事），也可说都是这种知命精神”。[1]从儒家教育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此种特征的影响。文章主要从教育理念、原则、方法、成果和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理念 纵观儒家教育思想，从产生到发展再到衰落，其不变的宗旨是培养一个经世致用的君子。《论语》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实用性风格，如在《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儒家的实用性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不同，儒学虽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即做学问的终极目的和效用，其重点不强调表面的形式效果。孔子首先要求的是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有很高的道德，知识很广的人。君子以“谋道”为目的，以“成德”为任务，决不以“谋食”为目的。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追求“有用即真理”，“它拒绝了抽象和不充分的东西，拒绝了字面上的解决，拒绝了不好的先验的理由，拒绝了固定的原则，封闭的体系与虚构的绝对和起因。它追求具体和恰当，追求事实，追求行动的力量”。[2]而儒家的实用性包含着形而上的追求，读书不仅是知识的增加和“谋食”，而且也是道德的提升和“谋道”，其终极目标指向“仁”。笔者认为儒家的实用性和哲学实用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儒家认为不管这种形而上的追思有没有产生作用，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有意义而值得做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把形而上追求当作手段，如果这种追求不能在结果上产生效应或效果的话，这种追求是没有用的或没有意义的。 二、教育原则 孔子招收学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类”在历史上注疏较多，争议不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地域民族而言，二是针对社会地位而说。孔子一生确实在实践此原则，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不问出身贵贱和地位尊卑。孔子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而且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恰好体现了他先进的教育观。在这一点上他不循周朝礼仪，不顾等级制度，表现出大胆改革的精神。孔子对学生既不嫌贫爱富，也不仇视富家子弟，他的学生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渊，对待学生视如己出，终生追求“仁”之真谛。 三、教育方法 儒学不像西方哲学重思辨和逻辑推演，孔子很少抽象地阐述问题，也很少在某一个概念或范畴上进行语言分析。在教育方法上，是实用理性之思维，“实用理性之思维重启发、暗示、点悟、极具具体情境性质，而不重抽象论证，详尽说明或推理过程”。[3]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这方面很多学者多有谈论，笔者在这里只提出比较重要的方法。 1、因材施教，实施个体化教育 孔子是一个很有感悟力和观察力的老师，他对学生的性格、能力、才智和兴趣是非常重视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对子路和冉有都问一个问题——“听到后都去实行吗？”但孔子对冉有的回答是听到后就去实践；对子路的回答则是父兄都在世，怎么能听到就去实行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引起了公西华的疑问，孔子说，冉有性格退缩，所以要他勇敢些，子路性格太过于勇敢，所以要他谨慎些。孔子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仅体现他为人灵活洒脱的人格，而且也彰显了老师对学生主体个性的尊重和仁爱。反观如今的教育，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生产人才的固定模式，教育逐渐脱离学生实际，脱离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学思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夫子所推荐的求学治学之道，按照现在观点来说，这是对学习的定性研究，而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学与思在学习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重，其比例如何分配，孔夫子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或客观的标准。只学不思，就如叔本华所说的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或“吃别人留下的残羹剩饭，是陌生人穿用过的衣服”。[4]其结果就是“永远阅读别人，而从未被别人阅读”。只思不学，只会冥思苦想，其结果是越思考，思维越狭窄，最后成为闭门造车。《论语•卫灵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美，不如学也”。但如果以常人理解的中庸之道去解读学与思的关系，“持其两端取其中”，这样的话，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学与思的两端的中间不易找到；其二，我们可能从语意上去安慰自己，即“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事实上人只有一颗专一的心。如果把心从形式上分成两半，一半学习，一半思考，或者把整体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思考。那么，这种学与思的组合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的目标呢？由于受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将学与思拆解开来，然后再视其为一个整体，那么解构后的整体还是当初那个整体吗？运用西方解构主义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哲学或文化的大致脉络，但是我们利用西方某一种时髦的方法并非能够体悟得到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天然整体，以系统眼光看待之。学与思是一个整体和“全”，以学去否定思，那么读书学习就是加法，读书的人等于书本之和，书还是书，而读者不过是一个拼凑的数字；以思去否定学，那么读书学习就是闭门造车，读书之人的眼光视野就很难宽广。事实上，在一个既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又善于博采众长的人心中，学与思的矛盾永远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而智慧就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 四、教育成果 据历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众所周知，古文有一特点，即数字不一定实指。为了方便阐述，暂且将其认为实指，那么3000-72=2918人，显然2918人要比72人多，后人常常仅仅把72人看成孔子教育的成果，这样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具有这样的观点的人是受到了当今教育之弊端“升学率”所影响，有的人认为“升学率”就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而人们之所以太注重“升学率”，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数字，急功近利，不注重思考。七十二贤人只是孔子一生追求教育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从长远价值来看，孔夫子及其弟子，传播了儒家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成果，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七十二贤人和2918人是孔子教育质与量的统一。不必讳言，七十二贤人在“质”上高于2918人，他们中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路、子夏。（论语•先进篇）但我们也不可忽视2918人巨大的隐性作用。这2918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共同接受儒学的教诲和熏陶，然后他们又向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宣传儒学，这样使儒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许七十二贤人，多在学堂之上倡导儒学，搞学院化研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普通大众接受教育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2918人在田间地头、商市小街宣传儒学。儒学与基层社会的结合，这也是儒学广泛发展的原因之一，基层社会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儒学也为基层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方法，其外在曰礼，内在曰仁。两者相互需要，相互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基层土壤深深扎根，所以教育质与量的统一，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 五、局限性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其缺位和局限。 1、忽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有教无类”只是男权社会中教育公平，“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5]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此礼为周礼，而周礼是奴隶社会的制度规范，因此他的妇女观不可能达到男女平等。在《论语•泰伯》中谈论关于治国的人才问题，武王说有十位贤臣帮助他治理国家，孔子却说只有九位，因为有一位妇女不能算数。在《论语•阳货》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亦为后人诟病。在这里有必要比较孔子与尼采和叔本华之间的女性观，这样可对他的女性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叔本华在《论女人》中认为“女人是介于儿童和男人之间”“不重视大问题，只喜欢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显然是在污蔑女性，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借用老妇人之口说：“你要到女人身边去吗？请别忘了带鞭子。”两位男权主义者之所以蔑视女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眼光看，童年期经验可能是重要的根源。孔子的人格和思想与其母亲有很大关系，孔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母对其影响非常大。孔子的女性观与早期经验关系不大，孔子忽视女性的权利很有可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比如说孔子很反对女人干政，他最向往的周朝，也因其灭亡与女人有关。 2、忽视自然科学教育 虽孔子注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他的教学内容大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知识很少涉及。《论语•子路》篇，樊迟请学稼，他批评他是“小人”说他不求上进，把学习研究生产知识和技术看做“没出息”。在《论语•子张》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说，小技艺阻碍人们研究大学问。孔子的道德教育注重整体上对人的精神上的改造，而忽略了技术能力的提升。 六、小结 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儒学教育仍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儒学教育重实用、重文科，不太注重逻辑与思辨的内容也应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儒学教育要做到与时俱进，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用教育、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以理性教育为主轴，以实用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两轮，共同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人自身的发展。 作者：刘勇 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体育教育论文 1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应用分析 第一，孔子提出了“成人观”，也注重德、智、勇、力等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成人，就是崇尚礼数，有道德，有智慧与勇气，还会精通六艺的人，几乎趋向完美。孔子的成人观在其重要教育思想之一。孔子认为，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该将“成人”标准落实到每一处，从而培养更多趋向完美的人才。由此可见，孔子在其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培养了很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学生们都会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而无法全面发展。因此，必须将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身体练习的重要手段，从而增进学生的健康。而学校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孔子思想应用于现代体育教学实践的体现。 第二，就是孔子思想中的“武备”思想与“尚礼”观念。孔子认为，在战乱不断、兼并剧烈与弱肉强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想积极参与到政事中去，还要保国为政，则应该对武备和军事武艺等训练进行强化。在孔子看来，战乱不断的时代会尚武强兵，但是应该和仁政与德治相互促进，才能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提供丰衣足食与安居乐业的生活，并且有利于子民听从政令，安心发展生产等。孔子的武备和尚礼等思想观应用于射与御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孔子非常注重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对射箭和驭车等课业的传授给予很高的重视，意在提高学生的军事体育知识、体育技术以及技能。因此，在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中，武备观念非常明确，不赞同人们还没有对军事技术进行掌握就参与到战争中去，否则不但自身性命难保，国家也面临着灭亡的风险。因此，孔子将武备思想贯彻到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 第三，就是孔子的养生保健观念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孔子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养生保健知识以及保健方法，在古代体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孔子在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时，都会传授给学生关于养生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如此，孔子还会身体力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比如按时休息、劳逸结合和对饮食进行节制等等。如果人们对这些养生保健内容不够重视，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与现代养生保健原则完全相符，而且具有一定科学性。因此，孔子的养生保健思想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孔子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认为学习永无止境，不会被年龄限制，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都应该贯彻在人们整个人生之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而终身教育内涵在不断扩展与延伸中形成了终身体育理念，这是终身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终身体育即人们终身都会接受体育教育，也会进行不断的体育锻炼。如今学校的体育教学都遵循终身教育的理念。在贯彻终身体育的过程中，学校体育非常重要，也是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思想的关键时期。学校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身体发展需要，还要对学生们以后的需要进行考虑。因此，学校应该引导学生们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并且培养其相关能力。孔子的终身教育观已经与现代终身体育思想相融合，并且应用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获得较佳效果。 第五，就是孔子的学以致用思想。孔子一直在贯彻学以致用和以身作则的思想，而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相脱离，主要是为教学而进行教学实践活动，枯燥无味，导致学生们厌倦体育课。因此，学校的体育教学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并且让学生自由选择对自己有用，而且还比较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从而有利于学生们对运动进行掌握。另外，学生们还可以主动将掌握的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融入到生活中，渐渐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了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其终身受益，达到学校体育教学的长远目标。 2.结束语 基于孔子体育教育思想的教学实践活动已经在中国教育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也提出了“武备”思想、“尚礼”观念、养生保健观念和终身体育理念。人应该仁智勇德兼备，还需要拥有比较强健的体魄。孔子的体育教育思想对现代体育教育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孔子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比较充分的论述，必须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思想，从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的体育教育思想，开展更好的教学实践活动。 作者：郑欣 贾晓敏 贾永刚 单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学院教育学院 邯郸市职教中心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在研究和继承孔子珍贵教育遗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人文内核，这便是以尊重生命、重视人自身价值、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等为特点的人文思想。它渗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层面，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后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为当今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孔子人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有力体现。孔子“有教无类”教育信念的确立，是在对教育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性的深入分析基础之上建立的。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他提出“庶、富、教”的理论，这是对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国家重民教民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孔子认为教育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梁柱，一个国家即使其君主昏庸无道如卫灵公，但只要有文治武功各方面的人才，这个国家便不会丧亡（《论语•宪问》）。而培养造就文治武功人才，完全离不开教育。《学记》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反映了儒家学派及孔子对教育职能作用的深刻认识。如何开展教育？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本意是指教育不分等级、种类。春秋以前，教育的局面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文化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平民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春秋中叶以后，由于战争频繁，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以致原来的知识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被突破，开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纪元。孔子为适应时代的潮流，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将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来，加以传播，使“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格局被打破。 孔子的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办学规模是宏大的，教学内容是多方面的。他的办学方针是什么呢?孔子自己说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只要自备十条干肉作为学费而来受教的，孔子总是不分贵贱、贫富和地域，对于他们一律加以教诲。孔子的有教无类，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学生无论贵贱，均可接受教育。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如南宫适、司马牛；也有贱人，如子张；有善于货殖的富豪子贡，也有瓮牖绳枢的贫民原宪。可见，孔子破除了受教育者的等级界限。其二，不论品行高低，均可进行教育。孔门弟子中品类很不齐一：有的原来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盗贼。 他们经过教育培养，都能去恶向善，成德达才。《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既云杂，可见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其三，不分地域国别，广泛招收弟子。据记载，孔门弟子的地域籍贯，包括了鲁、卫、齐、宋、陈、蔡、郑、薛、吴、楚、晋、秦各国，他们年龄悬殊极大，大部分来自平民阶层。可见，“有教无类”确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对凡来求教的“未尝无诲”的地步。孔子“有教无类”的信念，来源于他对人性的剖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们的生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习染和教育的不同，使人彼此间的差别悬远了。因此，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作用远远超过遗传。他认为人们虽有良好的素质，但不能自发成才，必须经过学习与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进不已。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深刻地阐明了这种观点。子路曾问：“学亦有益乎？”，“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砥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心悦诚服地说：“敬受教哉！”(刘向：《说苑•建本篇》)。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一个人虽然具有爱好仁德、爱好聪明，爱好信实，爱好率直，爱好勇敢，爱好刚强种种优良品质或倾向，但是如果不爱好学问，不接受教育，便会产生愚昧受骗，放荡不检，伤身害义，褊急操切，捣乱撞祸，轻率狂躁等流弊(《论语•阳货》)。要避免和纠正这些流弊，只有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学习才不会受蒙蔽，”正是这个意思。 孔子推重教育的作用，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确的阐发。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长。在他的教育活动中，隐含着人人都可以受教育、能教育、需教育的人本理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人，这是“有教无类”命题的前提。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仁”的本质含义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爱人。孔子认为爱人的重要内涵就是教育人、勉励人去努力获得教育。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可见,孔子的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人们获得教育。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庶、富、教”的理想,兴办私学的实践,无不基于这样的精神[1]。孔子的人文思想深邃而厚重，它是继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心是探讨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以及保持独立完整人格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2]，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影响深远。同时，孔子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当代教育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信思想在诚信教育的实践 摘要：“信”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为人处世、与人交往和治国理政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诚信教育中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效用，对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孔子；信；诚信教育 在孔子的诸多思想中，“信”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论语》中，“信”共出现38次，不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孔子的“信”思想都给当代以启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孔子“信”思想的内在意蕴，从而提出其在当代社会对构建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一、孔子之“信”思想的内在意蕴 （一）“信”是构建个人优良品德的基础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也就是从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说起，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根本无法行走的，可见孔子从最基本的个人来切入，“信”是一个人必备的品德，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只要具备“信”变可称之为士，子贡问曰：“何如斯可以为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敢辱君，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此矣。”曰：“近日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就算身居高位，如果没有信用，没有做到说话信实，行动果敢，也只是气量狭小的小人，不能算真正的士。孔子的“信”是为其“仁”所服务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说到信实，就能使别人为你效力，从而实现仁，仁和信是相互统一的，“信”是实现“仁”的先决条件。在孔子“信”的思想里，“信”是个人优良品德的必备要素，同时是实现“仁”并为“仁”服务的条件。 （二）“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孔子“信”体现在社会交往方面，一方面指人何以能安身立命，首先就要修养好自己的德行，端正自己的品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说话忠诚信实，行为坚定谨慎，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诚实，行为不坚定谨慎，即使在自己的州郡也行不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信”是实现道德修养，是人能行得通的前提。另一方面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都把与朋友交往的“信”放在重要的地位，是立世的根本，孔子也在对弟子的教育中强调与朋友交往的“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仅重视在为人处世中的“信”，更加重视在朋友交往中的“信”，只有言辞谨慎讲信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更加博爱众人，一方面有利于个人的诚信品德的修养，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信”是为政立国的根本 孔子的“信”不仅强调其对个人和社会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关注其在为政立国方面的地位。一方面体现在为政者应遵守对民众的承诺，履行诺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指出，为政者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对百姓做到言而有信，关爱百姓，使百姓得到合理的使用，这样百姓才不会有怨言。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指出，只有在上位的人讲信用，老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才会真心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居上位者应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民信，可见孔子重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百姓的信任，足食和足兵也没有什么益处，政府或者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存在。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建立信用、取信于民，然后才能役使人民，而使人民没有怨言，不觉得自己在受虐待。这就要求居上位者要像尧舜一样，首先建立自己的信用，才能更好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二、孔子之“信”思想的培育 （一）重视把“信”作为其教育内容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重视从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诚和讲究信用四个方面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且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其道德理想进行教育。孔子认为讲究信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圣人、君子乃至每一个人都应该讲信用，并且通过好学来把握信和拥有更好的道德。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重视好学，掌握真正的知识，不好学即使拥有很多的优点也终究会导致许多的弱点，并表明爱好诚实却不喜欢学习，他的流弊是抱守小信而败坏事情，不能算得上真正的有道德。把“信”与“好学”联系起来，通过真正的知识来对“信”加以引导，使其真正地做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把教学生“信”与“好学”联系起来，从而避免道德上的流弊，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二）强调修身自省以达 “信”在对“信”的培育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从自身来反省帮别人谋事是否忠诚，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相待，只有自己做到了诚实信用，才能来要求别人做到诚实信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在“信”方面的要求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首先做到自己讲信用，才能让别人来讲信用，通过自己内心的自省来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认为个人在培养“信”中应掌握其主体地位，正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强调要向贤人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在培养“信”方面就要向具有信用的人学习，见到不讲信用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诚信待人。通过自身的内省和向别人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信用品格，培养自己成为讲信用的人，这是对自身品格的要求，只要尽心想做到讲信用，就一定能做到，而如果不尽心去做，是为不为，非不能也。这也就是强调自己内心的自省，真正要求做到诚实讲信用。 （三）重视“信”与“义”的结合 孔子重视“信”的培育，将诚实讲信用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并且强调“信”与“义”的结合，“信”的内容应该符合“义”的规范。如果一味地遵循“信”而离开“义”的内在要求，则只是片面地强调“信”，不仅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恶，使“信”失去价值。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在这里就强调以忠诚信实为主，跟从义的指示，这才是真正的崇德，由此可看出，“信”的遵守和践行必须以“义”的内容为规范，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德高尚。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许下的诺言如果合乎义的话，这样的诺言就是可以遵循实践的。由此可看出，孔子心中的“信”是合乎“义”的信，而不是盲目的“信”，如果不合乎“义”的“信”，还一味坚持“信”则可能使其背离“信”，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君子如何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认为君子首先应该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动处事，用谦逊的态度讲话，靠信实取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要想成为君子，这些“义”“礼”与“信”都是成就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君子始终坚持以“信”合“义”的原则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价值准则。 三、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探析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诚信教育，结合孔子“信”思想内涵的精华和对“信”教育的培育，对当代诚信教育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 诚信教育的模式关乎诚信教育的成效，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可以避免将诚信教育束之高阁、空洞化。如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诚信教育植入日常生活中，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生活化。组织和模拟诚信教育环境，用真实的案例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诚信问题、信用法规及诚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宣传普及教育。立足当前信用经济时代所存在的信用问题，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用消费观，避免因不当的信用观念，产生失信行为。脱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进行结合，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合力，形成诚信教育的氛围。诚信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根据不同社会人群诚信面临的实际问题及道德接受能力的差异性，善于运用不同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切合人们思想实际的诚信道德教育”[1]，根据不同的群体，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诚信教育的效力。开展生活化的诚信教育模式，使诚信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人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诚信的法律法规，自觉践行诚信，不断扩大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二）完善诚信教育机制建设 诚信教育机制建设是完善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诚信教育机制旨在强调以诚信作为教育机制的核心，从社会、政府角度完善诚信教育的统一。建立诚信档案系统管理诚信档案从大的方面应包括公民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等，从小的方面应包括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个人的水电费、通信费的缴纳、银行按揭的支付，企业的缴税和对员工及社会的诚信，政府的政务公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建设诚信档案，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用诚信传媒的中介作用，宣传讲好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传播中国现代诚信教育声音。通过媒体的宣传和介绍，充分了解诚信教育的故事及身边的诚信案例，加强诚信教育的吸引力，使其深刻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信魅力并进行诚信文化教育。利用古代优秀的诚信故事，结合当代生动的宣传方式，将古代与现代的诚信教育贯穿一线。大力宣传当代诚信道德模范，发挥榜样教育的道德模范作用，弘扬社会正能量，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教育环境，渲染诚信教育氛围。要建立对诚信的褒奖善惩罚恶机制，对失信行为进行道德惩戒或让其付出法律代价。诚信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行为，更应该成为一种全民道德规范，营造“时时守诚信，刻刻不失信”“失信行为寸步难行”的舆论环境，引导公民自觉践行诚信价值观。 （三）重视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 在当代诚信教育建设中，既要强调诚信教育主体的自觉性，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反求诸己”来深化和反思自己，拒绝不诚信的行为，强调自身的道德规范，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及西方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益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部分人被利益驱使，产生失信行为，例如大学生校园贷款，已引发诸多失信案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些现象涉及法律法规，通过自身约束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要强调外在的规范和制约，“使‘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信用’达到最终的统一”。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完善和补充，法律的制定和实行可以弥补道德上的“不能”，通过道德的自律来弥补法律内在的一些弱点等问题。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为诚信道德的构建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要求。通过道德上的自律和法律上的他律，建立公民个人诚信形象和其规定的法律责任，使诚信教育深入人心。把诚信教育的主体自觉性和外在规范的制约性结合起来，有利于加强公民的诚信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作者：马亚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课程思想体系及教育改革的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课程设置的四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为四大教学领域，“礼、乐、射、御、书、数”为六门学习科目，《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本经典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课程推进的三个阶段。依据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成就卓著，彪炳史册，其教育学说为中国教育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创办私学、修编“六经”，倡行“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并建树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文行忠信”“以身作则”的教师风范，备受后世学人推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持续十四年，在不断试误和调适中曲折前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先行准备时间短促、思路模糊、急于求成，不少学校在尚未认清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追潮，致使课程结构松散、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发展备受质疑。当人们徘徊于现实而无所求解之时，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历史，以史鉴今。春秋末期的孔子虽没有专题论述课程体系，但其课程实践所透出的思想却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诸多观点仍能迁移至今，给当代学校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建设带来启示。 一、孔子的课程思想体系分析 孔子的课程思想散落在《论语》之中，聚合起来，涵括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等。 （一）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教育因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而存在，课程设置亦需承载文化价值并符合社会要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而提出的。其中，“道”为追求目标，“德”为根本依据，“仁”为精神内核，“艺”为实施路径。1.课程设置的追求目标——“志于道”孔子身处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时期，他从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的角度出发，确立了课程设置的目标在于“道”。“道”有道义、真理、规律和法则等内涵，孔子认为，士人立志当高远，应以追求真理、弘道践道为永恒的学习目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可见，“道”高深玄虚却又真切务实，作为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应是心澄如镜的豁然境界，而非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更不是用来伪装和炫耀的人伦工具。“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在实践道义的过程中，士人若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本心，积极探索和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必将走向光明和永恒。课程设置应以此作为明确的宗旨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以使学生延续真理，死守善道。2.课程设置的根本依据——“据于德”课程的作用在于由外至内影响人的言行举止，塑造符合礼仪规范、社会需求的人才。从这条外铄路线出发，孔子认为课程设置应以美德作为评判其内容的根本依据。德是人际交往的基础，士虽立志高远，但仍需脚踏实地，践行道德。课程设置以“德”为依据，就是要使“道”直达内心、永驻于心而不泯灭。同时，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课程所尊崇的道德价值绝不是孤立的和极端的，它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检视，以协调人民与社会、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并在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中正、平和，避免受教育者因情绪的躁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它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孔子时刻告诫弟子要以“德”教化人，以“德”来衡量与约束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饬，才能使民规矩有范。因此，只有将课程建立在美德之上，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才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3.课程设置的精神内核——“依于仁”孔子提倡内外兼修，对外“据于德”，对内“依于仁”。“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源发于个体内心的对他人生命及其良善价值的珍视与关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约束自己，达到仪礼的要求，就是“仁”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路线，旨在启发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由内而外散发出善良仁爱的君子气度。“仁”是孔子课程的精神内核，其推崇内在的情感行为，只有端正态度，主动追求，才能实现“仁”的最高理想；同时“仁”也是一门处世的学问，人与人之间若不能团结友爱、宽容体谅、和谐共处，就无法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安定。课程应当从“仁”“爱”出发，培养人们爱护人、尊重人的情感，教会学生“以仁为本”，用仁心、仁术审视自己，关爱他人；人性本善，后天的教化若不能葆有进而增进这份善良与仁慈，便无法彰显其价值。4.课程设置的实现路径——“游于艺”孔子认为，自由地展示个人才华是实现既已设置的课程的主要路径，亦即“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六种实践技能。“礼”即仪礼，具体表现为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祭祀仪式和行为规范；“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即射箭，用于狩猎和战事；“御”即驾车，用于交通和出游；“射御”被认为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书”指文字和书写；“数”指天文和数学。“游”是一种轻松、陶醉的学习心态和学习境界。“游于艺”属于孔子教育的心灵安顿方式，一方面是希望学生读书时能够卸下包袱、摆脱世俗，在思想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另一方面，也是对教学提出的严格要求，正如《学记》记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游焉。”（《礼记•学记》）课程设置若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想象力，便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学习之道，有张有弛，藏息相辅，方能提升境界，追求卓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课程设置的四个基本要求，它们相互关联，彼此交融，致力于塑造救国救民的圣人和君子。以“道”为主体，以“德”和“仁”为辅翼，三者携手畅游于“六艺”的殿堂。 （二）课程关涉的主要内容在“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下，孔子进一步在教学领域、教学科目、教学用书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而搭建了理性且完整的课程框架。1.课程的四大教学领域——“文、行、忠、信”《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孔子从历史典籍、生活实践、道德规范、为人处世四个领域教育学生。“文”指文化知识，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道德是文化的基础，只有操守品质上升到一定境界，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相得益彰。“行”即道德实践，孔子十分看重“行”，曾多次论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公冶长》）实践远重于言辞。“忠”即忠诚、忠心和忠厚。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贯穿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忠和恕，孔子希望弟子忠君爱国，宽容待人。“信”即诚实、守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是仁德的试金石，人无信，不成体统。可见，尽管没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和教材，孔子课程思想的道德教育宗旨，仍能切实贯穿于教育内容和个人生活实践中。孔子以身作则，已成为“文、行、忠、信”的楷模，受到弟子万分敬仰。2.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重建人伦，以此维护国家安定。其课程也围绕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六艺”展开。“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科。“礼”即仪礼，旨在养成礼仪规范，发挥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乐”是各门艺术的总称，包括祭祀时的音乐和舞蹈等，旨在培养美感，活跃生活；“射”和“御”是当时主要的军事技术课程，既可强健体魄，又可保家卫国；“书”和“数”属“小艺”范畴，于儿童时期开展，强化基本功。课程的六门学习科目均与政治、制度、文化紧密结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凸显忠君爱国、教化百姓的理想目标。此外，“礼、乐、射、御、书、数”涵盖德、智、体、美多个学科门类，其通识教育理念由此可见一斑。3.课程的六本经典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的课程内容设置偏重社会人事和历史伦理，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确定了“文、行、忠、信”的教学领域和“六艺”的学习科目后，孔子对西周文化典籍进行了整理，经多次修改，最终形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教材，涉及诗歌鉴赏、政治评论、礼仪养成、艺术训练、哲学探究、历史考证各个方面，设置周密，内涵丰富。《诗》即《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经》三百篇，言辞优美，情感细腻，思想纯正无邪。《书》和《春秋》，属于历史教材，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献和史学资料。《礼》即《礼记》，《乐》即《乐经》，《礼》《乐》记录的是各类仪式和配乐。《易》即《易经》，内含八卦占卜、天文地理等诸多哲学、科学知识。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五十岁的时候学习《易》，便没有大过错了，可见《易》的深度和难度。六本经典教材存在着一定的深浅层次关系，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弟子有不同的教育价值。当然它们与六门课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并不完全对应。 （三）课程实施的推进步骤在“六经”之中，孔子尤重《诗》《礼》《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仅点明了不同学科的课程地位，而且明确了课程实施的关键步骤。1.博雅学习和学术奠基阶段——“兴于诗”“兴”是开始之意，“兴于诗”表明课程学习应从《诗经》开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在学生对当下社会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学生从中能够大体了解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各国的政治进程、文化发展以及民生民俗，并通过对比、思考与甄别，初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小孩子何不学《诗经》呢？这种博雅、通识的课程可以为你们的学术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大有培养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的作用。正由于《诗经》文辞轻快、通俗易懂；思想纯正、情感真切，加之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之成为初学者的首选教材。当然，反过来，如果具备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学习《诗经》，会更好地挖掘其内涵，理解其精髓，而且可以发展其举一反三、析往知来的迁移能力。所以，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2.心智历练和社会发展阶段——“立于礼”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孔子越来越注重对“礼”的教育。在“诗”的基础上学习“礼”，是对学生心智的历练；习“礼”时期，是学生走向社会，施展才华的关键阶段，此时，懵懂的思想和内心的困惑逐渐清晰，对于社会发展与时事导向也有了较为肯定的把握。“礼”，即为人在世的各种规则、仪式、制度和法律。从出生起，人就生活在仪礼之中，接受外在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约束,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学习仪礼，就无法在社会安身立命。然而“礼”虽严苛，却绝不生硬死板，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施行，贵在和谐。对于如何做到“礼”的规范，如何成就“礼”的社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道义、原则的事情，坚决不看、不听、不说、不行动，时刻以“礼”检验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举止。如此，人就可以完全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化”，遵守社会法则，应对社会变化，成为真正的“社会人”。3.目标达成和自我超越阶段——“成于乐”“乐”是艺术教育的总称，主要包括祭祀时的歌曲和舞蹈，“成”是成功和完善，孔子重视音乐、舞蹈的教育，一方面认为“乐”是天地颂歌，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艺术涤荡心灵，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增进人们向善、崇仁的美好情感。“乐”是“诗”与“礼”的升华，经历了博雅学习与心智历练阶段，君子便能超越自我，出世辅佐君王，实现和谐统一的大计。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音乐是融会贯通的，从初始的浓烈到后来的纯正清晰，一气呵成，不含杂质，“乐”联通“诗”“礼”，如淙淙流水，象征着甘甜且舒心的豁达境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学琴的故事都让人不禁感叹孔子对“成于乐”的领会与达成。孔子围绕“道、德、仁、艺”的基本要求，构建“文、行、忠、信”四大课程领域，开设“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学习科目，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本经典教材，以“诗、礼、乐”的顺序开设课程，体系完整，蕴意深刻。 二、孔子课程思想的当代教育改革启导意义 孔子的课程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在后人不断的诠释与解读中，被赋予新的价值。虽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孔子认为教育应当服务于政治，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他的课程内容和教材也都偏重文化知识和人文历史，轻视生产劳动和自然科学，但是我们认为，孔子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面，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仍能使当代教育受益匪浅。 （一）课程设置应重视道德因素，体现社会价值，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和生活常态教育是育德、育心的文化心理活动，是群体之间纯粹、自由的道德会遇。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他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1]孔子的课程思想正是由德育而扩展开来的。如今的中国大有深陷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的恐慌之势，亟待精神领袖以正视听和公民榜样率先垂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其重在落实，并呼唤更为简明高效的学校课程形态。因此，加强课程的道德因素和教化意义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学记》开篇有言：“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使自然人过渡为社会人，实现个人价值，激发社会责任是教育的基本职能。经济全球化、学术资本主义等外界冲力要求课程应具有起码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思维方式，彰显其社会价值和全球意识。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教育是培养千姿百态、个性迥异的人，而非埋头苦学的机器。当学校仍在鼓噪“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是否也该关注一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现实，让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在权利和义务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通过社会互动形塑稳定的公民生活。课程设置应融入公民属性，帮助学生形成自觉的公民意识，使其思想和行动回归仁爱、诚信、真善美的生活常态；对社会的反常现象有较强的免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能够在自主探索中关注时事热点，产生公民意识，在五彩斑斓的生活历练下不断发展成为守法、诚信、自由和幸福的公民。 （二）课程内容应关注通识教育，形成立体结构，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孔子精挑教学科目，精编教学用书，提出“六经”和“六艺”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六经”集西周经典，《诗经》纯粹，《尚书》严肃，《礼记》庄重，《乐经》美妙，《易经》高深，《春秋》澄明，各类典籍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其多方面的兴趣。“六艺”贴近生活，朴素实用，让学生在赏玩之中强身健体，在苦读之中亦感快乐。虽然通过博学多才促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成就圣人的认识不免有些奢望；但其通识思想的博雅风度和教育价值丝毫不会褪色。孔子编选的课程内容，理实结合，内外兼修，结构完整，立体回旋。一方面，“六艺”偏重基础与实践，操作技能、行为艺术占据较大比重；“六经”偏重理论，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学多门学科，并按照德、智、美的逻辑关系密切配合，层次较高。另一方面，“六艺”注重外在形象的塑造，让学生能以礼貌、健壮、灵动、向上的形象示人；而“六经”重在性格养成，对文化素养、行为操守、爱国爱民、人格品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当代课程建设理应形成立体结构，广开课程，不断深化通识程度，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储备；并能够利用大数据科技，在学生已选课程的基础上推荐互补课程，鼓励每位学生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最强势的人力资本，局限思维和偏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应落到实处。中国通识教育多为学科知识的粗糙融合，缺乏科学论证和逻辑联系，学校亟待健全通识大环境，保证教育的完整性，为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课程学习应倡导分步推进，激发进取心与创造力，提升学生审美情操和发展境界孔子注重诗、礼、乐三者的课程地位，并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顺序实施重点课程，体现了人“知识博览—社会生活—艺术境界”的成长顺序。现代教育课程实施也应依据儿童发展规律分阶段推进。初期，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教学内容入手，激发兴趣，纯澈心灵，开阔视野；中期，以加速社会化为主要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品性素养；后期，则在自主自律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欣赏辨别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励学生不断反思，达成艺术境界，实现创新发展。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数据挖掘和个性推荐等一些新兴科技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理也在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发展理路，希望通过新态势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学校是青年学子的聚集地，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传达时代新知，调动学生内驱力，鼓励差异，大胆求索。人生有多重境界，无论是禅宗的三境界说，抑或王国维的三境界论，还是冯友兰的四境界观，都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上升到宇宙观的审美历程，直到眼里心里尽是美好事物为止。著名教育家卢梭曾说：“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联系的道德观念。”[2]应当认识到，文学、音乐、美术作为人类感知世界、扩展视野、培养审美鉴赏力的三大基本训练，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3]教育虽难以神效地帮助学生扶摇直上，达到绝妙的境界，以至终生追求美好，但给予学生美的课程、美的教育、美的体验，使之养成一种纯粹的情操和自然的惯习，从而不断提升其发展境界，却是教育者的分内之事。但愿我们的课程改革能有这样的意念和追求。 作者：李保强 汤瑞丽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创新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孔子教育论文:孔子教育思想对国内基础教育影响 教育改革要成功，必须回到教育如何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上来；即，教育必须回到基础教育阶段重在教人“求善”，然后再教人“求真”上来。基础教育不能成人化，不能重在教人“求真”。孔子认为教育先从学孝道开始完善道德，达到行为规范符合“礼”，心中确立志向，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这样才成其为教育。孝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基础教育要从这里开始。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在政治多元化、东西文化大碰撞和相互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传统教育提高当前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是把握当前世界和平发展机遇，实现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孔子教育思想的目的定位 （一）孔子教育目的的核心 孔子认为，教育的核心价值应该指向人的发展，即着眼于培养人、完善人，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实践是从培养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孔子一再强调“克己复礼为仁”[1]。他说：“以约失之者，鲜矣[1]，”必须要用“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1]，达到具有君子品德。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认为，首先是从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教育的精妙之处，是从人类最一般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把这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追求，进而以家国同构的原则将其推广开来”[2]。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学生知天命，就是懂得把握自然规律，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是在告诉人们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肆意践踏和违背，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要好好的生存下去，就要掌握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要知天命而畏之。孔子认为，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3]。孔子教人处理上述三方面的关系，目的就是教人怎样生存，最终把人培养成为一个适合社会需求的君子，使国家和谐，实现大同社会。人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 （二）孔子的教育对象与人才标准 孔子认为教育与人口、经济一起，共同构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三大基本要素，《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福之’。曰：‘既福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就是：当国家人口发展了，安定了，富有了，就应该加强教育来完善。“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者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2]。因此，教育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问题。教育只有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够实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孔子说的“教之”，“之”指代的是社会公民。孔子说的“教”，就是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明达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简单的说就是让公民养成参与国家或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即，要公民做到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为政，最终使天下平，与近代提出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吻合的。孔子的人才标准是理想的人格典范，称之为“君子”。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社会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完善人格，教人如何幸福的生存，实现社会和谐。 （三）君子的修身之道与人格魅力 孔子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君子”的培养上，对人才的要求就是符合“君子”品德。孔子对“君子”的为政素质要求，一是“修己”、“正身”，二是“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要想改变别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因此，“修己”是“安人”的基础，“正身”是“安百姓”的前提。在孔子的人才标准的指标体系中，君子的个人道德品格素质是基础，最终培养学生具备安人、安百姓的远大抱负才是培养的最终目标。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君子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主要表现：一方面要学会宽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方面要懂得谦让，“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一方面要讲仁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的思考是修身、齐家、治国、使天下平，小人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得失”[4]。第二，君子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君子有能够处理好上述三方面关系的能力。第三，君子是勤勉自律的人。首先，君子为人稳重、忠诚、讲信用、向好榜样学习、知错就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再者，君子严于律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再者，君子合群，“君子以文会友，以友铺仁”（《论语•颜渊》）；再者，君子安守节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君子综合素质高。在《论语》的《子张》、《尧曰》、《季氏》等篇目里面，孔子谈到了君子分别有三戒、三度、四重、五美与九思，孔子从不同的方面归纳总结了君子的人格魅力。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目的思想，对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实现道德准则、人格、人文素养三方面的培养。孔子的君子人格与当前创造性人格的定义是吻合的。“创造性人格，是指主体在后天学习活动中逐步养成，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和发展起来，对促进人的成才和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优良的道德、人格、信念、意志、情绪、理想等非智力素质的总和”[3]。 二、孔子教育思想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的缺失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笔者要问：当前我国教育到底缺少什么，导致了不能培养出大师来？笔者以为，当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就一直缺乏培养学生具备大师人格的土壤，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期应该具备的人的道德准则、创造性人格、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得到的培养太少，这样，到最后能够达到“人不知而不愠”[1]，静下心来全心全意搞学术、科研的人才就十分稀有，最终导致不能够培养出大师来。 （一）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 当前我国教育最大的缺失，在于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要求学生主修的不是道德，而是知识和技能，教书和育人完全分离开来，甚至可以说只重视教书不进行育人。这样的教育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式教育，是造成应试教育以及造成学生价值观迷茫的主要原因。孔子把德育视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德育系统，其作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巩固和发展人的先天素质，指个人先天具备的生理特质得到巩固和发展。二是培养和完善人的后天素质，指人后天经过受教育获得基本品行。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一辈子都在进行德育，他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是要靠思想的纯真，亦即是所谓之‘德性’。因此孔子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5]。只有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一个人一旦立志，就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了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才可以成为大师，为社会培养大师。当前社会不和谐，与教育中品德和价值观培养的缺失关系很大。教育舍本求末，社会岂有不乱的道理。教育先乱了目的、内容；后乱了学校章法、师道；然后乱了教师、学生；所带来的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学生价值观迷茫，使社会乱了。诸如毒食品、毒文化、毒环境等等，如此恶性循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势必如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 （二）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 创造性人格包括的基本素质是多方面的，当前家庭和学校对创造性人格培养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没有加强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和教师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是创造性人格形成的基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培养是贫弱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二是没有正确引导个体的个性和特点的发展。具有高创造性的个体往往具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点，然而，当前我国学生不是缺少个性，还是个性太过张扬。最近的一份有关高中生自信心的国际调查表明，49%的日本高中生表现自信；80%的美国中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而90%的中国学生对自己充满自信。[6]这个调查结果令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学生凭什么如此自信，中国学生这么快从原先的近乎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正常吗？三是没有坚持正确运用评价机制。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四是没有营造创造性人格教学的氛围。教育的四大条件之一便是环境，学校是以教师为主轴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格品质的场所，营造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格的教学氛围是十分必要的。要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勇于创新，当前教育由于教育功利化，教师缺少创新，缺失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 （三）人文关怀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缺失 人文是指，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之文化的养成。孔子教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尊重人性、教化人性、聚焦于人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是指，在人文方面所具备的综合品质及其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人文素质培养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将人类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熏陶以及社会实践，内化为学生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德，使学生真正懂得做人，最终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学生阅读经典可以感知真、善、美，可以使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审美素质等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生对经典的阅读量太少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太少。据笔者见习时期了解，现在某些城市中小学要求学生阅读课外书，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样自觉阅读的兴趣转化为了逼迫阅读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起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三、孔子教育思想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德育的优良传统 孔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德育从培养学生的“孝悌”观念始，达到解放和巩固学生的善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不能够不会基本的为人处事，真正的学问就是那些为人处事的法则，简单的说就是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基础教育要坚持从德育入手，启迪学生心智，帮助学生获取聪明才智，以促进后天的长足发展。小学生是人性的固本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不需要去理解和应用什么科学，他们需要的是接受对真善美的认知，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对科学认知的兴趣以及对记忆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1]，从童年开始，坚持德育为先，培养其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后现代社会里人心浮躁，缺少仁爱之心，中小学生校园暴力、少年犯罪成为了全球的一大顽症，学生有知识少礼义廉耻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产物，这些祸害与德育的缺失是分不开的。子曰：“仁者爱人”[1]，孔子认为“爱人”的最基本前提是懂得礼义廉耻，人与人相亲相爱。笔者以为德育是所谓爱的教育的前提，要在儿童发展的初级阶段培养他们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才能实现爱的教育。 （二）在知识培养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学生人格培养的优良传统 孔子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教学内容上。总结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教育；一是知识教育。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知识教育方面，孔子特别重视在青少年知识培养方面对其人格的培养，在教学中，孔子引导青少年修身践行和端正青少年的思想态度及改正其缺点”[2]。孔子强调，倘若这些教育工作者要是做不到，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幼不学，老何为”？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是指约定俗成的处事方法，是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故，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孔子认为兴礼乐可以维护社会有序的发展，“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射”是射箭，孔子教学讲究“举一反三”，孔子教学生“射”是为了让学生从射箭比赛中学会相互礼让，培养学生“无所争，礼让而得”的君子品德，故，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从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既要达到“强其体魄”的作用，更要达到“文明其精神”的作用；“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孔子“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当今小学的美术课、劳动课、思想品德课、音乐课，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用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自然科技课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培养一定的对科学的兴趣；体育课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体育中懂得谦让。在人生的启蒙阶段，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格的，甚至要高于语文和数学课的作用。 （三）在技能方面要挖掘孔子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优良传统 在人文素质培养上，孔子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丰富学生审美理想，达到美化学生心灵、行为、语言、道德与智慧的目的。孔子的人文素质培养的全部内容包括，《诗》教、礼教、乐教等方面，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上，孔子一直立足于经典的培养，经典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孔子认为，《诗》可以激发人的豪情壮志，可以提高观察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众人和谐共处，可以抒发心中的怨恨和不平；从近处看，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看，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更多地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孔子一再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经典文学及艺术是作者有感于内心而作，另一方面可以产生观赏者的共鸣，观赏者内心的变动。这种内心变动可以另观赏者产生出“和”的意志，达到心灵的净化。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人文素质的培养目的是让青少年懂得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亡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并非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当今社会的不和谐证明了这一切。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这些经典的人文知识我们不能够不教。儒家思想一直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使之源远流长不至断流，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孔子教育思想闪烁着民主性精华，是真正的历久弥新的瑰宝，在2005年以后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仍然焕发出灿烂的青春。回顾近代科技高速发展以来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当前物质条件丰富，人们精神普片空虚，如何幸福的生存下去，成为了全球共同的课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全球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发出了“人类在21世纪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005年前向孔子寻找智慧”。德国哲学家卡尔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2]我们今天在努力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与飞跃，必须用正确的眼观去看待孔子的智慧，重新进一步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使其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发扬光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电子政府与宏观经济调控 1999年开始，我国的“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全面启动。电子政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所高校才获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法制定 【内容提要】本文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处理重大经济关系、解决部门之间利益冲突、保障国家计划的实现以及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等方面论证了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提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内容、结构体系和立法原则等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法…… 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在贯彻宪法关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尚缺少一部统率各层次和各门类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因而无法从法律上确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调控权”，无法集中规定宏观经济的调控原则、调控主体、调控客体、调控程序、调控责任和宏观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等基本问题。为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系统化，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和持续增长，迫切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以下简称《宏观调控法》）。 一、《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法 法是贯彻和实现政策的有效手段。从各国的实践看，每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有法律作后盾。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保障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大都制定了反映该国政策的金融法规。如美国1913制定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英国1979年制定《英格兰银行法》；日本1942年制定《日本银行法》；德国1957年制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新加坡1970年制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等。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国家通过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不同影响，作用于经济运行，起着某种自动抑制社会总需求过分扩张或收缩，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功能。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财政法的宏观调控作用，都制定有预算法、税法等，有的国家还制定了《财政法》法典。 此外，各国还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法和价格法等贯彻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我国，近年来国家制定的《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即中央银行法）、《税收征管法》、《价格法》等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在贯彻和保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仅靠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还不能处理和保障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问题，难以克服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难以避免“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因此必须有统领各单项宏观经济法律的《宏观调控法》。 二、《宏观调控法》是处理重大经济关系的法律依据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处理好的带有全局性的12项重大关系。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 一、 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都是涉及到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法》。这样，在处理重大经济关系就有了法律依据。 三、《宏观调控法》是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准绳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地区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1995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场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所以说区域经济协调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政府在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中制定了一些单项法规，如《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省际间粮食收购价格衔接办法》等，对合理安排产业结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这些单项法规的权威性比较低，各法规之间也不够协调统一，亟待出台《宏观调控法》。 四、《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计划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财力、物力可能，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目标，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及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国家的计划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使用计划调控手段，必须更新计划观念，健全计划机制。 健全计划机制，就必须重视计划决策、管理、调控的制度化、法律化。善于采用法律形式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现。采用法律形式，主要在于使法定计划能够尊重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在法的规范作用下结合起来。更新传统的计划观念，就不能把所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统统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在法的调整下，使计划关系成为一种计划法律关系，使计划活动成为一种计划法律行为。为此，就必须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法》，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原则，建立各项具体的计划法律制度。 运用法律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也是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措施。例如，法国是采用计划指导经济较早的国家。1946年1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实施中期计划的法令。以法律形式推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计划”。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也使用所谓的“法令性计划”指导市场经济活动。在计划调控的具体措施上，在如何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实现政府计划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济，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与此同时，为了协调计划调节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关系，发挥各种调节手段的综合力量，制定一部统领包括《计划法》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调控单项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也是非常必要的。 五、《宏观调控法》是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的需要 笔者认为，国家和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即调控主体）。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的。因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及宏观经济调控权应当明确，这项任务必须由《宏观调控法》来承担。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在当前“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①我国制定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宏观调控制度和手段比较健全，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较为灵活有效。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②要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使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就必须通过制定《宏观调控法》，明确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活动中的法律地位，赋予政府应有的宏观调控权，确定其可以采取的调控手段，以及所应遵循的程序，才能确保政府作为法定的调控主体依法调控，约束政府必需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防范和制止“政府失灵”、行政性垄断等现象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危害。因此，《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实施合法有效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依据。 六、《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体系框架 （一）《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层次和名称。从宏观调控法的实质意义上看，它是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所构成的体系。但从立法体系上分析，宏观调控法体系又是由《宏观调控法》统帅下的《计划法》、《预算法》、《税收基本法》、《固定资产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金融监管法》、《外汇管理法》、《产业结构与规划法》、《对外经贸法》、《特别区域开发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因此从《宏观调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的立法层次上看，它是国家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基本法。法律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为好：一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在经济学中有确切的定义；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已广泛运用；三是在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已经使用；四是运用其他名词，如“国民经济管理”、“经济稳定增长”、“宏观经济”等均不能确切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二）《宏观调控法》的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我国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调整对象范围主要包括：计划关系、财政关系、金融关系、收入分配关系、价格管理关系、产业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区域经济协调关系、对外宏观经济关系等。在制定《宏观调控法》时应当确认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平衡优化原则。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价值总量的平衡，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协调状态的前提条件。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经济结构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市场结构等都是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总量的平衡是经济结构赖以实现的基础，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质内容。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原则。《宏观调控法》必须确认平衡与优化的原则，从而调动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一切调整手段，发挥宏观调控法各项法律制度的功能，促进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2.有限干预原则。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国家干预已经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宏观经济调控法应确认的国家干预原则，即有限干预原则。所谓有限干预原则，其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政府的干预不得冲击和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相反应当促进和保护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政府的干预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依法进行干预；三是政府一般不得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 3.宏观效益原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涉及的经济利益是全局性的、总合单位的利益，如生产者全体或消费者全体的利益，或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单个消费者或某个独立的企业的直接利益。因此，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是如何提高宏观经济效益，而不直接过问某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定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使宏观经济主体的一切经济行为有利于宏观经济效益的增长。 4.统分结合原则。统分结合原则，即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要实现经济调控的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实现集中统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环节和层次，而且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处理好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发挥地方积极性，必须实行分级管理，赋予地方和部门必要的调控权，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原则反映了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结构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宏观调控法》确认这一原则，从法律上保障合理分权，既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的统一得到切实的保证，又能充分调动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下经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股市暴跌形成潮流,全球央行纷纷降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的我国是否应该继续保持紧缩性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的方针能否继续推行,以及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将如何进行、财政政策的作用该怎样发挥等问题都成为重中之重。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公务员之家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5财政政策应在稳定经济、促进机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由于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部经济体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势将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这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用于帮助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采取减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举措。值此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贸易条件严重恶化的时候,通过增加税收的政策刺激出口,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不是最好的选择。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的可行行论文 摘要: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正当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二是宏观调控能够法治化。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最终标志，是司法可以也能够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审理与裁判。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在理论上因有悖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而不合时宜，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应人治的需要而十分有害。虽然要实现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在目前还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宏观调控可诉性的理由。通过对现行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建立“公益诉讼”为突破口，辅之以“法院之友”等手段，宏观调控的可诉性是可以实现的。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治化/可诉性 基于历史的演绎与观念的推导，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市场失灵作为市场的内生品格而不可避免，通过来自国家的干预以有效消除市场的负面效应，也便具有了正当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成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手段、重点和程度因各国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重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则以“国家经济管理行为的最高形式”，而几乎为当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所运用。然而，这种隐含了秩序建构主义逻辑的行为，又会因政府的理性不足、能力有限和自身利益偏好等“政府失灵”现象，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干预异化”，从而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构成威胁或破坏。因此，构建可控制、可预见的宏观调控制度框架，实现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运行，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法学界有少数学者却提出了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注释1：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5）：64-70；肖顺武.置疑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C].第四届全国经济法博士论坛，重庆，200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背离——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对公权力运用的控制；现代法治的屏障在于司法权的独立、权威与有效；现代法治的演进在于尽量缩小政府活动的非法治范围而不是维护或扩张这种范围。在经济法领域主张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的观点，于目前行政诉讼拒绝接纳“抽象行政行为”的背景下，实质上是将宏观调控推向了绝对的人治化运行的危险境地。诚然，宏观调控的控制与矫正有多种方式，诸如政府内部的监督、人大的外部督察、社会公众的谴责、行为者政治责任的承担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凭借现有司法制度，实现我国法律中业已确立的基本价值，比其他任何监督与控制方式更具有实质与终极意义。事实上，以“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形态”存在的司法权，因其权威性、最高性、中立性的品性和得到法治国家的普遍推崇的事实，决定了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进程绝对不能偏废对司法权的仰赖。“任何权利和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而对此最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莫过于通过司法实现的诉讼法律制裁。”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并有效克服其“异化”，是宏观调控正当性的法治基础。 一、能否“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属性之辩 宏观调控行为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不无关系。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共同关注并极富争议的时代性课题，我国学界围绕其概念、属性和运行等若干问题，已形成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从经济法学界的讨论来看，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与其可诉性的关系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即宏观调控行为是不是不受司法管辖的“国家行为”以及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是单纯的决策行为。 国家行为是指“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安全的判断，以及社会安全专业机关的危险预测”的行为。尽管各国对国家行为的称谓不尽相同，但都把国家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我国学者在论及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时，也大都预先假定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之一种。为了克服这种“对话上的障碍”，本文拟通过界定国家行为的特征的方式，来说明宏观调控行为并非国家行为。 首先，国家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或统治性。在日本，国家行为称为“统治行为”，是指关系到国家存亡及国家统治之根本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最高机关（国会、内阁）作出的行为。在法国，国家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不受普通法院监督，不受行政法院监督的行为，由于只受政府管辖所以称为政府行为”。法国法上规定的政府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1）政府与议会发生关系的行为，如召集和解散议会，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行为等；（2）政府与其他国家或联合国发生关系的行为，如与外国签订条约、出国访问等；（3）总统根据《宪法》第16条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以及根据《宪法》第11条所作出的将法律草案提交全民公决的决定。在德国，国家行为是指与国家整体利益、国家目的有关的行为。属于排除法院管辖的“高权行为”。它一般是由最高国家宪法机关（总理领导的联邦各部即整体意义上的联邦政府、联邦总统和议会）实施的行为。由此观之，国家行为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外交、军事机密，由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属于“政治保留”范畴的行为，一般包括国防行动、军事行动、外交活动和戒严、紧急状态、总动员等。而宏观调控行为首先是经济性的，是国家经济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笔者固然不否认经济性问题转化为政治性问题的可能性，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 其次，国家行为不具备司法审查的合理性。美国学者亨金认为，所谓国家行为，“其真正含义是指这样一项司法政策，它宣称某些案件或某些案件涉及的问题不具有可裁判性，即不适宜司法解决，尽管这些案件或这些案件涉及的问题属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范围之内，或者也符合法院受理诉讼的各项要求。”笔者认为，国家行为之所以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作为政治决策的国家行为是一国对外的绝对主权和对内的绝对统治权的体现，这些权力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性，司法权本身从中衍生而来，司法权无法对作为它自己源泉的权力进行审查；第二，从策略上看，法院之所以拒绝审查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也是使自己免于卷入政治纷争，从而保持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权威的明智之举；第三，国家行为作为体现国家重大主权利益的行为，涉及到国家的尊严、荣誉和存亡，“其缺乏能被发现和容易控制的司法标准”。而宏观调控行为作为调节和控制一国经济总体的机制和手段，一般情况下和国家主权无涉，更不会引起政治纷争，也具备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自然不能游离于司法权的管辖之外。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宏观调控权（行为）能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行为）？因为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经济主权亦具有不可诉性。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主权只有在国家间主权相较时才有其应有的意义，因此一国国内事务之间并不存在主权与非主权的可比性；经济主权是国家对本国经济事务的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等一系列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也只有在涉及国家间经济事务管制分野时才有意义。而宏观调控行为是确保一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手段，如果仅仅在国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相比较（如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比较），说它是主权行为并无必要，也不妥当。二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行为的实施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时国家行为发生，常常伴随着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比如，因战争引起的经济管制，战时的紧急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等。此时的宏观调控行为已不再是一国范围内常规意义上的经济手段，而是作为国家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在与固有的国家行为发生特定联系时，宏观调控行为才有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从而不再具有可诉性。 涉及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有学者在论证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时，认为其不可诉性的原因首先源于该行为的抽象性质——宏观调控行为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笔者认为，这种将宏观调控行为人为割裂的论证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实际运行状态不符。事实上，宏观调控行为不仅包括决策行为，还包括执行行为（或实施行为）。（注释2：当前已有学者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杨三正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宏观调控权是由一系列权力构成的权力束，应包括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参见：杨三正.宏观调控权论[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29.））理由是：第一，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本质属性，当然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剥离了执行行为的宏观调控行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举例言之，央行加息的决策如果不被各商业银行及其所有客户执行，不知这样的决策在实践中还有何价值？事实上，由于目前我国欠缺宏观调控基本法，缺乏对于拒绝执行、怠于执行或歪曲执行宏观调控决策的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有时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在实践中就是得不到全面、准确和及时的贯彻。实践反复证明，任何缺乏实施机制、责任机制的所谓决策行为，都可能演化成“隔靴搔痒”的“口号”。第二，法理常识还告诉我们，法律意义上行为的内在方面包括动机、目的和认知能力；外在方面包括行动、手段和结果。[12]（P73-83）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法律意义上行为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的“行动、手段和结果”，必须通过执行行为来体现。黑格尔说：“后果是行为特有的内在形态，是行为本性的表现，而且就是行为本身，所以，行为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轻视其后果。”只有将宏观调控行为定位为由一系列行为组成的有机系统，宏观调控行为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为”。第三，宏观调控行为的人为分割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作为事关全局的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常常表现为一系列行为的连续行使，比如，产业政策需要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的支持，规划政策需要财政、金融的配合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生活中调控部门之间、调控手段之间的冲突和内耗已经相当严重，如果再对宏观调控行为加以人为割裂，宏观调控行为在实践中的协调运行恐怕永远只是一个良好愿望而已。总之，既然宏观调控行为是包含了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的综合性行为，那么以宏观调控行为仅是决策行为为由否认其可诉性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了。 二、为何“接近司法”：司法权是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根本保障 法治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一项重要追求。宏观调控的法治化作为政府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已作为一种普遍诉求得到了表达。在当前有关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论证中，许多人认为，宏观调控行为之所以需要司法审查是法治和民主的要求。不可否认，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具有多元路径，诸如政府理性的良好发挥，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自我控制，调控程序的公开、透明与规范等。（注释3：这些方式的存在，在有些学者看来，又恰恰成为否认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理由。（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69-70.））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法治化运行之所以需要引进司法权的控制，不仅是因为法治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权具有功能和结构优势——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以“最彻底、最权威即最具有约束力的裁处方式……最文明、最公正因而最可信赖的法律机制”成为文明时代解决纠纷、平息矛盾和维护稳定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首先，从实体的角度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权利因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而遭受侵害的人，获得了公正救济的可能。作为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结果，宏观调控行为的存在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权力行使的泛边界与消极不作为亦是执法中的常态”[3]（P104）。“在使行政自决权的行使必须与法令的基本原则相适应并为正当的目的而行使而且不能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使等方面，法庭具有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每一种行政自决权都可能被滥用，而法庭的基本作用，正在于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政治控制相比，宏观调控的司法控制具有更加明显的比较优势：政治对行政的控制不具有分权的特征，它无疑于“自己监督自己”，当深究自己错误的时候难免存在“忍痛而不能割爱”的心态，预示着相对人权益被侵害也总是能够找到种种所谓“正当”或“必要”的理由。与此相反，中立而超脱的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从属于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只服从于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命令”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处理宏观调控纠纷时，更容易作出公正的裁决并获得人们的心理认同，更容易消解因宏观调控行为而引起的社会纷争，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从程序的角度来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个人获得了一种有效的诉求渠道和救济途径。在程序法上，司法的特质并不在于判断，而在于启动判断的程序，即救济（当然包括事先的预防、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的补救）程序的启动。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在笔者看来，在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进程中，司法权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裁判，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条可供人们选择的利益诉求通道，由于“国家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在法院面前处于和私人一样的地位”的事实，使得个体通过司法这一中介与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等沟通、充分交涉、对等抗衡等成为现实。 第三，随着现代司法的演进和司法功能的扩张，现代司法所具有的政策形成功能日益凸现，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审查，对于良性公共政策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代型法院与古代型法院相比较，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可能要数法院政治功能的呈现。自资产阶级国家确立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之后，法院就逐渐从国家事务的后台走向了前台——通过裁判来判断政治行为的合宪（法）与否，并形成公共政策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笔者看来，从现代司法权功能扩张的角度看，之所以需要通过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等方式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注释4：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但大家都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将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进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参见：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最富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行为之一，其规则形式有诸多的空白条款和一般条款，这就要求法官根据自身的职业思维、职业操守和授权范围，作出合理、妥当的裁判，而这对于促导宏观调控行为的合目的性和妥当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我国宏观调控立法冲突需要司法权的介入予以消解。当前，在宏观调控法领域，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之间的纵向冲突、同一层次立法之间的横向冲突严重存在的现状，需要法院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予以选择并确定其效力；（注释5：在我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2003年最热点法治事件”的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中，作出了“《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有关条款因与《种子法》相冲突自然无效”的判决，尽管该判决针对的纠纷并不是宏观调控纠纷，但我们至少可从中看出司法是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有效路径之一。）三是在民主代议制政治体制内，社会公众和集团渴望对公共政策（包括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发挥其影响力，但公众的积极参与愿望有时并不能通过现存的正常渠道得到满足，“当集团发现正常的政治渠道对它们关闭的时候，它们便可能寻找其他途径去影响公共政策。法庭逐渐成了这种努力的中心。”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愈发觉醒，个人和集团寄希望通过法院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和变革将更加普遍和常见。 最后，从功能来源的角度讲，司法权对宏观调控权的监控优势来源于其具有最高组织化的强制力支撑。强制力的存在是社会控制方式获得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司法权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强制力的大小常常成为对某种行为能否有效控制的关键。在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控制的各种手段中，司法权无疑是一种最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控制力量，司法组织历来就是国家中最成系统的、最稳定的体系，法官、检察官、警察均是世界各国官方角色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规范的角色；在司法组织系统和司法角色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着严格的协调一致的规则、习惯等行为倾向，由此所形成的渊源与合法性以及制度的、机构的力量，是其他社会控制的力量所无法比拟的。一如前文论及，宏观调控权作为权力的一种总是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而作为被侵害的个人由于势单力薄，无力与其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相对抗，而借助行政机制，其程序的繁琐和拖沓，以及因权力之间的“亲缘”关系而导致的关联性、倾向性，使得人们难以获得及时公正的救济；与此相反，通过司法的救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更理想的结果，就在于中立的司法不仅能使权利受损人得到公正的判决，而且这种判决又会得到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强制力的执行，此时，公权力的行使代替了私人的力量，受损权利的复原也由此变得更为现实和可行。 三、如何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及其克服 胡肖华教授在论及宪法诉讼时深刻地指出，“无诉讼即无法治”，“无诉讼即无宪政”，宪法诉讼乃法治之精义所在（P105）。笔者认为，将其类推适用于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之价值评判，亦不为过。诚如前文所言，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是实现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终极路径，然而该法治理想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论依据，更需要制度支持。诚然，笔者并不否认当下中国实现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所面临的艰辛与障碍，但这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在此，笔者拟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现实障碍及其克服路径的分析，试图让“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可诉性”这一命题，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虚妄。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分析 1.文化性障碍在中国，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法观念，除“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之外，便是“无讼息讼”观念。从《周易.讼卦》中的“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到孔子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崇奉，以及与之相契合的传统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与社会结构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需求，使得人们视诉讼为畏途。近代以来，急剧的社会变革频频发生，但这种文化上的思维定式，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明的逼迫而完全消退，“实际上，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没有被中断，它们只是从制度层面上隐退了，而以另一种潜在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并在实际上决定着制度层面上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这种厌讼息讼观念的存在和延续，是我国宏观调控行为诉讼难以有效进行的主要文化障碍。 其次，吏官文化和人治理念是制约我国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的又一文化障碍。“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统摄一切、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所有活动均以此为核心展开，所有文化的缘起不妨看作是对这种核心的说明和解释”（P398-399）。如前文所言，这种观念主导下的中国大众心理并没有因为“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种种努力而得到根本的消除。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便是人们对于行政权力的“仰视”和对“民告官”的恐惧，这从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行政审判庭门可罗雀，而上访者如潮涌动（寻求更高级别的行政领导解决问题）的现象中可窥一斑。这种文化观念上的障碍，对于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实现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略。 2.体制性障碍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司法在中国至今尚未获得真正的独立，法院和法官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关于司法不独立的缘由、弊端和危害，我国学者已给予了诸多有益的探讨，本文不再进行学理上的论述。笔者欲说明的是，与普通的私权之间的纠纷对司法权的援引相比，司法权的独立与否，对宏观调控行为纠纷能否公正裁决更为关键。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私权间的纠纷仅仅涉及个人利益，而宏观调控行为引起的诉讼需要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与否、合理与否作出评判，甚至需要相关主体承担法律责任，不独立的司法如何能抵御来自行政的干扰？更为严重的是，司法的不独立必然对司法权威造成破坏，进而引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因此，如果没有司法的真正独立，司法作为依附政治甚至作为行政御用工具的状态不能得到根本改变，那么，企图通过司法权对作为政府权力之一的宏观调控权的规制，只能是一种奢望和空想。 3.立法性障碍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法院不受理“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引发的纠纷，而宏观调控行为多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出现，因此现行法律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是我国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立法性障碍。事实上，关于抽象行为是否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学者们已有精辟的论证，“规范性文件的入讼，能够有效矫治行政机关‘以抽象行为之名，行具体行为之实’从而规避诉讼的侥幸心理，改变规范性文件违法侵权的现状。”（P108）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宏观调控行为决策或实施部门出于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动机，通过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滥用权力，扩充、保护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现象相当突出，而现有的监督方式，其“努力结果非常有限”，“人民代表大会由于缺乏真正广泛的民主基础，也由于受现行政治体制限制，并不能充分行使依法享有的监督职能。”因此，从立法上修正当前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相关规定，以克服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立法障碍，亦相当关键。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构造 1.法治理念的树立著名学者梁治平指出，作为一种指导话语的“法治”，似乎已成为当前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存在（P85）。有关法治理念的问题，我国学者已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成果也是蔚为壮观。法治理念的确立对于一国法治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前文有关传统文化对于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的分析，决不意味着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应予以彻底否弃和完全被替代；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约束对于宏观调控的正当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降低宏观调控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下，中国各种途径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如火如荼，这对于弘扬法治理念，进而整合法治精神和传统道德，当然大有裨益。 2.法院人格的健全司法与行政、立法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要件。当前，我国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更多的是从司法系统内部着手进行，然而这种“细枝末叶”般的修补，无法解决司法作为行政的御用工具、作为国家暴力工具“刀把子”形象这一根本问题。在笔者看来，只有将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联系起来，司法改革的诉求才有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3.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设计宏观调控可诉性的实现除了要仰赖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独立的司法体制外，还必须从技术层面找到宏观调控“走入法庭”的具体路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诉讼可以考虑两种路径： 第一，建立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一定的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认为国家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实施主体或受控主体违反了国家宪法、宏观调控法（现尚未制定基本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侵犯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因其“宏观”，所以其必然首先涉及公共利益，（注释6：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宏观调控的诉讼应当包括对决策机关的诉讼、对实施行机关的诉讼和对受控主体（宏观调控涉及的具体市场主体）的诉讼，而前两者往往涉及的是公共利益，故主要引发的是公益诉讼。）而公益讼的救济内容，“不仅仅是要求被告对所受的损害的简单的金钱赔偿或修复，还包括要求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事业规模，或者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的出现或扩大，甚至禁止被告再从事有关活动，故而又被称为禁止性诉讼。”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一是规定宏观调控公益诉讼诉权。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实施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公民、社会团体或有关机关具有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解决纠纷或者保护国家或社会利益的权利。二是宽原告资格，摒弃原有诉讼法理论中关于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利害关系人和利益主体。笔者认为，具有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主体应包含以下几类：（1）直接利害相关人；（2）公益组织或社会团体；（3）间接利害相关人；（4）国家机关，比如英国的法务长官（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事实上，这种由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因其权威性和公共性，在我国尤其值得推广。三是确定审查范围。如前文所述，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审查范围，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也应纳入其中。四是确立激励制度。如，对原告实施奖励，“尤其是对胜诉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个人实施重奖，以资鼓励其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公务员之家: 第二，建立“法院之友”制度所谓“法院之友”，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对法院有疑问的事实或法律上的观点善意地提醒法院注意或向法院报告的人。“法院之友”制度是欧美法院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其目的是请当事人（含参加人）以外之第三者提供于案件的解决有用的意见和资料，辅助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法院之友”的产生，分为由法院依其权限委托以及由法院根据要求申明己见者之申请予以批准两种情况。能作为“法院之友”的，有政府机关、压力集团，也有专家学者。一般认为，英国是最早将“法院之友”制度引入审判制度的国家；在美国，“法院之友”制度是其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50年来，联邦上诉法院85%以上的案件都有“法院之友”参与。 笔者认为，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中，引入“法院之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单纯的法律判断并不一定能得出合理的结果，需要参考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意见才可能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二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承担审判职责的法院当然不可能全知全能，相关专业的人员介入并提供意见，可以保证查明案件的性质及真相；三是作为“法院之友”的权威专家的意见，极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而这作为一种无形力量，可以有效抵御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并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的产生。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分析论文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好于预期的成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4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7%，年均增长10.8%，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1倍；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得到更多实惠，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围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及时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节奏和力度，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避免了大的起落。 进入2008年，我国先后遭遇历史罕见的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指挥下，全国人民同特大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中央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过快增长，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保持了宏观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局面。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6%；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增长态势更趋均衡，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较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高，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加，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这些成绩好于预期，来之不易，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果。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 党的十七大科学总结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等等。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以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今年以来，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在8%左右徘徊，全年预计会高于去年。此次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深层次原因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过快的投资增长和出口拉动；直接原因是成本推动因素和外部通货膨胀输入。近年来，多数时期我国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明显高于消费价格上涨幅度，积累了原材料成本上升压力；为了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货币政策导向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国人民银行已数次提高贷款利率，资金成本呈上升趋势；节约能源资源以及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使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此外，多种因素使得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也在较快上升。在国际市场，随着石油、谷物等重要商品的价格急速上涨，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通货膨胀，欧美等发达国家也为越来越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所困扰。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年，我国外贸顺差维持在较高水平，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今年上半年，尽管贸易顺差增长放缓，但大量外汇资金和热钱却在加速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中美利差是热钱流入规模急剧扩大的直接原因。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所释放出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持续的流动性过剩，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对跨境资本流入流出监管难度的增大以及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波动，都要求我们充分重视金融风险程度提高的问题。 煤电油运的供应保障工作难度加大。由于国内需求增长过快，相关产品价格机制尚未完全理顺，以及多次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一些重要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今年以来国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煤电油运供求关系趋于紧张的状况。某些重要产品和部分地区的紧张状况较为严重，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缓解。这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抑制物价上涨带来了不利影响。 影响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增多。由于中央采取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有力政策措施，2004年我国农业增长速度达到6.3%，扭转了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粮食产量下降、农业增长缓慢的局面，进而取得粮食连续4年增产的成绩。但近年来农业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特别是今年，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较快上涨，保持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有利条件 当前，虽然经济运行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但也存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抵御自然灾害和外部冲击的雄厚物质基础。这使政府有可能组织协调各种资源力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3年底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过快增长拉动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已逐步运行到合理区间，防止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另一方面，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仍然是平稳较快发展，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GDP增速较上年虽有所减慢，但仍然明显高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全国财政收入继续较快增长。这说明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效益是好的，政府有能力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 在过去连续4年粮食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夏粮又喜获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增产对抑制通货膨胀、抵御目前世界性的粮价上涨危机、稳定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国现在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不仅比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的总和还多，也已经超过了世界7个主要工业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的总和，使我们具备了坚强的抵御外部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已经经历了特点各异的多次磨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迎难而上，战胜挑战，把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宏观调控的方向和重点 下半年，宏观经济工作应继续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在总体上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握好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加大稳健的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有效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前，特别应防止出现经济增长速度过度减缓而物价水平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只要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坚持科学发展，就能战胜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造成的困难。 根据目前形势的特点，当前宏观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应该是：控通胀、改价格、稳金融、抓农业。一是把“控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在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水平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应千方百计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保障居民生活稳定。二是把“改价格”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不久前进行的成品油和电价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应该继续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增加有效供给，抑制不合理需求，促进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和增产节约。三是把“稳金融”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要求。面对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复杂形势，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做到有备无患。应正确分析国内金融领域的问题，高度警惕短期资本流动和国际汇率变化的动向，充分认识金融危机的突发性特点，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四是把“抓农业”作为稳定大局的基础工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农业稳定增产、保障农副产品有效供给，无论何时都是抑制物价上涨和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应继续认真落实支农惠农的各项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争取实现更高水平的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摘要：进入2008年，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不少新的复杂因素，既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又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我们正处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正确估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努力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继续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下半年，宏观经济工作应继续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在总体上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研究论文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电子政府与宏观经济调控论文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关系论文 多年来，经济学界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统称为宏观经济调控，虽然已经有个别学者注意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但至今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讨论的文献。产业经济学文献中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主要是产业管制问题）的论著，管制经济学、反垄断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也有大量的讨论经济管制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主要讨论的是产业管制、微观经济管制问题，而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则有大量的讨论宏观经济调控的论著。这些论著对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专门领域的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并没有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在政府经济学文献中，也鲜见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系统讨论。在专门讨论宏观经济调控以及讨论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文献中，流行的观点是将宏观经济调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等同起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将政府等同于宏观，凡是政府做的事，都成了宏观经济调控；二是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还不能明确区分两者的异同。实际上，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一回事，宏观经济是有确定的涵义的，并不是任何经济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活动，从而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的任何干预活动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明确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且对规范政府政策、规范政府行为和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职能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对二者的相互联系与差别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论宏观经济调控 1999年开始，我国的“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全面启动。电子政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所高校才获准试办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经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网络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哲学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论文《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现代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哲学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电子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企业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经济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教育一起发展，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邪教及时、正确。几名“”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经济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学家C、V布朗所说：“东亚发展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政治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企业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中国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交通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现代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中国，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台湾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电子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法律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试论土地管理如何参与宏观经济调控 （福建日报社） 【摘要】土地管理作为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若干途径供参考。 【关键词】土地管理 宏观调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开始，中央提出将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要求国土部门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对土地总量和利用结构进行干预，以加强对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2006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转折c，体现了中央决定通过土地闸门（又称之为“地根”）实现对经济调控、土地保护等多重目标，这是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宏观调控措施的必然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战略措施。今后，必须从站在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充分发挥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积极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从而实现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重要的调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2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具体的土地管理政策时缺乏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主要是由于将土地管理作为国家或地方宏观调控手段还处于摸索阶段，既缺乏理论研究成果，又缺乏实际经验。基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要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不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市场混乱、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违法现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要求土地政策能够从战略层面上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不同地区的土地政策来引导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及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标相互博弈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加强耕地保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一味地追求GDP第一，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土地利用政策时，存在着相互打架的现象。众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动产，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着土地的监控权和审批权，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则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体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土地违法违规现象时，土地用途已经发生改变。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违法现象存在时间差，才导致地方政府一味地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领导个人政绩而乱占滥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闸门”长期控制不紧而直接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30%要上缴中央财政，70%要留给地方政府专项用于耕地开发。但事实上这70%的有偿使用费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不完善，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专款专用”，实际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显然不知情。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出让行为，可以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土地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到位，甚至“阳奉阴违”。因此，要使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首先就必须要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土地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也要更进一步地加强对土地收益分配的监督。 2.4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未发挥“龙头”作用 从我国前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规划的“龙头”作用，各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在实际中落实，使得规划只是流于“手上画画、墙上挂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行体制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力不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经过多方论证并由上级政府严格审核批准并实施的，从法律层面来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旦审批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而现实情况却是现行的规划大多数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领导的意图，一些领导一味地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而无视规划的严肃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规划在执行中权威不够、约束力并不强，难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上下级衔接不够，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础工作不扎实，规划编制采用的基础数据不实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评价反馈及论证等步骤，导致基础数据不详实、上下级沟通不畅、相互衔接不力，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 3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途径 3.1调整土地供给结构，优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实现土地管理积极有效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引导和调节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否起到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给政策不同，则其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也会有所差异，会导致土地利用主体、相关利益主体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结果，从而会直接影响土地资源利用及配置效率。运用土地供给政策实现参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调控，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总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预，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及优化土地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配置，进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3.2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统领”作用 目前，我国依然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自身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难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客观上要求中央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我国《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及其严肃性，根据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城乡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区和控制不同用地类型的数量，从而达到从宏观上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调控土地供应总量和结构以及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级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区域宏观调控的作用，继续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坚持以供给引导需求的原则，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统领”作用；同时，严格执行实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轮规划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严禁修改调整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对于确实需要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务必要从严审查、从严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 3.3构建土地政策调控体系，强化其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政策、土地供给政策、土地市场政策、土地税收政策、不动产登记政策等。今后，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能就要努力构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体系，加强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间、不同的土地政策与外部实施环境之间形成有效的配合与互动关系，尤其是要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属性，要充分地意识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不仅是调控土地资源、土地资产，更是调控土地资本。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项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因此，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就必须要坚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步伐一致、协同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转型，如果完全采用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难以有效完成现阶段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有效推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完善、有效发挥调控功能的同时，要强化土地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这就要求未来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国家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统领，既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又要能够及时与其他政策协同一致；又要适时考虑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错位”，只有如此真正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浅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区域经济增长 摘要：宏观调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目前我国主要的经济管理手段，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参与导致经济投资过热，从而致使我国经济出现波动，在这其中涉及到了行政的因素，如何科学的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政府必须要在调控的过程中，辅助一些行政手段，从而保证调控行为的有效性，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长远发展。 关键词：地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增长 引言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提出，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近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往以来，地方政府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调查，对于当下我们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政府宏观调控下的经济现状 1.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发展的问题，中国过去一直是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从人口的迁移和城乡空间的格局变化，一直被集权政府所制约。另外，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域在地理环境、人口状况、自然资源、历史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都需要严格按照计划来进行资源分配利用。 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而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财团事先进行计划。其优势是能够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基本上保持平衡，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计划经济存在的缺点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等。 2.宏^经济性质及其管理局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其基本的运行模式可谓已经渐趋完善与成熟。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经济也应该是一种管理经济，管理就离不开政府。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是政府干预。我国实行的是以计划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宏观经济计划是对包括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经济总体的计划。“管理失效”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局限，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市场机制被弱化，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认识大数据时代特征方面仍处于初期阶段，使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的构建面临重重困难。 （3）政府决策大部分的做出所依据的是一种经验式的总结，然而当信息片面失真时，将导致政府作出错误决策。 二、政府如何做好宏观调控的建议 1.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除了要调控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还要加快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调整步伐。积极构建包括煤、电价、天然气及成品油等在内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彻底来改变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合理的情况。 其次，要合理确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力，做到不同部门科学分工，尽量避免出现职能交叉现象，防止出现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互不负责的情况，以精简、统一为标准，协调政府组织部门，科学进行宏观经济管理。 最后，针对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与机遇，需要对宏观调控的政策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和判断，政府对市场全面的、系统的、适当的操纵，它承认市场的基础作用，放弃了计划主义，但又不介意对市场，主要是价格进行干预和操纵，来实现短期目标。 2.抑制地方政府经济过热投资 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提升双重因素的激励以及督促作用下，地方政府往往非常热衷于进行投资，当然，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不理智的、违规的投资行为。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中央的政府在监察上并未投入过多，从而更进一步深化了投资的热度，当然，持续的投资过热势必会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我国宏观的经济波动有很大程度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所造成的。为了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状态，必须要采用一些辅助性的行政手段，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行督查和引导。 3.把握好宏观经济调控的有利时机 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必须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吃穿等基本需求，还应当通过宏观调控对国民的工作进行调整，然后宏观经济调控要把握好有利时机。主动性调控建立在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认识、及时判断和决策的基础上；而被动性调控往往建立在调控主体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认识、判断和决策，不准确、不及时的基础上。只有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对国民经济运行做出预期的和前瞻性的调控，才能主动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有效地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 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三、结语 综其上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久，在这个经济转型期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地方政府的官员过于注重眼前利益，追求发展地方经济，盲目的进行投资，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形成影响，政府必须要在调控的过程中，辅助一些行政手段，从而保证调控行为的有效性。我们在未来要大力发展创新型企业，建立科学发展观，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长远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控策略分析 【摘 要】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发展，现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当认识到后危机时代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深思，要积极的调整经济结构，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抑制通货膨胀，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本文就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控策略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控；策略 一、引言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探索国际合作道路，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这样的世界经济环境大背景下更好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调控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主要形式，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后危机时代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暴露出来许多不足，而要想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针对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方向以及具体政策的制度都必须结合时代背景不断加以完善。 二、后危机时代的概述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就是指在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由于危机之时出现了缓和，造成危机的根源没有得到消除，危机也没有结束，从而使得经济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危机还有可能会再次发生，从而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故此，在后危机时代里，我国应当居安思危，深刻保持清晰的头脑，要审时度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整策略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我国当前社会里，民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后危机时代里，政府要加大和支持对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的保障力度，要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和健全社会社保法律体系建设，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度，真正的让群众享受到国家的福利，让人们对未来有较为明确的预期，安抚民众，从而争取民众的力量，公共致力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的增长。 2.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 就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众多原因中可以看出，房地产调控的不合理是造成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政府对房地产调控不到位，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直接引起了危机的爆发。在后危机时代里，我国政府部门应当认识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的调控，制定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政府部门要重视对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监督，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其次，要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加强风险控制，加强贷前审查，降低风险。另外，国家应当征收房产税，通过征收房产税来抑制投机倒把的行为发生。 3.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 就金融危机问题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与金融监管工作的不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后危机时代里，我国政府部门就应当重视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作为政府部门，要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科学的监管，要定期对金融市场进行排查，了解金融市场发展状态，及时发展问题，及时解决，促进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要成立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要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 4.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为转变外贸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从2008年9月开始，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拉动内需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出现了全球性的通过膨胀。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就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货币政策进行适时、适度、科学的调整，由自由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文件的货币政策，同时要处理好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控制信贷规模，环节通胀压力，调节经济结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容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的更好发展。 5.加大教育领域的投入 在后危机时代里，人才显得越发重要，而人才的培养主要途径就是教育，要想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加大教育事业的投入，要严格办学条件，加快九年义务教育向十二年义务教育的转变，加大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投入力度，从而为我国培养更多的人才，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 四、结语 后危机时代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策略也暴露了许多的不足，要想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后危机时代里，就必须居安思危，不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战略，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强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只有根据时代形式来对宏观经济策略进行调整，才能推动经济的更好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从宏观经济调控浅析我国供给侧改革 [摘 要]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种调节与控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我国宏观调控需要将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定向调控以及精准调控有机结合，并将调控重点由需求适当转向供给侧改革，以促进经济的恢复与新增长。 文章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探讨了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调控原则及宏观调控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宏观调控;新常态;供给侧改革 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从2015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经济突出表现为增速稳、结构优、就业好、国际化等几个方面的特征。 从增速看，2015年宏观经济的平均增速为6.9%，GDP规模为676708亿元，约合10.8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总量为16.4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约相应于美国的66%。而从GDP的增量来看，中国2015年的增量约为7500亿美元，而美国则仅为4300亿美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美国的1.75倍。 从结构看，2015年我国产业结构比例关系表现为9∶40.5∶50.5，第三产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并较第二产业高出10个百分点;在城乡结构上，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56.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比2014年缩小0.02;在动力结构上，2015年资本形成额、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6.4%、32.3%和1.3%，最终消费在GDP增长中发挥了支柱性的作用，同比提高15.4个百分点;在区域结构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而在居民收入结构上，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较2013年的0.473和2014年的0.469明显减少，居民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从就业看，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就业形势的稳中有好，2015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统为30.6%，较2013年的31.2%和2014年的31%持续明显下降，在居民收入达到35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消费结构也远超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从国际化看，2015年，我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和发展，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保持平稳增长的同时，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风险分析 就目前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一直将确保就业市场稳定作为重要管理指标。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政策的实施，就容易影响就业市场的稳定性。因为，“去产能”政策的实施要求进行国内过剩产能问题的化解，需要完成“僵尸企业”的处置，因此将会给企业所在地的就业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就实际情况而言，国内的钢铁、化工、煤炭和船舶等行业都是容纳大量就业人数的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同时也都是产能过剩的行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容易导致企业和政府承担一定的金融风险。就目前来看，房地产、钢铁等制造行业都属于资金密集行业，拥有着较高的负债率。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将得到不断扩大。但在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情况下，这些行业也将产生财务风险。而对于供应链金融来讲，这些企业是核心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上下游的企业运营受到影响，继而导致所有相关企业的银行贷款出现问题。此外，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拥有着较高的负债，一些市级和县级政府的负债率甚至高达100%。在供给侧改革实施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过去积累的巨大金融风险将得到释放，从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事实破产”状况。 三、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调控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调控产出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从运行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需遵循几大原则： 第一，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的关键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对市场运行产生引导和促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根据市场运行的规律和价格机制设计政策体系。 第二，稳中求进的原则。我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但仍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改革的进程中要坚持稳中求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型调控之中，也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基本策略。 第三，结构性调控为主的原则。尽管稳中求进是重要的基础要件，但在实际调控中，仍须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作为主要调控对象予以应对。 第四，注重政策效益和调控质量的原则。要建立政策工具的筛选机制，工具包的设计组合机制，政策体系的优化完善机制等，从而提升政策的效益，并增强调控的质量构成，既避免政策缺位，又防止政策力度过大，引发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 四、宏观调控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发挥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从强调总量的调节，发展到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有结构性地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足以见得需求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经济治理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这是国家经济治理思路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学派主张的表现。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端入手，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通过调整经济要素比例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与扩大内需的“需求刺激”相比，“供给侧改革”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如今，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就目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大环境来看，如果要发挥我国经济的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就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不断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但是，发挥我国巨大潜能和优势存在一定的阻碍，因为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持续发展，往往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阶段。 结束语 总体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实践创新，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现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好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降低企业负担、强化风险管控等重点工作。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挑战及机遇 【摘 要】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了进一步深化，在这一重要发展过程中，就要能注重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的优化。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下，对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会带来影响，民营企业就要利用此次改革，全面优化企业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就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进行分析，然后对民营企业应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策略加以探究，希望能通过此次理论研究，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营企业；宏观经济调控；机遇 一、引言 民营企业是我国企业群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我国的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只有注重民营企业的发展，才能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顺利。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环境中，通过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对民营企业就会产生一些影响，民营企业就要利用这次时机，发展自己的企业。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加强研究，对实际发展就能起到促进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以及挑战 1.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机遇分析 宏观经济的调控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机遇，对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促进作用，使得民营企业从低端向着高端化的方向迈进，在技术优势方面的发展就会愈来愈突出，在市场中的发展前景比较鲜明。再有就是对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度有了加强，开始向着研发型的方向迈进。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下，对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有着积极作用，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发展也有着积极促进作用。这些发展的机遇民营企业要能牢牢的抓住，只有在这些机遇方面得到了重视，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宏观经济调控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挑战 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下，对民营企业就带来了诸多的发展困难，其中人民币的升值就会使得民营企业的利润遭遇下滑的情况。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的影响下，各国间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争执压力等，这就会造成人民币的升值，这样就会使得出口型的民营企业出口乏力，在经济利益上也会出现下滑的问题，严重的就会造成民营企业的倒闭以及外迁等后果。 再者，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实施下，在劳动力方面的涨价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对民营企业的用人成本也提高了，并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以往的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的企业，在这一形势下就会出现亏损以及倒闭的现象。宏观经济的调控实施下，在原材料的涨价会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些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宏观经济调控下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度也增加了，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三、宏观经济调控下民营企业的应对策略探究 第一，为能使得民营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就要能在宏观经济调控下，注重发展策略的科学实施。民营企业要能从分散竞争向着联合竞争的方向迈进，对企业的集合度要能进一步的创新发展，从而有效的实施生产的规模化，民营企业要在资本的集聚方面进行加快，在规模化的生产基础上能进行强化。民营企业要能从生产导向向着市场导向的目标转进，引领社会消费，在新的效益增长点的创造上能进行加强。 第二，民营企业要充分注重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要能加快步伐。民营企业的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企业要能从整体的发展上进行着眼，在宏观的经济发展的高度上进行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加强。民营企业的经营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在核心竞争力上加以明确化，避免盲目的扩张以及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要能紧密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相结合。 第三，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中，充分注重企业改革的措施落实，和市场的发展进行结合，以及注重对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完善，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经济的发展。还要能够在自身的创造能力上不断的加强，以及对自身的管理水平上进行加强，将科学管理的目标得以实现。在具体的措施实施上就要能在管理的体制上加以完善化，在管理中的专业化以及品牌化等目标加以实现。只有在这些基础层面得到了加强，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就要能充分注重自身的发函思路的调整，民营企业要能发挥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中从新的角度思考，对发展成本进行有效降低，在产品的质量上能有效提高。还要能充分注重自身的建设工作，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比较关键，加强自己优势的充分发挥，在产业的强势上得以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环境下要充分注重方法策略的科学实施，只有注重民营企业的发展策略科学实施，才能真正将企业核心竞争力得以提高。通过从理论层面对民营企业在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以及应对策略的分析，对实际的发展就能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宏观经济调控论文:关于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在市场机制的长期作用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偏向出口。出口作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高度依赖出口打破了原有经济结构的平衡，其弊端终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露无余。本文结合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提出若干针对货币政策的建议，并简要探讨了运用货币政策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改变中国经济窘境，实现经济增长路线回归正常运行轨迹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一、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窘境 1.经济结构中需求结构失衡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最优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最优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 要改变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加强进出口贸易额间的协整关系，实现进出口总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同时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从源头上将我国外汇储备稳固在有效范围之内，防止人民币的增值幅度脱离预期掌控，避免资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时适当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刺激项目建设贷款，实现外资的再投资与再利用，间接影响国际国内的货币供需，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分散外汇的持有风险。 3.促进经济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应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双向平衡，同时继续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改善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非效率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要素及路径的良性转变。合理应用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工具）来调控就业结构、产出结构，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同时积极迎接新经济的严峻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

汉语言文学论文:论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论文 通过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的人文素养和修养,在汉语言文学中渗透审美认识是当前汉语言文学学科的重要提升。本文通过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与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来更加明确汉语言文学的历史使命。对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的探讨,旨在研究新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理由,进而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 1.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汉语言文学直接体现着人文精神,在汉语言文学学科中,包含着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其核心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汉语言文学重在对语境、语言的认知,它承载着传承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要责任。 对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进行分析,需要引出孔子的善美审美观年,孔子认为,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这句话主要是说韶乐丰富多彩,有善有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其充实的思想内容非常符合善的要求。而武乐的艺术形式虽然也是完美的,但是结合武王伐纣建立王朝的历史,它与孔子所向往的上古礼治有所违背,没有充分显示出武乐的善。孔子认为善与美是相互统一,相互协调的,只有二者和谐的融为一体,才能实现完美的艺术形式,在古汉语言文学中,善和美缺一不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孔子的汉语言文学审美理由,他主张尽善尽美,其实是他对文学艺术提出的要求,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是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和谐统一。而在他写作文学的过程中,却并不能够真正实现善与美的统一。在古代汉语言文学中,美和善相互分离的现象并不罕见,学者常常重视对其中一方面的突出,而忽略对另一方面的阐述。这种极端的做法主要是由于古代学者对文学艺术思想内容的重视,他们容易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墨家的作品、先秦法家的作品、宋学以及晋代的玄言诗等,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客观实用性,并不能真正表现出艺术的美感,无法为欣赏者带来愉悦的审美感,使得作品显得枯燥无味。又如南朝的宫体文和骈体文,这类作品往往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而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作者讲究文字的字斟句酌,作品修饰性很强,却并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最终使得作品华而不实。 2.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分析 不同的文学作品带给读者不同的文学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对人生的深思与观察也会发生转变,不同的文学时代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景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多是对历史的沉思与深思,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是沉思的审美。在沉思中思索历史,思索人性,沉思历史意识形态。在一九八零年代,从创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政治拨乱反正与历史的沉思,这是这个时代的共有声音,诗人与作家在反思历史中揭露伤痕,发生拯救思想的呼声。从整体上来看,文学的审美沉思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十年中像一盏灯一样,牵动着有理想,渴望光明的诗人与作家的心灵。 汉语言文学论文: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 作为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语言对社会之重要已无可厚非。而作为一门研究、解析语言的专业,语言文学所能起到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亦是无可估量的。从小时候的呢喃学语再到上学后的“一去二三里”,语言文学好像一直都离我们不远,对于许多报考志愿的学生来说,语言文学也成了最容易接受与掌握的学科之一。由此可见,语言文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广却不具备太强专用性的学科。 一、学习时常遇到的问题 1.学习方式的问题 在学习一篇文章的时候,老师时常会因为一句话而抽丝剥茧,层层剖析。学生在此时亦会学到许多的笔法及用词讲究。而当这些学生有了一定的文学积累之后,再让这些学生去完成一篇几百字的作文的时候,却不难发现这其中掺杂着不少笔的流水账。究其原因,并非是这些学生的笔法不够华丽抑或文字拿捏不够准确,只是因为这些学生无法构架一个完整的故事。此类现象虽然多数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身上,然积习难改,这类问题在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身上亦有体现。 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在赏析文章时多会于小处过分执着,遇到一难解字眼便要刨根问底,查个分明。然小处虽然明白,于文章整体之立意却少有领略。这样的学生、学者或许能写出一篇很美妙的诗歌或者散文,但却很难写出一部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来,原因便是他们对于文字的驾驭虽堪称一流,但却不会讲故事。这也是许多文学从业者会遇到“学而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2.应用的问题 当毕业之后面走上工作岗位,许多人却发现自己以往学到的东西在这里居然没有一点用处。有些人则会出现学是一套,用时却是另一套的现象。前者是不懂得学以致用,后者是不愿意去用。 前者是学得过于刻板,而文学却又是一门非常抽象化的学科。想要刻板的运用抽象化的知识自然很难。而后者则是寻到了一条属于自己或者适合自己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多数是由他们自己不断摸索出来的。只是这种方法尽管适合自己,却未必是正确的。 笔者无法在这里凭一两句话去改掉这两种人的诟病,但却愿意在写作方面分享一些心得:写文章首先要明确其立意,想清楚这篇文章想要突出什么。然后则是文章的来龙去脉、结尾方式。理清故事的主线、附线,若要写的是一篇小说,则要懂得如何安排故事的高潮。当一切都想清楚,之后,自然能做到下笔如有神。很多大学生由于长期习惯了书写议论文,导致后来无论写什么都会带几分“议论”问道。其实要避免这一积习也很简单,议论文是将主观认为对的观念写出来,在写其他文体的文章时只要尽量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讲述即可。 二、文学市场的低靡 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尽管出了一位莫言,但只凭其一人之力却难去中国文坛的低靡之风。而中国文坛之所以低(文秘站:)靡,原因多为以下几点,第一、当代中国作家讲的故事多数已与现实脱离,再难让读者从中寻找到共鸣。第二、受网络文学的影响,当代年轻人的阅读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老一代作家改弦更张,有些甚至封笔。而新一代作家所书所写又大多只能给人一时的新鲜刺激,却难有什么文学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坛一度低靡的原因之一。 三、自身能力的问题 村上春树曾将人的意识比作地下的两层,他说通常人们写东西只要发掘到地下一层就已足够。但想要深入人心,则要去发掘地下二层的未知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两层所谓的地下世界。对于许多从事写作的来说,他们也都可以窥探到那地下二层的世界。但很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将在地下二层所看到的东西描写出来。原因有二: 其一、文学功底不扎实。有许多人在写作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明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个很好的片段,但却怎么也无法将其描写出来,即使勉强写出来也是词不达意。其原因便是平时的文字积累。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只能靠不断地累积。 其二、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对此上文已做说明,便不多重复。但仍有一点需要说明,许多人写故事多凭着一道灵感和一股热情,但等灵感用光,热情耗尽,故事却不过刚刚写出一个开头。其主要原因,便是没有事先想好一个完整的故事构架。 结束语: 语言文学其实是一门不是专业的专业,只因为他包罗太广,甚至是其他专业都是都被网络其中。而对于那些无论是从事研究、写作,或者是传媒、教育等其他行业的语言文学学者来说,不将专业当专业看才是最重要的,广博的知识和优秀的人文素质才是里根之本。最后多说一句,虽然文学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但好在也不会做无用功,任何一本书的阅读和任何一段文字的叙述都是一种积累。 汉语言文学论文:激情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授课不可或缺的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着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 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 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 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 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汉语言文学论文:对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 汉语言文学 对接性 实践能力 多媒体技术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第二,实现多媒体技术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 在科技时代,语文课堂教学一般都会运用到计算机信息技术或者是多媒体教程,远程教育也被广泛地运用到语文教育中,各种各样的新型教学形式,教学活动被广泛地开展起来。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其实就是强调语文教育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些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收集更多的教学素材,或者更多地借助多媒体或者网络等渠道从汉语言文学中汲取更多的语文教学内容,汉语言文学作品库就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可以满足语文教学的许多素材收集及发展。另外,现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或者是大学的语文教育已经基本能够实现多媒体教学,特别是高等院校,在汉语言文学多媒体教学方面,发展的比较完善。但是由于汉语言文学教育涉及到较多的专业性知识,所以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涉及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相对较少,高等教育阶段才会开展这方面的专业课程,这样就导致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断层,即初中等教育阶段断层,而高等教育阶段突然拔高,因此,汉语言文学教育有必要更多地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去。在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就为将汉语言文学教育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事实上多媒体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语文课堂教学,因此可以探索更多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汉语言文学的知识更多地带入到语文课堂中去,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之间,实现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对接,通过多媒体技术架起二者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第三,更多地实现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 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不仅仅体现在二者关系的对接,还应该考虑语文,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课堂,与教师或者学生之间的对接。这种对接主要体现在对人文关怀方面的对接。人文关怀一直是现代教育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两个方面,人文关怀更应该被重视。不管是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学,他们都是属于文学化的东西,文学要融入学生的生活或者走进他们的心灵,就需要教师在进行语文或者汉语言文学教育时,更多地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可以说,都充满一定的情感意识或者二者都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和丰富人的情感,但是,实现这些功能,不管是汉语言文学教育还是语文教育,都需要增加教师教学中的人文关怀,这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情感的关怀,或者是采用有效的方法来增加教学情趣,活跃课堂氛围等方面,建立学生和课堂的互动,促进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沟通。总的来说,人文关怀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品格,另外,人文关怀对促进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发展来说,也是很有利的。 汉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学习方法 汉语言文学学习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谈,沟通是十分必要的,汉语言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通过各种方式使用汉语言,掌握汉语言这门基本的课程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汉语言文学的类型繁多,种类丰富,有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等,针对不同类型的汉语言文学,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这样才能够掌握好汉语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与其他语言或者课程是有共通之处的,比如说,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记忆技巧中,在背诵诗词歌赋时,可以采用一些背诵技巧,譬如英语单词的背诵技巧有词义分析,联想记忆法,词缀词根的分类记忆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语单词有许多的后缀,如—tor,或者—er,有这类词缀的单词一般属于名词且,比如work加er后缀变成worker,就从动词变成了名词。类似英语单词这种单词分类,后缀等的记忆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中。汉语言文学的有效学习方法要在学习经验中,多加总结或者套用一些其他科目课程的学习技巧。另外,在学习汉语言中,针对字词的学习可以通过形声字或者句子等来帮助记忆和学习。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通过变通来解决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注重技巧和方法,要提高学习效率或者掌握更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就必须要下足功夫,探寻有效的学习方法。 一、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要系统化 汉语言文学主要由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组成,汉语言这门课程的学习强调系统学习,要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首先要把汉语言的内容,模块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在脑袋中形成一定的知识架构,这样,才能够实现知识的衔接和记忆。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在编排上一般会按照基础到提升部分,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必须要按照基础——提升,这样的顺序,系统化学习是能够全面地掌握整体知识,系统化学习还讲求对知识的衔接,汉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对后面较难的部分是关键的,只有掌握基础知识才能够进一步学习更深的部分,汉语言系统化学习就要求不能够遗漏任何知识模块,否则系统化学习就不完整。汉语言文学的组成成员中,相对比较基础的内容,比如汉字或者词组,要完整地掌握这部分级别较低的组成成员,就像英语学习中,单词是基础一样,没有单词就没有完整的句式和文章。认识到课程的系统性,然后明确学习顺序,知识的结构,学习中才能在脑海中形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蓝图,汉语言系统化学 习就必须对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然后才能够打好基础,以便后续学习中将知识模块串联起来,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地联系起来。系统化学习还能够方便我们的记忆,很多人在学习语言时,记忆的东西总是成为一个难点,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些必要的记忆技巧,另外,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性地进行记忆,没有掌握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样他们要记忆东西就会比较难。只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系统化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在学习中把握好系统化学习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汉语言文学。 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必须要抓住学习重点 汉语言文学内容丰富,并且理论也很多,要学习好汉语言文学就必须对学习内容进行必要的整理,总结,要把握汉语言文学的重点内容,深入学习。其实,任何科目都是有偏重点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也有它的重点,加强对重点的学习,有目的性地学习才能掌握真正有用的东西。汉语言文学中,存在着名词术语较多,知识点多,语言或者句子的表达形式多样的情况,因此,面对这么多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啃下来,只能是有针对性地抓出重点来学习,抓重点学习又具体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针对名词术语的学习,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对汉字,词汇,拼音,语法语音等的重点学习,拼音是汉语言的基础,掌握拼音,我们才能实现语言的沟通,只认得字而不会读是没有用的。抓住重点来说,就首先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也是重点的部分来深入学习。另外,语音学习的话可以通过磁带或者录音等来配合我们的学习,磁带或者课本一般会有配套的磁带,它有很全面,正确的语音教学,可以多利用这些东西来学好汉语言基础。第二,是对句子或句式的分析方法。汉语言文学从词汇到句子再到整片文章,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汉语句子句式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汉语言句式分类很多,有陈述句,感叹句,反问句等等,这些特殊的句式对句子的意思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同样一段文字,加上不用的标点符号意思就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句式学习不仅是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只有搞懂每个特殊句式,才能够正确理解文章的意思。要掌握句式的含义,必须要掌握每种句式的结构,遇到具体问题还要进行句式分析,经过分析确定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另外,汉语言文学中,在文言文的学习上,是相对比较难的,文言文的句式其实也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构,面对文言文时,要分清楚每段话的特殊句式或者句子的含义,分析和探究汉语言文学的句子句式,掌握这个重点,这样对能更好地学好汉语言文学。第三,汉语言中,对关联词,连接词的重点掌握。汉语言文学中,句子与句子之间一般都要通过关联词来进行链接,关联词对整片文章的衔接性或者通顺与否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关联词的意思不明确的话就不能够搞清楚句子的意思,所以,在学习好汉语言文学时,关联词的学习也是一个重点。关联词就像词汇一样是必须花时间去记忆,积累的。在日常沟通中,关联词的运用也是很多的,关联词应该作为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一个重点来讲,汉语言的学习重点,总的来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还有理论表述方法等等,但是,归结起来就是要对汉语言文学进行重点模块学习,不能够全部接收也不能全部放掉。只有抓住重点,学习效果才会明显,学习效率也才能够提高。 三、多动手,多做练习才能够掌握知识 前面提到的主要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重点,在上述的基础上,学好汉语言文学还有一点重要要求,就是要动手实践,多做练习。我们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学到再多的理论或者懂得再多的学习技巧,没有动手去实践,没有做配套的练习还是不能够掌握知识的。俗话说,勤能补拙,勤动手,多做练习才能把学到的理论进行实践,才能在做练习过程中发现知识的学习是否有遗漏或者学习重点是否正确等等,学习汉语言就不能离开实效练习。做练习,是我们检验学习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巩固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做练习中,我们可以深入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或者研究,也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掌握基础知识和理论依据的同时,必须要多做练习才能够平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才能够综合学好汉语言文学。 总的来说,汉语言文学的学习需要全面地、系统化地,并且有重点地进行,有效的学习不仅需要学习技巧,还需要多做习题。掌握有??的学习技巧后,要配合多做练习才能巩固知识,这样才是科学的、有效的学习方式。 汉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教育 在我国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中,新课程理念首先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教师从思想根于认识到教育权威性的转变,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播着与教授者, 而是要努力尝试作为学生个体成长与综合素质提升的指导者和助手的角色, 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索与研究的过程。因此,在新课程理念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有深刻的认识,并立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切实转变自身所具备的教育思想,树立以“ 育人为本 ”的基本观念 ,适应时展和社会科技整体进步的综合要求, 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一是立足于专业知识的强化,构建扎实的学科基础,提高理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二是通过稳固的基础知识,建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框架,同时开展深入浅出的教学创新工作,提高学生对于学科间融会贯通的能力培养。着眼于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创建和谐的教学体系。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 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这些现象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就业。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特点 新课程背景下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基本要求不同于以往 汉语言文学教学更多得将听、说、读、写作为终极目标,在汉语言文学新课程标准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包括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三个维度。汉语言文学教学不仅增加了新的内涵, 而且凸现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团结协作意识,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交流能力。 它不仅体现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趋势, 更回应了社会发展对人才基本素质的需要。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求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发生彻底转变, 就要求汉语言文学教师首先要发生重大转变和完善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学作品中展示的艺术境界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功能,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质来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本身美的魅力,产生深切的情感体验,进而逐渐形成审美感受、审美意向与审美品位。所以,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努力引导学生对课文所描绘的美进行鉴赏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其外部结构的表现形式和内部结构的情感渗透,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 3、汉语言文学教学重在培养学生有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 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 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 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 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 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改变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的措施 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新课程理念在对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转变的指导中, 不但要求教师积极寻求教学观念的更新,而且要注意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角色转变。在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 教师要通过精心的设置与合理的安排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 而且要注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进而才能实现将课堂转变为学生活动主阵地的教学目标。 2、实践应用能力的强化 强化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变换思想练习, 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新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中,不但要对传统教学方式方法进行彻底的革新与完善, 而且要注重对于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强化, 进而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优化。 在现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练习是课堂活动的基础部分之一,在习题中教师要摈弃传统的观念, 在练习中引导学生不断变换思想,不仅能巩固知识,形成技能,而且能启发思维,培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结语: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但随着就业环境的日渐复杂和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用人单位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量日益增多,这就使得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必须进行一场教学革命,在建立好学生的道德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贯彻汉语言文学的实用价值,着眼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分析 摘要:汉语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语言,历经了长期的发展和演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经过了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变革与发展。新时期新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是汉语言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从这一问题出发,进而结合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汉语言 产业化 国际化 发展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实现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做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际间交流的友好桥梁。而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媒介,其对于国际双方的交流来说意义重大。中国作为语言文字的重要起源国家,语言文化历经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汉语言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必须大力的开展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扩大其影响的力度,逐渐的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大发展和大交流,进而实现其全面的发展。当然,要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让汉语言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还需要积极的进行探索,进而寻求出有效的方式呵呵途径。下面,笔者就将结合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新时期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上,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是这样。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汉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和变迁,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的人民都在积极的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感受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学,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也是汉语言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必须迎接机遇,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 当然,汉语言文学要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需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结合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就要更加的树立自身的特色,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不断的实现突破和提升。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国际化的规划,有步骤有层次的实现汉语言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二、对于汉语言文学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探讨和分析 1.树立起产业化发展的理念,不断的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产业化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对于这种文化自身的发展以及长期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要实现好的发展就需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发展的力度,针对这一问题,产业化地发展模式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那么就要有效的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分析和探究,进而寻求出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划。那么,从当前的汉语言文化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就需要依照汉语言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古汉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汉语言文学最为丰富的素材宝库, 他对于汉语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革,近代的白话文开始兴起,汉语言文学也就开始了一场变革和发展,而现代青少年对于深入学习研究古汉语和国学的耐心正逐步丧失。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应该与汉语支撑并由汉语表达的中国的价值观理念结合在一起,而不应该是由汉语描绘出的其他文化的内容,在这方面需要加强注意。 2.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就需要做好全面的规划和详细的分析。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其国际化的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更大范围内接受汉语。这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让汉语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认可,这对于汉语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语言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在这方面汉语言的发展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平台。与此同时,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就要建立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很多重要的组成,但是在发展汉语言国际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将汉语言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化。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人力以及物力和财力上,在这几个方面做好支持。最后,汉语言文学要渗透到的是世界各国,不应该急功近利只盯住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欧美各国。要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就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放眼全球的发展规划,进而建立起汉语言发展的体系。 3.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对于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必须紧密的和国际化的发展大环境联系起来,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任何淡化了或者是脱离了国际化来谈产业化都是片面的,缺乏客观性的。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国际化与产业化是互相支持和紧密相连的。所以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和产业化路子就要将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还需要加强其自身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的树立品牌意识。对于汉语言的产业化发展来说树立品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也是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需求。同时,产业化和国际化应该是共同进行的,这一点美国的全球精英教育不可谓不是典范。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与振兴不仅仅只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应该是与中华民族的崛当然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和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和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一道走向世界。而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支持和后盾,这就需要国家在汉语言的发展上予以支持。我们相信只有多方联手进行准备,汉语言的发展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汉语言文学论文:对汉语言文学类就业方向探索 汉语言文学是一个传统专业,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类大学几乎都有此专业,在精英教育的年代,高校设此专业主要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和语文教师。随着高校扩招,精英教育也随即转为大众教育。社会需要的研究型人才以及语文教师都很有限,如何解决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问题迫在眉睫。为此,笔者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及社会需求进行调查,以期分析大众教育时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及社会需求调查 笔者2011年2月21日在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网站()上相关调查问卷,2011年5月25日结束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2份。此次填写调查问卷的同学多为普通高校大一学生,一半以上的学生因为对汉语言文学有浓厚的兴趣而选择该专业。通过调查发现,尽管54.8%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想从事该方面的工作,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情况了解不深,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集中在语文老师、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记者、编辑、文秘、公务员及科学研究等六方面。通过表1可知,此六类方向多为传统的行政及事业单位,大多数学生忽略了汉语言文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不了解市场的发展对于汉语言文学素质的社会需求情况,从而影响了他们就业意向的选择及判断。为此,笔者对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年级学生进行了访谈,面对面了解他们对于就业的看法。大多数同学的就业意向基本上追求工作稳定,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以上六个方向中;有部分同学表示想出去在社会上闯一闯,但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很迷茫,不了解市场的企业中有哪些岗位可以让自己学以致用。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询了一些国内知名的招聘网站,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社会需求情况,以下以51job网站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2011年6月4日,笔者在51job网站上,用“汉语言文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搜到1584条相关结果,招聘公司涉及教育、软件、网站、科技、传媒、房地产、旅游等各方面,由此可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范围非常广。通过对上述结果进行分类搜索,文案及策划类岗位799条,编辑类岗位512条,文秘类岗位201条,教师类岗位162条,企业文化类岗位111条,前台类岗位27条,其它岗位21条(因有些岗位界限不分明,上述分类数据稍有重复)。由调查可知,传统的就业方向语文教师的社会需求已经比较有限,逐渐趋向于饱和,而文案与策划类岗位随着文化产业的繁荣异军突起,社会需求持续增长。编辑类岗位紧随其后,但大多不是传统的新闻或出版单位,而是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网站编辑存在较大缺口。随后,笔者查阅了汉语言文学各类招聘岗位的具体岗位要求,通过统计、分析及比较,发现尽管每个公司的岗位要求各不相同,但多集中在文字表达能力、办公软件运用能力、思维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团队精神、职业素养等六方面。经过分析整理,各类招聘岗位要求如表2所示。 与此相关,笔者调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于大学期间必须获得的以下知识及能力重要性的排序:A、出色的讲演能力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B、深厚的写作功底,在各种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C、出色的交际能力,在社团中担任重要职位;D、具有正确的文艺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坚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同学认为B和D的重要性超过了A和C,但多数学生认为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较难让自己获得以上ABC三项技能。总之,随着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市场对汉语言文学的需求不断增长,各类相关岗位对于除文学基础知识外的各项汉语言文学素质及个人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但是由于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较为陈旧,大多还是以培养语文教师和研究型人才为导向,导致大多数学生不能根据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拓展就业方向,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就业竞争力不强。为缓解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矛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也恰恰在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不仅要注重文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特别是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此许多高校在上个世纪末就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造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大多数的做法还是紧跟市场,在人才培养方式上,设置“师范”、“新闻”、“文秘”等带有职业导向的选修方向并 设置相应的选修课程。这些做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改革仅限于一些选修课程上,基础课及专业课程的设置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岗位能力培养的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不强,实践动手能力较差。根据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能力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人才培养模式应以能力型人才培养为主,强化文学审美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职业技术能力及职业素养的培育。 1、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知识,更需要良好的文学阅读习惯及文学审美经验。传统的培养模式大都强调文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教学内容注重文学史知识及文学理论的传授,文学审美实践成为文学知识的演绎和附庸,忽略了学生文学阅读兴趣的培养。事实上,这种培养模式脱离了市场,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美国着名教育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二十章认为“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那就是除非作为‘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因此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笔者认为如果将文学知识的传授与当今流行的网络、影视、游戏、动漫等相结合,更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如从《功夫熊猫》出发挖掘中国的民族元素,从流行音乐的歌词探讨宋词的流行及主题,从网络游戏《三国》探讨《三国演义》的诸多内容和价值观等。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中的艺术与审美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快感(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第五,经验与快感。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快感,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快感、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快感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快感”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推翻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快感的同时,也是强调对快感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一 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快感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快感,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着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美学史家鲍桑葵在其《美学史》研究中就采用了历史突破逻辑的方法,使这本美学史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意。由此,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所说的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其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也不能采用思辩的方法,而应采用以审美经验的研究为主,辅之以逻辑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的基本着重点在历史的、当代的文艺的审美经验事实,包括作者自身的审美体验,主要以此为据提炼出理论的观点。当然也要借助当代流行的各种理论的概念和话语,但不为其所束缚,而以审美经验的事实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充实、发展和突破。我们的另一个主旨还试图将当代的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方法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想采取传统的教化与灌输的方式,而是采取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审美经验,经验既具有社会共通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感悟性。所以,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悟。期望以此唤起他人的共鸣,甚至产生一种新的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在这一点上,读者是有着充分的自由度和广阔的空间的。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互动式的科学研究,希图激起读者更大的主动性,充分调动其探索新问题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试图采用心理学的,阐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方法的多样性也是我们的探索之一。 我们试图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有探索就必然会有失误。因此,我们热诚期望广大学术界的朋友参加到探索的行列之中,给我们以批评与指正。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仅仅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朋友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培养,使之健康成长。我们期待文艺美学这一新兴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在大家的呵护下更加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园地的一个新的贡献 汉语言文学论文:对汉语言文学就业人才培养分析 一、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7.学生评价机制要有全面性。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之中的学生评价机制,要求对学生做出全面、系统、公正的评价。根据各高校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之时,要将传统的命题标准、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仅对掌握知识的程度进行有效考核,还要对其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考核。在全面考核过程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精力用在强化动手能力和提高专业技能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秘基础知识》课,教学中采用“与文秘岗位能力要求相结合”的开放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通过讲授、示范、实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做一体化。考核方式是:与岗位测评对接,实行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和行业专家总评。具体做法是:在课岗结合的基础上,分为模拟现场、情景设定和书面材料写作、礼仪举止评定等方式,并让学生在评审汇报时当主角。实践证明,知识评分标准与能力检测标准有机结合,能够对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做出全面的评价。 总之,汉语言文学专业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应该从学科定位的层次性、专业方向的多向性、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技能培养的应用性、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就业指导机制的明确性及学生评价机制的全面性等入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才能真正实现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革新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着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 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 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 内容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3.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 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始认识专业的概念,但尚未形成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提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年打基础阶段,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3.2倡导“指导—探究”性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 虽然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但是随着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由以接受性学习方法为主过渡到以“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所谓“指导—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从学习中去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这种课程形态的核心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但这种教学法决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组织上和服务上,空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 3.3尝试“问题中心”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到了高年级,主要是一些选修课和应用技能课。这个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活动,建构知识体系,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构建起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专业应用能力。但是,这种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4强化实践环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形成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和课外活动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体系。 4.1适时组织专业见习,使学生体会汉语言文学原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意义 专业见习一般在第2学年进行。主要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机关、文化单位的实践活动。应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见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机关文秘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工作。专业见习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进学生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其事业心,为专业实习奠定基础。专业见习以短期为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也可按专题进行组织。 4.2组织“顶岗”专业实习,使部分学生能够实习和就业衔接 高级文秘方向的学生,专业实习拟安排在第4学年的第2学期,时间是一个学期。跟汉语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不同,一个单位接收实习生数量不可能很多,实习地点分散,教师指导不方便。从以往实习接受单位的要求来看,他们往往把接受实习和考察用人结合在一起,顶岗实习成了专业实习的特殊方式。它的优点是实习生角色意识增强,因为这种实习是把实践活动与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习生的应用能力、现实表现决定了他的去留。它的不足是用人单位的不同要求与专业设计的科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专业实习必须制定统一的要求与考核程序,并与实习单位交流沟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完成专业实习的程序并考核及格方可毕业。 4.3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载体 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制定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鼓励学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资助少数学生出版学术专着和文学作品。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专业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力争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将这四种途径有机结合,可以全方位地、有效地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合理配备师资,搭建优秀教师队伍。教师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和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本着发挥每个人长处的原则,安排其在最合适的课程教学岗位之上。除此之外,把眼光放在全院,选聘有专业特长的系外老师担任相应的课程教学。这些教师的加盟,保证了“课程群”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办学效率。在提高教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教学质量全过程督导,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目的。每位教师在接每门课程时要做好以下环节的案头工作:制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拟订教学实施计划;编写讲稿、教案;期末出试卷、标准答案;写教学小结。在教学过程中,时时接受学院教学专家组的督导,期末每位学生还要给教师打分。同时,严格执行教师互听课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实践,洛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探讨 1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 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 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 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论*文*网] 3 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 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 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 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汉语言文学论文:探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论文摘要:我国各个高等学校专业设立中,设立最多、设立时间最长,同时又是学校专业组成中必不可少的专业之一便是汉语言文学。它具有众多的优势,例如基础实力雄厚、就业范围较为广泛、社会各个行业对其需求比较稳定,等等。但是,在信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与经济文化也在飞速向前发展,这都在渐渐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人才战略观念,更对传统的人文类专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为历史久远的传统类专业之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早在“五四”时期便已确立其基本内涵,而其专业中的课程系统组成是在20世纪中叶左右,在借鉴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确定的。在时代的限制下,汉语言文学的人才培育方式发展为知识性的,其能力培育仅仅是知识传播下的衍生品,能力本质并不是其目的。如今社会迫切需要专业性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专业人员对于汉语言文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来说,展现自身能力及才华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作,这也是社会各界对此类专业毕业生的最基础性的要求。从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状况来看,他们的主要工作类型有:语文教育、文化宣传推广、新闻类工作、秘书、行政管理等,这些工作都要求相关从事人员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时期要进行语言及文学基础知识的扎实积累,同时还要进行文学气质的培养、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审美观念与创新思想的培育,这都是为毕业生踏上社会赢得欢迎所做的备战工作。所以,要从当前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所要具备的能力培育出发,针对其课程系统与培育方式进行相关的改进以及结构性的调整,整体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以此形成自身特有优势,不仅顺应实际需求,同时也是顺应时势潮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是比较模糊的,它不像建筑工程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重任,还承载着发扬和提高全民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与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认知和社会责任。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其培育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非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 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另一方面,教师也要培养自己的思维创新能力。他们要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在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创新,用新观点、新思想不断地激励学生,学生在巨大的感召力之下也会感同身受,进行探索、发现、分析、思考、创新。虽然,根据专业特点,此专业的教师大都不讷于言,然而,他们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言行结合,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善于思考的能力。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汉语言文学论文:论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 汉语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已经趋向国际化。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视汉语言的教学特别是中学阶段的教学。传统的教学方式已不能满足要求,现代中学汉语言文学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重在尊重、协助与促进 尊重是教育的前提,但协助和促进才是目的。面对自主的语文学习,教师的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授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教师的促进主要表现在切实的引导,把/:请记住我站域名/学生的思维、情感和想象朝“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引。 2重在积累、互动与熏陶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因此,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学语文教学应强化三点: 第一,积累。语文学习应从积累语言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从这四个方面去引导学生积累:一是积累语言材料,主要指掌握丰富的词汇、俗语、谚语等;二是积累语言形式,背育一些典型结构的短语和段落,如识记一些好的排比句、顶针句,总分、转折、递进等结构的段落;三是积累语言范例,主要指背育一些优美诗文、小说、戏曲名着的片段等;四是积累语言形象,对名着中的典型人物、典故和意象等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学生,思维就有了凭借,表达就有了材料。 第二,互动。掌握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际,而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互中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课堂中,我们要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语言。 第三,熏陶。汉语言讲究神韵、意象和言外之意,在指导学生掌握这种语言时,不宜用纯理性的分析方法,而重在熏陶,营造各种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并在感悟的过程中渗透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3重在拓展、选择与凝结 现代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应该是全息的,一切现实的、虚拟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 语文教学的职责就在于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融、现在与未来于一炉,“融历史于现在”很好理解,就是把人类历史遗产的精华引入课堂,让学生来学习。而“让未来融入现在”,让学生及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扇智慧的窗户。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处理好几组关系: 第一,的无限性与选择的有限性的关系。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某次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 第二,问题的复杂性与教学的典型性的关系。语文教学打破时空界限之后,一些必然的,偶然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复杂的意义形态。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拘泥于“一课一题”,而是尽可能让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但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兜圈子”,使教学成为一团“乱麻”,相反,要透过复杂的问题,抓典型,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我们学习的主要问题。这就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既有目标又不拘泥于目标,既有主题,又关注到“去中心”的话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 4重在牵引、护航与调控 第一,引导学生对意义进行探寻与创造。语文学习不管形态如何多样,但其价值应定位在对人的关怀和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上。如果把每一次语文学习看作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小场景”的话,那么每一次语文学习都贯串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创造。 第二,促进学生对话的生成并调控。语文教学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其话题要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调控。而过去,我们太注重自己对教学的把握与控制了,把教学当作表演“剧”的舞台,从而步入了僵化、机械化的“死胡同”,难以自拔。其实,某次语文教学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而不是一个必然世界,正如我们的未来世界一样,站在现在的时空里所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语文学习与教学是在师生、文本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话题而展开的。生成与调控是新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我们要顺应这一特点,把语文教学弄得有声有色。 总之,中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贯彻实施。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中学汉语言学教学办好了,就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打好了基础。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方能得到弘扬。 汉语言文学论文: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一、引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中文系中最常设的一个专业,也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的学生供不应求,可以从事社会人文领域的很多工作。但随着学科门类的增多,专业的细化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才市场开始倾斜。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本身原因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的缺陷,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一大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教学内容重纯文学,然而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内容偏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集中的问题。 2.1培养目标不清晰 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一度非常辉煌,学生能够拥有稳定的职业,一度拥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与专业自豪感,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失去了过去的专业优势。 再加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多高校依然抱着传统优势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找准定位,更没有考虑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反差。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并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优势专业成为了劣势专业。 2.2教学内容重纯文学轻社会学 教学内容是对教学计划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步骤。因而教学内容的设置必须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然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大多是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作品等,教学内容脱离了社会,远离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科,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与社会格格不入,脱离实际,只会做文字游戏。 教师所教、学生所学,都是闭门造车,对于热点的生活,广阔的实践,基本没有接触。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都陈旧落后,极大地约束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顺应时代和就业的需求,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到综合应用型现代化人才上。当代社会各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定位。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重应用,对专业进行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另外随着现代化媒体技术的发展,熟练运用现代媒体,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要有过硬的写、说能力,还懂得编辑与制作,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融会贯通,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四、汉语言文学应用型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行厚基础、多方向、因材施教、灵活多样的育人模式,建立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新体系,对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调整。 4.1基础课程 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科研的能力,是一个应用型模块。主要开设语言教育提高系列课程,设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研究方法、教师发展研究、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语文课件制作、语文教学艺术、语文教材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现代职业礼仪、演讲与口才等课程。 4.2提升课程 主要提升专业理论,训练科研能力,着眼于学生升造。可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逻辑学、汉语语法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影视艺术欣赏、杂文创作艺术论、外国文学专题等类课程。 4.3应用行文课程 开设应用行文相关的理论、实务、实践系列课程,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工作能力。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 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 五、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议 5.1全程辅助职业生涯规划 在大学一年级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契机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对二年级则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这个年级阶段我们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还是企事业单位工作者,或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个别辅导等形式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对准备就业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5.2增加实践环节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除了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各门课程都要围绕这一主旨有重点地训练学生某方面的能力外,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充分锻炼,增强能力,以适应、胜任未来的工作。 从大三开始分专业方向,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将来的就业意向,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添加实践内容。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落实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如公务员、教师方向的,其秘书学、行政管理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设置三分之一的实训课程,主讲教师一边讲理论,一边带学生到实习基地观摩、见习、实习,从而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见习、实习让学生查找理论学生中的不足,在后续的课程学习中加以弥补。 依托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每一个实验中去。进一步强化学生办公技术和制作等方面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