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体育俱乐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为群众提供一个锻炼身体、丰富群众文化休闲生活的平台，增强全民的身体素质，能以更好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参加到经济建设中来，最终达到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目的。所以，对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运营模式、相关的政策法规等势必要进行研究，并且能够早日运用到城市体育乐部的发展中来。 １.前言 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城市人群对体育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体育俱乐部也应运而生，也进而促进城市体育的发展。但是在我国，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还不成熟，是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发展政策，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使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２.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宗旨和目标 ２.１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宗旨 利用城市现有的体育场馆、人才、社会体育资源等优势条件，开展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激发群众的体育热情，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传授各种体育项目的运动技能，并培养群众所参与的体育项目的兴趣和终身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增强全民体质，为城市体育俱乐部成员创造一个健康、休闲、愉快、和谐的意境；完善一个合作交流、共同发展的平台；同时吸引广大青少年参与到体育俱乐部开展的体育活动中来，扩大业余训练的选才面，为国家和省市输送更多的体育后备人才［１］。 ２.２城市体育俱乐部的目标 吸引城市居民积极参加到城市体育俱乐部中来，通过经常性的、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增强城市居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丰富城市居民的体育文化生活，促进城市居民建立起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城市居民进行社会交往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达到促进城市经济飞跃发展的目的［２］。最终以实现提高人的运动素养、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文化形态的综合发展。 ３.城市体育俱乐部的政策内容 ３.１经济支助政策支撑 （１）组织政策，体育经济组织是体育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础和切入点，所以需要对体育经济组织进行定性定量的划分；（２）资金政策，城市体育俱乐部属于体育产业中的一种，其资金政策与产权形式密不可分；（３）税收政策，由于体育俱乐部的特殊性，必须在体育俱乐部的税收中制定与其他产业差别税率的政策；（４）市场政策，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制定具体的体育俱乐部经济的相关市场政策，公平竞争。 ３.２科学管理政策支撑 搞好经营管理是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１）健全组织机构，城市体育俱乐部的组织包括人、财、物３个基本要素，其中人是组织的核心，人的能动性资源在组织中起决定性作用；（２）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体育俱乐部从业人员资质实施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提高体育俱乐部经营行业运行的规范性，增进体育俱乐部行业内部的竞争力；（３）提高服务质量。城市体育俱乐部内部科学化的经营管理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 ３.３公平竞争政策支撑 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公平竞争政策包括创新经营，公平比赛，公平纳税三方面的内容：（１）创新经营，除了常规的的教育培训、指导、陪练模式，还可组织公益演出、重要节日的场馆免费开放，这有利于提升城市体育俱乐部的知名度；（２）公平比赛，城市体育俱乐部的体育比赛必须符合报名资格，务必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只有公平竞争，市场才能稳定发展。（３）公平纳税，加强城市体育俱乐部积极纳税的意识，让城市体育俱乐部享受纳税所带来的福利。 ３.４社会政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居民在生活服务、居住环境、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等方面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发挥社会发展政策支撑的作用十分重要［３］。 ４.城市体育俱乐部政策支撑的意义 ４.１为适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需要 城市体育俱乐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既要满足人的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城市体育俱乐部作为社会主体锻炼身体、交流沟通、商业洽谈等新型健康的平台，正在逐步地渗透和作用于社会主体的精神世界。 ４.２城市体育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城市体育俱乐部是城市第三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遵循现代体育运动规律、顺应国家调控、依托社会、充满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运行机制。俱乐部如果不依靠政策控制与调节，不依靠市场机制营造自负盈亏的自主经营理念，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就不可能长久。 ４.３建设现代化体育城市的需要 世界城市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存在与经营，那么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不完整的。因此，城市体育俱乐部的政策支撑可以促使城市体育的良性发展，城市体育的良性发展可以促进城市文明建设和实现城市社会进步的目标。 ４.４城市体育俱乐部规范运作的需要 城市建立体育俱乐部行业的管理标准是行业管理的重点和切入点［４］。建立体育俱乐部行业的管理标准可以进一步促进体育俱乐部市场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通过立法，推动体育市场管理踏上法制化的道路，为体育俱乐部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撑。 ５.城市体育俱乐部政策的实施途径 ５.１列入城市政策研究范畴 城市政策研究的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应该将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政策研究列入城市政策的研究范畴。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支持和影响更为重要，相关政策与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关于加快体育俱乐部发展和加快体育俱乐部管理的意见》、《关于开展创建社区体育俱乐部试点工作的通知》、《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等的出台与实施，为城市体育俱乐部的迅速建立与飞跃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因此，开展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政策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快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５.２实施政策的整体化 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政策包括组织、宣传、实施等几个方面，在实施中还包括监督、协调和服务等内容。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政策则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与市场经济相同步运行。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政策是具体经济政策要素运用在体育事业的发展方面，在空间上进行分配、重组、展开和运动的连续整体过程，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发展变化以及要素的分配方式、比例、组合结构等等变化，都会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整个进程。为此，各城市体育俱乐部在操作过程中必须善于运用各种政策要素，使整个城市体育俱乐部发展政策的执行过程成为一个结构合理、要素得当、功能优化的动态整体系统，以最佳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政策的实施［５］。 ５.３政策实践的规范性 我国体育俱乐部产业政策的实践要与我国体育俱乐部产业所处的政策环境同步，具体表现为要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协调进行，要优先考虑我国的特殊国情，从我国体育俱乐部产业自身发展所具有的特点和目的性出发。第一，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第二，为了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建议国家可以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优惠，引导民间资本向体育产业的汇入。第三，扶持体育民间组织如协会、学会、俱乐部，确定其的法律地位，提高其经济能力。第四，法律保障体育产业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６］。 ６.小结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通过运动达到健康的目的越来越明确，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不断加强。这就要求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能满足体育运动参加者的需求。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推广更要依靠政策的支撑。本文就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等几个方面做了阐述和说明，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提高城市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水平，为城市体育俱乐部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１］刘永峰.对国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探讨［Ｊ］.广州体育学院报，２００５，（０６）：７５－７７. ［２］吴瑞红.城市社区体育俱乐部建立与发展的实施策略［Ｊ］.衡水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０（０１）：１１９－１２０. ［３］胡健.重庆市社区体育发展政策研究［Ｊ］.体育学刊，２００４，１１（０３）：２０－２１. ［４］姜丹，邵明虎.基于万马个案的职业篮球俱乐部市场化运作探讨［Ｊ］.浙江体育科学，２００７，２９（０６）：１４. ［５］龙周，杨柳霞，刘磊矗.浅谈体育经济政策［Ｊ］.西安体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０３）：１５－１７. ［６］熊旭航.我国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比较研究［Ｊ］.企业经济，２００５，（０５）：１１６－１１７. 作者:庞荣 江小牛 单位:苏州科技大学

0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业机械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力支撑了农业生产的顺利实施，畜牧业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分支，是社会肉、禽、蛋、奶及多种食品原料的重要供给产业，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工作任务。传统畜牧业的工作主要以人工操作实施，存在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费时费力等问题，通过现代技术和机械设备优化畜牧生产过程，能有效提升畜牧业产出能力和产出质量，实现稳产、高产、低成本、低人工、低污染等多种优势。尤其在《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多种条款的支持下，大量畜牧养殖设备的购置成本降低，畜牧机械的普及率逐渐提高，机械化生产的优势也得到了有效凸显。 1畜牧机械应用现状 从发达国家的畜牧业发展看，其机械化普及程度很高，已经形成了从畜牧养殖到产品深加工的完整现代化生产体系，尤其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畜牧机械的应用与现代化程度具有明显优势。以畜牧业发达的新西兰为例，其畜牧业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90%以上，拥有大量大型牧场，亟需畜牧设备开展高效率、自动化生产。因此，新西兰的畜牧机械普及率很高，且经过多年的发展，设备实现了成套开发，所使用的设备本土适用性好，有利于提高肉制品、乳制品等的产量和品质。我国的畜牧机械设备研究与应用相对较晚，改革开放以来，畜牧行业逐渐向机械化方向转型，但速度较慢。2009—2016年，我国的畜牧机械完成了小型机械设备普及和设备逐渐向中大型转型，畜牧机械化普及率显著提升，农民对畜牧机械的认可度和依赖性得到提升，但很多中大型设备仍依赖进口，其购置和使用成本偏高。2017年以来畜牧机械行业实现了稳步发展，自主产品逐渐占据市场促进了畜牧养殖业的机械化转型。截至2020年底，我国的畜牧机械保有量达到811万台，有力保障了畜牧行业对生产设备的需求。但与大田种植和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普及率相比，畜牧机械化程度仍比较低，2020年，我国畜牧养殖机械化率仅为35.79%，与我国农作物耕种收71.25%的综合机械化率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机械化普及率不均衡，一方面部分畜牧养殖机构的自动化程度较高，但很多中小规模的养殖户仍维持相对传统的人工作业模式另一方面，畜牧养殖的不同工艺步骤和工序的机械化程度差距较大，如奶牛挤奶的机械化率达95%以上，畜禽的饲料投喂、环境温度控制、粪污处理等方面的机械化普及率可达60%～70%，但生猪、牛羊禽类养殖的种养循环、工程防疫、废弃物收集与处理等工艺步骤和后期加工的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部分机械化普及率不足20%［1］。 2畜牧机械的分类与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畜牧机械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20年底我国畜牧机械相关制造企业已达147家，畜牧机械企业的经营收入超过270亿元，畜牧机械行业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且相关机械产品的种类得到极大丰富，能够基本满足畜牧生产的多方面需求。 2.1饲料加工机械 饲料加工机械是畜牧业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近年来，饲料加工机械生产企业所研发的主流产品以中大型自动化生产线设备为主(图1)，先进的饲料加工机械集成了机械电子工程、饲料加工现代工艺、营养学配比等众多理论与技术，相关产品逐渐形成自动化一条龙生产。典型的饲料加工设备生产线包括饲料清理机、饲料粉碎机、输送设备、饲料计算与混合设备、饲料制粒设备、饲料膨化设备、成品包装设备，通过自动生产加工的饲料具有良好的商业价值，更适用于自动饲喂的初期养殖设备使用 2.2畜禽饲养管理机械 畜禽饲养管理机械主要包含以下几大类设备1)自动饲喂设备。其主要功能是将饲料从饲料仓通过输送设备运送到畜禽食用的料槽，自动饲喂设备具有高度自动化特点，能够根据系统预设程序进行饲喂，饲喂过程通过电控开关、执行机构及传感器等实现，能实现不同生长阶段畜禽的分区饲喂能够定时、定量且均匀的实施饲料饲喂。2)环境控制设备。主要是对畜禽饲养的环境进行检测与合理调整的设备，环境控制设备多是多种小型设备的组合体，如光照控制、温度控制、湿度控制、通风控制等，通过传感器设备感知环境条件，当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条件超出系统预设范围，则通过通风、光照、加湿等方式对室内环境条件进行调整。3)清洁设备。其主要针对畜禽的养殖环境和畜禽个体进行清洁，如自动化畜禽水浴或粪污自动冲洗及集中处理设备等，清洁设备能更好地保障畜禽卫生，降低患病概率，同时改善养殖工作条件，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舒适性。4)其他设备。除上述设备外饲养管理的机械还包括孵化设备、供水设备、育雏设备等［2］。 2.3畜禽产物收集设备 在畜禽养殖过程中，部分畜禽的价值在于其产物，例如奶牛、母鸡等，其产物的自动获取是养殖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产物收集机械设备也成为了养殖过程应用的重要设备。挤奶设备是牛奶收集的重要设备，在我国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新疆等牛奶主产地，挤奶设备的普及率很高，大规模养殖机构应用的挤奶设备逐渐由传统的提桶式、推车式向管道式、挤奶台式等自动化程度更高的设备转型。管道式挤奶设备实现了在奶牛牛舍全封闭收集牛奶，有效保证鲜奶质量;挤奶台式设备自动化程度更高，能在自动挤奶的基础上实现牛奶自动计重、设备自动脱落等功能。鸡蛋收集设备是畜禽产物收集的另一重要设备，现已广泛应用于鸡舍之中，其能够自动收集产出的鸡蛋，并在良好的保护条件下对鸡蛋进行输送和存储，实现了鸡蛋的高效率收集。 2.4牧草收获机械牧草 收获是畜牧业开展的基础，牧草作为牛、羊等牲畜的重要饲料，传统畜牧业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展牧草收获工作。近年来，随着农机技术的发展，牧草收获也逐渐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所应用的机型由早期的割草机，逐渐发展为搂草机、打捆机等更多丰富机型，且牧草收获机逐渐向多功能的割草、打捆一体设备转型，进一步提高了牧草收集效率，如图2所示。 3畜牧机械的发展趋势 3.1设备自动化 受到农机行业发展的推动，畜牧机械逐渐由简单的机械产品向机械与电气控制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国内大型牧场应用的先进设备特征来看，畜牧机械具有典型的成套化设备特征，先进的畜牧设备逐渐与智慧感知、环境监测、信息传输、远程控制等技术相结合，其趋势为智能化生产与自动化管理，促进了畜牧业由人工作业经机械作业向智能作业转型。 3.2技术整合化 畜牧机械的生产与研发很好地整合了我国传统畜牧养殖技术，很多成套畜牧产品的开发基于养殖企业或养殖户需求而设计，并深入结合了现代畜牧养殖理论，能实现饲料自动配制、营养成分计算与配比，并利用现代化遗传理论对畜禽养殖进行改良，显著提升畜禽的育种、产出能力，并优化畜禽生长的健康状态，做到了与畜牧兽医科学相结合，有效控制和预防畜禽疾病。此外，畜牧机械还与现代环境控制理论相整合，通过养殖过程的合理化设计，有效降低环境污染，提升养殖合理性。 3.3管理科学化 畜牧机械的广泛应用促使畜牧生产过程的管理模式发生转变，只有科学有效地实施管理，才能充分发挥畜牧机械的优势。在现代化畜牧生产过程中，很多管理过程可通过标准化和程序化的模式在计算机控制下自主实施，计算机结合多种传感器及视觉监控设备获取设备信息并对管理过程进行决策，理性判断生产过程的最优控制方式，对于关键决策还可通过人工核实计算机决策正确性的方式予以修正，从而保证管理过程的合理性与高效性。 3.4人员专业化 畜牧机械具有显著的高技术特征，其使用、维护、管理、维修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很多畜牧企业在引进成套畜牧机械设备后均采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保障畜牧机械的合理使用。大量专业人才的引进，有效保证了畜牧机械在生产全过程的效能发挥，规范了畜牧行业的生产加工过程。 4结语 综上所述，畜禽产业作为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经济水平，更能为社会供给充足的肉蛋奶等必需品。目前，我国的畜牧机械普及率仅为35.79%，与发达国家的畜牧业机械化程度存在较大差距，畜牧业养殖模式和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均衡问题，中小规模的畜牧养殖机械化程度明显偏低，这也将成为未来畜牧机械化发展的难点与重点。尽管我国的畜禽生产机械化普及率仍偏低，但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在农机管理、畜牧机械企业研发、技术推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畜禽养殖相关机械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及适用性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对畜牧机械给与认可，有效促进了畜禽机械产业的发展与技术提升，相信随着我国农机产业的整体发展，畜禽养殖的机械设备也将实现品类的进一步丰富，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 参考文献: ［1］杨航，黄振叠，陈康．我国畜牧机械发展趋势浅析［J］．时代农机，2020，47(2):17－18． ［2］杨文大．我国畜牧机械现状及发展趋势［J］．农村牧区机械化，2000(1):7－8． 作者:张辉 单位:蒙城县畜牧兽医水产发展中心

基于监督机制的行政监督:试论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构建行政监督体系，完善行政监督机制，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违法行政。经过多年探索，已形成多元行政监督体系，行政监督机制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行政监督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出来。但是在中国行政监督机制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还难以完全扼制转型时期腐败事件高发的态势，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监督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以找出健全行政监督机制的途径。 关键词：行政监督 存在问题 对策 一、行政监督的概述 行政监督的主体，是一个国家政党组织，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各法人团体、群众组织和社会公众；行政监督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在实施行政管理时运用或行使行政权力的一切公务行为，即行政行为；行政监督的内容是检查行政机关及其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公正有效；行政监督的目的，是及时发现新证据关和国家公务员工作中的不足和缺陷，以及他们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效的防止和纠正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促使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严格依法行政、尽职尽责，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更好地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服务，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 二、中国行政监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说，中国现行的监督机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全面、系统、有效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行政监督机制已经完美无缺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体制尚不完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在各种行政监督中，权力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在中国，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作为人民代表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应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一切国家机关实施监督。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一年一次会议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有限，缺乏经常性的监督，监督的力度也不够，难以真正体现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所应有的监督权。在社会监督上，公民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有名无实，压制群众，甚至打击报复群众的现象比较严重。各种群众团体、社会舆论的监督由于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监督没有权威，实效性较低。 （二）行政监督偏重于事后的追惩性监督，忽视了事前预防性监督及事中的过程性监督 行政监督活动是一项经常性、连续性的活动，凡是有行政管理活动，就应伴随着对行政管理活动的监督。根据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进行监督的不同发展阶段，行政监督可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行政监督应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地进行，做到三者的有机结合。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控制。预防为主应是行政监督工作的根本目标，应以“防患于未然”为主，同时加强过程中的控制，加大“马后炮”的力度，建立起全方位的监控机制。 （三）在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下，专职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独立性 在当前的内部行政监督机制中，行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如监察部门，大都设置在政府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既受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又受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在双重领导体制下，专职监督机构受到的控制比较多，尤其是受制于执行权。这种监督体制严重影响了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使监督人员在心理上有顾虑，他们害怕滥用权力的人用多种办法对其工作设置障碍，干扰甚至打击报复。监督人员背着这个思想包袱，难以毫无畏惧地展开工作，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表现在办案上，往往是先由党政首长内定性质，然后交监督部门去履行法律手续，监督人员只能被动地接受长官意志。甚者有的官员受人情之托，用领导身份干扰办案，影响司法独立公正。 （四）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低，监督弹性大 行政监督立法是建立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的前提和保证。监督主体执行监督职能，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法律为准绳，如果缺乏行政监督立法，就会造成监督机关无法可依，行使监督缺乏标准和依据，易导致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产生负向功能。中国目前行政监督的有关法律比较少，有些领域甚至还是空白。立法的滞后给行政监督带来了消极影响，如是与非、罪与非罪、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有的没有法律规定，有的规定不清，这在监督上易引起混乱。同时，又使得监督机构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或惩处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制手段，这大大影响着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公正性。 （五）多元化的监督力量缺乏有力度的整合，监督的合力较弱 中国的行政监督是一个多元化的体制，监督主体多，机构多，方式和渠道多，这是一个优点。但如果不把各种监督整合好，这种优越性也难以发挥出来。从实际情况看，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理顺，前列各类监督主体都有监督权，但各自如何分工不甚明确、不甚合理，以至于越权行事，滥用权力，互争管辖或互相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各类监督机构都有监督权，谁都管，但谁都不管，结果造成“漏监”，甚至使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这严重影响了行政监督的实效性。 三、健全中国行政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发展，当前中国行政监督机制急需改进，以适应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政治建设的新要求，进一步健全中国行政监督机制应遵循以下要求： （一）主体分立，监督独立化 真正有效地行政监督，一定是硬性监督，有明确的责任与权力范围。构建监督主体独立系统，解放监督主体执行人员制约枷锁，防止多头领导对独立职权的干预和阻碍，使得监督主体实现权，责，财等关系命脉的自主，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健全中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物质基础。 （二）调整重心，监督全面化 一方面，要加强事前的监督，防患于未然，纠错于未萌，以尽量减少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将事前监督的防范性，事中监督的随治性与事后监督的惩治性结合起来，筑就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密切配合的监督防线，以求达到监督的良好效果。 另一方面，随着行政权日益膨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监督人员和权利机构往往因缺乏相关的科技知识、经验和技能，导致行政制约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一种力量已不足以监督、制约行政权。唯有将政府内部的监督与政党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有机地统一起来，应建立起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实施多角度、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才能最大限度地弥补政府内部监督的缺陷，防治行政权力的腐蚀与异化。 （三）坚持原则，监督制度化 行政监督除了要依法并按法定程序进行，力求公正、高效外，还应特别强调遵循下面一些原则： 第一、及时性原则，指监督主体对所监督的案件在法定的期限内应当及时调查并作出决定，从而尽快消除行政违法行为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尽快稳定因行政违法行为引起的混乱的法律关系，有助于遏制行政违法。 第二、公开性原则，将行政违法行为通过行政监督的途径，向社会公开，让公民知晓，将是一股巨大的制约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力量。监督者可有效监督，被监督者可参与监督程序，并维护自己权利。 第三、协调性原则。即建立起结构有序、功能优化的整合监督制度，各监督主体应在明确分工、突出重点的基础上，求得监督原则、衡量标准和政策界限的共识，使之互相衔接，互相补充，真正形成一个完整体系。 （四）健全法制，监督法制化 行政监督立法是依法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尽快建立健全各种行政监督法规，才能为积极有效的行政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程序。当然，为了防止强制执行权的滥用，这种权力也必须由法律赋予，并由法律限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健全行政监督机制的法律基础。 四、总结 健全、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对发展民主政治与建设市场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国后，历经几十年曲折，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机制在政治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凸显出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结合国外先进的行政监督机制与中国基本国情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以上健全中国行政监督制度的几点要求，已期待依法行政早日实现。 基于监督机制的行政监督:试论中国行政监督机制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行政监督是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保证党政机关公正廉洁的重要环节。同时对于提高行政行为的社会效益以及依法合理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优化政府形象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有必要对行政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行完善，以提高行政监督体系的有效性，实现行政监督的最大监督效能，维护公众利益，建设法治文明。 关键词：行政监督；行政权力；监督机制；法制化 一、行政监督的概念阐述 关于行政监督的含义，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监督是指政党、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社会舆论、公民个人等多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和督导。狭义的行政监督是指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和专职机构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和督导。 监督和督导是行政监督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方面。没有监督，违法乱纪、腐败邪弊就无法避免；没有督导，就等于政府只发号令不检查，不督促执行和落实，行政管理的各项目标就无法实现。？行政监督的主体，从广义上看有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从狭义上看主要是上级行政机关和专门监督机关；行政监督的客体即行政监督的对象，包括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及全体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管理时运用或行使行政权力的一切公务行为，即行政行为；行政监督的内容是检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公正有效；行政监督的目的是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中的不足和缺陷，以及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有效防止和纠正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促使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格依法行政，尽职尽责，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更好地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服务，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 二、我国行政监督机制面临的困境 我国行政监督的制度化、体系化发展在促进政府依法办事、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务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行政管理中凸显出来的政令不畅、机构庞杂、决策失误、人浮于事，以及行政人员寻租腐败、假公济私等现象，都标示监督体制的无能低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行政监督缺位、滞后和监督不力的问题集中于机制关系和人员素养两个方面，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整个行政监督系统群龙无首，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于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信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我国行政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等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和监督客体并列的关系，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实质性任命。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严重削弱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现阶段行政监察部门与同级纪委合署办公，进一步限制了行政监察权的行使。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 第三，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不够，很少真正撤消或改变下级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社会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很不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 三、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对策 对于上述行政监督中的许多现存问题，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积极加以改革和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五个方面： （一），应加强总体协调，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要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和职务行为切实受到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有效监督，使不同主体的监督体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整个行政监督体制坚强有力，就必须明确规定各种监督体系之间的职能界限和层次关系，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不同监督机制间的重叠、冲突和制肘，增强和突出行政监督的整体合力和效能。 （二）增强监督意识，提高监督效能。从坚持行政监督的实效性原则出发，以最终履行监督职责、实现监督效果为目标，加强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监督意识。一方面，监督主体应积极主动地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深刻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监督责任对于促进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合理行政的重要性。各监督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协调配合，形成监督合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到行政监督中来，使监督落到实处，发挥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另一方面，监督对象应积极自觉地接受行政主体的监督，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提高自身党性修养，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做到对党、对人民负责。 （三）完善监督立法，确保法律供给。行政监督作为一种法制监督，必须始终贯彻其法制化的原则，将法律规定作为其一切活动的准则和出发点。在我国的现行监督体制下，应加快监督立法的进程，既要制定专门的监督法律法规，又要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使监督的过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四）完善监督方式，实行全程监控。落实行政监督的全程性原则，使行政职权的运作成为一个过程，也只有在运作的过程中，行政职权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必须重视事前和事中两个环节，并将事后环节放于事前、事中的基础上，将三者衔接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否则，无论缺少哪一个，都不能算是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不能有效地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破坏了监督制度的权威和公信力。 （五）创新监督机制，坚持行政公开。我们应建立相关的行政人员的道德机制，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从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并完善监督责任追究制，使每个行政人员都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我们也应该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加强新闻立法，以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权益。 此外，行政监督体制的改进，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的监督权威。虽然我国人大的实际地位在近年有所提升，但离法定权力还有较大的差距。应该继续完善人大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发挥质询、弹劾、审查、撤消等监督形式的作用。要加强行政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创造条件使社会各界能切实参与行政监督活动。应进一步提倡媒介舆论监督，努力发挥大众传媒监督时效性强、威慑力大和辐射面广的优势。 基于监督机制的行政监督: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并在监督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勤政廉政，促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行政监督；现状；对策 一、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已经初步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公共行政监督体系。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公共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督体系结构离散，功能不强，缺乏监督合力。目前我国已形成较系统的多元化行政监督体系，监督主体多，方式渠道多，但行政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种监督主体又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使监督工作难免存在“交叉带”和“空白带”，其结果既损害了行政监督的权威和效率，又削弱了其整体效能，从而监督机制弱化，缺乏监督合力。 （二）公共行政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力度。公共行政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监督主体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这是因为任何权力制约机制的有效运行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其地位的独立和足够的权力，独立性是公共行政监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但从目前各行政监督主体实际情况来看,大都处于附属地位而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制约职权和手段不够强大，因此，监督缺乏力度。这在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以及内部监督中都有体现。 （三）公共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公共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这不仅意味着行政监督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情况的监督，也意味着行政监督应依法进行。有关监督的法律法规既是对行政监督权力及其行使的规范，又是这种权力及行使的保障。立法机关已出台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大量的监督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讲，行政监督立法还不完善，一些重要的监督规范未能推出，使一些重大的监督活动无法可依，既有的一些监督规则措词笼统，很不具体，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致使具体的监督活动无章可循,缺乏可操作性。 （四）行政监督偏重于事后的追惩性监督,忽视了事前预防性监督及事中的过程性监督。公共行政监督是一项经常性工作，应当贯穿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全过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监督工作的重点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控制。一旦问题发生了，对社会已产生了危害或不良影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已造成了损失，才进行查处和惩罚，由于缺乏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以致造成行政偏差和腐败现象出现过多，行政监督机构经常忙于应付“查错纠偏”，使监督工作陷入被动消极的不利局面。 （五）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一切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全面监督，人大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一年一度一次会议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有限，缺乏经常性监督，监督的力度也不够，难以真正体现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 二、我国行政监督的对策分析 为有效地解决行政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提高公共行政监督的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 （一）健全行政监督的法律规范体系，重视和加强行政监督的立法，实行行政监督的法制化。行政监督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没有健全的法制，行政监督就失去了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和监督的客观保证，也就不可能对社会运行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为此，必须加强立法工作，使监督有法可依逐步实现法律化，尤其是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监督法》，只有完善监督法制，才能为健全公共行政监督法律机制，依法实行行政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程序和保障。 （二）各监督机构协调发展，形成合力。我国的行政监督系统主体多元，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核心，监督力量缺乏有效的整合，内外监督各不相属，国家、社会监督相脱节，监督的合力较弱。因此必须加强总体协调，充分发挥总体监督效能。明确各监督主体之间的职能界限和层次关系，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不同监督机制间的重叠和冲突，增强其整体合力，使不同主体的监督体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切实受到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有效监督。 （三）建立起行政监督的垂直领导体制。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这已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项原则，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监督的实效性。我国的内部监督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实践证明，这种内部监督由于体系不独立，地位不高，容易受人情关系的影响，因而监督大打折扣。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其优点是，外部监督地位独立，自成体系，无关系网的影响，不用担心打击报复，比较容易做到大胆地秉公执法，严格依法办事。 （四）健全舆论与群众监督机制。社会舆论具有公开性、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因而它对监督行政权力有着独特的功能。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的预警系统，从而对被监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使罪错行为者至为忌惮。因此，很有必要尽快出台舆论监督方面的法律，以法保障新闻舆论的调查、报道和批评的权利，明确新闻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使其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 (五)加强行政监督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我国要健全行政监督机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在社会公德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普遍认可的职业道德标准。因为这是各项反腐倡廉措施取得社会广泛支持的基础之一，也是公务员依法办事的前提之一。同时,要深入地开展行政伦理教育和宣传,让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荣誉观和价值观,提高公务员的职业素质，更好地发挥道德评价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功效。

机构与行政论文: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与去行政化 摘要：从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但时至今日，不仅仲裁的行政化、诉讼化倾向严重，而且至今都没有能够真正确立仲裁机构的身份定位。因此，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而仲裁机构性质改革则是最为重要和敏感的一个环节，在理论和实践中也越来越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仲裁的相关基本原理、仲裁机构民间性的内涵、必然性以及可行性做初步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出在我国仲裁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实现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与去行政化。 关键字：仲裁机构；民间性；去行政化 一、仲裁和仲裁机构的民间性质 仲裁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自愿将争议提交民间第三者（双方选择的专业人士或者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和裁断，并可由法院强制执行其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民间性是仲裁的本质属性。仲裁作为一种司法诉讼外解决商事纠纷的方式、途径或者机制，原本产生于民间，用之于民间，并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了涉外仲裁制度，国内仲裁制度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但是国内仲裁却是模仿前苏联行政仲裁的模式建立的，这种行政仲裁体制，是学习仿照苏联行政仲裁模式的结果，其弊端已十分明显：其一，仲裁机构不仅数量过多，队伍庞大，有不断扩张之趋势，而且基本都靠财政支撑，不符合精简效益原则，长此以往，财政不堪重负。其二，仲裁机构行政色彩太浓，许多仲裁机构都是以行政机关为主，设置在机关内部，机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且数量过多；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多是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所谓“专职仲裁员”担任。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交织在一起，仲裁职能来源于行政职权，仲裁权以管理权作后盾，权威性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在仲裁活动中也往往避免不了用行政权取代仲裁权。这样的仲裁，排除不了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缺乏独立和公正。其三，仲裁程序不能真正体现当事人自愿原则和简便、灵活这一仲裁制度的本质特征。而且这三方面的弊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弊端，在1995年，全国人大下了极大决心在制定我国仲裁法时否定了行政仲裁体制。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机构建立起来之后“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促使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脱钩，摆脱行政干预；为限制仲裁委员会组成员中官员的数量，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即官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务院组建仲裁机构的文件规定，仲裁委员会设立初期，所在地政府应当“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解决其人员编制、经费”，仲裁机构“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这些都是从立法上确定仲裁机构不是行政机构或者代行政府行政职能的半官方机构。遗憾的是，仲裁法实施十多年来，我国的仲裁事业出现了背离仲裁法立法宗旨的种种现象，仲裁的民间性没有得到实际确立，而仲裁的行政化却日益发展。 二、我国仲裁机构目前的“行政化”现状 首先，在我国现阶段，当地行政官员兼任了绝大部分的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领导，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对仲裁委员会的独立工作带来障碍。其次，在为数不少的仲裁机构中，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人数占了很大的比例。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数在 11 到 17 人，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也即，党政官员不能大于三分之一。但目前很多的仲裁委员会中“党政机关领导”占 50%以上。再次，在国务院的相关档中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成立以后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但是，相当多的仲裁机构长期以来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生存的。这种“吃皇粮”的模式，使得仲裁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部门对仲裁机构的控制更显得名正言顺，这在极大程度上泯灭了仲裁的固有性质。最后，在仲裁收费的性质界定上含糊不清。我国政府在加入 WTO 谈判中，曾明确“承诺”：仲裁收费“属于中介服务收费”，并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但是在财政部下发的通知中将“仲裁收费”定性为“代行政府职能、强制实施具有垄断性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作为“国有资产”直接纳入“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这不仅与仲裁法关于仲裁机构性质的规定相矛盾，而且对中国政府人世谈判所作的“承诺”构成了反悔，在实践中也更使人们对仲裁的性质产生怀疑。 三、仲裁机构民间性的现实可行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的条件不成熟，为了保证事业发展和队伍的稳定，作为过渡，应先将仲裁机构定为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其人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其实，手段为目的服务，改革路径的选择不能脱离发展方向。路径错误，方向必然错误。至于事业发展，也有朝什么方向发展及如何发展问题。如果认为发展就是案件的增长，甚至不惜通过行政手段、行政权力推动案件增长，以牺牲仲裁机构独立性为代价来争取行政部门的支持，实际是偏离了仲裁法立法精神，与仲裁法立法目的南辕北辙。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强化仲裁机构行政性的做法，达到仲裁机构民间化的目的。 现今，有些人认为，政府比民间组织更有权威，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当事人难以认同仲裁；目前一些仲裁机构存在的仲裁不公正、服务差、长期发展缓慢等问题，就是不适当地强调仲裁机构民间性质造成的。这一论点不仅没有实证支持，相反，事实表明，这些问题恰恰因为配套改革措施未跟上，仲裁机构民间化不彻底造成的。按照仲裁法规定，仲裁市场是开放的，不是封闭和垄断的，当事人可以自愿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仲裁机构想要获得权威和公信力，只能靠高素质的仲裁员队伍，公正、高效的仲裁和高质量的服务。这也是仲裁的客观要求。机构不独立，这一要求就无法得到满足。而仲裁不公，服务差，机构就会被当事人抛弃，被社会淘汰。仲裁机构民间性是其独立的前提，是克服长官意志、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仲裁公信力的制度保障。随着仲裁法的实施，律师、当事人在判断、选择仲裁机构上已有相对成熟的认识。 实践中，仲裁机构民间化程度越高，独立性越强，业务发展越好，越能实现当事人、仲裁员、仲裁机构和社会受益的多赢局面。 四、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的建议 落实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就是要贯彻我国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性质，就是要以民间化为仲裁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来开展仲裁工作，以仲裁民间化程度作为衡量仲裁发展的尺度。 首先，仲裁机构的组建及运作，要认真落实仲裁法的各项规定，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搞仲裁行政化的做法。其次，要按着仲裁民间化原则，清理、修改不符合仲裁法的规章制度，仲裁法实施初期，为保证新旧体制“平稳过渡”而采取的阶段性、权宜性措施，已不适应形势需要的，也要进行修改。不能以维护稳定、时机不成熟为由，拖延或拒绝清理和修改。其三，按照仲裁民间化原则，制定落实仲裁法的配套措施，大胆吸收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的成功经验和通行做法，努力缩短中国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差距，跟上国际仲裁制度发展潮流，不能以国情特殊为由，盲目排斥，自我封闭。 从各个角度来看，我国都有充分理由在仲裁法修改中坚持仲裁及仲裁机构民间化的方向。在此就如何促进仲裁机构的民间化和去行政化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在社会中，尤其是行政领导阶层，积极开展有关法律和仲裁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在思想上为仲裁民间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个长期的过程，见效也许很慢，但却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有很多人正是由于不了解仲裁的真实含义，更不能认识到其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独特的特色优势，所有在实践中往往忽视它。仲裁事业在我国刚刚起步，其强大的制度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现阶段应该让这个还不太为大众所了解的体制推广开来，这样才能为其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立法层面，应当对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其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上文所述，1995 年我国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规定是受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所产生的一个折中说法。近几年，仲裁机构的性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所以，完全有必要在立法层面为仲裁机构的改革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应该将国内仲裁委员会界定为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其本质是私法人。此外，应当明确规定行政人员不得在办事机构中兼任任何职务，明确仲裁委员会成员中专家、学者人数，切实减少党政领导干部在仲裁委员会中的比例。建议由全国人大出面组织一次仲裁法执法检查，根据调查情况，组织由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部分参与仲裁法立法工作的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共同的仲裁法修改领导小组，组织起草仲裁法修订草案。该草案应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讨论，以使这个草案真正反映社会各方利益，提高仲裁法修改质量。或者可同时委托有关学术团体、仲裁机构提出不同的修改文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中集中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在执法监督与行政处罚中暴露的相关问题 【摘 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作为现行医疗机构最高层次法规，对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医疗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由于相关罚则缺失，处罚金额偏低，法规条款陈旧等因素，造成卫生监督机构法律适用困难，执法力度偏弱，监督范围和权限界定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确保医疗监督执法与行政处罚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问题；解释制度 1994年9月1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维护了医疗市场秩序，医疗安全得到相应保障。但该条例实施至今已有19个年头，受制于当时的医疗体制和社会经济水平，一些条款设计不够合理，可操作性不强。现结合实际工作，就执法监督和行政处罚过程中该条例的法律适用困难做进一步探讨。 1 问题的主要表现 1.1 概念界定不严谨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养老院、门诊部、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该条例实施细则中的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条例及本细则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可以理解为，适用于本条例规定的医疗机构必须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前提条件[1]。那么打击涉及无证行医的“黑诊所”便无法套用本条例第二十四条与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2]。《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罚则缺失 在民营医疗机构，有一种现象较为常见。某医务人员的胸牌上标注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该医生仅为医师职称。这种虚假标注胸牌内容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工作，必须佩戴载有本人姓名、职务或者职称的标牌”，但是该条款并无对应罚则，所以卫生监督部门只能在《监督意见书》中责令立即改正，无法做出行政处罚。在检查中还常出现一种情况，即发现医疗机构在其大门处私自悬挂未经认证的牌匾招牌，比如，发现一所肝病专科医院大门外擅自悬挂有一块“某某肝病研究中心”牌匾。违反了《条例》细则第五十一条，“医疗机构的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以及医疗机构名称应当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使用两个以上的名称的，应当与第一名称相同”。细则并无与之对应的处罚性条款，所以也只能责令改正。 1.3 处罚金额不适应经济发展 实施《条例》的时间是1994年，距今已经近20年，《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行政处罚金额普遍在3000元以下，明显不适应今天的经济水平[1]。除了由于时间跨度大造成的罚款数额偏低，法律威慑力差等问题，我们必须留意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条例》细则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3000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3000元以上；（二）给患者造成伤害；（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第一项规定，只要机构超范围执业的违法收入累计超过3000元就必须吊销执照。可见3000元的界限成为吊证与否的关键，但是，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很多外科手术一例的项目收费就已经超过3000元。由于3000元标准的易达性和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严苛性，造成法律上限与下限之间缺乏有效过度，不仅从法理上违背法律设置原则，更给卫生监督员在实际行政处罚过程中造成压力。 2 建议与对策 2.1 完善立法 一部运行良好的法律，立法是关键。《条例》及其细则从1994年实施至今，只在2006年由卫生部对《条例》细则的第三条进行了相关修订。所以，由于时间跨度久，法条相对滞后，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甚至是使其法律化，提高法律效力。从立法层面进一步丰富《条例》的内容设置，完善处罚金额的设定，处理好同《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增强该项法规的适用性[3]。 2.2 强化法律解释制度 时效性是法律的典型特性之一，近几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医模式多样化的特点，《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新困惑，许多新医疗模式无法套用原规定，或者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此时法律解释无疑成为一种有效手段。涉及卫生领域的法律解释主要分为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对此国家应该做好“两个严格”，一方面，应当严格司法解释的主体，保障司法权独立。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行政解释权限，避免行政解释成为新法创立。 2.3 出台《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4]，此举将放宽市场准入，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由于《条例》所涉及的罚则多针对医疗机构执业资质条件不达标，并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医疗服务质量上，所以，现阶段有必要形成一部《医疗机构服务监督管理规范》[2]，就医院乱收费，收取病人红包，病历处方管理混乱引起医疗纠纷等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法律约束，配合《条例》，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机构与行政论文: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与去行政化综述 摘 要：仲裁机构是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的民间性机构。仲裁机构应该是民间性组织，但是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仲裁机构所呈现的形态仍然是行政化的。这不仅不符合国际上对仲裁机构的要求，同时也渐渐不能适应中国现今的仲裁事业发展。由此，中国的仲裁机构必须走上一条去行政化即民间化的道路。 关键词：仲裁机构 仲裁协会 民间化 一、仲裁机构概述 仲裁机构是民商事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合同争议或其他财产权益争议的民间性机构"。[1]这种说法，把临时仲裁机组建的临时仲裁组织也认为是仲裁机构。有学者认为：" 仲裁的原始形式是临时仲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组织机构参与其中，协助或服务于仲裁活动，制定并向争议当事人推荐使用仲裁规则，从而发展成为机构仲裁形式，这些组织机构就是仲裁机构。"[2] 本文所探讨的"仲裁机构"被限定于，以1995年全国大规模重组仲裁机构为时代标志，以《仲裁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为立法基础，由市级政府牵头组建的以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仲裁委员会。对照前文可知，仲裁委员会属于常设仲裁机构。 《仲裁法》第10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第15条规定："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中国仲裁协会的章程由全国会员大会制定。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可见，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机关是市级政府，仲裁委员会的主管机关是中国仲裁协会。 二、仲裁机构的行政化现象[3] 在仲裁委员会的地位上，《仲裁法》第14条是这样规定的："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可是在现实中，往往不是如此。中国的仲裁机构--仲裁委员会，未曾从行政机关中独立出来。 （一）仲裁机构管理模式行政化 在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对仲裁机构适用行政机关管理模式加以管理，仲裁机构的组织机构在许多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定级定编，确定主管部门，由政府为其提供办公用房、办公经费及补贴，甚至于行政部门与仲裁机构合署办公，仲裁机构异化为"二政府"、"小金库"、"权力寻租的新渠道"，替政府行政，替部门敛财，仲裁机构自身特点反而被弱化。 相当多的仲裁机构的负责人由法制部门的官员兼任或由负责组建的其他行政机关领导兼任，行政机关甚至于控制仲裁机构人员、经费、物资和对仲裁案件仲裁员的指定权、大案承办人的指定权，而仲裁机构则毫无自主权，仲裁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在专业机构中，行政人员管理专业人员，往往会使专业人员的水平难以发挥。 （二）仲裁机构运作依赖政府财政 仲裁机构的财政权基本上由行政权掌控，很多仲裁机构对其财务收支均没有独立的权力。仲裁机构收取仲裁费不是按照国际惯例划分为仲裁员报酬和仲裁机构管理费，仲裁收费的标准由仲裁机构上报省级物价部门核定；与行政机关相同，仲裁机构每逢换届要进行换届审计，负责人离任要进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国内许多仲裁机构从开办到日常运作经费来源多为财政拨款，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仲裁机构案源不能保证，完全靠财政，对政府财政的过度依赖使其失去独立性，从设立之初就被视为行政事业单位。"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仲裁机构靠政府"养着"，自然就无心发展自身业务，没有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服务意识。 （三）仲裁制度推行依靠行政手段 仲裁机构创立之初，在我国仲裁工作整体水平不高，市场开拓力度不够，仲裁员队伍素质普遍不高，办案质量亟待加强的背景下，在整个社会的仲裁法律意识非常落后而仲裁的管辖又依赖于当事人选择的情形下，仲裁机构的案源短缺成为制约仲裁工作开展的一大问题，如何开拓案源、摆脱无案可办、经济紧张的困境，就成了仲裁机构负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运用行政化手段推行仲裁制度对增加案源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且仲裁机构的负责人多为政府官员，面对案源的压力他们的内心普遍有着在短期内追求显著政绩的冲动，于是，为拓展业务量，运用行政化手段推行仲裁制度自然会成为首选。他们往往借助行政力量来落实仲裁条款，用行政命令、规范性文件、借助行政职能搭车在合同文本中预制仲裁条款。此种做法往往剥夺了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权，不能充分体现出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真实意愿。 （四）仲裁机构负责人惯用行政思维 仲裁机构的负责人不仅是行政人员兼任，而且在思想上，惯用行政思维，其原因如下：一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认为民间机构腰杆不硬办事不力；二是认为政府在仲裁机构组建时给予了巨大支持，提民间化怕被扣上意识形态自由化的帽子；三是担心仲裁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剥离后，仲裁机构切断了经费来源无法生存。由此，仲裁机构无法从领导层面上摆脱行政束缚。 （五）仲裁办事机构受控行政机关 仲裁秘书处权力膨胀，借监督操控仲裁庭，对仲裁庭进行行政化管理，用上下级隶属的方式管理仲裁庭，仲裁庭没有独立地位。仲裁秘书处受行政机关牢牢控制架空仲裁委员会，委员会制的优越性无法实现。仲裁委员会本是决策监督机构，秘书处是执行机构，我国的仲裁机构运作中的实际情况却是：仲裁秘书处与仲裁委员会权力划分不清，秘书处凌驾于委员会之上，委员会不能科学决策和实施有效监督，出现委员会虚无化现象，形成仲裁机构畸形的运行机制。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操控和干预仲裁庭，对仲裁公正性和独立性造成负面影响。 三、仲裁机构的民间化依据 在这里，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即仲裁机构实现民间性的过程。民间化是与行政化相对的一个概念，也称"去行政化"。 （一）仲裁权的来源决定仲裁机构的民间性 仲裁本是一种"私力救济"方式，只是由于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才被国家立法予以确认，从而上升为一种法律制度。仲裁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争议解决制度，从仲裁权的授予到仲裁员的选择，从仲裁程序、仲裁规则到仲裁适用的法律都可以由当事人合意决定。仲裁机构管辖权来源于并仅限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机构的出现，不但赋予了仲裁现象新的生命，更使得仲裁这一社会机制定型化、机构化、成熟化和制度化，使它成为现代社会诉讼外最重要的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4] （二）《仲裁法》确立了仲裁机构民间化原则 《仲裁法》立法目的是改变原有的行政仲裁体制，建立民间仲裁体制，从立法机关编辑书中可见立法的初衷 "为了保证仲裁机构能够独立性、公正地解决纠纷，应当体现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中介性，避免外界干预……"[5] 《仲裁法》颁布时，我国民间商会尚未强大到能独立组建仲裁机构，因此由政府组建仲裁机构，改变原来各行政部门多头仲裁的局面是必要的，这也是中国仲裁发展中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地方，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参与组建的政府部门的越位，不正当的干预，导致仲裁机构的行政化程度很严重。而在仲裁制度有所发展的现今，是时候让仲裁机构重归民间化的初衷。 （三）仲裁机构应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从世界范围来看，仲裁机构大多为非营利性组织。仲裁机构作为市民社会实现自我治理的一种社会组织，其民间性是国外仲裁机构的一个根本特征。把仲裁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来认识，对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非营利组织是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非营利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等重要特征。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单位内部的社会固体、特殊社团法人以及以企业法人形式存在的非营利组织。实践中把仲裁机构定为事业单位，这样的分类与实际情况不符。 首先，仲裁机构运营不以营利为目的。仲裁机构是从事社会服务的单位，向服务的对象收取仲裁费用维持自身发展。但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片面的追求盈利可能会导致仲裁机构在公正性和案件审理质量的减损，并且，仲裁机构注重利润也会和仲裁员在利益上产生冲突。必须保证仲裁机构把精力放在提高案件管理质量和公正审理上而不是追求利润上。 其次，仲裁机构奉行非营利法人的"禁止分配规则"。非营利法人奉行"禁止分配原则"，这是与营利组织（比如公司）的本质区别，即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业务并收取费用，只要该商事活动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本组织章程所确定的宗旨，只是对于所获得的利益，非营利法人的所有成员、内部人员都不得予以分配。仲裁机构是独立的公益的社团法人，应同样适用"禁止分配原则"。 最后，仲裁机构不能成为某些特定个人牟取私利的载体和工具。防止不当的资产管理行为，防止私人将仲裁机构的财产转化为个人利益是仲裁机构资产管理制度设计的重点。这一点，与非营利性组织的特征"不能将非营利法人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是契合的。 （四）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快仲裁机构民间化进程 1.政社分开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下发生的民事纠纷，政府不适宜进行行政干涉，应该通过其它的渠道解决。因为民事权益纠纷涉及到市场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搞市场经济必须扩大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市场主体有了纠纷，可以自主选择诉讼以外的方式解决，这是对私权的处分，只要仲裁程序严格政府就可放手不管。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是仲裁必须脱离行政，二是当事人可以自愿仲裁。行政仲裁过渡到民间仲裁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不是万能的，应借助民间力量构建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 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要求仲裁机构发挥作用 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社会从结构层面、从观念层面必然要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调整，社会纠纷大量发生，各级法院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即是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从整个纠纷解决体系的大视野出发，我们没有必要建立一个与法院相似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的公权力机关去分流法院的案件，民间化解决纠纷组织既可减轻财政负担，又能达到我们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终追求。国家通过立法或政策导向把应由私法调整的民商事案件分流到其他途径解决，可以减轻财政负担沉重和司法案件过多的压力。 四、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前景 在仲裁机构民间化建设座谈会上，肖峋老师曾对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做了如下三方面的概括，由此可知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前景和发展趋势。[6] （一）裁决权的私权性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权来自于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私权的处分，体现在现实中即仲裁协议。这就要求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是唯一的裁判权来源，行政机关无权干涉仲裁行为，法院也只能在仲裁程序出问题的时候才能介入。 （二）组织上的独立性 仲裁机构既不隶属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也不是事业单位。所以其在组织上是具有独立性的。这里也涉及到仲裁协会的问题，仲裁协会是属于行业自律型组织，仲裁协会不能任命仲裁委员会成员，也不承担仲裁委员会的经费，更不能干预仲裁厅裁决案件，所以仲裁委员会与仲裁协会在组织上也是独立的。 （三）财政上的自主性 在这里，我国涉及仲裁机构的财政问题共有三部法律条文：第一个是在国际条约中，明确仲裁属于中介服务，即财政上是自收自支。第二个是国务院办公厅95年44号文，明确规定自收自支。第三个就是财政部的规定，收支两条线。财政部的规定与前两者不符，而效力显然低于前两者，因此仲裁机构在财政上应是自收自支。仲裁机构在财政上应该独立自主，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在仲裁的本质属性层面还是当今我国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只有旗帜鲜明地倡导和贯彻仲裁的民间性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仲裁机构的民间化改革，才能更好地彰显仲裁机制的生命力，使其更充分地发挥在社会解纷系统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奖惩制度与医疗机构行政管理 摘 要：奖励与惩罚制度对医疗机构的工作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奖惩制度在各个医疗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的运行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不按标准评发奖金，不采用绩效评发奖金，不合道理地扣留医务人员的奖金等等。这些不恰当的奖惩形式不但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而且还造成奖惩机制中掺和了大量的“水分”和“潜规则”。正确落实奖惩制度应坚持原则；制定标准化和措施。 关键词：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奖惩制度 奖励与惩罚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是现代行政管理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通过奖励与惩罚，有助于激发医护人员的荣誉感或羞耻心，有助于医护人员明确工作目标，也有助于维护医疗机构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然而，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几年来，由于不按标准评发奖金，不采用绩效评发奖金，不合道理地扣留医务人员的奖金等不当奖惩，不但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而且还造成奖惩机制中掺和了大量的“水分”和“潜规则”，使得本该是光荣和骄傲的奖赏成为人们心中的疑惑和不满。这样的奖惩制度实在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论述了自己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奖惩不当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奖惩制度不健全、不完善 根据笔者对几家医疗单位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个单位具有健全完善的职工奖惩机制，仅仅有几家单位在一些管理制度标有“是部门绩效和个人工作表现予以奖励”的宽泛性阐述，这样的奖惩机制显然不能也根本不能适应现代企事业的行政科学管理。比如在奖金的分配方案上，还有一些单位采用以考勤为主要标准的平均分配方案，导致出现医护人员出工而不出力和尸位素餐的现象；还有些单位的奖惩机制杜绝了各个科室吃单位“大锅饭”的现象；此外，诸如考核办法不合理不科学等也将致使同一单位付出相同劳动的医务人员获得不同等的奖励。 （二）奖惩标准不明确 奖惩不明主要表现在该奖的不奖或少奖，不该奖的得奖，该罚的不罚。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医疗机构的现有文件对奖惩的规定大都为：“对工作出色、成绩突出的医务人员或科室班组给予通报表扬；对不称职的，将及时向有关单位建议予以更换。”对此，我们不禁疑惑：“工作做到什么程度视为优秀，什么程度又应该视为不称职呢？”奖罚不明会造成一个单位人心涣散，会影响单位执行力，不利于单位的长远发展。 （三）奖惩实施过程不够严格、严肃 严格的奖惩制度是在复杂环境和危急时刻帮助人们端正前进方向、确立正确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如果医疗机构对忠于职守、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表现突出、给医院带来了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及时予以鼓励和支持，就会挫伤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就会起不到示范带动作用。反之，如果医疗机构对玩忽职守、明知故犯或者造成误诊、误治、误护的科室或个人不及时进行惩处，就会影响医疗工作的继续开展、损害单位的荣誉，使群众对医疗机构丧失信任。 （四）领导干部变相获奖，频频获奖 据统计，无论在哪项奖励中，各个阶层的领导所获得奖励占整个项目奖励的85%以上。这就说明，基本上所有的奖励都给了领导。很多单位在评奖时，首先把领导作为优选人选。这里，笔者并不是认为领导干部就不能获奖，只是为了说明很多单位存在这样的“潜规则”而已。 二、奖惩不当的主要原因 （一）领导干部考虑片面，主观思想干扰严重 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医疗机构的有些领导认为奖励是衡量工作成绩的指标而惩罚是衡量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严格程度的标准，认为获奖多则工作优秀，罚得越多则管理越严格到位。在医疗机构奖惩机制运行中，有些决策领导不从德、能、绩、勤等方面综合考虑，而是根据他们的主观臆想来评定，甚至有些领导特权思想严重，常常个人说了算，不按原则和程序办事，不经职工集体讨论研究便决定奖惩职工科室。 （二）管理过程虎头蛇尾，政治工作敷衍了事 这种情况往往体现于医疗机构的某些领导管理人员借故称忙，在会议上郑重其事地把任务布置得有条有理，会议结束便放任自流，疏忽日常的监督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遇到困难后便偃旗息鼓，不认真组织医护人员研究对策，一拖再拖，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奖罚了事。 （三）工作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 据了解，在众多医疗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工作任务的落实只是流于“开会”的形式大为普遍。这样浮光掠影的“开会”，看起来真的把工作落实下去了，实际上却是“光说不做”并没有深入展开。比如，在很多医疗机构的个人年度考核大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本着过过形式的思想，不按规定的要求和标准在调查卷上给职工评优，仅仅凭关系疏远和个人主观臆想来选评，甚至出现多份所有职工都是优秀满分的调查卷。 三、奖惩不当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不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热忱和主动积极性 如何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在医疗机构的现实经营管理活动中，却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新问题。任何人都有获得更多、更好、更广泛的奖励期望。想要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应了解职工积极性的来源，奖励制度便是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管理人员为了刺激员工的积极性，就发奖金。但是，如果医疗机构奖惩不当，干活的不干活的都能拿奖金，就会给医务人员带来不良情绪，进而严重影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不便于医疗工作的贯彻实施和深入开展 在医疗工作的贯彻实施和深入开展中，奖惩机制发挥着现代管理中的激励和制约的作用。针对医疗工作者实施奖惩，通过奖励诱使医务人员严格遵循按时间、地点和过程、方式的计划要求行事，通过惩罚以迫使医务人员规范自己的行为活动。奖惩不当，让医护人员心中不服，致使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紧张和恶化，同时又会降低奖惩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医疗机构单位的执行力也失去了稳定性。 （三）难以树立“典范、先进”的示范作用 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可以推动医疗工作的向前发展。如果医疗机构在实施奖励工作时搞暗箱操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或者在评选和奖励劳模或“先进”时宁滥勿缺，就会使人们失去对劳模或先进集体的敬仰，取而代之的是不屑和质疑。反之，如果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在处罚应受罚人员时，讲情面，怕报复，避重就轻，就会降低奖惩制度的示范作用。 （四）难以弘扬正气，遏制不正之风 清正廉洁，自古以来便是一种高尚的节操。发扬清正廉洁的精神是当前深化医改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医疗机构弘扬清风正气，纠正不正之风，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营造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良好氛围。奖惩不当，会滋长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收红包”、“开单提成”、“私自外出行医”、“以医谋私”等等不正之风。只有健全合理科学的奖惩机制，才能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严格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推动医疗机构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确保医疗机构纠风工作取得成就。 四、如何正确落实奖惩制度 全面贯彻落实奖惩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医务人员的凝聚力和主人翁责任感，在维护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和医患合法权利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 （一）坚持原则 1.公正公平的原则 公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医疗机构也如此。如果医疗机构制定的奖惩措施只对部分职工起作用，那么这样的奖惩制度必然不会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还会增加医务人员的敌对情绪，从而产生很多负效应。 2.公开的原则 这里的“公开”主要是这奖惩程序公开和结果公开。为了使奖惩公正公平，并达到应有的效果，奖惩的程序公开和结果必须公开，以便让人民群众参与对医疗机构行政管理的监督，防止和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 3.及时性的原则 笔者个人认为：奖惩必须要及时，否则会让奖惩的功效大打折扣。医疗机构应按制度对理应奖惩的医护人员不仅仅要当场宣布给予他们的奖励或处罚，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一个月或月末）予以兑现。时差的奖惩会让人产生举棋不定和模棱两可的联想，阻碍单位整体工作的向前发展。 4.科学合理的原则 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有利于发挥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创造力，有利于培养医务人员对医疗机构的经营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研究医务人员的需求，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才能使医疗机构充满活力，才能为医疗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管理制度保障。 （二）制定标准和措施 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研究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根据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奖惩标准，以及“以人为本”的奖惩标准。医疗机构领导层应高度重视奖惩制度的贯彻落实，狠抓绩效考核，按绩给奖，奖惩分明。在构建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的同时，医疗机构要做好责任制度的建设，将奖惩制度与责任制度紧密联系起来，二者齐头并进。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障，医疗机构全体医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正确对待奖励和惩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 机构与行政论文:公共服务供给与行政机构职能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公共服务供给与主体职能之间关系的阐述，解析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中行政机构的角色定位，进而引出了我国行政机构在公共服务供给职能上既是承担者又是监督者，如何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加快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行政机构职能；公共服务改革 1 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供给 1.1 公共服务 学者们对于公共服务常常居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如：无形和有形的角度；提供者和被提供者的角度；从行政职能的角度等等，众说纷纭。不过，公共服务的概念最初源于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理解。 时至今日，学者们广泛认同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于公共产品的概念的阐述。1954年他在他的《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到：“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①。在文章中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首先，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经济主体间的消费行为相互不影响对方，某一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会因消费文体的增加，而增加了消费成本。据此，繁衍出众多关于公共服务概念的定义，更加精准，并具有时代意义。本文对公共服务的理解更倾向于广义上公共服务的概念，即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同时还包括其他内容，如行政机构行使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的职能。 1.2 公共服务供给 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属于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但行政机构并非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唯一主体。某些公共服务，也就是被称为纯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但有些公共服务，由其本身的市场特质决定，由市场参与管理。多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取代了仅由行政机构单一主体提供的方式。由奥斯特罗姆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②，正符合这一情况，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了产品供给的单一集权格局，形成了多元主体相互竞争的局面，这就构建了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与第三部门所组成的多中心供给模式，改善了由行政机构这一单一供给主体提供公共产品导致的不足。 2 公共服务供给的三种模式 根据公共服务供给三种主体的不同，相应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供给模式： 第一种是权威型供给模式以行政机构作为供给主体，以其权力运作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行政机构处于供给的权力中心，为社会公众生产产品、供应产品和提供消费者消费产品时所需的服务。 第二种市场型供给模式以私营组织作为供给主体，以其商业交易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资源配置采用市场化标准进行，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是私人企业，其目的以营利为准，提供收费的公共服务；相对的消费者也可以在不同的服务供应者间自由选择，并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拥有选择权与决定权。 第三种是志愿型供给模式以第三部门作为供给主体，以其志愿慈善捐赠为特征。在这一供给模式中，为社会公众生产产品、供应产品和提供消费者消费产品时所需的服务的生产者和安排者都是些非营利性组织。行政机构在其中扮演的是维持秩序的角色。 3 行政职能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体现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仅表现在生活的水平上，尤为突出的是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性公共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追求发展性公共需求日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下一个目标。人们对几种基础性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上升，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需求。 我国的行政机构，代表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并发挥着最大能量以满足人民大众对公共利益的需求，更有责任督导公共部门改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与分配中的公平、公证，这是行政机构作为职能部门的重要责任。利用“有形的手”调控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满足公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需求，也就是公共服务，这就使行政职能的体现，不紧是在提供这一环节，更重要的是在调控这一环节上。它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公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提高的保证。在享有公共服务的所有社会公众当中，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成为重中之重，这就要求行政机构以公平正义的原则为先，逐步完善行政职能，充分发挥社会责任感，肩负起改善全社会公共服务环境的重要使命。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国都在改革中不约而同的引进外部力量，但无论如何，行政机构都被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当中的核心力量。 4 我国公共服务改革进程中的行政机构职能转变 建国至今，我国经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无一不把如何完善行政职能作为重要目标，并把人民利益最大化、一切为了人民作为重要执行标准。2007 年10 月, 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 , 并把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模式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并非毫无阻碍，一帆风顺，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条件都不完全成熟的当下，加快行政职能转变的步伐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应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强行政机构的决策职责，为做好下一步管理职责作好准备。行政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核心力量，一定要把握好发展的脉搏，把自己从相对处于劣势的领域中脱离出来，并在公共服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效率。 其次，深化行政机构的服务管理职责，加快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发部相关公共服务信息，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加大力量培养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发展壮大。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改革过程中最有效的制度保障，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是公平、公证的原则性保障，培养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发挥作用，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多主体的竞争局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 再次，要加强行政机构的监督职责，最大化公共服务的监管机制，切实提高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有效的监管，能够防止腐败，保护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侵害。行政机构不仅要负担起监管的责任，还要负责引导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进行联合监管，形成一股牢固的监督力量，鼓励多方监管，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和群众自发监督的积极作用。 最后，培养服务型行政的先进理念。在我国，行政机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服务型行政机构，去除行政人员官本位和行政本位的有害思想，端正态度，增强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的培养，建造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使社会公众都能够享有社会主义国家完善的公共服务。 机构与行政论文:论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摘 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中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之设置与职能重构 摘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与职能上存在的问题较多，不利于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依据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原则以及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有必要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进行重构。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将管理职能与执法职能相分离，以提供高质量的行政服务为基本理念，弱化乃至取消行政裁决职能，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知识产权；机构设置；行政管理；行政执法；重构 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进入国家级战略高度。其中“健全知识产权执法和管理体制”是《纲要》确立的五大战略重点之首。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知识产权管理，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又是知识产权管理中的重要方面。对此，《纲要》特别提出要“深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这表明，改革、健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已具有切实必要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从我国目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分配情况来看，涉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机关众多。这是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一直采取单行立法模式，基本上每个单行法规只调整知识产权的某项特定客体，然后再根据国家机关的职能划分和任务平衡的原则规定一个主管机关。这样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客体在我国就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管理全国的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商标权和类似权利给予保护，并负责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的版权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原产地名称保护工作；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对植物新品种权给予保护；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互联网络域名系统的管理机构，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则协助国务院信息办管理我国的互联网络域名系统；海关总署则负责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2004年，中国政府还建立了由这十多个部门组成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各部门的协调，并推动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指导各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上述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自成体系，除中央机构外，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并且行政职能涵盖知识产权的多个方面，包括行政管理、行政服务以及行政执法功能。因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对知识产权既提供司法保护又提供行政保护。相较而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对知识产权予以确权、行使和保护等管理方面以及向公众提供行政服务方面的职能与其他各国相比差异不大，但是由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直接行使着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对知识产权纠纷进行调解、查处和裁决的行政执法功能确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大特色。 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设置与职能方面具有多元化、多层级和一体化的特点。所谓“多元化”是指知识产权由不同的行政机构来保护；而“多层级”则是指各行政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又分为若干个管理层次；“一体化”则是指行政立法、授权和保护职能集于一身。 这种多元化、多层级和一体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体制在知识产权普及、推广和保护等方面曾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它也很容易形成管理机关设置的分散、执法主体过多及相互职能交叉和权力冲突的局面，从而成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性障碍。具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与职能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机构设置过于分散，职能部门太多，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由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达十数家，每家又下设地方机构，结果人员、机构臃肿，造成大量的设备与资金的浪费，行政管理硬性成本过高。而且各机构之间职能虽有交叉，信息却不能互通和共享，容易出现审查标准不统一、重复授权、无效授权等结果，无形中又增加了软性的行政成本。比如商标权和商号权分别由商标局和地方工商局两个部门管理，当权利主体不同时，极易导致权利冲突，难以协调。可见，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过多也是一些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 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给公众造成困扰。由于各部门职能划分不够清晰，各机关往往各自为政，不断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部门利益化现象日益严重，整体效能不断下降，阻碍了政府综合协调职能的发挥，给接受服务的社会公众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社会公众在遇到知识产权问题需求助于行政管理部门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钻行政迷宫”。虽然中央成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但其本身也难以形成协调统一的保护措施和执法合力，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我国服务型政府形象的树立。 第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集行政立法、管理、执法职能于一身，负担和压力过重，且不符合法治制衡的原则。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权的配置是根据知识产权的种类不同，与该类型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权划归同一政府机关，各执法部门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而现实中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侵权或违法行为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模式必定会产生行政执法的效率降低、力度削弱、资源浪费以及保护范围限缩等问题，并使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承担过重的行政负担。再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既拥有知识产权立法权限，又肩负着执法功能，将本身属于不同阶层的行为合并在一起不符合法治原则，不利于有效监督，因而近年来饱受诟病。 第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多元化、复杂化不利于TRIPS协议的执行及开展国际交流。TRIPS协议将透明度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一成员做出的司法裁定和行政决定涉及知识产权的有效性、范围、取得、实施和防止滥用，都应以官方语言加以公布。”我国作为TRIPS协议的成员国，应这一原则的要求，行政管理机关理应尽量提高行政透明度。但实际上，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各部门政令繁多、数量巨大，甚至有时相互冲突，难以贯彻执行透明度原则。而且由于知识产权行政机构的分散设置，且各自又享有外事权，其他国家或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在与我国进行知识产权交流合作时不得不分别同我国的知识产权各管理部门一一进行洽谈、磋商。这种知识产权行政机构分散的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国际交流。 因此，改革与健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与职能已经势在必行。 二 (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之一般原则 有效的行政管理活动有赖于有效的行政机构 设置，科学、合理的行政机构设置是提高行政效率和实现行政职能的开端和基础。改革、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无论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职能方面的改革，都必然涉及相关机构的分、合、并、转，甚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改革。对此，我们应谨慎行事，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要适应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一个国家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它是否合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现有模式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很多地方还有待完善。过去的单行立法模式造成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多元化。然而，知识产权毕竟共性大于个性，知识产权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随着民法典的编纂，知识产权立法不论是纳入民法典中单独成编，还是在民法典之外独立编撰法典，其逻辑化和体系化已是必然的历史选择。与此相应，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也需要统一的机构。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知识产权涉及的领域会越来越广，新的知识产权客体会相继出现，如果还是根据领域的相关程度将其归口分配给各个部门管理，势必出现每个部门都要设立自己的知识产权子部门，因而又重蹈目前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知识产权的性质还是从发展规律来看，由一个统一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会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 其次，要遵循精简、高效的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2003年，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府内部组织结构，促使同类管理职能的集中化和一体化，打破部门分割状态，构建新的职能体系和协调运转机制。而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多元化、多层级的行政管理体制显然有悖于精简行政机构的方针和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要求，很难体现“精简”和“效率”。因此，政府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以行政资源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为出发点来设置行政机构，该设的设，该并的并，只有行政权限集中化，将同类事务划归一个机关管理，在统一领导下，才能避免工作重复、权责冲突，实现以最小的输入求得最大的产出。也只有在这样体系完整严密的组织领导下，才能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协调高效运转，实现对纵向系统的有效监督和横向系统间的密切协作。 第三，优化职能，坚持服务行政原则。所谓“服务行政”，是一种以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为导向，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以服务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知识产权本身作为私权，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应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不宜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若动辄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自身的调节，势必泯灭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这又无异于退化到知识产权萌芽期的“皇室特权”时代。因此，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要逐步实现由控制者、管理者向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身份转变。 (二)国外有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能的一般做法 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上，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相对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机构设置。据统计，全世界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二合一体制，即将专利和商标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设置，称之为工业产权局或专利商标局。这其中，又有74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三合一体制，将专利、商标和版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在一起。而采取将专利、商标和版权分散管理的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利比亚、希腊、埃塞俄比亚、埃及、文莱和中国不到10个国家。 由此可见，国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总体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因为知识产权种类虽多，但各类权利之间存在同质性，尤其是作为授权性知识产权的专利和商标在行政管理上存在许多共同点。为此，许多国家都将授权性工业产权的行政管理归到同一个行政机关名下。而版权由于具有非授权性和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因而有的国家将其单独设置管理机关。如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利商标局负责美国国内专利和商标的行政管理，版权办公室则隶属于国会图书馆；日本通产省下属的特许厅负责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以及商标的行政管理，版权由版权局管理。而德国，专利商标局负责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事务，版权由联邦司法部下面的贸易与商法部管理。 将工业产权管理和版权管理分开来的二合一模式有其一定的优势。由于专利、商标都需要资格审查和在先检索，具有同质性，专利纠纷和商标纠纷也常常联系在一起，需要联合执法，因此，将所有的工业产权活动集中在一个工业产权局管理之下，有助于管理者更有效地使用管理技能，更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并能缓解专业人员不足的现状。 除二合一体制外，有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进一步统一化，将传统的知识产权类型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几个领域都归到统一的部门之下。如英国贸易工业部下属的知识产权局，负责全国的包括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在内的所有知识产权的受理、审批工作，并执行知识产权相关立法，遵照欧盟相关法令协调英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进及支持知识产权保护活动。与英国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十分相似的还有加拿大。加拿大的知识产权局主管专利、外观设计、商标、版权、集成电路，而植物品种权由食品监督局负责。 总的来看，将知识产权管理集中在一个权威机构之下，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反观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有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管理系统，行政管理成本高企，行政效率却很低下。 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考察，国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四方面：知识产权的登记、注册与评审；知识产权的信息传播与管理；提供立法建议与制定行政规章；对外谈判和国际交流等。 由此可见，国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与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职能上基本类似，但很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它们并不承担行政执法任务，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解决法律问题或冲突。即使有的管理机构具有执法职能但并不涉及对侵权的查处，而在我国侵权查处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由于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在设置与职能上存在明显不足，为切实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绩效，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水平，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着行政管理机关的设置原则，适当精简管理机构，整合行政职能，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应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这里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将所有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归于一个部门统一领导下的三合一模式，在该部门之下再按各种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设分支机构；另一种方案是采用二合一模式，将专 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商标、地理标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授权性权利集中在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而将版权归到另一行政管理部门，在这两者之上再设立一个协调机构。从确保我国知识产权战略高效实施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协调高效运转的角度出发，采取三合一模式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中设立一个统一的知识产权领导机构――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在国家知识产权总局之下再分设两个司――著作权司(或称版权司)和工业产权司的方法较为可取。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将绝大部分知识产权置于同一屋檐下，有助于协调对各类知识产权客体的管理，整合行政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同时也有助于贯彻执行TRIPs协议，开展国际交流，一旦发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能对敏感问题做出迅速反应，妥善解决问题。在统一的领导下，行政机构内部还应进一步进行科学合理的横向分工，以适应不同职能的需要。但是在划分横向部门的时候，应避免分工过细，以免造成部门林立、效率低下。 其次，优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将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相分离。虽然各国都有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但是各国通行的是由专门的行政机关保护，比如海关。而我国是由行政管理机关直接去执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客体种类的增多，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核等行政管理工作将日益加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将其职能主要立足于知识产权的审核登记、政策制定、宣传教育、人才培养、信息咨询、公共服务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工作中。将行政执法的职能剥离出去，减少执法耗散，使其职能专业化，有利于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集中精力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当代，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更应大力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环境。譬如，可以构建知识产权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把一些常规性、程序性、同质化程度较高的服务项目在网上开展实施，实行网络申请与网络缴费，建立信息数据库，定期各类知识产权网络公报，逐步实现电子化管理，为申请人进行权利申请、文献检索、利用知识产权情报信息提供便利条件。这些服务性措施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水平十分有利。 第三，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并适时调整行政执法内容。由于知识产权特别是工业产权的专业性极强，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基本上难以妥善解决纠纷。而现有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中专业人士缺口较大，反馈到执法上，各地区的执法标准与认识差别很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支专业过硬的、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置与内涵把握精准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只有成立这样一支队伍，才能做到相同案件相同的处理，避免由于行政执法的错误而造成不公平竞争状况。因此，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职能相分离，并非是要取消行政执法，而是要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实行执法权的集中化配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不但不会削弱已有的行政执法，而且可以大大强化行政专业执法。”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伍的组建，我们不妨将原来分散在不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系统的执法人员和装备整合起来，成立统一的行政执法队伍，划归到知识产权局的框架下，由其统一领导，主要查处那些影响社会公众利益和市场正常秩序的，具有明显违法特征的行为。但是作为例外情况，针对进出口货物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应当继续由海关负责。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过去主要有行政处理(包括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仲裁等)、行政查处(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救济、行政处分、行政法制监督等形式。其中，行政查处构成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最为核心的内容。而对于行政处理特别是行政裁决，学界一直存在“存与废”的探讨。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一种行为，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传统理论认为应当提起行政诉讼。然而知识产权本质上是私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更多的应是由权利人作为民事主体自行启动民事程序从而得到民事救济。只有少数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情况下，才启动行政执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行政裁决制度混淆了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分工，认为应逐渐弱化行政执法在裁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维护私权)方面的作用，直至完全取消。按照TRIPS协议的规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也应整体被弱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不再具有终局性，所有行政保护均须接受司法审查。这是因为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将司法机构设置为民事争议的最终处理机构更符合法治原则。但是知识产权毕竟也具有公益内容的一面，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给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给予行政保护，可以说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因素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内在条件。而且由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相对司法救济而言具有程序简易、成本低、周期短等优势，特别是从我国解决纠纷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机制角度看，民众对行政机制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和认可度还较高，因此，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在未来仍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纲要》提出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言下之意，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还将继续存在一定时期。 因此，我国未来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定位为：以提供专业的行政执法水平作为基本理念，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的建设，在不减损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前提下取消对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适时调整行政查处力度，最终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向司法保护的单轨制过渡。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发展与行政机构优化 公共行政的发展以及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出现，需要我们对传统的行政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认知，依法推进行政组织结构的变革，破解行政体制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实现行政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建立在传统行政组织理论基础上的行政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公共行政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行政组织理论，以及以该理论为基础的行政组织结构，深入了解行政组织理论以及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的原因所在，以审慎的态度，提出科学合理的构想，有效回应行政体制改革与公共行政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对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结构的新认知 (一)行政组织的概念与构成。传统认为，行政组织是由国家设立的管理行政管理的组织，是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的综合体。伴随现代行政的发展，公共行政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国家行政，在国家行政之外，还存在社会公行政，虽然目前对如何界定社会公行政，以及如何划定国家行政与社会公行政的界限等问题仍存有疑义，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们逐步承认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也承担一定公共行政职能。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行政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其他公共机构与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等，进而将行政组织界定为“是指行使行政职权、管理公共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以外的承担行政任务的其他组织的总称。”［1］3－4笔者赞同这种对行政组织概念的拓展性界定。首先，“行政组织”中的“行政”指公共行政，它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行政，在国家行政之外，还包括由非国家组织承担的社会公行政;其次，“行政组织”中的“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原则建立起来的有序组织体，它具有科学严谨的组织结构形式。据此，笔者认为，行政组织是指由依法行使行政权，管理国家及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的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构成的具有一定组织结构体系的统一体。该概念首先揭示行政组织是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凡是不承担行政职能的组织均不能称为行政组织，因权能性质的不同，行政组织不同于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更有别于不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组织;其次，该概念明确了行政组织的构成，行政组织是由国家行政组织与承担公共行政职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该有机统一体组织结构严谨，职责权限分明，以公共行政职能的承担与履行为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二)行政组织结构的概念与构成。行政组织结构是指构成行政组织的各要素按照一定规律和方式组合而成的完整体系，包括国家行政组织结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以及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三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中，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在行政组织结构中的地位最为重要，其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行政组织结构的科学性，因而优化行政组织结构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对国家行政组织结构进行优化。 1．国家行政组织的结构。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包含国家行政组织的横向结构(管理幅度)和纵向结构(管理层次)，同时，国家行政组织所构成的规模体系对组织结构的合理性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横向结构、纵向结构及规模结构共同构成了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有机体，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国家行政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横向的管理幅度大，纵向的管理层次少，这种“扁平状”的组织结构形式分权优势比较明显，有利于各组织成员积极性的发挥;反之，横向的管理幅度小，纵向的管理层次多，这种“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形式集权优势比较突出，有利于命令的服从与执行，传统的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多层级的集权性组织形式。同样，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与其横向及纵向结构也是相互影响的，严格控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有利于实现行政组织结构整体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与政府机构相比，“非政府公共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形式不同于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组织的运作也不是按照行政指令机制，而是扎根于社区的、权力流动双向或多向的、独立运作的组织。”［2］作为一种独立存在与运行的组织形式，非政府公共组织彼此之间并不具备行政隶属关系，它们在各自的职能领域内独立发挥作用。而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内部，为有效实现该组织的职能，也存在纵向上的三个管理层级，即决策层级、管理层级以及具体的操作层级。同时，为了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实施有效管理，非政府公共组织同样应当具备一定的组织规模和人员数量。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结构应当包含各组织之间的平行结构形式、组织内部的纵向管理层级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结构三项内容。［3］ 3．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组织体系内的关系结构也是影响行政组织结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要因素，国家行政组织结构、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以及两者的关系结构共同构成了行政组织结构的完整状态，只有三者都是合理的，行政组织结构才能实现合理性。关于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我们认为主要涉及到两者是否具有隶属关系、各自的活动界限以及两种的规模比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行政隶属关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意味着非政府公共组织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与政府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独立履行职责，并独立承担其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不受任何制约，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其行为的法律监督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监督是监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监督关系不等于隶属关系。 (2)两者的活动界限。一是与政府的职能类型有关。如果是全能型政府，则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存在与作用空间将非常有限;如果是有限型政府，则非政府公共组织将获得相应的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空间。对有限与有为政府的模式选择意味着政府的职能与权力是有限的，要求公共行政职能在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二是与公共行政的社会化程度有关。如果公共行政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管理创新越深入推进，则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就会越宽，反之则越窄。从公共行政发展的进程来看，公共行政的社会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三是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达程度相联。如果非政府公共组织越发达，自主能力越强，则能够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当然，应当明确的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两者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需要进行动态调整，这也对政府能力与行政组织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两者的规模比例。二者的规模比例应当是科学合理的。对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要求是，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和人员规模应当以满足能有效履行公共行政管理职能为限，过大会导致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权力寻租、财政压力巨大等弊端，过小则难以承担其应当履行的公共行政职能。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要求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组织规模和人员规模应当以满足能够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实施有效管理为限，能够有效提供只能由国家行政组织提供的纯粹公共产品以外准公共产品和其他公共服务，构成对国家行政有益的补充。 二、我国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横向组织结构不合理。在横向组织结构上，宏观与微观结构均不合理。就宏观管理幅度而言，显得较为狭窄。①就微观管理幅度而言，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下辖相当数量的下属机构，机构设置名目繁杂，数量众多，如办公厅(室)、职能机构、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办事机构等，以及各种各样为处理临时性问题设立的临时机构，以及为协调、处理、解决机构间的问题和矛盾而设立各种各样议事协调机构等单位或机构。这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国家行政管理宏观协调不够、职能分割、合作不足的弊端。 2．纵向组织结构不合理。实践中，我国政府组织的宏观纵向层级已经突破宪法规定的层级要求，形成实际上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微观上各政府部门内部亦再细分为若干层级，宏观和微观的纵向层级设立过多。再加之上下级政府之间在机构设置上讲究对应的原则，地方政府除国防、外交外，设立的机构与中央政府相差无几，形成上下级政府之间机构设置同构现象。这就导致无论行政管理的幅度有多大，上下级机构规模均呈现出“一般粗”的不合理状态，机构重叠、多头管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在所难免。 3．规模结构不合理。国家行政组织在横向、纵向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党政两套班子机构设立重叠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影响其规模结构的合理性。目前，机构规模过大、人员众多、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等问题非常突出，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 (二)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与国家行政组织关系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能力和活动范围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数量与规模尚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我国尚未形成关于非政府公共组织整体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法治化建设与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被公众认知度还比较低，欠缺社会自治意识基础的客观状态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其次，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一是从活动能力上来说，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内部管理、外部活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筹资、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组织协调等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从活动范围上来说，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范围还较为有限，尚不能满足政府职能转变的需求，需要扩大组织规模，拓宽活动范围，与政府的公共职能形成有效的衔接。 2．非政府公共组织与国家行政组织的良性关系尚未建立。首先，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角度而言，受政府支配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构成中仍占主导地位，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很差，与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受政府控制和支配，而非平等协商、合作互动。独立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仍较为有限，活动能力和空间尚未能与政府职能范围形成有效衔接。其次，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尚未能形成信任和放权的意识，政府对非政府公共组织更倾向于管理、控制、支配而非培育、引导和监督，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其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建立起来。 三、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标准 以行政组织结构的整体优化为视角系统考量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标准包含以下三方面。 (一)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是否能够保障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设立国家行政组织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该组织结构是否有助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实现。 1．外在标准:是否能有效满足政府职能转变后的履责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在职能范围、职能重心以及履责手段和方式上予以转变，决定了政府组织结构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以满足职能转变后政府履责的需要，这是国家行政组织结构优化的外在标准。一是政府职能范围的转变要求政府职能从其他领域退出，集中于法定的职能范畴，需要政府的规模结构作必要的调整，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该调整的调整，该撤裁的撤裁，该加强的加强，政府的宏观规模和微观规模都会因此而变动。二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组成机构及其构成比例的相应调整。政府的职能重心由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相应地需要减少经济管理部门，适当调整或增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三是政府履责手段和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都要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一方面，政府的履责方式由微观、直接向宏观、间接转变，应当加强对政府组织结构的整体整合，突破“条块”之间，特别是“块块”之间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的履责手段由主要依赖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需要适当缩减行政管理的层级而扩大行政管理的幅度。 2．内在标准:是否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要克服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已经存在的弊端，保障政府运行的有序和高效，需要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设置符合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科学性———组织结构所要求的精简、统一和高效，这是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内在标准。所谓“精简”，就是要求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人员、层级、工作程序等克服现存的机构臃肿、人员庞大，组织层级过多，工作程序过于繁杂等弊端，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机构精减、人员精干、办事程序精炼的有限有为政府。所谓“统一”，是指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设置应当能够保证其运转的协调统一，保证各组织结构之间权责关系的协调统一，最终保证政府职能履行的协调统一。按照统一的原则，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应当有利于克服实践中存在的机构之间分工有余而协作不足，强调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而忽视甚至漠视全局利益，中央与地方关系不顺，垂直部门与所在地方政府关系不顺等各种弊端，实现机构运转、职能履行的协调统一。所谓“效能”，是指国家行政组织实际的履责效果。精简和统一原则最终的指向都是政府的履责效果，要求政府以较高的行政效率完成职能的履行。精简和统一是高效得以实现的前提和路径，而高效是精简和统一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只有在机构精简、职能统一后，政府高效地履行了其行政管理职能，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优化。 (二)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是否能够满足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要保证政府职能转变的真正实现，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职能上的承担和结构上的合理就成为必须要求，能否满足对社会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是优化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最为基础可行的标准。一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结构能否满足公共行政的履责要求。政府职能范围的转变意味着非政府公共组织行政管理范围和管理事项的扩张，也必然带来其组织规模、人员规模结构等的改变。因职能履行的需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整体规模和个体规模都将发生相应改变。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能否满足其履责需要。如果具有独立性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所占比例较少，显然不能满足独立履责的要求，则要求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构成比例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三是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职能分配是否合理。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在职能范围扩大，规模结构扩大的同时，同样会出现类似国家行政组织结构曾出现的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因而优化其组织结构，必须保证各组织之间职能分配合理，独立、高效地处理社会公共行政管理事务。 (三)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结构是否合理。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优化，各构成要素的优化为整体性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不合理的话，其整体的优化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是否合理，是判断行政组织结构是否优化的重要标准。一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否在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上做到了各司其职，特别是国家行政组织的职能范围是否严格限定在了法定的“应该管、管得了和管得好”的领域。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否剥离了政府附属机构的地位。剥离附属地位，实现组织和地位的独立性，是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优化的必要要求。三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之间的法律监督关系是否确立。保持彼此的独立性，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实行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监督，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履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此，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具备了监督的保障。 四、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的构想 (一)优化国家行政组织结构。 1．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 (1)宏观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扩大政府横向管理幅度。一是增加省级政府的建制，扩大中央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应当增加至50个为宜，［4］也有学者指出，我国一级行政区划应当增设到50个到60个。［5］笔者认为，增加省级政府的建制，缩小其管理规模，扩大中央政府行政管理幅度，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能力，实现行政管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是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应当在全面考虑影响行政区划改革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平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合理确定省级政府的具体建制，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二是省直管县(市)改革。现行的市级政府的设置增加了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纵向层级，也降低了省级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是导致政府规模膨胀以及管理低效等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在进行的省直管县(市)改革对扩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缩减政府纵向管理层级作了有益尝试，有利于政府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2)微观横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大部制改革。以职能整合、同类项合并为标准设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具有“宽职能、少机构”的显著特征，对于克服计划经济时代按照行业和专业职能设置“小部门”所导致的职能狭窄、机构林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等弊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部制改革要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将大部制改革等同于简单的机构合并和行政权力的再分配。正如学者所言:“大部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行政组织的设置与其内在职能的吻合，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6］ 宽口径、宽职能的大部门设置只是大部制改革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应当在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有限有为的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在进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对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应当有明确的认识和严格的遵从，否则容易使改革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二是决策、执行、监督权由不同的行政组织行使，即通常所称行政三分制在大部制改革中的必要性。大部门的设置对于解决现存的组织结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必须保证这些大部门能够规范履责，否则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组织结构缺陷:一方面是对外整合职能建立大部门，克服职能狭窄，行政低效的弊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在内部实行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防止专权和滥权。两者有机结合，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方能有效实现。三是强调法治对大部制改革的意义。我国正在推行的大部制改革目前主要依据的是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文件，尚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比较而言，政策和文件更倾向于纲领性、临时性和指导性，法律则更具规范性、稳定性和操作性。从我国以往的改革经验来看，欠缺立法的刚性规范和约束，不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和保障。应加强立法，将大部制改革纳入法治的轨道，以法治保障大部制改革的成果。 2．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 (1)宏观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减少地方政府层级。一是逐步取消市级政府建制，实行省直管县(市)。市级政府的建制客观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纵向层级，缩减了省级政府的横向管理幅度，扩大了国家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降低了行政效率，且违反了宪法关于省、县、乡三级地方政府建制的原则规定。二是推进乡镇政府改革，条件成熟时取消乡镇政府建制。对乡镇政府的改革已历经多次，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职能或由县级政府设立的派出机构代行，或者由于社会自治的发展放权于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或者因为需要上级政府的协调而无法独立行使，乡镇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的职能已经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机构因上下对口设置的原则而规模庞大，与职能履行的有限性形成强烈冲突。从乡镇政府职能履行的现状客观分析，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取消乡镇政府建制，进一步缩减政府管理的纵向层级，缩小机构规模，精简机构人员。 (2)微观纵向组织结构的优化———减少政府部门层级和内设机构层级。区别于宏观纵向层级，我国现有的组织立法并没有对政府的微观纵向层级作出明确的立法规定，但政府部门层级和内设机构的层级同样不宜过多。借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改革经验:政府部门层级应当尽可能的控制在二级以内，对于能够压缩的机构、职位应当尽量压缩，从而实现部门层级、内设机构层级和行政职位层级的最优化。 3．规模结构的优化。在横向、纵向组织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国家行政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取决于组织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规模结构合理是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实现优化的重要保障。一是国家行政组织的机构设置应当严格遵守因事设岗的原则，保证机构规模和职能机构比例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根据政府所承担的职能设置相应的机构，并根据政府的职能重心合理确定各职能机构在机构体系中的比例，从根本上克服实践中存在的政府职能过多、机构膨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以及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等弊端，在机构设置、机构规模和职能机构比例上实现优化。二是切实推进党政联动的机构改革，促进机构规模的合理化。合理调整两套班子的设置，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责，撤并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整合相关的职能，对确需共同履行的职能尽可能采取合署办公的形式，实现机构的精简和行政的高效。三是要求并保障常设职能机构充分履责，清理、撤销现存大量的临时机构，合理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可以由、应该由常设机构完成的职能，不再设临时机构。对确需设立的临时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设立，避免机构之外再设机构所造成的机构、人员不断增加，政府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但效力却更为低下的现实矛盾。四是尽快进行编制立法，以立法的形式实现人员规模的合理性，避免人员膨胀和人浮于事。因欠缺编制立法而导致人员编制的膨胀和失控，不利于对机构和人员的规范和约束，故应积极推动编制立法的出台。 (二)优化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与国家行政组织的关系结构的构想。 1．合理界定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职能。在有限政府的职能要求下，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承担政府职能以外的公共行政事务管理职能，但必须遵循两者对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承担既不能包办代替，也不能重复交叉的原则。合理界定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的范围，既是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结构及于与政府关系结构合理的前提，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2．扩大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目前，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尚不能满足对公共行政事务管理的需要，扩大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需要做好下列工作。一是注重观念培育。在社会层面形成对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作用的正确认识，在政府层面克服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怀疑和不放心，以客观和信任的态度认可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存在并引导和推动其发展，奠定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和壮大的思想观念基础。二是加强规范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法制建设。应当克服现行制度缺失和法律保障不足的困境，形成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性质、法律地位、职能、作用以及职责和法律责任等的完整规定，依法推动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克服实践中存在的约束和限制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如对成立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置的必须获得主管单位同意的前置性条件规定②、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实行的登记单位与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体制、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制度歧视等制约和限制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需要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为非政府公共组织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平等空间，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机构和人员能够满足履责的需要。四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彼此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对外以组织形式独立履责，组织的个体履责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职能履行的基础，因而要特别注重其个体规模和组织间职能分配的合理性，既要保证组织自身的机构、人员规模的合理性，满足自身履责需要;也要保持组织之间职能分配和规模结构的合理性，满足整体履责需要。 3．增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建构与政府之间监督与合作的关系结构。一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应当合理界定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承认并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独立性，不去指挥和干涉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活动，避免把非政府公共组织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或派出机构，保证非政府公共组织在机构上、职能上的独立性。二是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角度而言，非政府公共组织应当克服在体制和观念上延续着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定势，避免出现效仿政府机构的行为方式及运作规范等“官本位”留下的痕迹，［7］339－340保持机构、人员、内部管理的独立性，保证对外履责的独立性。三是完善减免税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扩宽非政府公共组织资金、经费来源的渠道，帮助非政府公共组织摆脱在资金、经费上对政府的依赖，实现独立履责.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机构预算革新与核算的协调 一、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 编制和执行财务预算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常规性工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不仅体现了财政资金的收支变化，还反映了作为资金物化形式而存在的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因此，一套科学、完整的财务预算体系不仅应当包括资金收支安排，还应包括资产的构建、配置以及处置的相关计划或安排，即资产预算。资产预算，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预算年度内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有关国有资产配置方面的收支计划，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收支规模、业务活动范围和方向。因此，资产预算的编制应与财政资金预算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财政预算。但是，资产预算又不等同于财政资金预算，其侧重点在于它是政府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的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购置、配置和处置的决策方案，因此，主要体现的是作为资金物化形式而存在的国有资产的增减变动计划。 编制资产预算时，要尽可能的细化预算内容，以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预算编制部门应对资产配置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各单位资产预算的具体内容和计划。资产预算应包括资产项目的具体技术参数，如各项资产规模、类型、构建或处置方式、资金来源等。以资产购置方案为例，预算内容主要包括资产购置项目提出的具体依据，资产购置数量、规模及型号，资产购置项目的支出规模和资金来源等具体项目。同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如有其他配置或处置方式，如租用或部门调剂等，资产预算内容还应包括欲购置或租用资产的性能、价格及其运转、维护费用等因素分析，部门间资产调配的可能性分析等。 预算编制仅是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预算的执行和落实。为了确保预算编制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资产预算一经审核批准，预算单位就必须严格执行，这是深化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预算执行必须严格遵照预算内容和项目进度计划，预算单位要接受财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及时对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核。预算执行过程中，如发现行政事业单位擅自改变资产用途，或者挪用资产购置资金的，应立即减少或停止财政拨款，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预算执行内容一般不得随意调整，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单位职能或其他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有时也需要对预算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预算的科学性。预算调整必须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而言，预算单位需要调整或追加国有资产预算的，应提前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按程序调整或追加预算。资产预算执行结束后，主管部门应对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考核。 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一）配套制度的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操作难度由于现行的财务制度中费用报销的标准，大多数制定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开支规定不够具体，有的标准偏低，同当前的经济水平和实际情况有着差距。例如差旅费标准、住宿费报销等等。这是会计集中核算实践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如何把握好既坚持规章制度，以达到节约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又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实际开支的报销问题，以保证行政事业单位正常业务活动的开展，这是对中心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判定能力的严峻考验。 （二）内控制度不足，造成单位内部牵制与监督机制的弱化单位财务纳入会计核算中心后，其原有的会计出纳相互牵制及内审制度被不同程度地弱化，财务会计知情面缩小，虽然核算中心在记账时，也履行了牵制和监督职能，但由于其置身单位外部，对单位经济业务只知其表，不知其里，表现在支出的合理性、发票的真实性难以把握，造成了财务治理与会计核算分离，失去了实地实时监督的优势，单位报账时，会计中心只能根据经验来判定，一是看报账发票的手续是否完备;二是看票据是否规范合法。只要手续完备，票据合法有效，不管反映的经济内容是否真实，都必须报销。这就使得一些单位假借住宿、会议、印刷、修理、运输、劳务费、代办费开支等合规票据列支送礼、超标准吃喝招待、滥发奖金，补贴、公款旅游等不合规支出，造成了新的监管隐患。 （三）财政监督管理不力行政事业单位主要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这种性质对其财务行为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主要表现为：①看银行存款花钱“有钱不花，过期作废”的错误观念比较严重；②较少关注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四）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直接来源于财经专业的很少，大多数会计人员是从其他岗位转岗而来或直接由其他岗位人员兼职。 三、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改革与会计核算的协调 （一）继续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加快部门科学预算推行的进度部门预算是一个涵盖各部门所有公共资金的完整预算，其预算编制以部门为单位，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均统一反映在该部门的年度预算之中。因此，要进一步推行预算管理改革，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早编细编预算，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预算单位所有的财政支出都要严格按规定标准和相应的科目列入预算，一经审核批准，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都要严格按预算执行；财政部门要对各部门实行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实行从预算编制、预算下达、资金拨付到资金使用的全过程监督管理，并追踪问效。 （二）完善会计集中核算体制，减少财务日常监管盲区，促进各项会计制度的执行，更好地维护国家财经法纪首先要扩大会计集中核算的覆盖面，将核算单位所有下属单位的账务也逐步纳入进来，不留尾巴。其次，完善各项配套的操作办法，让单位和核算中心的职责定位和情况沟通有章可循、易于操作，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密切配合。再次，定期组织对单位的资产盘点，加强实物管理。财政部门要严格界定固定资产范围，使会计中心能够统一固定资产入账口径；要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审批制度，健全固定资产账务审核机制，严格规范预算单位固定资产核算。 （三）发挥财政日常监督与审计综合监督的合力作用，及时纠正会计集中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的提高首先，财政部门应做好对核算中心的业务指导，提升基层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改进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其次，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单位的财务监督和管理，通过定期或专项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不断研究对策进行整治。再次，审计部门对由于核算中心方面原因而形成的问题，应在审计报告中一并反映，并要从宏观角度提出改进建议。 （四）积极创造条件，搞好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的融合一是将所有预算单位的资金全部集中在国库。可以避免库外资金的无效、低效运作，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二是能够减少国库、会计中心与专业银行之间人为的频繁的资金划拨、结算和对账的麻烦。三是将大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尤其是会计中心所提供的月、季、年终决算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囊括资料的全面性及会计信息的可利用性。因此，我们应搞好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收付的谋合，努力实现收入税收化、支出预算化、账户国库化、了解全面化、核算完整化。 （五）在科目体系中增加行政单位“上级补助收入”及“上缴上级支出”等科目目前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无法核算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经费补助收入和下级单位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解决的办法有两种方法可以考虑：一是将这类收入和支出融入目前的会计科目体系当中，收入可以列入“其他收入”中核算，支出列入“日常公用支出”中核算，但这种方法很牵强；二是在行政单位会计科目体系中，增加上级补助收入和下级补助支出两个科目，与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相对应，这种方法可以清楚地核算和反映行政单位的这类收入和支出。 （六）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以贯彻实施《会计法》为契机，切实加强会计队伍的后续教育，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修改后的新《会计法》及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提高财会信息质量。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论文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机构信息安全的风险分析与应对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行政机构办公越来越离不开信息网络，如何保证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涉及到多个方面，从信息的采集、存储到传输、访问整个过程，每一个过程中都存在信息安全风险。本文着重对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控制措施。 【关键词】信息安全;风险;应对 随着计算机应用范围日益广泛，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网络。信息技术成为行政机构中重要的资源之一，很多行政机构都大量引入了信息化办公手段，运行于系统、网络和电脑的数据安全成为了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很多行政机构都认识到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纷纷从人员配置、资金投入、技术更新等多方面加强对信息安全风险的管理，但是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机构在越来越多的威胁面前显得更为脆弱。网络攻击日益频繁、攻击手段日益多样化，从病毒到垃圾邮件，这些方式都被用来窃取机构信息，如不提前防范，一旦被袭，网络阻塞、系统瘫痪、信息传输中断、数据丢失等等，无疑将给行政机构业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因此，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控制势在必行，它不仅是行政机构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1.行政机构信息安全的风险分析 1.1 黑客的入侵和攻击 行政机构面临着一系列的信息安全威胁，其中最普遍的一种信息安全威胁就是病毒入侵。黑客技术的网络资源随处可见，很多年轻人处于好奇或者出于牟利目的，从网上购得黑客技术，对行政机构网站进行攻击。 1.2 行政机构不重视信息安全的风险问题 目前，很多行政机构都加强了信息化建设，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改造等多方面来加强行政机构信息安全。但是信息风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更重要是人的意识层面对安全风险的认识。在行政机构中，很多部门和个人依然对信息安全风险问题不重视，有的认为信息风险安全是网络部门的事情，与其他部门或者员工没有关系，而且也帮不上忙;有的人认为对信息安全的宣传有夸张的嫌疑，真正遭受过网络攻击的行政机构屈指可数，肯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有的行政机构缺乏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没有出台具体的故障制度，造成员工无章可循，不知道怎么应对网络信息风险，出现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化解和处理。有的行政机构尽管已经制定了规章制度，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没有针对性，也没有操作性，长年累月不进行更新和修改，滞后于信息化时展的要求。 1.3 行政机构信息安全权限的规定不严谨 很多行政机构在实际工作制定了大量的安全管理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行政机构员工以及信息服务人员的口令卡、数据加密等要求很难得到落实。部分员工长期使用初始口令、加密强度较弱的口令，有的员工登陆系统时使用别人的账号，使用完毕后也没有及时关闭账号，也不关电脑，外来人员很容易登陆电脑窃取行政机构机密文件，机构内部也缺乏信息安全风险管理的意识，员工可以任意下载行政机构资料，可以随意将行政机构资料设置成共享状态，在拷贝行政机构文件或者数据时，也没有经过杀毒过程，直接下载或者用邮件发送。甚至很多行政机构员工在上班时间看电影、玩游戏、下载文件比较普遍，员工随意打开一些不安全的网站，随意接受一些来源可疑的邮件，成病毒传播、木马下载、账号及密码被盗，自己还浑然不知。这些不良行为都严重威胁行政机构的信息安全，加上现代行政机构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员工跳槽很普遍，很多员工离职后也没有上交机构账号和口令卡，依然可以登录原机构系统，给行政机构网络风险带来隐患。行政机构废弃不用的一些安全设备也没有及时进行加密和保护处理，里面的数据没有及时进行删除，安全设备随意放置，外人很容易从这些设备中还原和复制原有的信息资源。 1.4 行政机构缺乏对信息技术装备和设施的监控与维护 很多行政机构为了加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都有针对性的部署了一些信息安全设备，然后这些从安装上就很少有人问津，设备的运行状况和参数设置都不合理，都是根据系统提示采用默认设置，由于行政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行政机构之间的信息安全风险也相差迥异，采用默认状态无法照顾行政机构的真实情况，不能从源头上有针对性的加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很多行政机构缺乏对安全设备以及运行日志的监控，不能有效的根据设备运行状况进行细致分析，从而采取适当措施加强信息风险管理。总之，在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中被动保护的情况比较普遍，缺乏主动防御的意识，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小行政机构而言，行政机构资金和规模都比较小，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行政机构将主要精力用于市场开拓和产品的影响，以期在短时间内获得可观的利润，行政机构在信息安全风险上的投人比较少，很多设备都老化了，线路都磨损严重，却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和维护，为行政机构安全风险管理埋下了隐患。 2.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的应对 2.1 机构人员须提高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维护行政机构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是行政机构每一位员工都应该关注的课题，行政机构要加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的宣传，让每一位员工都对基本得到网络安全信息技术有所了解，对计算机风险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每位员工尤其是网络技术服务人员要把口令卡和账号管理好，不能泄露或者遗失，使用者的网络操作行为和权限都要进行一定的控制，防止行政机构员工越权浏览机构信息，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机构机密的文件要及时进行加密，对文件是否可以公开访问进行限制，减少不合法的访问。还要及时清理文件，一些废弃的或者没有价值的文件要及时进行删除，要彻底删除不能仅仅放到回收站，保证其他人无法通过复制或者还原电脑设备中的信息。对于行政机构电脑设备要注意防磁、防雷击等保护措施，行政机构职工要对电脑设备的基本保养和维护措施有了解，不要在过于潮湿、气温过高的地方使用电脑，要懂得如何对电脑系统继续软件更新和漏洞的修补，从而保证计算机处在最优的防护状态，减少病毒入侵。 2.2 加强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 行政机构要加强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行政机构日常安全信息管理、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安全设备的购置等等，每年行政机构从行政机构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来加强信息安全的投入，投入的资金与行政机构规模、行政机构对信息安全的要求息息相关。针对很多机构信息化设备老化，线路损耗严重的现实情况，行政机构要加强线路的维护和改造，购买新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等等，在采购和使用信息安全产品时，行政机构一定要重视产品的管理功能是否强大、解决方案是否全面，以及行政机构安全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例如行政机构可以购入UPS电源，突然停电时可以利用该电源用来应急，以保证机构信息化建设中系统的正常运行和设备技术的及时更新。 2.3 加强行政机构网络的防火墙设计 由员工网络操作不当造成的黑客入侵、商业机密泄露也威胁着行政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一直以来，行政机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都需要来自多个制造商的不同产品，需要多个工具和基础结构来进行管理、报告和分析。不同品牌、不同功能的信息安全设备被杂乱无章地堆叠在行政机构网络中，不但兼容性差，还容易造成行政机构网络拥堵。正确地部署和配置这些复杂的解决方案十分困难，而且需要大量时间。另外，大量安全产品互操作性不足，无法与已有的安全和IT基础结构很好的集成。这样组成的解决方案难以管理，增加了拥有者总成本，并可能在网络上留下安全漏洞。行政机构可以引入终端安全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安全风险的防范，例如瑞星终端安全管理系统采用了统一系统平台独立功能模块的设计理念，集病毒查杀双引擎、专业防火墙和信息安全审计等于一身，具有网络安全管理、客户端行为审计、即时通讯管理和审计、客户端漏洞扫描和补丁管理等功能;行政机构信息安全新品还采用了模块化的新形式，行政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相应的功能组合;通过瑞星在线商店，行政机构也可以随着信息安全需求的变化添加所需模块，减轻首次购买的支付成本及后续的升级成本。 总之，随着网络应用的日益普及，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问题日益复杂。要切实加强对信息安全风险的认识，从规章制度、技术手段以及宣传教育等多方面加强行政机构信息安全风险防范，确保网络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机构与行政论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效能建设与经济发展 摘 要：在改革开发的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得到全面的发展。而道路运输行业在这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支撑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部门，各个地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方面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各项制度也亟需进行改革，各省市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管理机制和行政效能建设以及人员机构的设置和配给上都存在漏洞。为了能够尽快促进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就有必须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效能建设做出统一的部署和安全，从而能够形成科学有效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 关键词：道路运输管理 行政效能建设 经济发展 引言 开展道路运输管理机制行政效能建设和经济发展这已经成为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道路运输管理韩各样的行政效能建设，不断促进我国的大陆运输行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这也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和公正透明以及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些都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局。本文从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效能建设为出发点，逐步分析当前我国道路运输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对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的产生积极影响。 1、行政效能建设的具体含义 行政效能是对行政机关以及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而言提出的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效能是能够衡量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结果的尺度，总的来说，行政效能建设是一种高效能、高层次的管理形式和载体，是以行政效能为基本的目标进行的，为了能够实高质量的管理目的，将行政管理的诸多因素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功能的母的。能够依法有效地实行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责，而社会各界群众是行政效能建设的客体，主体行为是一种通过管理为手段，服务人民群众为宗旨、以满意为目的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管理建设就要能够以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为基本准则，不断强化相关对于行政主体的行为约束，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行政管理的客体。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能够充分调动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创造性，能够不断增强行政机关人员的“群众”意识，能够充分利用好行政管理机制不断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确保各项政策能够有效地落实到位。 2、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2.1、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经费管理机制亟需完善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还有很多是事业单位，只有很少部分是已经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变为行政机关，在之前的行政管理方面，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各种费用开支都是来自与运管费的征收，在某种程度上说，运管费是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为了能够维持相关管理部门正常的运行，有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现了收取部分费用，有的甚至是出现“钓鱼执法”在国家实行税费改革后，有的运输管理机构可能由于经费的因素影响了行业管理工作的开展。 2.2、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管理模式还有待加强 在我国，各个地区省份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是不一样的，有些是采用“条块管理”，而有些省份是采用“垂直管理”对于“条块管理”模式地方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制很容易出现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而对于“垂直管理”的地方运输管理机构，但是由于在道路运输管理方面还是存在方面的不足之处，需要公安和城建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但是由于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同，从而也使得统一的行业管理政策法规方面难以出台和贯彻执行。 2.3、全国统一的道路运输管理规章制度未能健全 在对于2013年出台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出台，对于道路运输管理行业做出新的规定，对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况进行修改，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道路运输管理体制还在运行当中，各个地方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开展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是有很多的地方依靠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的法规，难以在全国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从而使得各个区域行政法规的不统一，例如，一些道路运输方面的超载和重叠执法的现象，给市场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同样的也给相关的执法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2.4、对于各个道路运输管理机制规模和人员配置上有待统一规范 目前，我国很多各地的运输管理机制规模大小不一，对于各个运输管理机构的名称也不尽相同，这就给全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带来一定的麻烦。 2.5、道路运输管理队伍建设水平有待加强 在我国很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是属于事业单位，不属于政府财政行政预算之内，但是由于管理模式和从属关系不一样，让一部分的地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而对于一些基层运输管理部门的人员也相对较多，有的单位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不足，职业素质不高，以及单位人员构成不合理等等一些问题都始终困扰着很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人员。 3、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效能建设的措施探讨 3.1、持续深化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办法 对于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首先，就需要将事业单位改变为政府行政部门，这是当前解决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从而能够使得更加全面规范行政管理职责，规范地实施行政执法，从而确保道路运输性行业管理的严谨以及规范性的进行。 3.2、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 要能全面理顺道路运输机构的管理体制，就必须要能够加强“条块管理”和“垂直管理”两个方面的管理格局，将下级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财政投入到上级的管理过程中去，能够将人员配置方面及时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和商议，并沟通地方其他相关的执法部门的机构，从而能够确保政策的落实到位，确保道路运输管理行业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3.3、全面提高道路运输行业的整体专业水平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建立合理的人员考核制度，并采用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可以由国家统一进行考核、录用和分配。在对于录用的人员要能够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从而能够使得录用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水平，并能够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奠定基础，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能够建立统一、合理的激励奖赏制度，定期对道路运输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监督，此外，还要能够注重对录用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从而能够保持道路运输管理机制的活力性和公平性。 3.4、注重协调好相关执法部门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业管理职能，这就不仅仅要在《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还要能够不断调整相关的道路运输设计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各自的职权所在，不断促进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管理上的重叠执法问题，在对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中要能够专门设立相关的机构来负责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工作，尤其是在综合执法的过程中要能够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高效低分配好人员工作，从而能够形成好道路运输管理方面的合力，不断加强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地破除地方管理的限制，从而能够共同促进我国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4、结语 一方面，努力提升道路运输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和改革，就必须要持续深化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办法，并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改革。在另外一方面，还要能够全面提高道路运输行业的整体专业水平，加强对道路运输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注重协调好相关执法部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机制方面的创新发展，更好地促进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水平。 机构与行政论文:试论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摘要：国家人权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促进和保护一国国内人权具有重要作用，其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研究国家人权机构价值的重要视角。在实践中，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行政机关发起设立或成为其内设部门，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发挥作用。该文从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入手，进而阐述其职能，从而分析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人权保护工作起着调查、建议、监督等补充作用，同时，对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具有独立性这一重要特征进行论述。 关键词：国家人权机构；行政机关；职能；独立性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即《巴黎原则》，为各成员国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国际标准。已经有116个国家和地区依据《巴黎原则》设立了119个国家人权机构，其中，美洲国家建立的较早，而亚太地区到90年代后期才有所发展，目前为止，已经有19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建立了国家人权机构。但对于何为“国家人权机构”，联合国系统内尚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1995年了《关于设立和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手册》，根据《联合国手册》，从联合国保护人权的活动来看，国家人权机构是指“由某一政府按照宪法、法律或法令建立的机构，其职责是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而予以特别规定。” 自国家人权机构产生以来，其与传统三权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关系就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理清二者之间关系对于促进和保障人权有着重要意义。《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提出：“每个国家有权选择最适于自己国家一级特殊需要的框架，鼓励设立和加强国家机构。”可见，相关的国际文件和宣言对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采取开放的态度，因此，研究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仅要有理论架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归纳和总结。 一、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的通过，为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提供了最低标准，国家人权机构的概念在联合国范围内逐渐被具体化，其第2条明确指出，“应赋予国家机构尽可能广泛的授权，对这种授权在宪法和立法案文中应有明确规定，并具体规定其组成和权限范围。”国家人权机构是在《巴黎原则》通过之后得到真正的发展，它并不是非政府性组织，而是一个法定的国家机构，具有官方性质。 由其性质决定了国家人权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联系。实际上，从三权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国家人权机构均属于行政机构，而非立法或司法机构。因此，国家人权机构最好是由宪法授权产生，这样才可以与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处于平行。在亚太地区现存的19个国家人权机构中，斐济、菲律宾、泰国和尼泊尔四个国家人权委员会采用了此种设立方式。 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行政机关主导设立，例如东帝汶，阿尔及利亚的人权机构均是由该国行政机关组建，部分国家人权机构设立为行政机关的下属部门，例如乍得国家人权委员会隶属于总理府。 再者，一些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也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提名或委派的。例如斐济群岛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斐济人权委员会的成员由首相提名，总统任命。除此之外，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主要成员由国家行政机关指定，尼泊尔人权委员会由主席和4名其他成员组成，均有总理根据宪法委员会的建议指定。 除此，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构成也体现与行政机关的紧密联系。《巴黎原则》中规定了国家人权机构的组成，人权机构的组成成员应当具有多元性，法官、律师、大学老师、人权学者等都可以成为人权机构的成员，这也包括了政府部门官员。例如阿尔及利亚人权委员会成员就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既有政府部门代表，也有民间组织代表，既有保护人权的专业人员，也有少数民族代表，这样的构成对促进和保护人权具有积极意义，也使民众更容易对其产生信任和尊重。 虽然根据《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理想的或者具有充分独立性的国家人权机构应该设立在国家行政机关之外，但也有例外情况，有的国家人权机构与国家行政机关并非保持平行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此在实践中，通过对其职能权限等进行具体规定，恰当的处理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国内人权保障的作用。 二、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对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责进行了规定，与行政机关相关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类：①对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②向政府机构就人权事项提供建议；③监督政府遵守其人权义务。 （一）调查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国家人权机构主动发起调查，是了解本国人权真实状况的有效手段。国家人权机构开展调查可以采用法律授权等多种手段。一些国家授权国家人权机构可以发起公众调查，进入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场所，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如监狱、拘留所；走访检查，检阅任何与人权事项有关的文件；询问证人等。妨碍国家人权机构进行调查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再者，国家人权机构有调查侵犯人权，受理个人或团体申诉的职能。虽然不是所有的国家人权机构都有受理个人申诉的职权，但有效的调查机制对于人权保护具有直接作用。根据《联合国手册》，一个有效的调查机制必须具备充足的法律能力、相关的组织能力、确定和适当的优先考虑问题以及履行其职责的政治意愿。对于后一点，如没有政府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一个调查机构是无法正当工作的。经验一再表明，尽管有法律权力，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机构是无法有效开展工作的。 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国家人权机构在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申诉后，一般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侵害了申诉人的权利展开调查。国家人权机构调查对象主要为涉案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有关官员，部分国家人权机构也可对涉案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或官员展开调查。例如，在新西兰，该国的人权委员会可以对行政机关任何涉及或者可能涉及人权侵犯的事宜进行调查。其二，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展开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有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和公开性。部分委员会可以调查任何人在行使政府行政职能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过程、行为的结果以及未履行的行为。其三，国家人权机构在对行政机关进行调查中享有广泛的权力：传讯；从任何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机构、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搜集和获得必要信息及资料；要求惩罚任何侵犯人权的官员；要求专家给予必要专业协助等等。再者，对于行政机关阻碍国家人权机构的调查行为，部分国家人权机构可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进行惩处。但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国家人权机构的调查提供了服务，应视情况给予一定的报酬。《巴黎原则》提倡赋予国家人权机构以调查权，调查侵犯人权行为并向受害者提供帮助对侵犯人权行为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国家人权机构是否有对行政机关的调查权对国家人权机构有效履行其职能有重要意义。 （二）建议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巴黎原则》赋予了国家机构尽可能广泛的职权，这包括“就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向政府、议会和其他任何主管机构提出意见、建议、提议和报告”，“促进并确保国家的立法和惯例与该国所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协调，及其有效执行”，“鼓励批准上述文书或加入这些文书并确保其执行”，“受理和审判有关个别情况的申诉和请愿”，与其他国际组织、国家机构进行合作，进行人权与反歧视的宣传教育等。 国家人权机构的建议职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可以就总体政策和行政事务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并就现有的行政安排发表意见。国家人权机构作为专职机构具有较高的人权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能够分析有关政策是否侵犯了人权，在发现政府的政策或做法对个人或团体的人权造成有害影响时，可以正确的分析政府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供建议，以更好的保障人权。加之，在政府部门或机构的行政行为影响到人们的权利时，权益受到侵犯的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求国家人权机构的帮助，而非行政机关，这样国家人权机构在经过分析之后就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这不仅有利于处理侵权纠纷，而且也为行政机关分担了工作量，有助于改善一国的国内人权状况。其二，在执行国际人权标准方面提供建议和协助。各种国际人权标准的建立及各项国际条约的缔结为各国的人权发展指引了方向，根据本国国情，将国际人权标准与国家人权标准结合起来，是保障人权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家人权机构具有的建议职能可以将某一个国际文书对缔约国要求的义务的确切性质告知政府，并提出是否批准或加入该国际文书的建议，还可以审议现有的国内法是否已经符合这些文书要求的各项人权标准。例如国家机构可以建议，政府为了履行国家的国际义务可以或者应该采取何种其他措施。这类措施可能涉及：改变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重点和做法、在政府各部内以及在部与部之间建立报告机制以及执行积极行动方案和开展公共教育活动。通过国家人权机构的相关建议，政府部门能够较充分的了解本国所应当履行的国际人权义务有哪些，以便更好的保护人权。其三，协助政府提交报告。一些国际人权文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需要缔约国向相关机构如人权事务委员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等提交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关于该国如何努力履行国际义务以及落实文书所保障的某项权利的情况等。国家机构凭其具有的特别专业知识以及独特的地位帮助本国草拟准确、详尽、得当的报告。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机构能向负责编写报告的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情况、资料或统计数字。一些机构可以审查报告草稿，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完整性。还可以利用一些机构作为协调点来汇集政府各部门和各类组织提供的资料。 （三）监督职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虽然《巴黎原则》对国家人权机构有关建议职能的描述中并未使用“监督”的字样，但有效监督是提出合理建议的前提。一方面，国家人权机构只有通过对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机关行为进行监督才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将“监督”从建议中提炼出来，有助于体现国家人权机构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根据各国实践情况，许多国家人权机构的确被赋予了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职权。《巴黎原则》中规定，国家人权机构“就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向政府、议会和其他任何主管机构提出意见、建议、提议和报告”。根据这一表述，国家人权机构应当有权对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任何事项进行监督，即对任何参与上述事项的主体进行监督。 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的人权监督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其二，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其主要形式包括到行政机关进行走访、调阅行政机关文件、询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等。人权监督职能是国家人权机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武器，从权限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有权监督国内各个领域的人权状况，包括监督国家相关法律的制定与遵守、本国己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人权政策的落实等，并就监督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从方法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可以采取谈话、走访、公共调查等多种有效手段了解国内人权状况和各个国家机关保护、促进人权的情况，并通过后续措施敦促有关机关执行建议；从对象上来说，国家人权机构有权对几乎任何国家机构进行监督。因此，国家人权机构行使其人权监督职能，必会对国内人权状况产生影响。该项职能行使得当，对实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最高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国家人权机构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它不隶属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它的存在是对传统体制的补充，以弥补传统调查建议监督机制的不足。国家人权机构的特色在于从人权的专业视角审视国家人权状况，发现其他国家机关人权工作的缺陷，并以国内法律和国际人权标准为基准，向有关部门或机构提出建议，敦促其弥补缺陷、解决问题。这种补充作用需要与其他国家机关合作，经其他国家机关认可和执行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三、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国家人权机构必须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在人权保障领域独立进行活动，不受来自政府、政党和所有其他可能影响其工作的实体的干涉和影响。在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特点中，尤其强调独立于政府等国家机构。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能够保障其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人权问题，是机构进行有效运作的重要要素。 《巴黎原则》特别注重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设有以“组成和独立性与多元化的保障”为题的专门章节，对国家人权机构保持其独立性做了规定，大致包括以下几点：①国家人权机构的组成及其成员的任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予以确定；②国家人权机构应具备使其能顺利开展活动的基础结构，特别是充足的经费；③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任期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此外，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多元化也是确保国家人权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强调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它要同其他政府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处于对抗状态。如何处理好国家人权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合作并保持其独立性，需要由每个国家人权机构根据其自身的运行环境来决定。 （一）能够独立行使职权 国家人权机构对行政机关应享有独立性，这样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意味着，国家人权机构依法行使其职权时不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从实践上看，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由国家行政机关设立或发起设立，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因此，若国家人权机构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对国家立法机关负责或报告工作，它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独立性较强，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较有力。反之，若国家人权机构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向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或报告工作，它将受制于国家行政机关。 为了维护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独立性，部分国家还通过立法保护国家人权机构成员的豁免权，使其在行使职权时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因此，是否能够独立行使职权或者有独立的授权是国家人权机构取得独立性的关键。 （二）有独立的经费 国家人权机构应有独立的经费预算和国家财政拨款。以便它们在一定的财政控制范围内认为合适时可以使用。这种预算至少应足以使它们拥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室，因而它们不必在这方面依靠国家。《巴黎原则》解释为国家人权机构配备充足的经费的目的时，特别强调此举“是使它不受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财政控制”。实践中，大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自国家财政部门的拨款，这些经费包括维持机构日常运作的所需费用以及行使职权所必须的所有工作费用。还有少数的国家人权机构经费来自政府不同部门的拨款，例如，德国人权协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德国联邦政府下设的三个部门，分别是外交事务部、司法部与经济合作部，这三个部门每年给予德国人权协会的拨款列入本部年度财政预算。还有部分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自政府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像新西兰人权委员会和荷兰平等待遇委员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司法部。 若国家人权机构能独立作出经费预算并经国家立法机关审查通过后由国家财政部门拨款，它便具有独立和稳定的财政来源，这不但可以保障国家人权机构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工作免受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反之，若国家人权机构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其经费不是国家通过财政部门直接拨付，而是需要国家其他部门批准其财政预算或通过其他部门拨付经费，其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费保障可能不充分，其工作可能受到批准其预算或向其拨付经费的国家机关的不当干预。可见，国家人权机构的经费来源与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息息相关。 （三）成员组成具有独立性 国家人权机构的各项职能都是通过其成员执行，因此成员的独立性对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巴黎原则》从保障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角度出发，规定机构的成员必须具备组成的多元代表性、一定的人权资历以及品行和政治素质等其他条件。再者，保障国家人权机构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而不受任意的干涉。例如，在丹麦，主席的任命发生在相关机构内部，丹麦采用的是在已经任命的委员中选出主席。丹麦人权委员会确保领导成员独立的一个通常的措施是他们的工资不应受制于行政部门或受行政部门的影响。 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助于国家行政机关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实践中也有所不同，有的国家的人权委员会由政府官员构成，与政府关系密切，例如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有的国家则禁止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担任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例如菲律宾。但笔者认为不论政府官员在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员构成中是否占有一定地位，关键是国家人权机构必须免于被其他机构和任何个人或因素控制和影响，由此，国家人权机构才能具有独立性，避免因批评政府遭受威胁，从而更好的促进和保护人权。 四、结束语 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建立了国家人权机构，尽管各国因其法律、政治状况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国家人权机构模式，但通过对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关系的探讨可总结出如下结论： 其一，国家人权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是一种补充的关系。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并不会改变国家行政权力由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和行使的局面，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对行政机关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进行补充，发挥联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纽带作用。其二，传统人权调查建议与监督机制逐渐显现出一系列弊端，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人权事业发展的需要，赋予国家人权机构调查建议与监督职能及时有效地弥补这些不足。其三，国家人权机构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是保障人权的关键。独立的行使职权而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与行政机关的合作来促进工作的开展，达到促进本国人权保护的目的。 随着人权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人权机构相继建立，各国国家人权机构在保护人权，促进建立法治政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就，但国家人权机构的发展还面临诸多不足和挑战，其与其他国家机关关系的探讨也成为人权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在未来国家人权机构发展的道路上，各国要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本国的政治体制、人权文化背景和公民素质等方面相结合，不断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机构运行模式，为人权事业的蓬勃发展开创出新的道路。 机构与行政论文:行政副职制与政府机构改革 摘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模糊不清的行政副职认识导致了大量值得诟病的行政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要解决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首先就得明确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政府当前进行减副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副职的设置、人员的产生与任免、行政副职的管理等方面来为中国政府机构规划一个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 关键词:行政副职;政府;机构改革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 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3.副职数的控制。副职数与副职的设置其实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副职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满足行政的工作需要,提高行政效率,这是收益;而任免安排一定的副职人员必然要增加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成本。如何确定这种收益与成本的最佳结合点呢?由于副职的设置来自于正职的实际需要,在编制上有其特殊性,故不宜纳入行政编制体系。在具体确定行政副职人员数额时,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职位分析入手,通过对正职工作的总体考评,估算出具体的工作量,然后需要考虑同类职位、正职的一般实际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在现有科技水平的支持下,以及现阶段副职后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并结合管理幅度的相关原理,从而确定出某一职位所需的具体副职数。 只有通过这种全新的行政副职制度的建立,才能为政府部门合理有效的减副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才能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深入。

行政管理论文:践行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制度建设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等这些俗语或古训无不在阐明一个道理：无论是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一个单位的平常工作，还是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都必须靠一定的制度来维系。好的制度能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提高社会效率，减少社会管理成本。那么什么是“制度”，它包含哪些方面的范畴呢？根据辞海及通常的解释，制度是指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或约束规则的总称。通俗地讲，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 作为社会细胞之一的单位，其内部管理也常常会涉及到如何进行制度建设的问题。这里，制度设计的合理与否，是保证单位能否良性、有序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因制度设计的缺失，引发出种种的尴尬。 那么怎样才能完善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项制度，构筑单位管理的基础网络呢？ 凭着本人的学习理解与管理实践证明，要抓好一个单位的工作，长期保持一个集体团结和睦、有条不紊、健康有序、高效廉洁的运行，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 第一，完善职责分工制度，使之责任明确。要用制度的形式把所有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目标、工作要求加以确定，规定在拥有哪些权力的同时，必需明确相应的义务，真正做到责任“落地”，守土有责。 第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使之有章可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立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是维系单位正常秩序必不可少的保障机制。因此应建立健全日常工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议事决策制度、廉政责任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等，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滋生。 第三，严格工作督查制度，使之工作到位。“法贵在行”，有了制度就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规范行为。否则，制度再好也只是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形同虚设。必须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加强对执行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任意违犯的，要严肃查处，保证政令畅通。 第四，坚持阳光作业制度，使之公开透明。有人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单位所有重大事项的决定与执行，都必需要客观公正，透明有序，自觉接受各种监督。坚持做到管理公开，程序办事，决策民主，群众参与。 第五，落实外部监督制度，使之体系完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加强监督制约，是促进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要健全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和追究责任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的工作监督和人大政协的法律、社会监督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 第六，规范“一把手”权力行使制度，使之首端控制。现实生活中，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严格有效的制约，存在有权无责、权大责小、权责脱节问题。因此，应建立健全规范“一把手”权力的系列配套制度，形成首端控制的权力制约机制。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讨论重大问题一把手末位表态，一把手不直接参与项目工程和分管财务，对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的要追究责任。 在建立和完善制度的同时，应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1.制度要合理。要保障和维护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要真正体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2.制度要切实。要符合客观环境，要不断的修订和完善。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定是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反应。不切实际或盲目照抄照搬的条款，无疑是一纸空文。 3.制度要稳定。执行制度要保持相对连续性，不能朝三暮四，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4.制度要含情。制度要体现人情味，单位应推行人性化管理。制定制度时，在规定一般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包容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以便充分发挥个体优势，为共同目标服务。 5.领导要垂范。执行制度领导要身体力行，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执行制度的表率。不论何时，榜样的力量都是很大的，有道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总之，只有坚持用纪律束人，制度管事，令行禁止，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有章可循，保证我们的干部少走弯路，不走邪路，才能保证一个单位健康、有序、效率的推进各项工作，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法制化构建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行政管理法制化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只有扎实推进行政管理法制化,才能实现依法行政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一、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意义 行政管理法制化是指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将行政管理置于法律的调整与支配下,切实保证行政活动能够依照法律进行,从而使行政行为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行政法制化主要体现在法制意识的培养、行政管理组织法制化、行政管理职能法制化、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等方面。法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宪政和人权保护的坚实基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的法制意识薄弱、依法行政能力欠缺,因而,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对推进整个社会的法制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依法行政是维护政府形象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的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各种权益。依法行政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政治道德和社会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二、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现状 1、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滞后当前,我国的许多行政程序还没有实现法律化、规范化,许多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仍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野蛮执法、越权执法、滥权执法、以权压法等行政违法行为屡见不鲜,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这些大大降低了行政执法的效率,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此外,由于执法体制不畅、行政管理体系不完善带来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扰民执法等许多执法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涉及的监管部门有十几个,结果是大家都管,但是都管不好。这种重复执法不仅带来了行政执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2、行政管理执法方式落后行政管理执法方式落后集中体现在城市管理中。由于执法人员素质、执法环境与执法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城市行政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社会管理主体单一,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社会机构、民间组织等很少参与社会管理;缺少长效管理机制,执法部门热衷于专项执法、运动式执法,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少整体考虑和长远规划,缺少长效管理机制,以致于群众满意度低、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 三、推进行政管理法制化的几点建议 1、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法治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上,更体现在人们的法制意识、法律素养等方面。因此,推进依法行政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现实中许多执法者将法律作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执法手段简单粗暴,在民众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此,广大执法人员应转变执法理念,应树立服务意识、理性执法意识,将执法作为增进民众福利、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执法观念决定着行政人员的执法行为,影响着执法效果。因此,执法者应树立行政服务、民主参与、平等互动的执法理念,自觉约束自己的执法行为,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同时应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提高执法的能动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全面提高行政执法能力要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就必须高度重视执法人员素质建设。应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等方式,使广大执法人员树立正确的正确的金钱观、权力观、人生观,能够自觉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能自觉做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严格执法。同时应完善法律制定与修改的程序,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法律,促进法律建设的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学习培训制度,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法律培训,以提高其法律素养。此外,还要培养执法人员的行政程序意识,使执法者能够严格按程序执法,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种合法权利,促进执法公正。推进执法组织建设也是加强行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此应理顺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行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许多部门和多种利益关系,现实中因部门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推诿扯皮、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必须从体制上理顺各个执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完善的部门协调机制。此外,应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和执法责任,建立完善的执法责任制,将执法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杜绝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应建立明确的执法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加强执法管理监督,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3、进一步完善执法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基本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在行政执法上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如行政法规中背离法律等级性,越权立法的现象普遍存在;行政法规之间相互冲突,造成执法难的现象屡见不鲜,等等。为此,应完善行政立法制度,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如在立法之前应建立科学的立法规划,并对立法项目进行充分的论证;应完善立法程序,通过调查、座谈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通过立法听证会等方式来保证立法的公平性、合理性。另外,还应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时修订过时的、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法律法规,确保法律法规的科学性。依法治国是我党的基本治国方略,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为此,我们应深入研究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提高行政人员的法制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全面提高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水平,深入推进我国的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 行政管理论文:机构编办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体会思考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认真学习之,深感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义重大,机构编制部门责无旁贷,必须深刻领会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真学习,加强研究,统筹安排,突出重点,精心部署,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机构编制部门应切实做到“五要”： 一、要明确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从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有：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相协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改革创新；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二、要掌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和主要方法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保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明确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和主要方法,为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理论支撑。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从本县实际情况出发,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原则和步骤方法；坚持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紧紧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重点,统筹兼顾,稳步推进；重视民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运用法治手段推进和保障改革；遵循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积极借鉴国内外公共行政改革的有益经验和通行做法。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法:在改革战略的谋划上,要注重系统思维与问题意识的统一；在改革任务的部署上,要注重长期目标与近期重点的统一；在改革举措的实施上,要注重质的突破与量的积累的统一；在改革进程的推动上,要注重自下而上广泛参与与自上而下集中推进的统一。 三、要抓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改革过程中,机构编制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必须 做到: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四、要落实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 根据各级政府的职责重点，合理调整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在中央、省、州确定的限额内,需要统一设置的机构应当上下对口,其他机构因地制宜设置;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不再保留的,任务交由职能部门承担。要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涉及跨部门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牵头协调。确需设立的,严格按规定程序审批,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关财政政策;认真执行政府组织法律法规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严格控制编制,严禁超编进人,对违反规定的限期予以纠正。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组织人事管理的配合制约机制,加强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快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五、要积极配合做好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机构编制部门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与其他部门一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要抓紧制定县政府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案,制定和完善县政府工作部门“三定”规定;要严肃纪律,杜绝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干预下级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的行为发生;要重视研究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引导舆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行政管理论文:海洋体系行政管理学的论文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 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而王琪等编着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着作。 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七个方面。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着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 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着。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此外在美国学术界。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 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 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 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 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思潮已经给自威尔逊、韦伯等就已确立起来的传统行政管理学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诚然,公共管理以其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对话方式等特点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公共管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范式,其中就有管理主体空心化的危险。有学者指出,西方公共事务管理经历了“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以上三种模式的协同互补出现的“元治理”模式则使得政府成为唯一主体,近年来金融危机、各类非传统安全等社会治理需求也使得政府重新扮演着应有的重要角色,这说明以政府为中心研究的行政管理学并没有丧失发展活力。与此相对应,海洋以其流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更加需要政府的良性介入与有效引导,加强对于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海洋行政管理学未来也将有着长久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 行政管理论文:房地产行政管理的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 房地产行政管理是房地产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它主要研究在房地产经纪领域内,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作为房地产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它对于帮助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了解房地产管理的政策、法规级管理规定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提高分析和解决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搞好这门课程教学方案设计和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1.课程教学方案 制定课程教学方案是课程教学的基础和首要任务。近年来建筑工程学院开展毕业生职业岗位适应情况的专项调研为基础,全面修订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对课程教学方案的制定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房地产和物业管理课程组的成员,以高等职业教育理念为先导,全面分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团队、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系统思考和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 课程教学目标是制定课程教学方案的基础和落脚点。《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以“懂”与“会”、“学”与“做”、“知识”与“能力”的跟进关系为主线,主要设计了掌握房地产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房地产行政管理工作流程;依据目前建筑市场特征,能够实际进行市场调研、分析,项目实践的参与,对房地产管理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通过实务、案例、实际调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目标规划,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培养团队精神和创新能力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具体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团队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从建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咨询公司邀请企业专家和技术骨干,针对岗位任职要求,共同研究、设计了本课程教学方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根据房地产企业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过程系统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编制课程标准和具体授课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场所。 (2)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推进“教学做合一”教学模式,打破传统单一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在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构架下,课程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归纳、分析、综合等方法向项目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现场教学法等模式转换。 (3)结合房地产行政管理岗位任职要求,在分析典型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创设教学情境,实现模块化教学、模块化考核。 2.课程教学方案实施 (1)教学内容 按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思路,针对房地产行政管理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科学创设学习情境,认真选取教学内容,本着“基础知识以必须、够用、兼顾后续发展为度”的原则,根据市场对专业技术人才不断细化的要求,将《房地产行政管理》课程的学习情境确定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和物业管理政策与制度等。为了确保教学组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论证该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及渗透关系,使理论教学和案例分析一体化,实现了课程内容的整合与秩序化。 (2)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团队积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创建一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如“实例+实战”教学法、“沟通+鼓励”教学法、“项目驱动+情境体验”教学法、“启发+互动”教学法和“学+做+考+创”教学法等。在教学组织进程中针对不同模块的内容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写、做的能力。随着教学方法的更新和改革,实现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教师普遍采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教育手段进行教学,应用网络教学平台与学生互动,开发了与课程教学模块对应的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实现了专兼教师在网络空间内共同组织教学。 行政管理论文:论关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思考 摘要: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对行政管理结果的考察评估,促进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笔者在提出如何寻找行政管理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后,论述了经济学上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探讨了利用该方法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可行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成本收益;机制 行政管理工作是各类行政机构的一项经常性、主导性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看其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否认真、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努力为人民服务,是否降低了行政成本。具体内容包括,(1)是否依法依规办事。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办事,是否执行了内部行政管理制度。(2)是否完成计划。计划既是行政管理的指南,又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一种定约形式。定约的执行情况就成为评价行政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3)是否合理。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合理地、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条件,充分发挥了现有潜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理想的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效能越来越多地成为考量行政机构行政能力的指标,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缺位,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效能评估不及时,不能有效发现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低效问题,不能及时对管理方案进行纠正和完善;二是效能评估不到位,不能评估到行政管理中的每个环节。评估了面上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点。或者正相反,评估了个别点上的工作,忽视了整个面的工作。 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选择的不恰当,往往是由于不能选择成本一收益比最低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作用,就要提高行政机构科学决策的水平,就要设计更好的效能评估工作程序。以成本一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可以为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提供科学工具,有助于工作程序的科学化,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评估质量。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一是对不同行政管理领域及相应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能选择具有最高净收益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目标;二是对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的成本一收益比较,能选择行政管理成本最低、净收益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 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种计划方案,是预先做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经济学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其他社会科学也可运用它来分析人的行为。 行政管理行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既无排它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是供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物品。事实证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完全由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解决,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这就是行政机构行为的指向和价值。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效率是可行的,对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工作同样也可以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考察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行政机构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对象是庞大的社会成员,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分析所用的数据收集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是,不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进行有效地评估,就可能因为无效的行政管理行为导致的行政成本提高,资源浪费更是难以计算。相对来说,建立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不失为一项正确的选择。 三、建立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 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的制约因素很多,有政治问题,涉及价值冲突、权力冲突;有法律问题,涉及评估机制的法律框架;有技术问题,涉及评估的适用范围、分析方法、以及质量控制和结构设计;还有行政文化传统等等。 借鉴经济领域有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在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中引入有效评估机制要做以下工作。 1.制定法规,确立行政管理效能的有效评估制度。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必要内容,所以,此项工作要依法依规进行,需要相应的法规规范。 2.确定行政效能评估有效评估的适用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分析能力、资源有限性以及效率等,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确定行政效能评估中有效评估程序的适用范围,可集中在关键部门、关键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而增强行政管理有效评估的可信度和可用性,由点到面,不断摸索经验,稳步推进。 3.确定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责任,要具体落实到相应部门,明确职责、明确任务、明确方法。 4.使用统一、灵活的分析方法。对所有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事件都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可根据对可行性和成本分析的实际判断来确定。在选择分析方法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好的分析需要一定的专业判断,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也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 5.寻找有效的数据收集机制。数据收集是有效评估最困难的环节之一,有效的评估取决于有效的数据收集,有效的数据收集是做出正确评估的基础。数据收集的方法是:(1)直接征求公众意见,尤其是受行政管理行为影响的公众的意见,具体方法有公开问卷调查、接待来访、热线电话、网络收集等等,这种收集方法得到的数据要进行认真分析,去伪存真,要保证数据的真实;(2)相关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工作,相关研究机构也在做一定的数据收集,其中的部分数据是有价值的。 6.相关信息的公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分析、资料及其数据收集过程要公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总之,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不仅涉及复杂的制度设计、技术操作,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实践中,可区分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具有普遍性或者是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实验,从而找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而且较为稳妥的评估方法。 行政管理论文: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理性思考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近年来得到不断加强和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在深刻剖析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的同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计划生育 行政执法 理性思考 一、准确把握行政执法的内涵与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 什么是行政执法?“执法”是指国家机关依法实施法律的活动,它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也包括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执法。因此,所谓行政执法,是人们对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执行法律、法规活动的统称,是行政主体执行法律的行为。 要准确把握行政执法的内涵,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应当特别注意行政执法的几个最重要特征:行政执法主体的法定性,行政执法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执法行为的职权性,这就是说行政执法必须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并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行政执法保障的强制性,行政执法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行为,故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行政执法过程的程序性,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相应的准则和程序。 总之,只有深刻把握行政执法的内涵和其最基本的特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才能在其工作过程中真正做到规范执法。 二、目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自费执法”现象仍然存在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其执法过程中往往因利益的驱动,使其执法行为扭曲、变异,特别是部分基层计生行政部门,往往对执法队伍实行自收自支或差额拨款的方针,由此导致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以“利益”为指向,出现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自费执法”现象造成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的严重背离,并衍生出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二)违反程序执法时有发生 法律的执行要求执行者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所规定的一整套程序和步骤来展开。而在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由于长期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些认识偏差:计划生育是国策,怎么干都有理;计生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而计生法规条条框框太多,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太繁琐、太慢,削弱了工作力度;基层不必讲法制,执法就是凌驾其上……。这些错误认识使一部分计生执法者无视计生法律、法规之规定,或者为了追求工作的效率,不依法定程序,甚至违反程序执法的现象十分普遍。虽然它没有背离执法目的,但违反计生法律法规之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同样是对法律的贽渎。 (三)职权异化 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执法权是一种职权,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职权往往被异化为个人权利或者个人特权。其职权异化的表现有:一是以“人情”作为计生执法的尺度。其执法尺度的依据是违法者与自己是否有人情关系,这种关系的亲密度如何。二是权钱交易。在计生行政执法中,有些执法人员把职权蜕变为个人私权,并将其作为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使得违反计生法规者逃避了应受的惩罚。三是滥用权力。比如,在计生执法中以权谋私,武断专横,拖延履行职责,该罚不罚,处罚程度随意而定,甚至因个人恩怨而刻意报复等等。总之,职权异化在计生执法中形式繁多,几乎难以罗列穷尽。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寻找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目的是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并把计生工作推向更高层次,因此,必须寻找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观点、思想、心理和知识的总称,它对法治实践具有重大影响。现代社会强调“法律统治”,崇尚法治,政府同公民一样必须受法律的支配,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服从法律规定。因此,要克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中的问题,首先必须加强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二)切实强化计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针对执法人员而言的。计生行政执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未能很好贯彻这一精神有关,比如“自费执法”、违法程序执法就是没有贯彻“有法必依”,而以“人情”为执法的尺度则是对“执法必严”的违背。因此,必须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要求切实强化计生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通过教育引导,转变他们对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错误认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法律才是其执法权力的来源和依据,不依法就无权执法;最终要使“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成为他们工作的习惯。 (三)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 要克服计生行政执法中的种种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计生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完善,一方面要靠整个国家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例如探索更有效发挥人大、司法等机关的监督方式。然而这些监督机制监督的范围和领域较广,所以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健全和完善计生行政事业自身的监督机制。 四、结语 总之,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新旧管理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计生行政执法领域存在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并不断探索各种解决的方法,这些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作者简介: 赵作杰,渭源县会川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行政管理论文:职能转变和体育行政管理体系改善 一、我国政府体育事业管理方式的回顾 我国现代体育从西方传入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但由于旧中国连年战争,经济发展迟缓,现代体育虽然得以传入,但运动技术水平长期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 第二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利用体育作为展示新中国形象、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由国家集中全社会资源,建设专业运动队伍,通过体育运动成就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最大的政治需要。这一时期,体育为政治服务、为外交服务的特点十分突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体育战线上把计划经济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上世纪末,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重要阶段。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伴随着我国重返国际奥运舞台,体育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在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专业竞技运动体制的黄金时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我国的体育综合实力已经大大超过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在这一阶段,中国体育运动开始打破封闭,逐步开放,专业竞技体制形成并巩固,竞技体育在国际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全社会普遍的价值重建。随着政治功能的弱化,体育的其他功能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政府对体育事业的管理职能也随之发生变化,长期以来由政府包办的体育事业面临着深刻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49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里,我国体育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和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体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举国体制”的建立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相关,计划经济体制特有的集权能力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提高了部分竞技运动项目的水平,运用行政手段推广和普及了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集中资源培养、造就了一支体育工作者队伍。这一时期体育事业管理方式既针对竞技体育发展,也针对群众体育发展,它是一种组织资源,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得到极大的发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体育事业自身不断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组织管理方式固有的缺陷日益暴露,即“一切体育事务都由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来操办和控制”的方式已经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1992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发展我国的体育产业,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特别是2002年8月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颁布,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形成“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的组织架构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作方式”。由此,以政府自身改革为主的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探索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到本世纪20年代,我国人均GDP将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居民消费结构将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发生变化,从衣食住行的基本层次向文化娱乐、教育保健等方面较高层面发展。体育在满足人民娱乐健身消费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体育作为生产健康的产业,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世纪的中国体育正在与国际接轨,以适应现代体育功能转化的趋势。不仅要通过体育来彰显民族精神,弘扬爱国热情。同时,还要发挥现代体育的其他功能,使体育比赛和表演成为现代文化娱乐的主要载体之一。 应该看到,体育活动的本质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它起码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部门。但是,文化对经济可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新时代,我国体育不但要为提高国民素质服务,而且要积极通过体育的综合功能,以健康为导向,满足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广泛多样的身心需求。 二、我国体育事业传统模式的缺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从无到有,并在管理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发展模式;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我国现有的体育事业发展模式尚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是: 第一,政府机构自身改革滞后。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政府本身的改革。当前政府体育行政机构政事不分、管办不分,致使体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体育局系统内的事业。同时,社会体育组织职能虚化,社会各方面兴办体育的积极性、创造性很难发挥。 第二,在体育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管理方面,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在观念上视体育为纯公益性事业,在实践上把体育机构作为事业型单位来对待,排斥公有制以外的体育企事业单位的生存和适度发展,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所有制结构应该和我国多层次的生产力结构相适应的基本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事业的发展。 第三,政府对体育事业的财政投入难以确保。由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职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程度很低,不能很好的按市场需求来扩大体育服务和发展体育产业,使得体育事业发展经费的来源渠道单一,经费异常紧张。尤其在体育事业整体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没有财政投入的持续增加就难以确保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始终保持足够的控制力。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日趋频繁,体育事业规模日益扩大,体育经费需求日益增加与国家财政供给乏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第四,体育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体育资源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用人制度使得体育事业单位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动力,各种体育资源浪费严重,体育管理工作效率和效益低下,制约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再定位 目前国际上体育管理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两种:政府办体育和社会办体育。它们的区别体现在办体育的主体、动力和资源配置方式三方面。政府办体育的主体是各级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动力源于满足政府的需求以及由此得到的财政投入和自身拥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则是用计划手段来进行配置; 社会办体育的主体是各类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企业法人和自然人,动力源于满足大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以及由此得到的实际利益,而资源是由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的。因此,从实质上讲,政府办体育是指通过行政力量来管理体育的方式,而社会办体育则指通过市场力量来管理体育的方式。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世界性的政府改革大趋势。新的政府理念为各国政府管理职能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代表着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的新趋势,其中,也包含了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的再定位。 第一,政府服务以公众或市场为导向。新的政府行政理念注重政府的服务作用,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公众的需求向公众提供服务。我国的体育管理工作已经处于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过去那种以行政命令为政府行为导向的管理方式已不能给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带来活力,必须改革我国体育管理部门的决策机制,淡化计划经济下的行为方式,加强市场导向力度。 第二,政府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新的理念认为政府行政必须关心其行为的产出和结果,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也应该相应的考虑改革成本,包括经济代价、政治代价和人力资源代价等方面。这对于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转变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我国的体育工作必须重视成本和收益,提高工作质量。 第三,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的管理理念主张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开支,提高行政效率。我国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宏观间接调控职能(分级管理、授权监管),微观的直接操作则应交给相应的利益主体,从而实现微观主体责、权、利的统一。 第四,政府行政中引入市场化模式。新的管理理念主张将市场机制引进到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去。在体育领域,市场化模式可以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政府体育行政部门采用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行使某些管理职能,如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益分析、提高效率等。二是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体育管理活动中引入竞争机制。 四、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改革的重心、方式和关系 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政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趋势,结合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发挥现状,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改革的重心、方向和关系。 第一,职能重心的转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重心要向运用各种必要措施和合法手段,为每一个体育组织、团体和个人参加体育活动制定规则,为体育事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内外环境的方向转变,并把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和无法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得到有效解决的体育社会事务领域。 第二,职能方式的转变。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由重视计划、排斥市场转向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构造起在政府指导下的以满足大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为动力,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激励与约束并存、权力与义务对等的社会化的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微观基础,承担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公益性体育和有影响的重大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任务。目前我国在这几方面虽已取得重大突破,但并未真正建立起理想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而仅仅处于向新体制的过渡之中。 第三,职能关系的转变。不同的管理职能该由谁来行使以及管理主体之间职责权限的划分问题,是实现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当前,应按照“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的要求,①理顺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总会、奥委会、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单项运动协会、各类体育企业以及其它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其“定位”,改善各微观主体的运行不规范、职能不明确、自我生存能力弱以及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 五、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新途径 1.精简机构,适应市场化形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也将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那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包打天下”的角色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悖,也与市场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当务之急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简政放权,集中精力把握大势,增强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意识,能综合协调和正确运用竞争、经济杠杆的机制,让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 2.从以直接参与体育事业发展为主向以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服务为主转变 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不应再包揽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而应将其重点放在市场失灵、社会不能的公共服务领域,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多角度、高质量的服务。 3.将政府体育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 所谓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是指在体育事业的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提高政府功能输出的能力,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功能的优势来弥补政府功能的劣势。公共服务市场化恰恰是利用政府权威制度对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进行决策,利用市场交换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4.从体育资源配置职责向管理体育发展秩序职责转变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优化资源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将全球范围的体育资源进行最有利的配置以便更好地提高优势体育资源的效率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政府本身并不是这一问题的直接解决者。政府的职能应向管理体育发展秩序转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事业的发展当中包含很多双方或多方的合作与交易行为,这需要各方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如果市场秩序条件比较完备,交易的成功率就高,合作的成本就低,使市场主体预期收益得以顺利实现,最终促进体育事业向前发展。体育发展秩序离不开一国的政治、经济及法律环境,培育良好的宏观大环境对于建立合理、良性的体育发展秩序非常重要。对良好宏观大环境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这不仅体现方便、节省和效率,而且也体现了社会的公正。 5.大力培育体育中介组织,建立、健全体育经纪人制度 社会中介组织是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产物,是资源控制权由政府部门高度集中向社会和市场分散转变的产物,同时它又促成多元化、社会化的资源控制体制和配置体制的形成。政府职能转变需要中介组织来参与,因为它们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土壤,离开中介组织,容易出现权利真空,而这会使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重新走入恶性循环。我国现阶段的体育中介组织为数甚少,运作不规范,功能单一,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管理和约束,对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政府应该从制度、法律等方面为我国体育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经纪人的运行在激励体育消费、繁荣和规范体育市场,以及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体育产业的后发国家,我们必须加快体育经纪人队伍建设,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 行政管理论文:谈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 ，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 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论文:企业行政管理作用及存在问题分析 【摘 要】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是企业立足市场竞争的根本保障。因此,正确认识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当前企业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与建议具有显着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管理;问题;改革;发展 一、企业行政管理作用 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保障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益。我国企业可以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促进企业员工的学习与发展,建立学习型的先进企业;也可以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并且将其转化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中去。这样,就能够提高我国企业的科技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企业的行政管理往往被忽视,照搬党政机关的模式过多。当前,我国的很多企业都处于一种比较新兴的发展阶段,过多地重视企业的经济效益,把生产和销售发展主要的地位,其他部门几乎可有可无。尤其在一些中小型企业当中,在管理方式上非常教条。有些企业甚至不去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部门,没有系统的管理体系。(2)一些企业管理缺乏现代化模式,无法做到真正的现代化管理。这些企业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只是粗犷地进行一些日常事务的登记。这样不仅缺乏现代管理的手段,更是没有现代管理的意识,而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企业事务部透明,间接地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损。(3)企业行政管理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企业行政管理的关注点仍然较为集中在企业行政活动中的具体事务上,例如办公室的管理、后勤提供管理、档案摆设管理等等,这样的一种管理体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匹配,从而也忽视了行政管理本身所能发挥的重大的作用。 三、企业行政管理改革措施 (1)选择合适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为了解决我国企业行政管理现存的一些问题,有必要在考虑企业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企业行政管理必须时刻着眼于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这要求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甘当幕后英雄,企业行政管理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还必须强化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管理职能,社会上许多企业都设有企业管理部,但由于很大一部分企业管理职能往往还保留在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企管口”和“行政口”二者的职能往往发生重叠和冲突。为了避免这种互相重叠和冲突造成的互相削弱,“行政口”与“企管口”必须合而为一,要将一般企业的“企业管理部”的职能注入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强化其企业管理职能。(2)选择规范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企业行政管理中的“游击作风”、“打乱仗”的现象是我们应当大力反对的。企业行政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健全有效的内部管理,企业的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经营者也不可能及时的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失误,从而给企业带来败局。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企业行政管理的核心应该在于设置合理有效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和结构体制,使各部门各岗位在行政管理工作的协调下处于良好的运作状态。(3)联系实际开展工作。企业行政管理必须时刻着眼于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反对“为管理而管理”;必须坚决摈弃形式主义,切实讲究实效;必须大力讲究勤俭节约,反对大手大脚;必须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和可能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方法,一切以企业利益为最高原则,反对泥古不化、因循守旧。(4)构建企业行政管理新体系。首先要构建企业行政管理的权力体系。构建企业行政管理的权力体系就是设计企业行政架构,企业行政架构的设计与应时而变是企业行政管理的核心内容,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企业组织的概念、类型、治理结构、组织结构设计的原理和内容、企业组织力量的整合、行政流程的结构设计、职能分解、岗位设置、人事相合等。其次要构建企业行政管理的技术体系。企业行政管理需要技术支撑,企业行政管理的技术体系包括:企业行政管理中的领导与管理,这部分是关于在组织中行政管理人员如何进行有效领导与管理的内容;企业行政管理中的沟通与协调;企业行政控制与监督。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的生存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积极性,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保障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总体效益。当前国内的企业行政管理存在管理模式单一、流于形式缺乏现代化管理模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企业文化积极构建合适的、规范化的企业行政管理,为保证企业的长足竞争力,维持企业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 行政管理论文:行政管理与行政体制的改革 行政管理及其有效性主要以科学、效率、效果、效益为基本着眼点,立足于改革和创新,重在实效。它涵盖着不同的层面,涉及到方方面面,是当前我国整个改革进程中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改革总体推进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与质量。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行政管理要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请记住我站域名/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 二、现行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行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绝对不是一喝了事。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多定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 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刨造者;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 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凋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并相应调整收支关系。 3.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市场化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在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面前。应该说社会体制改革是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以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制度创新的新课题,在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新机制,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方面做出努力。此外,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行政管理论文:展望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新问题分析 论文摘要:行政管理 政府行为 行政行为 论文摘要摘要:当前行政管理面临新的形势,但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观念、管理方式、程序、队伍建设和管理水平方面跟时代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按照政府行为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要求,行政管理必须在严格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程序、加强行政监督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新的形势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非凡是在政治领域,其对我国的整个政府管理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我们必须正视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新问题,并探索使之完善并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行政管理模式。 一、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新问题和不足 首先,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观念有待改变。改革开放* 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为了适应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培植资源的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行政管理观念尚未摈弃,诸如直接干预、微观管理、人治管理等,在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相反,许多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如民主参和的管理、法治化管理、自治管理等,又尚未建立起来。假如不及时解决这个新问题,将难以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竞争。因为在市场经济要求下,首先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要求政府必须遵守市场法则,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运行规则,尽快树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观念,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清除旧的管理体制、观念和垄断利益。我们要尽快摈弃那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被实践证实已经是过时了的行政管理理念,形成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理念。 其次,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方式有待改进。市场经济要求在一切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尤其是在对外活动中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接轨。为此,必须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中国在加入,-.的谈判中,承诺按照,-.规则办事/即应该按照被时间和实践检验了的、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接受和公认的、迄今为止仍被视为公正和节约成本的国际规则办事,再也不能片面强调所谓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过去,我们虽然也宣称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但往往是中国化的“国际惯例”,如我国目前虽然也实行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这样一些国际惯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尽如人意。据国家有关部门对 0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稽查发现,其中真正公开、公平招投标的只有’1,有"21的项目招投标失灵,未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我们要切实改变行政管理方式,坚持以法律手段为主,建立一套规范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使这套法律体系和国际上的规则相衔接,以便形成真正公平的市场竞争。就目前而言,必须系统地清理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对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法规、规章,必须逐步进行修改、补充、完善。 第三,我国行政管理的程序有待完善。我国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既缺乏行政程序的宪法规范,也没有缺乏法典化的行政程序予以规则。并且在现有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往往重事后程序,轻事前和事中程序。行政程序的参和性弱,公开度低,对违反行政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行政程序的参和性的强弱和公开度的高低,是行政程序民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行政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参和性,没有说明理由、听证程序,甚至于当事人没有申诉权。市场经济需要我们按照行政管理程序办事,提高办事的效率,真正做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这对我国现行的行政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构建完备、透明、适应国际规则的行政程序体系。 第四,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在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的要求。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还不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比较低,开放市场后,国外企业进来了,要求和国内企业平等竞争,从而需要政府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对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工作效率和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凡是各级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行政领导的决策能力,这也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以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管理水平。 二、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的要求 完善行政管理对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政府行为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而非政府才是唯一的经济主体,企业的经济自主权是其主体地位的真正体现。政府应将蚕食、侵夺企业的权利还给企业,政府行为的政治价值定位是追求民主。通观历史,国家权力重心下移是历史的潮流和内在选择,其趋向表现为国家本位让位于社会本位,官本位让位于民本位。入世后,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必将加快。民主在经济纬度上表现为企业主位,在政治纬度上则凸现为人民主位,政府政治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经济民主性的集中体现,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实现,必然促使其作为政治主体地位的强化和实现,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决非仅在经济框架范围,更是政治观念、制度设计及运作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民主宪政观念下的传统文化改造、构筑民主的生存土壤对我们而言决非轻松,更非过时。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经济民主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制度设计、运作符合民主的人文关怀,摈除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行为的非民主性及民主不充分性,加快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现代政治行为模式转换。政府行为的民主性是其科学性的前提。广泛、充分地实现民主,汲取社会力量和资源,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行为科学性的实现。 其次,政府行为的科学性。实行市场经济,非凡 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更意味着政府应在全球视角下解读其管理行为。随着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政府间的交融、沟通进一步加强。借此机会学习、借鉴它国政府行为所体现出的时代进步意义和科技成果,可以促进我国政府行为的科学性。电子政府和网络政府的迅速成长,行政信息的快速膨胀、政府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等都需要我国政府摆脱传统的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陈旧管理模式和管理行为。同时,在加入世界统一大市场后我国和世界的交往将进一步加深,和此相适应,政府间交流也应上升一个更高层次,诸如选派优秀的公务人员出国学习、交流,邀请国外优秀的管理专家到我国讲学,加强政府间信息的沟通等。政府行为的科学性体现的是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无关的实践理性,是全人类共同的进化文明。从政府行为的行政成本而言,科技界乃至政府内部都应努力提高我国行政技术的科技含量。在追求政府行为科学性的过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这也是企业化政府、廉价政府的内在要求。 第三,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文明的成熟性是市场经济实现的必要条件。政府行为的法治性是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体对政府行为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面临的一次严重挑战。不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不但要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更要符合实质法治的要求;不仅要符合实体正义的内涵,更要符合程序正义的内涵。在法治行政下,社会的主体地位从以往隐性、附从地位上升到显性、主体地位。政府行为的法治性要求立法、司法、执法、普法等诸环节加强法治建设,即严格依法行政,树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和终裁的法治意识。政府公务人员应该率先垂范,任何对法治的破坏即是对正义的最大讽刺。政府行为的法治性应在开放性、全球性的视角下,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更多地和国际接轨,而非盲目自闭地强调特色。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从法制行政到法治行政,对我们而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要有效地控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构筑社会权利的保障机制,这是政府行为法治性实现的重要举措。 三、完善行政管理的途径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严格依法行政,将行政行为契合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之内。依法行政就要做到既严格地合法行政,又充分地合理行政。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正当的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办法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功能。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第三,加快行政程序建设,保证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公平、公正、公开,听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要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和权和救济权,并严格实行回避的制度。要切实保证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事前陈述和申辩,事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及对重大事项,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必须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格实行责任追究。通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完备规范,切实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第四,完善行政管理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要完善人大监督,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严格实行依法报送备案的制度,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权力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不能使这种备案审查流于形式。要完善司法审查制度,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管理活动依法实施监督,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同时,还必须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包括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专门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经常性的监督制度,通过层级监督,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并和检察机关密切配合,互通有无,形成监督合力。最后,要完善 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促使行政管理工作严格依法、公正地进行 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资源型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模式探讨 内容摘要: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是旅游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对我国旅游景区资源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委托理论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公共资源型景区的行政管理模式,促进我国旅游景区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景区 行政管理 管理模式 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是旅游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共行政管理和旅游行政管理的基本理论观点,旅游景区行政管理可以初步理解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其授权的相关旅游职能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方针、遵循旅游景区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对本国、本地区的旅游景区进行总体管理和综合调控的过程。简言之,就是旅游行政部门对旅游景区的总体管理。 张听竹对风景名胜区的政府规制研究中指出,应取消地方政府对公共资源类景区的直接管理,使旅游景区变成一个小级别的行政单位,把资源保护的职能内生化,将旅游景区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收费权一体化,而刘秉升却认为旅游景区作为旅游经营单位,从事企业化经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加强管理的力度,尤其是法制管理、规划管理及技术管理。张凌云认为当前我国旅游景区实行行政事业性管理必须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推行企业化管理。张吉林在研究我国西部旅游景区管理模式时认为采用特许经营权委托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政府和企业目标的实现。 旅游景区资源特征分析 (一)景区资源垄断性特征 旅游景区位置的独特性、资源特点的唯一性、景区资产的不可分割性、游客观光体验的差异性,决定了景区的不可替代性和自然垄断性。这种自然垄断性意味着对景区经营者收费必须实施经济管制,否则,景区经营者可能滥用其垄断地位,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制定较高价格,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实现。 (二)景区资源公共物品特征 经济学研究表明,公共物品在不具有排它性的同时,根据其有无竞争性又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拥挤性”,即公有资源消费者的数目从零增加到某一个可能大的正数,即拥挤点时,公有资源消费就显得十分拥挤。在没有超过拥挤点的范围内,可以增加额外的消费而不会产生竞争,即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当超过拥挤点之后,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将减少所有消费者的效用,增加额外消费者的边际成本趋于无穷大。按照以上理论,风景名胜资源无疑属于准公共物品。 (三)景区资源外部性特征 景区资源外部性表现为旅游者的消费不仅可以给景区带来收益,而且景区所在地居民也都能从中获利。因为旅游产品不仅可以给游客带来休闲和娱乐,提高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而且带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增加了就业机会与隐性收入,从而提高了当地的整体社会福利,旅游地整体形象的推广能大大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会使旅游目的地的企业从形象推广中获得收益。 (四)景区资源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性是指经济效益的双方对商品价格与质量的有关信息了解程度不一致。在选择出行旅游时,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对象,旅游者在获得关于产品的信息方面处于劣势,旅游产品的提供者与需求者显然在信息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紊乱,甚至会出现“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景区资源只有通过政府正确信息的才能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及社会公平。 基于委托理论的旅游景区行政管理模式 (一)委托理论概述 委托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委托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委托关系也广泛地存在于旅游业中, 但是在旅游业中的研究和应用却几乎空白。 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实际上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关系。为了使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效用函数,委托人一方面对其人进行激励;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监督作用。 (二)委托管理模式 如果说公共型景区资源特征是旅游行政管理委托模式的必要性,那么旅游景区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则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实际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依据委托理论,旅游景区资源行政管理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委托关系。 旅游景区实施委托模式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国家所颁布的有关旅游区(点)经营管理上的主要法律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以及《旅游景区(点)的质量等级规划与评定》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旅游景区(点)的经营,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但是,也应看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景区在旅游业中的地位、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所面临的制约性因素也相继发生了变化,一些条例在立法的高度和操作性上都已无法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此外,有很多是以“暂行条例”、“暂行规定”、“暂行办法”等形式存在。这种法律的不成熟和不稳定大大削弱了旅游法律的权威性,使其对旅游活动的管理、规范、指导和保障作用等功能被大大削弱。因此,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对现有的旅游法规、规章进行完善的基础上,对不同归口管理单位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至关重要;同时,应加强旅游行政执法的力度,统一处理旅游违法行为;此外,还可借鉴国际旅游发达国家的旅游立法经验,促进旅游法制建设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二)合理规划旅游景区 目前,在旅游景区的经营过程中,由于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公共资源,大部分经营者、管理者都只追求其经济利益,规划缺乏长远性,过度开发、先开发后治理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摒弃以往的资源导向的开发战略,转向创新规划开发。创新规划开发即景区必须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对内部资源进行筛选加工。因此,国家相关旅 游行政部门特别是各地方政府旅游局首先应对旅游规划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在规划编制单位由旅游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开招标,规划编制完成后力求认真实施,使其在开发经营景区的过程中注重景区的长远发展,加强对景区资源的长远保护,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以实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在景区的开发经营过程中要顾及到周围社区的发展,实现共赢局面。 (三)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景区景点多头管理是我国目前旅游景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顽疾,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因此,政府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应该继续推行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要实现政企分开,把一部分职能转让给有能力、有责任的企业和承包商,从宏观上给予企业一定的指导;而且政府应根据景区资源隶属不同的行政管理主体的现状,基于委托理论,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该作为国家旅游资源归口管理的唯一法人,集中行使景区的行政管理权,原有归口部门对其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和委托管理。这样一来,旅游管理部门就有了明确的权限和职能,企业有了明确的责任,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热情。 (四)改善景区投资环境以扩宽资金来源 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相继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单靠政府单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致使许多景区景点的开发项目得不到资金支持。因此,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和引导投资成为摆在地方旅游管理部门眼前的迫切问题。首先,要积极促成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中国旅游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因此个体私营经济在发展旅游业、完善旅游各个领域供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但是目前大多自有资本运作时,不能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此外,在费改税之后,部分收费项目模糊,因企业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企业通常要承担比其他企业重的费用负担。部分地区的相关部门巧立名目,对景区内的企业乱摊派,这就需要旅游主管部门对乱收费现象予以制止,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企业投资的信心。其次,增大银行贷款力度。旅游管理机构应该本着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对旅游项目进行细化财务分析,做可行性研究和宣传,以赢得银行的信任和支持,努力增大银行的贷款规模;再次,采用景区资源归口管理单位、企业和当地社区各出一部分资金的办法成立旅游发展专项基金,由旅游管理部门负责基金的具体运作,景区资源归口管理单位、企业和当地社区给予一定的监督以保证资金的实际用途。 (五)注重交叉地带景区的开发与管理 目前,处在交叉地带的许多景区景点,由于在行政划分上同时属于多个地区管理,导致出现了实际上的无人管理,或只从自己受益的角度规划与开发,注重局部利益,没有形成大旅游的观念。鉴于全国都存在许多处在交叉地带的旅游资源,建议在这些区域打破行政界限成立高于行政划分之上的专门的旅游发展组织,负责交叉地带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地方不再对其进行直接管理,而是托管形式。该组织直属上一级旅游局并对其负责,但在景区的规划与开发过程中地方各级相关部门要给予一定的配合和支持,争取发挥特有资源的优势,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共赢局面。 (六)加强景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虽然目前旅游从业人员日渐增多,但其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水平层次不齐。根据《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计划和2015年、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首先制订旅游人才建设整体规划。其次,从委托理论出发,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指定地点的集中培训,提升区域整体服务质量。此外,加强对旅游教育的管理,包括控制和调整旅游教育整体结构;强化旅游人才素质教育;加强旅游学科和课程建设等。 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 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行政管理论文:村镇思政工作对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工作已经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如何抓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必须面临和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在新时期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做人的工作,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最终决定我们事业的成败。中共共产党人早在1934年2月召开的“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就“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领导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否则就会使人们的根本信仰、根本信念产生动摇,甚至迷失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改革稳定推进,甚至有不少地方过上了小康生活。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就是农业生产滑坡,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与此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在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各种落后思想卷土重来,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有如下几种表现:一是有的农民思想觉悟滑坡,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漠。由于有些地方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够,再加上一些利益失调,甚至个别干部腐败现象,有的农民对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信心,价值观混乱。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地位下降,有的基层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假”、“大”、“空”、“形式主义”的问题,部分工作人员从主观上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为了政绩,往往主要抓经济建设,搞形象工程。对群众的主观思想看得比较轻,认为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看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的干部素质偏低,精力不集中,工作方法简单、模式化,缺乏灵活的工作艺术,这就导致思想政治工作难做,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信心。三是干群关系紧张。有的基层干部作风不硬,自身不廉,脱离群众严重,搞特权主义,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于是群众思想上存在抵触情绪,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有些集体单位经济薄弱,村里各种开支都向农民伸手,这就导致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四是农村集体观念的弱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由集体经营转为家庭经营。虽然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膨胀了。许多青壮年外出务工多年,根本不参与集体活动,更不交税、交费。另外,随着部分地方集体经济的衰落,村集体吸引力弱化,农民不满和失望情绪增加。 三、在新时期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求以及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针对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要从多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加强针对性、主动性,提高实效性。 (一)发展农村经济经济上的落后会严重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群众自然会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最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如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的农民增收困难“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人民群众注重实际,这就要求我们抓住人民群众的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我们的政策和工作真正体现群众的愿望,使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二)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建设一支作风硬、业务精、能力强的干部工作队伍是当务之急。首先,抓好乡镇党委的自身建设。乡镇党委是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力量,要从思想、作风、纪律各方面进一步提高党委班子的政治敏锐性,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觉提高干部遵守规章制度的自觉性;加强廉政建设,不以权谋私,不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要始终保持党员干部的一身正气;继续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提高领导水平和艺术。其次,要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建设一支领导能力强的班子。完善制度,做到财务、政务公开,接受百姓的监督,管好农民的钱,用好农民钱。再次,加强干部队伍自身建设。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民主的原则选择好干部队伍,不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坚决杜绝跑官卖官、拉选票的现象发生;教育、培训干部,提高其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政治与实践的结合,树立办实事、讲实效、求实绩的政绩观。 (三)搞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农村广播、电视、宣传栏等方式加强宣传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提高农民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和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认同感和理解力。定期举办各种培训活动,讲政治,学文化,传播科技知识,认识封建愚昧活动的危害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要树立典型,抓好群众性学科学、学法律、比收入、比贡献活动的开展,通过“文明户”评选等活动倡导符合“小康”社会的健康、文明、崭新的农村生活。 (四)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方略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农村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也离不开法制建设。在农村中要加大法制的力度,对那些以权谋私、通过不正当途径致富而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人,要严格按照法行政办事能力,文明执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 一、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于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初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二、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上文分析了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三、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投标报价的计算方法直接关系到中标结果，关系到公平竞争、公正原则能否有效得到贯彻实施；同时，是规范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各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对统一制定政府采购货物“综合评分法”投标报价计算方法有一个较高的认识。通过统一制定政府采购货物“综合评分法”投标报价计算方法，起到从制度建设上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监督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扼制高价标以及供应商投诉问题的发生。 四、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说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说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几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使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国外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于关注。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此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中国亦是如此。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探究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作者单位：平顶山工学院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论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与行政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 【摘要】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种矛盾：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则主要实行公有制。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导致政府与公民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与购买服务的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难以表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都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西方 经济 行政管理 自由主义经济学 公有制 一、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有制，这表明西方国家由以建立的逻辑基础是混乱的 北美、西欧、澳洲等地的以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矛盾，即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现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公有制。这种矛盾反应了一种理念上的矛盾，该矛盾显示出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存在逻辑矛盾的。 笔者所谓的经济上的私有制是容易理解的，笔者所说的“政治上的公有制”何谓呢？“政治上的公有制”就是指民主制。 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为主权者”、“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一人一票决定国家事务”等。也就是说，民主的理念主张国家的主权或国家的终结权力应当是全体公民共有的，而且每个公民都拥有相等的一份――这也就是说，如果把西方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其股份由全体公民享有等额的一份。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民主制是一种公有制――尽管公有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财产，但从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看，民主制无疑是一种公有制。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优越的，有利于调动私有企业主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论调是有道理的，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应当实行私有制――“君主制”或“寡头制”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效率。也就是说，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一家所有，即实行君主制，那么这个掌管国家的君主才会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能充分调动管理国家的“君主”推行精细管理、谋求国家发展的积极性，才能实行国家的最好的治理和发展；按照主张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的逻辑，如果国家被全体公民所有，即全体公民共有、公有，那么就会出现如公有制企业中的那种管理者不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产业从而难以真正严细认真地进行管理，难免会出现公有制企业的“跑、冒、滴、漏”的现象。也就是说，以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西方国家承认私有制能够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经济性，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君主制才是私有制，才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应当推崇的最理想的政体；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君主制不是理想的政体，而民主制才是，那么西方国家的企业也应当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私有制最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国家实行私有制――也就是实行君主制――才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的；如果西方国家认为国家不应当实行君主制，那么在经济领域也不应当实行私有制，而应该建立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主要实行私有制、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实行民主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实践恰好证明了公有制未必一无是处，私有制也未必万能。 二、从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可以推导出严重的消极逻辑后果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立国理念“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存在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种逻辑其实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沦为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何以得出这一结论？因此“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理念的本质是：人民出钱（纳税）购买服务，具体购买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而政府只不过是拿钱替公民办事而已；人民如果不满现政府的服务，则有权购买新一届政府的服务。在这种认识模式之下，政府对公民是不必有责任心的，因为西方的理念会认为：政府拿多少钱（收多少税）就为公民办多少事，如果政府没钱了，那么政府就不必为公民办事，例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多次发生政府“破产”的情况，在政府“破产”后就停止对公民提供的一些服务，而西方政府这样做从理论上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逻辑前提就决定了政府不必把公民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不必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仍然为公民办事。根据民主制的理念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西方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时，如果政府没有向公民收取用于救援的费用（税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没有义务去救援群众，因为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理念基础，西方国家现行的关于建立政府、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关于民主制度的逻辑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 按照本文的上述分析，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是在民主制这种“公有制”模式之下管理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执政者就像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一样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能否继续统治下去，往往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任期之内别出问题；因此，当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执政者的利益或任期内的利益相矛盾时，西方执政者会做出何种选择就是不言自明的了。故而，民主制并不总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的。 相反，中国传统的、看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念就比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的理念显得更有人情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认为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因此按照这种逻辑，人民的所有事情家都必须负责，政府不能拿“没有向人民收某类税”、为理由来拒绝对人民负责。例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不会想收没收相应的税、有没有这笔预算，而会想尽办法开展救灾工作。由于中国有这种传统的关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有事找政府，因为“父母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不会想“我为政府纳了多少税，因此我有权要求政府相应地为我提供多少服务”，而会想“政府既然为民之父母，就应当满足我的一切正当需求”。 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应基于人民的同意”的逻辑在把公民摆在政府的主人的地位上的同时，也就使政府有权利疏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这种逻辑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金钱关系、就是购买服务的关系。相反，“家天下”的观念却有其人性的一面。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思考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行政管理;知识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知识的研究、创新，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的意义、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和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而揭示了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条属于经济手段。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经济法律都强调了“完善宏观调控”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登封市大冶镇地处嵩山东麓，位于郑州市西南64公里，登封市区东南25公里处，总面积98.7平方公里，辖34个行政村，341个村民组，7.8万人，登封市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位于镇区西部，2016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89亿元。告成镇位于登封市区东南12公里处，地处嵩山、箕山之间，颍河纵贯腹地，全镇总面积72.81平方公里，辖24个行政村，128个自然村，200个村民组，总人口5.5万，2016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4.3亿元。2015年7月，登封市大冶镇、告成镇被确定为河南省省级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在上级部门的关心和指导下，登封市高度重视、抢抓机遇，积极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存在的问题，为实现扩权强镇、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汇聚了强大力量。 一、改革推进情况 （一）加强领导，优化方案。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常务副市长为副组长，其他相关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的改革领导小组，协调督促落实相关改革，确保改革工作稳步推进。深入学习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经验，广泛征求试点镇和相关职能部门意见，科学制定改革方案。（二）下放县级管理权限。根据试点镇实际需要，经充分沟通，重点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社会治安、民生保障7个方面，从登封市“五单一网”制度改革行政权责清单事项和行政审批清单事项中，选择327项县级管理权限事项作为拟下放权限，涉及国土、规划、环保等28个部门。按照行业分：产业发展44项，规划建设161项，环境保护32项，安全生产37项，市场监管23项，社会治安2项，民生保障28项。按照权限类型分：行政许可44项，行政处罚245项，行政强制7项，行政确认9项，行政征收6项，行政检查3项，其他行政权力6项，基本公共服务7项。（三）优化机构编制配置。结合试点镇自身特色对其内设机构及下属事业单位进行整合，设置党政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经济发展局、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建设管理局、综合执法局、社会事业局、文化旅游局、农业发展服务局、便民服务中心。在编制总额内，调剂增加试点镇内园区管委会的编制，补充急需的管理专业人才，由试点镇统筹使用。将试点镇原有和承接的各类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统一入驻镇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整合试点镇原有和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由综合执法局实行综合行政执法，坚持行政执法重心下移，整合、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切实为试点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四）理顺试点镇与派驻机构关系。强化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派驻机构统一更名为“登封市伊伊镇伊伊分局”，其承担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统一入驻镇便民服务中心。对派驻到试点镇的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业务工作接受主管部门指导，并接受试点镇人民政府的协调和监督，日常工作以试点镇为主。派驻机构的主要领导采取主管部门领导兼任或直接配备为副科级的方式配置。派驻机构工作人员的调动、任免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管理，科级干部由组织部门负责，事先征得试点镇党委的同意，其他人员由主管单位或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事先书面征得试点镇党委的同意。试点镇党委、政府的意见作为主管部门对派驻机构工作考评、考核和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五）实行经济发达镇目标考核。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目标，就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后机构设置是否合理，职责关系是否顺畅，职能配置是否优化，行政环节是否减少，工作流程是否优化，经济发展能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提高等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对试点镇进行跟踪式目标考核，加强目标动态考核评估，确保改革落到实处。 二、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压力巨大。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增大，传统产业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此外，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但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乡镇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缴分成，试点镇可支配的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其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民生事业投入的需要。（二）人员编制不足。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以来，乡镇机构编制管理日趋严格，行政事业编制控制在80名左右，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老龄化现象严重，因此迫切需要增加人员编制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职能需要，随着部分县级管理权限的下放，人员编制缺口的问题也日益严峻。（三）配套改革不到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的改革相配套，但目前与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如公共财政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进程不快，没有及时跟进。（四）用地指标瓶颈。乡镇产业的培育，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支持，但目前在土地指标使用上仍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且按一般乡镇对待试点镇，没有明确其具体份额。 三、意见和建议 （一）调整现行财政体制，强化财力保障。建议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扩大财政自主权，提高基层财政的保障能力，合理确定市镇收入划分，加大镇级税费收入分成比例。镇域内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经济指标以属地管理、属地统计为主，增加驻地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税收留成，提高全镇综合经济实力。完善试点镇财政职能，设立国库，形成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二）创新人员配置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议根据承担任务的需要，在编制总额内适当调剂甚至增加编制。积极探索灵活的用人办法，实行多元化用人制度。在个人档案身份不变的前提下，允许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对一些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的岗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人员不足问题。（三）加大各级政府投入，提升发展活力。建议充分发挥现有各类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大建设支持力度，重点提高市政基础设施和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保障能力。对试点镇计划和项目实行单列管理，加大倾斜力度和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四）加大政策扶持，增强发展动力。建议按照改革试点任务要求，根据上级部门研究制定的配套政策，在财力、土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扶持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落实，切实增强试点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者:尚学阁 李 超 单位:河南省登封市编办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网络经济与工商行政管理初探 一、网络经济中工商行政管理的现状 1．网络经济中身份确认机制亟需完善。所谓网络经济中经营者身份的确认就是在交易之前，确认每一个当事人的身份并且划分出交易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在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企业户口，有着完整的企业档案和相应的执法手段，长期以来在有形市场中很好地完成了确认经营者身份的任务。但是，网络经济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虚拟性，在虚拟的环境下加强公平性和合法性，就必然要求对经营者的身份有明确的确认。在目前的网络经济中，网络经营者的身份确认制度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这一范围也还只局限于企业内，并未形成整体网络经济的普遍规则。 2．管理部门的职责不清。网络经济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催生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其所遵循的现有的规则大多来自于市场需求，政府的干预十分有限。现状则是在传统的工商管理机制下，对网络经济进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互相推诿，责任混乱，并出现管理盲点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建立独立的专门机构，配备专业的技术，设立有针对性的规则是解决问题的较好的办法。 3．网络经济急需公平竞争秩序。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秩序为原则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建立公平竞争的秩序十分重要。这是网络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网络经济的出现使得人们熟悉的领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传统经济形态中合同的有效性如何在虚拟的网络经济中实现。而这些新问题都是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权益和打击不正当行为的关键点。显然，如何使网络经济能健康长久的发展，光靠市场调节是不够的。工商行政部门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 二、工商行政管理———网络经济发展的保障 目前网络中存在着企业或个人利用网络的便利谋取私利，做出违反法律，违反道德的事情的现象。例如，频频散发的广告谣言，盗用他人信息资料，仿制或者截获他人证书文件等。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对网络交易的可信程度和可靠程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市场经济是信用市场，网络经济以其独特性更为强调信用。所以，对网络经济信用的损害会直接影响其运行和发展。为了杜绝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在源头上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显得十分重要。具体来说，就是需要工商行政部门的严密监管。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从工商干部自身的素质提高和监管手段的创新两方面进行。 1．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工商执法队伍。首先，建设网络化的工商管理系统必须要有优秀的计算机人才。由于网络经济的迅速崛起，造成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没能与行政管理机制有机结合；其次是要加快工商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要克服信息技术部门仅仅作为一个技术单位而依附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思维误区；最后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组建专职监管网络经济的职能部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经济范围的不断扩大，网络中的侵权、恶意欺诈等犯罪中运用高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对此，必须要有来自专业监管部门的防范和遏制。 2．适应新形势，监管好网络经济。网络本身是自由的、共享的，但是网上交易行为必须规范管理。我国的网络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因此对网络经济的监管应早做研究，提前入手。 （1）抓好网站的准入关由于网络经济的监管空白，个别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在网上进行超出其核准的经营范围的交易，企业由此获得的收入则属非法收入。对于未办执照的企业或个人建立的网站，由于未做工商登记，在网络交易中的所得收入会造成税收流失严重。因此，规范网站的主体资格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国家都十分重要。 （2）创新监督管理手段。网络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形式，它的公平竞争秩序需要法制化的管理。目前，有些问题直接出现在了我们熟悉的领域，比如对广告、合同管理、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等等。监督管理好网络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完善系统的工商行政管理网络，做到以网治网。 （3）加强各部门间信息沟通、共享，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综合执法工商部门作为政府监管市场的主管部门，与公检法、税务、技监、银行等部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部门间的联网将有效地促进部门间的沟通和信息共享，使部门协作更加密切，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进而加强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的力度。 三、加强网络经济中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举措 首先，通过对经营者之间进行联盟组织，打造网络行业自律平台。在工商行政部门的引导帮助下，将在网络经济中比较权威的几大网商进行诚信联盟，签订诚信公约，打造良好的网络经营者形象；其次，建立和完善工商网站并进行统一标识。工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简化了传统管理中费时费力的审批过程；最后，增强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制定的民主化和透明化。逐步将在制定法规过程中向社会公开征集法规草案的修改意见、成立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作者：林旭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对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探究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知识的研究、创新，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经济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保密体系建设的经济与行政管理探析 摘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机关、单位的采购需求，以及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供给关系的客观需要，使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等“体制外”力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涉密领域，从事涉密服务活动。可以说，保密工作已不断涉及一些社会化的管理内容，逐渐向“体制外”延伸。保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从事国家秘密载体制作、复制、维修、销毁，涉密信息系统集成，或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等涉及国家秘密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经过保密审查。”这充分体现了针对社会涉密领域的保密行政管理，即国家采取事前保密审查的管控措施。对经常从事涉密业务的单位，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实行保密资质管理，并陆续出台《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管理办法》《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明确了对涉密印制、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行业的保密监管实施办法。近年来，以保密资质审查为代表，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积累了大量面向社会企业的监管经验。然而，传统的资质审查方式以保密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建立及保密设施、设备配置等为主要审查内容，难以了解企业日常保密规定以及保密制度的执行情况。在非公有制单位从事涉密业务量日益增长，国家保密管理要求更加严格的新形势下，传统审查方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是难以做到全面排除保密隐患，二是整体提升社会化涉密领域保密管理水平进展缓慢。此外，新资质申请单位普遍保密管理基础薄弱，与日常业务脱节，缺乏保密管理经验，长期处在依据保密检查意见被动整改的局面。企业这种被动无序的保密管理状态与现代企业管理运营总体要求相悖，同时也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转效率。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资质单位的保密管理水平，破除保密行政管理困局，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资质审查为抓手，引导资质单位建立健全保密管理体系，是实现保密管理改革，提升社会化涉密领域保密管理水平的重要环节。 1.保密体系建设的内涵 保密管理体系是指，按照保密管理要求，规范企业保密工作开展并取得一定社会、经济效益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总称。企业管理体系包含若干个子系统，如，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等。就涉密资质单位来说，保密管理体系应与质量、环境、安全管理体系并重，成为企业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此外，保密管理体系应同其他管理体系协同一致，支撑企业高效运转。对此，资质单位进行保密管理体系建设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做好顶层设计，将保密工作融入生产经营活动。保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子系统，应与其他子系统彼此嵌入，在企业管理体系内协同运转，使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真正成为执行保密管理活动的过程。这就要求在顶层设计上做好保密管理与生产、销售、人力资源等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一是组织架构重建，将保密管理部门定位为与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生产管理部等常规管理部门同等重要的实体职能部门。保密管理部门会同其他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到企业管理的顶层设计中去。二是制度梳理再造，在生产管理、销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基本管理制度中，将保密管理要求直接嵌入各项基本管理制度中，使之与企业常规管理工作同步运行。以人力资源管理为例，其包括人力资源规划、绩效、薪酬、招聘、培训及员工关系六大模块，应把涉密岗位设置纳入人力资源规划中，涉密人员审查纳入招聘流程中，保密培训纳入员工培训计划内，涉密工作考核纳入绩效管理中，保密津贴也应在员工薪酬福利设置时直接体现。 第二，开展保密风险评估，进行生产流程再造。做好涉密业务保密管理的关键是排除隐患，从源头上降低失泄密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其本质是一种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包括风险点识别、危害等级评估、防控措施制定和实施及效果评价。保密风险管理可通过企业生产流程再造得以落实。通过经验总结、梳理流程、调查研究等方式，对各生产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识别，并分析其发生的概率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在风险评估成果方面，制定相应防范措施，并通过改造生产流程，将风险防控措施落实。以涉密文件印制活动为例，从事印刷的员工势必接触涉密信息，各生产环节如不采取技术加管理的强制措施，涉密信息就可能被泄露，这就是一个高发高危的风险点。涉密印制资质单位可通过对人员进行出入场安检，增加印制过程视频监控及现场抽查等工作环节来改造生产流程，从而实现保密风险防控的目的。 第三，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保持管理体系的先进性。企业内环境及所处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都在不断变化，纵使有完美的保密管理体系，也会因一成不变而可能失去实用性。因此，保密管理体系应具备针对暴露问题及时纠错与修正的能力，以及应对情况变化快速响应的能力。通过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可实现以上自我更新的管理要求。资质单位应制定并执行一系列保密防范措施，并将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进行比对，对已证明有效的措施进行标准化，载入制度加以推广；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鉴定是否为管理缺陷所致，对相应措施进行调整优化，带入下一轮的管理循环，检验实施效果。以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活动为例，为防止信息外泄，资质单位采取手机寄存、视频监控、监督奖励等控制措施。如经举报发现夹带手机进场，在严格执行制度的情况下，说明入场控制措施、视频监控探头安装方案均存在漏洞，须调整优化，监督奖励机制发挥了效用，应继续执行。 2.保密管理体系建设的收益 资质单位通过获取涉密资质，取得在涉密领域这个特殊市场的竞争资格，进而带来收入的增长和利润的回报。然而，由于涉密业务的特殊性，资质单位在涉密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须落实国家保密管理要求，投入额外成本（即保密管理成本）。保密管理成本主要包括：一是增加人员，配备设施、设备等的经济投入，二是执行保密管理过程的时间成本。在同一类涉密活动的市场竞争中，资质单位的保密管理越精准，保密管理成本控制得就越合理，承接涉密业务所获得的利润回报也就越丰厚。当前，新申请资质单位的保密管理水平普遍还处于初级阶段，管理方式单一，对全过程控制不足，时常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将保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子系统进行系统化建设，可转被动为主动。通过顶层设计，协同其他子系统嵌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中，将大幅提升保密措施的针对性，收缩无效投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持续改进，始终保持从源头控制泄密风险的优势，以此获得长期稳定的保密管理效益。此外，在企业管理体系内运行保密管理，相比独立运作，可有效降低资源消耗总量。以涉密人员管理为例，从上岗、在岗到离岗，需采取包括资格审查、培训、签订责任书等一系列管控措施，独立于企业人力资源日常管理工作之外，由企业保密机构单独实施涉密人员管理措施所消耗的资源，将远高于与人力资源管理合并执行的成本。因此，资质单位通过开展保密管理体系建设，可大幅提高保密管理精准度，与企业高效运转的总体目标相一致。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合理控制保密管理成本，将最终转化为依法依规从事涉密业务所获取的利润回报。 3.保密行政管理的效益 在新形势下，结合现行的资质管理制度，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以资质审查工作为抓手，通过转变审查视角，引导资质单位进行保密管理体系建设，提倡保密管理系统化、日常化，是贯彻“行为论”法律精神的管理实践。依据新法赋予的监督管理职权，面对社会化涉密活动的激增，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改革监管模式，从“现状审查，出具整改意见”向“评估管理水平，指导体系优化”转变，可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执行成本。在资质书面审查阶段，通过查阅保密机构在企业组织架构中所处位置，以及企业基础管理制度中保密管理要求的体现程度，判断资质单位保密体系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到位，保密工作开展思路是否以“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为出发点，设立相关评分项，调整评分标准；在现场审查阶段，通过实地考察、询问、抽查记录等方式，判断资质单位保密风险管理、持续改进机制是否运转有效，以及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保密工作是否同步执行，设立相关评分项，调整评分标准。这种审查角度的转变将有效扩展对资质单位监管的广度与深度。通过追溯制度的执行情况，审查工作所覆盖的时间轴也将得以拉伸。从“针对保密管理现状的审查”向“对保密管理体系整体评估”的转变，是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管理方式的转变。资质审查评分标准的转变势必倒逼资质申请单位进行保密管理改革，探索实践保密管理体系建设，从而促使社会涉密领域的保密管理整体水平迈上新台阶。 作者:韩曦 单位: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资质审查部

行政类论文:关于酒类行政执法的调查 酒类行政执法是开展酒类流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商务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酒类行政执法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眾的饮酒健康和生命安全，对维护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及保证酒类生產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市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各类宾馆酒店、夜总会、KTV、酒吧和夜市异军突起，市一跃成為名符其实的饮料酒消费大市。加强酒类行政执法，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為此，市商务局酒管办历经几届人的努力，克服机构调整、人员异动、经费短缺，执法环境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為指引，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坚持依法依规，严查快处的原则，有效打击制贩卖假酒和倒酒扰市的违法违规行為，為规范我市区域内的酒类流通秩序，促进酒类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保护酒类生產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酒类流通现状 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6家，分别分布在我市的区和县境内，其中年產量在30吨以上200吨以下的生產企业有3家，年產量在200吨以上的生產企业3家。另有已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183家，零售企业2680家。根据年市酒管办收集的监测数据显示，年我市共消费白酒5620千升，黄酒2870千升，啤酒28468千升，红酒7950千升，累计共消费饮料酒44908千升。进口酒类由于营运成本较高，申请备案登记资料要求严格且市场需求不大，个别经销商虽有兼营行為，但均不愿主动向市酒管办提出许可登记和备案申请，业务往来基本都没有开具酒类随附单，故无法纳入监测统计。由于我市酒类生產企业基本属于中小型传统企业，生產能力低，品牌知名度不高，故我市目前酒类消费仍以外地品牌酒為主导。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流通的国產白酒品种数量有200余种，啤酒种类达到20余种，红酒品种多达40余种以上，价格高、中、低档齐全，其质量也是优劣参半，鱼龙混杂。虽然自开展酒类执法工作以来，市场较以往更规范，制贩卖假酒的行為得到了有效扼制，但由于我市推行酒类执法工作起步较晚，执法经验不足及执法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酒类行政执法工作推进速度慢，执法力度不强，执法影响不广，酒类行政执法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二、酒类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酒管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经费短缺是导致执法不到位的直接原因。据统计，目前我市拥有合法酒类生產企业共6家，登记备案的酒类批发企业有183家，酒类零售企业2680户。而事实上，6家生產企业除索卡黄酒办理了生產经营许可证外，其余5家都没有办理酒类生產经营许可证，应登未登的酒类批发企业也远远不止183家，酒类零售企业更是多达3260户以上。而目前我市全部酒管人员（含执法人员）不过73人。个别县（市、区）的酒管部门还属于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经费短缺，酒管从业人员收入低微，相对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来说，商务酒管执法人员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受人员和经费短缺的影响，对偏远乡镇的酒类流通监管执法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 （二）执法主体不明，职能部门协调不畅是导致酒类执法难到位的根本原由。酒类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商务局酒管办，但打击假冒偽劣却归属于市工商局，质量检测又是技术监督局的职责。商务部门对无证经营和没有开具酒类流通随附单的酒类只能就地扣押，不能没收，这无疑削弱了酒类执法的权威。对于涉嫌假冒或者造假的酒类必须依靠工商和质监局的配合，才能执法到位，遇上暴力抗法，除了报警外没有其他有效的行政手段，而事实上是，目前我市部门之间各自為阵，互不协调，仅凭商务酒管部门单打独斗，面对宠大的酒类流通市场，明显势单力薄，事倍功半。 （三）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发动不到位是导致酒类执法不力的重要因素。我市酒管执法正面临著群眾不知晓、经营户不理解、不配合的困惑。从我省其他市州酒类执法现状来看，政府重视是关键。我省、、等地市，当地政府在参照《国家食品安全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基础上都出台了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酒类行政执法条例，并且充分利用本地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介资源，大力宣传酒类执法，广而告之，不仅让全市老百姓知道酒管执法是政府行為，同时也给当地的酒管执法部门找到了执法的依据。在培养酒类经营户增强持证经营、守法经营意识同时也从根本上起到了震慑制贩卖假酒违法犯罪的作用。 三、加强酒类行政执法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定期开展打击假冒偽劣酒类违法行為的专项行动。结合打击经销假冒偽劣酒类商品违法行為行动，大力宣传酒类执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良好的形象对外展示酒管执法队伍，以“12312”商务举报投诉服务中心為平台，向酒类消费者和酒类经营者宣传酒类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知识，定期举办酒类流通法律法规培训，同时全方位与有关媒体合作，利用平面媒体、网络平台和全市各项专题活动，加大宣传力度，為开展酒类行政执法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政府支持，建章立制，為酒类执法提供执法依据。参照我省、、等地市的做法，在严格遵循《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產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商务部2005第25号令《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和《省酒类流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按照《省行政程序规定》和《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参照市直相关行政执法单位的经验和文本，制定《市酒类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发文实施，并在政府网站予以公布，从而使我市酒管执法做到有据可查，有法可依。 （三）职能部门应相互协调配合，建立行政执法联动机制。酒类管理和行政执法涉及部门多，只有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才能形成战斗力，将案件执法到位。遵循法律法规关于执法职责划分的规定，与公安、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并建立跨部门的信息通报、联合调查、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建立联席联审会议制度，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监察等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努力提升商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扩大商务综合行政法的影响。 （四）建立酒类行业协会，用行业标准促行业自律。我市是酒类消费和流通的大市，仅凭酒管执法人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尽快成立酒类行业协会，运用行业标准去促进行业自律，从而杜绝或减少制贩卖假酒及倒酒乱市行為的发生，真正保护酒类生產企业和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五）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现行酒类批发准入规定对批发企业拥有资金要求不高，一般一个品牌或者其中的某个系列就能申办批发许可证，按照现行的酒类流通管理制度，批发许可证有效期為三年，期间不年审。事实上有些企业因為经营不善或资金周转问题而被迫提前中止经营，此时容易出现许可证转让或者租借等情况，由于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变更，导致出现监管盲区。提高酒类批发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发展多种经营，既有利于酒管部门加强对酒类流通企业和酒类流通市场的监管力度，又有利于扶持酒类批发企业做大做强，形成產业。 （六）定期举办酒类从业人员的资格培训，做到持证上岗。目前我市酒类从业人员多达18000余人，应定期组织对酒类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并发给培训证书。通过培训，增进从业人员知法、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和辨别真偽酒类的能力。规定所有酒类经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未经培训，不予核发酒类批发许可证或者零售许可证。宾馆酒店，KTV酒吧、夜市等场所的酒类推销人员，未经培训，不予聘用。培训所需经费应由财政列入年初预算并建立专门帐户，做到专款专用。 （七）严格落实酒类随附单和建立进销台帐溯源制度。对所有从事酒类批发、酒类零售店实行酒类随附单及销售台帐制度，加大对超市、宾馆酒店、酒吧及KTV、夜市等终端消费场所的监督和检查。让流向市场的每瓶酒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让消费终端的每瓶酒都做到有据可查。同时重点加大对国產名优名酒和进口红酒的监督检查。 行政类论文:德美行政诉讼种类之对比与借鉴 摘要：从法国国家参事院的建立算起，行政诉讼制度存在已经有200多年历史。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类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对德美行政诉讼类型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有所借鉴。 关键词：行政诉讼类型；类型化；比较与借鉴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因国而异，但一般来说，不外乎考虑以下因素：诉讼人的请求、当事人的诉讼资格、法院的判决权限及诉讼程序。本文中笔者着重考察和分析了德国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通过介绍、比较和分析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优劣所在，以期对于我国下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有一定的借鉴效应。 一、德国行政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的划分是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按照权威的观点，基本诉讼类型是形成之诉、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各种诉讼类型之间又有一定的交叉，因此，期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对于同一事件，当事人可以出于不同的考虑方式提出数个类型的诉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1．确认之诉，是指确认公法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诉讼类型。《行政法院法》采取简便的二分法：即一般确认之诉；继续的确认之诉，又称为事后的确认之诉。 2．给付之诉是原告方要求被告方提供特定的“给付”即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诉讼，此种类型既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其中，典型的是的职责之诉，即公民提出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原先拒绝或者没有做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义务的诉讼，又被称为义务之诉。 3．形成之诉，是成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法律状态的事实，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诉讼类型，既适用于行政行为，也适用于其他行政活动形式。形成之诉可以分为诉讼上的形成之诉和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包括以下类型：变更之诉、强制执行之诉又称为反强制执行之诉、重新进行之诉、机关诉讼、撤销之诉。 德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对于诉讼类型的规定从三个方面体现：（1）在《行政法院法》中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规定。（2）由《行政法院法》指示使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形成。（3）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认可特别的诉讼类型。不过后两种模式也可认为是在《行政法院法》规定的基本模式下的衍生产物。 二、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 美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由于强调三权分立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因而和行政诉讼相似的制度在美国被称为司法审查。根据联邦司法审查的方法，美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可以分为： 1．法定的审查。法定的审查是指法律对于行政机关的某项活动直接规定的审查，一般规定在机关的组织法中，法定的审查具体又有两种方式：一是特定的法定审查。二是普遍的法定审查。最典型的是霍布斯法。 2．非法定的审查。一切行政行为未明白禁止审查时，都可受到司法审查，这种法律所未明白规定的司法审查称为非法定审查。联邦法院的非法定审查主要有8种：侵权行为赔偿之诉、制止状、确认判决、提审状、禁止状、追问权力状、人身保护状、执行状。 3．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执行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是一种间接审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提起诉讼，而是在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判执行的时候，当事人主张行政决定违法作为抗辩的理由，否认行政决定具有执行力量，法院在裁判以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1）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成立。（2）当事人是否违反行政决定，或者是否没有执行行政决定。因此，执行诉讼的裁判也是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权力的方法。 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可以发生在两种情况：（1）法律对行政决定完全没有规定执行的方法。（2）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执行措施，但是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力。 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联邦行政机关的一切重要决定，几乎都有成文法的司法审查形式。在成文法对行政机关的决定没有规定司法审查时，只要法律形式没有明白禁止司法审查，法院都假定可以审查。这时，法院根据法院具有的一般管辖权限进行司法审查。当事人对法律的规定不服，能够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只限于行政机关的决定涉及到宪法问题的时候。 当事人根据宪法主张司法审查的权利出现在两种情况：（1）行政机关侵犯当事人的宪法的实体权利，如侵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2）侵犯宪法保障的程序权利，如剥夺当事人的自由和财产而没有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两种情况，如果受害人没有其他的司法审查权利，或者这种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时，可以根据宪法权利申请司法审查。 三、两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比较 对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两国有很大的不同，德国代表着典型的大陆法系传统，美国则沿袭英美法系的格式。虽然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行政诉讼制度又有某些普适的原则。 1．相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都遵循着相同的目的或是价值基础。不论在德国还是在美国，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种最可信赖的司法最终救济手段，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和自由。二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维护行政法治及行政法律秩序。 （2）都注意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有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认为国会为了维护公益，可以授权检察总长对行政机关的行为申请司法审查，国会也有权以法律指定其他的当事人作为私人检察总长主张公共利益。在德国协会之诉和民众之诉，协会之诉指协会因其成员或他人的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民众之诉指原告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3）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的多样性。在德国有传统的分类方法，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的目的，将行政诉讼分为基本的3个类型。也有是根据诉的标的将诉分类为针对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和法律以下的法规三大类别。此外，还可以根据诉的提出系针对国家权力的消极防御还是积极要求，以及系针对不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正在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或将来才会出现的行政活动而对其进行分类。在美国由于英美国家没有公私法的划分，它的行政诉讼类型主要是根据法院取得司法审查方式也将行政诉讼分为4种类型。美的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是多样化的。 2．不同之处 （1）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标准不同。德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行政诉讼的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目的，是从实体的角度进行的划分。而美国则是通过程序上的标准不同来划分行政诉讼的。 （2）行政诉讼类型宽窄不同。在美国存在着执行诉讼，在相对人不执行行政机关的决定，或不履行行政义务时，行政机关原则上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对人如不履行法院的命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美国执行诉讼的基础在于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特点，为有效地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把这种对公民权益极易造成损害的强制执行权交由法院行使，而强制执行的发动权属于行政机关。而在德国则没有此类诉讼，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机关的决定，德国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强制执行，无须向法院提起诉讼。 （3）两国的行政诉讼类型体现了他们对私益和公益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在美国，制止状、人身保护状、禁止状及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体现对私人权益的保护，都以突出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而在德国，撤销之诉和变更之诉则是体现对行政法治、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之上，体现对公共利益的高度重视。 四、中国对于两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借鉴 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类型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非类型化使得在行政诉讼的司法实务中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诉讼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行政争议相对于民事纠纷来讲，其性质较为复杂。例如“行政争议有外部争议和内部争议之分，行政争议还有直接争议和间接争议之分。因为行政争议的性质如此复杂，法院在处理行政争议的时候。应当针对不同性质的争议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显然，现行的规定降低了行政争议的效率，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2．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不完善。在中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其结果是使得公民的起诉范围过于狭窄，公民只有在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提出行政诉讼。使得那些被抽象行政行为损害合法权益的公民投诉无门，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我国行政诉讼体系的设置不科学。我国没有明确的行政诉讼类型，这使得法院在定位某一具体行政诉讼时通常采用结合《行政诉讼法》第5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的种类的方法，而将行政诉讼的定性分别对应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确认判决等，分为撤消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确认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这几种类型。从逻辑关系来看，这种由判决方式倒推诉讼类型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做法，从而破坏了整个行政诉讼体系的科学性。 4．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建立。在法律上明确行政诉讼的类型，可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自身的建设，促进宪政制度的建立，使对国家的管理建立在一个理性的规则之上，我国这种行政诉讼非类型化的模式有可能阻碍国家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宪政制度的建立。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已经是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大势所趋。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于类型化一直没有规定，但是学者们已经开始对诉讼的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薛刚凌教授在其《行政诉权研究》一书中，以法院行政判决权的大小为标准，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类型分为撤销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四种类型。马怀德教授则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成更为适应现实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本文由收集整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我国区域行政类型分析论文 (1)中央直辖市区域与普通省制区域行政。它们基本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解放区不断推向全国,军管会逐步过渡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形成其基本蓝图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实施,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匹配,建立并推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加强行政权力的集中统一,于是,在中央之下,逐级建立了省一县一区一乡四层级行政体系。此后一个历史阶段,地方行政建制趋于基本稳定,某些具体环节的变化并未从实质上引起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行政建制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趋势,行政层级以省(直辖市)——地市(区)——县——乡为主体框架,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相继进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序列,地方行政格局出现局部变动。不仅如此,中央实施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需要的行政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与措施,精减机构,简政放权,地方随之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央与地方间权力重新配置,利益共享或分享。但是,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实际上只能在一定范围、部分权限内进行,中央政府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和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中的某些权限诸如外交、国防等是排它而不可划分的。中央向地方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放权让利,使得特区与非特区、沿海与内地等行政区域间政治、经济差异性增多,存在着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而且地方主义、宏观调控不力,政治监督机制不健全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比重,影响中央的权威,政府组织与管理社会的效率及政府行政能力,制约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区域整合。由于市场经济尚在发育和成长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仍具有较大的变动空间和潜力,蕴含着政治发展新的内容和走势。 (2)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民族区域自治制区域行政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就是在国家所辖领土的地区内,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以实现其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赋予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及其所居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保证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并为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提供了政治条件和现实可能性。 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机关具有双重性质,首先它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与普通省制区域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同质的;其次,它又是民族自治区域的一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在县级以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乡是基层行政区域,因地小人少,则不具备有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法规定的全部自治权的条件,不能制定自治条例。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其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的规模应当同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 在民族区域自治区中,西藏自治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西藏近代社会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教合一,西藏人民在官家、僧侣、贵族三大领主统治之下,几无人权可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规定了西藏各民族的基本人权,是西藏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其区域行政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自治机关民族化。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藏族工作人员,而且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行政时,一般使用藏语文,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付诸区域行政,坚持“两个离不开”,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促进了民族间相互尊重和团结,共同繁荣和发展。在实践中为从西藏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民族进步及其政治发展的渠道。(3)特别行政制区域行政同样是区域自治却高于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的“一国两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域,已纳入中国当代区域行政范畴和政治发展轨道。特别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它所享有的各种自治权以及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新赋予的,只是由国家在法律上确认原有的而已,其政治不是“完全自治”,却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就是比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的自治权力还要广泛得多。 香港回归中国后,依据《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政制以“行政主导”为一大特色,行政长官实际上具有双重法律地位。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另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是香港的最高地方长官,并负有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之责,他不同于过去的香港总督,也有别于普通省制、中央直辖市、民族区域自治等行政区域的行政首长。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香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悖,即政治从根本上不发展。香港主权回归后,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港人当家做主人,区域行政既消除了原来的殖民地因素和一些明显属落后、不合理的方面,又吸收其中与现代人类相吻合的积极进步的内容。这在香港发展史上是个历史性的转折和飞跃。对于香港、澳门,中国是恢复行使主权,而台湾问题则是国家和平统一的问题。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可保留军队;台湾当局和有关各方以及台湾人民的利益都将得到切实保障。特别行政在香港的运行和在澳门、台湾的现实可能性,是要长期影响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内容和基本走势的。 行政类论文:建设局综合类行政执法工作汇报 一、开展工作情况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按时对实施情况进行自查和总结，并按要求报送执法情况。我局成立了××县建设局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充实，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二)结合实际，稳步推进 根据我局所开展的行政审批(服务)项目目录，将法定执法职权职责的依据明确到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款，并将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纳入执法目录，将执法责任职责落实、细化到具体领导和内设机构、执法人员。并以文件形式印发局属各部门执行，在××县建设局网站、××县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和建设局橱窗内向全社会公开。我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德芳亲自抓行政执法工作，对我局的行政执法工作负总责，并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落实。 (三)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资格合法。所有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依法使用执法证。未出现无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现象。 (四)实行行政许可公示，制定了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依法实施行政许可。我局全年行政许可未出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例，许可程序均合法，手续不完善。 (五)强化队伍建设。本年度末未出现1名执法人员违纪、领导违纪事件。 (六)结合部门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执法培训。今年我局法制员参加了县政府法制办举办的行政执法培训，同时派出执法人员参加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房屋安全鉴定、恢复重建技术培训、物业管理培训等。 (七)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未出现内容、程序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八)规范执法案件卷宗宗材料管理。 (九)抓好部门法的宣传、培训。我局今年抓好了《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城乡规划法》、《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动态管理》、《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法的宣传、培训。 (十)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今年行政执法工作中，未出现不作为和依法该立案而未立案的、超时限办案办事的、违反法定程序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错误的、越权执法或滥用职权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未予以或未按时限予以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律文书不符合规定的、重大行政行为未备案的十大行为。 (十一)按时办理人大建议、批评和意见，按时办理人大交办并要求反馈结果的重要信访案件，及时办理市长、县长热线电话交办的事项，及时组织和参与调处社会矛盾。 二、存在问题 1、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 2、群众对执法不理解，抵触情绪大。 三、下步工作打算 1、加强执法培训，加大执法力度; 2、完善执法程序，依法行政; 3、加大各项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概念探析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起诉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类论文:行政执法类职位考生申论写作技巧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关于申论考试的内容与往年相比有较大的变动。最为显著的就是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分设为两类试卷——一类试卷是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一类试卷是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考试大纲进一步指出，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申论考试主要测查报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其中的“贯彻执行能力”特别引人注目：在笔试中如何考查考生的贯彻执行能力呢？针对此，华图教研中心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老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解读，希望能对广大考生备考有所帮助。 关于“贯彻执行能力”，考试大纲解释道：“能够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根据考试大纲的解释，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把握所谓的“贯彻执行能力”。 申论材料往往涉及一个或者两个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同时，给定材料中也会包含一些解决该社会问题的具体措施。因此，华图公务员考试辅导专家李天甲认为，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考试很可能会要求考生针对材料中提到的某一项具体措施提出（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考生在写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实施方案的关键在于把握好相关部门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和组织意图。对此，考生可以通过阅读材料来了解出台这项措施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其次，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简单来说包括六个方面：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在申论考试当中，考生除了要固守原来提对策的基本原则——可操作、合常理之外，还需要特别体现我们具有“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的意识与素质。我们的主体要合法，我们的措施要合法、我们的程序要合法以及我们的执行措施要高效便民，而不能低效扰民。 再次，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考生仔细阅读材料，充分体会材料设定的“场景”存在哪些“客观实际情况”。针对这些客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地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 最后，及时有效地完成任务。这项要求与前文提到的“高效便民”之“高效”重合，此不赘述。 专家认为，制作一份执行方案或者实施方案基本上也属于对策措施题的一种，因此要贯彻对策题的作答原则——可操作、合常理。同时，李老师提醒各位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注意对“贯彻执行能力”这一要求的思考。 行政类论文:行政诉讼类型化比较论文 摘要：行政诉讼类型化是二十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发展的共同趋向之一。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因此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新问题。文章通过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借鉴国外和我国太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分类标准，以及对其类型异同的分析，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构建的一些想法。 一、有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 根据太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意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私以为，蔡先生的表述恰当的反映了类型化的主旨，基本上能够揭示类型化的实质，可以为大陆学界所沿用。鉴于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行政诉讼类型化相比较民事诉讼类型化而言，自然具有其非凡的一面。但是，行政诉讼究竟脱胎于民事诉讼，因而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关联，尤其是民事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和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来，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简约化即体现出其和民事诉讼的渊源。对行政诉讼类型和受案范围、诉讼请求、判决类型、诉讼模式等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诉讼法学探究的范畴意识，在范畴提炼乃至体系化的基础上，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私以为，应当尽快结束对受案范围的"聚焦"，将探究重点转向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比较上。 二、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划分 （一）法国 法国没有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法律规定，但学术界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摘要：第一种是以法官判决案件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第二种新的分类方法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传统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易于执行，而新的分类方法存在于不能穷尽行政诉讼类型、标准较模糊而不易把握等缺点。因此，传统分类一直是法国实务界的主要依据。 （二）日本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机关诉讼，而抗告诉讼又分为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和无名抗告诉讼。在日本，抗告诉讼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是通过其解决的。日本的这一划分包含着两个层次摘要：第一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和其他三种诉讼；第二是主要以行政判决的内容为依据将抗告诉讼分为四类。 （三）英国 英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和令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依据诉讼程序的性质，划分为普通救济诉讼和非凡救济诉讼。普通救济诉讼是一种私法救济，完全是以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禁制令之诉、宣告令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而非凡救济诉讼是一种公法救济，强调依法行政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人身保护装之诉、调卷令之诉、禁止令之诉和强制令之诉。 （四）美国 美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她的司法审查就类似于行政诉讼制度。按照诉讼的性质和功能，美国的行政诉讼划分为个人救济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监督诉讼）、执行诉讼、和程序诉讼四类。美国的司法审查实现了比行政诉讼更为广泛的功能。 （五）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摘要："前所称之行政诉讼，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第七条规定了提前行政诉讼时可以合并请求损害赔偿；第九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第十条规定了选举罢免争议诉讼。现台湾学界主要讨论行政诉讼类型的诉讼要件、各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原告对类型的选取、行政诉讼类型和行政行为的关系、对一种诉讼类型的具体探究等。可见，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理论探究较深入，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比较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摘要：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诉讼类型有逐渐扩大的趋向；第二摘要：在分类标注上，划分标注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表明了标准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行政诉讼类型的具体划分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如诉讼价值取向、法律传统、原有的法律体系以及包括宪政在内的政治制度等。英美法系主要从程序角度考虑划分标准，而大陆法系主要从实体角度考虑，这和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大陆体系是一致的。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设想 针对我国行政权历来膨胀且极为强大，及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目前状况，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应侧重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权的合法行使。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行政诉讼的类型就应当规定的全面。 （一）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属于形成诉讼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法院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方法，原则上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原告因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提起撤销诉讼的条件，主要是因撤销之诉的诉讼标的违法，导致侵害原告之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在公益诉讼时侵害的是公共利益，这和原告的诉权或适格有关。因而法院在对这类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 （二）课以义务诉讼 课以义务的诉讼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的申请，被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收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课以义务之诉，主要适用于干涉行政领域。 （三）给付诉讼 给付诉讼的目的是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被告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假如行政主体再次拒绝，则可予以强制执行。提起条件是行政主体应当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而没有履行，其形式可能是安置、补助、抚恤、优待、救灾扶贫等，由于该诉讼标的未履行或未做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法院的"确认判决"，确认具有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种类，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质，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种类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因此具有补偿性、从属性、次要性和后备性。 （五）公益诉讼 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应当是某法律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使公众的公共利益收到损害。有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例如由谁来提起公益诉讼、对于哪些情况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及判决等等。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由检察院作为提起公诉的主体。 （六）当事人诉讼 当事人诉讼是行政诉讼的一种非凡类型，他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而引发民事当事人之间或者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法院审理此类争议的活动称之为当事人诉讼。 结语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马怀德教授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为更为适应现实的律条。 行政类论文:行政处罚种类分析论文 行政处罚的种类分析和论文关键词行政执法；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 论文摘要对行政执法实践中的3个问题，即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罚金3种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种类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为行政执法尺度的确定和执法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3罚金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有的人将罚金和罚款混淆，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了“处以罚金××元”之类的文字，这是错误的。罚款，属于财产罚，是指行政机关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依法损害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某些财产权的一种处罚。罚款就是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不管行为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只要违反了法律、法规，危害了行政管理秩序，就可以依法予以罚款。在行政处罚中只能是罚款，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而没有犯罪的行政相对人实施金钱的处罚，而罚金是对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一种刑事处罚，是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是由人民法院实施和执行。另外，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与司法上排除妨碍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的罚款也不同，后者是针对在诉讼程序中实施了妨碍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人进行的，由人民法院决定与实施。 行政类论文:行政性垄断概念分类论文 这些年来，行政性垄断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讨论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关于行政性垄断的见解仍然是众说纷纭。 一、行政性垄断的概念分类 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共同构成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而行政性垄断对竞争的危害远甚于经济性垄断。因此，反行政性垄断是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行政性垄断（又称行政垄断）是指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管理部门以及被上述政府和政府管理部门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违法行为。 行政性垄断可分为两大类，即地区垄断（又称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又称行业垄断）。所谓地区垄断是指某一地区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保护本地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或者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地区垄断多由地方政府以命令、文件和通知等方式作出。对地区垄断即地区封锁，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地区垄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制。 所谓部门垄断是指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权力而实施的排除、限制其他部门企业参与本部门市场竞争的违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没有规定，以致于个别学者认为没有将部门垄断单列的必要。事实上，部门垄断与地区垄断虽然也有些微的交叉、渗透，但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 二、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及成因 具体来说，行政性垄断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第二，损害市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第四，阻碍自由、公平的有效竞争秩序的形式；第五，破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其进一步深化；第六，培养、扶植并保护经济性垄断。至于行政性垄断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法律意识的淡薄等也是行政性垄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以及完善行政垄断规制立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有规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7条和第30条把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十分简略的规定。除此以外，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现状看，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对行政性垄断规制的法律文件效力层次大多较低，欠缺应有的权威性；二是对行政性垄断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太轻，且欠缺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三是反行政性垄断的主要机构设置不当，使得反行政垄断执法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要有效制止行政性垄断，应创建以下几项新制度和新机制：第一，应在充分总结本土经验基础上博采众长，制定包括反行政性垄断在内的统一的反垄断法典，并在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全过程中，建立能够充分发挥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作用的相应机制；第二，建立严格的行政性垄断法律责任制度，并使其落到实处；第三，设立高度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具有准司法机构性质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并赋予其对行政性垄断禁令的权力；第四，赋予反垄断主管机构针对行政性垄断在特定的条件下提起诉讼的权利，包括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第五，在未来的反垄断法典中，应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行政类论文:税务行政处罚种类论文 税务行政处罚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税收征收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由税务机关依法对其实施一定制裁的措施。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机关主动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名誉或其他权益限制或剥夺，或者科以新的义务，体现了强烈的制裁性质，因此国家专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 一、税务行政处罚管理现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有七种：(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和（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规定的处罚种类。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具体调整的需要，因此《行政处罚法》在规范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种类时在第八条特别作了一条附加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开了一个口子，按此规定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其他生效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可以继续适用，而且以后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可以补充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其中停止出口退税权的处罚设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在二00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才予以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这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的规定。 正确划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利于规范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因为税务行政处罚是对管理相对人违反了税收管理秩序后，税务机关给相对人一定制裁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可诉讼行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否则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正确界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和“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七款规定）。 然而，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前，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规定还不规范和完善，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及税收征管工作规程等规章规定，确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少，与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实际不相适应，一些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规程规定，在管理中已经采取的有效管理措施在法律上没有充足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到损害到纳税人利益的措施，如果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不利于日常税收管理。因此，应当根据税收征管的发展情况，将原有规章、规程规定的有效管理措施上升为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 其中责令限期改正从实质来看，它基本近似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警告，无论是就其作用还是性质而言，几乎与警告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停止出口退税权是《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已明确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已明确规定的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其作为单独的复议情形，未作为税务行政处罚。而全国税务人员执法资格统一考试用书《税收执法基础知识》第57页认为“其他法律法规还规定有关机关可以依法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采取驱逐出境、限制进境或出境、限期出境的行政处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它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其出境。”从该种措施的性质和手段看，应该属于税务机关依法提请，而由有权机关协助执行的一种税务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因此应当将阻止处境作为一种税务行政处罚。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了“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措施，这与阻止出境措施的执行主体相似，都是由税务机关依法提请，由有权机关依法执行的一种处罚措施。吊销营业执照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处罚措施，阻止出境按照其性质也属于其他法律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是执行机关的特殊性。根据税收法律规定，执行该两项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的原因是相对人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处理后，才能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在提请之前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调查取证、审理告知无效后，再由税务机关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只是最终执行的结果由相关部门执行。这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务罚款的措施相似。因此该两项措施应当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执行主体的税务行政处罚。这与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有关，是由于我国税务机关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有限性决定的。管理相对人对该处罚措施可以依法申请上一级税务机关复议，也可以提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税务机关为被告或与具体执行机关为共同被告，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因此对这两项税务行政处罚措施的程序、法律责任应当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是税务机关早已使用的一种管理措施，基层主管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违章情况采取了停票或缴销发票等不同方式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税务总局也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发票控管办法。然而长期以来从税收立法到税务机关实际操作中没有将停止供应发票作为一种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只将这一措施作为一种税务机关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不断的规范和税收征管措施的日益强化，发票作为经济往来的重要凭据，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明确经济责任的主要的原始凭证，纳税人交易活动的重要凭证。对发票的控管成为税务机关控税管理的有效手段。作为发票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停止或缴销发票后，势必影响到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纳税人正常取得和使用发票以保证其经营秩序的运行无疑是纳税人的一种权益，在税务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尊重纳税人的权益，然而在新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前，税务机关对发票的停售和缴销随意性较大，影响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发票控管措施提出诉讼。税务机关在诉讼中法律依据不足。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七十二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从立法的角度给税务机关的收缴发票予以认可。税务机关收缴和停止发售发票，是对纳税人使用发票权利的制裁，符合行政处罚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税务机关在采取收缴和停止发票处罚措施时应当按照税务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管理。 三、规范税务行政处罚措施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因此七种税务行政处罚措施中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应当由县级税务机关作出。 然而在《税收征管规程》中，对警告和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得不具体，在基层税务机关执行中很不规范。急需完善现存的税收征管规程中税务行政处罚程序，当相对人违反税收管理秩序，需要给予税务行政处罚时，除警告和罚款外，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处理，例如对欠缴税款的出境前，需要阻止出境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将欠缴税款情况及催缴文书报县级税务机关审理，县级税务机关将欠税情况及文书审理后向当事人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然后在当事人陈述申辩后制作阻止出境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当事人，并制作《阻出境通知书》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进出境管理机关执行，当事人在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的，可以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请行政诉讼。 因此，现行税收征管规程中关于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对除警告、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的税务文书应当尽早制定，以便于税务管理程序的规范化、合理化。

管理行政论文:浅析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原因及对策 【论文摘要】城市管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矛盾多，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日益迫切；城市管理的职能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最大限度地调动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是城管执法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城市环境的明亮、整洁、有序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城管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推动城管事业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城管执法队伍，就必须充分调动起广大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当前城管执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一名在城管工作最基层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现结合几年来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中的实践，对当前影响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原因作简要分析，并就对策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城管执法 积极性 原因 建议 第一章 当前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表现 （一）不良心理表现 作为城市管理主力军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在保障良好的市容环境秩序的同时，由于职责多、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影响大等诸多压力，使得部分城管执法队员们产生了一些心理问题，工作积极性不高。有如： 1、特权心理。认为城市管理就是简单的处罚，自己头顶国徽，身穿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处罚随意性大。在执法时追求结果，忽视与执法对象和群众的沟通，缺少执法艺术，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甚至出现暴力执法的现象。 2、自卑心理。由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办公条件、通讯设施、车辆装备等均与其他执法部门有较大的差距。而且由于城市管理的自身特点，造成了管理松了群众不满意领导要批评，管理严了群众不理解社会不支持，同时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也多是对城管工作的负面报道，更主要的是作为一支行政执法队伍，在人员编制方面许多试点城市的城管行政执法队员未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要求编入公务员序列而仅仅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相对其他执法部门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城管执法部门的执法地位并不为社会所认同，由此导致部分执法队员不同程度的产生了自卑心理。 3．厌烦心理。由于城市管理工作反复性较大，经常是反复清、清反复，使队员容易产生厌烦情绪。时间一长，就会对工作丧失信心，缺乏兴趣，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违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甚之，暴力抗法事件的频繁发生，不但给执法人员造成了身体伤害，也使得大部分执法人员在出勤前，就背上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4. 矛盾心理。当前城管工作的执法对象很多是下岗、无业人员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其困境往往能赢得很多群众包括城管执法队员的同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城管队员不可避免地产生既要对他们屡教不改的违法现象坚决取缔，又由于看到其生活艰辛而产生同情的矛盾心理。 如果忽略执法队员存在的这些不良心理状态，不对其加强引导，势必会造成执法队伍思想松懈、作风倦怠、行为放任，从而使得城管执法工作难以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敬业精神退化，政治信念淡化，缺乏岗位意识和干劲。 一是精神状态差，不思进取。对政治理论学习兴趣不大，对城管执法业务知识缺乏钻劲，满足于学校灌输的知识，满足于实践的直接经验，学习新知识少，钻研法律少，从实践到认识的理性思索少；二是价值观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城管执法队伍带来勃勃生机，同时也使一些执法人员滋长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等思想，以致执法人员，横向比福利，纵向比职级，怕吃苦，怕吃亏，追逐名利，谋求享受；三是服务意识低。“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三）综合素质不高。 近几年，各级城管执法机关都很重视学历教育，鼓励执法人员参加自修、函授大专、本科等学习。城管执法队伍的学历层次上升了，但在这些学历文凭中，“水货”多，含“金”量少，执法人员的工作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许多城管执法队员不能将工作中的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也不能写作出水平较高的调研性文章更好的为上级领导出谋划策。 （四）违法违纪问题突出。 一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舞弊，对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开绿灯；二是执法犯法，办“人情”案，只重视实体法，不重证据、不遵循法律程序；三是“三乱”现象屡禁不止。 第二章 当前影响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原因 （一）人员编制落实不到位，执法力量不足。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__]63号)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__]17号)文件的规定，“作为试点城市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作为本级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不得作为政府一个部门内设机构或者下设机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采取考试、考核等办法从有关部门和社会条例条件的人员中择优录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脱节情况。如笔者所处的宁波市来说，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通过笔试、面试、考查、公示等一系列复杂的考核程序，并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式军式训练和严格的执法证考试，最终取得上岗条件和执法资格。但由于编制问题，目前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仍未能按照《关于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__]135号)文件中所规定的享受公务员待遇，而只是参照公务员管理。此种情况不仅仅是宁波市个例，作为试点城市的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这种执法人员编制落实不到位的现象。担负着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重任的执法队员们由于不编制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时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作为政府的执法 人员却不属于公务员，社会地位与执法效力可想而知。同时由于根本的编制问题没有严格落实，导致执法队员的其他福利、待遇、工资、奖金只能与事业单位相同，由此严重影响了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长期超负荷运转为队伍建设埋下诸多隐患。目前，城管工作十分繁重，工作一个接一个，保障任务一项接一项，从各种检查到各类专项整治，队员们几乎天天在加班。这样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一是给队员造成很大的身心伤害，二是队员的工作积极性也会日益低落，三是队员每天疲于奔命，忙于应付，几乎没有培训学习的时间，其素质的提高自然也难落实。管理的职责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标准越来越高，明显的感到力不从心，虽然我们非常重视日常长效管理，也希望通过认真、细致、踏实的工作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因管理职责较多，执法依据不明确，人手有限，有时也只能靠突击整治、疲于应付来处理工作，而广大群众也对城市管理的这种工作方法和表现也产生本能的反感，容易使本属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造成冲突。 近几年来，各地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管理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前“只重建设，不重管理”的观念已经大有改变，自1997年全国各地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来，城管执法的职能越来越多，城市管理工作也越来越繁重，现有的执法力量与繁重城管执法工作的矛盾日益突出，增加的执法力量与城管执法机关所面临的艰巨任务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加班加点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执法人员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拼，用自己的健康去搏。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长期超负荷大能量的运转往往会造成执法人员心理负担过重、精神压力过大，就也是工作不积极的原因之一。 （二）管理、保障体制不顺。 城管执法保障体制不完善，这也是产生暴力抗法的主要因素。在城管执法队伍中配备公安干警，形成公安协同配合机制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实践证明它对加大城管执法力度、减少暴力抗法和妨碍公务有很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全市城管系统而言还没有形成该项机制，这就给城管执法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宁波作为寸土寸金的沿海开放城市，外来人口众多，各种利益矛盾十分突出，因而在城管执法中暴力抗法时有发生，城管队员因缺乏应有的手段和保障，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况，经常受到伤害。长此以往，一方面会降低城管执法队伍在社会上的威望，另一方面也大大挫伤了队员的工作积极性。 现行的城管领导体制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级城管执法机关接受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上级城管执法机关的业务指导。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城管执法机关的业务工作、人事管理和经费保障都受地方党委政府管理，容易出现许多弊端。地方领导运用权力，以言代法，以情代法，阻扰城管执法机关正常执法，或指派城管执法机关参与一些非执法类活动，浪费执法资源。以致于对于城管的职责和定位，别人搞不清，自己吃不准。可见，管理体制不畅、职能设定不清，也会影响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经费保障不力。 经费保障问题一直是制约城管执法机关可持续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城管执法工作任务日益加重，经费不足问题愈加突出。现行城管执法经费供给体制实行的是“以块管理，分级负担”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等原因，不愿负担或无力负担，严重影响了城管执法工作的发展。客观地讲，城管也是一种职业，执法人员从现实生活和理性考虑出发，也要以谋取工资待遇来解决生活来源，保障家庭收入。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坚持提倡奉献精神，但是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精神补偿也要跟上。可想而知，经费严重不足的后果必然导致城管执法工作被动，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降低。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市财政每年按规定给每位在编执法人员一定补贴，不足部分及其他费用（如办案取证、通讯、交通装备等费用）全部由各区和街道自行解决。这样一来，加大了各区和街道的经济负担，从而引起一定的矛盾。同时，有关文件所确定的津贴、目标管理奖等数额与执法人员的工作强度明显不符，队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同程度受挫。 （四）友邻单位及社会支持不够。 城管执法的综合性遭遇执法环境孤立性的尴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上级的业务指导、友邻单位的相互配合。然而行政综合执法机关是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下的“独生子”，执法环境是相对孤立的，没有统一的执法模式，全国80多个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甚至连执法的范围、权限、标准也不尽一致，其他友邻单位的配合力度不够，群众参与度不够，致使在很多情况下城管执法部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执法重心下移后双重管理的规范性尚需探索。宁波市实行市、区、街道办三级管理的模式，尤其是区与街道办这一级实行双重管理，目前两级管到什么程度，如何做到双赢互动还没有形成规范性，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有些街道办事处与执法中队关系处得好，有些就不尽人意，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一些一线执法队员常常“几头受气”、“吃力不讨好”，致使心理状态非常糟糕，直接影响到工作成效。 部分媒体的宣传也较为片面，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部分媒体片面宣传执法人员应该文明执法，应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对于群众阻碍公务是违法的，是要受处罚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威摄力。甚至有些媒体一味追求新闻效应，在一些事情尚未证实的情况下即行报道，给城管工作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现实中，城管执法工作也缺乏群众的理解支持，城管执法威信度下降，直接削弱了执法人员的自豪感。很多违章者（包括居民）对城市管理法规了解甚少。他们认为：无证设摊也是规规矩矩地做生意，不偷不抢，干嘛非要取缔？城管执法工作管理的对象大多为社会低收入阶层，城管队员在对这些对象采取强制措施时，因群众有同情弱者的心理，自然要遭到种种非议和阻拦。再加上改革开放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缺乏对城管法规的了解，把对政府的不满都发泄到城管人员身上。而作为当事人的摊主，为了维持自己甚至一家人的生计，城管扣押其经营工具就是“端掉其饭碗”，矛盾不可谓不激烈。几乎每一个基层执法人员在执勤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当事人不积极地配合执法工作、人们的漠视、嘲讽、抱怨、谴责，甚至发生暴力抗法。在我们城管执法人员认真工作后，听不到群众的一声“谢谢”，我们的付出得不到认同、社会上得不到支持。 （五）政绩判定失当。 内部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不完善。一些城管部门没有把执法人员的业绩与利益直接挂钩。奖勤罚懒不兑现，奖优罚劣得不到体现。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是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调动和激发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在干部的任用上，未能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以及“公开公平竞争”的用人原则，未能做到能上能下、优胜劣汰，摆脱不了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甚至是人情风、关系网的困扰，由于没有任人唯贤，不是以德才和政绩取人，不同程度地挫伤了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六）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这些年来，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相继建立了一批城管法规，但至今为止我国仍没有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的全国性法典，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导致当前城市管理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不少涉及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内容过于原则化，有很多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性。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市民反映强烈的随地吐痰、随地便溺、乱扔垃圾以及机动车辆在人行道路上停放等行为。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处罚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罚的情况非常多，城管部门也因缺乏相应的后续强制措施，最终不了了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精神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第三章 调动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主人翁意识。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这是调动和激发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内在动力。各级城管执法机关要对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执法队伍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在全体城管执法人员中开展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执法人员公仆意识、执法为民意识和忠诚意识，使每个执法人员自觉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讲政治的高度进行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并实现九个转变，即是：由以管人者自居向为民服务的转变；由行政约束向自我约束的转变；由工作被动服从向自觉尽力的转变；由无过便是功向无功便是过的转变；由无为也有位向有为才有位的转变；由干多错多，缩手缩脚干工作向敢闯敢做的转变；由因循守旧向开拓创新干大事业的转变；由“ 要我干”向“我要干”的转变；由“要我忠诚”向“我要忠诚”的转变。 在定期的政治业务学习以外，同时要针对队员各个时段情绪波动而进行单独的思想教育工作。有如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聘请专家对城管队员进行心理咨询和医疗，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并且通过思想交流工作，及时掌握队员的性格特点和情绪波动，消除队员的疑虑和担忧，强化队员的责任意识，培养队员从事城管工作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使队伍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为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二）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一起小小的违章能涉及城管、规划、公安、工商、环保等方面，因而部门协作到们显得尤为重要。城管执法机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要注重与各有关业务部门的联系，经常互通信息增进感情，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双管齐下或多管齐下，才能卓有成效地把城市管理好。相关部门配合协助，树立“大城管”意识。有些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几次整治就能管好的。城管是一盘大棋，不是城管执法局一家的努力就行的。例如超出门墙占道经营，本身店铺经营面积小，里面放不下几张桌子，如果不出店经营，根本无法维持生存，而在核发营业执照时就没有这方面的前置条件；例如人行道违章停车当事人处理率不高的问题，城管部门因没有象交警部门一样的后续制约措施而无可奈何；又如涉及到环保、规划等方面的一些案件，需要相关部门相当大的配合力度方能较好解决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出面予以协调，进一步建立各部门长期联动机制方能有效解决。再比如“牛皮癣”的问题，光靠城管单兵作战力量太薄弱，除了必要的发动群众参与，明确城市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市容环卫责任，做到群防群治外，一方面城管部门要取得通讯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暂停这些通讯工具的使用；另一方面更要取得公安、卫生等部门的配合，加大对假文凭、假证件和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对“牛皮癣”进行遏制和打击。 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发动群众。到位的宣传对城管工作来说必不可少，它能减少工作中的直接矛盾冲突，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居民的自我约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共建共管的氛围，有利于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树立新城管、新形象；除了城管战线自身要加强宣传外，还要充分发挥舆论在城市管理中正面导向作用，多加强城市管理的正面宣传，让人民群众关心城管人、城管事，理解城管人、城管事，彻底正确展现城管在群众中的形象。对市民进行城管相关法规的教育，使其深入人心，提高经营者的守法经营意识，教育广大市民不要以自身利益、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准,而应当从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管理的角度,从代表城市形象的高度“换位思考问题”。在重点难点路段要与沿街店主多沟通多交流，这样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强制取缔时能保证减少群众阻力。 （三）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激发队伍活力。 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干部竞争上岗和轮岗交流，不断完善城管执法队伍的长效管理机制。执法人员的等级评定要与经济利益、政治待遇、末位调整等队伍管理措施挂钩，并建立完善与之配套的教育培训机制、治队机制、监督制约机制、执法保障机制等，真正发挥队伍管理长效机制的整体作用。同时，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大城管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尽力挖掘优秀干部的潜力，调动工作积极性，改革过去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僵化体制，充分显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 全面推行竞争上岗、轮岗交流、双向选聘、任职资格考试、末位调整、分离培训等工作，离岗培训后仍不合格者，坚决予以辞退，彻底打破城管执法机关“铁饭碗”，激发队伍活力。 （四） 切实解决城管执法人员编制问题，提高队伍的保障力。 执法人员编制问题是解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员工作积极性的重中之重，各试点城市只有严格按照(国办发[20__]6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规定，切实将城管执法人员编入公务员序列才能正确的摆正城管执法人员的位置，从而全面激发城管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各级政府更应当加大对城市管理的投入，笔者建议市、区每年能划拨专项城市管理执法资金，并能与有关城市管理职责相联系，确保基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能正常有序开展，因为无论是环境的改造还是管理的深入，都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同时要提高执法队员待遇，解决城管执法人员的后顾之忧，也需要经费的投入，在目前的体制下，每个街道还存在着城管协管员，这些协管员在日常工作中和执法队员一样工作，有的甚至更辛苦，他们大多是街道聘用的临时工，无养老、医疗保险，工资福利待遇低，也影响了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的基本后顾之忧，才能更好的促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开展。 各级城管执法机关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的经济情况，对执法人员的工资、装备、办案等所需经费综合考虑，制定相应最低保障标准，并适当逐年递增，同时要充分考虑城管执法机关的特殊性和执法人员工作强度、压力，切实体现“从优对待”原则；要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确 保执法人员的基本工资、补助、岗位津贴等应享受的政策性经费按时足额发放；要落实年休假制度，确保执法人员得到一定的时间的休息；要建立执法人员定期体检制度，确保执法人员每年体检一次；要关心执法人员的生活环境，千方百计为执法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切实解决执法人员的住房和家属、子女就业等问题。 （五）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维护城管执法权威性。 首先，各级城管执法机关要在执法工作中培养、选拔身边的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示范作用，营造浓厚的学习先进典型氛围，从而充分激发每一位执法人员崇尚先进、争当先进、超越先进的意识，激发执法人员从事城管执法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产生强烈的爱业、敬业、乐业意识，满腔热情地积极投入到城管执法工作中。其次，城管执法工作与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开展执法工作前后，应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积极与当地政府及新闻媒体进行沟通与协调，做到既依法办事，又合情合理。第三，要注意抓住管理中的重点、难点和广大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执法工作，注重加强舆论宣传，谋求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树立城管执法的权威性和增强城管执法人员的优越感。 对于暴力抗法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其他试点城市设立“委屈奖”，对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耐心细致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受到群众攻击时，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同时加大对“钉子户”的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抓几个典型，刹一刹歪风。这样，既弘扬了正气又解决了城管队员的后顾之忧。此外，可建立健全公安配合协同机制，向上级公安机关力陈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建立城管公安特勤支队，有效维护城管执法的严肃性。 （六）尽快为“城市管理”专门立法。 依法行政是城市管理的必由之路，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做好城市管理工作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要实现有效的城市管理，必须建立健全完备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还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以保持其先进性和适度的超前性。 明确理顺城市管理的职能范围，完善制约机制，使执法权限与执法责任相匹配，考核对象与相应的职权相结合，加强行政执法力量，并把执法人员的管理权下放到街道，与其相应的责任相适应，同时要加强对这支执法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促进文明执法，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 第四章 结 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转换改革的进行，在城市管理体制方面的综合执法机制势必长期进行下去。作为一种新的行政执法形式，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社会的安定与进步。作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行政执法队员更是队伍建设的解决因素。笔者通过近几年在执法第一线的实践，从六个方面分析了目前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积极性的原因，并结合实际由浅及深地提出提升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具体方法，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最大限度地调动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全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城管执法队伍，推动城管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管理行政论文:深入先进性教育 促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济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2003年8月成立的，党委下设1个党总支、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67名。2004年8月中旬至11月底，他们按照省、市委的要求，立足机关实际，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为切入点，勇于创新，大胆实践，扎实开展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提高认识，找准问题，高起点开展教育活动。执法局是新成立的单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进入的，其中党员占到了80%，整体素质比较高。但是也存在发展意识不强、服务水平不高，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和管理范围的扩展，亟待提高执法水平等问题。他们接到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任务后，感觉到这既是市委对他们的高度信任和鞭策，又是对党委驾驭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严重考验，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对此，党委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认真学习省、市委精神，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认为试点工作是解决问题、加快发展的一次难得机遇，是提高党员素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的良好契机，明确提出，把教育活动作为党委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完成，确保教育活动取得实效。为此，他们成立了由局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从组织人事、机关党委、纪检监察等处室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开展这项活动。为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他们印制了《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摸底调查表》，从"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本单位党员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有何意见和建议"四个方面，在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中进行摸底调查，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摸清了局党委、基层支部和党员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到了努力方向，进一步理清了开展教育活动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把教育活动的内容、目标要求细化分解，具体到每一天，落实到每个人。 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突出主题，抓住四个环节，高标准搞好学习培训。执法局围绕深化党员干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解这一主题，抓住四个关键环节，强化学习培训，保证了学习的内容、人员、时间"三落实"。一是搞好思想动员。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座谈会、开设专题宣传栏等形式，对教育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激发了广大党员参加学习教育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主动性。二是突出三个学习专题。他们把整个学习培训阶段分成三个专题，每个专题都明确了学习重点。第一个专题重点学习市里编发的学习资料，加深对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四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领会；第二个专题重点学习《党章》、党的两个条例，明确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标准，掌握党员基本义务、权利和党内纪律规定。第三个专题重点学习城管执法的有关知识，提高党员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三是严格学习纪律。他们根据机关人员比较容易组织的特点，规定每周二、周五下午和周六全天为以支部为单位进行集中学习的时间，其他时间由党员自学。并建立了严格的请销假、补课制度，制定了专门的考勤登记表，把每个缺课人员的缺课时间、原因、补课安排和责任人记载清楚，切实作到不漏学一人、不漏学一课。党员参学率达100%，集中学习时间达到50学时。四是创新学习形式。改变过去一人念、大家听的模式，坚持边学边议，边学边实践。在集中学习的前半时进行集中辅导、交流和观看录像，大会交流时采取点名的方式发言，领导带头；后半时进行自学或撰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每周进行一次读书笔记评选，把优秀的读书笔记在宣传栏上交流；学习阶段结束前，召开了全局党员学习经验交流大会，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邀请市委党校的专家教授做专题报告；组织全体党员赴西柏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重温"两个务必"和入党誓词，提高党员对先进性的时代内涵和如何保持党员先进性的认识。积极开展"执法为民、党员争先"主题活动，组织党员到街头、景点等公共场所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帮助特困户、残疾人解决生活实际困难，在实践中深化学习的效果。 在搞好学习，提高党员素质的基础上，局党委下发了《关于开展"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要求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讨论的通知》，引导全体党员列举"自己心目中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启发每位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结合单位、个人思想工作实际，认真思考，从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树立发展意识、坚持党的组织原则、严守党的政治纪律、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加强道德修养等方面，动脑动手列举出自己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通过党员答卷、小组讨论、支部汇总、制定标准、征求意见、党委研究六个步骤，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反复讨论，制定出了符合机关实际的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8条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14条。 三、坚持标准，严格程序，高质量组织开展分析评议。一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查找问题。组织局机关和督查大队党员，深入到建筑施工工地、有关厂矿企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家中，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发放《征求意见书》300余份、《致经营业户的一封信》900余封。重点到违章占道经营的贫困残疾人家中走访，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经过归纳梳理，征求到关注弱势群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党员素质、树立良好形象、提高执法水平等5大类189条意见和建议。局党委召开会议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初步提出改进意见；属于党员个人的问题如实反馈。在此基础上，引导党员对照先进性标准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查找存在问题，剖析思想根源，写出了2000字以上的党性分析总结。二是深入开展谈心活动，做到思想见面。开展谈心活动，让党员面对面地征求意见，相互沟通思想，是查找自身问题有效措施。为此，局领导班子带头，找全体中层干部和部分党员谈心；要求各支部成员与全体党员谈心；一般党员谈心面要在支部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注意引导党员到平时对自己有意见的党员群众家里谈心交流，借此沟通思想，化解矛盾，增强了谈心效果。全局67名党员相互谈心545人次。谈心结束后，根据谈心情况，进一步修改党性分析总结。普通党员的党性分析由所属党支部把关，党支部书记的党性分析由局党委把关，局党委成员的党性分析报市委督导组把关。对问题查找不准不全的、根源挖得不深不透、下步努力方向不明确的，要求重新进行修改，使党性分析总结真正触及了思想和灵魂。三是开展民主评议，给党员划档定位。他们严格按照市试点办规定的程序规范操作，精心组织好评议工作。评议前，把每个党员的党费交纳情况、参加党内活动情况、模范作用发挥情况、工作情况在机关全体党员职工中进行了通报，使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支部为单位召开大会，采取一人说、大家评的形式，从领导开始逐人评议，最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每位党员进行综合评价。评议过程中，注意吸收一定数量的群众参加，确保评议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经过评议，共评出优秀党员13名，占党员总数的19.4%，合格党员54名，占党员总数的80.6%。四是召开民主生活会，展开思想交锋。他们把民主生活会作为帮助党员进一步查找问题，深化认识，促进整改的重要环节，切实组织好。会议召开前，按照市试点办"三个不能开"的要求，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对5名同志的会议发言材料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中，采取"一人谈、大家帮、逐人进行"的形式，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一针见血、触及问题、促人警醒。会后，各支部对民主生活会情况进行了公示，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 四、抓整改，建制度，在促进教育活动见实效上下功夫。"解决问题、促进工作"是教育活动的根本落脚点。在教育活动中，执法局把整改贯穿始终，坚持边学边改、边评边改、边整边改，在确保教育活动见实效上狠下功夫。一是抓好党组织和党员突出问题的整改。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局党委针对大家提出的"关心同志、关心一线执法队员不够；与同志们谈心交流、沟通思想不够"等问题，建立了党委成员周六恳谈日制度，规定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为局党委成员谈心日。各党支部针对理论学习抓得不紧、活动开展不够活跃的问题，建立了定期政治理论学习等制度。党员针对自己在思想、工作、作风、宗旨观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整改措施。他们还开展了党员个人整改措施观摩活动，集中半天的时间，将每位党员的整改措施进行书面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二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向社会公布了城管执法的三项承诺和五项禁令，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坚决制止粗暴执法行为。制定了《济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建设三年纲要》，明确了今后三年城管执法建设的总体规划，力争在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方面有一个大的提高，跨入全省、全国行政执法的先进行列。三是建立党员队伍教育管理的常抓不懈机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的意见》，规定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员大会，每半年上一次党课，每周五下午为党员学习活动时间。对每个党员进行定岗定责，由党员填写《党员定岗定责工作量化表》，支部定期进行考核，作为党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督查大队第二党支部还制定了《党支部建设目标管理工作细则》，进一步规范了组织生活、密切联系群众、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通过试点工作，他们体会到搞好教育活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集中力量、全心全意抓教育。从局党委到普通党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员参与，使各级党组织"活"起来，党员"动"起来，齐心协力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二是要加强沟通、思想见面。在教育活动的每个阶段和关键环节都要召开一定形式的动员会和思想见面会，与党员群众及时沟通，打消思想顾虑，激发党员参加活动的内在动力。在党性分析、民主评议和民主生活会等环节中，要深入挖掘思想根源，真正触及灵魂，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三是要贴近党员思想、机关特点和工作实际，把工作做到实处，使教育活动深入人心，融于实践，增强针对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构建 ［摘要］ 城市管理是新时代的产物，体制相对不是很健全，加之城市管理对象复杂、多变，使得城市管理行政体制在实施过程中问题诸多。目前，我国各种体制都在进行改革，城市管理行政体制也是改革范围之一，如何改革、强化城市管理的行政执法力度，构建有效的城市管理行政体制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探讨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的革新提供创新依据，并指导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实践，实现我国城市的善治。 ［关键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对策分析 0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渐城市化的新时代，城市是社会环境的中心地带。城市的发展需要城市管理来支撑，行政执法则是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管理的对象复杂且多元化，加大了城市管理的执法难度。因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要进行革新，也就是行政执法体制的创新。创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可以解决现行我国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城市环境和执法队伍之间的冲突，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发展，为人民大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城市生活。因此，需要改革现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力求在行政执法方面有新的突破，构建新型的城市管理行政体制，促进城市管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1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1行政执法管理对公民的参与不够重视 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多数执法机关并没有足够重视当地公民的参与。公民是城市发展的主体，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公民参与没有得到认可，公民参与管理城市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得到执法机关的认同，一定程度上照旧是行政执法机构自行实施管理，导致人民大众对执法机构的不满，心生怨气，进而削弱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会给城市发展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1．2执法分力与执法不力 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属于城市综合行政部门，因此，有一部分权利是从其他的行政机关分过来的，涉及一些权利分权的问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管理的范围广，但是法律并没有对各个部分之间的权利做具体、详细的划分，导致在行政执法上出现各部门对处罚的认识的偏差，部门之间配合不默契，工作不积极，遇事就相互推托的现象，从而影响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在公民中的形象，也导致了执法机关办事效率低。 1．3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 城市发展很快，但在城市的一些繁华地带，经常出现小商贩占道的现象，他们经常成为城管管理的对象。在我国经常会出现商贩和城管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的状况。商贩处于弱势，而城管处于强势，因此城管在一个城市中是名声最不好、最不招人民大众喜欢的公务员，没有之一。商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也越发的频繁，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体性暴力抗法和集体性暴力执法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城市的发展，对老百姓的生活也极为不利。 2完善和革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 2．1重视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执法 一个城市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城市管理也是为公民的利益做后盾，城市管理执法离不开公民的参与。相关的行政机关应该足够重视公民参与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是一种与公民互动的行为。老百姓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居住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对城市各方面的建设、改进、管理也是最了解的人。因此，当地城市管理综合部门应大力鼓励我国公民参与城市管理，这既能体现我国民主、尊重人民大众的理念，还有利于增强公民与城管之间的交流，提高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注重公民的参与是一个地区的政府能真正做到体恤百姓，为百姓服务，为百姓谋利的职能。城市管理加入众多的民主、公平、公正的执政执法元素，才能更好地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综合能力。让更多的公民有“城市是我家，保护城市靠大家”的公众意识，公民自主参与“家庭”的建设、环境的保护，能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就能实现我国城市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2．2集中执法权利 在传统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系中，由于法律没有给出具体而详细的权利分布界定和划分，往往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因此，相关的行政执法机构应重视权利分布的情况，明确规定执法权力集中于某一个部门。如凡涉及城管监察组织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除了城管以外的部门不可再参与此事的管理处罚，城管监察组织承担了处罚违法行为之后，不能再对这种处罚专门设立处罚机构，就是要维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权利的唯一性。构建城管管理行政执法的新体制，一方面避免混乱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能保证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有利于城管机关的发展。 2．3加强城管教育与公民教育 目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因此要优先解决这个问题，这影响着我国城市和谐发展的未来。在城市管理中，有关部门应该对城管进行教育，让城管多体恤百姓，能温和执行的就采取温和执行的方法，城管的目的是为广大公民谋福利，小商贩也是我国公民重要的一员。同时，城管还可以设立专门地带，在不影响公众生活的情况下，按程序让商贩在专门地带进行买卖。当然，应对小商贩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明白城管的工作宗旨，行政执法是城管的工作之需要，小商贩还应提升自己的素质，在买卖的过程中不影响城市生活的发展，不遗留垃圾影响市容。可以与城管进行协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发生。因此，加强城管和小商贩公民的教育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是尤其重要的，不仅能推动新的行政执法体制的产生，还能促进我国城市健康和谐的发展。 3结语 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经历一个漫长而喜悦的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体制不断成熟的过程。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是行政执法体制革新过程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构建新型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有利于转变传统行政执法管理中不合理的执法过程，加强行政执法管理合作性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城市综合效益，同时促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理念和方式更加的人性化、科学化、规范化，提高人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等等。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要探索出符合新时代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促进我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的不断创新。 作者：袁礼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管理行政论文:高校管理行政管理论文 一、研究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的必要性 (一)为提高我国高校行政管理水平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对高校的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高校要提高教学质量，除了需要建立高素质的教师人才队伍，加强校内教学设施建设外，还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水平不高，管理制度不完善，学生要完成一个手续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要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组织气氛决定了组织的发展。对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进行研究，有利于管理者了解高校行政管理组织的内部组织特点，从而为制定具体措施来改变和影响组织气氛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二)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止2014年7月9日，我国的高等学校共计254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246所(包括民办普通高校444所)，增长率为2．18%，比2013年下降了0．63%;民办普通高校444所，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19．77%，呈逐年增加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校数量非常大，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的结果具有非常高的实用性。另外，从2014年的我国高校数据来看，未来民办普通高校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在高等学校的比重也会逐渐上升。民办普通高校的加入推动了教育市场的改革，加大了公办高校的竞争压力。公办和民办高校要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就要重视行政管理，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制度。 二、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的研究 (一)研究思路 首先，将国内外的组织气氛维度的学说进行比较整合，选择其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气氛维度因素。其次，根据选择的气氛维度因素制作调查问卷的题目。考虑到调查的深度，此次调查的维度因素控制在5个左右，调查问卷的总题目数控制在40道左右。再者，选择合适的样本高校，向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最后，回收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调查结果得出结论。 (二)研究方案 1．组织气氛维度因素选择。根据对国内外的学说研究中的因素进行对比，发现领导支持、领导方式、士气、激励、冲突、绩效、人际关系、管理制度、控制过程九个因素的出现频率比较高。本文选择这九个因素来进行研究。然而，根据研究思路，需要缩减到5个因素，因此要对这九个因素进行研究。从性质来分析，冲突属于人际关系中的范畴，而领导支持其实是领导方式中的一部分。从因果关系分析，士气是激励的结果，绩效是激励的出发点，因此冲突可以归入人际关系当中，领导支持可以归入领导方式中，而士气、绩效都可以归入激励的研究范围。经过合并后，九个因素可以缩减成领导方式、激励、人际关系、管理制度和控制过程五个因素。 2．调查问卷阶段。首先，根据选择的五个维度因素，制定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为40道，平均每个维度因素8道题目。其次，考虑到群体组织气氛维度在一定区域内的稳定性，调查对象要选择同一个区域内的高校来进行，对象数量尽量比较多。最后，在进行问卷调查时，从各高校中的行政管理群体中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向调查对象发出调查问卷，记录问卷的发出数量。回收问卷后清算问卷数量，清除不合格的问卷。在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结果。 三、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维度研究结论的应用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选取五个维度因素，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一个区域内的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进行研究。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本区域内的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的组织气氛维度对组织气氛的影响力排比分别是:控制过程＞领导方式＞人际关系＞管理制度＞激励。 (二)研究结论应用 根据研究的结论，对高校行政管理提出以下的建议:一是高校行政管理中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严格遵守管理制度。虽然管理制度在五个因素的影响力排行的位置比较靠后，但是控制过程因素在排行中位于第一的位置，而完善的管理制度是控制过程的前提。控制过程因素要求高校行政管理具有明确的管理制度，严格依照管理制度进行管理，最终实现管理过程民主化。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高校管理制度，制定过程要民主公正。完善的高校管理制度是实现民主管理的前提。制定高校管理制度的方式要民主，制度对各部门的职责规定要明确，工作分配要做到公平公正。其次，要严格依照制度进行管理活动。严格按照制度进行管理活动有利于减少管理过程中的失误，加强管理部门对高校行政活动的监督，避免出现互相推脱的局面，提高高校行政活动的效率。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要遵守高校行政管理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高校各级领导要坚持依照有关规定行使管理权限，实现科学管理。最后，要加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监督力度。因此，控制过程因素要求高校行政管理要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严格履行程序，加强行政管理监督力度，实现民主管理。二是高校的领导要注意领导艺术，使领导方式要更加科学化和人性化。在研究的五个因素中，高校领导的领导方式对高校行政管理群体组织气氛的影响仅次于过程控制，因此，要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高校各级领导必须重视自己的领导方式的科学性与人性化。首先，高校的领导要深入基层，了解行政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只有了解行政人员的生活需求，才能实现决策科学化和人性化。其次，高校各级领导要加强与基层人员的联系，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感情基础。领导与工作人员的感情基础越强，领导决策推行的阻力就会越小，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会越高。最后，高校各级领导要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领导者素养的层级水准，关系到管理的效果。领导者要采纳适宜特性的领导艺术，在平日之内的管理强调基层人员的主体作用，做到以人为本，尊重基层人员的权益，关心基层工作人员的生活。在高校行政工作的日常管理中，不应当是单向领导的特性，而是经由互通及协商，获取各方管理意见，预留足量的选择空间而做出的。 作者：温小丹 单位：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设定研究 摘要： 行政处罚的设定是行政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行政机关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行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几乎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因此地方性法规在设定行政处罚时，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合理性与适当性，就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两部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为背景，以当前地方性法规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的设定现状为出发点，分析其中的问题，并对完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的设定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地方性法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 一、引言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中的一项重要的权力，也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一项有效的行政手段。近年来对行政处罚力度的不合理暴露出地方在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中违反上位法规定的问题，行政处罚的设置是否合理合法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造成重要影响。为了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下面就以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四地为例对其城市管理的行政处罚的具体条例进行分析。 二、地方性法规对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设定的实证分析 1.城市大气污染方面。《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8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限期治理的决定权限和违反限期治理要求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是财产罚即罚款并规定其最低额为一万元最高额为十万元而且没有加重处罚规定的情节。 1.1法律规定：对大气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行为罚：责令限期治理财产罚；财产罚：罚款，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1.2北京；一是排放不符合国家或本市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控制标准二是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排放总量指标。行为罚：责令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关闭，查封设施。财产罚：罚款，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1.3上海：一是未持有排放许可证而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是有排放许可证，但排放主要大气污染物超过核定排放总量指标。行为罚：责令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责令停业关闭。财产罚：罚款，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1.4天津：一是未持有排放许可证或无临时排放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是有排放许可证，但排放量超过核定排放量；三是有临时排放许可证，但经限期整改排放量仍超过核定标准。行为罚：责令停止排放污染物；吊销许可证，责令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关闭财产罚：罚款，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1.5河北：被处罚的对象主要是已经取得了持排污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未按许可证的具体规定排放污染物。行为罚：责令限期整改财产罚：罚款，五千元至五万元。《防治法》只规定了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这一种处罚情形。针对《防治法》规定的处罚情节四地的行政处罚均在其范围之内而对于加重处罚的情节却不尽相同，在加重处罚的情节即污染排放超过总指标的，北京处五万到五十万的罚款并可责令停业关闭查封排污设施，上海、天津也规定了责令停业关闭的行为罚但处罚数额还在一万到十万之间，在无证排污方面方面天津罚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下，而上海却在五万以上五十万以下；河北的行为主体更细化是单位、个体经营者，因此规定的罚款数额也更小，在五万元以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四地行政处罚的行为罚和财产罚的设定都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情节严重这一处罚情节，四地都做了不同的处罚规定，这些规定的合法性还有待进探讨。 2.城市市容环境方面。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37条规定，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是行为罚责令整改或拆除和财产罚罚款。但对罚款数额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就给了地方立法机构在罚款数额上一定的裁量权。 2.1法规规定：针对的是不符合容貌标准、环卫标准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或拆除；责令强制拆除财产罚：罚款，未具体规定。 2.2北京：规定较为具体，主要涉及在临街的建筑物擅自增加各种装饰物，在建筑物顶部或其周围堆放物品；及街道两旁和主要地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市容和环卫标准，并应当保持干净整洁。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整治；责令强制拆除。财产罚：罚款，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2.3上海：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及公路两侧以及其他公共场搭建影响城市整体形象，城市环境卫生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整治。财产罚：罚款，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2.4天津：可主要概括为违反城市容貌标准的；若对道路两旁和风景地区之内的建筑物进行重装、改建的，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并且改建的建筑物及构筑物应符合城市容貌标准。行为罚：责令限期改正。财产罚：罚款，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2.5河北：对于违反规定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张贴宣传品的单位及个人，应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的期限和地点张贴，期满后及时撤除.行为罚：责令限期改正.财产罚：罚款，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法规规定了行为罚责令限期改造，但对罚款数额没有规定。四地均设有责令限期改正的行为罚，在财产罚的罚款数额上就有一定的差别。北京、上海、河北三个地区的罚款数额就相对较低，最低罚款数额只有五十最高也只有五百，罚款数额最高的则是天津为五千。在上位法未规定行政处罚的数额时，地方性法规应如何设置其罚款数额，首先应合法其次应合理。因此北京、上海、河北三地罚款数额的设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天津的设置是否提高了罚款数额应进一步研究。 三、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立法权行使的改进建议 在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的设定等方面，地方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法创设、越权立法的问题，其中以法扩权、借法设罚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需要对地方行政处罚的立法权进一步规制。法律、行政法规对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规定的较为原则时，地方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某种违法行为规定了罚款的具体数额，地方立法不能增加或减少，即使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也不能修改。法律、行政法规对某种行为并未设定罚款的，地方立法不能擅自设定罚款处罚。对于违法行为较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可以依情况不设定罚款。对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增设加重罚款的情节，但也应有具体的罚款数额幅度。 作者:崔亚楠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管理行政论文:道路运输管理行政程序论文 摘要：行政程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法规、规章中的行政程序，阐述了行政程序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道路运输管理；行政程序 我国目前的道路运输管理体制中，县级以上地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包括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其日常的执法活动必须按照行政法及道路运输有关法规、规章中的行政程序进行。 所谓行政程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即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空间与时间表现形式。 在我国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法律文化传统一向不重视程序法规范的作用。目前的现状是行政权力膨涨，运用混乱、控制不力，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同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要求能有高效率的行政权力行使。 基于此，行政程序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防止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权力的侵害；二是使行政决定具有确定性、合法性，维护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一条就表明了立法目的是“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道路运输条例》第一条规定“保护道路运输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第一条规定“保护道路运输经营者、旅客、货主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体现上述精神，道路运输行政法规及规章设立了一系列具体的程序来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略述如下。 1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 行政处罚种类繁多，它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影响很大，因此需要对这种权力的行使规定一个正式而严格的程序以保障相对人的切身利益。然而，其中一些较轻的处罚如警告、小额罚款等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甚小，而正式、严格的行政程序一般手续繁琐、费用较高，国家所付出的较之当事人受到保护的利益更大。《交通行政处罚规定》第十条规定了道路运输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即：“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十五条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即为道路运输行政处罚的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的不同在于普通程序有着严格的调查、质证、抗辩、决定、送达等规定，而简易程序较为简便，可以“当场”作出决定。 2听证程序 其目的在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重大利益，因为听证能扩大相对人的行政参与权，收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便于行政决策切实可行，通过为当事人提供辩论、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以避免行政机关片面地作出行政决定。 《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确定了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在普通程序基础上，对“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规定行政许可的听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交通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交通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它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许可事项”〔第二十条〕；“交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冲突的，实施机关在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力”。 听证程序的核心是抗辩，即当事人可以对于自己不利的证据提出异议并要求指控方加以证明，同时可以提出利于自己的证据。当事人通过这种参与、介入对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加以论证，防止了行政专横和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保持了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 3申辩和质证程序 《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执法人员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这些规定，一方面可以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注意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促使依法行政；二是允许当事人申辩、质证，可以澄清事实、避免失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三是可以促进法治观念的形成。当事人在申辩质证过程中，可以增强维护主体权利的意识，受到生动的法制教育，有利于法治观念的培养。 4职能分离程序 (1)办案与决定处罚相分离。在普通程序中，规定由执法人员调查或检查、收集证据，而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罚决定，重大复杂的违法行为导致的行政处罚还应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在听证程序中，要求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 (2)罚款决定的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作出罚款决定的机关不得自行收缴罚款，由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银行交纳罚款。同时罚款必须全部上交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私分截留。 5说明理由程序 《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讲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的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第二十条“交通管理部门…告知给予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实施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的，…说明理由…” 理由，是行政决定作出者对法律、政策和自由裁量权所持的观点的解释说明，也就是对行政决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政策适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认识。行政机关如果不对这种理由作出说明，就会使得行政权力行使趋于草率、专横，当事人往往也无法明了其理由及行政机关所执行的法律政策的意义，不利于法律和政策的顺利实施。因此说明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有助于限制自由裁量权力的恣意行使、促进合理、谨慎行政，有助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可靠性、稳定性，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也有助益能成立。 6资讯公开程序 资讯公开是现代行政程序的重要制度之一，指有关行政主体活动的情况和资料，凡是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资讯公开制度是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的体现，可以增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加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调动公民参与行政的积极性。此外，也便于公民对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都确立了公开原则，规定对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结果必须公布，后者还规定了进行公示的方式。 7通知程序 通知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或其他管理活动时，将应该让公民了解的事项通过一定的途径告知。通知的对象不仅指利害关系人，有时也针对一般公众。听证程序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道路运输管理行政程序，如时效、回避等，在此不一一详述。就前者，《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调查、送达、听证等法定期限；关于后者，明确规定了在听证程序中“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管理行政论文:浅析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问题 摘 要：新型农村社区不仅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着力点，更是创新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平台，旨在打破具有行政依附性的传统农村治理体制，为农民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制度保障。探讨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分析了导致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去行政化的对策。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新型农村社区正是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出现的，它相对于传统村落拥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更民主的管理方式，相对于城市社区它是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支撑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治管理单元。然而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新型农村社区的自治管理仍存在明显的行政依附现象，影响了社区自治管理中公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一、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表现形式 （一）自治管理工作重形式、轻实质 可以说，“现有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是在保持政治与行政控制的前提下，形成一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假象，用基层自治的表象掩饰了基层社区中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质，对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模式极为不利。”[1]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在价值理念和工作原则上，赋予了社区居民自主决策的权力，是对农民自我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农民自治能力提升的一种体现。但是在社区实际建设和管理中，多年形成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力剥夺了农民的这种权利，农民往往成为公共决策的被动接受者，计划的被动执行者，尤其在新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征地补偿、社区规划等与农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事务，农民更是缺乏合法有效的参与途径。“在这种传统管理模式中，管理者和农民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甚至有些情况下演变为对立和冲突，导致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无法执行。”[2] （二）社区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传统隶属化关系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曾明确规定基层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此，在新型农村社区中，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与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之间也应该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现实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传承了传统农村自治体制中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街道办事处实际上主管着新型农村社区自治单位的大部分公共事务，社区居委会也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完成政府安排的任务上。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公民的公民意识不断加强，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农民迫切要求建设更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而行政化色彩较浓的社区自治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 （三）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现象增多 邓小平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3]新型农村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化的产物，社区在兴建过程中常因征地拆迁、评估分房、资金补贴等因素的影响，与农民群众产生利益纠纷。同时新型农村社人员流动性大，公民异质性增强，公民的价值观发展日益多元化、利益诉求也增多，这就需要新型农村社区建立起民主的自治管理体制。但目前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一些公民因参与渠道不足和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常采用非制度化或非法的参与形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例如因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和因自治选举导致的暴力事件等。2009年辽宁省北镇市赵营子村村民李东辉在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后，因“有贿选行为”遭到举报后未能成功担任村干部，一怒之下他将举报人一家5口全部残忍杀害。非制度化或非法的参与形式的存在是在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模式下，政府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缺乏民主协商，群众基础不足、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了一些公民的非理性化的参与方式。 二、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原因 （一）国家行政管理的过多干预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像西方国家社区的形成那样是经过长期自然地形成，更多的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最大保障和后盾。一般来讲基层群众自治是对基层政府行政权利的消解，层政府为保持对基层社区绝对的控制，促进行政任务在基层社区的顺利推行，常决定和干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事务，“往往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最基层的社区，使基层的自治管理行政化，基层社区组织的权力也经常变为地方行政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4]所以在社区管理中基层政权组织一般把村民自治组织看作下属机构，直接对其发号施令，形成一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基而社区管理者因忙于应付基层政府的任务安排，挤压了社区自治管理的空间，影响了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行为效度，压抑了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社区管理严重依赖于政府行政部门。 （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一方面，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不明确。基层政府把社区居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社区管理者的选任、财政拨付等重要事项均由乡基层政府控制，基层政府常以操纵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社区居委会对此只能是“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另一方面，社区党支部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不协调。《村民自治委员会组织法》只明确了党组织领导的核心地位和基本职责，却没明确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方法，导致有的社区党支部过多地干预社区公民自治。“有的社区支部书记把党的领导简单理解为社区支部的领导，甚至是支部书记的个人领导，而有的社区居委会产生后，认为自己是社区多数公民选举出来的，有群众基础，腰杆子硬，因此，不把党支部放在眼里，重大事情不向党支部请示报告。”[5] （三）自治管理资源的匮乏限制了自治管理能力的发展 社区资源是指能够服务社区管理的人、财、物、技术的各种要素，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出发点，我国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首先是物质资源的匮乏。马克思曾说“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6]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只能从其外部获取资源以实现治理。但政府部门对社区管理财政的投入相对甚微，社区系统和外界进行资金、物品、信息等交流的时候经常处于被动的状态。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匮乏。目前新型农村社区管理者多是传统村落原班人马，大多数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的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缺乏社区管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所具有的管理知识多与时代脱节，缺乏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和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对高质量专业管理的需求。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增加了社区自治理管理对政府的行政依附。 三、改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行政化的措施 （一）加强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十二五”规划中针对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出要“完善优秀人才服务社区激励机制，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职业化。”[7]在新型农村社区基层选举中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以“三个代表”思想和改革创新精神，选拔思想好、作风正、有创新意识和市场头脑的中青年人才，按照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岗前培训，实践能力培训。全面启动新型农村社区干部现代化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带头人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能力。切实促进实施乡村精英参与社区管理，因为乡村精英对本社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资源、农业特色等情况熟悉，可以制定出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策略。通过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干部人才的更新，从内部提升社区自治管理的执行力度，能有效防止对政策的行政依附。 （二）改革两委及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在上下关系的结构上消除行政化 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社会管理实施主要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在新型农村社区内部通过基层党支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基层党组织主要监督和规范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民主规范执行，通过建立社区党组织实施居民自治民主选举，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促进社区发展。基层政府部门应以支持者、协助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通过行政管理方式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的公共服务设施，为促进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公民有效参与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文化氛围，而不是直接对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中的公共事务进行操纵。同时，新型农村社区的管理权力由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共同支配，事关社区的重大决策需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在权利上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自主决定社区的公共事务提供更大的运行空间。 （三）调动开发内外资源，提升社区自治管理水平 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管理水平的提升，首先需要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类组织、普通公民多元参与新型管理体制。同时注重新型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重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相同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8]，是强化公民社区归属感，促进公民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其次，逐步完善社区财务制度。就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农村社区财务来看，政府拨款仍是社区财力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这种主流的财务模式很难维持社区长足发展的需要，经费不足问题严重，这种情况不仅导致社区工作的开展步履维艰，同时也加重了社区对政府的依赖。社区管理者需主动寻求外界的财务支持主体，同时加强社区内部成员的财务管理，保障社区管理经费来源多元化，通过内外协调来保障社区管理的独立性、自主性。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1996年国务院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中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认真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结合本地方实际提出调整行政处罚权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城市管理综行政执法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初步解决了职能交叉、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缺位等问题，与此同时，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探寻能够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水平的策略和途经，对构建和谐美好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执法队伍 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暴力冲突现象存在 近年来，网络上频频曝光城管执法人员暴力执法的恶性事件，让这支队伍似乎体现出越来越多“污名化”的“负面特征”。汕头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圣华说：“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城管和摊贩无形中成了猫和老鼠的关系。”对城管来说，维护城市秩序、形象是职责所在；对摊贩而言，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天和城管上演“躲猫猫”的游戏，为的只是寻求一个生存空间。由于缺少相应的行政强制力和行政执法保证，城管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不使用暴力，则执法几乎没有效果，但使用暴力则要遭到谴责”。近年来有些城市管理者也在不断改善执法方式，但各地不时曝出放大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都让这些传递出的善意衰减。[1]城管暴力执法引发城管与小贩之间频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也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毁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二）执法队伍人素质参差不齐、协管员流动性大 由于城市管理业务工作的量大人少，工作很难铺开，许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聘用了部分没有编制的协管人员，来帮助开展日常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这部分人与正式城管队员相比较，往往呈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偏低和收入偏少等特点，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实群众工作技巧，对突发事件处理无所适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往往给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带来被动局面，也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执法考验。 （三）执法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 执法人员行政处罚过程中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难以体现公正公平。在当前经济社会金钱至上，金钱大于法的错误思想引导下，部分违反规定的当事人，走歪门邪道想方设法，花钱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部分领导凭主观意志办事，相信“人治大于法治”在执法人员办案过程中打招呼、递条子，干扰行政执法；加上执法人员个人判断和其他外界因素的加入， 容易造成行政处罚权的滥用，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处理，相同情况不同对待，产生不良后果，执法过程没有做到公正、公平，更加激发社会矛盾。 （四）长效管理机制不健全 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城市管理工作仍处在依靠“运动式”、“突击式”、“集中式”整治，长效化、常态化、长期化的举措不足，使得整个城市管理工作始终在低水平、低层次徘徊，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城市管理的现状是：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一直是嘉兴市城市管理没有走出的怪圈。 （五）城管执法监督不到位 一方面，城管体制上存在先天性不足，我国城管机构在设置上被描述为“中央无部委、省里无省局”，纯粹属“地方部队”，只为地方利益服务，缺少上级对口主管机关，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只有公公，没有婆婆”，规范行政存在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对城管执法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2]社会舆论、媒体的监督也更多地关注一些社会热点，负面影响较大的问题，也没有起到正面积极的效果。群众监督在实践中所能发挥的成效和作用显得比较有限，因此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缺少监督约束，造成了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性。 二、完善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的途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定位、新课题、新要求。只有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才能适应日渐复杂的形势，才能迎接新的挑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城管法律法规 正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必须有相关的法定授权或者合法授权，委托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城管行政执法部门的主体资格需要法律明确赋予，因此迫切需要全国人大进行专门立法，在赋予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主体资格的同时也对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范围进行明确和细化，明确城管行政执法的职责范围和程序，[3]“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本身的公正、合理，才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只有权责清晰，才能依法行政，只有消除了法律依据在理论上的困惑，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才能得到进一步认可和推广。 （二）转变执法理念 基层执法人员应当深刻理解和领会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明确执法工作的目标和端正态度，转变传统的执法观念，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文明执法和严格执法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人权观念，自觉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执法过程中本着“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工作宗旨，以满足人的需求、体现人性化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为执法对象着想，变“严格执法”为“理性、文明执法”。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执法过程中更注重从源头控制和末端警示来解决问题，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多体现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思想，才能得以和谐执法。城市治理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时刻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发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强化人员业务素质和操作能力 城管是一个与群众密切相关的行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要特别注重自身素质和修养的提高，加强专业知识和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根据城管执法工作岗位不同，分类提出要求，根据干部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可将学习内容分为公共部分和专业部分两类；实行考试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安排工作、调整岗位的一个依据。基层执法人员在实践中，要注重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做到心中有法，处处行法，在执法过程中既要重视实体行为，也要注重执法程序，在日常执法工作中运动法律思维解决各种执法难题。 （四）城市管理需要发挥公众参与的 没有其他社会成员（包括机构和个人）的参与和配合，上百万人口的现代都市，仅靠数百人、数千人的城管执法队伍实在无法管理好。应该将公众参与引入城管执法工作中，鼓励公众参与，增进政府、社会、居民三者之间的沟通理解，把城市管理由单纯靠政府转变为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把政府的强制性变为市民的自觉性。在城市管理中建立沿街商户共建机制，与商户签订共建共管协议书，充分调动沿街商户的积极性，开展城市管理知识普及宣传，与群众一起齐抓共管，共同治理城市问题。 管理行政论文: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理论基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生活不仅带给人们更多的实惠和便利，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地治理城市，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各级政府专门成立城市部门，负责解决城市和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颁布的《行政处罚法》中，明确提出城市行政执法应当以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为依据进行执法。然而，在城市综合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执法机构职责不清、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程序违法等等诸多问题。因此，立足于城市综合执法的实践，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综合执法法律规范建设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议和对策，能够对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城市；行政执法；理论基础 引言：城市涉及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化、公安交通、市政、城市规划、工商行政以及法律、法规授权进行的其他方面的城市管理，其目的在于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保障市民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建立和谐的城市家园。从城市管理的内容来看，它与市民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是城市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所以，系统地研究与城市行政执法相关的理论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和推进行政执法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城市行政执法的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1.1执法主体地位与职责不明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可以由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但是，只有公安机关能够行使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城管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被赋予了庞大的行政权力。在2000年和2002年，根据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分别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0]63号）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文件明确要求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不得作为政府一个部门内设机构或下设机构，而应当作为本级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然而，在事实上，城管部门直接由地方政府管辖，这样很容易成为完全附属于地方政府的工具。 1.2行政执法部门监督机制不完善 目前，行政执法部门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工作中往往容易让人钻空子。从内部来看，对于城管监督的设计忽视了人的利益，未从“经济人”出发。引人市场经济之后，“经济人”逐利行为难免在城管执法活动中存在，城管执法人员寻租行为的出现自然而然。现行的内部监督制度没有对于城管执法活动进行完整监督的制度，仅仅是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当前所有的监督均未从“经济人”角度出发制定标准，使得执法趋利化，“钓鱼执法”“经济执法”“选择性执法”等现象层出不穷。 从外部来看，外部监督机构分工不清。外部监督体系的设计主要表现在监督的“交叉带”和“空白带”两个方面，每个部门表面上严抓严打，但时效性差。在城管执法过程方面的监督仅仅局限于上级法制部门监管，其他部门“无人问津”，有损群众权益。 1.3城市执法工作的理念滞后 城市执法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对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权限模糊，往往将许多不属于自己职能的事件纳人自身范围，尤其当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清查活动时，各地城市执法人员往往四处遍布，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歧视现象，造成越权执法和不遵守法定程序现象时有发生，不仅给百姓心目中留下不良印象，而且极易产生冲突，甚至导致暴力抗法现象。 2、公共利益优先的依法治国理念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核心则是行政执法。所以，理清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也就明确了行政执法的理论基础。治国理念总是建立在既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哲学及其反映的民族精神对于治国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们不需要争“物”的和谐，显然是真正的和谐，因为这种和谐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权利是用来保障公民利益的，所以当公民利益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权利就成为被动的“看客”。国家依据法治原则，赋予公民权利，确保公民在“争”的过程中尊重并遵守规则，即法律。所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分配者，其管理和执法的公正与否对于公民利益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作为行政管理者或者行政执法者，从管理和服务公众的度来看，道德层面上应该是高尚的“自愿者”，其承担的职位在剥离“权力”的味道之后，就只剩下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因为从党的先进性及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得出，行政管理或执法的承担者必须在道德层面具有高尚性，在思想层面具有先进性，将为公众服务作为终极目标是行政执法者理所当然的选择。所以，明确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法治目标具有基础上的指导意义，因为行政目标必须服从于法治目标，而法治目标决定了行政目标的指向，即对公众的服务性和行政执法者的高尚性、先进性。与其相应的是，行政执法者的选拔和考评以及公共监督制度对于我国的行政执法相关制度的建立将具有指导意义。 3、“市民社会”理论与权利本质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就不能带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的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认为，在家庭之中，每个人都受家庭伦理的约束，以“爱”为纽带，置身其中。然而，就像人无法摆脱家庭一样，人同样也无法摆脱社会群体，所以人就同时具备了家庭与社会的二重性。与家庭中的关系不同，人不能奢望在社会交往中一定获得在家庭中的“爱”的联系，所以在市民社会中，“人是目的”便成为主要特征。在黑格尔看来，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首先为自己着想，而且其他人则成为实现自己愿望的媒介。但是由于这种思考和行为模式是每个人的特征，所以就具有了普遍性。每个人在满足自己愿望之前总是要满足他人的愿望，从而达到满足自己愿望的目的。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经常被混淆。在很多情况下将本应该是法律要求的事项表述为道德诉求，将遵守法律和尊重法律混为一谈，常常使人误解遵守法律是一种道德义务。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社会的发展在倡导高尚品格的同时，必须铺设坚实的基底规则，或者底线规则，而这个规则的基本原理是：遵守法律，即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对于每个人来说，遵守法律不是一个道德要求，而是现实的自我利益保护的要求。遵守法律本身并不体现为高尚，而是体现了对自我利益的认知。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的很多事件，都是基于对于守法道德化的误解而产生的。很多执法者不懂执法的根据乃至法律的内在涵义，只知执法，不知违法；同样很多执法相对人的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不知法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常常会成为暴力事件的旁观者，被冷落到了一边。 结语：城市行政执法作为依法行政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理论源头上为其执法搭建制度框架，形成究责机制，使行政执法不再是对于“事件”的事后补救，而是在合理的制度设计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谐执法。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在我国由来已久，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又在不同地域富有不同的特色的概念。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或小贩暴力抗法的事件屡屡进入人们视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现象极不利于政府形象、社会和谐。因此，如何改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现状、寻求积极有效的对策尤为重要。论文通过对国内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着重理出2013年社会影响较大城管执法案件，进而从执法队伍自身、执法对象和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度分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执法人员的选拔机制、优化执法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探索执法方式方面探求积极有效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城市管理；暴力冲突；执法队伍；执法环境 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相关研究的综述 对于“城市管理”内涵的界定，张民省、王淑梅（2004）认为：城市管理是以发挥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整体效益为特征的、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的综合管理。高梅生（2007）认为城市管理是一个内涵丰富、涵盖范围广的大系统，是人们对城市发展和人居环境所进行的控制和治理活动的总称，其目的在于满足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它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之一、也是一门专项科学。王琳、费蓬煜（2012）则强调城市管理与城市化之间的重要关系，认为城市管理贯穿于城市发展整个环节，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并指出城市管理需要完整配套的法律法规来保证保证城市规范有序运行，而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不配套、不健全是目前执法问题层出不穷源头，且城市管理中监察职能与管理职能未分离是影响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的关键性因素。陈玉和、孙作人（2006）等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在分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具有自组织耗散结构的高阶次、多变量、多回路、强非线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法律地位不稳固、管理体制不统一、职能界定不清等客观原因。吴军飞（2006）从深化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角度出发，阐明了建立科学的综合执法体制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内部各部门科学、有效的运作，降低执法工作的“缺位”、“越位” 及推诿扯皮等不良现状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大都是从城市管理法律缺失、监督机制不完善，针对全国还没有出台一部针对城市管理和执法的独立法律文书，绝大部分城市的城市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借法执法行为来探讨，缺少了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现状可改善的现实性指导意义，法律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对于目前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困境应多从现实可行性角度分析，探讨从现实层面可积极改善执法现状。 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执法队伍自身素质较低 从我国频频发生的城管执法人员与被执法对象的暴力冲突事件中，不难发现城管人员的组成往往鱼龙混杂。依据我国现行的人事制度，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公务人员；二是非国家公务人员。由具体调查得知，非国家公务人员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构成中占据相当一部分比重，而这部分人员往往是由临时工、雇佣工组成的非正式的执法人员。这个现状直接导致了在工作表现方面和国家公务人员几乎无区别的非国家公务人员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执法不当的隐患问题。城市管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执法工作涉及的知识面宽广，对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较高，而部分执法人员文化水平偏低，政治观念薄弱，对方针政策理解的不到位，则直接导致了执行不力的状况发生，所以执法队伍自身素质建设急需加强。 （二）执法对象流动性强 就我国目前的执法现状而言，城管的执法相对人大部分是外来务工者、下岗工人、失业群体，以及鳏寡孤独、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这部分人往往知识文化有限，谋生能力相对较弱。当他们面临城管人员的执法活动时，往往采取躲避的措施来对抗执法。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与屡劝不改的执法相对人的矛盾冲突升级，可恰恰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在城市各个街角流动摆摊经营是维持生活的全部，在没有合适的出路选择之前往往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基础，所以他们顽强“抵抗”，一旦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往往容易以暴制暴，情绪偏激，致使矛盾不断升级。 （三）执法社会环境差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的加快，大量的外来人员不断向城市进军，使得城市人口剧增，各种社会矛盾激增，城市管理日趋复杂。一方面，流动摊贩往往无孔不入与执法人员长期打“游击战”，这给执法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并且对执法人员的工作耐性要求很高。长期一来，执法人员采取暴力行为执法的概率就上升了。另一方面，部分市民的意识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管理工作没有正确的认识。当执法人员在按正常程序执法时，碰到执法对象胡搅蛮缠或是老婆孩子齐上阵的可除模样时，围观的市民往往会倾向于看上去比较弱势的一方，继而是舆论的批评与指责，使得城市管理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 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对策研究 （一）强化化执法人员的选拔机制 针对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参差不齐的现状，必须要优化执法人员的选拔机制。首先，要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培训，尤其是加强执法人员的道德、法律的方面培训，使得执法人员在对方针政策的解读上更趋正确性，在政策的执行上更趋合理性，这样才能有效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再次，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录用中，需采取合理的聘任机制。可采取统一考试或者模拟实际工作环境的方式进行考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及时解聘，以保证执法队伍的素质。最后，对在执法工作者屡次出现不文明执法的工作人员，应严格进行教育，给以严厉的措施，例如罚款、待岗甚至下岗的处罚政策。 （二）优化执法环境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应树立“为民执法”的正确理念，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保证公正执法，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并加大执法工作的宣传力度，寻得市民的理解，在市民中重塑良好形象。例如可借鉴北京市城市管理局的做法，在市里各大电视台、广播、报纸等传播媒介中设立城管专栏，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提高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提高群众的参与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理的难度。再者，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对有团伙、有预谋的暴力抗法、严重干扰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以切实保障城管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执法对象大多是生活在底层没有社会保障的困难群体，如果政策能提供他们能过上基本生活的保障，冲突将大大减少。例如，可以仿效上海的模式，划一片指定区域允许流动商贩经营，而不是一味的驱赶他们。正如俗话说的“关了一扇门，需开一扇窗”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四）探索新型城管执法方式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正在进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这虽然有集中、统一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权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决策与监督并列”不能有效监督的问题。在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往往是“水火不相容”，但以暴力方式解决并不是执法者的本意，这样只会更加剧矛盾升级。本文认为有必要探索一种第三方监督执法的模式，第三方是独立于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的平等群体，一方面更好的约束执法人员管控好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对执法相对人的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解决，留下更多的社会隐患。 管理行政论文:改变高校管理行政化、企业化倾向 有关部门对北京的11所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以及上海和西部地区的9所高校进行的调查发现，高校教师是一个活力和热情不足、教学和科研积极性比较低落的群体。 办好大学，有效地激发教师作为教学科研主体的积极性，实现高校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的功能，必须遵行管理大学、激励教师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律，改进高校管理的制度模式和决策程序，改变当前的行政化、企业化倾向，让教师更广泛地参与学校决策，提高学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为此建议： 1.教师作为教学科研主体的地位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使其权利、收入和待遇不低于甚至在某些方面高于行政人员。只有当教师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教学、科研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另一个群体强加给自己的任务，并且自己能够根据科学规律和管理规律自主地支配教学和科研过程时，他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高涨起来。 2.建立公立高校校长的资格证书制度。对中层行政职务应进行岗位资格考试。高校管理应以科学的管理理论为基础，校长和党委书记应是高等学校管理专家，而不仅仅是某一学科的专家或行政官员。 3.学校的教学、科研事务应该以教授委员会为主进行决策。包括专业和课程设置、专业职务设置和聘任教师招聘和录用、专业人员考核、校内各类科研项目的设定和评审、学术奖项的设定和评选等，均应根据教授委员会的意见做出决定。 4.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参与学校重大行政事项的决策。包括校内的干部制度、资金使用、工资制度、福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凡关涉教师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应由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王晓龙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顾问） 管理行政论文:城市规划管理行政服务标准化问题刍议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城乡规划建设逐步健全完善，人民的依法行政意识进一步增强，对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阐述了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积极作用，对城市规划管理和行政审批工作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城市规划；规划管理；行政服务；标准化 城市规划决定城市的空间结构和整体布局，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科学有效的行政服务工作是保证城市获得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重要保证。近年来，我市从实际出发，遵循合法、合理、效能、责任和监督的原则，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规划管理上，不断优化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城市布局，完善城市功能，积极提供高效快捷服务，城市规划管理效能得到进一步深化。但在近几年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城乡规划法规体系不够具体完善、规划审批与技术审查还没有完全分离、“建字口”部门联动机制还未真正形成、建设单位或中介机构诚信执行力不够等等，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大规划管理法制化建设力度，健全完善行政服务标准化体系，不断提升规划审批和服务标准化工作效能，使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确保城市空间和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一、要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切实增强做好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要做好城市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工作，首先要端正态度，摆正位置，时刻牢记职责和使命，正确认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牢固树立“人民公仆”和“服务员”的思想，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规划管理法律法规和服务标准体系，不断规范行政审批和执法行为，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完善规划管理信息的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不断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持续性。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方针，按照“能减则减、能放则放、能快则快、能优则优”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审批环节，积极构建便捷通畅的规划审批服务通道。要加强窗口人员配置和对窗口审批工作的授权，逐步建立起“一站式”审批办证的服务平台，不断提高窗口现场办结率。每一名窗口工作人员都要主动作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对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要积极开展“贴身服务制”、“绿色通道制”，努力落实“项目代办制”，真正把服务的意识、便民的理念体现在审批标准和流程的制定上，把“方便让给公众”的宗旨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以主动高效的积极姿态为社会、为企业、为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的规划服务。 二、要统一规范，建立体系，为做好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提供依据和保障。服务标准化的精神在于“统一”，标准化之下的所有行政行为都应遵循统一的规范、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以保证整个审批服务过程流畅、顺利进行。一是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城市规划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要通过调研分析，本着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原则，采取走访群众、现场察看、问卷调查、电话回访、客户评价等多种形式，了解体察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切实掌握公众群体对规划审批工作的需要和期望。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或借鉴先进市区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工作的经验和做法，系统分析本市区本部门标准化的运行体系及运行特点，积极探索广泛适用性又有鲜明特色的服务标准化工作路子，认真研究编制适合本市区规划管理和行政审批工作要求的标准化体系。二是注重实际，科学编制。规划审批过程中因建设主体、用地位置和性质、建设规模等内容不同，导致审批工作存在复杂、多样、不固定性，也增加了规划审批服务工作的难度。鉴于规划审批的特殊性，编制规划服务标准化法规文件，就不能流于形式，而要实用，操作性要强。必须要进一步加大“一书两证”审批规范力度，健全完善规划服务标准化体系，要切实让报建单位非常清晰，技术指标规定多少就多少，申请方案符合标准就批掉，不符合标准就不批。对每项工作、每个环节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位怎么办等，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性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行政审批工作的随意性，不断增强行政审批效能。三是优化创新，改进完善。标准化体系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持续改进”，只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完善行政服务标准化体系，才能增强行政机关对社会环境、对公众群众的适应性和公信力。为此，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优化业务流程，修订规划审批标准体系。如，解决规划审批与技术审查分离的问题。突出抓好专业审图中介机构等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扶持工作，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将原本由政府包揽的图纸审查全面推向市场，改由具备法定资质的专业审图中介机构依照国家规范进行审查，规划部门只根据专业中介机构的审查结果，签发格式化的审批意见书。另外，“建字口”项目涉及的部门多，应建立联合审批运作机制，在方案图纸的审定上，可由建管、消防、规划、气象等单位进行联合审图，实行“牵头受理、报送相关、信息共享、资料互认、联合勘察、会议协调、超时追责”，确保建设单位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解决相关问题。 三、要加强学习，注重实践，不断提高规划管理和行政服务本领。学习是提升能力、改进工作、提高效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规划工作者必须要不停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拓宽知识视野，改善知识结构，全面提升能力素质，不断增强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一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规划管理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是一项全局性、复杂的系统工程。规划服务标准化对窗口和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有时间和质量限制，还有相应的服务标准和具体事项。要出色地完成规划审批、规划服务和规划监督等任务，就要加强规划服务标准化体系知识的学习，既要熟悉规划审批法规政策，又要清楚掌握行政服务标准化的相关知识，知道规划审批流程、标准和要求是什么，每项工作内容、每个工作环节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真正达到“时时处处学习标准化、人人事事实践标准化”效果，从而有效避免走弯路、出差错。二是加强业务技能的学习。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行政审批和服务质量的好坏。要维护好城市公共利益和规划法规的严肃性，就要熟悉掌握规划业务中涉及到的相关指标和技术规定，如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退后道路红线、公共设施配套等强制性内容，知道哪些是“钢性的”，坚决不能超；哪些是“高压线”，坚决不能碰；哪些是违反原则的，坚决不能办，切实维护好法律法规的权威，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每一块土地都列入规划，不留下空白；每一个方案都按标准报建，不随意审批；每一个项目都按规划实施，不盲目建设”。三是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城市规划管理是涉及不同利益主题的行为，政府、开发商、投资者、普通市民等与城市的规划管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求规划管理人员不仅要熟悉规划业务知识，而且社会管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要过硬。为此，要坚持“技管”结合，进一步加强复合人才的培养。要结合本职岗位和实际工作需要，采取请进来辅导、走出去培训、组织业务轮训、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鼓励干部职工在职进修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渠道的加强规划管理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规划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从而加快办事效率，提高审批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 四、要严格管理，规范行为，不断增强行政服务标准化工作实效。严格、正规的日常管理是确保行政服务标准化体系有效落实的根本保证。一是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要切实加强规划审批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区分各级各类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坚持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规划部门行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本部门行政审批管理的领导和监督；部门分管领导要全程参与，负责把关，并协助解决和指导审批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科室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具体负责标准化工作的整体推进和有效落实。切实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前抓、科室负责人具体抓”的的良好机制。二是严格要求，规范行为。行政服务中心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言行举止代表政府部门的形象。为此，要严格按照行政服务标准化要求，从行为规范、项目办理、硬件环境等具体事项入手，要求每个工作人员一言一行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内容都要严格把关，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做到用管理服务标准，用标准规范管理，切实形成“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监督，凡事都有结果”的有效机制。三是积极宣传，广泛参与。要加大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支持城乡规划建设工作，保证在规划管理行政审批时，能充分听到有关利益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断扩大规划部门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要完善规划信息公开制度，采取多种方式，安排一些公开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的活动或平台，如将办事流程绘制成流程图，在流程图的每一个环节下面标明相应的服务标准，并通过印制宣传手册、报刊或网上等各种有效途径向社会公开，做到规划审批标准化、制度化、法制化、公开化、透明化，让办事群众一目了然，既方便了群众办事，也有利于对服务结果进行评价，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城市规划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四是加强监督，严格考核。要加强规划审批工作的监督管理，每一项工作程序都要有计划、有执行、有监督、有反馈，对工作进展到哪个环节，都要有严密的跟踪，对出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确保服务质量持续改进。要以网上审批为支撑，以电子监察为保障，建立网上监督运行机制。把规划审批的标准和流程固化到网上行政审批系统，全面实施网上申报、受理和审批办理，做到规划审批“规范、透明、效能、可究”。要积极做好绩效管理和考核工作，不仅注重年终考核结果，更要注重平时服务过程，切实改变“重结果轻过程、重形式轻实绩”的陈旧思想，不断提高绩效考核的客观真实性和公平性。 管理行政论文:分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管罚不明、执法强制力弱、执法成效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城市发展。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原因，进而提出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 问题及对策 原因分析 1.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1.1管罚不明确 城市管理的内容几乎涵盖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如环保、工商、交通、规划、绿化等，这就要求城管必须行使全面化管理的职能。但是，现阶段执法局集中实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职能，其他的行政部门的职责或多或少的被削减，并不进行日常事务管理，这就相应的增加了执法局的日常工作量，而城市管理多而杂的工作，必定会影响到执法效果。如在城市流动摊位和店外店管理中，一般情况下，要求市容和工商齐抓共管，但是，在行政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谁许可，谁管理”，也就是说，这些小商贩仅仅服从于工商管理，而对市容单位却不具有依从性，因此，在工商管理不执行的情况下，小商贩的违规经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 1.2执法强制力弱 执法强制力是保障执法效能的关键条件，但是，在执法工作中，并没有相应的强制手段作保证，这就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行政相对人不配合执法、机动车乱放、垃圾乱倒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市容、市政。由于强制性保障的缺失，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往往不具有强制性，其只有管理而并没有执法的权力，若进行过渡管理，则会出现一些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的行为，进而会造成一些不良社会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管后期管理。 1.3执法方式单一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城市和谐发展。在人们思想观念开放化的今天，城市管理的方式也应发生多元化的改变，尤其在构建人文城市的环境下，城市管理的方式应当适应于人们的要求，坚持人本管理的原则。但是，现实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方式相当单一，仅仅停留在“罚款”管理上，这就不免会使人产生抵触心理；而尤甚的是，一些执法人员将自己的职责和权力定位不清，在面对抵抗管理的行为时，会以暴制暴，这就有悖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原则，从而起不到城市管理的目的。 1.4执法成效低下 执法成效低下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行政执法是为了促进城市发展，维护人民利益，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造成此目标很难实现。其一，城市管理的范围较广，且内容较多，这就增加了行政执法的难度，影响了执法成效。其二，在执法过程中，一些执法人员受到被管理者的言语威胁，甚至是行为威胁，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或是措施，使得人多城管无法正常行使自身职能，不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这就影响了执法工作成效。 2.问题原因分析 2.1权责定位模糊 执法局的职能范围虽然有一定扩大，但是，从只能效果来看，仍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定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权责。其一，权职不对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工作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国家并没有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法规规定城管执法范围，城市管理工作只是根据地方政府的文件行使部分职能，这就相对降低了执法管理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管工作的权力。其二，责任没理清。在相关性法规缺失的情况下，管罚范围、管罚力度并没有全面规定下来，执法局在具备行政执法权力的同时，也将相应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而面对繁杂的日常管理工作，执法者很难明确自己的实际管理责任。 2.2执法法制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缺乏专门而独立的城管法律体系，有关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性较强，缺乏统一性，如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而受地域保护观念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法规与中央制定的法律具有一定冲突性；很多地区仅仅依靠地方性的法规作为执法依据，而没有国家正式法律的支持；一些法律仍旧停留在十几年前，如很多地方仍旧采用1992 年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进行绿化管理，这就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求不适应，进而影响了执法效能的发挥。 2.3执法模式滞后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要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模式与现代经济相适应，但是，很多地方仍旧坚持传统的管理模式，从而造成执法效力不高。其主要体现在：管理停留在“见面管理”上，信息滞后，管理被动；政府管理缺位，权责不明，多头管理；管理粗放，常利用运动式、突击式管理；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造成事发后推诿责任。 2.4执法人员素质较低 执法的实施的过程，归根结底是执法人员发挥其职能的过程，这就需要执法人员具备强硬的城市管理专业技能，但是，现阶段仍存在违规执法、暴力执法的行为，这集中反映出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其主要体现在：执法专业性缺失，在执法过程中，仅仅认识到自己要执法，而并没有认识到如何执法；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较低，一些城管利用制度漏洞，采用“走后门”的方式进入城管队伍，还有一些城管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经受不住经济诱惑，往往出现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暴力执法等行为。 3.解决问题的途径 3.1健全城管法制，理清权责 法律法规是实现执法的最权威的保证，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相关性的法规，以明确城管局的权责范围以及规范城管的行为。其一，健全法制。制定规范城市综合执法的法律，统一全国各地现行的相关规范，实行集中行政处罚权，健全地方法规，将综合执法纳入各行业法律法规之中，为城市管理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制定统一的《城市管理法》，明确执法组织的权责、地位、人员编制、组织管理等，从法律上为综合执法提供保证。其二，明确主体。城市管理的主体有具有城市管理权限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群体，因此，在城市管理中，要以立法的方式，确定该行政机关的权责，并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将学校、企业、媒体等社会各方因素吸引到城市管理之中，以有效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3.2更新执法方式，坚持人本管理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城管要改变原来单一的执法方式，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全面更新观念，转变行为，切实做到服务于城市发展和人民利益。其一，加强沟通。在执法过程中，要以教育和沟通方式为主，向被管理者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在提升意识的基础上，实现民众与城管的协作，创建一个和谐的执法环境，禁止采用强制性的暴力执法行为。其二，设置场所。针对一些无照经营的游商，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专卖区、解禁区，并规范其经营，这既能实现管理之目的，又保护了民众利益。 3.3加强执法监督，提升执法效力 一方面，加强内部监督，设置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对执法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根据执法人员的行为表现给予不同层次的奖励或是惩罚，以有效规范执法者行为。另一方面，充分运用网络公共平台、信箱等，调动社会群体参与到执法监督中，并公示典型现象，以此实现城市管理的有效性。 3.4提升人员素质，强化执法专业性 一支高素质的城管队伍是实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效能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要加强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建设。通过教育、培训、学习等方式，促使执法人员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管理技能、法律法规；实行竞争上岗制，展开公开竞争、择优录用，以此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心理和素质建设，增强城管的责任心，使城管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强执法人员的正义感和抗压能力，保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 4.结语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是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保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必须改变传统的执法模式，树立人本管理的观念，提升执法人员素质，采用多样性的执法手段来实现执法效能；同时，相关部分要建立健全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强化监督，以提升城管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进而促进城市和谐发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江苏 溧阳 213399） 管理行政论文:高校学生管理行政立法的定位与完善 摘 要 当前高校在学生管理中与学生间的法律纠纷日趋增多，其原因是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纠纷的解决方式未护明确，即高校学生管理在行政法上的定位不清，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归宿则是进一步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立法。 关键词 高校 学生管理 行政立法 广义的高校管理应为高校对国有财产、师生员工的全面管理；而狭义的高校管理是指高校对学生管理，即学生管理。所谓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等学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本文仅从狭义角度探讨高校学生管理在行政法上的定位。高校是复杂的事业单位，其组织内部具有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多样的特点。既有学校与教师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也有教师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既有民事法律关系，也有行政法律关系。这就必然地导致了高校管理的复杂性。总体而言，高校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研究的出发点：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的问题 众所周知，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高等教育更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为己任。为此，高校必然要强化对学生的管理，但这之中也存在着管理方式简单，甚至不依法管理的情形。同时，当前部分高校中学生问题也多，这些都说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管理是势所必然。可现实是，诸多高校，包括很多名牌大学在努力加强学生管理、为学生的成才呕心沥血时，却作为被告被自己的学生“无情”地推向法院的大门。这一巨大反差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的深刻关注，高校成为人们关心和研究的热门话题。 然而，当前对高校的研究，“大量的探讨都集中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扩招及学费的提高等热点问题上。相形之下，对高校的角色定位，职能性质，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而这些问题却正是近年来刘燕文这类案件在各地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远期讲，则有可能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只有完善和加强对高校学生管理的研究，明确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能，清晰地把握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高校被诉之类问题，才能将高校教育资源发挥到极至。 2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几个问题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2.1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职能及法律地位 一般而言，高校的性质为事业法人，属于民事主体。但它又与普通的事业单位有别，在性质上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为它的主要职能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本是一种国家职责，因为各种原因，国家将其交由高校来实施。以管理者的身份，单方行使国家职能，对学生进行成才教育，以期实现国家人才培养目标。这类活动理所当然地带有明显的行政管理色彩。高校在行使这些管理职权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是行政行为。 2.2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高校在对学生实施教育行政管理的时候，是授权组织。顾名思义，授权组织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权时，是行政主体，因此，此时它与学生是一种当然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但是，亦不能因此认定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行政法律关系。在有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却是民事法律关系。明确了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后，应进一步了解高校对学生违反教育法律规范以及高校自订的校纪校规后，对学生的处理决定等问题。依照《教育法》的规定，高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可见，法律赋予了高校对违纪学生的处分权。 2.3高校学生管理中教育行政纠纷的救济 本文的教育行政纠纷，仅指高校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管理职权时，与学生发生的行政争议。即学生对高校对已作出的纪律处分和其它处理决定不服，而在高校与学生间发生的纠纷。现今教育方面的法律规范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具体、不全面的。正如前文所言，学校在对学生管理时，是行使法律授予的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按照行政法理论，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既可申请复议，也可提起行政诉讼。 3完善高校教育行政立法 我国教育方面的立法从总体上说已比较完备，基本形成体系，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范性文件多是多年以前的产物，仍带有较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滞后性日趋明显。所以，修订完善教育行政立法已刻不容缓，并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教育法》第28条将学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规定为学校的“权利”。笔者主张，这些“权”都属“行政权”，宜改为使用“权力”二字更准确。并应在此基础上将学校的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分门别类予以规定。如此，方能实现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有法可依，学生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诉讼和法院受理有法可据。 3.2明确高校管理中对违法乱纪的学生所作处理的形式 如对《教育法》第42条第4款，就应在原有法条基础上，进一步具体明确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提出申诉来的期限，向何地、何级、何类具体部门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宜应明定因侵权行为性质不同，可提起民诉或行诉。

行政论文:司法行政职能作用论文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平安 社会和谐平安是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司法行政机关是政法系统和政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三项基本职能，在维护社会和谐体系中既是保障力量，又是建设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南昌市正处在全面加速打造“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的重要时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为南昌加速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平安的社会环境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重大使命任务。 坚持发挥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和谐平安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司法行政机关担负人民调解、劳教戒毒、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法律保障职能，在构筑社会和谐体系中兼具源头防范、社会防卫等多重功能，是维护社会和谐平安的重要基础。 注重源头治理，发挥好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人民调解被西方法学界誉为“东方一枝花”，在化解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减压阀”。南昌市人民调解工作突出“四个着力”。一是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在夯实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调委会的同时，不断拓展新型领域和跨区域调解组织建设，积极推进调解组织覆盖面，如建立了南昌市医疗、物业、环保等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健全调解组织的同时，注重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规范工作流程和文书制作，提高纠纷调解成功率和调解协议履行率。二是着力推进“大调解” 工作机制建设，积极开展诉调、检调、警调对接工作，将人民调解纳入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大平台，进一步健全完善“三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如成功推进了南昌市医患调处中心和高新区道路交通速裁机制建设。三是着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 按照专业化的要求配强调解队伍，狠抓调解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其政治素质、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四是着力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和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市每年成功调处各类矛盾达2万余件，有效避免了各类矛盾纠纷激化升级，保障了社会和谐平安。 注重履行“第一责任”与坚持“首要标准”的有机统一，发挥好劳教戒毒在维护社会和谐平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一是确保监所的安全。劳教戒毒场所的安全直接关系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坚持把劳教戒毒场所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实安全各项制度规定，健全完善了以“四项机制”和“四防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了无脱逃、无重大所内发案、无重大疫情、无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四无”工作目标。二是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把更多的劳教戒毒人员教育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是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基础，对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具有治本作用。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以开展 “五好监所”竞赛、“教育质量年”和绩效管理活动等为载体，坚持把教育挽救劳教戒毒人员作为中心任务，探索建立教育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加强对戒毒人员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提高了教育改造质量和强制戒毒工作效果。三是狠抓场所日常管理。科学严谨的场所日常管理关系监所安全和教育改造质量。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切实加大监所日常管理、所情分析研判、矛盾排查化解、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建立应急指挥中心，实施应急演练，完善场所安防设施，始终牢牢把握场所安全工作的主动权，切实有效提升监所“四位一体”安防水平。 注重以人为本，发挥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在促进社会和谐平安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刑释解教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目前，南昌市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已达2688 人，处于安置帮教期的刑释解教人员近 8000余人，扎实做好这类特殊人群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关系社会和谐平安。南昌市从建设全市一体化的特殊人群综合信息管理运用平台入手，于去年11月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市级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中心，全市录入社区矫正人员信息2510人，录入比率达到95%以上，纳入gps定位监管的社区矫正人员1262人，占全部应纳入监管人数的90%以上，基本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网络化、执法规范化、定位动态化，形成了有效监管、科学监管的良好局面，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南昌市安置帮教工作严格落实必接必送等“无缝对接”措施，突出做好技能培训、过渡性安置和就业指导等管理服务工作，全市共建设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26个，今年全市新出监所刑释解教人员539人，接送率100%，安置就业60人，其中“三无”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率达100%；在册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为1.56%，继续保持稳步下降趋势，新接人员无一人重新犯罪。 坚持健全完善法律服务体系，以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和谐平安。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根本；民生改善，是社会和谐平安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抓住发展和民生，就是抓住了社会和谐平安的关键。司法行政工作特别是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平安方面具有重要保障性作用。 拓展服务领域，努力为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南昌市以律师、公证为代表的法律服务业积极开展“企业大走访”、“法企大联姻”、“法律体检”等活动，主动服务全市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千百亿产业及地铁等重大项目落地开工、重要工程征地拆迁、重点企业上市融资，切实履行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法律顾问职责，积极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战略制订、贸易争端解决、法律风险预警防范等提供多样化法律服务，有效发挥法律服务工作在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增强市场诚信、维护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如南昌市西湖区公证处围绕经济发展、旧城改造、房屋征收等工作，积极参与了吉莲高速公路招标现场监督、金融机构抽奖现场监督、楼盘选房现场监督、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银行保函公证，为地铁轨道1号线、洛阳路隧道工程动迁户提供各项公证，为轨道征收评估机构选定抽签进行现场监督，为桃花镇观洲村、老洲村、大塉村农民公寓分户抽签及朝阳农场拆迁安置房分房抽签提供现场监督等法律服务。 规范行业管理，努力做好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工作。法律服务工作既能反映社会诉求，又能规范社会行为，为此，南昌市强化规范行业管理，积极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牢固树立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观念，切实加强行业自律，主动服务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建设领域，为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协调利益关系、保障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提供规范化、法制化、机制化的渠道和途径。南昌市在不断完善律师诚信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公证规范化管理的同时，于今年6月成立了“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推动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并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交通事故伤残司法鉴定委托工作的若干规定》等规范性文件；20__年，在全省公证机构规范化建设评比中，南昌市共有4家公证处进入全省公证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前十名；南昌市还进一步完善规范律师参与调解、信访工作机制和保障政策，每年律师参与接待来访案件都达300于起。全市律师业每年办理各类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法律事务近万件，公证业每年办理各类公证业务近4万件。 ，！ br / 促进社会公平，努力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力度。法律援助使困难群众和特定当事人平等获得法律保护，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从20__年起，南昌市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民生工程，在构建市、县、乡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实现“一乡一站”（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村一员”（法律援助联络员）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了工、青、妇、老、残社团组织和监所、农民工聚焦地等法律援助站点建设，逐步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网络，为有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针对群众生产生活出现的新情况，南昌市法律援助机构进一步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将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放宽至现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至2倍，实现了“能援尽援、应援尽援”。近年来，南昌市每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3000件，办理其他事项的法律援助2万余起，受援群众满意率达到100%，市法律援助中心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群众满意窗口”和“南昌市十佳群众满意窗口单位”。 坚持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为维护社会和谐平安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落实“六五”普法依法治市规划和市委《法治南昌建设纲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努力为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着力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及青少年等五类重点人群的学法用法。继续打造和完善了“春节上班第一天全市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千名领导干部讲千堂法制课”、“红铃铛法制快车进校园”等特色普法品牌；建立完善了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前学法、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考法、副科以上领导干部考法等制度，每年都组织全市近1.5万名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法律知识考试; 健全完善了“法制副校长”、“三官二员”（警官、检察官、法官、司法助理员、综治工作 信访员）进社区（乡村）等制度，全市100%的中小学都配备法制副校长，95%以上的社区（乡村）实现了“三官二员”进驻的常态化。 着力创新普法手段及载体，不断推进“法律六进”活动。创办发行了以“传递高层法治声音、交流法治工作经验、展示法治建设亮点、记录法治南昌进程”为办刊宗旨的《法治南昌》杂志；组织了“百万网民学法律”知识竞赛活动，近二年有20多万干部职工及学生参加了网上答题；开通了“南昌市普法手机报”，通过手机彩信对市民进行法制宣传，至今累计发送160余万条手机彩信；8个县区建成了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此外，南昌市完成了市县级100米、乡镇（街道）50米，社区（村） 30米的全市法制宣传长廊工程建设，还编印了《南昌市家庭法律顾问手册》共计15万册免费发放到全市每户家庭；各县区创新开展了“巴士在线”、“农民工法制夜校”、“法治文艺下乡”等形式多样的“法律六进”活动。 着力提升群众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依法解决矛盾和问题。在每年广泛宣传普及《宪法》等重点法律法规的同时，市普法办还联合综治、公安、妇联、环保、消协等职能部门广泛利用“综治宣传月”、 “3·15”消费者权益日、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6·26”禁毒日、“12·4”法制宣传日等时机开展各类主题法制宣传活动，通过采取法律咨询、案例展示、法制文艺演出、现场受理法律援助等多样的广场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自觉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好习惯。 着力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实践。法律秩序是最稳定的秩序，一个地方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关系一方社会的和谐平安。南昌市把开展法治南昌创建活动作为依法治市工作的创新载体，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的市委法治南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建立完善了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各司其职，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上下联动、有序推进的法治南昌建设工作机制；把法治南昌创建工作纳入了全市年度综合目标绩效考评，每年依据各自法治建设职责对全市13个县区和87个市直部门（单位）进行考核，并将重大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败诉、发生国家赔偿案等刚性指标列入考评细则；建立完善了《南昌市“法治县（区）”创建考核实施办法及评分标准》、《南昌市“法治乡镇（街道）”创建考核实施办法及评分标准》、《南昌市“法治建设先进单位”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法治南昌创建考评体系，积极推进法治县（区）、法治乡镇（街道）、法治单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夯实法治南昌建设基层基础。目前，全市已命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037个，其中国家级6个，省级45个，市级376个，县区级610个，创建率达到61%。今年初，南昌市作为全省唯一设区市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 坚持突出重点、创新举措，努力为南昌市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司法行政工作“点多、线长、面广”，较之先进地区南昌市司法行政工作仍存在着普法实效不强、基层基础薄弱、创新推进不够、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面对新形式、新任务、新要求，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坚持瞄准问题、突出重点、创新举措、狠抓落实，努力为南昌市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加强普法依法治市工作，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一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以深入推进法治南昌建设作为全市普法依法治市工作新载体，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法治南昌建设的意见》（洪发［2013］15号）文件精神，扎实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积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载体和方式方法，努力在基层法制宣传 “六有”、“四占领”上下功夫、见成效，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渗透力和实效性。二是要继续突出抓好以领导干部、公务员及青少年为主的五类重点人群的学法用法，探索建立非选任制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和领导干部诉法制度；继续加强法制宣传长廊、电子显示屏、法治主题公园(广场)等阵地建设，推进“一区一品”的法治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提高干部群众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三是要深入开展地方、行业、基层等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积极推进法治县（区）、法治乡镇（街道）、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治单位等系列法治创建活动，进一步夯实社会管理法治化基础，提升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法治、崇尚法治、厉行法治的良好氛围。 加强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和谐。一是切实保证劳教戒毒场所的安全。要积极应对劳教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坚决贯彻中央决策和上级部署，保持劳教系统干警队伍的稳定；要坚持监管工作“首要标准”，落实场所安全防控各项措施，认真总结监所多年“四无”目标取得的好做法、好经验，完善监所安全稳定工作制度及长效机制，切实提高监所安全稳定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以监所的持续安全稳定直接服务于全市社会和谐平安。二是切实推进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创新。要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事前调查评估、定置监管、应急处置等机制，健全全市一体化的特殊人群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提高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监管中心建设和运行水平；探索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落实必接必送等“无缝对接”措施，综合运用监管、教育、心理矫正、帮扶等手段，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和安置帮教效能，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三是切实加强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进社区、进企业、进行业；借鉴全市医患纠纷、 交通事故调解经验，积极推进在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疑难复杂领域健全完善专业调解组织，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扎实构建“三调联动”工作格局。四是切实发挥法律工作者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专业优势。要引导广大律师及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依法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公民依法办事提供法律咨询，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健全完善律师参与调解、信访、法律援助及重大敏感案件、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政策，协助政府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促进矛盾纠纷妥善解决。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促进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一是加快市级司法业务用房和市劳教戒毒场所改扩建工程建设，加强对各县、区司法业务用房工作督导，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多渠道筹措资金，改善市、县司法行政技术和业务装备条件，提升保障能力。二是加快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五好”司法所创建活动，要以落实司法所人员编制、机构级别、经费保障等为重点，通过争取中央政法专编、地方行政事业编或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等多种方式，解决司法所人员短缺困难，把解决司法所长副科级待遇作为“一把手”工程，配齐配强司法所力量。要坚持“建管并重”，全面履行司法所各项职能，真正把司法所建成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一线指挥部”和综合服务平台。三是加快推进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管理，要加强国家司法考试的组织管理，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大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行业案卷规范化建设，视办案质量和公信力为生命线，探索建立行业评价制约机制；要健全完善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法律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引导法律服务行业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要强化社会监督，不断提升法律服务工作群众满意度。 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司法行政干警素质和能力提升。一是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健全完善干部任职竞岗选拔制度、干警绩效量化考核体系及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形成良性健康的用人机制和导向；要认真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不断增强广大干警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二是切实加强能力素质建设。要坚持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把政治素养、法律知识、业务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司法行政干部队伍。三是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班子成员要带头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扎实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干部作风持续转变；要扎实推进有司法行政特色的惩防体系建设，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工作，按照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要求，以公开促公正，以法治树权威，不断增强司法行政机关执法公信力。 行政论文:浅谈如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部分。有资料表明，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的占了八成以上。毫无疑问，要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就必须花大力气抓好行政执法工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理的深入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群众抱怨过多，颇有微词的依然是行政执法问题。事实上，权大于法、情重于法、贪赃枉法的现象在行政执法中的确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权力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我认为，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抓好法制教育，构筑一道自我约束的思想防线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史的国家，封建专制意识浓厚，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盛行。这些东西正是法治的大敌。可以说，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以权压法、以情轻法、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依法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为他们构筑一道法律至上的思想防线。当前，我们应该将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普法教育作为一个重点。通过开展深入的法制教育，促使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清除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等封建专制意识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牢固树立法律权威至上、法律大于权力、权力服从法律的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严格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才有可能做到自我约束，摒弃私心杂念，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袭，确保秉公执法，文明处事。也只有这样，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二、防微杜渐，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 要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关键要从行政执法部门内部抓起，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首先，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经费由财政部门核拨，行政部门在执法中的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全额上缴财政，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制度。彻查部门设置的小金库、小钱柜，以期从源头上堵塞乱收费、乱处罚。其次，要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将行政法律法规分门别类，按其内容确定实施的行政机关，并层层分解落实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及岗位，明确执法职责，促使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执法水平。同时，要把实施“两制”与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奖惩制度结合起来，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对执法成绩突出者予以奖励，对执法过错者予以坚决追究，对情节严重者，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调离、清除出执法队伍。第三，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一要把好进人关。通过公开招考，选拔、录用执法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二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监督，坚决纠正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三要实行定期交流和轮换岗位制度。执法机关的负责人要定期交流，重要岗位执法人员要定期轮换。第四，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要通过监察、审计部门的有效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和行政执法中的不正之风。 三、推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不少行政纠纷案件中，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充分陈述行政收费、行政执罚的依据和标准，认为他们是在搞“暗箱作业”。这种行政执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说轻些是有关人员素质低下、态度生硬，说重点是执法人员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也是与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个问题。行政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践也充分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只有无条件地全面地推行行政公开，将所有行政执法行为置于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首先，要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采取多种形式将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人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次，要全面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执法的主要客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部门要本着对人民负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态度，将执法的依据、程序公之于众，并告知当事人不服执法决定的申诉方式，以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当事人向行政机关了解执法依据和程序时，行政机关要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实行行政执法公示，一方面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监督，这是遏制行政执法“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现象的一种有效措施。 四、务求实效，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我们要做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切实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首先，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政府行政执法行为，除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外，许多时候是以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为尚方宝剑的。而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一些乱收费、乱处罚问题，往往根源就出在规范性文件上。因此，我们要抓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要建立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及时向人大报送规范性文件的制度。要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及时组织力量审查政府报送的规范性文件。一旦发现有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要迅速向政府提出监督意见直至撤销该规范性文件，以便从源头上堵塞违法行为。其次，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监督行政执法。一要抓好执法检查。有 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执法检查，确保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正确实施。二要抓好个案监督。对在执法检查以及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发现的违法或严重处置不公的行政执法案件，要及时进行个案监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三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是推进依法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错案、执法过错的监督，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确保依法行政。 五、敢于曝光，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 舆论监督，是一种受之于众的社会性的监督形式。由于这种监督的公开性，往往会产生一种其他监督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特殊效应。现实情况表明，某些违纪违法的行政执法事件，采取诸如纪律处分、通报批评等内部处理形式，往往会触动不大，甚至对某些有关部门及责任人来说，还会无动于衷，过后依然我行我素；而事件一旦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披露后，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震动效应：当事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组织的处理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所在单位会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整改工作，以尽快消除负面影响；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会以此为鉴，开展教育活动，抓好防范工作，等等。因此，要搞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就要敢于曝光，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首先，新闻记者要勇于负起责任。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职责。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要不负众望，敢于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揭露行政执法中种种腐败现象，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其次，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做舆论监督的后盾。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单位行使监督权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因此，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从惩治腐败，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着眼，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不怕露丑，做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中所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所进行的揭露和鞭挞，以警效尤，推动依法行政、公正执法。 综上所述，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应该是一个由多方面组合起来的系统工程。如果能够把这个在党委的领导下的以内部监督为基础、以人大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为辅助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多管齐下，形成合力，那么，行政执法活动就一定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行政论文:探讨强化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 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长效机制的要求，是实现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和专项性治理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向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迫切需要。本文结合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实际，就如何推进“四化”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着力加强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推进“四化”建设，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建设政治过硬、业务过硬和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决策部署，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放在全局性、根本性和基础性位置抓紧抓好。要大力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充分认识推进“四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四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和业务学习研究，加强市场经济、经济管理、法律法规、信息科技等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学习，着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四化”建设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和创造性；在着力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和业务能力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干部队伍的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监管执法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四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核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部门，职能定位决定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都必须依法行政。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工商机关推进法治化建设的依据，同时，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确定了工商机关履行有关职责的方式、步骤、途径、时限等程序性要求。此外，法律、法规及规章是最高层次的制度，因此，依法行政成为连结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的纽带，是推进“四化”建设的核心。目前，基层工商行政管理依法行政形势不容乐观，干部队伍的法律素质整体偏低，不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履行职责越位、错位和失位等问题时有发生，推进依法治市任务艰巨，需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和筑牢依法治国理念，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法律业务素质，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和廉洁执法，全面提高和规范行政许可、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执法监督等执法行为，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以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动力，树立和筑牢积极行政、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有效行政理念，筑牢监管执法就是服务的意识，全面深入总结分析目前的监管执法现状，找出找准监管执法薄弱环节和领域，全面加大监管力度，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全面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四化”建设整体推进。 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关键 制度建设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要按照以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要求，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有效弥补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的不足或者通过制度建设使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具体化。通过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有效推进管理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有效保障和促进法治化进程。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要求，着力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建设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组中心组学习教育、重要问题集体研究决定、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重要决策公开、重要决策监督等制度，努力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要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为核心，加强内部管理事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干部队伍学习教育、干部队伍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干部培养和交流、经费预算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安全保卫、环境卫生、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车辆管理等制度；要以推进监管执法职能到位和规范监管执法行为为核心，建立健全企业个体登记监管、消费维权、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市场监督检查、商标监管、广告监管及经济违法案件查处等制度。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工商系统信息化 建设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成果转化运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推进和规范了企业个体注册登记监管、消费维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及系统内部事务管理。实践证明，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办公自动化、节约监管执法成本、整合监管执法资源、提高监管执法科技含量、规范监管执法行为、增强执法效能的重要途径，推进“四化”建设需要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建设保障和促进“四化”建设。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网络平台；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教育培训，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要大力加强业务软件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在着力加强技术与业务有力结合和统一上下功夫，加快信息化成果转化运用力度，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性，增强信息技术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拓展信息技术运用领域，强化信息技术在提升职能效能方面的作用发挥。 五、加强保障机制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必备条件 推进“四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来支撑和保障，否则，会造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商系统实行省以下垂管近十年，相应的物质基础建设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目前的经费供给只能确保日常办公正常运转，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相差甚远，需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只有加大基层硬件建设投入，才能更好地解决好信息网络建设、监管执法装备建设、基本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面临的很多问题，为推进“四化”建设创造必备条件。内和还需要外顺，要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机制，加强对外汇报、请示、沟通、协调和配合，着力营造良好的监管执法外部环境，力求得到地方党委的理解、重视和支持，得到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协调配合。此外，在保障机制方面，建议抓紧健全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进一步解决好有法可依的问题，同时，需要国家进一步解决好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问题，进一步为查处制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提供保障。 行政论文: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有效激励体系,是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学选择。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玩忽职守、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 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着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行政论文:论中国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的行政管理 中国环境行政管理在农村非常薄弱,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的环境行政管理更是几近缺失,导致民族地区农村环境处于无人监管的境况。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行政管理失灵的表现:一是民族自治机关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需要;二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决策机制不科学,缺乏环境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决策机制;三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执法理念落后,手段单一,效率低下;四是民族自治政府权力介入时的各种扭曲现象,影响了行政执法效果;五是中央政府设立的环境管理制度在民族地区农村很难得到完全的落实;六是对民族地区农民环境权益配置不公,导致引导性环境政策在农村失去市场。 一、民族自治机关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需要环境管理体制是环境保护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环境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国家环境战略方针、政策、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 中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是按照辅助性原则为依据的统分结合的多部门、多层次的管理体制。国务院设立了环境保护部,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环境专门机构,工业集中的乡 (镇) 也大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或者由有关部门监管,甚至较大的工矿企业也设有环保科 (室) 与环保专职人员。 但是,绝大多数乡(镇) 没有设立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为数不多的乡 (镇) 环保监督部门,也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员和经费支付众多行政管理成本,环保职能基本没有履行。农村地域广阔,环境问题具有小、多、杂等特点,乡 (镇) 环保部门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缺乏,难以胜任广阔农村面临环境污染防治的重任。如有条件,在村一级建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在村民小组设立环保联络员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而中国农村离这一目标还相距甚远。 中国的环境管理一直按照行政区划进行,对于跨行政区和流域的生态保护和污染控制缺乏管理机制和控制措施。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各区域和流域发展相互脱节,使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协调都相当困难。由于资源的多头管理,在相同地区同时存在多种规划,如土地规划、农业规划、林业规划、水利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等,但没有统一的综合生态环境规划。区域和流域管理体制的缺陷,使得农村环境管理矛盾重重。 二、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决策机制不科学,缺乏环境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决策机制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脱贫致富的压力还很大,所以,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政府总是对发展格外偏好,因为庞大的政府队伍与公共部门需要解决开支与生存问题,要通过发展生产解决当地的下岗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压力,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准的政绩考评制度更促使各级政府急迫追求经济效益。如此一来,民族自治机关在决策的时候,自然更多考虑发展利益,而较少关注环境保护,尤其在两者相冲突的时候,最后往往是发展优先。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当地方私益与全社会公益相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损害环境公益,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在各级政府的身上,只要他们不考虑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整体利益,他们那里的环境私益就永远不等于环境公益。在此前提下,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可能就会无视自己地域内的污染现象,纵容或支持他们耗用当地资源,向更大的公共场所或其他地区排污,而不顾由此造成的更大范围内的环境与资源损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已经代表农村成为博弈的一方而存在了。比如,在云南省红豆杉森林遭受灭顶之灾时,一个本该有保护红豆衫责任的政府部门为了地方经济利益居然承担起了收购树皮的业务。 市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市场失灵”的一个因素。然而,以科层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府也难以掌握充分的信息,政府掌握的信息不足,使政府很难做出正确决策,更危险的是,政府干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信息扭曲,每一级政府都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他们会对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处理、筛选,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往往采取报喜不报忧,或者是扩大成绩而隐瞒问题,使信息失真,并导致决策失误。 即使政府象一个超人拥有充分的信息,通过政治过程来在不同的方案中作选择仍然会很困难。政府的决策会影响到许多人,但真正参与决策的只是少数人,不管选举人怎样产生,他们在决策时都会不自觉地倾向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偏好与利益,即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很难真正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即使选举人有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愿望,但由于政府不存在可以准确及时反映公众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有效机制,使得民选政府的决策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在偏远的民族自治地区的农村,能代表农民心声的决策者少之又少,农民的环境权益自然在决策的时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行政论文:谈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及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行政案件的相继出现,使得受案范围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了它的缺陷与不足,并对行政诉讼的有效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在实践也制约着行政诉讼的施行,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作用,应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并找出相应的问题所在,提出解决措施,进而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键词:受案范围 行政行为 主要局限 完善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含义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解决行政争议的范围,也就是说法院对于哪些案件予以受理,哪些案件不予以受理。”【1】它既关系着行政相对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范围,也关系着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从总体上指明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判断标准,也即法院受理的是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具体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诉讼法》第11条又明确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审理范围,包括:“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的行为、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行为、涉及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不作为的行为、发放抚恤金的行为和违法要求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等。” 二、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有的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已经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且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 行政诉讼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涉及相对人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而把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影响是针对个别的、具体的行政相对人而言的,而抽象的行政行为则是针对大众的、广泛的社会群体而言的;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则是大范围的、多层次的。如果法院不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审查与监督,那么就很有可能因为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而造成大范围的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可以说,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危害性更大。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管辖受理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除了法律、法规的特别规定外,法院不受理侵犯其他的权利的行政行为。”【2】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中的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在诉讼中,如果只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予以规定,而忽视对其他权利的规定保护,则会造成公民的其他权利得不到保护。也即当公民的其他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时,却不能寻求司法救济,得不到司法救济的保护,不利于更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在审查行为上法院只审查外部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法在行为审查的规定上,同样的对行政行为的范围作了规定,即只审查外部的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内部行政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具有人事性质的,也即行政机关对内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业务、表现等情况下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还有一种是涉及工作性质上的行为,比如说上级公务员领导对下级公务员的批示、命令或是对下级的报告的审查、批准等。”【3】两类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上也有差别。第一类具有人事性质的行为,虽然不直接涉及相对人的利害关系,但是却牵涉到了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问题;第二类具有内部工作性质的行为,几乎完全不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我国司法领域完全排除了对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不利于保护由于其内部的决定而侵犯到的公民的利益,因为在实践中,在很多情况之下,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和其所做的外部行政行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如果简单的把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将可能会导致一些涉及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行政行为或是涉及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行为被排除,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程序。比如说,2002年重庆邮电学校的两名同学因为偷吃禁果而导致怀孕,随后学校给予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同年底,由于两名同学不服学校勒令退学的处分,便向该市南岸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学校的决定,但是这两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随后,两人便向该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但是该市一中院经过审理之后,以重庆邮电学院对两名同学的处分属于法律、法规、规章所授权的内部行政行为,而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为由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这个案件从实践说明了法院对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不进行审查,就会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在实践中应该适当增加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范围。 没有对公益诉讼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对可以提起诉讼格的原告做了严格的限制,只有认为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涉及到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当违法的行政行为侵害的利益主体是不特定的时候,则被侵害的不特定的相对人便没 有权利,也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救济自己的权益;或是当具体的行政行为侵害的相对人是特定的、具体的时候,但由于相对人诉权意识的薄弱或是不具有与行政机关相抗衡的能力时,这时的相对人没有提起诉讼,也没有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国家或社会处于保护公众的权益或是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应该代替其提起诉讼,来保障相对人的权利。 三、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一些思考 逐步将抽象行政行为规定在受案范围之内 由于抽象行政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相对人,所以它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实际影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的规定上,基本上排除了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受理的可能性,这样既不利于更大范围内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法院对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监督,因此,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逐步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理论与现实的需要。 扩大受案范围对权利的保护范围 “虽然法律赋予了我国公民的广泛的合法权利,但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却只规定审查、受理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忽视了对其他权利的救济,而行政诉讼又是行政法律体系中最主要的救济方式。”【4】如果在救济方面,行政诉讼只局限于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对其他的合法权利不予保护,就不能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作用,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 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国外的许多国家在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时,并没有区分内部与外部行政行为,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内容上却做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而把行政机关涉及内部工作人员的内部行政行为加以排除。在对待内部行政行为时应该分情况来确定,对涉及工作性质的行为,如果完全没有涉及到侵犯相对人的权利时,可以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而对涉及到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问题上时,应承认侵害内部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事实。 适当增加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法》对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的严格限制忽略了我国的具体情况,使得当行政行为侵害不特定的当事人时,被侵害的不特定的相对人却没有权利提起诉讼,也无法通过司法的角度获得权利的保护,间接的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一部分人由于自身的能力问题或是经济状况而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以救济自己的受损的合法权益,其他有能力或有条件的人又没有权利提起诉讼,这样就损害了相对人权利救济的实现。因此,应该逐步扩大公益诉讼的可能性,以使得合法权益能得到更好、更大范围的保护。 行政论文:分析工商管理行政指导效果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工商行政机关一般采取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职能到位,因为此类刚性监管方式好似重拳出击,立马见效,立显权威。但实践中也易于出现摩擦,激化矛盾,引发行政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与刚性监管方式相对应的是,近年来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监管方式在工商行政管理实务中运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并发挥出特殊的管理功能。 所谓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其行为依据是多元的(如软法),行政指导这一行为方式、管理机制乃至行政职能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这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行政执法机关普遍面临着体制不畅、环境复杂、职能交叉、手段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来提高执法水平和服务实效,而行政指导则是一个重要的选项。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柔性监管方式,注重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方式灵活多样,能有效弥补立法缺失,降低执法成本,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利益均衡,有利于形成行政执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协调关系。 具体说,行政指导有着补充和替代、辅导和促进、协调和疏通、预防和抑制等特殊作用。推行行政指导不仅是行政管理改革的趋势,也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一些基层工商部门确立新型服务理念,推行行政指导,采用指导、劝告、建议、提醒、说服、疏通等非强制性手段来弥补单一强制手段的不足,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任何事物的出现或某种行为方式的改变都具有一定的两面性,只重视其积极的一面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消极一面,容易顾此失彼,反之,过分放大负面效应,又可能出现因噎废食的现象。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特点,在实施行政指导的具体实践中注重弘扬积极面,抑制消极面,切实发挥行政指导的应有功能和实际成效。弘扬行政指导的正面效应,首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突出了人的核心价值,彰显人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开展行政指导应当把人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言之,就是工作行为和工作目标要体现企业和群众的要求,符合企业和群众的愿望,保障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指导所推崇的柔性管理方式,着实改变行政管理者与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等地位,让被管理者与管理者“平起平坐”,有效架起沟通协商的桥梁,营造政企平等、政民互动的友好环境,让企业群众享有更多的话语权、选择权和决定权。比如,无锡工商系统率先推行的行政处罚说理式文书,就较好地改变了过去的“判决”式语调,把法、理、情融入其中,使行政处罚的标准从“合法”的基本要求上升到“合法、合情、合理”兼而有之的新高度,这种创新,不但没有削弱行政管理机关的“权威”,而且使行政处罚相对人感受到了人本尊严,也使过去一些被处罚对象从“口服心不服”逐步变为现在的“口服心亦服”。其次,要把和谐稳定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工作主线。 和谐稳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保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有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责,构建并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对于刚性监管方式而言,行政指导这一柔性监管形式为工商部门维护和谐稳定大局找到了切入点。因此,工商部门在开展行政指导时,要坚持把维护和谐稳定纳入题中,做好做足“柔”字文章。比如,当前各级工商部门都对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提心吊胆”,责任重、压力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当前实践来看,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问题的确十分复杂,仅靠“严管狠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流通领域食品经营者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指导,通过前期行政教育、行政告诫、行政劝导、行政奖励等柔性管理措施,促使食品经营者逐渐养成诚信经营、守法经营的良好职业道德习惯,从源头上着力营造放心安全、和谐稳定的消费环境。第三要把民主行政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基本理念。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结合,能够充分表达、实现和维护相对人的愿望和权益,这其中柔性管理应当体现更多的民主特征。 行政民主化的优点在于,一是具有广泛参与性。这些参与主体延及公民而不再是局限于行政管理相对人,作为行政主体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民主行政意识上要具有很强的为民服务意识、适度管理与社会自治意识、法制意识等,达到民主行政真正意义上的目的和要求。二是双边互动性。民主行政改变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称态势,行政指导的过程成为彼此发生作用或变化的过程,通过双边互动找到共同点、消除分歧点并形成默契,进而取得积极的结果。三是平等协商性。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行政指导 :请记住我站域名/ 行政指导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但在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情况下,运用不当亦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抑制行政指导可能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当把重点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要防止规避法律责任。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其法律关系尚未理顺,角色也不够明确。在工商部门具体工作实践中,哪些需要运用执法或监管手段基本能够明确,但哪些需要运用行政指导手段并无明确规定。如果过度运用行政指导,弱化执法职能,对一些需要加以惩处的经济违法行为不动“真格”,有可能导致法律形同虚设,也有可能使一些违法行为以要求行政指导为名趁机规避法律责任。因此,行政指导也必须要用一定的行政程序来进行规范,明确行政指导的适用类型、工作对象、指导内容、过程监督、结果评价等,使之与行政执法、行政监管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二要防止懈怠行政职责。所谓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其法律特征是义务性、法定性、强制性。也就是说,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不按照一定要求履行法定的行政职责,势必要受到“问责”。而行政指导虽然是行政管理创新的重要课题,但在法律层面上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至少目前还未上升到行政职责的范畴。基于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践中要适度并恰当运用行政指导手段,不仅要防止以行政指导来替代行政监管和行政执法,同时还要防止因行政指导不当而懈怠行政职责。三要防止出现变相干预。由于行政指导涉及的内容比较丰富,方式方法比较灵活,因而决定其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范围也相对比较宽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行政指导尚无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因行政指导运用不当,从客观上给相对人带来不利影响,或个别人员借行政指导之名、行变相干预之实,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比如,在行政指导过程中,倘若缺乏民主协商,依旧“我说你听”、“我教你做”;忽视对等地位,依旧以管理者自居,行政指导就难免会变味为权力行为,继而也就失去了行政指导的作用和意义。四要防止滋生腐败行为。行政指导与行政执法、行政监管一样,需要很强的公正性来保障,否则就没有公信力。因此,要注意防止行政指导动机不尽纯正的现象发生,比如对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经济违法行为滥用行政指导,甚至以适用行政指导还是适用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来暗示或要挟相对人,从中牟取私利,发生腐败行为。对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在工作程序、审批手续、监督机制上进行严格把关。同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培训,正确实施行政指导,避免因方法不当而发生失职渎职行为。 行政论文:当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高校行政管理,是指高校党政部门对学校事务的组织管理活动,是高校在设定了工作的目标之后,通过运用一定的行政方法和行政措施,领导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利用既有资源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实现既定工作目标的组织活动。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工作在于处理好教职工、学生与党政部门的关系;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意义 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集中体现高校管理与服务的水平,直接反映高校的对外形象。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学校的三要素为:行政管理、教育与研究。教育与研究是高校的基本社会功能,它们的实现需要由行政管理做基础,需要发挥好行政管理的服务功能。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高校行政管理水平在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这对高校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许多高校在迎接新形势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显得缓慢而被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正确认识和分析高校行政管理的特点、提高效率的意义及面临的新问题,据此得出问题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探求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方法和路径,是服务“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高校“培养人才、研究科学、服务社会”三大社会功能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高校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途径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飞速,高校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更是扩大到国际范围。但高校间竞争的层次反而有所降低,从原先高水平的学术竞争,演变成低级别的生源争夺竞争。例如当前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之间对优秀生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内地高校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生源争夺竞争。高校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科研与教学水平、人文素养以及行政管理水平等综合实力的竞争。高校在竞争中的成败实际上取决于自身实现三大社会功能的优劣程度,高校如果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应通过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效率,来提升自身的科教水平和人文素养,最终以综合实力战胜对手。 (二)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项事业高速发展,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校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进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当前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机制转化、减员增效和精简机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成绩不够大,改革的速度比较缓慢。这就要求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速度。 (三)是高校社会形象的重要决定因素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不仅限于从事高校日常的行政管理,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服务,而且还要充当高校与社会各界交流的纽带。因此,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各界对高校的看法,直接关乎高校自身的形象。另外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从而影响高校三大社会功能的实现情况,这就间接地影响了高校自身在社会中的形象。因此,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是高校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必由之路。 二、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制度落后制约管理效率提高 当前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比较机械、单一,主要依靠岗位目标责任制和各类规章制度对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这虽然能够保证政令的畅通与落实,但却极大地压制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管理人员容易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滋生思想惰性,办事循规蹈矩而又缺乏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就严重地制约了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 (二)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管理框架存在不合理性 由于高校管理模式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长期实行的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得以沿袭至今,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按照岗位的级别被限制在各自的权责范围内,由上到下层层节制,权力过分向上集中,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框架。这种管理框架虽然便于保障管理工作运行的平稳,却容易滋生“官本位”的思想。在这种管理框架之下,领导具有极大的权威,民主氛围欠缺,管理人员唯上不唯下,为了向领导负责甚至牺牲工作效果。权力的过分集中容易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可能削弱科研和教学在高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容易形成管理人员的权力崇拜。 (三)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缺少科学性 高校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上模仿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导致了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臃肿、权责不清、令出多门、人员冗杂、人浮于事、决策和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的不科学导致部门和人员职责的重叠,同一件事情往往涉及到几个部门或几个管理人员。一旦出现问题,部门和人员之间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增加了高校行政管理成本的同时,反而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在当前国家整合教育资源,高校合并频现和高校扩招的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的庞大带来了管理问题的进一步严重。 (四)管理方法和理念跟不上时代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新的理论和技术层出不穷,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很多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却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抓住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对新知识、新方法、新理念的认识和掌握不足。仍在凭过去的经验和方式从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甚至固步自封,抵制新知识、新方法和新理念。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有涉及面广、涉及对象复杂多样、工作量大和重复性相似性工作内容多等特点。实践证明传统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已经跟不上时展的要求,难以满足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成为制约高校行政管理效率提高的巨大障碍。 (五)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培养人才、研究科学、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社会功能,教学和科研工作理应处于高校工作的核心地位。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服务好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当前许多高校并未认识到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只重视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和增强师资力量,忽视了对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和投入。导致当前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中普遍 存在管理人员来源复杂,专业管理知识欠缺和业务素质不高等情况。这就严重制约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许多高校也并未重视对行政管理人员业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处于一种受忽视的氛围之下,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受到打击,缺乏职业使命感和归属感,更遑论高校行政管理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三、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措施 (一)完善行政管理工作绩效管理体系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是改善当前落后的管理制度,从制度层面提高管理工作效率的现实措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首先,明确各岗位的职责。通过科学地分析各个岗位的特点,明确岗位的职责内容、职责权限和职位要求。然后根据岗位特点和人员特点来安排合适的人员,实现人员与岗位的匹配。其次,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目标。通过全面考虑各岗位的特点和性质,制定合理可行的绩效目标,激发人员的积极性。再次,制定科学的绩效考评办法。在制定了合理的绩效考核目标之后,绩效的考评办法就成为保障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制定科学、合理、全面、可行的考评办法,对管理人员工作中的表现进行考评,以确定奖惩程度。最后,有效地利用考评结果。将考评结果和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机会、职位晋升和薪酬调整等联系起来。同过考评结果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引导,激发他们提高工作效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改善行政管理体制并调整管理部门和精简人员 当前高校普遍建立起校、院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以应对办学规模的扩大。但这种管理体制下权力还是处于过于集中的状态,这不利于提高院系的运作灵活性,压制了基层组织创新的积极性。权力的过于集中还会使上层管理人员面临道德和法律风险,滋生“官本位”的思想。高校行政管理的权力分配格局应进一步下移,使基层管理组织具有更多的权力和自主性。同时调整行政管理部门和精简管理人员。通过合并和裁撤等方式使部门权责进一步清晰,部门间工作范围的界限进一步明确。依照部门职责精简管理人员,以杜绝部门或人员之间扯皮、推诿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 (三)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影响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直接因素之一。综合素质包括:工作能力、道德修养、业务知识、政治思想以及工作观念等内容。通过培训和组织学习等方法使管理人员树立民主的管理理念,改变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提高管理工作的能力和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注重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引入和学习,以此来提高在岗人员的综合素质。另外,需要提高对人员聘用环节的重视,通过引入管理合约机制和岗位竞聘机制等先进方法,从源头上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做到人岗匹配。 行政论文:基于行政监察程序完善路径分析 行政监察应当是一种主动性的监督方式,但是由于某特特殊原因的存在,例如监察体制的问题,往往实践中表现出来是一种事后监督,一种“马后炮”式的行政监察。只有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时间,我们才进行严厉查处。这对国家和监察个人都是一种严重的损失。由于缺乏即时监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边腐败边提拔,甚至出现了腐败越多提拔越快的不正常的现象。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大肆收受贿赂,保养情人,伪造学历和学位。还有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初步查处的“社保案”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1]。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内查处,说明监察的方式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 透明就是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的运行程序、过程以及结果处于一种公开的状态,监察机构设在政府内部,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监察机构更有利于熟悉情况和收集情报。但实际上普通百姓对监察工作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运行的结果是什么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虽然我国一直在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根本不是法律和宪法规定,往往是考虑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该级行政机关人为设置障碍以阻碍监察工作,不愿披露内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影响了监察活动所应有的透明度,导致行政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或建议难以执行。许多准备被查处的案件经常会被有关部门以注意社会影响为由搁置,或者内部消化处理,所以社会公众根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监察运行过程及结果的公开化更是无从谈起。长期以往,必然影响行政监察机构的办事效率和行政权威。 被判处死刑的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有句“名言”:“官儿当到局级,就没人能监督了。”这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2]。例如,陈希同、王宝森在东窗事发之前,种种腐败行为已持续多年,而且愈来愈明目张胆,可是监察机关的基本的监督职能、罢免程序,甚至连质询这种起码的监督程序都没有进行?可见我国的行政监察程序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程序应体现便民性 行政监察程序应体现便民性。在信息化的时代影响下,行政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增加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为行政相对人的投诉和举报提供方便,不断地完善行政监察程序。增加公民的投诉渠道,可以通过信件、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投诉。政务公开、便民原则是目前国务院反复强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只有公开便民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到行政机关的工作情况,才便于人民群众监督,便于社会监督。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监察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就是依法公开有关信息。比如说那些对于社会的广泛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专项检查,监察机关也有义务通过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布,使人民群众了解监察机关有关工作并且接受监督。在这方面,将政务公开的问题写入了行政监察法,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具有重要的作用。 2.救济应秉承司法程序 一项制度是否完备,权利救济机制的建立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当公民权利受到政府或政府官员的侵害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基本方式。可实践中,这些救济手段的弊端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公民权利救济的需要。一方面,行政诉讼受到诉讼成本和司法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对行政复议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及公民对行政复议这种救济方式信任度的逐渐下降,行政复议程序的广泛适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辟和增加新的权利救济途径是必要的。行政监察就是一种弥补上述两种手段缺陷的最佳途径。行政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也完全有可能作出侵害监察对象以及其他公民合法人合法权益的行政监察行为,如何对行政监察机关进行监督?我国行政监察监督采用系统内部监督的方式,即:由作出监察决定的行政检察机关进行复审或者由上一级监察机关进行复核。完全交给行政监察系统内部处理,这与“自己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相违背,并且可能造成不公正或给人以不公正的印象。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监察机关置于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只要相对人认为监察机关作出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超越职权、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且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均应允许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3.发展电子政务 把电子政务的发展作为重要的预防行政监察措施看待,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如下预防腐败的功能:一是可以通过网路实现政务的公开、透明;二是可以借助计算机程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防止公务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加大制度和规则的执行力度;三是可以对政务实施全程监察和实时监察。韩国利用电子网络系统提高了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报统计资料,大学生申请优惠贷款等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操作。韩国首都首尔在20世纪末开发“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10个领域54项行政业务处理过程在互联网上公开。市民可以利用网络这一平台查看和确认与自己相关的民愿申请被怎样处理,提出处理有误的问题,实施全天候监察,从而防止公务员拖延业务或处理不当[3]。 4.设立举报制度 根据西方有关机构的数据统计,国家行政监察的案件其中超过50%的案件来自相对人的举报。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当设立举报制度。目的是 为了适应行政监察工作的发展需要。监察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应当信任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那些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工作人员,随时有可以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对实名或者匿名的举报,监察机关应依法受理并应当及时给予回复。对于举报人担心的自己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监察机构应对受理举报事项、举报情况以及相关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监察法规定:“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论文:试论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论文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正处在完善阶段,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监督体系,但仍存在着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监督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文关键词 依法行政 法治 公安依法行政 监督机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着变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加入WTO、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逐步提上重要议程。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之一,其依法行政的建设进程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行政建设进度。有资料显示,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占八成以上,公安行政执法占行政执法实际工作量的一半以上,且公安行政执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直接受到影响。毫无疑问,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一方面着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另一方面着力执法监督工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理的深入开展,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群众依然时有抱怨。事实上,权大于法、权重于法、贪张枉法等等现象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确实时有发生的,各种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也大多存在于公安机关,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也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权力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公安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健全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全方位监督机制,使其符合时代的要求。 一、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内涵 公安执法监督是指宪法规定的各执法监督主体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和公安刑事执法监督两个方面。公安执法监督工作的首要原则是依法监督,依法监督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有一个统一、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法律体系可依。其基本特征为: 1.监督主体的广泛性。目前,我国形成了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的主体主要有公安机关内部监督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人民群众及社会媒体等,形成了广泛的监督体系。 2.监督对象的特定性。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及其遵守党纪的情况。 3.监督过程的程序性。监督主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督,不得随意进行监督,以确保公安行政执法的权威性。 4.监督形式的多样性。各监督主体通过检查、审查、调查等多种形式对公安行政执法进行监督 二、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及建议 (一)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目前,我国建立起了一套监督主体广泛性、监督形式多样性、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确立与运行,对于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改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安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监督力量的整合、监督队伍自身建设与肩负的使命、承担的责任相比很不适应。仍然存在各监督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工作配合与衔接不够,整体监督合力还未形成,监督工作的力度不够大,一些地方还不适应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客观需要等等问题。 (二)当前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的原因及建议 1.执法监督体制不尽合理,执法监督制度不够健全。应完善公安行政执法国家机关监督,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国家机关监督作为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国家机关监督存在着监督部门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效。唯有通过精简机构,明确分工,清晰全责才能有效解决。具体来说,首先从监督主体上,规定监察、纪委、检察机关为法定的监督机关,确保监督到位。其次明确监察、纪委、检察机关的职责,对三监督机关以分工,监察机关主要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合理的行为予以监督纠正,纪委则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违纪行为进行监督纠正,检察机关则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纠正。再次对三监督机关的监督程序予以明确规定,成立一个联合执法监督小组,对公安行政执法违法违纪行为统一受理,接受群众举报,进行初查,形成报告,然后根据分工移送相关职能部门查处处理。最后,规定监督责任,对监督主体不作为,徇私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加以规定,确保有权必有责,违法必究。 2.监督不力,惩处不严,监督主体独立性、权威性不强,影响监督实效。应理顺公安行政执法内部监督机制,提高监督主体地位,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监督机制应有一个主次之分,不仅靠某一方面的监督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各种监督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执法监督真正的实效。因此,公安机关内部应进一步研究内部监督机构的科学设置和职能分工,最大限度整合公安机关内部的监督力量,调整合并有关监督部门及职能,理顺内部监督体制,确保内部监督有效运转。 3.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不够。应当进一步健全警务公开制度,增强公安行政执法权运行的透明度,进一步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正视新闻媒体的特殊舆论监督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公安行政执法全力而言,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警务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安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以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警务工作直面群众,社会公众对公安行政执法最有发言权,“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总而言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是有效遏制公安机关腐败的重 要手段,是贯彻、落实执法为民理念的重要途径和保障,是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完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才能有效遏制公安行政执法违法乱纪行为;才能有力预防和打击人民警察贪污腐败现象;才能确保公安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才能早日实现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行政论文:浅谈新时期如何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建设法治化国家的目标推动下，司法行政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信息工作，对于司法行政事业抢抓机遇，战胜挑战，实现创新与发展，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主要作用 司法行政信息产生于司法行政工作，通过采写编写等信息组织工作，反作用于司法行政工作，促进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新形势下，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更加自觉发展的历史时期，给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司法行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必将更加凸现信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新时期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宣传作用。在我国，由于法制建设的历史较短和特殊的司法体制，社会对司法行政的职能缺乏普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司法行政信息工作通过特定的载体，将司法行政系统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发挥的职能作用，以及以司法行政的眼光透视社会现象的建议与看法，及时反映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使其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从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司法行政工作，更加重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二）协调作用。协调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司法行政在发挥职能和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自觉运用信息做好协调工作，有利于促进司法行政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的解决。信息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便于解释问题。司法行政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往往与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主观上也有客观上的。司法行政部门往往不便于更多地进行正面解释，如果利用正面信息进行反映或利用问题类信息对原因进行剖析，能够起到较好的解释作用，使有关领导和部门对司法行政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 二是便于同时向众多领导和部门进行沟通。在工作中常常需要就某一个问题向众多领导和部门进行沟通，争取理解和支持。运用信息，能较好地起到这种作用。 总之，运用得当，信息工作可以成为领导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使领导轻装工作。 （三）交流作用。目前，司法行政工作的信息载体，多数单位设定为简报和重要信息专报两种。一般来说，简报的发送范围比较广，重要信息专报作为上报信息的载体，往往也在系统内部作扩大发行，这就使信息工作的交流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来自司法行政各个业务条线和基层单位的做法、体会以及对问题的研究探讨，通过信息进行交流，能够起到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作用，促进司法行政事业整体发展。 （四）引导作用。简报、重要信息专报等信息载体作为机关准文件，对基层工作有着明显的引导作用。司法行政系统各单位、各部门，通过接收司法行政信息，全面了解司法行政全局情况，有利于正确分析和评估本单位、本条线工作形势，正确决策和科学制定工作计划。这类信息比较多，如领导对司法行政工作的言论与指示，司法行政重要会议的精神，对各类先进典型的宣传，以及对苗头性、倾向性事物的剖析和对具体问题的探讨研究，等等。 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第一是单一化。目前司法行政信息工作都在办公室，这是对信息进行层级管理和科学管理的要求，因此，不能忽视或减轻各业务条线对信息工作的责任感。办公室在信息工作的组织、管理方面，应注意发挥各业务部门做好信息工作的优势。信息工作的内在规律客观要求其责任必须是多元的，工作必须是全员的。因为信息工作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渗透性和创新性。 第二是写法不清。常见的问题是将信息写法等同于新闻消息的写法。司法行政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政法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工作信息属于政务信息，在写法上虽然具有新闻消息的某些特征，但二者毕竟有着严格的区分。一是服务对象不同。二是传递载体不同。三是使用的价值不同。 三、司法行政信息的主要内容 司法行政信息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司法行政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工作动态与理论探索，也有推进地方法治化进程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活动，还有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的各项工作与建议。正确认识司法行政各类信息，是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重要前提。 司法行政信息从用途上大致可分为上报信息、交流信息、提示信息。上报信息是指为上级领导和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作出决策服务的信息。交流信息主要是指一定层级下的司法行政各单位进行工作情况沟通，为各单位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服务的信息。提示信息则是指信息制作机关对下属单位的工作要求和希望。 笔者认为，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必须在充分认识信息工作意义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加强工作组织程度、提高信息服务水平、促进信息成果转化“三项措施”。 （一）落实措施，在加强信息工作组织程度上做文章。做好信息工作的关键在于组织、制度、技术等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一是健全组织网络，提高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司法行政信息发生在司法行政领导工作、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各个层面，有机地存在于司法行政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只有建立健全信息工作的层级管理机构和信息员队伍，形成严密的信息工作组织网络，才能及时捕捉和采编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二是强化激励机制，提高信息工作的主动性。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决定了信息工作的全员性。因此，必须强化激励机制，变一般要求为刚性任务。要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把年度信息工作的目标量化分解到机关处室和基层单位及信息直报点，纳入目标考核和评先条件，实行信息工作计分考核，落实定期通报和年终表彰等措施，做到单位有指村，个人有任务。同时，认真执行上级关于紧急信息限时报送的有关规定，对漏报、迟报、瞒报重大信息的单位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三是运用现代技术，提高信息工作的时效性。信息对时效有着特殊的要求，丧失时效往往导致信息价值的减少甚至灭失。做好信 息工作除信息工作人员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外，还需要较强的技术支撑。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单位应注意加大对现代办公设施的投入，重视加强网络建设。信息工作人员也要注意学习现代化办公知识和技能，运用现代办公设备，提高工作效率。 （二）提高素质，在提高信息质量上下功夫。信息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和业务性都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求信息工作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和良好的知识素养。不断提高信息工作人员基本素质，是做好信息工作的重要基础。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素质，除有关部门要加强培训和业务指导外，信息工作人员自身应加强学习和锻炼。一要有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现时代党的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不断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同时还要加强法律、金融、科技、文化等知识以及信息作业务的学习，努力扩大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二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把握好信息工作的服务方向，立足本职，胸怀全局，切实提高信息工作的服务质量。三要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从事信息工作的同志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高效的原则，认真采集、筛选和编辑信息，切实把好信息报送关，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四要有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信息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单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特别处理一些反映司法行政全面工作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信息，要从大局着想，齐心协力，确保及时、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上报。 （三）深度开发，在实现信息滚动增值上求实效。信息的作用在于运用，信息的价值在于开发。对静态的信息成果进行动态开发，促进信息成果转化，实现信息滚动增值，是信息工作服从并服务于中心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是注意对策研究，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决策成果。从本质上说，信息是为决策服务的，但由于信息工作属于机关工作，而决策属于领导行为，信息成果并不能自然地成为决策成果。促进信息果转化为决策成果，是信息工作的最高目标。机关工作人员应针对信息成果中的问题和建议，联系司法行政工作实际，进行研究和论证，协助领导制定决策预案。 二是重视信息调研，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理论成果。信息是实践的结晶，在提出问题和反映做法中，蕴含丰富的理论成份。由于时效的要求和篇幅的局限，信息往往只从某个侧面对工作进行浓缩化反映。机关工作人员获取信息成果后，应结合业务工作开展深度调研，进行一番“拓广度”和“掘深度”的理性思考，使信息成果中的理论成份更加完整和系统，形成理论成果，融入司法行政重要文稿，实现信息成果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增值。 三是搞好信息指导，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信息源于实践，还必须回过头来指导实践。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单位要重视运用信息成果指导工作，通过信息来落实完善有关工作计划和措施，形成工作与信息的良性互动，促进司法行政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行政论文:烟草行政执法技巧探析 烟草专卖稽查人员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处理得当，矛盾得以缓和、化解，处理不当，矛盾有可能激化而向相反方面转化。因此，执法中要尽可能运用技巧取得管理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使执法过程平稳有序，取得成效。管理相对人一般可分为积极配合型、中间型、消极抵触型三种，后两种类型的人占大多数。执法中，即使是性质、情况类似的案件，同样的处罚对象，但如果我们不同的执法者，以不同语气态度及措辞，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效果往往是不一样的，社会上的群众反响也不一样，因此讲究执法技巧已是稽查队伍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形象展示技巧烟草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各种形式来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减少管理相对人的心理对抗，缩短管理过程，从而使执法工作顺利地开展。 1、外观形象展示。经过适当的打造、修饰和包装，并赋予一定内涵，使相对人透过这种“形象展示”，感受到法律的尊严。 2、内在形象展示。这是烟草执法形象的灵魂。在执法过程中充分体现出的烟草专卖执法人员的内在素养，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科技业务素质。同时又要体现出大局意识，集体主义思想和奉献精神，同事间的互助精神及忠于职守、文明礼貌等执法形象。 二、规范文明的语言技巧 俗语说：一句话说得好惹人笑，说得不好惹人跳，在烟草执法中语言特别有讲究，不同的话在不同的情况与状态下对不同的人讲，有时就象催化剂一样，会促使矛盾向不同的方向转化。 1、规范管理，文明用语 烟草执法是烟草行政管理机关以国家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并通过执法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本质，执法人员一言一行要文明有礼貌，严肃而庄重，说话有分寸，不能说脏话、粗话。作为受处罚者，在一般情况下，其心态是抵触的。当管理相对人内心感受到执法人员对其人格的尊重时，会唤起其理性的思考，促使其抵触情绪的弱化，乃至消除。 2、法律意识，规范用语 在执法过程中，我们用语言体现法律意识，也是宣传法律法规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任何被处罚者，都要始终保持法律意识，用规范的语言，对管理相对人讲清楚其需要提供的有关证据，交待清楚其违法事实和违反法律法规的条款，本机关处理、处罚的决定情况等。 3、简明扼要，通俗用语 案件查处的过程，也是我们使管理相对人顺利完成从“接受?邛认同?邛自觉守法”的过程。因此办案中我们用通俗而便于沟通的语言把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大道理简约成老百姓容易接受的通俗用语，传递给我们的管理相对人，使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管理相对人的内心守法需求，使他们迫切地感受到我要学法，我要守法，从而变成自觉的行动，从根本上保证烟草专卖及其相关法规的实施。 三、环环相扣的询问技巧 询问在执法办案中十分重要，询问得当，可使扑朔迷离的案情陡然真相大白，询问得不好，会使并不复杂的案情突然断链，结果造成案件的流失。 1、询问中平等待人、平常心待人 管理相对人既是我们的管理对象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规范他们的经营行为，为他们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驾护航是我们的职责。就公民权利而言都是平等的，在执法中平等相待是管理相对人很敏感的问题，如果我们自认为高高在上，以审问的口气来询问，结果常会招致管理相对人反感，反使我们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 2、询问中始终把握好案件主题 为确保立案和案件质量，询问中要紧紧把握住案件主题进行，提问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执法程序，层次清楚，观点鲜明，要求管理相对人回答明确，如对方回答偏离主题要及时巧妙地加以点拨与引导。 3、询问中增强与管理相对人的相容性与亲和力 诚恳真挚，认真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让他们把话讲完，弄清事实真相，理顺案情中的各种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心平气和地指出存在的问题，使对方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 4、询问中灵活机动的形式 一件事百样做，一句话百样说，紧紧抓住主线条，针对不同的案件案情，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根据对方的个性特点，思想情绪，精神状态等采取不同的询问形式。同时打消当事人不必要的警觉与防备，使其讲出真话实情。 四、刚柔相济的进退技巧 执法办案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需要执法人员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因地制宜。有时案情不易一次弄清，不必强行，尽可能做好现有证据的取证工作，进行“冷处理”，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原因，以利有针对性地再战；对一些不太复杂的案件，如在对销售假冒卷烟窝点的查处时，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把量大影响大、有利于立案的证据取实；而对一些量小，既耗人力又费时间的无关紧要，可取而又不可取的无举足轻重的证据可以适当地“放”，一来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二来有利于矛盾的缓解，三来避免时间拖延过久，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因为在某些执法活动中时效性尤其重要；但如遇有不明群众围攻，一触即发，有可能引起一定负面社会影响的案情时，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处理能力，沉着、冷静应对，注意防止矛盾激化，不能意气用事地“以牙还牙”，此时可以考虑暂缓，这种“缓”不意味着退缩，更不是害怕，而是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明智之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法中要把握住分寸，掌握能伸能曲的技巧，进退自如地依法行政，以维护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威严和执法人员的尊严，同时也为我们自身营造宽松的执法空间。 行政论文:对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思考 摘要: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对行政管理结果的考察评估,促进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笔者在提出如何寻找行政管理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后,论述了经济学上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探讨了利用该方法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可行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成本收益;机制 行政管理工作是各类行政机构的一项经常性、主导性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看其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否认真、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努力为人民服务,是否降低了行政成本。具体内容包括,(1)是否依法依规办事。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办事,是否执行了内部行政管理制度。(2)是否完成计划。计划既是行政管理的指南,又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一种定约形式。定约的执行情况就成为评价行政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3)是否合理。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合理地、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条件,充分发挥了现有潜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理想的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效能越来越多地成为考量行政机构行政能力的指标,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缺位,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效能评估不及时,不能有效发现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低效问题,不能及时对管理方案进行纠正和完善;二是效能评估不到位,不能评估到行政管理中的每个环节。评估了面上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点。或者正相反,评估了个别点上的工作,忽视了整个面的工作。 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选择的不恰当,往往是由于不能选择成本一收益比最低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作用,就要提高行政机构科学决策的水平,就要设计更好的效能评估工作程序。以成本一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可以为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提供科学工具,有助于工作程序的科学化,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评估质量。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一是对不同行政管理领域及相应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能选择具有最高净收益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目标;二是对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的成本一收益比较,能选择行政管理成本最低、净收益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 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种计划方案,是预先做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经济学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其他社会科学也可运用它来分析人的行为。 行政管理行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既无排它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是供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物品。事实证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完全由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解决,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这就是行政机构行为的指向和价值。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效率是可行的,对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工作同样也可以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考察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行政机构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对象是庞大的社会成员,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分析所用的数据收集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是,不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进行有效地评估,就可能因为无效的行政管理行为导致的行政成本提高,资源浪费更是难以计算。相对来说,建立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不失为一项正确的选择。 三、建立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 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的制约因素很多,有政治问题,涉及价值冲突、权力冲突;有法律问题,涉及评估机制的法律框架;有技术问题,涉及评估的适用范围、分析方法、以及质量控制和结构设计;还有行政文化传统等等。 借鉴经济领域有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在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中引入有效评估机制要做以下工作。 1.制定法规,确立行政管理效能的有效评估制度。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必要内容,所以,此项工作要依法依规进行,需要相应的法规规范。 2.确定行政效能评估有效评估的适用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分析能力、资源有限性以及效率等,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确定行政效能评估中有效评估程序的适用范围,可集中在关键部门、关键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而增强行政管理有效评估的可信度和可用性,由点到面,不断摸索经验,稳步推进。 3.确定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责任,要具体落实到相应部门,明确职责、明确任务、明确方法。 4.使用统一、灵活的分析方法。对所有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事件都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可根据对可行性和成本分析的实际判断来确定。在选择分析方法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好的分析需要一定的专业判断,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也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 5.寻找有效的数据收集机制。数据收集是有效评估最困难的环节之一,有效的评估取决于有效的数据收集,有效的数据收集是做出正确评估的基础。数据收集的方法是:(1)直接征求公众意见,尤其是受行政管理行为影响的公众的意见,具体方法有公开问卷调查、接待来访、热线电话、网络收集等等,这种收集方法得到的数据要进行认真分析,去伪存真,要保证数据的真实;(2)相关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工作,相关研究机构也在做一定的数据收集,其中的部分数据是有价值的。 6.相关信息的公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分析、资料及其数据收集过程要公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总之,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不仅涉及复杂的制度设计、技术操作,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实践中,可区分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具有普遍性或者是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实验,从而找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而且较为稳妥的评估方法。 行政论文: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与具体行政 摘要：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是中国行政法上作为进入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而德国行政法上的行政处分概念曾经也承担这一“角色”。本文从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着手，在法规范的语境中，对两者之间的法律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优势理论来完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问题。文章认为，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 关键词：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 一、问题和方法 长期以来，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概念一直是德国行政法上的中心课题，[1]从纯粹学理的角度，行政处分因其“设权性”而被视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它是一个为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创设性”概念，即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以行政处分的存在为前提。基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德国学理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致力于对行政处分概念作扩张性的解释，以起到扩大人民诉权、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之目的。晚近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趋向于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在受案范围上确立了“一切非宪法性质之公法争议”的标准。相应地，行政处分在救济法上的功能也将悄然改变，即从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功能转换为决定诉讼种类等功能。[2] 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最终确立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该法亦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与德国行政法上传统的行政处分概念的地位十分相似，也是中国行政法上的“功能性”的概念。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未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3]，但通过对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奖惩、任免行为的排除，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作了扩大解释，从而使其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4]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努力旨在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尚未达致“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的效果（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均未纳入受案范围），但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德国法为师的一贯立场。 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司法审判经验的缺乏，中国的行政法学和司法实务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界一般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而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所谓法律效果，是指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5].依此推论，则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应当是不产生法律效果、不导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但学界同时又把诸如“行政主体或执法人员违法使用武力”[6]等对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视为行政事实行为，其间区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标准显然是模糊不清的，从而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涵盖范围的不确定；再如，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这一直接决定具体行政行为功能范围的问题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仍然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法官；[7]等等。这些问题使得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以至于有人主张废弃这一概念，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就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现状而言，保留一个作为进入诉讼程序“管道”的“功能性”概念仍然是必要的，受案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盲目地扩大受案范围将导致制度与社会政治环境相脱节，进而削弱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比较法有时能使我们超越比利牛斯山”[8]，德国学界和实务界为扩大受案范围对行政处分概念所作的一些列扩张性解释对于我们完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或许是大有裨益的。在法律方法的意义上，对某一法律概念的界定关键在于以法规范为基本语境、把握概念的结构性要素或基本法律特征，对之进行法解释学层面上的操作，[9]而不是着重于其定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内涵及外延。深谙法律学方法（Juristic Methode）的德国学者正是在这一路径上对行政处分概念进行了精致的锤炼。这一方法尤其值得中国学者效仿，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将法律学操作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导入哲学等非规范研究的方法，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10]从而使其研究结果缺乏可操作性。本文试图在一个法规范的语境中，以比较分析为基本思路，对行政处分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各项法律特征进行法解释学意义上的探讨，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优势理论完善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这一分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考过程。 二、行政处分概念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的比较分析 中国行政法上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创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法中行政处分概念的借鉴。[11]因此，两个概念的法律特征基本相同，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行政处分概念具有“行政机关所发”、“公法（行政法）案件”、“单方行为”、“外部行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和“个别案件”等法律特征。[12]除了“单方行为”这点以外，[13]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与行政处分大致雷同。对于这些法律特征的解释，决定着其功能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以及在救济程序中的可操作性程度。以下拟就两个概念的各项法律特征作一比较性的探讨。 1、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的行为 行政处分首先必须是行政机关所为之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则被认为是行政主体的行为（受行政主体委托的组织和个人也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行政主体）。中国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这一称谓盖受大陆法系行政主体概念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涵义却有所不同。大陆法系传统行政法学将行政主体等义于公法人[14]，是指在行政法上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及一定职权且 得设置机关，并藉此实现其行政上任务之组织体。行政主体的成立须有公法上的依据。但因公法人资格的取得非常不容易，随着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主体的涵义逐渐趋向于广义，即不以具有公法人地位为条件，凡公法上之独立组织体，有特定职权得设立机关以达成其任务者，均属行政主体。广义的行政主体概念包括国家、省、县、乡镇、不同层次的市，不具公法人地位的机关、学校或其它营造物等，私法人及自然人如依法获得公权力之授权，亦可成为行政主体。[15]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所设置的独立组织体，它可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代表行政主体对外行使该权力，其效果则归属该行政主体。简言之，行政机关乃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机关，它是行为主体而非权利、义务主体，它的行为效果均由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行政主体承担。由于行政主体范围的广泛，行政机关已不能与宪法分权制度下的行政权组织相等同。[16]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对行政机关的确认应从实质意义的行政观点出发，如立法机关对其内部职员作出任免时，法院从事律师登录等行政事务及对院内职员作出任免时，公立或私立学校在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惩学生、核发毕业或学业证书时，公法团体在行使法律授予的公权力时，乃至私人或私人团体在行使依法授予的公权力时，均被看作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17]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与广义的行政主体概念范围相吻合，这一理论极大地拓展了行政处分概念的范围，从而扩大了人民的诉权。 在中国的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不是法律概念，而是法学概念，系指依法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代表国家以自已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承受行为效果的组织。[18]与大陆法系行政主体概念不同的是，中国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既是行为主体，又是权利义务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实施并承担行为效果；行政主体只能是组织而不能是个人。行政主体由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来充任。当行政机关对外行使行政职权时，法律、法规授组织对外行使该职权时，即成为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理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在确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这一问题上，已采用部分实质行政的标准而非仅限于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对实质性标准的适用仍然是不彻底的，学界和实务界在认定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时往往从法律条文的形式上判断，而没有从实质行政标准着手。按照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相当一部分行使着实质意义行政权的组织（如垄断性的公用事业组织、某些执政党组织等）都不能被视为行政主体，其行为均不可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在中国行政法的初创和发展阶段，行政主体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解决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认定标准，但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而言，中国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行政主体仅仅从形式意义上被界定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此可以和行政诉讼的被告认定标准相衔接，但《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被告扩大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这是否意味着行政主体理论有必要进行修正？倘若行政诉讼的被告范围在司法实务中不断地扩大，行政主体概念是否要随之进行无休止地修正？这反映了中国的行政主体概念过于依附于司法实务的功能而缺乏理论厚度。从长远来说，行政主体理论应当吸收大陆法系的实质行政标准，塑造自身的理论品格。 2、公法（行政法）上的行为 在大陆法系，公法通常仅指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机关所为宪法或国际法上的行为，大多为统治行为，不属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因此，行政法是国内公法。确定行政处分的范围，首先要对公法与私法进行划分。这个问题向来是在陆法系行政法学中的重要课题，就行政法而言，其重要的功能在于法律救济途径的规范之上，即公法争议须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救济。[19]因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已不仅仅是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涉及行政处分概念在行政诉讼中的涵盖范围和可操作性程度。 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是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但公私法的划分标准并无统一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利益理论和服从理论两种[20].前者依法律所要保障规范的利益是公益或是私益来区分公法及私法；后者以法律所规范对象的平等性与否来区别公私法。近来流行的“修正主体说”和“综合说”，其理论基础为修正服从理论，该理论认定实质意义上的权力服从关系为公法（行政法）关系，[21]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行政处分作为公法上的行为，具有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处分，必须以行为的性质为基准。凡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而行为对象处于权力服从关系的地位，则不论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或私人，则该行为是行政处分，这也正是行政处分的实施者既可能是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也可能是法院、立法机关、营造物、私人等的原因。 第二，以行为性质作为确定行政处分的基准，从而将某些独占经营事业与营造物利用关系纳入公法关系，行政处分概念的涵盖的范围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如，德国、台湾和日本将邮政业务、电信业务视为公法关系，理由是，邮政、电信等为国家独占经营之事业，人民除此别无选择余地，其利用关系具有强制性，且利用方法与价格完全由行政主体单方决定，使用人必须遵守；为了业务的推行，法律还赋予邮政、电信部门以公权力，因此，邮政、电信的利用关系应视为公法关系，其利用许可应看作行政处分。[22] 第三，“统治行为”向来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所排除，如总统任免大法官、紧急命令或处分、授予荣典、行使特赦等，但德国近来倾向于承认总统的特赦乃至授与或撤销荣典的行为是行政处分，理由是这类行为仍受法律的拘束，尤其不能耐抵触平等与比例原则，自然成为为司法审查对象。 总之，在公、私法划分问题上，实质上标准的确立，极大地扩张了公法的调整范围和行政处分概念的范围。 中国正统的法学理论并不主张公、私法的划分，但对行政法律关系与其它部门法法律关系（尤其是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区分，仍然是中国的行政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行政法的通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以行政职权的存在为前提，强调它的公权力性质，综观各种学术观点及行政立法的规定，中国行政法对行政法律关系的定位采取的是一种“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相统一”[23]的标准。一方面在论及行政法与民法的区别时，强调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力性、命令性和关系双方的不平等性”，[24]“不管主体是谁，只要是国家的事务管理或社会的公共管理，均属行政”，[25]这与大陆法系的权力服从理论相似；但另一方面，行政职权的承担者行政主体又仅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从而将大量行使着实质意义 上行政权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党组织的行为排除在行政法的范围之外。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小于大陆法系行政法，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上的行为其适用范围也十分有限。中国行政法应在目前的宪政体制和制度环境中，尽量采用实质行政的标准。扩大调整范围从而扩张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及司法审查的范围。 3、外部行为 将行政行为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是德国行政法的一贯做法。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是指不发生外部效力的行政内部活动，如机关内部的职责分配、人员配置、公文流程等事项，以及行政内部的意见交换、请示与指示监督等。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相对人不得提起行政争讼。所谓外部行政行为，系指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行政命令或作成行政处分，对相对人发生一定效力的活动。行政处分是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属外部行政行为。如何划分外部行政行为与内部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到行政处分概念范围的大小。 在德国，内部行政关系与外部行政关系的区别，一直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交织在一起。传统理论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一般权力关系”是指行政机关基于公权力的作用，对其所管辖的相对人行使管理的关系，例如警察权与征税权等。而“特别权力关系”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基于特别法律原因，在一定范围内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面相对人负有服从义务者。[26]“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包括：（1）公法上的勤务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公务员的关系，部队与军人的关系等；（2）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如学校与其学生的关系、监狱与其犯人的关系；（3）公法上特别监督关系，国家与公共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与特许企业等之间的关系。[27]“特别权力关系”因与机关内的指示有密切关系，因而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传统理论将“特别权力关系”定位为“力”的关系而非“法”的关系，即特别权力人对行政相对人享有概括的下命权，相对人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有关相对人不得提起争讼，因此，特别权力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处置均不适用行政处分。二战以后民主、人权理念的盛行，要求法律大幅度、广泛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遭到广泛的批判。70年代，德国行政法彻底扬弃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目前的通说认为，只要相关的措施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基础权利，足以影响个人地位，即视为行政处分允许提起争讼。“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改弦更张，大规模地缩小了内部行政行为范围。行政处分概念的“外部性”特征，逐渐失去了原先的重要意义，判断一个行政活动是否行政处分，以具体个案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有无规制为准。换言之，行政活动是否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是中国学者研究行政行为时常用的一种分类。内部行为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对隶属于自身的组织、人员和财物的一种管理；[28]外部行为亦称为公共行政行为，它是行政主体对“社会行政事物的一种法律管理”。[29]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与行政主体是否有行政隶属关系以及行为的效力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发生对内效力的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对内部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构成侵害，亦不构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理由。中国行政法尽管没有提出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亦将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任免、惩处行为划入内部行政的范围，免受司法审查。而部队与军人、监狱与受刑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未纳入中国行政法的调整研究范围之内。在这一方面，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在中国，“许多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并不在行政诉讼范围内，例如公务员与其所属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军人与其所属部队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行政法中所用的‘具体行政行为’如今支配中国行政法的实践”。[30] 如今，这一局面正逐步得以改变，1998年发生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案”似乎是一个转折点，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的规定，认定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受法律、法规授权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从而将此案适用《行政诉讼法》予在解决。此案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纳入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之内。[31]此后，发生了一系列学生起诉高等学校的案件，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案”等。 与德国法目前的状况相比，中国的内部行政行为之范围显得过于宽泛。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的划分，本来是基于权力分立和保持行政效能的考虑，使内部行政免受司法审查从而让行政权保有一定弹性、不受过份拘束。但过于强调这一点则有牺牲人权保护之嫌。在受案范围的确定上，不应过于强调具体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特征，大陆法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显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单方行为（或包括双方行为） 行政处分必须是行政机关的单方行为，这个特征使它与现代行政另一活动方式行政契约相区别。区别行政处分与行政契约的关键在于：前者仅由行政机关单方意思即可产生法律效果，毋须相对人的同意亦可生效；后者由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的合致才能成立。 但某些行政处分的作出，须相对人事先申请或事后同意（受领）或既须事先申请又须事后同意，这类行为被称为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它们在程序、规范内容及效力上，与行政契约颇有相似之处，容易使人混淆。德国法的理论认为，区分行政契约和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的标准主要在于考虑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是行政契约中的要约或是行政处分的意思，从客观上对这个意思表示加以评断。[32]在实务上，一般以行为最后形成的书面文件是由行政机关单方签署或由双方共同签署而定，即凡是仅有行政机关单方签署的，即推定为须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推定为行政契约。在中国的行政法中，“相对人参与”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依申请的行为”，如 行政许可。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出规定时，并未将双方行政行为排除，这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涵义所作的扩张性解释，从而使得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与行政处分概念发生了区别：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双方行为，而行政处分仅指单方行为；中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囊括了行政契约的广义的概念。 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政主体）所为公法上的就具体事件、针对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为。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这两项特征使行政处分概念与行政命令[33]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与抽象行政行为概念相区别，在行政诉讼实务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层面上说，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是行政处分与具体行政行为共同的特征，但就该特征而设置的技术性操作规则而言，两者之间的完善程度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行政处分概念形成了一套与行政命令相区别的、极具操作性的技术性规则。 一般来说，行政处分是规制个别事件的行政行为，这个特征构成了行政处分与行政命令的重要区别。行政活动的对象为不确定的多数人，其内容是一般（抽象）性规范的，是行政命令；若行政行为的对象为确定人，其内容是具体的事实关系，则此行政活动是典型的行政处分。从上述两者之间的基本特征的差异延伸，还能得出另一区别标准，即效力是否具有持续性：行政命令可反复适用，而行政处分通常只能一次完成。但这只不过是行政命令、行政处分的原型，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使得它们在具体个案中并不常常以这种典型的面目出现。德国的理论及实证法皆已承认行政处分的一项“变体”，即“一般处分”概念。“一般处分”又分为“与人有关的一般处分”和“物的一般处分”。前者是指相对人为确定或可确定之多数人，作为处分内容的事实关系具体而明确的行政处分。[34]如“警察下命某街道在固定时间内禁止通行”，在这个命令中，事件是具体、明确的，所针对的人似乎是不特定的，但在“固定时间内”行经特定街道的人实际上是可确定的；再如警察用于指挥交通的红绿灯装置所作的命令，红灯亮意味着禁止通行（事件具体），受红灯管制的相对人似乎是不特定的，但实际上受某一特定的红灯信号所约束的相对人是可确定的；后者是指内容具体，但所针对的人不确定的处分，如将某一建筑列入古迹保护、开放公共设施供公众使用等。“物的一般处分”被视为行政命令不得提起行政争讼；而“与人有关的一般处分”则相反。确立“一般处分”概念的意义在于，在介于典型的行政处分、行政命令之间难于区分的中间状态中，将事件具体相对人似乎不特定，但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可确定的个案划入行政处分的范围，从而扩大了司法救济的对象。依据事件是否具体、相对人是否确定两项标准对行政处分、行政命令所作之区别可用下列关系说明： 第一，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行政处分。 第二，事件具体、相对人不确定（不特定多数对象）。这种情况属行政命令（包括物的一般处分），如某市政府下命在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事件具体明确（禁放烟花爆竹），但针对之相对人无法确定。 第三，事件具体相对人不特定，但在一定期间内可确定（依一般性标识可确定）。此种情况是“与人一般处分”，可提起行政争讼。如市政府下命在元旦期间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由于受“元旦”这一特定期间的限制，相对人是可确定的。 第四，事件不具体（抽象），相对人确定。此种情况亦属行政处分。如行政机关对一个工厂颁布的处分，命令该厂对一切妨害环境卫生的事项，如废气、废水、噪音都负有排除之义务。 第五，事件不具体（抽象），相对人亦不确定（不特定的多数人），这是典型的行政命令。 随着“一般处分”概念及其相关规则逐渐形成，[35]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已不再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命令的难以辩识所困扰。 在中国的行政法中，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实务界。《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学理界对此问题虽有研讨，[36]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为：以“能否反复适用”为标准区分两者，或者外加“是否有溯及力”、“行为适用的次数”等标准作综合判断。但仍未解决如何确定相对人这一技术性难题。一些学者则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对“具体”与“抽象”的分类方法进行批评与否定。 笔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是一个法律学操作方法（Juristic Methode）意义上的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规范法学所能承载的范围，中国学者与其苦苦地“自寻出路”，倒不如直接引进德国法上较为成熟的规则和标准。 6、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就是对相对人权利与义务产生规制的行为。这一特征使其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理论基础已从最初的源自民法的“效果意思表示说”演变成现今通行之“客观意思说”。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只以该行为是否直接发生法律效果，是否对行政相对的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拘束（规制）为断，而不管该法律效果是依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还是依法律规定而生。“客观意思说”扩张了行政法律行为的涵盖范围。与此相应，行政事实行为应该界定为对相对人不直接产生拘束（法律效果）的行为。 这个标准已使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了根本的区别。问题在于，学者们对这个标准的游离不定，时而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法效意思说”来诠释行政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时而又回归到这个标准上来，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37] 三、结语：重置行政诉讼“功能性概念” 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涵盖范围及其可操作性完全取决于对其法律特征的诠释，德国行政法上成熟的行政处分理论可以为解决具体行政行为概念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借鉴。需要明确的是，这两个概念完全是为适应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性概念”，在其扩张解释（为了扩大受案范围）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学理的要求产生冲突，如，由于受到经典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影响，学者总是不自觉地用民法上的“法效意思说”来理解具体行政行为，[38]从而导致学理与实践的冲突。 笔者认为，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其实，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用“行政行为”这一称谓取代具体行政行为已隐含了这种倾向，但在《行政诉讼法》作出相关的修改以前，我们尚不能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称谓已寿终正寝。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进行重新命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 “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象德国那样进入“任何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争议均可诉讼”的阶段。因此，本文的分析对于完善中国行政诉讼的“通道”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笔者建议，中国行政法不妨用“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的称呼取代“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名称。“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隐含有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处置、规制之意，实属适宜之称谓。 行政论文: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关系及协调 摘要: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是大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明确界定了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概念,对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归纳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现状。在明确了两者的关系之后,针对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协调两者关系的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及途径。 关键词:大学管理;学术管理;行政管理;协调途径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发言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随着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以及我国大学的扩招,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显得与时代环境越来越不相适应,这一现象值得关注6。 一、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辨证关系 学术管理是指对高等教育中学术性事务和活动的管理,大学的学术管理是指对高校内部学术性事务和活动的管理。学术管理是高校管理区别于其他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是高校管理的核心内容。大学行政管理,是指大学内部管理主体依据学校章程和某种民主程序及上级赋予的职权,运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对学校工作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地完成学校工作任务,实现预定目标的组织活动7。 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复杂,两者在功能上相互统一,相互支持,相互扶助,在实际运行中又相互交织,相互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存在差异。 (一)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统一于大学管理的整体,是大学管理系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整体目标。从系统的角度来讲,要保持系统的有效性,就必须优化系统内部组织结构设置和外部交换的畅通。在大学内部,通过大学行政管理来协调校、院、系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维持整个学校的正常运转,同时又要协调好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如教育经费问题、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资源配置等。换言之,大学行政系统是大学系统良性运转的保证体系和支撑平台。与此同时,一所大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表现在学校不断追求新的学术目标,探索新的科学发展途径和技术方法,并且通过努力在学术上保持先进水平,这是高校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大学学术管理的作用在于规划发展方向,选择发展战略,激励学校创新,使学校达到一个更高级的状态,正是大学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 (二)学术是大学理念的精髓,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提供支持与服务 学术管理的目的在于求得学科发展,创造学术自由的氛围,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大学学术管理必须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必须遵循高等学校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学术事务的管理是由相关学科的专家权威来完成的,他们用所拥有的知识和人格力量来影响他人。大学学术管理的重心在基层,由此形成的管理信息交流关系往往是横向的。这一点,与纵向以信息交流为主的行政管理结构有很大差别。激励学术系统有序和高效的运行是提升学科水平和推动学校发展的关键。以学术管理为主的大学管理结构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法和意大利等国,以及日本的一些国立大学。 学术的发展事关大学的成败兴衰。立足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努力追求学术声誉己明显成为当代大学进行学校规划、运行、管理和评价的重要内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每年一度的最佳大学排行榜的评估指标中,“学术声誉”一项占总分分配的25%,足可见美国对大学学术的重视程度。大学处于整个学校教育体系的最上层,历来被称为传承、批判和探索高深学问的殿堂。大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应该是学术,高水平的大学更不能例外。对此蔡元培先生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授课,造就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也为研究学术之机关”。朱九思先生在谈及他的大学观时也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没有学术,大学就失去了灵魂8。 我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英、法、日、俄等国家着名大学深入研究后,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的主要特征:人才培养出类拔萃;学科建设领先;师资队伍学术造诣深厚;科研成果新;办学层次高;面向世界;经费充足。不难发现,这些特征的“焦点”集中在“学术”上。因为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是探求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场所。大学区别于其他性质学校的标志是学术,而学术的成败得失则在于学术管理9。 大学学术管理是学校管理的中心,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提供支持与服务,如果行政管理偏离了这个中心,出现行政管理“越位”,进而导致学校泛行政化,那么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也就不存在了,大学也将不是大学。 (三)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相互交叉,学术管理的效能依赖于行政管理是否高效 学术目标与政策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经过逐级论证和协商,最终集中在学校得出整体的学术管理的计划方案。然而,对学术管理的目标决策的认可,表现为将这一学术发展 目标列入学校的总体目标并予以实施,其实施过程即纳入了行政管理系统。于是,学术管理的某些因素和过程就转化为行政管理。人们判断学术管理决策是否正确,还必须看这一决策下的学科发展实际情况如何。显然,这一点又要受决策实施过程的影响。可见,行政系统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学术管理的实效。此外,从行政管理角度制定的政策对学科发展会产生影响来看,大学的行政管理是着眼于完成大学的社会职能和提高办学效益。 (四)行政系统是大学管理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织体系 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使大学充分发挥作为教育和科研机构的作用,提高办学效益。行政管理首先必须对学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和分配,以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转。行政管理主要执行上级的批示,权力结构由上而下逐级进行。大学行政系统运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是实现学校整体目标的基本要求。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高校知识创新和自身发展壮大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涉及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等各个方面。如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握学校建设发展方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有限的人、财、物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这就要求行政管理工作发挥支柱作用,运用管理的手段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协调、控制和监督。优化的管理能充分发挥各行政部门的职能,会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协调的运作起来,从而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二者缺一不可。 二、当前我国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学管理体制过分强调行政权力的作用,忽视或削弱了学术管理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学校的内涵发展。 (一)大学学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的事业单位性质、行政职能不断得到强化,而学术机构的性质日趋减弱,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大学管理上主要沿袭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大学的渗透,严格套用行政管理的科层化模式。导致了大学的核心职能——教学科研被涂上了严重的行政色彩,学术管理显现了严重的行政化倾向。 在学术管理上,相应的管理机构总是沿袭“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校部职能部门在学术发展方向、人员编制、课程编制、科研课题等学术问题上有较大的决定权,而最熟悉本院系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机构和广大教师没有发言权,只是处在一种执行命令的被管理地位。 高校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决定了教授治校及教授参与学术管理的必要性。教授更大程度上进入行政管理有利于倡导“学术自由”的氛围,提高管理的效率。但是由于目前高校教授介入管理活动有限,权力过于向上集中,形成倒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常常感到被行政权力所左右,影响基层创造性的发挥,也影响了大学学术创新所要求的组织柔性化、灵活性。 (二)大学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本是知识、信息、人才荟萃的地方,其中不乏行政管理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但实际上,大学行政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决策缺乏民主等,导致整个管理水平不高。 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大部分高校形成了一种以党政管理为核心的运行模式,使大学与政府机关一样,习惯于以行政管理模式来建立组织架构,大学的学术权力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权力所取代。例如职称评定基本上是由行政系统确定的,在课题审批、论着评奖等本应是学术管理的事务中也掺杂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并且行政权力的作用有时超过了学术权力的力量。正是由于行政权力起主导作用,并用效率化的行政衡量尺度来要求教学与科研工作,从而造成了学术研究人员不是着重学术力量,而是唯行政权力是瞻,导致了学术的急功近利、泡沫化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欺骗。 同时,在行政管理系统中,存在行政管理职责不明、行政管理关系不清、政策法规不配套,如长期以来,由于观念的陈旧,对行政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失误;管理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如目前我国培养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院校很少,现有的管理人员大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现代管理的知识贫乏,往往办事主观臆断,只是凭经验办事。 三、协调两种管理关系,提高我国大学管理效能的途径建议 完善大学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协调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之对高校改革和发展发挥最大的功效。针对我国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协调途径: (一)淡化行政权力,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 行政干预权力太大,导致了官员的“寻租”行为,如大量的政府官员通过非正常途径去读学位,而大学的领导和教授也乐于接受他们,因为他们通过行政干预可给学校和教授本人带来实际利益。大学行政化改革,要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大学和政府的委托关系。需要制定有关立法,确定国立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路、目标。从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开始,通过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实行校长遴选制度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使部属高校成为首先落实自主权、自主办学的高等学校。 (二)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和机构在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 大学行政化,严重地挤压了平等自由的学术论辩空间。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大学,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不可混一。大学泛行政化,使学校处于严密的行政体系之下,那么,教学科研人员本该自由平等的学术论争首先就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这和自由平等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在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领导与负责、集体与个人、分工与合作等方面的关系。党委会作为大学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应该吸收相当比例的党员、教授和学术人员参加,使学术人员在党委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和机构在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在体制上为学术权力参与管理定位,不能让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只是提意见和建议,而是应该让他们参与到咨询、决策、审议、监督、保证等主要环节中去,淡化大学的权力意识,还大学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 (三)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实行民主遴选 校长应该是一所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两大系统共同的灵魂,校长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对一所大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目前在我国有的高校,校长作为大学的法人,其作用尚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如何在大学内部形成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和以教授为主的学术权力系统,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校长负有重要责任。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拥有现代的教育理念,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就要求大学的校长必须朝职业化方向转变。为此,有必要建立新型校长遴选机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校长任用要求选拔、任用校长。 (四)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提高学者专家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积极性,保证其权利的行使为了保证学术的改革发展,保证学术委员会站在学校整体大局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大学校长及主管学术事项的副校长,教务、科研、研究生教育等 业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各学院院长或系主任等,应当是当然的委员人选。所有委员都应具备这一条件,他们必须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有教授的头衔。但同样,为了发挥教授参与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积极性并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影响和专业智慧治理学校,同时防止学术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未担任行政职务且在学术上所建树的教授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必须合理增加。 (五)应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 目前,高等教育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将通过知识的创新更大地参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学术组织变化迅速,高等教育内部也在不断改革,学分制的全面实施,教学方式的现代化、网络化等等,使得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发生着十分重大的改变,过去比较稳定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受到重大的挑战。学术组织变迁的形势,使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注重整体战略规划与管理,为此有必要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包括战略发展方向、校长遴选、预算审批等决策。大学理事会组成成员可包括: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学生代表、社会贤达。 (六)优化行政管理机制,营造学术氛围,充分发挥基层教师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 营造尊重教师和学术的良好环境。大学是知识密集和人才云集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制定有利于调动他们创新积极性的机制,使管理系统为知识创新服务。在学术上要保障他们自由探索的权力和学术研究的条件,在决策时应尊重教师们的意愿。要通过整合科研力量、培育科研群体、开辟科研阵地、形成拳头成果等措施,不断提升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通过采取各种激励手段,激发大学教师自愿地将隐性知识如教学技巧、科研手段通过隐喻、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并通过以课题组、交叉学科团队等形式推动知识共享,让外部知识融入组织内部、个人知识上升为组织知识,从而不断增强大学的学术实力。 四、小结 在大学内部,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在功能上应是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在运行特点上又有一定差异甚至矛盾。两种管理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和分析对改革和优化大学管理框架、提高运行机制的效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更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