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研究:土地资源开发管理论文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切实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为了促使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将生态稳定、建设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坚决实施保护、巩固、发展的建设策略，加强水土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支持能力。控制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土地荒漠化，重点控制人类不合理利用资源的行为，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筹建设、协调发展，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效益最大化转变为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绿洲土地资源的综合效益最大化是维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及区域生态环境稳定性的保证， 一、首先要摒弃开发就是开荒的传统理念。 不论是解放以前或是解放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人口、粮食问题的压力下，兵团经历了多次大规模开荒的时期，农业的重点由南疆拓展到了北疆，耕地由山前平原延伸到沙漠边缘，大规模的林地、草地、湿地被改造成了耕地，历史的变迁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总认为兵团的开发就是开荒，就是扩大农业的规模，直到上个世纪末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后，一些政府部门立即提出大开荒的应对方略。继后中央相继提出了退耕还林还草和重视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后，才初步克服了开发就是开荒的传统理念，但远没有达到摒弃这一理念的境界，在考虑新疆兵团的发展思路时，总是念念不忘开荒，甚至还把开荒作为今后大开发的重点，把扩大农地规模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建设用地发展的研究则远未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这种传统观念必须尽快扭转。 二、对土地缺乏严格管理，土地浪费严重 尽管有了土地管理法，但由于执法力量不足，特别是从局部眼前利益出发开发利用土地，致使滥占滥用土地现象严重。对土地缺乏严格管理，土地浪费严重尽管有了土地管理法，但由于执法力量不足，特别是从局部眼前利益出发开发利用土地，致使滥占滥用土地现象严重。部分基建项目用地不报请批准或先用后报，宽打宽用，少征多用，早征晚用，多征少用，甚至征而不用。 三、土地退化是进行土地持续开发的起因，恢复则是进行土地持续开发的前提。 土地的退化和恢复是两个长期的过程，其机理更是需要长期的研究和探索。这项研究不仅对生态环境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今后必须加大投入，继续深化土地退化与恢复机理的研究。 1、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耕地的需求量会日益增多，解决耕地资源稀缺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开源”即加大对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和复垦；另一方面“节流”即节约和合理利用及保护耕地，提高土壤质量，提高耕地的产出水平。由于农业适宜和中度适宜的土地几乎都已被开垦用于种植业，其余土地的生态条件较差，因此应当弱化后备资源开发，重视对已利用地的挖潜整理。 2、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实现质和量的统一。切实保护耕地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增强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效力，制定耕地保护的专项规划，严格执行用途管制；加强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明晰耕地产权，建立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土地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调整土地利用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对土地管理部门的监管，防止因利益驱动而多占、乱占耕地；建立耕地变化的动态监测系统。 四、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对策 1、要加强教育和宣传，使各级领导和大众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充分认识到破坏自然、掠夺自然，就是破坏自己、掠夺自己；要关注人，也要关注自然；要满足人的需要，也要维护自然的平衡；要关注人类当前的利益，更要关注人类未来的利益。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逐，忽视生态效益，只求索取，不讲投入，掠夺式利用，将加剧地力退化和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到土地不仅是财富之母，更是民生之本。要积极转变粗放型经济的增长方式，用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2、科学合理地制定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土地年度计划管理，加强土地宏观调控。合理确定各类用地的规模、结构，使之与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关专业规划衔接。将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规划引导与成片开发，标准引导与保证质量作为结构调整的原则，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 3、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把规范土地市场秩序上升为法律行为，对任何破坏土地市场秩序的行为，都应当追究相应的责任，以提高违规成本。 4、严把用地审批关，坚决纠正、收回各种违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用地，对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全面落实建设用地备案和批后核查制度，建立土地利用信用评价机制。 5、完善供地政策和标准，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减少耕地占用的基础性作用。制定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推行单位土地面积投资强度、土地利用强度、投入产出率等指标控制制度。进一步细化各业用地标准，严格按标准供地。 6、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对策为：挖掘耕地资源潜力，加强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等级。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研究: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价值探析 摘要： 对土地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管理，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问题，使我国土地结构更加合理。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土地测绘属基础性工作，测绘成果直接关系到土地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是否科学。本文主要论述土地测绘和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及二者的联系，明确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提出具体实践及应用方法。 关键词： 土地测绘；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价值 0 引言 城市土地资源有限，与日益增多的人口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土地资源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与我国经济发展及人民日常生活水平具有直接相关性。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属核心技术，为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提供依托，使该项工作顺利执行的基础和保障。与此同时，其也为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信息基础。认真执行土地测绘工作，认识到其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价值，提升国土资源有效性。 1 土地测绘与土地资源开发管理 1.1 土地测绘 作为土地测量技术，其极为先进。通过对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GPS技术和GIS技术的合理利用，以完整的图像，对地面实际状况进行科学反映。该技术主要应用界面为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及工程建设，具体实施中，极为有效。作为常见性测量技术，它的发展速度比较快，使耕地信息采集、土地资源开发和城乡规划等各项工作更加便利。将该技术应用到土地管理工作中，便于各重难点问题的解决，其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 1.2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 该项工作主要是相关部门依据政府规定，使土地资源开发及利用过程更加科学、合理。该土地资源开发工作目的明确，能够对土地供求不足问题进行有效规避。应用正确的方式，开发土地资源，使其分配更加合理，确保城乡面积比例科学，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正是该工作的实施，提升了土地资源利用率，于社会及经济发展有利[1]。 2 土地测绘与土地资源开发管理联系 2.1 土地测绘技术为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工作执行初期，依据实际项目背景，进行工程选址，继而对该区域土壤特性和周边环境信息情况进行记录和分析，使下一工序实施更加便利。将土地测绘技术应用到上述工作实践中，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及资金浪费问题。该技术使土地资源管理更加便捷，为其提供帮助，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点内容[2]。 2.2 土地测绘为土地资源开发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较为复杂，涉及到诸多专业类目及内容。具体实施中，需要依据实际情况，采集耕地信息，并借助科学的方法测量工程用地，对相关违法用地信息进行收集，了解其实际情况。该项工作较为繁杂，实践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纰漏，对土地资源开发及管理工作产生严重阻碍，使土地资源开发管理难度增加。执行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时，对土地测绘技术进行针对性应用，能够使其实施更加简单、便利、有效。 3 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作用 3.1 提供可靠依据 土地规划管理过程中，涉及到公共设施、环境、资源、经济等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其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决策依据。因而，要加大对该类数据的重视度。具体实施中，要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提升测绘水平，确保数据获取更加真实、嗜罚从而对后期各信息进行准确判定。通常情况下，因测绘结果中包含的数据类目比较多。因而，测绘初期，要实施数据库构建，使数据应用更加有效。开展实际工作时，也要依据相关人口及地形情况，对其进行统一处理[3]。 3.2 节约投资 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应用过程复杂，涉及到的资金投入较大。为节约投资，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问题，需在具体实施中，对各项资金进行合理分配和应用。安排财务人员准确执行预算工作，实现预算控制。与此同时，也需要对实施方案进行准确制定。为使测绘结果更具精确性，可对土地情况进行全面呈现，使其更加详细，以具象化的信息对真实土地情况进行有效反映，以免测绘结果出现偏差。倘若在测绘工作中，精度不足，很容易对设计优化问题产生干扰，影响土地资源开发管理效果。 3.3 规范工程行为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中，涉及到的施工验收标准问题较多，需要将这些标准的实施和执行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基础上。基于上述内容考量，开展各项工作时，需要应用专业知识，对工程设计过程进行严格执行，使工程设计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为使这些工作实施过程更加顺利，需要确保前期测绘数据收集整理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将设计流程及顺序作为该工作实施过程中的重点考量内容[4]。 4 信息化测绘特征 4.1 信息的经济建设 当前，我国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科学技术，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使测绘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联系较为紧密。测绘技术更倾向于数字化、自动化和一体化等。未来信息化将会被贯穿于测绘工作中，而测绘人员综合素养也将不断提高，使该工作更具现代化特性。计算机技术为测绘工作性能及水平的提升提供前提和保障。 4.2 信息服务社会化 改变以往土地测绘方式，在测绘系统内部对该体系进行全面应用，并将其辐射到其他各领域。信息的社会化服务，讲求的是完整性，而不是仅限于某单一领域的使用。通过该种方式，使信息服务发展更加全面。 5 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应用 5.1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前期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初期，涉及到的内容较多，该时期工作较为重要，直接影响到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效果。该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明确工程施工地址，完成场址选之后，对该区域地理、生态和气候环境等具备明确认知，并收集相关信息和资料等。因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前期，任务量多，在该过程中，应用土地测绘技术，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人员及物质消耗，提高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质量及效率。因而，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中，该技术不可或缺。 5.2 农村集体土地开发管理中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 集体开发管理工作，任务量重，实施难度大。因农村集体土地缺乏法律效应，相关地籍资料不足，很容易产生土地纠纷。将土地测绘应用到农村集体土地开发管理中，能够使测量数据更具法律效应。土地具体使用过程中，资产在归属权上也会发生变化。通过应用土地测绘技术，能够对土地资源信息进行准确掌握，并用正射影像技术，对其实施准确定位，使其勘测过程和土地位置划定更加科学、合理。土地开发管理部门在测绘技术应用过程中，对影像技术和数字正摄像技术等进行同步应用，对违规占地行为具备清晰的认知和了解，明确掌握土地占地状况，并告知监督部门对土地非法占用情况进行从严处理，提升土地规划工作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5]。 5.3 资源检测和调查中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 我国国土辽阔，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国土资源调查和测试专业性强，难度大，集体土地管理中，需要考量的相关内容和指标有集体土地等级及征集、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开发工作。为满足上述要求，土地测绘工作实施中，强调技术分辨能力，为各数据收集提供便利。当前，我国信息技术处于高速发展状态，遥感技术也被用以土地测绘中，很多高分辨技术的使用，将土地测绘在国土资源调查及管理中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与此同时，需要筛查土地，提升该技术应用价值，使土地资源开发及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实现工作效率提升。 5.4 土地资源开发监管中土地测绘的应用 违法用地情况普遍，严重干扰了城乡规划建设，使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美观度大打折扣。因而，需要应用正确的方式，对土地资源实施监管，以法律手段，对违法占地情况进行有效约束。倘若仅通过地面实施土地O控，很容易出现遗漏情况。为使土地资源监控中更具全面性，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必不可少。具体实施方法是采用卫星影像对违法占地面积和地点等进行准确记录，得出详细信息后，用以后期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土地测绘因其技术优势，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过程中极具适用性，有助于实现土地监管工作目标，将其效用发挥到最大[6]。 5.5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中土地测绘的应用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信息系统涉及到土地管理、使用、耕地等诸多系统类目。该系统中包括很多土地信息。早些年，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系统中，数据的获取多以仪器测量为主。测量工作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受环境或记录过程影响，使测量数据出现偏差，导致土地资源应用及分配缺乏合理性。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开始逐渐应用测绘技术。其主要借助先进的科学设备，使数据采集过程更加可靠，而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相关信息也更具实用性。因而，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对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极为有利，使其更加简便。 5.6 土地规划审批中测绘技术的应用 土地开发管理部门执行土地规划审批工作时，需要进行土地测绘。对比土地规划图，可有效调整土地使用方案，使其开发和利用过程更加科学、合理。土地测绘能够对土地规划工作进行有效判定，极具实施价值。开展该项工作，能够对土地综合应用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依据实际状况，对土地规划方案进行科学调整，使其应用过程更加综合，并保障土地环境的可持续性。构建土地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并在具体实施中加以应用，有助于土地资料库数据和地籍管理等更新。而全球定位系统，也使土地采集工作更加精确，提供可靠信息，使土地监督管理工作顺利执行，并增加登记和评价功能，使数据支撑更加饱满[7]。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中，应用土地测绘技术极为有效。社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土地供求矛盾日趋复杂和严重。相关人员要对土地测绘与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具备清晰的认知，明确二者间的联系，了解信息化测绘特征，实施土地测绘技术更新，依据具体测绘标准，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中，严格执行土地测绘工作，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应用，减少不必要的土地浪费问题，实现预期工程目标。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研究: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S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人口日益增长，导致了土地的稀缺，居民人均占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紧张。因此，为了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应当采取现先进的测绘技术，获得较为详细的土地资料，为制定开发规划提供必要的依据，提高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效率。本文在对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与土地策划加以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实际应用，最后举出了相应的应用案例。 关键词：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土地策划；测绘技术 0 引言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对于缓解我国人地矛盾、促进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土地测绘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重要技术，能为土地的利用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以改善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效率。因此，需要重视土地测绘技术的改进与应用。 1 关于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与土地测绘的概述 1.1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 主要是指相关部门根据现有的政策，通过对城乡土地资源的规划、开发、利用等方式来缓解人地矛盾，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土地资源。因此，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基本工作就是对土地资源进行规划与分配，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满足城乡居民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 1.2 土地测绘 土地测绘是一种关于土地测量的先进技术，其中集合了计算机技术、电子通信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以图像的方式将所测量到的土地信息反应出来，具有精确性与客观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与土木工程建造等领域，对于土地信息获取、城乡土地规划开发等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解决一些单靠人工测量难以完成的任务，保证了测量数据的完整性。[2] 2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与土地测绘的关系分析 2.1 土地测绘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方案与规划制定的前提 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需要对目标土地的地形、范围、地籍等有明确的了解，并以此作为开发管理的重要依据。而要获得这些数据，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测绘技术，通过实地测绘来获取准确的数据，从而为土地资源开发管理方案与规划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以推动后续环节的开展。因此，可以说土地测绘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前提与基础。 2.2 土地测绘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技术支撑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土地数据获取的效率。如果没有测绘技术作为支撑，那么不但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人工测绘，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影响测绘效率，同时在数据结果方面也不具备较强的准确性。因此，土地测绘技术为土地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大幅度改善了数据获取的准确性与高效性。 2.3 土地测绘是推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各环节开展的基础 无论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方案制定，还是规划的审批，或者是土地信息监管环节，都会应用到大量的土地测绘数据，以此来作为重要的依据。如果在其中某一环节中的土地测绘数据出现了问题，就会导致后续环节无法有序开展。 3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 3.1 前期工作中的土地测绘技术 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需要做好前期工作，为后续环节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对目标土地进行测绘，以获取精确的土地信息，能够为开发方案或者开发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在后期各个环节中都会应用到大量的测绘数据，如果在前期工作中就获取到了准确的信息，就会减少后期重复的土地测绘工作，以提高整个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的工作效率。因此在前期工作中重视土地测绘、获取精确的数据能够为后续开展的工作提供有效的保障。 3.2 规划审批中的土地测绘技术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应当依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政府相关部门对土地资源规划的审核是十分严格的，工作人员需对项目方所提供的规划与土地测绘信息进行一一比对与审核。如果在确定其具有可行性与合法性之后，则会批准土地项目的开发工作。由于审批工作的严肃性，要求项目方所提供的测绘数据真实准确，要求土地开发方案科学合理，以保证土地利用的有效性，进而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3 土地开发监管中的土地测绘技术 土地开发监管是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由于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投资方为了维护个人私利而违法征用居民土地，不但侵犯了他人的合法嘁妫还会影响城乡规划建设。因此加强土地开发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避免违法征地、违法建设的重要途径。在监管的过程中，如果仅仅是采取土地监控的方式不但会降低监管的效率，还会给违法者留下一定的漏洞，因此，需要借助土地测绘技术，通过其中的全球定位系统借助卫星录像来获得违法占地的详细信息，并作为法律制裁的主要依据，提高监管的效率。 3.4 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土地测绘技术 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会涉及到大量的土地信息，例如土地资源使用信息、管理信息、耕地信息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息也会发生改变，不利于信息的搜集与处理。再加上许多早期的土地信息都会采取人工测量的方式获得，可能与现实数据存在较大的误差，使得现有信息的可利用效率降低。因此，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将相关的土地信息录入到数字化平台中，通过信息化管理的方式能够大大提升土地信息管理的效率。而信息化管理数据库的建设需要借助土地测绘技术，是更新原始数据、修正错误数据的重要途径。在土地测绘技术中，系统能够直接将所获得的信息传输到相应的计算机系统中，方便储存与管理。 3.5 土地调查中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地理特征较为复杂，土地类型众多，为土地调查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传统的人工测绘，要将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类型与土地使用情况调查清楚，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利于各项资源的配置与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基于GPS系统与GIS系统而研发的电子通信遥感测绘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只需要在地面上设置相应的测绘点，再借助一定的设备就能够以卫星成像的方式将准确的土地信息呈现出来，有利于土地调查工作的高效开展。图1所示为GPS测绘的原理过程。 4 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案例分析 比如，对全国土地进行第二次调查，在地籍调查时，所采取的土地测绘软件主要是RTK系统。RTK系统是基于GPS而研发的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技术，将两台以上的GPS接收机分布在不同的测绘点上，使之能够在同一时间接受到来自同一卫星的定位信号，从而联合测出指定地点的坐标数据。RTK系统能够高效地求解整周模糊度，使数据传输的质量得到保证，再加上其具备良好的抗干扰性，可以保证测绘结果的精确性与稳定性。 在这次测绘中，所使用的是瑞士Leica双拼RTK系统，标称精度水平1cm+1ppm，垂直2cm+1ppm，其中包含了双频接收机、电源、GPS天线、应用软件、测绘仪等设备。 在测绘过程中，需要在控制点上布设RTK图根控制点，对图根进行控制测量，以提高测绘的精确性，再按照一定的测绘步骤开展测绘工作。如果在部分区域的障碍物较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障碍，可以将全站仪与RTK相结合，以改善测绘效果。表1是在本次地籍调查中6个控制点的RTK测绘结果。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RTK系统定位精确度高，误差值小，能够保证数据的精确性，为第二次土地调查中地籍调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5 结束语 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应用也十分广泛，从土地开发方案的制定到项目审批，再到土地信息监管与信息库建设，都需要土地测绘的精确数据来作为支撑。因此土地测绘是保证土地资源开发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的前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能够有效改善管理效率。因此，土地资源开发管理部门应当重视土地测绘的应用，并加大投入促进测绘技术的改良与创新，从而为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从而达到缓解人地矛盾的目的。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研究: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土地资源的开发管理工作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合理的进行土地资源的开发管理工作，能够使土地的开发利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土地开发管理工作存在这许多的漏洞和不合理之处，这集中的体现在土地测绘这一环节中，严重制约了土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将主要分析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相关应用。 关键词：土地测绘 土地资源 开发管理 应用 1、土地开发管理对于土地测绘技术的具体要求 1.1测图比例尺要合理的确定 要想保证测绘工作的整体质量，就需要对测图的比例尺进行合理的确定，这也是进行测绘工作的第一步。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平原地区，大多数的比例尺标准都是以米为网格测试来进行相关要求的。而对于一些地势比较复杂的山体地带，则需要合理的布置高程的网点，并且网格间的间距最大不能超过米合格单位量度。 1.2关键点的测量 我们通常所说的关键点，包括地势的变化点、顶脚的位置高度以及沟壑所占的面积情况等等。当我们完成了土地测绘的工作之后，需要结合测得数据对上述提到的要求进行具体的分析。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对在测绘图上表现出来的地理信息进行统计，对其他城区、园地、林地的种类和位置进行标注。对房屋占地面积、人口居住密度、建筑新老程度、城区建筑密度等等进行详细的测量和考察。这样在完成了测绘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对高程和坐标进行标注。在后续的工作项目当中就可以直接的进行使用，节约了工作的时间，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2、土地开发整理各工作阶段中测绘技术的应用 2.1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划工作中测绘技术的应用 在当前土地开发整理专项工作中，多是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作为专项规划的最基础性图件，并与专项规划期间土地利用情况有效的结合，并重点对土地开发比例相对较大的地块进行专项开发整理规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效的控制土地利用现状图所对应的比例尺尺寸，从而确保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有序开展，还要与野外实地调查有效的结合，从而保证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地所采用的土地详查图纸编制时间普遍较早，这就导致所获得的土地利用信息无法保护真实和有效性，由于土地开发整理过程中利用的土地基础图件不具备现实性，从而会影响到后期土地规划作业执行的可靠性。随着现代测绘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当前一些大型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专项规划工作中，可以利用遥感技术来集中提取收集土地信息，同时还要与GPS技术有效的结合，有效的收集和观察动态数据，确保测绘信息的完善性。 2.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及管理阶段中测绘技术的应用 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际施工过程当中，对于项目施工方而言，需要根据专业测绘工作单位所提供的测量数据信息以及控制点，应用工程放样测量的工作方式，在充分遵循前期设计图件的基础之上展开后续的土地开发整理施工作业。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在项目施工完成，并进行竣工验收的过程当中，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方需要上交完备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工图纸（竣工图纸基本规格的验证应当在图上比例尺方面与整个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前期规划设计中图上比例的一致性）。从上述分析过程当中不难发现：较专项规划以及设计阶段而言，施工阶段对于测绘技术应用下，土地整理开发工作开展精度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需要在配合专业性测绘工作部门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包括变形现象以及沉降现象在内的相关活动的开展。 3、土地测绘技术在土地开发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分析 3.1土地测绘技术的地理信息的应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地理信息对于土地的分布和范围有了保障，实现了对地理信息进行准确的输入和分析存储等功能。地理信息主要应用在土地开发管理的规划和设计方面，也是土地测绘技术当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对地理信息实现高效的运用能够，能够有效的提高土地开发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为我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3.2土地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的应用 遥感技术是近几年来发展比较迅速的科学技术手段，它能够快速的实现对数据的传输、提取和处理的工作。具有着巨大的信息储备量，并且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不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遥感体系是在一定的工作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管理的工作的。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完善，遥感技术也在不断的创新，功能领域也越来越多，使得土地开发管理工作更加的方便快捷。同时信息化遥感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土地资源的管理工作能够进一步的实现实时的监测，稳定性更加具有保障。 3.3土地测绘技术定位系统的应用 定位系统是目前我国土地测绘技术应用过程当中信息化程度最高的一项技术。定位系统的应用能够对地理坐标进行确定然后进行精准的测量。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定位系统在许多的行业都得到了普及。除此之外，定位系统的有效利用能够将土地测绘过程当中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采集。这样就能够使定位与地理信息进行结合参考，减小了数据误差，提高了土地测量信息的准确性。 结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条经济建设战线都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这极大的加剧了土地资源的使用危机，给土地开发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管理人员需要做好土地开发管理工作，做好土地开发和保护的协调工作，这些都离不开土地测绘提供的技术支持。因此我们要加大对土地测绘技术的分析研究，不断学习先进的测绘技术，确保土地开发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确保我国土地资源能够得到合理使用，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土地资源开发管理研究:土地测绘在土地资源开发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摘要】由于城市建设的不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结果造成了我们国家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缺少。于是为了能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我们国家的土地管理部门就要科学有效的安排和计划我们国家土地的实质情况，在土地开发管理当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技术是土地测绘技术。本篇文章经过对于土地测绘技术的剖析，对有关土地测绘的技术发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举措，提高我国的土地管理部门对有关土地的近一步管制，有效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土地测绘;开发管理土地资源;应用与价值 1、前言 土地开发与管理是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含义，这不但联系着国家的发展，还密切关系着我们人民的日常生活。对这个土地开发管理当中，土地测绘则是一个很重大的技术，是土地的开发重要的依照和技术支柱，同时还保障了土地测绘的性质。我们需要对土地使用状况来确定在进行土地开发过程中需要的大小和位置，才能很好地保障土地开发与管理的需求，并且更可以促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建设。土地测绘技术是一个飞快进步的科学技术项，已经大量运用在了土地开发管理当中，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土地开发管理的工作有着很重的影响力。 2、土地测绘和土地开发管理二者的联系 2.1土地开发管理的基础是土地测绘 土地开发管理中，需要相应的地理位置和地籍的材料来开发土地，而土地测绘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切，结合土地测绘对土地实行的总体上的策划，以及有关的城镇、乡村发展的发展规进展规模，依照测绘的最后成效制作出科学而又合理的土地开发管理的相关方案。 2.2土地测绘是土地开发管理的技术支持者 对土地开发的有关名目的制作到土地的征用，以及批准之后监管竣工复测全都要应用土地测绘技术的大力支持，所以土地测绘技术就是土地开发管理的技术支持者。 3、测绘在土地开发管理当中的影响 土地测绘对土地开发管理工作的影响是书籍采集和经营管理，这就对土地开发管理产生了决策的特点。如果能很好应用土地测绘的有关技术，就能很大程度的提升土地数据的精准性。并且在土地开发的管理当中，对土地测绘技术的利用还能最大化的减少资金费用，规范土地工程的一系列行为，土地测绘的技术可以保证在工程设计工作中更加的合理以及科学，所以在进行工程设计当中，就要土地测绘数据来支持，而且在应用过程当中保证了数据的全面性，还有就是在工程实施的进程当中，还要依据土地测绘中的有关数值来进行合理的计划流程的开设。 4、土地测绘在土地开发管理当中的应用与价值 4.1土地测绘在农村集体土地开发管理当中的运用 农村实行集体的开发管理当中因为牵涉的范围比较广大，这就加大了在现实工作当中的困难，与此同时，因为农村集体土地又非常缺少相应的法律效果和有关的地籍资料，而引发一些土地的纠纷。当然，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最实际的做法就是采取科学合理的土地测绘，让这土地测量的数值更能够有法律效力和责任，而且因为在使用土地中，伴随着经济一直的改变，它的归属权也要发生改变，如果有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就能够更精准的把握土地资源的信息，使用土地测绘正射影像的技术，来定位土地的具体相关地理位置，准确的勘察以及规划出土地的有关位置。让土地测绘技术可以在农村集体土地开发管理当中得到更多的运用和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合理的运用土地测绘技术，土地开发管理部门再采取相对的星影像技术和数字正射影像技术，就能很好的对有关违规占地的举止实行深入探究，掌控土地的占地面积和地理位置，这也是为了监督部门采取非法土地处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4.2土地测绘技术在土地资源检测和调查当中的运用 因为我国土地开阔，土地的资源又很多，所以我国土地发开管理部门针对国土资源采取调查以及测试措施的时候，有着特别多方面的工作困难，这些对于集体的土地采取管理的时候主要包括：集体土地的等级和征集，和对于土地在管理范围之内的进行的研发工作。所以在测绘技术上就要土地测绘的技术拥有特别高的分辨作用，从而更好的促进土地开发管理采集有关的数据。紧随着信息技术一直以来的快速成长，土地测绘技术还加入了一些国内外的优秀的遥感技术，加上一直在土地测绘技术中运用了很多高分辨技术，让土地测绘在对于国土资源进行调研和经管时，施展了重大的功能，而且也对土地发挥了筛查、现状调查和动态监测等等的作用。土地资源检测和调研的要求，让土地测绘技术挥发了重大的影响，有效的督促了土地开发管理部门工作的顺利运行，也提升了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 4.3土地测绘在土地规划审批当中的运用 土地测绘可以成为土地开发管理部门供应充分的土地规划审批证据，并且依照土地规划图的比对与合理研究，也能非常好的把土地使用方案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土地才能获得科学合理的开发与运用。合理而又科学的土地规划，可以有效保证土地开发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且这也是评判土地规划工作质量好坏的关节，所以土地测绘拥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含义。此外，经过土地测绘还能更加完美的掌控土地的综合运用状况，不时的调理土地规划的方案，完成土地的综合运用，保证土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并且因为在开发管理中，土地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已经得到了大量的运用，不但让土地获得了有用的管理，并且土地资料库数据和地籍管理也都得到了更替的作用，跟着信息技术的一直前进和发展，目前的土地测绘结合的全球定位系统在土地测绘的运用，提升了土地收集工作的精准度，提出了更可信的技术信息，为土地监督管理供应了非常精准的依照，并且还要能区分普通系统的单单重视土地调查，在实行管理的时候，更要增加有关的土地登记与评论，这样就能让地籍供应更为准确的数据，获得最多的依据来支持。地籍管理系统的建设与运用，给系统数据的更替施展了重要的依照理据。更由于信息技术一直快速的发展，使得地籍信息管理系统早日达成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很多的凭据，在城乡土地综合运用中能发出极大的作用，越来越好的给城乡土地管理与建设作出卓越的力量。并且在伴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那些系统所发出的影响会越来越多，更好的为社会发展供应更多的依据。 4.4在土地开发使用中监管部门的土地测绘的运用 在土地管理的过程里，还应该针对土地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这样就能很好的减少占地用地情况的发生，但在这个土地的监管里，土地测绘里的正射影像技术和卫星影像技术可以为了监管部门供应相关违反法律进行用地和占地的讯息，比如说占地的行为所显现的地方、面积和时间等等，这样就为监管部门供应了依法处置违法用地的强有力的依据。也可以在土地开发管理里，为土地测绘师测量它的计划完成情况提供重大的证据，完工验收的环节也少不了对测绘数据的运用，所以就需要它的相应部门就要对那些数值实行妥当的保护与管理，还要做一个存入档案，来方便到后期的检查阅读和使用。 4.5土地测绘在土地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当中的运用 土地开发管理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加紧信息系统技术建设，这时现代社会发展神速的地理信息系统就能够在土地开发的进程当中给我们提取特别多有效的数据讯息，地理信息系统包括了地籍管理信息、土地管理系统和土地数据库等，土地管理系统能针对土地予以考查，统计和等价，为地籍管理供应有关的数据支持，进一步地督促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进程。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研究:浅谈提升新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 【摘要】自主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更是中小企业的立身之本。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及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新疆中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新疆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自主创新能力远落后于国内其他省份。本文客观分析了自主创新能力对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并且简单的探讨了新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此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疆企业 自主创新 问题与对策 一、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的新产品都是由中小企业来完成的。随着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高，新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也开始关注本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在促进国家创新能力中起重要的作用 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获取强势国际竞争地位的核心，而企业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当今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只有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上力得到了科技突破，国际竞争力才能得到实现，只有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提高才能够表明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二）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带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改革开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速度得到了提高，在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增加，各个地区都把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增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全球竞争焦点转移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今天，全面提升中小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每个企业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关系到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并且中小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也会促使大型企业不断创新，不断提高竞争力。最终，企业的成长会带动国家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 二、新疆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存在的困难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中小企业虽然单个实力较弱，但就整体而言，已发展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力量。 （一）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淡漠，主体地位不明确 当今新疆中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新疆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和抗风险能力较弱，企业管理者往往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企业在技术革新上大都习惯于走捷径，热衷于技术引进、引进技术多、研究开发项 较少、不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大部分企业没有建立专业的研究开发机构。总体来说，大多数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投入的主体，研究开发的主体和技术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使新疆中小企业不思进取，根本就没有自主创新的意识，企业科技人员也缺乏自主创新意识。 （二）自主创新技术投入数量较少 企业的财力保证是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前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几年新疆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开始重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且对自主创新的资金投入也有了提高，但是跟其他地区相比，显得还是不高。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下面的两种：①由于政府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在资金上的支持力不足。或者从中获得的资金显得十分有限②由于新疆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自身经济实力软弱、信誉度不高，从当地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有些苦难，这样自主创新的资金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就成了大多数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存在的共同难题。总体上来讲，2000年全疆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是32381万元，而到2009年，达到218043万元，短短的几年，增长接近7倍，但与国内其他地区比较差距仍较大。2014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是13015.63亿元，占到当年GDP的比率是2.02%，而2014年新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是491587万元，仅仅占到当年全疆GDP的0.53%，比全国低1.49个百分点。 （三）中小型企业激励机制不完善 当前新疆企业在构建内部激励制度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改革，但并没得到完全的改善，具体而言，在企业内部没有给工作人员尤其是技术科技人员提供拓宽自己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还有加上核心技术人员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导致了对创新的热情下降，产生负向引导作用。还有一些技术人员在企业内部缺乏进行知识进修和后续学习的培训机会，容易导致了企业员工知识退化，不利于企业推动自主创新。 三、提高新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基本思路 （一）提高自主创新意识、完善中小企业的激励机制 自主创新在企业持续发展中起主导性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来说，更是它们的立身本。企业在战略目标的指定上要把自主创新当做头等大事来抓，要不断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研究符合市场规律、体现企业优势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战略。根据企业的本身特点，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及激励机制，因为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就得不到核心科技技术人员的支持。 （二）加大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量 增加创新投入量是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物质保障。当前新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创新投入不足、资金的紧张等因素造成的创新活动的无法顺利开展，因此，中小企业首先要进一步强化研发投入的主导地位，加大研发的投入比例，引进高素质科技人才；同时，需要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对科研项目的扶持以及财税、金融政策的执行来保障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此外，通过搭建金融合作平台，吸引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以及民间资本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投资。总之，要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中小企业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还需通过政府与合作伙伴的分工协作，将研发所需的资源投入到位。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引进高科技人才 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是建立在具备足够的科技技术人才基础上的。因此，企业要通过多种投资方式来培养出科研人员，尤其是通过招聘或者企业科研机构重点培养等各种形式的培养，建立一支技术人才队伍，逐步形成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中坚力量。同时，对科技技术人员提供拓宽自己的发展环境及实施人才补贴政策。因为，建设自主创新人才队伍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否能够得到的提升的关键因素。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加快提升河南省平顶山市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摘要：在现今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身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本文立足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中小企业，探讨了加快提升其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平顶山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1.河南省平顶山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现状 自主创新就是指国家或企业通过自身的学习与研发活动，突破技术障碍、探索技术前沿，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快速使其商品化，从而为企业获利。我国超过80%新产品的开发都是通过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得以实现，所以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科技创新的主力。中小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身独有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近几年，总体上河南省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发展阶段，已经拥有了比较扎实的创新发展基础。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越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临界点，而GDP总量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位于中西部地区第一位。平顶山市地处河南省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较强的居民消费能力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为平顶山市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地理环境。平顶山市创新资源比较集中，在研发上已经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学科布局。但总体上平顶山市中小企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处于劣势地位，提升这些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推动平顶山市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作用。 2.平顶山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 2.1自主创新外部环境不完善 自主创新融资渠道不健全。目前平顶山市中小企业依然普遍存在资金瓶颈，尽管近年来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为中小企业融资解决困难，但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十分艰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资金投放效率不高。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政府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从人均指标来看，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相关基础指标在全国排名严重滞后，每万人研发人员数、每10万人研发机构数、每万人研发资金等平均指标均位居全国20位之后。平顶山市的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基础指标更是严重落后。以上表明，平顶山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投入强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视还不够，科技创新投入较少，培育自主创新的能力还较弱，社会创新氛围和政府支持创新的力度有待提高。 2.2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原动力不足 自主创新层次较低。目前平顶山市很多中小企业的研发行为多是自发而非自觉的，是对市场被动的应对。近80%的中小工业企业无科研活动。由于本身不掌握核心技术，处于利益链的最底层，这样直接导致我市的中小企业获得的利润很低。 中小企业重引进、轻消化。中小企业的技术主要还是以引进为主，缺乏二次创新能力。平顶山市中小工业企业由于这两年经济效益明显下滑，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活动明显减少，甚至基本暂停。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人才匮乏。中小企业在很多方面都不具备优势，缺少吸引优秀技术研究人才的条件，而且缺少有效的激励措施，使企业引进不到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而且出于成本方面的多种考虑，中小企业也更愿意接受“技工”而非研究人员。这都会使得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原动力不足。 2.3产学研合作缺乏动力 产学研合作重视不够。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领域的核心技术依赖于发达国家。平顶山市作为一个普通的中西部城市，中小企业普遍经营规模较小、利润较低，技术基础比较弱，缺乏自主技术创新机构和创新人才，而自主创新的所有成本与风险又比较高，这都是这些中小企业所无法承受的。而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80%左右的研l人员，实验设备完善，科研条件优越，但是对实现市场应用缺乏方向性，尽管每年取得很多项科研成果，但是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却很少。所以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非常需要产学研的密切合作，从而实现双方的共赢。但是很多中小企业普遍并不重视产学研的合作共赢。产学研之间还存在沟通障碍。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中小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在沟通交流上存在障碍、不流畅，从而大大影响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效率和效果。所以二者之间需要紧密沟通合作。 3.加快提升平顶山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3.1优化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外部环境 中小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平顶山市政府应当在财政、税收、融资等各个方面都予以支持，加快提升自主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积极建立多元的创新融资环境。平顶山市政府要建立创新金融的外部支持环境，积极推动银企合作，加大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信贷支持力度。适当放宽对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的贷款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项目的融资给予最大的政策支持，并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市政府应该积极实施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采购中政府要加大中小科技型企业创新产品的采购力度。 完善政府服务职能。政府要尽快转变观念，真正实现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全面转型，全力服务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尤其要重视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发展。要尽快建立与完善政策服务体系，以体制创新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帮助中小企业加快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加快其核心技术的研发速度，让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公布自己的自主创新成果，并使其迅速转化为现实产品，从而使中小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更好促进本市地方经济的发展。 3.2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 营造自主创新的内部氛围。中小企业应形成一种自主创新的意识和精神，形成自身的自主创新文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平顶山市中小企业要进一步发挥本市科技资源相对集中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优势。建立高水平的创新团队。中小企业要建立健全企业家激励机制，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思想、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增加他们追求自主创新的责任心、自觉性，提高他们对国内外新产品、新技术的了解和把握能力，以此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3.3加强产学研的合作 积极构建产学研合作的外部环境。政府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是产学研合作有力的推动者，可以有效地调动产学研各方合作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合作热情。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所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靠双方协议难以协调，必须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技术合同法等法律。支持和引导产学研各方加强合作。平顶山市政府可以运用贷款利率浮动政策，建立以政策性担保为主体，商业性担保为补充的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来帮助中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 建立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依托的知识创新体。要积极鼓励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交流。平顶山市的各类中小企业应该积极与本市、本省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进行各方面的产学研合作，例如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平顶山学院、河南城建学院等强强联合，实现共赢，以此来促进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同时促进地方经济的再次腾飞。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研究: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摘要：中国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本文对影响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自主创新动力、自主创新资源整合和自主创新市场化三个方面对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策略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将越来越大。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迈上全面全新的转型之路。从物本经济逐渐向人本经济转型，从引进吸收形态向复合创新形态转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面对全球竞争焦点转移，在强调国家创新能力的今天，全面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1 企业自主创新的概念 中国经济曾经以市场换技术，但没能使我国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出现了“引进――消化――落后――再引进”的怪圈[1]。自主创新的定义应当强调创新的持续性，强调创新活动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本文认为自主创新的定义应该如下：自主创新是企业为了掌握或形成核心技术，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培育持续的创新能力，以自我为主，综合利用各种创新资源进行的创新活动。持续的创新能力包括两个方面：对于社会的，即不断有小企业投入到风险创新活动中，进行各个领域、各个方向的创新探索和实践，保持社会的创新活力；对于正在进行或已经取得创新成果的中小企业，在已有基础上深化创新，不断巩固并强化优势，从而壮大发展自己。 2 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虽然在技术创新领域近年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总体说来，中国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中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和问题。 2.1 创新意识淡漠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资产薄弱，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能力较差，因而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风险采取尽可能回避的态度，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我国资本市场缺乏投资风险创新的意愿和意识，因而，缺少基于新技术为目标而进入风险创新领域的小企业。 2.2 政府支持乏力 由于中小企业在技术研发过程中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补偿，在获得创新资源和能力方面又无法与大企业抗衡，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制定了一些政策法规，但实施效果不理想：政策制定和实施成效不佳；政策功能的偏离和组织异化；政策或法规内容的泛化以及组织实施的行政化；政府行政推进体系尚未有效建立 [2]。 2.3 缺乏健全的人才机制 中小企业往往对专业技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中小企业员工频繁跳槽，造成专业技术人才流失和技术秘密外泄；另外，当前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没有新产品和技术研发中心，即使中小企业技术人员忠于雇主，也缺乏足够的创新条件和环境[3]。 2.4 融资渠道狭窄 有关研究表明，企业要生存下去，其R D支出至少应占营业额的2%～4%。中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更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活动，介中国中小企业在资金获得方面与大企业比较有先天不足：银行信贷政策大都偏向大企业；对于银行来说，中小企业还贷能力风险较大；当前资本市场不利于科技型的中小企业进入；缺乏通畅的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影响创投资金的投入；现有的中小企业板难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 3 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策略 3.1 增强自主创新动力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在揭示创新动力要素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同时，也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和对策[4]。 3.1.1 加大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支持，通常有以下措施：①建立引导和保护机制，加大需求牵引力。创新风险攸关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如果较大量的创新投入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回报，很可能是企业惨淡的经营或倒闭。因此，政府应当建立创新产品的市场推介渠道，减少同行业优势企业（如跨国公司）对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打压和干扰，消除其“挤出”或“挤垮”效应，必要时可实行政府采购，使创新投入资金回笼，刺激并引导市场需求。②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向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相结合，从事前扶持为主转向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相结合。③制定对自主创新的金融扶持政策。④政府应该构建风险创业投资的平台，以高风险但可能的高回报率聚集民间资本为这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新进入技术行业的小企业创新欲望、意识和风险都很高。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类企业的创新风险很高，却使社会付出的创新成本是最低。因为较高的淘汰率，可使真正有前景和价值的创新种子茁壮成长。 3.1.2 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企业文化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必须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浸染，不断改进管理模式，加强团队学习与合作，培养竞合和创新意识，鼓励冒险，宽容失败。把学习力作为创新文化的一种特质进行培育，个体发展与企业发展相契合，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 3.2 完善自主创新资源整合 完善自主创新资源整合，主要从自主创新和创新资源的投入力度两方面着手。①建设高效的自主创新平台。自主创新平台由顶层构建，基层实现，涉及中小企业的内部各方面，涉及规划决策、人才、组织激励机制、技术状态、研发目标、研发条件及流程、资金保障等资源要素的有机整合、积聚和运行，通过统筹协调，建立以开发自主核心技术为目的R D制度。②构建风险创新投资和人才支撑。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应建立牢固的资金支撑，也需要特定的专业人才。在这方面，中小企业既具有劣势，也具有优势。劣势是风险创新资金的获得较为困难，渠道不多，数额有限，企业本身对于特定人才的吸引力也不大，较难留住人。但这些劣势，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优势，因为其成长性无法预测，一旦成功回报率无比巨大，给风险投资者提供了足额的吸引力；中小企业尤其是处于创业期的小企业，人才聚集往往不是高薪或优厚的工作条件，而是事业愿景的共同抱负和信念，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活动中表现得往往比大型企业更为活跃和执着。 3.3 推进自主创新市场化 3.3.1 推进自主创新市场化的企业策略 实现市场化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目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唯有创新，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中小企业有使自主创新目标与市场需求密切结合起来，成功实现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迫切愿望。在我国，科技人员绝大多数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而发达国家企业拥有的研发人员比例远高于我国，以日本为例，其研发人员的分布结构分别是5%、27%和65%。受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与科研院所虽然创新资源丰富，但普遍重论文轻专利，重研发轻转化。根据国家科技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每年在授予企业、个人、高校等科研院所的专利数量中，授予高校等科研机构的专利数量远低于前两者的数量，比例不足7%。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科技人员等核心创新资源与企业相分离的状况，大力充实中小企业的科技人员，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5]。我国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并购或行业联盟等形式组建大的企业集团，通过纵向一体化为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在本企业内部找到市场。国际上著名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等都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在企业集团内部创造市场的成功企业。埃克森石油公司在独立之初只拥有一些销售网络，基本没有上游业务，没有自己掌握的石油储量，之后通过兼并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石油资源，才得以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我国中石油也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在集团内部成功开拓市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是日本、韩国大企业发展新技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6]。 3.3.2 推进自主创新市场化的政府策略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是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的，提供一个能够激励与扶持的市场环境是政府推动自主创新成果市场化的主要手段。首先，要完善推动自主创新成果交流的市场交易制度。通过建立健全鼓励自主创新成果交易的系列制度，规范技术创新交易秩序的系列制度，降低创新主体参与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其次，培育有效激励自主创新的市场竞争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打破垄断，加速市场化建设进程，完善市场体系，培育技术竞争市场。通过市场体制建设，创造理想的技术创新市场结构和竞争模式，以市场的外在力量来推动自主创新。 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为本国企业创造市场，缓解技术商业化的“后来者劣势”问题，这一措施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是不会被高估的，Cusumano教授（1985）的论述有助于理解这一点：（日本）政府官员对轿车工业的影响比对钢铁、造船和电子工业的影响要小，但是一项政策――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企业――就使得一项原本肯定会失败的事业变成了一项利润非常高的事业[7]。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显但非常关键的关系：虽然日本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增强日本轿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日本轿车工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的保护。具体措施可以包括：引进外资、开放国内市场要适度，要以不损害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为前提；通过严格的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为企业创造市场。这一规定原则上可以延伸到用财政拨款购车的单位（如学校、研究所。当年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带头坐国产车，今天更应当这样做。领导人带头，群众才有积极性购买国产车[8]。 4 结论 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变化，转型是变化的过程，创新是变化的动力。企业将在转型与创新中持续前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关乎着中国企业整体的发展，关乎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升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够推动中国中小企业实现不断发展，不断获得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也会最终带来国家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推动中国真正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嬗变”。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摘要：我国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单一，这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如知识的转让和溢出；但是，当前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控制越来越强，我国中小企业面临“低端锁定”危险。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难既有经费不足、企业治理结构落后、创新人才缺乏等自身原因，也有政府提供的创新环境不佳等原因。因此，从企业自身层面来说，要积极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进行创新；从政府层面而言，则要汇集创新要素，激活创新资源。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一直奉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思想，但结果却不甚理想：中国出口产品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技术含量低。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带来外需不振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背景下，提高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刻不容缓。 一、我国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收益 （一）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 1.代工（OEM）。囿于资金、规模和技术，中小企业只能凭借低成本优势，通过代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位置。代工是我国中小企业最普遍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方式。例如，领带之乡嵊州，是世界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之一，生产商大部分都是从事代工的中小企业。 2.来料加工。来料加工不需占用自身太多资金，产品也不愁销路，投资少，风险小，因此也颇受一些中小企业青睐。聚集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很多中小企业就属此类。 3.原始设计制造（ODM）。国外企业买走企业的产品设计样式，然后再委托给设计企业生产，最后以国外企业的品牌进行销售。以这种方式嵌入的中小企业并不多。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ODM这种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起了重要作用，浙江永强现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休闲家具ODM 制造商，在国内、德国和美国都成立了设计研发机构。 4.原始品牌制造（OBM）。企业以自主品牌出口，这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级形式，但目前在我国中小企业中所占比例很小。OBM非常考验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能力，研发投入大，技术、生产能力和营销渠道的要求都很高。 （二）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 1利润。全球价值链中，不同工序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差异明显，其利润分布也状如“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研发和销售及品牌服务环节利润最大，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利润最小。代工、来料加工方式获利很小；ODM以设计嵌入全球价值链，能赚取较高的利润；OBM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级形式，所获取的利润也最高。 我国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决定了其对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没有控制权和价格的主导权，只能获取微薄利润。比如，浙江的纺织服装中小企业，绝大部分通过OEM 方式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产品以中低档布料及服装为主，在全球价值链中所获取的利润极少，大部分利润都被发达国家品牌的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等瓜分掉了。“一流的设备，生产二流的产品，最后卖三流的价格”，这是浙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现状的生动写照。 2技术。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所获取的外溢技术有限。（1）技术控制。中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决定了从价值链治理者中获取的技术有限，仅能够完成加工任务，很难通过学习获得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价值链治理者会对加工企业使用的技术和专利申请注册，防止该项技术的转移和渗透。（2）低价压制。代工和加工企业获取利润有限，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去进行自主创新。 二、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嵌入方式与创新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自主创新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比如知识的转让和溢出。但是，负面影响更值得重视。当前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控制越来越强，处于被治理地位的中小企业面临“低端锁定”危险。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被治理地位表现在：当本土企业的创新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时，跨国公司会鼎力支持，企业的创新水平提升很快；当本土企业的创新威胁到跨国公司的利益时，企业的创新活动就会受到跨国公司的阻挠。 发达国家的阻击和控制手段包括：1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出口管制。限制我国企业核心和关键技术、知识的获得和使用。2严苛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迫使代工企业不断进口先进的设备以达到壁垒要求，代工企业陷入“OEM―微利化―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恶性循环当中。3高昂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先期投入的巨额成本使得企业不敢贸然进行品牌和渠道创建。 （二）全球价值链模式与创新 1购买者驱动与企业自主创新 购买者驱动全球价值链下，技术、专利和品牌是决定因素。比如制鞋业，意大利厂商占据价值链顶端，靠的是研发设计和对销售渠道的控制；反观我国中小企业，则处于低端位置。为了维持自身的高额利润，治理者会利用技术控制和低价策略对被治理者进行压制，阻止其在价值链上进行升级，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限。 2生产者驱动与企业自主创新 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公司对价值链各环节的质量会进行严格控制。一方面，在技术方面会对我国中小企业予以帮助；中小企业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后，自主创新能力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企业还是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即使有也是碎片化的，不能转换为完整的技术能力。企业的创新能力一直在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层次徘徊，难以转向高层次的创新活动。 三、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一）自主创新要素不足 1创新经费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研发投入低，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经费不足，主要有以下原因：（1）融资难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政府的科技投入政策偏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从中受益较少，比如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基础研究计划等项目，广大中小企业就很难获得。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和融资从事创新。由于资产质量、总体规模和抗风险能力方面的不足，中小企业很难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即使获得其授信，额度也小而且贷款成本也不低。事实上，民间资本非常充裕。中小企业难以融资的主要原因是适应中小企业需求的融资机制并没有确立。调查发现，目前浙江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融资风险和成本都很大。（2）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微利不利于创新资本的积累。我国中小企业普遍以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缺少品牌、核心技术以及营销网络等核心竞争力，获利低，只能以薄利多销来获得资本积累；企业获得的利润少，不利于企业研发资金积累和投入。而且目前我国逐渐丧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跨国公司已经把很多工厂迁到东南亚一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越南。 2企业治理结构落后。中小企业大多数是家族企业，缺乏制度化和科学化的组织机制，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企业管理者多从“成本―收益”短期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追求短期市场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研发人员的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缺陷，激励措施单一，缺乏长远规划；普遍缺少专门的技术开发部门。 3创新人才缺乏。首先，缺乏企业家。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企业家做出正确的决策，包括市场机遇的把握、投入研发费用的多少、技术开发的方向、价值链攀升方式等。我国中小企业主很多没有经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工商管理方面的培训，对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所知不多，很多企业主更是安于现状，或者受房地产市场火爆的诱惑，转行赚快钱，没有考虑企业长远发展。其次，缺乏研发人员和经营管理人才。企业从ODM到OBM的升级，需要各种类型人才。浙江省从事科研开发的科技人员虽然60%在企业，但绝大多数集中在大企业，在中小企业的很少。目前，浙江中小企业中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仅占040%，中级技术职称的仅占091%，初级技术职称的也仅占258%，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国有企业平均水平。 浙江中小企业人才短缺与浙江省“劳动密集型、外向型”的“块状经济”特征有关。生产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只需廉价的劳动力，对技术、经营管理人才重视不够。很多中小企业一心只想着控制成本，没有想过通过提高待遇引进高端的研发、设计以及专业技术、管理人才提升创新能力增加利润。因此，中小企业不仅存在人才引进难问题，还面临人才流失问题；中小企业的创新研发队伍普遍不稳定，创新的持续性得不到保证。 （二）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自主创新的动力缺失 “薄利多销”使得以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企业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可以获得可观的绝对收益，这无疑给众多OEM企业的自主创新带来不利影响。固定的订单，一定的利润，不需要投入太多成本，这会给中小企业一定的惰性，不去思考自主创新的问题，久而久之会失去进行自主创新攀升价值链高端的动力。因为自主创新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周期长，还面临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由于缺乏相关技术开发和管理经验，也无充裕的资金，中小企业没有能力应对自主创新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目前经济环境下，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也不完善。 总之，中小企业无论是获利水平还是动力都无法为其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支撑，导致很多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只注重生产经营能力的建设，一味依靠引进设备和技术，凭借低成本和低价格取胜；对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不够重视，不舍得在自主研发上投入。对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也不尽如人意，缺乏主动消化变为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性。 （三）全社会创新环境不佳 1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体系不完善导致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和金融抑制，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创新资本；同时，信用缺乏也使企业在国内销售和回款困难。面向国际市场虽然利润微薄，但至少有稳定的回款保证，企业长期低的锁定全球价值链也乐此不疲。 2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由于知识产权“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创新人员无法获得稳定的利益回报，造成企业持续创新动力丧失。企业想以品牌进行竞争，也会面临商标被仿冒而无法追诉、巨额前期投入无法回收等风险。一般而言，中小企业不像大企业有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和配备专门人才，只能看着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技术被仿冒。 3中小企业“不公平待遇”问题没有解决。相对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获取资源难的问题。我国中小企业R D经费来源多数为企业自筹，政府对其技术改造不够重视。而且，由于中小微企业规模小、固定资产少、发展不稳定，在立项、审批、用地融资等方面，地方政府更偏向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此外，当前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还存在不少高进入壁垒，尤其是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突出。广大中小企业被迫在技术含量低、进入壁垒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展开激烈竞争。 4创新服务机构支撑作用有限。由于创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任何一个中小企业都不可能获得创新所需的所有知识和信息。为了创新，企业必须与其他组织产生联系，获得发展资源。创新服务机构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但是，相关能为中小企业有效提供科技服务的公共创新平台机构少，服务质量也不高，并且这些创新服务机构之间彼此联系不紧密，不利于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进行。 四、提升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一）企业层面 1.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创新 企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自主创新，实际上是指企业可以实现自主创新和价值链的有机统一，借此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企业可以循着OEM-ODM-OBM的价值链升级路径进行自主创新。（1）过程创新：工艺流程升级，深化OEM。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改变全球价值链众多环节中某一个环节的工艺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鉴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财力和人力去应对升级中的各种风险，深化OEM是一条相对简单、风险可控的路径。通过引进技术和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从事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形成系列产品。管理模式创新，就是改变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进行经营机制与运作方式的创新，实行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制度。（2）产品创新：产品升级。企业对引进技术、加工和代工时使用和接触到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向ODM转变。在此过程中，企业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对较高附加值价值环节的占有，企业努力推进产品创新。一方面逐步发展自己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等级和档次，另一方面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3）功能创新：功能升级。从生产环节转向附加值高的设计和营销环节，改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ODM-OBM的转变。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并行销海外，绝非易事，企业可以采取渐进方式创立自主品牌，先转向国内OBM，拥有国内市场的经验后，再转向国外OBM。（4）跨价值链创新：价值链条升级。企业从原有价值链跨越到全新的、附加值更高的另外一条相关价值链。中小企业要跨价值链创新，核心是要找到价值链中能够进行突破性创新的环节。当前信息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各产业链的边界日益模糊，技术和业务不断相互渗透和融合，复合型的产品和业务不断出现，中小企业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 2.价值链各环节创新的手段 （1）鼓励内源式自主创新。采用与绩效挂钩等各种激励措施，进行包括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管理创新。让知识产权参与分红，对于技术骨干人才给予股权、期权等奖励，真正把人才的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2）利用外源技术。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展联合创新；还可以进行国际并购获取战略性创新资源。利用外源技术，其中关键是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再吸收。（3）依托集成创新。企业可以依托产业集群，通过与本区域内企业长期、稳定的学习与创新的协作关系，以及和区域外的企业和机构的积极互动，集成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形成多环节优势。比如集成研发、设计、生产环节，控制价值链的上下游环节，增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力。 （二）政府层面 1.汇集创新要素。（1）创新体制、机制，解决融资难问题。在直接融资市场方面，要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制定更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税基式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进入风投行业。在间接融资市场方面，降低金融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大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基金，支持具有较高创新水平的创新项目产业化。此外，还要使企业和银行的信息对称，发展以市场型担保机构为主的担保体系和信用评估机构。 （2）培育创新人才。中小企业在价值链攀升过程中，需各种创新型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和技术人才。政府可以通过完善普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体系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出台政策解决引进人才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居住、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 2.激活创新资源。（1）加大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全过程（研究开发、试制、商业化推广）中，政府在财政投入、贷款利率、税率方面对中小企业予以倾斜照顾，引导企业增加R D方面的投入。（2）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培育和发展技术成果转移市场，方便中小企业引进、吸收、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使创新企业快速获得收益，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积极性，促进创新活动的健康持续开展。（3）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加快建设创新平台。支持一批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平台在研发、信息、物流、质量检测等方面的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可由行业协会或者同类企业之间搭建，高校、科研院所、风险投资公司等参与，政府给予各类优惠政策。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消除企业“竞次”现象，确保品牌战略的实施。要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如对互联网、电商等新兴业态的知识产权进行立法保护。此外，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于侵权案件的审理从严、从快、从重，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增加自主创新企业的创新收益。三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促进跨区域流转，为劳动力要素的转移营造更加便利的环境，减少企业生产成本。四是完善自主品牌奖励扶持政策。结合政府的优惠政策，奖励或补贴表现突出的品牌企业；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品牌建设，推动产品、工艺、管理升级，提高产品设计及制造能力。

战略管理作为管理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早已失去了神秘感，成为一个日常用语。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战略管理，不仅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学者群体，都经历了很大的发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战略管理领域在所研究的现象范围、用以分析这些现象的概念以及理论、分析问题的经验方法，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大。这是一个好消息，然而不可避免的是，随着战略管理研究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研究界也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一些学者开始批评战略管理领域的碎片化，认为该领域对于新概念、新现象的热情，已大大脱离了渐进式的发展，导致其缺乏严谨的理论构建。同时，该领域的许多研究者没有记录与报告经验事实的动力，无法将许多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实证检验，并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的指导。因此，这些学者正呼吁研究界对战略管理进行理论、经验的整合与重新定位。与此相反的是，其他学者认为战略管理领域的这种碎片化恰恰是研究领域丰富性与生命力的标志。他们认为多样性正是固有属性，如果贸然缩小理论的多样性会扼杀新思想，从而阻止问题的最合适解决方法的出现。不过，这两种观点都提倡在理论与实证方法上不断上升学术标准。研究界对于战略管理领域碎片化的不同观点，也对该领域中的学者及实践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必须要了解战略管理的起源及其碎片化的根源，才能在更深入的研究中准确地把握研究发展方向。 1战略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大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企业的各种实践与社区的快速发展为战略管理领域的确立提供了土壤，成了商学院公认的学术领域。在战略管理领域刚确立的这十年，所接受的现象与理论的范围较窄，主要研究的是公司结构中策略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组织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概念，如规模经济、交易成本等。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战略管理领域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工具已大大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包括组织能力、企业间的关系、知识传播与创造、制度影响与企业社会责任等。在1980到1986年间，据Nerur所述，领域中有5个主要流派，分别是基于组织理论、基于工业组织、基于理论、基于战略概念、基于组织决策。然而在1987到1993年间，流派的数量已经到了8个。而在1994到2000年间，理论领域发生了更大的碎片化。随着战略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大，它也侵占了许多其他的商业与管理领域。包括组织结构与设计、国际管理与国际业务、技术管理与创新、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因此，战略管理与管理彼此作为一个整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小，且难以识别。 2战略管理的范围 战略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大的确是该领域有活力的一大证明，但这也对战略管理领域的界限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一个研究领域可以用它的理论、所研究的现象以及其所包含的研究团体来界定。 2.1战略管理理论 从战略管理领域建设伊始，这就是一个多学科交融的领域。除了大量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领域之外，它同时引进了政治学、生物学乃至哲学的核心思想。很明显，战略管理远不能被归类为单一的理论基础。它不仅未能朝着单一的模式发展，并且研究界内缺乏共同的理论信念、价值观、工具和技术。然而，战略管理领域的确展现出了一些传统理论观点的影子——包括基于产业组织经济学、基于资源的观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新发展的学派获得了更大的关注与发展动力，同时当今时代已经看到了许多传统的概念与理论的延续，也加强了战略管理领域开发、灵活与多元化的特质。此外，战略管理在对观察对象、探索的问题、构建问题的步骤与对调查结果的解释上有着统一的观点，他们的主要分析对象都是组织，尤其是企业。同时，意识到组织在价值创造、组织绩效以及成果分配上都具有多样性。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战略管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显著特征是对实际应用的重视，这是面向组织管理者的固有任务与挑战内容，也是该领域起源于商业的最好例证。 2.2战略管理研究对象 如上所述，战略管理的实际应用——公司业绩，被广泛认为是战略管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研究对象。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管理实践者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业绩分析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业务维度——主要是静态的度量，如基于财务或会计的业绩指标。然而，一个公司的价值创造同时还包括它对客户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竞争的过程，一个新的框架——价格成本（VPC）框架被建立起来。在这个框架中，公司给用户创造的价值与它的成本之差被认为是衡量其与竞争对手的优势多少的最大评价标准。这个新的框架将传统的关注对象扩展到包含价值创造、价值捕捉与价值分配的全新体系上。对于竞争过程的深入研究，也使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其起源。认识到一个公司所创作的价值事实上是由其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客户、供应商与社区创造的，会对公司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公司的交流对象不仅包括利益相关者，还包括金融机构、监管机构、行业机构等。竞争的起源与其相关的对象的多样性，使得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对象范围不可避免的增加，也增加了许多新的研究学派。 2.3战略管理研究团体 仅仅通过理论去定义战略管理领域是不健全的，毕竟研究理论最终要落到研究团体上去实现。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其学术核心是研究团体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据Hambrick所述，研究团体的发展通常通过三种途径，分别是与现有理论的分化、资源调动与获得合法性。这三个途径彼此关联，共同推动着研究团体的发展。战略管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具有许多核心期刊。在国外，有《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ManagementScience》，而在国内，战略管理论文大多发表在《经济管理》《管理学报》及一些管理学期刊上。因此，作为一个研究团体，战略管理有强大而有效的机构去促进身份认同与增强归属感。这种身份认同是通过区分战略管理与其他管理学研究领域的特征，特别是实际应用方向实现的。比如，战略管理根植于实践这一属性使得战略管理可通过与组织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对接，通过提升、改善组织的绩效，使得许多研究学者拥有了规范应用其知识的途径。战略管理研究团体的多样性，也因此加强了该领域的理论发展。 3战略管理发展方向 如同前文所述，战略管理起源于多学科融合，立足于组织实践的特点决定了战略管理的发展可能不容易符合常规科学的概念，即围绕着紧密结合的定义与原则构建体系。尽管如此，目前的实际情况也需要确立发展理论的标准，并将理论进行实证分析，以促进不同专家与研究团体的一体化。虽然多样性的确是战略管理领域的特征，但未来的发展必然要求战略管理的理论对一些非战略管理的新现象达成共识。新现象的出现为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蓬勃的动力。伴随的技术的不断创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断进化，有着全新的战略行为与竞争关系。这就要求战略管理领域将现有的概念、理论与经验相结合，同时进行内部整合，去分析源源不断的新现象。一个整体的、主导的理论或许并不存在，理论的多样性与经验的多元性依然是战略管理的核心特征，而对研究领域进行整合是一个学科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强对软件工程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管，保证项目的开发进度以及达到设计的目标要求，促进软件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稳定发展，给软件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在当前时代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国内的软件企业有能力开发各种大型项目，有的项目甚至需要几年完成。鉴于软件开发项目这种特殊化的项目管理主体，特别是对大中型项目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能把内部控制理念运用到软件开发项目管理工作中，通过内部控制的方式，及时发现项目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现问题后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找出应对措施，从而规避软件开发项目开发失败的风险。 一、软件开发的项目管理概述 从项目管理角度来说，其主要指项目管理工作人员在有限资源的环境下，通过采用现代化管理方式和理念，对项目中包含的各项内容进行跟踪管理。也就是从项目设计环节入手，到项目结束整个过程进行统一规划、协调、引导和管理，以此保证项目目标的顺利落实。从软件行业来说，在落实项目管理工作时，涉及的内容主要以项目开发过程控制管理为主。软件工程项目是开发人员根据客户委托或企业为了获得新产品进行的开发活动。软件工程管理主要指对软件工程开发需求论证环节、软件开发环节以及软件支持环节等各项活动进行管理，保证给用户按时提供接受的委托工作，使用户构建高质量、高效率的软件工程项目。软件开发内部控制是对软件开发过程的各个环节做出风险评估，针对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的防范；并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通过测试分析等措施及时发现风险，并有效的将风险解决在萌芽状态，是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也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接受专业的控制建议，建立自我纠错的系统，通过系统的改善工作，将软件开发过程中的风险变成可管理的、可操纵的机会。 二、软件开发环节的风险识别 (一)项目设计阶段未经科学论证或论证不充分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随着全球贸易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升级、软件国产化的政策引导，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这些因素都给软件行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软件企业在接受客户委托时，一般情况下是业务人员寻找客户、客户提出需求、双方多次商榷、达成委托事项签订委托协议，然后开发人员根据委托内容进行开发。但在这一过程中开发人员未参与到委托事项的论证过程中，因客户对提出的需求不明确，加上业务人员或售前工程师对软件开发知识的欠缺，导致没有从科学角度设计委托项目，造成开发人员边开发、客户边提需求、开发多次修改。最终导致软件的创新不足或加大产品成本、或造成无法按期交付产品的情况发生，情节严重导致项目停止。 (二)软件开发人员配备不合理 软件开发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工程师的技术要求较高，又是靠工程师手工完成的工作，没有办法通过智能化设备代替。项目组主要由实施工程师、需求分析师、概要设计师、详细设计师、前端开发工程师、后端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部署工程师等人员组成，要根据开发项目的难易程度，配备能力匹配工程师参与开发。如果配备的工程师技能过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成本提高；如果专业技能不能胜任项目开发，无法保证项目的质量和按期交付，导致成本提高或项目失败。 (三)开发过程管理不完善 项目经理是项目开发管理的责任人，软件开发中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是软件行业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反映了开发工程师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企业经营成果和核心竞争能力的表现。所以，开发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是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项目经理需要根据项目实施计划提前与各类别工程师协调好参与项目时间。如有项目变更，需及时调整实施计划，并通知项目组成员，方便工程师做好工作时间的调整。同时项目经理需要根据实施计划，保证各工程师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设计的目标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避免因项目进度等原因造成工程师进场后不能正常开展工作，造成成本上升的风险。 三、内部控制在软件开发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一)项目设计阶段的内部控制 通常情况下，软件开发项目设计环节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概要设计，另一个是详细设计。其中，概要设计也就是把软件需求转变成软件系统框架以及数据框架，通常涉及了系统框架设计以及数据框架设计亮点。系统框架设计往往包含软件系统中各项成分之间的关系，而数据框架设计更注重数据结构含义，该项环节主要强调宏观设计以及框架设计。项目设计阶段内部控制方面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加强对软件开发部门提供的软件框架设计方案进行核查，并监管设计执行情况。第二，结合实际情况，由软件开发部门提供的软件框架设计执行方案。第三，由监管软件开发部门对规划方案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落实对应的设计工作。第四，检查软件开发部门提供的软件框架设计档案。同时，安排专业人员采用考核、评估和分析等方式对软件框架设计情况进行明确，同时保证软件框架审计和需求内外统一。确保采用的软件设计方案和标准具备合理性，提升设计方案的执行性和可行性[4]。软件开发企业在进行项目设计时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或者可行性研究流于形式、决策不当、盲目上马。并且因为设计环节缺乏科学的内部控制，无法合理保证项目开发成功，引发难以实现预期效益或项目失败的风险。因此，在进行项目设计时，应该注重设计内容，从实现软件设计目标和考虑软件的应用硬件环境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设计工作的开展。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产生，首先结合软件开发设计需求，做好相关人员岗位培训工作，使设计人员具备与岗位匹配的专业知识和胜任能力。并且，企业可以设置组织独立于项目之外的专业人员或机构进行评估论证并出具评估意见。其次，加强需求分析，需求分析作为软件工程的核心主要划分为两项内容，一个是非技术要求，另一个是技术要求。需求分析应该确保软件产品可以更好的迎合项目实际需求。在需求分析环节中，需要对客户的自身要求加以明确和核查。客户在提供软件需求分析执行规划方案时，需要客户的软件使用部门给予对应的配合。并且，客户应该根据规划要求落实对应的软件需求分析工作，客户在提供软件需求方案的过程中，要求对需求档案功能、型号、安全等级、相关数据等内容进行核查和明确。其次，编码阶段，在进行软件开发应用时可以采用流程管理的方式，实现对软件开发环节中各项资源投放情况进行监管和把控，以此让应用软件开发可以更好的满足实际需求。 (二)项目开发阶段的内部控制 项目开发阶段是项目进行投入的主要阶段，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完成系统的整体开发与功能、性能、安全测试，并进行系统部署汇报演示。本阶段的成本在整个项目成本中占比较高，是内部控制的重点和难点，企业可以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在项目整个开发过程中对项目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对项目开发过程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风险，并做出应对措施，内部控制可以贯穿在下列的开发过程中。1.项目经理需提前将确认后的《需求规格说明书》发送给开发经理，开发经理研读《需求规格说明书》后形成问题清单，并由项目经理召开需求分析会，安排时间对《需求规格说明书》详细导读和问题答疑。开发经理及小组成员必须参与，会后形成《需求分析会会议纪要》。并对项目信息中的版本、难度、亮点三项内容进行补充修订。2.开发经理对已经明确的需求进行开发设计，向“技术评审委员会”提出进行设计评审，会后形成《设计评审会会议纪要》。3.需求导读后由项目经理和开发经理共同制定详细的《项目开发计划》以及确定的预估开发工作量，为以后需求变更时作为基准参考。4.开发经理根据《项目开发计划》安排开发人员和集中配置组对系统进行配置和开发工作。根据模块的难易程度分配开发工作。5.项目经理组织对开发组交付的系统进行功能、性能、安全、集成测试，并形成相应的测试报告。所有的bug(指电脑系统或程序的缺陷问题)项目经理负责登记，如需进行变更，填写《需求变更单》需客户确认。对在这个环节提交的bug需进行统计并计入项目绩效评价中，具体解决方案由开发经理及相关开发配置人员负责。6.项目经理对已经开发完成的系统为客户提供阶段性成果汇报，汇报期间客户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记录和汇总，如超出合同部分交由业务部门进行商务洽谈。7.系统功能整体满足客户需求后，由项目经理组织进行系统交付初验。项目经理提交初验报告及其他初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概要设计、详细设计、数据库设计、测试用例、测试报告等，其中部分技术文档由产品中心协助准备。《初验报告》需客户确认盖章或签字。8.需归档的交付物：需求分析会议纪要、项目开发计划、概要设计、详细设计、数据库设计、测试用例、测试报告、初验报告、需求变更单、合同变更补充协议、产品/货物签收、初验材料。 (三)项目验收阶段的内部控制 首先，运行阶段。在系统试运行环节中，内部控制涉及的内容包含对试运行规划方案进行核查，设定试运行环节中业务周期、执行范畴、组织框架以及应急处理对策等；核查软件开发部门对用户培训内容、规模、对系统管理人员以及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考察试运行规划执行状况；监管软件开发部门试运行记录数据，在此环节中一旦发生问题，应该第一时间进行核查和分析，并做好对应的记录工作，及时进行处理。其次，系统验收移交阶段。系统验收移交作为项目是否可以顺利落实建设目标的检测标准，同时也是最终的检测结果。在此环节中，内部控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第一，考核竣工环节中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和完善性，确保和项目实际状况吻合。第二，结合核查结果，对项目数量、质量等内容进行核实，同时给后续工程款项支付提供凭证。第三，核查软件开放项目各项资料，引导建设部门和开发部门交接对应的项目数据。第四，辅助用户对项目数据档案、源代码、产权说明文件、变更数据等内容进行核查，同时考核移交内容的合理性。具体过程如下：1.运行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项目试运行前期准备和培训工作，以及试运行期间的系统日常保障工作。此项工作主要由项目经理、实施工程师、运维工程师完成。(1)由项目经理编制《培训计划》，并组织项目组成员编写《培训文档》(用户权限设置、《用户操作手册》和操作视频必须准备好)，并组织试运行前的用户集中培训(进行培训签到)。培训包括针对普通人员、部门领导和单位领导。(2)项目经理在试运行前和客户确认试运行时间周期和《试运行计划》方案，《试运行计划》方案中必须包括试运行的试用人员清单、业务用例、操作指标、每日的操作安排。(3)试运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邀请有代表性的最终客户或业务骨干小范围试运行，第二阶段全员培训试运行。(4)试运行期间项目经理和运维人员督促参与试运行人员使用系统，完成试运行方案中规定的操作内容，并每周提交《试运行周报》给客户。(5)试运行期间系统出现的bug及需求变更录入进行记录，其中《需求变更单》需客户确认，所有问题由项目经理带领现场实施/运维人员跟进解决，同时开发团队保证bug不过夜。(6)试运行期间由项目经理负责记录收集系统使用情况，并提交公司需求评审和工作量评估。若产生非合同内需求变更或合同内需求变更累计超过评估总项目工作量需提交业务部门，收到经公司签批的《需求变更单》且经客户签字确认后方可继续实施。(7)完成试运行后，根据试运行期间提出的问题和需求整理成《试运行报告》提交客户确认。针对需求部分核对合同后，提请业务部门确认是否需要由商务进行洽谈，并由客户在需求变更单上签字。(8)本阶段需形成需求变更单、培训计划、培训文档(操作手册)、试运行计划、试运行周报、试运行报告、系统应急方案书面资料并归档。2.交付验收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召开项目终验验收会，提前准备验收材料，并邀请相关领导参加。此项工作主要由项目经理、实施工程师、业务人员完成。(1)如合同涉及第三方测评，项目验收前1个月必须启动第三方测评，项目经理根据测评要求准备相关文档，其中概要设计、详细设计、数据库设计等开发文档由产品中心协助准备。项目经理安排与第三方测评机构进行现场测评，并由第三方测评公司出具对应的《测评报告》。(2)项目上线试运行完成后，项目组根据情况申请验收，由项目经理提交《项目验收单》给客户签字盖章确认(非自然人客户确认验收必须以盖章为准)，验收中必须注明“XXX项目完成验收”，或能够表达确认验收字样的文字；如客户方组织由专家进行验收，以最终《专家验收意见》单为准(需有专家签字的原件)。(3)项目经理准备验收会需要的《项目验收材料》、《项目建设情况汇报材料》以及其他相关文档。本着节能减排原则，如无特殊要求，可以提交电子版验收材料给客户存档。(4)如项目在验收前阶段接到客户书面投诉，项目在验收前阶段出现重大事故的项目整体进度延期50%以上的公司需派出专业团队进行专项处理。(5)本阶段的工作需形成测评报告、验收单、专家验收意见，验收会签到表，项目验收材料、项目建设情况汇报PPT书面资料并整理归档。 (四)质保阶段的内部控制 根据试运行方案推进系统的试运行工作，完成试运行并进入正式运行。本项工作主要由项目经理、运维工程师负责。主要控制措施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1.正式运行期间发生的所有需求变更(非合同范围内)，必须告知业务部门，由业务人员出面进行商务洽谈后方可进行，需求必须走《需求变更单》，由客户签字或盖章，如牵涉大范围变更(一般超出原合同工作量的15%)，必须重新立项。2.项目经理需明确项目合同的维护服务期限和服务范围，以及是否提供人员驻场服务，并根据合同要求安排人员驻场或远程维护。3.项目运行满免费运维期后，项目经理(现场运维)应主动提醒业务部门，并由业务部门发起续签有偿维护合同事宜。如客户不签订合同实施部门有权利停止为其提供维护服务。4.进入运维期后，运维人员应定期对系统及服务器进行巡检。5.本阶段需形成的文字资料有系统巡检表、系统运维记录表、需求变更确认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从当前软件行业发展前景来看，国内的软件开发技术越来越成熟，有能力独立承担大型软件项目的开发及研发。如果将内部控制管理有效的应用到软件开发项目中，明确各个环节中内部控制内容，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对应的内部控制对策，从源头上防止发生不必要问题，保证软件项目建设和开发安全，给软件项目的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欣.房地产项目管理中内部控制的运用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8(0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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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概述 随着时代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员工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的变化，以及国家法律环境、政策制度等变化，企业需要不断地调整薪酬管理体系的设置。目前我国企业中的薪酬管理制度仍存在很多缺陷，薪酬问题越来越棘手和困难，对管理者如此，对员工也造成了极大困扰。薪酬并不是一个万能论，会存在某一部分员工并不完全是仅仅只为金钱工作，而是需要薪酬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合理的薪酬管理可以吸引、保留、并充分激励员工，否则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中小型科技企业主要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的高科技技术产品的企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员工多以知识型员工为主。 ２中小型科技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迷信薪酬万能论 虽然在高科技公司中知识型的员工相比一般的生产企业的员工薪酬偏高，但是调查显示中小型科技企业多半员工对企业目前薪酬水平表示不太满意。企业提供拥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是企业吸引和保留人才的必要条件。我国很多中小型科技企业管理者相信薪酬的万能论，在激励方式上更多地考虑到对员工的物质激励而忽视了精神激励。然而科技型企业的员工多为知识型员工，大部分接受过一定专业教育或者是具有较高学历高修养人群，他们对自己工作所付出的劳动不仅要求一定的基本物质报酬作为回报，也需要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企业只关注对员工的物质激励，对于加班加点辛苦工作的员工，支付方式也主要是金钱奖励，忽视了精神激励的作用。 ２．２福利制度不完善 ２．２．１福利缺乏多样化 我国大多数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福利项目比较大众化，缺乏多样化，很难满足知识型员工目前对物质和心理的需求，缺乏吸引力，缺乏岗位差别化和个性化，影响贡献程度较大的员工情绪，他们会感到极大不公平，这样不仅会导致企业的优秀人才流失。 ２．２．２福利缺乏弹性化 企业在构建薪酬福利制度时，并没有真正从员工角度出发去设置具有弹性化的福利制度，无法满足员工某些真正需求，使员工产生抵触或消极的工作情绪，甚至可能会导致一些员工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得不到赏识，因而选择离职。 ２．３薪酬与绩效存在代沟 我国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整体对绩效管理缺少重视度，绩效管理制度不完善，企业没有完全建立根据对员工业绩评价进行的标准化等级区分和细分化阶梯式员工薪酬幅度，绩效薪酬制度体系整体不太完善。企业针对知识型员工的绩效评价等级少，薪酬的涨幅变化也比较微小。 ２．４薪酬结构设置单一 我国的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薪酬结构体系相对比较单一，企业管理者缺乏对所在地区和行业薪酬结构状况的定期分析，缺乏根据行业和人力资源市场的变化对企业薪酬结构的及时调整，很难保证企业薪酬制度的内在和外在的公平公正性。很多企业在薪酬结构的设置过程中并没有给予相应重视，有的甚至对薪酬结构的确定是存在随意性，没有根据工作价值设置相应薪酬，更没有对员工能力体现出认可。 ３完善中小型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薪酬管理的几点建议 ３．１建立以激励为导向的薪酬模式 企业薪酬水平只有具有足够竞争力时，才能够吸引和保留到社会上优秀的人才。中小型科技企业想要改善目前薪酬水平，就必须要从多方面考虑到影响员工的众多因素。首先是满足员工基本需求，开展薪酬双向沟通制，最大限度地吸引优秀人才；同时企业也要清楚地对员工自身价值进行分析，根据人岗匹配原则，克服薪酬制度体系设计的盲目性。使薪酬和员工的个人绩效或者其所在的组织绩效相互联系，建立科学的薪酬绩效考核模式，调动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要重视精神激励的作用，培养和促进员工职业归属感，营造团结的工作氛围，驱动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热情，真正地调动广大员工工作的主动性。 ３．２开发多样化、弹性化薪酬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体系体现的是企业对员工的生活关心，一方面需要去满足员工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适当增加一些福利项目。在设立福利制度体系中的项目时，尽可能满足企业所有员工的不同需求。建议企业可以开发金钱性福利、优惠性福利、机会性福利和荣誉性福利等福利项目，从购房低息贷款、赠送购物卡、取暖费补助、各种内部折扣、假日福利、旅游福利、证书奖励和自助式福利等角度来开发，更好地满足员工对福利多样化的需求，做好与员工沟通工作，尽可能全面的把众多影响因素考虑到其中。中小型科技企业在设置薪酬福利时，应该提前做好调查工作，要充分了解企业员工真正需求，根据员工个性所需去设置合理的福利项目。企业也可以采取协商薪酬制度，将福利弹性化，使员工对福利的需求和企业制定的福利达成一致，在控制一定成本之内增加福利项目，若设置福利较多，应限制员工选取的数目，给予员工选择福利的权利，明确双方责任，使员工感到公平。确保福利待遇设置的人性化合理化，这不仅可以在精神上培养员工强烈的归属感，营造大家庭氛围。也可以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成长。 ３．３完善绩效薪酬体系 中小型科技企业应该对该企业工资模式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使绩效评价的精确性有所提高，在整个绩效水平程度范围内更精确地评价层级，并且对业绩薪酬涨幅的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的绩效薪酬评价等级与公司目前薪酬评价等级相比层级更清晰更精确，虽然员工绩效评价过程既费时又费力，又会让员工产生压力，但是有效的绩效评价可以协助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业绩工资涨幅程度稍稍增大，可以督促员工工作，起到激励作用。企业也可以采用目标管理评价模式，在绩效评价开始阶段，员工和管理者首先要讨论并确定员工所要达到的绩效目标，根据目标完成程度进行绩效等级评价。采用目标管理体系对个人绩效或组织绩效都会有明显改善，因为当目标管理体系根据信息反馈定期进行修正时，绩效改善尤为明显，它提供了对工作单位情况，改善了计划工程，加强了上下级之间沟通，最重要的是科学合理的对绩效进行了评价。 ３．４构建多元化的薪酬结构 中小型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由于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影响，公司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薪酬差距可能发生变化，当企业现有薪酬结构不能适应变化发展要求时，根据对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应该以岗位、能力或技能进行分析，重新设置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结构体系。企业如果薪酬设计能力有限，公司也可以选择咨询某些专业机构，或者聘请薪酬设计专家帮助企业设置规范化制度体系，以技能、能力、岗位为基础进行分析设置薪酬结构体系。 ４结论 本论文通过研究分析总结出中小型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的薪酬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并建议企业应根据目前薪酬管理体系的实际状况和员工的需求来完善薪酬体系，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设计科学合理并能满足员工个性化需求的薪酬管理制度。希望本文所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能给予该公司一些参考，可以使企业完善薪酬制度，以激发员工，吸引和保留企业的优秀人才，推进公司的战略发展。

文章通过研究发现，想象效果与实际效果会有较大偏差，使得人们往往产生理发后心情低落。通过结合互联网，我们可以打破传统方式选择发型，利用发型定制APP可根据不同脸型设计发型，运用APP中的VR技术上传本人面型并进行系统分析定制符合自己气质的发型，并利用APP提供预约服务及网络终身设计师等服务型功能。 1目前实体理发店发展现状 1.1发展速度较快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我国美业人将会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2014年美发服务业产值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在过去三年中，年均增长率为31.91%，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9.5%的增长率，目前行业人员规模超过1600多万人。展示了良好的行业发展前景和空间。从美业机构经营情况调查发现，与餐饮、娱乐、保健等第三产业相比，目前我国美业运行状况良好，处于中等较高水平，随着美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数量、美业机构规模、服务性收入和消费人群数量等各项指标均朝好的方向迈进。 1.2竞争越来越激烈 根据调查，实体理发店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行业门槛太低，店面数量太多，服务品质参差不齐，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单店和连锁的比例差距很大，未来的美业店面会朝着正规化、规模化、连锁化的方向发展，其速度将不断扩大，引发新一轮竞争。 1.3市场需求与供应脱节 目前全国有280万家美业店面，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都在不断扩大，目前终端客户对美业店面普遍存在不信任问题。如今美业店面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美发、美容的营业场所，而是逐渐在创造一个让客户享受、休闲、体验的服务综合体。现在是享受的时代，消费者们对品牌的意识与认可也越来越强烈。不注重企业管理、技术不合格、服务质量差的经营者将被迫淘汰，美业运营管理将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1.4发展形势比较可观新的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开始慢慢受到美业老板的青睐，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容量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中国美业开始逐渐受到高端人才、投资者的关注，行业迫切需要高端人才和先进的运营系统。 2实体理发店发展存在的弊端 2.1个人主观臆断 每个人都是个体包括理发师和客户就是两个个体，相互不能把对方的思想全部复制传达，就会出现少许理发师为业绩会向客户推荐偏贵但是效果一般的发型，理发师推荐的发型只能在脑海里想象没有真正实践过，在客户不满意发型的情况并不能退款，剪出的发型与理发师诉说效果不符从而产生矛盾。或许大家都有过在实体店可以直接理发的经历，但达到高峰期时我们都要等待稍许时间，其中这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排队又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听从理发师安排，造成时间的浪费。出席不同场合应该搭配合适的发型，有利于给予他人更好的第一印象，让自己有更多机会，例如求职时应搭配利落精神的束发，出席宴会活动应根据服饰搭配合适的发型，而出席者可能无法找准合适的发型搭配服装，如果理发师提供的发型一旦确定就无法更改，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2.2消费群体和消费习惯的改变 在成本上涨、电商冲击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下，实体店消费人群和他们的消费习惯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以80后、90后甚至00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更加青睐电商平台。从阿里巴巴公布的数字来看，40岁以下的用户占到其用户群的88%。年轻人都喜欢自主、便利、有个性的生活，电商为他们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对新技术、新信息的接受度高，使得他们更加愿意选择网上消费而非去实体店。 2.3实体经济政策扶持遇冷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电商的发展，将“互联网+”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些都为电商的发展提供了红利，但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国家对于实体经济的扶持政策却很少。 3实体理发店发展改进的措施 3.1结合VR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VR）已步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进一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提出发型设计的概念。发型设计APP在注册后会要求用户填写一份问卷，以便分析用户对发型的偏向喜好和年龄等相关信息，用户对自己的脸型、颈部长短、身材体态、性格气质、年龄、即将出席的场合上传信息，可以利用用户上传的相片使用3D模型，随后推荐出几款相应的发型，推荐发型中会有几种颜色供用户选择，在虚拟发型中用户可以先点击发型，随即展现用户选择相应发型后的直观效果。APP还提供可免费咨询各地理发师、推荐用户周围理发师和用户评价、每季度推出发型流行趋势的文章等。通过用户反馈免费看发型分析，对发型的设计出处会清晰明了，让客户理解发型设计原理。不仅如此，在APP上能预约理发时间，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在指定时间内用户可到达现场等候预约的理发师一对一服务。VR发型设计使客户能够方便、快捷、全面了解产品使用信息，使消费者在改变发型之前看到发型设计之后的效果，打消消费者的消费顾虑，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好地服务的同时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3.2结合人力资源视角下的用户服务 通过地域、年龄和不同性别进行价格和偏好发型做比较市场细分，APP的其他服务就发挥作用，例如：APP的每日推出护发养发知识，根据发型天气及场合每日推荐穿衣，这样可以给大多数“纠结症患者”提供每日的参考数据。建立跟注册用户的信任，项目必须是正规渠道开发投入广告，应用APP前签订协议等，把重要功能展现给用户，体现需求价值。注册理发师要进行多层安全检验在线营业，理发师在平台上也可以接受客户建议和意见，直接对接了解不同客户需求，让用户知道店家与客户紧密相连。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推动时代便利，智能化便利让用户享受最好的服务形象就从头而出，它是根据自己的气质和选择在客户端就能直接使用手机APP，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用户对发型身形有疑惑可以免费咨询理发师，在APP上直接在线了解护发养发，对于自己的脸型身形的发型推荐解释。在护发养发方面，理发师可以推荐护发养发知识和用品，由使用用户作评价推荐，用户可看评价和自己心意购买。如果不合适用户可以直接退货或下次不再购买，可将服务态度反馈在用户评价上，APP上也提供编发烫发各种简单发型的教程。 3.3“人力+技术”实现双赢共享 出于人身安全保护服务，设想由两个及以上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注册理发师也要上传相应店面和名字，用户一经发现问题，直接投诉并上传证据要求退款赔偿。推荐理发师是持有合格手续的正规理发师，重点推荐用户周围理发师，理发师线上线下免费咨询服务，对专业注册理发师的店进行定位服务。用户线上预约理发，根据用户预订发型和发型的时长由理发师接单，达到双向沟通。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碎片化时间专门预约理发师，并且提供终身预约理发师。在主页设置四面拍照功能：在四面拍照脸型后分析推荐该发型原因，呈现3D模型后再根据问卷内容推荐发型并在3D模特上旋转展示四面发型，用户也可以自选发型在3D模特上展示发型。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处理，更快识别面部特征。如果用户愿意可以在APP上上传自己的身形（如腿长多少）和身高还有体重，均为用户保密，在APP上推荐潮式发型对于不同身形和身高做图片展示，并且支持现在市面使用的各种支付功能。项目的开发价值在于它可以解决一些市场痛点，比如发型设计APP的实现给大多选择“纠结症”的人群一个大致指引方向，让我们提前感受发型的立体效果，降低“车祸现场”风险。开发一款结合线上设计和线下实现发型设计的APP，合理运用碎片化时间。注册理发师通过APP平台发现用户问题，同时让自己的理发店有更好的宣传力度，理发店同样可推出发型师设计的各种时尚发型，每周让用户有不同的时尚体验。 4结束语 随着人们对于生活品质需求的提升，个人形象问题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发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理发前的设想以及理发后发现与自己想象的效果产生偏差，导致满意度的下降，VR技术可以通过数据分析，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去理发店理发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等待时间，如何利用好碎片化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点，期待接下来的学者可以对此研究点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杨霜红，桑海伟，陈海，等.基于VR的发型设计[J].物联网技术，2018（6）：90-91. [2]刘莉莉，张澜宇，唐彬.基于RFID的图书管理系统[J].现代情报，2011，31（2）：152-153. [3]周友秀.发型在形象设计中的表现[N].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9）：139-141. [4]陈桂红.谈服装色彩的整体美[J].艺术科技，2013（4）：79. [5]李瑛.基于RFID的智能图书管理系统[J].山西电子技术，2012（4）：9-11. [6]孙晓光.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人物形象设计中的运用[J].美术视点，2017（22）：143-144. 作者:高赫婧 韦宝莲 白宇航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

文章对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以顺应时展趋势，为我国公共管理事业献出一份力量。公共管理创新思维的发展情况受到众多条件的制约，在探究公共管理创新思维时，要立足于公共管理创新思维的发展现状，并对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出细致的分析，从而合理规划未来发展，提升公共管理发展水平，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1]。 1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过程中会迎来很多机遇，也会遭遇许多挑战。恰当地处理机遇和挑战，有利于公共管理工作的进步发展。 1.1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机遇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互动越来越多，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公共管理的工作也在逐步进行，政务体系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的公共管理方向越来越清晰，公共管理思维创新工作也随之展开，把握公共管理发展的机遇。在新时代这个背景下，公共管理者要乘势前进，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创新思维，这要求公共管理者提高敏感度，及时抓住机遇，还要敢想敢做，坚持不懈。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创新思维主要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政府正在不断接纳新的公共管理理念，转变管理理念，重视理念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把“以人为本”摆在重要的位置，探索符合社会公共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化发展方向[2]。 1.2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面临的挑战 公共管理创新思维的发展遇到的挑战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公共管理工作与现实需求脱节。政府重视公共管理的创新工作，但过于关注新型服务方式的引进和运用，忽视了我国公共管理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沿用旧的模式而开展的，引进的新方式不能与国情很好的契合。针对这个挑战，应该要深入发掘减少政府服务的发展方法，探寻新的思维，迎接新挑战。第二，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要在明确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定位的前提下，合理应对公共管理创新思维的发展的新挑战，促进公共服务职能涵盖全方面、多角度，强化政府在管理、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升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的政府。此外，还要理智的看待新挑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运用，促使战略规划的实施，为公共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提供保障。 2新时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具体策略 2.1政府要找到合适的公共管理定位 政府要正确对待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增强服务意识，找到合适的定位，关注政府职能的弱化和泛化问题，在政府职能泛化的基础上，发展国际经济，加强国际间的技术合作交流，保障公民与企业的正当权利，建设为全社会服务的、覆盖范围广的、有重要意义的公共服务。此外，在明确公共管理创新思维的定位时，要注重公共服务内容的传达，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增强政府在整合处理民意的能力，促使公共服务更优质。 2.2政府要创新公共管理服务模式 要建设好的管理服务模式，必然要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避免了旧的管理服务模式的局限，吸取先进的管理服务理念，以保障每项管理服务工作顺利开展。此外，还要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借助数字化管理服务，让人民在网上也能得到很好的服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在公共管理服务中的作用，让我国公共管理服务更加现代化、智能化、信息化，促进管理体系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淘汰旧的服务模式，让服务模式与时俱进，满足人们的服务需求[3]。 2.3合理借鉴外国先进经验 为发展公共管理创新思维，还应该借鉴外国先进的公共管理经验，吸取其中的教训，引入外国的先进管理模式以及管理观念，并结合具体的国情加以积极运用。具体做到科学合理的制定战略并督促战略的实施，关注领导和管理工作，让公共部门的工作更加高效优质，更好服务社会。这样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服务跟上全球化的步伐，适应国际的发展趋势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以促使我国比较单一的公共管理模式转变，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充实我国公共管理工作的内容，使公共管理更加贴近人民生活，让市场和政府的联系更加密切。如此还能不断健全公共管理体系，保障该体系在当今社会中的发挥促进作用，对现实有着重大意义。 3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全球化、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我国的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为更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进行公共管理工作时，要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做到科学合理。对于政府而言，要找到合适的公共管理定位、创新公共管理服务模式，并吸收先进的经验，结合具体的国情加以利用。公共管理创新思维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积极的落实策略，如此才能保障我国的公共管理创新思维更好地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吕涵.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6(4):90-93. [2]马晓娟.浅析公共管理创新思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人才资源开发,2017(10):33-34. [3]杨杨,金龙,郑建明,等.《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创新性教学体系构建[J].经济研究导刊,2012(6):299-300. 作者:方志仕 单位:大唐彬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英语一直以来都是高职院校的公共必修课程，但是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人数较多，采取的一般都是大班教学模式，这也使得高职英语教师必须要承担较大的工作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直沿用传统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那么不仅会进一步加重教师的教学负担，同时也无法很好地确保教学的质量。另外，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高职英语教师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我提升和发展，进而无法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最终也会对其教学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教学效果不理想。部分高职英语教师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重点词汇和句型，为学生介绍文化背景，但采取的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忽视了对学生学习兴趣和综合技能的培养，进而导致课堂教学的效果不尽人意。第二，学生的学习兴趣较低。由于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无法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课堂上只能够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有效的课堂互动，使得课堂教学失去了活力，进而导致学生对英语逐渐丧失兴趣。第三，评价方式单一。目前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中只注重对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进行考察，忽视了对学生在学习过程的学习态度和进步以及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进行考察，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2提升高职英语教学活力的策略 2.1对教材进行深入的挖掘 精心的备课是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充满活力的重要保证。因此，高职英语教师在上课前，一定要进行精心的备课。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的挖掘，用心去感知和体会教材当中的思想。只有当教师对教材有了充分的情感体验，才能够更好的激起学生的情感，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因此，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学生的兴趣、性格、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的教学方式，一定要做到四个有利于：（1）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2）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3）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4）有利于提升课堂教学活力，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2.2灵活利用课堂语言艺术 课堂教学语言是向学生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教师教学语言的水平高低能够对课堂教学的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高职英语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要注重对教学语言艺术的运用，通过生动、幽默、简洁的课堂语言来提升课堂教学的活力，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首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使用精准的语言，千万不能模棱两可，否则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进而影响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其次，教师所使用的课堂教学语言应当生动优美，让学生将课堂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这就要求高职英语教师必须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因为教学风格是教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教学的过程也是教师向学生展示自己精神面貌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其中，才能够真正感染到学生，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善用激励性的语言。不论是任何时候，采用任何的语言形式对学生进行表扬和鼓励，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机。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要多对学生进行鼓励和肯定，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心。由于高职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偏低，这也使得他们对于英语学习存在畏惧和厌烦的心理。而通过激励性的语言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消除这些消极心理，让学生对英语学习重新树立自信心，进而有效地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活力。 2.3丰富课堂教学活动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只有真正地唤醒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投入到课堂教学活动当中。因此，高职英语教师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模式，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实践教学活动，将课堂学习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学生，让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来感受到学习的快乐。比如，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开展情境模拟、英文歌曲大赛、诗朗诵、情境剧等活动。要想有效地激发课堂教学的活力，高职英语教师必须要对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进行明确定位，让自己成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帮助者和协调者。教师可以将每一堂课都看作成一场舞会，将自己当作这场舞会的主持人，而学生则是这场舞会当中最闪耀的明星。一个好的主持人必须要有亲切的主持风格，同时还要运用幽默生动的语言来活跃课堂氛围，进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充满欢乐的课堂当中轻松地获取知识。 2.4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一个充满活力的课堂当中，师生关系必然是和谐融洽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通过紧密的配合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要增强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了解学生的内心，和学生成为朋友，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上和生活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对教师产生信任感，进而对英语这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 3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提升高职英语的教学水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高职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英语应用型人才。因此，高职英语教师应当要对自身的教学方式进行不断地创新，激发英语课堂教学的活力，并在教学过程中增强对学生自主创新意识的培养，从而为我国培养出更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福珍.改革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培养新型实用性人才——浅谈如何迅速提高高职英语的教学水平[J].当代教育论坛（教学版），2010（9）：100-101. [2]石嘉異.浅谈如何提高高职英语精读的教学效果[J].时代教育，2013（19）：182. [3]孙云.浅谈如何提升高职英语教学水平[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0，26（5）：143. [4]周新.浅谈如何提高高职英语教学质量[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1（2）：143-144. 作者:张彦鹏 单位: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航空工业促进法对加快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性 摘要： 自从我国大飞机项目被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后，关于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立法也不断的提出。现在，有没有必要制定一部航空工业促进法或者相关行政法规，立法的各方面条件是否成熟，各方权利义务如何配置，立法中，我们的困难都有哪些，解决争论的理由和思路是什么。文中分析了制定我国航空工业促进法的必要性，并且探讨了制定航空工业促进法时可能遇到的立法问题。 关键词： 航空工业法；立法；立法问题 0 引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年间，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我国应该制定《航空工业振兴法》、《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等航空法律、法规。然而见诸于公开刊物、平台讨论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文献并不是很多。我国需要一部航空工业振兴法吗？韩国、日本有航空工业振兴法，我们就需要吗？他们的法律效果如何，如果移植到我国，适合我国的情况吗？能起到积极作用吗？航空工业立法与航空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都值得学者们研究和探讨。 1 我国制定航空工业促进法的必要性 “6月11日，为促进《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工作，部装备工业司和政策法规司组织召开了《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座谈会。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的相关同志参加了会议。”[1]自从大飞机项目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2006年—2020年）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之一后，建议为此项目进行立法的呼声也随之而出，工信部召开的《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座谈会就是应这一要求的确切反映。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部分人大和政协委员建议制定一部扶持、发展航空工业的法律。“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11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国家尽快制定《航空工业振兴法》，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局把本法（条例）列入国家立法计划。”[2]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中，航空工业立法的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也由于我国当时的政策注意力还未把航空工业及立法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现在，随着我国把发展航空工业放在国家重要战略目标地位之一时起，由此，制定一部有利于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法律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人说中国的大飞机产业之所以发展曲折、缓慢，是因为缺乏法制的保障。“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张庆伟同志在谈到推进大飞机项目的困难时。把法制保障不健全、人才严重缺乏、技术储备不足作为三大困难。张庆伟认为，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专项的大飞机项目，应当在执行中得到完善、及时的法律支撑，得到有效的法律监督。”[3]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效仿日本、韩国制定自己的航空工业法。“日本政府扶植重点产业（尤其是出口重点产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50年代中后期，又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航空工业振兴法》等等。”[4]“韩国于1988年制订了《航空宇宙开发促进法》，代替了原来的《航空工业振兴法》，进一步完善了培养航空产业的法律制度。”[5]近几年，随着国家对航空产业的重视，学者们对航空法的讨论也热烈起来了。从先前关注航空运输企业立法的研究到国家把大飞机项目列为重大战略目标后，开始关注航空工业企业的立法问题，这一转变扩展了航空立法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立法探讨的问题也从运输业扩展到飞机制造业。这些客观事实正好说明了法律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现实客观需要产生的结果。我国需要一部航空工业促进法吗？日本、韩国制定了航空工业促进法，我们就需要制定同样的一部法律吗？“大飞机项目是振兴航空工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战略目标。目标即国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从一开始就明确大飞机项目的目标是发展民用客机，才能使民用航空工业的发展不再重蹈20年前失败的覆辙。明确目标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在技术路线、项目选址等方面的正确决策只能根据战略目标来决定，而且是因为目标明确就可以对承担责任者进行考核、不给畏难厌战者和化公为私者以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大飞机项目是一个涉及到几百亿元公共投资的国家项目，绝不容许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把自己的私利置于国家目标之上。”[6]“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严重影响航空工业建设的进程和振兴：一是我国曾经未把航空工业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领域；二是航空工业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工作体系，预先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7]路风教授在他的报告中谈到把大飞机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性，也谈到了整个中国航空产业现状的体制问题，而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大飞机项目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制度保障。吴大观先生也谈到了确立航空工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重要性。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陕西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科技激励政策研究 摘要： 参与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促进陕西航空工业发展，是陕西科技政策的重要立足点之一。在推进由航空大省向航空强省的转型进程中，陕西的相应科技激励政策逐步得以建立和完善；而这些建立和完善的科技激励政策，不仅表现在对航空科技人员的激励，还表现在航空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措施，以及为推动航空工业技术发展而规定的税收激励政策。 关键词： 陕西；航空工业；科技政策；激励 1 陕西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科技激励政策制定之必要性 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规定，国产商用大飞机项目是当代中国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7年2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同意正式实施大飞机专项，并确定大飞机专项为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陕西、上海等五个省、直辖市成为了直接参与大飞机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和责任主体，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负责大飞机战略推进的责任主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已经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这给航空工业优势明显而省域经济实力较为落后的陕西省，提供了依托国家大飞机战略、促进航空工业腾飞、整合各项产业集群的独有经济发展之路。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大飞机战略的实现，促进在省航空工业的稳步发展，在国家科技政策的总体指导下，陕西通过一系列的地方立法，以地方税收优惠、国家级和省级航空基地建设、促进陕西航空科技成果转化、驻陕航空产业所属科技研发人员权利保障等多方面为视角，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科技激励政策，为陕西航空工业建设和陕西航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软环境支撑。 2 与陕西航空工业技术发展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 航空工业的稳步发展，依靠的是航空科技的进步，而航空科技既是典型的高技术群，包括“空气动力技术、发动机技术、航空电子技术和航空新材料技术等”[1]，又是典型的高风险科技，需要政府在税收方面予以激励。国家层面的科技立法，基于航空科技发展的特征，往往都有宏观的税收激励政策。2008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在该法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于在实施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的过程中，需要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或者零部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近年来，陕西本省的地方立法，依照中央立法的宏观精神，着眼于本省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发展的需要，也积极制订了与此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根据2012年9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陕西省境内开展的航空科技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以及开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可以将研发团队、研发资产、研发成果等整体孵化为科技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条例》还规定，航空科技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发生的费用，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对于企业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缩短年限折旧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给予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当然，为确保航空工业的研发经费实际用于航空科技的进步，该《条例》第二十条还强调：企业列支的研发经费未用于企业技术研发的，税务部门对本部分经费全额征税。 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航空企业的通力合作与联合攻关，离不开大众的参与，而采用税收优惠的激励措施，则是地方立法机关在航空技术普及方面义不容辞的责任。基于此，《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在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航空企业向社会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向社会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服务的，依照陕西省的相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当然，陕西省在促进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发展方面，还需要采取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激励政策。例如，基于国家大飞机在自主研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大量进口航空产品的实际情况，陕西应当制定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关键性设备和配套性材料免征进口税，或者通过先征后返的措施来减轻相关航空工业企业的税务负担。至于陕西航空工业生产的产片，只要是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采用的航空装备内产品，笔者认为对其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不宜超过百分之十五。 3 与陕西航空工业发展相关的科技人员激励政策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张庆伟先生在谈到中国实施大飞机专项的三大困难时，把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作为其中的第二大困难。国产支线飞机ARJ-21的副总设计师也认为，受“708工程”下马的负面影响，当前一个时期，我国航空科技人员的科技水平急需得到提高。陕西作为我国的航空工业大省，要从根本上提高本省航空科技人员的水平和素质，就必须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从业人员科技激励政策。而这些针对航空科技人员的激励政策，不仅要以中央立法为指导，而且应当切实解决航空科技人员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因此在相应的人身激励内容上更应具有可操作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总则的规定，全社会都应当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国家只有在这“四个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够发展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科学技术进步法》在第五章则具体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待遇和权利，如科技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聘岗和取得相应职称和职务的权利、在行业内部合理流动的权利。《科学技术进步法》中这些有关科技人员的待遇和权利规定，作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一种评价和承认[2]，也为陕西制定更加科学和具体的航空科技人员激励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指导下制定的，2010年最新修改并实施的《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在第九条即明确规定，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摇篮、陕西航空工业核心的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必须发挥其作为国家级航空产业开发区的优势，采取措施，加快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定吸引优秀航空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者创新创业的激励措施，增强为各类航空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服务的功能[3]。 为推定航空工业技术的进步，陕西省还积极借鉴相关部委立法的经验，对航空科技人员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激励措施。陕西省的航空科技人员，一旦其完成的航空科研成果通过了符合规定的技术鉴定或者其他形式的技术评价，如与航空活动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被依法鉴定后，即享有选择获得奖励的权利。一方面，航空科技成果的权利人，可以依据2010年2月1日生效的《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所规定的评审程序，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及其办事机构申请获得陕西省科技奖励荣誉和奖金。《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科技奖励条例》而制定的陕西省科技奖励方面的专门性地方规章，该《奖励办法》设立了陕西省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奖金100万元）、一等奖（奖金6万元）、二等奖（奖金3万元）、三等奖（奖金1万元）等四个级别的奖项。 另一方面，基于航空工业技术与航空活动的紧密关系，陕西省的科技奖励政策也鼓励本省科技人员向国家相关部委申报各种奖励。如果陕西航空工业的从业人员希望其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部委的奖励，则应当向国家民航局申报。1997年修订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即明确规定了该项部级奖仅仅适用于航空活动的科研成果奖励。该《办法》第七条列举了可以申报该局科技奖的具体人员类别，如直接参与航空项目的开发与管理、在解决关键航空技术和疑难问题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的规定，一旦航空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并认定为应当获奖，则应当享受具体的奖励证书和奖金，如一等奖奖金为二万元，二等奖奖金为一万元，三等奖奖金为六千元。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论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及其文化的形成 摘 要：现代航空工业技术是一个国家的工业顶尖技术，是一个国家科研技术、国防力和工业水平能力的综合体现。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航空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具备与设计和生产世界先进战机的航空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工业部门发展和生产了各种类型和各种用途的飞机和飞机引擎，并且生产了数千种民用和外贸产品，航空工业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国防力量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航空工业；发展；企业文化 新中国航空工业从1951年4月17日成立，中国航空工业经历了从修理飞机到制造大飞机、从仿制到创新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已经从一个破土发芽的幼苗逐渐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新中国的航空工业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艰苦发展，成功地研发并生产了各种用途的飞机，包括歼击机、轰炸机、无人机、直升机、教练机、强击机和各种民用飞机，为我国的国防力量的建设和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建设。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航空工业的零起步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起始于修理飞机，1950年7月，美国率领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战场。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新中国必须马上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当时说过：“我们能造什么？我们能造纸、桌子、椅子，但我们不能造坦克、飞机和大炮。”经过苏联专家评估后，全国只有22个工厂可以改建利用。1950年3月，航空工业筹备组成立；1951年4月，政务院下发关于《关于航空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式建立。新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航空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创建自己的航空工业基础，其中创建了一批航空院校和13个航空重点企业，初步建立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 航空工业部门在初步建立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后，航空工业部门试制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初等教练机5（简称“初教5”），并且成功首飞。1956年歼击机5（简称“歼5”）试制成功，1957―1958年，经过航空部门夜以继日的努力多用途运输机5（简称“运5”）试制成功并且初级教练机6研发成功，之后歼击机6（简称“歼6”）制造成功。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仅仅用了七至八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修理制造到自行设计，从活塞引擎到掌握飞机引擎的核心技术的伟大改变。航空工业部门在1953―1961年间，我国的航空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其间，航空工业部门制造了3种飞机和4种引擎以及其他产品，新中国的航空部门成立之初先后从苏联引进7种型号的飞机和9种引擎，并且先后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援助我国的航空工业发展，这批苏联顾问和专家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自由发展航空工业 1963年9月，航空工业部成立，后经中央批准与航空研究院于1965年1月1日合并。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之初是引进机型并仿制，通过仿制机型来积累航空工业生产经验。在仿制机型的同时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机型并生产。强击机5（简称“强5”）经历了“”时期，在几沉浮后于1964年重新开始研制，终于在1965年6月1日首飞，强5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可以自行研制并制造喷气式战机，继强5之后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以米格─21为基础研制歼击机8（简称“歼8”）并研制成功，而此时我国航空工业技术完成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度。 在1963年，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以伊尔─28为基础自行研制轰炸机5（简称“轰5”），首批轰5总装了两架并于1966年9月24日首飞，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在生产轰5的同时也在研制轰6。1966年10月西安飞机制造厂完成轰6飞机第一架静力试验机的总装，轰6飞机于1968年12月首飞成功。在运输机方面，运输机7（简称“运7”）和运输机8（简称“运8”）完成设计和首飞但直到1976年后才定型。运输机10（简称“运10”）的研制是我国在航空运输机研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市场、经费和其他原因而落马，运10的落马不得不说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遗憾。 三、航空工业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跟紧世界发展的步伐和世界航空先进技术，由几位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在访问了欧洲航空工业和工业强国后，在1979年1月6日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方案和战略目标。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门决定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我国开始将西方国家的先进整机技术整体引进，提高我国航空工业研发的整体技术并缩小与世界先进航空技术之间的差距。 航空工业部门成功地将直升机9（简称“直9”）引进，不仅解决了我国直升机的更新换代问题，同时使我国的航空工业研发和制造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消化吸收并且掌握世界先进的航空设计技术和试验方法，为其他型号的直升机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现在，随着歼10B、歼15、歼20、歼31和轰6K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航空强国的行列，我国进口武器将成为历史。 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航空产业，航空工业部门的目标始终是研发现代化航空武器和发展现代航空技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航空工业除了进行强5、歼7、歼8等飞机的改型外，还努力研制新一代性能更先进的飞机，其代表就是歼8Ⅱ歼击机。此外，中国的下一代主力战斗机歼10也已经宣告研制成功。这一系列的成果说明，中国已经有能力自己设计高性能的战斗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我国吸收很多先进的飞机设计制造技术并以此来研发了很多产品并且交付部队，极大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 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努力发展军用航空的同时，开始转向民用航空产品。航空工业产业本身就是军民航空产业结合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航空工业迅速完成了从战时到平时的转变，很多设计军用飞机的工程师开始设计民用飞机。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加快了航空工业军转民的进程，我国的民用飞机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多种产品研发成功并且批量进入国内外市场。2008年11月28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支线飞机ARJ21-700飞机成功首飞。2012年4月17日，ARJ21-700完成全部研发试飞工作。2014年12月30日，ARJ21-700飞机获得我国喷气客机首张型号合格证。C919项目于2008年11月启动，C919飞机首架机于2015年11月下线，C919飞机预计于2017年初进行首飞，我国民用飞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11月10日，中国被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新的军事力量的挑战，我国航空工业应整合所有资源。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全面对外开放，积极进行国际技术合作，全面融入世界航空体系，先后出口上千架飞机和引擎。新舟60和运12 实现批量出口，而K8教练机直接向埃及出口生产线。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由单纯的出口航空产品向出口航空技术的转变，我国的航空工业走向了世界，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推动航空技术的进步。 四、中航工业的重组 1999年7月，国防科工委决定将其旗下的五大军工集团改组为十大军工集团。其中，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改组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一航，AVIC I）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中国二航，AVIC II）。2008年11月6日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成立新的航空工业公司，集团公司下辖200家子公司和20家上市公司。2008年5月11日，中国大飞机项目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中航工业集团秉承“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宗旨，践行“敬业诚信，超越创新”的理念。中航工业集团成立以来，构建起了集团文化体系，即以集团宗旨理念为核心的理念体系，以“六统一。统一的集团公司战略，集团宗旨理念，公司名称和司徽，司旗，司歌，标准字和标准色）为核心的形象识别体系。我国的航空工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起了航空报国的历史重任。 航空工业部门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更深地融入世界市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航空产业链方面，我们要积极进行全球合作，增强中国航空工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市场份额，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针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应不断创新，开发更多的产品。在融入区域经济方面，航空企业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而且航空企业本身就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中航工业集团相应国家号召与很多地区就区域经济进行了深入合作。 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诞生于美国，但欧洲的航空技术曾长期行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重新坐上世界航空技术的宝座，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这样的后起航空国家深思。美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曾落后于欧洲，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不久，欧洲的航空工业技术领先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飞机差不多都是欧洲设计制造的。 目前，美国是世界航空工业处于最高水平的国家，美国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只是美国航空工业技术先进的一个原因，美国航空产业发展有六个特点：一是将航空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发展；二是重视预研和前期技术发展；三是科学的论证与分析对整体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四是在项目发展中的科学实用观；五是重视人才和充分调动人的作用；六是重视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这六点可以说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助推剂。此外，美国航空工业之所以发达还有其他原因：其一，美国很多航空企业是私人企业，这使得公司为了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以增企业的生命力，其二，航空工业企业也是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竞争，以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指令；其三，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以人才为中心；其四，飞行器和飞行器引擎应分开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独立研发和生产先进作战飞机的能力。但在航空工业方面，我国与美国的差距是全方位的。飞机的研制不仅仅是研制飞机，还包括航空材料的研制、航电系统的研制、机械制造技术和加工工艺以及系统整合的能力。在航空领域还有广阔的领域等待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这使得飞行器设计师必须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毕竟科技的进步不是康庄大道。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律体系的现状 论文摘要 我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经济关系”指的是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关联系的统一整体。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论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降价促销与低价倾销经济法律论 我国经济已告别了商品短缺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必然会对过去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盲目重复建设进行自我调整；商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进程中，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必将愈演愈烈。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大多数企业缺乏先进的技术创新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因而，企业的市场竞争手段主要是采取价格竞争的形式。目前，我国工业企业之间，商业企业之间，外贸出口企业之间，旅游企业之间所进行的价格大战就是例证。对此，社会各界反应不一，有的认为价格大战是正当的降价促销，有的认为这是不正当的低价倾销。笔者认为，正确界定降价促销和低价倾销，必须依经济规律、市场规划和法律规范为标准。以求澄清人们的认识混乱，达到保护正当价格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规范市场价格行为之目的；同时，寻求治理低价倾销的策略。 一、价格竞争的法律依据和经济准则 为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杠杆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 制止不正当竞争， 我国先后于1993年和1997年制定并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迄今为止，这两部法律是规范价格竞争领域的基本法，也是界定合法的降价促销和非法的低价倾销的法律依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除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并依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定价目录为依据外，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制，由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按照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但是，法律又同时规定经营者除了依法降价销售鲜活商品、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商品、季节性商品、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以外，不得出于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的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从事不正当竞争。可见，法律规范给予经营者的价格授权是极其广泛的，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又对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和竞争手段作了必要的法律限制，这就为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提供了有序价格竞争的法律依据和竞争规则。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我国正在实行并逐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下的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但是，现阶段在价格体系还处于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本文所提及的价格行为和价格竞争仅指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即由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所形成的价格。制定价格必然以成本和供求关系为基础，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生产成本由制造成本和由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构成的期间费用最终构成；而经营成本则应由购进商品的进货成本和由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构成的流通费用来最终形成。鉴于各个经营者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差别悬殊，在确定成本时，只有以生产者和经营者自身的合理的个别成本为考察对象和立论前提，才是公正、公平的，才符合立法精神和市场竞争法则。这是本文的基本观点和立论基础。前一段时间出台的有关行业自律制度是不宜实行的，所谓行业自律实质上是一种全行业的价格卡特尔，其本质是垄断，必然产生垄断的弊端，不利于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相反会保护落后，妨碍优胜劣汰。究其原因，即行业自律价是一种行业最低限价，它依据的是同行业的各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平均数。因此，在实践中不仅不宜提倡，而且应果断地抛弃。随着企业不断创新和技术进步，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在同一种或同一类产品上出现价格差异将是必然的。人为的限制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实施的。 二、降价促销是价格机制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合法手段 据最近国家贸易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目前零售商品中已有90％供大于求，其他商品也不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的工农业生产资料和工农业消费品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加之建设过程中宏观上仍存在重复建设问题以及社会消费的疲软乏力，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势必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低于社会平均成本的个别成本来取得利润；或者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不断地创造市场、创造需求。这应是竞争战略的理想选择。然而，我国目前多数企业并不具备这种实力，这是现实。因此，作为低级市场竞争手段的降价促销将长期存在。问题在于“降价促销”必须有一个度，大家知道，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确定，取决于生产经营成本和供求关系。成本又分为社会平均成本、企业个别成本。只要经营者将商品价格降至不低于企业自己的个别成本（即使低于社会平均成本）进行销售即是合法的。这一前提下的价格是无可厚非的。“康佳”、“海信”、“长虹”所进行的彩电价格战当在此列。 笔者认为，降价促销应为经营者出于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以不低于自身个别成本的价格向社会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行为，是价格机制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合法手段。尽管价格战必然会造成一些企业的盈利暂时减少，甚至会使少数企业倒闭、破产，政府的所得税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但这种降价促销会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增加政府的销售税和营业税收；从长远眼光看，价格战又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有利于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意识，有利于进行国际竞争（海尔公司的实践已证明这一点）；这也符合《价格法》关于“经营者应当努力改进生产经营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合法利润”的立法精神。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市场正处于需求低迷、消费乏力、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合理合法的降价促销不失为一种刺激消费，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良策。 三、低价倾销是危害社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所谓低价倾销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或者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之外，出于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的目的，而采取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可见，构成低价倾销有两个基本条件，即主观上是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低价倾销的实质乃是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经营者，为了独占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故意在短时期内将其某种商品或服务以低于其个别成本的价格倾销，以达到其挤垮特定地区、特定商品的经营者，待竞争对手被迫退出市场或者无法与其抗衡后，再提高销售价格，获得垄断利润，以弥补低价倾销时所致损失。其危害后果是扰乱了市场上正常的价格秩序和生产经营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影响了国家税收，流失了国有资产；降价的损失也必将转嫁由消费者承担。因此，低价倾销行为被《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明令禁止。 近几年来，在我国市场上低价倾销的表现五花八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产品多元化或系列化的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选择其中一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的某个品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通常采取生产多元化或系列化的发展战略，某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某个品种暂时亏本经营，对它也不会伤筋动骨。因此，这类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往往为了挤垮竞争对手，扩大市场占有率，而采取选择某种产品或系列产品中的某个品种，亏本销售。南方某省曾经爆发过“两椰”之争。两家以生产天然果汁饮料闻名的企业集团，一家是椰树集团，另一家是椰风集团（简称“两椰”），椰子汁和芒果汁分别是“两椰”的拳头产品。1996年1月8日，在马口铁、白糖等生产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椰树集团将其生产的椰树牌芒果汁出厂价从每听1.87元大幅度下降到1.40元。椰风集团认为，椰树集团这是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芒果汁。因为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每听芒果汁的利润本来就是几分钱，椰树集团此举的目的是用非主导产品冲击竞争对手的主导产品，以达到挤垮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的目的。 2.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通过价格优惠、折扣、“买一送一”等方式变相降价，使销售价格低于成本，排挤竞争对手。我国家电制造行业重复建设问题十分突出，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加上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家电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市场竞争激烈，生产厂家的价格优惠、折扣、送礼等形式变相降价，已间接构成低价倾销。 3.旅游服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舍本倾销现象严重。 4.公共汽车客运市场恶性竞争，实力雄厚的客运公司不惜暂时亏本经营，以期挤垮竞争对手。 5.第三产业中的零售业、餐饮业在其经营的众多商品（品种）中，选择若干商品（品种）亏本销售且大打广告，招徕顾客，倾轧竞争对手。 6.同一种商品的代销商、经销商之间为争夺地盘、争夺客户，以低于商品到岸价大打“价格战”，意图整垮竞争对手，垄断特定市场。某市两家商业企业均为经销摩托车的大户，且供货渠道和厂家基本一致。其中的一家商场为争夺客户，垄断市场，在一个时期内，利用旺销季节将其经销的几个抢手品牌摩托车以低于到岸价格向市场抛售，这显然是一种低价倾销的行为。 凡此种种，皆为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必须依法整治，否则，我国的市场经济无法有序、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市场上业已存在的、混乱的价格竞争行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1999年8月3日了《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依该规定，低价倾销行为，依法将受到行政处罚。 四、对策与结论 综上所述，合理合法的降价促销应予以支持，不正当的低价倾销要坚决反对。一方面，政府在严格执行《价格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同时，还应制定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使之与法律配套实施，以加强政府和社会对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的规范和监督，确保市场竞争有序健康地进行。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坚决避免和克服盲目重复建设这一顽症。客观地讲，盲目与重复建设所招致的供大于求，是引发低价倾销的主要原因。目前，为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就业机会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固然是必要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防止出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重复建设问题。再者，要从根本上治理低价倾销问题，关键的出路在于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工作，不断地降低成本，以此来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内需，增加社会购买力。当前困扰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突出问题和难点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无法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出现结构性过剩，呈现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竞争力降低、经济效益下降、发展后劲力不足。企业为求生存不断地引发“价格大战”。要使企业真正摆脱困境，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建立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降低企业的个别成本，不断改进老产品、增加新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增加有效供给来扩大有效需求。为此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应做好如下几方面： 第一，在政策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有关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和法规，以鼓励和规范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第二，搞好企业技术创新的体系建设，包括做好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多渠道、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和投入机制，保证重点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改变“普遍下小雨”和“撒芝麻盐”的作法，重点扶持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途的产品和企业；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充分利用各类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速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科技带头人和骨干；加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第三，以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为主力，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做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积蓄力量，逐步推进全部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笔者认为，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低价倾销问题完全可能也可以得到全面解决，这只是市场经济和特定国情条件的阶段性问题，对此，政府与全社会应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认识。 经济法律论文:试论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 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 “经济关系” 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 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 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 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 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 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 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 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 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 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 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 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 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 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 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法律责任法理学研究 摘要:本文以法理学为视角，首先分析了法理学中法律责任的基本定义，并指出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描述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之上对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进行简单概述。最后，论述经济法法律责任在法理学中的重塑。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责任;法理学;重塑 一、法理学中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与法定义务密不可分，而法定义务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或其它有权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所颁布实施的强制性规范设定的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当不履行相应义务时就会受到制裁。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其中主流的几种观点认为，法律责任是义务，其相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而言属于第二义务，概括而来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第一义务而招致法律责任的承担。另外，有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后果，是违反者应当承担的制裁性法律后果。可以说不同的学者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法理学观点却又相对的一致。当然，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推理而来的，形式逻辑中的演绎、归纳推理往往运用三段论形式，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法律责任的推理过程中，一般将具体确定的法律规范条文作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根据大小前提推理出结论即法律责任。虽然它依据系列前提能够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但是由于推理所用的大小前提并不确定，形式逻辑推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并且形式推理无法对结论作出正当性的解释。另外，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缺乏创新性，缺乏包容性。目前我国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仅仅从部门法，尤其是刑法和民法中的归责理论，认定法律责任就是因为违法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制裁，从而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阻止功能。这就忽视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独特性，从而导致了经济法及经济法法律责任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经济法学界短时难以解决的难题。 二、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含义与特征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主体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规定的权利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如下特征:由于经济法的经济性，经济法法律责任必然会是经济性的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的经济性能够使得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发挥它独有的经济效益，它能够指引人们朝着利益出发的同时趋利避害，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说，经济法中最为常见的罚款，可以说是在规制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外，经济法法律责任在强调制裁的同时还有一些奖励性法律后果。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由于违反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经济法制裁;而经济法上的奖励，则是由于积极地履行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到经济法的褒奖。最后，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社会性。经济法的许多法律规范都可以看出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相对应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虽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与经济法法律责任不同，它们并非从根本上全部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正是因为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行为不仅影响到自己和相关第三人的利益，而且还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对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之有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规定更加严格。 三、经济法法律责任的法理学重塑 目前，我国经济法法律责任难以脱离传统的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的描述，大都是对法理学中法律责任的简单重复。比如说，经济法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经济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经济法律责任是指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承担的由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等等。这些关于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基本是对法理学中的“义务论”、“责任论”加上经济法字样的复制。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无论是从经济体制还是市场变化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新生经济现象使得经济法法律责任描述过于陈旧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我们对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应该根据经济法的特点，从具体的经济法部门法中寻找依据，即应从经济法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中去获得。目前，我国法理学仍然以民商、行政的法律调节机制研究法律责任，然而，如今的法律现状是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融合，新兴法律层出不穷。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对经济法法律责任从经济法自身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关注经济法之于民商、行政法的区别，比如说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对秩序、公平、效益的追求次序;对法律责任中主体的不同;以及责任形式的巨大差异等等。一个体现经济法法律责任独立性的经济法法律责任，应包括经济自律责任制、经济他律责任制、经济诉讼。在经济自律制度中，应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通过其自身制度的运行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实现其团体内的秩序与法律秩序相协调。在经济他律责任制中应建立经济决策程序制度，实现经济民主。充分发挥经济仲裁及经济调解的作用，实现经济稳定。应建立和健全经济诉讼制度，使公益诉讼获得诉讼之救济，以实现经济法的权益保护目标。 作者：曹真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法律论文: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浅析 摘要:低碳经济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是针对当前气候异常的必要措施。这一模式涉及技术、制度和发展观念等诸多方面，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家干预;法律 低碳经济是针对气候变化提出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同。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①，可以引导、规范、激励和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意义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概念 关于低碳经济，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论述。但总体上无外乎几个特征:第一，发展模式不同以往经济形式，强调低碳，在某种意义讲，就是减少能耗。第二，低碳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第三，低碳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第四，低碳经济意味着现代社会生活的技术创新。因此，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尽量减少能耗和碳排放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各类污染，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辅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国家干预理论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效应之结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对大气这种全球公共产品的过渡使用之结果②。从国家干预理论看，低碳经济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资源越来越广泛，而且量能呈现逐步扩大态势。许多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这就导致了社会需求与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国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片，根据市场经济理论，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都可以对资源进行配置。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与计划机制相比，市场则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市场调节具有先天性不足，即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第二，负外部性效应的产生。第三，竞争无序与垄断的出现。第四，产生失业问题。第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国家干预的主要方面为市场失灵的矫正。国家干预可以采取两种办法，首先是市场化的方式;其次是非市场化的方式。政府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最权威的组织形式与统治方式。政府拥有强制性手段，它可以使市场从无序到有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认为，市场需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调节。所以，政府须为矫正市场失灵做出努力，法律便是实现目的的有效途径。 二、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成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克服市场无序的有力保障。政府通过制订相关法律，实现发展模式有据可依，达到更好体现政府职能，使政府运行顺畅，更好调节低碳产业发展。布坎南曾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③ 三、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在比较法上的观察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法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建立了长效机制，进而实现控制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的一部国际性法规。奠定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是目前操作措施有力，全球各国参与普遍程度高的另一部国际条约。 (二)英国的相关立法 英国自2003年在其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提出低碳经济概念。2008年颁布的《气候变化法案》是低碳经济立法的结果。 (三)美国和日本的相关法律 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审议《低碳经济法案》，标志着美国将低碳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推手正式提上了日程。日本长期重视科技发展，在学界对低碳经济研究由来已久，在美国通过上述法案不久，日本也紧随其后，出台了《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基本法案》。这一法案成为了日本低碳行业发展的法律基石。国外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几点经验:以低碳经济国家战略的确立为先导;以低碳经济基本立法为统领;在法律完善方面，主要以制订新法和修订旧法相结合的办法。 四、全面制订低碳经济相关法律刻不容缓 (一)落实发展低碳经济国际义务的需要 构建一国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国履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客观要求，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保障。国际公约确立起一般国家普遍的室温气体减排义务，该义务只有在各国内部加以落实，即把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法内化为一国的国内法。 (二)低碳经济国家干预行为需要法律规制 低碳经济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建立以“碳权利”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市场规则。第二，确立以竞争为本的低碳经济市场运行机制。因为权力具有异化、扩张而不受控制的欲望;如无法律的预先设定，便会出现失控。良法的关键问题在于公权力的控制④。因此，低碳经济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五、建立和完善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 制度建设是顶层设计，好的制度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反之则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低碳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合理，便会产生一个美好的低碳社会;反之，便会导致低碳经济及低碳社会建设的停滞与倒退。 (一)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保障路径 法律是理性统领下的制度体现与规则群，制度系理性派生的制度结构⑤，理性是法律的前提，法律只有符合理性、体现理性，才有其真正的存在的价值，低碳经济之法必须是理性之法，而理性的依据便是法律必须是良法，其特点是:法律是否发展低碳经济之必须，是否客观反映低碳经济发展规律。 (二)合理设计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选择恰当的低碳经济制度保障措施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之举，在合理配置的政策与法律双重作用下，我国低碳经济方能有序推进。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法律系统，由于低碳经济所涉范围广、领域多，其立法将是一个分层次、多结构、跨部门、多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只有通过立法的结构与层次搭配，建构起效力有序的法律阶位关系，确保各相关立法的相互协调、补充，形成有机统一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制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⑥。法律如果得不到贯彻执行，就只是一纸空文。因此，构建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仅是保障人们免受全球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第一步，但光有这一步，低碳经济相关目标仍然难以实现，构建起低碳经济法律的执行与监督机制、落实低碳经济相关立法措施是充分实现低碳经济相关立法目标的关键。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式是人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的初衷，而低碳经济的“三低”特点，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推行节能减排措施、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应吸取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经验，建立健全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石荣广 李照东 侯章生 单位：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家审计署办公厅 经济法律论文: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及构建 摘要低碳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格局大势所趋，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但在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需要对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和研究，进而推动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创新构建，提升低碳经济发展的质量，确保发展的持续性。 关键词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环保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物质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物质文明的发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所付出的有可能就是环境代价。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一度成为某些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越发突出，绿色经济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各国加以探索和研究。因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来自法律和政策层面的保护和支持，故展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构建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其低碳经济的长效化发展。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低碳经济被学界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有别于现有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由低碳产业、技术、发展、生活等系统因素和形态构成的经济体系。低碳经济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作为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是衡量低碳经济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进一步维持生态平衡，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开发新能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全球低碳经济的核心发展内容集中在创新能源开发和使用技术、减少排放、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等内容上。通过低碳经济构建新的经济发展制度，转变人类经济发展观念具有积极现实意义。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全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其实际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下述几方面：第一，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前我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宏观层面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高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主要消耗能源为煤炭，我国2013年煤消耗量达到近年来的峰值36亿万吨，虽然在2014年开始我国煤炭消耗量开始下降，但我国每创造100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2至5倍之多，在PM2.5等环境问题困扰下，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污染能源消耗量已经成为必然之举，此举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第二，有利于调整我国能源产业结构，我国能源战略长期依托于煤炭有其必然原因，我国可开采使用能源结构为煤多、气少、油缺，因为缺少油气也就使得我国主要消耗能源只能是煤炭为主，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近七成，而我国煤炭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落后。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高能源消耗、重污染排放情况突出。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我国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绿色经济发展环境和氛围，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三，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结构不合理情况，结构不合理的现状限制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比重依然为1∶5∶4，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依然是第二产业，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自然容易导致高能源消耗问题。进一步倡导低碳经济有助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利于服务业做大做强，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持续优化调整状态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合创新。第四，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出口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随着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重视，碳排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碳排放税也已经成为现实。为了维护我国固有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已经是当务之急。只有注重于国际规则，尽可能满足于国际化规则标准，才能树立起绿色经济意识，引导我国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全面打通国际化发展瓶颈，实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协调同步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分析 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更加需要法律作为保障。低碳经济源于技术创新，源自公众意识创新转变，更加源于政策和法律的不断优化完善。优化完善法律规制有利于维护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助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发展，引导市场发生结构性转变，提升低碳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效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低碳领域的立法仍较为滞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阶段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足之处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 低碳经济现已明确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整体法律体系完成程度不高。造成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并没有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基本发展战略进行明确规定，其二是基本法当中也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同时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依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可以说，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不高直接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有效推进，导致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所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规范作用下降。 （二）能源基本法缺位问题突出 能源开采、使用、管理等问题是关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影响低碳经济持续推进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重于能源领域的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包括《电力法》、《煤炭法》等一系列的能源单行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现有能源相关法律法规在能源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能源问题的越发突出，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激增，颁布实施一部能够系统综合调整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基本法显得非常必要。一方面，该法实施后能够解决现存的能源问题，处理现有能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该法实施后有利于低碳经济的长效化、持续化推广，有助于规范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法律层面对新的问题和现象加以调整，利于单行法的制定和完善。 （三）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现行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细化程度不够，实际的司法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法条的约束性不强，难以对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查处，同时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作用与价值。 （四）立法效率较低，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 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被全球主要国家所认同和认可后，在欧盟部分国家开始通过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强制推行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立法效率尚较低，法律规范方面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起到科学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低碳经济立法滞后，导致法律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不对称，限制了经济健康发展。 （五）公众低碳经济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的价值体现在于其规范和引导上，通过法律的落实和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应用，可以使公众的法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进而利于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我国当前公众低碳经济相关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意识，进而也就限制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影响着低碳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决定着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对比我国应及时通过有效立法和执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立足国情，合理确定低碳经济立法原则 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立法工作的有序科学开展，建立在合理立法原则基础上。立法原则着重突出三个重点。首先是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依然较为严重。我国人均资源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不足，部分地区和产业领域依旧过分依赖自然资源，能源消耗量大、污染问题突出。据此，我国在低碳立法方面必须充分结合自身国情，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要取其精华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和不断优化。其次是要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在低碳立法方面，我们要充分维护自身核心权益，对发达国家有针对性的法律及政策，积极应用法律手段加以应对，提升我国法律体系的自我保护性，坚持逐步推进。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一撮而就，而是要充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环境变化，不断对法律体系加以创新和优化完善，使法律的价值作用最大化。 （二）推动低碳领域基本法的制定 总的来看，低碳经济法是实现低碳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础保障和普遍适用的法律指导规范。在低碳经济法当中需要明确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地位，提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等领域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同时颁布实施低碳经济法，并使该法成为各项单行法律和法规规章的依据，推动立法的全面展开。 （三）强化在金融、环保、消费等领域立法实践 我国要在金融、环保等领域实现低碳经济的多元化立法，通过完善法律体系额方式不断为低碳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一方面，我国要加快低碳税征收前的调研工作，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设立合理地低碳税征收标准，进而有效维护本国企业实际利益，同时推动社会低碳意识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对于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使行政处罚的效能得到体现，建立法律屏障，确保低碳经济得到稳步推进。总的来看，只有切实从多元化入手、从细化科学化着力，才能使低碳经济相关法律体系的实效性和专业性得到保证，使低碳经济能够在一个良好社会秩序和普遍意识环境下发展。 （四）积极引导强化公众意识 低碳经济持续发展，对公众的自身行为和意识要求标准就更高。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进一步引导公众意识的转变，不断强化公众意识，进而使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内容成为群体普遍意识，并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使低碳经济得到发展和壮大。 作者：徐建智 单位：河南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完善浅析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存环境的保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走向繁荣富强的的必然选择。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将法律具有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引导性作为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建构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能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导向与支撑。 关键词:中国经济;低碳经济;法律规制;路径选择 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兴起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并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大多数国家就发展低碳经济已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提出了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目标，并坚定不移地承担履行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2005年，在英国召开的“向低碳经济迈进”的高层会议之后，低碳经济概念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越发重视本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与履行国际社会责任的问题。所谓“低碳”英文为low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国内外学界对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并未形成共识，尚未给出一个确切而统一的诠释，这充分反映出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诉求。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有别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清洁能源开发和高效利用为重点，以调整产业结构和创新制度设计为契机，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为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法律特征 从法律层面上剖析低碳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一是广泛性，低碳经济涉及到建筑、消费、环保等多个行业，低碳经济法律调整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二是多元化，低碳经济调整的法律关系是对传统法律关系的一种突破，它是以全球为基准点，包含国家、机构组织、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主体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三是非强制性，我国目前是以政策法和促进法的形式要求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多采用税收、金融、市场等手段引领低碳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缺乏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四是强调政府的责任性，市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及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单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可能很难保障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公约、各国政府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阐释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发挥规制作用。法律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反映了法律规范建立到具体权利义务实现的整个动态过程。法律对低碳经济的规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适当性功能、目标性功能与强制性功能等三个方面。通过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使低碳经济发展更加符合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将低碳理念转化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指南，并实现环境利益与相关利益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法律规制，推进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现状 (一)隐含低碳理念的法律规范 中国一直将节约使用能源，加快研发节能环保技术，以环境指标、排放标准等作为国家未来制定发展规划的硬性指标，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奖励与惩罚并重，这其中也包含了气候变化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这些主要单行法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导向与支撑作用，其隐含的低碳理念在相关法律的具体内容上均有所体现。 (二)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及能源危机，为更好的履行国际社会责任及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分别加入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从政府颁布的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十一五”规划纲要》等。在政策措施中，政府会对具体减排任务、能源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排放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等内容进行说明。通过颁布与实施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政府从加入国际公约与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体系存在立法空白 在法理学中，制度结构要以体系为基础，要求法律体系与制度结构保持一致性，不能够相互缺乏支撑，互不关联。从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来看，缺少一门专门的全国性、统一的法律，而不是分散在《宪法》、《环境法》等不同的法律领域，涉及的领域过于繁杂，加大了低碳法律制度间的协调难度，不利于互相兼容。此外，针对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存在能源单行法律缺失的现象。 (二)现有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的操作性不强 首先，受我国法制建设的传统影响，低碳经济法律具有条文受我国法制建设传统的影响，很多条文没有具体化，而更多体现为粗略化、原则化，虽然有利于应用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有的没有细化的奖励手段和奖励程序，缺乏足够的操作性，难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在低碳经济领域存在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的现象，在现有低碳经济法律条文中过于重视政府的权利，而常常忽略了企业或个人的权利。此外，法律法规中相应的硬性数字指标数量过少。 (三)现有低碳经济法律的激励性功能较弱 为了鼓励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采取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措施，我国政府在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中专门制定了奖励激励政策，但从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体系不完善。现有的激励性政策措施多以政府采购、专向性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为主，多为依靠政府命令手段彼此孤立实施，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联动。第二，措施权威性不够，有关激励性措施的条文常用“具体办法由……制定”结尾，法律条文内容宽泛化，不够具体，立法机构层次较低，使得激励措施的权威性不够。第三，执法缺乏协调性，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具体的执行内容，多为原则性、政策性的陈述，执法过程中能否协调尚存疑虑，阻碍低碳法律规制建设的发展。 (四)现有低碳法律的监管机制落后 目前，我国低碳法律监管机制方面以形成行政机关监督为主，以社会团体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为辅的监督体系，但监督效果仍不能满足预期。一是现有低碳法律政策权力与义务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应享有的权力及应承担的义务。二是执法部门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对于低碳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对于违背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起到惩罚作用，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如果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将使污染企业很难形成稳定惩罚程度预期，导致执法效果及监管有效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目前还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团体与公众在现有低碳法律监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不能有效保障低碳发展诉权。 四、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合理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法制必须先行。根据法律效用最大化原则，构建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的法律体系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要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制度保障路径。通过合理评估政策与法律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有利性，在政策性措施与法律措施之间进行合理抉择;在需要用法律规制的领域合理选择不同的法律方案;优先确立起我国所承诺的国际公约下的国内法保障机制。其次，酝酿制定低碳经济基本立法，并做到具体化，有针对性，而不是宽泛化与原则化，并作为统领其他相关子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并在其中明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基本原则、权利与义务、运行机制、监管机制等完备的权责体系。再次，梳理并修订现行低碳经济立法。在《低碳经济促进法》的引领下，加强对其他现有涉及低碳经济法律的梳理、修订，完善其相关配套法规与政策措施。最后，制定低碳经济专门领域立法。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经过充分论证，选取重点领域，有重点、分先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能源、消费、交通、财税、贸易、计划、就业专门领域的立法修法，以此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高效率、低成本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二)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 公众个体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更新公众个体低碳法制观念，有助于个体更加自觉地履行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首先，进一步加强公众个体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政府部门、媒体机构要承担起低碳经济的宣传责任，要对低碳经济的概念、特征、重要性等内容进行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个体树立正确的低碳经济的理念，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促使企业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其次，进一步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低碳经济的法制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产物，要想被大众认识并且被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宣传、激励等多种措施加强公众对低碳领域法律内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发挥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公众的正当诉求政府环保执法部门要给予支持，甚至可以适当给予公众作为主体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公众监督的作用。再次，进一步约束和引导大众选择低碳消费。不断扩大低碳消费知识教育，提高大众对低碳消费的价值认同和理性认知。完善消费立法，实时出台生态消费税、燃油税等制度，进一步拓展奢侈品与奢侈行为消费税的范围，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法律的实施需要明确的执行与监督机制的保障。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使得我国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顺利实施。首先，建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机构。为了保证执法、监督行为的公平有效，需要分别设立低碳经济执法和监督机构;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的职责，限定执法主体的范围。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全面考察，切实提高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监督机构与执法机构分离，相互独立，分工明确，监督机构重点对执法队伍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其次，强化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为了保证低碳经济执法行为的有效进行，必须建立起以行政监督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众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落实监督措施，强化低碳经济法律政策的落实。再次，拓宽公众参与及投诉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授予公民基于保护气候、环境、资源的适格主体地位，完善公众的环境索赔权和诉讼权;保证公民知情权，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标准、程序、监督、救济等方面的内容，确保环境信息明确化、制度化。 作者：谢慧 单位：黑河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宪法统帅之下由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调整与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据统计，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约一半以上都是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法律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稳定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利益目标是多元的，资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运行交织着各种矛盾、冲突。因此，必然要求通过法律手段从宏观以及微观上对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加以协调与规范，通过确立和保护产权、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确立基本的条件。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那些中东的石油国外，人均GDP处于世界一流的国家大多是实行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与我们党在不同阶段关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紧密相联的。回顾这一体系形成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到1992年。这一阶段是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逐步开展经济立法的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不是依靠法律手段，而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等手段来调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才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自此之后，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应开展了经济立法工作。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宪法修正案共两条，其内容是：（1）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2）对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作了修改，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推进了经济立法进程，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经济合同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试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尤其需要指出，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法律规则。 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1997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开始建立的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按照我们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重大决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是党的有关文件中首次提出“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要求，为我国经济立法指明了方向。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宪法第十五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以说在宪法上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宪法规定，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经济立法工作，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构建市场经济的立法体系，出台了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外贸易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广告法、仲裁法、劳动法、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律师法等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律。 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2002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深入发展的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确立这一战略目标，是我们党治国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依据这一战略目标，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三个宪法修正案。该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据“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立法机关在此期间制定了证券法、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招标投标法、信托法、政府采购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了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我们又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律，确立了统一、透明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第四阶段：从2002年至现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逐步形成的时期。依据“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立法机关开始着手制订一些在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如物权法等），从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统一”的法治原则，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大还提出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举措：一是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二是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三是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些都为物权法等法律制度的出台，以及在物权法等法律中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奠定了基础。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制定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就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指明了方向。2011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在此期间，立法机关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企业破产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电子签名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因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法治发挥的作用很小[2]，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回顾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如果没有一套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此卓越的发展。例如，在物权法刚刚通过不久，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8年4月22日联合了《2008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大陆2007年因物权法的颁布，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并因此将中国大陆列为商业环境改革前10位之一[3]。再如，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秩序能够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稳定，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这和我国已经建立的较为完备的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制度不无关系。[4]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建立证券市场，并且能够保持有序的发展，没有出现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因股市大崩盘导致的整个经济萧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的颁布和实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目前，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大体上涵盖了经济生活的主要部分，而且这些法律制度规则相互之间大体上或者总体上做到了和谐一致。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 （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 确立市场主体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标志之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首先是指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这其实就是要在法律上确立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应当具备的资格，例如资本、治理结构、名称等。我国市场主体准入制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逐步放开市场准入条件、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迅速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法人制度，充分利用法人的有限责任来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逐步废弃了传统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律制度，打破了所有制的藩篱，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采用国际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的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组织形式和责任形式，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商业银行法等，对各类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规范，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例如，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过程中，放宽了对公司成立条件的限制，允许设定“一人公司”、全资子公司，进一步降低了公司成立的最低资本要求，允许出资人分期缴纳，出资的方式也更加灵活，这都有利于新办公司，促进经济发展。此外，为了实现资本信用和个人信用的有机结合，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我国民法在传统的自然人、法人之外，明确承认合伙企业等其他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合伙企业法承认了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合伙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二是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企业破产法确立了优胜劣汰机制和陷入困境企业的挽救制度。破产制度是指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以其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法律程序。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只有通过破产制度才能促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年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该法的特点表现在：第一，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其适用从原有的国有企业扩展到所有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并可以参照适用于企业法人以外组织的破产清算。第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企业破产和重整机制。其不仅完善了破产程序，而且通过建立重整、和解等程序，使资不抵债的企业获得复苏的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贯彻“早发现、早治疗”的思想，从而建立早期防治企业困境的法律机制。第三，进一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通过设立破产管理人取代过去的由政府组成清算组对破产企业进行清算的做法，设立债权人会议、对逃避债务的行为进行惩戒等措施，有效的防止了“假破产，真逃债”。 （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法律制度 有关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性文件，如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海商法、票据法、证券法、信托法、招标投标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政府采购法等，这些法律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为法治对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约束经纪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合同法。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6]。合同法是直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法律，其提供了市场平等主体在交易中需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他法律则是对某些特殊主体（如政府采购法）、某些特殊标的（如证券法、票据法）或者某些特定交易形式（如拍卖法）等的特别法。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约1171万案件中，仅合同纠纷就已达到3239740件[7]。这些案件大多都需要依靠合同法来解决纠纷。我国合同法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合同法是一部比较先进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该法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了两大法系的最新成果。例如我们在买卖合同这一章的很多规则都是借鉴了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订立的。第二，体现了鼓励交易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市场由无数的交易构成，我们要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归根到底是要鼓励交易。所谓鼓励交易，主要是指合同法应当按照交易的内在需要，鼓励当事人订立合法的合同、努力促成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充分保障合同的履行和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同时保护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一方，强调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合同法的目的不是代替当事人订立合同，而只是在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对自己的事务作出很好安排的情况下，合同法才为当事人作出安排，如果当事人已经作出很好的安排的话，合同法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依法享有自由决定是否缔约、选择缔约伙伴、确定合同内容、决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权利。在交易中，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也需要特别的保护，所以合同法同时也强调了对格式条款的限制、对霸王条款的防范。第四，合同法充分贯彻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诚信原则不仅仅体现了许多民法规则的价值，而且法官可以根据这个规则来解释法律、作出判决。尤其是在实践中，诚信原则还体现为具体的行为规则。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必须要讲诚信。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是诚实守信的，那么，即使合同再完美，也不可能得到严守，所以，诚信才是合同能够得到严格履行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合同法特别强调贯彻诚信原则的原因。 （三）确认和保护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 该类法律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和保护有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马克思《资本论》讲到，“要使这种物能当作商品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当作是自己的意志存在这种物内的人，来相互发生关系，以致一方必须得他方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他方的商品”[8]。这种对物也即有体物享有的权利，即物权。在物权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物权法等重要法律。其中，物权法作为保护财产权最为基本的法律，其确立了我国的物权法律的基本制度。物权法是一部维护国计民生，全面保护人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平等保护物权的市场法则，强化国有资产保护，贯彻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规范了现实生活中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财产权益的确认和保护上，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物权法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在法律上宣告公私财产应当同等保护，从而奠定了我国法制的基础。按照平等保护原则，所有的财产都是神圣的，所有的物权都是排他的，所有的物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第二，物权法完善了征收征用制度。在物权法中，规定了征收征用适用的三个条件，即公共利益、依据法律的权限和程序、依法给予充分补偿；物权法明确了征收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开发商，物权法确认了对城市房屋拆迁的合理补偿原则，以及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合理补偿原则。物权法的规定为新的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了基本的原则。第三，物权法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等的地位，明晰了车库、车位、绿地、道路等的归属规则，确定了物业公司与业主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众的物业纠纷问题。第四，物权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动续期的规则，从而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至于住宅建设用地续期后，是否支付土地使用费，该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物权法对此未作规定，届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慎重考虑。确认和保护无形财产权益的法律制度。这主要是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为知识产权提供法律保护。在这一方面，我国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加入了WTO以后，我们根据WTO的规则，全面修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符合了时代的要求。第二，体系较为完备。除了三个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以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法律中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此外，我国还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应当说，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保护的范围是较为全面的。第三，保护程度较高。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国家，但是就法律规则来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我国已经将WTO规则和TRIPs协议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完全引入了我国，可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也极大地鼓励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到2006年，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突破300万件，数量升为世界第一，而到了2010年我国国际专利增速也达到了世界第一[9]。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鼓励技术创新、增加知识存量、促进经济发展，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科技竞争实际上就是知识产权竞争。尤其是在我国，不缺“中国制造”但缺“中国创造”。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必须通过推进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四）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市场失灵，垄断、不正当竞争也会损害市场的正常发展，市场的发展也可能会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无序性，如不加以规范，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大头娃娃、三鹿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表明一些不法商人为追逐利润，完全置法律和道德而不顾，所以对市场采用放任自由、放松监管，显然是无法保证市场秩序正常发展的。早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勒就提出了应该在市场逻辑之下通过法律干预“安排好‘公共物品’的供给”。[10]如果把放任自流的市场比作一匹脱缰的野马，那么法律对市场规制和监管的作用就是要给野马套上缰绳，但缰绳并不能够替代野马本身[11]。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法方面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一系列经济法律。保障了政府依法间接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这些法律中，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法律，尤其是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应该说，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没有反垄断就没有真正有效的竞争，实行市场经济离不开反垄断法。通过反垄断法对市场的干预，不仅可以制止和减少市场垄断、推动市场竞争，也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创新[12]。我国于2007年通过了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特点：一是法律明确定义了垄断行为，并重点调整三类具体的垄断行为，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二是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三是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确立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四是确立了比较合理的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五是确立了分工明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反垄断委员会以及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职权。六是明确了垄断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反对企业以假冒、虚假广告、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其前提条件是市场上有竞争，其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可简称公平竞争法，它追求的是公平竞争。反垄断法主要禁止垄断行为，有的国家也称之为限制竞争行为，通过对垄断和限制竞争的规制，使市场保持竞争态势，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竞争者，保证消费者的选择权[13]。反垄断法从而可简称为自由或有效竞争法，其目的是保障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参与竞争的权利，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社会福利。 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形成的经验和主要特色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其核心经验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形成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科学认识与总结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社会经济活动，建立并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我国才在短时期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史比较长，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始终处于缓慢的自发形成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西方国家奉行完全的自由主义，形成了民法的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和责任自负这三大原则。到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不断加强，在民法中三大原则开始改变，对意思自治的限制逐渐产生，并且在民法之外的经济法律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而西方的商事法律制度，也是在商事实践过程中，经过数百年，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讲，我们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一二百年的历程。我们先形成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后才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以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例如，在“十一•五”期间，民生立法既是立法机关的重点，保障民生的强化是立法的一个重要亮点，民生立法很大程度体现在我们注重了对私权的保护。比如《物权法》的颁布，就是注重了对老百姓财产权的保护。在立法过程中，也通过民主立法和开门立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按照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目标，逐步推进，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其形成过程，可见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本土性。这就体现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之上的。应当看到，我国在从“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化过程中，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完全照抄照搬国外立法，而是立足于中国的需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需要，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于我们强调本土性，使立法任务更为艰巨，但是这进一步保障了立法的质量。确保了立法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并能够针对这一需要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保障了实践性、实用性和具体针对性。 2.人民性。人民性首先体现在我国的立法目标和宗旨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意愿、实现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立法为民，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课题、新任务，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新诉求，而不断完善立法。 3.完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制度已经制定出来，这就使得法律在总体上保持了和谐一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基本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私权的体系以及相应的保护机制。第四，时代性。一方面，与时俱进不仅仅是党和国家政策基本精神，而且也应当是国家法制发展的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它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即反映和确认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为改革开放的发展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时代性，凡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的、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我国进行市场经济立法时要注意与其必要的衔接。凡是外国市场经济立法的成果和经验，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应该大胆学习；对于该国是比较好的但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不能简单照搬[14]。第五，开放性。也就是发展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尤其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仍然不断在发生变化，需要立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建设完善。只有注重体系性，才能够使我们的法律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要回顾我国法制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任务。这对于加快推进我们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必须看到，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不断与时俱进。从立法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尽管在民事领域，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民事基本法律，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等，但因为没有一部民法典，使得立法仍然欠缺体系性，影响了法律的准确适用。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法典化实现民法的内容和体系的完善。法典化实质就是体系化。法律体系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完全解决每个法律部门内部自身的体系性问题。由于没有民法典，所以从民事立法内部来看，体系化程度仍然不高。例如，许多新的民事法律在颁布之后，都修改了原来的规定，但是也没有具体列出哪些规定被修改，造成在实务中适用的困难。如果有法典，则这一问题将得到解决。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正是借助于民法典的制定，可以进一步完善民法自身的内容和体系。第二，在法律适用中有助于资讯集中、方便找法。所谓资讯集中，只要手上有一部民法典，那就可以包含最为基本的裁判规则。第三，统一规则、完善私权保护制度。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制定了一些民事基本法律，但是还有必要制定一部人格权发，针对公民的名誉、肖像、隐私、生命健康、个人信息资料、网络环境下个人人格权等实施全面保护。我们有了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财产权的物权法，有一部保护交易规则的合同法，还有一部全面保护受侵害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法，现在还需要一部全面保护老百姓人格权益的人格权法。法为人而立，非人为法而生。我们制定法律，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制定民法典，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努力克服因为市场失灵、个体禀赋差异等引发的社会矛盾，通过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解决社会群体的生老病死等后顾之忧，努力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谚云：“法律不重诵读而重解释”，“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建设的重心应当从注重立法转向注重解释和适用。 在各种解释中，首要的是立法解释。所谓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依据其立法权对于成文法进行的有权解释。从立法学的角度来看，除法律另有授权外，应当遵从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立法解释在性质上仍然是立法活动的组成部分，立法解释活动是立法权的延伸，是完善和发展法律的方式。就立法解释而言，其主体是立法机关，具体体现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行为。在立法解释完成以后，立法解释本身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也应当成为法律解释的对象。立法解释具有普遍的拘束力，而且具有与被解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同等的效力。立法解释具有主动性，在颁布法律之后，立法机关可以根据社会需要主动作出立法解释。何时进行立法解释，针对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解释，都可以由立法机关自主作出确定。 从我国立法来看，为了适应我国尚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需要，立法者采用了“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因而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随着相关条件不断成熟，立法机关也可以主动根据社会需要对其具体内涵作出解释。从实践来看，虽然在民事领域，立法解释运用得较少，但已有的立法解释也发挥了统一法律理解尺度、克服某些规范的模糊性和抽象性的作用。除了要进一步加强立法解释之外，还应当进一步根据时代的需要及时开展法律的修改工作，及时补充和完善相应立法。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们还应当将重心放在法律的适用上，从法制建设事业来看，立法成就巨大，但法律适用任重道远。例如，食品安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而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有法必依”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需要我们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建设法治政府、强化法律监督。在各种法律适用活动中，司法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司法是纷争的最终解决机构，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司法是法治的根本之所在，法律能否真正地发挥功效，主要是通过司法的运作来实现的。德沃金教授有句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15]，这不仅是判例法传统严守的格言，其对成文法传统具有同样的启示意义。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此外，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社会风尚，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作者：王利明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律论文:英美日低碳经济法律模式对中国的启发 低碳经济，顾名思义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尤其二氧化碳这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得到有效控制。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1]。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引导。 1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并无相对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规定散见于相关的资源能源立法及环境保护法律之中。 1.1能源法律方面能源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要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节约能源。我国关于能源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上述法律尤其是《节约能源法》对于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功效。 1.2环境保护法律方面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此项法律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环境战略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 1.3政策规章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相关的政府部门积极制订节能减排的各项规划及实施方案。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我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7年6月，政府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同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年7月19日国务院通过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2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概况 2.1英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又因低碳经济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宣布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到2050年要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为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政府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尤其在低碳经济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已经抢占了“全球制高点”。2008年11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为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碳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国家。2009年4月，英国财政部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各方面。同年7月，英国政府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战略白皮书，与该计划同时公布的还有三个配套实施方案：《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计划》。 2.2美国低碳经济法律发展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居全球前列。为降低能耗，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作出了包括立法在内的多项举措。2005年美国出台了《能源政策法》，这是美国第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低碳经济法案》，该法案明确了低碳经济将成为美国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2009年2月，美国正式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同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建立“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 2.3日本低碳经济法律发展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结合本国能源匮乏的实际情况，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形成了以《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为核心，以《能源政策基本法》、《节约能源法》、《氟利昂回收破坏法》、《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等相关配套法规为内容的一整套较为完整低碳经济法律体系。1979年6月，日本颁布了《能源利用合理化法》（又称《节约能源法》）。1997年4月颁布了《促进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大力发展风力、太阳能、地热、垃圾发电和燃料电池发电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2002年6月由日本国会制定的《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正式颁布并实施。综上所述，通过对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低碳经济立法进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各国的低碳经济立法模式大致有这样几种：①以防控“气候变化”为主导的法律模式，英国属于此种立法模式；②污染预防型法律模式，以美国为代表；③低碳经济型，以日本为典型。 3国外低碳经济法律模式对中国启示 3.1低碳经济立法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高碳”特征极其明显，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低碳经济立法不应该采取“一刀切”原则，要考虑既给原有的支柱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又要为新兴的产业营造良好的市场规制秩序[3]。 3.2低碳经济立法要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相契合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建设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必须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既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也不能不考虑现有法律体系特点，特立独行，一味创新。应该立足于我国现有的低碳经济立法，改进与现代经济发展体制要求不符的条款，增加“森林碳汇制度”、“绿色碳基金制度”等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及制度。 3.3低碳经济立法要突出政府主导及全民参与作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绝不仅仅依靠少数立法者努力，其中政府主导地位及全民法律意识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是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然而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得益于日本健全的低碳经济立法体系，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在低碳经济领域发挥的主导地位及全国民众节约环保意识的普及。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势，通过法治手段，继承传统的精华，借鉴国外经验，中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会日益完善，也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愈加重要的功效。 经济法律论文:当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创优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经验启示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基础上，论述了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4．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为了全面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国际上除了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养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外，还逐渐发展了“消费者最终承担、收益者负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销者负责回收等原则。如日本2001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把义务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经营者和国民。英国1995年《环境法》规定了国务大臣的条例制定义务、义务者类型、企业回收符合标准的义务、经济代价义务等。一些国际条约甚至明确了成员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这些义务与责任机制，我国有必要借鉴、吸收或完善，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超级秘书网 5．市场准入制度和经济激励制度。循环经济离不开市场的推进，但市场的推进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表现为：投资是否符合一定的数额标准，技术和设备是否符合国家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是否合格，进口的产品是能否再用或再生利用，进口资源是否为有毒固体废弃物等。如美国《固体废物处理法》规定，进行固体废物收集、再生的企业必须取得执照，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我国应不断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建设，促进专业化和规模化企业介入循环经济产业，同时维护国内市场的绿色秩序，建立自己的绿色贸易壁垒。 循环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经济激励制度的完善，它可作为对直接管理制度的补充。经济激励制度主要包括税费征收、可交易许可证、押金退款、绿色补贴、价格支持等。如瑞士为了资助塑料瓶的收集、分拣和循环利用，法律规定对每个塑料瓶征税4个生丁，所获资金由专门机构作为基金管理，专项用于支持废弃塑料瓶的回收工作。我国也应该通过征收排污费、生态补偿税、资源使用税等经济激励的方式，提高直接利用原生自然资源的产品的税收标准，使再生产品取得一定的价格优势，拉动循环经济产品的消费；对于电池等难以回收处理的废弃产品，可以通过产品税的方式建立回收处理基金。当然，经济激励制度的使用应注意环境和经济的有效性、管理可行性、成本最小化和措施的可接受性，注意维护环境公平。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法律定位的研究论文 [摘要]法律责任是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权利的行使、实现,义务的履行,纠纷的解决,都要归结为法律责任。所以,和其他部门法一样,法律责任同样也是经济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违反经济法法律规定是一定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较晚,几乎是与民商法、行政法同时发展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部门法的巨大阻碍和排拒。这样使得经济法责任如何存在备受关注。文章通过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分析,认为其责任承担方式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在内。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八大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最为典型的是石少侠教授提出的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 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概述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 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也有争论,如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两个特征:1.违法者对损失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2.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更多地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法人。有学者认为相互分离性、双重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2.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复合性;3.经济法责任具有直接、显著的社会公益性;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双重性;2.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3.功能因主体不同具有差异性;4.形式具有适用范围的特定性;5.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团体)责任。 我认为经济法责任应具有以下特征:1.责任目的的社会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上的反映,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的,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要求。2.归责原则的公平性。在过错、无过错和公平归责的选择中,经济法选择了以公平归责为重心的归责原则。区别于民法和行政法侧重于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作法,体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性特征。它是经济法追求经济公平的反映。3.政府责任的突出性。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是与调制受体相对的一方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要重视政府主体在履行调控或规制职能时对个体、群体、集体。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凸显政府责任。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为本位,改变了原来法律责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责任与义务对等性。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责任往往是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5.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应该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责任形式,但仅有这三种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新的责任形式存在。 三、社会责任的引入作为法律责任的第四种类型 民事责任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一方承担的责任;当行为人的行为引起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时,产生了刑事责任;而行政责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发挥效用时,才会产生的。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形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一)概念 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填补经济法法律责任承担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法主体之一的管理者,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的目的,而对经营者采取的一种限制性责任。它是以公平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对整个社会法律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有利于生产经营者的自治程度的提高,并会促进社会的法制进步。它和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一起,构成了经济法法律责任形式。 具体而言,社会责任的形式包括公示,歧视性待遇。公示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为大众所知,并且有一定的时间和范围的要求;歧视性待遇是经营者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的待遇不同于正常企业,比如,贷款利率要提高、某些优惠措施不能继续适用等等。另外,社会责任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经营者整改合格后的继续经营,就需要管理者的协助。这也是消费者对于管理者信任的表现,要求管理者自身能力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二)效果分析 如果经营者违反经济法相关规定,如采用价格垄断、搭售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采用偷税、漏税手段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管理者一方除了通过民事责任令经营者进行赔偿,通过刑事责任追究主管者刑事责任,通过行政责任对企业进行监管,还可以利用社会责任使得该经营者在合理期间内的失去一定的业务能力,使得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因为社会责任有公示性,对于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知情权大有裨益。 引入社会责任对于经营者而言也有有利的一面:首先,有利于加速经营者整改的速度。因为社会责任会影响其正常的业务,比如银行可以据此拒绝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率等等,只有尽快消除影响才能使企业重新获利;其次,有利于经营者消除之前的不良影响,重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现在的企业对商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商誉受损往往很难补救,如日本的福岛速食水饺公司、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都因此破产,因为失去公众的信任之后,即使进行改进,也很难再令公众产生信任。而社会责任是通过法律的公正性,认可其整改后的成果,帮助企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三)以南京冠生园为例,分析引入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2001年,南京冠生园食品厂(以下简称南冠)“以旧馅生产新月饼的事件”在业内外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2004年,曾经叱咤全国食品行业辉煌一时的南京冠生园走完了凄凉破产路。 当“陈馅事件”发生后,南冠被多部门联合查封,缴纳罚款,进行整改之后仍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导致这个1918年建立的品牌遭受了空前的信用危机。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品牌企业缺少的国家是否是一个损失?南冠使用不合格原料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定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才能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失去这样一个企业的代价时候过大?超级秘书网 如果引入社会责任,南冠在整顿的期间内,管理者会告知社会,此时南冠比正常企业低的待遇;整顿结束,管理者进行审查合格后,仍有管理者进行公示,如果管理者能够取得消费者的普遍信任的话,对于南冠的整顿结果,也应该产生信任的态度,南冠是否还会破产,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可以的话,既保存了一个老字号的商誉,又增加了大众消费的信心。 四、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引入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起构成经济法法律责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现在,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其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社会责任的制定部门、制定标准、执行机构、责任方式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经济法律论文: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立法体系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宪章》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破坏问题严重的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要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构筑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少走弯路。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框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第一层面的基本法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作用极大。客观上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和方向,利用政府强制管理的“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环境,是一场经济、环保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权威的法律手段作为支撑、保护和引导。因此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应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 (二)第二层面的综合性法律 目前,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许多属于综合性质,不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法体系在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重污染防治规范而轻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缺陷,因此对这些法律法规应及时修改,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三)第三层面的针对各种产品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属于第三层面的立法问题,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废包装、废塑料、废玻璃、废旧家电、废旧电子产品、建筑废物、厨房垃圾、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问题,既属于企业层次上的问题,又属于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上的问题,现行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缺乏系统和综合性的解决机制,要加快制定针对各种产品性质、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建设步伐。 三、通过立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一)通过科技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政府应切实发挥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主导作用,开办各类研发机构。除了发挥政府办的研发机构“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从事多方面的研发,特别是重点攻关项目的研发,还要鼓励、引导、支持民营机构的研发和企业的研发活动。研发机构的任务,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研究和开发适用有效的可以替代传统做法的资源节约型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使各类废弃物利用更充分、质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新技术、新工艺。 各地政府不仅要为政府办的研发机构提供资金,而且应每年拿出资金,以课题招标的方式扶持民营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要依法保护研发机构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科学教育、科学知识普及,进一步传播增进大众对科技的理解和参与,形成一个政府、产业、教育、学术、金融、民间组织及个人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的局面。 (二)建造绿色财政制度 购买性支出政策。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过实际的绿色购买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通过改变政府的购买行为,可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财政补贴的照顾,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同时,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政府对企业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调动企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许可证制度。政府确定某一地区排污或排污浓度的总体水平,实现污染许可证的发放量等于该总体水平。发放许可证时,可结合企业现有排污情况,成比例缩小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数量,超标部门给予经济甚至是法律的惩罚。 财政信贷制度。信贷制度是环境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根据循环经济的要求,对不同对象实行不同的信贷制度,即优惠信贷制度或严格信贷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对实施循环型经营的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鼓励人们朝着循环型发展模式的方向去生产和消费。 完善现有税费制度。政府可以制订出特别的税、费政策。这一方面,国外同样也有先例。此外,如美国的税收减免政策、日本的特别退税政策,以及荷兰利用税法条款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另外,发达国家还普遍采取了其它一些税收政策,如征收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新鲜材料税。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实行“绿色税”等措施,利用政策导向和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公民自觉地为建立循环型生态社会进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 利用奖金等多种奖励手段。政府可以设立一些具体的奖励政策和制度,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企业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工艺、新方法,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如美国1995年设立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英国2000年开始颁发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日本政府在许多城市设立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目的是要鼓励市民回收有用资源的积极性。为促使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报纸、硬板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在全市设置了80多处牛奶纸盒回收点,以免费购买图书方式鼓励市民回收牛奶纸盒;对回收100只铅罐或600个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奖励。泰国曼谷市建立“垃圾银行”,鼓励少年儿童收集垃圾、分类装袋,并交由“垃圾银行”处理。“垃圾银行”每3个月计息一次,以铅笔、书本、袜子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利息,予以奖励。 (三)建立约束机制 政府优先购买资源再生产品。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资源再生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优先购买的相关政策或法规。联邦审计人员有权对各联邦机构的再生产品购买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在河北省的循环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不妨效仿这一手段,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巩固。 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田为勇认为,要建立“一赔”“、二停”“、三分开”制度“:一赔”就是建立公众的赔偿制度,公众可以直接将污染企业告到法院,用法律手段强制要求排污企业为污染后果赔偿,达到迫使企业整改的目的。“二停”是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一停企业生产,停产整顿排污不合格企业,直到整改完毕;二停项目,治污不达标企业所在地的政府,一段时间内不准上新项目或者改造工程。“三分开”是对新建项目的环境管理实施评价与审查分开、评审与验收分开、审查与监督分开。此提议非常值得推行。 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在污染问题上,推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凡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承担治理污染和赔偿损害的责任。通过实施这项原则可以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责任心,通过必要的压力来推动他们积极探索治理污染的措施,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遵照谁开发谁保护原则,使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都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从而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两方面统一在相同的行为者身上。 经济法律论文:经济法律体系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论文:民族地区经济法律保障 在获得了政治上平等地位之后的中国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在经济上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伴随着东部沿海汉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兴旺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振兴经济、脱贫致富的意愿和要求日趋强烈。少数民族这种意愿和要求在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更完善化的经济条款，为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内容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定了能够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体制，规定了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由国务院按照优待的原则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支持的项目，收入不敷支出的，由上级财政机关补助。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基数由国家机关合理核算或调整，从财政上照顾民族自治地方。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仍然困难较多，全国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民族自治地方很少，大部分民族自治地方都要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这种情况十分不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的力度。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上，国家规定所设的机动资金和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一般地区。为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这些法律条款，从财政制度上保障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强了国家在投资、金融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家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规定在重大项目中国家增加投资比重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比重，减少或者免除自治地方的配套资金。在金融方面，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第五十七条规定：国家“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规定金融机构重点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符合产业政策的资源开发项目，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对合理资金的需求。国家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信贷投资。第五十八条还规定：“上级国家机关从财政、金融、人才等方面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组织和鼓励民族自治地方与经济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技术协作、人才交流和对口支援，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法律规定。其中第六十九条规定：“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从财政、金融、物资、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帮助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小康。”关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的利益分配，除了原有规定的在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当地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条款外，新增加了“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的规定，以法律保障资源产地的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缩小民族间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各民族强烈的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突出了关于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帮助方面的内容，这是由于我国当前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是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之后，迫切要求经济社会繁荣兴旺，实现各民族在物质生活上共同富裕这一强烈意愿在法律上的体现。 由于自然地理、历史发展、人文条件的差异，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生活在偏僻遥远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干旱地区和高寒山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生活艰难贫苦，与生活在平原、坝区、丘陵地带的汉族相比，物质生活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经过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和其他自然条件较好的区域已经首先富裕起来，少数民族地区虽有发展但仍然比较贫困，与东南沿海和其他汉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差距拉大了。如广西1999年农村小康综合评分，以小康水平为100分，桂东南地区已达89.32分，桂西北只达73.11分，差距为16.21个百分点。这种状况说明，我国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为新时期主要的民族问题。 纵观当代世界风云，民族问题依然纷繁复杂，民族矛盾尖锐突出，民族动乱此起彼伏，民族战争时有发生。在世纪之交的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的民族纷争愈演愈烈，最后爆发了民族战争，加上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使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之后，又遭受了惨重的民族灾难。在眼下的中东，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激烈，巴以冲突时断时续，战火硝烟弥漫约旦河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毁灭于枪炮声中，血雨腥风，生灵涂炭，虽有国际社会多方斡旋，和平进程仍路途漫漫。就是在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复杂多变，许多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今的世界风云说明，民族问题仍是世界的热点，处理好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福祉。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施行，就是党和国家从法制建设上解决我国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在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不仅从法律上完善了我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还特别注重经济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从法律上保障我国朝着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使我国少数民族要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烈意愿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 国家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经济条款、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机遇。 西部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区域。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高山族、畲族、黎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和锡伯族是东部地区的世居民族外，其余48个少数民族都居住在中西部地区，锡伯族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新疆。就是说，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族体和少数民族人口都世居西部地区。与此相适应，全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也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全国5个自治区全部属于西部；全国30个自治州（盟）中，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属东部，湘西、鄂西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中部靠西的区域，其他的自治州（盟）都在西部地区；全国20个民族自治县（旗）绝大部分也在西部地区。换句话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占了西部的绝大部分国土面积。就是不属于西部的3个自治州，中央也规定其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所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大开发，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边疆地区的大开发。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全面实施，少数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意愿将在西部大开发中变成现实。 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处偏僻，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缺乏发展进步的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就是逐步完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修公路、铁路，建设电网、通讯、广播电视等。如广西继南昆铁路通车、西南出海大通道贯通之后，在西部大开发的进军号角声中，仅次于三峡的龙滩电站上马，百色水电枢纽工程动工，贯穿大石山区的河池水任至高宁高等级公路兴修。这一切都将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打下牢靠的物质基础。 实施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得到开发，形成能带动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如广西在西部大开发中，经过产业结构调整，丰富的水电资源正进一步得到开发，名列全国前茅的有色金属产业也在进一步发展，包括蔗糖、饮料、水果、蔬菜、药材、香料等种类的亚热带植物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山区的各种土特产品将发展成为诸多特色产业，就是雄伟秀丽的山川河湖、浓郁多姿的民族风情，也正在成为发展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随着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变成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梦想将变成现实。 实施西部大开发，还将使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教育、科技事业得到大的发展，不断提高各民族的素质，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繁荣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出优秀的劳动者和各类人才。 总之，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将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学发达，山川秀美。这样，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就会变成现实，各民族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繁荣的意愿就一定能实现。 经济法律论文:市场经济法律机制 目前，人们从纯经济学角度关心和讨论市场经济的热情与日俱增。然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它的法律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却很少引起普通的重视和足够的注意。本文拟就这个间题略陈管见，敬祈方家正谬。 (一)关于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 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赖法律的确认和保障，这是“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的必然。因为交易制度是经济过程的中心制度，按照市场共同规则的要求，用一定法律形式将它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恰恰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换句话说，完善市场机制和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相伴而行，互为条件和依归，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质的规定性。 历史告诉我们，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选择民法准则作为反映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表现形式，用它来“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的过程。②罗马法是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可堪称为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法律化最完备的表现形式.到了近代，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英国、德国和法国在确认和反映各自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时，情形就大不一样。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社会的利益，简单地通过审判实践的办法来贬低罗马法，或者把它的内容注入旧的封建法权形式之中，使之适合其普通法发展的需要;在德国，资产阶级依靠法学家的满口道德说教的帮助，把罗马法改造成为一种适应德国社会状况的法典，即卑鄙握凝的普鲁士国家法;惟独在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以后依罗马法为兰本，把新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翻译成司法语言，创造了《拿破仑法典》这样一部典型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这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曾经描绘过的三个国家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的三种情况③。在这里，法律化表现的好坏之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的目标趋同.都要寻求新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途径。 在我国情况不同，商品经济发展史作出的这种法律选择几乎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长时期内，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否认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客观必然.直到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才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提出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而着手民事立法工作。但由于摆脱不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特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这种传沉观念的束缚，虽则《民法通则令也作为确认和表现商品经济的法律形式问世，实际上反映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要求是很不充分的。只是在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侄桔以后，人们才跳出商品经济形式姓“资”姓“社”的认识误区，毫不犹豫地接受法治经济的现实，承认经济关系法律化既是历史的轨迹，也是现代化商品经济共同规则的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原来的计划经济，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会出现摩擦现象，这就使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客观进程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反映在法律机制上，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作用媒介也是市场，组织经济方式靠的是法律规范和竞争行为，而计划经济以国家行政权力为运行基础，主要媒介作用是计划，经济组织的方式则是行政命令和统制行为.因此，在权利义务关系与行政服从关系、法律机制与权力机制、竞争行为与统制行为之间不可避免发生矛盾和摩擦，使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过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 第一，改革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关系日益形成互补或补足结构，且具有主动性和互动性的特点，由此决定法律所要调整的利益结构不是单一的和被动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作用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运用平衡、补偿、分散和淡化等利益机制原则，以法律手段为中介，把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建立新的改革目标模式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按照法律化要求必须有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法律调整跟上。但在两种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换轨过程中，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方式将继续转变，市场调节功能在不同领域的差异将日趋明显，旧体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和范围还会发生，这就决定了围绕资源配耸和产业结构、利益结构必将出现许多向题，影响经济关系对法律形式的选择。经验证明.靠行政办法解决原来结构失衡、机制不顺、体制缺陷等问题是行不通的，而必须依靠法制，努力寻求保持市场机制与法律机制内在统一的途径，才能加快市场体制有序建立。 第三，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是靠改革开放、政策演变和理论突破而逐渐形成的，但对于民法是市场经济法律表现形式的机制这一点都考虑不多，社会普通流行的是“经济行政法”的观点，对商品经济的民法观却知之者甚少。实际情况是，市场发育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法律问题，市场运行机制与法律表现形式之间出挽的许多矛盾，无一不促使我铂去寻求经济关系法律化的正常途径.这就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按照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要求重新端正我们的宣传重点、研究方向和立法思想，重新发现并立即恢复民法的威信。 第四，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化的必然结果，在本质上同商品经济没有差别，作为相互联系的概念和经济形式，它们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同一种经济类型罢了。商品经济强调为交换而生产，本质要求是产品必须按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平均生产要素的消耗进行交换;而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用市场机制来配资源，核心内容是市场主体高度分散和自主，生产要素组合和利益资源分配都取决于竞争性的社会供求运动。但重要的是，都是“法制”经济，都要求用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则，以及全面规范政府的行为。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实质上又是市场法律秩序，其内在要求和组成部分就包含了“法治”，所以，实现经济关系法律化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它涉及现成法律形式和创制新规范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此法与彼法、国内民法传统与国外传统民法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和问题，如果没有领导观念与领导行为、依法而治与法治目标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我们的努力就不会奏效，即使取得不少经济立法成果也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 经济关系法律化是法治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一点已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经济关系法律化的起点和归宿，就是完善市场法律机制，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宏观法律调控体系.基于这种共识，我们至少应该明确当前几项要求:①经济运动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充分运用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坚决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按照优胜劣汰、效益原则实现资溉的优化配里，进而由此探索怎样建立宏观经济法律调控体制的立法步骤，②加快政府转变职能的步伐，按照所有制现代化的要求理顺产权关系，还权与企业，激励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自动走向市场，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⑧针对市场流通客体日益增多、市场内容日益丰富多样、民事法律行为不断获得新的突破等情况，加快培育由市场组织体系、调控保障体系、法规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构筑起来的统一市场体系，并建立与深化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适应的法律保障体系，④确立民法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法、关系法、行为法和程序法和应有地位，对市场法律体系中民法与其它部门法律机制的关系做出理论和实践的界定，既保障民法机制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又补足市场经济法律调整的组织法和管理法，充分发挥其他法律机制的配合作用。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间题，就在于经济关系法律化不但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机制，而且也为研究和解决市场法律机制创造了有利时机和良好条件。 (二)市场法律机制的现状 现在，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明确，但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法律规则很不健全，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经济秩序巫需进入有序状态。主要表现是民法机制与市场、市场经济的法资源需要极不相适应，经济行政法立法发展很快但却缺乏科学性，政府的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过于行政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残缺不全，宏观经济的法律调控体制尚未最终形成，围绕民法机制考察，这方面间题很突出。 一、民法机制陈旧落后 民法是流通领域的法律制度。民法在流通领域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平等自由、等价有价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确认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交换关系，保障民事经济活动主体的公平竞争，指导经济体制的改革，达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目的。这种功能发挥得好坏，又主要取决于民法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完善程度相适应的状况。 我国《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而党的十三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前后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间题上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作用大大增强所引起的许多新情况新间题，是为它所始料不及的。换言之，我国民法受市场发展过程中行政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较大，有悖于经济关系法律化的一般要求，整个机制是陈旧落后的。 l、我国市场是在“大计划、小市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放松统制和运用行政力量组织推动这样两种方式、两条路子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同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并无明显的必然联系。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法律机制(民法)一开始就具有两大弱点和特点，一是计划性很强致使市场体系被肢解，民法的作用只能是局部的;二是民法规范的单行机制多于总体机制，难以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充其量也只能发挥局部的功能效应. 2、整个市场体系中各类不同市场的发育情况极不协调，尤其要素市场的发育远远滞后于各类商品市场，致使经济运动中不协调、低效率的状况也无法改变。因此，民法机制不可能配套发展，它在市场运行机制中的总体功能自然无从谈起。 3、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调节功能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差别很大，《民法通则》取代不了应有统一的和正常的民法机制的作用。统一的民法机制要求普遍适用民法准则，正常的民法机制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相联系，但市场又是垄断的和分割的，市场价格不放在首位，商品、资金、原材料和人员也不能跨地区流通，这就必然导致民法作用范围大大缩小并带有许多的随意性，民事活动中总是强制性规范多于任意性规范，而对体现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要约与承诺程度却毫无反映。 4、鉴于前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虽出现较大的波动，以政府或部门的支持和干预为背景的各种贸易战和封锁割据十分严重，这种条块行政分割现象不仅人为地分割了市场发展的合理区域性效应，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民法功能的发挥。 此外，市场经济一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也应该是开放的、甚至是国际化的，近几年来、商品经济发展给市场运行带来许多的法律间题，诸如经纪行为与、居间行为有什么区别，经纪人应有何种法律地位，怎样确定物权总体概念和界定各种具体物权，怎样实现产权制度现代化和国有资产的专职管理，如何对待不同物品所有权的风险转移，进一步设定权利的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规定默示条款的有效期限，以及如何建立市场的中介组织和自律组织等等，民法中概无反映，同世界经济运行的法律机制不相衔接。这也是一种封闭，说明我们经济立法的思维方式与指导方针更加落后于市场发育的过程，如果不大胆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便无法改变，市场法律机制就不能现代化、国际化。 二、经济法与民法严重错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启动了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同步发展的客观进程。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改革与法制不可分割的客观必然性，同经济法制建设本身的内在适应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即表现为改革迫切要求对变化了的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甚至要求许多改革措施直接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出台，而改革的开创性质又难免导致发展中经济关系具有暂时的不确定性，传统观念也认为法只能是对稳定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就给经济关系法律化和经济立法进程增加了难度和障碍。可是“时不待我”，法制建设要为自己开辟道路，陈旧落后的民法机制又不可能提供现成的东西，于是经济法(经济行政法)应运勃兴。在现行立法中一开始就以占总数比重三分之一以上的速度递增着，这种立法步伐愈是加快，经济行政法规的数量就愈加明显地淹没民事法律规范，以致在整个经济法律体系中经济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错位现象便愈来愈突出。因此，民法作为市场经济选择的法律机制，它应有的核心地位被动摇了，本来面目被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宏观法律调控体制也就无从建立和健全起来。 我国经济立法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不足为怪的。从历史上看，在古代诸法全体、重利轻民的条件下就存在大量行政经济法规，古往今来不乏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经验，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搞的又是产品经济，所以在管理经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始终是行政意志起主导作用，人们也已习惯并乐于用经济行政法的手段管理经济。从现实生活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遇到的新情况新向题层出不穷，客观上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而当时商品经济理论的重新认识刚刚被提了出来，民法虽已缓慢起步但有“私法”之嫌而发展艰难，刚刚恢复“合法”地位的商品经济也不允许自己作出法律选择，既为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所决定，又为前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计划管理的法制模式所束搏，经济行政法自然是先于民法而获得空前发展。从立法思想看，加强经济立法以保障建设和改革的夕}嘟秩序，不论巩固改革的成果还是体现改革的措施都需要以经济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突出加强经济行政法的地位与作用也极其自然。鉴于这几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立法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即受计划体制的制约，民事立法的紧迫性被遏制，而经济立法的计划性极强，立法进程缺乏总体目标设计，专门立法欠合理有效的调控，经济法制建设的不平衡性突出;立法思想和指导思想未能及时适应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发生相应变革，没有把握民法这个纲，没有理顺市场整体法律机制中各个部门法的关系，使得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表现出非科学性.我国经济立法的这几个特点影响整个经济法制建设，不但阻碍了市场经济宏观法律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限制了经济法自身的建设。 三、行政法过多地进人民法领域 行政法与民法同属于国家的基本法，虽然两种法律手段的质的规定性不同，即各自的调整对象不同，当事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处理纠纷的程序不同，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相同，但它们都要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内容也都涉及权利义务问题，并且行政调整的社会关系中也有不少含有经济的因索，在这些方面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很早以前，行政法只是被当作私法(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和其他公民接受同一个法律管辖，享受同样的法律待遇，直到19世纪才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出现，进入20世纪后才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我国，从重视行政法制建设开始即带有“行政至上”的色彩，具体表现是行政干预突出，行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行政因素渗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政府行为大量进入本来仅适 用民法规范的领域。由于行政权广泛而富于强制性，行政法和民法、经济法相互交叉，这种现象就日益增多.在前几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政府依靠行政措施解决市场疲软，清欠“三角债”，强化市场管理规则，保护严重亏损企业，解决资源配置和限制要素市场等等做法，无，不体现行政法进入民法领域的倾向。这种用行政隶属关系取代本来具有民法特征的相互协调关系，用行政规范取代适用民法、经济法规范的做法，既模糊了法律部门的界限，也把行政法自身发展引向了不确定的地步。在国外，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法危机”或“行政法危机”，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机制，我们必须在行政法方面处理好两层关系。一是区别于经济法，应把立法的主要任务放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上，从调整单纯的行政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出发，重点解决怎样用行政法手段确立行政的方式、方法和原则，以及制定依法管理经济的行政组织程序问题;二则不以国家权力随意介入民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干预来限制民法机制的作用，影响经济法制领域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只有民法和经济法、行政法在整个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体系中各就各位，在立法、执法各个环节做到有机配合和相互协合，才能共同对国家经济生活起到调整器的作用。 (三)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思路 如前所述，“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经济关系的法律化，但我国现有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陈旧落后，承担这种法律化载体和形式的条件还远不其备。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体制，目前国际上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大致说来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民商法调整体制，个别国家也有实行部门经济法(经济行政法)调整体制的，但对我们都没有直接实践意义的借鉴价值.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不能采用与原来计划体制相联系的经济行政法调控机制，且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又以公有制为塞础，所以采用发达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民商法体制也不完全适合国情，何况我国经济立法坚持民商合一的方针，这就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国情需要和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来确立我们完善市场法律调整的思路，切实解决好现代商品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间题。据此，我以为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间题.一、称皿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 首先，市场经济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法律作调节器，为自身的发展保驾护航，这同我们喜欢或者愿意用何种法律体制为它服务是不同的。前者是尊重市场经济的质的规定性，以市场经济固有法资源需要为前提，而后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关系，以兴趣和爱好为出发点。正确的态度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要求是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基础，高度分散并自主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竞争性供求运动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利益的分配，用市场机制来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方式。市场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这种法需要，以及它通过具体法律表现出来规范要求和行为模式，才真正构成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的客观依据。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史已反复证明，民法(民法和商法)作为市场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历史选择了罗马法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反映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法律形式，进入近代后又选择了《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完备法律机制。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绵延两干余载，商品经济形式一直在发展着，但它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虽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但同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法是相同的，因而离不开历史借鉴，选择民法作为市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没有商法，但商法实际上主要是调整企业的组织与活动的那部分民法，而我们现有的经济行政法也恰恰部分地起到了传统商法的作用，所以建立民法为主的法律调整体制符合历史选择和现实的需要。 第三，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走向愈来愈清晰，今后市场组织体系必将是种类完备、布局合理和多层次的，市场调控保障必将是灵活有效和稳定可靠的，市场制度和法规体系必将是有利干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也必将是健全有效和分工明确的。因此，我们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律调整体制的思路也必须是统一的和开放的，而不应是分割的和垄断的。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行政至上”以及“以行代民”、“以行代商”的观念，实现立法思想向现代商品经济法律观的转变。必须看到，市场的法律机制与市场统一体系的发展走向一致，是经济关系法律化的定势。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应该选择的法律机制，是一个以民法机制为核心为主体的，同时又有经济法担配合，辅以必要的行政法，并以其他法律为适当保障手段的完整的经济关系的调控体制。这样的法律体制，能反映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克服以往选择法律模式过多地强调行政意志因素的弊端，避免凭主观爱好确定某种现成法律模式去规范市场规则和行为的做法。 二、加快完善民法机制的客观进程 我国商品经济形式正日益获得充分表现，市场主体类型日见其多，市场客体瞬息生变，市场内容(交换形式)愈加丰富，市场范围继续扩大，市场价格日趋放开，利用外资的步伐大大加快，参与国际市场已见明显成效，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这种变化了的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关系，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也为民事立法坚实了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民法的内容，扩开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加快民事立法的客观进程迫在眉捷，已成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调控体制的中心环节。突出需要的是: l、健全整体民法机制。为改变我国民法长期陈旧落后的面貌，必须从多方面作出实际努力，把局部机制变为整体机制。首先，应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避免国家权力随意进入民法领域，用行政手段取代民事法律手段的现象，防止继续发生“民法危机’，。其次，应从立法思想上理顺民法与其他经济立法、行政立法的关系，将经济立法重心转移到主要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上来，以确立民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体制中的正常地位，恢复被人为地缩小和限制了的民法应有的作用范围。第三，应把握住民法体系的精髓是民事法律关系，积极创造民法获得独立发展的良好环境，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关系引起的各种民法向题及时作出调整。经过这些努力，保证民法整体机制的功能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一方面，将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形式的商品关系纳入民法调整范围，使其不得违反市场的共同准则，也就是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体现我国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本质特征，积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恰当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手段，确保国家将民事活动管理纳入有序的法律状态。 2、完善民事法律制度。 (1)健全以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民事主体制度。民事主体反映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和资格，具有广泛性和平等性的特点。当前突出的间题是，多数国有企业以及仍然沿用国有企业管理办法的城市集体企业，还不能真正做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同“四自”要求距离很远.为改变现状，应积极创造贯彻《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外部环境，关键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还权与企业，让企业自主自愿地走向市场而不是被“推向”市场。不这样，企业的法人地位就名不副实’，以企业法人制度为核心的民事主体制度就难以健全。 (2)建立我国的物权制度。物权法的实质在于确认生产资料与人的结合是社含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反映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人对财产(物)的占有关系，因此是国家用来维护和巩固财产关系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也是传统民法的一项重要民事法律制度。我国立法思想过分强调“物权”概念的阶级属性，强调它反映人与人之间对物的占有和阶级关系，不承认它是一个法律范畴，把承担揭示物权阶级内容的任务的民法等与民法规范本身等同起来，拒绝制定物权法律规范，以致《民法通则落只规定了所有权以及与所有权相关的其他财产权，而不规定要建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物权法制度。其实，民法调整复杂的经济关系不仅保护所有权，还要保护其他各种形式的物权。物权和债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两类财产关系，反映在民法中二著相联系又柑比较而存在，从来不可偏废取舍。改革中新的物校形式增多，扩大开放后适用范围愈来愈广，它们无一不与市场经济联系密切，且多数是在商品流转中依法移转所有权权能而发生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权的特征。但它们不同干所有权，这就需要物权概念加以概括，突出其各自的特点，以期同债权和其他民事权利区别开来。所以，建立包括所有权在内的统一物权法制度既为完善民法制度所绝对必需，又是适应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需要。 (3)统一我国合同制度。经济意义上的合同，原本是民事合同。我国为调整经济合同关系而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将合同分为经济合同和民事合同两类，将统一的合同制割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造成不应有的混乱。《经济合同法》以合同主体是否为法人当作划分两类合同的做法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为合同主体只对合同关系的某个方面和个别特征有一定影响，但不能改变合同关系的本质属性.《经济合同法》把“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当作合同关系要素之一同样欠当，因为半lJ断某个具体合同是否有“经济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哪理解，靠含义极广的“经济”概念是无法推导出其特定含义的。《经济合同法》把“执行计划”作为区分两类合同的观点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是旧经济体制的产物，况且计划合同存在的前提与一般商品交换的前提无异，说到底还是民事合同的一种，我们必须摒弃“经济合同”的提法，彻底修改《经济合同法》，制定一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待民法典出台后将其列为相应篇章，成为我国完整民法体系一个组成部分。 (4)完善民法借贷制度.我国借贷关系的迅速变化，正推动着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在内的余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借贷资金和企业行为，是各种融资机构相互竞争、各种融资形式并存联系的市场，在我国更是政府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运行机制的市场.就其性质和特点而言，它是一般商品市场的主要后果.离开它就不会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在我国，调整金融市场关系的专门民事法律规范迄今是个空白，巫需制定包括借贷主体法、借贷关系法和证券交易法等等在内的，能全面反映金融借贷关系要求的，体现市场法制宏观调控职能的、高层次和新型的民法借贷制度。 3、抓紧制定民法典。制定一部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是使我国民法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要求，又符合国际市场通行准则唯一正确的决策。这样，我国经济立法才能“纲举目张”，推动经济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经济条件极好，经济立法也已积累一定经验.民法学研究同样取得不少成果，还有国外民法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应该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初步具备的。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立法思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明晰。新的民法典应是我国民族特色与全球意识的科学性和兼容性的统一，立法步骤适当超前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三、协调健全和完善其他配套法律机制 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完筱市场法律机制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市场法律机制的整体功能仅仅靠民法是难以发挥的，必须要有许多法律部门的分工协作和密切配合;它离不开宪法的导向、刑法的保护和解决讼争纠纷的程序模式，更要有经济行政等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弧经济法、行政法的宏观管理调控作用，始终是市场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经济关系，它突出体现了我们国家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我国经济法的数量居其他部门立法之首，但还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从长远看，今后应立足自身特定调整对象，把握纵向与横向关系的差别，重点是完善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制度方面的立法，防止简单套用民法制度，造成经济法与民法错位，影响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理论建树。 其次，要正确区分行政法与民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按照政府转变职能和加强政府法制的要求，逐步健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增加有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行政行为法律化、行政活动程序化和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行政立法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与经济行政立法相比，行政立法所占比重要小，但行政法进入民法领域的现象突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行政法调整对象中的纯行政因素的管理关系应变为服务关系，进而加强经济组织法(含行政监督法)和行政行为立法，以期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并约束行政行为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搞好廉政建设。 第三，适应我国劳动关系的新变革，劳动立法应由单纯的管理型模式转向协商与管理相结合的关系模式，逐步使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走向合同化和标准化.当前迫切需要完善劳动工资机制，建立职工待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统一职工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和劳动时间等方面的法律调整，抓紧制定工资法、工时法、劳动保护法、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社会保障法等。 经济法律论文:新农村发展经济法律保障探讨论文 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为“三农服务”，xx县司法局从3月1日开始，发动百名司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组成“送法入户”小组，深入到43个村，近万户农户家庭，开展“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扎实工作，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尚未涉法—初步涉法—积极学法的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 （一） 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 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 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 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 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 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 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赌博、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 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 二、建立目标责任制。有了目标才有了工作方向，“送法下乡”活动的全面推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的各项指标要科学量化，明确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荣誉挂钩。 三、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法制局、普法机构的作用，搞好规划，拟定措施，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由人大、法制局、司法局牵头组织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送法入户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科学地评价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

新闻法论文:中国新闻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内容提要]新闻法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自80年代中叶创议制定《新闻法》，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新闻法研究，至今专门的《新闻法》虽未出台，但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现行法律中已有许多调整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新闻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将中国新闻法学研究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重点为配合起草《新闻法》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是新闻自由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并对新闻法各方面的内容作了广泛探讨。第二阶段重点研究新闻侵权问题，特别就新闻权利同公民人格权利之间的平衡作了种种研讨，丰富了新闻侵权法。第三阶段为研究的深化和综合。已有数部概叙新闻法制框架的专著问世，说明中国新闻法制已有相当具体系统的内容。但现有专著尚属应用性著作，尚须继续进行理论探索。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法学、新闻侵权法 新闻法学，是随着中国大陆新闻法制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台湾地区，对新闻法的研究起步较早，据著录，早在公元50－60年代即有吕光、潘贤模著《中国新闻法概论》（王洪钧，1984：233；尤英夫，1997：416），近年则有李瞻撰著《新闻学原理》（1992）和编译《传播法——判例与说明》（1992）、尤英夫撰著《新闻法论》（1987－1997）等，厥作甚宏，影响及于大陆。中国大陆则于80年代中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来着手研究新闻法的各种问题，至今不过十五年。 中国大陆学人认为：新闻法并不是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孙旭培等，1985：4；魏永征，1997：27；张西明，1998a：22）。国际上及台港称Media Law 或 Mass communication Law，在大陆尚鲜见使用。或谓研究新闻法，应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于是而有「新闻法学之名称（郑旷，1987：429；梁华、阿茵，1988；王强华，1993：6；鄢光让等，1996：676），或称「新闻法制学（曹瑞林，1998）。本文作者将新闻法学定义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新闻法的制定、实施的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 一、伴随新闻立法而问世 中国大陆“”之乱，新闻媒介受祸尤烈。于是有新闻纳入法治之议。从1980年到1981年，就有新闻界、法律界名流张友渔、赵超构、李纯青、李子诵等从发展民主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着眼，先后通过媒介或者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制定新闻法的主张（张宗厚：1982：223；1983：319－320；《新闻法通讯》：1984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认为是大陆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该所成立后不久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0），收录了从1921年至1956年有关文件359篇，为研究大陆新闻法制的渊源，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该所人员还同外单位的人士一起翻译编辑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中国社科院新闻所，1981），钱辛波等选编了《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钱辛波等，1984），为研究新闻法学作了资料准备。该所培养的新闻学硕士生，也有好几位以研究新闻法为方向，如孙旭培、张宗厚等人。受前辈专家新闻立法建议的启示，张宗厚发表《新闻也要立法》（1981），尔后又在《新闻学初探》一书中撰「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章（1982），在同陈祖声合写的《简明新闻学》中列有「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节（1983），是为有关新闻法的最早论作。 形成规模的对新闻法的研究是在1984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以后开始的。当时决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双方抽人，在新闻研究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以商恺、孙旭培为正副主任（商退休后，孙为主任）。新闻法研究室于1984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它的任务被规定为从事新闻法的研究，在适当时候还将承担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新闻法通讯》，1984b）。作为我国大陆第一个新闻法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新闻法研究室的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除按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要求为起草《新闻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外，研究室一成立就编辑出版不定期刊物《新闻法通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4月，共出版20余期，收录了新闻法学开创初期的一批论作和其他成果、资料，总字数70余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继《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之后，研究室又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7），两本书共收录外国和香港地区的新闻法规30余件，对非成文法国家或没有专门新闻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新闻法制，也有专文编译介绍。研究室成员在研究过程中还在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作，如孙旭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即收入《新闻自由论集》（中国新闻学会，1988）一书。 嗣后，研究队伍逐渐扩大。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该署职责，新闻法起草工作改由新闻出版署牵头，于1988年1月成立了新闻法起草小组，组长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共有9家单位派人参加。奉新闻出版署之命，1988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与新闻出版署的起草组同时开展起草工作，草案报新闻出版署汇总。这个举措也许同1986年上海曾受委托起草过一份《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的文稿有关（陈沂，1993：249）。这又带动了一批人参加新闻法学的研究。如北京在1988年9月成立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聘请有关学者和新闻工作者30余人任研究员。在上海则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研人员陆续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新闻法学研究主要配合起草新闻法开展，受到普遍关注，所以又带有群众性的特点。较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如：1985年1月和3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后在上海、广州、成都、重庆和深圳（约见香港新闻界人士）等地召开新闻法座谈会（《新闻法通讯》，1985） 。1989年1月，新闻法起草小组派员携《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到上海听取意见，上海新闻界讨论了三天（《新闻记者》，1989a） 。接着，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开辟「新闻立法笔谈专栏，专门对《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2月24日，新闻记者杂志社等单位又发起新闻立法报告会，有十位人士发表演讲，数百人冒雨参加（《新闻记者》，1989b） 。这类讨论虽然不属学术研究，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用的思想资料。 著名的三个《新闻法》文稿可视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综合性成果。中国社科院新闻所新闻法研究室的《新闻法「试拟稿》于1985年即已写出，后经修改，发表于1988年4月出版的《新闻法通讯》第20期上。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法起草小组于1988年6月出初稿。上海新闻法起草小组的《新闻法（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就。新闻出版署在1989年初拿出来的「征求意见稿又在吸取另两个文稿和其他意见后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文稿虽然都没有成为法律的基础文本，但它们在新闻法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无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张西明，1998.9.3.；魏永征，1999b：1－8）。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主要有三： 首先，对新闻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关于新闻立法的基本原则，早在1980年冬，大陆新闻学、法学耋宿张友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提出新闻法应当一方面保障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制裁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言论，「既要保障新闻自由，又不许滥用新闻自由（《新闻法通讯》，1984a）。此系大陆高层人士最早明确提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概念的公开言论，其「既保障又不许滥用（约束）的表述方式符合大陆普遍接受的「两点论，为后来有关新闻立法的论著所共循（张宗厚，1983：322；郑保卫，1990：188；刘建明，1991：259）。有所差异者，一部分人士侧重于强调保障新闻自由，以至提出「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的命题（孙旭培，1986） 。也有些人士提出新闻法应是限制新闻自由的（王中，1985），因为经过新闻法的限制，在限制的范围之外就可以获得自由。第三种倾向则强调保障与约束两者并重，缺一不可，侧重何者，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不能绝对化（梁华、阿茵，1988）。在此基础上，一些学人对「新闻自由作了深入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即为孙旭培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本文以「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同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相区别，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进步性和局限性，苏联新闻模式的缺陷，以及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的构想，作者还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关规定为根据，论述了新闻法治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当时有关研究成果的综合结晶（孙旭培，1988）。 「新闻自由的概念，由于翻译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当时没有看到过（1），从而在共产党的文件里也没有作为正面概念出现过，研究者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地加以论述的。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在当时的三个新闻法文稿中都在《总纲》部分写上了「新闻自由的条款，并且在整个文稿中贯彻了「既保障又约束的原则（2）。尽管后来发生过有人利用「新闻自由的口号进行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活动的事端，引起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猛烈批判，从而一度形成对于「新闻自由的chilling effect。但人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以及有关行为的非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新闻学术界人士以至领导人士所接受，已是不争的事实（3）。 第二，对新闻法的各方面内容作了广泛探讨。除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诸如：知情权（right to know ,又译了解权）、名誉权（right of reputation）、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肖像权、诽谤（libel）、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System of punishment after the event）和预防制（System of prevention）、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obscene ）物品、著作权（copyright,又称版权）等等，皆有专题文章涉及。特别是关于保护人身权各种权利的研究论述，据现有资料，新闻学界还要早于法学界。在80年代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法学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84）、《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等，都没有对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诽谤等概念作出解释。在许多民法教科书中也只是很简单地提到。而在《新闻法通讯》中，在1984年至1985年就相继发表了李祖兴的《论报纸批评与诽谤》和钟声的《新闻诽谤的法律规范和界限》等关于诽谤和名誉权的论文，在1986年初发表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和廖晓英的《新闻报道与个人隐私》等关于隐私权的论文，等等。陈力丹的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隐私权的见解作了详细的钩稽，阐发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报刊不应揭发个人的私事，但如果这项私事涉及社会生活，则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并且反对任意扩大私生活的范围等观点，同现代隐私权原则相合。至今大陆有关隐私权的专论，均以1890年美国学者S.D.Warren和L.D.Brandeis发表 为起点（王利明，1994：470；杨立新，1996：607；张新宝，1997：37），陈的论文则为隐私权理论起源提供了更早的线索，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与世隔绝，他们的见解自应有其来源。而法学界发表有关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等单篇论文要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4）。据张西明称：「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张西明，1998b） 同时，大陆学人尝试对新闻法原理作综合性的阐述，是为孙旭培、朱晓明、廖晓英合写的〈新闻法知识讲座〉（1985），共十五讲，涉及宪法权利、新闻批评、新闻诽谤、保密、禁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新闻机构的创办和管理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最初尝试。 第三，新闻法研究领域的争议得到全面展示。80年代中叶，大陆学坛十分活跃，众说纷纭。三个《新闻法》文稿就各有同异。据王强华当时透露，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草案同另两个草案“不同之处在于，它规定个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草案没有触及这一点”。此外，还涉及建立诸如新闻评议委员会还是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新闻纠纷的不同设计（王强华，1988）。这类差异反映了新闻立法过程中各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本文不可能加以罗列，谨引用当时两篇综述以见一斑。其一，1988年3月，北京新闻学会开会研讨新闻法，归纳出四个“热点”问题：一、新闻自由；二、民营报纸；三、舆论监督要不要经过批准；四、新闻业的性质、作用，主要是宣传还是大众传播（力单，1988）。其二，1989年2月，在上海新闻立法报告会上参与起草新闻法的人士报告“起草有年，难点九条”：一、新闻法早出台还是晚出台；二、新闻法应立足现实还是理想的超前的；三、是否允许私人办报；四、新闻自由；五、新闻的功能；六、舆论监督；七、法律责任；八、新闻仲裁制度；九、新闻工作者自律（《新闻记者》，1989b）。这些争议对于立法工作成为障碍，以致《新闻法》迟迟未能出台，但是对于新闻法学研究来说，则是指示了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提出了现实的研究课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究属初创阶段，今日回顾，幼稚和不足亦显然可见。本文作者概括为“四多于”：一、从政治理论层面的论证多于从法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例如新闻自由概念，前一种论证着重于新闻自由同社会制度之关系，以及对民主与法制、自由与责任、保障与约束等等范畴之探讨，这固然十分必要，然而用诸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则显得隔膜。「既保障又约束，虽为绝大多数所接受，而在不同场合在不同人士笔下甚至可能表达截然相反的意思。后一种研究要求把自由视为现实的社会关系与法律关系，即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就需要对相关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该权利所承担的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二、就理念出发的思考多于对中国大陆新闻制度的实际现状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马恩列与新闻法制有关的论述作了系统的钩稽和梳理，同时对欧美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新闻法制情况作了大量的介绍，比起过去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撷取片言只语为我所用和对欧美事物一概排斥的学风，已有根本进步。然而上述内容对于本地而言究属理念的东西，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于本地，尚需对现状作详细的考察。三、采取演绎方法多于实证方法。四、对个别问题作短促突击式的论述多于对某个专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不足也许是研究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 二、从研究新闻侵权纠纷突破 90年代开始，新闻法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将注意力转向新闻侵权纠纷。自《民法通则》于1987年生效以来，新闻侵权纠纷骤然增多，成为新闻界乃至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新闻学界，有关的研究是从个案入手的。这也许同不同程度卷入纠纷的传媒拥有信息和发表意见的便利有一定关系。如大陆第一件新闻记者被诉犯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记者所在的《民主与法制》从1988年第8期起连续刊登反驳判决的文章达半年之久，为数达数十篇，另有一些报刊则刊登反反驳的文章（5）。在徐良（6）、陈佩斯（7）、李谷一（8）等人的名誉权案中，亦有类似现象。这种做法反映了在法制建设早期，在新闻与司法的关系上尚缺乏规范，但在客观上正是结合个案对新闻诽谤罪或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的有关问题作了分析探讨，留下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记者》月刊从1989年起开设「新闻与法律专栏，几年内报道了许多新闻侵权诉讼案件并加以评论。该所魏永征从1990年2月起在陕西《新闻知识》月刊连载《新闻官司面面谈》，每期一篇，一共登了20期，采用的也就是个案分析的方法，就案论法，每篇文章通过分析一至几个案例来论述某一法律问题。1993年，新闻出版署王瑞明、董伊薇和北京法院罗东川合作编写《无冕之王走上被告席》，共收入50个案例，逐一加以评析，有些论述颇见精辟（王瑞明等，1993） 。其他零星的「新闻官司个案分析在当时许多报刊特别是法制类报刊时有所见。个案分析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独到见解，但难以做到体系化，难以达到综合研究的深度。 个案分析逐步发展为从法理上对新闻侵权作综合的研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1991年、1993年和1996年举行的三次全国性的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1999） 。参加这三次会议的成员，兼容新闻界和法律界、理论界和实务界、领导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等方面，提交的论文和议题涉及新闻侵权纠纷从实体到程序的诸多内容。许多论文被后来有关新闻侵权和人身权、人格权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大量引用，表明研讨会对新闻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孕育、催化作用。同时各地也举行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许多专业报刊发表若干论作，不及详列。当时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包括：一、新闻侵权行为和新闻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行为的成立和排除，二、新闻侵权行为在一般民事侵权行为中的特殊性，三、新闻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四、更正和答复的法律效力和履行程序，五、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与保护人格权的关系，六、新闻侵权的预防、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保护，七、新闻侵权纠纷的调解、非讼和解和仲裁，等等，可以说是相当完整地涵盖了新闻侵权的主要问题。 1994年，魏永征著《被告席上的记者——新闻侵权论》，孙旭培（主编）、王晋闵、张西明合著《新闻侵权与诉讼》 先后出版，有人注意到两书结构有近似之处（陈力丹，1995），这恰好表明对新闻侵权的研究已从个案分析和个别法理的研讨走向体系化。是为新闻法学学科领域第一批学术专著。 至于在法学界，主要是从对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入手，涉及新闻侵权。除单篇论文外，90年代中期有一系列重大成果问世，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1994a）、王利明和杨立新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1995）、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1996）等，这些著作，都有专章论述新闻侵权问题。王利明还主编《新闻侵权法律词典》（1994b），由新闻学和法学两界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是为目前新闻法学领域的唯一的专门工具书 。 若将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较，那么前者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有关人身权、人格权的理论体系，他们所涉及的，包括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在人格权中包括非精神性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精神性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跨越两者的自由权、贞操权等等，对于各项权利的概念、来源、内涵、特征，以及侵权行为（tort）的责任等等，均有系统论述。前述在80年代中叶，有关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不到10年即取得如许成绩，堪足称道。至于新闻学者以及他们与法学者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和法学的结合部方面显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研究着重从新闻规律的特殊性入手探讨新闻侵权纠纷的发生、处理和防止，体现了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同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这两类基本权利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的意图。有的意见后来为立法司法部门所吸取，丰富了新闻侵权法（Law on Media Tort），显示了新闻学界在新闻法学研究中具有某种优势。试举其要： 一、关于新闻失实与侵权的联系与区别。大陆诽谤法的重要特征在于将事实之虚假直接列为诽谤的构成要件，而不同于英美和港台的诽谤法只是将真实（truth）作为抗辩（defense）理由（魏永征，1999a）。故而在新闻侵权纠纷出现初，原告人往往以新闻失实起诉，法院也往往以新闻失实判决侵权成立。而新闻学者以为，新闻报道由于时效性等特点，难免忙中出错，若与事实稍有出入即判决侵权，实为苛求，主张在新闻失实和侵权之间划一道界限，「微罪不举（孙旭培，1988.12.31.、1991）。至1993年，最高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认「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成立侵权，即新闻失实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方可下判。 二、关于新闻报道的特许权。新闻界素有「文责自负之说，然不为司法界认同。最高法院1988年司法解释有「报刊社对要发表的稿件应负责审查核实之说，凡稿件出错均可据此推断媒体负有责任。或以为媒介不可能将新闻中所有材料一一到发生的源头去作核实，而提出「权威度之论，以为凡具有足够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员提供的材料，例如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提供的材料理应无须再作核实，媒介对其中差错应当免责（王晋闽，1991）。此论其实与英美诽谤法「特许权抗辩（privilege defense）暗合。嗣后，又有学者明确提出引入外国诽谤法「特许权原则（陈泰志，1993、1996）。至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媒介根据国家机关正式文书和职权行为所作报道，不认为侵权，被认为正式确立了特许权原则。然目前新闻报道特许权尚限于国家机关的相关材料，远小于外国特许权范围。 三、关于评论的侵权认定。新闻侵权案出现初，一般并未将涉讼新闻中事实与意见加以区分，往往将不当意见作为失实对待，评论文学、艺术、产品、消费品等或有不当，辄成讼案。1992年作家吴祖光被诉侵权案，以驳回原告之诉告结，新闻学界认为是一个突破。（9）论者引入「公正评论（fair comment）概念，指出评论公共事务的意见即有不当，亦应予以优先保护，其标准为真实、说理、善意、内容合法四项（张西明，1995a、b）。至1998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消费者正当评论产品质量和服务不应认定侵害名誉权，认可了「公正评论原则。然适用范围仅限于此，关于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科学文艺成果的评论规则，因条件尚不成熟，有待时日。 四、关于新闻侵权责任之承担。起初在诉讼中对新闻报道相关人员并未加以区别，时有媒介、作者、新闻源等等一概被追究责任，法院亦有追加被告之权，学界咸谓应区别对待，有论者提出若新闻媒介已被追究责任，则报道新闻之记者应属职务行为，可不对外承担责任（陈翠银，1989；成涛，1991）。1993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采纳这一原则，同时规定按原告起诉确定被告，取消法院追加被告的做法。关于新闻源之责任，论者提出应当区分主动提供行为和被动提供行为（王晋闽，1991），亦为1998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吸取。 五、关于言论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衡。这个问题贯穿于新闻侵权研究之中。论者以为，人格权为基本人权，固然应当重视保护，言论、新闻自由亦属基本人权，同样不容忽略。尤其是宪法已明文规定了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新闻诉讼中理应予以贯彻维护。论者提出，因批评公职人员而引起的新闻侵权案，其中法律关系具有双重性，不仅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存在公民监督公职人员的政治关系，对公职人员起诉应有抑制（魏永征，1991；陈泰志，1993）。又有论者提出人格权属私法（Private Law），批评权属公法（Public Law），公法应优于私法（张西明，1995）。比较系统的主张如：「一、区分公众人物（public persons）与一般公民：名誉权保护向一般公民倾斜；二、区分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和私人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私人事务倾斜；三、区分当前事务与过去事务：名誉权保护向生存者倾斜；四、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名誉权保护向自然人倾斜。（张新宝、康长庆，1997：15－17）对于公职人员以保护名誉权为由抵制舆论批评的行为，人们认为理应予以制裁，作出了种种设计，如追究恶意不实诉讼之责任（李显冬、钟瑞华：1998）。以上论述，有司已有注意，然尚未成为法定规范。 本文作者注意到，台湾新闻界同行也面临着类似的课题，近年刘泰英、赖国洲、蔡兆阳等起诉新闻媒体诽谤案，亦属公众人物案件，虽然刘泰英案媒体胜诉被认为新闻自由的胜利（闵大洪，1997），然辩方为香港媒体，而本地媒体败诉则不在少数，不仅承担民责，而且承担刑责，故有“媒体的新梦魇”之说（石世豪，1998），学界曾就此举行大型研讨，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学者大有交流的共同点。 三、研究的深化和综合 90年代后期，对新闻法学的研究又形成一个新的活跃期。一是成立了新的研究组织，如199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建立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 ，同年8月司法部和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在华东政法学院设立的法制新闻培训中心(含学术部)。二是各种学术研讨活动频繁举行，据记载，仅1997年在北京，除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成立时的学术研讨会外，还有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3月）、检察日报社与中国记协主办的“新闻与法”研讨会（8月）、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主办的“新闻与法制”研讨会（9月）、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举办的新闻法制问题学术研讨会（10月）等（张西明，1998.9.3.） 。三是有一些国家级新闻法学领域研究课题通过鉴定，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丁淦林、张国良、黄瑚承担的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闻•传媒•法律——新闻法研究》（1996年通过），王强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1997年通过）（王强华，1997） ，等。四是研究内容从新闻侵权纠纷扩展开来，进入其他方面。这在第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就可以看出，提交的论文已不限于讨论新闻侵权纠纷，还有关于新闻报道与著作权法、新闻机构的行政管理、互联网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致使这次会议变得有点“名不副实”了。下面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对新闻活动的权利的研究。新闻侵权研究实质是着重于对新闻活动的相对人即报道对象的权利的研究；他们的权利，对于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作者）则为义务。而在考察后者的义务过程中又势必涉及他们的权利，即进行新闻报道和新闻批评的权利。 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 就把新闻纠纷作为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这两种权利的冲突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虽然已有不少人论述过这种冲突，但这个国家资金资助的课题，在分析200件舆论监督个案和180件新闻侵权诉讼案例的基础上，对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司法独立审判的关系、在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两个方面法律规范设定的不平衡等等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人都有所超越，因而被认为是「新闻管理和新闻法制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很有实际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新闻记者》，1997） 。关于新闻权利研究方面值得称道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宋小卫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宋小卫，1994－1998） ，这些论文对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公民参与新闻活动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the right to express）以及其他享受传媒服务的权利作了具体的集纳和阐述，比起以往仅就自由与责任、保护与限制、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作抽象的论述来，是一种创新，显现了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向法学理论层面的深化。 新闻自由具体化即为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评论等权利，目前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甚为关注。近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1997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报刊开展关于记者「隐身采访（即不公开记者身份的采访，或称「偷拍偷录）的讨论，实质上是讨论记者采访和报道的自由度 。论者认为，记者隐身采访及报道应当受到隐私权法等有关规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到什么程度，则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记者不公开身份的采访，要区分公开场合还是非公开场合（私人场合和涉及其他应予保守秘密的场合）、观察还是询问意见、所采访事项与公共利益相关还是无关、采访对象是特定个人还是不特定多数人、消极地不公开身份还是积极地伪造身份等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铁樯，1997；徐迅：1997/a、b；曹瑞林，1997；董滨，1997）。如果说这场讨论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公民个人权利两者之间寻求界定，那么1998年关于报道公开审判的案件的讨论则是在媒介的采访报道权同司法公正独立的权利（权力）两者之间寻求界定。是年最高法院院长发表谈话称，要把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依法公开案件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允许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法制日报》，1998.4.16.）,冲破了新闻界流行多年的案件审结后方可报道的陈规。新闻界认为，这是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权的肯定。不久中央电视台即对一起电影著作权案庭审现场进行直播，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欢迎，但是也有人士表示质疑（《科技日报》，1998.7.17.）。北京大学贺卫方连续发表文章强调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认为电视直播法庭审判会影响庭审过程的庄重和严谨，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1998）。由此引发关于新闻和司法、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热烈争论，大致说来，新闻界偏重强调新闻对司法的监督，而法学界和司法界则倾向媒体报道案件应当慎重，不应妄加评论，有的学者明确对「新闻监督司法的权利提出质疑（《北京青年报》，1998.11.2.；《工人日报》,1998.11.7.；《中国律师》，1998）。 二、对新闻媒介行政管理的研究。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法是新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对新闻媒介一向实行批准登记制，是为行政管理的基础。不过在80－90年代，国家对新闻媒介的行政管理主要以部门规章予以规范，等级较低，而且立法和执法合为一体，亦不符现代法治原则。随着行政法制逐步走向健全，单纯以规章行政已经难以为继。1997年，国务院连续颁布管理出版、印刷业、广播电视的行政法规，使大众传媒管理法提升了一个等级。（10）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士对这些规章、法规时有解释性文章。新闻出版署宋克明的一些论文，把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归纳为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法制管理、部门管理、社会管理（行业管理）、内部管理等五种管理机制（1994，1997） 。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的，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赵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研究——以广播电视法规体系为视点》（1998）。这些论作，按照「依法行政的原理，对名目繁多的法规规章作了梳理和阐述。 三、对新闻传播活动中著作权问题的研究。大陆《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有关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专著不少，但这属于独立学科。从新闻传播活动的角度研究著作权法的，主要为探讨社会共享知识成果的利益和作者权益、媒介权益和作者权益的合理平衡。如关于如何理解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广播电视节目表是否适用著作权法等问题的讨论，皆与此有关。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著作权法》，争议焦点之一即为现行法律中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条款。盖“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主旨，即出于满足社会共享权益而对作者权益作适度的限制（11）。论者以为，现行法律对作者权益限制过多，适足以使媒介获取大量利益。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广播电视非营业性播放已出版的录音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超出国际公约所允许的范围，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应予取消，而此议受到广电管理部门强烈反对（《中华读书报》，1999.1.13.）。论者还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亦应予以调整。 四、对外国新闻法制和中国新闻法制历史的研究。宋克明曾赴美国作较长时期的考察，回国后著《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一书（1998），作者系根据大量原始文献撰写，重点介绍两国的诽谤法和隐私权法，并涉及保密法、版权法和藐视法庭罪等内容，还介绍了两国新闻界内部管理以及互联网络管理的最新情况，与编译单篇论作或撷取第二三手资料编写的文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从本国文化视角出发，在对外国法制作客观介绍的同时予以适当评析，以利于读者同本国的情况作比较和对照，乃近年新闻法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在中国新闻法制史研究方面，则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1998），全文紧扣言论出版自由和官方统制的对立这条主线，对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的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叙述。 五、传播新技术法制研究。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传播新技术的兴起，形成对现有大众传播媒介冲击之势，日益引起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有关论文日见增多。从法的视角作考察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新技术将对现有新闻传播法形成怎样的冲击？将使人们的知情、表达、公共交往等权利要求产生怎样的变化？在保护国家秘密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护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方面带来哪些新问题？应当采取怎样的管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西明主持承担了国家「九五期间重点课题《电子网络出版物的宏观发展与管理》，系第一个研究有关问题的国家级课题，尚在进行中。同所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1998）一书有专章论述传播新技术管理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 六、新闻法总体研究。对新闻法的有关原理作总体阐述的，除前已提到的张宗厚、孙旭培等人的论作外，陆续有一些新闻学专著中设立专章专节加以论述，如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在边缘学科介绍中有「新闻法学节（1987），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著《新闻学导论》有「新闻事业的活动自由与限制章（1990），清华大学刘建明著《宏观新闻学》有「新闻法制章等（1991）。近年来徐培汀等的《新闻法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对新闻法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分为史实、规范、侵权三个部分，在规范部分分别将公民、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作为不同的权利主体加以阐述，体现了构建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某种意图。其缺点是有关我国现实的新闻法制的内容过于简略。1998年，黄瑚著《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出版，其上篇「新闻法规，有一半的篇幅系统讲述现行新闻法制（另一半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和外国新闻法制），在本学科领域尚属首次。其缺点是部分内容限于复述法律法规条文，对法理的阐述似嫌不足。解放军报社曹瑞林著《新闻法制学初论》（1998），亦有创立新闻法学理论框架的尝试，在理论阐述方面较前述成果有很大拓展和加强，但其内容除总论外，限于新闻出版法、著作权法和新闻侵权法 。1999年，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出版，引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等200多种，涉及宪法权利、国家安全和保密、禁止淫秽色情、新闻与司法、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法、著作权法、广告法等诸多方面，唯本书以“述而不作”为体例，对拟制的法律关系未于涉及。 在对新闻法的总体研究方面，从当年孙旭培等写《新闻法知识讲座》，到如今有几部概叙新闻法框架的专著问世，内容日益丰富，认识渐趋精深，这固然出于学人努力，然而亦同现实法制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年，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0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106件，国务院行政法规830件（《人民日报》，1999.7.7.）。这些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内容同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有的就是直接规范新闻媒介的，所以新闻法制已不复是当初创议立法时那样，只有几句原则可讲，而是已有相当具体的系统的内容了。现有专著所涉及的方面，亦同国际同类专著相合（G.Pobertson A. Nicol,1992,T.B.Carter,1994）。而国人或以为《新闻法》尚未出台，新闻传播活动目前尚属无法可依，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纵观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有专门法的少，没有专门法的多，有专门法的国家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是只须遵守专门法的规范，也要受到其他诸多法律规范的保障和约束，没有专门法的国家并不等于新闻传播活动无法可循，新闻传播活动同样是在法治轨道上运作。实际上，新闻传播活动的走向法治，并不是光靠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就可以解决的，其中许多重要事项，必须由其他法律来予以规范。大陆新闻法学研究的成果，正是由现实的新闻法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同时新闻法制尚不完善，突出的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诸项权利尚未有明文规范，新闻法学研究将为完善和发展新闻法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和设计，这就是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闻法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尚处于幼小阶段。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包括论与史，在论中又包括应用性的理论和基础性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拥有有代表性的能体现本学科理论框架的理论专著。按这个标准衡量，现有专著基本尚属应用性著作，理论性探索尚待继续深化。我中华版图之内，两岸四地，实施四种法律，按意识形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按法系，则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别，其内容之丰富，实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有志于此学者，倘能加强合作交流，多作借鉴比较，博采众长，必可取得出色的成绩。 新闻法论文:浅谈中国新闻法建设兼论新闻法中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问题 摘要:本文主要就中国新闻法立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并围绕新闻法立法的核心问题——新闻自由浅谈我国新闻法的构建。通过借鉴西方新闻自由的认识、追求与法律规范,试图为我国新闻法中保护新闻自由问题找一条出路。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自由;新闻评议制度 对于中国法建设的现状,大约有悲观与乐观两种态度。悲观者认为新闻仍是法律的真空领域,大声疾呼《新闻法》的出台。以魏永征为代表的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们则认为我国已有较为完备的新闻法体系,目前最重要的是认真消化、掌握、贯彻、执行现行新闻法的丰富内容,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以促进新闻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化。要弄清孰是孰非就要从中国新闻立法的历史和现状谈起。 一、新闻立法的历史与现状 1979,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也开始酝酿。1980年,赵超构李子诵等新闻界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期间首次呼吁制定新闻出版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1984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决定制定《新闻法》。两个月后,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着手起草《新闻法》。(1)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有三个《新闻法》文稿被起草出来,但并没有一部《新闻法》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出台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的遗憾,但也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没有新闻法的判断。广义的新闻法不仅仅是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我国宪法、法律以及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中都有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我国形成的是以宪法为依托,在专门的新闻法律缺失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关系的立法体系。(2)因此,新闻法制建设的状况就如同魏永征所总结的一样:有法可依,尚不完备。 新闻法建设的现状与我国新闻业发展的特点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报纸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广播电视是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一种机关性质的事业单位。各媒体的主办单位对于新闻报道都有严格的规定,不需要专门的新闻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事业单位从实际上的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工具回归,“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十六个字是这种回归的最真实表达。(3)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正在由“有形”转向“隐形”,但是新闻改革与新闻法制建设的步伐并不一致。新闻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新闻自由受到各种权力的干预,或是新闻侵权案件激增等等。 魏永征把立法难题归纳为五个矛盾: ① 法的刚性和意识形态的弹性的矛盾。思想性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强制的办法来判断、解决的。 ② 新闻媒介社会控制功能与表达功能的矛盾。 ③ 权利的普遍性和权利的等级性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介隶属不同等级的党政机构,统计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不同等级媒体采访报道权能是不同的。 ④ 法的稳定性和舆论导向的随机性的矛盾。 ⑤ 随机调控和依法行政的矛盾。 我国新闻法制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效力层次低,以行政管理法为主,而且忽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新闻报道活动是瞬息万变的,需要灵活的政策来规范,但政策不可能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尤其是非制度化的政策对新闻媒体自主采访和真实报道的权利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主张了封锁消息、“电话会议”、歪曲事实等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以规范的法律来代替随机性的政策将是新闻法体系建设的趋势。 此外,对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模糊也给新闻报道活动带来不便。新闻传媒享有的权利通常有:新闻采集过程中的知情权、采访权、摄影摄像权,编辑制作过程中的编辑全、改编权,传播过程中的出版权、广播播映权、权等等;其承担的义务有:采访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住宅安全权、沉默权,编辑制作过程中不得篡改实施,传播过程中不得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如不得传播淫秽内容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侵害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等。(4)如果能以专门的行业法形式规定这些权利和义务,无疑会给新闻工作者们一个明确的行动指南。 二、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 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新闻自由,广义上说,即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新闻媒体由于其采集信息的专业性和优势,逐渐成为了公民藉以实现这种自由和权利的物质载体和主要阵地。人们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的观点:思想的自由市场是达到真理的途径。法国在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宣布“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则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的追求史。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不倦地追求新闻呢? 美国新闻法学家艾默生把表达自由的价值归纳为四点: ① 保障个人自我实现的方法; ② 达到真理的手段; ③ 保障社会成员参加国家政策的方法; ④ 维持社会稳定与变化均衡的手段。 1946年,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发表了《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一文,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提出“政府”“报刊”“公众”的“三极结构”。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特瓦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其制度性功能。”(5) 新闻自由虽然是“舶来品”,是并非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争取民主平等的工具和历史产物,但它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新闻自由是一项制度性权利,在各国新闻立法研究中都占据核心地位。保障新闻自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媒体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制衡政府权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新闻自由也十分重要。 1949年颁布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在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会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肯定了公民的表达自由,其中也内涵了新闻自由。但是作为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并不能等同于作为新闻传媒的新闻自由。相比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作为新闻传媒,由于其是在有组织性地从事传播新闻的专业性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有人把它比作“民主政治的窗口”。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去规定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自由,“为某种权利划定界限,实质上是对某种自由的保护,因为它同时也制止了权力任意干涉的可能性。”我国宪法虽然也在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形式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比较宽泛,反而是权利虚化,不利于新闻自由的实现。因此在肯定新闻自由的时候还要明确应给予什么样新闻自由的底线。除此之外,在立法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我们还要自习思考下列问题: ① 从哪里争取自由:新闻媒体怎样保障新闻不受国家权力、社会势力的干涉 ② 为谁的自由:新闻自由究竟是为了新闻媒体自身还是为了新闻的受众即人民 ③ 就新闻媒体内部而言,新闻自由究竟是给予媒体经营者的还是给予记者编辑的问题 ④ 新闻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应给与保护 ⑤ 保障新闻自由应采取何种手段 ⑥ 如何处理消极的新闻自由与积极的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 真理朝前多走一步往往会变成错误。在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体制确不久后,新闻自由这一捍卫新闻职业道德的思想武器因其为新闻从业人员所滥用而开始变性,西方新闻界在解决了原有矛盾后出现了心的矛盾,陷入了新的职业道德困境。(6)中国新闻法立法同样要避免新闻自由的滥用,防止新闻侵权、黄色新闻泛滥等行为的产生。 但是即使出台了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也不能说新闻传播活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同样要参照其他法律以及新闻职业道德来规范新闻活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的新闻评议制度。黄瑚在《新闻伦理学》中写到“新闻评议制度,是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运用自律方式让新闻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有效手段。”新闻评议制度与法律法规相比更具灵活性,但是其本质仍属于新闻自律的范畴。因此,对于许多法律无法顾及的方面,用新闻评议制度来解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新闻法体系尚有较大的缺陷,而尽快制定一部《新闻法》将是弥补缺陷以及解决我国目前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最好途径,也是加快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而《新闻法》制定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但是有了一部《新闻法》,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新闻传播活动有中许多法律无法控制的内容,而新闻评议制度则是解决的良策。 新闻法论文:电视新闻法则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整合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提炼出诸如拼贴、复制、解构、多元等后现代法则，并尝试将这些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研究进行整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其利弊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电视新闻；后现代；拼贴；复制；解构；多元 勿庸讳言，当代电视节目因其创造了斑驳陆离、叹为观止的媒介景观而成为了后现代研究的绝佳范本。当人们沉迷于后现代气息炙烈的MTV和电视广告时，对于体察电视新闻的后语境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漫天硝烟下，电视新闻从形式到内容都或多或少地隐匿着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法则。 拼贴、复制与电视新闻的时空幻象 拼贴与复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性状，也是最受争议的后现代命题之一。本雅明曾对这种技术表现出倾心，他认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1]尤其是摄影技术在表现事物时，通过拼贴式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不只为观者带来视觉的全新体验，也使“展示价值开始整个地抑制了膜拜价值”，[2]从而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 如今，当我们置身于大众媒介营造的视觉王国里，也会深深感受到拼贴与复制的无所不在。电视新闻就是经由电子技术显像，按照特定的镜头语言逻辑，对新闻元素进行声画拼贴与复制的一种媒介形态。其带给人们的新闻资讯无所不包、无远弗界，这种时空体验是以往那种亲历体验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面对媒介社会的信息泛滥，电视新闻为了高效快捷地给大众提供资讯服务，使表达当下情感和精神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催生着新的节目表现形态。 例如《东方时空》子栏目《时空连线》在国内首创多视窗节目形态，其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主视窗中的主持人与三个分视窗中的新闻当事人的对话。在这里，传统的一元电视画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单元，通过技术拼贴使来自不同时空现场的画面被统一在节目当下的时空维度中，这种虚幻的时空景象无疑强化了新闻的即时性。另外，目前频见于各档新闻节目中实时滚动的字幕新闻，也是通过拼贴复制技术使得字幕在画面下方快速滚动，使新闻演播室的直播时空与由文字不断生成的拟态时空互相交错，这样造成了信息空间相对膨胀，而时间因并轨被相对压缩。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的进行时态不断得到强化，而观众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如此看来，拼贴与复制法则在粉碎我们以往时空体验的同时，也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并找到了当下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时空体验，而这使我们通过电视媒介感知新闻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然而，技术带给新闻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创立了诸如类象、内爆、超现实等后现代话语的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对媒介技术进行阐释时就走向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社会学视野中，传播的扩张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构成了后现代的社会体系，而“真实已经在形象和符号的迷雾中完全消逝了”。[3]由于传媒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整体性，瓦解了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统一感的时空量度，因而在电视新闻为大众提供的信息符码中，“历史”就演变成符合编码规则的视觉文本，零散、平面而无深度。在编码过程中，生产者会对一些真实事件的影像声音碎片进行任意地拼贴复制，由此产生的媒介文本会令人们推演出整个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术的过滤、切割和操纵下，真实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窃取甚至取消，过往历史的深厚也会变得萎缩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亚悲观地断言，“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4] 在现实的媒介事件中，关于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种种矛盾成为波德里亚的追随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对电子技术的仿拟功能采取批判态度的同时，他们进而对电视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进行质疑。由于声画符号是电视新闻报道现实的重要手段，因此符号与现实的断裂也就在所难免，对海湾战争的怀疑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波德里亚曾断言海湾战争根本未曾发生，只是传媒制造了一场影像战争。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电子媒介竞争，尤其是战时新闻中愈演愈烈的媒体大战而言，则不无反讽效果。确实，电视媒介对新闻事实的主观再分割，肯定会导致观众对真实状况的无所适从。传媒对关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的反思，就代表着生活于后媒介景观中的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解构之维与电视新闻的“去中心化” 在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由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人创立的解构思想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反结构主义是解构主义的徽章，其解构的目标就是拆除那种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主体。因为在解构主义者的眼中，这种结构根源于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先验性设置，而其本身往往无法逃离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因此需要对这种抽象结构进行消解，最终使得“社会从所有那些作者、创造支配性话语的知识权威们的观念束缚中挣脱出来”。[5] 解构大师德里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边缘，在于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当电视新闻被视为媒介文本时，其去中心化过程就是建构那些与观众切身经验相关，但以往却处于边缘的意义的过程。 电视新闻诞生之初基本上沿袭的是政党报刊的路数，把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而电视机构的体制属性无疑催生了电视新闻的话语权威性。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宣教新闻是国内电视新闻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这类新闻的第一要务，与之对应，那些引领潮流的社会精英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闻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新时期国内新闻理念的进一步演化，新的节目形态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闻成为新的热点。在这类节目中，关注社会普通层面、再现都市生存状态成了新闻首要的价值诉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头巷尾的普罗大众就成为节目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如今，随着一批民生态的电视新闻如燎原之势蔓延全国，一度被观众视作政治传声筒和领导见面会的电视新闻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及创造力，倾力建构着“新闻，为民所用”的全新话语体系，而这类新闻节目大多在各种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活跃在电视新闻改革中的这场“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运动实则暗合了后现代的解构之风。因为在当下这种后乌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义情结日益普遍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话语的灌输已渐生抗拒，他们开始放弃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转而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态回归。而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传播语态由教化向沟通的过渡、选材向度由唯上向亲民的转变等等，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新闻领域的政治情结与精英情结的一种消解。 然而，正如“后现代”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矛盾综合体一样，解构主义也有其与生俱来的思维罅隙，特别是当其一味流连于文本的游戏和差异，却对真理、意义的构建无动于衷时，就会有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詹明信曾视“去中心化”的文化逻辑为“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断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6]这种观点作为对时下电视新闻某些弊端的概括颇为到位。例如以表现世俗民风见长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在初创时期，为了尽可能淡化新闻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肤浅琐碎的新闻噱头来取悦观众，致使一些未经证实的市井传闻、鸡毛蒜皮的邻里矛盾甚至百无聊赖的猫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闻殿堂。而当节目沉湎于再现这些偏离新闻基本属性、一味媚俗的伪民生题材时，民生新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与琐碎化。其实，新闻的平民化视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味，还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取消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毕竟，电视新闻在传承文化和传播信息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因此，电视新闻在吸纳“去中心化”的合理价值内核时，同样需要审慎地把握解构这把双刃剑。 新闻谈话节目与元话语权威的消解 受德里达、福柯等人解构思想的影响，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反对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而质疑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并发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现代策略，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知识定义为类似于一种普遍真理和终极价值的元话语体系。在分析了知识的状况、地位的变化以及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后，他认为“知识元话语权威下的综合原则”已经不适用了，所谓元话语只不过是多种话语中的一种话语而已，不再是绝对真理。因此，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着应该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他同时还指出，人类对话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因为“那种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相反，对话的目的在于追求谬误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7]据此推断，倡导以更深广的气度来包容差异和多元才是后现代的知识法则。 当我们为利奥塔的犀利和颠覆性思维喝彩时，却发现身边的传媒世界也浸染了这种反叛权威、崇尚异质的后现代色彩。受其影响，媒介文化正在经历着从偏重单一教化到促进多元沟通的转变。这种转变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贯以承载意识形态教化为己任的电视新闻也无法逃避。在平等参与、尊重差异的传播理念下，将谈话与沟通机制引入到电视新闻中就多少带有了必然性。这类新闻谈话节目一改过去主持人或专家独家掌控新闻话语权的局面，引进了开放、平等的多人或群体对话机制，话题的参与者都是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现场成为汇集众议的公共论坛。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不再有先验性的思想框架，对话是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 我们试举央视王牌节目《对话》的一期内容作为例证，节目围绕高校收费居高不下，寒门学子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展开讨论。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摊制的观点，家长却认为工薪阶层负担沉重；学生抱怨助学贷款申请困难，银行回应欠贷不还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希望政策支持企业救助，而政府认为捐款抵税与国情不符……，多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个就学话题带出了教育体制、收入分配、银行信贷、税收政策、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潜在矛盾。的确，在当代这个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对与错、是与非的二元维度似乎已很难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差异与矛盾，因为任何话语只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有限性话语。因此，节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让差异各方尽可能通过对话达到沟通，并鼓励各方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矛盾，以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然而，与解构主义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多元主义如果片面追求知识的异质性，推崇差异而贬损共识，力主谬误推理而拒斥宏大叙事，其结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欢节式的”众语喧哗。在这里，由于缺乏共识，多元话语之间相互讥讽、语无伦次、前后矛盾，于是“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无序的大众聚合”。[8]当然，波德里亚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但这对于当今这个充斥着话语碎片的传媒世界来说，无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都会渴望从对话中实现沟通，从而满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体验普遍、永恒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得共识应比陈列差异更有意义。例如在前文所举的案例中，《对话》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不忘启发社会各界提出更多的帮助解决寒门学子入学的建设性方案来。由此可见，电视新闻利用谈话机制建构多元话语场固然重要，但通过对话交流传递人文关怀、催生情感共鸣、引导社会变革，也同样应该是媒体追求的职业理念。 后现代思潮虽发源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浪潮风行世界，其影响已经波及我国。对于这股思潮，盲从或拒斥都是无益的。无数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经过碰撞之后产生的价值整合才是最具意义的，而这也正是本文尝试以后现代法则反思电视新闻的目的所在。 新闻法论文:虚假新闻法律规制管理论文 某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读者的“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从桂运波诉《知音》杂志说起》；在第二期又刊载了《虚假报道：侵犯读者的人格权———兼作新闻“真实性”的法律读解》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规则》是这个讨论的继续。 本文认为，虚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有特定指向，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类无特定指向，但有严重的危害性。读者桂运波诉《知音》一案出现后，人们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新闻打假的呼声，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可谓是历久不衰。然而，回望漫漫长路，新闻打假却遭遇尴尬：面对与己“无关”的虚假新闻，广大受众虽满腔义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虚假新闻就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得以蔓延、肆虐。 新闻打假难，难就难在虚假新闻形式的多样和权利主体的有时不明确上。从有无特定指向来看，虚假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一类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前者在报道中有明确、真实的新闻当事人指向。后者在报道中没有指向某特定新闻当事人或其所指向的新闻当事人纯属虚假。对于前类虚假新闻，由于它往往侵犯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闻当事人一般会主动高举打假旗帜，因此，现实中这类虚假新闻也较好地得到了遏制。而对于后一类虚假新闻，由于法律规制存在着不足，加上业界和学界关注不够，其打击力度也明显较弱，这不能不给新闻打假蒙上一层不确定因素。《知音》一案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和规制这类虚假新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擦边球战术 不断涌现的新闻侵权诉讼表明，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规律，同时也侵害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有卷入新闻侵权法律纷争的可能。透过众多的案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涉诉的虚假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指向特定的新闻当事人。有的是在报道中指名道姓，以直露的方式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权。有的则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和人物特征的描写可分辨出其新闻指向和侵害对象。 也许是虚假新闻制造者从诸多的新闻官司中领悟到，制造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存在着侵权和被起诉的极大风险，于是，无特定指向这种“有惊无险”的虚假新闻便得以纷纷出笼。《45年前的恋人从死亡名单上走来》一文曾是前些年为许多媒体刊载的一长篇“纪实”通讯，文中讲述了黑龙江省海林市胜利乡一位叫王家政的战斗英雄与长沙姑娘许燕的生死恋情。此文颇为煽情动人。后经《黑龙江日报》记者纪秀英的调查，发现该篇“纪实”通讯纯属“纪虚”，不但许、王其人其事均属虚构，连海林市也无胜利这个乡。河南西峡县某人曾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两篇颇具现代意义的法制新闻，一是发表在1998年5月13日《人民法院报》上的《我要凭票看电影》一文，说西峡县某影院在放电影时发现观众只有三人便决定退票，为此一观众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影院单独为这位观众放一场电影。另一篇是发表在安徽一法制类刊物上的《滥用诉权案》一文，说一工人因被人错告使其经济和精神受损，转而起诉此人滥用诉权，最终法院判其胜诉并获赔偿1400元。 以上几例皆属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该类新闻表面上言词凿凿，新闻要素一应俱全，实际上纯属虚构，这类报道的另一特征是“对事不对人”，它追求的是事件的煽情或事件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它不以侵害新闻当事人为目的，实际上也因为其事件乃至人物、地点的子虚乌有构不上对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侵权。它使作者追名逐利的渴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又避免了新闻官司的烦扰，这也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日益泛滥的缘由。 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没有或不能侵害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其危害性却很明显。个别媒体的虚假新闻不仅损害其自身信誉，而且还殃及整个传媒，危及整个传媒的发展前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使普通受众既花了不该花的钱，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感情上也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另外，受众凭借对媒体的信任，在某些虚假新闻的误导下可能会做出错误的行为抉择，不仅使自身利益受损，甚至还可能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 《知音》一案：普通受众渴求法律之剑 2000年4月，与报道内容并无所涉的普通读者桂运波以被告刊登虚假纪实文章为由(其中有一些便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将国内知名杂志《知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刊发虚假文章，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赔偿原告购买的刊有虚假文章的该杂志价款的一倍，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并公开向受骗读者赔礼道歉。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知音》杂志社在答辩中强调，商品和服务是《消法》保护的范畴，而报刊内容并非其保护范畴。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报刊内容属《消法》的保护范畴。而民法专家何山认为，对于文字内容的虚假，除非是这一期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假的，单凭一两篇文章中部分的虚假，读者是不能作为原告起诉的，这有个量的标准。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和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当事人的条件，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 [page_break] 《知音》一案给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和刊载媒体敲响了警钟：伴随着普通受众权利意识、法制意识的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从单纯的物质产品领域进入到精神产品领域，这种擦边球战术尽管没有侵害某特定新闻当事人的权益，但因其愚弄了一般受众，同样有被诉诸法律并受法律惩罚的可能。 本案引发的争论和本案的一审判决表面上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的保护范畴?但其背后却蕴含了一些更深层次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普通受众能否作为原告以“虚假新闻”为由提起诉讼?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性质?现行法律对此类新闻的法律规制如何?又该如何规制这一类危害甚大却经常逍遥法外的虚假新闻? 无报刊的内容是否属《消法》保护，《消法》并无明确规定。一期报刊中存在多少虚假内容算是质量瑕疵，法律并未界定其标准。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确使普通受众从物质到精神上都受到伤害，但它究竟侵犯了普通受众的何种权利呢?现行立法在以上一些问题的模糊和疏漏直接导致了《知音》一案的一审结局，尽管本案已告一段落，但其争议仍在继续，留下的问题也未获解决。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危害性、对普通受众权益的侵犯性确乎是一个昭然的客观事实，而由于法律规制的不足致使普通受众的权益遭到冷落。《知音》一案再次表明：现实呼唤一部专门的新闻立法，新闻立法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倍加关注! 普通受众的诉权：必要且合理的外部规制 防治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要仰赖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道德自律、新闻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更要仰赖法律的规制。对于虚假新闻，我国在一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作了些规定。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中规定，报刊刊登虚假、失实报道和纪实作品的，应公开更正并消除影响，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视其情节轻重将责令限期更正、警告、通报批评或罚款，有关责任人员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显然这些规定或措施适用于各种虚假新闻，自然也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效。但这些规定或措施也有其特殊性：其一，它们本质上属于新闻出版部门的内部制约监督或法律规制。新闻监督和监督新闻同样重要，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是确保其有序、合法、文明运作，正确发挥其功效的必要前提。它需要普通受众的参与，广大普通受众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制约环境，使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也利于彻底打击虚假新闻的产生和蔓延，并达到消除虚假新闻的目的。其二，尽管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属以上规范性文件的禁止之列，但它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是行政责任，受侵害的普通受众无法通过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体行政责任的负担，使其已然受损的权益能够得到弥补、恢复和赔偿。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是弥补现行法律规制之不足的需要，它可使法院通过审判，让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或刊登者承担民事责任，使普通受众在监督新闻媒体的同时又能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有助于有效打击、遏制和消除这一类虚假新闻。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性质也决定了赋予普通受众以诉权具有合理性。笔者以为，从性质上看，刊登、出版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普通受众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普通受众通过购买这一交易行为而订立的，受众购得报刊后合同开始生效。依照买卖合同，买方即普通受众的义务是支付价款，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取得报刊的所有权，并有权就所购买报刊的质量瑕疵追究卖方即新闻媒体的违约责任。提供质量合格的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介的基本义务。新闻报道的质量不仅体现其载体报刊杂志的纸张、装帧、印刷、错别字差错率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因为报刊的主要价值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载体。读者的购买目的也并非在于新闻的载体“纸”，而是在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对新闻报道内容的质量要求便是报道应具有的基本属性即新闻的真实性。只要出现了内容基本失实的新闻报道，无论一期报刊上有几篇，正如顾客所购的衣服不论它破了多少个洞，都应属质量瑕疵，属于违约，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有时也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传统的新闻侵权理论认为，新闻作品有特定的指向才构成新闻侵权。《知音》一案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对该项理论进行反思。 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可成为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是否属侵权新闻的判断标准。民事侵权行为法认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行为的违法性；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主体的主观过错。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的“帝王条款”，而且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其实施细则、《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的处理办法》等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作者在主观上对其作品的发表均属直接故意，对作品可能造成的侵害也持有故意或过失，刊载媒体同样存在故意或过失。至于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要构成侵权的另两个要件，以下例子可以证明。1999年《新闻出版报》曝光的虚假新闻———《神农架悬赏50万抓野人》，这一虚假新闻的幕后策划者为深圳“智慧鸟公司”，其真实目的是发行探险旅游卡。某公民在读过此类报道后，受其“50万悬赏”的误导，购买了探险旅游卡，结果发现是上当受骗。在此例中，该公民财产本不应受到的损害直接源于此文的误导，其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在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对普通受众形成误导，受众在该误导的指引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判断和不应有的行为时，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构成了新闻侵权，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类新闻侵权的特征与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的侵权有所不同，前者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一般受众的财产权，它使受众的财产不应减少的得到了减少，而后者侵权的直接客体是特定新闻当事人的人格权。 违约性是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特征，也是一切虚假新闻的共同特征。普通受众可以其违约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向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主张违约责任。另外，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也可能构成侵权。此时，新闻作者和刊载媒体所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便属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依照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侵权和违约特征的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既然对普通受众的财产权形成了侵害，普通受众便与案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任选一种责任方式向法院提出其诉讼请求。 其实，依照我国1997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而使其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不在于出版部门对有关主体行政责任的追究，而是在于受其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来追究其民事责任。 新闻法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摘要：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事业面临诸多矛盾，特别是没有属于新闻的法律出台，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活动都属于习惯约定，新闻从业人员缺乏保障。本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从法制建设的现状、存在矛盾以及发展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化 面对我国不断发展的新闻传播事业，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旧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制规范化道路。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新闻法制规范化的现状，从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法规上引申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求能够找到新闻法制规范化的出路。 一、我国新闻法制化的现状 我国现行新闻法制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宪法》有关条款：一些基本法律和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条款：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行政法规、规章。因此，以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而认为我国新闻传播活动无 法可依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由于没有《新闻法》，我国新闻法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宪法性 从《宪法》关于“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广播电视事业的规定。在许多地方一些行政规章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称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法的方式规范新闻传播的方针，这是中国新闻法制有别于世界上现行的成文新闻法的最大特点，这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性，从历史上看欧洲曾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这种从内容到方式都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对社会制度和公众利益发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国新闻法制十发重视新闻传播活动应当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应当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消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等，以满足人民对新闻传播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这些要求是《宪法》规定的“两为”基本方针的具体化。比如：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传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印象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为抗震救灾服务，新闻传播成为了抗震救灾有力的工具和为人民服务的渠道，很好的回答了《宪法》两为规定。 2　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适用法律状况 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含了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约束和对妨害新闻传播活动犯罪的制裁，据统计，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民法通则对于保障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的新闻侵权诉讼几乎都是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和条款来裁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最高院在适用刑法和民法过程中所作的司法解释，有些内容也是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做出规范，如1998年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基本法律相对应，其他主要调整某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也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 3　我国新闻传播中行政法规、条例、规章运用状况 行政法规作为传播法的渊源有三种类型：一是管理各类传播媒介的专门行政法规；二是对新闻传播活动中某一具体事项进行单项管理的行政法规；三是一些其他领域的专门行政法规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规定，这些行政法规涵盖了所有传播媒介的管理，是我国目前管理传媒的最高规范，这些行政法规都是以控制管理为立法目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多于授权性条款。还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项条例。 二、我国新闻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 1　我国没有完整的新闻法 随着我国加入WTO，虽然中国政府开放了广告业和发行，但是中国新闻业不可能永远依赖政府的护犊，从我国的新闻事业在近几年发展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进入了群龙混战阶段，我国在新闻法制方面存在多年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那么未来如何改变，已经成为颇受业内人士和专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方面的正式法律出台，因此，新闻官司层出不穷，却又没有相应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也没有一部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标准的法律。我们只能从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这样一些规则作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比如，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授权性规范之不够完备也是人所共知的。一是有些权利还没有进入法律范畴。“新闻自由”尚处于置之不论的状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利，如采访权、报道权等，法无明文。不是说我国新闻工作者没有这些权利，而是说这些权利还只是习惯权利，并没有成为法定权利。英美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它首先确定新闻是自由的，不受权力机关干预，然后以判例法和各种成文法中的有关条款，来限制和禁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比较注意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条文中，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都有明文规定。相比之下，新闻法制相对滞后，新闻法学也很不健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记者在新闻官司中屡败现象，给记者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记者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以非常有必要对新闻进行立法，中国新闻要走向法治，就必需制定专门的、系统的新闻法。 2　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 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我国法律还没有使用“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但我国政府已多次宣布我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除了《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才实行新闻管制，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新闻并非完全没有自由，只是这种自由没有进行相应的立法，当然这与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从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的角度上来说，新闻自由的法律概念还是必须要使用，这对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十分巨大，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使用新闻自由的概念，新闻自由的使用并不是完全的放开，与香港的自由和欧美的自由是有所差别的，从目前的状况看新闻事业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新闻自由可以从除政治以外的领域开放，而政治方面可以参考学术界通常认为新闻自由包括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享有的知晓权和表达权这两大权利，它们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得到重视和保障的。新闻媒体是我国公民重要的知晓渠道和表达载体。这个法依托是《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这是专指对国家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特殊的表达权，建议必须是正面的意见，批评是负面的意见，引申到新闻活动中，就是“舆论监督”。 三、我国新闻法制化的发展 1　加快新闻法制化进程 近几年来新闻记者被打现象之所以屡有发生，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新闻记者的新闻采访和报道权利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在日常的新闻活动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新闻记者享有采访的权利，取消了采访权，新闻活动就无法进行，新闻媒体也就无法生存。这说明，采访权无论对于新闻记者还是新闻媒体而言，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自得其乐地享受这项权利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客观实际――采访权以及其他许多新闻权利目前还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法定权，也就是说，包括采访权在内的许多新闻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中还没有明文规定。这也是解释许多人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甚至肆无忌惮暴力相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建设法制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进程看：新闻立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考虑保护新闻自由权、舆论监督权、采访报道权和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法人身份权、名誉权等的平衡。自由的新闻权力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行使，否则，新闻记者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重视新媒体的法制建设和引导 目前异军突起的第四媒体，我们称之为新媒体的网络中涉及到的诸多法律问题进一步寻找新闻行业中急需完善的部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它的传播特性已远远超过了纸媒，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电视媒介，对于这样一股新生力量，这里是指狭义上的以网站为单位的从事新闻活动的网络媒介。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并在立法上进行规范，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在实际的立法上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网络媒介的资格，从业人员的资格，这些与我国现行的新闻管理制度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未来，新闻自由不仅仅是采访自由，也是对新闻从业机构性质界定的自由，我们立法上一定要加快完善新媒体在新闻事业上的作用。另一方从大的网络平台来说由于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和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传统的言论自由理想在现实中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法律必须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和形势的要求，不断完善和调整。 新闻法论文:规范新闻舆论监督的新闻法设想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纲领，对传媒业的影响不言而喻。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肩负的重要职责，在法治背景下，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既是有效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新闻媒体自身的需要。规范舆论监督，迫切需要一部完备的新闻法。 关键词：舆论监督 新闻法 设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对传媒人来说是最大的福音。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得到凸显，无论是改革还是新闻传播，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新闻舆论监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的要求。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他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体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体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我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体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个社会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对委托出去的公权力的制约实现程度及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命运。当新闻舆论监督被人们认定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相提并论的第四种权力时候，在公众的意识里，媒体的舆论已经被视做一种力量――一种捍卫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新闻舆论监督这种力量的持久有效必然依赖于法律的保障。实践证明，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有效运行要有立法作基础，新闻舆论监督行为要靠法律引导和规范。 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①如前所述，美国法律既明确规定了大众传媒应享有的一些权利，又毫不掩饰地对这些权利予以限制。美国对报刊、电台、电视台节目内容的事后追惩，主要针对三个方面的言论，即煽动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言论、诽谤性言论和淫秽性言论。②发表上述言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早在1997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学者郑保卫近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新闻立法来规范和管理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工作，使其能借助法律来改变无序和困难的状况，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运行轨道。③新闻学者孙旭培希望新闻法、出版法的颁布早一点。④因此，新闻立法工作应该首先选择在两至三个规模较大的城市施行，在此基础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及其不足，然后进一步修改新闻法规，扩展到全省施行，在两至三个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酝酿制定一部成熟全国统一的新闻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具体来说，新闻立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新闻立法有利于我国新闻事业有法可依，规范运作，一方面确保新闻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限制滥用新闻舆论监督，积极参与世界舞台新闻事业的竞争。 一、《新闻法》应明确地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然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也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特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更应该而且有可能享受这一基本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由于宪法在我国目前的非诉讼性，使得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治国的“根本大纲”，反而失去了它本身也应该首先是一部法律的基本性质。老百姓知道有宪法而不用宪法，宪法因而缺乏法律权威，在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逐步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形成依宪治国的根本理念，同时还需要一部特别法来贯彻实施宪法的这项基本权利。而人们呼吁制定的《新闻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通过《新闻法》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既可从意识上树立新闻舆论监督是一项确确实实的法律权利应该予以保护，还可从实践中通过司法途径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 二、《新闻法》应强有力地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当列宁批判德意志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撒谎，就是骗人的时候，他认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保持自己的地主宅第和最好的建筑等等的“所有权”的自由。⑤这是在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广大的劳动人民之所以享受不到这种自由，就是因为劳动人民已经被剥削得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去享受这种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自由。此外，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中更大的障碍还来自非法的或不当的干预与破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应当为公众服务的所谓公仆却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这样的保密观念不仅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也损害了民主过程;这样的保密观念的预设前提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彼此不信任，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⑥因此《新闻法》在确认新闻舆论监督时，还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进行保障，需要明确规定一切破坏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三、《新闻法》应合理地限制新闻舆论监督。不管是马克思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⑦还是所讲的，“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⑧总之，我们在《新闻法》中确认与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时，也必须明确享受权利的限制，即应承担一定的义务。对“新闻舆论监督”已经做出的限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新闻法》中对新闻舆论监督做出合理的限制，主要是规定享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同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这种规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种合法的限制本身来排除其他非法的限制。 四、《新闻法》应通过其他辅助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预防制与追惩制是世界各国对新闻出版采取的两种制度，而书报检查制度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我国当前，新闻出版领域除了报刊社的成立必须履行许可登记的程序之外，法律未对新闻的出版规定检查制度，实践中是由报刊社内部的总编、编辑进行具体把关的，是一种“自律”，只有在广播电视领域才对进口影片等进行“发行许可”。因此，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通过一些辅助的法律措施，对滥用新闻舆论监督者实行“事后追惩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国入世以来，许多传媒法规位阶较低，有些法规带有试验性质，在执行时会带有一定弹性，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做出新的修改。⑨ 五、《新闻法》应禁止非法剥夺新闻舆论监督，触犯《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除外。言论、出版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那么以此为根本内容的《新闻法》就应该明确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新闻舆论监督，唯一的例外情况就只能是《刑法》分则第一章所调整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新闻法论文:如何理解新闻法治 【摘 要】 本文概述了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解读了新闻法制涵盖的内容：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法治；新闻法治；权力与义务 一、法制以及新闻法治的由来 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对法治的定义是“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在这里，“良法”和“普遍服从”是法治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应该具有普遍约束性，应该被普遍地服从，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威。法律是普遍具有理性的人们共同同意的，以理性对感性欲望，要求和冲动加以必要约束和限制而形成的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推崇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基于对法律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法制观点，他认为每一个个体人性都带有恶的一面，都有可能作恶，因此，要将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防止人的恶性外露于行。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如此重视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因为在他看来，法律能够使得社会的运行更加有规则可循，使社会变得有序，它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能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到有规章可循的轨道上。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它意味着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事先规定与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一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1]由此可见，哈耶克眼中的法治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的一种手段，它的目标就是增强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保障民众的权力。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法治”可以理解为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那么新闻法治也可以被认为是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法规或判例，来确定与新闻媒介有关的权力、义务”。[2]根据这个定义，新闻法治应该有两方面的形态，首先是所有涉及新闻传播活动、对此有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宪法、刑法等；另外它应该还包括专门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活动的立法，或以更具体的报刊法、广播电视法、电子媒介法等细分的单行立法的形式存在。[3]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两会中出现了提倡新闻立法的提案，1983年年底获得人大的同意，但目前我国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主要以第一种形态存在，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 二、新闻法治的内容 现代的法律从来都是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平衡，因此新闻法治也应该是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与对其职业的限制。新闻法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 权力与义务的对立统一是对二者之间基本关系的概述，新闻法治作为管理、调控新闻业的一种手段，也应该具体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力应该具体体现在他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记者）应该拥有报道采访与舆论监督的权力。权力与义务的相对统一性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实现一定的义务，新闻从业人员的义务应该包括如实反映所报道事件的原貌、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等等内容，这种义务应该表现为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尊重，或者是体现为一种新闻行业的自律，通过这两种形式来体现新闻行业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尊重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以事实为依据等。 2、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某些行为是否违法的界定，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判处标准 近几年来由于新闻活动或者新闻报道引发的案件或纠纷不胜枚举，关于某些新闻报道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格权、肖像权、名誉权的讨论也一直是公众所关心的话题之一，除此之外“封口费”、“有偿新闻”现象也为公众所关注。比如说在2008年为民众所关注的“山西一煤矿瞒报矿难，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事件中，人们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也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应该对这些内容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使得新闻从业人员、新闻媒介的活动更加有章可循。 3、应该调控政府的、组织、利益集团等团体与新闻行业的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以及各种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权限范围做出相关规定。新闻应该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因此它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但是由于来自各方权力的渗透与无形制约，新闻报道往往会屈从于权力团体，造成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因此符合新闻法治理念的法律应该对此做出规约，调控新闻界与权力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新闻自由，对权力团体涉及新闻领域的行为做出相关规定以保障新闻能够真实的呈现给普通民众。比如说在1971年五角大楼越战绝密文件泄密案件中，反战的信念促使绝密文件的提供者埃尔斯伯格将越南战争的真相告诉美国民众，为此他不惜冒着偷窃和泄密之罪名，利用工作之便偷偷地复印了全套文件，并将之披露给了《纽约时报》。经过了四个月犹豫和研究之后，该报决定以记者调查报告的形式每天发表六个版面，连载十天，这被官方认为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司法部部长便警告《纽约时报》立即停止连载这个文件，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报纸。 如我们所知，这场官司以尼克松政府的败诉而收场。新闻法治作为调控新闻行业与其他部门、团体之间关系的手段理应对政府、组织、团体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做出合理的规定。 新闻法治应该是对涉及新闻领域的多方面关系进行管理与调控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新闻法治是对新闻从业人员与新闻媒体的权力与义务的规定。根据目前我国法律中涉及新闻传播的条款，新闻法治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与知情权、维护人格权、更正与答辩权、保密权等”[4]这些理念更多的是从义务方面对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相关行为做出的规定。因此新闻法治也可以被理解为保障新闻自由，同时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和治理新闻传播行为的一种理念，它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新闻法论文:高等院校新闻法课程教学新思路探究 摘 要：新闻法学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作为规范和限制记者实践操作的新闻法学在当今时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加之在现代化发展中法律体系的不完备，新闻法学的教学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有法可依，尚不完备”的状态鉴于此，总结在新闻法教学中的不足，得出了关于新闻法教学内容的几点补充意见：一是案例教学法；二是模拟法庭法；三是头脑风暴法；四是小组专题讨论。 关键词：高校；新闻法；教学方法 现在的中国是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资讯高速增长的时代。新闻学教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和创新。新闻法是新闻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规范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的新闻法学开始日益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笔者作为从事新闻法教学的教师，从总结自身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出发，认为在新闻法的教学中，有两项内容在以往的教学环节中被大家普遍忽视。其一就是针对新闻法课程中理论知识的基础部分还需夯实和补充，其二就是针对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上还需改进和突破。那么，笔者就从这两方面一一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夯实和补充新闻法课程的教学内容 作为日益引起重视的新闻法学课程，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越来越多的开设，同时，也鼓励和建议学生多阅读法律方面的书籍，多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而系统、具体的学习散见于诸多法律体系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这一任务实在太过巨大，所以，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不能完全做到。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时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主要讲授和新闻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条例。那么，笔者认为新闻法教学主要内容的讲授除了教材中指定的部分外，还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介绍我国新闻法的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是对学生在讲授新闻法渊源时必须强调广义的新闻法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宪法。宪法是近代形成的民主制的标志，是国家的根本法，或称最高法、基本法。各国都把宪法有关内容作为新闻传播法的最重要的渊源。二是法律。在我国，法律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法律。在我们的基本法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和限制，比如我国民法中有关于人格权的规定，刑法中也大约有二十多种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例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总成，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四是地方性法规。总之，通过对我国新闻法现状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我国目前与新闻活动相关的法律规范，便于在将来从事新闻活动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 2.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让学生了解的新闻法内容之一。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力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记者对自己权利的概念不清，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代表政府和人民利益，似乎自由的无边无界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滥用权利的现象。因此，教师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描述清楚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更要描述清楚其义务。要让学生明白，新闻工作者拥有的是权利而不是行政权力。我国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新闻记者不是国家公务员，新闻传播活动不是国家管理活动。教师尤其要把容易引起新闻纠纷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给予详细透彻的分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 3.为什么我国现在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 我国现在还不能制定和出台自己专门的《新闻法》，其理由有三：一是新闻法必须规定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普遍性，但是，现在传媒按行政等级划分，实际上记者也存在这种等级差异性，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的矛盾是不能很快制定和出台专门《新闻法》的最基本理由；二是新闻法的稳定性与舆论导向随机性的矛盾也是理由之一；三是新闻法面对作为社会行业的新闻业的禁止性规定与作为具体的党政机关一部分的传媒宣传纪律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法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恩格斯）。法愈开放，对统治阶级中个人的任性的限制愈大。 总之，在新闻法的教学内容方面，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关于以上的理论知识，这是学习新闻法的必要前提。 二、改进和创新新闻法课程的教学方法 在当代高校的新闻法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当然，这也是由这门课程本身的特造成的。新闻法本就是诸多法律条例的汇总，理论知识点丰富，课堂中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所以就形成了偏重理论讲授的课堂风气。这样的课堂设计自然带来了比较单调、呆板的课堂环境，学生普遍反映新闻法学课不生动、不有趣，学习兴趣不浓厚。鉴于此，笔者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总结出了几点改进的方面，希望用创新的形式来进行新闻法学课堂的设计。这几点改进和创新的方面将分别从案例教学、模拟法庭、头脑风暴法和小组专题讨论来一一叙说，希望能够引导学生从现实实践中学习新闻法，来培养他们对于新闻法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最终能增强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案例教学法 在新闻法规教学中，如果只是对课本内容“照本宣科”，学习兴趣就很难调动起来，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先要系统梳理，精选案例，把这些枯燥的理论讲“活”，这样才能增强学生在新闻采写中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意识。 案例教学法是指运用身边发生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说明道理，给学生的行为以启发的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由老师讲透原理，然后剖析个案，课后由学生分组搜集案例并讨论，并在课堂上按老师的要求进行剖析。例如，笔者在讲授“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这一节内容时，给出了案例“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首先讲述了什么是批评建议权和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新闻从业人员如何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同时分析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中的违法行为，要求学生对这起案例的每一处违法细节进行分析与讨论，最后得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舆论监督权利的结论。进行案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获知新闻事件时能通过法律专业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成新闻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模拟法庭法 模拟法庭法是从法学教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概念。模拟法庭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审判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笔者在讲授“新闻与司法”这一章内容时，曾引用了“王彬余悲剧”这一案例，希望借此让学生明白“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课堂上，针对案例中的“王彬余案件是否该判死刑”这一问题进行模拟法庭。这一堂课学生们热情空前高涨，很多学生在课前搜集了详细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各方“律师”和其他“角色”语言犀利，法理充分，给出了详细、准确、很有见地的意见。通过这一堂课，训练了学生们的辩论技巧、庭审技能，让他们学习了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司法制度等知识，令他们更深刻地领悟到新闻的操作及运用，也让学生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法律的魅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3.头脑风暴法 所谓头脑风暴，是指专家群体决策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头脑风暴指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新闻法课堂教学中采用头脑风暴畅谈会，一方面可以结合全班的智慧，开创新思路，寻求更好更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师生互动。笔者在讲授“商品信息的和报道”这一部分内容时，介绍了广告信息在传播时出现的一些不合法不合常识的地方，但是却依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正常传播的案例，在课程上针对此问题组织学生民进行头脑风暴畅谈会，希望能够得出比较有效的可行性解决方案。结果是同学们对此问题畅所欲言，确实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意见和方案，开拓了思路，活跃了课程气氛。 4.小组专题讨论 顾名思义，小组专题讨论的概念就是将全班划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专题，小组成员内容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方法将大的议题划分，细分任务和责任，并逐一落实，有利于任务更有效地完成。同时，各小组内容讨论、消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写作精神，一举两得。笔者在讲授“特殊新闻的和报道”这一任务时，曾就“突发事件”这一特殊新闻在和报道中的注意事项交由学生们分小组讨论完成。其中，各小组负责一个突发事件新闻，小组内容分析这一突发事件在信息和报道中的问题，最后在全班逐一给出个子结论，最后由笔者汇总，成为这一任务的最终答案。 三、结语 新闻法不仅要做到坚实的理论知识的教授，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总结和提高。也就是说，新闻法教育除了向学生传播新闻法律知识外，也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当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感受、理解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是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水平法律工作者的重要途径。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制的发展与思考 【摘　要】新闻法制可以说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在探索阶段。但是，为加快建设中国的新闻法制体系，就势必要对新闻法制的产生及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新闻法制中适合我国的部分加以借鉴。文章试从以上问题提出对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可行建言。 【关键词】新闻法制；新闻法 一、新闻法制的起源和发展 新闻法制的核心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式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新闻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斗争的胜利，19世纪以后，新闻法律制度也逐步在西方国家得以确立。 西方的新闻法，是指国家在调整新闻传播过程中而产生的规范公共利益、公民利益和法人利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豍各国的新闻法的主要形式包括：第一，针对新闻活动的专门单项立法。比如法国在1881年制定的《新闻自由法》，瑞典的《出版自由法》等。第二，有些国家没有单行的新闻专项立法，而是根据宪法、民法等基本立法中有关新闻的有关规定而规范新闻活动。比如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此外，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在这些国家内，往往也依据对已决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对新闻活动进行规范。纵观国外新闻法制的发展，主要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从没有新闻法制到严格的新闻管制，再到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法制态度的摇摆，最后到现代法治国家中对新闻活动立法规制的完善。 我国的新闻法制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报状”、“观察使牒”和“定本制”，到了清末民初，更制定了《大清报律》和出版法，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也制定了《国民暂行报律》，袁世凯也出台了《出版法》，国民党政府时期也颁布了《出版法实施细则》和《新闻记者法》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中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在现行的我国宪法当中，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建议等权利。 我国的新闻专项立法早在1980年赵超构先生就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口头建议。到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建新闻法研究室成立，我国的新闻立法正式拉开序幕。到1988年，全国有三个新闻法草案，1989年以来，虽然制定工作停滞下来，但是邓小平曾指出“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豎1997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豏截止到2012年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基础，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兼有规范性文件，并遵守国际公约的新闻法制体系。 二、新闻法制的形式和内容 新闻法制的形式可以从新闻法的渊源的层次上进行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宪法或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第二，专门的新闻法为核心的基本法律；第三，新闻法规；第四，其他相关规定。 虽然新闻法的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可以说是新闻法的根基，它应该允许新闻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在不超过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报道。第二，新闻监督权。这是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法律赋予新闻媒体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及时披露及做出合法性评论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闻监督权，必须有严格的界定，不能以监督为名冲破司法的界限。第三，新闻的社会责任。新闻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要负担相应的义务，要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良知。这就要求新闻行业要进行行业自律。 三、完善我国新闻法制的思考 在近年来的新闻实践中，随着有关新闻诉讼的个案的出现，如何建设一个规范而有效的新闻法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这其中，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进行。 第一，树立新闻法治观念，正确认识新闻立法。 在我国新闻专项法律制定的道路上，一直困难重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转变。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我国新闻法治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新闻法治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其中的问题。新闻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有了新闻法治的保驾护航，新闻行业的发展必将更蓬勃。而且，从总体上讲，新闻法治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我国树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际形象的最好办法。 第二，完善新闻法律体系，制定专项新闻法。 虽然我国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印刷业管理条例》等，但是总体而言却缺少新闻法，这样使得新闻法律体系缺失了专项基本法。所以，加紧制定专项的新闻法就成为整个新闻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最重要一环。 制定和充分实施专门的新闻法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发作用。大法治环境的确立无疑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的有力的环境保障，同时，新闻实践的发展也不断的呼唤专门新闻立法的出台，同时，新闻实践也为新闻法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准备，所以，制定出适合我国新闻实际的新闻法势在必行。 新闻法论文: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角度探析癸丑报灾发生的深层原因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对报业的控制是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十分黑暗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报业史上的巨大劫难“癸丑报灾”，它带给现代新闻研究者的不仅是其体现在表面的理论价值，更是隐藏在背后的关于新闻法规、新闻自由发展内在规律的研究价值。研究癸丑报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现代研究者更好的全面认识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更全面的认识癸丑报灾产生的主观、客观因素，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角度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 【关键词】癸丑报灾　北洋政府　新闻政策　新闻自由 一、社会背景因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在当时可谓“万马齐喑”。政治上广泛动荡，各系军阀虎视眈眈；经济上迟滞不前，内战频仍民生凋敝；文化上想方设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新一轮的文化领域斗争一触即发。 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袁世凯设计将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同时藐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专门出台了包括《报纸条例》、《新闻电报章程》、《出版法》等管制新闻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他还在制定其他法律的过程中加入了对新闻事业的管制的规定。制定出台这些限制新闻自由的法规政策的原因。是袁世凯政府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政策内涵所导致的，更是北洋政府意识到了历史经验中报业重大力量的结果。 在整个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实则是为加强专制、复辟帝制，不断进行新闻立法建设。成为了癸丑报灾的始作俑者。 二、矛盾激化过程及导致报灾的直接原因 在辛亥革命之后，报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极盛时代，但是到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与国民党各自在势力范围内加强对媒介、舆论的管制致使本来深厚的矛盾被更加激化，袁世凯更实在取得全国统治权后进行个人独裁，各种法规的限制使报业陷入低谷长达四年之久。1913年4月29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新中国报》在评论宋教仁被刺案时，使用了“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政府罪状”、“民贼独夫”等语言斥责政府，激怒了袁世凯。5月1日，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予以“严重取缔”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的报刊只剩下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了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了重大打击。 至此，“癸丑报灾”的直接原因——北洋政府的残酷新闻管制政策，将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果实之一——以无限制言论自由为基础的传媒法制彻底摧毁了。 三、世界新闻思想影响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各种新旧观念百家争鸣，在历史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大时代的浪潮下，留学海外的学生们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洗礼之后，将一部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带回中国，其中就包含了资产阶级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的思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言论政”，他们一直在努力向统治者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言论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个理论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在将新闻自由广泛传播的同时身体力行，创办报刊。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总是将人带回原地。众所周知，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洗礼才逐渐被人广泛接受。在社会发生激烈变革思想异常动荡的清末民初，“新闻自由”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仅凭一腔热情对其空空追求甚至因此斗争，必将会和当时的政权及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念并且坚定的传播着这一思想，但是他们大多数由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以他们既有传播新思想的积极性，又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这样的双重性成为了他们在传播民主思想的道路上的障碍。章士钊在《论报律》中阐明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这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可以说，从西方的自由思想上，中国的报人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启示，在思想上催生了他们的自由观。产生了与限制新闻自由法令相斗争的观念，进而指导了这批报人的斗争。 四、报业追求“绝对自由主义”的主观因素 事物的发生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固然北洋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根本上造成了“癸丑报灾”的发生，但报业对新闻自由的上层建筑与当时的客观经济基础不符的“空想主义”也是这个报业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所在。民国初期推崇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是与当时国情不符的媒介原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空想自由主义”的余温。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清末民初新闻自由造成很大戕害的是绝对主义新闻自由思潮。不要报律、不遵守报律是其典型表现。这种表现在清末尚有促成封建王朝瓦解的积极作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是非理性的，弊远大于利。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是残酷的，但新闻界的‘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并煽动暴力，却为报灾埋下了伏笔。” 事物在对的时间经历对的状态才能使历史产生最顺畅的前进动力，然而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盲目的追求绝对自由，且进行宣战、对抗、一味的批评甚至讥讽，也是造成其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洪流中带来了传媒和法律进程的无限经验，而经验告诉我们，想要传媒人能够真正有尊严的为民生立命为大众疾呼，就要在根本上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制定中立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我们只能说，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光芒和勇于求索的勇气，但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中所难免暴露出来的空想自由主义思想的弊端也是应该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所警醒和借鉴的。 新闻法论文:从传播效果看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案例教学法特点的基础上，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探讨了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问题，认为应首先重视理论的讲解，其次重视课堂讨论，以期提高教学的生动性与典型性。 【关键词】 传播效果；案例教学；新闻法规；课程应用 一、传播效果的涵义及其层次 传播效果从广义上讲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传播效果是和传播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领域，也是检验传播活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讲按照传播效果发生的逻辑顺序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以及最终引起的行动层面的效果。 在高校专业教学工作中，因部分专业课程的高度理论性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低下，课堂反应平淡，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传播效果。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担任新闻专业新闻法规课程的教授工作，新闻法规是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总体上来讲理论性较强，这门课程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法律规范性课程，从教材上来讲，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新闻法制知识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讲解。教材的这种结构体系，对学生在入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要掌握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而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发现，很多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空白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讲到新闻侵权的构成条件时，为了使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掌握的牢固一些，要先引入在民事案件中，构成一般民事侵权的要素，再进一步引申到、具体到新闻侵权的构成。而在考试过程中却发现，学生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容易产生混淆。 二、以提高传播效果为设定目标的案例教学法 1、案例教学的兴起 案例教学是一种通过模拟案例场景，进行案例场景再现等方式，将教学内容运用到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典型教学方法。该方法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哈佛学院前院长提出，之后被广泛推广到全球各地，并被较多的运用到医学、法学、军事学等专业教育的实践教学领域。 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主题性，它是对现实问题中的各种复杂矛盾的综合反映。案例教学中选用的案例多数来源于现实社会发生的真实事件，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环节中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和较强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呈现在课堂教学中。因其来源于实践，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其积累社会经验提供帮助。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应首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设定好相关教学内容，并根据每项教学内容有目的、有主题的选定教学案例，之后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组织学生开展对案例的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广泛交流活动。针对教学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笔者采用了目前教育领域中得到广泛推荐的这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1）案例教学法具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性。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所选择的事例多数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直接反映出教学内容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为传播者的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是也是要根据教学需求选择一些好的案例开展教学。重在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其将专业理论内容紧密的设置在教学环节之中，也直接有效地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案例构成的综合性。教学案例的多数都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因其典型的社会性特点，表现出案例内容并非只是单一的表现某一项理论，它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和多元化。鉴于此，学生可以通过对案例的深入体会和剖析，逐层多角度的进行探讨的认识。 （3）传播效果的启迪性。文前提到传播效果的第一个层次是信息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变化。从案例教学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记忆。其次，传播效果在受传者心理和态度层面产生的效果。这一层面则能够通过学生对案例教学的课堂积极性充分的反映出来。 三、案例教学在新闻法规课程中的运用 新闻法规课程主要向学生们介绍新闻法制的基础理论，以及引导其注重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针对新闻法规课程的这个基本情况，笔者设计了讲练结合为主线、课堂讨论和案例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思路，并且在本学期的课程中具体实施了这个思路，希望可以通过理论讲解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新闻事件培养学生的新闻技能。具体来说： 首先是理论的讲解。由于目前国内大部分新闻法规教材理论内容较多，案例相对较少，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所以在讲解理论的时候，教师应首先结合学生的层次特点调整教材的结构，对教材进行大胆设计和取舍以凝练主题。比如针对法制特点部分，教材上强制性、集权性、统一性、阶级性，而实际上，在具体应用中，我们很多情况下常用后两种。所以在实际讲授中，讲授者可有意识的加强后两种方法的讲授。而另外一些章节，比如就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章节，可做以充分的讲解。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得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最有用的知识。而这两个部分均可以根据其特点选择案例。尤其是对于新闻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完全可以广泛收集选取报刊电视最新的例子，整个授课过程所讲授的例子除了经典例子之外，大都是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此外，还适当为学生介绍一些中国香港及国外新闻节目的一些做法，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而且教学效果很不错。 然后是重视课堂讨论。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一种好的教育，应当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入到学习中去，享受求知的乐趣，享受智慧的升华。对于学生自己已初步形成教师通常会围绕一个问题首先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看法。对他们提出的有创见的想法予以鼓励。针对学生具有一定理论认识基础的部分，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导入、案例分析、假设结果模拟预测和案例总结等阶段开展教学。通过从案例讨论中引申出一定的结论，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提供准备。最后可以让学生自行总结，也可以教师总结，讲明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讨论中存在的不足和长处。在总结中，要揭示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强化以前讨论的内容，提示后续案例，给参与者以鼓舞。 四、案例教学法在传播效果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层次的要求，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教师完成对教学内容的充分认识，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要能够根据教学重点和教学目的有计划和针对性的设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环节。因此，案例教学法对于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并能基于这一设定要求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是对教学内容综合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它可以在映射教学主要内容的同时，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摆脱了单一理论教学的纯“真空化”缺陷，另一方面，也能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简单培养提供教学资料。 新闻法论文:西方国家新闻法探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是最高的又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切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和基本准则。政府、政党、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施法律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司法，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无论是他律的行为规范还是自律的行为规范，其基础都是法律。所以讲新闻管理和自律，必须先讲法律。新闻法治是现代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理想的新闻自由就是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介的活动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自由，只受司法的约束。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积极行为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干预也在日益深入，如果说对于报刊等印刷媒体的管理主要还是在于经济活动，即把报刊社作为一个企业那样来管理，那么对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对新兴的互联网，行政也已经开始介入其中。 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一条行为规范，是对国家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个体的共同规范，它要求把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强制性的外界约束减到最低程度。所以西方各国新闻事业大都有发达的自律机制，通过自律使新闻事业能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不致妨害社会和统治者的整体利益。 了解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法”，主要不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以“新闻传播”命名的法律，而是要看这个国家整个法律制度对于本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哪些规范。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有充分保障新闻自由的普通法传统。除英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在宪法性法律中对新闻自由加以保护。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公民的言论或新闻自由”。1949年颁布的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并有自由采访一般可允许报道的消息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报道的自由予以保护，不受检查。”《俄罗斯宪法》（1993年）第29条第5款规定：“保障大众信息自由。禁止新闻检查”。印度宪法第19条第l款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法律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现代新闻媒介法的基石。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基本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大基本理念。这个原则其实只是对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规定一个合理的尺度，只是保护和限制的范围和方式有所区别。这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直接保护”，宣布不能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实质上是主要通过司法来直接对新闻传播活动提出一些限制原则，干预新闻传播活动。二是以各大陆法国家为代表的“间接保护”，亦即由宪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立法限制新闻自由，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法律包括“新闻传播”的专门法。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兴起的“人权保护”。这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代表，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因为英国以前在法律上从未规定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这项权利在普通法里只是在扣除了一切限制后才得到承认，故被称为“剩余权利”，直至1998年英国制定了同《欧洲人权公约》接轨的人权法案，才有了对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进行保护的法律条文。 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和作为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制度有很大的虚伪性，面临着种种困境。 从保密和信息公开、禁止诽谤、保护隐私等方面来了解各国有关法律规定。其中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承认新闻自由同维护其他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法律就是要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如，任何国家都有保密制度，而随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公开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制度。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纷纷制定信息公开法，就是对何种信息必须公开，何种信息必须保密，信息公开如何得到法律保障，泄密如何制裁等予以规范，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它一方面规定政府承担了向公众公开信息的义务以及公众向政府索取信息的程序，另一方面规定有九项豁免披露的范围。 对媒介的管理，西方国家也是存在差异的。美国是大部分信息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的最大控制者，是公认的网站建设最成熟、信息化工作开展最彻底的国家。美国政府通过一个个完整的、连续的、层层递进的规划，实施信息化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的网络发展战略还在全世界带来强烈反响，促进和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建设。美国一直重视信息法规建设。这些法规还体现了美国法律的基本精神，既限制又保护个人的权利，既保障公民合法的权益不受侵犯，又限制公民侵犯他人利益、危害社会的行为。美国的信息法相对他国而言，是较为全面的，涉及电话通信规则、行业进入规则、数据保护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等，既有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对细节的具体规定。面对美国在电子通信领域的成就和互联网在世界的迅速兴起，欧盟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相关的服务具有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提高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体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组织效率等作用，同时为了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局势调整和制定欧洲信息社会的发展计划。如“增长、竞争和就业”白皮书、“本杰曼”报告、“欧洲通往信息社会的道路――行动计划”、“欧洲电信政策的形势报告”、“信息2000年”等。欧盟针对信息建设及其管理的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性和立法性的文件，表明了欧盟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文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遏制网上非法有害内容和网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涉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隐私权、消除各类网络犯罪和有害内容等。（2）关于泛欧电信网络的建设。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相应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国外的新闻立法经验对我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美国的诽谤法，以及波兰、匈牙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新闻法》等。 首先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在西方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名誉权都被认为是基本人权。西方的新闻制度虽然还不完美，但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新闻制度和新闻法制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某些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作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的借鉴与参考。在这些国家里，新闻媒体都自觉地和政府保持距离，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了监督和制约强大的政府，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新闻界。 其次是新闻自由必须受制于新闻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有不少新闻媒体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公司或个人的名誉和隐私权，因此，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新闻法的限制。在这方面，美国的司法界就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维持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再次是新闻媒介必须提高法律意识。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在涉及个人名誉的报道时，依然是谨小慎微。毕竟，作为基本人权，名誉权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因此，为了保证高质量的报道，也是为了避免旷日持久、耗费巨资的诽谤诉讼，《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美著名大报先后成立了律师事务部。律师事务部的责任是与编辑和记者合作，确保那些批评政府和官员的重头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脚。对那些可能使当事人的名誉遭受损害的新闻报道，必须反复核定事实的细节，由律师确认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后，才能发稿。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闻报刊，大多采取向保险公司投保“诽谤保险”的办法来避险。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治化的困惑与出路 当今社会，新闻传媒由于其自身搜集传播信息、舆论监督等特性，已逐步成为公民实施言论自由权利的主阵地。完善的新闻法治环境不仅能使新闻活动更加规范，而且更能有力地保障新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作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写进了宪法。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立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虽然当前新闻法律体系中有大量由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不同法律等级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中部分条款不同程度地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给予一定的规范，但至今却没有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新闻法，这将直接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作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过于空泛而无从落实；新闻采访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生命线，虽然记者的采访权在事实上得到了默许和认可，但却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记者享有“采访权”、“报道权”。因此，一直以来，制定和颁布《新闻法》成为不少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呼吁的对象，并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闻法的缺失使新闻法治化陷入困境 1979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1980年9月，赵超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然而，20多年过去了，《新闻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新闻法的缺失，虽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活动无法可依，但却给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闻法》难产的原因在于对新闻法的性质、功能等关键问题的明确上，行政部门、立法机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这些争议的主要问题有：如何界定和表述《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新闻媒体和出版社要不要主管和主办单位等。在新闻立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　新闻法的立法目的难以明确阻碍了新闻事业法治化，新闻立法的宗旨是傈护和发展新闻自由，但也强调了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限制和约束，成为立法与否旷日持久的争执核心。2　新闻法中关于媒体创办权的规定存在难点。曾任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过《新闻法》的孙旭培研究员认为，《新闻法》一时难以出台，根本原因在于《新闻法》应该规定谁可以创办传媒的问题，面对全部媒介国家化的情况，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公民和法人能否参与创办传媒?目前的《新闻法》草案被要求不涉及创办传媒，而《出版法》却规定：这样的《新闻法》显然违背《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如果允许公民创办传媒，则又与我国现在的新闻体制不符。 因此，为了改变新闻事业在现实中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摆脱无法可依的现象，必须加快新闻立法的速度和进程，以保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也需要新闻立法来约束各种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保证舆论监督的公正和力度。 新闻法治化需要重视的问题 《新闻法》在全世界很多法治国家都是一部除宪法以外的重要大法。在民主国家，新闻媒体被看作是除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在我国，新闻媒体也扮演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十年的法治建设和新闻实践，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社会环境；法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新闻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前提；大量新闻纠纷和新闻诉讼案例，为我国新闻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现实基础。1997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的法制建设。要加快立法工作，加强依法管理，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到2010年新闻出版法制建设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新闻法》的颁行已经为时不远。 1　坚持党领导下的新闻法治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都是由党委宣传部门领导，虽然新闻体制逐步放开，但是对媒体意识领域的监控从未放松，部分人认为新闻立法会削弱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实际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新闻立法只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把对新闻规律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的认识凝结到新闻法中，就能充分体现党的引导作用，从而使新闻法中的自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2　加快新闻法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为保证新闻主体依法实现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新闻立法必须建立和健全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既包括因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侵权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应包括基于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责任，以及因触犯刑法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等。 3　新闻法治和新闻自律并举。新闻自律机制的功能，首先是“限制”性的，既约束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使之恪尽社会责任，不滥用新闻自由的权利，又通过自身行之有效的工作，避免政府直接出面制定严厉的法律。新闻法治与新闻自律并举，使两种机制中“张力”与“限制”互补。政府通过参与建立自律机制，既能达到规范新闻媒介的目的，又可避免与之直接冲突，可以有效弥补新闻法治刚性带来的不足。 总而言之，《新闻法》的制定势在必行，其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新闻采访权等问题作出的大量规定，必将更加完善目前的新闻法律体系，加快推进新闻法治化建设，在新闻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与自律并举，自由与监督并行，才能使新闻事业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和张扬。 新闻法论文:新闻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在历经数次提案后也开始酝酿。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新闻法的立法原则、条文的构建甚至立法的必要性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争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分析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明确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保障新闻工作者执业权利的需要 新闻是人们了解周围世界的一扇窗户，通过不同渠道的信息获取。人们可以了解时政要闻，拓展知识，开阔眼界。锻炼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新闻舆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促进民主与法制的“第四种权力”。然而，上述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首先有赖于新闻工作者不受阻碍地自由执业。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救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被无端阻挠、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设备被抢夺、损毁，甚至遭受人身攻击、非法拘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执业权利已有上位的《宪法》和基本法《刑法》等进行保护，无需制定新闻法。但应当看到，《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其条文大多较为宏观、抽象；特别是《宪法》在我国具有不可司法的特征。不能成为个案的审判依据，显然需要下位法予以落实和细则化。而《刑法》虽设立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但针对的是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对于阻挠、干涉新闻工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上述罪名保护的客体是生命权、健康权而非新闻采访权。换句话说，并未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特殊职业身份进行立法保护，而是仅仅将其视为一般公民。 应当看到，新闻采访权并非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如果新闻采访、报道权受到暴力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对新闻采访、报道权需要法律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保障，必须通过新闻法的制定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执业地位，全面保障其合法的执业权利。 保障新闻自由的需要 当人权宣言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时。新闻自由开始从一项“自然权利”上升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制度权利。对于新闻自由的尊重和保障，也已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共同选择。 新闻法从其性质上来说应该是新闻自由法而非新闻限制法。首先。新闻自由是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手段。现代的大众传媒能够使人们足不出户便了解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消息，通过文字、声音、影像、图片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和陌生。其次。新闻自由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手段。新闻媒体作为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组织，在抑制政府违法、防止政府滥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功能。最后，新闻自由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通过事实真相的获悉和参与评价。原本分散的个体意志被凝聚成群体意志为国家所重视。新闻法恰当的文本表达必将使新闻自由的理念得以最大化的落实。 规制新闻活动的需要 新闻自由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绝对无边际的。新闻自由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现事实、针砭时弊、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必将对国家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这就使得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成为规制新闻活动提供准据和尺度。 增强新闻工作者责任心，抑制失实新闻报道。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缺失，为了赶时效、抢新闻，不做深人调查就草率发稿，导致报道失实。更有甚者，甚至炮制虚假新闻。“纸箱馅包子”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者”利用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扰乱视听。导致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影响极为恶劣，也降低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新闻法作为新闻界的行业规范，其早日出台必将督促新闻工作者坚持职业操守。从根本上杜绝虚假和失实新闻。 理性的角色定位，保持适度谦抑。“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新闻媒体是事实的守望者。而非法官，不能挟民意以干涉司法。因为有时民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和客观，甚至给司法活动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影响。新闻法的出台将引导新闻工作者找准角色，理性定位。 规范新闻内容和新闻用语。新闻报道受众广泛，其真实性也被视为常态的，因此发挥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用语必须加以规范。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告诫英国新闻工作者对自杀事件的报道不应过于详细，以免读者效仿。负责起草这一准则的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成员莱斯・欣顿说：“我们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媒体关于自杀新闻的报道常常导致(读者)模仿自杀。”作为新闻业的行业规范，新闻法应当制定相关规则限制新闻报道淫秽、歧视性、低级趣味的语汇和内容，避免误导，杜绝错误的价值观。 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公民私权同样是宪法和其他法律保护的对象。公众知情权的获取不能以放弃、牺牲公民个体权利为代价。然而一些媒体、记者在探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随意采取秘密潜人私人住宅、跟踪、隐匿摄录等手段：为突出真实感和现场感，不惜任意曝光公民姓名、肖像及其他个人信息。新闻法的制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衡平公众知情权和公民私权，在两者之间找寻和把握恰当的尺度，并予以细则化、可操作化。 新闻法论文: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 摘要：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法国的新闻法规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法的形式特征上看，法的调整机制的变化最为明显。本文从法的调整机制上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后法国新闻法规的变化和发展，从中透视新闻法规的进步，兼论新闻法规进步的部分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控制　新闻法规　调整机制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结构)，反映着法的价值的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制制度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可以透视不同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序列。”因此，研究新闻法规的调整机制对于透视新闻法规的价值有着重要意义。“近代法国法无论内容、原则和形式，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法；它系统并且直接地反映出反封建的革命成果，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因而是早期资产阶级法的典型。”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完整地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其新闻法规也因此有着明确的进步历程，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本文所探讨的新闻法规。意指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和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与新闻出版内容相关的规定。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基亟调整机制 专制时代，“君权神授”思想大行其道，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统治状况。 法国在印刷术传人后很快颁布各种管制出版和发行的法令。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政府确立了印刷出版特许制和审查制，1521年。法兰西斯一世禁规，此后又一再颁布法令，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当时，天主教会还对一切出版物实施严格的检查。禁止教徒阅读“蔡书”。怯国第一张持续出版的周报是1631年勒诺多创办的Gazette，该报经首相推荐，国王路易十三特许出版。“在法国，王权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控制权，通过敕令、文告指挥着最高法院与教会检查和控制出版物。” 当时法国的新闻法规采取成文法的形式，主要的调整手段有书报检查制度、办法许可证制度、特许制度、追惩制度和限制规模。违反了新闻法规的记者、出版商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法院审判就被宣判有罪，上诉权得不到保障，甚至可以完全没有法院审判过程就将记者、出版商等处以刑罚。这时的新闻法规要求新闻记者和出版商承担义务的客体一般是君主、教会和法院的统治权力，而很少涉及或不涉及社会的利益、公民的个人利益。这是由当时的统治方式决定的：第一，君主代表国家，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所以国家立法得以从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限制媒介；第二，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人们很少有主权意识，也没有成形的市民社会，所以新闻法规并不对君主、教会以外的权利进行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新闻法规的主要内容及调整机制 大革命后，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法律代替命令成为解决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新闻法规的内容更加规范了，包括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的保护和对新闻事业必要的限制。 1789年，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揭开了新闻法规权利本位时代的序幕。确立了公民的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作为《人权宣言》的继承和发展的《世界人权宣言》又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使新闻自由拓展到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在实践中，新闻自由在法国并未从此畅行无阻，革命时期也有书禁和书报检查。拿破仑上台后也开始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路易十八复辟后继续进行出版前检查、二战时也曾实行过战时检查制度，等等，但是公开宣布出版自由和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并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政府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国可谓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出版自由法》，规定印刷和出版自由，废除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并且把新闻出版活动争议的裁决权归于司法而不是行政。法国现行的《刑法》、《民法》、《军事审判法》等对报纸刊载的具体内容有一定的规定。1947年通过的《梵希特法案》标志着报刊自由发行的原则得以实施。欧洲人权法院要求。在国家通过禁止公开信息而对出版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时，国家应当履行非常严格的强制性标准。来作为免责理由。因为法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所以共同体法也是法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具有法律效力。1999年的Fressoz诉法国案就以Fressoz胜诉结案。这也是法国新闻法规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1978年7月制定的《行政文书公开法》，成为规定法国信息公开的法律。 对新闻出版进行必要限制方面。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煽动犯重罪和轻罪”、“妨害公共事务的犯罪”、“妨害个人罪”、“伤害外国国家首脑和外交官员”等罪名，并在第五章规定了“诉究与制裁”。其中第27条针对提供虚假信息。规定“出版或复制错误的新闻，捏造、伪造或谣传新闻，如其扰乱了公共治安，并属蓄意之举，则处以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五十至一千法郎的罚款。或仅处以二项惩罚中的一项。”第29条针对诽谤和侮辱，规定：“一切对某一事情的断言或指责损害了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名誉和声望，即为诽谤。以侮辱性的语言。蔑视或抨击性的词汇肆意归罪于人即为侮辱。”这些对于新闻事业的限制性规范，就是为了保障新闻事业不在非必要的条件下侵犯公民和法人的自由和权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政府的义务主要体现在维护新闻自由、确保信息公开等，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而设。法国新闻出版业的义务主要体现在提供真实信息、不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危害国家安全、保守国家秘密、遵守法律、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除了针对国家和政府以外。还出现了更多针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内容。这时。新闻出版业和政府承担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并不常见。从而保障了国家和政府、新闻出版业、公民和社会的权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进步。法国的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新闻法规也逐渐开始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互补关系。 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变化的原因 从专制时代权利义务相分离，到资本主义社会权利义务相统一。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日趋完善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决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社会制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使公民个人及新闻事业的权利得到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认可，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天赋人权”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合法化，新闻事业的权利作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外化和延续也随之合法化。新闻法规在赋予国家和政府权利的同时。也就要求国家和政府承担义务以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二，分权原则为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掌握法 国政权后，立法开始采用民主的形式，分权代替集权成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法国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875年宪法、1946年宪法和现行的1958年宪法都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需要遵守的法律来自外部。这样可以使对行政权的授权性条款有合理的限度而使义务性规范得以确认。司法和行政的分权使行政权有了外部监督机制。在行政权出现违法行为时，有外部的强制力量予以有效的阻止并对利益受损方以适当的法律救济，这就使行政权履行义务成为可能。这样，新闻出版活动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社会权力共同管理，而这三种权力互相节制。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新闻出版自由，从而为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发展环境。 第三。从新闻事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统治阶级无法再对新闻事业进行野蛮残酷的镇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事业日益发展壮大。成了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和手段，人们对新闻事业的依赖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新闻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同专制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甚至可以左右政局，催化战争与媾和。面对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走专制时代的老路。必须更新和健全新闻法规。在要求新闻事业承担义务的同时，也保障公民和新闻事业的权利。 第四，新闻事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新闻法规调整机制完善的历史背景。新闻媒介在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新闻自由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和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就已经确立了合法地位，“第三个支配法国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观点是。报刊不仅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参与者”。所以资产阶级的新闻法规必然排除以往新闻法规中大量的禁止性规范，增加授权性规范，以保障公民和新闻媒介的权利。 法国新闻法规调整机制的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民主制的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法。”“现代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整机制。”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制订新闻法规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现代法律的体现。而且是保障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没有权利的义务和没有义务的权利在结构上都是不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权利主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是从长期、发展和全局的眼光来看，这些利益根基不牢；尤其当新闻事业作为信息传播机构和宣传机构的地位来看。如果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那么它的信息功能和宣传职能都将严重受损。 第二，新闻事业的发展是新闻法规完善的物质条件。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我国的新闻法规要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适合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社会状况，适应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过于滞后的新闻法规，会使新闻事业束手束脚、裹足不前，无法获得健康的发展；过于超前的新闻法规，则无异于揠苗助长，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新闻法规的确立、发展和完善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随着社会各项制度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三，我国的新闻法规要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的范围内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惯例和世界通例。在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这样做可以避免由于不必要的差异导致的误解，避免我国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可以更好地进行国际信息的传播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

信息网络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权利之比较研究 [摘　要]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为调整作品的网上传播产生的法律关系而设计的。与传统的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比较，信息网络传播权包含复制权的内容，与发行权和广播权的内容十分接近，我国现行法律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单独规定，与发行权和广播权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未来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如果整合现行发行、广播、播放、信息网络传播等传播方式，创立一种能够覆盖各种传播方式的“传播权”，则著作权权利体系设计逻辑将更为周延。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相关权利 比较研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我国《著作权法》在2001年修订时新增的一种著作权，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1]这一权利的规定，迎接了网络技术发展给著作权法律关系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弥补了原《著作权法》缺乏专门调整网络著作权法律关系的空白，[2]堪称是“与时俱进”之作。但是由于该权利在法律中规定甚为简略，尚有许多问题值得从学理上进一步探讨，其中之一便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著作权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为调整作品的网上传播产生的法律关系而设计的。一般而言，作品的网上传播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传统作品（指非数字化的作品，下同）的数字化；其次，是数字化作品上网即上载进入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计算机系统；最后，是社会公众成员通过与ISP相连的计算机终端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这个过程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上载、传输、下载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分别类似于传统作品的翻译、发行或广播、复制。因此，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权利主要有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这些权利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著作权的理解。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 信息网络传播的第一阶段往往是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即将传统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适合上网的形式。[3]传统作品数字化过程的实质是将以人类常用的语言文字表现的作品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以计算机语言记载的作品。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是指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所以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表面上看就是一种“翻译”。然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是指特定的人们无须借助任何仪器即理解其含义的文字符号或语言。”翻译“是指这些语言文字间的相互转换。计算机语言不能为人们直接理解，必须通过计算机转换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方可为人们所理解，所以计算机语言不是传统的语言文字，将传统作品转换为数字化作品，不能算是”翻译“。此外，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翻译产生的作品，会产生新的著作权，其著作权归翻译人。其原因在于”翻译“并非一个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需要翻译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换的过程，它需要翻译人的创造性劳动，是一种”再创作“。传统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完全是由计算机运用程序完成的，是一个纯机械化的转换过程，不需要操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不是一种”再创作“，因此操作者不会也不应该享有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事实上，数字化作品只是适合通过计算机再现的作品，与原作品仅发生了载体的变化。因此，信息网络传播过程涉及的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不属翻译权的”覆盖“范围，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应为相互独立的权利。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权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4]修订前的《著作权法》未明确规定发行的含义，而是由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其义为“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5]可见“发行”指的是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无论是有偿提供（出售或出租）还是无偿提供（赠与），其结果都是使公众获得了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但问题是何谓“原件”，何谓“复制件”？修订前和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所谓作品“原件” 通常是指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载体，包括纸张、胶卷、录音磁带、计算机磁盘等等；所谓作品“复制件”是指原件以外的能够传达与原件相同信息的载体，同样包括纸张、书籍胶卷、录音磁带、磁盘、光盘等等。 传统知识产权法理论认为，作品的发行必须包括作品载体（原件或复制件）的转移，即书籍、报刊、磁盘、光盘等记载作品的“物质材料”的转移。[6]仅能为公众感知，而不向他们提供复制件的行为不构成发行。[7]作品经数字化以后，在网络上传播，仅为作品的数字化传输，经计算机终端转换再现作品内容，从而为公众欣赏，并未发生作品载体的转移，因此，有学者认为，要把传输归入发行的概念之中，恐怕很难。[8]然而，在国外也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程序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多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尽管计算机程序的原件仍然保留在发送该程序的计算机中，但是接收了传输的计算机内存或存储装置中却各形成了一份该程序的复制件。因此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和以其他更传统的形式向公众发行作品没有区别，最终的结果都是让公众获得了作品的有形（tangible）复制件。[9]这一观点，虽然有对“发行”作扩张性解释之嫌疑，将其解释为“让公众获得作品的有形复制件”。然而这一扩张性解释并没有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如果对“载体”作这样的理解即载体是指能够记载作品并且无论是否借助仪器均可再现的物质材料，那么就可将计算机内存或其他存储装置视为载体，首次完整记载作品内容的计算机存储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原件，此外的记载装置就是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件。尽管发送作品的计算机存储装置没有发生位移，但作品信息通过网络发生了位移，以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可以理解为作品载体发生了转移。因此，数字化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发行。 2000年11月2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虽然规定“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但修订前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那么，网络传播是其中一种呢，还是与这些使用方式并列的一种呢？如果是其中一种，是哪一种呢？《解释》语焉不详。从本质特征上分析，网络传播更多地类似于发行（关于网络传播与播放的关系，下文将进 行分析）。因此，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以前，我国司法实践如果类推适用发行权“覆盖”信息网络传播并未出现法律适用错误。 [10]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 《著作权法》修订以前，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被规定为“播放权”，其义为“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的权利。“播放”是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特指以无线电波或者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很明显，“播放”不包括网络传输，因为其仅限于有线电视系统，而网络通常不包括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修订前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播放权”不能“覆盖”网络传播。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规范广播作品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规定为“广播权”，其义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11]从该项规定分析，广播的形式包括：（1）以无线即电磁波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公众通过特定的接收装置可以欣赏到作品。这是广播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广播可能通过音频方式，也可能通过视频方式。 （2）以有线即电缆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12]这种形式的广播在我国农村大量存在，另外，饭店、商场、公众娱乐场所、某些交通工具等也有这种形式的广播。（3）通过扩音器或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这是关于广播方式的“口袋”型规定，以备科技发展出现新的广播手段而致法律不敷适用。 从广播的形式分析，在著作权法领域，广播的实质是以能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向公众传播适于广播的作品。如果作这样的理解，网络传播也应包括在其中，因为网络也是能够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工具。网络传播与传统广播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而后者不能，公众无法控制广播节目的播放时间，一旦错过节目播放时间便无法再接收到。但笔者以为，这种差异，仅仅是技术含量的差异，并无本质区别。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广播不包括公众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传播形式。因此，将网络归入法律规定的“类似工具”似乎无可非议。 正因为广播与“网络传播”不存在不可协调的本质性的差异，所以某些国家干脆将二者合并规定，构成一种“公众传播”，著作权人享有的控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就是所谓“公众传播权”。如2001年5月22日由欧洲议会通过，同年6月22日颁布实施的《关于信息社会的著作权及有关权指令》就规定了这种权利，它指著作权人享有的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专有权，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权利。[13]欧盟的这种规定，是将传统的广播（或播放）与网络传输进行整合，对原广播权内容作了明确的扩充。这种整合并非毫无道理。[14]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分别进行规定，在外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 复制是指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复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复制既包括以与原件相同或相近的形式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如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抄写等（我们可以称为“同形复制”），也包括以与原件完全不同的形式再现作品的行为，如将工程设计等平面图形作品制作成立体的工程模型或建造成工程（我们可以称为“异形复制”）。狭义的复制仅指“同形复制”。无论是“同形复制”还是“异形复制”，其作用都在于使人们可以欣赏到原作以外但又不丢失原作所载信息量的“作品”。所以复制的本质功能在于再现原作，能够再现原作的行为均为复制。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作品上载以后，人们通过计算机欣赏作品所获得的信息量不会比欣赏原件获得的信息量少（美术作品可能例外，比如运笔、着色等不如欣赏原件感受真切，但这种信息量的减少，与人们欣赏同形复制件信息量减少的程度应该大致相同）。就数字化作品的上载而言，上载在ISP的计算机系统内产生了作品的备份，并通过计算机可以再现，因此上载是一种复制行为。同理，社会公众通过计算机终端上网浏览（不下载）网上作品，作品在终端机屏幕上为用户所欣赏，同样是一种再现，应属于“复制”，因为此时在计算机内存中产生了作品的复制件，尽管这只是临时复制；下载网上作品，以期通过计算机再现，在本地计算机存储设备中产生了作品复制件并被固定下来，更是将作品制作成 “备份”的行为，是一种复制行为。有人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复制与传统意义上的复制有区别，因为后者同时伴随了载体的“再现”，而前者不会产生载体的“再生”，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15]笔者以为，计算机及其存储设备共同构成网络作品的“载体”，如果将信息存在硬盘或其他存储设备中，虽然关机后该信息不会“再现”，但这与一本书只有在打开后方可获取其中作品的信息并无二致。网上浏览的确没有将信息固定于计算机终端的存储设备上，但可以视为终端与远程主机共用存储设备，只要公众愿意，可以再次上网欣赏该作品，因此临时的再现也不失为一种复制。 由此可见，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必然涉及复制过程，网络传播权如果不是单指“传输权”，即数字化作品从一计算机传往另一计算机的权利的话，就必然包含复制权的内容。只是权利人在权利受损时，主张了网络传播权，就没有必要另行主张复制权了。 综上所述，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涉及传统作品的数字化、数字化作品的上载、网络传输、公众浏览或下载数字化作品等过程。与传统的翻译权、发行权、广播权、复制权比较，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翻译权相互独立，与复制权关系密切，与发行权和广播权的内容非常接近，虽然也存在这样的区别即能否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这种区别不是本质的。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通过扩张性解释发行权和广播权解决涉及作品的网络传播纠纷不会出现法律适用错误。我国现行法律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单独规定，显然与发行权和广播权有一定交叉，但还不会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未来我国《著作权法》再次修订时，如果整合现行发行、广播、播放、信息网络传播等传播方式，创立一种能够覆盖各种传播方式的“传播权”，即亲自或许可他人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包括让公众中的成员以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作品的方式获得作品的专有权利，则著作权权利体系设计逻辑将更为周延。 信息网络论文:解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摘　要]文章简要回顾了著作权法的发展历史，认为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也源于规范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而带来的网络传播行为的需要。文章考察了世界上对网络传播行为的进行规范的主要立法体例，并针对我国著作权法中确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过于简单含糊的情况，着重对该权利的特点、主体、内容从学理上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立法体例 主体 内容 特点 引言 科技的发展给法律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 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 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问题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 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音乐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应用，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 vs LaMacchia ——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目前版权研究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 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社会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 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 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 《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 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 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影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电子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时代版权法》（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 .美国认为，只要将其法律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 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 ”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计算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问题，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 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 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 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方法，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 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 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 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利行使方式的特定性。 信息网络传播是指将文学、艺术作品及计算机程序、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包括局域网）向公众传播，使公众可以在选择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上述作品信息。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使离不开计算机网络，而且传播过程中的复制、发行、浏览、存储等环节都与网络息息相关。 二是权利主体的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权利内容的复合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传统的复制类权利和传播类权利的结合。 传统的传播类权利包括发行权、出租权、表演权、放映权、展览权、广播权（包括有限传播权）等。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主要包括复制、发行、展示展览、表演播放等，其中以复制行为最为突出。网络传播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多种使用方式，而且数种使用方式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因此作为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之一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就有了复合性的特点。因此，应区分不同情况，选择适用原有的关于复制类或者传播类权利的规范。 四是权利行使的限制。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而且是一种绝对权，可以讲是一种合法的垄断，具有专有性、排他性，但也有地域性和时间性。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一是保护作者的权利鼓励创作，二是鼓励传播。 也就中要在在保护创造者个人私益基础上寻求个人与社会公益的平衡，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当然不例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要考虑到权利专有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点。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激励其创作与传播作品的积极性，又要发挥计算机网络交互性、开放性、便捷性的特点，促进公众对社会智力成果的掌握，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因此，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应予以限制。虽然新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然笔者认为新著作权法第22条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的作品，不仅应当适用，还应当适当地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如远程教育等。 信息网络论文:论我国信息网络法治化的必要性与对策 【内容提要】信息网络已经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家主权在互联网上面临挑战；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经济和网络霸权的压力增大：互联网为各种危害行为的进行和不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为社会秩序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网络环境中法律冲突的现象加剧。因此，加速我国信息网络的法治化，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信息网络的立法缺位现象严重。为此，应尽快健全信息网络立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应遵循信息网络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从中…… 一、信息网络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信息网络的含义与特征 信息网络，顾名思义，就是信息交流和传递的网络。随着计算机网络逐渐成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方式，信息网络就逐渐演化而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范畴，即特指计算机通信的网络——计算机信息网络。计算机信息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相融合的产物，是信息交流和传递的最新方式。因此，计算机网络是信息网络的决定性范畴。关于计算机网络，美国计算机网络的权威专家A.S.坦南鲍姆认为，计算机网络是指独立自主的计算机的互联体[1]（P9）。在我国，一般认为，计算机网络是指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若干具有独立功能的计算机通过某种通信介质连接起来，并以某种网络硬件和软件进行管理，以实现网络资源通信和共享的系统。 由于信息网络，尤其是Internet（互联网或因特网）是利用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通信技术实现位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机网络之间的通信，因此，信息网络具有开放性（无国界性）、虚拟性、数字化、技术性、交互性等特征。 （二）信息网络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21世纪是一个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核心和基础的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电子商务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计算机网络作为信息交流和电子商务的平台，将全球紧密地联结为一体。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全球化是新世纪的时代特征。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传统的信息交流和经贸方式，并迅速推动资本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变，从而加快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这为我国迅速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社会转变，从而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 计算机信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极大地方便人们的生活、学习与工作，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一，互联网的无国界性特征使得互联网上没有真正的权力中心，国家主权在互联网上面临挑战。 互联网是由无数个网络形成的一个最大的网络。其中的每一个子网都是由互联的计算机组成的，互联的方式包括有线和无线。互联使成员计算机可以实现信息交流。一旦计算机被互联，计算机上的文件可以被互联的其他计算机访问，彼此可以进行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互联网不属于任何主体，它不受任何一个主体的支配和管辖，尽管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网都是由网络所有者管理。因为，当每一个成员网上的计算机使用相同的语言——TCP/IP协议时，它就可以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2]（P2）。互联网的主要功能在于高效率地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因此，它在客观上有无限互联和不受地域限制的性格特征。互联网的这种性格特征与现行的国家主权的地域特征相互冲突，使得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 第二，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全球性、开放性特征将全球紧密地联结为一体：计算机信息网络的高技术性特征有可能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为发达国家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为平台向全球推行其政治、经济、社会和价值观，进而为其推行网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绝好的空间和场所，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压力增大。 第三，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数字化特征使得网络安全成为问题，为各种危害行为的进行和不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发现、打击犯罪和制裁违法行为增加了成本。这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全球性。虚拟性特征使得基于国界地域和现实性特征的现行法律体系无法全部、有效地适用于网络环境，网络环境中的法律冲突和规范冲突的现象加剧，使得对网络环境秩序的调整与规范面临挑战。 计算机信息网络的上述特征使得现行的各种利益平衡关系在网络环境中面临重新组合的局面，这种重组不仅包括一般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重组，而且还包括各国之间的主权范围关系的重组。因此，我们在网络环境将面临更多的、新的利益重组问题与挑战。 二、我国信息网络法治化的必要性 信息网络法治化，也即信息网络秩序的法治化，它是指针对信息网络的特征建立、健全信息网络立法，将参与信息网络活动的有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从而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信息网络法治化具有以下意义： （一）信息网络法治化是网络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1.网络法治化是保障信息网络有序、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信息网络为人类提供了更加有效的信息交流环境。但是，网络的上述特征也使得网络行为有着不同于现实社会活动的特点。因此，基于现实社会活动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法律规范无法有效地适用于网络环境。网络环境的特殊性需要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网络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否则，信息网络就不会和谐、有序地发展。由于目前尚未建立起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网络法律规范，因此，信息网络法治化是促进、保障网络有序、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2.信息网络法治化是规范信息网络秩序的迫切需要。目前网络行为失范严重，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日益增多，已经成为阻碍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利用网络盗窃他人账户的财产、施放计算机病毒、对网站进行攻击等危害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信息网络的公共秩序和安全，而且也使社会公众对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交流和电子商务的安全性缺乏信心。对此，仅从网络安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尚不能有效地予以防范，必须加快信息网络法治化，依法规范网络秩序，保护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秩序。 3.信息网络法治化是防范和解决网络纠纷的必要条件。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正日益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正如现实环境离不开有效的法律规范一样，网络环境也需要有效的法律规范，以防止各种纠纷的发生，并为其中各种纠纷的解决提供依据。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网络法律规范对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恰当的界定，各种网络纠纷不断出现：同时，对网络纠纷的解决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制约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防范和解决各种网络纠纷，促进和保障信息网络健康发展，就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对信息网络秩序予以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主体行而有据，使司法机关裁而有度。因此，依法规范和调整信息网络关系，实现信息网络秩序的法治化，对防范和解决信息网络纠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信息网络秩序的法治化是维护我国网络主权的重要条件 网络主权是指国家主权在信息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其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行使主权管辖权。在网络环境中，由于一国公民的行为空间有了新的扩展，与此相应，国家主权概念也有了新的内涵。 计算机信息网络是一种全球性的资源共享系统。从总体上说，网络环境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实现资源共享，从而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和促 进作用。信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被用作危害社会的工具。在网络环境和在现实环境一样，都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一些人利用网络传播有害信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凭借其经济与技术上的优势，在信息网络中极力推行其政治标准与价值观，甚至主张“国家主权过时论”，以此达到其危害我国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实现网络霸权的目的。因此，依法对网络空间行使管辖权，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信息网络行使管辖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就是利用法治手段规范信息网络秩序，实现信息网络秩序的法治化。可见，实现信息网络秩序的法治化是我国行使对信息网络的管辖权、维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客观需要。 （三）信息网络秩序的法治化是实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证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计算机信息网络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竞争最激烈的领域。谁占领了这一战略制高点，谁就将在未来全球化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而实现全球化、信息化的基础在于网络化。信息网络化，从硬件上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信息网络的建设与信息内容的提供。而无论是信息网络的建设，还是网络信息的提供，都离不开信息网络秩序的法治化。因此，实现信息网络的法治化是实现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证。 （四）信息网络的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信息时代和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 鉴于信息网络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信息网络必将成为未来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以信息网络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必将成为未来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时代，任何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应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信息网络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不仅面广，而且极其重要，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方面。如果将信息网络这类新型的社会关系遗漏于法律制度之外，那么，依法治国原则将是不完整的。信息网络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斗争的必争之地，决不能因为其“新颖”、超越传统规则，而任其脱离法制成为“荒蛮”之地。无论信息网络的发展多么迅速、涉及面多么广，它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都是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延伸。因此，实现信息网络的法治化，依法规范信息网络秩序，使信息网络健康、持久发展，应当成为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信息网络化、信息网络法治化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进程。为了抓住机遇，取得先发之势，各国都非常重视运用法制手段调整、规范信息网络关系。尽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实力、发展信息网络先后不同，但在实现信息网络法治化，依法规范信息网络秩序、维护本国的主权和社会价值，促进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方面，却是一致的。实际上，全球信息网络化本身就是伴随着信息网络法治化而发展的。 三、我国信息网络法治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信息网络法治化的现状 我国目前信息网络的基本立法方面，除了2001年新修改的版权法涉及了网络环境的版权保护问题外，其他领域的基本立法尚不到位，只有少部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其中，行政法规主要有：《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主要包括：邮电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电信网间互联管理暂行规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公安部的《关于加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关于执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保密局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电子部的《中国金桥信息网公众多媒体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的《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广电总局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上述规定的内容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市场准入、网络监管、信息安全、域名注册、电子商务、网络著作权等方面。 （二）目前我国信息网络法治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视网络技术等硬件的发展，轻视网络法治化的观念比较严重。目前，仍有很多人认为只要大力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就可以保障信息网络健康发展，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存在重硬件、轻立法的倾向。如不改变这种落后和错误观念，必将有害于我国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 2.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明确或存在错误认识。目前，在信息网络立法的指导思想上普遍存在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信息网络的全球性和技术性特征决定了信息网络立法具有全球普遍性，因此，简单移植他国或国际立法即可；二是认为我国现在信息网络还不够发达，立法条件还不成熟或不具备相应的立法条件，应等待时机成熟后进行立法。由于目前国内对信息网络立法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因此，在信息网络立法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往往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3.立法的层次低而缺乏权威性。由于目前的立法主要属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因其立法层次低，故而缺乏权威性。 4.立法缺乏系统性，立法冲突或不协调的现象严重。由于部门立法的立足点多限于某一特定的问题，视野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立法缺乏系统性。另外，对同一问题住住存在多头立法，而这些部门之间又缺乏协调性，因此，立法之间的不协调乃至相互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 5.立法缺位现象严重。目前，在电子商务的 市场准入与工商管理、信息网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网络中的纠纷管辖与法律适用、电子证据、电子支付、网络关税与税收、电子签名与认证、网络数据与隐私保护等方面尚存在立法缺位。总的看来，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远不能适应信息网络健康、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四、实现信息网络法治化的对策 （一）应从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看待信息网络法治化建设 21世纪将是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要实现我国的跨世纪战略目标，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我国信息网络，而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网络法制体系。因此，必须把信息网络立法提升到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它，把信息网络法治化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扫除我国信息网络发展的现行法律障碍。 （二）应坚持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 一方面，信息网络的开放性、技术性特征，使得信息网络立法具有全球普遍性特点；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信息网络发展的不同现状又决定了其信息网络立法应有一定的针对性或特殊性。因此，我国在信息网络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应遵循信息网络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又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建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信息网络健康发展客观要求的信息网络法律体系。 （三）在立法体制上，应避免多头立法、部门立法 我国长期的立法实践证明：多头立法和部门立法往往会造成立法主体的诸侯割据，各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受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会造成法律体系的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信息网络的技术性、开放性特征客观上要求信息网络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而多头立法和部门立法的结果必然会因狭隘的部门利益驱动而损害信息网络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进而阻碍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信息网络立法应当避免由各地或某一部门立法，而应当由国家统一立法。只有这样，才符合信息网络的客观规律，才能促进和保障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 （四）在我国进行信息网络立法必须遵循安全原则，鼓励、促进与引导原则、开放、中立原则，协调性原则 1.安全原则。所谓安全原则，是指信息网络立法应充分考虑信息网络安全的问题，安全是信息网络健康发展的生命所在，没有安全，就没有信息网络的存在与健康发展。安全原则要求信息在网络中传输、存储、交换等整个过程不被丢失、泄露、窃听、拦截、改变等，要求网络和信息应保持可靠性、可用性、保密性、完整性、可控性和不可抵赖性[3]（P2）。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技术性使得网络中的信息和信息系统极易受到攻击，信息安全是社会公众决定选择利用网络的重要的因素。因此，信息网络立法应坚持安全原则。从国外立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无论是国际立法，还是各国国内立法，莫不以安全为信息网络立法的基本原则，都是通过规定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电子支付等具体制度来保证网络信息的安全。因此，保证信息网络安全是各国信息网络立法的重要使命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2.鼓励、促进与引导原则。所谓鼓励、促进、引导原则，是指信息网络立法应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利用信息网络进行信息交流和电子商务活动，从而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21世纪是网络与电子商务时代，信息网络将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信息网络的发展还很不成熟，需要通过法律加以鼓励、引导、促进。因此，通过立法鼓励、促进和引导信息网络的发展是各国信息网络立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立法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网络相关的技术发展和技术标准、电子商务税收、电子商务的市场准入等方面着手鼓励和促进信息网络的发展。由于目前各国信息网络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公众对信息网络的认同程度较低，因此政府应担负起引导职责，从政策、法律上为信息网络创造良好、宽松的发展环境，努力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利用信息网络。从国外有关的立法政策来看，基本上都是坚持这一立法原则的。 3.开放、中立原则。所谓开放、中立原则，是指信息网络立法对所涉及的有关范畴应保持开放、中立的立场，而不应将其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技术形态，以适应技术快速发展、变化的实际需要。信息网络的技术性特征和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的特点要求信息网络立法应当保持开放、中立的立场，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信息网络的发展离不开有关技术的支持，如保障信息网络安全的电子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支付制度等都是以密码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的支持为基础的。可以预见，在网络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网络的发展也将日新月异。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一些建立在某一特定技术基础之上的诸如电子签名、电子认证、数据电文、对称密钥加密、非对称密钥加密等范畴也将很快过时。如果立法将有关范畴依附于某一特定的技术形态，而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使得建立在先前某一特定技术基础之上的法律范畴不能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网络发展需要。如经常、不断地修改法律去适应信息网络不断发展的需要，必将牺牲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信息网络的技术性和快速发展的特点要求立法对信息网络所涉及的相关技术和范畴必须采取开放、中立的原则，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以使信息网络立法能够适应信息网络技术和信息网络自身不断发展的客观需要，防止因立法对特定技术和范畴的偏爱而阻碍信息网络的发展。 4.协调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是指信息网络立法既要与现行的国内立法相互协调，又要与国际立法相互协调，同时还应协调好信息网络中出现的各种新的利益关系，如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商标权与域名权之间的冲突、国家对信息网络的管辖权之间的利益冲突、电子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等。 虽然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但并没有彻底改变现行法律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网络立法应与现行有关立法相互协调。网络的全球性和技术性特征，说明信息网络立法具有客观统一性，信息网络立法的这种客观统一性要求各国对信息网络进行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到信息网络立法的国际普遍性，尽量与国际立法相协调，避免因过分强调立法的国家权力性和所谓的国情而阻碍信息网络的发展。另外，没有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就没有信息网络的健康发展。因此，信息网络立法也应协调好电子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使网络消费者获得不低于其他交易形式的保护水平。 信息网络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初探 放眼版权保护的历史，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利益平衡，总在不断地冲击着古老的版权制度，也丰富和完善着版权制度。如今，数字信息基础上的互联网时代，引起了域名纠纷、网上法定许可争议、电子商务等诸多问题。网上传输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网络传输权的设定出发，对一起信息网络传播权案进行探讨…… 一、案情介绍 2002年4月1日，陈兴良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称自己是《当代刑法新视界》等三部著作的著作权人，2001年12月在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数图公司)的网站上发现该作品被上载，读者付费后可以阅读并下载其作品，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在庭审中数图公司一再表示，该公司基本上属于公益型事业，目前也正在投入资金开发版权保护系统，以便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建立数字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广大公众的需求。这是我国第一起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著作权侵权案，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国内外网络传输权的设定 (一)向公众传播权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WPPT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从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比起伯尔尼公约，作者的权利已经有效地覆盖到网络空间。 1998年10月28日，美国制定《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没有就数字化网络传输作出规定。美国知识产权小组对现行版权法下“发行权”赋予了新的含义，承认向公众传输作品属于发行，从而涵盖网络传输中著作权人的权利。日本在1997年6月10日通过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规定著作权人就其作品应享有授权公开传输的专有权。澳大利亚也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受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也包括广播权和有线传播权。 (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 我国1991年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中实施条例对这几种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囿于当时的法制背景以及社会现状，还存在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尤其是网络环境中著作权法再次受到挑战。判例法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发生的判例赋予法律丰富的内涵，而我国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基本还是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1999年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对网络上登载著作权人的作品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权利人的复制权是否包括将作品上网在网络界、司法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法院在该案中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被告作为网络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六作家案是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探讨，衡平了作者、社会公众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分配，对复制权的含义有所丰富。虽然也提出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的初步设想，但在没有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下，只能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互联网自由开放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2000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从中可以看出，解释赋予了网站与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权，是侵权诉讼中被告减轻责任的一个有利依据，但对于利益平衡的另一方即著作权人和作品则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2001年10月27日，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著作权人的权利内容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法律上明确界定了网络传输、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权利之间的交叉，规定了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也是其享有的专有权利之一。 三、关于作品的合理使用 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充分给予成员国权力来自行划定合理使用的范畴。作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不断繁荣创新的著作权法离不开国家的整个文明进步，公共政策是权利平衡中一个很重要的调节因素。这也正是如此多的国家加入公约的诱因。 美国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图书馆为保存资料目的可以将作品做数字化复制等，图书馆对作品做三个数字化形式的复制品，在同一个时间使用不得超过一个。在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体系中，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 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时事报道、教学目的、执行公务、免费表演等情形。其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 四、关于作品使用的法定许可 需要海量信息的网络界，如何才能找 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向?法定许可是否成为惟一的筹码?即使用作品可以不经权利人的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著作权法中对图书报刊的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都可以适用法定许可的条款(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伯尔尼公约要求传播他人作品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不适用于外国作品和外国著作权人，即使用时上述作品仍须征得同意并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这几种法定许可的情况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媒体在进行正常运转时的特殊情况。法定许可针对的虽然都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但如果要求这些媒体必须在一一征得权利人许可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必然会造成信息的迟延，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不利于大家更为广泛的掌握新闻动向。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媒体的大力宣传，使我们方便及时地了解社会最新的动态，可以说，大量的宣传报道已经深入我们生活，也极大的丰富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吻合了著作权法规定的本意。 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度看，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第四媒体，从诞生之初就深深透着媒体的共性，还带有更浓厚的独有的特性。通过网络交流，几乎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置身于网络空间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无论是著作权法或者解释，对网站摘编、转载都有一定量的限制，它所适应的范围和报刊杂志一样。对比王蒙六作家案和数图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不难看出，网站将权利人的整部著作复制上网，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超乎一定程度的量变也必然造成对规定初衷的违背。图书出版有专有出版权的限制，网站整部作品的使用将不仅仅涉及著作权人利益，还要涉及与著作权人签订专有出版合同的第三方，也必将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 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焦点是擅自将作品登载在网上并允许读者有偿下载使用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权利人有无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存在?即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内，他人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使用该作品，也不必支付报酬。将作品登载于网上有无法定许可等其他免责情形?一般来说，如没有合理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规定的除外条款，侵权者就只得承担侵权责任。 著作权法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方面赋予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在网上使用其作品，同时赋予著作权人有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的权利。这样看来，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一案中主张权利的主体是适格的。 传统层面上的复制，大多是通过复印机、录音机等设备进行，数字时代的复制，有人认为应该包括从网上下载复制，不难从中看出这种主张不适合本案。著作权人根本没有允许被告上载，何谈在传播过程中用户下载使用是为了个人学习目的的合理使用?本案所要解决的纠纷是数图公司上载的行为而非在作品传输链条中下载的状态。在此我们可以对照此案被告数图公司的性质，不难发现此图书馆并非该条款中的彼图书馆，也非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目的。被告数图公司的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制作和网络广告等，虽称为公益目的，但无法消除公司营利的内在本质，营利虽然不是构成侵权的必然因素，但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图书馆合理使用的初衷相悖，同时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 正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认定的，著作权人将作品交付出版社出版，许可出版社发行此作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许可的后果仅应视为将作品固定在有形的载体(纸张)上并为公众所接触。数图公司未经许可将此作品列入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对陈兴良在网络空间行使权利产生了影响。图书馆的功能在于保存作品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接触作品的机会，这种接触，是基于特定的作品被特定的读者在特定的期间以特定的方式(借阅)完成，这种接触对知识的传播、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作者行使权利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并不构成侵权；但在本案中，数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将陈兴良的作品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虽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出现，但却(1)扩大了作品传播的时间和空间，(2)扩大了接触作品的人数，(3)改变了接触作品的方式，(4)在这个过程中数图公司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保证作者获得合理的报酬。因此，数图公司的行为阻碍了陈兴良以其所认可的方式使社会公众接触其作品，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故数图公司应立即停止侵权并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信息网络论文:计算机信息网络立法初探 一、计算机信息网络对法律的影响 信息社会的实现，不仅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使人类对信息的高度流通、共享和利用产生强烈的 、迫切的社会需求，同时也得益于因这种需求的驱动而产生的能够使其得以实现的信息技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又迎来了网络时代，它是信息技术应用和发展的高级阶段 .它打破了信息流通与共享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可以使人们几乎同时地在世界各地共享 信息，改变了信息的时空观念，引起了第二次信息革命。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是计算机与现代 通信技术的有机结合，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的多媒体通信网络。为了与传统的电 信网络和人工信息网络相区别，我们称之为计算机信息网络。为方便起见，本文有时也将其 简称为“信息网络”或“网络”。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发展极为迅速。最有代表性的国际互联 网Internet已将触角深入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据报道，网上用户已达6300万，并且正在 以每二至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其发展前景是“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即全球性的 信息高速公路。 作为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计算机信息网络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性，对信息社会各个 领域 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政治领域，它便于政府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充分发扬 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和科学管理及决策的水平；在军事领域，可以使 军事指挥系统全面迅速地掌握敌情，加强全局控制和快速反应能力；在经济领域，有利于广 泛、迅速地传递商贸信息，推行无纸贸易和电子货币，能够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减少交通 量，节约能源；在教科文卫领域，方便人们查询、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远程教学、科研 合作甚至医疗会诊；在生活领域，可以实现电子购物、虚拟旅游以及家庭办公等等。计算机 信息网络的应用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不安和尴尬。比如网络中信息存储与流通的安全性、 保 密性难以保障，不良信息在网上泛滥，知识产权、个人隐私容易受到侵犯等等，都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解器，信息网络对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影响必然对传统法律产生巨大 的冲 击。法律的发展总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原有的传统法律面对新兴的计算机信息网 络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法律建设又必须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 此，制定新的法律规范，调整在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建设、经营和应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规 范人们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保障网络建设、经营与应用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为了研 究和规划信息网络立法，首先应明确网络法律的地位与结构。 二、计算机信息网络法的地位与结构 计算机信息网络法是调整网络建设、网络经营和网络应用中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而言，信息网络法很难直接归属某一个法律部门。一般认为，我 国目 前的法律体系由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法律部 门 构成。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关系的不断变化，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构成和法律 部门的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总是应当力求与同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 的各种社会关系相适应。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得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法律部门的划分也更加 困难 ，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重叠交错更加难以避免，还可能增加新的法律部门。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调整科学技术活动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急剧增加，一些专家 学者提出科技法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调 整信息活动中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大量增加，因此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信息法应作为一 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信息网络法律与科技法和信息法均有密切的关系。 在科技法体系中，信息技术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子部门。由于网络技术是信息技术的集 中体 现，信息高速公路是集信息技术之大成的科技成果，实际上信息网络法律规范将涵盖信息技 术法的大部分内容。信息法调整信息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利用等过程中的社会关系 ， 而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和利用也正是信息网络的基本功能。随着人们的信息活 动 越来越多地集中于网络，信息网络法律规范也将涵盖信息法的大量内容。由此看来，计算机 信息网络法大体上可以划归科技法或信息法的范畴。由于目前法学界对科技法和信息法能 否 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尚未达成共识，对科技法、信息法的调整范围也尚未明确界定，因此对 计算机信息网络法归属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讨。但无论是将信息网络法看作某一个法律部 门 下属的子部门，还是将其看作由若干法律部门中有关法律、法规和法律规范的集合构成的一 个法律法规群或称为一项法律制度，都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进行研 究。 近年来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计算机法的概念，它是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大、 中型 机多用户环境和计算机开始联网的背景提出的 。对于80年代以来广泛应用的微型计算机，如 果未联网，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则相当有限。计算机信息网络法不仅包括了以往计算机法的 主要内容，比如对知识产权和个人数据的保护、对计算机犯罪的惩治、对计算机病毒的控制 、对计算机证据的认定等，而且还要调整一些新的社会关系，比如大型网络的建设、经营管 理以及信息系统间电子数据交换中的社会关系等。实际上，计算机信息网络法的许多法律概 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也都是适用于未联网的计算机的。所以在当今“网络就是计算机” 的时代，对计算机法与计算机信息网络法的研究无须严格区分。 还应当指出，计算机信息网络法并非调整信息网络中所有的社会关系，它主要是调整与 网络 建设、网络经营、网络应用有关的独特的社会关系。因为这些社会关系是随着网络的出现 而 产生的，且原有法律没有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规定。在网络上也有许多的的信息活动是原有 法律已经规范的，就没有必要在信息网络中再做出新的规定。比如不久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的利用电子邮件侵犯他人姓名权的问题，在宪法、民法中早已有规定，该问题之所以难于解 决，主要是取证的问题。因此，从实体法角度而言，没有必要在侵犯姓名权方面再做出新的 规定，也不能把民法中关于姓名权的法律规范作为信息网络法的法律规范。当然，这里并不 排除其它法律部门的一些规定也可以作为信息网络法的法律规范，比如修改中的刑法关于计 算机犯罪的一些法律规范。总地来讲，计算机信息网络中的社会关系是由信息网络法和其他 若干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的。 尽管目前计算机信息网络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层次并不高，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 信息 网络立法的重要性。计算机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社会的神经系统。 用信息网络法和其它一些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网络上的社会关系，对于信息社会的正常运 转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环境法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一样，信息网络法是在为人们创 造现代信息社会良好的信息活动环境，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理应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 信息网络法从结构上主要可以分为五类法律规范。一是关于信息网络规划建设、经营 管 理以 及网络安全的法律规范，主要是行政立法；二是维护网络中的公民权利的法律规范，比如知 识产权和个人数据的保护；三是金融商贸领域中的法律规范，比如电子数据交换（EDI）、电 子资金划拨（EFT）的法律规范；四是惩治计算机犯罪的刑事法律规范；五是有关计算机诉讼 和计算机证据的程序法规范。实际上，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计算机信息网络法律规范极少， 有必要加快网络立法的步伐。 三、计算机信息网络法的主要内容 1.信息网络的规划与建设 计算机信息网络是信息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是规模宏大、极其复杂、耗资巨大的重大工程 项目。鉴于网络规划与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它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以及为了克服我 国在计算机信息网络规范与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用法制来规范网络的规划与建设是十分 必要的。在立法时，应就下列一些主要问题作出规定：建立统一的组织领导机构；统筹规划 ，处理如专用网与公共网之间的关系、全国各地区网络发展的协调等问题；克服重硬轻软倾 向，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开放政府信息资源；国家对网络软硬件设施和信息资 源建设给予财政支持；网络的标准化与开放性原则；网络建设与应用、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全 民性普及教育等，以保证我国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沿着合理、高效、健康的轨道迅速发展 . 2.信息网络的管理与经营 目前，计算机信息网络的管理与经营还很不成熟，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管理方式 非常松散，已经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充斥于网络中 的有害信息，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破坏文化 传统和伦理道德及有伤风化的信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因此，控制网络中的有 害信息，是网络管理与经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还需要引进竞争机制，提高信息网络 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为了尽量减少计算机信息网络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为广大用户提 供优良的服务，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网络管理与经营的法律机制。首先要明确网络的管理机构 和经营机构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我国最近颁布的有关计算机信 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暂行规定和管理方法，是加强信息网络管理的有益尝试。除此以外，还需 制定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以及其它有关法律规范。 3.信息网络的安全 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和流通着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是极其宝贵和重要的无形资 产，有些还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机密。网络的重要信息若被非法篡改或窃用，将对国家、 集体或个人造成严重损失。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运转越来越依赖计算机信息网络，经济 、金融、交通、军事等领域的网络一旦发生故障或遭受破坏，将会给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重 大损失。实际上，计算机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犯罪分子、恐怖集团甚至计算机战争的重要攻击 目标。因此，有必要通过行政立法强制性地贯彻实施网络安全技术与安全管理措施，强化信 息网络的安全。我国已颁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条例》，对各类计算机信息系统 （不包括未联网的微机）的安全保护工作做出明确规定，尚需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 . 4.信息网络的知识产权保护 计算机信息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组成计算机信息网络的硬件和软件的保护 ，二是对网络中享有知识产权的信息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对计算机信息网络的保护主要是从 对权利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以及对侵权行为制裁方面体现的。对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可以 由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保护。对于在网络中存储和传输的各 类 作品和信息，以及在网络中出版的作品，当然也应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尽管我国的著作 权法未提及数据库，但至少可以将其作为编辑作品或演绎作品来对待，能否将其作为原创作 品，则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在网络中很容易对各种作品和其它信息进行复制、篡改、演绎 或作其它利用，也很容易跨越国境传输，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和实施方面还面临着一 些新的问题。 5.个人数据保护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地提及隐私权，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隐私权给予保护，比如规定公 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可侵犯。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的个人数据被各类计算 机信息系统收集和存储，并可经由网络传输和调阅，对公民隐私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 许多国家陆续颁布了数据保护法，规定数据用户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明确数据来源和使用目 的，并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与正当使用；数据主体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不被侵犯，依法 享有知悉权、修改权以及因数据用户的数据不准确或不当使用给其造成损失时要求赔偿的 权 利 。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开始研究，做好立法 的准备工作。 6.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数据交换（EDI）的应用开创了“无纸贸易”的新时代，给国际贸易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它也使传统的适用于“纸本贸易”的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受到冲击。这些现行法律 规定 对EDI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法律障碍，比如以 EDI方式订立合同时涉及到要约的撤回、撤销 ，错误或欺诈所致损失的责任承担，承诺生效的时间、地点等法律问题，合同的书面形式问 题，EDI在证据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如计算机记录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原件的要求、 关于认证的规定等。对于应用EDI技术在国际贸易买卖合同领域引起的法律问题，许多国家 以及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已经采取或提出了一些法律对策，包括国内法、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 统一规则及国际公约。为进一步与国际贸易接轨，我国也亟需加强EDI的立法工作。 7.电子资金划拨 金融电子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我国也在实施金卡工程。而我国对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研究才 刚刚开始。研究该项法律问题，首先应当分析电子资金划拨各方的法律关系。国际上一般认 为，在电子资金划拨中，银行与客户、银行与银行、银行与电子清算所、银行与数据通信网 络以及客户之间都是合同关系。至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则有争议。在分析电子资金划拨 各方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还要探讨电子资金划拨完成以及电子资金划拨在证据法上面临的问 题。同时，由于为消费者服务的电子资金划拨有其独特之处，也要讨论适用于这种电子资金 划拨的标准合同以及为维护契约正义性而对标准合同的管理。我国的现行法律，如《票据法 》，无需实质性变动，但需要做适当的补充和修改。 8.计算机犯罪 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计算机犯罪将成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犯罪形式之一。计算机 犯罪的主要表现是侵犯计算机信息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包括硬件、软件以及网络中存储和传 输的数据，从而达到窃取钱财、信息、情报以及破坏或恶作剧的目的。计算机犯罪是一种高 技术犯罪，其特点是作案时间短，可以异地远距离作案，可能不留痕迹，隐蔽性强，危害性 大，有些犯罪行为按传统刑法难以定罪量刑。因此，许多国家已修改刑法或制定计算机犯罪 单行法规，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计算机犯罪。我国目前正在草拟的刑法修改方案中也已考虑增 加制裁计算机犯罪的法律规范。 9.计算机证据与诉讼 计算机信息网络法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电子文件的法律效力和证据能力。一些发 达 国家针对计算机证据的种类、分类、可采性和证据价值的规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 证据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明确定义了计算机证据的概念、范围和特征。计算机证据是在计 算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数据以及它们的各种表现形 式 ，考察计算机证据的证明规则，重点在于确保计算机数据相对于原始输入事实的准确程度。 计算机证据的搜查和扣押以及电子监测应严格依照诉讼的法定程序进行，法庭对计算机 证据 的判断应依诉讼的法定程序进行，并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目 前我国对计算机证据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必要加快研究和立法的步伐。 信息网络论文:信息网络技术在电子商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网络技术 电子支付 数据库 信息安全 论文摘要: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迅速,本文主要介绍了信息网络技术在电子商务中的作用及相关的一些主要技术, 包括Internet 技术、Web 浏览技术、数据库技术、电子支付技术、安全技术等。这些技术有的已经在实际中的到广泛的运用, 有些还在发展之中。随着各种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电子商务技术一定会越来越成熟。 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得电子商务以一种全新的商务方式展现在人们眼前。尽管网络泡沫使电子商务的发展遭受了巨大冲击, 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电子商务都在稳健地向前发展着。本文将介绍电子商务中涉及到的主要技术。 一、Internet 网络技术的运用 虽然Internet 技术不是电子商务的专门技术, 但开展电子商务要以Internet 网络平台为基础, 电子商务发展的好坏与Internet 网络技术有直接关系, 因而Internet网络技术是电子商务相关的关键技术之一。 二、Web 技术的运用 现在,Web 浏览技术已经广泛地运用于Internet,并被广大用户接受和使用。Web 服务器利用http 协议来传递html 文件,Web 浏览器使用http 检索html 文件。Web 浏览器从Web 服务器上获取信息, 然后以静态和交互方式呈现在用户眼前。电子商务仍然是一种商务模式, 在进行电子商务过程中, 需要在商家与客户以及其他相关角色之间交换各种信息,此时就要使用Web 浏览技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仅仅使用HTML 表示信息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为此, XML( 扩展的标记语言) 和CXML( Commerce XML) 相继开始发展起来。 三、数据库技术的运用 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 涉及到商家、商品、客户、物流配送等大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都需要储存在数据库中。当前数据库管理系统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能高效、高质、安全地管理数据。该技术包括数据模型、数据库系统、数据库系统建设和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和数据挖掘技术等。运用于电子商务中的数据库技术主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功能: ①数据的收集、存储和组织; ②决策支持;③Web 数据库。 四、电子支付技术的运用 电子支付是指在网上直接为所购商品付款。电子支付过程中安全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电子支付是否可以顺利进行。目前银行界普遍使用的有SSL/TLS 和SET 两种电子支付模式。从技术角度讲SSL/TLS 不是支付协议而是会话层安全协议,用SSL 协议进行电子支付是支付的双方利用SSL 协议建立一个安全会话通道, 在该安全通道中传送支付信息。当数据到达商家的Web 站点时, 所有信息被解密,是否将这些信息以安全格式存储由商家负责, 用户不负责信息安全。SET 是以信用卡支付为基础的网上电子支付协议。使用SET 协议进行电子支付可以确保接收信用卡的商家和信用卡的持有者都经过认证, 是可信赖的。SET 协议仅对一些敏感信息加密而对其他信息不加密。SET 协议中使用许多安全手段, 如数据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电子认证技术和电子信封技术等等。 五、信息安全技术的运用 由于现有计算机系统之间的网络通信大多采用TCP/IP 协议, 服务器也多为Unix 或Windows 操作系统, 又由于TCP/IP 和Unix 都是以开放性着称的, 易于互联和信息共享的设计思想贯穿于系统的方方面面,在访问控制、用户验证授权、实时和事后审计等安全方面考虑较少, 这就给网络使用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据统计, 来自计算机系统内部的安全威胁高达60%。开展电子商务离不开网络基础, 但直接在这样不安全的网络基础上开展电子商务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调查表明,很多商家不开展电子商务, 很多网民不在网上购物, 他们最大的担心是电子商务的安全性问题, 这里既包括商家与客户没有面对面的确认, 也包括对机密数据失窃的担忧。为此, 一方面需要有商务活动所涉及的各方均信任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商务活动各方的身份认证, 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数据在传输和储存等环节进行安全保护。目前普遍使用的身份认证方式是证书认证方式。具体操作过程是, 首先由第三方建立起由相关部门授权的认证体系, 负责对申请证书的网上用户发放有效的证书, 在网上的其他机构或个人需要对该用户进行身份确认时, 该用户出示其手中的证书给需要对其进行认证的一方认证, 认证方也可以到签发该证书的认证中心对该证书进行认证。每一个证书与一个密钥相对应。 目前最为流行的证书格式是由ITU- T 建议X.509版本3 中所规定的。其他标准化组织也采用X.509 作为公共密钥认证的基础。在世界范围内, 人们普遍使用ITU- T 建议X.509 中规定的证书格式作为标准的证书格式, 认证系统也可以使用SET 协议的相关规定。除了使用认证系统对参与电子商务的各方进行身份认证外, 还需要一些加密技术对参与方不希望被不相关的人知道的信息进行加密。 除了以上这些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的安全技术之外, 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安全问题。如网络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安全等各个层面上的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直接地关系到用户对电子商务的信心。 六、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一种综合了各个学科技术的信息处理方法, 具有多种功能,其主要功能如下。 ①分类:按照被分析对象的属性、特征, 建立不同的组类来描述事物。例如:将网上的每一篇文章按关键字分为不同的类别。 ②聚类:识别出被分析对象的内在规则, 按照这些规则把对象分成若干类。例如:对“ 顾客最喜欢什么样的促销方式”这样的问题, 按照顾客的购买习惯进行聚类, 将购物习惯相近的顾客分在一起, 不同的类别表明不同的购买习惯, 然后分别调查了解每一类顾客最喜欢的促销方式。 ③关联规则:关联是某种事物发生时其他事物会发生的一种联系。例如: 每天购买牛奶的人也有可能购买面包, 其中买牛奶的人有多少一定要买面包, 比重有多大, 这可以通过关联的支持度和可信度来描述。 与关联不同, 序列是一种纵向的联系。 ④预测:有效的预测需要建立预测模型。预测目的是把握分析对象发展的规律, 对未来的趋势做出预见。例如:对电子商务行业未来发展做的判断。 ⑤偏差的检测:对分析对象的少数的、极端的特例的描述, 揭示内在的原因。例如: 在银行的100 万笔交易中有500 例的欺诈行为, 银行为了稳健经营, 就要发现这500 例的内在因素, 减小以后经营的风险。 七、小结 电子商务使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 它需要很多先进技术来支撑。虽然有些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但仍然有许多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甚至还有许多新技术不断涌现出来。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需要到网络运营商和软件开发商等多方面的技术提供和实施, 而且需要在商务管理观念的彻底改变。 信息网络论文:通信工程公司的信息网络 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和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通信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通信行业竞争的激烈化,以及通信工作难度的加大,原有的通信行业内部管理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为此,建立相应的信息网络,是通信工程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下面将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1、通信工程公司建设信息网络的实际需要 1.1随着通信工程的快速发展,通信公司的营业额持续递增,通信公司的营业范围拓宽。也就是说通信生产量加大,通信营销业绩上升,在此基础上,原有的管理系统已经呈现了滞后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运作速度下降,公司的运作管理不及时,不全面。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信息网络系统,能够涵盖公司的生产、运行、营销、财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并进行集中化处理,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管理成本和资金。 1.2通信工程企业信息管理滞后于其他平行行业。信息行业是一项高端技术产业,其更新换代速度快,技术要求高。为了更好的适应信心时代的经济发展需求,各行业已经充分与信息网络接轨,建立起内部的系统网络。而对于通信工程,受到其自身的特点制约,与信息网络的接轨出现严重的滞后,并不能及时的更新换代。 2、建立信息网络的现实意义 2.1流程管理体系优化目标。1)建立和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模式;2)流程应能简捷、合理地概括公司经营活动;3)通过管理流程绩效来衡量公司、部门、人员绩效;4)梳理出适用于流程管理的组织架构。 2.2流程优化方法。1)简化和集成横向活动。删除不必要的活动,合并重复活动。2)压缩纵向组织,适当授权,将决策点置于工作进行之处,变职能管理为过程管理。3)消除流程瓶颈,尽量减少多余的环节。 2.3新流程设计。1)消除了所有网下操作,提高信息共享率,提高执行效率。2)采购由库房主管发起,优化操作步骤。3)审批结束后,领导将审批后的采购计划通过网络直接下达给采购主管。 3、系统设计 3.1系统功能结构。根据前期需求调研,从功能架构上看,系统由决策支持子系统、工程管理子系统、综合办公子系统、人力资源子系统、分公司扩展子系统构成。 3.2系统体系结构。在整个系统中,各个功能子系统内部的软件架构设计采用三层结构:UI层、逻辑层、数据层:(1)UI层。接入层是业务系统与外部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平台,由接入逻辑构成。接入逻辑分为接入界面和接口服务;(2)业务层。业务层处于接入层和共享数据层之间,通过数据层的数据操作对象访问业务数据,向接入层提供统一的业务逻辑过程实现业务逻辑;(3)数据层。数据层是系统的基础,数据层中的数据子层存放系统中用到的所有数据。数据层的数据操作组件向业务层提供统一、规范的数据操作对象,用于屏蔽业务数据的存储、组织和访问的细节,实现业务数据的充分共享。 3.3系统设计理念。(1)协同商务。从企业内部来看,构建核心企业的最佳业务流程,通过信息流,协同各生产经营单位和部门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高核心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2)集中管理。信息不对称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最大障碍之一。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各类不同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特色,但信息资源的集中管理是一切现代化管理模式得以顺利实现的基础。 3.4设计思想。通过对通信工程内部特点的具体分析,以及对不同公司的实际客户信息的评估,基本确定了如下的设计理念:(1)工程施工管理——构建企业经营管理的模拟平台;描绘企业的经营管理蓝图。(2)材料申请采购管理:以材料申请单为核心,材料物流流向为主线,配合合同管理、采购价格控制和协调管理提供支持;(3) 财务管理:配合公司所有工程施工动作,结合现金流量计划和各种费用情况,将工程施工中发生的货币资金的流入、流出与工程管理密切结合,实现资金流的高度信息化、自动化;(4) 项目管理和责任中心管理:支持某一项目的计划预算管理、项目的成本费用核算和控制等管理;支持利润中心、收入中心、成本中心和费用中心的计划预算管理;(5)管理决策统计分析:数据仓库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运用,为管理决策提供各类报表信息、各类指标查询及统计分析数据和随机的实时查询信息。 3.5子系统设计。(1)员工管理。员工管理是公司内部管理的关键部分,首先需要对员工的基本信息和详细履历等要素进行全面的信息录入,其次,还要包含增加员工、编辑员工、减少员工和员工岗位调整四个功能;(2)派遣工管理。公司员工中不仅包括合同工与计时工,同时还包括了一部分劳务派遣工,他们与其它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工作合同。由于各公司无法得到此类员工的详细资料,所以这部分员工的管理要单列出来;(3)培训管理。为了进一步强化信息网络的职能,全面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公司需要定期安排有关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并按照培训内容进行必要的成绩考核,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 (4)考勤管理与请假管理。新系统要求公司所有员工按要求自行申报考勤,各分公司每个月所得到的数据均来自员工每天申报的考勤。同时请假系统也将与考勤系统关联起来,请假期间的考勤将不允许申报。这样可以有效的解决原来存在的员工考勤不及时或不规范的现象;(5)权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中另外一个核心就是员工权限管理,信息网络系统将会把权限管理贯彻至所有方面,大点到某功能模块的可能性,小到一个流程的步骤的是否允许审批,完全依赖权限系统。 本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授权管理,它能够用于区别甲员工本人的操作。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企业内部的信息数据的分析和评估,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系统,并辅助以相应的管理流程,由专业的负责人员进行监督和管理,通信公司在该信息网络的支撑下,必将获得长远发展。 信息网络论文:信息网络中的地方文献 即将建成的信息高速公路将对传统形式的图书馆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图书馆长期引以为骄傲的藏书，也不再是独此一家的“专藏”，封闭就真正从根本上被冲破了。 （一） 让我们从图书馆的藏书入手，来看看信息革命前后，图书馆的变化历程。 一、从专藏走向共享 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无不以广泛收集具有专藏价值的文献为办馆宗旨，并以此来吸引研究者与读者，从而享有较高的声誉。人们（不论是图书学专家或普通读者）往往以藏书数量和文献价值作为评价图书馆地位的主要依据。近年来，虽又增加到馆读者量等指标，但仍未摆脱围绕藏书数量进行考察的模式，因为“到馆读者”的多少，一般是与能提供文献的多少成正比的。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建立，图书馆的封闭藏书终于有了交流的桥梁，文献资源共享真正成为了可能。一个馆的藏书就实际上成为所有馆的资源，加上协作编目的实现，书目信息从四面八方呈现在计算机网络上，任何图书馆的数据和信息都可以被相互拥有。此时，文献的收藏数量对于每个图书馆而言就显得不太重要了。文献因个别占有而“奇货可居”的现象也将随之失去价值。共享使图书馆的办馆方向转向全方位，深层次利用文献的内在价值——信息，并努力使之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 二、由独特趋于同一 在前信息时代，每个图书馆都是独特的“个体”，除了人数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不同外，还因为其内涵——藏书的成份差异较大，即是说每个馆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殊之处。信息网络的建立，使每个馆都能全面地呈现其独具特色的方面，同时，所有的网络成员都利用他馆所长补本馆所短，都能在贡献出自己独特价值的同时，利用别馆的特长为自己服务。整个网络就成为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市场，网络的每个单位从理论上讲都同时拥有了所有图书馆的藏书。图书馆在藏书意义上的差别就逐渐消失了。 三、由静止转向流动 传统意义的藏书其最大的特征是静止，不重视使用与流通，受到很大的局限。成百上千册同一种文献停滞在毫无联系的各图书馆中，它的外在形式不会跨越地域的限制发挥作用，文献的内在信息也因找不到使用场所而难加以开发。 网络的建立使文献利用者有了广泛的寻找空间，文献被找准的概率大大增加，文献的利用率增大，使文献能跨越地域的障碍，流动成为了文献的一种基本特征。 四、变单一载体为多种载体 单一的纸质载体将变成多种载体形式，这不仅丰富了文献的外在表现形式便于收集和利用，更重要的是对图书馆的文献信息管理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增强了管理的技术含量，促使图书馆走上了技术密集型的道路。 （二） 在信息网络中的图书馆，由于其藏书的共享性，使人容易产生一个错觉，由于每个图书馆的个性特征有了相对削弱的趋势，管理与使用文献的规范化，也使各图书馆成为信息网络的节点，似乎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不大了。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信息内容的广泛性与社会对信息需求的多样性之间总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信息网络，它必须使各节点不断提供新的信息，成为信息源，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需要，发挥网络的效益。 图书馆藏书中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时代图书馆能够不断独立输出的重要信息成果之一。 地方文献在公共图书馆藏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由它的地域性特征与数量的稀有决定的。 第一，价值的地域性。地方文献是多侧面反映一定区域范围内各方面内容的文献资料。由于地域的独特性，使反应其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文献在内容上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表现在：越是具有专业性的地方文献，越能够深入、准确地为普通的专业研究提供典型范例；越是记载内容详细的地方文献，越能够为广泛的规律性研究准备充分的、基础性的材料，从而也就越发珍贵。同时，由于地方文献的产生方式——主要靠当地人士编撰，就使地方文献有了一个最大的特色：详细、准确。若与地域的唯一性相结合，又决定了它有“独一无二”的权威性。 第二，搜集的特殊性。从地方文献的形式看，大多数文献都是非正式出版物（即使正式出版，数量也极少），通过一般的采购方式不可能有效的搜集，必须采用访购、捐赠、交换等独特的方式才有可能建立地方文献的藏书体系。并且，在搜集地方文献的过程中，还缺乏有力的社会保障，必须靠图书馆自己去建立符合本地特色的搜集渠道，通过宣传、说服工作，让有关社会机构了解图书馆搜藏地方文献的意义，才能冲破各种障碍入藏相关文献。 第三，使用的专指性。地方文献是了解地方历史与现状、社会与人文的基础文献，掌握它是进行各类区域性研究与决策的前提。它的地域性特征构成了使用的专指性，它内容的广泛性（政治、文化均要涉及）又形成了使用的多样性。这既使地方文献在使用时具有了极强的专业特征，又让各类研究者从中能探寻出许多具有独特价值的内涵，为他们研究或决策提供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 第四，管理的针对性。由于地方文献的上述特点，如果立足于充分使用目的，就必须对它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层次的开发，便于利用。地方文献对于一个区域性地域而言，它是一个关于该地区的文献集合体，隐含在其内部的信息既丰富又分散。并且，许多读者在使用地方文献的内容时，专指度一般都非常高，这就要求对地方文献的管理，必须以揭示文献的内在信息，充分展示文献的使用价值为目的，采用分析著录、主题标引、专题汇编并辅之以多种索引、目录等手段来最大限度地反映地方文献的隐含信息。 （三） 地方文献在信息网络中必须是以一种“数据库”的方式出现，这就给地方文献搜集与整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谓数据库，是指用一定的组织方式将若干有相互关系的数据存储在一起而形成的集合体，它必须高度共享，重复程度小，能满足多种使用要求，数据与使用数据的程序之间应相互认同基本规律。落实在地方文献上，就要求地方文献数据库在文字数据（或其它数据）的建立、增加、删除、检索上必须符合计算机网络的需求，并且充分考虑该数据库在使用上的普适性，尽量减少图书馆行业的色彩，让广大的不熟悉图书馆规律的网络用户也能方便地加以利用。 无疑，这就使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不仅如此，在迈向信息化的过程中，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将对图书馆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有利于提高效益 在信息网络之中的图书馆，既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又是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图书馆通过区域网络获取大量信息提供给各类读者，同时也把网络中缺乏但又十分需要的信息按一定标准制作成可以交换的产品。图书馆制作的这些信息产品，可以是文献信息、书目数据，也可以是经济信息、市场动态等等，只要是信息网络所需要的内容，图书馆都可以通过预定的程序加入。同样其它信息组织或企业也能够把从不同渠道得到的相似信息加入网络中去。 但是，图书馆所拥有的地方文献数据在社会信息网络中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一个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对于图书馆网络而言也是唯一的，正是这种“双重唯一”的价值，使地方文献数据在整个图书馆数据库中占有了重要地位。考虑到网络服务的有偿性，它也给图书馆带来了其它数据所没有的经济效益。 二、有利于提高在信息市场上的竞争力 随着信息网络的建立，信息传播机构也会大量增加，各类信息产品必然会充斥信息网络，从而形成一个潜力广阔的信息市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图书馆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产品——地方文献数据库满足社会的需要，就能在信息市场中站稳脚跟。地方文献作为图书馆独有的文献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它是各类数据库中唯一能完全由图书馆自己制作而成的，由于有目录编辑的基础，具有专业性强、学术水平高，且检索手段完善等特点，而这些正是其它信息机构所没有的。 三、能有效地提高图书馆的地位 在信息网络中，图书馆在建立书目数据库、乃至建立全文数据库方面都拥有不可替代的物质条件；在搜集、整序信息流方面，长久以来，也是其传统优势。社会分工的细密使行业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差异也越来越大，这就为图书馆提供了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即搜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源，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系统的材料。在这之中，系统地整理地方文献就成为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必备课题，并从中得到培养，从而成为网络人员中具有特殊能力的群体，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人员专业素质落后的状况，提高图书馆的地位。 如何面对日益逼近的信息化浪潮，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呢？ 首先，应立足进入信息网络的目的，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力度。地方文献是图书馆进入信息网络的利器，但现在的管理方式不但效率低而且无法与信息网络联结。必须立足未来，尽快研究出由手工整理向机编方式过渡的办法，集中人力、物力，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其次，大量积累数据。采用先分散后集中的方式，尝试性地建立起符合网络要求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并以此来培训人才，总结经验。 第三，尽快建立区域性的协作组织，指导、协调，共同开发各地的地方文献资源。 第四，采取多种形式，制作各种专题性的地方文献产品（如缩微、磁盘、光盘等），以丰富文献类型，既作为网络的基础产品，也能获得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经济法学论文:对经济法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革,经济法学如何发展,经济法理论研究如何深化,已成为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期发表的五位青年学者的笔谈分别就经济法理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诚望有更多学者加入对此类问题的讨论,以推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 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着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经济法学论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以管理模式改革为视角 摘 要：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当前的热点，但遗憾的是改革中经济法学缺席了。本文从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入手，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框架，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作出了经济法学视角的学术性和制度性回答。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管理模式，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目次 一、引论 （一） 改革的背景 （二） 改革的目标 （三） 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四） 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一） 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二） 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四 结语 一、引论 （一）改革的背景 自从1950年确定建立信用社以来，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当前，新的一轮信用社改革又开始了。本次改革是在两个交叉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之一便是农村资金的极度匮乏和资金的不断外流，缺血与失血并存。而作为农村主要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承担不了资金支农的使命，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外流管道。第二，金融问题。自从1998年商业银行撤出农村后，一方面作为正式金融的信用社的异化加剧，同时各种非正式金融在政府遏制下无序发展，整个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重新整合以消除风险、增加活力。信用社的改革必须联系这一背景。 （二）改革的目标 根据国发〔2003〕15号《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15号通知）的规定，改革的目标是“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三大目标能否在信用社这一框架内获得协调？目标与信用社本身的功能定位有没有内在的冲突？ （三）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15号通知及历次试点会议的内容，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产权模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选择股份制、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二是组织形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采用以县为单位的一级法人、乡镇信用社和县联社的二级法人还是银行形式。三是管理模式问题，这里的管理专指行政管理，15号通知将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因而专指省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四个问题中，前两者为微观领域的改革，后两者为宏观领域的改革。 （四）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同很多次的重大改革一样，法律及法学界再次缺席。表现在：第一，从学术上看，很难见到法学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对策性或学术性见解；第二，从制度上看，这样一种涉及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改革，却缺乏一部明确各方根本性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规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法学理论，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多层次利益主体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其范式、原则、宗旨及规制手段都有极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它的缺席，无疑是改革的不幸。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尝试以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当前的信用社改革给出一个经济法学角度的思考。本文选取“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这一视角入手，原因在于管理模式在政府主导型改制中的核心与枢纽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改革中，产权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管理模式的改革状况。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1、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利益冲突 第一，信用社比较明确的行业管理始于1979年，从那时起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与金融监管合一。第二，1996年进行的改革决定农信社和农业银行脱钩。业务管理和金融管理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1第三，2003年，15号通知决定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省级联社或者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区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地市不再设立联社或者其他形式额独立管理机构。” 在信用社的改革史上，管理模式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综合来看，在这一博弈中，涉及如下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用社（包括职员、社员）、信用社所在地的与之相关的利益相关人（比如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层次性的关系？信用社的控制权在各个利益主体间是如何分配的？它的变更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利益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性的把握这一系列问题。 2、经济法 的利益观及其运用 众所周知，法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法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那些急需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利益。”2利益衡量是每个部门法分析问题的起点。而经济法的三元利益调节模式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对现代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包容力。 从近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分化，表现在当代学术思想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三元模式、柯亭。 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模式等等作为对这一分化的概括。2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的分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之外发展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多层的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逐渐凸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变化也催生了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但是行政法、民法过多的向公共利益靠拢，只能导致这两种部门法本身的异化，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进行现代化，但却难以完成社会化。3完成这一使命的是经济法学理论。即在以二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公法私法之外发展出的三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经济法。4 相比其他的法律部门，这一体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现实，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时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到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其中也涉及三重利益，首先来分析第一类利益主体。15号通知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信用社的权力赋予省级政府，因而它们无疑是当前的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历史上看，在建社初期控制权曾短暂的掌握在社员手中，这是符合信用社制度的法律原理的。随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施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金融政策发生变化，采取了以财政代替金融的计划体系，加强了对金融组织的控制，5信用社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与此相伴，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事实上的国家银行基层机构。这种管理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两个背景。这一次中央政府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原因之一便是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扭转局面。只不过，中央政府宁愿把农信社的管理权交给省政府，也不肯还给所有者。6政府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是第二类利益主体，包括信用社的职员与社员。研究他们的利益变动，需要结合信用社的定位及控制权归属。自从行政机关掌握了控制权后，中国的信用社就有其名无其实，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的合作金融是一种没有所有者的合作制，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7在这种情形下，社员（分为三种，即个体社员、职工社员和团体社员）的收益主要是股金利息、利润分红和贷款优惠等等，基本上不享有基于投资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管理权。自然的，在改制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忽视了。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8 第三种利益主体，即是以需要货币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利益主体。改革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也被忽视了。从政策出台的程序上看，当前的方案是中央金融部门和省级政府的谈判中形成的，作为这一改革的利益相关人的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的维护。从控制权归属及其后果上来看，省级政一旦完成行政集权，其直接逻辑便是遏制这些利益主体由下而上的自主寻求发展资金的可能。各地的改制现实逐渐的证明着这一点。 从现实来看，这三类利益主体之间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失衡。最明显的一点是，改革中最应该得到维护的农村社会利益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样的改革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是违背法治原则的。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本次的管理模式改革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利益格局呢？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1，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经济法理论首先强调分析多元利益冲突，但这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以此为基础，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分析导致利益失衡的原因，构建合乎基本原则的利益协调与保护制度，最终使各类主体的行为与相关制度符合经济法的精神或者宗旨。 可见，基本原则处于一个枢纽的位置上，既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链条本身的枢纽，又是理论工具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枢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学界目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应该从“规则－原则－价值”的关系中把握，“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9经济法的价值或精神是在经济社会化的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10作为实现这一理念并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对于政府主体来说，是实现其干预行为的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适度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保证其获得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社会中间层团体来说，是保证其在自治与管制中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作用。 以此为标准衡量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改革，我们发现，作为政府实施的一种复合干预行为，11在很大程度上却背离了上述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 2、管理模式改革利益失衡成因的经济法分析 首先，这一改革模式违背了政府正当干预原则。就政府主体而言，通过行政权力取得信用社的控制权缺乏合法性基础。根据2003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省级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法律上看，省联社应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但是，具有更高位阶的国务院一纸15号通知却将这一省级联社定位成省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机构。 这明显的违背了法人制度的基本原理。从原理上看，基层信用社法人为解决各基层社之间资金清算、资金融通以及其他跨区合作问题，共同出资设立了联合社，并且共同拥有对联社的控制权；换言之联社是为各个基层社服务、受其支配的法人。这种自下而上控制、自上而下服务的体制符合信用社的运转规律。 但是，在我国的信用社中，一直以来由于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成为常态。而此次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的信用社管理中的不当行政干预现象，反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将控制权明确的集中到省级政府手中。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逻辑。省级行政权力与联社的结合，必将使联社发展成为披着企业外衣的准政府机构，成为又一个政企不分的怪胎。12在这种状况下，联社及基层社不可能 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作为所有人的社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必将流于形式，作为社员的股权性的投资必将异化成为债权性的存款。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的曲折经历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沉痛教训。 既没有资本出资关系、又没有专门法律授权，省级政府以“支农”的口号取得对信用社资产的控制权，是违背基本的法治理念的，由此而对信用社行使的政府干预行为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第二，管理模式改革也没有遵循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必然会使农村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控制了信用社，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考虑，必然会将财政支农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与对信用社的控制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信用社的未来既不是合作化，也不会是商业化，只能是一种行政化或者官商化。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当前的种种改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正规金融部门的再一次扩张。”13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的是，政府对非正式金融14的打击力度将会加大，农村金融的行政垄断性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背离，反垄断法出台的前夜，又一个行业性的行政垄断系统产生了。结果是各种金融自治与互助团体更加缺乏生存的空间，农村生产发展获得资金更加困难。可见，政府的不当干预，行政垄断的保护、市场竞争的压制、农村资金的恶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违背必然使改革的走向与目标南辕北辙。“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省联社体制的设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对象，农村信用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改制。惟一不确定的是，我们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14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通过经济法特有的利益分析框架，我们分析了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以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我们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紧接着，我们将根据经济法法律调整模式，就管理体制的应然状况给出一个制度性兼具学术性的回答。 （一）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政府在管理模式中的行为失范，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当。换言之，政府在信用社管理方面的行为只是系统性干预失范的一个子项目。因而有必要从农村金融体系的高度来分析，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农村的正式金融，从组织上看，包括有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等，从功能上讲，可以分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根据美国金融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C.Merton）和兹维·博迪（Zvi Bodie ）的观点，应该从功能视角出发来分析，而不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既定的前提下来讨论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优化，应该看到，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即随着时间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15这里笔者采纳功能性分类的观点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来考察农村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政府干预的正当性问题。 从农村现实来说，功能与组织是不对应的。首先是合作社，原本是一种合作性金融，但是现在它的身上几乎没有多少合作的因子，更多的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并且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其次，本应承担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农业发展银行，在1998年3月，随着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农发行自此专一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16实际上政策性功能严重萎缩，根本承担不了国家层面上支农的使命。 这种混乱的局面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各自金融功能的发挥，其次更重要的是必将导致政府对于各种不同功能的金融组织干预行为的基础不清晰。因为对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来说，一般是由政府全资创办、政府参股或提供国家保证等形式，以保证经营的政策性，有效的贯彻执行政府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出资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干预就有了合法性基础；对于商业性金融，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股份制，在《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保护下，政府都无权直接的干预（当然可以采用股权式的市场行为）；对于合作性金融，由于没有资本纽带，除非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是无权干预的。因而，面对不同的金融组织，政府的权限是不同的。如果不从法律上对一个金融组织的上述功能加以区分，基础法律关系的混沌必然会为政府机关的干预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事实也证明如此，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不都是打着“支农”的旗号吗？在这个问题上也显示出法学和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互补性，经济学家多是关注地方政府借支农为名将国家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进而引发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而从经济法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干预行为的违法与合法的三八线，分解其背后的各个法律关系，进而构建起经济功能与法律责任相一致的金融组织体系，从而严格的规制政府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行为限度。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前文已经详细的分析了省级联社行政化的危害，鉴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因而在运用政府权力矫正市场缺陷时不得不更加谨慎冷静。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再一次给我们以启示：经济法既重视国家因素与市场因素的综合，又肯定社会中间层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作用。17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团体，具有单纯的政府与市场所不具有的功能，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干预的抵御。换一个角度，可以将其视为政府权力的分权者或替代者。18这种经济法主体的发展壮大，在管制主体中增加了一个分权者，从而由下而上的提供了一种针对政府不当干预的制衡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信用社协会（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CUNA）是为信用社服务的联合社团，有地区分会、州协会（Credit Union Leagues）和全美信用社协会三个层次。协会与联社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联社主要为社员信用社提供资金融通、投资、资金清算、证券托管等经营性服务；协会代表会员信用社协调公共关系、进行职业教育、出版行业刊物、政策分析和研究和进行宣传采访等非经营性服务，19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抵御来自政府、银行界的压力。比如维护免税待遇。20目前我国对协会的设立管理的比较严格。原因比较复杂。但从经济法上多个利益主体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短视的。我们有必要确立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三）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信用社的改革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强制性变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政府应克制自己的权力扩张冲动，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谨记“农村金融的干预应该始终以完善和促进市场运行为根本目标，所有的干预都应该以最终减少政府干预、增加私营金融服务和竞争为最终目的”21.可是，政府在信用社改革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法治层面讲，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限制。法律，作为一种限权与控权的工具，在信用社的改造过程中缺失了。 与经济法律的缺位相伴的是经济政策的错位。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如国务院的各种通知）以灵活性见长，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相比法律，政策缺乏一种公共性，这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上可以体现出来；缺乏一种基础性，未能从法律层次上规定利益主体基本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边界；缺乏一种救济性，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无法宣示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获得司法力量支持的通道。政策主导下的改革，排除了市场权利主体的发言权，进 而堵塞了司法力量的进入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使改革演变成为了行政机关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内的各个部门等等）的利益交易。 反观世界各国的信用社制度，大都是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来完善信用社制度的。美国1916年通过了一个《联邦农业贷款法案》，联邦土地银行就是根据这一法案成立；1933年又通过了另一个《农业信贷法》，据此建立了另两个农村信用合作机构：生产信贷协会和合作社银行。日本农协是根据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22法律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俄农业改革的实例上，俄罗斯的农业改革由于在初期便确立起了一个基础的法律框架，因而有力的制约了行政权力的膨胀，没有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的形成、扩张和硬化提供土壤。因而有远比我们明朗顺畅的改革前景。 23由此可以说：改革必须法律先行，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必须由法律对各方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确立基本的规则及救济渠道。 四 结语 信用社改革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又是整个改革的一个枢纽。但当前的改革模式却隐含着许多重大缺憾。发现它并作出学术性的回答，是学界的使命。但遗憾的是，经济法学缺席了。对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损失。24不同的学术研究体系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功能、价值互补性。经济法对于实质正义、经济民主的追求、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及相关的分析框架，迥异于经济学，对于改革，二者缺一不可；而由经济法理念制度化形成的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改革成功的必备要素，而这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不具备的。 笔者相信，理论品性的不同使学科之间不可替代。面对复杂的改制，经济法学研究的缺乏必将影响改革的绩效甚至是方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因而，笔者着眼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提出了经济法视角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学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 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 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 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 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 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体系理论问题的探讨 1 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完善 1.1 经济法基础理论的问题 目前主流的经济法学理论是国家干预(调制、调节)说,在经济法理论和教材编写方面主要从“市场失灵”因此需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的经济学假设上,①这种理论往往忽视了市场主体经济自由权在经济法研究和教学中的应有价值,将整个经济法学简化为“国家干预法学”。②可是我国经济法产生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市场失灵”不同,我们的问题主要可能是“政府失灵”,原来是政府完全取消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发育不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政府介入市场太深。而公权力肆意侵犯私权利,是现实中国法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经济法单纯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和体系,就容易为那些在改革的过程中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国家干预”来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找借口,从而可能导致经济法理论和教学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宪政建设服务,同时也使经济法学理论有脱离自由的法律的倾向。 1.2 经济法基础理论应当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 增加经济自由权的相关内容 目前国内流行的法学专业经济法学教材,一般会讨论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但大都不讨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缺憾。经济法的一个方面常常表现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限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而干预经济,而宪法则是为了保护自由而限制法律的限制。③如何依法保护经济自由权,防止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滥用,实现对经济“适度”的干预,是一个经济宪法问题,它应当属于经济法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以宪政、法治为导向的转轨经济法理论,应当将经济自由权的保护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经济自由权主要包括:④第一、财产权。财产权是不让他人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以及使用、向他人出租或者出售该资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拥有一项资产并持有它(消极运用),将它用于交易或让他人暂时使用某些方面(积极运用)。⑤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受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⑥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第二、竞争自由权。即个体享有依法公平的争取市场交易机会的自由权;第三、职业自由权,即个体有依法选择职业和结束职业的自由权利;第四、营业自由权,即个体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从事合法的自由职业的自由,也有拒绝违背自己意愿设立并经营企业或者拒绝从事自己不愿意的个体职业的自由。第五、迁徙自由权,是指公民享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第六、(经济)结社自由权,即公民具有发起设立或者加入各种合法的经济性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也有拒绝加入自己不愿意加入的社团、行会、协会的自由。 我国《宪法》没有关于经济权利的直接规定,应当说我国《宪法》是承认和保护经济自由权的。首先,《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最低程度的经济自由权。《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其次,2004年修订的《宪法》在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对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再次,我国现行《宪法》一系列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都部分涉及了经济自由权。例如,《宪法》第42条关于劳动权的规定,其实也部分承认了经济自由权,因为劳动权属于职业自由权。最后,我国政府正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当然包括经济自由权。只不过在实际中,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下位阶的经济法律、法规、政策对公民经济自由权反倒做了许多限制,实际上部分剥夺了个体的经济自由权,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当强调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经济自由权,以划清其与经济行政权的法律界限。 2 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应当是经济法的核心 2.1 竞争法在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比较权威的经济法教材和论着一般有如下特点:第一、内容庞杂、所论范围广泛,体现了我国政府现阶段对经济介入范围较广、较深的现状。第二、大多没有突出竞争法的核心地位。即使一些教材设专编对竞争法进行了论述,也仅仅把它与宏观调控法、市场监管法等法律制度并列,而没有突出其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现行的经济法学体系理论和教材缺乏体系的核心统帅,体系内部各部分关系不清,不能为进一步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没有充分反映经济法治和宪政的精神。 2.2 应当确立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 2.2.1 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经济法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 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它是市场中买方和卖方间相互交 往的演化性过程。购买者们竞相获取涉及购买的知识,供给者们则努力发现、获取产品制造或销售的相关知识,促使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竞争的全过程会对寻找和试验新知识的行为造成很强的激励。因为竞争者们冒险投入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并要对他们的行动和错误负责。⑦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角度看,竞争性运用的产权有很多益处:第一,竞争推动人们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推动经济增长。第二,竞争能够抑制经济权势。竞争一次又一次地向财产所有者发起挑战,在竞争过程中没有一种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可挑战的。第三,充分的竞争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配的公平,第四,充分的竞争其实是买方、卖方争取交易机会的自由,从而总体上促进了自由。第五,竞争有益于经济安全。竞争经济能够更好地吸收外部冲击,靠自发灵活的价格和数量反映使商业周期变得平稳。因此竞争应当得到经济法的促进和保护。经济法本质上 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在市场中,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的,而市场价格又是在竞争和企业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追求,从而也使得竞争法无可争辩地成为经济法的核心。⑧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德国着名经济法专家沃尔冈·费肯杰着的《经济法》(第二卷)中,⑨除了总论部分对基本概念和经济宪法问题进行论述外,他把经济法分为:(1)一般经济法,包括:经济人法(即经济法的主体);德国竞争秩序(是核心重点内容);德国经济财产法。(2)特别经济法,包括:在德国经济法中的总体调整;在德国经济法中的个体调整。一般经济法主要是有关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财产所有之类的法律。特殊经济法与市场干预有关,涉及到超越了市场自我调控的经济调控,一些人称之为计划或指导。显然在该着作里竞争法是作为经济法学的核心的。由日本着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尹从宽所着的《经济法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它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即国家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市场支配)和阻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⑩韩国的权五乘教授所着的《韩国经济法》,强调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 2.2.2 我国应当以竞争法为核心构建经济法体系 我国经济法理论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现行经济体制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政治改革又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权力仍然过多地留在经济领域,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仍然过多,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垄断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但这些特殊国情丝毫不能影响竞争法的核心地位,相反恰恰说明竞争法在我国应当成为经济法的核心。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律规则,该法不仅规范经济垄断行为,而且规范行政垄断行为,对深化竞争性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应当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但该法目前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法龙头作用,经济法学界应当把竞争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来重构经济法理论体系,我国将来的经济法学体系,应当设一编竞争法,放在基础理论之后,使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竞争法处于一般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于不能完全适用竞争法而又与竞争法有一定联系的经济规制和监管法,也可以单独设专编,使其处于从属的特别经济法的地位。 3 宏观调控法的地位 3.1 宏观调控的含义 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利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经济总体的调控。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通过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现有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实现经济平稳持续的增长,这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财政政策手段采取的具体形式有: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例如,公共工程),或者增加转移支付(例如,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或失业补贴),或者减税。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政策等)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这一学派的政策要点是,“百姓不买政府买,消费不买投资买”。我国经济实际中存在借宏观调控调控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3.2 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作出“完善宏观调控”的明文规定后,宏观调控成为了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宏观调控法的称谓是我国的特产,我国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主要是指金融法(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法)、财政预算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与竞争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主要理由为:第一,我国实际生活中宏观调控手段作用较多,影响较大。第二,现代经济中金融、财政税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宏观调控法自然处于经济法学的核心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法学中宏观调控法是和竞争法处于平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笔者认为,与竞争法相比宏观调控法应当处于辅助的地位。这是因为: (1)竞争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在制度和秩序的构成和演变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德国的市场秩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秩序政策,其理论基础是自由秩序主义理论。该理论对公共政策的基本建议是要分清两种做法:①使保护性职能成为政府的重点,尤其是培养和建立各种有益于竞争性系统的制度已达到保护目的;②干预具体的经济性、社会性过程和后果。该理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政府应当专注于用其强制权力促进和保护作为共享品的竞争。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用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消总需求摆动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们担心,刺激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和对总需求的操纵会逐步地腐蚀市场信号机制,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 (2)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手段,解决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而不重点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它应当是为市场竞争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服务,而不应当干扰市场竞争。 (3)宏观调控法主要应当是为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我国现实中竞争法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而所谓宏观调控手段用得较多(其实许多是较少法律约束的行政手段),这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政府权力过多留在市场领域有关。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先有竞争法不同,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政府控制经济的惯性,即所谓“路径依赖”, 因此我国经济法是先有宏观调控法。实际中宏观调控的概念往往被滥用,许多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甚至操纵经济的方法都称为宏观调控,存在不受控制的调控权侵犯经济自由权的现象。随着市场化、法治化制度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法将主要是与竞争法相配合,为维护竞争秩序服务的控权法、程序法。 经济法学论文: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吸取经济法学研究的教训 「内容提要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交叉性和相通性。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实践表明，研究范围的选择，调整对象研究的思路，以及对总论与分论、本学科与他学科、求同与求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的处理，都存在深刻的教训。在社会法学研究中吸取这些教训，对社会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社会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教训 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都是研究第三法域中的法律现象，介于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的学科。在我国法学界，虽然作为社会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法学的研究先于经济法学，但作为社会法学整体的研究却晚于经济法学，尤其是鲜见社会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既有可贵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吸取其教训，对于社会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存在窄、宽两种范围和是否承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两种选择。窄者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法部门内的法律问题，而对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大多在部门法总论层次给予研究。这虽然有助于集中资源探索经济法的原理和构建经济法的制度，但不利于将经济法放在法律体系中展开研究。宽者以关于经济的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学就是研究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涉及经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跨越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主张把散见于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经济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在承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唯恐经济法失去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故对研究范围多作窄的选择，忽视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未能把以经济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仅经济法学与相关部门法学如何沟通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而且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未能得到论证。 社会法学以社会法为研究对象，然而社会法的外延可作多种理解：（1）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或社会保障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即包括第三法域中除经济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注：我国官方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描述为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七大法律部门，其中，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教育法、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若干法律部门。（3）作为法域的社会法，即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4）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的研究范围宜宽不宜窄，至少应当以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为研究对象，还有必要扩及第三法域，甚至可以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纳入其中。社会法基础理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二是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由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由经济法学界作出较多的专门和系统研究，现阶段应当着力研究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而不宜仅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甚至只依据劳动法来抽象出社会法基础理论。待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比较成熟后，再试图构建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无论构建哪种模式的社会法基础理论，在研究中都不应当忽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因为没有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第三法域及其各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与公法、私法衔接和相容。 二、调整对象研究的陷阱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中耗费学术资源最多的问题，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理论陷阱”。之所以会掉入这个“理论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训： 1、过分看重调整对象的地位。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调整对象问题锲而不舍。无可否认，研究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调整对象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客体，对被规范的客体进行研究，肯定有利于法律自身的设计。并且，明确某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也有助于相对界定相应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范围。但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并未达到成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生命线”的程度。经济法作为现代才出现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对它展开研究，首先应当研究的是它何以为“新”的特征，它与传统法律现象的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法律调整对象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2、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以“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为既定前提。例如，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就不能由民商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界限，至今未能分清。其实，在法律实践中，一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只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这是因为处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多方面的属性，而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法律需求往往需要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满足。于是，需要不同法律部门分别基于不同的目的、按照不同的原则、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整。因此，把调整对象作为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分清不同法律部门的界限。 3、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作定性归纳而不作实证描述。其实，研究法律调整对象是为了解决法律对调整对象应当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律应当如何调整，首先取决于调整对象本身的运行规律及其法律需求。因而，法律调整对象研究，就是要对作为或预设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从中探索其运行规律和法律需求。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现象，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应当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构成、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关系和行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为其提供什么条件，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和行政法）可满足此需求的程度和局限，需要经济法在哪些方面弥补和如何弥补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鉴于上述教训，在研究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时，应当摆正社会法调整对象的地位，选准研究社会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尽可能避免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在社会法学领域重演。为此，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当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其中，还要特别重视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问题，描述现阶段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探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体制原因、政策法律原因和其他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研究其对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各个法律部门的特殊需求，从而为社会法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三、总论与分论的关系 各个部门法学都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对总论与分论关系的处理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1、颠倒了总论与分论的研究顺序。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都是先有分论后有总论，对于经济法学这样的新学科而言，应当遵循先研究分论后研究总论的顺序，先就个别的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新法律现象逐个展开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从若干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原理和规则，研究总论的问题。抽象地研究诸如“经济法调整对象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宜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却正是从抽象地研究这类问题开始的。因而，总论的构建特别艰难，虽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观念、本位、原则等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争议不休、玄而又玄的研究成果，但对主体、行为、责任等制度层次的基本范畴却缺少研究。 2、总论与分论脱节。研究部门法总论的问题，应当与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总论中的各种原理都有相应的具体立法、案例和分论原理作支撑。然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呈现出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在这样的研究中，总论研究难免空洞。可能出于对这种空洞现象的厌烦，有学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法总论在当前仍是薄弱环节，而经济法分论中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多一些“问题”与“主义”结合的研究，少一些“问题”与“主义”脱节的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社会法学研究，切忌把总论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更切忌仅依据某个社会法部门（如劳动法）的素材和研究成果抽象出社会法总论，而应当先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具体制度、案例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总论；然后，再在各社会法部门总论和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法群体和社会法域的总论。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法总论问题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法律对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社会法的公平价值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公平价值的内涵、要求和依据，以及公平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而且还应当研究实现公平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现行立法、执法中存在公平价值实现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为充分实现公平价值在体制改革、立法和执法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四、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利用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法学的必然选择。但利用不等于照搬，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利用。正确的作法，应当是选择他学科中适合于经济法学研究需要的原理和方法，并将所选择的原理和方法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运用他学科成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经济法学中已经出现而在他学科中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从而得出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形成有经济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在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借鉴上，经济法学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1、对于公法学和私法学的已有成果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利用和照搬的现象。例如，由法律关系要素和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是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单一性相适应的，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这种分析框架不宜为经济法学所简单套用。因为，经济法的内容有别于民法，其调整对象远比民法调整对象复杂、丰富，并且经济法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既涉及微观经济又涉及宏观经济还涉及中观经济，法律关系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入的分析。然而，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一般理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显得机械和表面化。又如，民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相对比较单一，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都有一套涵盖各种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一般法律行为理论。但是，经济法中的行为则具有多样性，既有宏观行为，也有微观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还有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既有交易行为，也有竞争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既有市场规制行为，也有宏观调控行为；既有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的行为，也有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行为。各种行为之间个性多于共性，尽管在本质上有共性，但在制度要素上的共性甚为单薄。因而，在经济法学中极难形成甚至无多大必要形成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然而，在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有的学者仿效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试图研究相当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或政府经济行为理论，以此来涵盖经济法中的各种行为。实践表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应有效果，其理论成果在经济法分论中的普适性甚微。因而，在经济法学中，与其着力研究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不如对各种行为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形成类型化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这对形成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设计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会有更大贡献。 2、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经济法学需要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利用并不能取代法学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说明制度设计的理由，而不能取代制度设计本身，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法学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许多经济法学成果在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甚至反客为主。研究具体问题时，在照搬经济学理论之后，显示不出法学成果的品格和特色。 3、法经济学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泛用。对各种法律现象都运用成本与 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其效率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然有助于按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来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扭转以往只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1）过分提高效率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率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率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2）过分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效率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率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率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率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3）忽视运用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加以分析，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收益。在有的法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注：如，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社会法学同经济法学一样也应当利用公法学、私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基于社会法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社会法部门、社会法群体、社会法法域、社会法理念）和社会法中主体、行为、关系的多样性，社会法学研究在利用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对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应当有所选择，即只宜选择适合于研究社会法现象的成果和方法。（2）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只宜用来弥补法学成果和方法的不足，而不能取代法学成果和方法本身。（3）他学科的成果只宜作为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理由，而不能替代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4）法经济学的运用应当在社会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效率目标放在次于公平目标的地位，适当限制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且坚持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 五、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研究问题的两种路径，各有其学术价值。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同中求异更便于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而对于新学科而言，异中求同更便于统一认识和学科完善。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始于理论纷争，几乎各个问题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共识远远少于分歧；在论战中，批判多而建构少，对异己观点着重批驳、否定、排斥而忽视尊重、肯定和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法学走向成熟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缺乏学术积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制度设计，都需要通过争论才可形成共识；二是经济法学由于研究起点低，理论空白点多，创新难度相对小于传统学科，易于激发学者的创新积极性，更易于刺激学者标新立异、建言立说、自成体系的欲望；三是学者中自以为真理的心态甚浓，而宽容异己观点的心态甚淡。于是，许多问题本来可能或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却有意自以为是、拒同存异。 在我国社会法学领域，劳动法学虽然是一门老学科，但就计划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而言，面临着内容更新和体系重构的任务，仍然相当于一门新学科；至于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学科，则刚刚兴起或起步时间不长。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中，虽然要重视求异，但更要重视求同；虽然要重视批判，但更要重视建构；虽然要重视争鸣，但更要重视宽容。在论战中，尤其应当善待反方观点。因为在反方观点中往往不乏科学性、合理性或与正方观点有共识之处，反方观点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正方观点的缺陷所在，反方观点的理由也往往可成为完善正方观点的启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说，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很难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因而，应当重视从反方观点中吸取完善正方观点所需要的理论营养。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法学在论战中不断走向成熟。 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部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可能与其完全对应。因而，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可以给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新的依据，而且还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可诉性问题。然而，在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一直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其特殊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条件，实体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就会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别是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与程序法的联系甚为紧密。正由于经济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适当地位，在近年来司法界发生了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数字化排序的民事审判庭的“改革”（注：在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我国，对“改革”的涵义还值得探讨。如果没有发生体制、机制上的变动，仅是将机构更名，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后，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一阵恐慌，出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论证与情感上的担忧和不满不相称的现象。于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才引起经济法学界的特别重视，因而，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被作为当前经济法学界的两大热点问题。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则显得不够，在现有的经济公益诉讼研究成果中，实体法基础仍显得单薄。 鉴于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应当把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结合起来，依据实体法的公私法融合的特点研究其对程序法的特殊需求。在劳动法的既有立法例和理论著述中，其特殊的程序法需求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许多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劳动诉讼制度和劳动法庭或劳动 法院，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也显示出了不同于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特色，并且还出现了关于劳动诉讼的专项司法解释。但是，我国现有的与劳动法对应的仲裁和诉讼制度，在立法上还不完善，在理论上还很欠缺；而与社会保障法等其他社会法部门对应的程序法制度，无论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都处于空白状态。因而，社会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研究与程序法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其相辅相成地同步发展。无论何种实体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其程序法支撑的可行性；无论何种程序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如何满足相应实体法制度的实施需求。 王全兴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 「摘要法学研究之深入，端赖于范式转换，经济法学研究更是如此。以往之法学研究，较为偏重权利-义务结构分析，这固然重要，但已显不足。本文基于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多维审视的需要，运用法与经济学的理论对经济法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假设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 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 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乳交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 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 ，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 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的研究形式 一、经济法中问题与主义的相关争议 在中国,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肇端尚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法学界大体倾向于以1978年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并在每个十年前后,推出一些回顾性、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法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学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即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分析。 一些学者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比做“鸡肋”,认为其食之无味。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法学”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冲击,树立经济法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增强其自足性和开放性,成为经济法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指出其无意否定那些研究主义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价值,只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偏离了法学本来的研究目的。法律就其作用而言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为了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法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以及创新更好的游戏和裁判规则,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法学研究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进行的经济法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经济改革与立法司法实践不联系,只是热衷于构建抽象的理论框架,将经济法理论变成了高深莫侧的玄学,其研究结果是不仅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且会偏离法学研究的初衷和实质。 但对于那些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人来说,“鸡肋”同样可以咀嚼、消化和吸收,同样可以“食之有味”。他们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从而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具备丰厚的理论基础,才能进行有关制度建设的研究。严重冷落法解释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研究法学特质的减损,而未来经济法研究方法必定是多元的,研究手段必然是综合的,研究体系也一定是动态的、开放的,但其核心却应该是恒定的,即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被动摇、更不应该被抛弃。 二、关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 从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达成了关于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这也验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话。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既要研究“问题”,也要研究“主义”,同时更要注重两者的并重研究。张守文教授用“顶天立地”四个字,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顶天”指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强调研究必须能够真正的拔高,要真正体现出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和萃取。因为理论的高度不够,就很难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就极易被等同于一般。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研究并非只是“形而上”,只是“空对空”或者“空中接力”,而恰恰要强调一定要“立地”即要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而不能使其成为海市蜃楼。“立地”强调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要同经济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制度,以回应和解决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因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经济法理论研究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法研究能否纵深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处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前科学阶段”,突出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概念体系,缺乏共同的理论假设与方法论原则,理论尚未成熟,只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经济法学才能进入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所以,目前经济法学界所追求的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并重研究,是经济法发展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相对比较注重有关“问题”的研究,即关于经济法制度建设的研究。因为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态势来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还是比较倾向经济法理论的研究,需要适度的制度建设来“中和”这种非正常的现象。而在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由科斯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运用企业组织理论、产权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处,结合经济法本身的实际,来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达到创新的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注重问题的相关研究,要做到经济法所追求的“适度”。我们可以在着重研究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所构建的制度、规则和经济执法的过程中,从中抽象出经济法的范畴原理、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进而达到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互动研究。 试析经济法对利益冲突法学的论文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 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研究成果论述 经济法学自诞生之日起,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尤其在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方面,争论很激烈,但已经形成了一些能支撑经济法学理论大厦的基本共识。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方面,也有过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完善。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也正经历着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多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共同推动着经济法学理论不断深化。概而言之,经济法学经历的正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1.调整对象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学界形成了许多观点。按照前述发展历程的划分,各种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前诸论”和“新诸论”。“前诸论”主要有“纵横统一论”“、纵向论”“、企业法中心论”、“综合法论”、“经济行政法论”、“学科经济法论”等。“新诸论”主要有“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说”“、国家调节说”、“增量利益关系说”等。总体来看,“前诸论”中有对经济法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而“新诸论”对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已成共识。尽管曾有学者对经济法抱有怀疑或者否定的态度,但学者们的探索、交流与交锋推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各说虽然分析的角度与表述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都反映了国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并统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这条主线。 2.经济法的地位关于经济法是否独立的法律部门,学者们曾有过很多激烈的争论,其中尤以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为争论的焦点。80年代初期,大经济法主义和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此外,还有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而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对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在法学界基本成为共识,并已为国家立法机关采纳,在官方文件中多有体现。 3.经济法的体系80年代初,不少学者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经济合同法》颁布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目前,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应该包括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与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基本没有异议,而对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是否属于经济法范围则尚有争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这两大板块已不足够,有学者提出应当加上“企业发展法”这一板块,以更好体现与维护企业的主体地位,促进企业发展。 二、经济法的基本制度 1.主体制度经济法主体的确定与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密切相关。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法主体理论从单纯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为分析框架。例如早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后来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包括“经济管理主体、社会中间主体和市场主体”。在视野方面,形成了两种界定经济法主体的方法,一是“行为界定法”,即根据主体的不同行为列举主体类型,如“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另一种是“身份界定法”,即根据主体不同的经济、政治或社会身份来列举主体类型,如“管理者、经营者和消费者”。 2.行为制度 (1)宏观调控制度学界普遍认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过去学者们比较强调经济计划的宏观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从过去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调节方式转化为以计划、预算、价格、税收、利率等多种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法学界对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见解和建议。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宏观调控基本理论和宏观调控立法两大部分,至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体系。在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方面,对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目标、采取的手段,宏观调控法调整的对象、原则、地位、体系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观点。在宏观调控立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的研究。2001年3月召开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调控法》的议案”的小型研讨会,论证了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关于《宏观调控法》框架的设计。其后,有学者提出了宏观调控基本法的专家建议稿。在宏观调控部门法方面,经济法学界的研究,填补了法学领域的空白,促进了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创制和完善。 (2)市场规制制度学界对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市场监管的对象、监管的原则,市场监管法的性质、地位、体系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基本认同市场监管法是经济法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以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典型。竞争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经济 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即开始引介国外的立法与学说,开展对竞争法的研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方面,学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要性、目标、原则、立法宗旨、定义、调整范围、执法机构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后,学界开始关注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对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比较研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健全和完善提出建议。在反垄断法方面,反垄断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确立,基本覆盖反垄断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度,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协议、企业合并、行政垄断等。关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反垄断法1994年就被列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直到2007年8月才终于通过。十四年的立法历程,出现过很多的争论和反复。比如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反垄断法是否规定行政垄断的内容、采用何种规制模式、如何设置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等等,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终学界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在1993年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前,学者们主要致力于论证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制定全国统一性立法的必要性,提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我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王海打假、医疗纠纷等许多新问题。现阶段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消费者的概念、医疗纠纷的适用问题、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问题、新型消费方式的法律规制等等,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产品质量法方面,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概念、缺陷界定、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诉讼时效、抗辩事由、涉外产品责任、法律责任、监督管理等方面,近年来,产品责任的新发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3)对外开放制度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制建设几乎与外贸事业发展同步,在对外贸易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保持了极大的关注,对对外贸易经营者主体资格的取得、货物进出口配额管理与许可证管理、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立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外资法的研究也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发展紧密结合,学界在外资的待遇、利用外资的形式、加入WTO对外资法的冲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制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特点:结合复关和入世谈判,加强了对中国涉外经济法与WTO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这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制度的变革,为中国加入WTO在对外开放制度领域扫除了理论障碍 3.责任制度学界对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表述、定义、是否具有独立性、承担形式、构成要件、司法救济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要完善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使经济法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第三,经济法责任具有公益性和形式上的复合性的特点,既包括传统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有一些新的责任形式。 三、经济法的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界越来越关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基本的共识是: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经济到法,又从法到经济。出发点是现实经济问题,中间经过法律博弈、法律协调,最后落脚点还是回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来。结合就法论法与法外论法的研究范式,在研究中除运用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以外,还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学的论文、着作里,已经出现了多种方法的运用,如,陈乃新教授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论证只有经济法调整的是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采用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又如,史际春的《经济法总论》一书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并注重从社会实践中提取论据,以社会实践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采用了社会实证的分析方法。 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取得的成绩斐然。经济法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济法学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提炼共识,反思过往研究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创新,正如程信和教授所说的,“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教学质量的讨论 一、教学质量与施教质量 教学质量的内容首先是“教”的质量,其次是“学”的质量。在“教”“学”质量的关系中,“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是关键,因为它决定着“学”的质量;“学”的质量是我们施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师高弟子强”,这就是它们间的逻辑关系。教学质量问题一直是教学的核心问题,教育战线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讨论中,存在下列误区:其一是以为只要改善了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就可以提高了,其实不尽然,因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教学环境、教学主体、教学环节等,而教学方法只是教学主体因素中的部分内容。其二是把教学方法等同于“教”方法,在教学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学”的方法的讨论,使其讨论“文不对题”,当然,教师在讨论教学方法时,基于“以身作则”的缘故,主要应讨论“教”的方法。其三是把教师的施教过程简单地概括为施教方法,尤其是仅仅局限于课堂的施教方法,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得当、有效的施教方法有赖于充分的施教准备,施教准备还与施教指导思想有关;课堂教学仅仅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无需更多说明。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的主体主要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因此,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比对教学方法的探讨来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之一是教学方法体现于对教学的组织过程之中;之二是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更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责任;之三是从讨论的视域来看,更加关注教师施教的全过程,而不仅局限于教学方法,同时,将学生的学习方法排除在了本命题之外,这有利于集中讨论教师如何施教的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特点 认清经济法学的基本特点,是确立怎样施教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特点“经济法”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开设“经济法概论”,在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学”,研究生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所开设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它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法学课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它既包括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理论的继承、运用,也包括对它们的理论的扬弃和发展;从经济法学的历史来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法学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等课程而言,还很“年轻”,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尚无一致的认识。经济法学的种种基本特性,给如何实施经济法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经济法学的教学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特点。 2.课程关联特点经济法学的前置课程通常包括法理学、宪法学等,后续课程一般包括税法、国际经济法、市场竞争法等,此外经济法学还与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证据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相关联。由于经济法学与上述课程的关联关系,所以在经济法学的施教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施教内容的衔接关系,既不能彼此间缺乏照应,又不能出现课程间内容的重复。这就要求教师应当熟悉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了解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师间应当相互沟通和协调,使相关内容———尤其是基础知识等重要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而仅限于衔接而已。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材,还是任课教师,对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处理得很合理。 3.经济法现象特点经济法是立足于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借助于各种有效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综合调整之法。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目的在于实现宏观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所以,经济法具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在经济法律规范中,经济体制、经济技术规范可以直接构成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经济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或专业性;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使经济法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府主导性特点;国家调整经济关系时可借助的法律方法包括各种层级的法律、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规定丰富多彩的法律后果,这就是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国家为追求宏观的、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在尊重和保护个体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对国民 经济运行关系进行综合的调整,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教材特点由经济法学的边缘性、年轻性和关联性所决定,迄今尚无比较成熟的《经济法学》教材,《经济法学》教材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总论体系不完整:一般的《经济法学》教材,总论部分仅涉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有的教材甚至没有论及经济法基本原则。第二,学界“画地为牢”的门户观念束缚了《经济法学》的教材建设:“经济法”界的专家们在编写《经济法学》教材时常常囿于“学界”的“先占”界限,认为经济法中的某些基本法律和基本范畴,历史上就已“划归”其他法律、法学部门,故《经济法学》不再讨论,于是使“经济法”在法学界就成了“拾遗补缺”之法,从而没有从“经济法”本身的内涵及其外延加以系统论及,这也是总论体系不完整的深层次原因。第三,总论与分论不对应,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总论未论及的一般理论,而分论却有重要篇幅,如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等;二是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分论的内容大体趋同。第四,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实质区分较少,甚至有的“观点”“流派”主要表现为文字上的“游戏”,以至于难于自圆其说。第五,分论任意膨胀,分论任意膨胀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现象没有“经济基本法”典,主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的学科理论不成熟。 三、教师施教环节的组织教师施教环节基本可以分为备课、课堂教学、学生实践认识、课程考核四个阶段。 (一)备课备课是施教的前提。备课之前首先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开始备课。所以,备课过程中须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教师的备课准备教师在备课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备课”的质量,进而直接影响教和学的质量。备课准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应当熟悉培养方案。熟悉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握培养学生的社会定位,了解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联性,进而为进行教师间的沟通和协调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基本的施教内容,以免课程间内容的脱节或不必要的重复,以免施教内容太深、太浅、太宽、太窄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既定培养目标的实现。 (2)应当选用优质教材,“教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仅指发给学生而教师又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着作,在此可以称之为师生“共用教材”或者“基本教材”;广义上的教材,则应当是除狭义教材以外的其他参考资料,如教师备课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等,学生学习参考的着作、论文、案例、教师编发的参考资料等。经济法的基本教材版本较多,有的是法律知识读本,有的是非法学专业用的教材,有的是研究生用的教材,有的是对前沿问题进行探讨的专着;有的比较陈旧,有的则较新;有的是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所编,有的则不然。在选用基本教材时,一般来讲,宜选用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最新编写的经济法教材。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也要遵循新颖、适当、针对性原则。所谓新颖,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能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所谓适当,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适合本专业培养目标,难易适度;所谓针对性,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与共用教材的内容———尤其是任课教师的讲稿的各个“章、节、点”内容密切对应,不要偏离施教任务。 (3)应熟练地把握基本教材内容。一般来讲,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普适性、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体系。熟练把握基本教材内容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教师在备课时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间的关联性作合理的取舍,进而形成具有本学校本专业特色的课程知识体系;有利于对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进行改造,这主要是因为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再到教学使用,总有一定的“时差”,而经济法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经济法律、法规又在不断地立、改、废,使经济法教材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所以在备课时必须作到“与时俱进”;同时,基本教材的内容也是我们选用、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依据,既然基本教材是代表本学界最新成果和反映学术动态的着作,是师生共用的教材,选用与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基本教材的内容,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学生的视野,所以对于基本教材,必须尊重它、忠实它,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与编写,都要围绕基本教材进行,绝不能“喧宾夺主”。 2.备课组织。备课是教师根据培养方案、课程间的关联性、学科特点和学生的需求等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法进行精心安排的活动。因此,备课的充分程度、备课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授课质量,即使口才再好的教师,也莫不如此,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只要备课充分、且质量很高,即使任课教师不那么能言善辩,课堂施教质量一定会有基本保障。所以,施教工作的重心是备课,而不是其他施教环节。鉴于“经济法学”所具有的前述特点,培养方案将学生定位于“系统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要求,基于此,在此认为在“经济法学”的备课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作好相应工作: (1)教学内容的组织:基础理论知识应当相对系统、完整,法律知识的基本含义应当阐述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分析其科学性与不足,借此,培养学生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和素质。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培养方案将其分为重点内容、熟悉内容、了解内容和扩大视野的内容等不同的层次,尤其要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关系,因为在教学实践中,常常发生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问题。 (2)教学材料的组织。教学材料即教学用资料。在外延上大致包括基本教材、讲稿、教案、多媒体课件、参考文献、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可设计为教学内容要揽、重点提示、疑难解析、认识实践练习、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等)。教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时,对于基本教材,要明确重点、难点、熟悉、了解的内容所在;对于多媒体课件,其内容要精;参考文献中的着作、论文要基本体现本学科的水平,选编的法律应当是现行法律,如果是国外法律的介绍,则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借鉴价值;对于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要揽要能基本概括知识点,重点提示要准确,疑难解析要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和精辟;认识实践练习要能反映本课程的知识点,并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对于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应来源于生活,并具有教学价值。 (3)教案的组织:在制作教案时,应根据教学内容确定具体的施教方法和施教手段。施教方法是具体而丰富的,不同的内容应有不同的施教方法,同一内容可以设置多种施教方案,以利于教师根据课堂进展情况适时调整;在施教手段上,主要是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应用,使之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案中要注明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和要求学生掌握该内容的程度。 (二)课堂教学的组织课堂教学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中心环节。课堂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共同场所、是“教”和“学”相结合的主要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借助于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向学生传授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系统地学习 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希望自己遇到的疑惑能得以解决。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发挥其主导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师生的互动性,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施教:比如讲授“经济法的产生”时可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讨论式教学法;在讲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可以采用演绎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归纳法;在讲到“经济法主体的权利”时,可以采用重点讲授法,在讲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注释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分析法、师生讨论法;如此等等。总之,施教方法的运用应因“材”制宜,因学时制宜,多种方法相结合,准备充分,信手拈来,切忌教条。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仅有施教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不够的,其他方面的“软件”也不容忽视,比如对学生的尊重和重视,为此,教师不能傲视学生,而应和蔼可亲;教师在课堂上的“精气神”、语言的抑扬顿挫、适度的幽默与诙谐,都有利于调节庄严神圣的课堂气氛。如果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达到了重点突出而知识面又广;课堂氛围方面和谐而不失严肃;施教方法作到了运用得当而又深入浅出,则可以说该课堂组织是成功的。此外,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因为它是课堂施教的必要补充。学生认识实践的内容应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依据,认识实践的方式可以是教师编制提供各种类型的模拟练习题、或者课程论文、或者到具体的单位进行短期的认识实习;同时,教师应适时地批阅作业,对学生在练习中的疑难问题,教师应及时地给予解答,对课程论文进行必要的点评,对实习过程进行必要的指导。 课程考核是施教过程的必然延伸,也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目前,经济法学的考核基本采取统一的全卷闭卷考核模式,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各任课教师的教学在客观上是不尽一致的,这就影响了考核内容的覆盖面;同时全卷闭卷考核不利于考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种考核对教学效果的检验是不全面的,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此建议:对课程的施教可以推行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纲的课程负责制,对课程的考核可以推行闭卷和开卷相结合的方式 经济法学论文:商科学院经济法学教学革新 商科院校(或称财经类院校)对各专业本科生均普遍开设《经济法学》这门课程,而且大多作为专业必修课程,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存在许多问题,教学理念不够清晰,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陈旧,考核方式较为单一,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必须进行深入改革。本文从经济法学的知识体系和商科院校的办学特色出发,结合多年从事经济法学教学的实践经验,对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充分体现商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特色 经济法学是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边缘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法学学科,经济法学将法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在经济管理、企业经营、市场交易等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理念、必要的经济法知识和技能。商科院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既精通经济、管理,又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和较强法律意识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着眼于经济法的学科定位和商科院校各专业的特点及对各专业教学规律的认识,根据商科院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学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并定位教学理念,进而确定知识体系及选取教学内容,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商科院校是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发展起来,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培养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突出特征,多以为行业及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教育目标”[1]。商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具有多学科性、务实性,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多学科全面发展,其根本特色就是培养“法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专业特色是商科院校取得长足发展的必备条件,商科院校必须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差异、补缺竞争,必须注重课程教学的改革,突出教学特色来达到教学目的,在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方面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才能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立足,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因此,法学知识的教育,尤其是经济法学知识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需要大批既懂经济又知法律,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能从事实际工作的实用性人才。但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与这一培养目标和特色不甚吻合,所以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应紧贴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反映当今社会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应用性。根据商科院校的特色要求,我们认为,经济法学教学应着重教会学生以下3点:一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二是查阅所需法律信息资料的方法,驾驭应用法律资源的能力;三是经济法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和运用经济法知识,是对商科院校学习经济法课程学生的基本要求。经济法课程是商科院校法学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长期以来经济法教学侧重理论学习,而经济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具有部门法多、内容广泛的特点,由于经济法教学与实践的脱节,忽视对学生的司法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头脑中的经济法支离破碎,以致面对将来工作中的司法实践时往往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二、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改革应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 由于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经济法学的学科理论尚不够成熟,经济法学学科体系也没有完全定型,实践中对经济法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经济法的诸多内容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经济法学科理论的构建与社会实践中具体的经济法律实务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经济法理论不能对经济法律的实践工作有效地加以指导。导致经济法学教学内容比较杂乱,甚至存在偏差,使经济法的教学内容缺乏应有的广泛性和科学性,使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本质、价值和功能,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更应注重经济法内容的科学性、规范性、应用性和针对性。经济法教学应根据商科院校不同专业所面向的行业、区域,或者专业定位的需要,科学合理地选取经济法学教学的内容,在不忽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实效性。教学内容要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活动中迫切需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特殊价值功能,掌握运用经济法律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市场活动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依据各专业的特色和学生的知识结构选择具体内容进行专业性经济法专题教学,并与相关的专业知识有效衔接、形成互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满足学生对本专业领域经济法律知识的需求。教师要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根据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制定适应各专业特点的经济法教学计划、设计课程结构,根据听课学生人数、课时等具体情况讨论统一授课基本内容,解决在具体的经济法教学中,课程内容庞杂、课时有限的矛盾。经济法教学要加强经济法课程的体系观念,要把经济和法律、国内和国际、经济法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相关知识、理论、信息紧密结合,使之能够反映当前国内、国际经济、法律、科技综合发展的总趋势。要通过筛选、精简,重点教授最能体现经济法的内涵和价值的内容,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市场规制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等领域, 使之系统化、体系化、科学化。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法的政策性,国家政策与经济法有紧密的关系,不能脱离国家政策孤立地学习经济法,在经济法教学中分析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可加深学生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理解,使学生前瞻性地对经济法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由于当前经济形势变化迅速,经济法律实践远比经济法律规则复杂,加之经济法律法规的修订相对频繁,在教学中应注意课程内容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应及时引入新的信息,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注意反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及时响应。 三、经济法学教学方法改革应体现多样性和灵活性 经济法教学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活动来完成的,而经济法课堂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经济法课堂教学方法。商科院校本科经济法学教学需要科学的教学方法,经济法作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学科,尤其要注重与教学目的相匹配的实践教学方法,既要讲解经济法基础理论知识,更要强调经济法应用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经济法教学不仅要有传统的理论讲授法,更要加强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通过协调配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经济法律的应用能力。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济法学教学应注重以下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1.理论讲授法。理论教学是经济法教学的基础,这种教学方法一直是经济法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讲授教科书,注重阐述经济法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等基本知识点,通过准确、详细的理论讲授,使学生准确地把握经济法的核心和精髓。它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法的原理,使学生通过广泛的互相关联的概念和原理理解各种情形的经济法律现象,较容易地运用逻辑思维来推断法律,有助于学生在单位时间的讲授中迅速地汲取经济法的精髓,为经济法的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2.案例教学法。经济法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单纯的理论和法律条文讲解十分枯燥,对于经济法的重点、热点问题,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使教学显得丰富生动。案例教学法是指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学生掌握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经济法分论部分,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通过学生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相互协作,提高其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模式,具有趣味性、生动性、思考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这种教学方法为教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缩短了教学与实践的距离,重在引导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使学生学会思考和学习。案例教学给学生提供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实战演习的机会,学会认真分析案件,找出案件的争议点,从大量的法律法规中找出适用的法律规定,直至形成自己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意见。在案例教学课堂上,学生针对问题各抒己见,能够集思广益,起到思维互补、开阔思路的作用,使学生对经济法的概念更清晰、结论更准确,也能够培养学生的表达、辩论能力,为学生今后就业提供一个演练场所。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学生还学会了如何互相点评,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向别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同时学会了如何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提高了与他人沟通的社交能力。 3.自学研讨法。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需要和对经济法律知识需求的差异性,对于经济法中内容相对简单、便于理解、贴近生活的章节,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内容,实施自学研讨法,根据课时多少确定自学指导部分。对于要进行自学研讨的章节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教师可将其当问题先行提出,让学生预习准备,由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思考,上课时由学生进行讲解、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总结,其他内容则作提示性讲授,布置为自学项目。自学研讨法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学好经济法课程的信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法律论证等能力。自学研讨法可以科学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把握教学重点内容,能够在有限的课时里传授给学生最有用的知识,增加了教学的有效性,同时教师引导和教会学生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提高。 4.比较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通过应用比较法,将相关联的知识点进行对照、比较,可找出其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点,将繁杂的理论知识条理化、简单化,便于学生准确记忆,如将有关知识点做成对应表格,让学生从书本中找出相关内容填入其中,既提高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又帮助学生复习理论知识,极大地提高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兴趣。 5.讲座教学法。讲座教学法是指聘请有经济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行政执法人员等给学生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商科院校应加强与经济法律实务部门,如法院、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税务部门等的联系和协作。经济法课程应当聘请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企业界中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专家讲授经济法方面的案例及办案经验,开办各种经济法的专题讲座等,切实增强学生经济法课程知识的真实感。这些讲座可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6.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精选的典型案例,分别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当事人等不同角色,按照诉讼程序对经济法律纠纷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模拟演示,以司法实践中法庭审判为参照来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学生通过模拟法庭的训练,能熟悉经济诉讼的程序,提高案件分析、法庭辩论、口头表达等综合能力,使经济法的学习形成一个从点到面,从关注现象、思考问题到掌握知识、提高法律实践运用能力,从经济法学的单学科学习到整合经济法律、诉讼程序、 法律文书制作等多学科学习的系统过程。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更具教学过程实践性和公开性,有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 7.观摩庭审教学法。观摩庭审教学法是经济法学课外实践教学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能使学生真切感受到经济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教师先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选择一些典型的或者疑难的经济案件,带领学生到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有关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然后组织学生就该案件进行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诉讼的庭审过程和程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人民法院把一些有针对性的典型实际案例放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内现场开庭,使学生亲身体验经济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感受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运营的真实情况。此外,在经济法教学中,还可以通过其他课外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访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或安排学生到消费者维权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 四、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应注重教学手段多元化 在经济法学教学手段上,要由单向性的教师讲授转变为自主式、合作式以及研究式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通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设施,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引入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以多媒体教室为载体,可以实现现代教育技术设施与学以致用的结合。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更直观、更生动,同时利用图形、声音和动画播放和教学内容有关的视频资料,能加深学生对经济法相关内容的理解,使教学丰富多样,课堂气氛活泼,案例生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应用多媒体教学教师预先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提示,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授课前提示学生注意本课的知识点和重要内容,使学生在听课前就对本课内容有大概了解,可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教师应该适当运用多媒体技术,注意多媒体的播放只是辅助教学过程。对现成的多媒体材料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加以适当改造,使二者相互匹配。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网络资源,给学生提供经济法课程相关课程讲解、练习题、优秀案例、参考文献等教学资料,教师还可以在网上对学生优秀作业进行点评,开展网上辅导,为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学和扩展知识提供条件,方便搭建师生交流平台。 PPT课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加大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开拓学生的视野,采用PPT课件教学可节省书写板书的时间,有利于逐渐加深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综合程度。此外,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播放教学案例视频,使用电子教材等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学过程的可视化、互动化、个性化,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了解经济法律实践,弥补不能到相关部门实习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亲身实践的效果。 五、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 以往经济法课程的考核方式重理论、重闭卷,轻技能、轻应用,平时考核用考勤、作业等方式,期末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由于受时间、卷面容量的限制,很难全面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教学应该与考核相辅相成,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符合教学连贯性和逻辑性的要求。因而必须将平时考核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平时成绩在学生科目成绩评定中应占较大比例。教师应当对学生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在平时成绩记录里,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主动获取经济法知识及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要有所体现,将学生课堂上回答问题的质量记入平时成绩,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结合各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或讨论题,并围绕讨论题让学生写出专题论文,依据撰写的读书笔记、学生的作业、小论文评定平时成绩,将案例讨论和撰写的案例分析报告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总之,应将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口头考核、小论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以最好地实现经济法学教学的效果 经济法学论文: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李华振 从经济法学视角,对中国MBO监管之戏说 李华振 原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6月18日。此为原稿，后在发表时标题改为《MBO：“打狼棒法”该练练了》。 2001—2003年期间，我在《财经报道》、《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等媒体上发表过大约15篇文章，大多是为MBO鼓与呼的。但后来，我在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却发现，各地出现的所谓“MBO”有不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盗版MBO”，于是，我又写了《谨防“祥林嫂式的MBO”》、《论“变态的MBO”应该缓行》等文，为MBO的异变提个醒。 记得我曾在《中国MBO的“饿狼传说”》一文中写到：健康正常的MBO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等价进行”，但现实中出现的往往是异变成“残吞国资肥肉的饿狼式MBO”。但该文只描述了这种现象，却没写出解决办法。如果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进行“等价式MBO”，那么，我们也同样有1001个理由反对这种“饿狼式MBO”。 针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要练成一套“打狼棒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打狼棒法一：现阶段的MBO处于改革试点期，为了免蹈原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进行的不成功MBO的覆辙，我国不宜一下子彻底通过MBO来达到国企“完全民有化”，而应限制MBO的规模及进度，以部分的、适度的“虚拟民有化”为宜。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激进式的MBO改革只会致命而不能治病，其后果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便知。 打狼棒法二：要求经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非MBO资金，才能收购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全部是用本企业资金作抵押借贷来的，经营者实际上没出资金，他们感受不到明显的、直接的“血肉相连之感”，当然就难以产生强烈的“与企业休戚与共之心”，这同样达不到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内部化”，无法真正调动其“关心自己财产”的积极性。至于自有资金的比例为多少，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打狼棒法三：在进行MBO的同时，一定要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虽然不可能普遍征得每个流通股股东的同意，但至少必须把有关信息向他们真实地、及时地披露，严禁内幕操作。而且，经营者购买本企业股份时的价格不得低于当时本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 打狼棒法四：切实保护普通职工的合法权益，分配机制不得向经营者过于倾斜。效率虽然第一，公平也必须兼顾。否则，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以社会的不稳定作为惨重代价。 打狼棒法五：严格规定MBO的融资100%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尤其不得用于经营者私人享受或其它投资。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借MBO之名、借贷用于私人用途之事件，这是严重悖离MBO初衷的。 打狼棒法六：在偿还MBO的借贷资金时，一定要坚持先后顺序：经营者是第一债务人，企业是第二债务人，只在第一债务人确实无力还债时才由企业承担责任。正如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负责人、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所说，我国要逐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注：我国目前只有法人破产制度），只有在经营者个人宣告破产之后，仍不足以偿还时，才由企业承担偿债义务。这样才能“逼着”经营者不敢利用MBO之机来侵吞国有资产，不敢恶意把企业作为自己逃债的挡箭牌。 打狼棒法七：加强MBO过程中的官员廉政建设，推进“阳光下的政府”之法治进程。官员不仅是MBO的监督者，也是国有资产的人，是MBO的一方主体。所以，禁止权利寻租、设租之任务尤其迫切。反思俄罗斯国企MBO的失败教训和英国国企MBO的成功经验，会发现：在国企MBO的过程中，官员是否廉政决定着改革的兴衰成败。 经济法学论文: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深化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问题 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其研究方向，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从总体上说，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经济法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促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此，可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具体分解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首先应把如何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特有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由于“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的标志”[1]，因此，经济法学研究的目的首先就应立足于如何完善其自身的基本范畴、如何构筑其科学体系之上，这是构筑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但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在与相关学科的争论、与其他学科划分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上却投入较多精力。如果说在经济法学产生初期基于为了充分论证经济法存在的独立性，反驳否认经济法地位观点的需要而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并极力确认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有必要的话，那么，经过十多年来广大学者的辛勤努力而逐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引向深入，经过立法机关的勤奋工作而制定的大量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法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已足以表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在此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科之间的论战、争抢研究对象及其范围，否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学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相反还会阻碍其发展。“任何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否形成由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这门科学能否独立的重要标志[2]”。实事求是地说，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学自身究竟应包括哪些基本范畴、每个基本范畴应包含的科学涵义是什么、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的范畴体系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尚没有给予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固然存在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时间短、研究幼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于人们主观上对经济法学研究目的的认识偏差和对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同样对经济法学的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法学界迄今也未能向理论界提供具有充分说明力的、令人信服的、确能体现经济法学自身独立存在和成熟标志的基本范畴及其范畴体系的框架结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经济法学处于并列地位的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法学界公认的、并为各学科所特有的比较成熟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3].所以，经济法学在建立其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方面可谓任重道远，经济法学界的确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构成上来。 （二）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如何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如果说对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法学原理的基石和框架，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总论的内容的话，那么，对部门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则是经济法学内容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并以此构成了经济法学分论的具体内容。研究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一方面，应对已制定出的单行经济法的内容和理论予以研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制定了大量适用于不同部门、领域、不同种类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单行法和配套法即部门经济法，它们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主干，如何制定、修改、补充、完善、理解、实施、适用各种部门经济法，正是经济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的研究又不能仅局限于现行立法的既定范围内，对尚未制定单行法和配套法的部门经济法的理论也应予以研究。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立法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特点，许多本应属于经济法学内容的单行法和配套法尚未制定出来，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的计划法、反垄断法等都没有出台，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不能忽略或遗漏该部分内容，加强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工作，同样是经济法学面临的课题。 （三）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理应把加强最能体现其实践应用性的经济法立法[4]问题的研究确立为其研究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5]，为了使经济法学的研究更能适应实践需要，其研究丝毫不能脱离国家经济生活的重大实践，时刻关注着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法律现象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将它们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加强对经济问题的法律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立法活动，从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达到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目的。“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立法的发展和对立法的研究为前提的，没有立法学的发展，不可能有法学体系的真正的完善”[6]，同样，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经济法学体系的真正完善。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目的应该立足于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并把它作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立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立法上也有严重缺憾，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与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由此导致研究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立法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几乎还没有关于经济法立法方面的专著，涉及该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较少，并且大多是对立法概况的泛泛介绍，而对经济法立法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非常薄弱，理论界尚未对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特殊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把经济法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立法混同，这种作法很难使经济法立法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对我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深刻反思，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认真总结我国立法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对现行经济法的修改和今后的经济法立法工作，从而建 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的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加强经济法立法正是其关键之一。而加强经济法立法和完善经济法制，又离不开经济法立法理论的指导，故随着适应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经济法立法问题应该、也必将会成为经济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 每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决定着该学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故学科研究应以确立其精确、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恰当地确立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把研究的视野置于适当的限度内，准确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把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确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深化。 我国经济法学产生时间较短，学科建设比较薄弱，加之受其他原因的影响，经济法学的研究至今也未能恰如其分地解决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它自产生之时起即处于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争论之中，学术争论虽然对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导致目前经济法学的研究过于看重其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问题，且将对象、范围界定的过宽，甚至存在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倾向，这在以经济法学专著和教材所体现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很多经济法学教材或专著，包括颇具影响的几部统编教材或专著，在确立经济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存在一定缺陷：即把本不应属于经济法学而应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内容硬性划入其中，如在现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有的把应属民法学内容、应属商法学内容、应属劳动法学内容、应属环境法学内容[7]列入其中，有的甚至把应属行政法学内容[8]、社会保障法学内容[9]、刑法学内容[10]都划入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此外，几乎所有的教材和专著中都包括应属诉讼法学的经济司法、经济仲裁[11]的内容，还有的把应属法制史的经济立法史[12]的内容也列入其中，导致现实法与历史法不分、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都将它们混为一体，使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涉及了法学内容的方方面面，其研究范围近乎于“诸法合体”状态，大大超出了其应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致使经济法学成为了一个“覆盖面最广”的学科，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一是致使人们难免产生“经济法究竟是什么？”、“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的疑问，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法能否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学体系是否存在、能否建立起来等一系列问题的怀疑，对人们科学地认识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产生了严重障碍；二是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过宽、过大，难于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地研究其自身内容，致使经济法学成为最为幼稚的学科之一；三是由于其研究对象和范围中混杂着不同性质的其他学科内容，混淆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不必要混乱，致使经济法学难于形成其科学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我国经济法学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自身的内容和基本范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应该首先恰当地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而“并不是占领别的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反，它是开垦同它相邻的学科没有开垦也不能开垦而又必须开垦的领域”[13].“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4].据此，确立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并划分它与其他部门法学内容界限的标准就是经济法律现象领域内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质的规定性。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是商品经济管理关系或市场经济管理关系，这是经济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简言之，就是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性质（即经济法调整的特定性质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即凡具有商品经济管理或市场经济管理性质内容的，应属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反之，则不属于其栐象。经济法学的研究应以此为前提条件，下功夫重点研究的确属于经济法学的内容，对于属于其他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独有性的内容，也应予以尊重和肯定，使它们各自归位，回到各自所属的部门法学体系中去，经济法学的研究不再涉及。具体说，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框架。 “任何一门比较发达的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都是由一系列反映其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的概念（范畴）所组成”[15]，所以，确立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仅仅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得过宽、过大，也不能确定得过细、过小，“过宽过细或过大过小，都有背划分部门法的原意”[16]，故应确立其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确立和划分其对象和范围的表面上、形式上，而应以确立恰当的对象和范围为基础，进一步把研究深入化、具体化，即通过对经济法学自身内容认识、分析、比较的深化，总结、归纳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以严格可靠的概念、范畴为依据；形成或引进新概念、新范畴；明确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确定范畴序列和联系链条等等”[17]，并以此作为构筑经济法学体系的基石。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手段，对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内容方面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因此，应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构成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经济法性质和特征、经济法原则、经济法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和义务、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予以细致地探讨，深刻挖掘其内涵，探求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只要加强研究，善于归纳分析，就能总结、概括出经济法学自身独有的基本范畴，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其科学体系。而经济法学自身基本范畴及其体系的科学建立和完善，正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熟的标志。 （二）部门经济法学内容。 在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确立为划分经济法学对象和范围的标准的同时，可把以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而形成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以经济行为法的体系框架体现出来。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规范，它以经济法权利、经济法义务为核心。而权利、义务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为经济法主体提供行为模式，实现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调控和规范，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我们把这种经济法基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而确认、调控、规范经济法主体行为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称为经济行为法。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该体系所表现的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框架可作如下表述： 1.行为主体法。即规定经济法行为主体资格、种类及 其法律地位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在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经济法主体，主要可分为经济法管理主体（经济管理机关）和管理受体（市场主体）两大类，经济法对该两类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应予以规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经济组织法、私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 2.行为管理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管理、调控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为管理方面的内容有：计划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投资法、价格法、固定资产投资调控法、对外经济管理法；关于行为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行为客体（对象）法。即规定经济法管理主体实施管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市场秩序管理法、产品质量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证券期货管理法等。 4.行为形式和程序法。即规定主体行为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登记管理法等。 5.行为监督法。即规定对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 （三）经济法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经济法都来源于经济法立法，所有经济法制度和理论都应以经济法立法为契机。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就没有经济法，离开经济法立法，经济法学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深化经济法立法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能以成熟的立法理论更好地指导经济法立法实践，指导立法者不断地制定出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更符合实际需要的经济法规范，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也才能促使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成熟。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法立法是把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的最好媒介，它既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因此，经济法立法应是经济法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主要应对以下问题展开研究： 1.经济法立法基本原理问题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法立法实践的特点，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立法的观念、经济法立法的历史[18]考察、经济法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经济法立法的制约因素等，揭示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2.我国与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比较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比我国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我国经济法立法不仅时间比较短，并且现行立法大多是为了适应原有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故更有必要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通过把我国经济法立法与外国经济法立法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我国经济法立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便在立法中把立足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和精华结合起来，使我国的经济法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3.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研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帅、协调所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经济法法典或经济法通则，而是形成了由单行和配套经济法律、法规为主干的分散立法体例。这种体例致使各个经济法律、法规之间在内容、级别、层次、效力等方面难于协调一致，既可能导致立法的矛盾和重叠，也可能导致立法空白。为了建立科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体系，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制度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我国经济法立法体制、经济法立法权、经济法立法主体、经济法授权立法、经济法立法程序等，以合理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制定有效、科学的经济法立法程序。 4.经济法立法技术问题研究。经济法立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又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性，故应研究经济法立法的体例结构、逻辑结构、立法语言和专有名词、术语的规范使用，确保经济法立法结构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5.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改进和完善问题研究。即通过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系统研究，总结经济法立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经济法立法的技术规则，借鉴外国经济法立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现行经济法立法做出客观评析，发现其欠缺和不足，进而提出改进和完善我国经济法立法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其研究方法当然有别。方法论上的差别，往往会导致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的重大分歧，甚至是根本分歧。经济法学的研究不仅要确立其正确的目的、对象和范围，而且要确立其正确的方法论。选择和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济法学研究中，除了要坚持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应结合经济法学的自身特点，运用以下方法论： 首先，应采用统一、科学标准的方法论。如前所述，经济法学理论是否成熟与完善，并不取决于其体系内容的杂而全，而取决于构筑体系基础和标准的统一性、科学性，恰恰相反，杂而全的体系内容只能说明理论及其体系的幼稚与欠缺。我国现行经济法学体系内容繁杂、体系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建立经济法学体系的统一、科学的基础和标准、并始终如一地予以贯彻和实施，学者们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教学目的和需要，出于各自不同的兴趣和爱好，确立自己的体系基础和标准，并据此建立各自的体系，致使体系杂乱，随意性大。为了促使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成熟，应该克服那种随意确立体系标准的作法，在研究中坚持统一、科学的标准，把用以划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界限最重要根据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法律性质作为准确界定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标准，作为确立其体系的基础，净化体系的内容，把已经由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并应属该部门法学的内容均排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部门法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这势必会有害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19]. 其次，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注重经济法的实用价值，又注重其理论研究深度。一方面，为了注重其应用价值，经济法学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现行经济法立法内容，应以现行立法为基础，对主要立法进行较全面地概括和论述，避免纯理论的空泛议论；另一方 面，又要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能把研究内容只局限于现行立法内，也不能只是对立法内容予以简单介绍，而应在立足于对现行立法内容予以概括的同时，进一步根据经济法的性质和特点，对立法规定中的不足或欠缺、立法未能全面规定的内容进行评析、反思，进行超前性的理论概括和研究，避免只对立法予以简单、肤浅解释的作法，摆脱纯注释法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对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指导立法实践，提高立法质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法调整的要求。 再次，应采用比较借鉴的方法论。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研究中要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尤其要运用和借鉴经济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知识和理论。但是，运用和借鉴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其研究的目的在于科学地建立经济法学自身的基本范畴及其体系，深化部门经济法学、经济法立法问题的研究，进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促使理论研究的成熟，指导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因此，在研究中应避免对相关学科基本范畴的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或者进行一些形式上的“创造”，诸如把民法学中的法人改造成为“经济法人”[20]，并作为经济法学的范畴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把“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责任”[21]、“经济行为”[22]、“经济立法”[23]等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这种作法同样不可取，因为它将使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很不科学、很不规范，不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深化和理论的成熟，故应予克服。同时，对外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精华，应予大胆借鉴和吸收，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应注意鉴别和选择，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最后，应重视系统论、控制论在研究中的运用。一方面，经济法是各种经济法律、法规的统称，是由一切经济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构成的统一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经济法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制度（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或整体，但又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所以，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不能单纯地研究某一个经济法律或法规，更不能仅仅研究经济法的某一个具体制度，而应把由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构成的集合体、把所有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加以研究，揭示不同经济法律、法规或某一具体经济法制度在整个经济法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并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而充分认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发挥的整体调整作用，防止和避免在研究中产生孤立、片面的的认识。因此，应该重视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经济法学体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实现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高效、有序运行，经济法学的研究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控制论中突出了其最基本的概念-控制[24]，并且认为“控制概念中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必须具有目的，没有目的，无所谓控制”[25]，“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反馈的行为”[26]，揭示出控制、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对经济法学的研究颇具启迪意义。经济法通过规定经济法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义务，为经济法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调控和控制，进而达到对社会经济生活予以干预、管理的目的。因此，研究经济法学，不能只停留在静态的社会关系之上，而应该重视对主体行为的调控，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 经济法学论文: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刍议 摘　要:经济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创立有效的方法论,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需要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拣选与整合,以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和方法论共识,从而推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经济法学;方法论;方法类型;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不仅应当探讨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等问题,而且还应当对方法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方法整合恰恰是经济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在纷纭复杂的各类方法中,如何发现其内在联系,如何对相关的方法进行整合归类,或使其融为一体,以形成新的方法,这既是方法整合的重要目标,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重构经济法理论,推进经济法研究,也更有意义。 除了前面探讨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外,在研究或确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共识性问题: 1 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而这种多元化,与对经济法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方法体系的开放性与方法的多元化是内在一致的。 2 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经济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经济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可见,研究者仅会运用一种方法、仅会单兵作战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学会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学会协同作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关注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也就是强调方法的系统化。 3 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完善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理论。 基于上述要求和共识,要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的方法体系,整合相关的诸多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应当注意各类方法所解决的各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提炼出经济法上有特殊价值的重要研究方法,才可以更好地确立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上述共识说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应当在保持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的基础上,关注如何对各类方法有效地进行综合、协调,尤其强调在经济法研究上要综合适用相关学科所提供的重要方法。这可以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鉴中来得到说明。 例如,经济法研究中涉及很多经济问题,因而自然要吸收在经济学上比较成功的一些方法,特别是个体主义的方法;同时,经济法学又要研究许多宏观问题,因而一些整体主义的方法(如系统的方法等)也要关注。此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注意政治学的方法(如政策分析的方法（13）[8]);同时,经济法又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其宗旨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因而有些问题的研究又会与社会学相关。所以,在研究方面,需要综合各类方法。在当今综合的时代,对于综合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不能指望用单一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事实上,经济法领域的问题,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它牵涉的领域比其他传统部门法都要广阔,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就必须用综合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多个视角、多个层面的分析,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惟此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和盲人摸象。 中国的经济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与此相关的经济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同中国改革的征途上所遇到的问题和挫折都是一样的,同时,面临的也都是"前进中"的挫折。经济学家在着重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认为解释成功就极有可能获取诺贝尔奖;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法学者,也应对中国经济法本身做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同样也应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世界法学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而要很好地解释经济法问题,至关重要的,还是如何找到恰切的方法,不断有效地进行方法创新。 四、结　论 鉴于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该领域的几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以及经济法问题的特殊性,指出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从一个侧面强调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可行性。其次,探讨了方法的类型以及经济法学研究对不同类型方法的选择问题,透过方法的类型划分,来说明方法体系的内在构成,以及各类方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从而说明在经济法研究方法上应有所侧重和取舍。最后,在前面的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方法体系以及方法论形成的问题,强调尤其应当注意方法体系的开放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并认为这是在方法论研究方面应有的共识,这也是对最初的关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宏观思考的回应。 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领域,对于方法论的探讨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学之类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探讨,就更是几乎尚付阙如。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法制度和经济法研究本身尚不够成熟,同时,对于方法或方法论之类问题的研究本来就存在难度和风险,因而鲜有人涉足。但是,由于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学科是否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随着经济法理论的发展,这些"吃西红柿"(而不是"吃螃蟹",两者含义近似,但后者成本较高)之类的事也必须有人去做。像西红柿对人类的营养价值一样,经济法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巨大"营养价值",同样不应忽视,但尝试长期仅供观赏的"方法之果"的风险也确实存在。如何使研究方法真正能够进入实用,真正能够造福于人们的普遍研究,如何不断对其进行"品种改良"或整合,对于那些缺少"维他命"的新生儿(如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的成长来说,确实很有必要。 如前所述,经济法研究之所以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法学的方法论是不够用的。对于方法论的形成及其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在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可能形成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论,而且也可能找到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更为有效的经济法研究方法。从总体上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研究经济法,体现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的结合,体现应对"复杂性问题"的不同思考路径,体现不同路径在方向上的殊途同归,这样才能实现方法体系的内在和谐,才可能不断取得较为正确的认识。 如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样,仅看到某个学科的方法论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强调方法论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基础的方法,同样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也是可以适用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路径来展开的。在传统的法学方法之外,引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和说明经济法上的问题。其实,经济法作为新兴的现代法,其研究仅靠传统的法学思维是非常不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其方法论的更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对于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 本文只是对经济法学方法论基本问题的非常初步的探讨,对于各类重要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作具体的、专门的探讨。由于经济法研究方面可能涉及到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因而还需要做一些遴选。基于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基于横断学科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的必要性,还应当探讨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问题,以及由基本假设提出的一系列方法。[9]考虑到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的兼顾,不仅应当探讨总体上的、宏观上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而且还应当探讨相对具体的、微观上的方法,如博弈分析方法、本益分析方法,等等。对于这些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方法,都需要作具体的探讨。这些方法是层层递进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有助于形成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 在具体的探讨中,如果运用前述方法体系中的相关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发生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则可能使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这也是整个学界的重要任务。

教育法论文: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教育法 ［摘 要］ 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让学生 自我暗示、用环境来暗示、用人格来暗示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暗示教学 一、暗示教育法的基本内涵 暗示教育法是指在无对抗条件下，通过语言、行动等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影响 ，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自愿接受暗示者即教育者的某一观点、意见或按暗示的一定方式进行活 动。暗示教育法要求受暗示者在接受现成信息时无需要逻辑论证，并以无批判的接受为基础 。在许多情况下，暗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引导方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要靠提示、引导，而不是靠论证来影响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社会教育行为学理论指出：人们，尤其是受教育者，有一种倾向，即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思 维的自主地位，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干涉、控制，而当对象如学生觉察到外界是有意要说服自 己时，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准备，甚至警觉起来，从而对外界的引导如教师的讲授进行挑 剔或产生逆反心理；而当对象没有感觉到外界要有意说服自己时，则容易接受影响[1 ]。比如，无意中听到的话往往更能促使其形成或改变一定的态度。 同时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心理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当一个人认识到了某种事物的存在时， 尽管这样的认识没有充分依据，甚至只是一种被主观肯定了的假设时，也倾向于对此事物作 出反映，尤其当我们是在无对抗的自然的条件下产生这种认识，且当这种认识又与心理定向 相符时，其心理反应就更为明显。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成语，如“望梅止渴"、“杯弓蛇影"、 “草木皆兵"等都表现了暗示的作用。 美国教育家卡耐基认为：不论意见观点多么中肯正确，被别人强迫接受的，总不如自己想出 的可靠——所以，懂得这层道理后，硬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将是很不聪明的做法。最好的 方 法，就是给他一点暗示，由他自己去思考或作结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他从来没 有教给别人要干什么，他只不过是像一个思想的接生婆一样，帮助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在 引导教育活动中，当引导者或教育者提出材料而不作出结论时，就是希望对象或受教育者自 己 作出结论，这种教育方法称之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在中国教育史上，暗示教育法 早就为许多教育家所运用。孔子就是一位善用暗示的高手。孔子教育弟子做人，很多时候并 不是直接进行说教，而是或用打比方或言他物，巧妙地暗示弟子做人的原则。《论语》中有 多处这样的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2］（P56)”；“或问礻 二、 暗示教育法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特殊意义 大学生正值17～20岁，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活跃， 反应敏捷，智力发展达到高峰，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他们善于独立思考，也更乐于自我选择 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暗示的作用往往比直接说理或指示的作用更加显著。教育者如果仍 然停留在不厌其烦的理论说教之中，其教育教学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不断随着教育对象的变化作出内容和方法的调整。大学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与中学要求不同，中学政治课以教授学生的知识点为基本任务，其政治教育的功能 基本上靠灌输来实现，教学方法就必然以肯定型为主，即告诉学生“是什么”的问题，可 以 使其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以培育思想、通过理性的选择产生 的认同感为主要任务，所以大学阶段在重述中学某些理论观点时，应重点告诉他们“为什么 ”的 问题。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只从正面的角度来进行论述作出结论，而要使思想 政治理论课能够深入到学生思想的深处。这就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发挥大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他们在兴趣的驱使下，在教师的疏导中，通过自己认真的思索而形成正确的观点 ，进而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学在讲授知识点的时候，大多是以一种观点、一个思路为 基本的方法，这既是应试教育的需要，也是灌输政治理念的需要。在大学阶段，这种办法显 然是不合适的，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应在基本的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 介绍一些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让学生在开放的视野中获得大量的信息，然后通过比较、分析 得出正确结论，以坚定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基于此，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就 不应该官腔十足地板着面孔训斥人，拿“大道理"压服人，用“大帽子"吓唬人，强迫学生接 受 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而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适时暗示、潜移默化，依靠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内在的逻辑力量去感化学生，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大学生心理、生理特点以及大学思想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特点和要求,仅靠喋喋不休的理 论说 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而恰如其分的暗示与引导却经常能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 效。 作为一种教学实际中常用的引导方法，暗示主要是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语言提示，使学生明白 一定的内涵，并感到有关结论是自己认识到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明晰的说理相对应的 一种教育教学方法，但暗示并非完全排斥思想的明晰，相反是在学生具备明晰的认知的基础 上适时地转换说理的施教方法。说理教育不是单纯呈现理论概念和专有名词，也不是为了证 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性而控制性地呈现片面信息，它要求教育者最充分地呈现相关信息和知识 ，在一个开放、真实的背景下，帮助教育对象理顺逻辑、明白道理、提升情感。此外，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中，除了口头语言暗示外，行为（身体语言）也可以作为暗示的符 号，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行为，其暗示的作用更为突出。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中，可以由施授人的语言和行为制造一定教学情境来施授。行为学家早就注意到，在肮脏的 环境里提示人们注意清洁、保持秩序总不见效，相反在严肃、整洁的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 地要自我检点，有谁好意思往红地毯上吐痰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教学行为，使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反复地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在学生的自我教育行为训练中，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作为教育引导方法之一，暗示也有其局限性。如：由于暗示常常采取含蓄、间接的方式，一 般不付诸压力，因而容易使对象误解或者忽略。此外，暗示也只涉及简单的态度和行为，而 对复杂的深刻的需要系统论证的道理则可能无法触及；同时，由于暗示的作用总是带有随机 性，因而教育对象的态度形成和改变，很难深入到同化和内化阶段。 三、暗示教育法的具体实施 1．针对学生的思想特点，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 思想政治教育最忌讳的是无的放矢。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就要在充分把握教学 目 的和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的情况下，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恰当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 。 首先，要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如果教学引导涉及的内容比较简单，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没 有必要“画蛇添足"，学生完全可以自己作出结论，提炼观点。当然，为了强调某种结论 和 观点，也可适当地阐述和延伸，给予恰当的点拨。如一些“大众口号"式的政治观点和结论 ， 就没有必要大论特论，不厌其烦，此时，适当暗示即可。但是如果讲课涉及的内容较多，其 论据和论证较为复杂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要明确地亮出结论和观点，然后再去详细论 述，这样就比学生自己去做效果要好得多。 其次，要了解学生认知心理特征。如果学生具有所期望的思维水平和知识能力，或对问题有 相当熟悉程度，则可考虑含蓄地暗示，让他们自己做出结论，得出观点，反之则采取直陈结 论的观点。如：笔者在讲“道德及其历史发展"一节时，对有的课堂采取的直陈结论的讲法 ，因为 根据课前调查，他们对道德的理性认识并不深，但后来笔者为另一课堂的学生讲这一节时， 我采取的是暗示的方法，收到了较好效果。 再次，要把握学生思维热点。一般理论课、知识课和技能课的教学，都是在学生对于这些课 的教学内容基本“不知"、“不会"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是一张白纸 ，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接受心理一般来说比较单纯，直接影响塑造意图的因素主要是一个没 有求知欲的问题，全靠教师来讲解和描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不同，该课程所讲授的许多 内容都不是学生在课前一无所知的，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想品德、法律修养方面受 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渠道的教育和影响。这种教育和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也包 括消极方面，都会在学生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种各样具有先入为主的“意识框架"， 并 且这种"意识框架"的强弱也因人而异。因此需要教师事先掌握学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讲述的立场、观点与学生原有的态度差距过大，又不是原则性 的问题，则可考虑使用含蓄、间接的暗示方式；如果差距不大则应明确说出结论，以免学生 因为同化评定效应而感觉不到两者的差距，进而影响教学效果。所谓同化评定效应指的是， 人们会把和自己的态度相距较近的立场、观点，视为相距更近的观点。试图引导学生改变一 定态 度时，一般说来，教师所持的立场、观点，总是与学生对象原有的态度存在着一定差距，否 则，就谈不上教师的引导了。问题在于，这种差距如何把握引导才更为顺利有效。 2．通过行为训练，让学生自我暗示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经常组织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各种知识竞赛、演讲比赛 、课堂讨论、辩论、课堂作业、课堂提问，以及学生自己上讲台讲课等等。笔者在讲授“增 强法 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前，先在课堂上就“法律和生活的关系"进行讨论，学生结合身边 的事畅所欲言，事后他们谈体会：不讨论还不大清楚，讨论后才知道，在当今社 会不学法还真 不行。通过这些教学形式的不断变化，在学生不知不觉、不断进行的积极的自我暗示中，思 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巩固，深深地在学生的头脑中扎下根来。 3．营造好的教学情境，用环境来暗示 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很善于在课堂内外营造一种气氛，充分利用情境的暗示作用去引 导和教育学生。比如，他们善于利用当地的各种革命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以及各种 文化教学手段。在这些特定的情境暗示之中，学生受到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其教育的作用， 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如果时间、场合以及学生兴趣、动机等都不适合于含蓄、间接暗示的方 式，教师就应该直接、明确地亮明结论和观点，反之亦然。如，在当今社会，一些人荣辱不 分， 甚至荣辱颠倒，所以我们在讲荣辱观的时候，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直陈正 确的观点和结论，引导学生的思想走上正确的轨道。此时的沉默、模棱两可，或者哪怕就是 暗示都会起到消极的作用，留下遗憾。 4．提升教师修养，用人格来暗示 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方面，行为的暗示往往比语言更为有效。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 也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笔者曾在大学生中调查：“ 什么时候你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学生的答案有“到建筑工地实习、老师和我们同睡一个 窝 棚地铺时，我们心灵受到了强烈震动"，“当老教授带病坚持上课在讲台上昏倒时，我的心 灵 受到了强烈震动"。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深 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注重在教学和日常行为中，以榜样的力量与 行动楷模去影响感化学生，不仅做“思想的巨人"，而且还要做“行动的巨人"，要通过强有 力的 行为暗示去教育和引导学生。作为教学引导者的教师，如果在学生的心目中确实具有权 威性的可信性，直截了当地、不容置疑地提出结论和观点，效果往往会更好。对于学生不太 熟悉或者刚上讲台的年轻教师，则应考虑使用系统的逻辑论据和论证，在讲解中让学生自己 明确应有的结论和观点。 正确运用暗示还要避免暗示带来的消极影响。暗示的作用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 消极的作用，其性质主要受提示方向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暗示可能带来 的消极影响。有时候提示者的主观愿望并非如此，然而提示本身却造成接受者产生错觉，作 出与暗示相反的反应。无论暗示者是有意或无意地发出某种信息，作为对象的学生总是有着 自己的见解并把它们视为某种提示，从而作出带倾向性的相应反应。当我们评价某一事物并 从正面提出一定的立场、观点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产生暗示作用。因为，评价本身就肯定了 某类事物和现象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关的立场、观点不能充分说服对象时，就会起 到消极的暗示作用，将对象引导到事物和现象的消极方面，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有 的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介绍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不厌其详，又过多地暴露社会主 义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腐败现象，缺乏分析地述说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繁荣、如何富裕，而对 此的批判和抨击又不全面深刻、充分有力，这就可能使学生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 义制度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所以，作为引导者的教师一方面应有目的地发出积极的 暗示，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引导本身所产生的消极暗示，尽管这种暗示并不是作为教育引导者 的教师的初衷。在教学中注重暗示原则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直陈”原则的重要性，暗 示与直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教育法论文:浅谈美国职业教育法规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法规，启示 论文摘要：本文回顾了美国职业教育法规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在政府资金投入、立法程序方面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发展的启示。 美国的教育法规体系庞大，种类繁多，到2008年已超过154个，内容涉及：葡渤甫经费等各面。 一、美国职业教育法规的发展历程 以下几个阶段可清晰了解美国职业教育法制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萌芽阶段(殖民时期和整个18世纪) 美国最早的职业教育为殖民地时期的学徒制，沿用英国的《工匠·徒弟法》及《济贫法》，可视为职业教育法制化的萌芽。 (二)确立阶段(内战后——1960年代) 1．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奠定了职业教育立法基础 该法案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参议院和众议院人数的多少分配给各州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各卅l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业有关的知识”的赠地学院莫雷尔法案》可以看作是第一个高等职业教育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联邦政府通过资金资助职业教育的原则，奠定了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基础，刺激了各州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加速了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 2．1917年的《史密斯法案》——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形成 该法案把职业教育划分成农、工、商、家政等专业，把传统中学改为兼具就业和升学目的的综合中学，确立了美国的双元教育体系，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流。它奠定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立法的基础，加大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干预的力度。这段时期较有影响的职教法规还有1940~(国防职业教育法》，规定拨出1亿美元用于举办军事工业方面的职业技术培讥1945年《退伍军人就业法》，规定由政府贷款使退伍军人安家立业并得到在职训练，在政府资助教育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1946年的《乔治·巴顿法》、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都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范围，增加了拨款额度。拓宽了美国职业教育的领域，强调职业教育的全民化，使大量资金不断流入综合中学、社区学院和其它职业教育机构。 (三)迅速发展阶段(1960年代——1980年代) 1960年代大体形成了由中等职业教育、高中后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构成的职业教育体系。 1．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社会化 《职业教育法》将补助的范围扩大到高中毕业生、在职训练人士、残障人士等，取消科目的限制。使其变成面向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教育。它冲破了传统职业教育观念的束缚，强调职业教育目标的多元化，有力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2．1974年的《生计教育法》——生计教育与生计发展 生计教育是一种主张以职业和劳动为中心的教育。其倡导者马兰提倡以职业教育为中心，将这种教育贯彻到中小学、甚至高等教育中去。 (四)改革完善阶段(1980年代以来) 1．1984年的柏金斯法案——开启美国的全民职业教育之门此法案扩大了政府拨款补助的对象，将职业教育扩大到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之功能，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平等性。 2．职业教育动向 1990年代以后，美国职业教育“分散、低效、落后”的状况招致激烈抨击，为改变这一现状，国会通过《柏金斯职业应用技术教育法》，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全体人群，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整合。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规定成立“国家技能标准委员会”，推动职业技能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应用，建立评估和证书制度。1994年通过了《学校——工作机会法》，这是为美国高中以上学生提供的就业训练法案，宗旨是学生能顺利向“工作世界”过渡。2005年对《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修正案(1998)》进行了修改与补充，颁布《柏金斯生计和职业技术促进法》，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整合，工商企业与教育机构密切合作。 二、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对我国的启示 从对美国职业教育立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曲折性和超前性。现在我国正在加大力的贯彻《职业教育法》，总结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经验教训可以仅我国在职业教育方面少走弯路，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一)政府对立法资金投入的差别 美国职业教育的每次立法必有政府的资金投入。财政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反过来职业教育的极大发展又促进了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财政与职教形成了良性互动。依法保障职业教育的资金支持是美同职业教育成功的重要保证。美国联邦政府每次职业教育立法都有相应的教育项目资助资金。如1994年《学校工作机会法案》颁布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在1995年、1996年、1997年投入到“技术准备计划”的资金分别是1．08亿美元、1亿美元、1亿美元。在《学校工作计划》中的投入分别是2．45亿美元、3．50亿美元、4亿美元。而我国《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缺乏政府针对性的资金投入，经费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也规定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办职业教育、规定了职业教育应产教结合。尽管中央财政2006~已向职业教育投入23亿元专项资金，到2010年，中央财政将总共投入140亿元到职业教育的各项重点中去。但是在立法中缺乏政府相应的针对性的资金投入，效力并不显著。因此，加强职业教育立法中政府对资金投入的规定与相应的保障措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二)立法体系与程序的差别 美国的教育立法程序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而我国是自上而下的过程。美国高度重视法案的制定程序，一般是：提出议案、权力机关审议讨论、通过草案、公布法律。教育法规在制定的过程中比较注意立法技术，要求严格。一般是行业协会、游说集团、选民、政府机构通过州长办公室向议员提出某方面的立法建议。根据这些建议，议员向议会提出立法议案，草案起草后，分送议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同时连同草案制定的必要性，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情况在政府网站上公布，征求公众的意见。立法时要通过听证会，经过对提案人的咨询，明确该立法的受益人，然后才确定是否作为议案。立法的过程中，立法权由联邦宪法授予各州直接控制，因而州层次的教育法数量众多，规定具体，而且法律效力大，执行过程要求严格，通过行政和司法部门推动教育法律的实施，对违反行为严加制裁。我国的教育立法程序与之不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草案)》的拟订为例，国家教委从1989年开始着手研究、起草职业教育法。在起草过程中，总结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并借鉴国外发展职业教育好的做法，经过多次征求意见，进行专题调查。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后，国务院法制局又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会同国家教委对送审稿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草案)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在职业教育的立法方面可以适当参考美国立法程序的做法，广泛收集职业学校、地方职业教育部门的意见，作详细的分析与考证。并提供充分辩论机会，这样才能使立法更为完整。 教育法论文: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概念、意义和结构 【论文关键词】依法治教　教师教育法律素质 教育法律知识 教育法律意识 教育法律行为 【论文摘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已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广和实施、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提高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基础工程。笔者将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分为：教育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为提高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迅速发展，公民法律意识逐步觉醒。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社会的教育已逐渐成为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的教育。“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已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治教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绝大多数的教师有较强的教育法律素质。没有这一条件，依法治教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法律素质水准不高的民族绝不可能建成一个良好的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同理，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广和实施，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教师素质结构研究到教师法律素质结构研究，再从教师法律素质研究到关注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研究的过程。这一研究历程体现了人们对教师素质认识不断深化，解构与建构交互作用的过程。教师教育法律素质实际上是法律素质在教师行业中的具体体现，教师法律素质的特殊性是由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它不仅强调教师一般的法律素质，更加关注的是教师的职业法律素质。教师教育法律索质是指教师经过学习和培训所获得的关于教师职业法律法规知识、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思想观念、态度、意识等，它由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法律意识和教育法律的行为能力等方面构成。 法律素质的核心和关键是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的首要内容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指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行成一种风气，风行即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教师的法治精神是推动教育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译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习惯，现行教育管理中人治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如果再不强化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教师队伍的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依法治教就难以实现。因此提高教师队伍的教育法律素质，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依法治教的奠基石。 对于教育活动基本的伦理规范地遵守，在我国，长期以来主要通过《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来约束教师的行为。而对于这些规范与教师个体及专业团体本身“德一福”一致的关系缺乏起码的确认。《规范》中更多的是教师的义务，而“教师专业生活和基本权利更需要有专业的道德规范给予保障。以确保教师在行使专业权利时免受非专业人士非理性指责与侵犯。”随着教育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出台，不仅是对教师，更是对全社会的人对于教育领域的伦理规范地遵守，提供了基本的要求和底线。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提高，不仅在于他们能够按法律的规定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履行自己的义务；更在于能够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享受幸福人生。 为准确把握教师教育法律素质的内容，确立合理的概念维度，笔者以法律素质的理论抽象性、内容涵盖性、形式稳定性为坐标，将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教育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又在每一个层次中确定了不同的层次结构。 一、教育法律知识 知法是教师守法、用法和护法的前提条件。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同理，以法治教意味着教育正进入法律调节领域，是用法律管理、规范教育活动或教育行为，解决教育领域的矛盾和纠纷，更多的是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中国二十多年的教育法治建设里程表明，依法治教需要执法公仆，更需要护法、守法的广大教师这要求广大教师首先要知法、懂法，在此基础一L人们才能真正运用法律武器，参与教育教学管理和实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教育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包括人们对法律的评价、态度、关注和期待，换句话说，法律意识就是法律知识在人们心中的内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公民法律意识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建设内在的精神支撑，是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在依法治教的历程中，教育法律规范的贯彻程度和效果依赖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意识，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是教师自觉、自愿守法的内在基础。完善教育法制是实行以法治教的前提。但依法治教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教育法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识能推动教师自觉守法。教师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教师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同时，良好的法律意识能驱动教师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据此，又可将教师的教育法律意识分解为法律态度、法律评价、法律关注和法律期待四个层次。法律态度是指教师在教育法律认知的基础上对教育法律所持有的情感，它是教师对法律直观的体验感受。法律评价是指教师依据某种理性的标准，对教育法律的好与坏所做的价值判断，它是教师对教育法律的理性评价。法律关注是指教师对当前的焦点教育法律问题和热点教育法律问题注意留心的程度，它反映了教师主观上参与法制建设的程度。法律期待是指教师对教育法律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的期盼和希望，它反映了教师对未来教育法制建设走向和趋势的期望。 三、教育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一切合法行为。在以法律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在受到法律约束的同时，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管是法律制约功能，还是法律的保护功能，都存在一个如何最有效地实现法律规则的问题。任何法律不过是一定行为规则而已，规则是法律的存在形式，行为是法律的调整对象。离开了法律行为，法律的意义就无法确定。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认为：“我们一直花费很多时间研究法律规则及其结构，以制定和执行规则。但需要强调指出，法律系统并非仅指规则及其结构。在任何法律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行为，规则不过是一堆词句，结构也不过是被遗忘的缺乏生命的空架子。除非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被称之为法律行为的问题上，否则就无法理解任何法律系统，包括我们自己的法律系统在内。”法律仅是纸上的规定，要转化为社会的现实，必须依赖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手段。没有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就会毫无实际意义；没有作为法律调整手段的法律行为，法律就无法贯彻实施，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意义。 根据法律行为的表现形式，还可将法律行为分解为守法行为、用法行为和护法行为。守法行为是教师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教师的守法行为是教育法律体系实现的社会基础和基本依据。一个正常的社会，法律遵守行为总是法律实施的主要方面，法律只有在被普遍遵守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少数违法者给予有效的制裁，只有法律遵守行为普遍化了，法律规定才可能由机械的律条转化为生动的现实。用法行为是教师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现代法制的基本精神是以权利本位，一个守法的公民不仅要履行法律义务，更要懂得如何行使和主张自己的权力。护法行为是指教师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行为，违法犯罪不仅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更破坏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因此，与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斗争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 毫无疑问，实现依法治教的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其他主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教师作为依法治教的主体之一，只有从教育、制度、评价和惩戒等方面做起，不断提高他们的教育法律素质，教师的教育法律素质才可能真正有一个大的历史改变，依法治教的春天才会真正早日实现。 教育法论文:浅析《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法　立法目的　评价　回归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12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快速、长足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呈现出若干新特点。相对静态的立法未能同步适应甚至制约了职业教育的继续推进和深化。试图对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修改建议。 一、立法目的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按照《新华词典》的解释，目的是“人们想要达到的境地和希望实现的结果。”对于目的的规划和确定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特有活动，是思维的产物。“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人之于其它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脱离了或有意识地试图脱离行为的盲目性。在进行某项工作之前，人们总会在头脑中预先勾勒出一个理想结果。进而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立法活动也是如此，甚至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规范，法律的制定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并并非是对法条的无序堆砌。此时，明确的立法目的能够让立法者透过纷乱繁杂的法律现象，把握法律的本质，使得法律在宏观框架上结构楔榫；微观表述上主旨分明。当立法者在进行职业教育立法时。自然也会对其运行所达到的目标有一个要求或预期。明确的目的性使各个相对独立的法条由一个隐含的主线串连起来，形成互不冲突、协调一致的整体。 立法目的是立法者结合自身需要，通过对法律固有属性的认知、判断和选择，从而形成的以观念形态表达的一种预期结果，即法律制度设置和运行所产生的理想结果。“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目的论是法律制度的本源性理论，是对该部法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如果把一部法律凝练为一句话，没有什么立法目的更加传神、更加精恰了。因此，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的确定，必将深刻影响着整部法律的面貌以及实际运行的效果，而含混而不明确的立法目的则势必导致法律文本的松散和缺乏指向。 二、现行立法目的的表述及其评价 鉴于立法目的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我国在成文法结构安排上往往于法律文本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阐明本法的立法目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共高等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法，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 如果将三部法律的目的条款相比较，会发现职业教育法与后两部法律虽然在具体表述上不完全一致，但实质上均着眼于“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表面上看，将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教育类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似乎并无明显的不妥之处，作为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势必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手段，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定位却使得职业教育法丧失了自身独立的个性表达。 首先，职业教育法的目的应当定位于别化的特有目的。各项教育法律、法规之间是一种相互分工、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共同服务于教育法体系“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体系目的。这种情况就像在一个蚂蚁种群中，存在着雌蚁、雄蚁、工蚁和兵蚁这些不同种类的划分，它们都有着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各自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目的。有的负责繁衍后代，有的负责觅食和建造巢穴，有的负责抵御外来侵害。如果不加区分地把不同种类蚂蚁的目的都看作是维持种群的存在和繁荣，就混淆了它们的角色和存在价值，无法真正判断它们各自特有的行动目的。职业教育法作为教育法律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体系中扮演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角色，有着自身独立的目的。对其加以盲目提升和混同，必将使得整部法律的构建缺乏指向而使得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大大折扣。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为首要目的一样，就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来而言，其目的也是个别化的，应当强调其个性，“没有必要专门阐述部门法所共有的根本任务。” 其次，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应当定位于直接目的。正如一所学校购买教学设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水平，如果一定要把该行为的目的看作提高人类整体文化素质抑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就不免有些过于牵强了。这并不是说立法目的就是功利而短视的。应当看到，目的是主体的目的，这种内在性的特点决定了立法者对某项制度设计、运行的预期和设想，带有较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和直接的需要表达。立法者在合理范围和尺度内，能动的选择和有目的性的设计，意图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的当务之急。因此，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不能仅仅成为教育法律、法规普适性规律的重复表达，大而化之地把“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本法目的，对立法和理论研究均无裨益，理应围绕和突出“职业教育”这一主题，发掘职业教育法的固有属性和基本功能。并直接、明确地表达出来。 三、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的理性回归 法律文本的表达并非始终同立法者的心态完美契合。目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产物，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目的不可能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的思维本身就是变化的、渐进的。目的在最初形成时可能是含糊的甚至有所偏差的，但这没有关系，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并逐渐对身边的世界进行合理改造，正是因为人类能够不断地，能动地修正自己行为的目的，使之日趋理性。同样，立法者理念的重大调整也会相应地引起立法目的的变化。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不能拘泥于法条的实然表述，而是应到探寻其应然状态。 如前文所述，应当从职业教育实践性、应用性、针对性的特点人手，结合受教育者和实践层面的需要，发掘职业教育法个别化的直接目的，进而生成结构严谨、意旨鲜明的法律文本。对此，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旨在针对不断变化的劳动环境，通过规范的教育过程传授 符合要求的、进行职业活动必须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职业行动能力)。它还应使获得必要的职业经验成为可能。”在这一立法目的指导下，德国为了加强职业教育的实践性，采用“双重职业训练制”，学生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增强应用性和针对性，一大批职业教育学校建在著名的大企业周围，以便更好地与企业合作。利用企业的优势，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高技术人才。“如德国伊斯勒高等技术学院周围是奔驰、HEG等大企业，曼海姆高等技术学院紧邻德国三大化工企业之一的BASF公司”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国家的重视下得以高速发展，职业院校招生规模从2002年的不到400万人快速增至810万人，然而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很多矛盾和弊端开始凸显出来，例如青年教师比例较大。缺乏教学经验和相关行业领域从业经历：例如，教学投入不足，教学和实践相脱节，无法满足行业需要等。为了防止职业教育停留在粗犷式的低水平发展模式，可持续地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我国职业教育法立法目的表述上同样应当脚踏实地、切中实质。以促进劳动者职业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以就业和市场为导向。 四、立法目的重构对“教”与“学”的导向作用 (一)严格教师任职资格，构建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我国职业教育法对于教师任职资格只字未提，这也是现行立法的一大缺陷。教师是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教育的社会职能必须通过教师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实际水平和效果。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处于高速发展中，然而教师队伍无论在数量和水平上都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明显不相适应。职业教育要想提高质量、加快发展，解决师资建设迫在眉睫。 纵观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对教师素质和任职资格均作出了严格要求。除了学历上有一定要求外，还特别强调实践经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第三节——教育机构与教育人员的资质，对教师任职的专业方向和从业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德国的高职师范学院毕业生不能直接任教。必须先参加国家组织的第一次职业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获得实习教师的身份，进入政府开办的教师实习学院进行两年的实习。两年中，三分之一时间在实习学院接受更高层次的师范教育。完成两年实习、教学和师范理论学习后，他们才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第二次职业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才可能获得正式岗位资格证书。因此，我国在推进职业教育进程中，亦应重视教师之一主体因素，建立行之有效的遴选和培训机制。 (二)在学习过程中突出实践性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并非培养理论性和研究型人才，而是为社会输送具有很强动手能力的人才。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将所学技能迅速应用于工作中，是职业教育追求的目标。有鉴于此，西方发达国家的高职学校都特别重视提高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把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动手能力作为教学的中心环节， 首先，在教学活动中，应当提高实践环节比例，将其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手段。这不但能够实时检验理论的掌握情况，还切实增强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我国职业教育由于投入不足，实践教学所需仪器、设备和材料等往往不能到位，导致实践课时不能落实，理论讲授比例过大，学生缺乏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而这一情况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较为薄弱的西部则显得尤为突出。长此以往，势必使得职业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应密切联系相关企业。世界银行国际咨询专家万·亚当斯指出“强调企业、行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确保学校所提供的技能是行业所需要的技能。我们需要让学校承担起学生就业的责任来，使学校的运行更加着眼于市场本身。”企业可以给学生提供完整、真实的实践过程，这是学校的模拟、实验等教学手段不可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密切联系用人企业，可以及时了解生产领域的新技术、新动向，使得教学活动与市场需求相同步。 教育法论文: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教育法 ［摘 要］ 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让学生 自我暗示、用环境来暗示、用人格来暗示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暗示教学 一、暗示教育法的基本内涵 暗示教育法是指在无对抗条件下，通过语言、行动等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影响 ，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自愿接受暗示者即教育者的某一观点、意见或按暗示的一定方式进行活 动。暗示教育法要求受暗示者在接受现成信息时无需要逻辑论证，并以无批判的接受为基础 。在许多情况下，暗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引导方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暗示，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要靠提示、引导，而不是靠论证来影响学生的态度和行为。 社会教育行为学理论指出：人们，尤其是受教育者，有一种倾向，即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思 维的自主地位，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干涉、控制，而当对象如学生觉察到外界是有意要说服自 己时，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准备，甚至警觉起来，从而对外界的引导如教师的讲授进行挑 剔或产生逆反心理；而当对象没有感觉到外界要有意说服自己时，则容易接受影响[1 ]。比如，无意中听到的话往往更能促使其形成或改变一定的态度。 同时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心理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当一个人认识到了某种事物的存在时， 尽管这样的认识没有充分依据，甚至只是一种被主观肯定了的假设时，也倾向于对此事物作 出反映，尤其当我们是在无对抗的自然的条件下产生这种认识，且当这种认识又与心理定向 相符时，其心理反应就更为明显。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成语，如“望梅止渴"、“杯弓蛇影"、 “草木皆兵"等都表现了暗示的作用。 美国教育家卡耐基认为：不论意见观点多么中肯正确，被别人强迫接受的，总不如自己想出 的可靠——所以，懂得这层道理后，硬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将是很不聪明的做法。最好的 方 法，就是给他一点暗示，由他自己去思考或作结论。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他从来没 有教给别人要干什么，他只不过是像一个思想的接生婆一样，帮助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在 引导教育活动中，当引导者或教育者提出材料而不作出结论时，就是希望对象或受教育者自 己 作出结论，这种教育方法称之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在中国教育史上，暗示教育法 早就为许多教育家所运用。孔子就是一位善用暗示的高手。孔子教育弟子做人，很多时候并 不是直接进行说教，而是或用打比方或言他物，巧妙地暗示弟子做人的原则。《论语》中有 多处这样的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2］（P56)”；“或问礻 二、 暗示教育法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特殊意义 大学生正值17～20岁，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活跃， 反应敏捷，智力发展达到高峰，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他们善于独立思考，也更乐于自我选择 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暗示的作用往往比直接说理或指示的作用更加显著。教育者如果仍 然停留在不厌其烦的理论说教之中，其教育教学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不断随着教育对象的变化作出内容和方法的调整。大学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与中学要求不同，中学政治课以教授学生的知识点为基本任务，其政治教育的功能 基本上靠灌输来实现，教学方法就必然以肯定型为主，即告诉学生“是什么”的问题，可 以 使其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以培育思想、通过理性的选择产生 的认同感为主要任务，所以大学阶段在重述中学某些理论观点时，应重点告诉他们“为什么 ”的 问题。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只从正面的角度来进行论述作出结论，而要使思想 政治理论课能够深入到学生思想的深处。这就决定了在教学中，必须发挥大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他们在兴趣的驱使下，在教师的疏导中，通过自己认真的思索而形成正确的观点 ，进而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学在讲授知识点的时候，大多是以一种观点、一个思路为 基本的方法，这既是应试教育的需要，也是灌输政治理念的需要。在大学阶段，这种办法显 然是不合适的，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应在基本的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 介绍一些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让学生在开放的视野中获得大量的信息，然后通过比较、分析 得出正确结论，以坚定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基于此，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就 不应该官腔十足地板着面孔训斥人，拿“大道理"压服人，用“大帽子"吓唬人，强迫学生接 受 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而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适时暗示、潜移默化，依靠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内在的逻辑力量去感化学生，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大学生心理、生理特点以及大学思想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特点和要求,仅靠喋喋不休的理 论说 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而恰如其分的暗示与引导却经常能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 效。 作为一种教学实际中常用的引导方法，暗示主要是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语言提示，使学生明白 一定的内涵，并感到有关结论是自己认识到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明晰的说理相对应的 一种教育教学方法，但暗示并非完全排斥思想的明晰，相反是在学生具备明晰的认知的基础 上适时地转换说理的施教方法。说理教育不是单纯呈现理论概念和专有名词，也不是为了证 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性而控制性地呈现片面信息，它要求教育者最充分地呈现相关信息和知识 ，在一个开放、真实的背景下，帮助教育对象理顺逻辑、明白道理、提升情感。此外，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中，除了口头语言暗示外，行为（身体语言）也可以作为暗示的符 号，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行为，其暗示的作用更为突出。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中，可以由施授人的语言和行为制造一定教学情境来施授。行为学家早就注意到，在肮脏的 环境里提示人们注意清洁、保持秩序总不见效，相反在严肃、整洁的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 地要自我检点，有谁好意思往红地毯上吐痰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教学行为，使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反复地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在学生的自我教育行为训练中，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作为教育引导方法之一，暗示也有其局限性。如：由于暗示常常采取含蓄、间接的方式，一 般不付诸压力，因而容易使对象误解或者忽略。此外，暗示也只涉及简单的态度和行为，而 对复杂的深刻的需要系统论证的道理则可能无法触及；同时，由于暗示的作用总是带有随机 性，因而教育对象的态度形成和改变，很难深入到同化和内化阶段。 三、暗示教育法的具体实施 1．针对学生的思想特点，有的放矢地运用暗示 思想政治教育最忌讳的是无的放矢。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就要在充分把握教学 目 的和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的情况下，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恰当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 。 首先，要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如果教学引导涉及的内容比较简单，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没 有必要“画蛇添足"，学生完全可以自己作出结论，提炼观点。当然，为了强调某种结论 和 观点，也可适当地阐述和延伸，给予恰当的点拨。如一些“大众口号"式的政治观点和结论 ， 就没有必要大论特论，不厌其烦，此时，适当暗示即可。但是如果讲课涉及的内容较多，其 论据和论证较为复杂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要明确地亮出结论和观点，然后再去详细论 述，这样就比学生自己去做效果要好得多。 其次，要了解学生认知心理特征。如果学生具有所期望的思维水平和知识能力，或对问题有 相当熟悉程度，则可考虑含蓄地暗示，让他们自己做出结论，得出观点，反之则采取直陈结 论的观点。如：笔者在讲“道德及其历史发展"一节时，对有的课堂采取的直陈结论的讲法 ，因为 根据课前调查，他们对道德的理性认识并不深，但后来笔者为另一课堂的学生讲这一节时， 我采取的是暗示的方法，收到了较好效果。 再次，要把握学生思维热点。一般理论课、知识课和技能课的教学，都是在学生对于这些课 的教学内容基本“不知"、“不会"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生是一张白纸 ，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接受心理一般来说比较单纯，直接影响塑造意图的因素主要是一个没 有求知欲的问题，全靠教师来讲解和描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不同，该课程所讲授的许多 内容都不是学生在课前一无所知的，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思想品德、法律修养方面受 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渠道的教育和影响。这种教育和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也包 括消极方面，都会在学生头脑中积淀下来，形成各种各样具有先入为主的“意识框架"， 并 且这种"意识框架"的强弱也因人而异。因此需要教师事先掌握学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讲述的立场、观点与学生原有的态度差距过大，又不是原则性 的问题，则可考虑使用含蓄、间接的暗示方式；如果差距不大则应明确说出结论，以免学生 因为同化评定效应而感觉不到两者的差距，进而影响教学效果。所谓同化评定效应指的是， 人们会把和自己的态度相距较近的立场、观点，视为相距更近的观点。试图引导学生改变一 定态 度时，一般说来，教师所持的立场、观点，总是与学生对象原有的态度存在着一定差距，否 则，就谈不上教师的引导了。问题在于，这种差距如何把握引导才更为顺利有效。 2．通过行为训练，让学生自我暗示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经常组织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各种知识竞赛、演讲比赛 、课堂讨论、辩论、课堂作业、课堂提问，以及学生自己上讲台讲课等等。笔者在讲授“增 强法 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前，先在课堂上就“法律和生活的关系"进行讨论，学生结合身边 的事畅所欲言，事后他们谈体会：不讨论还不大清楚，讨论后才知道，在当今社 会不学法还真 不行。通过这些教学形式的不断变化，在学生不知不觉、不断进行的积极的自我暗示中，思 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巩固，深深地在学生的头脑中扎下根来。 3．营造好的教学情境，用环境来暗示 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很善于在课堂内外营造一种气氛，充分利用情境的暗示作用去引 导和教育学生。比如，他们善于利用当地的各种革命历史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以及各种 文化教学手段。在这些特定的情境暗示之中，学生受到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其教育的作用， 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如果时间、场合以及学生兴趣、动机等都不适合于含蓄、间接暗示的方 式，教师就应该直接、明确地亮明结论和观点，反之亦然。如，在当今社会，一些人荣辱不 分， 甚至荣辱颠倒，所以我们在讲荣辱观的时候，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直陈正 确的观点和结论，引导学生的思想走上正确的轨道。此时的沉默、模棱两可，或者哪怕就是 暗示都会起到消极的作用，留下遗憾。 4．提升教师修养，用人格来暗示 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方面，行为的暗示往往比语言更为有效。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 也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笔者曾在大学生中调查：“ 什么时候你的心灵受到强烈震动？"学生的答案有“到建筑工地实习、老师和我们同睡一个 窝 棚地铺时，我们心灵受到了强烈震动"，“当老教授带病坚持上课在讲台上昏倒时，我的心 灵 受到了强烈震动"。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深 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注重在教学和日常行为中，以榜样的力量与 行动楷模去影响感化学生，不仅做“思想的巨人"，而且还要做“行动的巨人"，要通过强有 力的 行为暗示去教育和引导学生。作为教学引导者的教师，如果在学生的心目中确实具有权 威性的可信性，直截了当地、不容置疑地提出结论和观点，效果往往会更好。对于学生不太 熟悉或者刚上讲台的年轻教师，则应考虑使用系统的逻辑论据和论证，在讲解中让学生自己 明确应有的结论和观点。 正确运用暗示还要避免暗示带来的消极影响。暗示的作用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 消极的作用，其性质主要受提示方向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暗示可能带来 的消极影响。有时候提示者的主观愿望并非如此，然而提示本身却造成接受者产生错觉，作 出与暗示相反的反应。无论暗示者是有意或无意地发出某种信息，作为对象的学生总是有着 自己的见解并把它们视为某种提示，从而作出带倾向性的相应反应。当我们评价某一事物并 从正面提出一定的立场、观点时，也会有意无意地产生暗示作用。因为，评价本身就肯定了 某类事物和现象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关的立场、观点不能充分说服对象时，就会起 到消极的暗示作用，将对象引导到事物和现象的消极方面，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有 的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介绍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派，不厌其详，又过多地暴露社会主 义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腐败现象，缺乏分析地述说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繁荣、如何富裕，而对 此的批判和抨击又不全面深刻、充分有力，这就可能使学生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 义制度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所以，作为引导者的教师一方面应有目的地发出积极的 暗示，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引导本身所产生的消极暗示，尽管这种暗示并不是作为教育引导者 的教师的初衷。在教学中注重暗示原则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直陈”原则的重要性，暗 示与直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教育法论文:协调式教育法视角下护理管理论文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本院八个病区的临床护士共68人，年龄在20～46岁，其中，近两年新进护士8人，本科学历18人，大专学历39人，中专学历11人，身心均健康，自愿积极配合医院及科室的工作管理。医院结合临床加强护理管理，护理部采取“协调式教育法”，实行“院科两级负责制”，两年间通过这种教育和管理模式，本院的护理工作成效显著。 1.2结果 实施“协调式教育法”后：（1）2012年本院患者的满意度测评平均93.2%，2013年上升为98.6%。（2）2012年～2013年全院无一例护理不良事件发生，各项护理指标均达标，全年护理质量取得了平均得分 99.5分的好成绩。 2协调式教育的方法和过程 2.1岗前培训重思想素质教育，核心制度的学习，强化个人专业理论和操作技能，为临床工作打好基础 岗前培训是新护士成长的良好开端,是培养新护士实际工作能力、促进职业道德形成的重要过程。对本院的新护士由护理部统一进行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重视护士的爱岗敬业教育，使他们了解医院的发展经历，树立主人翁意识，加强护士的职业道德、礼仪、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教育，使他们牢固树立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理念，并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学习，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为今后做好临床护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使新护士能胜任临床护理工作，我们给予专题岗前培训讲座，具体课程安排共6天：第1天医院概况、医院护理管理现状（教授2学时）；第2天护理法律法规、护理核心制度（教授2学时）；第3天护患沟通技巧和护士礼仪培训、护理安全及医院感染培训（教授2学时）；第4天护理文书的书写标准和要求、抗肿瘤药物知识、肿瘤健康宣教（教授3学时）；第5天常用护理操作技术、护理应急预案、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教授3学时）；第6天护士职业暴露、化疗防护常识（教授2学时），授课均采用放映幻灯片的方式进行专题讲解。 2.2改变传统观念，连续教育，树立职业形象 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注重培养医护人员自身技术水平，而忽略了职业素质修养、人文素质和礼仪规范的教育，造成医护人员缺乏与患者接触的亲和力。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已从单纯的生物医学领域向心理、社会领域转变，医护人员的形象、言谈举止，对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的身心健康可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治疗和护理效果。因此，新护士进入工作科室，要尽快熟悉所在科室的环境、设施和布置，物品及药品的放置，逐渐认识并熟悉同事，成为科室中的一员，与他们和睦相处，团结友善，工作上互帮互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延续岗前培训的学习内容，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临床，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周到的职业礼仪，因人而异地做好患者身心护理，改善护患关系，减少医护患纠纷的发生。良好的护士形象，可以提升服务对象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拉近护患距离，便于在临床上有效地护理各种类型的肿瘤患者，促进临床管理，提高患者满意度。 2.3方便临床护理管理，掌握科室护理制度，给予协调教育，落实护理标准 为了方便管理，教育护士熟悉肿瘤科护理常规，临床护理“日程序、周计划、月目标”制度的内容，护士各班次的职责等，给临床工作提供指引和目标，使护理工作有条不紊，便于护士长的管理。护士长根据相应的制度每天进行巡查，发现哪项工作有纰漏或失误，及时找当事人，给予弥补或更正；每天对各班次的工作进行核查，每周组织全科进行医嘱单、护理单、体温单、特护单、床头牌等的核对，发现问题给予客观真实的记录，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护士长根据各项护理标准，总结工作中出现不足的原因，查找根源，提出整改措施，对护士进行协调式教育，并强化训练，加强学习和记忆，每月对近期工作中出现的薄弱知识点，科内新开展的工作内容，组织全科护士进行考试，考试成绩记录在科内个人技术档案内，作为年终个人评先树优的依据。 2.4夯实护理技能，加强医护患合作，因患者而异，采用科学的沟通技巧和护理，实行人性化服务等教育方式，规避风险 2.4.1沟通技巧的教育 肿瘤科患者的性格、心理特点有：①内向型：不善于表达，对医护人员工作不满意，会寻找机会表达意见，比如：患者满意度测评时，得分较低，使工作人员难预测，比较难沟通；②外向型：脾气暴躁易怒，不容易控制情绪，偶尔对医护人员不满，会反应强烈，影响护患关系，甚至造成纠纷。所以，护理肿瘤患者难度较大，需要护士使用良好的沟通技能，包括：语言沟通、肢体沟通、表情沟通、文字沟通等，加强人文关怀，如：使用患者接受的称谓；患者疼痛时给予抚摸分散注意力；播放患者喜爱的音乐或提供爱好的书籍，诱导其潜意识的转移，忘却疼痛。根据患者不同的性格特点，因人而异地实施护理。 2.4.2强化肿瘤专科技能训练与考核 肿瘤患者中有药物过敏史的、肥胖而外周静脉不明显的、接受过多次化疗或长期输液造成静脉穿刺困难的、伴有心脑血管及免疫等疾病的患者,容易发生静脉化疗风险。作为肿瘤科护士要提高静脉穿刺技术，苦练基本功，提高穿刺成功率，减少患者痛苦；在穿刺前仔细选择要注射的静脉，确保穿刺成功率，要考虑先从远端静脉开始，保护静脉的合理使用，便于长期静脉输液治疗，还要考虑输液顺畅，输液期间不会发生化疗药物局部渗漏；规避化疗风险，减轻患者痛苦；熟悉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化疗药物外渗的处理，输液过程中仔细观察局部和全身反应；在化疗前使用巧妙的沟通和告知，不同的患者使用不同的告知方法，如：文化层次高，性格开明，知道病情的患者，可以告知化疗的目的、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化疗期间的配合方法和主要事项；对于性格内向，恐惧癌症，不知道病情的患者，可对其隐瞒化疗药物的作用，简单告知化疗期间的配合方法和注意事项；化疗中严格按照医嘱执行，如发现医嘱有疑问，及时和医生联系，发现患者病情有什么变化，及时向医生反映病情，给予妥善处理，日常工作中加强医护患之间的相互信任，团结与协作，将一些隐患消灭在萌芽中，为患者的康复创造有利条件。经过练习后，护理部对护士进行肿瘤专科技能考核，平均成绩由以前的86.2分上升至现在的91分以上。 2.5科学的管理流程，及时沟通教育 本院每年组织全院的中层领导到上级优秀的知名医院参观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管理方法、先进技术，开拓思想、拓宽思路，勇于管理、善于管理的精髓，把学到的先进技术传授给全院专业技术人员；本院还每年派技术骨干到北京、上海、济南等专业对口医院进修，进修回来人员，不仅个人的专业技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还在本院举行的每周业务讲座时，介绍上级医院的先进技术，前端的治疗、护理理论知识，达到提高全院整体专业技术水平的作用。在医务科、护理部的督导下，科护士长利用交接班时，观察各班次的工作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包括：病房的整洁性，各班次治疗、护理是否完善、危重患者的观察治疗及护理是否到位，医护的协调性工作是否严密；对于做得不到位者，晨会时给予指出，或采用问答的方式强化管理，使当事人明白错误，加强记忆，预防其他人员再犯同样的错误；利用晨间护理，加强病房管理，使房间内整齐化一，与患者交流，方便进一步观察病情，了解其对治疗护理的意见，及时地给予解决，并与主管医生、责任护士反馈信息，及时给予工作改进；护理部每周组织全院护士长，了解各病区出现的普遍问题，包括：护理管理、心理护理、影响护理质量的因素，临床护理缺陷和护理隐患等，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护理部每月到各病区进行护理业务查房，改进工作思路，提高护理技能、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完善患者的护理；并进行患者满意度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及时反馈给各病区护士长，进一步加强工作改进，对于问题护士，进行批评教育；护理部根据各病区临床护理中出现的薄弱问题，肿瘤治疗护理的发展，知识的更新需要，每周组织全院护士进行业务讲座两次，每季度组织全院护士进行讲座知识考试，专业技术操作考核各一次，总结成绩，改正不足，督促学习。形成“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工作督导-协调教育-学习-改进工作方法”的科学管理流程。 3小结 用科学的管理，使每月工作有目标，每周工作有计划，每天工作有程序，使各项工作有“章”可依，有标准可查，有制度来约束，做到层层“把关”，逐级管理，形成科学的管理流程。更使工作从检查后整改，转变为预防在先，工作中监管，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增加了患者的安全感和信赖感，管理者适时给予教育，使教育融入到护理管理中，临床应用协调式护理教育，使护士的形象标准化，服务人性化，工作认真化，医护合作化，教育和管理一体化，全院上下一盘棋。护士的工作由以往的被动变为主动，工作积极热情，追求工作质量的完美，成为护士的主观行为，形成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用教育强化管理，用管理促进教育，用过硬的护理技能，服务于患者，受到患者广泛好评，同行们的一致认可。化疗科还被泰安市卫生局授予“优质服务示范岗”的光荣称号。 作者：庞金萍 单位：山东省泰安市肿瘤防治院 教育法论文:自我教育法在思政工作中的应用 一、载体设计上突出“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灵活性 孤岛采油厂位于黄河尾闾的山东省东营市，是中国石化第一产量大厂。近年来，孤岛采油厂在深入学庆油田和其他企业经验的同时，大力开展创新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线宣讲团”“故事汇”“主题队日”等员工自我教育的方式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形势发展和企业管理的需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80、90后员工充实到一线，孤岛采油厂员工队伍结构日益呈现出年轻化特点，思想行为上的自主意识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明显增强。针对这一变化，孤岛采油厂将“一线宣讲团”等自我教育方法进行集成整合，形成更加规范的“班组舆情疏导员”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形式、时间、地点上更加灵活多样。孤岛采油厂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建在班组，从每个一线班组中选拔2～3名威信高、人缘好、素质过硬、沟通能力强的员工担任舆情疏导员，针对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中的空当和盲点，及时抓空当、找盲点进行“补位”，随时随地开展形势任务宣讲，进行员工思想分析、舆情引导和心理疏导，使一线员工真正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与专职政工人员、基层干部相比，“班组舆情疏导员”本身就是员工队伍中的一员，与员工距离更近、关系更紧、交流更深，对于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和诉求更容易及时发现、处理和上报。而在形势任务教育和方针政策宣贯等方面，“班组舆情疏导员”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宣讲方式也更容易获得员工们的认同和信服。“大道理化作小家常，身边人说身边事，员工讲给员工听”的方式效果明显优于照本宣科和强硬灌输。 二、作用发挥上突出“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孤岛采油厂加强“班组舆情疏导员”的培训和管理，不断提升他们的心理学应用、人际沟通技巧、形势政策解读等综合素质能力，确保他们能够找准切入点，把握着力点，抓好落脚点，确保自我教育法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一是当好思想上的“稳压器”。班组舆情疏导员改变以往“一刀切”“一锅煮”“我说你听”的宣教方式，从员工的内心需求和矛盾产生的心理根源入手，因人而异、因人施策，实施“望、闻、问、切”思想疏导四步法。“望”即细心观察、全面了解，关注员工细微的情绪变化，掌握工作、生活状况和突发变动等情况，为每名员工建立《思想动态分析档案》，以便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闻”即耐心倾听、缓释情绪，以朋友的身份引导员工敞开心扉倾诉苦恼和牢骚，缓解心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问”即真心分享、交谈引导，在“串门”“拉呱”“聊天”过程中“说事拉理”、真诚沟通，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引导员工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切”即精心分析、对症下药，结合员工性格特点和日常表现，准确判断问题原因，精心制订应对措施，并跟踪疏导效果、总结疏导经验，记入《思想动态分析档案》，随时把准员工思想脉搏。 二是当好行为上的“方向标”。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对于一线员工而言，身边的榜样往往比“纸上”“墙上”“电视上”的标杆典型更具有感染力。为促进班组舆情疏导员发挥表率示范作用，各基层队、站以“标准上高一档、管理上严一格、作风上紧一扣”为导向，对班组舆情疏导员队伍进行严格管理，实行“任期制”“考评制”和“淘汰制”，半年为一个任期，每月通过干部评价、员工评议、业绩评定相结合的方式，对每名班组舆情疏导员作风、形象、能力、素质、作用发挥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月度成绩累加得出任期总评分，对前三名进行表彰奖励和经验推广，淘汰末三名，由支委会重新选设。 三是当好生活上的“贴心人”。在新的形势下，一线员工面对来自企业、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职业生涯发展、孩子上学就业、家庭经济状况等问题很容易造成员工心理负担，引起思想波动。针对这些问题，各基层队、站发动干部员工建立“爱心基金”，通过“爱心信用卡”的形式，为班组舆情疏导员设置一定的经济权限，针对身边员工的“难言之隐”“难释之惑”“难解之困”，必要情况下可先使用“爱心信用卡”提取资金解决问题，再上报队部审批，确保第一时间帮助员工解决困难。此外，各三级单位还开通了“绿色直通车”，针对特殊员工、困难家庭的实际状况，班组舆情疏导员可将情况汇总后，通过队干部上报三级单位党委，确认后进行特殊帮扶或捐款救助，解除员工的后顾之忧。 孤岛采油厂通过选设“班组舆情疏导员”，加强自我教育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实践应用，充分激发了干部员工以油为业的使命感、以厂为荣的自豪感、以队为家的责任感，为孤岛采油厂科学和谐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本文作者：周宗延 单位：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 教育法论文:国外高等教育法人化和市场化改革综述 一、印尼高等教育法人化和市场化的演进 1.早期相关改革政策法规的出台 尽管印尼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高等教育自治改革从未停止过。早在1996年的第3个高等教育长期发展战略时期（1996-2005年）一揽子高教政策改革就已经开始实施，并明确提出改革的第一阶段应达到：1）通过富有活力的模式来应对剧烈的外部环境变化；2）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学科关联性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参照的根本依据；3）提升社会的应变能力和促进社会的公平［2］。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印尼教育加速了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的自治能力。同时，印尼政府希望重点大学通过自治能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方面被寄予厚望。1999年6月，印尼政府针对高等教育了两条重要的法令（61号令和62号令），61号令涉及对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的调整，62号令明确提出要把公立大学转变为一个合法实体，即法人。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确定了以“质量、自治、责任、认证和评价”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5个主题，它被誉为印尼高等教育管理“新的范式”。 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逐步走向高校自治 相比东南亚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印尼的高校正不断地朝着更大范围的自治方向发展。为了实现“新的范式”，政府挑选了一些著名的公立高校作为改革试点。从2000年至2005年间，大学自治运动改革尽管存在大量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重大突破。改革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组织机构调整和民主化的发展。在新的管理结构中，大学不再直接向教育部负责，而是向一个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代表着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其中的代表有来自政府、参议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团体（包括教师和学生）和社会的相关人士。2001年底，万隆技术学院新校长成为第一个不是政府任命而是由董事会选出的印尼公立大学的校长，2002年3月、8月、9月加扎马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万隆农业研究所的负责人都分别由它们的董事会选出，任期5年。通过体制的改革，大学和政府之间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变，尽管教育部的手中对大学仍有较大的权力，但高等教育机构的改制毕竟已迈出实质的一步。 3.实行有条件特许入学的学费自律政策 印尼政府实行公立高等学校改制为国有化法人大学法令，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公立高等学校的资助。该法令被认为是政府在减轻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责任，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批评。在印尼，人们对高水平的高等教育认可度特别高，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更偏爱公立高校，从中也可以看出公立高校的质量高于私立高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3.11%的公立高等院校，却有63.70%的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学；在2007年，只有27.49%的学生被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公立高等院校只能满足31.97%的学生高等教育需求［1］。这些数据显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选择公立大学是一个奢求。因此，公立大学的入学更具严格和竞争性。对于改制为法人化的大多数公立大学来说，学生学费的支付比私立大学高得多。迫于自身经济的压力，法人化的大学诉诸一个确定的百分比入学定额给来自于高收入家庭子女。如在2004年颁布国有法人化大学政策之后，其中一个法人化大学试点单位———万隆技术学院，每年只接受来自政府提供的20%的业务费，其余部分的资金来自研究开发项目（45.5%）和学生的学费（8.3%），这就使得万隆技术学院盘算着如何弥补它的近27%的经费缺口。如同其他法人化大学一样，一个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给那些没有通过国家入学考试，但能够支付高学费的学生以入学的机会。在万隆技术学院的一个物理技术程系，有10个指标就以每个225万印尼盾的费用提供［1］。学费自律政策印证了高等教育把有形和无形的资本私有化，从而使高等教育产品和机会彻底商品化了。 二、印尼高等教育改革特点 1.实行国有高等教育机构法人化 1999年6月，印尼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教育多元化政策，其中就包括把4所印尼古老而享有胜名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私立化［3］，即把万隆技术学院、印度印西亚大学、加札马达大学和万隆农业研究院等转制为国有法人化，之后其他公立大学也不断加入到这个名单内，其中包括泗水技术学院。但高等教育机构国有法人化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反响，其中有关市场化和法人化的争论点是：1）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是否公正；2）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显减少；3）是否过度商业化。来自社会上大多数批评及反对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法人化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孩子进入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 2.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主导走向来源的多元化 在向法人化实体转变的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大学经费的改革。公立大学经费根本性改变必须经过目前的国家预算法和相关规则的详细审视，不能随意更改。直到今天，来自中央政府的经费被投放在特定的项目（即专款专用）以及常规预算（DIK）和发展预算（DIP），怎么取得和使用都是有相当严格的条款规定。在未来的发展中，政府更多的只是充当一个资金的机构角色，并基于毕业生的总数而不是学生的入学人数去构建一个资金使用体制。除了政府经费外，大学还可通过其他途径，如通过咨询和与企业的合作等获得收益。例如1990年，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开始执行本科教学质量、本科教育发展和研究生科研教育等几个计划，通过竞争性方式（如项目招标等）给高等教育机构拨款，旨在促使其提高办学效益，同时也要求高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统上，政府不对私立高等学校拨款，但近些年来，印尼国家教育部普通教育委员会也开始探索如何对私立高等学校进行投资，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公、私立高等学校在同一平台上竞争高等教育经费，进一步淡化公、私立高等学校的边界［4］。与先前完全由政府资助的大学不同，国有法人化的高等院校要为自己寻求资金谋求发展，不过大多数资金主要来自学生和他们家庭提供的学费。 3.关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2008年12月17日，印尼政府宣布扩大教育私立化的范围。同时政府也意识国有法人化法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又试图通过教育法来进行规制。教育法特别提出提高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条例规定：“教育机构应筛选出不低于新生的20%的人数，这些人具有高的学术潜能但支付不起学费。”此外，根据对高等教育的承诺，政府加强了对公立大学的资助力度，其中资助金额占它们运作经费的50%。如万隆工学院，国家50%的资助将基本满足国有法人化大学的需求，从而避免大学因财政的压力去寻求其他的资金来源。最后，教育法特别强调所有教育机构都是非营利的运行机构，学生的学费不能超过大学的1/3的开销。尽管教育法关注到对法人化法的主要批评，但与法人化法一样，教育法又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先前提到的3个主要话题（即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不公平，政府减少了对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促使公立大学过度商业化），并认为还忽视了3个潜在的问题，即如何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需要、强调学术标准的需要及追求高等教育价值的需要。#p#分页标题#e# 4.构建质量保障机制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印尼的高等教育构建了认证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名牌大学相继引进内部认证，其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内部认证实际上是由政府授权高等教育教授委员会对公立和私人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评估和评审，始于1994年。1996年，印尼教育部成立了国家鉴定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通过同行专家组的评估，实行质量鉴定，确保高等教育向公众负责。到2000年，委员会只对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的少量专业进行鉴定，并向公众公布鉴定结论［5］。内部认证的相关规定2001年前所有研究方案由高等学校自愿参照执行，之后通过委员会对高等学校强制执行。通过认证，本科课程分为4个层次，从A（满意）到D（不满意），研究生课程计划分为3个层次：U（优），B（良好）和T（一般）［6］。此外，教授委员会还在2008年初开始试点实行质量认证制度，它是基于国家教育法及政府对高等教育有关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唯一的国家层面上的认证，类似于我国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质量评估。 三、高等教育法人化和市场化举步维艰 批评人士认为政府应对公共教育负责，贫困的人群正遭受新的教育体制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应抛弃法人化大学法，重新厘定教育体制，摒弃教育法定机构法草案等。 1.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不平等的批评 第一个批评是关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一步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的潜在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是一种社会福利。新修定的教育法特别关注贫穷家庭的学生入学率，并提出专门划出20%的高校升学指标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据世界银行1995年的数据表明，大多数印尼家庭不可能支付得起高等教育的学费。相比较2001年，2007年的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总体数下降了12%，这就意味着要求大学把20%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低收入阶层是不现实的，大多数高校也声称和承认更多的学生不属于这个类别。换句话说，强制地把20%的高招指标分配给低收入家庭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有更多的障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很难进入这些大学，更主要是他们很难获得教育贷款和奖学金。有关研究也揭示学生的学业成就深受他们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 2.对高等教育学术价值不断弱化的批评 第二个批评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学术价值问题。印尼公立大学正逐步提供较好的教育质量，可是，比较2001年和2007年高等教育学生数，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显示出16%的下降，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数只下降10%。常春藤联合会的印尼高等教育机构属于法人化大学，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质量标准已经下降了，特别是在学生入学公平和标准问题上。印尼教育部有关领导人曾在教育部网站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强调法规的一些利益问题，其中提到给高等教育机构一个合法的机会，即给低分数的学生提供机会取代高质量的另一个学生，只要他能支付得起特别的入学费用。这种观点显然不是以高等教育在维持公平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起引领作用作考量。因此，转型期的大学需要以办学理念、人力资源、公共事业性质等作为杠杆进行综合调整。 3.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监管不足的批评 第三个批评是针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来说的。大多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是通过宗教团体而建立的，也有一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是为某一少数民族社区和政治团体需要服务而建成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带有私立性。它们的管理更具有自治性，经营更倾向于商业化，如明灯希望报大学（UPH）是一所私立大学，1994年为力宝集团（印尼一个强大的联合大企业）所建，2008年该大学被环球亚洲杂志宣称，在第一次印尼大学排行榜上，作为最好的私立大学仅略排于印尼大学之后。印尼大学是印尼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这个排名不久引起了争议，认为是为了做广告，以扩大其影响。类似情况不一而足，层出不穷，政府也很难监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四、结语 印尼是世界上一个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尽管其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的呼声既是被无情的改革计划引起，也有被其他因素（如贫穷等）所促动，但政府还是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改革。 首先，印尼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改革的预期目的是要达到“自治、质量、入学和平”等，特别在自治方面，改革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放权和把更多的自治权还给高等教育机构。其次，加强了高校质量监控。印尼政府对高校质量改革进行了规划，一是提出高等教育要和学生自身的需求相联系，把学生培养成富有理智的、具有责任的公民，并有助于民族的竞争力；二是重新设计和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并把它作为培养高层次人员的孵化器，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的需要；三是建立有助于民主的、文明的、广泛的、对公众负责的高等教育体制；四是提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地方政府）的具有包容性的改革计划，从战略高度上把对高等教育新的投资和周期性的预算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入学和平等的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对所有公民提供有各种机会的、完美无缺的教育体系，鼓励并促使有能力的个体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为今后工作生活作准备。 但在现实中，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信心仍然不足。反对政府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实质上是人们担心该政策将阻止大量贫困人群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一种表达方式，实际上也是如此。基于教育的“历史的义务”，反对人士要求政府在公共教育中承担应有的责任，认为假如政府让高等教育成为市场的机器，民众特别是穷人承担高等教育的负担将是前所未有的。但实际上，政府并没有经济能力为追求公平、高水平的教学和教育质量买单。因此，印尼的高等教育改革仍处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 本文作者：张灵 陆瑞旗 单位：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法论文:国防教育法律机制优化思考 以《国防教育法》为例，该法对国防教育制度进行了相对较为全面的规定，包括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的保障、法律责任、附则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此外，不同地区的国防教育法规也各具特色。例如重庆市国防教育条例在规定国防教育内容时，注重结合重庆抗战历史、红岩革命事迹等对公民进行国防教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防教育条例中规定教材要分为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两种语言不同的国防教育教材;吉林省国防教育条例规定边境地区应当开展以边境稳定和国家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活动。 我国现有国防教育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军民融合的大时代背景下，以《国防教育法》为指针，加快修订、完善、健全地方性法规制度，已经成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前日益紧迫的任务。虽然近几年重现了颁布或者修订国防教育法规规章的高潮，注重通过立法引导国防教育的正规有序开展，但是现行的国防教育法律制度也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国防教育法律体系不够完整科学。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国防教育法》，但作为国防教育领域龙头法律的《国防教育法》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修改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资源之间脱节的现象:《国防教育法》的规定过于笼统，理论层面不易掌握，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地方性法规不能很好地落实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要么照抄《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要么照抄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防教育条例。因此，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断层，没有形成上下连贯、位阶分明的法律体系。国防教育组织领导体制不够完善。 根据《国防教育法》规定，由国务院领导全国的国防教育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协同国务院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地方政府领导地方的国防教育工作，驻地军事机关协助和支持人民政府开展国防教育。但在实践中中央的国防教育工作由总政群众工作办公室来实施，地方的国防教育工作由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来具体组织实施。根据我国宪政体制安排，国防教育的主体包括政府和军事机关。但是在两个主体中，其权力如何划分，具体的国防教育行政执法究竟以哪个主体为主，法律的规定则不是很清楚。国防教育经费保障制度规定不够到位。《国防教育法》规定国防教育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但并未明确规定国防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具体比例或者数额，各地对国防教育的经费投入参差不齐，经费保障制度也没有具体规定到经费如何拨付、何时拨付、如何使用等具体问题。在法律对国防教育经费的具体比例或数额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的地区在经费拨付上比较随意。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经费是开展国防教育最重要的物质保障，如果经费得不到保障，很难保证国防教育的顺利开展，更达不到预期效果。 完善我国国防教育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现代战争更加强调国与国之间整体实力的较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进国防教育体制的改革、整合国防教育法律资源，已经成为加快国防教育法律资源改革的不二选择。完善国防教育法律资源体系，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国防教育发展提供有利保障。鉴于《国防教育法》与地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防教育条例存在衔接不力、重复抄袭现象，有必要由国务院出台一部《国防教育条例》，对国防教育的实施标准进行统一，详细具体地落实《国防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补充《全民国防教育大纲》没有规定的问题，如法律责任问题。在经费保障方面，根据《国防教育条例》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最低经费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经费标准，最低不能低于国家统一的最低经费标准，并且经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逐年增加。国务院设立专门的检查监督机构，对经费落实情况、活动开展情况、实际效果等各方面进行检查，违者依法进行惩处。完善国防教育机构设置，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保障机制。完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就是要把由解放军总部机关和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等军事机关代行的国防行政职能剥离出来，把权力交给政府部门，使政府部门统一行使国防教育职能，真正实现以政府为主体、军事机关配合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 为了加强对国防教育的统一领导，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的设置和职责，理顺军地在开展国防教育中的工作关系，使“军队的归军队”、“政府的归政府”，有利于强化人民政府国防教育机构对办事机构的领导，彻底解决国防教育工作人员的编制、待遇问题。健全国防教育专项经费保障机制，为国防教育提供经费保障。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对国防教育的投入，是国防教育发展的物质保证。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都是筹措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在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上，开辟其他资金来源，确立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机制。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从实际需要出发，利用投资、信贷、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作用，为国防教育提供经费支持。其次，要提倡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投资，适当进行表彰奖励。再次，要设立专门国防教育拨款委员会和教育基金会，保障国防教育经费的持续供给。通过以上几项措施，拓宽经费保障渠道，使国防教育经费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还要加强国防教育经费的管理，对于推进国防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作者：王丽娜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学员十七队学员） 教育法论文:计算机项目教育法实践体会 本文作者：罗彩君 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其内容应该是学生感兴趣的和熟悉的，并且能够基本涵盖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绝大部分知识点。在选择项目时要有一定的广度、难度和深度，与实际应用结合紧密，既不能过于简单使学生失去兴趣，也不能难度太大让学生丧失信心。通过项目任务的设计，解决学生身边一些实际问题，能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学生充分创造和发展的空间，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思维得到发展，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 项目教学的实践。在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过程中，以项目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课程中的Word、Excel、PowerPoint和Internet等章节都以一个具体项目进行教学，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子任务，相关的知识点融于任务中，通过完成任务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操作。①Word2003文字处理软件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上海世博会简介，介绍Word文档的编辑、排版、页面设置及打印等操作。项目为上海世博会的一个宣传介绍文档，以图文表格混排的方式，介绍了上海世博会的基本情况，并对其进行宣传，整个项目分解为5个任务。任务一：建立上海世博会相关的文档。建立文档，输入世博会简介的基本文字内容，保存文档。任务二：编辑上海世博会文档的内容。设置文档标题格式、字符格式和段落格式，为文档设置项目符号和编号等。任务三：为上海世博会文档插入图形和图片。为文档添加世博会会徽、世博会宣传海报、世博会吉祥物等图片，制作自定义图形等。任务四：为上海世博会文档制作相关的表格。添加上海世博会各阶段票价等信息的表格，并对表格进行排版、美化。任务五：打印输出上海世博会文档。设置文档的页眉和页脚、页码，对文档进行预览并打印文档等。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Word2003的工作环境和基本操作，并能在实际应用中编辑和美化Word文档。②Excel2003电子表格处理软件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金浩公司职工工资分析，介绍Excel电子表格的制作、数据处理及数据分析等操作。 项目主要分析金浩公司职工工资的构成、职工工资的收入情况，整个项目分解为5个任务。任务一：工资表的建立。建立工资表的结构，输入工资表的相关数据，保存工资表。任务二：工资表的编辑及美化。设置工资表标题格式、工资表单元格的对齐方式，为工资表添加边框和底纹，设置工资表的条件格式，建立个人所得税表并输入相关数据。任务三：工资表的数据处理。计算职工的个人所得税、应发工资和实发工资，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职工记录，汇总各个部门的应发工资、实发工资。任务四：工资表的图表分析。分析职工的工资收入情况。任务五：工资表的输出。设置工资表的页面格式、打印工资表。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Excel2003的工作环境和基本操作，并能将电子表格应用于实际工作中。③PowerPoint2003演示文稿软件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制作兵马俑景点宣传册，介绍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创建、美化、打包及放映等操作。项目主要介绍了秦始皇兵马俑旅游景点的相关信息。通过制作兵马俑景点宣传册，可使更多的人了解秦始皇兵马俑，整个项目分解为5个任务。 任务一：建立兵马俑景点宣传册演示文稿。建立演示文稿，编辑演示文稿，保存演示文稿。任务二：设计兵马俑景点宣传册的外观。插入幻灯片，设置幻灯片母版，设置幻灯片的版式、模板和背景。任务三：编辑兵马俑景点宣传册的内容。插入图片、艺术字、自选图形、文本框、表格，编辑文本框和表格，设置插入对象的格式。任务四：设置兵马俑景点宣传册的动态效果。设置幻灯片的切换方式；设置幻灯片内部对象的动画效果；设置图形、文本、图片等对象的超链接。任务五：放映兵马俑景点宣传册。设置演示文稿的放映方式，放映演示文稿。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PowerPoint2003的工作环境和基本操作，并能掌握演示文稿的制作过程和放映方式。④In-ternet的应用项目实践。主要通过一个具体项目———网上订书活动，介绍Internet的基础知识、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的使用、电子邮件的使用、网上订书的流程等。项目以网上订购“办公自动化”相关的图书为例，介绍了网上订书的流程，整个项目分解为3个任务。任务一：搜索并收藏“办公自动化”相关的书籍信息。打开“当当网”主页，并将该主页设置为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默认的主页，搜索并收藏“办公自动化”相关的书籍信息。任务二：确定需订购的书籍，提交订单并进行信息确认。 打开收藏的“办公自动化教程”网页，订购名称为《办公自动化教程（新世纪高职高专课程与实训系列教材）》的图书，确认用户相关信息。任务三：查看已订书籍的订单信息。登录“当当网”网站，查看“我的订单”信息。通过完成各项任务，熟悉Internet的基础知识、InternetExplorer浏览器的使用，以及网上订书的流程。项目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有机的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不但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了项目要求的理论知识，而且能够灵活的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了学生的操作技能。在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中，采用项目教学法，既发挥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又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受到了学生的肯定和欢迎，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教育法论文:有机化学兴趣教育法思考 本文作者：常飞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 讲好绪论，正确引导 绪论是整个有机化学教学的简介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内容中的正式章节[2]。讲好绪论部分，阐明有机化学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使学生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力求积极主动地学好后续章节。在这一部分，教师介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简史，有机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发展前景，并概括了有机化学的教学特点、重点和学科学习方法，希望学生对所学科目加强了解的同时明确学习的目的。教师特意阐述了有机化学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工程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虽然涉及较浅，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去思考学习有机化学的必要性。通过11种农药“喂养”的豆角、可爆炸的西瓜，到富含有机物的工业废水排放，以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充斥室内外环境等生动的例子，学生开始意识到媒体报道的各种环境污染和有机化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机化学是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基础。 改进教学环节，促进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 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作业也是应付了事；刚开始上课时学生精力比较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慢慢地就开始左顾右盼，交头接耳，甚至伏案呼呼大睡；有些学生则抱着课外书读得津津有味。针对这些情况，教师对教学环节作了如下改进：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在相应章节适当增加了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实验介绍和教师的部分实验室经历等，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绪论部分讲述德国化学家韦勒因一时疏漏而失去了发现化学元素钒的机会，教育学生工作学习中不能疏忽和粗心大意；卤代烃章节中简述了化学家格利雅“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鼓励学生好好珍惜时间，不要虚度年华；旋光异构部分提到了帕金森症的治疗药“左旋多巴”和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第一次用镊子分开左旋和右旋晶体；芳香烃苄基氧化过程中，介绍实验室曾经滴加浓硫酸过快，反应物冲出瓶口，把一个学生吓得发誓以后再不做有机试验的经历等。 通过插播类似“小广告”，可以让学生耳目一新，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学到书本知识之余，也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知识面，了解了一些试验技巧。加强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中国“90后”大学生勇于展现自我，自信张扬，逆反心理较强[3]。他们要求教师的授课角色顺应时展，从“教育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服务者”。因此，要真正做到教学互动和教学相长，就需要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创造良好的互动平台。课前和课间，教师都留下一些时间和单个学生交流学习情况。和学生一对一地交流，会让学生感觉被关注，更容易接受一些建议。在课堂上，教师也努力改变“满堂灌”的做法，讲解时会经常询问学生的理解情况，鼓励他们随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困惑。课后欢迎学生就有机化学课程进行交流探讨。这些行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老师高高在上、学生俯首帖耳的课堂模式。 “90后”大学生远远不满足自己只是受教者的身份，他们很喜欢尝试受教和参教两种角色。有机化学不可避免涉及到化学方程式、电子结构、分子构型等抽象概念。仅仅依赖书本上的枯燥文字和简单图片，学生难以真正把握知识的内涵与本质，而电子课件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教师号召学生与自己一起进行课件插件制作。事实证明，学生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创造力，他们画的结构式、机理示意图效果出众。而在参与过程中，学生们对一些抽象概念也加强了理解，学习兴趣大增。此外，教师也注意到这些电子课件虽然比起板书更形象直观，可以快速传递教学信息，提高课堂效率。但也同时可能造成授课速度过快，学生无法跟上进度等问题。而采取课件和板书相结合的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注重复习梳理 有机化学表面上知识点众多，反应繁杂，机理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几乎所有的有机化学内容都能归结到化合物结构和性质上。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不了解这点，就容易死记书本上散落的知识点，难以构建有效的知识体系，即所谓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对交叉知识点反复提及和前后印证，如在绪论部分已经把有机化学中几种反应类型讲解清楚，课程以后涉及每个反应都会自动归类到基本反应类型中。又如介绍完SN和E反应后，每次遇到一种底物，都会要求学生预测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产物，以期学生能熟练掌握；每次课和每章节都进行复习梳理，这样有助于学生把本堂课和本章内容有效组织起来，整理成知识单元；而全部内容学完之后的总复习则有助于学生把知识单元联系起来，形成知识网络系统。事实证明，采取上面一系列措施之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有了明显提高，课堂教学氛围和教学效果有了很大改善。这不仅对本科目学生学习起到积极作用，也能影响到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态度。通过教学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教师要加强专业知识积累，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沟通，以满腔的热情享受教学过程。 教育法论文:远程教育法应用分析 本文作者：汪跃平 单位：东佛山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副主任，广东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远程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包含多个运行层次和复杂组织构架的系统工程。在实现我国经济、文化等实力迈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人才、教育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电大远程教育以其服务全民的办学宗旨、30多年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实践、“天网地网结合、三级平台互动”的一流现代远程教学网络体系、遍及城乡和运作有序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系统等特色成就显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国家决定依托电视大学建设开放大学。让远程开放教育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开放大学里更加彻底的运用，凸显开放大学的开放性、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充分普及性。远程教育之所以在各国的终身教育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科教兴国起决定意义的是是人才培养。许多国家的教育实践证明：远程教育可以实现大规模培养人才的梦想，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可以减少学习时间和成本，消除人们在学习时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要大面积地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以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就必须发展远程教育。特别是大量的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依赖于远程开放教育这种教学模式。 远程教育法对终身教育的意义 制定远程教育法，对规范我国远程教育体制，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保障我国终身教育可持续发展，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和谐的法制环境，规范整合教育资源和秩序，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远程开放教育法的颁布可以完善终身教育法律体系，促进终身教育健康有序发展。为了切实保障我国终身教育可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和谐的法制环境，我国应该尽快启动远程开放教育进行的立法事宜。远程开放教育法作为保障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在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关于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已经颁布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但是作为规范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类型——远程开放教育方面的法律却至今仍是空白,这样的教育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因此,从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来看,远程教育法的制定应是迫切之事。远程开放教育法有助于规范教育秩序，提高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十余年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国外的教育业纷纷抢滩我国文化市场，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急剧攀升，仅在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已达到33.97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19.32%。国外文化来势汹汹，纷纷在我国抢生源，其实是对我国文化的渗透，但由于我国教育立法的不完善，使得这种教育秩序无法得到有力规范，严重影响了我国文化安全。因此一定要完善教育立法。远程教育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完全打破国际时空限制，在招生、组织教学等方面更是灵活，因而更容易成为外国教育渗透的新的触角。一定要尽快制定远程教育法，鼓励和扶持远程教育对外扩张，促进本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我国的远程教育近几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因而难免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因而规范远程教育秩序，完善远程教育体制，对完构建完备的终身教育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至今为止尚无系统规范远程教育的法规，如远程教育机构的准入条件、远程教育机构的认定机构、远程教育的发展目标、保障机制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极大地制约了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健康发展，亟待完善。 远程教育法的内容——以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制度为重点 关于远程教育法的内容，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进行过研究，认为远程教育法应在远程教育机构的资质、教师准入制度、课程体系、师生权利、法律责任等方面有所规整。在立法形式上可以以单行法的形式，并提出了立法体例。认为具体在体例结构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篇：总则—远程教育机构资质——教师的准入——课程设计——师生权利——法律责任。但是随着对远程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认为远程教育立法应该重点突出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制度。学分银行制度是来自国外的新鲜事物，它是指学生通过在学校学习或培训获得相应课程的学分，将之存入自己的学分管理账户中，就如同将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中，通过累计最终达到满足某一专业毕业要求的学分从而获得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一种学分管理方式。学分转换互认即在某一学校获得的学分根据一定标准转换成另一学校的相应学分，该校对此转换予以认可。这种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互认制度对成年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终获得大学学位证书完成高等教育非常有促进作用，因为它恰好符合成人学习的特点，满足成人学习的需要，因此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全民学习型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这种学习方式大有用武之地。它最终将打通学历与非学历、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之间的沟通壁垒,实现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使终身教育真正步入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但是，为了实现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互认制度，光有几个学校实施肯定会出现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位阶高的规范性文件来规范和保障，《远程开放教育法》（由全国人大颁布）的出台就更显得迫在眉睫！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规范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转换互认制度： 教育部牵头，整合各种教育形式。法律应规定由教育部牵头，将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夜大学、自学考试、网络教育以及各种培训教育机构等各种成人教育机构整合，统一纳入开放大学体系，首先可以以会员的形式必须加入。规定办学机制的开放，学生有权将每学完一门课程的学分累积起来，待其达到一定学历层次或培训的学分后，获得相应得学历证书或结业。各会员学校之间的课程学分可以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转换标准进行转换，各会员学校必须互相承认。对拒不按此执行的学校，远程教育法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设立全国性的学分认证机构和地区性认证机构。我国学历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但是已经有免修免考制度，比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对自学考试、其他高校的课程学分予以承认并实行免修免考，国际间的高校互认通过政府间的协议也逐步扩大。但是社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的互认与转换基本是空白，通过“学分银行”在社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架起立交桥，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首先需要一个权威的学分认证和转换机构。在美国，美国的高校包括远程教育机构进行学分转换的前提是通过区域认证协会的认证或全国性认证组织的认证，如果没有通过以上机构的认证，该校的学生在转学时，一般学分不会得到另一高校的认可。美国有6个地区性认证机构，它们是按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西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设置的单位认证机构，这6个地区的大学和学院按照地区归属组成了6个联合会。全国性认证机构共有11个，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对全国职业和专门职业院校（vocationalandprofessionalinsti-tution）实施认证的机构；另一类是负责对全国信仰院校（faithbas-edinstitution）进行认证的机构。#p#分页标题#e# 美国的大学一般承认经过美国六大权威地区性认证机构和全国性认证机构认证的学分．如果学生需要对这六个机构认证的学分进行转换，大学的招生管理办公室或者先前学习评价中心将对六大权威地区性认证机构认证的学分进行评估。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作法，设立全国性的学分认证机构和地区性认证机构，但是认证机构应由政府主导设立，根据“依托电视大学办开放大学”的宗旨，国家应该立法规定我国的学分评估和认证机构，明确规定依托国家开放大学（中央电大）成立“国家学分银行学分认证中心”，由国家开放大学在全国授权数个地方电大建立地区性的学分认证机构。国家“学分银行”学分认证中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地区性的认证机构进行授权和监督、制定标准化框架课程、制定学分评估认证和转换的规则和程序、培训认证人员、对认证纠纷进行最后复议等。地区性认证机构具体负责包括社区教育机构在内的所有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学分认证。学生根据这些权威机构认证的学分，向欲就读的大学申请学分转换，将权威机构认证的标准学分最终转换为就读大学的有效学分。 规定学分认证和转换规则和程序。在建立开放大学的学分银行制度中，明确并细化学分银行的存分机制、贷分机制、兑分机制等。学分银行如同真正的银行一样，也有存、贷、兑等功能，只不过他的标的是学分而非货币。通过明确此一系列机制，使学分银行制度和学分转换互认制度更具操作性。为了使社区教育等非学历学习成果能公平、公正地转化为学历教育学分，首先学分银行必须将这些学习实践或成果“记录在案”，其次必须制定学分认证和转换规则和程序。该规则和程序标准至少应该包含以下方面：非学历成果在学分银行账户中记录的的形式。非学历成果在学分银行账户中记录的的形式是否体现为学分？如果以学分形式体现，则一开始就应由认证机构来认证，而这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因而非学历成果在学分银行账户中的形式应以其最原始的形态体现，即以培训资格证书、课程成绩、实践经历和时间等形式记录在案；非学历成果承认的条件：学分认证的启动程序应该是源于学生的申请，学生向认证机构缴纳申请费，提交申请书，向认证机构提交包括学习成果原件和社区教育机构的证明原件等在内的档案包，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委对学生能力进行面试考察；非学历成果转换的条件：非学历成果转换条件应包含以下因素：成果与标准化课程框架的对接；证书或课程和实践所转换的对应专业和学分数量的确定；与大专、本科等各层次对接和转换的标准和条件等。由于社区非学历教育主要侧重于专业技能的培训，因此在转换抵免学历教育学分时，应倾向于抵免专业课和综合实践课的学分。这与学历教育之间的学分转换不同，学历教育之间转换学分对专业课折抵较慎重和严格。通过在远程教育法中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制度，使我国的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之间的鸿沟和障碍得以彻底消除，从而打破高等教育结果之间的不平等，是我国的终身教育可持续发展，最终“学分银行”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我国教育四通八达的立交桥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技术支持，也必将为国家开放大学的建设作出贡献。 教育法论文:农村教育法律体系创建 作者：何红英 单位：西南大学育才学院 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主张“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4］；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也提出，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该使这种不平等既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所有人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5］。由此，笔者认为，不平等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决定了我们有必要用法治的形式对其进行调适。所以，我们用“教育公平”来表达对教育法治首要价值的追求更为妥当。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推进教育公平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是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方向，教育公平的关键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重点在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农村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以法治促公平”，即以“依法治教”来促进教育的公平。法是最优良的统治者。西方社会法学家庞德提出，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种利益中大部分或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的牺牲［6］。因此，法治或许是实现公平最有效的秩序模式。中国目前还处于向法治转变的进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7］。在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历程中，农村教育的环境与状况会因时因域而有所变动，农村法治始终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因此，在农村教育法治建设中，唯有将国情与域况、全国法制统一与地方自治立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重庆农村教育法治的现状 （一）重庆农村教育法治进展与成效重庆市把教育作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将农村教育改革作为全市教育城乡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2006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偿还18亿教育欠债，主城九区“普九”欠款的，市政府财政承担20％，区县承担80％，走在了新义务教育法的前面［8］。2006年11月，中共重庆市委二届十次全委会在《关于构建和谐重庆的决定》中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确立了“到2020年时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教育中心”这一发展目标。2008年秋季，重庆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惠及全市360万中、小学生。2008年7月是重庆农村教育发展的转折点，教育部与重庆签订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重庆自此成为西部地区实行统筹城乡教育的一块“试验田”，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37年上升到2008年的8．6年［9］。到2010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的比例由1996年的56．16％提高到90％，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7年的8％上升到30％，进入了大众化阶段［10］。在农村教育方面，一方面，重庆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已颇见成效，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学校已达到623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近259万人入学，投入230亿元建设包括农村寄宿制项目、农村远程教育在内的教育重大项目［11］；另一方面，重庆通过城乡学校“百校牵手”、“捆绑发展”、“对口帮扶”等一系列举措，推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2011年5月1日，适应《义务教育法》修改的《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将对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教育事业发挥重要的影响。 （二）重庆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不足重庆在统筹城乡教育“试验田”期间，基本解决了农民子女上学难、农村学生辍学率高以及义务教育完成率低的问题，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工作成效显著，在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教育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就重庆农村教育的长足发展而言，尚缺乏立法的充分保障，现有的制度尚不能完全解决农村教育的法治保障问题。1．重庆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制度供给不足俄罗斯曾严格试行各级政府分担对各级教育经费保障责任的举措，但主要因缺乏必要的国家收入分配机制而以失败告终，后续改革也因欠缺预算机制综合改革经验而陷入具体学校和各级教育拨款的两难之中［12］。我国农村教育经费问题往往体现在拨款之前的财政预算环节和拨款之后的利益分配环节，经费投入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难题。在依法治教的全过程中，依法行政是关键，执法监督是行政保障，权利救济是司法保障，他们与教育立法同步运行或者后续支持，都无法取代教育立法环节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有法必依”的大前提应该是“有法可依”，重庆农村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立法体系的完善。在立法上，重庆地方性教育立法面临诸多困境。首先，地方没有一部针对农村教育的专门法规，目前的制度都是普适于城市与农村的概括性规定，“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的立法模式难以保证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据调查资料显示，农村人口对农村教育单独立法的需求比较迫切，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对农村教育单独立法的要求更为强烈。他们认为，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13］。其次，政策性“意见”、“决定”、“通知”、“方案”的数量与权威远胜于单薄的法律性“办法”，政治的威望远胜于法治的权威。在我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烙上了国家的政治标签。台湾公法学者陈新民认为，指导方针树立了国家的价值观，导引立法方向，其政治和道德作用大于法律意义［14］。重庆农村教育的大政方针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有待于提升到法治的高度，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或者具体规定。第三，立法层次较低，配套机制不全。比如：《重庆市学生申诉办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性政府规章，在位阶上处于规范性行政立法的最底层，效力略高于地方政府制定的临时性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该办法流于空泛，在貌似完备的授权性与义务性法律规定的背后，缺乏监督、制衡的长效机制，缺乏程序性规范对实体性规范的保障。2．重庆农村教育的内涵不足在城乡比较的视野下，从国内经费投入看，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75％，但教育经费投入仅占48％，初中教育经费投入农村仅占29％，生均教育经费，城镇是农村的两倍多。从师资队伍看，农村高一个学历层次的教师，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教师学历不合格率高达70％之多［15］。由此可见，农村教育不仅输在了路上，更输在了起跑线上。重庆农村存在地域性极强的特殊人群，即“留守子女”，与因无钱支付学费的辍学儿童、街道乞食的流浪儿童一起构成了三大农村教育弱势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条件继续完成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学习，据教育综合指数估算方法，在过去的10年里，教育对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7．045％，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54％［16］。因此，民办教育、职业教育等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救命稻草，但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等尚无法构成对农村发展的有效支撑。重庆的农村教育结构体系主要由三大块构成，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笔者认为，其中包含继续教育在内的成人教育领域的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又缺少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短时间内很难转化为立法规定。重庆多数农村地区教育结构单一，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较快，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对薄弱。2010年7月，重庆市决定把所有就读职业学校的农村学生自动转为城市居民，今后10年力争使200万农村学生变身“市民”，新增就业岗位将优先接纳重庆职校毕业生。但是，农村职业教育状况仍不容乐观，全市农村常住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仅为7．3％，职业学校的数量也由2006年的183所减少到2007年的153所，减少了16个百分点，恰恰与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背道而驰［17］。重庆农村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较低，很多地方的农村职业教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p#分页标题#e# 促进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的完善 （一）促进农村教育地方立法的总体思路立法是一个多元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和妥协后做出的制度安排，旨在使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够享有畅通的利益表达。在农村教育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完善和强化地方立法仍是必然的选择。首先，立法体系的完善要经历一个从“政策文件”到“法律文本”、从“统筹法”到“专门法”的渐进与转变。二战后，日本经历了自《学制》《教育令》《学校令》《教育基本法》到《终生学习振兴法》的演变，实现了向教育民主化立法时期的转变。每一次教育改革的浪潮涌过，都会留下清晰的教育立法的浪迹。笔者认为，日本历次教改的成功经验中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改革之后能够及时地将改革成果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稳健改革的步伐、强化改革的功效。其次，重庆农村教育立法面临着两大课题：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农村教育法治，其中首先要确定的是农村教育法规调整对象的范围；第二，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农村教育法治，其中首先最该解决的是农村教育立法目的与程序性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法治基础与美国相去甚远，但是，美国在教育立法技术方面的有些做法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确保立法程序透明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可以规定听证会为教育立法的前置程序，确保立法依据的充分与立法内容的科学。 （二）构建促进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全国立法重庆地方教育立法已见雏形，但是由于其地方性立法的适用范围仅仅（也只能）限于重庆，因此，如果不能对城乡教育群体进行区别对待、特别保护，也就不可能真正突破重庆城乡教育中的二元结构。笔者认为，在国家层面可制定专门法，如《农村教育基本法》，对农村的特殊情况、特殊问题加以明确和规范。第一，从立法目的看，《农村教育基本法》应当是农村受教育人群权益的保护法，特别针对农村教育的薄弱环节给予农村一定的教育优惠和激励政策，将农村教育中最普遍的现实问题写入法律文本，针对性远胜于全面性，重在发挥法律规范对行为的指引作用；第二，从执法主体看，一定要立足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实情，找到“执法权威”与“便民服务”的最佳切合点，善用“软行政”、“柔性行政”等执法方式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三）地方和全国促进农村教育法律保障的立法重点高等教育不是农村教育的长项，农村教育应该回归“实用化”的本质，注重智力成果向劳动生产力的有效转化，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1．革新农村教育内容，调整农村教育结构笔者认为，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优秀人才；二是引进优秀人才；三是留住优秀人才。具体如下：第一，做好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共同发展，前后衔接。同时，重视农村中高等学历文化教育，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第二，加强农村高中、甚至专业性大学的建设工作，加强城乡间的校际合作，提高农村师资待遇，引进外来人力资源；第三，通过政策性立法，给予大学生村官一定的优惠待遇，为农村建设提供充足的年轻力量。2．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增设职业培训机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应与农业密切相关，其功能在于为农村经济以及农业的发展提供实用型人才，使农村学生既能打下科学文化的基本功底，又能掌握生产经营的各种技能，从而达成既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又向广大农村培养新人的双向教育目标。2009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要重点支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的要求。重庆已经依托职业院校新建了5个农民工培训集团，在移民区县新建或配套改建15个移民就业培训基地。但是，重庆市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人次、实用技术培训人次以及库区移民培训人次并未明显提升，政策扶持的同时尚未将职业培训事宜提到教育立法的日程上来。目前，我国有关职业教育的规范性文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而当务之急在于建立职业教育培训的立法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在农村教育法律保障中职业教育尤为重要，应通过地方性立法和全国性立法设立农村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提升职业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同时颁发相应的职业及等级认证，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学历的认同。 教育法论文:电教项目教育法应用 在电子教学课程中，一般都是电工电子、机电类专业技术课，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很多院校都是电工维修或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习，真正涉及到的电子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却很少，这就制约了学生们以后的技能发展。这就需要项目教学法应用其中，在电路的研究中，需要学生们根据实际问题设计电路图，在电路的研究和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更增强了学生对电路的理解认识与技术方面的熟练，也便于达到真正的应用目的，学生在学习中也会觉得理论知识比以前更好更容易理解了。在电子教学中项目教学法的应用需要以下的实施过程： 项目选题的确立。每个学生的兴趣是不同的，他们要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适合他们的项目研究，在选题时很关键的，因为一个好的开头才会有好的结果。随着我国的电子事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熟练操作的技术人员和检验、设计人才。但很多电子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方面很困难，原因是虽然他们对那些电子方面的课程理论知识很熟练，却缺少了很多的实践经验，不能够熟练电子技术的方法，所以要根据学生们的个人兴趣，给出一个实际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电子方面的项目，让他们自主地选择研究哪个方面，从而提高他们的自主创造能力。 分组制定任务和计划，自主学习。在我们确定项目题目后，全班同学就应该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来分组进行研究讨论了，并且每组选择一个小组长来起带头、领导、负责和监督的任务，给每位同学都分配任务。老师可以和学生们讨论一下，然后制定出我们研究的方向、目标和任务，研究什么样功能的电路。都确立下来后，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制定工作计划，由老师审核和批准后，按电路的每一项工作步骤和程序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电路的先有初步认识，准备好需要的工具，例如电阻、电线、仪表器、万能表等，我们可以根据电学方面的资料，把那些理论知识借鉴过来并准备应用到我们的实践过程中去。 项目计划的实施。在项目实施的计划中，老师起指导的作用，应用电子方面的知识，在学生面前做好示范，关注学生们自主实施项目的过程。学生们自己设计连接电路，设计电路的走向，确定板的大小，钻孔、焊接、调试等，最终形成了一个产品，就是电路板。又或者我们要掌握布线工艺、元器件选择、电路设计、调试检测等，我们要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巧结合起来，分工实施，然后再融合在一起，我们设计的直流稳压电源的项目就能很好的完成。在这当中，我们不仅可以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了实践中去，还锻炼了我们的互相协调帮助能力和综合处理能力，我们互相讨论和分析，然后把每个人的建议应用到一起，再加上老师的指导意见，我们的项目研究就很好的完成了。这是学生们互相探讨、互相研究、互相帮助的一个过程，也是项目教学法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项目完成后的检查与评估。当我们把所有的实践都完成后，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做个全面的检查，看看是否存在短路等的现象，最后就把我们的成果交给老师，让老师给我们做个评价。应该先由学生们做个自我评价，来谈谈他们在操作电子技术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心得，再由老师对每组项目研究的检查评价与评分。最后师生共同讨论，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进，哪些学生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新技巧应该鼓励并借鉴过去，遇到问题如何很快的找到解决办法，通过老师对学生们的项目对比过后，找出造成评价结果不同的差异原因，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学生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 项目教学法在应用时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项目教学法的效果很明显，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教师的工作量太大，需要较高全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教材的不合适，电子技术研究的教材不能太过于理论深奥，这样不利于学生们的自主学习，如果学生们对书本的知识理解不多，而且理论再脱离实践的话，这给项目教学会带来困难，所以在教材上要浅显易懂、重点明确，图文并茂，理论联系实际多一些，适宜项目教学的教材；学生素质不一样，文化基础普遍不是很好，在自主学习和项目完成任务的过程带来困难；项目教学的核心是最终完成一项任务，所以对实验实习的设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结论 总之，在项目教学的过程中，是一个人人参与的自主创造的实践活动，它注重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在完成项目中所做的那些过程。尤其是在电子教学中，需要的是学生们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完成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熟练技能，创造新的技巧和方法的过程，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最重要的是能够培养我们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互相协作的能力。 教育法论文:技校电工形象教育法运用 本文作者：宋体忠 单位：南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抓住特征，生动形象，理论联系实际，寓教于乐 笔者发现，学生之所以对电学知识的学习兴趣不浓，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教学远离了生活实际。作为教师，要设法营造一种情景，善于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并形成理性的比较分析，这就是形象教学法的主旨。例如，电工学课中在讲到“安全电压”概念时，指出安全电压是指加在人体上在一定时间内不致造成伤害的电压，国家标准通常说的安全电压是指一般环境条件下36伏以下的电压；“安全特低电压”是24V；而在潮湿、高温、有导电尘埃等特殊环境下人体的电阻会急剧下降，此时规定加在人体上的电压不应超过12V，即“绝对安全电压”为12V。课堂教学中，学生普遍反映没见过这些电压等级的应用实物，笔者就启发学生观察身边的实物，如学校实习工厂车床、铣床、磨床等设备照明灯电压就是36V；而设备维修工常用的手提行灯的电压则是24V，这是因为手提行灯由使用者直接接触，不能完全杜绝在使用中由于各种原因与带电部分触碰，因此必须使用“安全特低电压”保证使用者安全；我们常用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只有5V，就是12V以下的“绝对安全电压”。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抓住教学对象的特征，挖掘相关形象体，找到合理的比喻对象，将它们相互联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使复杂问题简单化。笔者在讲电工基础中的电容器、电容量时，为了说明电容量是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就拿起教室里的一个水桶作例子，圆柱形水桶的底面积S是桶内水的体积SH与水位高度H的比值，即S=SH／H，而电容量C是电容器极板上所带电荷Q与两极间电势差U的比值，即C=Q／U。比较两式可得出对应关系：电量Q相当于水的体积SH，电压U相当于水位高度H，而电容量C就相当于桶的底面积S。在水位一样的情况下，底面积大的水桶储水多。同理，一样的电压，电容量大的电容器储存的电荷多，所以电容量是电容器储存电荷的能力而不是储存电荷的多少。此例使抽象的理论与生活中的实物挂上了钩，学生们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之，教学中将知识点与生活实物相结合，拓展了学生的想象空间和思维能力，启发学生观察生活，使学生愉快学习，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结规律，深入浅出，张弛有度，科学施教 技校生源基础较差，学生理解力和控制力有限，再加上技校教材多以科学性和逻辑性为主，学生没有兴趣，使得学生上课“开小差”现象尤为突出。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在认真分析基础上，把专业课内容大体分为A、B、C三类，A类是实用性强且浅显易懂的理论或技能；B类是抽象的概念、深奥的原理；C类是烦琐的推导、枯燥的叙述。针对以上分类，笔者制定了“A类熟练掌握，B类重点突破，C类简要了解”的教学思路。例如在讲解电工基础课自感现象的应用时，同学们对日光灯工作原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笔者就把它列为A类内容，直接把学生带入实验室，只进行一些简单的讲解再提出安全要求，就让学生按照电路图独立组装日光灯，结果学生通过短短的90分钟，就把日光灯的原理和组装要领搞得清清楚楚。再如，在讲解如何利用左手定则判断载流直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以及利用右手定则判断直导体做切割磁力线运动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时，同学们普遍茫然失措。笔者发现这部分内容冗长，不便于记忆，便把它列为B类内容，讲课时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并归纳成口诀。这样一来，大部分同学对各类知识的掌握就做到了心中有数，克服了畏惧心理，调动了思维积极性，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排除干扰、因势利导，课堂教学重实效 教育心理学把人的注意力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两种，有意注意是指有自觉目的，需做一定意志上努力的注意；而无意注意是指自然发生的，不需任何意志上努力的注意。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历来是令老师头疼的问题。课堂教学中学生主要靠有意注意来获取知识，而学生上课注意力分散往往是由于外界刺激引起的无意注意造成的。教师应当善于认清两种注意的本质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机动地处理教与学双方出现的各种矛盾，从而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这也是形象教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发现学生“开小差”时，教师可以突然停止讲课；教师讲课时声音要有高低、快慢的变化；教师采用故事性谈话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都可以变“无意”为“有意”。一次，笔者在讲电子技术基础PN结的形成时，正好是上午第4节课，教室外食堂里飘来炒菜的香味，学生们顿时窃窃私语、心神不宁。笔者灵机一动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为什么能闻到炒菜的香味？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是因为食堂里炒菜产生的“香味分子”扩散到教室里。笔者及时总结：香味的扩散是由于食堂和教室“香味分子”的浓度差，而PN结也正是P区和N区多数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运动形成的。学生们的注意力一下被拉回到课本上来，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教师应在平时注意培养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因势利导地维持课堂纪律，时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听课情绪，努力延长注意力保持时间。事实证明，形象教学法在技工院校教学中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必不可少。技校教师应全面掌握形象教学法要领，活学活用、举一反三，从而有力地推动技工院校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各项教学改革的全面开展。

地质工程论文:论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及防治措施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活动等人类工程活动的力度也普遍增大,给我国本就十分脆弱的地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地质灾害的频度和规模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此,本文作者就岩土工程与地质灾害的内涵、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危害以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主要施工技术标准及防治措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关键词: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1、岩土工程与地质灾害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地质工程学。地质工程学,是研究与解决从规划到竣工乃至工程运行后效的全过程的与地质有关的工程问题的科学。它把地质体乃至地质环境作为工程系统的组成部分来对待,这显然符合大系统工程学的思想,它包含岩土工程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两个方面,但以后者对其特点的反映更为深刻。岩土工程是指工程建设中涉及岩土体的开挖与加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对自然或人为作用产生的有害地质现象进行防范与防治。后者包含了更全面地对地质生态环境合理开发与管理的思想。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发生严重破坏的地质现象。《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地质灾害包括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 在我国,大多数地质灾害现象都是人为因素引发的,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各种自然灾害的1/4至1/5,因此,减少或制止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及时采取地质灾害预防和防治措施,是我国当前减少损失的首要途径。 2、我国地质灾害的特征与危害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独特,地质构造复杂,地球生态环境多变,加之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经济较落后,承灾能力弱,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形成灾害类型多、分布广、频度高、强度大、影响面宽、损失严重的格局。 据资料统计分析,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种类的地质灾害在我国十分发育。其中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分布范围约占国土面积的50%,其中以西南、西北地区最为严重。 地质灾害可分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又称第一环境问题,属自然地质灾害;这些灾害不以人类历史的发展为转移;第二类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称第二环境问题,属人为地质灾害。这些灾害常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加,据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全国50%以上的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不合理地大量挖掘能源所造成的。 2.1 滑坡 滑坡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岩体,受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震、人工切坡等因素的影响,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体地或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 滑坡的诱因: (1)地震;(2)降雨和融雪;(3)地表水的冲刷、浸泡;(4)河流等地表水体对斜坡坡脚的不断冲刷;(5)开挖坡脚;(6)蓄水排水;(7)堆填加载;(8)劈山放炮,乱砍乱伐。 滑坡发生的规律: 下列地带是滑坡的易发和多发地区:(1)江、河、湖(水库)、沟的岸坡地带,地形高差大的峡谷地区,山区铁路、公路、工程建筑物的边坡等。(2)地质构造带之中,如断裂带、地震带等。(3)易滑(坡)岩、土分布区。(4)暴雨多发区及异常的强降雨区。 2.2 崩塌 陡坡上被直立裂缝分割的岩土体,因根部空虚,折断压碎或局部移滑,失去稳定,突然脱离母体向下倾倒、翻滚,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称为崩塌。 崩塌的诱因: (1)采掘矿产资源;(2)道路工程开挖边坡;(3)水库蓄水与渠道渗漏;(4)堆(弃)渣填土;(5)强烈振动。 2.3 泥石流 泥石流是由于降水(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产生在沟谷或山坡上的一种挟带大量泥砂、石块和巨砾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是高浓度的固体和液体的混合颗粒流。 泥石流的诱因: (1)不合理开挖;(2)不合理的弃土、弃渣、弃石;(3)滥伐乱垦。 地面塌陷是指地表岩、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向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塌陷坑(洞)的一种动力地质现象。 2.4 地面变形 地面变形包括地面沉降、地面塌陷与地裂缝。目前中国发生地面沉降活动的城镇有70多个,明显成灾的有30余个,最大沉降量已将近3m。这些城市有的孤立存在,有的密集成群相连形成广阔的地面沉降带(区)。造成中国城镇地面塌陷原因有三:一是不合理地大量开采地下矿产资源引起的塌陷;二是表面岩溶活动引起的塌陷;三是大量抽取地下水引起地面下沉。 地面塌陷发生的规律: (1)岩溶强烈发育的纯可溶岩分布地带或沿其与非可溶岩的接触地带;(2)沿可溶岩中的断裂带或主要裂隙交汇破碎带,岩层剧烈转折、破碎的地带;(3)松散盖层较薄且以砂石为主,其底部粘性土层缺失或甚薄(一般不足1-2米)的“天窗”地段;(4)岩溶地下水的主迳流带或岩溶管道上;(5)具有潜水和岩溶水双层含水层分布地带;(6)岩溶地下水的排泄区;(7)岩沉吟地下水位在基岩面上下频繁波动的地带,或受排水影响强烈的降落漏斗中心及近侧地段;(8)临近河、湖、塘地表水体的近岸地带;(9)岩溶地下水位埋藏较浅的低洼地带。 2.5 人为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分析 人为活动加剧或加速地质灾害的发生所带来的危害性大大超过正常状态下产生的地质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如: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铁道、公路等各种工程建设的开挖,亦经常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如:土壤侵蚀、地面塌陷与沉降、滑坡、岩爆、泥石流、荒漠化以及坑道涌水、瓦斯爆炸等灾害。人工滥伐森林资源,也造成土壤侵蚀、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并导致洪灾的加剧发生。人工爆破也会诱发岩溶塌陷、滑坡等灾害的发生,还有可能引起连锁性的岩溶塌陷。 人工诱发地质灾害的特点如下: 一是诱发速度快。在自然地质演化及气候变化过程中,岩体由相对稳定至不稳定的变化,经历长时间过程。而人工因素诱发下,就大大地缩短了自然演化时间,加速岩土体的岩性变化,而导致突变灾难的发生,并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是诱发灾害面广。自然地质灾害的发生,除了特大灾害之外,一般其危害性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人工因素诱发下,其危害性就具有更大的影响面。例如由于生物资源———森林的破坏,工程的大规模开挖,影响的是区域性环境恶化,诱发区域性旱涝灾害,以至引发全球性荒漠化。人类活动产生的升温效应,对气候及地质灾害诱发作用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 三是灾害损失巨大,除了地震之外,人工诱发的地质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工诱发地质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仍会不断增加,目前估 计地质灾害损失每年约500亿元,而受到威胁的就是这些数据的数倍至数百倍。1998年洪灾损失2000多亿元,死亡1432人,其中不少损失是通过地质灾害而产生的。 3、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主要施工技术标准及防治措施 3.1 主要的施工技术标准总结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最大特点是隐蔽性(如抗滑桩)、复杂性(如抗滑桩+锚拉+挡板+冠梁)和多样性(防治滑坡可采用桩,亦可采用挡土墙),以地下工程施工为工艺特点,因此与地基与基础工程和岩土工程具有十分相近或相同的工艺流程、施工工序和施工工法。涉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主要有: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现行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0218-2006); (2)各类工业与民用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地基与基础、深基坑、高切坡、地基处理、基础病害工程防治等所涉及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均可参考使用,如《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3)各类水利水电工程的土石方、地基与基础和岩土工程所涉及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均可参考使用,如《水电水利工程预应力锚索施工规范》(DL/T5083-2004); (4)各类交通建设中所涉及的边坡、滑坡、危岩、塌陷和沉降等工程防治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如《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J042-94)。 3.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防治措施 3.2.1 做好防治工程设计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必须根据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的成因机制、运动模式、易发性及防治目标制定。 (1)根据致灾的成因确定主要防治途径; (2)根据灾害的易发程度、防治目标确定防治工程的强度和工程量。 3.2.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主要工程措施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现行行业规范,《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等技术标准及资料分析,国内防治地质灾害的主要工程类型有:排(截)水工程、支(拦)挡工程、加固工程、护坡工程、减载与压脚工程及搬迁和避让等。 3.2.3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l)工程防治措施 工程防治措施是防治地质灾害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防治措施的适用条件及方式:大多数房后切坡造成的小型土质滑坡,选用滑坡后缘地表排水、前缘支挡或削方减载护坡等工程措施较为适应;对于中型以上滑坡,应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资料选择工程防治措施。 (2)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是指植树造林,种草护坡及合理耕牧。它具有应用范围广、投资省,能促进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条件,防治作用持续时间长的特点,需较长时间才能发挥其效益。 根据调查区地质灾害特点和自然经济条件,泥石流区,地面塌陷区及水土流失区应采取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防治措施,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和经济损失。 (3)避让措施 ①雨天避让措施。对灾害隐患点和变形斜坡,采取雨天临时避让措施,各镇在防灾预案的基础上编制安全转移预案,雨天对受威胁户一一作转移地点安排。应根据就近原则、转移地(接受户)不受地质灾害或其它灾害威胁的原则进行操作。 ②搬迁避让措施。对一些危险性大、危害性严重的地质灾害,防治费用超过搬迁费用或再建房仍然受地质灾害威胁的,采用搬迁避让措施。调查区需搬迁避让或已搬迁的灾点。 4、结语 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随着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应用,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和施工技术必将迈向新的台阶。 地质工程论文:谈水利工程地质复查的重要性 1地质复查工作在施工技术工作中的作用 1.1土方平衡规划的需要 土方开挖总量虽远大于填筑总量,但根据设计技术要求,填筑用土土料需满足塑性指数、粘粒含量、有机质含量、水溶盐含量等多个技术指标的要求,加之全渠段各类土质分布很不均匀,实际可利用土量有限,有一段土可利用,有一段不可利用,因此,需对全渠段土料进行复查,进而进行土方平衡规划工作。这样可避免在开工后才发现土料场存在问题而导致工程停工、窝工,无法保证工程质量,并且避免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开展地质复查工作可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承包人应委托有资质的试验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在全渠段开挖区布孔勘探,通过试验室试验分析,确定哪部分土料符合设计填筑用土料要求,确定可利用土的平面分布情况及垂直分层情况。根据试验室提供的资料,技术人员可进行土方平衡规划工作,编制土方平衡规划方案,按照土方平衡规划方案指导施工生产工作。 1.2确定降排水方案的需要 标段内渠道地下水位一般高于渠底板2m~7m,而挖方深度一般7m~12m,因此地下水位很高,且部分渠段及建筑物存在有承压水。承压水水头与潜水水头基本相同,承压水压力很大,需进行降排水方可保证干地施工及施工期场区安全。 (1)渠道工程降排水方案渠道工程降排水施工前,未进行地质复查工作,按照合同地勘单位提供的地质资料进行了降排水方案设计并施工,方案为在渠底中心线附近设管井进行降排水,管井间距30m~32m。土方开挖过程中发现,有约2.0km渠段地质变化较大,原降排水方案无法把地下水降至需要的高程,即采用了单井井里增加水泵、更换高功率水泵、大量增加明排措施、两侧马道上加降水井等多种方法方把地下水位降下去,达到了干地施工要求。虽然最终仍然完成了施工任务,但施工过程中增加了难度,且增大施工成本,延误了施工工期,多方面造成了损失。 (2)大沙河渠道倒虹吸降排水方案大沙河渠道倒虹吸开工前虽然进行了地质复查工作,但其精度远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确定降排水方案方面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该倒虹吸分两期施工,采用的降排水方案为开挖边线外周围做截渗墙,截渗墙内设管井降排地下水的方法。 一期施工时,按照合同地勘单位提供的地质资料制定了降排水方案,但因该倒虹吸地质的复杂性,管井、截渗墙深度均未达到方案设计的理想深度,给施工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总结一期施工的教训,二期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地勘单位对二期场区进行了地质复查,尤其是沿降排水方案设计的截渗墙位置安排了布孔勘探,详细查明了截渗墙部位的地质分层情况。复查前的地质情况简单描述如下:建筑物场区地层自上而下分别为:①卵石、泥砂充填,层厚1.5m~3.8m;②重粉质壤土,层厚1.8m~8.0m;③重粉质壤土,层厚1.0m~15.6m;④卵石层厚1.4m~13.5m;⑤重粉质壤土,层厚1.7m~15.2m不等。复查后的地质情况简单描述如下:建筑物场区地层由上至下分别为:①卵石,厚1.2m~1.5m;②重粉质壤土,厚度一般3.1m~6m;③重粉质壤土,厚度一般1.2m~7.0m,场区内广泛分布;④卵石,厚度一般0.6m~8.4m;⑤重粉质壤土,本次勘察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12m。场区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④层卵石中,为承压水,承压含水层顶板高程94.7m~101.6m,勘探期间承压水位高程98.8m~102.2m,承压水头一般2.1m~4.5m,基坑开挖施工需排水、降压和防渗处理。由上述地质复查前后对比可知变化很大。根据复查后的地层情况,承包人修改了原降排水方案,重新确定了截渗墙及管井的深度,施工过程表明,降排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2地质复查工作在商务工作中的作用 本标段投标时,由于招标文件提供的地质资料不够详细,渠道工程投标时降排水方案为明排方案,按照明排方案所做的降排水报价很小,相对于实际发生的费用微乎其微。工程开工前期,承包人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认识仍然略欠明确,因此未开展地质复查工作即开始进行渠道工程施工。施工降排水方案为管井方案,整个渠道布满了降水井。随着施工工作的逐步、逐年进行,降排水产生了巨大的费用,导致项目经营严重困难,资金入不敷出,施工生产工作举步维艰。工程施工中后期,承包人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扭转项目经营不利局面,这时,深刻的认识到了应对渠道进行地质复查,核查实际地质条件与合同地质条件是否有变化,从技术角度出发,寻找商务契机。承包人委托了有资质的地勘单位对渠道进行了地质复查工作,详细复核了场区水文地质条件。合同文件提供的即复查前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描述如下:场区地下水可划分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和承压水,潜水含水层主要为上部黄土状壤土和粉质壤土,黄土状壤土和粉质壤土渗透系数K=2.24×10-6cm/s~6.02×10-5cm/s,一般属微~弱透水。承压水含水层主要由粉细砂和中砂组成,渗透系数一般K=1.27×10-3cm/s~3.4×10-2cm/s,属中等~强透水。复查后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描述如下:勘察试验中主要划分了两大含水层,一是上部的粘性土层(黄土状重粉质壤土、黄土状轻粉质壤土和中粉质壤土共同组成),二是下部中细砂组成的砂层含水层。上部粘性土层的综合渗透系数室内试验测定值为6.5×10-5cm/s~1.39×10-4cm/s;对于下部的砂层,抽水试验测定渗透系数值为6.72×10-3cm/s。由复查前和复查后的结果对比可知,水文地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合同有关规定,承包人开始着手商务方面的相关工作。由于施工工期有限,而发生的降排水费用很大,属于重大商务事件。重大商务事件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承包人因为着手较晚,这个事件的解决很可能会到工程完工以后。相反,若承包人开工前进行了此项工作,边施工边解决这个重大商务事件,事件的解决可能会在施工中期最迟后期得到解决,而不会拖到工程完工以后。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这个重大商务事件得到参建各方的认可后,便可寻求一定的资金支持,则施工过程中会减少资金运转、经营等方面的困难,不会因为这些方面的因素影响工程进度等,反而会对项目经营增加一定的效益。 3地质复查工作的合法性 地质复查工作的合法性指承包人开展地质复查工作、委托地勘单位的资质、地勘工作结束后形成的复查报告等能否得到监理工程师、发包人等相关各方的认可,从而使本项工作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承包人开展此项工作前应与监理工程师、发包人等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在达到共识的基础上,以来往文件的方式进行明确,即明确了最终成果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承包人即可开展地质复查工作。 4结语 水利工程地质复查工作往往是多数工程项目都必须进行的工作,承包人应根据工程项目各方面特点及项目经营策略等综合分析、确定是否进行该项工作。笔者建议如有需要,则应认真、及时开展此项工作,克服可能是不必要的投资的思想,克服工期压力思想等,合理安排地质复查工作,这样既保证了工程项目运行安全,同时也可为承包人本身追求利润打下一定的基础。 地质工程论文:浅析南疆盆地风积砂工程地质的特点 1、概述 南疆盆地即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的广袤地区,主要为塔里木盆地。行政区划包括巴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等五地州。南疆盆地主要地貌为风积荒漠,零星分布有河流冲洪积绿洲,主要沿盆地[:请记住我站域名/]边缘展布。 南疆盆地属于典型内陆暖温带,地处高纬度地区,年日照时间达2500~3500h.年平均气温10~13℃,日平均大于10℃的年累积气温4000℃以上,年平原无霜期200~220d.南疆盆地降水稀少,降水分布规律是:盆地边缘多于盆地中心,迎风坡多于背风坡,天山南坡20~400mm,昆仑山北坡200~300mm.塔里木盆地西及北缘50~70mm,东及南缘20~50mm,中心不到20mm.盆地边缘平均风速为2.1m/s,多年平均8级以上的大风30d,最大风速18m/s,瞬间最大风速可达25m/s.盆地中部沙漠区盛行偏东风,年均浮尘天气达200多天。 南疆盆地三面环山,水流由盆地边缘向中部汇聚,最终汇入罗布泊。由于气候和人工开采利用等原因,现今基本无水流汇入罗布泊。 南疆盆地地层主要为第四纪全新世风积层和冲洪积层。其中冲洪积层面积狭小,约占盆地5.0%,呈点状分布于河床和河流两岸,绿洲就发展于此。 风积层面积占盆地面积的95.0%,广袤的沙漠均为风积层,其表面被风积砂覆盖。 风积砂即主要在风的作用下,滚动漂浮迁移等沉积形成的砂层。主要分布于沙漠、戈壁。其粒径组为0.075~0.250mm的粉细砂,含量在90%.粒径组大于0.250mm的含量非常少,不到1.0%;粒径组小于0.075mm的含量少于9.0%[1-3].风积砂由于粒径小于0.075mm的粉粒和粘粒含量很少,使得其表面活性很低,松散、无聚合性,具有明显的非塑性,成型困难,而且成型后的稳定性能也较差[4-5].风积砂属于非亲水性土,砂颗粒表面对水的物理吸附作用很小,天然状态下的吸水率很小,几乎在0%附近。 本文根据在南疆五地州的实际工作经验,结合前人工作成果,对南疆盆地风积砂基本工程地质特性进行分析和总结。 2、物理性质 2.1 粒度及矿物成分风积砂的外形和颗粒大小与矿物成分有关,大部分呈棱角状和磨圆状,分选程度差。粒径大于0.25mm的几乎全是石英,粒径在0.250~0.075mm的以石英、长石、云母为主,其次还分布有少量辉石、角闪石、方解石等,其外形基本完好,保持有原生矿物的晶体结构特征。粒径小于0.075mm的则含有黏土矿物等。 风积砂粒度成分以细颗粒0.250~0.075mm为主,极细颗粒0.075~0.050mm次之,粗颗粒0.50~0.25mm较少,大于0.50mm和小于0.05mm的颗粒非常少。 反映风积砂均匀程度指标不均匀系数Cu一般为1.5~3.8,曲率系数Cc多在1.0~2.5,中值粒径d50为0.1~0.2mm,属于级配不良粉细砂或粉土质砂。个别地区受地质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其矿物成分和粒径组成稍显不同,总体呈由山脚向盆地中部逐渐变细。 2.2 颗粒组成风积砂的相对质量密度一般为2.68~2.70,主要与石英、长石、云母、辉石、角闪石、方解石等矿物成分有关。天然密度为1.40~1.80g/cm3,天然含水率在0.0%~10.0%,含水率越小天然密度也越小。据现场试验,风积砂丘天然含水率小于1.0%,天然密度为1.4g/cm3.接近绿洲区,含水率和天然密度逐渐增大,含水率最高可达10%,天然密度达到1.8g/cm3. 2.3 密实程度微观密实程度指标孔隙比e在0.4~1.0,孔隙率n为0.4~0.8.密实程度随厚度(埋深)增大有所提高。 宏观密实程度指标相对密实度Dr,地表的Dr值大多小于0.33,密实度分类属于松散;3.0m以下,密实度有所提高,其Dr值可达0.50,密实度分类属于中等密实;5.0m以下Dr值可大于0.67,密实度分类属于中等密实-密实。 3、力学性质 风积砂的力学性质包括压缩变形性、抗剪(剪断)性、地基承载力、击实性质,其力学性质总体表现不好。 3.1 压缩变形风积砂属单粒松散结构,颗粒之间基本无粘结,其压缩性取决于颗粒级配、颗粒形态、原始孔隙比和相对密度等。在外力作用下压缩变形速度很快,变形大部分属于永久变形,弹性变形部分很小,即通常压力作用下风积砂的压缩变形是颗粒移动和结构变形的结果。 处于疏松状态的风积砂采用机械很容易达到密实状态,风积砂地基上的建筑物沉降一般很小,且在施工过程中就完成大部分变形,地基沉降基本完成[1].根据工程相关试验,地表表层风积砂的压缩系数a1~2大多大于0.5MPa-1,压缩模量Es基本小于5MPa,属于高压缩性土,变形性很强。随着厚度(埋深)压缩系数逐渐变小,逐渐变为中等压缩和低压缩性土,压缩系数a1~2在0.1~0.5MPa-1,变形性逐渐转小。 3.2 抗剪(剪断)风积砂的抗剪(剪断)反应风积砂抵抗剪切破坏的能力,主要指标为粘聚力C和内摩擦角ψ,该指标值一般较小,反映风积砂抗剪(剪断)的能力弱。 粘聚力C值很小,约1.0kPa,由于其细小颗粒含量极少,且主要是由砂粒间咬合剪胀引起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内摩擦角ψ一般不大,由含有的粗颗粒所致。 其值受颗粒组成、颗粒型态、矿物成分、密实程度和剪切速率控制,内摩擦角ψ一般为20°左右。 3.3 承载力风积砂的承载力一般较小,尤其是地表承载力值较小,不经过处理不宜直接修建建筑物。但随着埋深和密实度增大,承载力有所提高[2].根据在南疆五地州和前人工程经验可知,南疆盆地风积砂承载力值fa一般为50~120kPa,变形模量Eo多在5.0~15.0MPa. 3.4 击实特性天然状态下的风积砂基本为松散状态,工程性能很差,承载力低,回弹模量小,变形性大。但对风积砂击实后其工程特性显着提高,并能获得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该指标可用于指导现场压实作业和检验现场压实作业质量。 风积砂的用轻型击实试验法确定的最大干密度为1.8g/cm3左右,几乎是天然状态下的1.5倍,最优含水量约为10%. 4、水力性质 4.1 渗透及渗透变形南疆盆地风积砂天然状态下的渗透系数为n×10-3cm/s,击实后水力学特性得到很大改善,渗透系数将为n×10-4cm/s,或者更小。风积砂岩性主要为粉土质砂,属于无粘性土。在水力作用下的渗透变形类型主要为流土型。临界水力比降依据下式确定[3].Jcr=(Gs-1)(1-n)(1)(1)式中,Jcr为土的临界水力比降,Gs为土的颗粒比重,n为土的孔隙率。上式计算结果应根据工程重要性,除以1.5~2.0的安全系数。当实际值小于计算结果值时,将不发生渗透变形。 4.2 湿陷及湿陷性在200kPa压力下浸水载荷试验的附加湿陷量和承压板宽度之比等于或大于0.023的土,即判定该土为湿陷性土[4].对于风积砂是否为湿陷性土,及其湿陷机理的研究基本还在摸索阶段,很多技术正在不断完善中。本文对南疆盆地工程项目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结合当前研究成果,总结如下[5]:南疆盆地风积粉土质砂具有湿陷性,该土属于轻-中等湿陷性土。其湿陷性与土中细颗粒含量有关,且粉粒粘粒含量越多,湿陷性越强。风积砂的湿陷性与土的干密度有关,干密度越大,湿陷性越弱,当干密度大于1.6g/c m3时,湿陷性基本不存在。 5、化学性质 5.1 胀缩性南疆盆地中风积砂天然状态下的硫酸钠含量约为0.05%,小于1%,基本不具有盐胀性。pH值为9.0左右,易溶盐含量为0.5g/kg,即0.05‰,小于0.3%,判定风积砂为非盐渍岩土[6]. 5.2 腐蚀性南疆盆地中风积砂硫酸盐含量(SO42-)一般小于1.0mmol/kg,镁盐含量(Mg42+)大多为0.2mmol/kg,氯盐(Cl-)含量约2.0mmol/kg,对天然建筑材料不具有腐蚀性。 6、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南疆盆地风积砂工程地质性质表现为:(1)少雨多风干旱环境下,风积砂属于单一结构,级配不良,具有松散结构,基本无可塑性,属于高压缩性土。(2)抗剪(剪断)强度低,粘聚力小,内摩擦角不大,表现为颗粒间交错镶嵌与咬合作用。风积砂承载力不大,但压缩变形快。具有较好的击实性,击实(压实)后物理力学性质显着提高。(3)风积砂属于非亲水性土,具中等透水性土,渗透系数较大,击实(压实)后,渗透性能改善,渗透系数变小。存在流土型渗透变形,具有见水湿陷的性质。(4)南疆盆地风积砂天然状态下基本不具有盐胀性,为非盐渍岩土,对天然建筑材料不具有腐蚀性。建议在南疆盆地工程项目中充分结合风积砂的以上工程地质特性,扬长避短,确保工程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地质工程论文: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中的问题和技术 在不断严峻的气候条件和环境形势的驱使下,地球地质地貌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地质情况对工程设计和建设的制约影响日渐凸出。因此,为保障工程建设项目的正常进行,必须有效提升地质勘探工程技术。地质勘探工程中的测量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其中存在着许多要点和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重点关注。 1 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1.1 测量计划的制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对建筑规模、质量和外观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然而,在地球环境不断恶化、人口数量急剧增多的形势下,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工程技术水平的高低,同时也应兼顾当地的地质气候条件。地质勘探工程也因此在近些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测量工作是地质勘探工程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工程中起到了为后续工程环节的设计、工程项目的施工提供重要数据的作用。因此,为了保证工程设计所需的地质参数能够得到了全面的检测,并达到一定的精度,需要在开展测量工作前,严格制定好测量计划。 1.2 做好人员和设备的管理工作 现今的工程项目不论从规模、结构、外观,还是从建设成本、施工场所上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差别,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需要涉及的因素和所需要考虑的事项也越来越多,这也给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工作带来的巨大的压力。测量工作效率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不仅取决于测量设备的质量和测量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时还受到管理人员这两者组织管理质量的影响。 许多测量工作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全面的考虑和科学的调配,各个测量环节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导致不同测量阶段的工作内容存在重叠、部分测量工作结果对后续工程无用、某些测量工作质量低等后果。这不仅对工程建设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的阻碍,给工程建设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大大挫伤了地质勘探工程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部门绩效的获取产生不利影响。另外,一些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部门由于对测量人员和设备管理上的疏忽,导致一些在职业技术水平上达不到工作要求的测量人员和在质量、规格、数量上不满足测量工作要求的器材流入测量部门中,同样导致了测量工作质量和效率的下降。 2 提升测量工作质量的方法 2.1 升级测量设备及技术 近些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种新兴仪器设备和理论方法的出现,给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工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化市场中,地质勘探工程企业要想博得头筹,必须加强对测量设备及技术转变的关注,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和经济实力对这些技术和仪器作及时的引入,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先进仪器和技术的升级,不仅有利于降低工程建设成本,提升工程项目的质量,同时也推动了节能环保事业的发展,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2 加强管理工作 地质勘探工程中的测量工作所涉及的因素和要点众多,为保障测量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提升测量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测量工作的管理。一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管,防止在职业技术水平和道德素养不符合相应标准的人员混入工程部门当中;一方面,对测量工作中所涉及的器材和文件进行管理,保障其质量和安全。另外,在执行测量工作中不同阶段的任务时,要处理好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工作,防止工作的脱节和工作内容重复的现象出现。 3 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中所常用的技术 3.1GPS 控制网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国与国之间在科学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交流日臻频繁。这不仅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 传统的地质勘探工程测量工作,往往利用测角网、导线网等测量方法对工程施工场所进行测绘。由于早期工程项目的施工规模较小、使用环境也较为良好,因此,利用这些方法所测定的数据能够满足工程的需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和施工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测量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工程建设的需要。在计算机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发展的推动下,GPS 定位系统等技术开始在地质勘探工程领域崭露头角。利用 GPS 定位系统,能够很好的消除地质地形、气候条件、人为因素等的干扰,在提升测量精度的同时,也缩短了测量工作的时间。为了更加快速有效地得到工程项目设计和建设中所需的数据,人们开始借助于 GPS 定位系统,建立 GPS 控制网。GPS 控制网对工程项目施工场所的各点进行精确定位,而控制网中的储存区能够储存各点地质条件情况信息,借助于计算机高效的数据处理、分析和表达功能,实现对该区域地形情况的测绘。 3.2 红外遥感技术 鉴于现代工程项目规模逐渐扩大、施工场所地质地形条件变得愈来愈复杂的情况,传统的地质勘探技术,在质量和效率上已经不能满足工程建设的需求。红外遥感技术与 GPS 定位系统类似,也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发展起来的。红外遥感技术是指从人造卫星或飞机对地面进行观测,通过电磁波的传播与接受,感知目标的某些特定并加以分析的技术。由于不同物体具有光谱特性,对同一光谱区的光线的反映情况不同,人们可以通过对不同物体间的这些差异,对物体作出判断。 基于红外遥感技术的这一特性,同时考虑到在利用红外遥感技术进行地质测量时,具有探测范围大、受地面条件限制少以及获取信息的速度快、周期短等特点,目前大多数地质勘探工程的测量工作均有采用红外遥感技术。 4 结语 测量工作是地质勘探工程中重要的基础工作,对地质勘探工程的质量以及后续工程建设的质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满足工程项目设计、施工要求,保障工程项目的质量,必须加强对工程测量技术的研究,促进地质勘探工程的健康发展。 地质工程论文:辽宁省环境工程地质特征分析及其问题的防治探讨 1引言 环境工程地质既是工程地质的分支学科，又是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它是专门研究由于人类所兴建的各种工程设施引起的工程地质现象、问题及其防治和利用等。因此，环境工程地质不但要从地质角度，而且要从环境保护角度，亦即从人类资源生态、健康、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克服地质和环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1]。辽宁省地势自北向南、自东西向中部倾斜，受北北东向地质构造格局控制，山脉平原均呈北东方向展布。山地丘陵分列于东西两侧，中部为平原，北部为波状平原及丘陵低地[2]。 2区域地质概况 辽宁省地壳运动具有多旋回的特点，断裂构造分为超岩石圈断裂、岩石圈断裂、壳断裂和一般断裂4种，它们分属于中朝准地台断裂体系和滨太平洋断裂体系。辽宁境内的深断裂极为发育，具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该区第三纪以来的地壳变动，表现为辽东、辽西大面积上升，中部下辽河平原下降，伴有断裂、火山活动及局部小构造生成。表现为：辽北低丘缓慢隆起、下辽河断陷平原沉降、辽东山地较强烈隆起、辽西丘陵山地缓慢隆起。 辽宁省为继承性的断陷、坳陷盆地，新构造运动控制着全区的环境工程地质稳定性，展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运动，从而也导致了岩、土体结构类型较为复杂，因此全区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有较大的差异。 3环境工程地质特征 3.1环境工程地质稳定性 辽宁省环境工程地质稳定性大体可分为4种类型： 辽西为弱差异性上升的冲洪积平原基本稳定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 辽东为强差异性上升的冲洪积平原不稳定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主要表现在深大断裂在本区通过，并有多次强烈地震发生。如1975年曾发生7.3级海城强烈地震造成的危害极为严重，周期性地震活动的发生使此区成为易受强烈地震危害的不稳定区。 中部及北部为均匀下降的冲洪积平原基本稳定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沉积物均一，为上覆粘性土良好的天然地基与少丘漫布的天然地基。 辽南为河口三角洲大幅度下降的滨海平原稳定性较差的环境工程地质条件，受构造运动的影响，本区大幅度下降，接受河口及海相沉积，形成多层结构。该区表面为盐渍土，临海为淤泥粉砂互为夹层的软弱地基和砂土液化区，工程地质基础条件较差，受强烈地震活动的影响，使此区呈现出稳定性差的环境工程地质特征。 3.2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 3.2.1岩体工程地质类型依岩体成因及特征、产出条件、物理成分及组分，划分了沉积岩、岩浆岩及变质岩三大类型。以岩体层组为单元，划分了薄层—中层—厚层状结构类型。依岩石的干抗压强度及软化系数划分了较坚硬—坚硬强度类型。其干抗压强度为60—2124.5MPa，软化系数为1.0。根据岩体的建造类型、岩性、强度及结构面的展布，将省内岩石划分6个工程地质类型即较坚硬中厚—薄层状砂岩、砂砾岩、页岩为主岩组；坚硬厚层—中厚层状灰岩岩组；厚层—中厚层状石英岩、砂岩、大理岩、灰岩岩组；坚硬块状花岗岩为主岩组；坚硬玄武岩、安山岩为主岩组；坚硬块状混合花岗岩、混合岩为主岩组。 3.2.2土体工程地质类型依土体的岩性、水理及物理力学性质划分类型，按土体在垂向30m的深度内的分布组合，进行结构分类，即土体夹层累积厚度不超过总厚度的10时为均一结构；土体夹层超过总厚度10的叠置分布为多层结构。土体类型有非粘性土的砂类土、砂砾石；粘性土有粘土、亚粘土、亚砂土；特殊类土有黄土类土、盐渍土和软弱土。 上述各类土体结构与岩石类型所形成的地基条件有明显的区别，在辽西地带及大小凌河的中后缘为上伏粘性土或地表沙丘漫布的良好地基，在东、西、北部山前坡状平原为黄土类相对稳定的地基；辽河以西至大小凌河扇前缘则为具多层结构由泥质、盐渍土构成的软弱地基； :请记住我站域名/ 4环境工程地质问题 4.1地面沉降 起因于超量抽取地下水液态矿体。如海城、本溪、大连、辽阳、鞍山等地因过量开采地下水，破坏了地下水的动态平衡，致使土层非弹性压密，极易形成地面沉降，造成地基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因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可造成不可恢复的地面沉降。 4.2诱发地震 水库蓄水、向地下注液、采矿，在特定的工程地质环境内均可以诱发破坏性地震。据文献资料不完成记载，自公元421年至1975年，全省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70余次，五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0余次。 本区隶属环太平洋地震带华北地震区，海城—营口地震带，是活动性较强的地震带，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地面出现裂缝，大坝多次震裂。 4.3边坡失稳 据有关资料报道，70的滑坡的发生或复活均直接与工程开挖有关[3]。水库区由于水位上升，浸润托浮作用于边坡，常引起大量崩滑现象；采矿既可塑造边坡(如露天开采)，也可使边坡脱空(地下开采)。从而使边坡失稳。又如公路、铁路等交通线的修建而开挖路基，也会破坏自然边坡的休止角而使其失稳，致使沿交通线形成带状的工程地质环境恶化区。 4.4人工废弃物对环境的危害 废矿、矸石及城市生活垃圾等的堆放也会引起工程地质环境的恶化。生活垃圾不仅污染地下水源，增强地下水对建筑物地基的腐蚀性，也会给未来的地基处理带来困难。 5环境工程地质问题综合防治对策 辽宁省是一个环境地质问题较多的省份。地下水位下降，引起某些地区产生地面沉降；矿渣山、尾矿坝、垃圾填坑等，造成下游地下水源、地面水源等的污染及某些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等。所有这些现象，不仅要从工程地质范畴加以研究，而且还要从环境科学角度进行研究。 辽宁省由于天然地质环境的促成和控制，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地质的改造与破坏，产生了一系列原生环境工程地质问题，进而引发出现了人为环境工程地质问题。为使环境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所利用，对各类环境工程地质问题加以综合防治，进行区域性、系统性、整体性和相关性的系统分析。对各类子系统的防治措施简述如下。 5.1地面沉降的防治 按照地面沉降的成灾特点、沉降寿命和危害等方面予以考虑。控制地面沉降主要方法有人工回灌和限制或限量开采；填高沉降洼地，乃至修改城市 规划。 5.2诱发地震对策 诱发地震具有地震本身的和次生的双重灾害。防震抗震和减轻地震灾害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5．2．1控制地震的设想有的科学家设想，通过诱发一系列小地震，分解尚未发生的大地震为若干较小的地震，或者提前释放一部分已积累的应变能，减弱当地即将发生的大地震的强度。即设法锁住一条活动断层的部分地段，然后在未被锁住的地段用住水的办法增加液压，使这段断层产生小规模地震错动。 5．2．2预测、预报地震预测预报地震的关键是有无诱发地震及其最大震级的估计。当然，从出现微小的诱发地震活动到发生破坏性大地震之间有时要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能够正确地预报诱发地震的发展，仍然有助于采取各种防震措施。 5．2．3.进行抗震设防对常见的滑移、开裂、渗漏和沉降等加以防范，控制震陷率急剧增加，使震陷率随地震强度的增长发展缓慢。 5.3地裂缝的工程防治对策 5．3．1避开法因地裂缝地表陡坎充分发育后，会在很长时间内比较稳定，一般建筑可在地裂致灾作用减弱后的几年内修建，也可满足工程寿命的要求。故既要采用空间域的避开法，又要采用时间域的避开法。 5．3．2部分拆除法适用于已建成建筑物的长轴与地裂走向接近正交的情况，由于地裂缝的宽度很窄，所以此法很有效。 5．3.3适当加固法(加抗剪梁法)对于建筑物位于地裂的主变形区域或只有小部分地区被地裂所切割的情况。目的是提高建筑物的整体抗剪能力。相互平行或垂直的建筑结构在其节点处呈铰结，其总体抗剪能力是很弱的，加入抗剪梁后，节点处的转动已非常困难，结构的刚性将大大提高。 5．3.4土的特殊处理方法局部浸水法。湿陷性黄土地区，利用黄土的湿陷性及其下沉稳定较快的特点，可以进行有控制的局部的浸水(必要时可以加压)，使下沉量较小的一边得到一个人工补偿下沉量，以达到整个基础均匀下沉的目的。 断裂置换法是一种以裂治裂的特殊方法。断裂的传播必然遵循能量最小的原理。为了挽救坐落在地裂处的建筑物，可以在其近旁设置一条人工地裂，只要把原建筑进行一般性的加固，就可能使原地裂成为不活动的地裂，而人工地地裂成为活动地裂，起到断裂置换的作用。 地质工程论文:简谈工程地质勘察存在的理由以及策略 一、地质勘察概述 (一)工程地质勘察目的 工程地质勘察目的是为了在工程施工建设的设计及施工环节,实现安全无事故的目标,在达到预期建设目的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使建筑物与现场的地质条件相适应。工程地质勘察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具体工作是由专业的单位进行的,对工程地质的评价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二)工程地质勘察内容 1.地质结构 在较为稳定的地质结构之上修建建筑物,可以确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克服地质条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较小,但是,如果选址的土层情况不好,那么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土层的缺陷,才能保证建筑物的安全。 2.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 对于建筑物来说,地震、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对建筑物的安全有较大风险。首先要分析其主要分布区域,选址尽量避开这些区域。比如,地震区的工程项目,首要考虑的理由就是地震对建筑物可能造成的影响;有一些区域还有可能分布软土、膨胀土等特殊性岩土,这就需要在工程勘察的时候认真细致,查明场区工程地质情况。 二、建筑工程地质勘察的重点 对于一个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居住区、卫生设施、公共设施等各方面建筑的建设,而这些建筑的顺利建设,需要与城市道路建设进行有效的结合。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有一些工厂等建筑的建设,来推动城市的发展,所以,对上述建筑进行工程地质勘察时,勘察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勘探点的布置及岩土测试项目应充分理解设计意图,同时满足规范要求,这是勘察项目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前提。第二,对所要进行的建筑主体对象进行勘察,即地形地貌特征、土的物理与力学性质、地层纵横向分布情况、地下水的化学成分、地下水的埋藏深度以及地下水的动态特征等。第三,根据地层特征、地质参数及拟建(构)筑物基础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工程地质分析和评价,并提出合理的工程措施倡议。 三、工程地质勘察存在的理由 (一)工程地质勘察的质量理由 根据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出现的理由有很多的共性,主要是工程概念模糊,勘察的目的不够明确,使用的勘察策略不恰当;对于现场的实际情况,使用的分析策略存在诸多的不足,公式使用错误;在提交的地质报告中,很多叙述不够清晰,得到的结论所采用的依据不够合理,甚至是存在一些错误;有极少数的地质报告敷衍了事,实际的勘察工作并没有完成,匆忙下结论,这是对自身工作不严肃的表现。出现了这些理由,阶段性工程审查自然得不到认可,工程建设的工期可能会受到延误;假使审查合格,那么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及未来建筑物的使用过程中也是后患无穷。 (二)现场钻探中常见理由 目前,我国工程地质勘察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具体体现在技术与劳务渐渐的分离,而勘察单位配备的勘探设备也逐渐减少,并且原本的钻机在经济责任制名义下都转变成个体钻机。在签订完勘察合同后就联系社会上的个体钻机,即便有的单位本身就拥有一些钻机,但是因为工期太短,就必须联系个体钻机参与抢工期。这使得社会上的个体钻机增加,通常只是到工地后临时签个安全责任状和技术交底,却没有系统的进行管理。个体钻机的钻探劳务费比较低,但是钻机工人工资却逐年提高,且钻探设备、耗材等的费用也在不断增长,使得钻探成本加大。个体钻机业者按规范要求进行钻探就无法挣钱,因此就会出现违规工作。现场常见的违规行为有不取岩芯或少取芯、开水扫孔钻进、超管钻进、不做标贯或不按规范要求进行标贯;取土样不规范或采用人工包芯样;甚至编造钻孔资料等。 (三)勘察报告编写中常见理由 对于进行勘察工作时,因为缺乏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勘察单位经常启用刚毕业不久的工程经验不足的年轻人管理现场或编写报告,进而其不能准确把握岩土体的物理力学特性,同时还存不能合理的对拟建物的特征,并结合岩土特征提出最佳的地基基础方案,尤其是边坡治理方案、基坑支护方案、地基处理方案等。 地质工程论文:谈水利工程坝址选择的工程地质勘察 【论文关键词】工程地质勘察 水利工程 坝址选取 【论文摘要】通过结合工程实践表明,工程地质勘察人员不仅要了解地质也要了解设计,同时应当对工程地质的相关问题提出分析,并结合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而选取合适的坝址。 1.引言 水工建筑物不同于其他建筑物,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水工建筑物的建成,而使广大范围内的水文和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水库岸坡再造、水库渗漏、水库淤积和坝下游河床冲刷等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勘察、设计、施工全过程,否则,后果极其严重。在坝址选择时除了考虑主体建筑物拦水坝的地质条件外,还应研究包括溢洪、引水、电厂、航闸等建筑物的地质条件,为规划、设计和施工提供可靠依据。 2.坝址选取的工程地质勘察 在自然界中,地质条件完美的坝址很少,尤其是大型的水利枢纽,对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更不能完全满足建筑物的要求。所谓“最优方案”是比较而言的,最优坝址在地质上也会存在缺陷。所以在坝址选择时,应当考虑不同方案,并采取改善不良地质条件的处理措施。因此,地质条件较差,预计处理困难,投资高昂的方案,应首先被否定。坝址选择时,工程地质论证的主要内容包括区域稳定性、地形地貌、岩土性质、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和物理地质作用以及建筑材料等,还要预计到可能产生的工程地质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难易程度,工作量大小等,下面分别论述。 2.1 区域稳定性 区域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在水利水电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围绕坝址或要开发的河段,对区域地壳稳定性和区域场地稳定性进行深入研究是一项战略任务。特别是地震的影响直接关系着坝址和坝型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地震烈度由地震部门提供,但对于重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要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因此,对于大型水电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组织专门力量解决区域稳定性评价。 2.2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条件是确定坝型的主要依据之一,同时,它对工程布置和施工条件有制约作用。狭窄、完整的基岩“V”型谷适合修建拱坝,宽高比大于2的“U”型基岩河谷区宜修建混凝土重力坝或砌石坝。宽敞河谷地区岩石风化较深或有较厚的松散沉积层,一般适于修建土坝。不同地貌单元,其岩性、结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河谷开阔地段,其阶地发育,二元结构和多元结构往往存在渗漏和渗透变形问题。古河道往往控制着渗漏途径和渗漏量等。因此,在坝址比选时要充分考虑地形、地貌条件。 2.3 岩土性质 岩土性质对建筑物的稳定来说十分重要,对坝址的比选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坝址比选时,首先要考虑岩土性质。修建高坝,特别是混凝土坝,应选择坚硬、完整、新鲜均匀、透水性差而抗水性强的岩石作为坝址。我国已建和正在施工的70余座高坝中,有半数建于强度较高的岩浆岩地基上,其余的绝大多数建于片麻岩、石英岩和砂岩上,而建于可溶性碳酸盐岩、强度低易变形的页岩、千枚岩上的极少。通过结合工程实践,根据不同成因类型岩土的建坝适宜性及其主要问题作简要概述。 (1)侵入的块状结晶岩体,一般致密坚硬、均一、完整、强度大、抗水性强、渗透性弱,是修建高混凝土坝最理想的地基,其中尤以花岗岩类为最佳。这类岩石需注意它们与围岩以及不同侵入期的边缘接触面,平缓的原生节理,风化壳和风化夹层的分布,选坝时避开这些不利因素。 (2)喷出岩类强度较高、抗水性强,也是较理想的坝基。我国东南沿海、华北和东北有不少大坝坐落在这类岩石上。喷出岩的喷发间断面往往是弱面,存在风化夹层、夹泥层及松散的砂砾石层,还有凝灰岩的泥化和软化等,对坝基抗滑稳定性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玄武岩中的柱状节理,透水性很强,在选坝时也须注意研究。例如:桑干河干流上的山西省册田水库大坝坝基为新生代的玄武岩,柱状节理极发育,坝基及绕坝渗漏严重,影响着水库效益。 (3)深变质的片麻岩、变粒岩、混合岩、石英岩等,强度高、抗水性强、渗透性差,也是较理想的坝基。但是在这类岩体中选坝址,必须注意片理面的各向异性及软弱夹层的存在,选坝时,应避开软弱矿物富集的片岩(如云母片岩、石墨片岩、绿泥石片岩、滑石片岩)。在浅变质岩的板岩、千枚岩区,应特别注意岩石的软化和泥化问题。 (4)沉积岩中,以厚层的砂岩和碳酸盐岩为较好的坝基。这类岩石坝基较岩浆岩、变质岩的条件复杂。这是因为在厚层硬岩层中常夹有软弱岩层,这些夹层力学强度低,抗水能力差,易构成滑移控制面。碎屑岩类如砾岩、砂岩等,强度与胶结物类型有关,一些胶结物在水的作用下可能产生溶解、软化、崩解、膨胀等。在构造变动下往往发生层间错动,经过次生作用易于发生泥化。在坝址比选时必须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此外,碳酸盐岩的岩溶洞穴和裂隙的发育,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渗漏。 另外,在坝址比选中,河床松散覆盖层具有重要意义。修建高混凝土坝,坝体必须座落在基岩之上,若河床覆盖层过厚,就会增加坝基的开挖工程量,使施工条件复杂化。所以当其他条件大致相同时,应将坝址选择在覆盖层较薄的地段。有的河段因覆盖层过厚,只得采用土石坝型。比选松散土体坝基的坝址时,须研究渗漏、渗透变形和振动液化等问题,而且应避开如淤泥类土等软弱、易变形土层。 2.4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在坝址选择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对变形较为敏感的刚性坝来说更为重要。在地震强烈活动或活动性断裂发育的地区,选坝时应尽量避开或远离活断层,而位于区域稳定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块上。在选坝前的可行性研究时,应进行区域地质研究,查明区域构造格局,尤其要查明目前仍持续活动或可能活动断裂的分布、类型、规模和错动速率,并预测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及震级。国外有些水坝就因横跨活断层而坝体被错开或致垮坝。地质构造也经常控制坝基、坝肩岩体的稳定。在层状岩体分布地区,倾向上游或下游的缓倾岩层中存在层间错动带时,在后期次生作用下往往演化为泥化夹层,若有其他构造结构面切割的话,对坝基抗滑稳定极为不利,在选坝时应特别注意。因为缓倾岩层的构造变动一般较轻微,容易被忽视。陡倾甚至倒转岩层,由于构造形变强烈,岩石完整性受到强烈破坏,在选坝时更要特别注意查清坝基内缓倾角的压性断裂。总之,要尽可能选择岩体完整性较好的构造部位作坝址,避开断裂、裂隙强烈发育的地段。 2.5 水文地质条件 在以渗漏问题为主的岩溶区和深厚河床覆盖层上选坝时,水文地质条件应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从防渗角度出发,岩溶区的坝址应尽量选在有隔水层的横谷、且陡倾岩层倾向上游的河段上。同时还要考虑水库有否严重的渗漏问题,库区最好是强透水层底部有隔水岩层的纵谷,且两岸的地下分水岭较高。当岩溶区无隔水层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坝址应尽可能选在弱岩溶化地段。这就要求仔细分析研究岩层结构、地质构造和地貌条件。 2.6 物理地质作用 影响地址选择的物理地质作用较多,诸如岩石风化、岩溶、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但从一些水库失事实例来看,滑坡对选择坝址的影响较大。在河谷狭窄的河段上建坝可节省工程量和投资,所以选择坝址时总希望找最窄的峡谷段。但是,峡谷地段往往存在岸坡稳定问题,一定要慎重研究。如法国罗曼什河上游一坝址,地形上系狭窄河段,河谷左岸由花岗岩和三叠纪砂岩及石灰岩构成。右岸是里亚斯 页岩,表面上看来岩体较完整,后经钻探发现页岩下面为古河床相的砂砾石层,表明了页岩是古滑坡体物质,滑坡作用将河槽向左岸推移了70m。因而只得放弃该坝址而另选新址。 2.7 天然建筑材料 天然建筑材料也是坝址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坝体施工常常需要当地材料,坝址附近是否有质量合乎要求,储量满足建坝需要的建材,如砂石、黏土等,是坝址选择应考虑的。天然建筑材料的种类、数量、质量及开采条件及运输条件对工程的质量、投资影响很大,在选择坝址时应进行勘察。 3.结语 从实践表明,选择坝址是水利水电建设中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经济和正常使用。工程地质条件在选坝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选择一个地质条件优良的坝址,并据此合理配置水利枢纽的各个建筑物,以便充分利用有利的地质因素、避开或改造不利的地质因素。 地质工程论文:环境工程地质问题探索 1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各种各样的工程项目的实施,从而造成了城市地质环境的变化。以往研究分析城市地质环境的变化通常体现在过量开采地下水而引起的地面沉降。但是最近几年城市建设出现了更多的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这些建筑通常伴有地下室,这些地下室的开发就需要开挖基坑,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周围的地质环境、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破坏。地质环境的破坏程度受不同建筑开挖的程度的影响,下文就是以南京地区为例来分析深基坑开挖中的环境工程地质问题。 2 地质环境问题的表现 因为开挖深基坑而对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通常表现在:建筑物出现裂缝、周边道路出现断裂,地面的下沉和塌陷,基坑出现积水,基坑四周土的滑落等。 2.1基坑墙体的滑落 基坑的开挖需要采取相对的保护措施,在基坑的四周需要进行一些支架的保护,若是不采取这些保护措施,那么就会造成四周墙体土质的坍塌和滑落,就算采取支护措施,若是措施不当,那么四周的墙体也会产生滑移,压力在护架上导致变形等等[1]。南京地区的基坑的开挖通常是采用垂直开挖的形式,比若说南京交通银行,开挖了6.7m深的基坑,钻孔桩都是一些挡木桩,后面的止水帷幕桩只有的0.3m的直径。这样两个桩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就不能形成止水帷幕,那么在开挖的过程中就会有大量的泥沙的产生,护桩就不能产生保护的作用,导致地面出现裂缝,土质滑落,四周的墙体出现了严重的裂缝,由此不得不停止施工。 2.2积水造成地面塌陷 开挖较深的基坑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地区原本的地下水的平衡状态,像南京地区就存在比较浅的地下水位,这样开挖的过程中忽视的这点使得基坑内出现了大量的积水,特别是当挖到砂层的时候,水流就更容易从砂层中渗出,,若是不及时采取措施制止,那么将会给施工造成严重的影响[2]。 2.3降水造成地面沉降 在施工过程中因为触及到含水砂层,常常会伴随着涌水、涌砂的情况,这些都是因为基坑的底部都是一些厚度浅薄的土层,由此地下水在压力的作用下就很容易冲破这层土。为了对这样的情况进行防范,进而有很多措施被采用,在南京地区大多采用隔水或者降水措施,并且在所有解决涌水、涌砂问题的措施中最有效并且最为经济的方法就是井点降水,所以这种措施被广为采用,特别是南京地区。另外也出现地下水过度的抽取而造成地面下沉的现象,从而低于安全的底线。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南京东正大厦基坑工地西侧在97年11月28日下午发生地面塌陷事故,经过调查分析发现正是因为通过井点降水过度的抽取地下水导致地面下沉的原因。 2.4基坑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形 通过降水措施抽取地下水,使得地下水位变低,增强了有效应力,进而导致基坑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通过对这些变形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因为基坑距离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基坑不同程度的变形,但是当建筑物和路面不能够承受这种变形带来的压力时,那么就产生可建筑路或者路面的裂缝或下沉现象。在南京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国贸中心基坑,在最初的设计要求是使用双排深层搅拌桩止水,但是因为施工场地的限制,就减少了一个深层搅拌桩,导致基坑和周边的道路表层出现了裂缝情况。 3 防御措施 对于工程地质的问题的产生还有很多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工程设计阶段出现的漏洞,因此为了能够有效地防止这些因为基坑造成的事故甚至人员的伤亡,做佳措施就是采取预防为主的对策。所以这就需要相关的人员高度重视有关施工的情况,制定完善的预防政策,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甚至排除因为基坑带来的危害。考虑到南京地区周围的情况,在进行基坑支护措施的时候一定保证能够正常使用周围的一些民用设施。最初的那旌德基坑开挖通常都是低于8.0m的,所以当时的支护措施主要是为了能够对基坑四周的墙土进行支撑,但是随着越来越深的基坑深度的开挖,造成的地质危害也越来越复杂,下文对此进行一些事故的阐述: 3.1堵住漏水点 工程的施工质量不过关很容易影响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墙体的渗漏,这是工程项目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在不同程度上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比如说渗漏出的水中含有泥沙,那么就可以采用凝材料堵住漏水的地方即可[3]。 3.2 减压井处理措施 开挖基坑时常常会出现过度开挖,忽视了地下水的平衡,并且基坑底部土层厚度比较浅薄时,土层就会慢慢形成一个凸起,在这个凸起没有受到冲破之前,基坑的四周就会出现冒水、冒砂的情况,然后水力就很有可能会冲破土层,从而造成地面沉降,对这这种情况的处理就需要采取减压井处理措施[4]。 3.3 基坑周围架设支架保护 在对基坑周围架设支架保护时,避免支架措施采取不当,需要注意墙体是否出现冒水或者冒砂的现象,确保墙体的刚度够强,支架扎入土层的时候要够深,这样才能够防止引起墙体土质的滑落,从而造成支护结构整体坍塌;在地面现成裂缝,产生大量沉降甚至塌陷,从而导致严重破坏周围的环境。所以出现以上情况可以采用以下的办法: (1)对造成路面出现的所有的裂缝进行封堵,避免雨水或其它地面水流入缝隙。 (2)对基坑四周的地面荷载力进行减轻,使得支护结构上的一些朝向上的荷载得到降低[5]。 (3)出现不可收拾的现象的时候立即向基坑内填土,一直到基坑四周的土层刚度够强的时候在重新开始开挖。 (4)采取措施加固基坑中可能滑移的墙面,并对这些现象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 对以上各种情况的处理还有一种不得已的措施,就是注浆。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需要注意注浆的压力,不然则会严重破坏基土的原状结构。 4 结束语 从最近几年有关南京地区的基坑开挖的情况来看,对于出现的危害情况采取的措施比较多,并且都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是还是会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不过至今还没有产生整体塌坑的毁灭性事故。因此对于基坑开挖出现的危害有必要进行规范这些开挖的程序,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一些环境工程地质的危害。另外需要在基坑开挖之前进行地质勘测,对于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进行评估。同时引进信息技术到基坑的开挖过程中,随时监督开挖的过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而采取措施解决。 地质工程论文:论城市规划中环境工程地质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的开采、人口的增多、城市改造建设、能源的开发等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从而引发洪水、山体滑坡、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而城市的建设是否科学、环保,渐渐受到大家关注,城市的建设者也更加重视环境工程。本文就环境工程地质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 城市环境地质学是环境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应用地质学原理、方法和地质资料对城市地区、城市密集区、城市群地区进行规划、管理和治理的一门学科。其主要内容为城市建筑环境,地基的稳定性调查与区域稳定性评价,供水条件的调查,地质灾害的预防和处理,建筑材料矿产的圈定,废物排放、水土污染等问题及其处置,以及与城市地质环境有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 一.城市环境地质问题 (1)水资源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增多,城市供水量也再不断的加大,城市的水资源也对城市发展有所影响。由于水资源的逐渐匮乏,从而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既而才受到世界的关注。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地面塌陷、路面沉降、饮用水源枯竭、海水倒灌等现象。供水资源与供水条件的保护,主要在于地下水的水源选择、分析、评价;地下水的合理开发、保护、管理;地下水科学的调节利用。因此,利用工程地质学对城市的水资源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评价,制定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既可以节约资金,也会对水资源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 (2)城市垃圾 城市垃圾主要分为生活垃圾、工业废料。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从而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迅速激增,成为了城市的一个直接的或潜在的危害。垃圾所产生的危害会对地表产生污染,改变土地性质等,从而引发植物的枯萎,水源遭到破坏,大气受到影响,酸雨的形成,既而形成连锁反映,对人类的生活、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3)地基问题 地基的勘察不要有:岩土体结构、物理化学性质、微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方面。我国软土分布在国内沿海城市,特殊土的分部具有区域性特质。软土有空隙比大、强度低、松软、压缩性高等特点,由此对于施工与软土层上的工程项目经常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例如地面裂缝、墙体开裂、建筑物不均匀沉降、桩基位移、基坑边坡塌落等。而地下水发生变化时,易改变土壤的物理力学性质。既而查明地基土质的物理力学性质、结构特征、水文地质等条件至关紧要,由此才能保证建筑的使用安全、地基的稳定性。 (4)旧城区人为因素 在旧城区内,热力场、重力场、地电场、声场、辐射场、地震效应场、地磁场等自然物理场,将受人类的经济活动、资源消耗等人为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水资源、大气圈、氧气含量等自然环境问题,危害旧城区内所有生物的健康。 二.工程地质的流程、方法 (一)工程地质调查绘图:环境地质图与工程地质图,都能很好的反映出工程环境与地质环境间的关系,从而模拟真实情况。 1.依据制图内容,例如工程地质分区图、地质图等。从地质灾害角度考虑,研究、分析与场地相关的地质自然灾害,对其进行评价、研究地质环境所引发的不利影响,从而分析、制定预测防治措施。制图前,需要研究、调查、分析城区范围内的环境工程地质。 2.根据目的,如台山核电站等为某个特定工程提供资料。 (二)工程地质评价 1.隐蔽工程评价。 2.场地稳定行与适应性评价。 3.边坡稳定性评价。 4.工程地质地震评价。 5.河流环境工程评价。 6.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 (三)应用摇感技术 摇感技术在环境工程地质研究与评价时,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具有成图成本低、技术块、质量好等优势,可对区域地质、场地地形、动力地质现象动态、地质构造、河流水质、土地利用等方面情况进行环境检测与环境质量评价,编制各种资料信息图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升,将摇感技术与计算机相结合,使其更电子信息化管理、操作,既而提高速度与灵活度,提高效率,更方便的掌握各方面信息。 三.环境工程地质的作用 环境工程地质,是一切工程项目施工前的必要条件,是通过工程地质的环境评价、研究、分析,预测不良环境地质作用对城市建筑安全、人类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及后果,并制定、落实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与防治措施,依照环境工程地质学对场地开展全面的、综合的评价,为获得更合理、科学的施工方案、规划设计,提供资料。或以上述措施为前提,预测、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地质的影响,突显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与影响,以及经过这些影响与破坏后,反过来对人类生命安全、生活环境、建筑安全等方面产生的危害与影响。例如,山林过度的砍伐,造成山体地质不牢固而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地下煤矿资源过度开发,导致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等,实行环境工程地质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防治人类活动对环境质量的过度影响、破坏,同事防治自然环境对人类财产安全的威胁,为合理、科学的利用保护地质环境,提供最有力的依据。当发生地震、洪水、山体塌方等自然灾害时,依据环境工程地质相关勘探、分析、评价后,所做的对应方案,可迅速、及时、有序的开展救援等应急措施。 结束语 城市的生态环境,建筑的质量安全,人类的生命健康都与环境工程息息相关,环境工程地质是一切项目施工的前提,科学的落实环境工程,合理的城市规划,它为生态化城市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延长了旧城区的“寿命”,增添了新城区的“生机”。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与规划中,我们要根据环境工程地质情况而开展建设,科学的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与速度,协调、维持好自然环境与城市建设间的关系。 地质工程论文: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研究 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地质构造的破坏也在日益加剧，地球对于人类活动破坏的有力反击就是地质灾害的频繁发生。近年来，我国各种形式的地质灾害接踵而来，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地质灾害而造成的损失约为三百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比重较大的城市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虽然我国早在2004年3月1日就已经开始实施《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完成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工作，使得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了法规依据，但是，经过九年的实践，科技得到飞速发展，地质灾害防治手段不断更新，显然旧的法规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给现阶段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全面有效开展提供平台，因此，对于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有效减少经济损失和生命威胁的需要，是地质工程得以顺利开展的需要，能够为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政策引导和法律依据，是当前有效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保障。为了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2011年6月1日，国务院第1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并于6月13日正式印。《决定》的印发，是我国地质灾害防治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进一步理顺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体制和机制，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 1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的类型 中国的地质灾害共可分类十类，分别为地震灾害、火山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变形，海洋(岸)动力、水质与环境污染、开挖工程、沙漠化，地方病、洪水与风沙。在这十类地质灾害中，完全没有人类活动参与的地质灾害严格来说也只有火山灾害这一类，其它分类中的地质灾害都或多或少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系，也就是说由于工程导致的诱发性地震、违规开山取石诱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非法开采地下资源或是开采缺乏科学性而导致的地面变形，开裂、沉降等、过度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温度上升，使得海水平不断提升等、人类活动形成的污染物排放超标、开采工程如煤、石油、天然气、金矿等开挖工程性地质灾害、沙漠化、地方病以及洪水和风沙，这些都是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的类型。因此，严格的说，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重点主要是针对人类活动对地质构造造成的破坏进行弥补，以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减少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可持续化发展。 地质工程就是研究人类的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以便认识评价，改造和保护地质环境。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支撑下，更为有效的地质灾害防治手段需要新的制度立法来支持，并对人类工程活动进行监督和限制，避免对地质环境造成过度破坏。所有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地质灾害都被包括其中，都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法制化予以监督，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与地质环境的和谐统一。 2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的重要意义 对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立法不但可以提高地质灾害防治力度，还可以完善和改进原来弛质灾害防治立法体系的漏洞和不足，落实更为科学合理的防治制度规范，并为政府的权力运行和公民的权利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现阶段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客观要求在地质灾害立法过程中，日本的立法值得我国借鉴。日本每一次地质灾害发生后，都会出台相应的防治法文。近年来，紧跟南方极冷天气灾害，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而后甘肃周曲县又发生特大泥石流，以及部分石油、采煤矿区等发生重大地质灾害事故等，这些地质灾害给我国的经济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同进也夺去了众多同胞的生命。但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正不断地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力度，大量资金被用于防灾治灾，而且，国家非常重视通过立法徐径，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赋予其强制性和权威性，通过“依法防灾”、“依法救助”、“依法治理”来进行综合性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这种以法防灾治灾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以制度法制化来减少地质灾害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仅靠一部《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进行规范和约束，很难达到理想要求，必须进行新的立法，才能完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 2.2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是多部门联合防治的纽带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需要多个部门承担不同的权限和职能，这些不同的机构负责不同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事项，而对于同一地质灾害在防治过程中，可能涉及到所有机构的所有人员或部分人员，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带有强制性的纽带将这些机构联系起来，才能实现统一管理、统一防治的目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可以将灾害防治制度法制化，强制要求所有机构或部门必须共同对同一地质灾害进行防治，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这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制化，能够将国土资源局、地震局、水利局、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监管的矿山灾害等机构有机的统一管理，而又不影响各自的独立职能，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从立法角度来联合备部门对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2.3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地质灾害防治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面对的是所有类型的地质灾害，包括地质工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而且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涉及到地质灾害类型的绝大多数，因此，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地质灾害防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已经拥有相关的法规政策，但由于现代地质灾害的复杂性和防治手段的不断更新，原有的法规难以满足时展的要求。因此，对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法制化建设是充实和完善原法规的必经之路。 2.4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 法制建设要延伸到社会每个领域，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利运行，才能消除法律盲点，实现完善的法制化社会。而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必需响应现阶段国家减排低碳经济的号召，从法律上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因此是尽快完善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于地质环境的负面影响，必须从法律高度进行监督和约束，使人们能够依法减灾、依法防灾、依法救灾，最终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 3　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规现状 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建设经历了十多年的历程，从1999年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到2004年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再到2011年的力务字印发的《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可以说从法制角度逐步实现了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使得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法可依。 但是，1999年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讲求的是“群测、群防、群治郴’政策，这种群的特征法规明显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地质灾害的防治需要。尤其是目前的地质工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准确、安全、可靠、科学，独立，这些特性要求现代化的立法来支撑，才能达到最佳的防治目标。而2004年的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又过于笼统，不能起到很好的约束性，而且可行性也无法可靠保证，因此，必然针对目前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立法，才能更实际、更有效，更有可行性。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决定》，是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的里程碑，它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法制化要求，提出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群专结合等五项原则，实现了地质灾害在理念，体制、机制，手段措施等方面的创新。 可见，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是对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建设的完善和补充，响应了2011年《决定》的原则，能够更好排除《决定》治理盲点，为地质工程所有地质灾害的综合防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有效将地质灾害的不同机构进行联系作业，最大限度的调动政府职能在地质灾害防治中的作用发挥，为灾后迅速有效的重建打下法律基础。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体系，但由于我国地质灾害类型多，分布广，灾害严重，而防灾救灾能力相对较弱，使得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仍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矛盾：(1)地质灾害防治立法层级太低，体系不完整，缺乏规范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的基本法，(2)现行法律对地质灾害管理部门的职能定位不明确；(3)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缺乏其应有的效用；(4)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来源规定不足；(5)众多问题得到不法律的规定和调整。这些问题不能从法律角度得以解决，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就难以有效开展，就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不能在地质灾害来临时采取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因此，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必须尽快完成。 4　完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对策 我国目前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没有核心的基本法作支撑，不能很好的解决地质灾害问题，若想改变现在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过于盲目，无核心法可依的现状，打破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过于松散和区域性的局面，必须尽快完成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形成地质灾害防治的高层级法律，并以此为核心来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这样才能有效汇集防灾力量、防灾资金，采取有效的防灾预案，依法进行防灾工作。 4.1加快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进程 只有最高层级的立法出台，才能将所有地方的地质灾害防治法规进行统一和调整，才能为各类型的地质灾害提供防治的基本法，实现依法防灾治灾减灾，并将以前无法解决的矛盾通过立法得以解决，使得单一地质灾害的法规以最高层级的基本法为核心，为依据来完善自身法制建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改变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法制独立化和混乱化的局面，必须加快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立法进程，为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提供核心法，实现法制化的防灾救灾制度，才能有效缓解地质灾害的破坏程度。 4.2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化解所有矛盾 目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存在的众多不足和矛盾，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基本法做防灾治灾依据，各地方出台的法规不具有统一性，过于独立，而且不能对地质灾害的防治上升为国家行为，而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则将所有地质灾害防治进行了统一和调整，将地质灾害防治上升为国家统一管理防治行为，这一立法能够将目前存在的所有矛盾一一化解，真正实现人力、资金、方案、手段、措施、指挥等一体化、科学化、法制化，并对各地质灾害防治机构的职能进行定位和调整，以强制化手段实现对各机构的管理与指挥。对抗灾治灾提供了充足了资金支持。 4.3在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中加强对管理机构的联合规定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并不是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需要人力、财力、评估、预案等多方面的机构协调进行，才能将地质灾害危害降到最低。由于这种联合防灾体系没有法律做桥梁，很难通力合作，出现目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时出现要人无人、要资金无资金、要预案无预案的尴尬境地。因此，只有通过立法的途径，通过法律的约束和定位，才能将所有地质灾害防治机构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才能将它们联合起来，齐心和心来防治地质灾害。 4.4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中要加强“五到位”建设 立法的目的就是对地质灾害防治制度进行细化规定，从细节解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中，要加强“五到位”建设，即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到位、地质灾害防灾预案到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到位、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材料发送到位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人员到位。对于这“五到位”，需要所有机构如国土资源局，水利局，气象局、地下开采监察等都工作到位，才能将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加快这些工作的法制化进程，能够从根本上 5　完善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构想 鉴于地质灾害爆发日益频繁的现状以及我国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存在诸多的问题，对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完善立法已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5.1制定《地质灾害防治基本法》，完善单一灾种立法 地质灾害防治基本法理应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以提高其立法层级和立法效力，充分体现其权威性。同时，对于某些地质灾害内容如地震、泥石流、洪涝等应以地质灾害防治子法的形式在专门的立法文件中规定，对于已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在保持原有立法的基础上，只需做出些微相应的调整和合理的布局，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立法体系，既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立法成本，又充分提高了地质灾害防治立法工作的成效。这种统一立法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相结合、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双管齐下的立法形式是我国现今地质灾害防治立法的较佳选择。 5.2保障人权原则，公开公正原则，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力监督原则 地质灾害防治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保障人权、公开公正、权利义务一致、权力监督的原则，这几个基本原则体现了地质灾害防治立法的目的和要求，同时也是构建地质灾害防治法基本制度的重要基础之一。保障人权原则不仅要求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在地质灾害中免受侵害和挽救损失，在赋予国家紧急状态权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防止政府权责范畴的不作为，不履行给付义务或履行瑕疵，而给受灾民众的人权带来更大的损害。公正公开原则要求规范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行政程序；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要求通过立法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警惕权力过分集中形成一家独大的场面，又要防止多头管理，权力太过分散而导致相互推诿扯皮，影响各部门职能的最大发挥，进而影响防灾救灾的工作进程。权力监督的原则要求规范政府的公权力。切实依法行政，以权利、监督、责任等制约政府公权 5.3完善地质灾害应急法律机制 地质灾害应急法律制度包括应急机构的设置、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响应的启动、应急的救援等机制。因此，就目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来看，需要对地质灾害应急机构的设置做出明确规定，要完善地质灾害预警系统，要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制度。 5.4建立地质灾害救济法律机制 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自始都是与救济紧密联系的，公民权利即使在法律中规定得再完备，列举得再全面，如若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救济程序的规定，这些法律字面上存在的权利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立法中，需要完善地质灾害行政救济与补偿制度，需要完善地质灾害防治法中法律责任的规定，需要建立地质灾害保险法律制度，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才能真正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工作。 6　结语 随着地质灾害发生频率的不断增加，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上升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和保障，是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政策引导和法律依据。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发生类型多，分布广的国家，地质灾害灾情越来越严重，靠以往的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因此，必须针对目前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法规存在的问题，从立法角度来提高地质灾害法制层级，形成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基本珐和核心法，为当前我国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制度提供一个法律平台，对地质灾害防治机构进行职能的重新定位和调整。将所有机构联合起来，加强细分防治措施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机制，才能为地质工程中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有效可靠的法律依据。 地质工程论文:风电厂场址的工程地质勘测 摘要：风电厂场址的工程地质勘测不但要对地质情况进行考察，而且应考察风能资源的情况以及风能、水力对于工程建设和风电厂运行的影响。对于工程地质条件不同的复杂场地需要采用不同的勘探方法。勘测报告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应做到信息清晰、结果正确、建议合理。 关键词：风电厂；地质勘查；工程地质 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采利用迫使人类不得不寻求更为清洁和可持续利用的能源形式。风能作为太阳能的一种转化形式，具有可再生、零排放等诸多优点，是21世纪最有应用前景的能源。而将风能转化为电能，即风力发电，是风能利用的最主要方式。我国的风能资源极为丰富，陆地离地面50m高度的风能资源可开发面积约540000km2，技术可开发量约为2680gw；离海岸20km的海域范围可开发面积约为37000km2，技术可开发量约为180gw，具有极大的商业化资源条件。[1，2] 随着风力发电项目的大力推广，关于风力发电方面的诸多问题也突现出来，如风电场建设、风电并网、风电的电能质量等。现结合笔者自身工作实际，探讨风电厂规划建设中的工程地质勘探问题。 一、风电厂场址地质勘探的主要任务 风电厂场址的工程地质勘探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风电厂场址规划选点的基础上，为已选定的场址以及风电机组、电厂建筑等建筑物的方案布置提供有关的地形和工程地质资料。主要包括五方面工作，即：对场区的风能资源进行评估；绘制选址所需的区域地形图；评价场区的区域构造稳定性；查明场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并对地质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根据需要对可采用的天然建筑材料、施工和生活资料情况进行调查。 地质工作的重点是场区的区域结构稳定性评价和地质问题可能产生影响的评估及建议，其中对于场区的地质条件主要有：地形地貌特征、形状、类型和特征；地层的成因类型、地质年代、岩性岩层、风化程度；土的性质、物质组成及含量、层次结构和分布状况；断层破碎带的产状、规模、性质以及延伸、拓展和胶结情况；不良地质作用的情况及可能的影响；地下水的类型和埋藏情况以及是否可能对地基造成不良影响。 二、风电厂场址的地质条件分类及勘测 依据风电厂场址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可将场地划分为三类，即简单场地、中等复杂场地和复杂场地。简单场地是指地层结构单一、无特殊岩土层、地质结构简单、地层稳定、地下水埋藏深且对地基无不良影响、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不高于0.05g的场地。中等复杂场地是指地层层次较多、有特殊岩土层、岩土性质变化较大、岩体风化较强、可能发生地震液化的场地；或地质结构比较复杂、局部有不良地质作用存在的场地；或者地下水埋藏较深，对地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g～0.3g的场地。复杂场地的判定标准为：地层层次较多，岩性不均且岩相变化大，地基以强风化岩体或不均匀的特殊性土层为主；地质结构复杂，断层和节理裂隙发育，不良地质作用发育；地下水埋藏浅且对地质基础的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4g，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即为复杂场地。 对于不同复杂程度的场地采取的物探深度不同。此外，对于复杂程度高的场地采用的勘探点间距也应缩小，以能控制场区的地层分层、性状、断层破碎带的分布和不良地质作用的范围为标准。因此各种地貌特征的部分、各种地层、主要的地质结构、各个不良地质作用点均应布置勘探点，且应依据勘探结果考虑是否加深或增加勘探点。 地质工程论文:某建筑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及基础方案研究 摘要某建筑场地位于南宁市，块近长方形，边线为东西向和南北向，其中东西向长约392m。本文以建筑场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工程地质条件，并研究了其基础方案。 0 引言 该建筑场地位于南宁市，块近长方形，边线为东西向和南北向，其中东西向长约392m，南北向长约352m，拟分期开发，占地面积约为48400m2。场地整平标高??.00为高程95.00m。拟建的建筑物主要有数栋4f~6f的商业楼（楼高36.9m）以及一栋28f的办公楼（楼高130m），建筑物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基础型式拟定为桩基础。均设地下室，其中商业楼设计3层地下室，深度为14.5m，办公楼设4层地下室，深度为20.9m。预测基坑开挖深度分别为15m和21.4m。 1 区域地质构造与地震 场地在大地构造上处于右江再生地槽之西大明山隆起南部的南宁断陷盆地内。南宁盆地属不对称向斜构造盆地，向斜轴走向北东东向。南宁盆地的边缘断裂较发育，按走向分有北东向、北西向和近东西向三组，其中以北东向的韦村——西乡塘断裂最为重要，其规模长约70km。该断裂位于盆地北及西北一线的边缘，走向与向斜轴向基本一致。次要的北西向断裂分布在盆地的西南角，为右江断裂带进入盆地的分支断裂，以老桥断层为代表。近东西向的断裂以几条规模不大的断层分布于盆地东部。由北向南依次是三塘——奇绿断层、王村断层、屯里断层。至今未发现贯穿盆地内部即南宁市区的大断裂。 2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场地及其附近原始地貌形态属侵蚀、剥蚀丘陵区中的垄状高丘亚区，相当于邕江四级堆积-侵蚀阶地，原地形整体东（东南和东北）高西（西北和西南）低，场地原始地面标高为90.00m~134.00m。根据现场钻探揭露，建筑场地地层由上而下分布有：第四系人工填土（qml）；第四系有机质粘土（qh）和第四系粘土（qel）；下部为第三系南湖组（e3n）和那读组（e2n）的泥岩、砂质泥岩和砂岩等地层组成。场地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潜水和裂隙承压水，上层潜水主要赋存于填土①层、混砾填土①1层、有机质粘土②层中，受大气降水和生活污水下渗补给，透水性较好，雨季补给来源充足，水量稍丰，初见水位埋深在0.4m~2.5m之间，高程约92.5~94.6m。稳定水位为93.0m~95.0m。 基岩孔隙裂隙承压水主要赋存于强风化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中，受大气降雨下渗和相邻含水层的侧向补给，水量较小。因断层错动影响，各层间含水层有一定的水力联系，据临近基坑开挖揭露该层地下水位埋深约为8.0m。该场地地下水向北西方向排泄。 3 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 3.1 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 根据地质调查和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可确定该场地没有发现诸如岩溶、滑坡、采空区和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作用，也未发现这些不良地质作用存在的条件。 穿过场地断层属于非全新活动性断层，场地相对平坦。总体上可归为：可进行建设的一般场地。钻孔揭露出，岩层及以下地层出现错断。根据初步设计，地下室底板位于高程约75.0m～81.0m的范围，这时场地西侧底板下部在断层位置均座落于泥岩⑤上，部分的地下室地板座落于①1上，而桩端底部，在断层北侧则座落于地层⑦1上，显然，底板和桩底位于2种不同的地层上。 3.2 地基岩土特性评价 拟定地下室埋深14.5m，办公1地下室埋深20.9m，假设??.00高程为95.00m，则底板分别坐落于80.5m高程和74.00m高程。由此估算，商业楼基坑需开挖15.0m左右，基坑底面以上出露的岩层主要有填土①、混砾填土①1层、有机质粘土②、上层④、上层⑤1；办公1基坑需开挖21.4m左右，基坑底面以上出露的岩层大部分为全风化泥岩⑤层，小部分为强风化泥岩⑨1层。 根据钻孔及剖面图揭露的岩层倾角，可看出，从东西方向看，岩层总体上由东向西倾斜；从南北方向看，为类似褶皱构造，层底面起伏坡度为0度~15度之间。总体上具有一定的不均匀性。 3.3 地下水评价 地下水对砼有弱腐蚀，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无腐蚀作用，对钢结构有弱腐蚀，与地下水有接触的建筑构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基坑开挖主要受上层滞水的影响，但场地上层滞水水量不大，对基坑开挖影响较小，施工时，可直接在基坑内设置集水槽、井抽排地下水。 4 基础方案评价 4.1 天然地基评价 根据设计商业楼的结构特点、基础埋深、地质条件、经济效益、施工条件等，该建筑物和地下室可能采用的基础型式：筏板基础或桩筏基础，筏板基础持力层为①、⑤、⑥1、⑥2、⑦1、⑨1、⑨2等地层，并且横跨断层带，这些地层的承载力特征值或修正值虽较大，但分布不均，应慎用或采取消除这种不均匀的措施。 4.2 桩基础 根据场地岩土特性及沉降深度要求，主要的桩基础型式宜采用人工挖孔桩和冲孔灌注桩。 人工挖孔桩：根据场地岩土层分布情况，桩端持力层宜选用⑦1、⑦2、⑨1、⑨2、⑩1和⑩2层上，基本上穿越本勘察所揭露的所有土层。钻（冲）孔灌注桩：该桩型穿透能力强，可以穿透各种土层和岩层。场地地下水对钻（冲）孔桩施工影响较小。施工中应注意控制桩底沉渣及桩身质量。在成孔过程中，要及时清孔及灌注，减少桩孔内水对泥岩承载力的影响。 4.3 基坑工程评价 拟定商业楼地下室埋深14.5m，办公1地下室埋深20.9m，相应基坑开挖深度预计分别为15.0m和21.4m。假设??.00高程为95.00m，则基坑底面分别坐落于80.00m高程和73.60m高程。显然基坑开挖有2级深度，第一级为商业楼地下室基坑，深约为15.0m；第二级为办公地下室基坑，深约为21.4m， 2级基坑侧壁底部相距较远，故可单独考虑其稳定性，即基坑支护设计可分别按15.0m深和6.0m深分别进行。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主要以失稳后的破坏后果为依据。 根据基坑开挖底面高程，结合本勘察揭露的地层分布情况，第一级基坑侧壁（商业地下室范围）出露的地层主要为①1层、有机质粘土②、粘土③、夹层煤④和泥岩⑤层，局部穿过泥岩⑥1层。各区的支护设计采用图中建议相应的岩土分布剖面图及对应的岩土参数建议值。 5 结论及建议 建筑场地属侵蚀、剥蚀丘陵区中的垄状高丘亚区，无滑坡、崩塌等不良地质作用，场地稳定，适宜工程建设。主体建筑基础形式可采用桩筏基础，桩基采用冲孔灌注桩。 地质工程论文: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研究 摘要：水文地质研究在工程勘察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阐述工程地质勘查中水文地质评价内容，岩土水理性质，地下水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等问题。 关键词：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岩土；危害 1 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评价内容 在工程勘察中，对水文地质问题的评价，主要应考虑以下内容： 1.1 应重点评价地下水对岩土体和建筑物的作用和影响，预测可能产生的岩土工程危害，提出防治措施。 1.2 工程勘察中还应密切结合建筑物地基基础类型的需要，查明有关水文地质问题，提供选型所需的水文地质资料。 1.3 应从工程角度，按地下水对工程的作用与影响，提出不同条件下应当着重评价的地质问题，如：①对埋藏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建筑物基础中水对砼及砼内钢筋的腐蚀性。②对选用软质岩石、强风化岩、残积土、膨胀土等岩土体作为基础持力层的建筑场地，应着重评价地下水活动对上述岩土体可能产生的软化、崩解、胀缩等作用。在地基基础压缩层范围内存在松散、饱和的粉细砂、粉上时，应预测产生潜蚀、流砂、管涌的可能性。③当基础下部存在承压含水层，应对基坑开挖后承压水冲毁基坑底板的可能性进行计算和评价。④在地下水位以下开挖基坑，应进行渗透和富水试验，并评价由于人工降水引起土体沉降、边坡失稳进而影响周围建筑物稳定的可能性。 2 岩土水理性质 岩土水理性质是指岩士与地下水相互作用时显示出来的各种性质。岩土水理性质与岩土的物理性质都是岩：岩土的水理性质不仅影响岩土的强度和变形，而且有些性质还直接影响到建筑物的稳定性。以往在勘察中对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的测试比较重视，对岩土的水理性质却有所忽视，因而对岩土工程地质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岩土的水理性质是岩土与地下水相互作用显示出来的性质，下面首先介绍一下地下水的赋存形式及对岩土水理性质的影响，然后再对岩土的几个重要的水理性质及研究测试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 2.1 地下水的赋存形式：地下水按其在岩土中的赋存形式可分为结合水、毛细管水和重力水三种，其中结合水又可分为强结合水和弱结合水两种。 2.2 岩土的主要的水理性质及测试办法：①软化性，是指岩土体浸水后，力学强度降低的特性，一般用软化系数表示，它是判断岩石耐风化、耐水浸能力的指标。在岩石层中存在易软化岩层时，在地下水的作用下往往会形成软弱夹层。各类成因的粘性上层、泥岩、页岩、泥质砂岩等均普遍存在软化特性。②透水性，是指水在重力作用下，岩土容许水透过自身的性能。松散岩上的颗粒愈细、愈不均匀，其透水性便愈弱。坚硬岩石的裂隙或岩溶愈发育，其透水性就愈强。透水性一般可用渗透系数表示，岩上体的渗透系数可通过抽水试验求取。 ③崩解性，是指岩浸水湿化后，由于土粒连接被削弱，破坏，使土体崩敞、解体的特性。④给水性，是指在重力作用下饱水岩土能从孔隙、裂隙中自由流出一定水的性能，以给水度表示。给水度是含水层的几个重要水文地质参数，也影响场地疏时间。给水度一般采用实验室方法测定。⑤胀缩性，是指岩土吸水后体积增大，失水后体积减小的特性，岩土的涨缩性是由于颗粒表面结合水膜吸水变厚，失水变薄造成的。 3 地下水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 地下水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主要是由于地下水位升降变化和地下水动水压力作用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3．1 地下水升降变化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位变化可由天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引起，但不管什么原因，当地下水位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 时，都会对岩土工程造成危害，地下水位变化引起危害又可分为三种方式： 3.1.1 水位上升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潜水位上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受地质因素如含水层结构、总体岩性产状；水文气象因素如降雨量、气温等及人为因素如灌溉、施工等的影响，有时往往是几种因素的综合结果。由于潜水面上升对岩土工程可能造成：①土壤沼泽化、盐渍化，岩土及地下水对建筑物腐蚀性增强。②斜坡、河岸等岩土体岩产生滑移、崩塌等不良地质现象。③一些具特殊性的岩土体结构破坏、强度降低、软化。④引起粉细砂及粉土饱和液化、出现流砂，管涌等现象。⑤地下洞室充水淹没，基础上浮，建筑物失稳 3.1.2 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位的降低多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如集中大量抽取地下水．采矿活动中的矿床疏干以及上游筑坝，修建水库截夺下游地下水的补给等。地下水的过大下降，常常诱发地裂、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以及地下水源枯竭、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对岩土体、建筑物的稳定性和人类自身的居住环境造成很大威胁。 3.1.3 地下水频繁升降对岩土工程造成的危害。地下水的升降变化能引起膨胀性岩土产生不均匀的胀缩变形，当地下水升降频繁时．不仅使岩上的膨胀收缩变形往复，而且会导致岩土的膨胀收缩幅度不断加大，进而形成地裂引起建筑物特别是轻型建筑物的破坏。地下水升降变动带内由于地下水的渗透，会将土层中的铁、铝成分淋失，土层失去胶结物将造成土质变松、含水量孔隙比增大，压缩模量、承载力降低，给岩土工程基础选择、处理带来较大的麻烦。 3．2 地下水动压力作用引起岩土工程危害。地下水在天然状态下动水压力作用比较微弱，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人为工程活动中由于改变地下水天然动力平衡条件，在移动的动水压力作用下，往往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岩土工程危害，如流砂、管涌、基坑突涌等。流砂、管涌、基坑突涌的形成条件和防治措施在有关的工程地质文献已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文地质工作在建筑物持力层选择、基础设计、工程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工程勘察的发展，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切实做好水文地质工作将对勘察水平的提高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地质工程论文:地质勘察工程中标准贯入试验的应用分析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标准贯入试验的定义及适用范围，随后分析了标准贯入试验的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最后由标准贯入试验实例研究了地质勘察工程中的标贯试验的应用。 关键词：地质勘察；标准贯入试验；应用 1 标准贯入试验的定义及适用范围 1.1 标准贯入试验的定义 标准贯入试验又称为spt，它是一种动力触探，其通过一定的锤击动能将某种规格的对开管式贯入器打入到钻孔孔底的土层中，并由打入过程中的贯入阻抗来对土层的变化以及地质情况进行判断。一般可以用打入土中30cm的锤击数n来衡量贯入阻抗。标准贯入试验需要与钻孔结合进行，目前国内统一使用的钻杆直径为42mm，国外的钻杆直径还有50mm和 60mm两种类型。标准贯入试验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方便的优点，而且其适用于砂土、硬粘土及软岩等多种土层。此外，通过对贯入器带上的扰动土样进行分析，就可以直接得到土层的鉴别描述信息。 1.2 适用范围 标准贯入试验目前在地质勘察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其应用范围包括： （1）用于检查勘察地区的土层剖面和各土层在水平及垂直方向是否均匀、是否存在软弱夹层。（2）用于地基土的变形模量、承载力、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等建筑物设计所需参数的确定。（3）用于单桩承载力的预估、桩尖持力层的选择以及旋喷桩直径的估算。（4）用于施工监测以及检验地基土的加固效果。（5）用于砂土和轻亚粘土在地震条件下液化可能性的判别。 2 标准贯入试验的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 2.1 钻进方式的影响 标准贯入试验的钻进过程中要尽力保持钻孔底部的土层不被扰动，因此不宜用冲击式和水冲法钻进，而应尽可能地使用回转泥浆式钻进方法来最大化地保持孔壁稳定（特别是在砂层钻进时），并减小孔壁的摩擦。此外，钻孔的直径不能过大，一般限定为不大于100mm，若直径过大将会造成50%的锤击数减少。 2.2 土层深度的影响 在spt进行过程中，随着贯入深度的增加，土的有效上覆压力和侧压力都会随之增加，从而造成贯入阻力加大，最终使锤击数增加。因此，需要对锤击数进行深度修正。 2.3 探杆偏斜影响 标准贯入试验的实践表明，探杆与钻孔的孔壁摩擦会随着探杆的偏斜而增加，导致有效锤击能量减小，从而影响锤击数。因此，要保证探头、探杆以及导向杆的垂直度，防止锤击偏移和晃动。 2.4 试验前的准备 在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前，应先钻几个钻孔，对所要勘察区域的地层分布情况以及地质情况进行大概了解，为标贯试验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根据钻探情况，要在不同和相同土层的不同钻孔间做系统性的试验，同时进行土工试验，然后将两种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在同一土层中试验次数不能少于5～6次，或者在深度上每隔1～1.5m进行一次试验，这样可以有效了解透镜状或薄层状土层的情况。 2.5 试验数据的修正 对于标准贯入试验的锤击数是否需要进行杆长修正，根据实践经验，可以按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j 7-89）中的规定来对锤击数进行校正，经过校正后的修正值与新的设计规范吻合度较高。 3 标准贯入试验实例分析 本次标准贯入试验实例为广东省某一商住大厦的地基基础勘察工程，由于该工程为高层建筑，所以对于地质勘察的要求比较严格。该商住大厦建于厚度在11～12.5m的回填土上，回填的时间已经比较久远，在回填时按照规范要求进行了分层压实处理。在制定勘察方案时，分别在每个钻孔的不同深度设计了系统性的标准贯入试验，并在土层中进行标贯试验的同一位置取原状土样作土工试验分析，以便与标准贯入试验结果进行对比。本次勘察工程共钻孔28个，并进行了58次标准贯入试验。勘察结果表明，现场的回填土在水平及垂直方向上物质成分和物理力学性质并无太大变化。因此，在进行标准贯入试验结果统计时，在垂直方向上以2m为级数进行统计单元的划分，其统计结果见表1。 本次勘察地质条件为厚层状回填土，其物质成分组成主要为呈土状的强风化花岗岩和强风化砂岩。而在钻孔过程中，还发现了少量的16cm×12cm的强风化岩石碎块，因此标准贯入试验的离散性相对比较大，所以在对标贯试验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采用去掉最大和最小值的10%，然后再按最小平 均值法统计的方法。完成数据统计后，可以对试验的高值以及低值作详细分析，出现高值是因为在贯入过程中碰到了较大的强风化岩石碎块，而出现低值则是由于回填土局部存在松散的现象。高值与低值出现的频率都不高，且并无规律可循。统计数据与土工试验的结果较为吻合，而开挖基础进行验槽测试的结果也与统计数据相吻合。 结语 标准贯入试验的用时短、费用低，是一种行之有效、应用范围非常广的原位测试手段。标贯试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试验质量得到保证的同时，要对试验结果进行合理科学的统计与分析。特别是在对漂石、块石等含量较多的砾砂卵石层或不均匀系数较大碎石土进行标贯试验时，试验的数据将明显偏高，而且试验也会受到机械设备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也更为明显，需要配合其他土工试验手段，来对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地质工程论文:喷播植草在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论文 关键词:水库库区 地质灾害 灾害治理 喷播植草 防护技术 三峡水利枢纽 论文摘要:针对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的特点,结合实例对喷播植草防护技术的特点、主要功能、方案选择、施工工序进行介绍,并对其效果及 经济 、社会效益进行评价。 1　概　述 岩土边坡工程改变了 自然 边坡现状,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在环境保护要求严格的今天,边坡工程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强制性的。其中边坡植被防护作为岩土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部分,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且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圬工护坡。边坡植被防护工程主要有以下几类技术:①阶梯植被;②框格植被;③穴播或沟播;④喷播植草;⑤植生带;⑥绿化网;⑦土工网垫等。 本文将结合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经验,重点论述喷播植草防护技术在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2　喷播植草防护技术的特点 喷播植草是利用液态播种原理,将草籽、肥料、粘着剂、纸浆、土壤改良剂和色素等按一定比例配水混合搅匀,通过机械加压后喷射到边坡坡面的防护技术。由于其施工简单、速度快,造价低且草籽成活率高,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3　喷播植草防护边坡的主要功能 喷播植草作为边坡防护措施,将极大地改善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主要功能是对岩土边坡浅表层进行防护,通过对浅表层边坡的加固从而达到防止雨水冲刷、控制水土流失、保持边坡稳定的作用。 3.1　边坡加固作用 (1)深根的锚固作用。植物的垂直根系穿过坡体填土,锚固到深处较稳定的土层上,能起到锚杆的作用。乔本科、豆科植物在地下0.75~1.50 m深处有明显的土壤加强作用。 (2)浅根的加筋作用。植物根系在土中错综盘结,使边坡土体在其延伸范围内成为土与草根的复合材料,稳定边坡表层土体,起到护坡的作用。 3.2　植被的水文效应 (1)降低坡体孔隙水压力。植物通过吸收和蒸发边坡土体内的水分,降低土体内的孔隙水压力,从而提高了土体的抗剪强度,有利于边坡土体稳定。 (2)控制土壤侵蚀、保持水土。降雨是坡面冲刷的重要原因,降雨时植草对边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能有效降低地表径流的流速,从而抑制面蚀及沟蚀,减小边坡土体的流失。 3.3　改善和美化环境 植草可使被破坏的环境逐步恢复,并能促进有机物的降解,净化空气;植草形成的绿化带,与周边环境更协调,与自然更接近,起到改善和美化环境的作用。 4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特点及要求 (1)三峡库区在蓄水及运行过程中水位变化频繁,水位变幅大; (2)受当地地形地质条件限制,沿江地质灾害治理区域大多土质贫瘠,有机质含量低; (3)采用喷播植草防护的边坡坡比为1∶2~1∶ 3.5,坡度能满足喷播植草的要求,无需采用网垫等其他额外加固措施; (4)施工工期短,时间要求严格; (5)要求边坡尽快形成抗冲刷能力; (6)工程位于城镇,对景观、绿化要求高; (7)成坪后不需要专门的养护,形成稳定生物群落并自然生长; (8)边坡面积较大,应尽量降低成本,节约投资。 5　符合库区灾害治理工程特点的喷播方案针对库区灾害治理工程特点及要求,采用了以下的喷播方案。 (1)选用在三峡库区能广泛生长的草种。采用豆科和乔本科草种混播,提高耐贫瘠能力。根据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特点及当地的气候条件,采用以小冠花为主,以中华结缕草、两耳草、紫花苜蓿等为辅的4种草种混播。 草种以小冠花为主是因为小冠花具有以下特点:①生长年限长,其寿命可达50 a以上;②根系发达,持久性强;③覆盖速度快,覆盖度大,每株当年覆盖面积平均0.7~0.9 m2;④绿色期长,枯草期短,在南方为四季常绿草种;⑤耐贫瘠、耐寒、耐高温、高抗病虫害;⑥水土保持效果显著;⑦对不同气候及土壤的适应性强。 由于小冠花耐水性较差,在水位变幅区降低小冠花草种的比例,相应增加其他辅助草种比例,以提高植草的耐水性。 (2)增加黏合剂、木质纤维素、保水剂、复合肥等喷播材料用量,并覆盖无纺布,使草籽在喷播后立即在土壤表面形成较强的抗冲刷能力。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较多采用土石方回填,边坡为碎石土质边坡,为确保草籽在初期能顺利成活并生长,增加了黏合剂、木质纤维素的用量以确保草籽在边坡上可稳定附着;增加保水剂、复合肥的用量以确保草籽在生长初期的养分及水分的充足供应。 (3)采用多草种混播,提高耐水性、增强抗病、抗虫害能力,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 (4)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优化配方,降低成本。 (5)在边坡满足喷播植草要求后立即施工,边坡清理与喷播植草同时进行,清理一块喷一块,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满足工期的要求。 6　喷播施工 6.1　施工所需设备、材料及人员组成 (1)喷播机:容器容量为50加仑; (2)草籽:为中华结缕草、两耳草、紫花苜蓿、小冠花4种混播; (3)添加剂:黏合剂、饱水剂、木质纤维素、复合肥; (4)无纺布; (5)便携式汽油泵及连接汽油泵与喷播机容器的水管; (6)施工人员组成:清理边坡2人,喷播技工4人。 6.2　喷播工序及技术要求 喷播工序为:清理并平整边坡混合草籽并喷播铺盖无纺布养护。其中清理并平整边坡、混合草籽并喷播、铺盖无纺布3道工序可同时交叉进行,以缩短工期。 各工序技术要求如下。 (1)清理并平整边坡。在防护范围内要清除杂物,并对边坡进行平整,使边坡达到喷播的要求。根据喷播机喷播面积对坡面进行划分并做好标记,防止混喷及漏喷。 (2)混合草籽并喷播。将草籽及添加剂按一定比例配置好,依次加入并混合搅拌30 min,然后均匀喷至坡面,为保证喷播均匀,在坡面上先喷2/3的混合液,余下部分重新加满水后复喷一次至附着均匀即可。 (3)铺盖无纺布。覆盖无纺布是对喷播植草的初期养护,在草籽未萌发前可起到防冲刷、保水、保温的作用。无纺布应采用铁丝或竹钉固定,四边用土压好,防止风吹开。 (4)养护。在草籽萌发前期,应根据土壤湿度的变化多浇水,保证种子萌发所需水分,在种子发芽后,根据发芽情况适当浇水至其 自然 生长,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至此,养护工作基本完成,只需定期清除杂草即可。 7　工程效果及 经济 、社会效益 (1)由于施工机械化程度高,边坡的喷播植草可迅速完成,从而大大降低成本,仅为圬工护坡的10%~20%。 (2)喷播植草所用附加材料大多数为易分解材料,对环境无污染;且植草边坡与周围环境相融合,能美化城镇景观。这是传统圬工护坡所不及的。 (3)喷播植草在坡面平整后即可进行,且多种工序可混合一次完成,施工简便、速度快、劳动强度低,所需施工人员较传统的圬工护坡大大降低。 (4)喷播植草在施工后3~5 d即可陆续发芽,在良好的保湿条件下,两周植被覆盖率可达90%以上,植株高可达5~15 cm,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较稳定的生物群落,大大提高了边坡的稳定性,确保施工工期,且后期维护工作量小。 综上所述,喷播植草是一种经济有效的边坡防护方法,在堤防工程、塌岸防护工程、滑坡治理工程等的浅表层边坡防护中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根据电子商务相关法律的特点及其相关内容，阐述电子商务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意义，再对电子商务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及原因分析，最后再对如何完善相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提出相关建议。 前言 电子商务是通过应用网络以及相应的信息技术然后在相关的经济领域内开展系列的贸易活动，在我们中国多以网络购物的形式出现，因此就诞生了淘宝、天猫、京东等购物软件，电子商务形式的迅速发展，还涉及到了海淘代购的相关业务，也就是说是跨境的电子商务内容。电子商务这种非传统的贸易形式给传统的贸易公司所使用的管理体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现行的管理体制并不完全适用于电子商务的相应管理，再加上我国的市场机制并不健全，还需要相应的公共部门进行相应地干预，也就是通过立法来避免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以及整个行为中的漏洞，才能够保证贸易双方的公平性以及效率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总是不断暴露出来，所以就需要通过立法去解决相应的问题。接下来就详细阐述关于电子商务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内容。 1、电子商务相关法律特点以及相关内容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便于让法律更好地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2005年是我国迈出重大一步的一年，对于电子商务的相关政策与法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通过加强相应的宏观指导，为电子商务的发展营造了更加良好的环境，无数法律人在努力着。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颁布的《电子签名法》，为我国的电子商务安全认证体系和网络信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2、电子商务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意义 2.1有利于企业遵纪守法、诚信经营 对于电子商务相关法律的研究，不仅仅是法律人员需要研究的相关问题，作为电子商务相关的管理人员也需要对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要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因为遵纪守法是企业最基本的原则之一。随着在网上购物的人数在不断增多，网上的店铺以及所成立的电子商务公司也在不断地增多，所以为了能够保证电子商务公司的诚信经营，及时缴纳税款，防止电子商务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文／王美丽偷税漏税等行为的出现，就需要让他们懂得法律，让他们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拥有法制社会的相关意识。 2.2有利于消费者懂法律、用法维权 对于电子商务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第二大意义就是有利于让更多的消费者知法懂法，在自己的利益受损时能够进行相应的维权。我国的法治进程到现在30年了，普法活动也进行了很多年，但是大多数的人民仍然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识。如今，网购是家喻户晓的一件事，所以，当网购这种行为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习惯，那么关于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知识也应该成为网民所具备的常识之一。让更多的消费者学习相应的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对问题进行对应的研究，才能够有利于避免消费者一方受到伤害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2.3有利于推进法律发展、社会稳定 对电子商务相关法律研究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专业人士关注到这一方面的内容，能够进一步地推进相关法律的发展，实现真正的法治社会，解决现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才能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作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无论是哪一方都会受到另一方的伤害，但就目前的形势发展而言，常常因为电子商务企业力量与电子商务买方力量差距过于悬殊，使得消费者常常处于弱势。所以，为了保证整个电子商务贸易的公平，就应该通过严格的立法，让电子商务贸易过程中的界限变得更加清晰，让双方的贸易进行得更加顺畅，必须要对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够使得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贸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电子商务法律方面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3.1电子交易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电子交易中存在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电子支付中所存在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贸易不仅仅局限于网络购物中，在日常中购物也会使用到电子支付的相关内容。在过去几年经常出现各种关于电子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化的相关内容，诸多消费者对电子支付的安全性存在一定的疑问，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层面上查看关于电子支付的安全风险，就包括一系列的外来工具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钓鱼软件以及电脑黑客问题；还包括网上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破产与其他经济问题，用户的资金账户很有可能脱离用户的控制，所以资金的安全就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些问题都是急需去解决的，为了保证电子商务进行得更加顺利，就不得不去面对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3.2电子合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电子合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无需现实意义上的面对面，只需要通过网络上自己所被认证的虚拟主题身份进行相应的交流即可完成网上合同的签订；其次就是电子合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合同最终产生的效力不同。在整个电子合同签订的过程中容易涉及到电子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这是因为很难认证对方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就是在签订电子合同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在电子合同中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子数据是否能够成为证据性的问题，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3.3电子商务交易存在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在进行相应的交易时，往往产生很多问题，尤其是在跨境的电子商务交易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国的海关以及相应的工商管理部门常常在进行相应的检查时发现很多电子商务公司购买大量的假货，在销售的过程中常常以假乱真，以淘宝中的国外进口的相关产品，在之前的微博就暴露出多家皇冠店铺出现真假售卖以及“挂羊头，卖狗肉”的诸多现象，也就是说诸多消费者从皇冠淘宝店购买了相应的护肤品，收到快递时发现是伪劣产品，进行相应地投诉，但是只要淘宝店上传正品进货单之后，投诉就无效果，所以这种情况就会损伤消费者的权益。在前不久，著名作家六六在微博上对于在京东上所购买的相关产品进行投诉，但是京东明显没有给作家六六以及众多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处理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所产生的纠纷问题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需要明确的立法去处理电子商务面临的纠纷。 3.4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依然还存在很多值得去完善的，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中，也还有更多的电子商务问题需要去面对，以电子商务在具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相关的阐述，首先以最简单的传统著作权保护问题进行阐述，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如此之快，那么在后续的过程中如何保护那些未经著作人所同意就擅自使用相关文字图片等内容；其次就是在电子商务在传统专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商标保护中出现的问题，更关键的就是如何处理电子商务在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中所遇到的问题。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反映着我们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一定要完善相应的制度，这样才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 3.5电子商务客户隐私法律问题 随着各大购物节的不断产生，电子商务平台所比拼的销售额一年比一年创新高，所以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客户隐私保护的法律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消费者需要向另一方提供自己的姓名等个人信息，那么如何保障客户的这些隐私信息呢，隐私信息泄露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如何处理消费者隐私权受到侵害的责任承担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4、如何完善相关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建议 4.1保证电子支付信息网络安全法律解决应对措施 为了保证电子支付信息网络的安全，能够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是需要明确以及协调电子支付各参与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通过立法来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要针对用户与银行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最明显的就是信用卡的支付问题，在国外经常出现一系列的信用卡盗刷问题，在国内也会出现，所以就需要对其规定；其次，就是针对收款人以及第三支付平台在电子支付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以及权利义务进行规定。 4.2解决电子合同中法律问题的相应解决应对措施 其次就是需要解决电子合同中法律中的相关问题，所以就通过身份认证等方式来确保交易双方都具备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保证电子合同的真实性，防止数据被篡改等问题，要逐步完善关于电子数据是否能成为证据的相关内容。 4.3处理电子商务交易中存在的法律解决应对措施 第三点需要处理的就是电子商务交易中存在的纠纷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网上的电子商务仲裁机构，这个机构是由专门的人员来处理关于电子商务中出现的纠纷问题，也可以建立一定的免费法律服务的咨询问题，帮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真正的法律；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完善相关的立法问题，如何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对销售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电子商务公司进行相关的约束，能够真正落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现在随着跨境电商的不断发展，如何保障消费者的问题，通过提高相应的门槛之外，能做的就是通过立法进行相应的细化，这样才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4.4保护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法律问题解决应对措施 对于保护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需要做到的就是完善电子商务以及相应的知识产权立法，通过制定专门性的针对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避免重复知识产权法中传统的内容，一定要避免出现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中所出现的问题，要弥补其不足之处，要确立一个明显的界限，也就是对于网络设计的相应保护要明确，这样才能够让电子商务这片新兴的领域变得更加规范、更有秩序。 4.5保护电子商务客户隐私法律问题解决应对措施 最后就是需要保护电子商务中客户的隐私法律问题的相应内容，仅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不够的，在网络购物中，商家往往采用格式合同以节省消费者的时间，商家规定的格式条款中，往往还有许多“霸王条款”。在发生纠纷时，仅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原有的法律保护已显乏力。因此，今后制定的法律规范在进一步确保落实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义务的同时，还应明确商家在收集资料时应当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取得消费者的认可，这样消费者就享有了选择权，避免了不必要的纠纷。 5、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电子商务相关法律进行研究，是希望我国关于电子商务这一块的内容拥有更多的法律保障。首先要明白，我国的法律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再加上突如其来的信息技术的冲击，若是想要完善电子商务方面的相关法律，对相关部门而言是一项严肃并且压力较大的任务。层出不穷的维权问题，电子商务公司在进行贸易管理以及相应的缴纳税务的问题，电子贸易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都让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建设变得更加令人重视。在我国经济基础的发展上，为了能够对电子商务进行更多的监管，为了保证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进步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践行知行合一的精神，继续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法。

２０２１年６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集意见，这将是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第一部专门性法律，对我国医疗保障法治化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理论与实务界应深入研究与讨论，以促进我国医疗保障法律体系建立与完善。 一、《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概况 （一）《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的立法背景 长期以来，医疗保障领域主要依靠政策在调整和推进，仅有《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少数法律规范。２０１８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成立后整合了基本医疗保险、医药价格管理、医疗救助等行政职能，在立法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共发布行政法规、规章１０余件。但是，在医疗保障领域仍缺乏一部统领医疗保障全局的基础性、纲领性的法律，仍未改变政策主导管理的局面，医疗保障法治化建设进程刚刚起步，亟待进行医疗保障领域立法。 （二）《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的篇章结构 《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共计８章７０条，包括总则、筹资和待遇、基金管理、医药服务、公共管理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从篇章结构来看有如下特点：一是《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基本上按照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内设部门职能进行划分，例如筹资与待遇部分主要为待遇保障部门职能、医药服务主要为医药服务管理和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部门职能；二是《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仍以医疗保障基金的管理和使用为立法主线，以医疗保障基金筹资为逻辑起点；三是《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仍沿袭《社会保险法》采用“潘德克顿体系”的总则＋分则式立法技术，总则规定立法目标、立法原则等，分则力图贯彻总则立法精神［１］。 （三）《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与《社会保险法》在内容和范围上的区别 ２０１０年制定的《社会保险法》在总则提炼了社会保险一般原则基础上，在分则分别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模块，调整范围涵盖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均属于社会保险领域。然而，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以传统的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以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救助等相互衔接、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除包括社会保险范畴的基本医疗保险外，还包括医疗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救助等非社会保险范畴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社会保险领域甚至非保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推动《医疗保障法》立法的重要意义 （一）确认、固化、规范医疗保障改革成果 一方面，近几年，医疗保障领域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了一系列惠及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改革成果，如带量采购、生育险合并、异地就医备案等，在将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同时，应当将改革成果确认和固化入法持续稳定推进，也是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医疗保障工作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涉及医保基金管理、行业结构整合与发展等重要问题，涉及到相关权力的分配与行使。有权力的地方就可能有不规范现象，如何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牢笼，规范行使与监督医疗保障相关权力，也应当是制定《医疗保障法》的重要意义。例如《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写入了规范与社会力量合作条款，“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规范和加强与商业保险公司、社会组织的合作，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合作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制。 （二）为继续深化医疗保障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然而，在医疗保障领域中，《社会保险法》已经难以为目前的医疗保障改革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和支持。目前，医疗保障改革仍在不断深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仍将是医疗保障领域中的重要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下的特定历史时期，《医疗保障法》应当扮演好“改革支持法”的角色，例如《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写入了风险调剂金制度，“国家建立全国医疗保障风险管控机制，设立全国医疗保障风险调剂金……”，将该制度写入法律，可为未来进行相应重大改革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支持。 （三）落实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在宪法层面对医疗保障权做出规定，例如日本宪法２５条规定“一切国民都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努力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事业”［３］；南非宪法第２７条规定“（１）每个人都享有医疗保健服务权利，包括生育医疗保障；（２）国家必须制定合理的立法以及其他措施，以逐步实现这些权利；（３）任何人不能被拒绝给予紧急医疗救助”；美国尽管并未在联邦宪法层面上规定医疗保障权，但在部分州宪法中对该种权利加以描述和强调，例如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蒙大拿州等［４］。我国早在１９５４年《宪法》第九十三条中即规定了国家实行包括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现行１９８２年版《宪法》沿袭了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规定。但宪法承诺一般并不直接地赋予个人以具体权利，为更好地落实公民的医疗保障权利，必须通过制定具体部门法律，将宪法赋予的这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化，使之切实得到保障。 三、《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存在问题与完善建议 （一）《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中部分欠妥的立法安排 １．有关《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立法主线目前，《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多层次医疗保障相关内容主要安排在第一章“总则”第二条和第二章“筹资与待遇”第二节。那么，是否说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主要仅涉及筹资与待遇问题，将其安排在“筹资与待遇”项下是否妥当？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医疗保障法》中应有怎样的地位？如前所述，目前的《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仍沿袭了基本医疗保险的立法思路和立法模式。在立法思路上，以基金的使用和管理为主线，以基金筹资为逻辑起点，这种立法思维在地方立法过程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如在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中第一条甚至直接规定“为了……，根据《社会保险法》……，制定本条例”。然而，“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二者在内容和范围上有明显区别，且“医疗保障”为上位概念。在立法模式上，《社会保险法》采用“潘德克顿体系”总则＋分则式立法技术基于分则内容法律性质的同质性，而医疗保障各模块是法律性质各不相同的制度体系，难以提炼出对分则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总则。因此，以《社会保险法》为《医疗保障法》的立法依据显然是不甚妥当的。２０２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在第一部分“指导思想”中即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由此奠定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医疗保障领域的关键性、基础性地位。建议《医疗保障法》立法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立法主线和核心，并由此体系性展开，第一章为“一般规定”，第二章即安排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面介绍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及其衔接。２．有关“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相关内容结构安排《医疗保障法》第四章“医药服务”包括“医药价格与集中采购”和“医保协议管理（含定点医药机构义务条款）”两部分内容。从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上看，医保协议管理是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社会法调整范畴［５］；而医药价格与集中采购体现了国家对市场行为一定程度上的干预，应归入经济法调整范畴，两部分法律性质不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险以及慈善医疗救助等制度的直接手段和目的均是“提供相应资金，保障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然而医药价格与集中采购制度本身并不是通过提供相应资金，实现保障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直接目的，该制度是通过合理降低医药价格，节约医药费用支出，提高医疗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间接保障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其本身并不属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级组成部分，应定位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各个模块的辅助性与支持性制度。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独特性。首先，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改革在医疗保障改革乃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突破口作用；其次，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职能在医疗保障业务中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再次，医药价格管理与招标采购相关工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仅以医药集中采购机构为例，全国范围内进行医药集中采购的机构至少包括三大类，一是医保局下属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机构；二是发改委下属的公共资源交易机构、三是企业身份的集中采购机构，如重庆药交所、药品ＧＰＯ的组织等。各类集中采购机构隶属、机构性质、目的使命均不相同，医药价格和集中采购本身内容庞杂、年交易额大，难以用章节内的几个法条予以很好的涵盖和规范。因此，建议将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相关内容在《医疗保障法》中独立成章，如安排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及其分述各章节之后，甚至可以考虑仅在《医疗保障法》第一部分一般规定中规定建立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制度，有关具体细节内容另行单独立法。 （二）《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中部分待完 善法律条款１．有关《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和依据，“为规范医疗保障关系，健全高质量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推动医疗保障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笔者赞同“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依据及表述［６］，不再赘述，有关立法目的表述有如下分析及完善建议：（１）关于“为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之表述。《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一条采用了“规范医疗保障关系”的表述。那么医疗保障关系究竟是包含什么内容的法律关系？医疗保障体系包括多个业务模块，各个业务模块本身法律关系与法律性质各异，同时还涉及到各个业务模块之间的衔接。以医药集中采购为例，业务模式背后至少包括了集中采购机构和医药企业之间的平台服务与管理关系、招标投标法律关系；集中采购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平台服务关系以及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等。在现有业务模式下抽象出来背后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如遇业务模式调整，法律关系也会随之变化调整，但其本身仍然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因现有业务模式及其背后的法律关系不合理、不完善，需要“调整”之处另当别论，但规范一种不包含个体或组织意志的客观存在，在汉语语法表意以及法理学一般原理上难以解释得通。关于这一点，笔者还考证了３０部在立法目的中有“规范……”“……关系”表述的法律，其中２５部均采用了“为规范……行为／活动／工作／管理”之表述，《民法典》和《劳动合同法》采用了“为……调整……关系”的表述，仅《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社会保险法》《军人保险法》系出于同一蓝本的法律使用了“为规范……关系”之表述。因此，建议此处调整为规范……行为／活动更为妥当，更符合制定《医疗保障法》的立法意义，发挥规制作用，规范那些不规范的具体行为／活动。（２）关于“健全高质量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推动医疗保障事业健康发展”之表述：一是将“健全……体系”表述放入立法目的中进行安排是否妥当？医疗保障立法的目的肯定不止步于“健全……体系”即可，将“健全……体系”安排在立法目的中，有将医疗保障立法陷入了“为了完成立法任务而立法”的境地。实际上，“健全高质量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保障公民医疗需求”过程中的手段，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医疗保障权益得以落地实现，保障公民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因此，建议作为“手段”的“健全……体系”可以在其他条款而非立法目的条款中另行规定；二是“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是否意味着“保障公民医疗需求”，二者内涵是否重复？笔者认为，“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更加侧重于宪法权利的宣言与落地，但是从保障公民获得医疗保障实效的角度还有所欠缺，而“保障公民医疗需求”的表述更侧重于实效，更有利于保障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实现医疗保障目的，二者并不矛盾，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建议在立法目的中增加“保障公民医疗需求”表述；三是我国的医疗保障事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都将处于深化改革时期，《医疗保障法》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改革支持法”的作用，支持医疗保障改革也应该是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疗保障法的重要的使命和立法目的，因此，建议在立法目的中增加支持医疗保障改革的表述。综上，建议将第一条修改为“为规范医疗保障活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医疗需求，推动医疗保障事业改革与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２．有关《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险、慈善救助等相互衔接、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体系。显然，在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责任在国家。在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之前，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商业险、慈善救助等相关工作均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职能，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后，将以上职能进行整合，并将“医保”的概念内涵从“医疗保险”上升为“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是一个涵盖范围较广的多层次复合型系统工程。那么，如此复杂之系统，按照《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之表述，单靠政府之力量“建立”是否会稍嫌吃力，捉襟见肘。以商业险为例，多年来，商业医疗保险在保险法框架下发展，在融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过程中，更多的应当是依靠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政府过多地参与一方面会影响商业险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自由竞争及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会给政府自身造成沉重负担，且不一定收获预期良好效果，如遇保险产品争议纠纷，还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建议在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过程中涉及政府信誉背书时要慎重评估，摆正位置，切实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支持商业健康险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路，建议将《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修改为“国家推动建立／推动形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险、慈善救助等相互衔接、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体系。 （三）《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中未体现的部分重要事项 《医疗保障法》应当是一部超越了医保部门职能边界的法律，是一部整合全部相关医疗保障力量为共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医疗保障服务的法律。《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六条也做了明确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医疗保障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工作……”，那么如第六条所述，其他有关部门各司其职是否足够？医疗保障跨部门职能如何衔接、推动？“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指出“进一步推进医保与医药协同改革。继续实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及时将临床价值高、患者获益明显的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意在推动在医疗保障内部职能模块间医药集采与医保支付间进行衔接整合。实际上，在医疗保障领域，涉及到跨部门协作配合的职能同样值得重视。例如，在规范商业健康保险管理、推进商业健康保险有序发展过程中，医疗保障部门需要会同银保监会、金融工作局等密切协作配合；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后，需要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依法吊销相应执业资格；在医药集中采购过程中，医药企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或者以欺诈、串通投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竞标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予以相应处罚。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为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反垄断法概念，反垄断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原则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执法难度较大，而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更是反垄断执法中的难点，如无市场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医疗保障执法部门难以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出认定并进行相应处罚。实际上，有关这一点，现行其他法律已有类似安排，如《国家安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建立跨部门会商工作机制，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事项进行会商研判，提出意见和建议；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跨区域执法、交叉执法”。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工作沟通与协作效率，建议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相关部门间跨部门职能的协作，在《医疗保障法》中写入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支持配合的联席会议会商与联合执法机制的内容。 作者:孙阳 单位:北京市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

市场经济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现状、问题的分析，说明必须建立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三方各自在资金筹集中的地位和责任，明确了各自应承担的方式和份额，以及对基金筹集的财政管理问题。 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杜会福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已广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综观当今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起步较晚，一度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环节和核心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要求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因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模式筹集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前提和财力保证。 一、我国当前基金筹集的现状及问题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__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筹基金的筹资渠道 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国家、企业（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并且通常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下来的。 （一）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企业在 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统收统支的，所以实际仍是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要逐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而今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作用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扮演的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以疏通、理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稳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资金来源。另外，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有关的经济政策方面如税收、利率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事业适度的优惠，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其扶持办法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 其次，要适度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主要应该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因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范畴，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公平的原则，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而社区服务起始阶段也是由财政支撑兴办的项目。以上保障项目资金的筹集是国家财政要承担的主要部分。 除此之外，从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角度看，国家财政主要负担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保险支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开支理所当然应由财政支出。二是通过财政拨款弥补社会保险费用收支不足的部分，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扮演着“最后出场”的角色，是社会保险的后盾。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各个项目发生困难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要给予适当补贴。诚然．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应按照保险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均是这一方式。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财政必须给予补贴。因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不允许出现收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政府所承担的上述社会保障基金份额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国家预算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来完成，其资金的来源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支出属于国家预算支出项目。在目前未设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所能拨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受到整个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但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角度来说，应该明确国家财政究竟应承担多大的份额，给予哪些方面以最后补贴，并测算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缺乏刚性、非规范化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认为国家财政应承担的份额．比例大约是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30％一40％（含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基金支出在内），如果是在这个比例之间，国家的负担应该说是有所减轻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财政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并非仅仅指中央财政，也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如失业救济发生困难即由地方财政予以补贴。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只作为支持者、后盾的角色出现，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职工个人。 （二）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和义务 在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则下，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我国要逐步采取由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税）的办法，并实行养老、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保障费（税）将成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费，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在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以体现社会保险的社会互助性质，职工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另一部分则记人职工个人帐户。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实行个人帐户之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或医疗费。个人帐户主要用于职工个人养老金或医疗费的支付。至于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具体比例各项基金有所不同： 1、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推荐的两个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的一个方案改革本地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个方案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及基金的设立作了具体规定。各地按所选方案规定的比例迅速组织了基金筹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61．7万户企业、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1．2亿人。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020亿元。但两种方案的实施也导致出现了全国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企业缴费比例、管理层次和待遇支付标准的不同，为此于199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来各地按照新的统一的方案尽快实现并轨。方案重新规定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 新方案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人个人帐户的部分），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干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 从上述新方案规定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规定了企业总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这有利于减轻国有老牌企业的负担，为消除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提供了依据；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份额中，随着个人负担份额的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体现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个人在筹资中的作用的精神。 2、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由于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工医疗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又浪费惊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组织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两地先行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4月开始，试点又逐步扩大到57个城市。这些试点均采用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两方面构成。 用人单位缴纳的比例，“两江”均规定改革之初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与离退休人员费用总额之和为基数，暂按10提取。今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实际医疗费用水平变化适时调整。职工个人缴纳的比例，改革起步时暂按本人年工资总额的1％缴纳，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为不过多增加职工负担，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应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按上述比例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要按一定比例分别进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镇江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规定个人医疗帐户中的基金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职工个人按年工资总额的1％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按职工个人年工资总额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要按不同比例（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计入个人医疗帐户；三是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其中一半划入个人医疗帐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费的其余部分及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另一半则进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集中调剂使用。九江市对个人医疗帐户及社会统筹基金的来源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证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好地落实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问题，所以它既可以满足生病职工的医疗需要，同时也可以避免药品浪费等问题，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 3．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7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建立至今，发放了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建立了一系列转业训练基地、生产自救基地，对解决我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企业要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一l％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具体的缴费费率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机构根据本地的失业状况确定；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职工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均不同于养老保险，它一般都是由政府和企业（雇主）负担，职工个人不交纳或只交纳名义上的失业保险费，但鉴于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我国宜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筹措渠道，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起步阶段职工个人所缴纳部分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不致给职工个人造成负担。 综上所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撑、支持社会保障事业，企业和个人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两条渠道，由三方共同负责。那么如何才能明确体现三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三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除了加强各项社会保障的立法、执法、宣传工作力度之外，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统一纳入国家预算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并且已着手在养老、医疗等项目上实施或试点，但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请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据调查，陕西省5年内共动用了养老保险基金2．5亿元。因此，为了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能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尽快改变目前预算内、外分散管理的格局，将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为此，首先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人、属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其次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收人的来源。社会保障预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作障税，目前我国是按照这一原则征收各类社会保险费；二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税由财税机关会同劳动保险业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和可能共同制定其税率、征收范围，分别由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政府社会保障拨款即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可直接从政府公共预算划转；投资收益是政府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余额用于投资所获收益。 同时还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拨付给劳动保险部门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项目。各项基金的金额。应由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 最后是关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平衡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社会保障预算不同于政府其他预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或重新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或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以保证预算的平衡。而社会保障盈余应开展运营，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以及银行储蓄，也可用于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 将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有利于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也还必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作为准绳；要协调、规范社会保障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改缴纳各类社会保障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关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目前的规费形式已有许多文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按统一的税率征税，统一各地基本保障水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各地经济及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程度。目前国家已决定统一全国基本养老金收缴比例，这对于解决统筹层次过低问题是一大突破。相信随着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述一系列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规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将逐步确立。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今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将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主要依靠两条渠道：一条是社会保障税收人，它来自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一条是国家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它来自于国家的一般性税收收入。其中，社会保障税将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的主渠道，而财政则构成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坚强后盾。上述两条筹资渠道均应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职能 提要：理论界关于行政法的职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来涌现了一系列关于行政法职能的理论，各理论都有一定道理，然而，作为对现代行政权和现代行政管理活动起作用的行政法必须承担的效率职能却鲜有研究。行政法的效率职能要求行政系统确立新的价值体系、确立新的体制结构、确立新的技术知识分系统、确立新的行政过程、确立新型人际关系。 关键词：行政法的职能、效率、法律表现、市场经济 所谓行政法的效率职能是指行政法在对行政权的全面作用和调适过程中，促使行政权效率化、效能化、明显社会效果化的职能。它是对行政法传统的控权职能、程序职能等职能的必要补充。从发达国家的行政法制实践看，20世纪中期后，不单单强调行政法的民主性、程序性，更重要的在于突出行政法的科学性和超前调控性。一方面是由行政的迅速发展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国家管理中的权利义务的新取向所决定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以及经济参与主体的自由意志。众所周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市场逐渐形成，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被劳动和信息双重价值论所取代。就是说，在当代不仅劳动决定价值，而且信息也决定价值。使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有了显著的信息色彩。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新变奏，行政管理不得不发生一场革命。5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X理论和Y理论以及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Z理论就生动地体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显然，对行政权进行约束和限制的行政系统的外壳已难以容纳新的行政权和行政管理的内核。其立法机关不得不对原来的行政法规进行修改和废止，补充和制定新的行政法规。在一些单行性的行政法律文件中确立“行政自由裁量制度”、“制度”、“时效制度”、“简易程序制度”、“紧急处理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促使行政权具有高度的、规范化的效率模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效率职能已成为各发达国家行政法的基本职能。 一、市场经济下行政法效率职能的科学内含 行政法的效率职能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必须要求，而且有相对完整的科学内含。以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的状况而论，行政法的效率功能有如下强烈要求。 其一，效率功能要求行政系统确立新的目标——价值目标。任何行政系统或行政机构都以一定的目标为存在的前提。行政目标甚至是行政体系和行政机构的决定因素，它赋予了行政权独有的特性，决定了行政活动的原则、行政机构的组织体系等。同时，行政机构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民族等环境中，无论机构总体还是机构中的个人都受这些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为了使这种目标和价值体系适应政府大系统，国家往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将其确定下来并形成定式。我国传统的行政系统目标价值体系既是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行政法程式化、权威化、一统化功能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目标——价值体系。其基本含义是：以政府责任法和公务员权利义务立法确立新型的行政系统与社会以及经济、文化诸事务的关系形态，使行政系统的目标具有服务、统筹等属性，使政府行政价值以市场为基本观念。 其二，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体制结构。行政体制结构是指行政系统的分层、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包括权责关系、信息技术流通关系、工作流程关系和各级别之间的勾通关系等等。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是机构是否高效工作的关键。以前我国行政机制结构弊端很多，正如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多次指出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职责不明、权责不清、踢皮球等。这些弊端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机构消耗过大，即总体行政开支和职员的个人消耗。据财政部公布，这两项开支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二是机构不能高效工作，使得行政管理职能难于实现，甚至一些机构的存在已成为一种社会负担。目前这种行政体制结构恰恰是行政法效率功能的对立物。那么，依效率功能新建立的行政体制结构应当一则具有较少的规模，机构数和职员数都应少而精；二则机构层级应当少，不能有较多的中间环节；三则行政机构的工作过程和流程关系应当短而有序，等等。新的体制结构的确立应与行政组织法的完善同步。就是说，通过有关的行政组织法实现体制结构上的效率化。 其三，效率功能要求在行政系统内部确立技术知识分系统。现代行政系统越来越朝着知识化、专业化、技术化方面发展。行政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业务技术。而且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专业化要求，只有一定知识结构的人才能够胜任。市场经济对政府行政系统的知识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行政的效率功能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刚性的行政编制法是不可缺少的。通过行政编制法使机构设置从工作需要出发，考虑机构是否需要，是否能够胜任和适用工作。机构不能重叠，对于多余的要依法撤销、合并。机构的设置必须从提高工作效率出发，包括办事环节等。另外，在一个行政系统内，各机构合理分工、任务明确、职责分明，最主要的是通过刚性编制确定行政机关的员额，并考虑人员的知识和其它比例关系。 其四，效率功能要求确立新的行政管理过程。行政管理过程是行政机构的动态要素，也就是机构如何活动，依什么序列活动和具体的活动过程等问题。对于一个行政机构体系和单个的行政机关来讲，其活动可分为三种类型，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活动序列。行政机构的目标价值、社会职能就是通过活动过程的循环往复而实现的。这三类活动包括：1.战略性活动。即把行政机构与社会环境和其他环境联系起来制定计划和实施方案的活 动。机构中较高层次的人员和组织的活动大多属此类。2.协调性活动。主要是机构内部活动，使内部各机构和人员协调工作，它由机构中的中层机关和人员来完成。3.作业性活动。就是机构中的各种操作活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三类活动都较前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法的效率功能将使行政活动过程具有较高的效率，以相应的行政法制度保证高效性，如通过行政程序法确定公开化制度、听证制度、会议制度、工作交接制度、期限制度等。 其五，效率功能要求在行政系统内部确立新型人际关系。行政机关是由相互作用着的个人、集体、单位、部门所组成的，其中各个公职人员的行为与动机、地位与作用以及相互关系，单位、部门的利益关系，个人的感情、态度、影响，集体的价值观都是诸种人际关系的因素之一。然而，决定人际关系的因素还在制度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其下形成的人际关系往往呈现出极大的中庸、折衷等色彩，上级对下级以指挥集合和下级对上级以绝对服从为主要关系形态，而不是依法合理执行职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市场经济下，要求人际关系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纽带，互相支持、互相监督、共同对行政过程起作用。当然，新的关系形态要通过确立新的行政法原则和新的行政法规来实现。上列行政法效率功能的科学内涵既是今后行政立法的方向，也是行政执法实践必须予以考虑的。 二、行政法效率职能的法律表现 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职能不但使行政法制体系有了全新的含义，更使行政法的调控手段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由同步调整到超前调控。法律与社会的发展可表现为三种关系形态：一是置后于社会，此种情况下，法律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和进程，往往起着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二是与社会同步，即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但这种适应是被动的、消极的。三是超前于社会进程，此时法律承担了预测功能、信息功能，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往往表现为上列三种情形，当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落后于社会进程时，便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各法律规范自身的价值也就丧失。在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还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水平时，它自身的价值仅实现了一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行政法制体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要么是滞后的，要么是同步的。如有些法律规范认可了政府行政部门的一统化权力，而忽视了管理相对一方的自主性。市场经济对行政法的时代特征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与时代同步外，最重要的是要承担超前性的调控职能。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各种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多变性、未来性等特点。那么，作为承担效率职能的行政法不仅要积极地适应和调整现有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够设定和在一定范围内调控即将出现的社会关系。要有一定的预测性和超前调控性。 （2）由程式到疏通。行政法学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认为行政法的核心任务就是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范式和程序。该观念不只是学者所特有的，立法者往往也有此种观念作为行政立法的出发点。它作为意识范畴对行政法制实践、尤其对行政立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受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法突出了程式化的特性。换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制所追求的是严格的程式和行政过程中的工作环节。一个行政行为的做出，要经过许多道环节，许多道手续，往往贻误时机。行政管理相对人在取得某项权利时也要经过复杂的程式。例如，在我国有关行政许可证的取得，须经过六至八道环节。显然，程式化的行政立法倾向、行政执法过程既不适应市场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各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经济下活跃的经济行为。所以，效率职能要求行政法的法律表现必须由程式化转化为疏通化。即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疏通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促使行政系统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行系统。不致于出现阻塞、中断等不良现象。疏通各管理相对人之间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对象间的摩擦。疏通行政机关所管理的各种社会事务。很明显，疏通和程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表现。疏通所肯定的行政法制手段是宏观调控，而程式则强调行政权的全面干预。 （3）由规范到转化。行政法是用以规范行政过程和行政管理关系的，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毋须证明的真理。然而，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转化作用似乎比规范作用更重要。规范作为行政法的法律表现其实质在于，确认各种现存的行政管理关系，确认行政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约束行政主体和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其立足点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行政法秩序。显而易见，规范性的法律表现很难创设出新的社会关系，更难于起到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作用。而行政法的效率职能要求必须由规范的法律表现转变为转化的法律表现。所谓转化，我们认为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含义：首先，通过行政法把抽象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转化为固定的形式，使每一个特定的权力关系具有法律的外壳。而这个外壳能够容纳各种变化了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原则和市场原则的限制。其次，把各市场参与主体传统的政治信念和经济信念转化为适应市场要求的价值观念。再次，通过行政权把各种社会因素转化为促进市场发展的物质力量。如果说，规范的法律表现侧重法律静态倾向的话，那么，转化的法律表现则使行政法具有了明显的动态属性。正是这种动态性体现了行政法的效率职能。 （4）由侧重制裁到侧重激励。现代管理一般有两种手段，即“棍棒”和“胡萝卜”。前者指通过制裁、强迫等手段使管理相对人就范。后者指通过引诱或诱导的方式使管理者服从管理。我国传统行政侧重前者，就是说，为了实现行政法的社会价值，国家赋予了行政机关制裁、强制、命令等权力，并把此作为主要的行政手段，促使相对义务当事人忠实履行义务。但没有给激励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市场经济下，无论行政机关还是被管理者，都呈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就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而论，应当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就相对人对市场的参与来讲，亦应是自觉的、自愿的。这就要求，行政法无论对行政机关的作用还是对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作用都应以诱导为主。国家必须在行政法上确立相应的激励制度。通过建立激励机制调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自主和平等的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论文:分析我国市场经济下经济法的发展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成功加入WTO已经有了几年的时间,我国市场经济法受到国际经济法的影响较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本文主要就当前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市场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法立法,司法等活动的基础问题。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运动法律进行市场调节,合理干预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当前市场经济下经济法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当代科学的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日益发展,促使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不断加强,任何一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在考虑发展本国经济时,都必须着眼于国际关系的总体。我国经济法是正确体现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法律规范,它调整我国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过程中与外国政府、外商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2.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强经济活力 企业管理是搞好微观经济活动的根本措施,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法规定的经济核算制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规定了必须合理安排和科学地组织生产,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于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消耗、浪费严重,造成损失的现象,以及在履行经济合同中的违法情况,还规定了经济制裁。总之,经济法要求企业一切经济工作都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和健全各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和一整套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二、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制建设速度和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治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法律责任这块短板的存在及长期得不到弥补,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继续呈现发酵、膨胀状态。公权力滥用方面,选择性执法是其着例。选择性执法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部门、地方、行业,甚至个人非法利益,将本应履行、不能放弃的职责、公权力视同可以行使、可以放弃、甚至可以交换的私权利,随意、恣意执法,权力商品化,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可预期,降低了违法的成本,减损了法律的实效,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失信于民。 三、完善经济法的策略 1.完善经济行政立法 经济行政立法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行政法就是规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关系,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目前,我国颁布了许多经济行政立法,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有一些立法和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经济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而某些部门在起草中注重争权,导致不少立法中同一事情有诸多部门参与管理或有权处罚,以致于某种违法行为发生后,多个部门相互扯皮或均不予管理,造成职责不明,责任不清。一些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且法出多门,造成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中任意解释的余地很大,执法的标准尺度也极不统一,甚至有的规定之间发生冲突。还有一些规范性文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立法质量需要尽快得到提高。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国的法律必须透明、公开、客观、公正、合理;凡可能影响商业环境贸易条件的规定及措施均要求公布,法律不能与公认的公平贸易条件相抵触。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现有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 2.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发的无序的,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任何国家都要颁布一些经济立法,以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新的市场法治秩序尚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宏观调控更显得必要。我国刚刚制定了十五规划,其中许多内容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例如,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市场和扩大内需的方针等等,都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确定。 四、小结 经济法对于实现经济体制调整,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对经济法进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论文:对市场经济中企业销售的财务实证探析 销售差异分析这个方法是用来衡量各个因素对造成销售出现差异的影响程度。产品销售量分析:选择不同的产品,选择相应的时间,生成相应业绩分析数据。例如,某公司年度计划要求在第一季度销售4000件产品,售价为1元,售额为4000元。季度末却只销了3000个产品,而且售价仅为0.8元,销售额为2400元。实际比计划销售额少40%,差异为1600元。造成这一差异的因素是销售额下降和价格降低,问题是这两个因素对造成销售额差异的影响程度如何,从计算结果可知,造成销售额差距主要是由于没有实现销售量预定目标。微观销售分析通过对产品,销售地区以及其他方面考察来分析未完成销售目标的原因。选择不同的片区,选择相应的时间,可对选中的片区生成业绩分析报告。如假设某公司在3个地区市场销售,销售目标分别为1500件、500件和2000件,总数为4000件,而实际销售量分别是1400件、525件和1075件。三个地区市场完成的销售量与计划目标差距分别为7%、+5%、-46%。可见,地区市场差异是造成销售差距的主要原因。 实证分析 1.公司简介菖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机床、机器零部件加工、法兰制作。公司组织机构严密,经理层负责日常生产、销售,在全国较有名气,产品销往华北、华南地区,个别零部件远销海外。2.菖菖公司基本生产销售情况菖菖公司是一家制造业的企业,主要生产三种不同型号的机床零部件xa5012、xa502、xa602。下文中我们将分别以甲、乙、丙来代称。在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中,产品产量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的产品数量,一般有三种指标来衡量即实物量、价值量、劳动量指标。所谓实物量指标是指用适合产品特征、性能并能够体现产品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计算的产量指标。他能够比较鲜明的体现产品的使用价值量,但是却不能综合反映整个企业的产量规模。价值量指标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表示的根据产品产量计量的指标,通常称为产值。劳动量指标是用小时表现的产品产量,一般用定额工时计算。3.产品品种计划完成情况分析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止一种,不同品种的产品之间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产品结构不仅影响企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企业未来的销售状况。因此,对产品品种的分析也是产品生产计划完成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分析产品品种计算实际产值时,对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的产品按计划产值计算,不计算超额部分;对没有完成计划的产品,按实际产值计算,也就是不能用超产品种多完成的产值抵补未完成计划品种少完成的产值。下面将展开分析:产品品种计划完成率=完成计划产量的品种数/列入考核对象的全部品种数品种计划完成程度=按不抵补原则计算的实际产量/计划总产量由以上模型套入相应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分析期三种产品全都在考核对象之列,可以清楚的知道甲产品、乙产品和丙产品哪个产品没有完成计划任务,哪个产品完成了计划任务。4.全部产品销售完成情况分析销售在传统的经济管理理论中被认为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三阶段之一,是企业能够保证连续运营的基本条件。因此,对产品销售的分析也就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全部产品销售完成情况分析就是通过对销售收入总额是否完成计划,以及对产品各个品种销售的分析来为企业扩大产品销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产品销售计划完成率=不抵补销售收入/计划销售收入=36250000/37350000≈97.1%从上表可以看出,企业全部产品销售量和销售额都完成了计划任务。其主要原因是甲产品和丙产品的大幅超额完成计划,甲产品比计划增加540000元完成任务,超额2.4%;丙产品实际比计划增加了950000元完成计划,超额37.3%。总销售收入增加了390000元,比计划增加1.04个百分点。但按不抵补原则,企业的销售计划完成程度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的产品销售计划完成率为97.1%,仅差2.9%未完成计划,但没有影响销售业绩。 结论及建议 总的来看企业在分析期内,虽然生产计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但是他的销售结果还是很好的。结合企业具体的情况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可以找出使企业不能完成生产计划的原因并加以改正,同时也可以通过分析找出使企业最终能够在生产计划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却有着比较好的销售状况的真正原因。以上模型的应用和分析,能够为企业在未来避免走弯路、提高经济效益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整个模型不仅说明生产均衡化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的好处,还可以减少企业的库存,缩短各个产品的制造周期。由于市场需求瞬息万变,对于企业生产与销售最为重要的是针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如果采用均衡化、小批量的生产,企业就能够提高对市场的适应性,随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幅度调整生产,降低产品的生产周期,以提高效益。 市场经济论文:从市场经济角度重新理解学习型组织 目前，创建学习型组织在我国企业界以及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热潮。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有关学习型企业理论学习班、研讨会，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口号此起彼伏。学习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这种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本来是一件好事，反映了我们跟踪世界管理潮流的可贵进取精神。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学习型组织理解的泛化、庸俗化、片面化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单位或个人根本就不去认真领会学习型组织的内涵和本质，望文生义地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组织员工开展学习活动，或对员工进行培训，把“学习型组织”错误地理解成了“组织型学习”，使创建学习型组织成了一种赶时髦的形式主义。 一、被误读的学习型组织 北京索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成林在mit读博士时曾听一位老教授讲起，斯隆学院一个年轻教授刚刚出了一本名为《第五项修炼》的书，异常火爆畅销。可他当时处在该书所说的“碎片化”的学习压力之中，无暇关注邻近大楼里彼得。圣吉的火爆。 十年后在挪威理工大学（ntnu）新泰富研究院（sintef）时，张成林的夫人美达。霍斯曼在sol欧洲研讨会上结识了彼得，后来还成了他的博士后。张成林记得在挪威和彼得第一次见面，彼得就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的修养和修身的方法，在西方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但对现代组织中的自我超越和系统思考修炼意义重大，大有开发的价值和潜力。 5月，张成林参加了《新智囊》杂志举办的“智囊沙龙”企业责任论坛，会上国资委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先生引用副总理在美国回答金融危机起因问题时所讲的话，就两个字：“贪婪”。很显然，没有自我超越，这样或那样形式的“贪婪”就早晚会使组织和个人的“生意”覆灭；不认识个人或个体（组织乃至国家）行为在（全球）“系统问题”中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变革责任，也不会有真正的系统思考和协作解决系统问题的方案。但如何才能使长期被忽视的东方数千年经典人本文化底蕴的种子，在由西方现代外向型文化主导的（中外）组织机构中生根发芽并与时俱进呢？如何使有关人的成长、发展和修养提升的可能性，在组织管理、教育界乃至社会中形成广泛认同并付诸开发实践行动呢？尤其对中国的组织机构，这是个严峻而深刻的时代挑战。 前几年张成林和美达负责协调sol中国项目和“谊来亚”国际创新领导人进修项目（elias），就一直带着这个问题。在各种论坛、培训班、研习班上，他被问及最多的是，到底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却几乎没有人问，到底什么是“修炼”，或者，什么是组织的修炼？ 在张成林看来，学习型组织，英文learningorganization，直译是“学习中的组织”，或“学习实践中的组织”，或“获取（知识和能力）过程中的组织”；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特别是第一章末“心灵的转换”一节，更是强调其精神取向和行动能力。由于它并没有特别的“型”或“式”的含意，所以译成“学习型”有很大歧义，还特别影响了这套理论和以往案例在中国的学习和实践。只是它早已成为习惯用语，恐怕要一直沿用下去。 张成林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转型——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推动世界和谐，甚至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的组织要成为创新型组织，其实正需要突破各种已有的“型”和“式”，并真正培育团队和组织的深层沟通和互动协作，这样才能有强大的“团队”，才能改变“三个和尚没水吃”、都要当“龙头”或“鸡头”的传统习惯。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不能靠简单地使用过去熟悉的方法，靠解决危机中的问题、靠灭火消除“危”；根本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寻找“机”；而且关键在跨界协作，即超越传统条块划分、部门或集团利益界限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社群协作。靠学习西方2工业化时代的“型式”不行了；靠精英个人“才能”、“背景”和领袖“魅力”驱动的家长式领导模式来实现企业发展，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恐怕也不是未来的根本方法了。 学习不是搞“运动” 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时代，一定要弄清楚学习型组织的实质，最怕那些根本不是学习型组织的组织滥竽充数，冒充学习型组织。这种冒充会大大地延误学习型组织创建，而且也会因此败坏学习型组织的名声，降低人们学习的兴趣。 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运而生的管理理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两大管理理论之一。曾经有些人一看学习型组织理论，就以为是谈论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的理论。其实，它是一项管理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企业，如通用电气、壳牌石油、摩托罗拉、att等，都争相成为学习型组织的典范。在我国，自开始也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涌现出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等等，一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但是，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中国的学习型组织研究与实践却出现了“泛化”和“虚化”的倾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的内涵不断扩大，从最早的“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扩展到“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心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其内容越来越庞杂。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学习型组织理论体系的完善，但同时也有可能使学习型组织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失去 自己的特色，也失去持久的生命力。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的虚化表现为浮躁、不踏实，只是停留在表面，讲讲大道理，或做些官样文章，更有甚者是随便拼凑和抄袭。国内学习型组织领域内大部分“专家”根本没有企业实践，将一些经典理论的理解和读后感再加上一些管理哲理和管理故事到处贩卖。不可否认，学习型组织理论来自海外，在其发展的初期，翻译、引介非常重要，介绍性、描述性的文章也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学习型组织需要结合组织及其外部环境的机制、文化背景，如果我们不塌下心来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学习型组织就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这方面，目前不仅缺乏深入研究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案例整理也流于浅薄。 在实践领域，这种泛化倾向的一种表现是挪用概念，将其范围不适当地延展。不仅出了各种各样小到“学习型个人”、“学习型领导”、“学习型班组”、“学习型社区”，大到“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等名词，而且，这些不同范畴的组织特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用同一理论去套用，肯定滑稽可笑；如果用不同理论去“自说自话”，又难以令人信服。这种泛化还表现在什么都被贴上“学习型组织”的标签，包括培训、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规划与业务流程优化、信息技术应用，甚至送温暖活动、兴趣小组、读书会等等……学习型组织建设虽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如果企业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作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内容，那时的学习型组织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很难令人想象。 学习型组织在实践领域的虚化表现为，很多组织把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形式化、表面化，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没有与企业的业务结合；或者只当成领导者个人的“政绩”，到处去“炒作”，实际上是敷衍了事。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分析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都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本国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政府如何作出有效的行为才能既顺利地完成这一过度并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关系，这是我国现实社会需要加紧理论上研究、急需解决的焦点问题，也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前沿问题。因此，对政府行为的特性、作用、范围及其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搞好宏观调控，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政府的特性及其作用的再认识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府就是指全部的国家机构，即包括全部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它可以视为等同于国家；狭义的政府，就只是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本文在论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为时，采用的是广义上的政府概念。 我们虽然可以在广义上把政府视为等同于国家，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可以掩盖政府本身的特性。政府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运行机制）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或称系统），政府自身具有一定的结构：在相互关系即运行机制上，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力结构，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垂直性和强制性；在组成形式上，政府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它包括：主要组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域层次结构，主要组成为不同部门或行业政府的部门（行业）职能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因各级各类不同职别的政府首脑、政府官员、一般公务人员所构成的官僚结构（在社会主义国家称为干部或公务员结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包括在部门（行业）职能结构之中。 政府结构对政府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运行机制和组成为政府结构的不同部分，都将产生不同的政府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政府的行为时，不但要分析权力的运行机制，还要分析政府系统的整体行为、分析构成政府系统的各个部分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同部门（行业）的政府行为，甚至代表政府行事的政府官员的行为。弄清楚这一点，有助于界定政府行为的范围及方式。政府行为就是指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的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了市场的力量来侈谈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只能是原有体制复旧，或者是天真的幻想；也正是国为市场的巨大力量，才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适当的宏观调控，需要人文社会因素的参与和制约，我们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趋利弊害，不迷失方向。 从政府概念的分析中，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政府的特性：强制性和公共性即社会性。 关于政府的公共性即社会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罢了”。①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性（即社会性）特征的主要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关于“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现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的原始时代的棍棒，或者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2“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们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卿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家也就出现了。”列宁的这段论述揭示了公共权力是“国家”或政府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理会政府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政府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因而，试图用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来代替政府行使对社会的管理，都是行不通的。现代社会管理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尚未消除，目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其二，单纯地从政府本身来研究政府特性的研究方法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府所作的精辟论述，为我们理解、研究政府莫定了理论基础。但不能只停留在对政府本身进行研究的传统思维的框架上。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把市场经济分析纳入政府研究的视野之中，从社会客观需求的角度来研究政府怎样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行为；我们也只有通过这一角爽的研究，才会发现政府本身的政治性与政府要满足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即政府的政治性是政府满足社会需求的障碍，而只有当政府的政治性与政府满足社会需求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情况下，障碍才会削除。关于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所指出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 （一）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经济发展比较快些； （二）它可以沿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 （三）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4所以恩格斯又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⑤ 在这里，恩格斯对于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所作的精辟论述，表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一原理。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谈政府的作用，井不能只满足于这一原理，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使政府成为经济基础的内生因素而起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总是要运用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目的。 二、政府行为的范围 政府行为的范围问题，实际上是权力运用问题，即政府的控制能力问题。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对有关的模糊认识进行深刻的阐述。 1．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放权，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而是意味着部分权力的转移。政府放权过程不是单纯地下放政府权力和实行政企分开，而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体现出权力要集中，如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另一方面，权力要下放。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的程度与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的程度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要想停止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就必须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调控能力，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失控混乱。政府下放的只是部分权力，是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弄清这一点，有助于吸取我国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加速我国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 2．在市场化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权力的强化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众所周知，在经济体系中政府权力范围的广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抽象地、笼统地谈权力的强弱就混淆了这种区别。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也就是要把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权力有限的原则，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论述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原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权力和自由所限制。这一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人们把宪法列举的权力和职责授予政府，同时把其余的权力留给自己。这项政府协定意味着政府的行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而法律是得到被管理者的同意（虽然是间接的）而批准的。”因此，在经济体系中，对政府权力需要限制的是权力使用的范围，而不是范围内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在政府权限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政府应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 3．政府在经济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发展变化，是由市场经济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具有客观性。经济发展阶段上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有较大的关联，一般地，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比较突出，因为培育市场体系发展，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组织经济活动，都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才能完成。而在市场发展较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政府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就有所下降，市场作用变的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重新选择经济运行机制，采取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就成为必要。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有效发挥我国政府作用的关键。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经济、社会矛盾都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与交替，新体制的框架虽已初具规模，但市场体制还很不完善，市场体系还尚未形成，由此必将产生许多摩擦与问题；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式；经济高速增长与高通胀并存；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阶段性周期波动；经济运行速度快，但结构效益低；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人员、企业素质和宏观与微观管理水平却跟不上形势的需求；贫富两极分化；东西部差距；国际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等等。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政府作用的力度就要大，范围也要广。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发挥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作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上，因具体国情不同、因国际环境条件不同，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然后才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我们根据国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实施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同时也要求我们尽量研究、熟悉市场、把握市场规律，尽可能避免与市场规律相冲突的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为此，在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的活动范围可概括为：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三、政府行为的方式 政府行为的方式就是政府权力的实施方式，它直接表现为一种调控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于这一点，萨瓦斯有一句名言：“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划浆。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浆，可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浆”。的确，多掌舵少划浆的政府才是力量更加强大、更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政府。因为，说到底，那些为航船掌舵的人对目的地影响的力量远比那些划浆的人要大得多。 掌舵只是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其含意是表明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因此，政府行为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调控社会、调控市场的问题。当然，正如掌舵人与划浆人的关系一样，政府对社会、市场的调控，是方向上的调控，其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使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凡是市场能办的，政府就不去办，凡是能由社会做的，就让社会去做。 那么，究竟政府通过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来达到对社会和市场的调控呢？显然是政府通过制定、执行政策和法规、通过对社会、市场行为的规范与监督，从而达到对社会和市场的宏观调控。这种决策，制定和执行法规、规范和监督的行为方式，都是政府似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以表现出极大的强制力。这些方式，都是政府所享有的决策权、执行权、行政立法权、监督权的具体运用。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任何政府均享有决策权，县级以上的政府均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行政法规，处理全国性和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以及其他只适宜由中央政府处理的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各级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但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这两项权力的实行，应该强调两点：第一，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浆）分开，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求我们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 开，即把决策权和事权分开。政府层级越高，决策权越大；政府层级越低，操作性工作越多，这样就能做到不同级别的政府各有其使命和目标，各有其行动的范围和自主的权限，否则的话，即使是中央政府也会被具体操作的任务分散精力，基本的指导性决策便无法作出。为此，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必须集中在高一级政府，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权的一个原则。第二，无论是政府的各项决策、各项行政法规的制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有任何一级政府的决策、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与上一级政府的决策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相冲突的现象存在。否则，将不是社会、企业的原因使社会、企业失去了政府的控制，而是政府本身把社会搞乱了。这是地方主义，各自为政现象产生的根源。强调这一点，对于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极为重要。 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政策和决策，都是靠政府的执行行为才能在社会中产生效力，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切政府机关不仅都必须依法行政、程序化行政，而且还应该通过严格地执行政策、法律，使人们认识到法律不但可以用来惩治邪恶，还可以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人们自觉守法的社会效果。党的“十五大”提出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决不是老调重弹，而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党的领导方式，政府行为方式的重大改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监督既是上级对下级，政府对社会、企业行为的检验与再规范，也为政府制定决策和法规提供依据。因此，监督必须同样具有强制力。监督并不只是舆论的宣传，而必须建立一支专业的监督队伍。政府自身应有一个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并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督手段。同时，还要把政府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监督的作用就在于纠正错的，并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使社会真正纳人政府的调控之下。 在市场化过程中，要正确理解和运用政府决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行为方式，有两方面值得强调：首先，市场化过程和反腐败、机构改革，建立高效廉政的政府必须同步。从历史的状况上分析，之所以有些行政性主管部门不愿被撤销和摆脱企业，当然有条件不成熟的社会环境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利益的驱使所致。党的“十五’喷提出推进机构改革，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其意义远不只局限于机构改革本身，而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重大举措。其次，要实现政企分开，就要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这一点自我国改革以来就开始做了或者邢分地做了，但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呢？关键还在于没有弄清楚政府不能象企业那样来运作。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企业的行为动机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政府的行为动机是使社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企业的收人大部分来自顾客，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纳税人；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社会竞争，政府则来自垄断。因此，作为民主的和开放式的政府而言，其基本的使命是“办好事”，决定社会的前途，而不是挣钱。政府必须经常提供能满足社会、企业和个人所需求的行为，并不问其支付能力与否，这样政府也就做不到象企业那样的市场效率。但政府的效率是通过企业、杜会的效率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效益。因而政府也就不应该有其自身的利益，更不应该参与到生产经营的经济行业。政府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但却不能与“运动员”分享比赛奖品。政府虽然不能象企业那样来动作，但并不等于政府不应有企业所具有的那种责任心和实干精神。如果我们不能弄懂政府为何不能象企业那样来动作的道理，那么，政府将是企业化的政府。在买卖自由、契约自由、经济联系和经济交往千丝万缕的市场条件下，又如何能做到政企分开呢？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发展的任务必然随之产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 。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如何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得以顺利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其关键之点就在于能否规范政府管理的职能。几年来，在经济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理顺，因而不能不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 第二，研究抑制腐败行为的途径，以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社会转型中的腐败问题，历来是困扰政治统治的一大毒瘤。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带来了国家和集体以及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管理系统的权威受损，使人民对于国家和政府的认同意识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这样，又使得政府管理 的效率和质量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统治关系。政治发展理论对于腐败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为按照一般的规律，腐败问题在社会转型以及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党和政府对于腐败问题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因而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对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多年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也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对付腐败行为的制度规范，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要从积极的角度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抑制腐败得以滋生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则需要政治发展的进一步推进。 第三，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以建立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实现国家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是任何一种政治统治追求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变革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一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存在于这个政治体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外。就是说，探求一种政治体制的稳定之途，应致力于从这个政治体制自身的完善结构以及科学运行等方面入手。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反复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历史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地来对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以及实际的政治发展，从政治制度的完善方面来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途径。这既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长久之计。 市场经济论文: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一、瞄准市场,调整思路,准确定位,主动适应职业个性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企业需要,保持自身鲜明特色及其无法替代性,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命力所在。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根本特性,在于它对市场利益主体个性需求的针对性及适应性,即职业个性 1、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从瞄准职业个性需求出发。高等职业教育的准确定位是职业,是职业个性的特殊需要。因此,我国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应坚持以适应职业个性需求为目标,以培养职业人才资源为主题,以操作性,应用性学科建设为主线,以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个性化需要的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为动力,采取先培养后录用,先录用后培养,先找出路后招生,先同用人单位签订培训合同后招生,或者定人定向定职培养等多种形式的办学路子。 2、各用人单位,招生院校,招生计划制定部门,组织精干人力深入市场和基层,认真调查和研究,详细摸清各市场利益主体所需职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专业比例,技能构成,变动趋势及总量规模。有条件时,用人单位与相关高职院校或招生计划制定部门签订协议,意向书等,亦可采取由各利益主体根据市场走向及自身未来个性化人才需求上报计划,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个性需求向各相关职业院校下达招生培养计划的方法,并以这些数据作为高职院校及其主管部门进行准确定位,主动适应积极应变的基本依据。 3、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确定专业设置,进行学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按传统思维定势进行学科建设,按现有专业师职力量招生培养的职业教育现状,实行按用人单位的个性需要设置专业,确定课程,进行学科建设,逐步实现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高职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应变性,灵活性相统一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根据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类型的需要设置或变更专业,增减课程和增删内容。 4、主动适应个性需求,坚持学以致用原则,科学确定个性和知识结构及其课程设置。坚持学以致用原则,是职业教育的显着特征。学而无用,如同不学。职业教育的卖点,使学生学会做人,胜任职业之事。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以他们在未来职业岗位上有用,够用为宜,同时,还要教会他们应用所学知识,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和技巧。 5、在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选编,教学内容处理与方法的应用上,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一线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技术人员,工程,管理等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研究商定。对于不适应个性化职业需求的原大纲,教材内容要大刀阔斧删减、调整。不同职业院校不同类型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教材。要编写出适合职业特点,针对岗位需要的,反应职业发展变化,以够用为原则的融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为一体的实用型教材。教材要适应学生边学边练的职业要求。 6、对高职院校教师更应突出职业道德责任感、专业技术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鉴于在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建立各级各类职校各专业师资的培训基地,立足于本校培养,选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或许更符合个性化实际。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内外学校,企业进修,聘用有实际技能的一线高级技术骨干,工程技术专家和高管人员作兼职教师,教授等,都是省时省力省费用的有效途径。 二、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权利,激发学生自身潜能与积极实现个人价值,满足用人单位的个性需求 职业高校教学是以未来职业要求为目标,以学生的个性发展、终生发展为主线的教育。高等职业院校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尊重学生个性价值及人格尊严,使之主动完善自我。在实践教学中,兼顾学生创新意识、能力的培养。如请发明者,研制人给学生作报告,引导,鼓励学生重视和积极参与科研活动,为职业创造打下基础。职业教育实行学分制,鼓励学生勤工俭学,为他们尽早适应社会独立工作提供时间和空间。给学生更多,更大的个性发展,实践锻炼机会。通过勤工俭学,基地训练与单位实习,培养他们对环境适应能力和机遇意识,职业能力与自立精神,竞争能力与协作精神,职业行为能力和职业法规意识等,以名副其实地反映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三、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术研究 随着市场利益主体的个性化特征日益明显,加强对职业个性与职业教育个性特点方面的学术研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模式;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抓住市场利益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就抓住了职业教育的“牛鼻子”。四、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为了遏制浮躁情绪和单纯被利益驱动的倾向,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完善的评价体系是必要的。我们要把国外的高知名度,高水平职业教育的普遍原则,成功经验,通行做法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合乎中国市场经济个性化行业,职业及岗位发展要求的考核,评价细则,进行年度,日常考核,实行优胜劣汰机制,规范和激励高职院校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国民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分析和研究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并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相适应,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源分析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六年多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正日趋完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也由试点正转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与传统经济体制相应的政府机构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其所表现的弊端更加明显: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许多本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过设立政府机构管理,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和事务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不仅滋生文牍和官僚主义,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这都表明,政府机构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是政府机构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阻碍了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机构是政府运转的组织载体,是形式,政府的职能才是根本。转变政府的职能,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又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职能能否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转变政府职能和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又是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为前提。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关于政府的公共性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上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总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关于政府的强制性特征,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一直是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属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2 由此可见,政府并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机构,而是与强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管理是以强力为后盾的,而管理 本身又成为强制机构能够维持的基础。居于社会之上的管理者――国家代表,用强制机构使他人意志服从政府权力,使被管理者在一定秩序中生活,这才是政府管理的真正本质。政府的这种“超经济的强制”性特征,主要是来源于国家政权的力量,表现为一种政府权力,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权力而发生作用的机构。因此,政府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我们不但要从它是否运用国家权力这一点来考虑,国家权力成了划分政府职能与非政府职能的基本界限;而且,与公共性特征相联系,政府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政府的职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政府职能将越来越简化,纯行政性机构将会逐渐减少,工作内容也将逐渐减化。社会越向前发展,越进步,政府的这种公共性特征就越突出。在这种过程中,也就越需要政府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其职能。 上述关于政府基本特性的认识,是我们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理论前提。但是,由于政府职能会随时间、地点、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1强化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与环境;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造就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3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4依靠宏观调控手段,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5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充当公共物品的提供者;6制定并实施分配与再分配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7加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促进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8转变职能和精简机构,实现政府自身的改革。 从对我国转轨时期政府职能的界定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启示:一点是,市场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也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将这条原则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如果由于热切希望加速经济的发展,而偏离市场运行所要求的路线太远时,就应该根据这一原则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政府的努力不仅仅限于切实增强自己的经济作用这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到努力加强市场的力量,提高市场的效力,既要利用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力量,推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运用计划和其它干预方式,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并矫正市场的失效。我们不能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也不能只把商品货币关系当成核算的工具,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性的特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点是,必须依据本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程度来确定政府的职能。一国的经济,在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阶段中和完成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政府的职能是不同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迅速地摆脱经济落后的制约局面和较快地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决策性的干预,这对于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为了排除经济增长的传统障碍,建立各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机构和经济条件,常常需要运用政府的资源或是用发展战略产品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而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政府干预制度几乎无一例外地造成效率低下和发展的阻滞,市场的作用将会逐渐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在整个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负责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形势的需要来建立、调整乃至撤消某一些机构。由此看来,转轨时期我国所实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坚持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的改革方向。但我们也必须清楚,这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的撒手不管,完全听凭市场;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市场发育不健全、经济规范化程度差、法制基础相当薄弱的现实,从而正确对待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构改革。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从改革的效果来看,“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顽症”、“难区”,常常伴随着我国改革的左右,困惑着改革者和决策者。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对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进行分析,更不难发现: 第一,之所以会形成“怪圈”,是因为机构改革没有从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问题入手,或在改革中没有把它落到实处;只是在机构的裁减和隶属关系的转移上想“点子”、“抠”人头。十三大提出了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但由于我国政治与经济二元化的过程只是初始阶段,政府部分除直接经营着庞大的公共服务行业以外,还各自从其管理的经济活动中抽取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一个部门、地区的经济发展好坏更直接关系到主要领导人的政绩。所有这些,无形之中将政府与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政治与经济的结盟,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过分商业化,社会组织的“官本位”化以及法治结构与功能的被分割,使政府行政权力继续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同时,由于对政府职能的转变认识不够,传统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彻底被打破,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性还存在,结果使这一改革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实践证明,在政府职能不变,工作量不变,人员职责不清的情况下,机构虽然合并的合并,撤的撤,但原有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或消失,领导方式、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这样,改革的风头一过,又增人设机构,重蹈旧制,终于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把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作为第一位的原则。 转变政府职能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求具体分解每一项具体的行政权力,并对其存在的理由,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以及这种行政权力会给社会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求政府做到不该管的退出来,该管的管好。其中,不该管的是企业、生产、流通等,该管的是社会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职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最基本的职能。 第二,之所以会成为“顽症”,是因为政府机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模式,没有真正触动高度集权、政企不分、部门分割的要害部门和基本格局。分析起来,政企不分的根源是在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体制,而这两种权力的“结合一体”,正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应以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在具体作法上,首先,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按照不同的职责,政府机构合理划分为宏观调控部门、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国家政务部门。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其次,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把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这样,才能真正克服责任不清、互相推诿、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做到机构真正精简。这样的改革,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害部门和基本格局,无疑是一个有力地冲击,再也不是在旧体制内的“不良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以转变职能和实行政企分开为要害的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消失,而意味着部分权力的转移;在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权力的强化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范围的广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只是把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应有的职能范围之内。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说:“权力有限的政府原则,基于立宪政府的根本思想。”3因此,在机构改革和市场经济中,实行职能转变和政企分开,对政府权力需要界定和限制的是权力使用的范围,而不是职能范围内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性;相反,在政府职能范围内,政府应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 第三,之所以会出现“难区”,是因为改革没有进行总体规划,只囿于在单个部门的增减上做文章,未能领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政府职能,紧紧抓住适应市场经济这个主旋,进行统筹谋划、配套设计、周密处理。一个部门的问题解决了,其它部门的问题却又突出了。所以,改革的错位往往使改革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政府机构改革自然就成了屡攻不破的“难区”。 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但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的生活,涉及到发展和稳定的全局,也涉及到所进行改革的部门的权力、干部的切身利益和人员的分流,这也是历次机构改革的难点。改革一定要打破这种狭隘的利益观念。市场化进程和反腐败、机构改革、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必须同步。很明显,之所以有些行政性主管部门不愿被撤销或摆脱企业,有些政府官员不愿从琐细事务中摆脱出来,关键是利益的驱使所致。因为主管的事务越细越多,就越接触利益,就越能享有特权,也就越容易以权谋私。这不仅是改革的巨大阻力,也是市场化过程的极大障碍。 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应当成为现在改革成功的经验。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机构改革,在思路上应把握如下几点。 第一,应该明确政府机构改革,在性质上,是一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革命。既是一场体制上的革命,就要打破旧体制,建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它不是一阵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须发挥社会舆论的宣传作用,使改革的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因为任何一个体制的革命,都是以意识的更新为先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机构改革也不例外。 第二,政府机构改革必须首先确定一个与市场经济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改革目标和总体方案;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原则。这些目标、方案和原则,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应该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是来自于社会的。其次就是要组织力量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的实施,使之落到实处,使目标得以实现,而决不能一拥而起,一蜂而散。 第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围绕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这个中心,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和权力的范围。当务之急,就是要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通过政府与企业相互关系的变革实现政企分开。改革既然是一场体制的革命,就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当遇到问题时,就收回权力,或者在改革浪潮之下,把不该下放的权力也随意下放。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的宏观管理知识最主要。因此,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极为重要。培养和造就大批懂得管理、有专业知识、熟悉国家方针、政策,有现代化意识的高素质的公务员,既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没有这样一批素质好的公务员在政府机构里工作,改革也不能取得最后成功。 市场经济论文:再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以下简称“结合”)是学术界关注的老话题。由于这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是否成立,因而,这是一个伴随改革推进时常引起困惑而又无法回避的“尖端”问题。笔者7年前也写过有关“结合”的文章,本以为可不必再议,但近来随着一些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人们的困惑更为严重,认识分歧更为突出,必须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至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 一、“结合”的必要性 “结合”的必要性来自于公有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潜力、优势和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 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已被广泛地认同,不必赘述。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公有制是否适合并且具有优越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首先,要求宏观经济系统中的微观组织——企业能自我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而为总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础。其次,要求宏观能进行有效地调节。这不仅依赖调节者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微观积极配合。这就提出了财产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西方国家进入凯恩斯时代以及前一阶段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似乎又使人们产生了种种疑惑。其实,凯恩斯虽然避开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依据心理规律考察总供需结构,但最终还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明显地告诉人们: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创造需求政策对凯恩斯以前的尖锐矛盾(生产过剩危机)虽在一定时期起到缓解作用,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经济滞胀,这表明凯恩斯主义是以积累矛盾为代价去缓解当前矛盾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其运用虽然有助于凯恩斯以后矛盾的缓解,但凯恩斯以前的矛盾又会尖锐起来。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以及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就是明显的反应。前一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优势。据统计,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请记住我站域名%,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总投资50%以上。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使其产品畅销于全球市场。正是由于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缓解了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矛盾,才有可能使这些国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这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根本矛盾消失了,更不等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摆脱困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领先国家的状态改变同样不可避免。 当然,资本主义私有制目前依然具有生命力。适应市场竞争是该所有制存在的主要依据。市场竞争中的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私人所有权关系具有内在的天然保护资本的功能,加上政府的必要调节,该类所有制所容纳的生产力并未完全释放。另外,国内市场的饱和对于具有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发达国家而言,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形成危机。然而,如前所述,社会发展的趋势必将证明,这种所有制必然成为历史性的过渡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现阶段的公有制优势只能通过公有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来体现,这一所有制结构的最大潜力就在于适应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因而是更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所有制结构。从质的层面分析,它不排斥私人经济的应有比例和渗透机制,从而与构建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无根本冲突。值得赞许的是,它对于需求的扩张提供了内在的机理。较大比例的公有资本运作着眼于民众利益,加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调控,也是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由私有制造成的需求不足的矛盾。从现实状态看,似乎不尽如人意,因为我国也存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现象。即使避开判断的争议,以需求不足为客观事实,也可作具体分析。其一,对需求不足感受最强烈的是走向开放的国内企业。近年来,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凭借其资本实力和技术优势迅速获得不断上升的市场占有率。这样,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市场扩大了,但对于原国内企业,市场则销售若能回升,实际上是需求的盲目扩张。现在商店中大量积压商品相当一部分就属于低档次重复商品。从所有制结构观察,这属于调整中过渡现象,是计划经济惯性的产物。其三,正常经济运行中的购买力不足如名牌产品同样难以销售,一方面与上述两种原因导致的企业陷入困境(职工收入下降)有关,也与消费结构调整相联系。现在,一方面新的消费热点受种种条件制约一时难以到来,如汽车消费、豪宅消费等;另一方面原有消费层次普及过快,这种脱节式的消费状态自然带来购买力不足。从这里看不出所有制结构选择的失当。 总之,“结合”的必要性决定于财产制度选择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体现在趋势上,而且体现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之中。 二、“结合”的可能性 人们之所以对“结合”缺乏信心,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三大疑虑:一是感到公有制企业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不仅政企无法真正分离,而且自负盈亏也存在制度性障碍,负盈不负亏是必然结果;二是认为公有制企业无法建立人格化机制,无人负责必然缺乏第一推动力;三是认为现实中公有制企业普遍效率低下,国有企业使用了三分之二的资源,却只能对GDP作出三分之一的贡献。 公有制企业能否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市场主体,这需要作深入研究。首先,就自主经营而言,怀疑者主要指国有企业。其实,这里存在两个误解:一是未区分国有企业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种类型,将政企分开泛指全部国有企业。对于非竞争类企业,如关系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自然垄断企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政企分开,政府举办这类企业主要着眼于提供公共福利。二是混淆了资产与经营上的政企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政府掌握资产,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应该承认,在资产上政企很难分开,因为只要政府成为国有资产的代表组织,政府必然与投资企业存在产权上的归属关系,但并非一定通过行政系统去操作,可构建独立的资产管理组织,通过选择投资主体运用授权经营的方式去运作。政企分开作为企业成为市场细胞的基本条件,主要指在生 产经营活动上,政府不直接进行行政干预,由企业自主经营,这在政府拥有尤其是部分拥有所有权并且在政资分离的状态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现实操作过程中企业日常经营权已经基本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附属物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然,由于政资分离还未彻底,部分政府干预行为的消失还有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政府放弃对竞争型国有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必将成为现实。公有企业能否具备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负盈亏状态,对此要作具体分析。 自负盈亏,是指企业作为利益结合体相对于其他经济主体和政府而言,自我承担盈亏责任,即企业利益的损益与其经营状况直接联系。根据企业利益联系人的损益程度可将自负盈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营者、劳动者的收益与企业经营直接挂钩,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二是经营者、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企业经营挂钩,经营者、劳动者不捧铁饭碗,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承担失业风险。三是财产损益与企业经营挂钩。这是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自负盈亏的,即财产的保值增值维系于企业经营,并直接关联所有者的切身利益。第一层次的自负盈亏是最低程度的自负盈亏;第一层次加第二层次的自负盈亏是中等程度的自负盈亏;如果三个层次的自负盈亏同时存在,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自负盈亏。此外,对自负盈亏与企业自我约束行为的联系也应作恰当的判断。自负盈亏固然是企业自我约束行为产生的基础,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影响企业约束行为的另一种因素是企业精神或称企业文化,包括经营者的责任感、事业心、企业职工的主人意识和凝聚力等等。健全的自负盈亏制度和催人奋进的企业精神状态,这是企业行为合理的基本保证,两者缺一不可,并且具有互补性。近年来,公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竞争企业通过内部机制(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明显改善了自负盈亏的状态。在人们的视野里,那种负盈不负亏的形象开始消失,分配、就业已和企业经营状况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职工的危机感逐渐增强,计划经济年代存在的懒散劳动状态基本不复存在。即使从产权意义上看自负盈亏,关系职工整体利益的法人财产也进入了自负盈亏的轨道,加上公有企业精神文化上的特有优势,公有企业的自我约束行为塑造不会遇到根本性障碍。 公有制企业能否建立人格化机制,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人格化机制的核心是:出资人利益通过人格化行为得以维护和放大。在企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如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其人格化行为主要通过投资人自身行为去实现。随着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公司制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人格化行为则体现为出资人行为和人行为的组合,并且人行为比重日渐增大,因为股权愈是分散,个人的影响力愈小。尽管人行为往往由于内部人控制而难免偏离人格化行为,但出资人为了追求资本流动效益和投机效益,总是予以认可或采用某些防范措施(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等),尽力减少损失,与此同时,公司制依然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股本资金来源多数是各类基金,而基金的相当一部分是无主投入如公共资金和私人捐献等。这表明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人格化行为的实现形式也在改变,即由单纯的出资人行为转变为更多地依赖人行为。 市场经济论文: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 郭绍扬 经济犯罪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致使国民经济或集体经济、他人物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而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提出相应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以保障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市场经济系件下经济犯罪诱发因素 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有不同的犯罪诱发因素。我们可以从市场经济有关特点来看犯罪诱发因素的一些变化：一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一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恩格斯语），拜金主义必然诱使一些人钻社会需求和价格的空子，干方百计捞钱，甚至非法占有他人或社会劳动，从而走向贪污、盗窃、抢劫等犯罪道路。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本来潜在的一些违法乱纪因素，不仅很可能使一些竞争中的失利者、失意者挺而走险，以身试法，而且也可能使有的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盈利，不惜搞歪门邪道，走向犯罪深渊。三是在对外开放的活动中，西方一些腐朽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通过多种渠道对人们潜移默化，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外部条件。经济价值、实用价值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下，成为部分人的行为准则。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特点 1、职业性：有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或满足某种邪恶的欲望，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实施犯罪活动。 2、职务性：由于思想疏导工作弱化，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以身试法，以权谋私。 3、技术性：大多数罪犯为了减少风险，往往在作案时非常重视技术的运用和提高，犯罪工具（包括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犯罪手段、作案方法、反侦察等方面，都有技术化倾向。一些在社会竞争中失意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也可能主动或在犯罪分子的协迫下为犯罪提供技术服务。 4、组织性：犯罪分子为了增加作案成功机会，往往采取团伙作案，大至武装走私贩毒，小至街头勒索，均是多人联手作案，结帮行凶，表现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5、渗透性：为了与社会对抗和获取更多的财物，以及在案发后有保护力量，犯罪 团伙往往有意识地向政府机关、甚至是执法机关进行渗透。 6、隐蔽性：指的是犯罪主体以合法身份进行的法人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一般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故意犯罪。 7、复杂性：就犯罪主体、犯罪目的和犯罪手段而言，情况母益复杂，犯罪主体呈多元化. 以上所迷的经济犯罪特征，都是与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新情况分不开的，这是我们采取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时应充分考虑的。 三、预防经济犯罪的基本本对策 1、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法制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着力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经济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强化经济立法，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客观要求，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真正贯彻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原则以及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3、强化司法和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改善社会治安力量，努力增强社会控制机制。充分发挥这些职能部门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保驾护航作用，以推动和促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环境，从深层上解决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现象。 4、强化技术防范，加大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首先要高度重视技术防卫设施与装置的研制与应用，不断提高设备性能，以适应社会各方面的保安防卫的需要，以新技术、新设备装备有关专业人员；其次，要充分重视技术防卫装置的安装和利用。通过强化技术防范，进一步强化社会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以保证社会治安环境的安定，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社会治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社会进步相协调。 市场经济论文:财税改革要服务市场经济全局 魏革军: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新一届政府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方面作出了很多部署。国务院批转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今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等领域加大改革力度,而财税改革是其中的重点。那么您认为,进一步推进财税改革有哪些重要意义? 贾康: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与财税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在几轮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财税改革都成为先行者和突破口。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瓶颈等问题越来越明显。财政是国家政权“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财税问题实质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联动效应,与公共权力主体的改革息息相关,也和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化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1993~1994年,以统一财务会计制度起步,实行税利分流制度开路,统一税制为主旋律,初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特别是以分税制结合转移支付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财税改革,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接调控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1998年后,我国又明确提出公共财政转型建设,实行部门预算、政府收支分类、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完善税制等多项改革,提高了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1994年的财税改革中有些问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和实际推进,如政府间事责事权细分、地方税收体系建设、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以及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等,均有待继续推进。20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需要在深化财税改革中加以解决。当前宏观环境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加剧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难度。 比如,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问题,发展方式仍然粗放,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不尽如人意,资源环境制约加剧。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占份额较高,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基尼系数高达0.47以上。再有,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方面,宪法中仅有原则性规定,实际除外交、国防等少数事权专属中央外,地方政府事权在很多方面与中央政府事权同构。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也缺乏立法层面的界定,出现财力向中央集中,而事责向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集中的现象。有人将其形容为“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满满当当,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由于收入能力有限,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依赖严重,加上“GDP挂帅”机制作怪,地方平台公司失控,大规模隐性举债,财政风险积累不容忽视。 总之,我国目前仍处于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深水期,财税改革任务紧迫。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使改革有较大突破、缓解各种矛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但会丧失发展机遇,还可能使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危及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 魏革军:从财税体制自身运行角度来看,您认为,当前存在哪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贾康:从财税体制角度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是政府收入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从收入总量来看,非税收入比重偏高,规范程度不足。比如,2012年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狭义宏观税负)为19.4%,再加上社会保障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在内的全口径政府收入(即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超过了32%。从税制结构看,我国间接税收入占比接近70%,与OECD成员国相比,处于最高水平;流转税收入占比过高,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类收入占比过低。这种税制结构意味着消费大众(其中大多数又为低中收入群体)承担大部分税负;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占比过低,无法体现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适于作为地方大宗财源的资源税和财产类税基窄和税负轻导致地方财源不足。 二是政府支出体系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财政支出和公共资源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投资领域,干预了微观经济运行,扭曲了价格信号,严重干扰了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对民生投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大量采用企业补贴,降低了政策效用,比如上市公司2013年就获得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570亿元。 三是预算收支体系不完整,部门色彩明显。全口径政府预算还未到位,规范性的公共预算收支占全部政府收支的比重不过60%,政府性基金、社保和国资预算的部门色彩浓重;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细化不够;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监督各环节制衡机制不强。 四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够明晰,不同级次间职责不清,税基不顺。比如,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清,政府间事责事权划分不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事责事权界定不明晰,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不匹配现象尤为严重。另外,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地方缺乏稳定、自主、大宗的财力财源。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决策随意性较强。 五是财税其他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也较为突出。比如,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欠缺,政府债务风险增大。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非正规方式举债随意性强,收支不透明,资金使用效率低,债务风险增大。地方债的审批、发行、使用、统计、监督各环节均缺乏基本、完整的制度,数据准确性和透明度极低,财政部门不能全面掌握债务信息。再比如,财税基础信息缺失,没有全国性的信息系统,财政收入、支出及其相关信息尚未形成共享机制,严重制约了财税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重大改革科学决策方案的设计实施等。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与财务报告规范研究 刘 威 ［提要］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土壤。研究会计理论，规范我国的证券市场，特别是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当前会计学术界应重视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市场经济和财务报告的规范问题进行探讨。第一部分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的问题；第二部分从财务报告规范的性质、行为和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的问题；最后一部分归纳了财务报告规范理论给我们的一些启迪。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市场调节论和政府规范论。 (一)市场调节学说 市场调节学说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呈报应由市场调节来决定，没有必要做更多规范。支持这一学说的有理论、信号理论和私有合同理论。 1.理论 理论认为：公司的投资者与公司的经营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签定契约来实现的。在签定契约时，双方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契约的实现就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财务报告体现的是经营者管理公司的业绩，是投资者评价公司的经营者是否履行契约的最可靠的依据。因此，公司的财务报告呈报是经营者自愿履行契约的行为。如果有人怀疑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那么投资者可聘请审计师，通过审计鉴证来解决。 在公司经营者的报酬与公司的利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前提下，对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公司的经营者就不会赞成市场对财务报告需要规范。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只要他们手中有衡量经营者业绩的依据，即契约中的各项规定很详实有效，他们也不希望对财务报告有更多的规范，因为规范越多，他们支付的监督费用也就会越大。 2.信号理论 信号理论源自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向供求双方发出产品供销的信号。公司定期向市场呈报财务报告，这也是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产物。如果公司自愿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越充分，公司的筹资成本就越低，公司就能赢得竞争，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结论已被美国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报告证实。因此，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公司能够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的核心。公司自愿呈报财务报告信息有三种情况：经营好的公司，有动机公布公司好的财务信息，因此，这些公司会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经营中等的公司，因为怕被认为经营不好，所以也有自愿呈报财务报告的动机；经营不好的公司，如果不呈报财务报告，就可能被市场默认为是经营不好的公司，因此有压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业绩，也会自愿呈报公司的财务报告。 因此，信号理论认为，市场已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公司财务报告的呈报，就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 3.私有合同理论 对于上述的两种观点或许有人会提出：公司呈报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并不能满足个别使用者的需求。对此私有合同理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设法得到它，即通过签订私有合同或出资去购买。 如果市场上存在职业的财务分析家，那么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就可以通过与职业财务分析家签订私有合同，来获得需要的信息。如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另外，信息使用者也可以通过购买专业的报纸或杂志来获得所需的信息。购买时发生的支出，就是信息使用者为获得财务信息所支出的成本。这也可归结为是市场常常利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信息产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从而达到对市场上的信息产品进行合理的配置。 私有合同理论进一步提出，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一种信息产品，政府并不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如何披露，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编制和呈报，完全可以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因此，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应采用放权(Deregulation of disclosure)的政策。 (二)政府规范论 政府规范论认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必须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同时，这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利益的。 1.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有时往往失灵。有以下三个具体理由： (1)如果政府不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那么市场上就会出现生产信息产品的垄断 者。 如果市场是一个竞争的、但不规范的市场，那么生产的竞争就会带来垄断。其后果是，垄断产品的价格提高了，生产的数量减少了，最后导致市场上产品的短缺，使产品的使用者购买和消费这一产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财务报告在市场上是一种信息产品，它同样符合其他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切规则。因此，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政府应该对财务报告这一信息产品进行规范，才能有效抑制信息产品生产垄断者的产生，降低全社会信息产品的购买和使用的成本。 (2)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失误，会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下降。 尽管公司有向市场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的动机，但是如果政府不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就可能会影响到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因为公司经营者对财务报告编制的方法的选择性一般较大，各公司间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可比性较差，如果没有统一的财务报告信息规范的标准，就市场的总体来看，财务报告信息就会失去可比性，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不高和有用性程度的下降。而如果审计师在审计时缺乏统一的审计依据，则可能导致审计的失误，即没有发现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问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要依靠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建立的信心来自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使会计信息能够满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要。 (3)公司财务报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公司的财务报告作为该公司会计的信息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最明显的有两个：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生产的非竞争性。消费的非排他性表现为可以被所有与它相关的使用者免费使用，因此它的生产成本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如果在一个市场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被消费者进行免费使用的，那么生产者就不愿意生产这种产品，导致这种产品在市场上的短缺，这就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的表现。显然，如果会计信息产品是短缺产品，这样的状况是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的，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以防止和解决信息产品的短缺问题。 但是这样做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规范所带来的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如果由政府承担，就成为政府对财务报告信息呈报的公司的一种“补贴”，这会导致公共产品的生产过剩；如果由公司承担，就会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公司则不会赞成政府这样的规范。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 2.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要求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能够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最 优的配置，使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仅依靠市场的调节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因为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各自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果不纠正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那么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不公平。对此，政府规范学说认为，规范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有对称的信息；法典理论解释：规范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配。规范具有公开性和民主性。因此，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是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利益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一)财务报告规范的性质 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看起来是一种经济行为，实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规范本身具有政治行为的性质，它与政府行为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我国对财务报告规范机构主要是政府，财政部代表国家政府行使规范的职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尽管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强有力的支持。SEC是美国的一个准立法机构。1973年SEC公布的第150号公告(ASR150)，阐述SEC与FASB的关系。“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其公告和解释性文件所颁布的原则、标准和实务，将由本委员会作为具有重要的实质性的支持来加以考虑，而那些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相对立的意见将被认为不具有这方面的支持。” (二)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 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是指参与制订规范的主体的行为。规范的成功与否，规范的参与者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是政府作为财务报告规范的主要参与者，对规范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例，FASB在制订会计准则的过程中遵循的程序是，准则的起草、准则的讨论、举行听证会、投票表决。而最后准则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由各公司采纳，取决于SEC的认可程度。从美国的历史看，国会和SEC都曾有否定FASB已制订的会计准则的先例。SEC的官员曾这样认为，由民间组织FASB制订会计准则、然后由SEC批准会计准则的实施，这是最好的模式，因为既能发挥专家在制订中的作用，又能体现准则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的政府的权威性。而我国的财务报告的规范主体是政府，这样的规范主体显然代表了我国国家和政府的利益。 (三)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 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是指财务报告规范实施的后果。财务报告规范的实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涉及到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 Watts and Zimmerman(1978)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即将公布的规范财务报告的新准则，财务报告的使用者的影响是不同的：1.对于政府来说，政府一般会支持新准则的制订与实施，以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2.对于公司的经营者来说，如果新准则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那么公司的经营者会积极地应用新准则；反之，则会反对应用新准则。3.对于审计师来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审计师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以减少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但是，如果新准则要求公司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越多，那么审计的风险就会越大，审计师就可能反对新准则。4.对于财务报告信息的免费使用者(Free-riders)如财务分析家来说，他们一般都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并希望新准则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准则的制订者就应十分谨慎，因为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就意味着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大，这些成本应由谁来承担?这是准则制订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报告规范理论给我们的启迪 (一)在制订财务报告规范时，必须要考虑它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既然财务报告规范的主体是政府，它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那么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经济后果如何就应成为规范时最重要的问题。如美国把财务报告规范研究归为“会计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Accounting)。在美国会计学术界，如何规范财务报告、改进财务报告已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财务报告的规范的探索阶段。1992年至今的8年中，我国颁布了十多个会计准则，但对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产生的经济后果、经济影响，会计学术界却研究得不多。如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就引进了西方国家固定资产采取加速折旧的思想，但至今在企业的会计实践中却应用得并不广泛;稳健性原则是西方会计中常采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为什么在我国应用时有些企业愿意采纳，有些企业却不愿意采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采用会计准则来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可使公司会计人员有更多的选择公司会计政策判断机会，但我国会计准则实施后也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吗？ 笔者十分赞成刘峰、李少波(2000)的观点。他们撰文认为当前我国在制订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可归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不够而引起的知识存量不足，对会计准则制订产生不良影响；二是我国制订和公布的各项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很强的英美取向，即会计准则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借鉴了英美模式。他们认为：我国目前为止的会计研究总体水平不高，很多研究是对同一问题在低水平上的重复。 (二)重视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所产生的成本，解决好“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 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是由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具有强制性这一特征所带来的。如果规范财务报告的准则过多，就会带来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的增加和准则在应用上的困难。尽管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比较完善的国家，但是美国也有许多会计学家批评FASB制订的准则过多，目前FASB制订的准则有130多个，每年的费用高达1500万美元，制订的成本过大。我国在制订准则的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不能认为制订的准则越多越好，也不能认为大、中、小公司都必须应用同一的准则，更不能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与国际接轨。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应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以减少不合理的成本的支出。另外，过去对于“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会计界研究的不多。SEC曾设想：随着财务报告规范的增多，编报成本的增加部分应由财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来承担。但究竟如何操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 市场经济论文:WTO法律规则对我国市场经济法治的影响 目录 一、根据WTO法律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步伐应当提速 二、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势在必行 三、完善企业立法，推动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热潮 四、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前瞻 我国“入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我国“入世”在短期内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入世”符合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入世”后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要作出相应的完善。中国能否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并从中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其关键在于法律环境的改造与建立。2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我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直接面临WTO的影响，本文拟从探讨我国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方向的基础入手，分别剖析 一、根据WTO法律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商事经济立法改革步伐应当提速 为切实履行我国作为WTO成员国根据WTO法律规则（含宗旨、原则、具体协定等）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对WTO及其成员国所作的承诺，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现代化，实现政府和国内外企业、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和社会经济团体的法律角色定位，必须按WTO规则要求和对外承诺，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大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经济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市场经济体制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经济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契合、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经济法律体系。鉴于我国不少经济立法文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制定的，因而有许多条款打着计划经济的烙印。因此，必须抓紧对现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立法文件中与WTO规则和对外承诺相抵触的条款进行一次认真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至于在满足WTO规则和对外承诺方面尚付阙如的条款，应当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对外承诺抓紧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推进经济立法改革的主要动因不仅来自于WTO及其成员国的施压，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国对吸引外商投资、拓展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驱动。这就决定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和充分利用好WTO，我国立法改革除了真心实意地满足WTO多边规则的要求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并不一定写入WTO规则）对我国经济立法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例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内容只涉及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效力问题，而未对成员国的一般投资政策作出系统规定。但为了强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国企业立法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要求。而是要主动借鉴WTO主要成员国（包括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可见，我国的经济立法改革要想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就应当采取主动挑战自我的雄姿，而非被动应付的态度。 虽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海关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但上述立法改革仅仅是废改立工作的开始。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加入WTO的需要，抓紧制定和修改相关的法律，如制定《反垄断法》，修改《对外贸易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外；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应当抓紧对有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进行审查、清理。据2001年3月的初步统计数字，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拟修改的外经贸行政法规、规章共有148件，拟废止的共有571件，以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和维护公平贸易。2001年10月6日朱镕基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指出，国务院对截至2000年底现行行政法规共756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废止了71件行政法规；对80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对1994年至2000年底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明令废止的70件行政法规，统一公布。此外，地方立法中违反WTO规则的条款，尤其是分割市场、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也要抓紧废止。 要充分发挥我国法律在推动、保护和规范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方面的积极作用，迫切需要抓紧制定与完善四个领域的经济立法：一是市场主体立法（包括公司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合作社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中介机构立法）；二是市场行为立法（包括债法、票据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三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立法（包括产业政策法、政府采购法、经济行政指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 合同法）；四是社会保障立法（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等）。 通过法律形式确认的部门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些政府部门打着法治的招牌，企图运用立法形式把本部门不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合法化。建议立法机关在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时，警惕一些政府部门利用立法手段巩固部门利益、争权夺利，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倘若立法机关一味鼓励或纵容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极易导致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膨胀，甚至有可能使政府侵害公民人权与基本自由、侵害企业商事权利与利益的非法行为或脱法行为合法化，立法机关的立法权也会被行政权吞没。这与我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行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包含着不少有违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剥夺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如《电力法》第60条[1]之规定，就大大低于《民法通则》第123条[2]之规定对于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从长远看，立法机关应当收回立法草案起草权，亲自起草法律，避免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中央政府有权制定行政法规，中央政府组成部门有权制定行政规章，但无权起草法律。如果立法机关工作人员专业和编制有限，可委托法学专家起草法律，然后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当然，政府及其部门作为成千上万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还可以就法律草案发表意见、甚至与法学家争鸣商榷。建议立法机关对现有法律中包含的某些确认和纵容政府部门腐败的恶法条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 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有可能私自塞入部门利益的条款，甚至背离立法宗旨。另外，让行政机关集规则制定权、规则执行权和规则监督权于一身，既不合乎公平理念，也容易滋生腐败。目前立法机关授权国务院或国务院组成部门制定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的做法亟需改革。经济法律的制定应当尽量详细、具有可操作性，原则上不应依赖于实施细则。否则，经济法律过于原则、抽象、圆滑，就丧失了存在意义。《海商法》是我国唯一一部不需要实施细则的商事法律。这一立法典范应当对今后的经济立法具有启发价值。即使确需制定实施细则，也应当由立法机关自己亲自制定。当然，这并不排除立法机关就某些专业知识向专家和实践部门咨询。此外，在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之后，立法权必然较以前有所扩张。因此，预防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的腐败又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势在必行 以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开始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清除轻视法治的左倾思想，实现国家从依靠计划手段和行政命令管理计划经济到依靠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驾驭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变。但无庸讳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彻底建立起来。相反，我国目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阶段。而我国加入WTO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经济市场化、市场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市场经济固然不是行政经济、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但也决不是放任自流、无法无天的经济。市场也有盲目性和局限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甩手掌柜，不能对已经或者即将到来的市场失灵、金融风险和经济混乱采取大撒把的态度。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如何干预才能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化的历史潮流，取得适度、公平、高效的预期效果，便成为一个难点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无论企业的市场活动，还是政府的干预行为，都要服从法治的要求。近年来，依法治企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要依法经营的认识趋于统一。但对经济行政法治的强调仍然有些黯然失色。总结多年来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教训，要真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政府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甘当法治改革的促进派而非抵制派。否则，就难以避免行政权的腐败变质，就难以赢得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赖、敬重与合作，就难以有威望求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WTO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鼓励公平竞争的宗旨，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法制统一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以及WTO代表的一系列多边贸易规则，不仅仅影响着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于我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法治化要求。 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每一个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环节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该目标取得后，经济行政行为将完成以下转变：由恣意行政转为法治行政，由专横行政转为民主行政，由审批行政转为监控行政，由压制行政转为促进行政，由管卡行政转为服务行政，由黑箱行政转为公开行政，由低效行政转为高效行政，由政府本位行政转为企业本位行政。这对政府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应当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重大法律举措。 （一）树立经济行政法治观念是政府行为走向法治化的前提 政府部门要自觉抛弃人治和官本位的封建思想、树立法治行政光荣的观念。政府部门要真正认识到，依法办事，不麻烦，也不吃亏。因为，强调依法行政的最终目的不是刁难政府、让政府难堪、束缚政府的手脚，而是督促政府更加高效、合法地发动行政权，从而做到积极而不越位、守法而不无为、干预而不添乱、有权而不滥权。因此，强调依法行政对于政府来说，即是一种制约和督促，也是一种关心和爱护。 法律对于经济行政行为的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行政纠纷的事后救济上，而且体现在经济行政纠纷的事先预防上；不仅体现在消极地减少和预防由于法律失误和法律风险所导致的国家、企业和消费者损失上，而且体现在积极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和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上；不仅体现在规范经济行政机关与企业、投资者、消费者、社会经济团体之间的行政关系上，而且体现在规范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经济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行政关系上。可见，强调依法行政具有消防与预防、去病与保健、治标与治本、规范与保护兼重的功能。 行政权介入市场经济的范围极其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行政权的滥用，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甚至诱发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这绝非耸人听闻。经济行政机关必须从思想上把依法行政摆到经济行政工作一盘棋的首位。领导干部要象重视红头文件、领导讲话和会议决议那样，重视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带头学习法律知识，认真吃透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 髓，树立依法行政的好样板。对于领导干部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来说，法律水平与政策水平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法律人才是高级管理人才。加强法治工作是经济行政行为规范化的内在要求，是政府工作水平上档次的重要表现。除了领导重视，还要在每个经济行政机关中配备一定比例的高素质的专职法律工作者。他们作为本部门的法律顾问有权介入各个职能机构开展经济行政活动的全过程。对未经法治机构审核的法律文件，各级经济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坚决拒签。要鼓励法治机构在经济行政行为之前参与、影响经济行政行为的决策过程，力求防患于未然。很明显，如果经济行政机关在作出某项行政行为之前，充分进行了法律论证，那么既可以避免自身的违法、违规行政行为，也可以事先采取措施避免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违规行为；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直接降低经济行政的成本、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 要在政府官员中继续加大普法力度，务求每位政府官员都熟知涉及本行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WTO的相关法律规则。为保障依法行政的先进管理机制制度化、长期化和稳定化，建议建立政府官员法律知识资格考试制度，只有通过司法部组织的相应考试的政府官员才能上岗。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影响甚至决定思想观念。因此，增强政府官员的法治观念，也要发挥奖惩制度的作用。对于行政法治工作有功、作出贡献的的官员，实行精神和物质奖励；对于那些法治观念淡漠、轻视法律知识学习、不喜欢依法行政的政府官员，应当在任免、考核、晋升时建立一票否决制。对于违法行政、给国家和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和其他重大事故的官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要严格区分政府的双重法律角色，禁止行政权力侵害民事权利 国家与政府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政府是国家机关之一种，只代为行使国家行政权，无权干扰立法和司法工作。而国家经济行政权的职能主要是由政府，特别是经济行政机关承担的。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权主体的国家和作为私权主体的国家被人为地混淆起来。不仅企业的法人所有权或法人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国家作为企业投资者所享有的股东权和国家作为公权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权也是混沌不清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正是凭借着行政管理者与企业投资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干预各行业和各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微观经济活动。这一做法曾被误以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优越性受到长期肯定。 我国当前要严格区分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享有的经济行政权与其作为国家财产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区别的实益在于，政府在参与不同的法律关系时，享有不同的权力（权利），负有不同的职责（义务）。例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订立和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时，扮演着私权当事人的角色，应当象普通买方一样，履行其对供应商的付款义务，享有对供应商的合同权利；在对侵害消费者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时，扮演着公权力主体的角色，享有行政处罚权。因此，政府应当时刻牢记自己在不同场合下的法律角色。为约束政府滥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所享有的经济行政权与其作为国家财产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应当交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其他法定主体行使。 为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官商分开的原则，建议尽快制定《商事主体法》，明确规定哪些人有资格成为商法上的商事主体、从而取得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明文禁止禁止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从事商事活动，并切实斩断他们与企业之间有形、隐形的金钱纽带。出台《商事主体法》既与国际惯例接轨，也符合中国国情，更是依法整顿投资与贸易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立法机关应当正确认识商法与民法之间的特别法与普通法关系。商事法律关系具备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特点，但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商事法律关系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依据、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不容混淆。就主体而言，商事主体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商事权利能力不同于民事权利能力，商事行为能力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政府部门和官员都可以成为民事主体，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但不能成为商事主体，非依法律特别规定，不能取得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既不能以商事主体制度吞没、代替民事主体制度，也不能以民事主体制度吞没、代替商事主体制度。 从法理上看，政府不是商事主体，而是公法主体，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但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营利性的商事活动中仍然陷得比较深。政府应尽快远离投资与贸易等商事活动，毅然决然地与商事主体脱钩。政府部门不得“下海经商”、从事投资与贸易活动，不得搞有偿行政、有偿担保、收取超过工本费以上的审批费和管理费，不得向企业拉赞助、“化缘”。对那些热衷于商事活动、且乐此不疲、甚至“师出有名”的政府部门，国家要尽快将其商事权利能力阉割掉。 目前一些政府下属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如资产评估、设计、咨询、会计、审计、律师、工程监理等机构）应当彻底与政府脱钩。最为“经济警察”的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要具有竞争性、公正性，就不能成为政府的“摇钱树”和“第三产业”。脱钩后，政府部门不得为了私下收取介绍费、好处费，而向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客户来源；不得向作为管理相对人的企业指定某家中介服务机构，也不得向企业作出某种带有倾向性的暗示，更不得以“不批准”相胁迫。 为确保政府官员履行对党和人民所负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防止个别奸诈的政府官员暗渡陈仓，参酌外国立法例，《商事主体法》应当明文禁止政府官员或明或暗地以各种形式瞒天过海、非法从事商事活动。被禁止的商事活动，是指政府官员以任何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的，任何与其所负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相悖的的各类商事活动。既包括办企业、开公司的投资行为，也包括贸易行为；既包括直接的商事活动，也包括间接的商事活动。政府官员不得 持有公司股份，更不得接受公司馈赠的“干股”或“好汉股”。政府官员也不得在公司任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根据《公司法》第58条之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这意味着，政府官员既不得兼任公司董事、董事长，也不得兼任经理、总经理、监事、监事会主席，就是影子董事、隐名董事也不行。为杜绝腐败、确保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除了铲除政府官员的实质性经商活动之外，还要很刹一下政府官员与商人进行不正当私人结盟的歪风邪气。对政府官员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的经营所得，国家享有归入权。若有关国家机关对此熟视无睹或束手无策，因而拒绝或怠于行使归入权，任何公民个人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违法经商的官员提起代表诉讼，从而实现国家的归入权。 虽然政府行政权力与其民事权利是互相分离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存在着诸多密切联系。例如，行政权力在特定条件下是物权、债权和股东权等商事权利取得的一个合法途径；根据民商立法的邀请和授权，行政权力还可以为商事权利赋予公信力。前者如行政划拨，或者如行政登记。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二者极易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某一企业或市场主体，甚至相互发生碰撞。那么，行政权力是否就永远优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呢？行政权力是否就能当然地在市民社会中“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决定所有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呢？ 回答是否定的。从理论上看，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含商事权利）之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行政权的效力射程原则上仅局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之中。行政权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不得非法侵入意思自治领域、侵害市场主体的商事权利（如，不得擅自对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国有化征收）。否则，公法与私法、经济法（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特别法）与商法（实质上是民法的特别法）的划分也就丧失了意义。行政权与商事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者效力没有高低之别。认为“行政权高于商事权利，部门红头文件高于商事合同”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效的合同就是法律，而法律的效力高于违法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有些行政机关试图运用行政权以干扰、限制和阻挠商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显然不妥。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就不能消灭股东的公司清算权。否则，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了结，善意第三人和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行政机关还要区分强行性行政法律规范中的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市场主体的某一商事行为如果违反了前者，不仅导致相应的行政处罚，商事行为也归于无效；如违反了后者，虽承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商事行为依然有效。 （三）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应限制在五种法律层次上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数众多、职能重叠、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有权直接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活动。政府部门向企业发号施令的必然结果是，不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投资体制，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近年来，虽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控制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着必要干预不足、不必要干预过滥的问题。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根据邓小平理论和经济法的一般原理，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 界定的原则是，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基于以上考虑，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尊重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既是WTO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宗旨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主体（含企业和消费者）自治，也称私法自治（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强调，市场主体在法律强行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两项基本原则：（1）市场主体财产权利尊重（绝对或不可侵）原则。无论是物权（含所有权与他物权），还是债权，抑或股东权；也无论是消费者权利，还是企业权利，都应得到政府的尊重。对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企业生存和盈利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行为自由原则。行为自由原则，既包括双方行为自由（契约自由），也包括单方行为自由，还包括多方行为自由（如章程自由）。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而且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时代获得了再生与扩张。行为自由原则有助于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商事关系，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有必要根据WTO促进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宗旨，重新审视和修改我国目前有关市场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和行政惯例，进一步扩张市场主体自治空间，尊重企业财产权利和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 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自由，有必要对各类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设立采取以登记制为原则，以审批制为例外的立法态度，限制审批制范围，扩大登记制范围；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也应采取这一立场。原则上，对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股权转让行为，都不应当再以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为生效条件。为确保投资者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认一人公司、有限合伙、隐名合伙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 为保护合同当事人契约自由，有必要排除行政权力对合同订立和履行行为的干预，尊重交易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在立法严格规制下重新允许合法传销行为）。行政机关制定的范本合同，仅具有对当事人的建议作用，不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应当仅仅由于当事人未采用范本合同而影响其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对于合同登记、合同备案、合同鉴证，均应尊重合同当事人自愿，行政机关不得干 预，更不得歧视未登记、未备案、未鉴证的合同效力。当然，属于法定强制登记范围（如不登记就不能生效或者不能对抗第三人）之外的合同，不在此限。 针对超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范围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契约自由的空间。1993年之前，我国对企业的经营范围采取了一种十分苛刻的态度。如，1987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曾指出，“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或者主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例如：非法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零售商经营批发业务的；代销商搞经销的；只准在特定地区内销售的进口商品，未经批准私自流入其他地区的，等等，均应按无效合同处理。全部为超营项目的，全部无效；部分为超营项目的，超营部分无效”。 但1993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解放思想，对经营范围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从而达到了成全合同当事人、尽量使合同有效、加快商事流转的社会效果。1999年12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就正确地指出，“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因此，只要商事主体与他人签订的商事合同不具备法定的无效事由，没有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即使一般性地超越了经营范围，也属于有效合同。 当然，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1条之规定，超出经营范围的公司经营活动，要承受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责令改正、罚款等）。从国际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淡化对经营范围的法律管制也是大势所趋。英美法系虽曾有越权（Ultra Vires）原则之规定，但大都已经废除。我国企业登记立法亦应从之。笔者认为，在立法修改之前，只有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包括效力性规定与训示性规定）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至于一般的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则不应承受行政法律责任。 强调市场主体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民事权利由政府回归市场主体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市场主体自治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绑标、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及时运用法定的行政登记权限、行政调查权限、行政处罚权限、行政调解权限，确认合法商事行为的效力，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审批范围的萎缩，登记范围则会逐渐扩张。包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强化登记机关的职责，为提高商事行为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保护善意第三人，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推动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制度、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市场主体自觉运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的个体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 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而精。（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五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保护环境、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提供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为了提高政府采购行为的透明度，同时保护好政府采购人与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早日出台《政府采购法》已经迫在眉睫。经济行政合同将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进行给付型干预时，既要遵守我国法律规定，也要遵守WTO规则。我国政府目前针对某类企业、某类产品、某类地区、某类产业提供补贴、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有违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反对和限制的补贴专向性原则以及被禁止补贴的规则，急需作出如下调整：要么彻底取消，要么普遍实行。例如，对出口产品或企业特别是先进技术型企业和产品出口型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环节税的退抵减免、成本或费用补贴、利润减免或返还、折旧或科技费用提取、贷款或购置土地优惠等变相资助，即被《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又如，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所得税税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三个方面对外资企业实行了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的税收优惠办法，创设了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原则”，既违反WTO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也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再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对512户国家重点企业实施了“双保”性质的封闭贷款和一些技术改造贴息贷款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也有悖WTO规则，在我国加入WTO后不宜继续推行。 （四）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透明度和司法审查六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 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包括办事拖拉机关在内的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此外，各部门经济行政权的界定，既要分工明确、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各部门之间由于职能的不当交叉而互相推诿、互相争权；又要互相制衡，避免某一部门的经济行政权过分集中，出现“部门权力垄断”；还要互相衔接，避免出现三不管的问题。 3.公平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公平原则。政府在行使行政权时，应当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政府是企业竞争游戏中的“裁判员”。政府应当站在中庸、公允、超然的立场上，对于所有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而不得厚此薄彼，随意为某些企业开小灶、开旁门左道。 强调公平原则，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原因在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管理者的法律角色。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投资的主体。专业经济行政机关正是靠在国家所有制的大树上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的设立和经营活动进行层层审批的。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国有经济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展开，企业的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只能是社会管理者的法律角色，舍此无他。 既然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人，政府在行使行政权时，对于所有市场主体当然要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政府不得为了增进自己由于私利而偏爱的某些企业的利益，而去剥夺、限制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既不能在投资者所有制性质上有所偏袒，也不能在贫富企业间、大小企业间、内资与外资企业间、本地与外地企业间有所歧视。 为实现经济行政权的公平行使原则，既要注重经济行政的公开化，也要强调经济行政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例如由官员、学者和社会公众代表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就应导入经济行政机关的决策体制。不仅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要实行专家委员会制（如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他重大经济行政行为也要实行专家委员会制，如政府采购的招标评审委员会等。 4.人权尊重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人权尊重原则，实现人道主义行政或仁政。我国历来重视人权问题，已经加入17个国际人权公约，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且正在研究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健全民主制度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现代社会之所以要赋予和保护人权，主要是由于公民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政府滥用权力（包括经济行政权）的威胁。因此，经济行政机关在发动行政权时，必须顾及、尊重公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既包括第一代人权（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还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即使行政权的发动符合法定原则，也不能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人权与基本自由也是经济行政行为的最低道德基线。只有同时符合法定原则和人权尊重原则的经济行政行为，才是既合法（legal）又正当（legitimate）的。 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期间，经济行政权与人权发生碰撞、冲突的概率和机会极大。在这种情况下，若二者无法同时兼顾，应当采取人权优于经济行政权的价值取向。经济行政机关对此不可等闲视之。例如，经济行政机关不能以片面强调行政审批手续为由，捣毁没有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摆地摊的个体营业活动。又如，政府无权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之外的其他目的（例如为了帮助港商或外商赚大钱），强迫城市繁华地段的居民搬迁，搬迁后不予及时、充分、有效、妥善的补偿和安置，更是有违人权保护的精神；即使政府强制居民搬迁的各种行政批文一应俱全，也不能逃脱人权法对经济行政权的约束。普通百姓与百万富翁在人格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再如，除非情况紧急又合乎法律规定，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得剥夺、妨碍、限制公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5.透明度原则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没有监督或监督流于形式的经济行政权必然产生腐败。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行政机关的工作和生活往往处于很神秘的状态，离一般纳税人十分遥远。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些政府部门制造和虚假统计数字，企业、学者、社会公众向有关部门查询信息经常受到冷遇和刁难，就是有些政府部门之间也是互相保密、甚至有偿提供信息。长此以往，将会严重背离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宗旨。 为确保经济行政权的廉洁、提高经济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借鉴证券法上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议在全国实施经济行政行为公开化的阳光工程。除确需保守国家秘密的情形，政府都有义务及时、全面、真实地向社会披露。经济行政机关的职责、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和办事期限如何；每月、每周、每天都干了哪些工作；公费吃喝、坐车（包括车辆的种类、档次、价格）和住房情况如何；政府采购和重大投资项目的招标等政府经济行政行为，以及其他与广大纳税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情况，都要形成真实、易懂的文字，并备置于经济行政机关的办公场所。经济行政机关还应当经济采用现代通讯技术，及时全面地通过政府公报、大众传媒和电脑互联网等信息载体以上经济行政信息。 与经济行政机关信息披露义务相对应的，是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有人民都有权监督经济行政行为。不仅上级行政机关、同级权力机关，而且所有纳税人、企业、大众传媒、社会经济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对此享有知情权。每位纳税人在办公时间之内，都有权前去查阅，也有权自费复印有关内容。经济行政机关对于这种知情权必须予以尊重，并满腔热情地提供有关方便和条件，如为方便纳税人复印有关内容而购置复印机等。如果纳税人的知情权遭到了经济行政机关的无理拒绝，纳税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大众传媒对其经济行政行为进行经常而有效的监督。新闻记者是党的喉舌，是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表扬先进、鞭挞丑恶的忠诚卫士。当前，新闻记者在披露违法经济行政行为时，不时受到明目张胆的破坏和干扰。建议参照处理妨害公务的违法行为的有关政策和法律，严厉查处殴打新闻记者、破坏新闻记者采访工作顺利进行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另一方面，新闻监督也要依法进行。大众传媒要恪守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要切实加大权力机关的监督力度，克服权力机关在经济法律监督机制中的监督权威虚置现象。政府是由同级权力机关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当然有权对经济行政权的运作行使监督权。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应定期向国家权力机关述职、接受质询。权力机关还有权对经济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这对于制止行政权专横，确保经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妥当性和效益性意义重大。 6.司法审查原则 为确保经济行政权的行使符合法治精神，必须把经济行政行为置于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具体行政行为自不待言，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也不能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鉴于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造成的损害从广度上和深度上都甚于具体经济行政行为，自由裁量行为也容易逸出法治框架，有必要尽快承认和加强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院对自由裁量型经济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既需要法院的勇气，更需要法院在公正解释法律和公平原则、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发挥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承认经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否认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无法把经济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鉴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为稳妥起见，确定法院管辖权的原则应当是，各级人民法院有权对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也有权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下级人民法院无权对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政府在行使经济行政权的过程中，拒绝或怠于履行自己所负的法律义务、或者滥用职权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就经济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而言，以其对应的权利主体为准，可分为对国家所负的行政责任和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行政责任。其中，对国家所负的行政责任又可分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在两类责任并存的时候，从切实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说，追究经济行政机关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责任处于更加根本、基础的地位。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权利本位思想的必然要求。以行政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为准，对管理相对人所负的行政责任又分为行政侵权责任与行政违约责任。政府违反了其与经济组织订立的经济行政合同应承担行政违约责任。政府就其侵犯经济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 政府承担行政侵权赔偿责任的具体行政行为从外延上看，包括：（1）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如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2）违法对财产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3）执火明杖地乱征收财物、乱摊派费用、乱化缘的行为；（4）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如瞎指挥、非法干预商事活动的行为、侵害企业商誉权、商业秘密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除了法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情形外，如果经济行政机关由于无过错而实施了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虽不属于行政侵权行为，不应予以行政赔偿，但仍应予以行政补偿。 企业和经济组织遭受的侵害，既可以体现在财产权方面，也可体现在人格权方面。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目前经济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责任只限于财产权方面，对财产权造成损害又坚持直接损失赔偿原则，拒绝接受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从而把企业遭受的间接利益损失（即期待利益损失）请求权拒之门外。殊不知，间接利益损失和直接损失一样，也是实际损失，把间接利益损失请求权排斥在外，诚属不公，亟待改革。 三、完善企业立法，推动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热潮 （一）抓紧修改公司法 公司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推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就得有一部科学、完善的《公司法》。我国《公司法》到2000年7月1日，即将施行8周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薄弱、起草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存在不少缺陷，修改《公司法》已迫在眉睫。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放松了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允许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辟第二板块市场。这些修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正。 修改《公司法》应当坚持以下指导思想：既强调保护股东的权利（含自益权与共益权），也强化股东的足额出资义务；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也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既强化公司董事和经理的忠实义务与善管义务，也注重保护他们的创业精神；既尊重股东的投资自由和股东权益，也保护善意第三人和交易安全；既立足于中国国情，也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既扩张公司自治和股东民主的范围，也注重强化登记机关和登记行为的公信力；既要解决好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简化公司设立程序；也要解决好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填补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资中的难点问题。 应当完善的具体制度很多，将其主要者列举如下：（1）进一步丰富股东权的内涵与外延，切实保护好股东权；尤其是规定股东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的条件和程序，以强化股东对大股东、公司董事和经理的监督与制衡。（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借鉴法国经验，将“双层制”与“单层制”同时作为可供公司章程选择的公司治理机构模式。在“双层制”下，把监事会重新确定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监事会有权任免董事会的成员，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在“单层制”下，应当全面导入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完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将这两种制度推向雇工规模达到一定数额的所有公司，而不问该公司是国有公司，还是民营公司，是内资公司，还是外资公司。（3）建立健全公司经营者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既要明确公司董事和经理善管义务的折衷性标准，导入经营判断原则，规定董事和经理责任保险制度，也要设计一套面向公司经营者的年薪制度和股票期权制度等激励机制。（4）针对控制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现象，有必要确认控制股东的对小股东所负的诚实义务。（5）有必要把公司社会责任写入立法宗旨或公司目的条款，实现公司目标的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并重。（6）为强化投资者在投资及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导入公司法人资格否认理论，明确规定出资不齐、抽逃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纳入《公司法》调整轨道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质，就是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要尊重《公司法》的权威，把每一个国有企业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轨道，建立明晰的产权结构和廉洁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为促进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必须严格区分国家参与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国家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含商事法律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公权力执掌者的地位出发，强化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职能；另一方面，明确国家作为企业投资者所享有的股东权（包括自益权与共益权）；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对国家股东及其他股东投入的资本和企业财产积累享有神圣的法人所有权。国家行政权、国家股东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三权分离”的模式即股东权模式，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企业只对投资人负责，而不是对政府部门负责，国家原则上不能再直接管理企业。当然，要在实践中彻底划清国家的两种职能和身份还需要一个过程。 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是缺位的。这是一种误解。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很明确，那就是国家。真正处于虚位状态的是国家股权的人，而非国家本身。有鉴于此，国家股权的人必须界定清楚。当前，这一人身份是由政府、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共同承担的。从近期看，要鼓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与行使经济行政权的政府部门脱钩。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是私法人，受破产法的规制，以确保其与其他商事主体间的公平竞争秩序，落实国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有限责任利益。国家授权投资的部门是公法人，为防止其滥用权力，从长远看不应作为代行国家股权的主体。从长远看，国家财产人应当向商事公司方向发展。 为降低国家投资风险，建议把政府代表国家投资的范围限制到法定范围，例如企业不愿、无力或不适合投资的公用事业领域和少数产业开发领域。为减少国家股权的多环节多层次成本（包括腐败现象），应当严格限制国有独资公司的适用范围，不宜把国有独资公司作 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鉴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后，国家股在大多数公司中仍将处于大股东的支配地位、国家股东权的机构有可能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也极有可能把传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弊端传染到现代企业制度中去，国家所持的股份原则上可以界定为在股东大会上没有表决权、但在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分配上享有累计优先权的股份。这样既可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可充分调动其他股东的积极性；既减少国家股东权的成本，又能避免其他股东和公司经营者侵害国家股东权益，有一举四得之效。 按照股东平等、国家股东权有进有退的原则，应当允许国家股东权依法自由流转。既要稳妥地探索国有股权减持的作价方案，避免国有股减持对证券市场的不必要负面影响，强化投资者信心；也要探索增进国家股东利益的其他新途径，如允许国家股东购买其他公司的股份，等。 （三）落实抓大放小的方针，完善公司集团立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 可以预言，我国加入WTO后，世界级公司巨星、尤其是跨国公司集团将纷纷到中国安营扎寨、占领市场。有必要通过兼并、联合等手段组建一大批以母子公司关系为纽带的、“航空母舰”式的、我国企业按照金字塔形式层层控股的、资本充裕化、经营多角化、管理科学化、品牌民族化、利润理想化的巨型公司集团。搞公司集团，眼睛不必只盯在国有企业上，凡是有实力的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外商投资企业都可以被吸收到国家控股的公司集团里面来。在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参与组建企业集团时，应当获得国家股东机构的批准，而不宜由企业经营者擅自拍板；但国家股东机构在批准时，应当秉持审慎原则，进行充分论证，切忌“拉郎配”、“归大堆”。 相应地，国家应尽快完善公司集团立法。我国现行《公司法》以若干股东设立独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为假定调整对象。当时，立法者尚未预料到公司作为股东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复出资设立孙公司、孙公司又出资设立曾孙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从规范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建立公司集团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制度、保护子公司债权人与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方面，实现对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及小股东利益的均衡保护。从单纯规范单一公司，到同时规范单一公司与公司集团，反映了立法者对公司法律现象的认识规律，体现了现实经济生活对立法的迫切需要。 在完善公司集团立法的同时，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还要抓紧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因为，包括国有中小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吸收劳动力就业、开发新产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运用法律手段，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一大国际趋势。例如，为改善经营环境，鼓励企业、尤其时中小企业的设立和发展，欧盟（包括其前身欧共体）为协调各成员国的中小企业立法，在欧盟和欧共体层次上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欧共体理事会先是于1986年11月3日通过了《中小企业行动纲领》，又于1988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改善经营环境、采取措施推动欧共体范围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决议》，并于1989年7月28日通过了《欧共体理事会关于改善经营环境、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定》。《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宗旨在于：消除妨碍中小企业发展和设立的不合理的行政、金融和法律限制，从制度上保障全社会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并着重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和伙伴关系，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 （四）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国上市公司的现行治理状况，既暴露出了《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立法瑕疵和不足，也暴露出了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和司法机构在执行《公司法》和《证券法》方面的无能和低效，更暴露出了广大中小投资者在依法护权方面的软弱和无奈。近年来上市公司中的琼民源、红光、银广夏等一系列公司肆无忌惮地编造虚假财务资料、欺骗广大投资者，且有中介机构为其摇旗呐喊的丑闻，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证了这一点。 为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切实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高公司经营的透明度，确保公司经营者对广大投资者负责，必须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过硬措施。如严格划分行政权力与股东权利，切实做到政府部门与母公司、上市公司之间的政企分开；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大对上市公司经营层、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等市场主体沆瀣一气，实施内部人交易和其他违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力度，等等。但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享有实实在在的权利。尤其要明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其他广大股东利益，投资者有权对公司经营者、中介机构、机构投资者的违法行为、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含股东个体诉讼、股东代表诉讼、股东集体诉讼），获得民事损害赔偿和救济；投资者有权对证券市场监管者的违法行政行为（含作为与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获得国家赔偿和救济。对于我国广大中小股东对公司的董事、其他经营者和中介机构提起的民事诉讼被一些基层法院无故驳回的错误做法，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已经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了。在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官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诉讼案件是违法的。例如，《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法官借口法律无规定、不明确或者不完备而拒绝审判者，以拒绝审判罪追诉之”。我国未来的《民法典》或者现行的《法官法》、《法院组织法》都应当采取这一立法态度。法院更不得以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现有的法院立案案由而拒绝受理案件。至于公司经营者和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已被追究行政法律责任，不应成为法院拒绝受理以被处罚者为被告的民事诉讼案件的理由。须知，要把投资者权益保护运动全面推入21世纪，必须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大克星。其中，民事责任在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于实施欺诈行为、侵害投资者权利的管理人、托管人和其他投资基金当事人，应当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经验，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三大法律责任在许多具体情况下，是同时适用、并行不悖的。所谓“罚了不赔、赔了不罚”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补偿、制裁和教育这三大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达国家有“经济警察”之美誉的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是否具有较强的公信力、独立性和公正性，直接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衰成败。因此，应当完善相关立法，以强化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实现中介机构执业标准与国际惯例接轨。涉及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应当具有明确的表述。例如，《证券法》的第161条规定，出具虚假报告的中介机构“应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究竟何为“负有责任的部分”，这种表述就显得非常模糊。完善上述中介机构立法势在必行。 （五）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立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 我国从1979年以来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在《公司法》出台之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外资 企业法》。而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的情形不少。 这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立法技术上和实体内容看，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已经不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例如，根据其中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将外方投资者界定为“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而对中方投资者的界定中却没有“个人”。显然，这对中国的个人投资者不公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公司不必设立股东会和监事会。而国内投资主体办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应当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三套组织机构。例如，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外商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绝对审批制，一律报经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准；而根据《公司法》第8条规定，国内股东要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登记制为主、审批制为辅的原则。 鉴于现行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的某些特别规定，不仅不合乎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我国现行的公司立法，为鼓励外商投资，应当尽快废止现已落后的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凡是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组织机构、股东权、合并、分立、破产、解散、清算和财务、会计等事项的，都应与内商投资的公司一体纳入《公司法》的调整轨道，立法者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就这些内容作出与《公司法》相重叠、相抵触的规定。不必要的立法内容的重叠，是立法技术粗糙的集中表现，是各国立法者最忌讳的败笔之处。而不必要的立法内容的抵触，则直接违反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平等原则，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应当采纳的国民待遇原则更是背道而驰。在合同法领域，1999年新《合同法》的出台标志者涉外经济合同法、经济合同法与技术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的结束，也标志者中国与外国的法人、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在合同领域已经确立了平等原则。既然在行为法和债法领域能贯彻中外平等的原则，在组织法和公司法领域也不应存在例。 至于不采取法人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当然不能适用《公司法》。但可以分别纳入《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作社法》的调整范畴。当然，针对外商投资的特殊性，立法者可以考虑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法》。但是，该法不是商法中的组织法，不是公司法的特别法，而属于经济法中的促成型干预法，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主要规制允许、限制、鼓励、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经济杠杆。 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修改之前，应当明确《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之间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没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有规定时，应当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无规定时，应当适用适用《公司法》；《公司法》与三套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均无规定时，应当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如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股东平等原则）和公司法理。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决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纠纷时，也应当根据上述精神确定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四、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的法律保护前瞻 我国广大消费者将是我国“入世”后的最大受益者。由于我国“入世”后要进一步削减关税，逐步取消一些非关税壁垒，来自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届时，我国的买方市场将更加不可逆转地形成和发育，我国消费者将会需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外国进口日常家电等耐用消费者品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下调。除了商品之外，外国高质量的金融、保险、旅游、娱乐、电信等服务也将纷纷登场，供我国消费者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内的生产者、销售者和经营者也将在外国同行的竞争压力面前，被迫开发和采用高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从而对消费者提高更多的便利和实惠。我国不少国有企业（如电信、金融、保险、商业批发等企业）曾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即使消费者对其服务不满意，也只得忍气吞声。但外国竞争者的进入，将会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问题。因为，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或者“用钞票投票”，冷落那些官商作风沿袭多年的企业。 不断涌来的外国商品、服务和外国商家，既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更自由地“用脚投票”或者“用钞票投票”，也意味着消费者会面临更多的诱惑和陷阱。因此，在中国大幅降低外国货进入中国市场门槛的同时，应当切实提高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水准。这就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立法，加大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力度，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例如，《消法》中虽然规定了“经营者有警示义务”，但对国外商品的说明是否必须使用汉语，则语焉不详，需要进一步细化。以下仅对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前瞻问题作一初探。 （一）消费者权利和商家义务将会进一步扩张 消费者权利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束权利。以其内容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前者指消费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公平交易权；后者指消费者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监督权。以其行使人数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个体性权利（单个消费者即可行使的权利，如多项消费者权利）与集体性权利（数个消费者共同行使的权利，如结社权）。可分为以其产生依据为准，消费者权利可分为法定权利（法律赋予的权利）与约定权利（商家与消费者约定的权利，即合同权利）。以其保护的法律依据为准，法定权利又可分为《消法》确认的权利与其他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确认的权利。《消法》列举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含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除了这些权利之外，消费者还享有其他法律赋予的一系列权利，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游行示威权、言论自由等。随着我国入世和法治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消费者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含联合抵制特定商品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多。 与消费者权利对应的商家义务也将日趋缜密。商家所负的法定义务绝不限于《消法》第16条至第25条规定的十项法定义务。其他法律也有许多条款扩张了商家的法律义务，从而强化了消费者权利。诸如《合同法》规定了商家对消费者所负的先合同义务、缔约过错责任、合同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格式合同条款、商家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竞合时消费者的选择权、合同解释规则等，即属此类。 除了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商业伦理意义上的商家义务，也会获得进一步重视与强化。有良心的商家可以在法定义务的门槛之上，向消费者承诺履行更高层次的义务。例如，虽然《消法》第45条规定商家对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商家可以更加慷慨地承诺：只要保修期内一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即负责更换或者退货，也可以承诺无理由退货。 为确保消费者权利的兑现和商家义务的履行，消费者将享有更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合同法》对商家违约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从而为违约商家赔偿消费者遭受的原始实际损失（含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以及二次实际损失（即投诉成本，含支出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害）铺平了法律道路。又如，为维护消费者的人格尊严，人民法院应当以实现法律的补偿、制裁和教育功能，尊重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价值取向，公正审理消费者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维护消费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很难由立法者确定一个固定的数额，应当赋予人民法院必要 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在具体个案中找到相对公平的赔偿标准。但是，这一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再如，在仲裁与诉讼程序上，对于技术含量高、消费者消费知识匮乏、或者争议事实发生在商家的经营场所之内的消费争议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解决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不仅消费者权利的内容将会日益丰富，而且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的主体也会进一步扩大。例如，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法律、医疗、交通、娱乐、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将会日益壮大。 （二）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保护立法，抓紧清理、废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文件 消费者法绝不局限于《消法》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构成的、成龙配套的法律体系。例如，《民法通则》中有关消费者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合同法》有关消费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的规定，《产品质量法》有关商家产品质量责任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商家竞争规则的规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与《个人独资企业法》有关商家投资者责任的规定，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息息相关。 保护消费者权利绝非《消法》一部法律所追求的立法宗旨，而是我国整体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都应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对现有法律中确认和纵容垄断企业不当利益的条款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该废止的，坚决废止。例如，随着我国“入世”步伐的不断加快，除了公有制医院，非公有制医院、外商投资医院（包括外商独资医院、中外合资医院）、乃至于外国医院将会进入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可以预言，未来的医疗事故纠纷将逐渐增多。为理顺医患关系，有必要废止过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将医疗事故纠纷导入《消法》、《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调整轨道。 （三）正确理解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互关系，适用对保护消费者有利的法律规范 在实践中，在适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时，存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互关系问题。但一般法和特别法是相对的。例如，相对于《民法通则》而言，《消法》是特别法；相对于《消法》而言，涉及特定消费领域的行业管理法是特别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在适用上是特别法优先适用，一般法补充适用的关系。 在立法机关废止有关法律（尤其是行业管理法）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之前，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可否仅适用这些条款，而拒绝适用作为一般法的《消法》、《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呢？例如，有人将《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视为特别法规定，从而排除适用一般法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该观点颇值商榷。 一部法律（包括民法通则、消法以及行业管理法）中既有民事法律规范，也有行政法律规范，有时还有刑事法律规范。因此，《民法通则》有关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属于民事法律规范，《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也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虽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邮政法》的规定理应优先于《民法通则》适用。但是，不管是普通民事法律规范，还是特别民事法律规范，都是民事法律规范，都要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该原则的民事法律规范，不应予以适用。易言之，《邮政法》有关邮局投递延误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固然不应予以适用，但原因不在于该规定不是民事法律规范，而在于该民事法律规范违反了民法和消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平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予以适用。当然，从根本上说，立法机关应当追根溯源，尽早废除《邮政法》中的不公平的特别民事法律规范。对于涉及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法律规定，也应采取这一态度。 （四）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现代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尤其是社会权，也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经济力量及其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人权中的社会权，尤其是消费者权利紧密相连。 商家对消费者所负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商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商业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商法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是有限的，而商业伦理为商家设定的社会责任则是无限的。 聪明的商家不仅应当成为守法经营的模范，而且应当成为诚实敦厚的儒商。缺乏商业道德、不诚实守信的商家，即使算得上合法商家，也必将为广大消费者所唾弃。商家应当把增进消费者利益视为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行为指南之一，而非赚钱的手段。当消费者利益与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商家应当尽力兼顾二者利益；如果二者实在无法兼顾，消费者利益应当优先考虑。实际上，商家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既是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也是商家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的远期经营方略之一。商家在激烈竞争中获胜的唯一法宝就是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及时对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价值和目标作出反映，及时按照消费者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思路和市场营销战略，注重在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的同时，尽可能地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实惠、便利和承诺。因此，《公司法》应当调整董事只对公司和股东利益负责的传统立法态度，授权董事在作出公司经营决策时适当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商家应当制定并公布充分尊重消费者利益的、系统全面的《消费者政策》。 为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还应积极探索消费者代表参与公司董事会的新路子。具体说来，鼓励与保护消费者代表步入公司决策层，并赋予其全方位的知情权、与股东董事、职工董事一道就公司的经营战略、投资计划、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检验等重大问题参与表决的决策权、就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的问题行使的否决权等积极、有效的权利。目前，许多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积极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试点。独立董事中应当有适量的消费者利益代表。当然，消费者董事必须来自消费者，由消费者所选，并为消费者服务，不能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公司所收买，不能与制假卖假的奸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因此，消费者董事应当具有很高的素质，既要有德，始终不渝地把消费者利益的维护放在自己的心坎上；还要有能，通晓公司的经营管理，熟悉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商品的有关知识，尤其是该商品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影响，从而做到耳聪目明，不为奸商的巧言令色和表面文章所欺骗，更有效率地在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之前为广大消费者站好岗、放好哨。为确保消费者董事的廉洁与效率，立法中还要规定消费者董事对广大消费者的定期社会报告义务，这种报告要在新闻媒介上公开。 为鼓励商家善待消费者，立法者应当要求商家导入社会公开法律机制，把消费者等利害关系人与股东和债权人一道纳入社会公开机制的保护伞下面，并把信息公开披露的内容由传统的财务性公开，扩大到包括财务性公开和社会性公开在内的广泛内容。消费者协会还应组织商家制定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建立商家社会信用评级制度，帮助消费者行使购物的投票权。 （五）建立快速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法律机制 1.小额消费纠纷应当引起全社会重视 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财大气粗、深谙商品和服务知识的商家相比，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例如，消费者在投诉和起诉中支出的费用都是由自己预付的，而商家的诉讼费用却可以打入经营成本；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有可能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和雇员与消费者展开拉锯战和持久战。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恰恰说明了妥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丘建东和高河垣等为赢得小额官司而提起的诉讼被社会褒奖为公益诉讼。 一种观点认为，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诉讼成本过高，主张消费者应当忍让。此说动摇了有关机构受理小额消费纠纷的积极性，而且削弱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助长了商家的侥幸投机心理。实践证明，公正而及时地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有利于补偿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制裁商家的不法、不道德行为，警醒其他商家好自为之，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感和自信感，刺激消费需求，拉动市场内需。 2.鼓励商家与消费者通过友好协商化解纠纷 一旦发生小额消费纠纷，消费者和商家应当首先选择友好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于消费者来说省时、省力、省钱，对于经营者来说有利于保持自己对消费者负责的良好形象，避免伤害消费者的感情，有利于延续和巩固过去形成的客户关系。许多商家设立了专门机构，受理消费者的小额投诉，取得了一定效果。对商家而言，为取得友好协商的成功，有必要保持应有的风度和姿态，切忌纠缠于细枝末节。 3.进一步提高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的成功率 商家与消费者在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时，往往偏执于一端之理，很难听进对方当事人的不同意见，致使协商很容易搁浅。而由消费者协会出面以调解方式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省去了消费者与商家因为参加仲裁与诉讼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也不伤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也可根据消费者的请求，主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调解。但由于调解机制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且调解机构的人员编制、调查手段有限，更无强制执行手段，致使大量小额消费纠纷无法通过调解解决。 4.加快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 诉讼克服了协商与调解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久商不决、久调不决的缺点，有利于及时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使双方早日投入到各自的工作、生活和经营活动中去。各级法院理应扭转“抓大放小”的错误观念，对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采取积极的态度，及时、公正地受理和审结各类小额消费纠纷案件。 一些地方人民法院积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目前已设立73个保护消费者权益合议庭，并吸收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代表担任陪审员；湖南省常德市也先后在全市9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鉴于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量大面广，关系到千家万户，有必要在全国推广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专门审判机构试点工作。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小额消费纠纷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运用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小额消费纠纷的障碍，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人民法院在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中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有法律依据。根据《消法》第30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这里的“采取措施”当然包括设立小额消费纠纷审判机构在内。 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处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一般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在立案、审理、判决和执行诸环节充分体现简便、快捷的原则，重点解决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为避免消费者遭受旷日持久的讼累，人民法院应当尽量引导消费者与商家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从长远看，小额消费诉讼应当由目前的简易程序跨入特别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另外，《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集团诉讼登记制度也可适用于小额消费诉讼，从而方便广大消费者在其他消费者起诉时搭便车。 5.尽快打通消费纠纷的仲裁途径 同诉讼相比，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原则，具有省时、省钱、省事的简易性特点，能够充分体现消费者与商家的意思自治。但各地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商事纠纷较多，而对面大量广的小额消费纠纷无暇顾及。尽快打通消费纠纷的仲裁途径，既是完善仲裁制度的需要，也是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浙江、辽宁、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消费者协会与仲裁委员会共同努力，设立以消费者协会为依托的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专门受理消费纠纷，尤其是小额消费纠纷案件，收到消费者与商家好评。该类分支机构的仲裁员多由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担任。 如果目前的仲裁机构无力受理大量消费争议，又不同意下设消费争议仲裁分支机构，可否设立具备法人资格的消费争议仲裁委员会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仲裁法》第10条之规定，仲裁委员会由符合法定条件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这里的“统一”二字，含有反对滥设仲裁机构之意，但在措辞上有别于“唯一”。设立消费争议仲裁机构，要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扎实试点，稳步推进，切忌一哄而上。仲裁机构制定仲裁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小额消费争议仲裁的特点，拟定好简易程序规则。 为推动更多的消费争议案件进入仲裁程序，各级消费者协会应当鼓励商家自愿向消费者承诺将其未来可能发生的消费者争议提交特定仲裁机构。这种承诺，一旦被消费者接受，就构成了仲裁协议，消费者就可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而无需再与商家另订仲裁协议。商家是否愿意作出这一承诺，是衡量一个商家是否具备诚信资格的重要指标。一旦商家作出承诺，除了仲裁协议和选择仲裁的承诺，商家在保修卡、产品说明书等文件中所作的仲裁条款对商家也具有约束力，应予鼓励。 处理消费争议的仲裁员应当符合法定任职条件，具有良好法律知识修养和过硬的职业道德素质，不断改进开庭审理艺术。为早日化解消费争议，加速市场经济流转，还应鼓励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调解结案。 6.处理协商未果的小额消费纠纷需要配套法律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的支撑。例如，为应对消费者无力聘请律师的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法律援助制度，设立小额消费诉讼基金；消费者协会依据《消法》第32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有权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包括担任消费者的诉讼人）；等等。 要建立健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督体系，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检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公权力的监督，消费者、商家等市场主体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消协、行业协会）等社会权力的监督。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握有国家赋予的行政监管权限、行政处罚权和裁判权，要坚决强调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杜绝执法与司法中的腐败与专横。 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下对学生德育工作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广阔的开放市场，这种大环境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使其看到自己未来事业的前景。但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会在学生的价值取向上发生作用，因此在思想品德教育的策略方法上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定位，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 一、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对德育的负面影响 首先表现在外向型经济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外向型的“三资”企业，中西方文化混融，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开始悄悄侵蚀学生的灵魂。涉外企业中的外方管理方法、手段及思想意识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一些学生盲目崇洋。收入待遇等因素使一些毕业生将外企作为择业的热点目标，国营企业即使有正式录用名额也不受他们青睐，祖国意识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渐渐淡化。其次是市场经济与学生价值观念的转变。由于部分学生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不足，界线划不清，不能全面理解其共性、特性和作用，以及积极主流与消极支流的关系，致使认识上出现误区，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一些学生错误地将其视为思想行为的准则，导致了做事讲价钱，付出要索取，把自己的行为用“等价交换”来衡量。在为社会付出的价值观上具有浓厚的“务实性”，在利他的同时首先要利己，更有甚者表现出只顾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不顾他人和社会公德，认为生活的真谛就是享受。无私奉献已不再成为人的价值范畴，造成理想境界的空虚。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制度的变化，提出了新的人才质量要求。 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 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4、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市场经济活跃，人才竞争激烈，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能否承受竞争机制冲击的淘汰和排挤？能否经受挫折的考验？实践证明，学习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在社会中经受住挫折和胜利的考验，这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新时期的素质教育包括：道德品质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教师应成为学生的“保健医”，把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作为培养新时期人才的着眼点，使学生增进心理环境的内稳性和肌体对环境的有效适应性，以积极主动、平衡灵活、正确理智的心理状态去适应和协调社会环境，成为竞争中的强者。这首先要培养学生对竞争的心理适应力。在校期间应为学生设计竞争的舞台和竞争的环境，训练学生对竞争的适应力。教师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心理诱导，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优势，积极参与竞争。其次是培养学生的预见性。做好上岗前的心理准备，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了解人才市场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塑造出身体健康、道德健康、心理健康的人，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成长。 5、加强信息反馈和教师的理论培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能否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应注意以下两点：（1）加强社会信息反溃经常了解社会思想动态，推断哪些社会事务可对学生产生影响，使教育走在学生思想意识形成之前。经常了解企业管理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扩充学生的应变能力。（2）要经常对教师进行社会主义德育理论的培训。加强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建设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深入到学生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和需求。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每次微小变化前，首先对教师进行理论指导，使教师具备指导学生的理论准备，注意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不断更新观念，紧握教育的主动权，使教育具有超前性。 针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的有力保障。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重在实践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北京旅游学院管理系在德育上推出的“三自教育”、“学生行为守则”及参与各项活动的“严、细、活、竞、创”的五字要求和“教师形象”的讨论，正是在市场经济下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思考、探索和实践，相信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突破辽西北”战略中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研究 摘 要：辽西北地区包括阜新、朝阳、铁岭三个市，多年来由于地理位置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致使该区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健全环保法律制度体系，加强环保法律执法力度、改善环保法运行环境等是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推进该地区经济转型和生态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突破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一、“突破辽西北”战略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地位分析 2015年2月3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入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的意见》出台并再次强调，“十三五”期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力实现绿色发展是突破辽西北战略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过程中，要正视资源环境承载力。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突破辽西北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 二、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再加上该区域农业经济的粗放经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资源浪费等生态破坏加剧，资源环境承载力极其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极大地制约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辽西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在立法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其对农业环境保护的规定缺乏，使得许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难以开展。 2、在执法层面，执法手段和措施单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统分结合的分层管理体制效率低下，且极易导致各执法部门互相推诿和争权夺利现象产生。农业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都可以行使行政执法权，加之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违法失职现象，使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陷入一个异常混乱和尴尬的局面。 3、在运营环境上，相关制度协调性较差。许多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虽已建立，但制度之间的配套性和协调性较差。在有关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如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等。 4、在法律归责上，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与法律责任规定不协调，法律责任规定相对较为宽泛不够严苛，使得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既不足以震慑违法的当事人，也不能发挥应有的警示作用。 5、在法律监督上，相关部门认识，行政管理手段单一，过分偏于经济处罚，缺乏对于建立长远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的重视，致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重威胁当地农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辽西北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议 辽西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使得改善该区域农业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才能更好的发展辽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制定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 面对辽西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困境，应制定统一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范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管理;通过对现行环保法的修订，完善对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规定。 2、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度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建立垂直管理体制，以求增强管理和执法效率，避免部门间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的发生。通过赋予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较多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权，来增强其执法和管理权威;此外，应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严格执法，对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行政和司法打击力度，加强执法和司法保护。 3、明确农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无法可依”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农业环境保护法必须对污染和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完善相关处罚指标体系，从重从严处理相关违法行为，保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有序运行开展。 4、采用统一监督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 信息不公开、不对称是妨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根源。要不断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立法，积极构建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公开法律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才能使得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公众的参与下得到有效监督。 结语 “突破辽西北”战略有利于提升全省经济整体实力，促进区域发展，也践行国家政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十足的动力。（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辽西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一、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现状 近年来，虽然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生态环境现状仍然让人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工业污染程度较重，而且对本地区环境的污染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其次，城市生活污染问题日益显著，大量现代工业消费品垃圾处理困难。再次，农村环境污染继续加重。农村地区生活中产生废物如污水和垃圾均没有消灭办法及相关设施。畜牧养殖工艺落后，动物粪污尚无处理办法。部分农村地下水源以及土壤受到污染，威胁当地居民以及农副产品的安全。最后，生态环境破坏未得到控制。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土地沙化继续扩张。自然湿地大面积萎缩，生态功能减弱。矿产资源“杀鸡取卵”式的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水资源过量开发，地下水超采严重，水污染已相当严重。 二、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从生态环境角度看，辽宁西北部地区地处科尔沁沙地东南边缘，气候为半干旱季风型大陆气候。该地区热量资源充足，水资源严重匮乏，气候条件较差。目前辽西北地区沙尘频起、干旱时发，但据历史记载，辽西北地区曾经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地方，山于战争、人口增多、乱砍滥伐、放牧和无度开垦，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山林退化、水土大量流失。①辽西北地区是指辽宁省阜新、朝阳和铁岭三个城市，长期以来该地区工业发展速度较落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较低，“三农”问题较明显，生态环境较差，与辽宁中部及沿海地区相比，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社会发展差距日益突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由于不合理的开垦草地造成该地区土地沙化严重，植被覆盖率低并质量较差，对于沙漠化屏蔽功能较弱。城市中矿产资源濒临枯竭，使得城市工业发展资源缺失，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工业污染严重，8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于工业产业。并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能耗、重污染产业仍是该地区的支柱产业。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工业垃圾处理率低于各城市平均水平。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就是集全省之力共同促进三市快速发展，也是辽宁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实施“突破辽西北”战略，主要是深入挖掘和全力释放辽西北地区的发展潜力，通过推进经济转型和生态建设，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② 三、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不足 首先，关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观念较为落后，我国现有立法的观念有先污染后治理，重治理轻监控等问题。其次虽然我国对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来说不成体系，现有的法律也较为单一，仍需不断完善，构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再次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缺乏严格的资质审查，虽然现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是制度对于综合的指标和对环境长期的影响尚未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最后，对于矿区生态环境破环后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和国家强制力实施很难让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对违法者产生威慑力。破坏环境的违法者应该对自己的破坏行为承担强制性法律后果，并由国家强制力保护实施。 四、完善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一）树立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 对于环境治理的各国立法都存在环保治标不治本的问题，重视污染的防治而轻视环境的保护，同时忽略在整个过程中监管的立法思路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所以针对辽西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轻污染缺乏监管的现象，应该树立全程监管的立法观念，将矿区环境污染治理落实到资源开发利用的每一个阶段中去。 （二）提高矿区环境监督检查制度的执行力度 基于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继而设个专门的监督部门，全程监督管理矿山企业遵守各项规定的情况，并要求有关部门在破坏行为产生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其次，此部门须对矿产企业的生态环境恢复的进度进行检查监督。 （三）完善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治理功能 矿产项目成本较高、进行时间长、不可抗力多，而且，矿业的不合理生产往往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破坏。为有效降低采矿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使复垦政策与立法须条理清晰，细节明确，增加可操作性。其次，应当建立矿山复垦基金会，负责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及相关辅助工作。 （四）制定矿产开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指在开采实施前对该行为对开采区域附近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将负面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的预防措施。设立专门监督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开采方须向提供减少环境污染相关数据，并由该部门进行评审，这将成为矿产开采方申请矿山开采的重要指标。 （五）制定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度 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首先此标准是对矿区污染情况的评估和法律责任的追究有据可依，其次作为衡量矿区开采造成污染后是否积极进行恢复工作的标准。我国其它方面的生态环境标准较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应针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定相应的规定。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应迅速着手制定有辽西北特色的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作者单位：1.沈阳师范大学；2.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我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对策分析 摘 要：近年来，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增进环保、崇尚绿色、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旅游理念和发展模式在我国蓬勃兴起。但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伴随而来是生态旅游景区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针对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环境保护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法律解决方案对我国生态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高校科研立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以广西为例”（项目编号LX2014462）项目资助。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已不满足经济高速所带的物质享受，开始追求以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的“生态化”生活方式。于是，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时尚。生态旅游是人类社会认识自然，重新审视人类自身行为的一种必然选择。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一种人类保护环境、陶冶情操的高尚的社会经济活动。在人类环保意识日益提高的今天，生态旅游市场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前景广阔。但是，人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给大自然带来了各种生态破坏。因此，如何解决生态旅游市场的壮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广西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的游客，但其在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将以广西为例，立足于法律视角，对生态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找到一条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广西生态旅游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 1.1 广西生态旅游资源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处于祖国西南边陲，西临五彩云南，北临湘黔，东临粤港澳琼，南接东南亚，是我国大西南重要的出海通道，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从“十一”五开始，广西旅游业正式迈入旅游强省建设阶段，初步形成了以桂林山水和百色大石围天坑群等喀斯特地貌景观为代表的自然风光，以北海银滩、钦州三娘湾和防城港金滩为代表的滨海情韵，以大新德天跨国大瀑布和凭祥友谊关为代表的中越边关揽胜，以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为代表的民俗风情以及以兴安灵渠、宁明花山壁画、刘三姐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风采和以“邓小平足迹之旅”、“长征之旅”和“抗战文化”为主题的红色旅游等广西旅游的六大特色。2013年8月1日，广西已评定国家A级旅游的景区共计191家（3家5A，91家4A，76家3A，21家2A）。①2014年，全区新增A级旅游景区42家， 7个生态旅游示范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令广西成为最令游客向往的地方之一。 2006年11月，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努力建设旅游强省，使旅游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的口号，2014年全年实现接待国内游客2.86亿人次，同比增长17.7%；国内旅游收入2495亿元，同比增长27.2%，入境过夜游客421万人次，同比增长7.5%，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7.3亿美元，同比增长11.7%，旅游总人数2.9亿人次，同比增长17.4%，旅游总收入2602亿元，同比增长26.5%。真正实现了旅游强省的目标。 1.2 广西生态旅游活动中的环境问题 在生态旅游建设中，人们长期认为发展旅游不会造成生态破坏，极力主张大力开发，一些自然风景区被“开发”后变得“满目疮痍”。广西生态旅游发展中也遇到许多环境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内源性的破坏，一类是外源性破坏。以桂林市为例，内源性环境问题主要是不合理旅游开发造成的自然景观的破坏，比如：市内景区，由于风景点周边建筑密度过大，造成对敏感区域的景观破坏；漓江景区、兴坪码头体量过大的建筑物，冠岩景区的滑道影响整体景观；阳朔田园景区，开发景点类型与整体环境不协调，如遇龙河附近的寺庙，破坏整体景观环境；龙胜矮岭温泉区，宾馆建设过度，造成景区景观杂乱；资江景区，由于没有详规指导的开发活动，对自然景观造成严重的破坏；荔浦丰鱼岩景区，溶洞开发活动过度，如恐龙乐园，对洞内自然环境的破坏；龙胜龙脊梯田景区，修建公路、村民建旅馆，公路修筑、旅馆选址不当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喀斯特溶洞，溶洞灯光设计、布置和使用不当，对钟乳石的破坏。外源性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游客的旅游行为造成的环境破坏。比如在桂林、阳朔等主要景区，由于流动人口的激增导致排污量增多，造成水污染、固体垃圾增多；在漓江、资江、遇龙河景区，由于大量水上娱乐项目造成水体污染；在龙胜龙脊梯田，大量的游客造成自然保护区内土壤板结、植被遭到破坏；在各景区由于车辆增多，造成大气污染严重，交通事故频发；在龙脊梯田、资源八角寨景区，由于游客增多，造成薪材林用量激增导致森林遭到砍伐等。 2 生态旅游环境问题的法律原因分析 2.1 生态旅游法律体系建设滞后 广西生态旅游目前正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发展也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法律问题。从生态旅游法律渊源上来看，在法律层面，我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生态旅游法律，生态旅游的发展缺乏制度保障；在国务院和各部委制定法规规章层面，各种生态旅游法规规章都很不完备，带有明显的暂时性、应急性特征。在地方立法上，如广西，首先，2008年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但生态旅游建设也是近两年的事情，地方性法规也已明显滞后；其次，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及具有可操行的实施细则，使该条例缺乏可操作性。由于法制建设滞后，生态旅游发展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依据。 2.2 生态旅游管理无序 首先，管理组织机构设置不科学。广西生态旅游管理体制主要依据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当然也包括了《自然保护区条例》、《文物保护法》、《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及一些列污染防治法等等。各主管部门依据管理权限及利益的不同，出台的规范条例导致生态旅游管理机构分工不明确，各自为政。其次，管理职能定位不清。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三级行政管理并存的模式，造成了行政分割、体制不顺的格局。一个景区的管理，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导致生态旅游管理的主体混乱，影响到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经营以及保护。还有些景区处于多个行政区域管辖范围，这些景区不仅要按照部门分别管理，而且还要按照行政区划由各地政府领导，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各地政府疯狂进行开发利用，以期在开发中占的先机。 2.3 生态旅游监督机制失效 生态旅游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无法实现预期监督目的。旅游业法律监督主要对象应该是旅游主管部门及其公职人员，而在广西生态旅游法律实践中，被监督的对象往往是生态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及消费者，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则很少受到监督，这与设置法律监督的目的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一方面是由于监督主体在面对强大的国家行政权力时，存在畏难情绪。另一方面是旅游主管部门或者领导干部权利意识严重，对监督部门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采取不配合，避重就轻。从而是法律监督功能弱化。 2.4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不足 生态旅游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兴旅游模式，这就要求人们普遍具有良好的环保理念，自觉的环保意识。但纵观广西生态旅游的实践，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大都停留在表面，比如不得随意丢弃垃圾，不得随意刻划等等。生态旅游景区很多环境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就是游客和景区当地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目前我国还没有环境教育法律法规，广西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也还停留在表面教育、悬挂环境保护标语等口号式传统环境教育模式上，很难为广西生态旅游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基础。 2.5 社区参与力度不够 景区社区居民是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开发者与游客相比，社区居民熟悉当地情况，因此生态旅游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旅游景区大都位于偏远地区，当地经济落后，生态旅游开发不仅有助于拓展社区居民的经济来源，而且也有利于增强其环保意识，还有利于当地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实现生态旅游地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三赢”。但现实是在广西甚至是我国其他地方都存在着对社区参与的忽视，社区居民在生态旅游项目的论证、立项过程中没有话语权，仅仅是被动的参与到生态旅游活动中去，不利于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3 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3.1 加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 在完善立法上，应综合考虑生态旅游的经济效益、生态旅游资源整体价值，树立可持续利用理念制定生态旅游法及实施细则，明确生态旅游资源所有权、生态旅游管理权与开发利用权，从而规范生态旅游发展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以取代政出多门的法规和规章。在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时，在立足于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应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生态旅游立法的成功经验，如旅游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生态旅游规划制度等等，不断健全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改变我国生态旅游法治建设滞后的情形，推进我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治化。 3.2 明确生态旅游管理机构 为了有效的对生态旅游区进行管理，应在生态旅游区设置权限统一的管理机构，以便于处理景区各类管理事务，建立完备的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在生态旅游法制建设中应明确生态旅游主管部门的权限划分，以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同时，生态旅游主管部门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认真履行职责，以保护生态旅游区生态环境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目标，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管理队伍的建设上，要挑选那些懂法律、懂管理、懂旅游的有高度责任心的人充实到管理上来，并且要对管理队伍进行必要的经常性的培训，以提高其履职能力。 3.3 完善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监督机制 我国宪法赋予了我国公民具有的监督权，人民有权监督相关国家机关实施的各项生态旅游活动，有权监督旅游参与者公平公正地运用法律。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作为生态旅游景观所有权行使的代表，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及地方各级旅游主管部门作为生态旅游资源的主管部门，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其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其职权范围和管理的需要，可以设置专门的派出机构到各生态旅游区进行日常事务的监管，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派出机构的管理活动也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当然，通过国家机关的内部监督对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发动农林业、环境保护部门以及一些民间环保团体的监督作用，对生态旅游行政机关的工作进行广泛的监督，防止公权力滥用。将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统一起来，同时强化各种监督力量之间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生态旅游法律监督的整体效能。 3.4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在生态旅游宣传教育上，教育对象应该具有广泛性。但重点加强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及管理人员开张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使其认识到景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宣传教育的方式可以多样化，一是可以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教育，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发挥少数民族民俗的作用，利用少数民族地区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比如各少数民族的民歌、歌圩等。二是还可通过在生态保护区的展厅、标识牌及导游引导对游客进行环境教育。 3.5 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保障机制 由于传统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不考虑景区当地社区的利益，在生态旅游活动中，一旦出现生态旅游开发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社区就缺乏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在生态旅游开发中，应保障社区在生态旅游区开发建设中的利益诉求，保障其合理合法的利益，提高其参与生态旅游区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社区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维权意识。生态旅游区大多处于边远山区，经济落后，居民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很难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就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引导社区群众参与到生态旅游活动中去，并对当地的教育给予积极扶持，对社区群众进行相应的环境保护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保障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突破辽西北战略实施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分析 摘要：“矿产资源是指经过地质成矿作用，埋藏于地下或出露于地表，并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矿物或有用元素的集合体，矿产资源属于非可再生资源，其储量是有限的。同时矿产资源也是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相当重要的环境要素，在维系生态系统这一有机体的平衡及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问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辽西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矿区生态环境恢复 1.辽西北地区矿产资源概况 辽西北地区涵盖阜新市、铁岭市、朝阳市这三座城市，是辽宁省区域经济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一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制约，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巨大。但此地区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其概况如下： 朝阳市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分布也较为广泛，同时开发潜力很大等特点。目前，境内已发现有益矿藏五十三种，产地五百七十余处，已探明储量占全省的百分之七十，其中锰储产量在东北各城市中位居第一位，钼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二位，此城市黄金产出量在全国总产量中占很大比重；膨润土、大理石等总量大、质地好，具有非常好的开发前景。 铁岭市矿产资源丰饶有煤炭、白粘土、硅灰石、灰石、花岗岩石、大理石、锌、铁、铜、金等各类矿产共二十九种，开发利用已有二十多种。其中，煤炭储量二十二亿吨，占辽宁省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作为全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是国家特大型煤炭企业铁法煤业集团，年生产能力达一千五百万吨万吨。 阜新市这座城市盛产煤、玛瑙、石灰石、膨润土、玄武岩、金、铁、硅砂、萤石、沸石、地热、风力等四十多种资源。其中，萤石、沸石、硅砂储量居全省首位。阜新作为各种玛瑙制品的生产基地，玛瑙产量与销量占中国的二分之一，被誉为“中国玛瑙之都”。而且阜新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煤炭开采历史，并建有亚洲地区最大的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煤矿。 2.矿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 首先是由于矿产行业本就是属于高污染的行业，只要对资源进行开采就需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不但破坏地表环境同时也会破坏地下环境。由于煤矿资源的采取必然会产生采空区域就可能引起地面塌陷，引发矿震或滑坡等灾害。并且在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废物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同时由于很多企业的开采技术较为落后，设备陈旧导致在开采中的废物尚无污染处理工艺。其次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为追求经济的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造成自然生态失衡，资源极度浪费，矿区生态环境问题也越发严重。最后由于对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尚不健全，现有的相关法律只是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提出原则性的规定，或者相关规定单一不具体，没有对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惩罚措施进行详细的成体系的规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相关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能得到具体的法律制裁。 3.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第一，矿产开采开发体系缺失 辽西北地区矿产资源探矿权和采矿权行政授予面过大；以及探矿权人取得探矿权资历要求低、项目资金要求低等问题，圈占地盘、囤积居奇、投机牟利现象较为多见；采矿权人掠夺式、低效率和高污染式的开发资源方式，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既破坏了资源，又大大的污染了环境。 第二，开采企业资质低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辽西北地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大多数的开采企业规模较小，超大、大、中型矿产企业较少，个体企业占多数等情况。小型或者个体企业多存在开采设备落后造成多浪费，多污染等问题。 4.完善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1）树立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 对于环境治理的各国立法都存在环保治标不治本的问题，重视污染的处理而轻视污染的预防，同时忽略在整个过程中进行监管的立法思路都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所以针对辽西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中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轻污染缺乏监管的现象，应该树立全程监管的立法观念，将矿区环境污染治理落实到资源开发利用的每一个阶段中去。 （2）提高矿区生态环境监管执行力度 基于矿区环境“一条龙”监管立法观念，继而设个专门的矿区环境污染监督部门，全程监督管理矿山企业遵守环境保护各项规定的情况，并要求有关部门在破坏行为产生时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其次，此部门须对矿产企业的生态环境恢复的程度随时进行检查监督。 （3）完善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治理功能 矿产项目成本较高、进行时间长、不可抗力多，而且，矿业的不合理生产往往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为了减少开采矿产资源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应使复垦政策与立法须条理清晰，细节明确，增加可操作性。其次，应当建立矿山环境恢复基金会，负责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及相关辅助工作。 （4）制定矿产开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指在开采实施前对该行为对开采区域附近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将负面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的预防措施。设立专门监督矿产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开采方须向提供减少环境污染相关数据，并由该部门进行评审，这将成为矿产开采方申请矿山开采的重要指标。 （5）制定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度 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首先此标准是对矿区污染情况的评估和法律责任的追究有据可依，其次作为衡量矿区开采造成污染后是否积极进行恢复工作的标准。我国其它方面的生态环境标准较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标准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应针对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制定相应的规定。辽西北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应迅速着手制定有辽西北特色的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作者单位：1.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沈阳师范大学；3.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我国新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暴露无遗。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同时也到，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此可见，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中央和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寻找对策来解决现有的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环境问题表现 新农村建设的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环境污染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将只论述农业遗留物带来的污染和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这两种污染也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中两个较为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一个是农村原有的农业活动所带来的污染源；另一个则是城乡一体化导致的产业转移活动而带来的污染源。 （一）农业遗留物带来的污染 农业遗留物包括农作物秸秆、农膜等，这些农业遗留物的不完全处理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的地膜、棚膜使用量和覆盖量均居世界首位。地膜适用多年后，会使土壤中残膜增加，影响未来耕种，并造成土地污染、视觉污染等。 （二）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 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基本同步。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则导致了城市向农村的产业转移，大量乡镇、村办工业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对农村水质的影响最大。部分工业用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使得农民的饮用水和灌溉用水都受到了直接地影响。除了水质，产业转移的活动也直接影响到了农村的空气质量。一些重工业工厂的驻扎，导致农村工业烟囱林立，这严重地危害了农村的空气质量。 这些由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问题，不仅使得农村的环境遭到了破坏，更使农民的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二、新农村环境污染产生的法律原因 （一）立法不足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已经颁行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仍然不足。例如，我国在环境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着偏向，在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尤为突出，使得农业环保工作难以做到“有法可依”。 我国于1989年正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并于同年实施。至此以来，可以说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环境保护立法越来越完善。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仍然存在一些真空地带。如涉及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屈指可数，而且零星地分散在不同法律之中。如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八章，共七个条文涉及农业环境保护问题；又如2004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中，仅第38条、第39条等提到了土地开发的生态保护问题。 除了立法存在空白，立法层次较低、没有统一立法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如2007年颁布的《农药安全使用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各省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条例。从中不难看出，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立法并非由全国人大制定，且规定松散，没有形成一个从预防到治理再到责任承担和问责机制的完整体系，这也给新农村的环境保护带来了难度。 除此以外，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多为口号性、宣誓性的条文，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66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造成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法赔偿。”诸如此类的规定可操作性差、针对性不强，也使得农村环境保护的立法显得薄弱。 （二）执法不力 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相继出台，但是新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恶化，相关部门也应该为其执法不力承担责任。 现阶段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了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成果，而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直接放任不管。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江苏省环保厅在2011年公布了10起重点环境违法案件，而在通报中，这些企业要么被关停整改、处以罚款了事，要么企业负责人停职检查，公开检讨，无一例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此种做法放任了有关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新农村建设中，众多大型企业转移到农村也就意味着污染源转移到了农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使得农村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 （三）司法缺陷 上文所述，在环境污染的相关事件中，最终进入司法管辖的例子少之又少。这其中有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执法问题，但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司法制度的相关缺陷。 首先，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顾名思义是发生在新农村，而这些新农村的基层司法建设显然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村民诉之无门使得他们得不到司法救济。 其次，环境污染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妥。环境污染案件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倒置却又仅仅局限于“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个规定来看，由于双方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排污方证明自己排放合法比受害人证明排放非法要来的简单的多。 最后，环境污染案件的诉讼成本较高。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遍布多户村民，甚至遍及整个村庄，因此环境污染的危害大、诉讼标的额较高，这也就导致了诉讼成本过高的问题。且受害者可能需要预先支付损害评估费等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对他们来说也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新农村环境污染的解决思路 上文提及了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的若干原因，从这些原因着手，新农村环境污染的解决思路可有以下几种： （一）完善相关立法 上文提及，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存在规定松散、不成体系等众多问题，因此应制定统一、完善的法律来保护农村的环境。并应构建完善的问责机制，做到“有法可依”。 我国现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仍有许多不足，法律法规之间相互矛盾、抵触的情形也不鲜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文将受到环境污染并提起诉讼的主体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这显然是不妥的，因此也就有了近期兰州水污染事件公民诉讼无门现象的出现。法院以居民不是“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为由，拒绝受理这起影响重大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不可否认的是，一般农村环境污染事件影响的都是一个地区内的农民，因此有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诉讼可参照国外群体诉讼的模式，由一定数量的公民组成共同原告提起诉讼，而不必拘泥于“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的框架。 同时，鉴于我国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层次较低，全国人大也应考虑统一立法。全国人大统一立法既提高了立法层次，加强了法律的影响力，同时也统一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法律冲突的出现。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还存在条款内容实践性差的问题，针对这一点，立法者应该着重修改相关条文的内容，尤其是应做好对责任性条款的具体化。有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些欠妥。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如日本的法律规定，对于公害案件，受害者部不掌握证明因果关系的资料，证明因果关系的导读盖然性有困难。针对这些受害人证明困难的情况，通过提高加害人的注意义务、预见义务的导入、因果关系的事实推定来降低原告的举证义务。日本法官在遇到这一系列公害案件时，对于举证困难的案件，一般由法官采取心证，适用经验原则，从而完成案件事实因果关系的推定。我国立法也可借鉴他国立法的成功经验，着重提高办案法官的素质，并从保护弱者的角度来分配此种案件的分配责任，如规定由加害者承担证明责任，则应提高其证明标准。 （二）构建完整执法体系 有了相对完善的立法，在做到“有法可依”的基础上，仍需相关部门依法执法。 第一，分配各部门的执法内容十分重要。以水污染防治保护为例，现阶段我国的水资源保护体现出“九龙治水”的现象，即有九个部门共同进行水资源的管理保护工作。由此可见，当一个地区的水资源受到污染时，各部门之间容易产生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情况，不利于该污染问题的及时有效解决。有此问题可以窥见出，不只是水资源，农村环境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治理部门。前文所述，农村环境保护与政府绩效考核挂钩，而为避免这个制度带来的弊端，新成立的环境治理部门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应贯彻数据公开的原则，将该农村地区的环境治理数据公之于众，受公民监督。 第二，在明确了农村环境治理的执法主体后，也应落实地方环境质量问责制。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如前所述，江苏省环保厅在2011年公布了10起重点环境违法案件中，大多数违法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在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第五章规定了违反环境保护法的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其中对于地方环境主管部门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的规定却少之又少。地方环境主管部门是监督各公民、组织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主体，但其行为也应当受到公民、有关组织的监督。笔者认为，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与其辖区内的环境污染主体形成连带责任机制。当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应当向污染主体追责，也应当向该部门追责。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防止环境污染问题发生时的“地方保护主义”，使环境主管部门的权力受到限制。 （三）减少诉讼障碍 除了立法、执法上的问题，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司法问题也不容小觑。因篇幅有限，本文将主要论述其中的司法障碍的消除思路。 第一，对于一些农村环境污染诉讼，可以有条件地减免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受理的财产案件按诉讼标的的比例分段累计缴纳。但是，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动辄影响几十户农民，其提出的损害赔偿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若固守按标的比例分段缴纳的观念，农民将会承担一笔庞大的诉讼费用，这显然不能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法院应当有条件地减免诉讼费用，如根据农村村民的平均收入、该地区的贫困等级等多方面考量，最终确定该案件的诉讼费用。 第二，政府可以对从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律师给予补贴。农村环境污染的案件常常发生在偏远地区，律师办理案件容易遇到交通不便、农民无法交纳足额律师费用等问题。为了使农民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障，政府部门应当给予律师补贴，提高律师办理这类案件的热情。 第三，政府部门应当在农村开展普法活动。农村农民一般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也比较欠缺。政府开展普法活动可以告知农民的基本权利，让他们明白他们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也能够促使他们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实施机制研究 【摘 要】伴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污水和废气、生活垃圾等污染源都成为了制约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危害百姓健康，制约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严重阻碍。而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在1989年制定的，时代背景的变迁，对目前日益严峻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暴露出种种的不足。为此，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完善我国保护环境方面的法律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合作，实现政府为主导，公众积极参与的有效局面。 【关键词】农村环境；法律；研究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 农村环境问题区别于城市环境问题，其污染源不仅仅有工业污染，而且还涉及到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并且不合理的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呈现出面广点多的特点。具体来说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养殖业污染面广且量大。农村的畜禽养殖由于生活理念和技术条件的原因，大多呈无序状况，大量的牲畜粪便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排放掉了，不仅造成空气质量下降，而且造成水质出现了富营养化污染和有机污染。 （二）农业生产造成土壤污染日益严重。我国是农业大国，土地资源有限，为了解决供给问题就要不断的提高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产量。因此，化肥、农药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首先是化肥的用量过大导致土壤富氧化，耕地质量下降。同时，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农作物上药物残留，而且一些农药成分不溶于水，在食用时难以彻底清除，从而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水源污染严重。在2006年的一份环境公报中指出，农村每年约生产超过2500万吨生活污水。而与此同时农村缺乏基本的污水处理系统，大多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沟渠或者地面，常年累月的积淀最终导致饮用水受到影响。目前，农村饮用水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 （四）乡镇企业生产污染问题严重。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转移了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乡镇企业也在同样消耗着农村的自然资源，牺牲着生态环境。其粗放式、低技术、轻环保的经营方式使一些农村地区污水横流、烟尘漫天，这些未达标的污染物严重影响了厂区周围村里的身体健康，致使一些严重地区出现癌症村。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地区的环保意识淡薄。农村很多人都意识到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治理环境是政府的责任，自己需要做的是挣钱养家。一些乡镇企业更是追求高利润，无视环保法律的存在。因此，农村地区缺乏对环保法律的认知，更没有严格遵守环保法律的意识。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不健全。目前我国缺乏一部详细、明确、适用性强的法律来规范农村环境，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对于农村地区的一些规范过于泛泛甚至出现空白，导致一些执法者难以依据法律法规对一些破坏农村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罚。 （三）基层执法人员力量薄弱。目前很多地区都存在着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这些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的直接原因是环保部门没有严格履行自身的职能。但是，一些地区的基层执法人员缺乏，不能有效的对监督地区进行管理。执法频率低，往往导致企业和环保部门“捉迷藏”，当执法人员到来时打开环保设备，但检查结束后却照常生产，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四）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往往涉及到很多个区县，甚至是省市之间的利益问题。一些地区为了追求GDP，提高政绩和财政收入等利益，对本地企业的污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是充当这些企业的保护伞， 三、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法机制建设策略 （一）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加快推动农村环保保护法律法规的标准化合规范化，针对实际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制定有效的法律依据。尽快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并对农村环境的监测方法、评价标准进行修订，真正做到农村环境保护在法律上得到有力的支持，有法可依。 （二）整合农村环保执法力量。首先要对现有的农村环保执法部门进行明确的分工，协调各管理体制，将农村环境管理责任目标化，并且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从根本上避免各部门在环境问题上相对推诿。提高联合执法力度，健全基层单位的环境机构，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开展多种渠道促进公众参与。（1）要广泛征求公众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意见，了解百姓的合理诉求，使大家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的讨论中；（2）加强农民的自我管理意识，提升广大群众对环保执法的支持力度，积极的提供有关信息；（3）加强农村的普法教育，提高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法的意识，使其意识到农村生活环境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进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建立多种形式宣传活动，强化基础干部和民众的集体观念，使其认识到环境靠大家，必须每个人都要积极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中。 （四）加强科技支持，发展无公害农业。控制农业污染的恶化必须大力支持发展生态农业，充分发挥我国各部门之间的技术优势，依托高校、科研单位积极开展实地调研，针对相应情况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对畜禽粪便、秸秆等合理回收利用。如以畜禽粪便为原料加工有机肥料，尽量降低化肥对土壤的负面影响。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摘 要：农村的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的农村环保工作起步较晚，在新农村进程中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但会影响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而且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为独特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我国农村环境的保护应当注重环境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应当把农村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从而探究切合我国农村发展的法律制度安排。 关键词：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对策 1 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况 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其发展理念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层面上也有着明显的进展和成绩。在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层次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自1994年我国政府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来，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广泛的领域，涉及面非常广，而且内容复杂、系统庞大，村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1]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农村环境立法，就要对现行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进行更新和完善，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2 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法律对策 2.1 公众参与，树立新型农村环境保护法治理念 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理念里，社会公众参与不足，这种管理理念带有极强的行政集权色彩，更多的突出长官意志，易于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利的被漠视，不利于我国农村环境法治建设。环境治理理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提出来的，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2]治理是建立在社会各经济法主体互动合作，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这是一种把公众参与发挥到极限的模式。有利于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与制约，有利于全面地培育农村城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有利于推进农村环境保护的法治化程度。因而，转变旧有的环境管理理念，积极引导依法治理理念，对于推行农村环境保护善法善治具有积极的意义。 2.2 解决农村环境立法对策 2.2.1 填补农村环境立法空白 第一，弥补现有农村环保法原则性强、不易操作的缺陷，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关农村化肥、农药、农膜污染防治，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小城镇开发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相配套的农村环境单行法律规范；第二，抓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等滞后领域的立法，抓紧制定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和公共环保工程设旅布拌服务等方面法规，通过法律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2.2.2完善新农村环境规划法 贯彻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编制小城镇环境规划，关键在于完善农村区域规划法、国土整治法、村镇规划法等，推进生态新农村环境管理进程，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建设部联合的《城乡规划法》为指导，推动各地做好新农村环境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各地应根据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乡镇工业污染防治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垃圾禁烧与综合利用规划、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规划，并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和完善有关规划。 2.3解决农村环境执法对策 2.3.1明确环境执法依据 明确环境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消除法律、法规相互之间的冲突，同时理顺环境执法体制、消除监管体制障碍，对环保部门和其他监管部门的权限分工、监管方式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可以保证环保部门有效地实现统一监管，避免因职责不清而影响执法效力。 2.3.2完善环境执法程序 要实行执法责任制，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的责任制，责任落实到部门、岗位和人员，形成强有力的齐抓共管执法程序机制；同时要充实、完善农村环境执法的各项程序规范，如行政处罚程序法律规范、环保审批和验收程序规范、排污费征收工作程序规范等，使农村环境执法程序规范化、制度化，提高执法质量，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和人为性。 2.3.3落实地方环境质量问责制 严格落实地方行政领导环境质量问责制，加强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法制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实行目标管理，对完不成任务者，年终不能评先进，不能提干，对严重失职的降级、撤职，减少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使环保部门敢于执法，同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主要领导干部离任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绿色GDP考核制度等，使地方行政领导环境质量问责得到严格执行。 2.3.4强化农村环境执法力量 首先，建立一支素质高的环境执法队伍，是目前农村地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环境执法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具备法律、经济、环境科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其次，执法不能离开执法装备，环境执法对装备的依赖性很大，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必须配备先进的交通工具、执法通讯工具以及调查取证所需要的专业工具，在农村地区，交通、通讯等条件受地域限制，远不如城市畅通，环境执法更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因此，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到新农村环境保护建设当中。 2.4加强农村环境司法 做好环境司法解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司法解释到目前为止仅有6部，远远不能适应环境司法实践的需要，在目前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不利于环境司法工作进行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应充分针对环境司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运用司法解释权，加强环境司法解释工作，以解决农村环境司法工作中出现的尴尬，比如上文所述，行政诉讼能否支持行政相对人对不服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赔偿责任和金额的处理决定而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的问题，在环境民事诉讼中的环境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结论作为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都应该利用环境司法解释予以解决。 2.5加强农村环保法律监督 2.5.1加强内部法律监督 加强内部法律监督即加强上级环境行政机关对其下级环境机关以及环境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监督，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的环境执法检查活动，严肃查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以权代法、以罚代法等违法违纪行为，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要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把环境行政执法的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廉政工作制度、便民措施、举报电话等，向社会公布，将执法活动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要实行环境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对经考核评议不合格的单位，要限期整改，对于考核评议不合格的执法人员，要限期调离执法岗位或者实行末位淘汰、进行离岗培训；要建立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对执法过错行为给予责任追究。 2.5.2加强外部法律监督 由于农村地区环境意识水平低，加强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环保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环境的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强社会组织监督，其中环保组织就是最重要的监督力量之一，为这些组织提供有力的资金扶助和政策支持，以鼓励它们更好的为农村环境法制建设服务；二是要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对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纸漏、曝光，形成社会舆论，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达到环境法律监督的效果；三是加强农民自身的监督作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在农村环境法治建设中同样应发挥其主体作用。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从西方生态主义视角探析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摘 要 生态主义是一种在发达国家新兴的以生态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与思想理论。本文通过对西方生态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观点的深入比较研究，在分析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中的中国应正视生态环境进，进一步为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生态主义 政治运动 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一、西方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科技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气提高，它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对自然界的平衡生态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类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核战争威胁等负面现象越来越忧虑，由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起了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生态运动，其后来与政治运动相结合，逐渐成为一种区别与其他派系的理论体系。 生态主义产生以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第二阶段主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思想进行批判。第三阶段回归到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 生态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自然观造成的，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任何个体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的经济发展最终将使人类走向灭亡。 二、西方生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环保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生态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西方生态主义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本家竭尽一切手段获取剩余价值，这些手段不可避免的污染了环境，加重了自然界负担，生态主义认为现阶段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人们对待自然的特殊资本主义造成的。 （2）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资源，借此转嫁生态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破坏。 现阶段，经济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投建高污染企业，进行垃圾废物排放，以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向世界扩张，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根本上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 从各国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经验来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条规定为公民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形式行使控告权利提供了空间。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这条规定为刑事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现阶段，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已经具备，我国应从诉讼管辖、举证责任、诉讼主体等方面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其一，在诉讼主体方面，将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展到公民，以全民监督的形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二，在举证责任方面，在认定侵权的归责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在因果关系、免责事由上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负有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的举证责任。其三，在诉讼管辖方面，由于民事、行政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理论及实践问题较多，疑难复杂程度较大，因此该类一审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地域管辖方面，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跨省市行政区域的河流污染案件，可由高级法院指定某中级法院或海事法院集中管辖。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用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期，借鉴西方生态主义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建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对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论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责任 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环境义务，要根据不同情况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环境民事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因此，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只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必须有危害环境的行为存在；其二，必须有环境损害的事实存在；其三，危害环境的行为与环境损害的事实有因果关系。环境行政责任分为环境行政管理主体的行政责任和环境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责任。行为人违反环境保护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或者破坏，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环境刑事责任。从《环境保护法》的具体规定来看，以下法律责任值得注意。 1.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①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②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③不按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的。④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的。⑤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的。 2.建没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人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3.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并处罚款。 4.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5.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这里规定的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闭，须报国务院批准。 6.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7.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 8.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另外，我国《刑法》第338、第339和第408条是关于环境保护法律责任的内容。 其中，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339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的，依照本法第152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408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罪行为，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包括： （1）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3）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的。： “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包括： （1）致使1人以上死亡、3人以上重伤、10人以上轻伤，或者1人以上重伤并且5人以上轻伤的； （2）致使传染病发生、流行或者人员中毒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Ⅲ级情形，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3）其他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形。 “后果特别严重”情形包括： （1）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2）致使水源污染、人员疏散转移达到《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环境事件分级Ⅱ级以上情形的； （3）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1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30亩以上，其他土地6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4）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1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7500株以上的； （5）致使3人以上死亡、10人以上重伤、30人以上轻伤，或者3人以上重伤并10人以上轻伤的； （6）致使传染病发生、流行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Ⅱ级以上情形的； （7）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雾霾天气与健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的思考 摘 要 进入2013年以来，中央气象台陆续霾黄色预警，雾霾天气多次“光临”中国大部分城市，随着连续雾霾天气的出现，公众逐渐从关注保护自身身体健康，转变为反思如何用法律手段来治理空气污染，思考现今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是否足以解决出现的问题。笔者从社会热点雾霾天气出发思考现今中国的环境保护法体系，提出了我国环境保护在立法、执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借鉴英国等国家的相关法律，提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 雾霾 环境保护法 清洁空气法 立法 2013年1月13日北京了第一个“霾”橙色预警，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灰色的阴沉之中，不管是天安门还是长城都完全消失在视野之中，无法辨识，只有独有的“北京咳”不断响起，提醒你身在何处。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京，整个华北都陷入一片雾霾之中。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之殇，清楚明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富起来的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处理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方面的漏洞到底在哪？ 2012年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环境保护法》修正草案。草案调整了原环保法的篇章结构，突出强调了政府责任、监督（政府对排污单位的监督、公众对政府排污单位的监督、上级政府机关对下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人大监督）及法律责任（重点补充了依法追究相关行政机关及其责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此外草案完善了环境质量标准制度、环境质量监测制度、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行政区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等等。草案从整体上看来无疑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它能在现实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迫在眉睫的雾霾天气吗？环境污染的防治仅仅靠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就足够了吗？从人们对雾霾天气等环境问题的直观感受上，不言自明。 一、中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漏洞 （一）从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上来看，不够细化、不够专门化。 虽然《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都涉及到空气问题，但从很多侧面可以窥见，至少现有法律不能称之为有效的清洁空气法律体系。 两百年前，英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而首都伦敦也被冠名“雾都”。1952年12月，伦敦发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含有多种有毒气体和固体颗粒的厚重雾霾笼罩伦敦长达5天造成多达12000人因为空气污染而丧生，史称“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这成为了英国人大规模保护环境净化空气的开端，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政府颁布的关于控制大气污染的法令还有《公共卫生法》、《放射性物质法》、《汽车使用条例》和《能源法》等。法律虽不是一朝一夕完善，但全面系统而又有强硬措施的特征明显。这一系列法律，不仅细化到对每种废气排放进行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对标准不达标地区进行严惩，甚至在《环境法》中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上述各种法令、通告的颁布，对控制伦敦的大气污染和保护城市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污染预防、监管和追责每一个环节的法律及其配套制度仍然存在不足。 《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但却对环保不作为缺乏细化的问责办法，此次雾霾，虽然来源地区可以大致判断，但并无可能追责到具体决策部门；《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排放标准都有，但行政控制的因素明显，无法避免地方为GDP而按照自己的空气评价标准。 （三）在环境污染执法方面，执法的力度、开放性、民主性不够。 执法往往受制于各种复杂的利益制约从而偏离法律的规定，而一般公民又很难参与进来，难以有效调动社会力量。英美的《清洁空气法》就非常细致，执行得非常严格，并特别强调公众参与，公众可以对侵害自己权益的环境污染行为提起诉讼。虽然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大气污染因其受害群体不特定、损害后果不明显，很难提起公益诉讼。 （四）全国上下的污染治理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部分地区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仍坚持“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念。有些地区在污染治理取得一些成效后就放松了监督和治理，最关键的是，国家整体及地方没有很好地把全民作为污染治理的践行者，没有全面宣传空气污染对个人影响及每一位居民如何从自身做起改善空气质量。英国在改善伦敦的空气状况方面不仅有政府的努力，英国各大高校、环保组织与媒体也在形成合力，全民都是治理空气污染的践行者。今年1月16日，伦敦国王学院、伦敦盖伊医院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联合组建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基金会将联合主办一个有关“如何降低空气污染对个人影响”的研讨会，专门探讨的是伦敦市每一位居民如何从自身做起改善空气质量。为了让伦敦居民对城市空气质量有进一步了解，伦敦国王学院于2010年3月12日在多个手机操作系统平台上推出了一款名为“伦敦空气”的手机软件，每小时向用户免费推送伦敦空气质量，该软件数据基于的是设于大伦敦地区100个观察站的数据。一名用户在评论中写道：“数据的上下起伏都在督促我过更环保的生活”。环保不再是对短时间重度污染的反应，而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迫在眉睫的空气污染问题 （一）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 《环境保护法》作为基本法不动摇，在《环境法》中制定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并且细化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尽早制定出专门针对大气污染的《清洁空气法》。 （二）提高立法的质量和内部关系，完善污染预防、监管和追责每一个环节的法律及其配套制度。 治理污染光靠人们的自律是完全不够的，更要靠法律点强硬手段；交通污染不亚于工业污染，因此治理也不应该仅仅限于工业企业，个人也要包含在内；空气污染监控必不可少，学习欧共体和英国，政府制订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空气质量标准，对于不达标的城市征收巨额罚款，并且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严格划分各部门的责任，规范问责办法。 （三）加大执法的力度、开放性、民主性。 国家应给环保部门放权，加大环境污染执法力度，充实相关的执法人员和经费，保障执法人员严格依法行政，避免依口谕、手谕、会议精神执法的现象，各部门的执法应该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形成良性的协同；增加执法透明度和开放性，调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与参与。学习美国将维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公共利益的诉权广泛地赋予政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包含公民个人，学习法德规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 （四）从根本上转变污染治理观念。 不再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完全抛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坚持环境污染的监督与治理；加强社会各方的合作，全面普及环保知识，让环保理念渗透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环保的真正践行者。 告别雾都，伦敦没有捷径，我国依旧没有，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污染治理的保障，强硬有效的执法手段是污染治理的关键，60年后伦敦已从当年的“雾都”变为国际花园城市，成为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典范，我国也一定可以。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关于私营企业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究 摘 要：私营企业所创造的财富也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有力补充。但是在私营企业高速发展生产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不断凸显。本文探讨了私营企业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意识以及环境保护法针对私营企业体现出的不足，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和私营企业应该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的社会责任，并在建立健全环境立法的同时探讨私营企业应如何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规 关键词：私营企业；环境保护；法律不足建议 一、私营企业的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尤其在近20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发展追求什么目标呢？私营企业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自身的高速发展呢？答案当然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有的企业都希望在低投入的前提下获得高收益。这样的原始想法会导致一些企业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减少投入，他们中的很多人想到了减少环境方面的投入。认为外部环境的破坏对自己企业来说影响不大，环境污染是企业外的事情，脏污排放出企业便万事大吉了。这样一来治污设备变成了摆设，有的企业仅仅在检查人员来检查时打开设备做做样子。 以独山县为例： 1995年独山县被确立为国家贫困县。但是当地矿产资源却异常丰富。三利公司便是在这样一个县城靠冶炼金属而立足的公司，它依靠地域矿藏优势渐渐发展成为当地私营企业中的佼佼者。 但正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私营企业”，给当地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环境问题。 二、环境侵权问题及我国环境保护法存在的缺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侵权行为应当立即停止该侵权行为，妨碍他人行使民事权利的应排除这种行为。有权利要求环境侵害的一方赔偿损失。 但是，我们很难去界定环境污染，尤其是在环境污染初期的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顶多会抱怨一下污染的严重。况且我们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对这些污染的某些界定不够明确。一些私营企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明目张胆的污染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认为没人会拿起法律武器要求赔偿。这样的私营企业根本认识不到环保的责任与义务，是环境的严重威胁者。 以刑法为例，我们来探讨一下现行法律的欠缺使得私营企业对环境造成的侵权行为。刑法的宗旨是对人身或财产权的保护。同时它也对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作出规定，但是刑法保护是针对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这样一来强调了经济价值的同时就使得一些问题出现疏漏。导致刑法对侵害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比如说：我国的刑法，可能会因为经济价值不高树木物种而不够定罪量刑条件，有些私营企业扩地建厂，砍伐的就是这样的树木，此时环境破坏已经形成，却无法量刑。这样一来就失去了环境保护的意义。 三、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建议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负责任的个体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私营企业也不例外，生产违规造成环境的破坏更加严重，因为环境的污染之后再治理相当困难，一朝破坏，要花费十倍百倍的投入去弥补，有时还收效甚微。所以它们理应为其行为负责。 环境保护离不开环境标准的建立，建立一种高效率的评价标准尤为重要。这里的环境标准不仅仅是简单的规范，而是更加量化、细化的标准。环境标准在我国的环境法体系中，是一项主要的技术基础。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这一规定在我国环境立法中通称为“三同时”制度。 在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资源高效率利用方面，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些经济鼓励政策。在经济刺激和限制制度的基础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对有优势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加以适当的鼓励。 四、环境保护应提升到社会责任的高度 （一）社会责任提出及其并未完全建立起来 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我国的私营企业也在竞争中发展壮大。私营企业具体怎么做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只有具有良好企业形象，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企业才具有持久的竞争力。为此，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即企业责任就是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尤其对社会资源环境负责。[3] （二）政府应该对私营企业进行良好的管理和监督 怎样使得私营企业在生产的同时将环保问题真正的重视呢？私营企业经营者自身的道德良知需要不断建立。怎样建立这种认识？我认为此时政府法制规范的引导约束很重要。政府应当灌输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者要定期检查，同时将检查结果公示，评出典型优秀和不合格排污的企业，用实例来规范环保排污不合格的企业。而且，要让企业知道并且理解经济利益绝不能高于环境保护。 （三）舆论导向及一些必要的法律规范约束 同时，在舆论导向上，应当扩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可以通过电视新闻、报刊、杂志、互联网等扩大环保意识宣传，提出污染环境企业的处罚措施，甚至可以公开批评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的行为。引导社会关注和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评价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营造一种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环境保护靠你我共同努力，私营企业的环境保护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私营企业的依法经营才能为整个国家法制建设增添活力。（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谈怎样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旅游业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状况，但是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对我国资源与环境造成的伤害也是不可弥补的，现在针对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的法律还不是十分完善，所以应该尽快加以完善，以便保护我国的资源环境。 关键词：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 人们要想旅游，所选择的一定是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地方，但是人们的旅游往往给环境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对旅游资源过度的开发和浪费，还有部分没有素质的旅游者的破坏，导致了我国现在旅游资源的紧张，但是现在我国针对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法律没有健全，从这一点上来讲是非常不利于我国环境保护的，所以对于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政策迫在眉睫，笔者就针对怎样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做相关阐述。 一、我国现如今旅游资源的现状 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旅游业呈现非常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在旅游的过程中，自然资源与环境会遭到比较大的伤害，所以现在我国倡导的是将旅游产业当做无烟工业进行，这一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旅游行业给地方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通常情况下，地方都会极力支持旅游业的开发与扩展，但是有些时候地方进行了多度的开发和利用，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旅游行业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仍有少部分人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一点，仍然对自然资源毫无顾忌别的破坏，而现如今的法律针对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政策不健全，导致了自然资源仍处在一种被动的破坏之中，所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发，逐渐的完善相关的法规，不让破坏者有可乘之机。 二、完善我国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意见 1.确立生态保护的相关地位。一直以来，我国都坚持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样才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良好措施，一般情况下，旅游者在游玩，观赏自然景观的同时，应该树立一种保护这种珍惜资源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形成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贯穿和引导，在进行观赏的时候，有关部门应该适度的提醒游玩者要对社会，经济和文化负责，并树立相关标语，这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体现，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像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学习，通过相关的保护制度和生态评估和审计来对自然生态景观的观赏进行界限的限定，有一些珍惜的自然景观在接受游客游览的时候要注意建立保护措施，为生态旅游在条文和实际行动上提供有力的保障。 2.生态旅游的认证制度。目前，在纽约已经有一项关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制度，并且逐步向全世界推行，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没有相关的草案，所以基于这一点应该尽快建立关于生态旅游的认证制度，在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下合理的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 3.生态旅游的评估体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生态旅游一直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相关的管理者也一直在被高额的利润所牵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思考，也没有基于我国现在的旅游资源现状进行出发，有关的管理者应该基于我国现在生态旅游对环境的影响上出发，对于一些在生态旅游上对环境进行破坏的行为，对其追究法律责任，这有落实到这一点上，才可以有效的控制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4.生态旅游的审计标准。要想更好的保护我国的生态环境，就应该制定切实有效的生态旅游审计标准，只有通过标准的制定才可以很好的控制这种局面，在进行制定审计标准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然后再考虑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环境的保护。 5.关于我国资源环境的旅游开发。近些年来，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导致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所以要想切实有效的保护环境和生态首先应该制约旅游资源的乱开发状况，并且确定立法。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应该注意几点，首先应该有资源开发许可证，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开发与保护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想要进行合理的开发，就应该从源头抓起，在进行开发的时候，首先应该具有被开发许可证，并且有开发的担保制度，也就是说想要开发一片资源旅游的地点，首先应该具有保护它的能力，否则就是破坏，在进行开发的过程中，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相关部门应该起到严格的监管作用，来规范相关的行为。针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还有一点就是开发使用的担保制度，这也是对旅游资源开发的一种制约，首先，如果没有能力的人员要想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就会对自身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讲，对资源旅游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6.健全法律的救济机制。如果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冲击，所以救济机制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需要三方面的监管，首先就是国家办的监管，国家在监管上起到的是主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和支撑。第二方面就是开发者的保护，既然进行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就一定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所做的工作一定要具体。第三方面就是人们的监管，从实际上讲，人民的监管力度是很大的，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起到公民应尽的义务。 总结：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立法，完善机制，才能更好的保护资源和环境。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问题研究 摘要 在资源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矿产资源无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矿业是高污染行业，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矿产资源持续大规模的勘探开采，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矿山环境问题，矿山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其影响已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机制的现行制度框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对我国矿山环境状况恶化的现实进行了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剖析了目前我国针对矿山环境问题的意识、立法执法、资金技术的现实状况。接下来，对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机制进行了宏观构建。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机制进行构建。首先是调整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第二，完善矿山环境保护机制；第三，建立矿山企业自身环保机制。 关键词 矿山；环境问题；制度 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是资源主导型，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采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破坏。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矿产品出口也已经面临进口国增加关税的挑战，其理由是矿产品成本构成不全，主要是不包括环境成本，可以说，矿山环境问题不仅危害到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已成为制约我国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矿山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矿业活动中贯彻“谁开采，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指导思想，强化矿业主体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治理义务，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1 我国现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框架 我国现行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1 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度 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是指根据国家或各地区的环境保护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环境资源的保护活动的目标和行动进行的总体安排。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综合平衡，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和宏观调控作用，强化环境资源管理，推动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促进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国土资源部于1999年10月12日颁布的《矿产资源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为使开发环保并重，提高利用率，必须编制矿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矿区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区开发利用的“三废”处理、矿区土地复垦与土地保护利用、矿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及矿区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进行统筹规划并保障实施。 1.2 “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指对环境资源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其环境资源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法律制度。“三同时”制度，是我国环境资源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独创的一项重要的环境资源法律制度，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防止新污染和生态破坏产生的有效措施，是加强建设项目的环境资源管理的有效手段。我国在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水土保持法》中规定，开办矿山企业必须遵循水土保持方案“三同时”制度，这样对保证建设项目建成后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减轻周围环境资源破坏，对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黄德林等：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问题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1.3 土地复垦制度 土地复垦，是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我国在矿区环境保护中十分重视土地复垦，特别是保护耕地。我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2004年两次修订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以及早期的国务院在1988年颁布的《土地复垦规定》都对此制度有规定。其中《矿产资源法》规定，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土地管理法》规定，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复垦的土地应当优先用于农业。根据《土地复垦规定》，土地复垦是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此外，《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以及《黄金矿区砂金生产土地复垦规定》中也都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土地复垦原则，并对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要求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企业和个人，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 1.4 污染物集中处置制度 污染物集中处置制度是我国近年来矿区环境保护领域提出的一项新的管理制度，它既可以降低排污单位处理污染物的成本，促进处理污染物向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提高污染物处理技术，也可以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污染源的监控效力。我国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对固体废弃物实行集中定点处置，矿业权在设立前须明确解决相关的废物填埋方案与处置场所。除此之外，我国现行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还包括基本农田保护、重大事故紧急处理、限期治理、经济赔偿等制度。 1.5 污染防治制度 我国环境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标准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矿山企业排放污染物是在开采期间而不是生态恢复期间，但是，废渣尾砂堆放和土地污染等问题对生态恢复影响巨大，因此，在考虑矿区生态恢复时仍应溯及污染防治管理。此外，我国在《水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矿山企业污水达标排放进行了明确限制。对超标排放罚款，达标排放征收排污费，严禁有毒废水排放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2 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主要表现在： （1）长期以来，我国缺乏系统性的矿山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上，矿产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只对矿山环境保护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缺少具体的管理制度和规章。也就意味着，在法律规制中缺乏切实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很多场合，环境保护法被人们称为“软法”，原因是其法律规定内容太原则化而难以实施，大多只有号召式的规定。并且，大部分资源环境法律仅是针对某一种或几种资源要素立法，这种点源性的规定适用范围狭窄，功能单一，不能全面有效地控制环境污染和破坏，对单个环境要素的保护绝对化，缺乏对整体生态环境效益的保护；但是，矿业环境污染却是全方位，面源性的。 （2）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还未建立起严格的环境准入机制。我国矿区环境保护在环境准入机制方面虽然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通过），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缺少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上的不足，故而没有做到严格的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导致了矿区环境准入机制的不完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是“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预测和科学评价，是采取预防措施或者其他补救措施，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环境影响评价法》在立法思想上就缺乏对宏观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而仅对矿山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则不能阻止矿区环境破坏的发生。但矿区周边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究其原因，就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只关注评价和控制一两个项目的“点”上的环境问题，而没有对影响全局的“面”上的环境问题做出评价和控制。 （3）矿区环境保护中缺乏有力度的法律制度。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的有关矿区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其各种环保要求大多只有号召性的规定，对不履行义务者，并没有规定有效的制裁手段，最多属于“软法性”规范。《环境保护法》的“软法性”特征使法规难以具有实效性，法规太原则化而难以实现。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以污染控制为重点，以污染环节控制和“排放控制”为基本内容，依然是以末端控制为主，不注重源头控制，功能单一，适用范围过窄，不能全面有效地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特别是对于矿区环境这一十分繁杂的环境领域，并没有设立相应明确而又十分有力度的条款，却等同于一般的污染进行规定，这是很难奏效的。矿区环境污染是全方位、面源性的，故而要在矿产资源开发的同时，重视矿区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总的说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形成过程采取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途径，对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都极为不利。 （4）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条款分散，缺乏有机联系。我国现行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中，各种制度散见于不同的法律中，例如:《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等十余部法律法规中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不能形成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律的落实，而且其内容也存在不完整、不配套、不规范问题，可操作性较差。此外，由多个法律法规构成的矿区环境保护法律，必然存在多个执法主体，多个部门管理，职责交叉，造成彼此间推诿扯皮，法律责任不清，对执法责任追究制和违法处罚责任追究制的监管责任不到位。 2.2 “末端治理”收效甚微 矿产资源的开发会给采矿主带来经济收益，因此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就会与团体的关系密切，使人们趋之若鹜；而矿产资源的环境价值因其具有间接性、长期性、隐晦性及社会性等特征，往往被人们忽视或熟视无睹。因此，我国矿山环境治理多为“末端治理”，重开发利用，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虽然环境保护法规制定了各项损失补偿费制度，但“先破坏，后补偿”往往会使补偿落空。其结果只能是，采矿主将开采煤炭资源所获取的经济效益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将开采煤炭资源所导致的对环境的破坏留给了社会和子孙后代。 2.3 技术投入与资金支持不足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地质灾害治理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目前缺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所必需的技术投入和支持，矿山地质环境预测滞后并缺少生态环境恢复手段。矿山企业往往重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因而在生产技术设计中考虑环保不足，同时防治环境污染科研技术投入较少，使得防治环境污染的设备和技术较落后，治理赶不上污染。在个体企业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环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环保投入能力。我国目前人均GDP约800美元，这是总体上制约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恢复的重要因素。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目前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强，不少矿山企业负担重、经济效益不好，使得矿区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困难重重。 3 对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若干建议 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机制，首先要对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立法；建立并完善环境听证制度，通过论证、辩论等形式保障环境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环境权力的滥用，避免因环境权力的滥用或环境机关的不作为而给环境相对人带来不公正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整套矿山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并注重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可操作性。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成本很高的活动，并且往往牵涉较大的公共利益，因此能否保障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的顺利进行，也至关重要，因此应以制度的形式保障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的资金来源，并督促矿山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担负起其应尽的社会责任。针对目前我国矿山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我国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机制，主要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构建： 3.1 调整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3.1.1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立法 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立法是加强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就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是加强矿山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 根据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文献记载，当时立法的初步设想就是“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可见，在《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之初，我国就拟将该法定位于国家基本法，从《环境保护法》立法思想的沿革与发展看，通过修改将其上升为高位阶的国家基本法的时机己经成熟。但遗憾的是，1989年《环境保护法》修改草案在征求意见和讨论中依然逐步偏离了这一指导思想，使其既没有在最终通过时成为国家基本法，影响其权威性；又没有在内容上对环境与资源保护作出全方位的调整。因此根据我国环境法体系的现状重新对《环境保护法》的功能予以定位，将其作为国家基本法予以颁布施行，以实现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原初立法设想，从而从法律效力上解决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与《环境保护法》不相协调的问题，从宏观上指导现实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活动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无论从立法实质和立法程序上都应全面提升《环境保护法》为国家基本法。 3.1.2 确立并完善环境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原是环境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制度之一，有人在比喻行政听证时曾经指出如果一部行政程序法不规定听证制度的话，就不足以称之为行政程序法。可见听证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听证制度在环境行政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此时应称其为环境听证制度。 我国首次对听证做出规定的是全国人大于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随后在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和2003年8月通过的《行政许可法》中发展了这种制度。本人认为，我国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也应当确立环境听证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实行环境听证制度通过论证、辩论等形式既保障了环境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控制、限制了环境权力的滥用，避免了因环境权力的滥用或环境机关的不作为而给环境相对人带来不公正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对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化和程序化的具体体现。其次，环境听证制度可以使环境决定以充分、全面的信息为基础而做出，保证其最终决定的正确性。再次，环境听证制度可以减少环境机关自行调查的时间、降低成本，提高环境决策的效率。 3.2 完善矿山环境保护机制 3.2.1 明确矿业权属制度 良好的产权制度是矿业健康发展的源泉，也是矿业环境保护的基础。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不完善，尚未建立起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机制。国内外经验表明，良好的产权制度明确了矿业权主体，明晰了权利与责任的归属，不仅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界定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损益，确立了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的机制，减少了矿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使原来由社会或公众承担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成本内部化，促进矿山企业提高治理污染和恢复环境的意识和能力，将环境治理费由纳入企业的成本会计核算，改变从前由企业享受收益而由社会承担损失的不良后果。所以，良好的产权不仅有利于资源的综合利用，还能有效遏制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 3.2.2 完善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 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是一项专门针对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而设计的制度，许多矿业大国都在其矿业法中对此项制度进行了规定，我国部分地区，如云南、广东、宁夏、黑龙江、山东等地，也在试验性地实施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果。要使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更加完善和健全，笔者认为应明确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保证金的收取依据。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通过的《担保法》规定，债务人将一定数额的金钱交付债权人作保证金，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保证金抵偿，当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应将保证金如数退还。所以，一旦矿山企业没有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没有恢复治理或者恢复治理不达标，就可以启动矿山企业缴纳的保证金来开展矿山环境的恢复治理工作。如果矿山企业较好地完成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那么缴纳的保证金将在规定的时限内连本带息全部返还给矿山企业。土地复垦是指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主要适用于因从事开采矿产资源、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破坏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土地复垦规定》，由于矿产资源开采、烧制砖瓦、燃煤发电等生产建设过程中造成的土地破坏，依据“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需要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出资进行土地复垦。 其次，确定保证金的收缴标准。目前国内外收缴标准的确定大致有2种:①根据矿区面积来确定，操作比较简便，但对于不同的矿种对矿山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这一点考虑不够充分。②根据矿种来确定，体现了不同矿种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程度不同，但是在矿种复杂而保证金制度又刚刚建立的情况下，具体操作难度很大。鉴于以上情况和我国矿山现状，我国的保证金收缴标准可按以下方式确定：保证金收缴总额=采矿许可证登记面积×单位面积缴纳标准×影响系数。其中，影响系数根据矿种、矿产资源开采方式和矿山的地质、地貌、水文、植被等情况来确定。 最后，选择保证金的收取方式。保证金的收取一般有一次性收取和分期收取2种。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对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短的小型矿山，采用一次性收取保证金的方式，因为这类矿山需缴纳的保证金数额不大，采矿权人负担起来难度不大，也可以促使采矿权人积极开展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同时减少矿山开采过程中弃矿现象的发生。对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长的大型矿山来讲，需要缴纳的保证金数额巨大，一次性缴纳比较困难，可采用分期缴纳的方式。 3.2.3 健全矿山环境许可证制度 目前我国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审批过程中，有关主管部门向勘探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颁发的探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从环境法上对环境保护许可证的分类上来讲，这种许可证属于防止环境破坏的许可证，是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的许可证，而就污染物排放这一方面，仍采取的是排污收费的制度，即并没有对矿山企业勘探、开采过程中产生、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事先要求其申报排污量，根据环境容量确定该单位的排污量并发给许可证的监管内容。当然，这也是由排污许可证制度目前尚未在全国各地区、行业推广普及实施的现状造成的。 3.3 建立矿山企业自身环保机制 改善矿业环保，应从每个矿山企业做起，应当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环境目标评估程序和决策模式，鼓励企业对自身环保行为进行评价和反思，督促企业本着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和整治。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矿山企业的做法，建立“矿业公司环境管理系统”，由矿山企业管理层对矿山环境管理作出全面的承诺，并把对矿山环境管理的承诺综合到组织战略和日常规划及运作中。矿山环境管理系统适用于任何大、中、小型矿山企业，从矿区勘探阶段、矿山建设可行性阶段、规划阶段、开发运作阶段直至矿山闭坑后整个矿山开发全过程的环境监督管理，都纳入企业自身的“环境管理系统”中。依法加强我国矿山环境保护管理，采用矿山环境管理系统，必将使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佳统一。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外空资源利用与外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摘要 外空具有重要资源价值，各国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的活动已经对外空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国际间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等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太空法律，但在外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外空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规定却不系统。为了实现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对外空环境的保护，在太空资源和环境立法方面应该订立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专门性国际条约、实行外空活动 “准入制度”、建立外空天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 关键词 外空资源；太空环境；外空环境保护 从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至今，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愈来愈快。在科技的进步推动我们走向地球之外，构建地球人的第二家园的同时，人们应当意识到，其行为已经给外空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而且，随着各种先进的空间技术不断将人类送往更遥远更广阔的外层空间，外空资源与环境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潜在威胁。因此，完善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法律体系，为将来人类有序地开发外空、利用外空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应当引起科学界和国际环境资源法学界等的重视。 1 外空资源开发利用及引发的环境问题 如果说人类探索外空的活动始于美、苏“冷战”初期，其最初目的主要是军事竞争和国力比赛，那么随着对外空探测、勘探的加强，以及地球可利用资源的剧减，各国逐渐意识到外空的资源价值。我们可以把外空资源分为以下两大类： (1)具有实体形态的矿藏。主要是指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上蕴含的，为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和其他矿物质。相对于地球上现有的资源来说，它们或是储量非常大，有助于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或是属于稀缺而又急需的资源。 目前，科学研究已经知道，月球和其他行星上，存在着大量铁、硅等资源。科学家对从月球上采回的样品分析结果表明，月球表面的尘埃里含有大约4万亿t铁、55种矿物，其中6种是地球上从未发现的矿物。另据发现，月球表面还存在有储量为100万t的氦-3物质，氦-3是核聚变反应堆的理想原料。如果用氦-3取代核聚变中的氘，不仅能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还可以大大减少核污染。专家称，仅数十吨氦-3核聚变所产生的能量，就可以满足全球21世纪所需要的全部电能。现在氦-3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已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密切关注。 小行星和彗星上的资源。金属型小行星上有丰富的铁、镍、铜等金属，有的还有金、铂等贵金属和珍贵的稀土元素。彗星上有丰富的水冰。这些资源和月球上的资源可用于建设航天港和太空城，也可供地球上使用。 (2)无具体形态的“位置和条件”资源。在外层空间中，无论是在远离天体的飘浮状态下，还是靠近其他天体时，同一物体由于所处位置已不受或微受地球的作用，其表现的状态与在地球引力直接作用下是不一样的。而这种状态，正是人类在地球上所难以甚至无法得到的。这种特殊的“位置”和“条件”，也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太空中的“位置和条件”资源之一是空间高远位置资源。 外空的微重力也是一种宝贵资源，利用这种资源可以进行地面上难以实施的科学实验、新材料加工和药物制取等。 高真空环境和强宇宙辐射是另一种“位置和条件”资源 。40年来的空间研究向世界证明，外空资源是发展研究新材料、新工艺、新的微生物制品的理想场所。 此外，如果太空旅游观光真的成为一种普遍的需要的话，那么，太空空间便成了“旅游”资源。 徐祥民等：外空资源利用与外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4期外空所具有的资源价值吸引人们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而人类的这种利用和开发活动与地上的生产活动一样，也会对周围施加某种影响。到目前为止，外空活动还处在利用外层空间，从外空索取人类所需物质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大规模开发月球、火星等天体资源，但此类太空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给太空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人类外空活动对外空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空间碎片。空间碎片是太空垃圾的一种，是人类空间活动的产物，包括完成任务的火箭箭体和卫星本体、火箭的喷射物、在执行航天任务过程中的抛弃物、空间物体之间的碰撞产生的碎块等，是空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四十多年来，人类进行的空间发射超过4 000次，送入空间并曾经被跟踪观测的物体超过26 000个，大约还有三分之一也就是8 000多个仍遗留在空间沿轨道飞行。目前可被地面观测设备观测并测定其轨道的空间物体超过9 000个，其中只有6%是仍在工作的航天器，其余为空间碎片。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空间碎片将不断增加。这种碎片在太空滞留的时间相当漫长，而碎片之间相互碰撞或爆炸还会产生新的、体积更小的空间碎片。据估计目前太空中散布的直径大于1cm的空间碎片数量超过11万个，大于1mm的空间碎片超过3 500万个。 空间碎片的存在对航天器和航天活动会产生严重影响，对载人航天器的潜在危害最大。①极小的空间碎片由于数量多，能严重改变航天器的表面性能。②稍大的空间碎片会损坏航天器表面材料，造成撞击坑，对表面器件造成损伤。③高速撞击的空间碎片会使自身及被撞击的航天器表面材料气化为等离子体云，最终会形成航天器故障。④大的空间碎片高速与航天器碰撞时，将巨大的动能传递给航天器，会使航天器的姿态改变，甚至改变航天器的运行轨道。⑤空间碎片的能量足够大时，有可能穿透航天器表面，打坏航天器内部的控制系统或有效载荷。⑥空间碎片撞击可以使航天器表面强度降低，甚至出现裂纹，高压容器的舱壁受损，引起爆炸。⑦大的空间碎片撞击航天器桁架结构时，可能将整个结构打散。另外，空间碎片再入大气层时，会对地面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以核能为动力的航天器陨落时，放射性物质的扩散会对环境造成化学和放射性污染。 (2)外空核污染。现在的航天器一般都使用核能。航天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核泄漏会对太空造成核污染。这种情况不仅会污染外空空间或天体的环境，也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另外，美国和前苏联等核能大国，曾试图将地球核废料运送到外空进行处理，以避免因无法在地球上有效处理而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处理，被“处理”的核废料将严重威胁太空环境。在外空特殊的空间条件下，物质的活性与在地球上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核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可能比在地球表面更严重。 (3)外空生物污染。目前，人类正在积极地利用外空高真空、微重力、光辐射和重粒子辐射较强等资源进行一系列的生物实验，培养新的生物物种。同时也在月球、火星等其他天体上寻找生命迹象。但是，这些试验有可能造成地球――太空之间的双向污染。地球的生物在外空的条件下有可能会产生变异，培养出的新的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病毒等重返地球可能会使人类健康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假使在外空天体上发现的微生物带回地球进行研究，或不经意间通过宇航员或航天器沾染上有害生命物质，处理不当也会污染地球的生物圈。 除以上已经被科学界广泛证实的污染外，还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高空化学污染等等。这些情况说明，人类的太空活动已经给太空环境造成了污染，而且还将带来新的甚至更大规模的污染。 2 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现行法律 国际上关于外层空间的管理和立法的工作始于联合国成立后。1958年12月23日，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由18个成员组成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是就本年度联合国在外空活动领域的作用作纪录，并向次年的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第一份报告是关于人造卫星所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联合国大会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1721（XVI）号决议，就各国的外空活动提出了两个指导性原则：一是确定外层空间和天体适用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二是外层空间和天体供所有国家自由探索和利用，任何国家不得据为己有。 1966年，在当时美苏两国外空军备竞赛的背景下，两国分别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订立《外空条约》的建议，并同时提出“自由探索月球和天体，不得提出主权要求，科学考察自由，相互合作，防止环境污染”等原则。 自1963年12月13日联合国通过《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起，国际上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外层空间的国际条约。 这些关于外层空间的立法为外空资源和环境的管理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依据。它们确认外空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各国都可以对其自由勘测、利用和开发；对于外空环境全人类都有保护其不受破坏的义务。这些法律文件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有关外空的条约、决议和协定中涉及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条款 (1)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简称《外空条约》）。该公约分原则性条款和具体条款两部分，其中原则性条款第一条规定了人类在外空的共同利益，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资源与环境关系到全人类，各国间应予以合作，并必须照顾到他国利益。第三条将探索和利用外空及其他天体上资源与环境的活动归于国际法的框架下加以约束。 条约具体条款中的第四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诺不在环地球轨道和外空空间、天体上放置核武器装置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条在客观上具有防止外空核污染的作用。 第九条是保护外空环境的具体规定。“各缔约国对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应避免使他们受到有害污染以及将地球外物质带入而使地球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并应在必要时为此目的采取适当措施”。该条款不仅要保护外空本身不受污染，而且要保护地球不受外来物资污染。不过，该条款并未明确“有害污染”的标准；“地球外物质”的说法考虑了避免从太空携带微生物物质污染地球的问题，却没有注意到太空活动可能引发的化学、光学等“不利变化”等。此外，该条款后部分规定的各国间主动磋商以及单方面提出磋商制度用了“应进行”和“可请求”等软性措辞，不具有足够的强制性，也没有进一步阐明磋商结果是否应该经过全体缔约国一致同意，或者实行一票否决制。 (2)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明确禁止缔约各国在大气层和各自管辖以外的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或其他任何核爆炸，以免给人类及其环境造成放射性污染。虽然该条约提出了“外层空间”的问题，但其基本出发点还是地球，偏重于保护地球本身的环境，而不是防止对“外空”本身的核污染。 (3)1979年《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简称《月球协定》）。《月球协定》于1979年12月15日通过，到1984年才正式生效。该协定可以称得上是《太空条约》的补充。它对保护外层空间的资源和环境有较明确的规定。 《月球协定》第一条宣布，“本协定内关于月球的条款也适用于太阳系内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体”。这一规定把对外空天体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月球之外。这为保护后来外空科技发展能够达到的更远天体，如火星、木星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三条第三款中关于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体）轨道上放置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规定，对外空空间、天体和地球的环境安全都有重要意义。 《月球协定》对外空天体资源的归属有以下原则：月球资源为全人类共有；和平开发和利用并为人类一切国家谋福；缔约国公平分享资源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及对探索做出贡献的国家给与特殊照顾。对保护月球（也包括太阳系内的其他天体）的资源与环境做了如下规定：缔约国在外空天体的活动有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公众和科学界的义务；有义务防止对天体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缔约国有承担活动带来的国际责任的义务；对采集到的资源标本应当共享或合作；避免“各种情况”引起天体现有平衡遭到破坏。 《月球协定》第四条有“充分注意今世与后代人类的利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以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规定。这一规定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非常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对外空资源和环境保护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的国际法律文件，参加的国家却屈指可数，使它在太空环境保护方面的规范作用大受限制。 (4)1972年生效的《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简称《责任公约》）。该公约对空间物体给地球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的损害规定了赔偿责任。《责任公约》关注的主要是从外空对地球上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责任内，以及飞行器损坏的责任，而对有关空间物体对空间环境的危害及其造成的损失缺少实质性规定。 此外，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外空利用核动力源的原则决议》从航空器动力源的角度强调了避免外层空间的放射性污染的重要性。 2.2 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有积极作用的原则性规定 从1963年《外空宣言》到1967年《外空条约》形成的外层空间法框架确立了指导各国探索和利用外空的活动的十一条原则，其中五条在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它们是： (1)共同利益原则――在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时，应为所有国家、全人类谋福利和利益。 (2)自由探索和利用原则――所有国家应在平等、非歧视的基础上，自由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并可自由进入天体的一切区域。 (3)不得据为己有原则――各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占领等任何措施，将外层空间以及包括月球在内的其他天体据为己有，也不许对所能到达的区域主张排他性权利。 (4)保护环境原则――各国在从事探索外层空间及天体的研究活动时，应避免使其遭受有害污染，避免因地球以外的物质使地球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并应为此采取措施。 (5)国际合作与互助原则――国家间应相互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以促进利用和探索外空的活动，妥善照顾他国有关利益，不能对其活动造成潜在的有害干预。 3 完善外空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法的构想 人类空间探索的已有成果显示，人类似乎是整个宇宙中仅有的高等生命。这样的科学结论主张了人们把人类当成宇宙的主宰者的观念。这种观念引导外空活动向以地球为中心的实用性的方向发展。从追求人类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科技活动都无可厚非。但人类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急功近利、先破坏再保护的发展模式对地球资源与环境危害是巨大的和难以弥补的。为了避免人类在外空空间、月球、火星上重蹈覆辙，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出发点――“站在外空看外空”。外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应树立空间整体（地球只是一部分、人类也只是其中生命的一种）的概念，应体现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为了实现人类对太空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在太空资源和环境立法方面应该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订立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专门性国际条约 外空法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产生40多年来，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指导人类和平探索、开发与利用外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人类走向外空的最终目标是自由遨游太空，开辟人类生存与繁衍的新空间。追寻这样的目标，国际间应当把合理利用外空资源，保护外层空间及天体的环境免遭破坏作为制订有关国际条约的目的。但是，就目前的外空法来说，对保护“资源”与“环境”的规定都比较笼统，或只是多多少少“体现”这一目的。现有的国际条约已不能满足保护外空和环境，实现对外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需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间应单独制订全面的、系统的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国际条约。新条约应突出以下几方面： (1)明确有关概念。现有各条约中有关保护外空资源与环境的条款中，许多概念的规定都不明确，对一些制度也无具体规定。如何种变化才是对外空的“不利变化”，“有害污染”中的“有害”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判断外空是否受到污染，等等，都需要明确。 (2)制止外空的一切武器试验。和平开发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而外空武器试验会给外空带来化学污染、核辐射污染，在太空留下难以清除的空间碎片，影响人类对太空的和平利用。新的条约应当将反核武器试验作为重点加以规定。 (3)充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责任公约》调整的范围主要是各国所属飞行器相互碰撞的损害责任赔偿，以及坠落飞行器对一国的损害赔偿。新的条约应当加强对外空及本身环境污染的调整力度。对一国外空活动进行观察评估，即使没有直接地排放有害污物，或者并无过错的行为引起的外空空间或天体环境平衡的改变，也应当负有无过错责任。比如承担额外的空间碎片打捞、恢复空间环境原状等义务。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外空资源与环境的“软法”，如联合国历次会议确立的原则、宣言、决议等，凡被实践证明符合科学要求的，有利于保护太空环境和合理利用太空资源的，应在新的条约中具体化为条约内容，以增强其规范性，提高其法律约束力。 3.2 实行外空活动 “准入制度” 以往先进的外空科技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太空活动也主要是为了实现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或国内利益。从保护太空环境的目的出发，遵循实现全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总的原则，建议建立太空活动准入制度。基本设想如下： (1)成立一个在联合国外空委员会领导下的外空环境影响评估专家组。根据外空由全人类共同开发的原则，该组成员应由联合国各成员国选派的外空科技专家经过选举产生。其工作职能是发现危害外空环境的各种诱因，收集整理各国外空活动情况。研究人类各种空间活动对外空已知的或潜在的危害。制定有关空间碎片、核污染、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等国际技术标准，以衡量各国外空活动的危害程度。 (2)各国在实施外空活动前，应当将活动时间、航天器的种类、航天器使用的燃料、空间活动要进行的科研项目、航天器回收处理的办法等情况制定详细的报告，提交给外空环境影响评估专家组。由该机构根据国际认可的技术标准进行审核、评价，对该国此项空间活动对空间环境是否具有危害性、属何种危害类型、危害程度如何、有无相应的防治措施等技术性问题做出评价。 (3)外空环境影响评估专家组将评价结论以及被评价的太空活动是否可以进行的建议提交给外空委员会，由外空委员会召集各成员国进行讨论和磋商，决定是否许可有关国家实施拟议中的太空活动。 “准入制度”虽对各国的空间活动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并不违背国际公认的“探索、开发和利用外空自由”原则。因为各国在依据有关国际条约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被有关条约加给了和平利用外空、保护外空环境的义务。各国不能因自己享有的“探索、开发和利用”的自由而不履行“和平利用外空、保护外空环境”的义务。而准入制度则是要求有关各国履行上述义务的一种约束。 3.3 建立外空天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 外层空间条约体系中，直接涉及外空天体上资源的是《月球协定》。但是，条约中并没有规定资源开发制度，国际上也没有其他被普遍采纳的建议。为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借鉴国际海底区域的平行开发制度，建立外空天体资源国际开发制度。 早在《月球协定》1984年生效时，国际上曾经根据协定的规定提出建立国际开发制度，但是俄、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对第11条关于“月球及其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财产”的规定持反对态度，甚至以此作为拒绝加入协定的理由。国际间的这种不一致多少反映了一些国家对太空资源的“私有”的愿望。然而，私有将导致资源争夺和开发的无序， 对保护太空环境和太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不利的。与其将来为争夺月球等天体上的资源进行无序的太空竞赛，引起这一领域新的纠纷，不如及早建立外空天体资源的国际开发制度。 建立太空资源国际开发制度可成立专门的“外空资源管理局”或赋予“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以外空资源管理的职能。国际“外空资源管理局”对各国的外空活动进行组织和控制，尤其是对外空天体的资源进行管理。管理局成员为外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其机关主要有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大会是管理局的权利机关，由全体会员国组成，主要职责是制订政策及讨论重要的管理问题。理事会由成员国中的若干国家采用选举或轮值的方式产生，有一定的任职期限。它是管理局的执行机关，有权依公约、协定以及大会的决议制订具体的规则，讨论和议决经常性事务。秘书处的秘书长由选举产生，秘书处和秘书长向大会和理事会负责，并执行两级决议，行使与开发有关的监督、协调等具体职能。 在外空天体上进行资源开采作业的国家，应当首先向外空资源管理局提交开采计划书，内容包括资源的种类、资源区的面积、作业方式、加工和运输方法等。管理局经过一定程序，对该计划书作全面的审核评议，划出该资源的一半（资源价值的一半或资源面积的一半）为该国的独立收益区，开采成果归本国享有，对另一半的资源开采后分配给管理局其他成员国享有。 国际上对外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动机、目的和技术水平、国内政策有极大差别，其中更含有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以此可以预见，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合作协商并逐步达成共识，才能使这项国际制度发展完善。 环境保护法律论文: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煤矿资源开发活动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随着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消耗量的逐年增加，矿区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通过对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研究，探讨了煤炭城市存在土地资源破坏、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问题成因。同时指出，由于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因此改善法律方面的制度设计和监管机制，是改善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调控措施、 关键词：煤炭城市 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 环境保护法 一、黑龙江省煤炭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 1 土地及植被破坏。在煤炭开采和煤炭城市建设过程中开发利用资源必然占用和破坏土地，采煤挖掘地表、废渣堆放，地面塌陷、矿区修路及建设厂房等破坏和占用土地。在对土地破坏的同时，也破坏7地表的植被。形成村庄被迫搬迁，大量农田塌陷咸水塘或沼泽地，形成大片采煤塌陷区，耕地不断减少，造成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而植被覆盖率的减少又改变了地表径流和地表的糙度，使土壤抗蚀指数降低，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和干化。同时也给煤炭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安全威胁。 目前，七台河矿区从1958年开发，在5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市下沉2.5m-6.5m；鸡西矿区经过80多年开采，已形成地表采煤沉陷区193平方公里；鹤岗矿区有63.73平方公里的沉陷区，其中最深的地方下沉了30m，在地面上造成6米多的裂缝，而且现在仍在以每年1.3米的速度下沉。另外，经调查统计，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4大煤城有工矿点2735个，各类矿区占地面积26692，46hm，水土流失面积高达22688.59hm，其中采矿场6266.88m，弃土石渣场14967 84hm，尾矿库坝271.05hm，厂区1075.28hm，道路107.54hm，年均排弃总量1961.97万吨，年均水土流失量392.38万吨，而且仍呈上升趋势。 2 资源的浪费及水资源的短缺。据统计，全国有711％的煤炭城市缺水，其中40％属严重缺水。黑龙江省水资源不够丰富，人均占有水量2093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鹤岗市为例，人均水量拥有量为1880立方米，分别比全国和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14.5％和8.6％，而鸡西市是贫水区，市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省的1/4，而且时空分布不均，工业和居民生活用水得不到保证，地下水严重超采，在黑龙江省，一些煤炭城市由于管理及工艺不完善，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矿井水、洗煤水和矸石淋溶水等未经完善净化就被直接排放，对周围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另一方面，大量的地下水资源因煤系地层破坏而渗漏矿井并被排出，这些矿井水被净化利用的不足20％，对矿区周边环境又造成了新的污染，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估计，黑龙江省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省总废污水量的25％左右。同时地下水位的严重下降，也使区域内的作物大面积减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严重危害农业生产。 3 大气污染严重。煤矿开采、煤炭炼焦、煤炭运输过程中的粉尘排放以及煤炭燃烧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每年都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烟尘等有害气体。在黑龙江省鹤岗市，2004年煤炭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市废水排放总量的84％，烟尘排放量占全市烟尘排放总量的80％，煤矸石产生量占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85％。据鸡西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调查和监测，2002―2006年的5年间，全市重点煤炭工业污染源共向大气中排入烟尘为14876吨，二氧化氮为74288吨，二氧化硫为53398吨，一氧化碳为5725吨。这些大气污染物在空气中飘游，既能形成酸雾污染，又能吸附致癌的碳氢化合物等有害物质，形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对人体、动植物及建筑物造成很大的危害。目前，鸡西市大气污染物标准指数(PSI)在100-120之间，表明大气污染浓度已达警戒水平。同时鸡西市每年生产550万吨煤矸石和粉煤灰，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而且因长期的风吹雨淋，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尘埃和污水，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4 生态绿地系统的简化与缺乏。为了满足城市景观、环境及释氧功能的需求，城市的生态绿地系统应是一种协调而复杂的生态系统。然而中国大部分煤炭城市，尤其是像黑龙江省这样的北方城市却普遍存在树种选择单一、忽视垂直绿化及市区防护与隔离林带薄弱等问题。如鸡西市城市人均绿地面积为4.8m/人，远低于国家标准(7～11m/人)，与联合国标准(50～60m/人)相差更远；花费昂贵资金买回大量进口草种却由于草坪的管理困难和生态功能有限而未达到预期效果；城市树种单一，虫害防御能力差；林密铁路从市中心区穿越，但却缺乏防护与隔离林带，整个城市即将面临“绿色贫困”的境地。 二、黑龙江省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实施存在的问题 1 环境保护法理论陈旧及体系不完善。我国环境立法始于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它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法制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建立的开始。此后，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环境保护法》。这是我国环境立法一个阶段，其对健全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发挥7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法制定、修订的速度明显加快，一批新的法律法规陆续颁布实施，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也得到了修订。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已经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根据，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以单行环境保护法律为主题，以环境保护行政法规、规章、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中适用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补充，并与我国缔结和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相协调的法律体系。但由于《环境保护法》过于原则和滞后，国家不得不在环境政策、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层面进行了众多调整和革新，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在层次较低的法律法规中被确立；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被修改。单行法随意突破、违背基本法且各单行法间互不协调给环境保护法制带来了深刻危机。 2 关于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权责不明确。我国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多，具体可操作性规范少。环保法律条文过于笼统化，口号化，对 违法责任规定不明，甚至对执法主体的权责分工都不明确，不仅导致守法主体有法不依，并且致使各行业主管部门在执法中互相推诿扯皮。他们最终执行的是从部门利益出发根据法律条文精神所做的大量解释性的规章、文件而非法律本身。而各主管部门对法律解释形成的规章、文件又多从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出发，不能正确体现法律的本义，甚至故意歪曲法律的本义，最终导致法的目标不能充分落实。 3 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律制度空白点较多，立法层次较低。一方面，缺乏针对煤炭城市区域环境问题的专门性法律，虽然对煤矸石、粉尘，土地塌陷、资源浪费等问题都有相应法律予以规范，但多属部门及地方规章，层次过低，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也缺乏技术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明显缺乏环保行政专门立法，致使环保行政执法存在较多问题。具体法律制度中，尤其是资源开采法律制度中环保规定太笼统。空白点较多。如井下废气的排放无强制性排放标准、井下环境保护问题无具体和明确的法律规制等。很多具体执法标准和依据从法律中难以查找，只能借助于行业主管部门的规章、文件解释来执行，环保基本法、污染防治法、煤炭法等法律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三、黑龙江省煤炭城市区域环保法实施的对策 1 增加环境押金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国家确定和收取环境押金，煤矸石、粉尘排放，土地塌陷、地下水污染等行为必须出具押金，从而使矿山环境得到治理。生态补偿制度是指对由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进行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矿区资源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利于其生态环境的恢复。 2 增设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倡导正确的政绩观。将辖区内环境质量的优劣纳入行政主管领导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2)在明确各级政府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职责的基础上，相应增设各级政府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创建环保模范活动，树立典型，推动环保和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3)在行政责任方面只规定原则、程序与方法，不规定具体处罚措施，以统合指导单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行政处罚规定；完善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增设暂扣、没收、行政拘留等种类，以提高环保行政执法的效率。各级政府主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由于行政立法失误、决策失误、执法不当造成或者间接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导致辖区或者相邻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的，应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明确规定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是指公众及其代表根据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通过一定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参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制度。公众参与包括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以及末端参与。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公众参与的条款。因而建议增设公众参与条款。

在新的媒介环境和市场环境下，非遗的IP产业链开发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一大路径。要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产业运营理念，给非遗数字化和非遗艺术形式多样化开发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但非物质文化的产业化要因地制宜，不得以商业性牺牲非遗的传统技艺或文化蕴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喧嚣日上，是文化和经济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奇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简称“非遗”）不同于物质遗产可见性特征，而是以物质为介质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流动地、传承地、发展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当前对非遗保护的学术研究已经具有丰硕成果，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非遗的本体研究；其次是非遗保护的研究，包括立法、他国非遗保护现状综述等；最后是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包括非遗的市场化发展、教育传承方式、活态发展等。非遗保护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成绩卓卓，但知识产权立法和市场化发展还比较薄弱，非遗保护的活态传承和市场准入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 1IP的概念维度 IP的是IntellectualProperty的英文缩写形式，直译为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由来已久，包括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4大类别[1]。但近年来火热的“IP”却需重新定义，当下的“IP”是穿着“Internet”的外衣，流淌着文化创意产业和多元化包装运营血液的创意知识产权。因此，有了超级IP、优质IP、炒IP等称谓，而没有“超级知识产权”的称谓，限定语境下的IP更多的是IP产业链的代称。从文化维度来看，IP是诞生于数字化和互联网热土的语境词汇。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提供了全新的交流场景，在这种场景下，舆论引导、文化发展呈现出新的内容，文学、戏剧、影视、动漫、直播、短视频以及周边产品等都是数字文化的外延。IP能够整合多种外延形态，因而成为网络文化和新经济的讨论中心，成为强有力的特定符号。从经济维度来看，IP是流动的创意资本。国内的IP之所以火热，在于资本家通过网络文化符号和特定内容的版权买断，来获取短期的客观回报。 2IP与非遗保护的联姻 2.1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殊性 国家针对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截至2018年6月30日，全国只有1个省级区域没有制定非物质保护法规[2]，各个地区尤其是非遗分布密集的区域，在非遗保护的法规政策制定上势头较好。但现实是非遗知识产权在维权过程中保护无力，典型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案例“安顺地戏”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解决。针对非遗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相关法学学者从以下4个角度探索：第一是保护立场的建议，杨雄认为非遗知识产权立法应当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与资源价值二者在市场规律下的双重价值冲突问题[3]；第二是宏观保护的角度，李秀娜、冯晓青等关注独立于现行知识产权体系之外的非遗保护制度法规的建立，并且要照顾权利的主体、权利的内容和财产权的行使方式等[4]；第三是综合保护的角度，有李梅的“主体无碍论”和齐爱民的“信息论”；第四是专门保护的角度，代表学者有曹新明、王莉霞、严永和等。诸多学者的立法建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乌苏里船歌”案（2003)、“安顺地戏”案（2011）等纠纷提供解决方法。 2.2非遗数字化保护契合网络社交 地区非遗数字化保护跟随国家和地方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主要有数字化普查、收集地区非遗资源和建档、影像手段记录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和资料片、建立数字化非遗博物馆，包括相关资源网站建设和微信平台、移动客户端等。以非遗网上博物馆和移动客户端为例，非遗是数字化存档和保护，可以拉近非遗与人们的距离，通过手机就能通过影像资料了解到非遗内容，有些客户端还会开设非遗课程进行在线教学，打破了传统非遗保护的时空限制，并且网络社交让传承人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渠道，这与IP内容的多媒介传播和网络活动模式是不谋而合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设了公益性官方网站，并同步设置了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在线客服进行实时在线互动。网站设立了非遗资讯、非遗传讲堂、非遗月、非遗名录、非遗传承人、网上展厅、生态保护区、非遗.映像等板块，对于本省的非遗目录、非遗传承等信息做了信息化录入和检索，并且能够通过网上展厅、非遗.映像等板块进行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学习。 2.3非遗的市场化介入需要软着陆 IP产业链的顺利开发得益于我国市场、受众和产品三方面的优势。同样，非遗如果能够开发出迎合市场需求的文娱产品或生活用品，同样能够在市场生根发芽。目前我国的非遗市场化主要集中在传统手工艺品，比如针织纺染、漆器、陶瓷、剪纸等，非遗文化旅游，比如当地政府建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为非遗传承提供原生态环境的同时还可以对接社会，接待游客。再有就是非遗改编的文娱节目，比如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大型实景化演出，在传播地方非遗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获得不错的经济收益。 3多方共力，撬动非遗IP产业链开发 3.1政府政策与财力的支持 在政府主导下制定事宜本土非遗保护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建立适合枣庄市非遗保护的数字化管理制度，借鉴国外成熟的非遗保护管理制度和国内兄弟省市的成功经验，政府投入的财力和人才要与地方非遗资源成正比，不能一刀切。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全面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完善“四个一”（一套非遗图书、一个档案资料室、一个珍贵实物陈列厅、一个数据库）标准，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和传承人保护体系。枣庄市非遗保护中心还广泛利用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等品牌活动为契机，积极倡导非遗文化宣传活动，吸引了广泛的群众，对于非遗的活态保护和宣传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3.2引入社会力量 在资金支持方面，在完善国家非遗专项资金建设的同时，可以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由于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有限，没有列入国家、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只要通过了政府审批和备案，可以引入社会资金参与非遗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5]，鼓励社会公益性质的新组织参与非遗的保护和宣传，以及非遗专项基金的运营。鼓励民间非遗保护性质的公司发展，也可以设置非遗保护类目的彩票，扩大民众参与非遗保护、非遗支持的渠道。 3.3非遗IP产业链的积极开发 非遗的IP产业链开发建设，首先要在理论层面上厘清非遗的原生态主义和发展再造观点之间的辩证关系[6]。原生态保护主义的固化封存方式和发展再造的活态保护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观念，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大部分非遗的传承都是心口相传式的师徒制，而在代代相传中，随着环境变化、身体展演的不同，非物质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是变化的形态。但非遗因为他者的表演或书写，成为原生态和传统的根源，成为不少非遗保护人的执念。因此，要辩证地看待非遗的保护和传承[7]，只有合理的创新和发展，才是推动非物质文化发展的路径，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重在活态发展，而非木乃伊式的封存[8]。打造非遗IP产业链首先要确定适宜进行产业链开发的非遗蓝本，IP产业链内容建设包括文学、影视作品、戏剧、动漫、游戏、周边衍生品、兴趣体验与培训、主题旅游等[9]。枣庄市台儿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是全国最具示范性的非遗传承区之一，承载非遗产品展览展销、演艺演出、非遗学术研究与交流、传承人居住创作、非遗教育培训和传播推广等功能。在台儿庄古城内建成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依托台儿庄古城及古运河文化圈的有利条件，2014年，在我国“非遗热”方兴未艾的形势下建设，以非物质文化观光、体验、展示、培训为核心，建设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区，进行非物质文化的演艺、展示，供游客观光、体验。年接待能力达到30万人次，实现直接营业收入1.8亿元。对国家级非遗项目柳琴戏的开发与传承，枣庄市以铁道游击队为时代背景积极创排了大型现代柳琴戏《芳林嫂》。《芳林嫂》是《铁道游击队》的姊妹篇，是用本土题材和本土剧种来演绎本土英雄人物故事的剧目。该剧目以主人公芳林嫂的战斗历程为中心，以铁道游击队战斗史实为辅线，再现了发生在鲁南地区及津浦铁路临枣支线上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壮举，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凛然正气，讴歌人民和时代，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4结束语 在中国文化产业中，非遗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在提升民众文化自信的同时，提高民间力量对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话语权，这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加以支持。非遗的IP产业链开发是非遗传承快速切入市场的途径，非遗这块文化宝藏只有接入市场才能成为源头活水。要用创新思维，打造非遗文娱产品，也要避免非遗过度商品化，避免踏入韩国非遗过度商品化的老路子。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语境下，非遗的活态保护与传承单靠政策法规的规避和博物馆的存档是远远不够的，要我们有意识地去记录、研究和传承，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觉，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这样的话，非遗保护就不会是相关部门的任务和负担，而是民族文化自觉的一种教育方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起点，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10]。 参考文献： [1]HOWKINSJ.Thecreativeeconomy:howpeoplemakemoneyfromIdeas[J].ArabScientificPublishers,2010(2):17. [2]李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新论[J].文化遗产,2018(5):17-24. [3]杨维.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探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8. [4]冯晓青.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保护[J].知识产权,2010,20(3):15-23. [5]郭玉军,司文.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及其启示[J].文化遗产,2015(4):1-12,157. [6]刘锡诚.“非遗”产业化: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7. [7]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5:10. [8]方李莉.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 [9]文永辉,卫力思.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2,33(1):14-20. [10]张建梅,苏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记式版权保护[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60(6):103-107. 作者:徐同磊 徐隆 单位:山东省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刑事诉讼法论文:论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文摘要 本文就中国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变化展开系统系剖,以找到其中的不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背景,展开有关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积极探讨,这是日常对于法制的要求,也是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积极进行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分析,找到运行中的漏洞,展开有效的监督、执法,从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等。 论文关键词 新旧刑事诉讼法 被害人合法权益 方案设计 具体措施 一个国家脱离了严格的法制系统,必然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这就需要做好日常的法制工作的事情,在具体环节中,综合利用各种措施,进行积极的法制改革,以维护被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政治运行的稳定性,有利于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国家发展的稳定环境。 一、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背景 近年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系统取得了一系列完善,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不足,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剖析,找到其中运行的不足。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步,经济、政治与法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尤其是这几年来的政治建设的展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驱动力,在此过程中,民主法制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党的十五大会议开展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确定了依法治国的优良战略,它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有利于完善中国仍然存在漏洞的政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取得了巨大的改变,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健全。在此其中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在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中,重点强调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强化了对国家权利的监督,有利于国家行政执法部门的建立健全,有利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广阔深化。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的相关权益有所提升,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利益、合法权利,这是新经济形势下,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的平衡和谐。 自从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政治建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改革,逐渐得到深化,并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国公民的意识也得到一系列提升,公民本身更加注重以及明确自身的合法权益。新型的政治建立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觉醒,有利于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一条件下,改革的成果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则性,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政治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避免了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秩序紊乱问题,也解决了政治改革,没有强大物质做保证的问题。有利于整个国家机器的合理有序运行,有利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少数国家的推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对国家日常的经济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防止国外势力的政治意识渗透,我们要积极进行相关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以确保中国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人权,以避免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保证国家机器的合理运转。这与国家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法改革是分不开的,需要我们进行大力推动,以保证国家的政治形象,避免被其他国家利用人权借口进行攻击,也避免其他国家意识文化的渗透,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明确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进行具体系统的改革。 二、关于新旧刑诉法变化的分析 目前,刑事诉讼法,有利于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实情,给出正确的解决方式,有利于中国刑事诉讼法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形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监督,有利于维护国家司法的公正性,有利于打击社会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有利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的改善深化,有利于公民良好法治意识的养成,有利于国家司法行政体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解决中国在政治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具体解决,以确保国家政治建设的稳定推动,促进中国司法建设的日益深化。 中国新刑事诉讼法的改革,进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利,有利于保证人权,有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在以前的旧刑事诉讼法中,由于有些规定的不明确,不能很好的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司法政治体制的深化完善。在旧的诉讼法中,被害人与检察院的关系没有做到完善的和谐性,有时候不利于对被害人的权益实现,在一些情况下相当于公民的合法权益被剥夺。在新刑事诉讼法之后,被害人的权益维护问题得到了一些改善,有利于被害人直接参与相应的诉讼程序中,有利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有利于被害人与国家司法行政体制的和谐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被害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协调,有利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平稳运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法制建设的有效结合,共同发展。新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保证中国司法政治体制的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的顺利开展,有利于中国公民权利权益的实现。 通过新旧诉讼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国家司法体制建设的日益完善,中国公民权利范围的日益提升,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中国法制社会的建立健全,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政治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应对国外不良意识形态的侵蚀。 三、关于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的缺陷分析 在日常司法行政建设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密切,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对权利关系,是同一刑事诉讼中的对象、主体。在实际法制建设中,新刑事诉讼法,不能对两者的权利权益关系给出一个系统的公平性,也就是相对公平性,这不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比如在新刑事诉讼法法中,缺少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的具体规定,不能合理的进行权利划分,也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司法环境,不利于形成相对平等的诉讼权利与公平性的诉讼地位。国家司法机构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完善,促进辩护人权利系统的完善,以有利于建立健全中国的司法行政建设,有利于中国各个诉讼阶段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保证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人的权利范围没有给出具体的划分,导致人的权限不明确,不能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案件中,确保该确保的权利,避免该避免的问题。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需要国家行政司法部门给予相关重视,以确保中国政治建设的蓬勃发展,以实现现阶段中国刑事诉讼系统的建立健全,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案件中,关于被害人的上诉问题,总是遇到一些麻烦,新刑事诉讼法中也缺乏了相应对于被害人上诉权利的详细规定,只是给出一些大体的方案。这对中国司法机构保证被害人的权益水平是很不利的,不利于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不利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国家司法体制,健全新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体制关于人权权益的保护更加完善健全。 在实际诉讼案件中,一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依然根据以前相关诉讼法的规定,将被害人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小范围里,不利于中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完善,不利于中国政治建设的建立健全。由于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不能对被害人范围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这就不能避免在实际生活中,被害人相关权益保障的缺乏,不利于打击目前社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保证国家政治建设的稳定进行,不能很好实现目前国家对于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就不能适应目前国家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不能保障中国政治建设的平稳运行。针对目前新型犯罪的日益增多,对于日常增长的法人犯罪率,我们需要积极的进行刑事诉讼法体系的建立健全,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以促进中国政治建设的顺利运行。针对具体情况,扩宽被害人的应用范围,以满足当前形势犯罪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提升,有利于被害人日常政治权益的维护。 四、关于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性质的犯罪形势与以往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注重的是国家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的维护,违法犯罪分子的危害性。国家公诉机关取代被害人的相关权利,一定程度上,不能让被害人渗入到司法体系中,不利于被害人具体权益的保证,不利于被人害权益系统的延伸完善。在以前的体系下,被害人起到的作用是辅助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办案,并且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限制了被害人相关权利的发挥。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出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相对提升,具有一定的控制权与灵活性,有利于实现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践中,硬性的刑事法律调整所产生的结果有时候与社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有所差别。对被害人而言,伤害既已造成,这时候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经济利益用以弥补人身和财产损失,精神利益则是通过惩罚犯罪人使被害人或是被害人家属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对犯罪人而言,在自由和经济损失之间,自由总是显得更加可贵一些,大多数人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愿意选择刑事和解的。刑事和解不仅有利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能保正刑事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通常来说,有些刑事案件可以避免,但是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当时的情绪冲动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双方矛盾的恶化,在导致刑事案件之后,双方可能出现后悔的举动,甚至有些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亲戚、朋友、远亲等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法中的冲突双方的和解设定,有利于缓和双方矛盾,改善双方的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利于保证国家政治法制建设,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的降低被害人的损失。有利于调动犯罪人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能动作用,有利于双方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双方关系的缓和,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五、关于新刑诉法对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分析 纵观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每个时期的政治建设特点都是不同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别害人的权益根本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人权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动者是国家中央集权机构,而被动者只是被害人,这段时期是没有人权,缺乏基础人权保证的社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国家刑事诉讼法制体系的建立健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日益的改善,其在国家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有利于中国被害人权利的保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在此过程中,相关人们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中国人权保证日益得到了维护。 刑事诉讼法论文:略谈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保护 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现代各国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主义，即检察官公诉垄断主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相结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正是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被害人内容上的修改是新刑诉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本文试就现行刑诉法与新刑诉法中被害人的不同规定加以比较分析，以此透视一下二者在立法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关于被害人法律规定上的变化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涉及被害人的条文有10条，其中将“被害人”一词直接用于规定的仅有8条；而新刑诉法关于被害人的条文有20条，其中涉及被害人一词的规定就达17条。新刑诉法较现行刑诉法改动了110处，其中补充、修改有关被害人的规定占改动问题的七分之一。刑诉法修改决定对被害人的原有规定之所以大幅度地增补，旨在平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同时力图通过被害人诉讼保护这一窗口，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程度。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之列，其诉讼地位与证人相似，不同于证人之处是被害人享有一定的申请权或申诉权。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不属于诉讼当事人，一般不直接参与诉讼，只是由于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才与刑事诉讼发生联系，其参与刑事诉讼是被动的，其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害人诉讼权利受诉讼地位的制约，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主要依靠并通过司法机关对犯罪追诉行为的实施而达到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之目的。改现行刑诉法第五十八条为新刑诉法第八十二条，将“被害人”修改为“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变为当事人，这一规定上的变化使其由被动变为主地，势必将形成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这将大大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多的契机。 （三）被害人诉讼权利上的变化 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诉讼地位有近似于当事人之处，执行一定的控诉职能，有一定的独立请求权，但不是当事人，有证人的作用，而不是证人。现行刑诉法中的被害人实质上是介于证人和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独立请求权的特殊证人。其诉讼权利主要有：①控告犯罪和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控告后如果不立案，有权申请复议；②对人民检察院免诉和不起诉决定有申诉权；③可以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被告人发问，有权参加法庭辩论；④在自己的诉讼权利受到非法限制或剥夺时，有权提出控告；⑤委托人依法参加诉讼。新刑诉法则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①控告权。对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②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③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④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⑤直接起诉权；⑥参加法庭审理权；⑦申请提出抗诉权；⑧对生效裁判的申请权。此外，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还被明确赋予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 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诉讼权利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权利范围相对狭窄。被害人权利的局限性在现行刑诉法中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第一，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相对滞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其不能直接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权利也只有在诉讼中的部分阶段体现出来，而且一般要在司法机关作出某种诉讼行为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譬如，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要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免诉或不起诉决定之后才能行使。第二，某些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有限。被害人的委托权现行刑诉法中没有规定，根据律师暂行条例和司法实践，被害人在起诉后，开庭前可以委托律师或近亲属担任其诉讼人参加法庭审理，其委托权的行使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第三，诉讼权利范围窄小。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局限于控告权、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窄小有限的权利范围直接束缚、抑制了被害人控诉职能的发挥。鉴于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规定的种种局限性，新刑诉法首先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其次，对被害人在诉讼全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是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被害人的控告权、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参加法庭审理权和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等原有权限的适用规定；另一方面增设了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直接起诉权和申请提出抗诉权等新权项的规定。新刑诉法完善并扩展被害人的诉讼权限、丰富其权项内容，有利于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被害人作为公民个人的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既注重依法惩治犯罪，又注重保证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 （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告状无门”的问题反映强烈。有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害后，投诉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不上案，甚至不被受理；有的立案了，对被告人却该逮捕的不逮捕，该起诉的不起诉；法院判案，也存在着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等问题。究其原因，不可否认这背后常有“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祟；但也不能忽视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缺少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尤其是缺乏被害人一方的制约。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展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现行刑诉法实施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受到三机关不同程度的制约。其诉讼行为以三机关的主诉讼行为为前提而存在，属于辅助性、附属性或补充性的行为。纵观我国公诉案件追诉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我国现行的刑事追诉形式是国家追诉。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追诉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被害人成为附属。诉讼中的公检法与被害人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被害人无法约束影响公检法的诉讼行为，其投诉难、告状难的问题在所难免。造成此问题的症结是现行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显匮乏，关于被害人对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反制约缺少规范。笔者 认为，立法界修改现行刑诉法时可能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在新刑诉法里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其中对不立案提出异议权、申请提出抗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通过合法手段间接制约、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诉讼行为的立法规范。直接起诉权是三项规定中反制约特色最突出的一项，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若不服或不满公安、检察机关阶段性的追诉结果（结论），可以直接起诉（自诉）。直接起诉权的行使，可以使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使国家追诉转化为个人追诉（自诉）。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可以预测，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将构成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为依法惩治犯罪，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检法机关与拥有自诉权的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 二、关于被害人规定上的不足及立法建议 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是犯罪行为中相对的双方，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同或相对的权利，然而，新刑诉法中双方的某些诉讼权利既不相同，也不对等，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存在两点缺陷：其一，新刑诉法缺乏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方面的规定。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诉讼人也应与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的诉讼地位。新刑诉法关于辩护人的权利规定得系统、完善、具体且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便于操作。相比而言，关于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规定仅见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此条规定也仅仅是列举了诉讼人的范围，没有述及诉讼人的权限。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范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是新刑诉法的疏漏之处。其二，新刑诉法缺少被害人上诉权的规定。对于应不应该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势必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不利于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二是将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被害人上诉的案件中，上诉的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也难于处理。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意见认为，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现行刑诉法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得很不够。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不是被害人的代表，对于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并不一定会提出抗诉，因此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笔者则认为，尽管上诉权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但上诉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固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不可取消或剥夺。取消上诉权，就会破坏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这与人权保障的全面性要求不相适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减少刑事终审裁判后的申诉现象。权衡利弊，为了既避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产生的弊端，又加强对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笔者建议对被害人的上诉权可限制有条件的适用。即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决定不抗诉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此外，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范围，现行刑诉法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对这一解释，《刑诉法》修正案既未修改补充，又未出台新规定，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套用，不能适应当前犯罪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法人犯罪和其他新型犯罪日趋增多，犯罪中经济损失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方往往是法人和国家。法人、国家能否成为被害人？若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其诉讼权利由谁行使？笔者认为，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势在必行。建议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中重新界定被害人的内涵，划定被害人的范围，将被害人的适用对象扩及到法人和国家，适应当前惩治各类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若被害人是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可依法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若被害人是国家的，在国家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受到一定程度损失的情况下，从立法上应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来具体确定被害人。即确定有职责代表国家保护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依法有义务维护国家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利益不受侵害的国家职能机关或主管机关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由其具体承担国家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诉讼中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若其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其所维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国家利益遭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可代表国家作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为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方面突出被害人的立法保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采取下列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予以切实保障。首先，扩大被害人适用对象的范围；其次，对被害人的控告权在情况紧急时的相应保护措施；第三，对不立案决定、不起诉决定的申请复议权，司法机关应慎重对待，在规定期限内，将不立案的原因和复议结果及时告知被害人；第四，赋予被害人对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有限的上诉权；第五，确立被害人在参加庭审活动中与被告人同等的诉讼权利；第六，扩大对被害人法定赔偿损失的范围，确立被害人先行对被告人财产进行预防扣押的申请权；最后，确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诉讼法论文: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研究 论文摘要 近几年来,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不只是在内容上的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是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却没有被拿来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就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现在的困境以及解决的办法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论文关键词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协调统一 在我国法律的实践过程中发现,行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协调的问题,二者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法制观念上还是在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二者的关系都是分离、割裂甚至是断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因为犯罪联系到一起,他们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都受到刑法政策的知道,在我国法律历史上是并存的,所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的认识,对于树立形式一体化的观念和整体立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是因为犯罪而联系在一起的 犯罪时人和人之间因为利益的冲突而发生恶变,从而产生了犯罪,犯罪这一行为不仅仅是侵犯了当事人的利益,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为了消除犯罪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国家就一定要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规范,所以,刑法以及保证刑法能够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诉讼法就产生了。 格兰威尔·威廉斯在《刑法教科书》中是这一命名犯罪的:“犯罪是一种可以引起刑事诉讼并导致刑罚的违法行为。”因为犯罪的联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密切,没有刑事诉讼这一程序,案件就没有办法展开认定,犯罪的不到打击,刑事纠纷也不能解决,刑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刑事诉讼是刑法两个最近被要素——犯罪和刑罚之间一个连接,是一个过程。 反过来说,刑事诉讼法也是离不开刑法的,刑法是对保护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如果一旦没有了刑法,那么定罪量刑就没有了标准,诉讼过程也会无的放矢,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了实际的意义,对于国家惩处犯罪来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的功能就是处理犯罪引发的刑事纠纷,真是因为这样,才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是一样的 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刑法和心事诉讼法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书本上的字里行间,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次和理念上的默契,在价值取向上具有相同的特点,“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正义的体现,是刑法的最终的追求,而这一追求靠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 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遇到的困境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我国的基本的法律,同时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二者互相配合,和谐发扎。但是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还石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对二者的关系认识理解上存在误差 在认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方面,存在着两种极端的认识,一是在我国法律的发展史上,都是延续着“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古老观念,刑事诉讼法的地位没有得到体现,而是作为刑法的附属品与其他的法律合并存在,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社会。二是随着法律程序法基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程序正义理论的导入,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被很多学术研究者逐步的认识了解,并且去提升它的地位,在学术界开始引起一番实体与程序那个重要的争论。 (二)对于刑事立法来说,没有考虑协调统一的特点 对于国家来说,立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在立法的程序中,一定要保证规范和严密,并且要考虑到其他的法律,保证协调统一,但是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时间不能同步,这就造成了刑事诉讼法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候的不协调。 (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收到形势政策的指导影响 形势政策值得是一些能够代表国家权利的公共机构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围绕着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一些有力的措施,还有对这些策略和措施鞥够涉及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国家在形势政策的指导下创立设置了刑罚,刑事诉讼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刑事责任进行落实,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形势政策的最终决定意义才得以体现。 在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刑事的政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刑事政策的一个载体,刑事政策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的一个依据和标准,刑事政策的精神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出来,刑事政策可以说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灵魂和核心。 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现良好关系发展的方法 (一)在观念上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起来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解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当前的这种不密切的关系现状,首先就要从观念上改变认识,重新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定位,这是能够正确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处理好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在对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上,对任何一方面的重视或者是疏忽都是片面的,过度的对程序独立价值的强调,牺牲了实体的价值,这种方法只是架空了刑事实体法,并且让刑事程序的本身失去了存在了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实体法的支持和指导,程序的推进是盲目且没有目的性的,在实体法的立法过程中冒然将动态的诉讼过程切断,留着一些看着很美好的刑法的制度,最后却没有一点实用价值。 所以,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进行理论性的研究,都应该将刑事一体化的观念摆在前头,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联系起来思考问题,将原先的重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区别,却忽略二者之间的联系将他们分开对待的陈旧思想,从根本观念上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等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对二者的关系要理性的对待和认识,真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二者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观念竖立起来。 (二)在立法的时候注意立法的整体性 在立法的层面正确处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能够保证二者的互相呼应和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在立法的过程中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二者衔接的自然通常,就要将它们密切联系,看成是一个整体,这样才能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在系统配合的上才能做到完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施和废止也应该做到时间的统一,在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时候,要宠妃考虑刑法相对应的问题,同样的,在制定刑法的时候也要将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考虑进去,将二者的实体法规范完美结合,对他们进行探讨和沟通的时候也要保证是同时进行的,保证二者在立法方面的协调统一和互动。除了注意立法时候的协调统一,在二者法律的内容规定上和技术方面也应该做到协调,心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内容中,要注意协调,多推敲文字记述的处理,对二部法律内容上出现的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要尽量避免,努力做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互相交流和共同发展。 (三)在刑事立法之前,应该做好前期准备 在刑事立法之前,预测工作是不能避免的,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所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自身的特点应该和当前社会发展、经济形式等各方面相结合,制定者不仅要有远见,还要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够提出立法的方向、趋势和立法的重点,喂将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能够创建一个良好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在学科研究方面也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联系 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的,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对象及领域,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放在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因为这种划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更加疏远,各自发展,没有互动也没有联系,对于二者的发展和沟通是非常不利的,导致很多刑法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研究,学习刑法的只研究刑法,学习刑事诉讼法的只研究刑事诉讼法,将它们越拉越远,二者的研究者对彼此的领域有的只是简单的涉及,却做不到像研究本学科一样精通,这种后果就是研究者们在研究法律上各自为政,思想停留在一定的地步不会前进,这种思维模式,造成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想交叉研究的缺乏,就造成了对很多问题的研究都只是表面性的,做不到深入的研究。 所以,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研究领域,就要做到知识的相互联系和使用,对研究二者的学者要进行知识的普及和联系,鼓励他们多将二者联系起来,从研究的领域解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遇到的瓶颈问题,这样不仅能够确定立法的严密和准确性,保证二者之间的亲密联系和和谐统一,更重要的能够促进我国立法的准确稳定的进行,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服务,创建一个和谐统一的安定社会。 刑事诉讼法论文: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荒车毓踩嗽弊セ窈笠扑凸榘浮I笪适保⒍《私曳⒓锥质凳┥撕υ承形猓？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 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刑事诉讼法论文:浅论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反思 论文摘要 技术侦查侦查措施的使用无不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因而从适用对象、批准权限,以及每一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期限,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进行,坚决杜绝违反程序使用、越权使用和滥用。故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存在已久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技术侦查措施 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犯罪的攀升与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现实。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不仅侦查观念要更新,而且侦查模式、技术手段更要更新;另外,在侦查行为方面,由于不规范导致的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收集证据中的违法乱纪现象,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侦查权运行的现状急须加强制约和监督。针对以上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侦查程序方面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批准,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的交付;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 一、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规定,是对权力限制的必要体现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刑事诉讼活动其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国家公权力的参与,故需加强对公权力制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是处于打击惩罚犯罪的合理需要。由于公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必须对其严加控制防范,以防其成为脱缰之野马。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自然具备了公法的属性,即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有效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因公权力滥用给被追诉人造成损害。“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应把权力制约为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是实现其保障人权目的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刑事诉讼法才是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在刑事诉讼法中,事关重要的首为侦查权。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从现实中的“幕后”推至立法的“台前”,修正案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由相关机关执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以及期限等相关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来进一步增强技术侦查的外部制约因素,从而减少技术侦查行为恣意的可能。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了相关原则 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从第一百四十八条到第一百五十二条不难看出,条文本身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首先,“重罪”原则。“重罪”原则指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要与侦查机关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相适应。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的投出要与收入成正比,起码不至于失衡,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如果对轻微的刑事案件而采取与之不相符的或者说投入成本大的技术侦查措施,那就必然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不符合侦查成本效益分析原则;因为它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性比传统侦查行为的侵犯性更为严重。在此次的刑事修正案中,首先规定的就是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案件的性质,明确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的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检察院的为“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同时修正案也通过以上条文明确除此之外无其他例外情况。 其次,人权保障原则。从保障人权角度讲,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所主动介入的事件(活动)性质有时会尚未确定(即是否犯罪事件),此时所采取的侦查措施是建立于“假想犯罪”之上的,于是它也就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人权造成侵犯。从保障人权角度分析第一百五十条,其对公民的基本权益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也做出了保障。在采取措施时,应注重保障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在进行俗称“卧底侦查”的时候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于此同时也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对期限的延长也做了相对的规定。 再次,侦查程序法定。程序法定原则对于诉讼法的重要性不言而明,而现代刑事诉讼中同时亦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作用,刑事程序法定包括立法和司法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规范了技术侦查一章。在此前技术侦查的主体、对象、程序、监督、 救济和结果使用等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技术侦查其本身的特性决定,在其没有程序规定时必然会导致滥用或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正案从规定有权决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执行主体、执行种类、期限、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等方面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完善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三、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规定,完善侦查机关侦查措施,屏蔽法外手段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出台前,各种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都在法外存在,而且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权力法定的原则看,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时使用法外的侦查手段又是缺乏法律基础的。由于是法外手段,必然会缺乏监督,权力缺乏限制;于此同时,基于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自身特性加之其法外性,导致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如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录像、进行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在我国,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技术类侦查措施(电子侦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象、邮件检查等);诱惑类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从而不难看出,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151条肯定以上三大类的技术侦查措施。此条文明确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即明确了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以及“对涉及给付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即明确了诱惑类侦查措施。 四、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证据合法性。 在法律上,我国相关法律已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做了一定的规定,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公安部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第2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只移送诉讼卷,侦查卷由公安机关存档备查。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需要作为证据公开使用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加之规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果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事实上无直接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反侦查能力却在提高,增加侦查取证的难度,尤其在“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尽管我国在实践中,技术侦查工作取得了许多经验,实践工作中对提高科技含量热情很高,但是法律对此却没有积极回应。我国技术侦查多是以“隐形法”规制。 然而,在此次新修正案中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修正案此规定为侦查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获得、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弥补了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侦查难,取证难的不足。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存在的问题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从1997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它总结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施行16年的经验，又吸收了国外刑事诉讼发展的新成果，在内容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体现了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统一。《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主要的有： 一、认识观念问题 一是实体和程序的关系问题。《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程序法，和作为实体法的《刑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已经成为制约新刑诉法正确实施的一大障碍。一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考虑方法、程序。对刑诉法程序的完善反而认为是“束缚了手脚”、“影响了打击犯罪”，因而违反程序、省略程序甚至规避程序进行办案。侦查机关开始摆脱新刑法刚出台时的担心，仍然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在新刑诉法实施后，有的警察甚至还因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而被判刑。有的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只是“走过场”，“先定后审”现象仍然存在，律师辩护依然是“你辩你的，我辩我的”。为了达到“直接开庭、当庭宣判”的效果，只得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开庭。名为控辩式庭审，法官往往不自觉地又和检察官一起追诉犯罪，控审职能不分，难以达到控辩式庭审的要求。 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从古到今，对一些行为认定为犯罪的实体标准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由谁认定、如何认定等程序问题上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是司法文明进步的表现。司法实践中，被上诉或再审改判的案件毕竟是少数，但群众有意见的案件却不少，程序总是是一个重要原因。粗暴执法、办案拖拉、司法人员和利害关系人私下频繁接触，怎能不引起群众的不满？ 二是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问题。刑诉法的修改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如比如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行确定有罪”的原则，取消了收容审查和免予起诉制度，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案犯在交付审判前都称为“犯罪嫌疑人”，等等。从实施情况来看，“宁错勿纵”、“有诉必罚”的观念仍然很有市场。特别表现在宣告无罪的案件中，有的法院规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不必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但对宣告无罪的案件却非常慎重，一定得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害怕被指责为“放纵犯罪”。尤其是对因证据不足而被指控无罪的，不仅观念上难以接受，实际操作上更是谨小慎微。也正是由于忽视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律师介入诉讼才举步维艰。不仅会见在押被告人有许多条条框框，在实际开庭辩护中，也往往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彻底的保障。监视居住被曲解为到指点地点进行居住，由于监视居住可长达六个月，使之形同收容审查。 违反程序也是违法。只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才能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真正发挥刑诉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中的作用。 二、司法解释问题 由于《刑事诉讼法》比较抽象，适当的法律解释是必需的。但自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出现了多头制定司法解释的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刑诉法实施规定就达1159条，是刑诉法本身条文的5. 15倍。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为342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为414条，公安部的《程序规定》为355条，以上三部门及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委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48条。由于实施细则制定主体繁多，内容上不协调，有的已超越刑诉法本身的内容。由于刑事诉讼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本身是连贯的过程，但法律解释上的不一致影响了司法过程的互相衔接。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时，“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对同一被告人不能同时使用”，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试行）》则规定“必要时，也可以责令犯罪嫌疑人同时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不仅如此，地方立法还与中央立法不协调。如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检察院许可也可会见。但广东公安厅却明文规定要由检察机关批准会见文书才准予会见，律师也不例外。可见，各自为政的解释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造成办案程序的混乱。 三、审判方式改革问题 修订后的刑诉法，顺应刑事诉讼发展的科学规律，提出变革审判方式。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控辩式”庭审，让公诉人和辩护人就犯罪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法官居中裁判而不是和公诉人一起审问被告。所有定案的证据，应当在法庭上经过当庭举证、质证、认证。但在实施新刑诉法进行审判方式改革中也遇到不少问题： 一是检察机关的地位问题。控辩式诉讼要求控、辩、审三权分离，检察官和辩护方在法律地位上平等，亨有同等的诉讼权利，法官居中裁判。但是检察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律监督者，造成控辩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官更多 地要考虑控方的观点和主张。控辩双方地位在开庭礼仪上也很能说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25条规定“审判人员入庭时，请全体起立”，就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强烈不满，最终无法实行。 二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不仅包括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也包括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新刑诉法实施后，法院行使审判权受到其他机关干涉的情况有所好转，这也是全社会法制意识提高的结果。但在法院内部却并不能完全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表现在先定后审和请示报核两个问题上。在案件开庭前，法官就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在合议庭内部先进行讨论，预先确定判决刑期，这就是先定后审。先定后审与新刑诉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使开庭流于形式。不仅如此，有部分法院对审理中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动胤打报告向上级法院请示，而有关法院也乐于解答，以为是帮助下级法院解决实际问题。从请示报核的动机上看，业务水平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上诉后被上级法院改判而被追究错案责任。请示报核的存在，违背了二审终审制原则。因为经请示后判决的案件，实际上是二审并为一审，便当事人的上诉权得不到保护。 三是证人作证问题。按照控辩式庭审的要求，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质证、认证。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证人应当由举证方负责保证出庭。但新刑诉法规定证人由法院通知，并且绝大部分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据某法院统计，该院审理的刑事公诉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5％左右。证人作证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刑诉法上没有规定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的后果，也没有对证人的具体保护措施。另一方面，是由法院、检察院还是律师负责通知证人出庭，各方认识不一。第三，证人本身法律意识不高，害怕打击报复、得罪人，存在传统上不愿涉讼的心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证人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就只能对书面证言发表承认或否认的意见，无法对证人进行询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证。 四、司法机关的配合问题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实现刑诉法的目的。新刑诉法施行一年多来，虽然总体上配合得不错，但在某些方面也衔接得不好，主要表现在二方面： 一是赃款赃物移送问题。新刑诉法专门增加了一条关于赃款赃物移送的规定，但比较原则。在实际执行中，有的司法机关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不移送赃款赃物。因为有的地方财政对赃款赃物采取提成的办法，即使不提成，执法机关也可凭入库赃款数额为筹码要求多拨办案经费。而且在六部委的《规定》中，一方面讲“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移送”，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如果公诉机关不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事实上赃款赃物肯定是案件证据，且是否是赃款赃物只有通过审判程序才能确定），法院则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退回侦查，也不能轻易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决。赃款赃物不能依法移送，还很容易产生司法腐败。 二是卷宗材料移送问题。新刑诉法对庭审结束后检察院是否向人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无明文规定，而“两高”司法解释又不一致。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检察院在庭审后3日内将其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法院，且移送的证据材料必须是原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证据只移送复印件，且不移交内部材料。另一方面，对移送的卷宗材料中，如发现在庭审中未被指控的犯罪，按控辩式庭审的要求，法院不能处理。但如果不处理，是否会导致放纵犯罪？ 五、财产刑执行问题 新《刑法》实施后，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适用范围扩大，相关条文从20条增加到139条。但新刑诉法关于财产刑执行的规定仅2个条文，即使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也仅有2个条文，造成司法实践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如被羁押的犯罪分子，是由其本人缴纳还是应由其亲属代为缴纳？应在判决生效时缴纳还是刑满释放后缴纳？对未成年人应否适用罚金？如果适用应由谁缴纳？对死刑犯的罚金或没收财产如何执行？如何区分犯罪分子个人财产及其家庭财产？罚金刑由刑庭执行还是由执行庭执行？诸如此类问题，由于法无明文规定，各地做法不一，使刑事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受到影响。 这些问题立法机关应当加强研究，完善立法。司法机关应严格依法办事，不断规范程序，以更好地发挥刑诉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中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论文:分析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缺陷与完善建议 一、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存在的缺陷分析 (一)该条依然把“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作为辩护人的责任,却又未指明这一责任是针对谁应付的责任和性质,易使公安司法机关依然误认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责任还由辩护人承担;一旦辩护人未尽到这一责任,公安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据此作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刑事裁决。 (二)该条虽然规定了辩护人上述责任,却没有规定,辩护人未尽其责,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难以保证辩护人怀着满腔热情,积极主动、自觉地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努力“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相反,他可能根本不“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因为即使如此,辩护人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这样,就很可能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三)该条规定与刑法的规定不完全相符合。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有关规定,当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有如下几种:①单纯有罪宣告,减轻处罚;②作有罪宣告,从轻处罚;③作有罪宣告,减轻处罚;④免除其刑事责任等。例如,1997年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等等。“根据法律”的要求,辩护人有权也应当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提出其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职责。然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却没有规定辩护人要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这一职责,这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该享有的“从轻处罚”的合法权益落空! (四)依然重视实体辩护,没有规定辩护人有权也有义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事办案机关及其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的职责,只是笼统地规定辩护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这可能导致辩护人本来想提出,却不愿或不敢提出抑或根本就不提出此类辩护意见,因而不能确保辩护人去积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五)把原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中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改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本意很好,强化、扩大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内容和范围———使之从笼统的“合法权益”具体到“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但是,却依然把其作为辩护人应实施的行为内容及其结果本身”,而不是作为其“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事办案机关及其办案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所追求的结果和希望实现的目标,未免强辩护人之难。因为,这一结果是否得以实现,不完全取决于辩护人是否提出了这些材料和意见,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裁判方是否公正司法,听取和采纳辩护人所提出的正确材料和意见。即使辩护人提出了上述正确的材料和意见,如果裁判方也完全可能置之不理,作出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的裁决。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不考虑辩护人的个人能力及其主观努力程度,一律要求辩护人完全做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显而易见,这是勉为其难!另外,本条也未限定辩护人的责任的时空范围和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合法权益”所指,有可能使人们误认为,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其是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相关联,辩护人都有责任加以维护。 二、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再修改的建议 笔者以为,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科学化,协调其与刑法的关系,促使辩护人更好地尽力履行自己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职责,消除不良影响和后果,有必要对其进一步修改。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明确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而不是仅仅笼统地规定“辩护人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以便从根本上排除“公安司法机关和其他人错误认为辩护人应当向它们履行这一职责”的理念和可能性,从而防止和消除公安司法机关以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为据,以辩护人未向它们履行该职责为由,作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裁判。 (二)在本条尾部,增加责任规定,即增加“辩护人不履行该职责,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内容。“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同理,“没有责任的义务或职责,不是义务或职责。”一个人的义务或职责,只有在其得以全面正确地履行的时候,才能真正表明其真实的存在;当其没有被全面正确的履行,义务人就必须依法承担因此带来的不良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义务人或承担此职责之人积极主动、尽心尽力全面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应尽的义务或职责。一个人不全面正确履行义务或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应尽义务或者职责的得以全面正确履行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 作为辩护人,也不例外。因为,一方面,既然辩护人具有这一义务或职责,当他未全面正确地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这一义务或职责时,毫无疑问,也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辩护人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促使辩护人积极主动、自觉全面正确地履行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尽的义务或职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树立辩护人敢于承担责任的优良形象,建立起人们(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辩护人的信任度或依赖感,以便人们愿意更多地寻求获得辩护人的法律服务,从而为辩护人拓展法律服务市场创造条件。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辩护人的这一法律责任,还有待法律进一步完善。 (三)与刑法相协调,增加“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或者“从轻承担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内容。因为,一是,“从轻处罚”与罪轻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量刑问题,既可以是轻罪引起的“从轻处罚”,也可是因为存在“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而作出的;而罪轻既包括罪质方面的轻即轻罪,也包括罪量方面的轻,具体有两点:①某一犯罪存在不同的量刑幅度的犯罪时,指其中的轻刑幅度的该犯罪;②指某一犯罪的同一刑罚幅度内的轻刑所对应的犯罪情形。二是基于此,这是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的需要。 2012年3月14日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中规定: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中,查明犯罪事实“是指查明谁实施了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以及其他与他定罪量刑有关的情况。” 而这有赖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明犯罪事实(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证据,也仰仗于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忠职守,积极提出能够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正确应用法律”,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将法律应用到已经查明的具体案件事实时,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非罪的界限,做到定罪准确,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做到量刑适当。” 为了实现上述刑事诉讼法目的和任务,规定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存在从轻处罚的情形,一经查证,这无疑有助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从轻处罚。“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仅仅指通过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的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包括依法处罚犯罪人,做到罪形相适应,罪当其刑刑应其罪,不过分剥夺、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当辩护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且经查证属实,被公安司法机关采纳,贯彻、体现和实现了公安司法机关对犯作出相应的“从轻处罚”的裁判,这无疑是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精神和宗旨。 不仅如此,新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都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和意见”其中,“根据事实,是指辩护人根据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情况,包括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一切事实情况。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的从轻处罚的情节在内;“根据法律是指根据与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案件有关的所有的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理所当然包括刑法在内。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具有刑法所规定的“从轻处罚”情节时,辩护人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以便公安司法机关采纳,并对他(它)们作出从轻处罚的裁判。 (四)增加“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的内容,真正强化程序辩护,维护程序公正,从而真正实现刑事辩护的维护实体公正与程序统一的维护司法公正职能。 (五)在“维护……权益”之前加个“以”字;在“其他”与“合法权益”之间增加“与案件相关的”限定词。笔者之所以建议作如此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设定为目的,使之与“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行为区分开来,增强后者的目的性,表明辩护人实施这一行为是为实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服务的,而不是盲目的;二是明确后者作为目的,有可能实现———若能实现则最好,也有可能不实现。如果辩护人全心全意,竭尽所能,做到了“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旨在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但是由于辩护人所无力、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公安司法机关徇私枉法,对其材料和意见断然拒绝采纳,依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极为不利的裁判,不能苛责于辩护人。因为“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的行为。” “即使是善良的事项,但如果不可能,法律也不强求。”这是法律正义的要求和体现,也体现了法律对辩护人的公平。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将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再次修改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心尽责,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承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其因公安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遭受侵犯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与案件相关的其他合法权益。辩护人不履行该责任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乃至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学术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笔者力图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探寻更为合理的规则。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该规则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诱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该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与刑事诉讼法相适应,《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同样,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140、160、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目前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刑事诉讼法论文: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条件、羁押审查、诉讼程序、审问方式、辩护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提出新规定，也对基层检察院行使公诉、批捕、法律监督、反贪污贿赂、反侵权渎职等职能做出了新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法律产生了连锁反应，对基层检察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制度与机制建设都提出了新挑战。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呢？我简要谈几点看法。 一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基层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意识。 针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以从四个方面重点开展培训：首先，重点培训新法律条文。组织法律专家、业务骨干等开展新法条文学习活动，全面把握新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规定，特别突出修改部分的内容，指导干警全面掌握法律条款。可开展新法专题考试活动，可开展新法知识竞赛活动，可开展新法适用理论研讨活动，引导干警加强自学，积累新法规知识，把握尺度，学会依新法办事。其次，重点培训新法精神。以培训方式指导干警把握新法规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明确新法对于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的重要意义，增强基层检察队伍的执行意识。可开展“我与新法关系”的大讨论、大辩论活动，重点明确新法给基层检察员、各科室、各岗位带来的新任务、新责任，引导检察队伍转变旧思维，树立新观念，自觉执行新法律。三可开展模拟演练活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客观上给检察工作增加了难度。可充分预见执行新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突发情况、高难度审讯情况、媒体炒作等，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开展应对各种情况的模拟训练活动，提升攻坚能力。四可强化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培训。新法对文明执法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无疑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这就需要强化对干警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教育，以便展示检察队伍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专业能力强的整体形象。 二主动对接新法规，改进检察业务管理制度。 按照新法规依法行使检察机关各项工作职责，必须突出建章立制，规范业务管理。一要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建立健全程序性制度。对照新法精神和具体内容，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该简化的简化，该增加工作的程序的增加工作程序，确保执法程序合法、规范。比如，过去的审查逮捕工作程序相对简单，主要采取“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的作法；新法要求“确有必要逮捕方可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结合这一转变，建立健全有关“必要逮捕”的条件性规定和捕后羁押的审查规定，明确什么条件进入审查，审查的程序是什么等，适当增加执法程序与工作环节，落实新法的规定。二要全面梳理业务制度，补充改进业务管理制度。有些不符合新法的制度，该废除的要废除，需补充的要补充，该新建的要新建。要特别注意完善业务部门管理制度，视情增加部门的新职责；比如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相关职责要增加；要特别注意完善岗位职责制，将落实新法各条款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防止出现走老路、违规执法现象。比如，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的相关规定，可建立相关岗位职责和部门管理制度，落实好相关执法环节在时间上的规定。当然，亦可针对“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这一规定，明确什么情况属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建立相关执法标准。三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创新业务制度。新法的实施必然会使检察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包括检察队伍、法律监督对象及罪犯嫌疑人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实践中中要及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细化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三适应新法律环境，完善基层检察工作机制。 为了适应新法律环境，还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新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把各部门、各岗位落实新法的情况作为重点考核事项，除联合其他执法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外，还可以针对新法的执行开展专项考核，高度关注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二是完善组织机构机制。新法给一些部门一些岗位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基层检察机关原有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适应新的工作形势，可适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人员岗位，给相关部门充实人员，人员配置上向业务一线适当倾斜。三要完善物质保障和科技保障机制。新法的实施给侦破、取证、调查、审问等环节增大难度，加大了某些部门的的执法成本，因此亦应强化物质保障机制建设，在资金、设备、办案交通工具等方面予以保障；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以及审问办案过程对现场录像的要求，坚持科技强检，适当引进运行效率高、投资成本的信息技术新设备，加强技术保障。 总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基层检察工作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和新挑战，关键要需要基层检察班子转变思想，提升观念，以制度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为抓手提高业务及队伍管理水平，积极适应新法律营造的新环境，促进检察工作再上新水平。（编辑：圆圆） 刑事诉讼法论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 2011年8月,期待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颁布并面向公众征询意见,通过认真学习,笔者认为,《修正案(草案)》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如完善辩护制度、明确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对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程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修正案(草案)》在控制犯罪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如增加了技术侦查及特别程序的规定,赋予司法机关较为笼统宽泛的决定权,这也极有可能对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 基于对《修正案(草案)》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与担忧,笔者认为,《修正案(草案)》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强化人权保障,凸显立法目的“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贝卡利亚语),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是其永恒的主题。一方面,刑事诉讼中的强弱对比关系决定了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在公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犯罪表现为公民个人与国家、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对抗,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追诉,被追诉人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其个体的基本权利极有可能遭受国家公权力滥用的侵害。 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要保证控辩对抗能够平等理性地进行,就必须特别关注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即通过立法确认、赋予被追诉人权利,使之有能力与公权力相抗衡。正如德沃金所言:“在大多数社会里,给予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以明确的法律保护。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群体的成员自我保护的能力较弱,而不是由于这些人对社会更有道德价值。与此相类似,给予个人的更多的权利保护,是因为面临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个人是脆弱的。权利理论强调个人权利,因为需要特殊保护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另一方面,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考察,被追诉人的权利实为社会上每个公民应有的个人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即是对每一个公民的人权保障,故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在立法上构建科学完善的权利保障体系。 刑事诉讼法论文:诱惑侦查初探——刑事诉讼法理角度的思考 [内容摘要] 诱惑侦查，是犯罪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但对其合法性存在争议。本文针对实践中两类诱惑侦查的特征和法律性质，从法理角度划清了诱惑侦查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着重剖析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危害及法律后果。 [关键词] 诱惑侦查 犯意诱发型 提供机会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出现了一些无被害人的犯罪，如贩毒、行贿、组织、伪造货币等。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给侦查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产生了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查获此类犯罪的行之有效措施之一。 所谓“诱惑侦查”，或称“诱饵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而又没有足够证据时，亲自或者使用民间侦查合作者创造情境，诱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然后当场将其抓获进行证据收集。这种侦查手段的优势在于，由于事先设置了诱饵，整个犯罪过程都在侦查机关的严密监控下，犯罪嫌疑人很难毁证、匿赃、逃脱，也难以翻供翻证，所以案子破得干脆利落，富有效率，因此对于侦破一些较难获取证据的案件是极其有效的。因此，诱惑侦查即使在法制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刑事侦查中也并不少见；在我国，由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诱惑侦查在各种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也越来越受到青睐。然而，对此法律上并无相应规制，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一、诱惑侦查的基本类型 诱惑侦查的一般做法是，警察或警察雇用的原犯罪集团的成员，扮作犯罪者，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接触嫌疑犯，伪装要卖、宿娼或行贿，而在对方同意并开始交易时立即将嫌疑人逮捕。引蛇出洞，诱以利益，后发制人——从侦查技巧上分析，这无疑侦破疑难案件的成功方案。然而，如果某人并不吸毒或以戒毒，但扮成贩子的警察却一再向他推销或者怂恿贩毒，使他决定试一试。如果因此而将这个人逮捕，则我们显然会感到这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如何从法律角度来判断这种诱惑侦查是不公平或者违法呢？ 其实，归纳实践中采用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诱惑者促使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我们称之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主要特征是，被诱惑者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的，他只是被侦查者认为是嫌疑人；而诱惑者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致使被诱惑者在强烈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方法在美国曾经广为采用，并为法律所允许，直到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1]对于圈套(entrapment)的确切定义尽管仍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它应包含这样一种情形，即“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innocent person)心里植入(implant)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他们受到追诉。”[2]所以美国的所谓“警察圈套”（police entrapment）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例如，在某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侦查人员化装成刑事被告人的亲友，向审理该案的法官行贿，并一再表示无论事成与否决不声张，保证没人知道等，待法官经不住反复劝诱而收下贿赂时，再以贿赂罪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在这类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无异在诱使或者鼓励无罪的人犯罪，所以应当属于非法的侦查行为。现实中许多国家也是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二种类型是，诱惑者为已具备犯意的被诱惑者提供机会，我们称之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这种诱惑侦查的特征是，被诱惑者本来已产生了犯罪意图，甚至已有犯罪行为，诱惑者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特定条件和机会，相对来说，侦查机关的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往往是守株待兔地等待犯罪人现身或犯罪团伙暴露，所以并不存在诱发无罪者犯罪的倾向。例如，警方得知有一抢劫团伙欲在某银行运钞途中行动，遂把作了记号的大量现金用运钞车招摇过市运往银行，暗中布下严密的控制，待犯罪分子全面行动之时将其一网打尽。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其早已产生的犯罪意图，警察的行为只是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由于避免了引诱清白者犯罪的弊端，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均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持肯定态度的。 二、诱惑侦查的实践区分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在理论上较易界定，但在实践中如何区分二者的界限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 首先，从诱惑侦查的作用对象来看，有无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分怀疑理由是区分“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先决性条件。笔者把这称之为“目标明确性原则”。如果侦查机关事先掌握了大量的线索，确定某人（也许是潜在的）有犯罪嫌疑，说明侦查机关的行为并非随意性，诱发犯意的危险性就降低了；反之，毫无根据地把某人确定为诱惑对象，就可能面临侵犯一个根本没有犯罪意图的清白者的声誉。 其次，从被诱惑者的主观方面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应当具有明显的犯罪意图（正在进行犯罪准备活动或正准备继续犯罪），这可以称为“犯罪倾向性原则”。当然，被诱惑者主观上有无犯意是较难判断的，但是主观犯意也会在不经意间通过外部行为暴露出来，例如在言语中流露出明确的犯罪预谋和计划，事先已作好进行犯罪的准备活动，或者有迹象表明其正在秘密从事犯罪。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初步的侦查中掌握一定的证据材料，根据线索确定犯意是否已经产生。要注意避免一种思维定势，即把有过犯罪前科或者类似劣迹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具有犯意，而应当具体的犯罪案件中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走入“天生犯人”或“犯人无法矫正”的犯罪论误区。如果犯罪意图在诱惑前已经产生，即犯意是犯罪嫌疑人“自发性产生”而非经诱惑者“植入”的，受到诱惑后“一拍即合”，从而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我们就不能认为是“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 再次，从侦查者的行为强度来看，诱惑程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是决定诱惑侦查属于何种类型的客观标准，此乃“行为适度性原则”。例如女警察假扮“女护士”对存在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诱惑侦查，如果该“女护士”身着性感暴露，并且用身体或语言进行挑逗引诱，致使被诱惑者受到巨大刺激而犯罪，则该诱惑侦查可以说超越了“提供机会”的限度。行为是否适度，可以以一般侦查行为的强度，普通人承受诱惑的能力等作为参照进行判断。 当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如此详尽的规定，所以上述分类和判断标准只是从学理上进行研究得出的，但这并不妨碍暂且抛开法条的局限，就诱惑侦查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思考，并为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三、诱惑侦查的违法界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下结论：“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考虑到目前与贩毒、行贿、组织 、伪造货币等犯罪斗争的严峻形势，应允许其使用；“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违法的。所以在此主要讨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其法律后果问题。 笔者认为，“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在侦查活动中虽然对侦破特殊案件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从法律价值层面分析，它却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危险： 第一，“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侵犯了公民的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说，公民作为有理性的人，应被视为对自己行为的利益后果有着认识的，只要不触犯法律，他可以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律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所以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无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人格自律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许多国家被规定为宪法权利（例如日本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了人格自律权），尽管在我国宪法中并无反映，但并不能因此无视其存在而任意侵犯；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并未造成任何妨碍，我们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犯罪，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就大了。 第二，“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诚然，诱惑侦查手段的采用是为了侦破难以取证的案件，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国家只能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这是国家行为的基本界限，也是任何公民行为基本界限。”[4]而在“犯意诱发型”的侦查中，政府充当了诱人犯罪的角色，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入罪，显然背离了其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职，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如果用中国一句古谚来反讽，倒是颇耐人寻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三，“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由于不要求掌握犯罪嫌疑人具有犯意的一定线索和证据，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的影响，如在一定时间破不了案显然会有一种“不利益”的后果，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侦查机关知法犯法的事情也时有耳闻。这就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 第四，从根本上说，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消极影响。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5] 四、违法诱惑侦查的后果 既然“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是违法的，那么这种侦查活动将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日本诉讼法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1）有的学者主张对通过违法的诱惑侦查获得的证据，应该适用违法收集证据排除规则；[6]（2）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的原因是程序不公正，应以违反正当程序为依据驳回公诉；[7]（3）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违法时，因为缺乏国家处罚的资格，所以应予免诉。[8] 应该说，诱惑侦查的违法性问题并非单纯地属于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证据可采性的更大问题，所以第一种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区别是，驳回公诉的判决在日本是形式判决，不适用一事不再理，而免诉判决属于形式判决还是属于实体判决在日本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它是发生一事不再理效力的。所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田口守一教授认为，如果诱惑侦查违反程序的程度已经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程度的话，可以通过一事不再理效力的免诉中止程序。[9] 在我国对诱惑侦查的研究中，实际上也存在诱惑侦查违法时的法律后果问题，但学者论及较少。而实务部门呢，一般是不加区分诱惑侦查的类型而采纳其获得的证据的；也有少数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以“诱发犯罪”为由不予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虽然，公安机关使用诱惑侦查方法侦破案件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是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国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诱惑侦查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只是在理论界，有人分析后指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应该不予采纳。[10]然而，这对于明确违法性的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说依然是不全面的。 笔者认为，对于“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基于本文前述的种种危害，权衡利弊，应当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禁用，以免过分倾重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基本的人权，因此，对于通过“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相应地就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排除；如果属重大违法（如引诱清白的人犯罪，陷无辜者入圈套）且达到了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的程度，就应当不予受理（我国并未真正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视违法情节的轻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于“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由于其并不违法，考虑到打击犯罪的需要，可以采用，并可根据其收集的证据定罪处刑；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在量刑时应适当从轻处罚。 刑事诉讼法论文: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之人权保护 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概述 在中国近代化以前，中国的刑事诉讼以发展了近2000年，但这种刑事诉讼只能归类于纠问式刑事诉讼，其文明与民主成分含量极少。因此，到了现代，这种纠问式诉讼制度就毫不犹豫地被抛弃了。而一部科学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刑事诉讼法典，应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并贯穿于各个程序，各个制度之中，成为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除了通过打击犯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以外，主要指：（1）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行使；（2）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惩罚；（3）保证有罪的人得到公正的惩罚。以上三点，第一点是从诉讼过程中说的，第二第三点是从结局上说的，只有诉讼参与人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保障，才能使诉讼结果的人权保障得到实现。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任何民主的刑事诉讼法，都着重规定了旨在保障人权的各种原则、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它不仅规定了“保障无罪的人有受刑事追究”的任务，而且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规定了辩护权、诉讼参与人权利及其保障，规定了其他一系列保障人权的原则、制度和程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理念和制度保障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仅从被害人和被告人角度上阐述一二。 二、 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补充健全了我国人权保障制度 （一）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首先，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其次，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上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欲望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是赋予他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再次，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的报应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过程、影响裁判结局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拥有较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适的平衡。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但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与被告人居于大致相同的诉讼地位，但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作为追诉机关已成为被告人的强大对手的情况下，被害人如果再拥有与其完全相同的诉讼权利，那么被告人事实上将同时面对两方面的指控，其诉讼地位将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因此，为维护控、辩双方的地位平衡，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也作出了一些限制，使其不至于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原告人。 （二）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身份的权利 1、 申请回避的权利 诉讼法第28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在肯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后，理所当然地享有了申请回避的权利，这一立法意图的转变，正是新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最显著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第一，法律规定回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或偏袒一方，保证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第二，被害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等等。 2、 赋予被害人委托律师诉讼的权利 委托律师代为一定的刑事诉讼行为，是被害人借助律师的法律知识、诉讼技巧， 实现自己诉讼权利，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被告人委托的权利，没有规定被害人有该权利。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自诉、附带民事诉法的当事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这从立法上是一个小的转变，但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角度出发，它起到了到关重要的作用，更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3、 刑事被害人申诉权，起诉权的确定 赋予被害人的对公安机关不予侦查决定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以及对检察 机关决定不起诉不服而提出申诉或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权利，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保护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又一新发展，它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开始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主逐步转向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平衡，从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新刑事诉讼法第88条、第145条规定了被害人对于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及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的决定不服时，规定了法律保护措施。根据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时，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不立案理由不成立时，检察机关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应将审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维持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检察机关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法院。这些规定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4、 刑事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赋予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第一审的判决后，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对裁判结果只能被动接受，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体现和具体化。 三、 被告人享有更多人权保护，这是刑事诉讼立法不断完善，走向法治化人权保障正轨的标志 （一） 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具有深刻意义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对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两种称谓。公诉案 件，受到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作此区分，具有深刻的实质意义。 首先，根据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提起正式的控诉是确定被告人的前提。控诉是 指依法拥有起诉权的部门或个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正式的控告，要求追究某人刑事责任的法律行为。它是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器。而在检察机关正式提起控诉以前，受刑事追诉者之所以参与诉讼活动，是因为他涉嫌犯罪并受到起诉，而不是因为他受到控诉，他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具备刑事被告人的身份。所以作此区分，符合包括不告不理原则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理。 其次，将犯罪嫌疑人确定为被告人需具备法定的条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 机关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审查案件是否具备起诉的条件。其中确定据以证明受追诉者有罪的证据是否已达到提起公诉所要求的证明程度，是实体审查一个重要方面。受追诉者能否被正式确定为被告人，也要视审查起诉的结果而定。在程序上，如果条件具备了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应正式提起公诉，制作起起诉书，犯罪嫌疑人随之被确立为被告人，因此作此区分，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实际进程，也与他在诉讼中地位的变化相适应。 再次，将受到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统一称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诉讼 公正、民主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两种称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标志着受刑事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不是罪犯，这从法律上排除了他的罪犯身份，赋予他诉讼主体的身份，这是彻底废止有罪推定防止主观臆断所必须的，也是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重要标志。 （二）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最大突破 无罪推定是在废除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 事诉讼基本原则，它与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了现代刑事法律制度，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在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一律被推定为法律上无罪。这一原则包含着一系列法律规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一律由起诉方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检察官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就不能推翻无罪推定，原来的无罪推定也就会转移为无罪的判定；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或责任，而享有辩护的权利，在其罪行得不到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障任何人免受不公正的追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以往的刑事立法，通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导致很多的案 子无法作出确切结论，实事求是原则在处理疑罪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当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查清时，按照该原则就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于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便成趋势。 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 定有罪。”这条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成了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最显著之处。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能称被告人为罪犯，但也不是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即“宣告一个人无罪并不等于他事实无罪，只能说明我们不能证明他有罪，只要不能证明他有罪，就得宣告他无罪。”②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设定是重要的，并且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赋予被告人各种权利，让其享有人权内容的保护。 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新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首先，废除了 免除起诉制度，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不得作出有罪但免于起诉的决定，将原免于起诉的部分对象纳入不起诉的范围，防止分割法院定罪权，防止因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造成人民检察院滥用定罪权侵犯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提出证据，对被告人有罪承担证明责任，并应使这一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被追诉者则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另外，刑事诉讼法摒弃过去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与“宁枉勿纵”“有罪推定”观念相联系的疑罪从有、从轻原则，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 （三） 被告人的权利 1、 被告人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 依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1）逮捕人犯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拘留的条件是：罪该逮捕，有新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7种紧急情况之一；逮捕的程序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人民法院的决定。（2）被拘留者对逾期的拘留有向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要求释放的权利。这些都是在合法程序下进行的，是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有力表现。 2、 接受迅速、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和二审公诉案件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到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新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196条）。（2）为了保证公正的审判，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3）除涉及未成年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新事诉讼法第152条），且所有案件的宣判必须公开。这些规定合理、及时地保护了被告人的权益。 3、 被告人有辩护权和辩护依赖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人辩护。（2）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告知他有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的，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未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等等一些应该说被告人在法院有罪判决之前，有充分的权利为自己辩护，解除或减轻自己的责任。 4、 对不公正判决的上诉权及申诉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新刑事诉讼法第180条）。（2）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新刑事诉讼法第190条）。（3）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 四、 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有关人权保障的不足和改进建议 （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于证人了庭作证方面，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比例相当高，原因有：第一，对证人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上述规定侧重与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但由于对证人事前和事中的预防性保护制度尚未确定，还缺乏有组织的保护运行机制；第二，缺乏对证人的财产权保护。证人因出庭作证，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对此，刑诉法中未作规定；第三，对拒绝作证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证人作证本是一项法律义务，如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制裁。刑诉法未作相应规定是一漏洞。此制度对于保护被害人、被告人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④证人的作证能使被告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而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为了让证人能出庭作证必须从制度上入手，来确定证人作证保障机制：第一，确立证人对控辩双方的平等作证义务，现行法律规定不利于控辩双方的抗衡；第二，完善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应加强对证人人身安全保护，进行事前、事中保护，并建立补偿制度，保护证人的财产权利；第三，健全拒绝作证的制裁制度，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证人，司法机关可以强制传唤，甚至可以考虑采取一定的罚款或拘留措施，并且严重的，可判其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逮捕羁押的运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运用条件及程序的严格限制，逮捕羁押对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逃跑具有一定意义，其运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只有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严重到足以阻碍诉讼的进行时，才应逮捕羁押。然而，据统计，我国各级人民检察中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被羁押，受到羁押而最终未被处于刑罚的比例相当高。这说明在现实中，滥用逮捕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不必要逮捕的，公检法机关为图省事，一抓了之，将导致官僚主义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公。审判中，已被羁押而未有证据证明有罪的被告人未被处于刑罚，但人身自由事实上被剥夺了一定时期，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并未对些做出规定，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陷。 为此，为了更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更加严格的控制逮捕的程序， 不得滥用逮捕权，同时在立法上确立对此类情况进行国家赔偿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 （三） 关于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含义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 的信息。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 求指控方将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护一方，展示的具体方式是允许其阅览、 复制；同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法庭也可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 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意义最主要是保护辩护权利，保证被告人，犯罪嫌 疑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审判实行由控辩方举证的庭审方式的情况下，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方式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使得律师较多依赖于侦控方所收集的证据，这就使庭前查阅证据具有更大的作用。但现实中律师的阅卷受到很大的障碍，需要完善：首先，应明确规定控方向辩方开示证据的范围，原则上应全部开示；其次，应明确规定辩方向控方开示的证据的种类和范围，如被告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等；再次，确立违反证据开示制度的制裁措施，包括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等。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法治化的向前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人权的法律保障正逐步走向完善、成熟。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便是一例，它特别强调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主体的人权保护，并逐步健全。另外，人权保障制度深深渗透刑事诉讼法的方方面面，使人权保障在刑事法方面得到有力体现。 刑事诉讼法论文:透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上的变化 论文摘要：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着眼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较大的变化。在法条数量上，涉及被害人的由原来的10条增加到20条，直接用于规定的由原来的8条增加到17条，注重平衡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了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在诉讼地位上，被害人由先前的诉讼参与人变成了当事人，获得了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在诉讼权利上，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在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也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构成了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公检法机关与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新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对被害人的上诉权及其委托人权限没有明确规定；二是对被害人范围界定上，仍未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三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保护上，如何使被害人实现其诉讼权利、防止再度被害及精神损害赔偿与《民法通则》不协调的状况等方面有待于继续完善。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现代各国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主义，即检察官公诉垄断主义，有的采取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相结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正是把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为修改重点之一，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害人的法律保护。对被害人内容上的修改是新刑诉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现试就79年刑诉法与新刑诉法中对被害人的不同规定加以比较分析，以此透视二者在立法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关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的变化 （一）法条数量上的变化 79年刑诉法涉及被害人的条文有10条，其中将“被害人”一词直接用于规定的仅有8条；而新刑诉法关于被害人的条文有20条，其中涉及被害人一词的规定就达17条。新刑诉法较79年刑诉法改动了110处，其中补充、修改有关被害人的规定占改动问题的七分之一。刑诉法修改决定对被害人的原有规定之所以大幅度地增补，旨在平衡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增强被害人的控诉功能。同时，力图通过被害人诉讼保护这一窗口，体现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程度。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如果被害人对审判结果不服,认为判决过轻或不公,但由于其不是独立的当事人,只能通过请求检察院来实现愿望,如果检察院不接受请求,则对被害人明显不公.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为当事人的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79年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之列，其诉讼地位与证人相似，不同于证人之处是被害人享有一定的申请权或申诉权。其中的被害人不属于诉讼当事人，一般不直接参与诉讼，只是由于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才与刑事诉讼发生联系，其参与刑事诉讼是被动的，其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害人诉讼权利受诉讼地位的制约，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主要依靠并通过司法机关对犯罪追诉行为的实施而达到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之目的。而事实上，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其次，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权利，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在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处于待定状态的同时，也使被害人的上述权利和要求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是赋予他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再次，被害人基于实现使被告人受到合法的制裁这一要求，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过程、影响裁判结局的愿望。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使其作为拥有较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适的平衡。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改79年刑诉法第五十八条为新刑诉法第八十二条，将“被害人”修改为“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变为当事人，这一规定上的变化使其由被动变为主动，势必将形成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等且独立的诉讼地位，这将大大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为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提供更多的契机。 （三）被害人诉讼权利上的变化 79年刑诉法中的被害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诉讼地位有近似于当事人之处，执行一定的控诉职能，有一定的独立请求权，但不是当事人，有证人的作用，而不是证人。被害人实质上是介于证人和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独立请求权的特殊证人。其诉讼权利主要有：①控告犯罪和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控告后如果不立案，有权申请复议；②对人民检察院免诉和不起诉决定有申诉权；③可以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被告人发问，有权参加法庭辩论；④在自己的诉讼权利受到非法限制或剥夺时，有权提出控告；⑤委托人依法参加诉讼。新刑诉法则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①控告权。对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②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③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④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⑤直接起诉权；⑥参加法庭审理权；⑦申请提出抗诉权；⑧对生效裁判的申请权。此外，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还被明确赋予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 79年刑诉法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诉讼权利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权利范围相对狭窄。被害人权利的局限性最显著的表现有三：第一，诉讼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相对滞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其不能直接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权利也只有在诉讼中的部分阶段体现出来，而且一般要在司法机关作出某种诉讼行为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譬如，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申诉权，要在人民检察院作出免诉或不起诉决定之后才能行使。第二，某些诉讼权利的法律依据有限。被害人的委托权在79年刑诉法中没有规定，根据律师暂行条例和司法实践，被害人在起诉后，开庭前可以委托律师或近亲属担任其诉讼人参加法庭审理，其委托权的行使仅限于法庭审理阶段。第三，诉讼权利范围窄小。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局限于控告权、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窄小有限的权利范围直接束缚、抑制了被害人控诉职能的发挥。鉴于现行刑诉法中被害人规定的种种局限性，新刑诉法首先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之一，明确赋予被害人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权，并将委托诉讼权扩及整个诉讼阶段；其次，对被害人在诉讼全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作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是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被害人的控告权、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参加法庭审理权和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等原有权限的适用规定；另一方面增设了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案件处理发表意见权、直接起诉权和申请提出抗诉权等新权项的规定。新刑诉法完善并扩展被害人的诉讼权限、丰富其权项内容，有利于提高被害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被害人作为公民个人的法律保护，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既注重依法惩治犯罪，又注重保证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 （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告状无门”的问题反映强烈。有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害后，投诉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不上案，甚至不被受理；有的立案了，对被告人却该逮捕的不逮捕，该起诉的不起诉；法院判案，也存在着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等问题。究其原因，不可否认这背后常有“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祟；但也不能忽视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缺少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尤其是缺乏被害人一方的制约。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展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79年刑诉法实施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受到三机关不同程度的制约。其诉讼行为以三机关的主诉讼行为为前提而存在，属于辅助性、附属性或补充性的行为。纵观我国以往公诉案件追诉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我国一贯的刑事追诉形式是国家追诉。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追诉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被害人成为附属。诉讼中的公检法与被害人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被害人无法约束影响公检法的诉讼行为，其投诉难、告状难的问题在所难免。造成此问题的症结是79年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显匮乏，关于被害人对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反制约缺少规范。立法界修改刑诉法时可能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在新刑诉法里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第一项是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第二项是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第三项是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其中对不立案提出异议权、申请提出抗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通过合法手段间接制约、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诉讼行为的立法规范。直接起诉权是三项规定中反制约特色最突出的一项，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若不服或不满公安、检察机关阶段性的追诉结果（结论），可以直接起诉（自诉）。直接起诉权的行使，可以使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使国家追诉转化为个人追诉（自诉）。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构成了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为依法惩治犯罪，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检法机关与拥有自诉权的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 二、关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其变化趋势 （一）新刑诉法中关于被害人的权利规定存在的缺陷 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是犯罪行为中相对的双方，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同或相对的权利，然而，新刑诉法中双方的某些诉讼权利既不相同，也不对等，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存在两点缺陷：其一，新刑诉法缺乏被害人委托诉讼人权限方面的规定。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诉讼人也应与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的诉讼地位。新刑诉法关于辩护人的权利规定得系统、完善、具体且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便于操作。相比而言，关于被害人委托诉讼人的规定仅见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此条规定也仅仅是列举了诉讼人的范围，没有述及诉讼人的权限。被害人的诉讼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范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是新刑诉法的疏漏之处。其二，新刑诉法缺少被害人上诉权的规定。对于应不应该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势必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不利于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二是将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被害人上诉的案件中，上诉的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也难于处理。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意见认为，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79年刑诉法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得很不够。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不是被害人的代表，对于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并不一定会提出抗诉，因此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但第二种意见更具说服力一些。尽管上诉权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但上诉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固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不可取消或剥夺。取消上诉权，就会破坏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这与人权保障的全面性要求不相适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减少刑事终审裁判后的申诉现象。权衡利弊，为了既避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产生的弊端，又能加强对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对被害人上诉权的适用可以有条件的加以限制。即，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决定不抗诉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势在必行 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范围，在79年刑诉法中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对这一解释，《刑诉法》修正案既未修改补充，又未出台新规定，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不能适应当前刑事犯罪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法人犯罪和其他新型犯罪日趋增多，犯罪中经济损失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方往往是法人和国家。法人、国家能否成为被害人？若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其诉讼权利由谁行使？因此，适当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已势在必行。建议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中有必要重新界定被害人的内涵，划定被害人的范围，将被害人的适用对象扩及到法人和国家，适应当前惩治各类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若被害人是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可依法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若被害人是国家的，在国家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受到一定程度损失的情况下，从立法上应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来具体确定被害人。即确定有职责代表国家保护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依法有义务维护国家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利益不受侵害的国家职能机关或主管机关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由其具体承担国家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诉讼中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若其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其所维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国家利益遭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可代表国家作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三）促进诉讼制度民主化，突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保护 为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方面突出被害人的立法保护，我国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采取下列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予以切实保障。首先，扩大被害人适用对象的范围；其次，为被害人实现其诉讼权利提供物质保障。例如：被害人因经济困难无力参加诉讼应如何救济、被害人缺乏起码的诉讼常识应如何提供帮助等等；第三，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防止被害人再度被害。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害人因人身受到威胁而不敢参加诉讼，有的隐私案件的被害人在诉讼中因人格、名誉受到毁坏而苦不堪言。因此，国家立法应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必要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防止对被害人的威胁和报复行为；第四，扩大对被害人法定赔偿损失的范围，将精神损害列入法定赔偿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刑法第36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赔偿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对于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被害人不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我国《民法通则》中已将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这就在我国立法上形成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状况。因此，刑诉法的规定应尽快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协调，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消除就同一问题两部法律的规定相冲突的现象及由此导致的弊端；第五，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在实践中，由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以及惨重的经济损失，往往会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为了避免被害人痛苦的无限延续，应由国家对不能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这样，可以使被害人的心理得到平衡，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犯罪人的负罪感，唤起其良知从而有利于矫正犯罪。 总之，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变化及其权利的赋予，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使其拥有完整的诉讼权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充分行使法律赋予其的各项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依法保护的最突出表现。这些变化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将会更加完善。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阶段，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机器换人”现象屡见不鲜。企业“裁员潮”来势汹汹，腾讯、阿里、京东、字节跳动等知名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员工首当其冲，劳动争议高发。根据相关统计，调岗案件数量在劳动争议中大概占比20%～30%，由用人单位调岗行为引发的纠纷已成为影响我国劳动关系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调岗行为的背后是平等与自由、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干预过多会增加企业人力成本负担，甚至有可能损害劳动者利益，应有合理的规范及程序来调和冲突。但目前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调岗并无直接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只能援引劳动合同变更的相关条款解决纠纷。在裁判规则缺位时，如何把握用人单位调岗行为之界限，怎样协调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冲突，如何实现劳资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诉求等问题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为了妥善解决调岗纠纷中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困境，实现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平衡，有必要对“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的适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一、利益衡量方法的核心内涵 利益衡量方法通常是指在合法权利(利益)发生冲突时而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时，为形成公正合理的判决而采用的一种司法平衡方法。它贯彻着司法能动、经验主义和利益平衡精神，主张灵活有效和实用主义的自由裁量，其基本理念是协调利益争议各方，实现总体效益优化［1］。利益衡量理论源于德意志的自由法学及其衍生的利益法学，最初是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法解释方法被提出，并受到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20世纪初期，以德国法学家赫克为核心的利益法学强调裁判中的各种利益，将裁判者的视野引向了社会现实和实体价值层面，主张法律是对利益的分配和保护。他们认为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其主要任务就是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利益问题。在司法过程中，面对法律规则不能完美解决纠纷的窘境，法官必须考察和确定立法者意在保护但未予以明确的利益因素，主动审视案件所涉及的各方利益，维护可被认为是优先的利益，在冲突的利益中谋求平衡。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与星野英一将其作为法的解释方法论进行研究，强调法律解释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并将利益衡量的理论体系化。日本的利益衡量论不仅仅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更是对法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进行综合权衡考量的产物。利益衡量方法在我国法学理论中可谓是“舶来品”。20世纪90年代，梁慧星教授将日本的利益衡量理论介绍入国内，率先尝试利用利益衡量方法分析论证案件，他认为利益衡量是“实质判断加上法律依据”，法律是衡量基准，案件是利益冲突的体现，案件的裁判是法官利益衡量的过程。有关利益衡量的含义，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曾作如下阐述:“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当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只有一种解释之可能性，自需尊重法条之文字。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时，法官须衡量此案性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2］利益衡量方法的核心内涵体现在:(1)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前提和对象是审判过程中所面临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2)适用利益衡量方法的主体是承办案件的法官;(3)利益衡量的内容是对具体案件中的冲突利益进行衡量与取舍，为利益冲突的协调寻取妥当的标准。利益衡量方法强调对法律条文背后利益的评估与衡量，注重具体案件中不同利益诉求的评判与取舍，具有追求平等的价值倾向，它不仅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利益衡量方法打破法律形式主义的桎梏，能够弥补形式逻辑方法的局限性，其要旨就在于强调法官对现实案件中利益关系的思考与权衡，能够在疑难案件和新型案件中帮助裁判者正确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推理方法，寻求可以被各方接受的最优判决结果，实现司法定纷止争之目的。正因如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法学方法中的“黄金方法”。 二、利益衡量方法与调岗纠纷的内在契合 我国法律未对调岗的概念进行界定，通常意义上的调岗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岗位进行的调整，主要体现为工种、职位、工作时间与地点、劳动条件以及薪资报酬等条件的变更，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3］。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满足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需要，以调岗的方式调整用工诉求，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引发劳动者在不同岗位上的流动，是用人单位行使用工自主权的表现。但实践中未达成合意的单方调岗问题多发且情况复杂，在调岗致使劳动者利益降低或者工作负担增加的情况下，极易产生利益冲突，引发劳动争议。 (一)我国调岗纠纷的现状 笔者在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以“调岗”为关键词针对2020—2022年(截至8月31日)全国各级法院全部审结的民事案件进行查询，共检索到公开案例19089个。涉调岗案件中占比较大的案由为:劳动争议(70．08%)、劳动合同纠纷(20．12%);其中争议焦点排在首位的是“劳动合同解除争议”，其次是“劳动补偿金争议”分别占案件总数的40．8%和25．8%。此外，上述案件中各审级占比依次为:一审(51．76%)、二审(46．61%)、再审(1．62%)，可见涉调岗案件不仅数量多、争议焦点集中且上诉率高。一审中调岗纠纷中所涉及的劳资双方利益冲突不能有效协调，直接导致上诉率增高，对调岗纠纷的审判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相关裁判文书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实务中引发纠纷的情形主要包括: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调岗;以非正当理由随意调岗;对处于特殊地位的劳动者无视立法的强制性规定而进行调岗;为节约经营成本、规避解雇保护制度，以调岗或降薪等方式恶意调岗、变相辞退，等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多注重对调岗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认定，在判断调岗具有合法性的前提下，主张用人单位在确需对劳动者进行调岗时应证明其合理性。在此过程中，囿于法律之于调岗纠纷的滞后性，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利益衡量方法适用的必要性 1．缓解调岗中的劳资利益冲突一方面，用人单位作为市场主体，追逐利益是其本质，为了维护和保障生产经营秩序，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规划人力资源配置以适应内外环境，提高管理效率以保持竞争优势对劳动者调岗，是其行使用工自主权的体现。另一方面，劳动者的职业安定性追求对其工作条件、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及社会交往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要求，而工作地点、岗位变动、薪资福利的变化会对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劳资关系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劳动者作为劳资关系的重要主体，接受劳动管理、服从统筹安排无可非议。但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地位和由此导致的话语权悬殊，导致调岗过程中很难实现意思自治，进而产生劳动者对切身利益的追求之于企业用工自主权的冲突。利益冲突是利益衡量的适用前提，在调岗纠纷中引入利益衡量方法，由法官通过对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利益进行取舍平衡，判断调岗行为的合理性，能够协调劳资利益关系，增强裁判的妥适性。2．弥补劳动法的滞后性法谚有云，“法律从其颁布的那一刻就已过时”。法律具有权威性、安定性，一经确定即不会轻易变更，规范与事实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劳动法也不例外。用人单位基于经营与发展需要而进行单方调岗，由此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加，但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调岗行为的专门、直接规定。考虑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调岗必然会导致劳动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司法实务中大多援引《劳动合同法》中涉及劳动合同变更的相应条款解决调岗纠纷。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通过司法指导意见对用人单位单方调岗行进行规定，各地裁审规则基本认同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强调对用工自主权边界的把握，在调岗行为合理性认定标准上亦有共通之处［4］。例如，调岗须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事先规定可以调岗;调岗不得对劳动者产生侮辱性等不利影响;用人单位应当证明调岗的合理性，等等。但鉴于案情所涉要素的差异，具体考量标准存在差别，自由裁量权界限模糊，容易出现裁判口径不统一的现象。利益衡量旨在追求个案中的实质正义，注重对争议双方冲突的利益进行比较、权衡与取舍，是司法填补法律漏洞的有效方法［5］。法官面对新经济发展态势下的诸类调岗纠纷，在认定调岗的合理性、判断调岗是否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衡量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适用法律等问题的过程中均有利益衡量方法适用的空间和必要。 (三)利益衡量方法适用的可行性 1．有法律依据可循劳动法的良好实施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构建和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等多种现实意义。我国《劳动法》第一条确立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原则。该规定看似偏袒性地维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利益，与公平有悖。但应当考虑到，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把握着利益分配的主导权、用工选择权，极易利用强势地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往往无法与用人单位抗衡。笔者认为，劳动法立法本身就是利益衡量的产物，通过对劳动者利益的倾斜保护，使其具有与用人单位平等对话的能力，协调劳资利益冲突，符合公平正义之司法理念。将利益衡量方法适用于调岗纠纷，符合劳动法的立法目的，是实现劳资双方利益动态平衡的有效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七条规定:“正确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行使自由裁量权，要综合考量案件所涉各种利益关系，对相互冲突的权利或利益进行权衡与取舍，正确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生存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关系，保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在调岗纠纷的审裁过程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判断调岗行为合理性，要根据案件事实，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综合考量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将劳动者对出勤成本、工作环境、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等的追求与降低劳动成本、低投入高产出、效益最大化的愿景纳入权衡范畴，正确处理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利益冲突。2．有司法裁判经验借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利益衡量方法在民事审判领域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已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在环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案件甚至刑事案件都有广泛适用。有学者认为，司法实务中劳动争议归根结底亦是利益权衡与选择问题［6］。实践中已有法官在调岗案件中引入利益衡量方法，为其在调岗纠纷中的适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在“张某与山东鲁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①中写道:“张某不满工作岗位的调整而缺勤，该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纪取决于鲁泰公司调整工作岗位的合法性。对于张某而言，从其自身发展需要、劳动报酬的获得与付出进行综合利益衡量分析，工作地点由同城变为异地、工资报酬由多变少导致的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对其劳动合同履行已经造成实质影响……鲁泰公司自行调整张某工作岗位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张某并非自身原因导致缺勤，鲁泰公司以张某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该案中法官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全面衡量调岗行为对劳动者产生的不利影响，对用人单位调岗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并在判决书中展示进行利益衡量的思路，协调用工自主与劳动者利益的冲突，为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适用的可行性提供佐证。 三、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的适用原则 诚然，利益衡量方法可为调岗纠纷提供新的解决路径，但利益衡量的主观性和个案差异性特质明显，更多的是裁判过程中的思维导向，与法官个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密切相关［7］。利益衡量并非任意妄为，其适用应当有所限制，以避免法官的主观恣意。为保证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适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有限的利益衡量。利益衡量应当被严格限制，不能脱离法律规范恣意进行。法官要依据法律规范评价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根据调岗纠纷中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与诉求衡量利弊，在公平、合法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做出符合法律精神和当事人利益追求的评判，不仅要恪守法律的严密性和体系性，亦要兼顾法作为社会规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第二，遵循立法者原意。利益衡量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充法律漏洞，包含着法官对法条的理解和掌握，应当透过现行法律规范探寻法律语言词句背后的立法者意图和利益取舍之道，熟谙法律中所包含的利益，对调岗纠纷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公平、妥当的衡量，实现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权益的平衡。第三，充分论证与公开原则。利益衡量的说理和论证决定着裁判结果的说服力与可接受性［8］。法官利益衡量的思维过程和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价值取向和法律职业素养。在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解决调岗纠纷时，法官应尽可能在判决书中明示其判决结果来自利益衡量，并将其对利益冲突进行衡量、取舍的思考过程以及依据法律规范进行理论构成的过程予以公开阐明，检验推理论证的妥当性，增强裁判说服力。第四，比例原则。平衡强弱悬殊的力量，实现利益均衡是比例原则的重要价值，其本身包含着“适当、必要、最小侵害、均衡”等判断因素。在调岗纠纷中，法官要结合案情，分析用人单位单方调岗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精神，尊重劳资利益多元化，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损害的最小化，谨慎行使自由裁量权，维护劳资关系和稳定。第五，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利益衡量的理念是协调争议各方利益，实现总体效益优化。在调岗纠纷中适用该方法，要充分考虑合同当事人在经济地位、占有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劳动法精神，本着对个案公平正义的追求进行利益衡量，形成最妥当的衡量结论。 参考文献: ［1］余净植．“利益衡量”理论发展源流及其对中国法律适用的启示［J］．河北法学，2011(6)．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5－176． ［3］丁建安．论企业单方调岗行为法律效力的判断［J］．当代法学，2015(3)． ［4］孙国平．论雇主劳动合同条款变更权之控制［J］．比较法研究，2016(1)． ［5］孙盈．价值与逻辑之间:利益衡量裁判方法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J］．法律适用，2017(13)． ［6］潘福仁．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J］．东方法学，2008(3)． ［7］马平川，赵树坤．利益衡量的主导取向与方法论特征［J］．法律方法，2015(1)． ［8］王晓，程暖茜．论利益衡量在法律适用中的缺陷及完善［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作者：王婷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大数据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浅论 摘要： 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推广和普及，对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分析以及计算机功能都打破了传统地域上的限制。而大数据时代下大部分用户的机密信息大多储存在网络平台上，这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作者希望通过文章来探究大数据时代下如何能够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 关键词： 个人数据；大数据；信息安全 随着目前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城市的智能化水平更加完善，移动设备功能上的健全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加便利。往往足不出户就能够购买到想要的东西。通过移动智能设备，人们也能够完成基本的水电费的交付、社交等。同时通过互联网，人们将大量的个人信息上传到各种社交软件上与他人进行分享，在分享信息的过程中可能就潜移默化的增加了信息被窃取的概率，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乘机提取有效的信息进而获得用户的核心数据，最终造成用户信息被盗取，影响到用户的正常生活。 1对大数据的看法 大数据的特点：当前大数据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数据信息量极大，类型较多并且运算效率高，能够产生一定的价值。就以一个最为常见的案例来说，当前大部分的移动设备，计算机设备的存储上限都由MB发展到了GB，再从GB发展到了TB，统计数据的信息量逐年上升。其次，大数据时代下，不仅数据信息的总量不断上升，数据的类型和样式也变的多样化。以前可能我们身边接触到的数据信息就以文字、图片为主要形式，但是当前视频、音频、电子邮件等的发展大大拓宽了大数据信息的类别。同时在大数据时代下运算的效率速度也明显上升，各种现代化的搜索引擎以及数据挖掘技术都为数据的处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大数据时代下人们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 前面我们对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基本特征简单的分析和探究，大数据时代下人们的信息数据共享化，很容易在网络上泄露一些机密信息，从而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个人隐私的泄露：首先在跟前大数据时代下出现个人隐私的泄露现象是比较常见的，用户在进行一些软件的使用过程中一般都会与自己的手机号或者电子邮件绑定，一方面通过绑定电子邮件与手机能够非常便捷的进行相关操作，另一方面有的人认为绑定手机或电子邮件能够降低账号被盗的概率。其实不然，一旦黑客通过非法途径入侵到用户的计算机内部，将用户的信息数据盗取，很容易连带效应将用户的大量数据信息泄露。比如说，常常有人在浏览网页的时候进入一些不安全网页，网页中存在木马，而这些木马会入侵到计算机内部潜伏一段时间，一旦木马爆发，在短时间内计算机不会出现故障，但是用户的个人数据信息会黑客盗取，这种现象对用户来说会产生极大的损失。因此，目前来看，在大数据环境之下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是非常重要而必要的。 3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途径 目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和控制程度远远不如过去，很多时候个人隐私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暴露在网络上，这些数据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有的人可能从其中找到一些非法的牟利手段，间接的影响到用户的财产安全。因此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些有效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对策来提高用户对信息的重视思想。 3.1匿名保护 首先，目前大数据匿名技术应当得到更新和改善，在我看来，传统匿名技术根本无法有效的对用户的信息数据进行保护，用户在匿名发送相关信息数据的过程中依然会被黑客窃取。换句话说传统匿名技术往往无法有效的保护用户的信息来源，黑客能够通过发送的信息数据直接搜索到用户机上，再通过移植病毒和木马的方式对用户机进行入侵。因此，首要的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措施就是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匿名保护装置的建立，使得匿名保护设施能够直接将用户发送数据的来源进行修改，使得黑客无法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到用户机的具体IP地址，从而实现对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保护。 3.2个人提升一定的安全防护意识 第二点，现在很多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完善和发展，互联网安全已经逐渐完善了，但是实际上其中的暗流涌动现象还是非常普遍，很多潜在的危险无法辨别就容易使个人信息遭到窃取。因此对于用户个人来说，我们首先应当从自我做起，提升对互联网的警惕心理，提高个人安全防护意识，在建立相关账号的过程中能够仔细辨认出网站的安全性，同时不浏览具有安全隐患的网络。计算机定期的进行木马、病毒的查杀工作，安装杀毒软件，保证计算机的安全，从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防护。 3.3政府部门加强监管 第三，政府内部专门的网络监控部门应当实施对网络的有序监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信息的容量以及内容逐渐增加，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网络监控措施能够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府专用网络实现对大部分公网、子网的监控和审核，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网址予以严肃的处理，如果存在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人们的财产安全的则应当追究一定的刑事责任，最大化的保证大数据时代下网络系统的安全，保证个人信息安全。 3.4国家构建全面的法律法规 第四，国家也应当逐渐重视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通过构建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来避免黑客钻法律的空子。很多情况下黑客之所以敢去窃取用户的信息一方面认为警察无法追捕到自己，所产生的影响不至于受到刑事责任，另一方面非法分子认为即使被抓到，也只是简单的惩罚一些金钱，而不是负刑事责任。因此国家应当严肃处理网络非法事件，对于非法入侵他人用户机的黑客予以严肃处理，不仅应当惩罚金钱，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4结束语 总而言之，目前在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信息安全防护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黑客技术的不断上升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推广和普及都影响到了人们的信息安全。个人应当逐渐提高对网络使用的警惕心理；政府有关部门则应当重视网络的监管，降低黑客入侵现象的发生；最后国家有关部门构建全面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得黑客不敢如此猖獗。从这三面来提高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效果，保证人们能够在一个稳定健康的网络环境中发展。 作者：任凯 单位：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大数据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摘要: 步入大数据时代，如何从刑法角度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犯罪作出了相关修改与补充。立足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分析现行刑法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规制，并提出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大数据;个人信息;犯罪主体;刑法体系 0引言 随着云计算技术等新兴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大数据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意味着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因其数据量极大、速度较快、种类多样、价值密度低等特点，所含信息量较高，就个人信息保护而言，传统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已经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保护的需要。据《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5)》，网民个人身份信息及个人网上活动信息受侵害极为严重，高达78．2%的网民个人身份信息曾遭泄露，导致垃圾信息泛滥、非法诈骗猖獗等严重问题。大数据时代下，仅仅依靠民法、行政法对个人信息安全施以法律保护，已不足以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如何有效预防及打击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犯罪，逐渐成为我国目前刑事立法的重要任务。 1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 1．1受侵害风险增大 当今社会网络极为发达，日常生活中看似非常普遍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每一次浏览网页，查询相关信息等都会在网络上留下“印记”，极易被其他个人或组织、机构获取。其他个人或相关机构对数据进行收集、筛选、分析、提炼，从中获取相关信息为自己所用，甚至会获知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如真实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并将这些以数据化的形式予以留存。无论这些信息是否在网络上公开，是否以非法方式加以使用，都已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存在潜在的风险。 1．2受侵害途径增多 《2015年第一季度网络诈骗犯罪数据研究报告》显示，社交工具、电商网站、搜索引擎、分类信息及游戏网站是实施网络诈骗犯罪所使用的主要途径。恶意程序、钓鱼网站、诈骗短信、诈骗电话等网络违法犯罪手段屡禁不止，个人信息泄露情况非常严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个人非法获取他人信息。黑客会使用一些新型的手段非法获取他人信息，最为常见的即为利用伪基站给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诱使其登录钓鱼网站，盗取他人相关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有些犯罪人在实施诈骗犯罪时，在对受害者个人信息十分了解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施诈骗行为，令人难以防范。 2)商业机构泄露他人信息。较多公司及相关机构如快递公司、大型商场、教育培训机构、保险公司等，需要登记详细个人信息，以便于为用户提供服务。部分公司将用户信息予以出卖获取利润，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侵害客户的隐私权。 1．3受侵害后果加重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会导致即使公民并未与这些商家有过接触，也会接收到大量推广、营销类的垃圾短信及邮件，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其次，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会导致公民的有些信息被用于实现电信诈骗、虚假交易、信用卡套现等，使公民财物遭到损失，甚至会诱发敲诈勒索、绑架等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刑事案件。犯罪分子在获知大量他人信息后，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此确定犯罪目标，并实施具体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一旦泄露，会被反复倒卖、反复使用，公民会受到多次骚扰，公民的个人权利不断被侵害，侵害隐私权的后果只会不断加重，难以挽回。 2现行刑法对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规制 刑法是我国保障人权、打击犯罪的基础性法律。由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事案件频频发生，如何控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犯罪成为刑法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首次构建起防范个人信息安全犯罪的基本框架，填补法律空白;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调整，进一步完善了其基本体系。本文将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探讨我国现行刑法对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律规制。 2．1《刑法修正案(九)》中针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具体规定 1)扩大犯罪主体范围，加重处罚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我国刑法第253条规定，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两种罪名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金融、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即将其限定为特殊主体。这种限定虽然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法律上的漏洞仍然存在。事实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主体不应限于特殊主体，日常生活中的网络账号注册、网上购物、办理会员卡等行为均有可能导致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限定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将其犯罪主体的范围进行了扩大，规定一般主体及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一步扩大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此外，特殊主体较一般主体而言拥有更多的资源及资金，渠道多样，更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九)》对特殊主体犯罪规定了从重处罚情节，加重处罚力度，有利于对其产生威慑力，全面遏制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预防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生。 2)扩大犯罪对象范围，完善法律体系。我国原刑法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限定在国家机关或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而现实生活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不仅限于这些领域，其他领域也存在大量此类行为，也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刑法修正案(九)》使用“公民个人信息”一词，不再将其限定于特定领域。《刑法修正案(九)》在扩大犯罪主体及犯罪对象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对非法出售和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定，弥补了法律空白，完善了规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犯罪的法律体系。 2．2现行刑法规定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的瓶颈 1)相关条文设计有待修正。首先，《刑法修正案(九)》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根据犯罪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分别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对附加刑予以规定。虽然这种刑罚设计正视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但存在过于重视之嫌疑。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罚设计有些甚至高于一些危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比如侮辱罪、诽谤罪、非法拘禁罪等，刑罚配置过高，存在权利失衡的隐患。其次，《刑法修正案(九)》中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设置较少，现如今新型犯罪频发，犯罪种类不断增多，已有的罪名不仅规定较为松散，而且不能涵盖需要被刑法所规制的犯罪行为，即使设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对何为“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比较模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再次，虽然《刑法修正案(九)》的条文使用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一词，但是并未对何为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作出解释，法律适用时存在障碍。 2)刑事立法模式较为单一。国外个人信息犯罪立法模式主要有五种类型: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刑法典的模式，关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规定均存在于刑法典之中，方式较为单一，这种方式为司法适用提供了便利。此外，通过定期颁布刑法修正案对即存的刑法进行修改，可以使其符合时展的需要。但是，过于频繁地修改刑法典会损害刑法权威，降低刑法的公信力。虽说立法机关已经逐步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置于重要地位，但是新型犯罪层出不穷，频繁修改刑法典，颁布刑法修正案只能解一时之渴，难以适应时代变化，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仍需完善。 3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3．1明确相关概念，细化量刑标准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刑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实现犯罪和刑罚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不论是定罪量刑，都应当在法律中作出详备的明文规定，以此为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构建一个合理合法的标准。在设立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时，首先应对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等概念，均应当进行明确的界定。例如，对“公民”概念在进行界定时，应当区分其法律含义和社会含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民”，不仅包括中国国民，还需要根据属地原则、属人原则等相关刑法的效力原则，具体界定此处“公民”的适用范围。“公民个人信息”等概念也同样如此，需要通过有关司法解释对其明确界定。其次，应当细化量刑标准，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应当进行明确规定，便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否则将会导致司法实践中问题频发。 3．2改革立法模式，完善刑法体系 我国目前关于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仍是以刑法典相关条文的方式来规定，条文设置较为松散，条文规定较为单一。因此，应当完善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采用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方式，重视附属刑法的作用。如果不法分子实施了严重违反民商事法律、行政法的犯罪行为，立法机关可以在民商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规定相应的罪状及应当施行的刑罚。现如今犯罪日益复杂化，仅仅靠刑法典很难达到预防及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通过设立附属刑法，可以根据大数据时代瞬息万变的社会现状对个人信息犯罪进行及时地规制，对相关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进行详细的规定，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保证了刑法典的权威与公信力不会丧失。 作者：赵今 周阳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民法视野下个人信息保护探讨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越来越体现出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但是与此同时侵权现象也变得愈发严重，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我国法律目前对于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完善。文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个人信息权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几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现状分析 一、个人信息权的发展和现状 （一）个人信息权的概念 信息在我国古代的含义是音信、消息的意思。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的手段从原来的口头转述或文字表达转变为高新技术作为载体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产生为信息传播创造了便捷条件，大大促进了个人信息的发展。个人信息的进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人信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相关行业的服务效率，降低了行业服务的成本，所以个人信息作为商业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在个人信息越来越受到追捧的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愈发缺失，个人信息被随意滥用，出现了个人信息贩卖产业，这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从法律上讲，个人信息权的主体属于自然条件诞生下的人，包括本国公民、外国公民、无国籍人、活人和死人在内。而人格利益则是个人信息权的客体。一般来说，个人信息权主要包括信息查询权、信息保密权、信息删除权，等等。 （二）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 近些年来，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和政府部门在活动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收集个人信息行为，但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又十分便捷，这就给恶意泄漏信息和篡改信息等行为提供了条件。具体来说，个人信息泄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可以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它们具有这个权利，同时也具有这个能力。但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过程中就会存在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第二，一些商业机构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同时需要消费者提供个人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商业机构就可以顺利收集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有偿信息交易，使得个人信息泄漏范围不断扩大，消费者经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垃圾邮件或垃圾短信的骚扰。第三，医疗方面的个人信息泄漏。在患者就诊的过程中需要填写个人信息，这些信息的准确度非常高。但医院在获得患者的个人信息以后却没有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导致患者的个人信息泄露。 这种行为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患者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第四，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金融行业、电信行业的依赖度变得越来越高。在办理金融业务或者电信业务时需要人们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但这些个人信息却会因金融企业、电信企业管理不善而出现严重的泄露现象。虽然，我国有相关的法律对金融行业和电信行业的保密工作进行限制，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金融行业和电信行业中个人信息泄露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在公民信息泄漏如此严重的今天，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应当受到重视。因为，保护个人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对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国家信息权的保护。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保护个人信息权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价值体现了保护基本人权的思想；第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可以促进信息共享；第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相关行业的发展；第四，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可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侵害个人信息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在法律中有关于侵害个人信息权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即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信息权，并给他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可以是财产损失也可以是非财产损失，那么行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不利后果。在法律上，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主要包括下述几种。第一，行为人非法收集他人的个人信息；第二，行为人对他人的个人信息采取了不合理的处理方式；第三，行为人非法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如果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个人信息权，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侵权责任，另一种是违约责任。 （一）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 通常来说，侵权责任主要是由四部分构成，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地介绍。首先，是损害事实。即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信息主体的权益，给信息主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一般情况下，损害事实的认定是通过信息主体自身进行举证的，损害事实发生于信息财产方面还较易于认定，但是若损害发生于人格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信息主体遭受精神创伤则较难进行举证，所以一般来说将个人信息的损害事实认定为事实状态，而不要求具体表现出实在损害结果，即：只要认定存在损害事实，无论是机会利益、期待利益或者精神方面的利益都可将其认为是造成了个人信息权的侵权。其次，是侵权行为。当侵权主体不同时，侵权行为可以划分为公务机关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和非公务机关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当采取方式不同时，侵权行为又可划分为自动化方式和检索式方式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归结到一起，个人信息权的违反侵权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侵害个人信息权的包括个人信息提供者和个人信息使用者在内的自然人侵权主体；第二种是包含各种机构的单位侵权主体，这里所说的机构包括金融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查询机构等。这两种侵权行为主体都是违反了具体法律规程的违法行为。 再次，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一直都是侵权行为中判断的难点，通常来讲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因与果的判断条件存在分歧。基于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要按照一定的步骤对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首先，要判断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条件，然后在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辨别。如果只是简单地对案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那么很容易出现牵连过宽的问题。简单来说，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只要判断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是否增大了被侵权人损害的概率即可。最后，是主观过错。所谓的主观过错就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损害他人的权益。在这个情况下对于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认定一般只要满足下述条件即可：首先，当行为人推定自己无过错时，却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或者证据不充分，则可以认定过错成立。其次，在进行过错推定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作为支持则可以直接认定行为人有过错。当上述条件具备时，主观过错就变成认定责任时的不必要条件了。 （二）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违约责任和其他责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个人信息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信息的财产性权益，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其内涵价值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所以个人信息在信息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也逐渐增加。但我国现有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处理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案件时大都参照的是侵权责任法。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说，侵害个人信息权的行为也损害了公民其它的权利。例如将个人信息贩卖给收集人以获取某种利益，与当事人之间形成合同关系，当当事人双方不遵守合同时，就形成了合同的违约行为。这种违约是指合同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不按合同规定行事，收集信息者不按合同的约束范围使用个人信息，此时就会构成违约责任。因此，在处理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案件时，应从两方面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分别为侵权责任和侵害人格利益。 三、我国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完善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侵害个人信息权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我国法律在相关方面发展的速度却是比较慢的，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现代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强在相关方面的建设可以促进我国信息化的发展。 （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立法现状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关于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条款，但这些法律条款大多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在民法方面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中，但《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明文条款，而是通过保护姓名权、名誉权等对个人信息权保护进行了规定，这种保护模式存在很大缺陷。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也要迈开脚步，向高水平法治国家迈进。 （二）完善我国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第一，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权保护法的制定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对于我国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各个法律体系还是分散的，民法中的各种保护手段并不能对个人信息进行全面保护。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在学界专家起草了个人信息权保护法建议稿，这部建议稿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立法上的空白，但是仍存在很多缺点，应当明确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中的归责原则，对信息主体和行为责任人进行法律上的平衡保护。所以侵害个人信息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是对信息主体的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等民事责任，而非刑事和行政责任。另一方面，要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但该监督机构要和其它的机构独立开来，这样可以让该机构在受理侵权行为案件时能够公正公平的对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进行调查，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 第二，完善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现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存在操作性不明确，协调性不好的问题，而且这些条款对于银行等机构的监管职责也不明确，所以最终导致法律制度无法顺利执行。基于此，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对于一些细微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和规范；明确划分出各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征信业务和征信管理职能，对银行机构的职能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消费者对于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息处理工作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这些机构应当适时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减少工作的纰漏。 第三，建立和规范个人信息交易和共享的法律制度。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个人信息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价值属性，但是与此同时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也让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这些问题关系到了我国个人信用建设的进程和个人信息共享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所以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从法律层面保障个人信息实现共享，规范商业网站个人信息公开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定，才能规范个人信息共享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共享平台的顺利建立不能只依靠政府和法律的规定，还要有媒介机构的支持。例如，征信机构、金融平台等，这样既规范了信息共享制度又让个人信息管理操作变得更加便捷。 四、结语 总而言之，从民法角度出发来看，我国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仍存在很多问题，但个人信息保护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权问题又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对日益严重的侵权现象予以关注，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从法律方面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进行立法完善，尽力改变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缺失的现状。 作者：刘香月 单位：辽宁理工学院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互联网金融与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分析 【摘要】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互联网金融的受众比较广泛，规模也比较庞大，因此社会各个领域会对其产生重点关注。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扩张速度比较快，使社会资金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面临的问题是交易欺诈，泄露隐私，资金被盗和账号被窃取等问题。互联网发展的现状是个人信息权缺乏法律保护。笔者根据相关工作经验，主要探究互联网金融与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相关问题，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1前言 信息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也使个人信息的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很不乐观，利用个人信息进行非法获利的地下产业链已渐渐成形，严重金融信息泄密事件时有发生，影响着我国互联网金融与个人信息的保护。我国金融行业发展速度较快，可以激发个人金融信息包含的经济价值，商业市场价值比较大。面对经济利益的驱使，部分商业也能够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得他人金融信息，使消费者的隐私得到侵犯，金融消费者的资金损失较大，影响着我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因此保证金融的稳定性和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非常必要。 2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主要是指以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为技术基础，利用现代互联网资源实现融资、支付以及信用中介目的的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包括的服务主要是互联网支付，互联网融资和互联网理财等。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互联网金融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推动金融脱媒，有助于个人企业和小型微企业的融资。同时有助于将储蓄向投资方面转化，这样可以使经济发展更加高效和快速，也会冲击传统金融机构，有助于金融市场的拓展。互联网金融对宏观调控会产生影响。互联网平台可能变为影子银行，出现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涉及投资者保护和合法性等问题，因此监管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使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加强对我国信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金融是建立在数字载体上的，有信用也有风险，技术很容易改造表现形式，近些年出现的社交网络和移动支付等工具使金融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新的金融方式冲击着传统的金融机构，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金融业监管要加强对监管体系的更新和发展秩序的规范，预防金融风险的出现，推动金融行业平稳，较快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表现形式是金融互联网化和互联网金融化。互联网金融的特征是记录和处理各种信息，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超越间接融资的资源配置效率，这样经济增长也会更加持续和稳定。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推动金融脱媒。同时有助于个人和小型微企业融资。 3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保护概述 对于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来说，在法律上还没有做出对金融信息的明确界定。但是理论界和务实界从不同角度界定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个人信息。中国人民银行从信息来源的角度定义个人金融信息。1890年，美国法学家在《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论隐私权》，将“隐私权”的概念提出。以后经过了一百多年时间，各国通过立法程序加强了对隐私权的保护。我们一般认为隐私权指的是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和私人生活，私人不对个人信息产生侵扰，加强对人格权的收集，利用和公开，对他人来说，权利主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介入私生活，决定是否向别人公开隐私。按照相关理论，隐私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自然人是隐私权的主体。其次，个人信息和个人活动是隐私权的客体。最后，公共利益会限制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在我国金融领域，个人信息包括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其本质是具有财产和人格利益。所以隐私权应该保护个人金融信息。在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美国，隐私权包含个人金融信息。在隐私权中纳入个人金融信息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是加强对隐私权内容的丰富。其次，人们对隐私权的敏感程度较高，在隐私权范畴纳入个人金融信息，可以强化人们重视个人金融信息，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个人金融信息主要有银行机构掌握的信息，还有期货，证券和保险机构掌握的信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个人信息指的是证券业务机构，银行机构和保险业机构等在业务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的获取和加工。个人信息包括的范围比较广，主要有个人财产信息，个人身份信息，个人信用信息和个人账户信息等。 4保护我国金融领域个人信息的对策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我国个人金融的信息保护立法工作可以从两方面完善。首先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在这个法律条文中通过专门章节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在法律条文的规范过程中要加强对立法原则和金融信息保护的明确，个人是金融信息的主体，加强对部门和职权的监督，采取相关救济措施强化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 (1)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加强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促进金融业对自身经营状况的改善，保证金融行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金融机构掌握着大量的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并且两者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如果国家不能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那么金融机构很可能非法使用掌握的信息，这样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会被侵害。因此，在确定立法理念时，要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设计制度过程中可以赋予金融消费者一定的权利，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内控制度，做好信息的保护工作，加强对监管，加强对管理机构职能的强化，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2)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的维护。 维护个人信息可以保持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个人信息的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处于矛盾状态，对个人金融信息的强调很可能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对个人信息保护要明确界定，加强对执法和司法的规定，有权部门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的规定，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金融信息的平衡。 (3)对个人信息主体权利要明确。 在建立个人金融信息立法的过程中，首先要加强对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明确。同时，金融机构的义务也在于此。根据国际立法规定，个人金融信息享受的权利包括，本人信息的处理，使用和收集需要金融机构决定。对本人金融机构信息的处理情况进行修改和删除。如果信息主体被损害，可以获得一定的赔偿。 (4)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机制的健全。 金融机构要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并将信息的处理情况告诉当事人。金融机构要采取相关技术手段和组织措施保密化处理信息，保证信息的安全性。监督机构要加强对信息的监控。金融机构持有个人信息，金融机构要对个人金融信息保密。如果个人没有同意，不能将本人的金融信息公开。同时，站在我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如果金融机构可以免除保密义务，也要明确免除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授权同意法律明确规定和对犯罪的打击等。另外，面对国际化的金融趋势，个人金融信息传输于跨国集团内外部之间，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流动。管理层要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管理。首先，管理层要和国家、地区签订多边协议，使境内个人信息流向境外。境内会出现跨国金融集团，通过法律程序审查个人金融信息，防止将个人境外信息向境外机构传输。 (5)加强对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的明确。 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就是加强金融消费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构的搭建非常重要，可以保证顺利推进相关工作。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这也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构的职责，包括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规范的建立，现场检查金融机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开展，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做好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对个人数据库的管理，避免出现滥用信息的现象。如果金融机构出现泄漏个人金融信息的情况，就会损失客户，需要加强监管。 (6)加强对侵权救济手段的完善。 加强对侵权救济手段的完善，可以保证法律责任的明确性。个人金融信息侵权行为是对信息主体的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侵害。如果个人金融信息收到侵害，其包括两方面的赔偿责任，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损害赔偿和财产方面的损害赔偿，可以从精神和经济方面赔偿，保证个人的合法权益。 5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有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取个人互联网金融信息，给个人带来巨大弥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章首先概述我国互联网金融，再分析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保护，最后提出保护我国金融信息的对策。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强互联网金融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作者：黄伟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溧水支行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及保护措施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在近些年来同样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于2012年已实现8万亿元的交易金额。但获得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电子商务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消费者个人信息缺少完善的保护措施成为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当前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状态，分析了其到侵犯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措施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为人们带来诸多利益，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不法分子为谋求更多利益不惜泄露或出卖消费者的信息，或者存在各种黑客盗用消费者信息从事各种活动，总之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为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完善消费者信息的保护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1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内涵 国内外对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有不同的定义，笔者认为归纳起来有三种定义:一种是广义而泛泛的定义，美国Parent教授认为个人信息就是一种隐私;第二种是互联网电子商务中常用的信息，也就是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的个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不与他人重合的信息;第三种是指互联网上浏览过程中留下的浏览网页、交友等网络活动信息，以及电子邮箱、移动硬盘等网络空间储存信息。 2电子商务中侵犯个人信息的类型及原因分析 2．1不当的收集行为 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个人信息受到威胁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非法的搜集，换句话讲即是消费者个人信息在不当的信息采集过程中易存在风险。例如部分电子商务本身技术存在漏洞，消费者在下载相关软件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要求填入个人信息，然而在填入信息的过程中即有可能受到木马软件的侵袭。使得消费者的信息在不知不觉中流失，出现消费者信息被盗用的现象。因此维护好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管理好消费者信息的搜集存入是十分重要的。 2．2不当的处理行为 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行业仍处于发展阶段，电子商务的安全规范并不严谨，这也是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容易流失的因素之一。在当前的电子商务行业部分安全规则意识缺失的公司他们为谋取更多利益甚至会利用相关软件搜集消费者的信息，通过收集的信息更多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服务于商业营销。为促进行业间的交流消费者的信息会在不同的商家之间尽心流转，然而流转的程序及规则并不完善，导致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在转移过程中被泄露或盗用。因此必须对私自搜集消费者个人信息以及私自转移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控。 2．3不当的泄露行为 电子商务中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往往是由于电子商务内部工作人员的盗窃、贩卖行为造成的。电子商务内部工作人员在管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程中“监守自盗”的现象非常严重，包括窃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和出售消费者重要信息。另外，个人信息也时常遭受黑客的盗窃。一旦遭受了黑客的入侵，电子商务系统中的消费者信息会面临巨大的漏泄威胁。当电脑感染病毒同样是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的因素之一。 3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 3．1国外相关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与经验 欧美国家电子商务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因此在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综合考察两个地区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均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如丹麦的《个人数据处理法》及美国的《消费者网上隐私权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是国际形势。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快我国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 3．2国外相关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2．1强化安全保护意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十分被动。但为避免因个人信息丢失而造成损失，作为消费者应该强化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在进行电子商务环境下，谨慎下载不明确的软件。而在进行操作的过程中需要提高警惕，做好相应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一旦个人的信息出现丢失或泄露要及时找回或者向有关部门反映，及时补救。总之消费者加强防范意识是保护好个人信息隐私的重要组成，安全消费，安全运营是构建健康电子商务环境的客观要求。 3．2．2完善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 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与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并不同步。因此在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同时，要做好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政府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是提高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针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有关规定比较形式化，对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效度并不高。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结合本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特点，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有效的管理经验，尽快出台详尽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法规政策。一旦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受到威胁或被泄露、盗用，能够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罚，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3．2．3加强行业自律，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 近年来为提高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性，电子商务行业在内部开始实施认证制度。电子商务公司对通过考核的公司发放认证的资格标志。获得通过的公司在运行过程中应把认证资格的标识展示出来。如此一来有助于提高认证公司的可靠性以及自律性。同时也表明电子商务公司对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在做出努力。电子商务公司一方面在源头实施认证制度，严格电子商务公司运行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公司运行过程中完善网上监督制度。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及时发现运营的漏洞及威胁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隐患。总之认证制度的实施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监督机构的设置有效的维护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 4结语 综上所述，完善电子商务消费者信息的保护措施对于电子商务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做好电子商务消费者信息保护工作需要政府、电子商务内部本身以及消费者自身三方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而电子商务内部本身需要提高电子信息技术，明确行业道德修养，加强网路安全监督;作为消费者本身增强安全意识和隐私意识，并且当个人信息受到威胁时应及时维权。完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实现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安全放心消费。 作者：郭明齐 单位：辽宁省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公民个人信息存在严重被泄露的风险，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无疑是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并且要积极解决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更加完善了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但目前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将从我国目前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进行分析，系统阐述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在犯罪主体、客观方面、刑罚配置等方面的立法完善，指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权存在的个人信息界定不明确、“情节严重”标准模糊、罚金刑没有规定相应额度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从而提高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关键词:公民的信息;出现问题;刑法保护 一、引言 近几年来，许多企业及个人乱用公民个人信息给公民造成了很大的财产损失，甚至危及人身安全，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当中加快刑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步伐，同时制定更加严厉的手段，防止不法企业或个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但是现在我国刑法对公民信息的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许多细节问题还存在不明晰的情况，例如，个人信息概念界定不明确，“情节严重”标准模糊等问题，因此司法实践的过程也存在着巨大的阻碍。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便全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防止犯罪的发生。 二、公民个人信息概述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和属性 公民的个人信息是与公民的人格权、人身权相关，并且和公共生活没有相关联的客观信息。主要包括公民个人的自然信息，如姓名、电话、体重身高、既往病史、情感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公民个人的社会信息:如家庭住址、家庭关系、社会状况、工作单位、个人履历等信息。首先，我们要了解关于个人信息法律属性的学说。目前主要分为所有权说、人格权说、隐私权说等三种观点。以上的几种学说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域而形成的。但是我国目前范围内关于个人信息权是刚刚兴起的，对于其主要的法律属性没有明确的定位，现在主要支持的是人格权说。其次，认清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以及财产属性。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向前发展，人格权的物质利益逐渐凸显出来，某些不法的组织为追求利益，就公然擅自开发人格利益的财产价值。因此在司法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实践，并且不断地完善相关的法律，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 (二)明确与个人信息相关联的概念 首先，明确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联系。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我们要在刑法设置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保障公民个人领域的平稳、安定并且必须保障公民个人的隐私不受到任何不合理的侵害。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每个人都依赖隐私权得到维护从而获得平稳的生活，同时隐私权又与人的尊严和性格相连接，因此对于公民信息权的保护要不断进行加强。其次，理清个人信息与个人资料、个人数据的关系。两者既相互关联也存在区别，两者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具体来说个人资料关注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具体的内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关注。但是个人信息关注的重点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受侵犯的现状 在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主要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公民个人信息受侵犯是手段十分多样化。比如:通过传播“木马”病毒窃取、通过设立虚假或假冒网站窃取、通过非法手段对用户的电子邮件进行跟踪等等;其次，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次数多。据公安部2012年到2013年开展的专项打击侵害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专项行动的成果显示:破获案件4300余起，打掉团伙近1000个，查获公民信息高达50亿条。由此可见，犯罪程度之深。［1］再次，公民个人信息受侵犯的范围十分广。比如:通过网络购物、支付平台、社会交往、商业贸易等等。百姓在网上实名注册并提供个人详细信息的现象也越来越流行，使这些单位很容易地获得了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了个人信息泄露严重，急需法律严格规定。 三、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 关于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1997年《刑法》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是由《刑法修正案(七)》开始的，《刑法修正案(九)》进行了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由条文中规定可知:《刑法修正案(七)》对此罪所采取的是特殊的犯罪主体，即仅限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并且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关要求，我们只能采用在上述法条列举的几种情况。［2］但《刑法修正案(九)》第17条新规定删除了上述限制，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及单位，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二)犯罪客观方面包涵所有的“提供”行为 在犯罪客观方面，《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前，刑法条文指出“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这三种本罪行为方式。一些笔者甚至一些从事法律的工作人员认为条文的规定是不完善的，其中所列举的太过于局限，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社会中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过程之中，侵犯公民的信息权利的行为方式确实不只有这几种。最常见就是，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或者擅自披露个人的信息。这样的行为一样会是公民的信息权造成危害。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肉搜索这种擅自披露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这种行为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且自身的隐私权受到严重的危害，而且还会遭到辱骂，这样的行为，给公民带来严重的危害。《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这就意味着只要是出售或者违反规定提供，情节严重的都要追究。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点，体现出对个人信息有了更大边界的保护，目的就在于扩大了此类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加大了惩罚犯罪的范围，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三)刑罚配置相对完善，加大处罚力度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凡是构成此罪的最高刑期均为三，但是这样的规定也是不完全合理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罚配置方面做出了明确的完善，把最高刑期提高至七年，加大了惩罚力度，由此可见立法机关在刑罚上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击方式。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对“253条之一”的修改，将会使得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形相对减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我国个人信息权在刑法保护中的缺陷及对策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不明确 我国目前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对公民个人信息做出明确的界定。我国首先是在《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一词，但目前刑法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还没有就什么才是公民个人信息做出更加准确的规范。因为没有权威的认定，导致现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之中出现诸多的困难，学术界也是存在着百家争鸣。但是最终关于哪些信息才是本罪的犯罪对象，才能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我们还是根据刑法之中的立法原意进行判断和界定。目前，在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之中还是普遍存在人为对刑法之中的模糊概念不加限定，这样虽然利于目前的司法实践，符合刑法增加此罪的目的。但是最好还是要对刑法进行完善，明确指出本罪的犯罪对象。首先，我国应该尽快正式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制定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刑法的强制性规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给予法律的规制。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50个。［3］我国还没有正式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要加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步伐。其次，明确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内容。法律应该明确:在某一范围内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是允许个人信息使用的。一旦超出这样的领域，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再次，个人信息保护的事前管理和事后救济制度都要完善。比如可以建立相应的监管部门，事前进行管理宣传。事后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制度。 (二)“情节严重”具体标准模糊 我国《刑法》第253条第2款对侵犯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程度进行明文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某人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就构成了违法犯罪，如果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达不到“情节严重”，则不构成犯罪，反之则构成犯罪。但是对于区分情节严重与不严重的标准却没有完整的阐述，这种没有完整的标准形式对司法实践是具有重大的阻碍。何为情节严重，对于大量的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来说，由于该问题尚无立法或者司法上的解释，司法实践在具体的工作中难以有书面的文件作为裁判的标准，从而影响审理效果，容易出现标准不一、出入人罪的情况。对于一些情节比较严重的情形需要通过立法解释给予明确规定，从而为日后案件审理提供保证。因此，务必通过立法解释完善“情节严重”的具体界定。下列情形可以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第一，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的或者有恶劣的影响的视为情节严重。具体来说就是造成公民的人身权以及财产权的损害，对公民以后再社会上发展造成阻碍。第二，出售或者非法提供以及非法获取公民大量的信息数量较大并且次数较多的视为构成情节严重的行为。第三，行为人在出售或者非法泄露公民的信息之后，取得较高的利润。此上都属于情节严重的表现形式，也是明确情节严重的标准。拥有这些标准之后，可以使司法实践更加公正化，从而避免司法实践的过程之中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保证了司法公平。 (三)罚金刑没有规定相应额度 随着时代的不断地向前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不仅体现在精神属性而且体现在物质属性，因此刑法对侵犯公民信息的行为规定了罚金刑。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惩罚额度，法官会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扩大裁量权，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刑法当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单纯只是由法官进行判罚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性。因此，应该将无限额度罚金改为有限额度罚金，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平等的适用法律，对犯罪人进行更好地追究，同时也更加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五、结语 在信息化的时代，公民对于个人信息也越来越重视。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包括刑法的保护已经成为了当前社会发展所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每个人的信息得到保护，公民自身才能具有更大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法律才会更加进步，社会才会稳定发展。本文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目前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完善，并且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有所帮助。 作者：杨芳 单位：渤海大学经法学院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探讨 摘要：在现代制造环境下，传统成本计算系统的局限以及作业基础成本会计对此的改善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业基础成本法在精确成本信息，改善经营过程，为资源决策、产品定价及组合决策提供完善的信息等方面，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中国，作业成本法在理论上的研究比较深入，然而在具体应用上尚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将对成本基础作业会计的理论、计算程序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作业基础成本；会计；计算程序 1作业成本的核算 1.1划分作业中心 作业成本系统将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划分为不同的作业中心，在每个作业中心要汇集其发生的各种费用，从而计算出该项作业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最后分配给每种产品负担。这与传统的成本核算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成本计算是将某一个生产部门作为一个成本中心，而作业成本法是将某一项作业作为一个成本中心。 1.2成本费用汇集和分配的程序 （1）设立作业中心。在进行作业成本核算时，首先应找出成本驱动因素，建立成本中心。由于企业的生产活动较多，发生的费用也较多，若将每一个作业活动的费用都作为作业成本进行分配，虽然比较准确，但却比较复杂。所以，可对作业活动进行分类，划分为若干个作业中心。 （2）将间接费用按作业进行汇集，然后将作业成本分配到各种产品成本上。应正确确定作业成本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以便将作业成本分配于各种产品的成本上去。在进行成本的分配时，应注意其相关性原则，以某项作业与产品成本的关系为基础进行分配。 2作业成本法的适用范围 作业成本法可以比较好地解决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使成本计算所提供的资料更加准确可靠。不是所有间接费用都可以归属于不同的作业，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分配。在一般情况下作业成本法只适用于由于生产作业所引起的成本费用，而与作业活动关系不大的间接费用则不能采用此方法。从成本的构成来看，在生产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不但制造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增大，而且它的构成也大大复杂化了。 作业成本计算的优点是能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间接费用的来源，提出新的间接费用的分配方法，并且通过该系统，找出不能产生价值增值的作业，借以降低成本。 作业成本计算以作业为基础，其计算工作贯穿于作业管理的全过程。由此实现对所有作业活动追踪地进行动态反映，从而充分发挥其在决策、计划和控制中的作用，促进作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业成本计算不仅是先进的成本计算方法，同时它也实现了成本计算、成本管理相结合的全面成本管理制度。 3作业基础成本会计的运行基础 根据调查显示，能否成功实施ABC，关键取决于如下几方面：（1）明确而一致的系统目标：系统的目标决定着系统的设计及其运行结果，目标不同，系统的结构设计、实施方法及其运行结果均会不同。如果没有明确而一致的系统目标，必将导致不明确甚至混乱的设计和结果。（2）最高管理当局的支持：ABC系统的运行涉及面广，并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最高管理当局的支持与否，是ABC系统能否实施的前提。（3）与业绩评价和报酬计划对接：变革常常会遭遇抵制。通过提供必要的激励，引导员工支持并参与ABC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并保证依据他们的业绩进行恰当的评价和奖惩，将有助于系统的推进。（4）非会计所有：ABC系统是贯串公司的所有成员的实践运用，而不是仅仅针对并依赖于会计部门。（5）培训：对管理阶层及全员进行有关ABC设计、实施及系统有效性等方面的培训，使他们明白其概念并正确评价其优势，有利于激发大家的参与热情。 摘要:个人信息的保护从最初的隐私、尊严和自由的人格权要求到现在流行的财富积累保障的要求,很好地体现人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从而影响到人们对这些发展的保障要求。本文阐述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现状,并进一步提出个人信息立法的社会发展要求。 关键词: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隐私社会发展;要求 一、个人信息的概 个人信息,从字面上解释为有关个人一些状况的信息。更严格的定义是有着特定内涵的法律概念,他是指可以直接或间接的识别本人的信息。1首先,从个人信息的性质上看有个人私权利的属性。但是又并等同于私权利中的隐私权。现在讨论中的个人信息的滥用和非法使用不少人认为是隐私权的侵害。实际,这是一个错误的认同。混淆了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概念。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2隐私权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属性并存的个人性权利。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区别在于,个人信息是个人数据,隐私是个人活动。个人数据和个人活动的有重叠的内容。 二、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我国也不是一片空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从民法上通过对个人人格权的保护表现出来。我国民法中对人格权的保护见于民法通则的各个章节。这些条款表明了对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有了立法上的体现。虽然人格,隐私、名誉、自由、信用等人格权的概念和范围各有不同。但是,对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侵害了以上或是更大范围的私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就是对个人信息的间接保护机制。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个人信息的传播途径和方法比较原始和单一,个人信息的内容和保存的方法也比较单一。一般,个人信息只有个人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住址、单位、电话、学历、信仰。保存的方法有保存于单位的和学校的档案或是家庭户口所在的街道及村组织中。信息发达以后,不仅通信、通讯这类信息交流的方式上飞速发展,个人信息的内容从20世纪60、70年代的一般信息扩展到个人金融信息、交友信息、商业信息等更广阔的领域。对这些信息的非法使用已不仅仅是侵害个人人格权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个人信用的损害。在网络个人信息立法上已在不少规范电信活动和互联网活动上已经作了规定。例如: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此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条。 比较个人信息的保护已不是间接和侧面的保护能够保护全面的,而是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才能够实现法律的价值和达到法律的作用。目前,我国已将个人信息的立法纳入立法议程。在最近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立法建议和立法议案每年不下10个,涉及代表或委员几百名。4通过获得某个人的个人信息对其隐私予以公布,对名誉进行侵害,对自由加以限制和影响,对信用予以损坏的行为不论是对个人信息的实际利用还是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达到不法目的的手段,都是对个人私权利的侵害。对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订立意愿反映出个人信息立法已经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三、个人信息立法的社会发展要求 在西欧自由主义运动开始之前,自由主义不是非常盛行。虽然也有对自由的追求,但是积极的尊重私人生活的观念还没有形成。要求国家和政府及他人的行为不侵害和影响个人私人生活的愿望不是很强烈。温饱没有完全解决之前,精神和思想也没有存在的空间。古代人的自由是参与集体决定的自由。自由观念和思想没有市场和发展空间。经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物质利益满足的情况下,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和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的要求也极大提高。从霍布斯、洛克到贡斯当和密尔的自由理论,最终确立了人们有不受干预的私人生活自由的隐私观念。贡斯当认为“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5对公私领域的划分和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使得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对公民个人而言的意义。对个人的信息的保护,可以维护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参与正常进行,维护社会民主和稳定,维护国家的正常的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对公民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个人隐私、自由的保障。个人信息的内容中有不少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个人信息,按照我国有关专家起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规定的内容,个人的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可以与其他信息对找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信息可以归类于个人隐私的范围。6对个人医疗记录等信息的非法利用,侵害隐私权的言论,侵犯个人的私权利。另外,在侵害了个人的隐私权,还限制了个人的自由。通过获得他人信息的方式后通过该信息向他人干扰个人生活和交流、交往、选择的自由的信息的手段,干扰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从通俗意义上,通过个人的信息向该人有关信息是扰乱个人的私人空间。从自由的论断,是对消极自由权的侵害。限制和影响了公民在社会中对自己个人事业和情感的追求。是对个人私人空间和时间的压制和侵害。制约了个人可以从社会生活中积极加入,也可以从喧闹繁杂的社会生活中消极的退出。制约了实现对个人生活整合的自由。7转二、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尊严没有权利的属性。从尊严性质的角度属于荣誉感的范围。对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可能会产生对个人名誉权侵害的后果。也可能不构成对个人名誉权的侵害。但会造成对个人名誉感和荣誉感的损害。当他人利用某个个人的信息向公众传达了某种消息,在不确定多数的人群中造成了对某个个人的不好的印象。在对个人信息非法后,损害了个人的名誉和荣誉感。并对个人拥有这些私密资料产生的安全感和自我尊严和保护自我尊严的能力的侵害。尤其是在生命和生物科学发展的现代社会,以个人生物信息为代表的个人信息一但被非法侵害将是对个人尊严的严重侵害。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三、个人自由沟通的实现。个人信息中的电话、住址、邮箱是人际交往和沟通的工具。个人进行正常的交往和沟通,相互交换个人的电话和住址、邮箱是正常的社会和个人行为,并且是必须的行为。在信息化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里,这些个人信息的交换也是重要的。但是,社会毕竟不会如天堂般纯洁和安宁。个人有规律的生活常常被一些“非常及时”,甚至紧逼、陌生的信息而打扰。使得个人正常的生活规律和价值判断受到干扰,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在时间上和方式上和正常的沟通相冲突,影响了个人自由的交流和沟通。 四、个人财产的保护。个人信息的一些信息属于个人财产信息。这些信用信息本身就具有财产属性。在民法理论上,信用权是财产权,信用的财产属性可以从信用的内容、用途、作用上得出结论。信用作为一种经济能力的评价本身体现了一定的财产价值。8一方面,信用是对经济能力的社会评价,能够使权利人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信息资源,可以给其本人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信用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其本身可以通过信用评估机构的评价折算出一定的财产价值,信用也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进行等级的量化和评价。9对信用信息的超出合法利用的范围,即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害。带来的后果是预期的损失。所以,在现代信息社会,对个人信息的非法和超限度利用已经不仅仅是对人格权的侵害,而是对财产权利的侵害。尤其在电子商务和网上贸易越来越发展的今天,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尤其频繁。从一定的程度上,个人信息已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和重要资源,对它的利用程度和利用频率已经是可以影响到商务和业务乃至个人的财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个人信息的保护从最初的隐私、尊严和自由的人格权要求到现在流行的财富积累保障的要求,很好地体现人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从而影响到人们对这些发展的保障要求。而且在越来越提倡民主、文明和交易规则的现代社会,对个人信息予以全面完整的保护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强烈。对订立一部个人信息立法也是应时之宜。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个人信息的商业运用法律保护论文 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个人信息的资源性日益彰显，个人信息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促进个人信息的合法运用，首先需要对个人信息进行准确的定位，是在传统民法体系内保护，还是以特别法的形式予以补充，目前还处于争议阶段。本文将从个人信息的性质，以及个人信息与相关权利的区别入手，来探讨个人信息的商业运用及其法律保护途径。 一、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 个人信息，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个人资料；有的干脆将其称为隐私。其实，个人资料和隐私这两个概念都不够准确，均不能表达所要保护的对象。首先，信息和资料之间是有差别的，资料是代表人、事、时、地的一种符号序列（不以文字为限），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信息是指资料经过处理后可以提供为人所用的内容，能够直接起到识别的功能[1]（P13），是有价值的，只有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才能够作为资源，也才能够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属于法律的价值判断范畴。正因为信息和资料所指称的对象有差别，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个人资料都能够成为保护的对象，只有具有价值的能够为人所用的资料，也就是信息，才能够成为被保护的客体。其次，隐私这个概念，来源于英文“Private”，对于这个词是否应该翻译为隐私，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一般认为，隐私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不愿向外界透露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一旦泄露则会给他人的声誉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隐私只是相当于个人信息中的敏感信息，而不包括琐细信息（注：以个人信息是否涉及个人隐私为准，个人信息可以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琐细个人信息。参见齐爱民主编：《个人资料保护法原理及其跨国流通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由此可见，资料和隐私，一个所指称的范围过宽，一个则过窄，均不如个人信息准确。个人信息这一概念准确地表达了所要保护对象的特点，具有识别效果和资源价值。因此，个人信息是指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识别该个人的资料。现代社会个人信息占有量往往与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法律保护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需要对个人信息的权利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定，才能够把握法律保护的方法和途径。对于个人信息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个人信息属于物的范畴，适用所有权的保护模式[2]。有的人认为个人信息属于隐私利益，应该适用隐私权来保护个人信息[3]。有的人则认为，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利用涉及该个人的人格尊严，个人信息所体现的利益是公民人格利益的一部分，这一利益是一种独立的、新型的法律利益，应该被赋予新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资料权[4]（P109）。资料权从权利归属来看，属于人格权的一种，人格权是资料权的上位权利[4]（P115）。笔者认为，个人信息的拥有者对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权利，在权利归属上并不是人格权的一种，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权利。首先，从权利内容上看，人格权的典型特征就是不直接表现为财产利益，而个人信息权的行使往往是为实现直接或者间接的财产利益。其次，从权利的表现方式来看，人格权一般都表现为消极的不受侵害的权利，相对人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负有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而个人信息权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该个人对其信息予以自由支配和控制的积极性权利，该个人得以完全基于自己的意思自由地行使该权利，该权利表现为确认、了解个人信息的存储、利用与流通情况，并排除第三人对信息的不法侵害。再次，从权利的行使情况来看，人格权是与人身密不可分的，人格权不能转让，不能作为交易的客体，而个人信息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个人信息能够作为商业交易的对象，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信息的商业运用将成为个人信息权的主要实现途径。最后，从救济方式来看，对人格权的保护通常采用事后救济的方式来实现，而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是采用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的。显然，个人信息权与人格权是不同的权利类型，尽管隐私权也是保护个人信息的，但隐私权所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非常有限，仅限于一些可能对本人造成损害的敏感信息，而且隐私权的保护仅仅是从精神利益角度出发所作出的规定，所以，以隐私权来实现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设想是行不通的。那么，个人信息能否通过所有权的模式来保护呢？也不行，因为个人信息权与所有权毕竟是不同性质的权利类型。首先，从权利的设立目的来看，所有权是为确保权利主体对物本身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物本身就体现了所有权的价值，具有直接的财产利益。而个人信息权的设立则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他人的侵害，个人信息的商业化运用虽然也表现一定的财产利益，但个人信息的立法宗旨仍然是以保护人格独立和人的尊严为终极目标，个人信息的价值也具有不确定性，其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不同的商业运作模式。其次，从权利客体来看，所有权的客体为物，而作为个人信息权客体的个人信息则不具备物的一般特性。再次，从权利行使方式来看，所有权人在正常情况下都能够以自己的意思来直接实现对物的支配，而个人信息权人在很多情况下，要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和管理，则必须通过请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如确认、了解个人信息的存储、利用和流通情况。最后，从侵害后的救济方式来看，所有权人可以通过行使物权请求权来恢复对物的支配，不受时效限制；而个人信息权人在受到侵害以后，只能够通过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不存在恢复原状的问题，而且受到时效的限制。 个人信息权之所以是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不仅因为其与所有权、人格权都存在重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个人信息权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权利内容。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主要表现为：第一，个人信息决定权。指本人有权决定个人信息是否被收集与利用或者进行更新，以及个人信息在什么领域、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方式被处理。第二，信息保密权。是指本人得以请求信息处理主体保持信息隐秘性的权利。对个人信息的保密途径一般来说有两种，一是自律，一是他律。他律是指通过政策、法律等消极手段间接地约束信息处理主体的行为，解决信息内容被截取或者泄露的责任分担问题。自律则是由信息处理主体主动采取保密措施来防止信息内容被截取或者泄露，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提供了安全的环境，自律是个人信息保密权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第三，信息查询权。是指个人请求信息处理主体告知对其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相关情况，有的学者也将其称为请求告知权[5]（P121）。信息查询权是个人信息权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个人要实现对信息的支配和控制，必须首先了解哪些个人信息被收集，这些信息又是如何被处理和利用的，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是否保持完整，是否准确适时。第四，信息更正权。是指本人在发现其个人信息错误、不完整或者过时时，可以请求信息处理主体更正和补充的权利。一般来说，行使更正权的事由有三类，即信息不准确、不完整、不从新。我们此处的更正权包括了补充权。信息更正权中最有争议的就是个人信息中有关本人价值判断的内容，本人能否请求更正或者补充，从个人信息的客观性来看，有关个人价值判断的内容如果本人能够举出充分的相反证据，可以予以更正或者补充，但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是不能够变更或者补充的。第五，信息封锁权。是指在法定或者约定的事由出现时，本人得以请求信息主体以一定方式暂时停止信息处理的权利。第六，信息删除权。是指在法定或者约定的事由出现时，本人得以请求信息处理主体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信息封锁权与信息删除权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一般来说，个人信息不完整或者不准确，可以行使封锁权；而在个人信息收集目的实现的情况下，则可以行使删除权。第七，信息报酬请求权。是指本人在因其个人信息被收集、处理与利用的情况下的一项信息处理主体请求支付对价的权利。 综上所述，个人信息权不仅不能归入人格权，也不能够归入物权的范畴，个人信息权在权利属性上看，是一种独立的复合性权利，具有人格和财产的双重属性，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权利内容，应以民事特别法的形式对之予以保护。 二、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现状 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前提是个人信息的收集，个人信息的收集按照收集的主体，可以分为“公的部门”的收集即由国家机关为主体进行的信息收集，和“私的部门”的收集即由非国家机关为主体进行的信息收集。由国家机关进行的信息收集活动一般是由国家机关依职权或者执行国家公共事务的需要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的，在此我们不作讨论（注：当然，对于国家机关所收集的个人信息也存在如何合理使用的问题。2003年5月8日《南方周末》法治版刊载了一篇《建行贿人资料库供招标方遏腐败——宁波检察院悄砸行贿商饭碗》。在该篇报道中，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率先建立了建筑行业的行贿人员“黑名单”，“黑名单”中既包括已经被判行贿罪的行贿人，也包括虽未判刑，但行贿数额巨大的人员，甚至将那些检察机关已经掌握行贿事实，但本人还未交待或者拒不承认的人员也列入其中，这些对于行贿人来说都是保密的，也就是说这些个人信息是通过间接的方法获得的。北仑区检察院使用这些个人信息为社会提供“诚信咨询”，招标单位可以事先向其咨询投标人是否存在行贿的污点，检察院将审查结果予以反馈；对长期与该院合作的国家机关或者特大型国企提供部分行贿人名单；还对反贪部门以及有关的法纪部门的侦查行为提供必要的资料帮助。这种做法迅速在宁波市检察院系统推广，并将范围扩大到医药行业和政府采购领域。本来检察机关为了预防犯罪在其权限和工作必须的范围内收集、利用个人信息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其扩大个人信息的使用范围，虽然在目的上是为了遏制腐败行为，但毕竟是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凭借公权力介入私法秩序，这种行为本身值得商榷，同时反映出我国个人信息合理运用的法律问题亟需解决。）。个人信息的商业运用主要发生在由非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场合。非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一般都是出于营利目的，非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营利性就决定其可能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肆意收集、传输个人信息而践踏个人信息权。为规范非国家机关的信息收集行为和信息利用行为，就需要对非国家机关的信息运用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下面就目前几个典型的涉及个人信息收集和运用的非国家机关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运用情况予以介绍。 第一，网络商家对于网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无论是在线电子交易还是传统商务经营，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学会一项关键的营销策略，即锁定顾客群体，提供个人导向服务，巩固消费者与商家自身之间的关系与忠诚度。网络空间给商家们提供了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收集顾客个人信息和挖掘潜在顾客群体的平台。经营者收集个人资料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是消费者主动提供个人信息，二是消费者并没有主动提供信息，是由网络商家利用信息技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消费者主动提供个人信息，通常是商务网站以登录网站、加入会员的例行程序或者提供优惠等方式要求消费者提供个人信息，消费者一般有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的权利（注：这种方式从程序上看，虽然是尊重了消费者的意愿，属于个人信息的合理收集，但不排除有些网络商家在收集过程中，可能会采取一些隐蔽性的欺骗手段；或者虽然赋予消费者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的权利，商家有时候会通过文字游戏使得消费者忽略该项权利的行使，以默示推定或者行为认可的方式来视为其已经接受；或者收集的信息的使用超越事先承诺的范围，这都在事实上对个人信息权造成侵害。）。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的最大威胁就是商家未经消费者的同意而利用信息技术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此时的个人信息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目前，网络商家经常通过“网络小甜饼”（cookies）及其他一些追踪软件，来追踪消费者的网上行为，收集其个人兴趣和偏好。利用cookies技术，网站的服务商能够在消费者访问网站时，在消费者的电脑中以文本文件的形式设置信息代码，该信息代码对于每一个上网的消费者来说都具有唯一性、识别性，而且只有网站服务商才能够识别。只要消费者随后再次访问该站点，就可以被识别出来。网站还可以通过隐藏的导航电子软件收集被访问网站的信息，包括哪些网站被访问，哪些信息被下载，哪种类型的浏览器被使用，以及消费者所上过的网站网址[6]（P95）。通过网站所记录的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够知晓该消费者的e-mail、ID号码、消费习惯、阅读习惯等兴趣和爱好，甚至可以知晓其信用记录和通信记录，进一步核证其交际范围和能力。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是有价的，个人信息的交易也日渐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有些网络商家除了将这些信息作为自己广告宣传和营销的资源外，还可能将这些资源作为交易的对象。对商家来说，谁掌握的个人信息越多，谁就拥有越多的潜在消费者。因此，众多商家普遍存在“信息饥渴症”，不惜通过各种手段来窃取或者购买他人的个人信息。而通过网络可以低成本获得个人准确而详尽的信息。商家往往对个人信息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有的放矢，甚至有可能采取有差别的价格，把无差别的产品卖给不同的顾客，如果对这类现象不加以规范，低成本、高利润的引诱就会使越来越多的商家效仿，个人信息权就无法保障，我们就要遭受大量垃圾信息的干扰。由于个人信息的充分暴露，商家对你的消费情况了如指掌，有时还会使个人遭受网上歧视。当网上企业知道消费者的消费历史和习惯时，便可以选择性地服务某些消费者。比如，当网上销售商通过你的个人信息查知你并不是一个十分阔绰的消费者时，他们会先服务其他人，而要你在客户服务热线上久等，你甚至对这种不公平待遇全然不知。有的网络商家就根据他们所收集的客户信息，把客户分成不同等级，而最低等级的客户就只能最后得到服务。 第二，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关于生理、疾病、生育等方面的个人信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医疗机构如何处理和对待患者的个人信息缺乏系统完善的规范，仅一句概括式的宣传意义上的“为患者保密”，这是远不能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医疗技术日益发达，有些医疗技术的实施可能会影响人伦关系，如人工授精技术虽然解决了因生殖能力所带来的困扰，但同时也引发了人工授精子女日后可能因为寻找生理父亲所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人伦和法律问题，如实施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应该如何记录和保存该信息，哪些相关人员可以查阅有关信息，由信息泄露所导致的损害应该向谁进行赔偿，由谁进行赔偿，如何赔偿，这些都需要进行规定。再如，现在许多人进行美容整形手术，还有的甚至进行变性手术，实施这些手术的机构是否应该对这些信息进行保密，采取何种措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保密，都是亟需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医疗机构将患者的个人信息卖给药商、保险公司，有的医院将产妇的信息出售给婴儿用品公司、奶粉商等，获得这些信息的商家还可能将这些信息再次整理出售给各级教育培训机构以及与孩子成长各个阶段密切相关的各个商家，个人信息的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挖掘，而我们个人的正常生活将因此受到无穷的干扰。 第三，金融机构和电信机构也是个人信息的汇集地。为保护金融活动参与人的利益，《储蓄管理条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都对金融机构的个人信息保密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缺乏操作实效，这些义务的履行有赖于金融机构业务流程的规范，金融工作人员即使泄露信息，也无法查证，而且当事人也很少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是否侵犯其个人金融信息提出疑问。电信机构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电信服务项目，事关通信的机密性，如果电信机构对服务客户的通信进行收听、窃听、存储或者其他形式的监听或者监视，将会对客户的隐私构成巨大的威胁，有时甚至会被有些商家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使用，比如，某些关键性的电话谈判，就可能被竞争对手通过监听的办法截取，从而先发制人。 综上所述，我国个人信息的商业运用尚无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规范，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构成巨大的威胁。 三、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法律保护 从目前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现状来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对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法律保护。 首先，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法律保护离不开专门法律的调整，当务之急就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原则必须遵循信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保证个人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对个人信息的商业运用加以合理的限制。很多国际组织认为，个人信息保护原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核心内容（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于1980年9月23日通过《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信息跨国流通的指针》，以及联合国于199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自动信息档案中个人信息的指南》中都持这种看法。）。个人信息的保护原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综观世界个人信息立法较为完善的美国、德国，个人信息的立法一般来说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直接原则。即个人信息的收集原则上应坚持向本人收集，间接获得的个人信息具有获得上的不正当性，不能够被利用和处理。第二，目的明确原则。指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时必须有明确目的，禁止公务机关和非公务机关超出目的范围收集、储存和利用个人信息。第三，安全保护原则。指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主体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避免可能发生的个人信息的泄漏、意外灭失和不当使用。第四，公开原则。指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和处理，一般应保持公开，本人有权利知悉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和处理情况。第五，耕种原则。指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完整和正确，本人有权利对个人信息进行适时修正。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必须明确保护对象，如1990年德国资料法第3条第1项规定：“个人资料是指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识别自然人的任何资料”。该条规定就将个人资料保护的主体限定于自然人范围，排除了法人和其他组织。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也应仅限于自然人（注：仅限于自然人的规定，从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事实上有关自然人的问题还很多，比如，自然人是否包括死者，是否包括胎儿，以及以后可能出现的克隆人等。），有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信息可以通过商业秘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有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该区分琐细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并针对各自不同的特点规定不同的收集、利用和处理模式。个人信息法规范的重点应该在于信息收集人、处理人和利用人的权利义务、个人信息权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追究机制和赔偿标准以及个人信息商业运用的监督机制。 其次，加强业界自律。法律尽管可以规定个人信息应该如何被合法收集和运用，但法律只能够起到外部约束的作用，很多情况下，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仍然防不胜防。ISP业者、征信者、直销业者以及其他销售业者等涉及个人信息的行业可以通过订立行业成员应遵守的收集个人信息应该遵守的行为标准和同业惯例，鼓励行业成员与消费者个人达成信息处理的契约，根据行业惯例，行业成员应该措辞清楚地在网页或者明显的位置公开其信息收集的原则，或者张贴有关的隐私政策，并明确告知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目的，使消费者可以明确自己的信息将得到如何的保护和处理，再来选择是否提供个人信息。业界自律可以通过取消成员资格或者某种具有商标性质的认证来作为督促或者惩罚手段，来达到约束行业成员自觉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 再次，可以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来缓解商家和消费者在个人信息权上的激烈矛盾。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实行的是直接原则，未经消费者同意，商家是不能够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然而要直接取得消费者的同意是非常困难的，消费者没有义务来配合商家的任何商业目的的实现。例如，某全球性公司在一次直销活动中，消费者最高的回复率仅为52％，且是在以免费电影票吸引消费者回函的情形下才得以达成的（注：详见王郁琦：《“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与个人资料的商业利用》注释7，载《信息法务透析》1996年3月。）。所以，商家可以通过提供一些诱因，来吸引消费者提供个人信息，如提供免费阅览、提供赠品等方式来换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在此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是有经济价值的，是否通过提供个人信息来换取利益，由自己衡量得失后作出决定。比如，欲出售订户名单给广告业者作邮寄名单的杂志社，就可以拟定两种不同的订阅费率供消费者选择：一种属于正常费率，适于要求对个人信息予以保密的订户；一种是较正常费率更为优惠的费率，适于同意将个人信息作商业利用的订户。如果订户觉得两种费率的差价利益大于因信息作为商业利用可能带来的不便，那他就会选择后一种优惠费率。相反，如果经验告诉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也就是说，信息收集主体没有严格按照承诺兑现隐私政策的话，那么，消费者就可能放弃这些优惠而选择保密个人信息，这样就不利于信息的自由流通。市场机制的采用一方面有助于克服信息收集的程序困难，同时也给商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执行严格的隐私政策，才能带给消费者实际利益并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最后，必须对消费者进行自我保护教育。通过宣传和示范，让广大的消费者树立个人信息保护的观念。在购物时，商家时常要求我们填写一些有关个人信息的卡片，如姓名、住址、联系电话等，有的商家甚至要求登记信用卡号、银行账号等，并引诱你说是为了便于参加抽奖或者累积积分换奖。此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谨慎控制个人信息，要在详细了解该商家所执行的隐私政策，并确认自己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能否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再决定是否提供相关信息。尤其是在网上购物时，尽量选择访问个人信息保护比较完善的站点，不轻易泄露个人信息，尤其是信用卡号、银行账号以及手机号码，能够匿名的尽量匿名，能够设置密码的一定要加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个人信息的防护屏障。在发生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况下，要积极主张权利，从而推动个人信息权保护的进程。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加快立法步伐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对隐私而言，阳光却并非总代表着正义。”的确，对个人信息而言，需要的不是“阳光”，而是法律“保护伞”。 所谓个人信息，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课题组介绍，是指现实生活中“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一切信息”，其范围很广，有文档、视频音频文件、指纹、档案等，包括了一个人的生理的、心理的、智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等等方面，即指有关个人的一切数据、资料。个人信息同我们个人生活密切相关。 然而，我国目前个人信息频繁受到侵犯，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却很缓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令人担忧。 一、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来看几则报道： 《新京报》：一家名为“上海OK信息有限公司”的网站显示，该公司正在出售“*年最新全国股民资料”，资料系由证券公司内部获得，内容包括全国100万股民的姓名、性别、手机号码等信息。记者调查后发现，该份资料中的股民信息基本属实。 新华社合肥电：上网求职资料屡屡泄露，安徽省教育部门提醒学生对个人信息应加强自我保护。 《羊城晚报》：一个名为“Ucloo”的网站在网上叫卖9000万华人私人信息，而价钱仅仅是1元人民币！随后，《北京青年报》、《新闻晨报》等国内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进一步得知这些个人隐私信息可能来自中国第一大同学门户网站“中国同学录”。 《市场报》：“手机监听王”惊现京城威胁个人信息安全。 《新快报》：500中学生隐私泄露网上家长频遭电话诈骗。 …… “商业推销‘指名道姓’，陌生拜访铺天盖地”。个人信息越来越多地被别有用心地进行着种种操作。个人信息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现代人在享受信息社会带来的诸多便利、好处的同时，也开始品尝接踵而至的烦扰。 1、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渠道。 在今天这信息网络时代里，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渠道繁多，在各行各业都有可能存在：如各电信运营商、银行、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燃气公司、保险公司、证券营业部、航空公司、互联网公司、人才市场、中介公司、物业公司、房地产交易市场以及各类零售商等等登记有个人信息的各行政、企事业单位。 2、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和途径。 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也是有很多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出于商业目的而被恶意套取，一些单位和部门为了一己私利而恶意泄露。 ②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还没引起我们一些机关、单位、企业的足够重视，对个人信息管理不善，信息安全工作还处于被动的状态，没有形成“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的意识，信息系统的整体防护能力低。 ③社会个体对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强也给了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为日后信息泄露埋下隐患。 ④现有的法律规定显得比较滞后，不足以有效地震慑和打击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犯罪现象。 个人信息泄露的途径主要有利用关系网络帮忙收集、利用问卷调查、网络注册、会员登记等方式自行套取、利用金收买等等。 3、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信息泄露，将导致很多不良后果。 个人信息泄露后将导致很多不良后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受损、人们经常受到各种骚扰、安全感丧失、政府管理受干扰、为刑事犯罪提供了土壤。 特别是在信息社会里，个人信息的泄露，不但会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和谐，导致人人自危，严重制约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专家称：“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是基本人权问题，也极有可能成为某种新的贸易壁垒，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肯定会在国际贸易方面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打压。” 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 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由于个人信息泄露给当事人带来侵害或损失的案件屡屡发生，所以个人信息保护变得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对个人隐私的尊重与保护，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体现着社会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那我们要怎样来保护个人信息免遭侵害呢？ 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以法为本，事前保障，多管齐下，多方努力。 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的主要措施： 1、加强自我保护。 ①我们在思想上要引起高度重视，提高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 ②要多学习了解一些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知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2、加强行业管理，增强行业自律性。 掌握了个人信息的各行政、企事业单位，特别是象各电信运营商、银行、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燃气公司、保险公司、证券营业部、物业公司、房地产交易市场等等这类掌握了较多个人信息的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模范守法，提高行业对个人信息的管理技能和水平，制定相应的管理个人信息的制度、规范，增强行业对个人信息管理的自律性。 3、加强技术保护的研究，实施技术保护措施。 为了保护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相关行业、部门要增大投入，研究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如，数字签名技术、数字证书技术、身份鉴别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反病毒技术等等技术，真正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4、制定、完善法律制度，撑起法律“保护伞”。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照。在《民法通则》、《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他一些经济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都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具体条款。 例如，《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一百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又如，最高法院在《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然而，现有的法律规定仍然显得比较滞后，不足以有效地震慑和打击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犯罪现象。“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侵犯他人名誉权只能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个人信息保护法》一旦正式出台，侵害他人信息的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世界上已50多个国家建有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我国自*年以来，正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但该项立法尚处研究阶段，无实质进展。 因此，我们要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程序，尽早出台，以更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促进社会和谐。 总之，现在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个人信息保护已刻不容缓，让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共同努力，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相信我们的社会也将会进入一个安全、高效、文明的新时代。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论大数据征信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对策 摘要:大数据征信使个人信息安全处于空前的威胁与挑战，本文简述了大数据征信的概念与发展，探讨其在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为完善大数据征信中个人信息保护提出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征信;保护;个人信息 一、大数据征信的概念与发展 大数据征信是指对海量在线交易记录、社交网络数据等个人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运用大数据分析和刻画出信用主体的违约率和信用状况，进而控制金融信用风险。解决了传统征信因信息分散导致的采集成本高，效率低下等问题，与传统征信天然互补。由于大数据采集的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评估个人信息的信用风险全面而广泛，成为互联网金融和众多相关行业的基石。 二、大数据征信中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互联网征信企业极度依赖于大数据技术的收集与分析，一切信息皆信用，使得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受到了空前挑战和威胁。近年来违法倒卖、泄露个人信息事件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由于个人信息在我国立法中仍处于薄弱环节，相关法规的制定存在较大的不足与滞后，商业化的大数据征信可能会成为侵害个人信息的工具，需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制。 (一)立法保护滞后于现实需要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尽管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不断出现在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过于分散且层次效力不一，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满足当前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高质量法规的需求。现行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与大数据征信的发展不适配，对于大数据征信中个人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和公布等环节缺乏明确的界定，条例规范范围过于狭窄，对于涉及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未作出合理规范。 (二)征信信息泄露严重监管缺乏 大数据征信涉及大量用户敏感信息，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采集利用，用户面临着面临的信息安全风险变得更加严峻。与普通个人信息相比，征信信息由于价值和敏感性，泄露的危害更为严重。当前信息泄露已经形成产业链，数据黑市犯罪成本低利润高。再加上互联网征信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存在业务操作和人员道德双重风险，近年来许多互联网公司人员存在监守自盗的风险，例如京东泄露了12G的用户数据造成其严重后果。2016年的“5•26信息泄露案”，湖南银行行长非法出售个人信息257万余条，包括身份证号、征信记录、账户明细等众多敏感信息。而在国外全球第一大个人征信机构益博睿涉及2亿的身份信息泄露，涉案金额超过6500万美元。 (三)个人维权法律救济困难 随着未来信息开发和利用的日益成熟，个人信息尤其是信用信息具备相当的商业、社会和法律价值。大数据时代使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消失，给个人信用信息主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带来巨大的挑战。由于个人信息主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与征信信息管理机构存在着信息和技术不对称，让受侵害的个人信息举证维权之路难上加难。在个人信息受到非法收集泄露等侵害时，由于通过法律救济途径解决纠纷可能产生的成本和风险过高，只好选择放弃诉讼维权，使得本应该成为最终保障的司法救济渠道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三、大数据征信中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针对大数据征信的特点，以征信业规制和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现有成果出发，通过立法出台统一的个人信息国家技术标准，给已有的普遍分散立法以操作的指引，制定最低标准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隐私的信息、个人信息采集基本原则和使用目的，采集收集的负面清单制度，防止个人信息被滥用。通过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为征信体系安全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加强行政监督管理与行业自律 加强数据安全体系和信息监管体系建设，防范非法入侵造成信息泄露，对于信息泄露问题完善危机应急预案和补救措施。加强信息安全执法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泄露、买卖信用数据的行为，加大对泄露个人信息企业的问责和处罚。对征信管理机构开展内部安全认证和行业自律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征信行业协会其协调沟通征信机构与监管机构的作用，加强征信行业业务交流和制定技术标准，开展征信信息保护宣传提高民众意识。 (三)探索多元化个人信息保护救济方法 建立征信机构内部的纠纷处理机制，完善信息异议处理解决机制，缩短错误征信数据信息的更正时限，提高征信信息录入质量。完善个人对征信机构的投诉渠道，引入征信行业调解、仲裁和第三方纠纷非诉解决的法律机制。对于公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面临取证难、诉讼难等问题，完善互联网情景中个人信息侵权赔偿制度，并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和集体诉讼机制，优化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程序，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救济渠道。 作者:林周 单位:武汉工程大学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途径 摘要:本文首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简要阐述，并分析了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最后针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上提出了几点具体途径。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特征;必要性 在信息化时代下，各种信息成为了一种资源被广泛利用。但是随着互联网逐渐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中，个人信息的隐私问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公民个人信息作为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故，研究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有对公民个人的权力保护直观重要。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和特征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就公民个人信息来讲，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概念理解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讲，公民个人信息即是公民的隐私，社会学上，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符号。而法律上公民个人信息，有直接法律条文对其进行了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公民个人信息是“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认识记录、照片等单独或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公民个人信息特征大概包括以下社会属性、法律属性和价值属性三点。从公民个人信息概念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符号，公民个人信息本质与公民一样具有社会属性。而法律上又将公民个人信息划分到公民权利中，与公民人格利益直接相关，故具有法律属性。基于以上两个特点，公民个人信息在社会中就被视为一种隐私而受到法律保护，并且这种隐私在法律上是不可被侵犯的，可作为识别公民身份的一种标志。此外，由于利用公民信息可以获取一定经济利益，很多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将公民出售给他们而获得利益，故，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价值特征。 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和途径 (一)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有现实的需要，也是刑法立法的要求，也关系到公民权利的保护。首先从社会现实角度考虑，目前社会上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存在较大的隐患，某些行业出于管理或业务上的便利，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在这些行业被记录，因公民个人信息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在利益驱使下，并没有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有效的保护，反而将本应属于公民隐私的向公众出售，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利益，公民个人信息没有得到安全保证。其次，立法上，目前我国法律在公民个人信息立法逐渐严厉化。公民个人信息在社会上存在的不安全隐患要求法律发挥其调整作用，急需通过严格的立法保证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性。最后，从公民个人信息劝你保护上来说，公民个人能信息刑法的保护实际上就需要满足了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在法律的权利义务中，公民个人信息权利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故权利的行使就需要法律条文作出规范，并要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作为基础。总体上来说，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即对公民行使个人权利有了明确规范，且对侵犯公民信息的不法分子来说也有了相关的惩治办法。 (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途径 1．明确罪名 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有两个罪名，但在法律定规定上，只要是侵犯了公民信息的行为都可以定义侵犯公民信息罪，因此，为了使罪名更加明确没必要将公民信息本罪单独设为两项，而为了保证其独立性，可以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253条单独列为一条罪名。同时，为了保证公民信息本罪明确化，法律上首先要对公民个人信息全作出明确规定，法律制定才会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2．突出情节严重的适用性 就危害结果来说，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犯之后，影响周期较长，侵害主体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不稳定情况，生活环境也会很容易被侵犯。故，公民个人信息最应设置为一项抽象性犯罪行为，而不是实害犯。虽然作出这样规定后提高了入罪门槛，但在认定犯罪情节时就可以将公民的危险状态纳入到定罪情节严重性的考量因素，而在考量危险状态的所造成的影响上来说就更为简单直接，正常成年人社会经验即可作出评判。 3．增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附属性立法 附属性立法可以从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双轨立法模式，法律在对行业管理上，刑法并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故，行业内部需要有相关制度与标准作为行业约束，则需要行业有一定的自律性。所谓自律性即自我控制，个体或者组织能够自觉将诚信等作为道德标准。故，如果要加强公民个人信息权力的有效保护，除了需要刑法立法外，还需要行业制定相关的制度，这就是双规立法模式。 第二点，衔接好行政与刑事处罚的关系。本质上，可以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行为定为行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越轨行为，加上针对处理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上，行政机关在处理方式与处理效果上有优势，故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行政处罚也可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理手段，且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上的行政与刑事处罚衔接更顺畅。 三、结语 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社会性和法律性的特征，加上一些行业的需要，这些信息还具有一定的经济特性。但本质上来说，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私有部分，不应该作为一种产品用于商业用途。为了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法律处罚，就有必要通过刑法的手段。 作者:王春霞 单位:河南豫润律师事务所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 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概述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 从基本概念进行分析的话，首先，个人信息的主体是公民，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通过法律规定我们可以了解到，个人信息的主体并不仅限于居住在国内的中国公民，还包括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在这些人的个人信息权受到不法分子侵害时，一律享有我国刑法的保护。其次，关于个人信息的解读，各学派一直存在着争议，无论哪种观点，都没办法准确涵盖个人信息的全部。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的识别本人的特定资料所反映出的内容。如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肖像、身份证号码、职业、教育状况、联系方式、家庭背景等等和本人人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还包括着隐私范畴内的如既往病史、财产收入等信息。与此同时，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还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在日后的立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其法律属性一直颇具争议，成为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就目前来说，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所有权学客体说，他们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实际利用价值，所有者对其具有支配权，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出售，从而为信息的所有者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具备财产属性，因此被列入所有权范畴;二是以隐私权客体说，认为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包含个人信息，在这方面美国是最早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范畴进行立法的国家，比如《隐私权法》和《联邦电子通讯隐私权法案》中对个人信息都有详尽的保护措施;三是人格权客体说，将个人信息划分到人格权中，认为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就是维护公民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体现的是公民个人的人格利益，因此应该受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严格保护。 (三)公民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内容较广，和很多专有名词的概念都有着相似之处，通过分析，笔者主要将目光集中在个人隐私上面。个人隐私指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比如我国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以及“私拆他人信件，偷看他人日记，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以及将他们公开”等行为，都属于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由此可见，个人隐私大多是公民不希望被外人所知的、敏感的信息，而个人信息不仅包括禁止他人干涉的敏感信息，还包括可以向大众公开的信息。因此，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是两个相互交叉，又在外延方面相互区别的名词概念。就对公民的立法保护工作来说，个人信息的保护比个人隐私的保护更加全面。 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现状 (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受侵害的具体表现 当今社会，互联网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被手机、电脑等各种电子产品包绕，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们在从事购物、交友、出行、入住宾馆等各种社会活动时，很多情况下都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与商家，进行登记，这就造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和隐患。对于商家而言，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商机，那么利用信息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就应运而生了。一些机构疏于管理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我国公民信息泄露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兜售车主房主信息、大学毕业生应聘人员信息、商务人士信息、患者信息、电信用户信息的现象在社会上层出不穷，一些商家将自己搜集到的客户信息进行出售，甚至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信息倒卖”产业。商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推销，违法犯罪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诈骗，甚至通过“人肉搜索”对当事人进行名誉侵害，通过某些编程窃取网银密码盗取用户存款等等，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应当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制裁。 (二)现有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是构建我国法律框架的四个关键部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尊严不容侵犯，任何侵犯公民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虽然没有出现“个人信息”的字眼，但个人尊严与个人信息紧密相关，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宪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原则性的保护;其次是民法，对与公民的个人信息有关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和荣誉权做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任何人如果侵害公民的这四项权益，都将受到民法的制裁;另外，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近些年才开始颁布施行，有《居民身份证法》、《物业管理法》、《电信条例》等等;直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才首次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定罪入刑，填充了我国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空白。 (三)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必要性 刑法作为法律的最底线，只有在其他法律都无效的前提下，才会实行刑事处罚，给予犯罪分子最沉重的打击。在我国现有阶段，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的制定还不到位，虽然宪法、民法以及行政法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所涉及，但通过施行效果可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中的法律条文尽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触及到根本，仅仅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间接性的保护;民法虽然明确提出了对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以及名誉权的保护，但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过于零散的法律规定，削弱了民法的可操作性，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行政法对于破坏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实施主体限制范围相对狭小，主要针对行政机关人员，而且处罚力度较小，不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加强刑事立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三、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完善建议 (一)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和犯罪主体范围 要解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事立法问题，首先要明确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和犯罪主体范围。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的刑事法律还不够完善，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指出犯罪对象是公民的个人信息，但同宪法、民法、行政法一样，没有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做出具体的解释，不管是公开信息还是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在量刑规定中没有针对不同的犯罪情节做出清晰的界定，以至于不法分子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在条文规定中使用“等”字，也让犯罪主体模糊化。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打击，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以及犯罪主体的范围，是当前完善刑法的重中之重。 (二)根据犯罪的行为和情节细致刑罚 《刑法修正案(七)》中，第七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根据刑法规定，区别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情节是否严重。而根据我国的立法情况来看，当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对情节是否严重划分出明确的界定范围。因此，在裁判过程中，对于“罪与非罪”就存在争论，司法机关必须根据案情酌情评判情节的轻重，给司法机关的案件处理带来不小的难度。如果出台的法律能够将犯罪行为细致量化，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小，比如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公民个人信息被出售的份额，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所得利益对刑事处罚的幅度进行划分，份额由小到大对应犯罪情节由轻到重，相应的刑罚也会逐渐增加，尤其是给当事人带来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失时，犯罪行为更不可姑息。如此一来，犯罪主体都能够得到与之犯罪情节相对应的惩罚，不会出现钻法律漏洞的现象，实现司法的公平性。 (三)构建立法司法执法部门工作一体化机制 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过程中，必须要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要求。因此，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立法机关要深入社会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构建法律条文，尤其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刑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次从执法层面而言，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侵害的犯罪分子，绝不姑息养奸，让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网;从司法层面来说，法院及检察院在裁定犯罪结果的过程中，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给受害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立法、执法、司法机构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才能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四)借鉴学习国外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 在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中，不仅要完善刑法，宪法、民法、行政法都要同时完善，只有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才能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坚实的堡垒。将来随着立法的逐步完善和条件的逐步成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从立法模式上，笔者比较倾向于以德国为代表的统一交叉立法模式，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案，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整体归类，同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避免了法律零散化带来的不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刑法作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它的完善对于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刑法涉及到的“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法律宣传，对核心的工作人员做好监督工作。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公民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宣传教育，只有提高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行为的产生。 作者：王晓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分析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信息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讲，信息化方式与社会管理具有紧密的联系，对其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信息来讲，具有透明化的特点，最终导致公民信息受到了侵犯。对于个人信息而言，归属于财产利益。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公民个人信息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受到侵犯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针对这样的情况应进行有效的解决，进而才能保证公民权益得到保障。 关键词:公民信息;刑法保护;具体分析 信息时代的带来，进而导致人们工作日常对信息运用逐渐增加，换言之，信息已经融入在人们生活之中。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从当前形势上看，一些人经常利用一些非法手段进而获得公民信息，这样的现象较为严重。信息泄露对公民正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导致经济损失的发生。因此，加强公民信息刑法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但当前法律并没有明确性的法律法规，缺少一定的约束力。进而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应进行有效的保护，采用相关的方式给予公民提供一定的保障。本文将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进行针对性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概述 在日常生活之中，个人信息具有较多的表现形式，同时与人们生活也具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前我国并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着一定的薄弱性，公民个人信息滥用这样的情况十分严重。相对而言，各国对个人信息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公民个人信息主要是个人相应的资料以及数据。其中个人信息包含两方面内容，一种是公民自身产生的信息，而另一种是他人对个人信息进行评价。另外，个人信息涉及丰富的内容。因此，在新的形势下，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受到广泛的关注，同时给予一定的重视。 二、当前公民信息保护面临的现状 (一)个人信息保护较为薄弱 对于公民而言，在其思想意识中，认为个人信息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与其它问题不存在关联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计算机应用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信息具有了新的内涵，归属于财产属性。从当前情况看，公民个人信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实际收集以及利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另外，从信息保护安全角度为主要出发点来讲，公民意识极为薄弱，一些特殊方式能够将个人信息进行获得，其对信息保护没有受到一定的重视，进而导致公民信息泄露的情况发生。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公民不知应怎样进行维护权益，最终导致经济损失的发生。 (二)个人信息侵犯行为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侵犯公民行为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讲，收集信息具有全面化特点，进而具有向非法机构提供一些个人信息这样的条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是十分容易的，通过一些案例进行观察，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另外，对于商业机构而言，一些商业机构通过一定的渠道，将个人信息进行有效的收集。但这些机构对信息保护并没有给予一定的重视。还有一些机构将信息进行泄露，最终导致危害的发生。 三、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具体措施 (一)将公民个人信息范围进行有效确定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并没有有效的界定，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刑法理论中没有对公民信息进行有效研究，同时缺乏相关经验。相对而言，个人信息缺乏明确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之中具有一定的困扰性。因此，针对个人信息进行刑法保护过程中，应参照一些立法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将公民信息类型进行有效的列举，进而才能将公民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 (二)积极完善刑罚体系 对于犯罪行为来讲，不仅对个人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对社会也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对其行为主体应进行一定的刑罚。就整体而言，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对社会危害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针对刑罚体系进行构建时，应具有轻重这样的区别，进而才能在公民信息保护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在刑罚体系中应将资格刑融入其中，例如:信息收集主体如果犯罪，将取消从事工作的资格。另外，作为信息保护主体，具有这保密这样的义务，假如出现泄露这样的情况，将承担相关的责任。 四、结语 总而言之，当前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信息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应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有效的保护，使其不被泄露。但当前刑法规定较为不足，同时还面临着一些问题。针对这样的情况，因应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有效监管。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公民个人信息受到有效的保护，还能在真正意义上使公民利益得到保障。 作者：谢腾 单位：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民法规定如何针对个人信息保护 摘要:在数据化时代的发展中，个人信息是尤为重要的一项资源，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载体，其包括了个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重要信息。但是，在如今社会发展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激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例如常见的电话电话诈骗，网络推销，骚扰短信等情况的发生，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从而使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陷入了危机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凸显出其重要作用。就目前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而言，我国仍存有很多缺陷，至今为止也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的都是民法、宪法、刑法等保护机制，其保护范围不全面，没有双重性保护机制。本文基于民法的视角出发，对现今受害者在民事侵权行为中的民法规定保护方面作出了详细的研究，围绕个人信息在民法规定中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民法规定;民法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指的就是个人隐私，自发展以来，个人信息就在整个资源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当下信息化的便捷发展中给人们经济上带来了推动性发展作用，因此，伴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个人信息的利用和收集也变得异常便捷化，然而，在利益的熏陶下，个人信息侵害的问题也接连发生，给人们精神和财产上面带来了负面影响。许多国家依据国情也制定出了相对的个人隐私保护规定，但是我国对其制定的法律保护规定尚不明确。总而言之，目前学术界的讨论学者对此问题一直没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许多学者也都是只停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当中，对民法上的保护方面没有做出进一步研究，因此，在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时，民法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彰显出了其重要作用。综上分析所述，基于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系统理论中，总结出了信息侵权的民法保护存在的意义。 一、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 个人信息的概念可大致分为隐私型、关联型、识别型，这三大类型。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受各地语言习惯和法律传统差异的影响，所传递出的基本概念也不尽相同，就目前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学术界也尚未统一，但是从主要发生问题上分析，主要还是基于这三大类型之上。隐私型的基本概念是，个人信息不愿意向社会群体透露，不想外界人知道有关自己的一切信息。关联型的基本概念是，个人基本资料和私下生活方面与参与社会活动相关联。识别型的概念是，个人的基本信息能直接或间接显现出该人的一切基本信息，如，姓名、年龄、籍贯等。 二、民法规定中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中没有实行统一立法，多是以法律规范为前提，纵观当下，现有的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群众的发展需要，因此，加大民法规定中对信息信息保护是当下势在必行的一种制约方式。 (一)个人信息保护在民法规定制度中不规范 目前，我国民法规定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是对隐私权的一种保护，但是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两者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对个人信息的概念也没有没明确的界定，因此民法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使用范围相对狭窄，不足以能够解决当下繁琐的信息侵权问题。站在社会实践的视角分析，个人信息涉及面要比个人隐私涉及面广，但是，对于明面上的个人信息不论怎么利用，保护隐私权的方式终究还是行不通，从而导致了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偏低。在民法规定制度中个人信息保护不规范具体可以划分为如下几大点:1．信息主体权力义务不明确;2．人身财产利益缺乏有力保护;3．侵权责任规定不健全。 (二)救济机制在民法规定中不完善 个人信息侵权事件在我国民法规定中属于小型事件，未达到刑法保护的层面，因此，民法救济机制是尤重要的。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短信骚扰和电话推销等问题，但是却道泄露渠道不知情，因此造成了信息主体举证困难的现象发生，其次，受到行政轻民救济的影响，导致了民事救济机制得不到空间发挥，在发生侵权问题之后，受害人在经济上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三、个人信息民法规定的完善建议 (一)制定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应尽力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此为基准，开展民事单行法，制定出更有力与保护信息主体的一项权力，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民法规定的整体建设。 (二)明确个人信息的权力范围 在民法规定中要尤为表现出信息主体的权限，以个人信息权力为中心建立合法权益。其次，还要明确保护原则的基本内容以及确立侵权责任制度。 四、结论 当下社会个人信息侵权问题频频发生，本文基于民法保护现状的分析，总结出了民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中提出了小小的宝贵意见。 作者：周宁 单位：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个人信息保护论文:微博信息传播与个人信息保护 摘要：分析了微博信息传播中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应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微博；传播信息；个人信息保护 微博（MicroBlog），即微博客的简称，始源于美国的Twitter，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交换工具，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创建个人社区，通过手机、计算机向微博客信息。与传统的博客相比，微博信息的传播速度、互动程度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满足了人们快餐式的文化消费需求，符合快节奏生活的时代特点。微博作为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一种新生事物得到了广泛使用，改变了已有的大众传播格局，并且在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报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受到越来越多行政部门、企业、公司等各行业以及个人的关注与应用，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分享信息的重要新媒体。 1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新问题 微博的广泛流行不仅导致个人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和信息潜在价值的惊人凸显，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1）信息传播广，难以控制。微博信息传播之快可以用秒来计算，用户只需按动一个按钮就可实现信息上传，其内容就即时出现在网络上。虽然一些微博经营者建立了网上个人隐私工具与平台，设置了全部限制、全部允许或者部分限制的选项，并由用户决定是否将信息公布于众，但是仍改变不了个人信息被公开的事实。其一，除了信息主体之外的第三方可以浏览、复制、、传播信息，不受信息主体的控制。其二，搜索引擎可以自动从网上收集信息，在对其进行组织和处理后编入索引，通过关键词就能快速检索到相关信息。其三，微博的优势在于公众参与感强、影响力大，但是这一优势极端化之后也可能变成劣势，导致事件的扩大化，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也很大。（2）个人信息易暴露，威胁信息安全。当用户使用微博时，商家可以毫不费力地收集用户信息，并且这些信息被商业化地交易、买卖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一，窄告。窄告就是“窄而告之”，目的在于为用户提供与浏览内容相匹配的网络广告。为了实现精准化定向广告的投放，窄告服务商会检视用户的消费倾向、购买习惯、个人喜好、网络行为等信息。其二，网络跟踪软件。为了了解用户的活动，经营者会利用ElectronicFootprint、Cookies软件跟踪或检测用户的地理位置、操作系统，记录用户的登录、浏览、消费习惯及个人信息等，并可能引发第三方的介入。其三，调查工具。微博开发了投票模块，可做产品调查和企业市场调研。一些营销机构利用投票模块向用户发放产品的问卷调查或者数据统计，或者使用用户消费行为和贡献行为产生的数据进行商业调查。（3）信息容易、删除难。虽然微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容的多少，但它给了使用者将所想、所拍的信息第一时间发到微博上去的自由。然而，这往往存在着不客观、不完整，甚至误报、失实的可能。虽然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把信息删除，但殊不知信息可能早就被复制匿名化了，无法实现真正的清除。当一件不公平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理，不满、愤怒的情绪一经在微博中复制、转发后，就会迅速散播开来，个人就很容易陷入群体意见的漩涡，公众辩论一旦极化成情绪化的激愤，势必给社会或当事人带来伤害。当信息永久存储于网络空间之后，随时可能被人重新翻出以作为谴责的依据，那时再删除微博来平息事态发展，往往事与愿违。 2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概念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并不完整，因此对个人信息、信息主体、信息控制者的法定概念界定不明确。探讨微博信息传播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首先要明确以下概念。 2.1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是一个与个人数据、个人隐私、个人资料通用的概念。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将个人信息定义为：“为信息系统所处理、与特定自然人相关、能够单独或通过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该特定自然人的计算机数据”［1］。笔者认为，在微博上与个人或者他人身体特征或身份有关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均视为个人信息。从涵盖的内容上看，个人信息不只是家庭私人信息，也包括个人所参与的各种活动，如工作关系、经济、社会活动等；从表现形式看，个人信息不仅包括数字、文本，还可能是视频、音频、图像等信息；从信息内容的产生方式看，个人信息不仅包括原生信息，如信息主体发表的评论、使用服务的日志数据等，还包括衍生信息，即他人采集信息主体遗留下的信息痕迹经过算法加工、聚合而成的系统的、有使用价值的信息；从信息的准确性来看，个人信息不仅包括真实准确的信息，还包括尚未证实的或者错误的信息。 2.2信息主体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在《关于个人数据处理中个人权利保护及促进个人数据自由流通条例草案》中对数据主体定义为：数据主体是指其身份可以直接或间接，特别是通过身份证号码或者一个或多个与其身体、生理、精神、经济、文化或社会身份有关的特殊因素来确定的自然人［2］。在微博上的文字、图片等信息一旦能直接或间接识别信息的主体，该自然人即是信息主体。信息主体是个人信息的来源，法律应赋予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知悉权，知悉收集的主体以及利用等有关事项；同意权，对信息的收集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表示；更正、删除权，个人信息发生瑕疵或信息失效时，有权进行修改、更正、补充或删除；安全保障权，上述各项权益受到侵害时，信息主体有权向管理部门投诉，并要求管理部门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2.3信息控制者 信息控制者是指单独或与他人联合决定个人数据的处理目的、条件和方法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机构或其他实体［3］。在不同的环境中，与信息控制者相关的概念很多，比如信息持有者、收集者、经营者、处理者、使用者等。据此，微博经营者、用户都可以成为信息控制者。信息控制者可以拥有个人信息，在个人信息保护中承担主要责任，直接对信息主体负责。对于具有资金与技术优势的经营者来说，他们当然地属于信息控制者。当他们开发了微博平台就意味着要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存储、加工、传递、处理等服务，这样商家就可以利用用户的信息寻找潜在客户，从而有针对性地推销广告和营销业务。就用户而言，虽然一般都视为信息主体，但也有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可能被视为适合的信息控制者，例如：当用户被赋予了较大的自主权，将他人的个人信息在微博上；当用户的行为超出个人或家庭之外，以单位名义信息；当用户使用这一平台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思表示”。 2.4信息处理 信息处理是针对大量的、可能是杂乱无章的、难以理解的个人信息，利用计算机或者人工对各类型的信息进行处理。其过程包括对信息的采集、整理、鉴别、加工、存储、检索和利用等，或者其他使个人信息可被他人利用的方式披露、排列或者组合、更正、删除等。微博上无论是经营者还是用户凡参与他人个人信息进行以上操作的都属于个人信息的处理范畴。 3微博信息传播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对策 基于上述个人信息相关概念的分析，为了用户更好地利用微博信息传播平台，应当采取符合微博特点的个人信息保护对策。 3.1立法保障 法律是保护个人信息最根本的手段。我国直接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数量相当有限，有关打击泄露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散见在我国《宪法》《侵权责任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这些法律文件对于在微博环境下出现的许多具有全新特点的违法行为则无能为力，缺乏可操作性，已无法有效地保护信息主体的权利。显然，为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完善国家法律制度势在必行。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特别是欧盟等国家的法律准则、规则对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条例从民法、刑法上进行进一步的完善。2005年我国启动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程序，理论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印证，并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稿，较为有影响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受国务院信息办委托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此为基础，相信我国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也会逐渐建立并愈加完善。 3.2用户自我保护 普通用户是微博的主要使用者，在其信息保护上是第一责任人。虽然微博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开放平台，但是提供个人信息时还是要持谨慎态度，要主动了解经营者及第三方是否有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声明和政策、收集信息的内容和种类、信息处理的机构、目的等核心要素。此外，要依靠技术手段加强个人信息的控制，如利用匿名软件、伪装软件、个人信息访问账号密码设置等防止非授权的跟踪。在每次浏览之后要及时清理上网痕迹、删除网站Cookie。再者，虽然微博服务大部分是免费的，但还是会给经营者带来一定的市场利益。经营者的盈利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关联广告、电子商务、产品销售分成等。因此，个人信息越频繁，经营者越是能够通过秘密跟踪技术监视和分析使用这些信息，从而帮助广告商更好地发现目标客户，定点推送相关广告。因此，为了用户自身的利益，上传个人信息时要有所节制，避免成为共享信息时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情况发生。对于视为信息控制者的用户，虽然与经营者不同，但也应知晓未经授权人同意擅自将他人信息上传可能会造成对其隐私和个人信息权利的侵犯，同样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当然的信息控制者，在微博信息交流平台中，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是其应尽的义务。一是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可以用来规范对个人信息的管理与使用，但是我国首个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于2013年2月1日起实施。这项标准提出了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的八项基本原则：即目的明确、最少够用、公开告知、个人同意、质量保证、安全保障、诚信履行和责任明确［4］。这些都是经营者应当遵守和注意的。二是遵循“告知原则”。首先，经营者在用户注册过程中应告知用户所注册信息的安全性，并经过用户明确同意或认可，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对其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存储。其次，以适合的方式告诫用户过多地个人信息所存在的风险，未经信息主体许可、授权其有关微博内容时存在的利害关系，避免将来可能产生的侵权诉讼。三是建设高级别隐私权保护设置。用户在注册微博之后，很难从繁杂的默认选项设置中配置出最适合自己的安全选项。因此，经营者应该在没有明确提醒用户注意之前，预先安排好高级别的默认隐私设置和安全选项，由用户自主地选择是否让非联系人浏览自己的内容，降低第三方非法进行信息处理的风险。如果用户要求开放部分权限，那也应将此项操作有可能造成的后果予以告知。传统的隐私设置都是一维的，设置中的评论、私信、@功能、邀请等设置只关注浏览对象，如果再加上时间限制，设置为家人、朋友、同事不同的时间浏览，将大大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这样，既实现了微博的分享特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人信息不被窥视、侵入。四是提供更新、删除服务。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博格说:数字技术已经让社会丧失了遗忘的能力，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善记忆，这些被记忆的信息带来了诸多问题［5］。为此，欧盟委员会首先提出了“被遗忘权”，也被称为“删除的权利”。为了保证信息主体能够更好地控制在线信息风险，当信息主体不希望个人信息在互联网或其他领域再被使用、传播，或者这些信息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也没有保存这些信息的合法基础，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和使用者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包括技术性的手段，删除关于个人的任何信息。为此，当用户提出永久删除有关个人信息时，除非信息控制者具有充分保留的合法理由，否则应将其网上的个人信息删除干净，使其在网络世界中被切实消除至“被遗忘”。 作者：刘强 单位：济南大学图书馆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路交通安全管理研究与开发 1GIS技术特点与道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GIS是集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科学、测绘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综合学科。GIS具有以下技术特征: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在道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处理问题中的共同应用,而数据库管理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管理、分析和应用,从而提供了认识地理现象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强调空间分析,通过利用空间解析式模型来分析空间数据,GIS成功应用依赖于空间分析模型的研究与设计。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员的行为有关,而且还与道路环境条件、交通流量、天气状况、路政设施等诸多因素有关。道路交通安全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S-T”,是建立在海量的道路信息和交通事故信息基础之上,采用自动评判与人工交互法相结合,通过引入安全评价规范、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等评价手段,对研究的道路或路网具备信息采集和分析、事故分析、预测和安全评价功能的信息系统。GISS-T的智能性,将道路事故及道路属性数据合理地分化、分析,并用一些易于观看、简练的表达方式,将道路交通管理者从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的事故发现能力、增强处理事故的客观公平性和科学性。 2GISS-T系统的总体设计 GISS-T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人机交互系统、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方法库及其管理系统、模型库及其管理系统等组成(图1)。 2.1数据库子系统 决策系统的数据库包括属性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库。数据库是GISS-T的基础,为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者提供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和数据。GISS-T突出以空间数据为核心,数据库与模型库相结合、数据库支持各种模型的原则。属性数据库是GISS-T数据库的重要核心。主要包含:道路等级、道路编号、道路名称、等级长度、车道宽度、车道数、道路平纵断面指标、路面类型和状况、道路沿线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情况、沿线地形地质描述、最大通行能力、设计车速、年平均日交通量、立体交叉情况、沿线平面交叉、出入限制情况、道路沿线桥梁、涵洞、隧道及其他结构物分布情况等公路基本设施数据;包含省界、行政区划、边界线、公路界、荒漠、绿洲、湿地、山区、海拔高度等道路环境数据;并含有历年道路交通事故综合数据(事故发生地点、事故的主要原因、事故时间、天气状况、照明情况、事故形态、驾驶员驾龄、事故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属性数据的编码是实现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匹配的关键,通过一系列的标识码(该系统采用事故ID为关联),将属性数据与相应的空间数据连接。空间数据库是GISS-T数据库的另一核心。它包括地形图和各种专题图片。以ARCGIS软件为依托,通过智能扫描识别系统在屏数字化输入。数据库管理系统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的基石,它完成对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的连接,为决策者提供决策输入所必需的信息和数据。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满足交通部门日常的交通事故以及道路的数据维护和更新,实现对各种数据文件的查询、检索、增删、编辑和修改等功能。 2.2模型库子系统 模型库是GISS-T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前提,模型库子系统的设计成功与否是GISS-T成功的关键。模型库子系统包括模型集、解释说明和管理子系统,模型集包括事故统计模型、成因分析模型、事故预测模型及安全评价模型等。解释说明部分主要用来对模型的参数、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做出解释性的说明,用文本文件的形式建立。模型库管理系统具备对模型进行查询、调用、增删、检索、参数修改等功能。 2.3方法库子系统 方法库为决策模型的求解提供程序和算法的支撑平台。方法库管理系统可提供不同的决策所需的不同算法,模型库间、数据库间和模型库与数据库之间通过参数传递和函数调用来连接。 2.4人机交互系统 人机交互是GISS-T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将模型库、数据库、方法库集成在一起。通过人机交互界面,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录入、查询、调用数据库中的数据和各种模型,从而进行事故黑点分析、道路安全评价分析及事故预测等。而数据库、模型库和方法库之间的连接和数据传递多采用可视化程度高、界面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采用空间数据和数据库挂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管理方法,地图由传统的静态记录变为信息丰富多样的动态电子地图,实现了数据可视化。它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人员对道路安全的管理变得简单、直观、易操作,为决策提供科学快捷的支持。 3GISS-T系统的实现 GISS-T系统采用经过某城市国道的道路属性数据和近3年由公安交警提供的数据库导入的道路事故数据,采用ACCESS2000数据库,应用ARCGIS二次开发实现。采用可视化开发工具VisualC++开发,采用对象连接和嵌入自动化技术启动ARCGIS在后台执行,ARCGIS软件利用回调技术动态获取其返回信息,实现程序中的地理信息处理功能。开发的GISS-T系统除具备基本的事故查询、数据管理、事故地点显示功能外,还具有事故致因分析、事故预测、事故安全评价功能。 3.1GISS-T事故致因分析 GISS-T可直观显示事故在空间的位置情况并且方便系统使用者统计、查询,并打印输出图表。系统按照事故致因理论中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车辆的不安全状态、不安全的道路环境、不良的天气、不良交通条件下引发的交通事故,分别做出统计并在电子地图中显示,显示可以选择1年或者几年的事故统计,由系统使用者自主选择。图2表示统计年内道路交通事故中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即由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乘车人的不安全行为引发的事故原因的分项统计,并且各类因素在人、车、路总统计中排列以柱状图显示。 3.2GISS-T事故预测 GISS-T系统采用改进的数量化理论方法建立事故预测模型。该模型如下:设n组定量的随机变量y1,y2,…,yn依赖于p=h+m个随机变量xi(1)。 3.3GISS-T事故评价应用 系统采用当量事故次数法作为区域安全评价指标,以2km作为统计标准,计算每一路段的平均当量事故次数,安全级别共分10级,用当量事故次数模型计算路段的安全指标,根据指标将安 全等级分为10种安全级别,并以深红至深绿10种颜色来表示。本文来自于《中外公路》杂志。中外公路杂志简介详见 4结语 道路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影响道路安全的因素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基于GIS的道路安全管理系统是道路安全管理系统化的必经之路。该文在基于GIS技术之上建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界面友好,除了具备一般安全管理系统基本的道路交通事故数据查询、数据修改、数据录入、事故统计分析的功能外,并且能够借助地理信息技术将分析统计、模型计算结果直观显示出来。该系统具备事故预测、预防和安全评价的功能。基于GISS-T的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使用将更能充分地发挥道路安全管理和指导作用。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浅谈如何加强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管理工作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加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事关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交通安全教育是为了让学生、驾驶人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认识到交通安全重要性，懂得交通法律法规的有关知识，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是解决交通事故的根本途径。自从公安部关于交通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五进”活动部署开展以来，交通安全宣传进学校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笔者就如何加强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浅谈己见。 一、当前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现状及分析 （一）学校教育方面：一是导向的错误。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今天，各中、小学校都以学生升入重点中学或考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多少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教育导向的错误，必然造成管理重心的偏移，因而无可避免地大面积出现各学校忽视学生交通安全的问题。二是学校交通安全基础教育薄弱。学校主动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很少，即使有交警部门来督促，多半都是走走过场而己。 （二）学生自身因素方面：主要是由于中小学生自身具有生性好动、好奇心强、争强好胜、天生贪玩、心理脆弱、记忆力强等特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方面：一方面从警力而言，警力严重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由于基层中队及一线交警承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任务重，工作忙，日常交通管理勤务已显得捉襟见肘，因而面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少数同志确实存在为完成任务而走过场的现象。另一方面宣传形式和内容单一、枯燥。上交通安全法制课、作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报告、播放电视光盘和图片展览几乎是惯用的几种宣传方式。缺少针对性、新颖性，中小学生接收效果相对较差。 二、开展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对策 我们对中小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要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在宣传内容、形式和手段上都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减少并及时发现和排除事故隐患，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确实给广大的中、小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安宁、安心的学习环境。特别应注重发挥好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作用，采取三抓之策，才能使学生校外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管理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 （一）学校方面：首先，学校要强化中小学生的交通法制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学校，要把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高度重视对中小学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在校学生的交通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通过不断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促进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的提高，远离交通事故、健康成长。《道路交通安全法》是规范人们道路交通行为的法律依据。做为学校一是每一周或两周要上一节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知识课。对中小学生实行正规化、系统化、经常化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知识教育。法治教育到了位，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知识水平提高了，依法行路的自觉性增强了，就等于抓住了对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管理的根本。同时学校还应在每周给学生安排一定的社会活动，在有组织，有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让学生接触社会，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满足学生的心理和健康成长的需要。只要抓好了上述两点，学生自身的道路交通安全必定得到有效的保障。其次， 建立“交通安全学校”、“交通安全班”、“遵守交规好学生”等评选制度。可采取学生“持卡上路”方式，违法时，由执勤交警予以纠正和教育并记入联系卡中，每月底交警部门将登记的学生违法情况反馈给学校和县教育局。每学期由县教育局牵头，对辖区内的学校实行考核评定，奖优惩劣。各学校也可以根据此对班级、学生进行考评。 最后，加强校车管理，建立交通违法举报制度。发动学生、家长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举报校车超载、不按规定行驶等交通违法，拒乘不具备载人资格的交通工具。凡举报内容一经查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将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学校法人的责任。 （二）家庭方面：主要是抓引导。在家庭里，长辈们的言传身教，给中小学生带来的影响绝不亚于其他人。因此，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配合学校，经常对孩子进行安全行车走路方面的自我保护教育，以避免不该发生的交通事故给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家长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生理、心理特点，注意言传身教，以自己遵守交通法规的模范行为影响子女，使交通安全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扎根。同时，家长要妥善安排学生的校外活动内容。好奇、好动、好强是青少年的天性。一味的严管，磨灭了青少年的天性，使他们由书呆子变家呆子，不利于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为此，做为学生家长，就要针对学生的性格特点，科学安排学生的校外活动内容。更要特别注意经常安排自己或成人亲属、亲友带孩子出门购物、串门、郊游或一些有益孩子身心健康的社交活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满足孩子好奇、好动、好强的心理需要，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主要是履职尽责，全面教育。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对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方面，要立足本职，采取新颖、创新的方式全面开展： 首先，针对学生特点，对症下药。要借助其好动性，组织学生开展交警体操训练；借助好奇性，组织学生开展行式新颖、灵活多样的普法活动。如在校园设置模拟道口及复杂路况。让学生搞好模拟规范道路交通行为训练；借助学生的好强性，组织学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知识竞赛，道路交通知识漫画比赛等项活动；借助学生记忆力强的特点，组织他们观录像看展板、搞典型案例剖析，通过直观形象的教育形式增强他们对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消化吸收。 其次，形式新颖、内容创新。交通民警在宣传教育方式上要推陈出新。一是在内容上。交通安全图片展，可以使用卡通形象设计制作，尽量搜集内容涉及中小学生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案例，要将正确的交通行为用简洁、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图片学生传播；二是在形式上，可以以开展“少年儿童平安才能回家”活动为载体，推广小学生交通安全“小黄帽”路队制，开展交通安全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等活动，以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四）社会方面：发挥新闻媒体力量，营造社会宣传阵营。社会各界要对中小学生献出关爱之心。社会各界要对中小学生的校外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管理倍加关注。各级政府要结合物业管理等部门和社会热心人士，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安排，政府拨款，公益赞助来增建、完善农村、城区、社区中小学生校外活动的设施和场所，为中小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健康具有吸引力的校外活动环境。青少年宫、科技场馆要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校外活动内容，吸引中小学生积极动手动脑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文艺工作者要在多创作适应少年儿童的读物和文艺作品方面下功夫，为中小学生提供充裕的科学向上的课外读物和作品,为他们安全、快乐、健康的成长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 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广播、报刊、杂志、宣传栏、宣传车、宣传单、信息简报等宣传阵地，广泛深入地开展交通法规、交管动态、事故图片巡展等活动，在社会中营造一种“交通管理人人有责”的氛围。定时播出提示中、小学生安全出行的宣传画面，特别是推出动画片等中、小学生喜欢的节目时，有意识地插播一些宣传教育公益广告，此种宣传方式长期坚持，久而久之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各广播电台的交通频道，是广大驾驶人最喜爱的一档节目，在学生上、下学的重点时段，连续播出提示驾驶人集中精力注意观察路面学生行走动态及谨慎驾驶的语言，使驾驶人即觉得温馨又不致感到枯燥乏味。新闻、出版要充分发挥本行业的独特优势，刊发一些事故案例，供广大驾驶人和中小学生在平时阅读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电信、移动等部门，也可以借用短信的方式，向广大驾驶人群发提示短讯，提醒其在特别的时段应倍加提高警惕，慎防一不留神闯下滔天大祸。只有学校、家庭、社会都立足本职认真思考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管理，各尽所能，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抓好中小学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才能在新的情况下对中小学生校外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管理水平不断得到加强，才能收到既有益青少年健康成长发育，又防止他们无序上路威胁生命安全，使他们远离交通事故的双重效果。综上所述，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我们通过教会一个人，可以带好一个家庭，促进一个村庄、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从而辐射整个社会。因此，在对中小学生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用制度规范各自的履责行为，恪尽职守，亲力亲为，坚持用机制管理校园的交通安全，内外结合，标本兼治。让我们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携手，为孩子打造一片安全的天空。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谈谈新农村建设中县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策略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活动，全县乡村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硬化了村组道路，极大地改善了全县乡村道路的通行条件。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许多农民购买了农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以方便出行。然而，新农村建设仍在逐步进行中，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备，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差，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分析县乡道路交通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和探讨解决的对策已势在必行。 一、县乡道路管理的基本情况 目前，县乡道路总里程达316.77公里，县乡道路附近人口近22万，学校128所，学生25800人。20__年县乡道路共发生一般交通事故85起，死亡5人，其中涉及摩托车事故71起，死亡5人。至今年三月份止，全县拥有机动车38762辆，驾驶员42931人，其中农用车、摩托车类36631辆，农用车、摩托车类驾驶员35053人。县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有： 一是道路状况差。县乡道路除县城通往关西客家围的龙关公路、横岗至九连山古坑的横黄公路经改造已达三级外，其他均为五级或等外，且大部分道路路面窄，陂度大，转弯半径小，无标志，都是只能满足行人和摩托车、农用车通行要求的道路。在新农村建设中，虽然对道路路面进行了硬化，但基本上都是在原有道路上进行稍作整理。 二是村民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违法率高。尽管通过多年来，特别是实施“五进”活动以来进一步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使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有所增强。但是，许多村民要改变以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交通陋习，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由于机动车和驾驶员增长速度快，驾驶人交通意识淡薄，农村以非客运车辆为主，且非法载客现象较为严重，有的驾驶人人道德素质低，超速超载、乱停乱放、人货混装等违法现象突出，交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执勤交警面对愈演愈烈的违章行为时，往往加大纠章力度，但却经常遭到违章者的谩骂，威胁甚至殴打，一些有权有势的违章者还时常以权压法、说情、恐吓，手法、手段不一，常令民警执法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三是交警警力不足，经费难于保障，管理手段落后。目前，乡村道路的日常管理主要还是依赖于辖区交警中队，但中队仅有正式干警3人，其余均为交通协管员（5人左右），与当前的人流及车流量的现状相比，存在着警力不足的问题，中队民警基本上是日夜奔波于国道和省道中，根本无暇顾及乡村道路的管理。且民警常年超负荷工作，得不到休整，而交通协管员待遇又普遍较低，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在增设交通安全设施等基础性交通管理投入中，由于经费难以保障，造成管理上的被动局面。因此，对于许多乡村道路的管理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导致县乡道路管理长期处于失管、失控的状态。 二、县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对策 一是结合新农村建设科学规划，加快县乡道路的改造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和广大群众应强化交通秩序管理意识，使交通管理尽快地步入科学化、正规化的轨道：对道路硬化要科学规划，在规划中应突出道路交通的基础地位，尽量加宽取直，彻底改变山多地险、临崖、陡坡、坡长等道路现状，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各级政府要将道路改造经费纳入计划，将道路交通配套设施、交通宣传设施等建设一并纳入，对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点段以及临崖、临湖和临河地段，必须设立安全防护墩或者防护墙及警示牌；加大整治违章建筑力度，对占道的违章建筑要一律清除。 二是合理调整交通结构。要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对能开通客运车辆的县乡道路，开辟公交线路，逐步淘汰低速、安全隐患多、占道面积多的人力三轮车，使交通结构趋向合理；要加强路面秩序管理，对农用车非法载客、超载等违法行为应坚决予以打击。同时，要改进工作方式，在严查无牌车辆上路、无证驾驶之时，可采取上门服务、预约办理的办法，方便群众办证上户。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交通安全意识。继续抓好交通安全村的创建活动，使宣传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每户居民；抓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组织部分学生进行了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大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采取发放交通安全温馨提示卡的形式，向驾驶人及群众进行宣传；是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周年日、“安全教育日”，利用街道宣传、电视宣传、“五进”宣传等形式扩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四是推广“安远模式”，走社会化管理之路。从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道路交通安全网络，组建成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组织体系入手，整合全社会力量，构建交通防范主体化，群防力量多样化的交通防控网络体系，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责，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优势，实行有效的行业管理，建立制度化、长期化的工作机制，做到协调一致、齐抓共管、形成综合治理的社会化管理格局，实现交通协管员队伍抓好本村组驾驶人和群众的交通安全教育，随时掌握本地的机动车辆情况，制止交通违法行为的目的。 五是改革警务机制。解决交警警力不足，在尽可能增加警员的同时，通过内部挖潜，深化、改革勤务制度，目前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固定岗点式的静态值勤模式为巡逻纠章式的动态管理模式，提高县乡路面控制和疏导能力。同时，要加大科技投入，增加警用装备、交通工具、通讯设施，真正做到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注重以人为本之探析 摘要：以人为本是调动道路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确保人身财产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章深入剖析在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及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间的关系，认为以人为本是保护守法者，而不是保护违法者，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的原则及方法。 主题词：以人为本实践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施行一年多，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正确处理好“以人为本”、“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间的关系，是深入贯彻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道路交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主体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 “以人为本”不能理解为，就是指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以人为本”的主体是包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 正因为，某些媒体过多地宣传“以人为本”就是保护弱势群体——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而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众所周知，道路交通管中的三大矛盾，就是人、车、路，三大矛盾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这个人包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以人为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框架内实现的，绝不能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去谈“以人为本”，必须严格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办理各类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 “以人为本”是保护守法者，绝对不是保护违法者。只要法律赋予他一定的路权，他就可以在自己所享有权利的路上，依法行（走）驶，并且要求其他交通参与者，承担不得妨碍其安全行（走）驶的义务，同时他也必须承担不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行（走）驶的义务。只有惩罚侵权（侵犯路权）肇事的违法者，才能保护守法者，只有这样做了，就可以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没有以守法为出发点和归宿，就谈不上什么“以人为本”。换句话说：违法者没有资格谈什么以人为本。行人横过机动车道不走过街天桥，地下通道，人行横道，而去闯信号灯，翻越道路隔离设施发生事故，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谈“以人为本”呢？非机动车驾驶人，驾驶非机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内，与机动车抢道，横过机动车道不下车牵行，闯信号灯等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这样的违法者也配谈“以人为本”吗？那么，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依法行车（含非机动车）、走路、乘车、道路作业，才能确保出行安全，才能保护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才能把“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处。 二、各行其道是确保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的决定因素 1、各行其道 各行其道原则是道路交通通行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保障交通参与主体有序通行的重要原则。各行其道的原理是通过划道确定不同交通参与主体，不同空间上的法定路权而实现的。 2、变更车道 在道路上，同一方向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上行驶的机动车、必然存在变更车道的问题。主要是进入导向车道前的变更车道，超车、调头、转弯、停车而变更（借道）车道，具体地说：机动车在左侧快速车道上行驶，减速行驶后，转换（变更）到右侧车道或者右侧车道上的机动车为了超车、变更到左侧车道（借道）超车等。 机动车高速行驶过程中变更车道，必然会对将要驶入的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产生影响。根据分道行驶的机动车，在本车道内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有路权优先的原则（优先通行权），将安全义务赋予变更车道的机动车驾驶员是合理的。 3、借道 通常情况下，借道是指行人在没有划人行横道的道路上通过车行道，车辆转弯、会车、超车、调头、停车时驶入其他道路，包括机动车变更车道，驶入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或人行道都属于借道。 比如：驾驶小轿车从家（或单位）出发，首先出大门要借人行道（大门前的横断路面，绝不是车行道，更不是单位出入通道，而是人行道的延续），非机动车道，转弯进入慢速车道，最后进入快速车道的整个过程都是借道过程。那么，返回同样有个借道过程。只要机动车一发动，开始行驶都必然存在借道，借道必须让本道内的交通参与者优先通行，借道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借道。绝不能与在本道内正常通行交通参与者抢道，抢道必然肇事。 4、行人横过车行道必须遵守的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该条的核心是：行人横过车行道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确认到什么程度？才算确认安全呢？确认到我此次横过车行道，不会与车辆发生遭遇，换句话说，不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基本判断为准。 行人通过路口或横过车行道，首先必须按信号灯指示通过，在通过没有信号灯或黄灯闪烁的路口，首先应选择过街天桥，过街地下通道，其次选择人行横道线内通过，没有标线的道路，应当确认安全后直线通过。同时还应遵守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当你准备迈第一步前，必须先看左侧有否来车，来车的速度、距离、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迈出第一步向前行走，当走到道路中间时，停下脚步看右侧有否来车，来车的速度、距离，确认安全后，才可以继续向前行走，确保安全通过车行道； 第二条原则：横过车行道不得斜穿或猛跑，只有垂直通过最安全；斜穿会延长行人在车行道的步行距离和时间，影响行人在车行道内观察往来车辆的视野。行人猛跑会使机动车驾驶人神情紧张，不能迅速作出判断，采取正确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也会使猛跑的行人，在左右来往车辆的挟持中，由于猛跑时产生的贯性作用下，该停而停不住，造成与机动车相碰撞，而造成伤害； 第三条原则：不要闯信号灯（闯红灯、抢闪烁的绿灯及注意黄灯闪烁的危险路口）、机动车临近时不许横穿机动车道。 与机动车抢道（机动车临近时，绝对不要横过机动车道）。红灯亮时或相反方向的绿灯闪烁时，行人不得横过机动车道；黄灯闪烁的路口是一个危险的警告路口，提示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要注意，都要在确认安全后通过；遵守信号灯，按信号灯指示通过是确保安全的重要保证。在机动车临近横过机动车道是最危险的，因为机动车在不同的速度下，有着不同的制动距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道路，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但是，行人若在机动车的制动距离内突然横穿（机动车在不同的时速、不同的路面上行驶，有不同的制动安全距离。干柏油路面：20公里时速制动安全距离为4.11米；25公里为6.41米；30公里为9.24米；35公里为12.25米；40公里为16.48米；45公里为20.8米；50公里为25.68米。干水泥路面： 20公里为3.54米；25公里为5.52米；30公里为7.84米；35公里为10.83米；45公里为14.15米；50公里为17.91米。），机动车驾驶人必然会猝不及防，即使采取了正确的避让措施，也不能完全避免事故的发生。另外，在道路上同向，不同车道行驶的车辆与行人之间存在视线盲区（比如在紧邻右转弯导向车道的直行导向车道上行驶的机动车，发现行人闯红灯，必然停车避让，但是在紧邻左转弯导向车道的直行导向车道上，行驶的机动车就看不到该行人闯红灯，因此，该车正常通过路口，当他发现行人，采取制动措施已不及，造成与该行人相碰撞，致行人死亡，该行人虽然侥幸躲过第一个直行导向车道上的车辆，但躲不过第二个直行导向车道上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若在机动车临近时突然横穿，他极易发生事故。“以人为本”绝不能把呵护自己的生命权交给其他人。 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必须坚持做到以上三条原则，才能确保安全通过机动车道。 在此，举一个案例，鼓楼辖区的古田路与古田支路口，南北方向绿灯的亮灯时间为23秒，东西方向的绿灯亮灯时间为45秒。一位70多岁的老人由南往北横过古田路，当行至该路口的北侧机动车道（中间车道）与一辆由东往西行驶的公交车相碰撞，致老人死亡。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证实该公交车是距前车50米距离（前车在停车线遇红灯，当绿灯亮时起步往前行驶通过该路口），当该公交车发现行人时，采取制动措施，制动距离16.1米,通过采集到的目击证人，前车驾驶员的证人证言，肇事驾驶员的供述，红绿灯亮时间，对老人的步幅，步速的分析（军人正步的步幅为75CM，步速每分钟为119步），老人的步幅，步速分别按50CM、120步计算，按每秒走二步（每秒走1米）测算，从南侧的人行道与车行道的边缘至肇事点为25米，老人从南侧行走至与公交车肇事点，从理论上测算需行走25秒（25米），而肇事车距离前方车辆50米（且刚遇放行信号灯通过路口）的车距测算，可以确认该公交车方向为绿灯，这就可以确认老人为闯红灯横穿古田路。从公交车驾驶员所驾车辆的制动距离看，说明驾驶员已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老人横穿至道路中间，如果有观察右侧有否机动车、车的速度、距离，确认安全后再继续行走，或者听到机动车的制动声音，停住脚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该起亡人交通事故。因此，“以人为本”，绝不是把呵护自己的生命权，寄托给机动车驾驶员，而是教育行路人珍爱生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5、非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条都明确规范了非机动车如何行驶、载物及非机动车的定义。 具体地讲：非机动车通过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必须按顺时针方向，按道依次通过路口，不得逆向通过。比如由东往南左转弯，必须等东西方向的绿灯亮时，由该路的北侧通过路口，通过路口后，有导流岛的路口应当在导流岛或路口等待，当南北方向的绿灯亮时，由该路的西侧通过该路口，才能确保您的安全（非机动车左转弯要经过二次信号灯）。如果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必须下车推行，与行人一样的待遇通过车行道，这点比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的第五十八条第（三）项更加严格。目的是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通过路口（含横过机动车道）的安全，用法律的形式规范这一部分交通参与者的行为，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那么，非机动车的驾驶人，是否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呢？请看事实。有一部分人，驾驶残疾车、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与机动车争道、抢道，优其是凌晨和夜间随处可见。当发生事故、问其为什么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回答的也很到位：“机动车道宽，没有车”难道这个时段非机动车道就会挤吗？绝对不是的，这一部分人的法制观念等于零。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法律，认为违反《刑法》才算违法，难道违反《安全法》就不是违法吗？任何法律都是全天候的，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只管上、下班前、后的时段，而是全天候的。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依法治国，依法治路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具体做起来就难了，难就难在对行人（比如翻越道路隔离护栏、闯红灯；晨练在机动车车道上纵向跑步等）管理、处罚上，这是每个城市普遍存在的难题。 三、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以人为本”、“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交通参与主体必须时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以人为本”应体现抢救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的生命上。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医疗机构的救死扶伤的职责和义务，不论是公立或私立医疗机构，赢利或非羸利医疗机构，均应积极参与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抢救治疗，避免因抢救治疗不及时，或者因收治手续繁杂冗长延误最佳抢救治疗时机；或者因当事人不能缴纳抢救治疗费，而拒绝或者放弃抢救治疗等加重伤害后果或者导致其死亡。抢救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会垫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一年多，这三家机构如何运作呢？目前全国找不到一家《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会》，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根本不履行职责，客观地说，只有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笔者曾在该法施行几天后，就针对这一严酷的事实，写了《不要让伤者流血又流泪》的一文并在“人、车、路”刊物上发表。这种让伤者流了血又流泪的事实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该法的七十六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强者：机动车驾驶人例为强者）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与机动车驾驶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挂钩，换句话说：《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不影响弱者（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合理赔偿请求。交通事故民事赔偿部分，人体伤害原法规规定11个项目，新法增加到13个项目。特别是扶养费的对象，其中不满16周岁，扶养到16周岁，改为不满18周岁，扶养到18周岁；死亡补偿费改为死亡赔偿金并从标准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从10年改为20年，从上年度的平均生活费改为上年度可支配收入。即：20__年4月30日前的死亡事故（一人）的标准为：10年×6632元 4500元（丧葬费）＝70820元；20__年5月1日之后的死亡事故（一人）的标准为：20年×9189元 6635元（丧葬费）＝190615元。从死亡赔偿金额的提高幅度可以看出新法比原法规更合理。当然人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人是无价的，只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新法是对“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在处理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中，很多受害人家属，对受害人有承担道路交通事 故责任的不理解，特别是主要以上责任更不理解，这对执法者严格执法，依法办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办案原则带来了很多麻烦。甚而个别不懂安全法、不懂交通事故处理业务的上司，其瞎指挥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法释等达30多部，有些规定是很具体的，如：有责任的当事人100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中机动车一方没责任，而是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乘车人承担全部责任的，机动车一方还要依法承担无过错赔偿的民事责任等，处理中应全面衡量，力求做到合法、客观、公正。 严格依法行政，绝不能以照顾弱势群体，照顾死者家属的情绪或某些压力，政治因素，而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全部强加给强者机动车驾驶员，这样做就违背了“在法律面前从人平等”的立法宗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法，处罚违法者，就是从根本上净化、治理道路交通秩序，增强交通参与主体的法制观念，告别不文明的交通行为。行成文明、有序、畅通、安全的交通环境，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消灭群死、群伤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应尽最大限度地保护公、私产财和人身安全。因此，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不能一讲“以人为本”就不依法治路，不处罚违法者，以人性化为由，放任对违法者的教育处罚，必将造成交通混乱，会对交通参与者带来更大的伤害；不能一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执法”，就不讲以教育为主，以处罚为辅的原则，执法的目的是教育交通参与者守法，不能以罚代处，如果以罚代处就违背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特别要处理好机动车一方无责任的死亡事故的善后理赔工作，必须依法坚持无过错赔偿的法律规定，因为，人死了不能复生，钱是可以挣来的，尽量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多给死者家属一些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来安慰死者家属。只要我们坚持“立警为公，依法行政”，就能正确、圆满地处理好每一起违法行为的处罚和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处理，可以教育当事人或死者家属，加深他们对安全法的理解和自觉遵守、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形成良好的交通环境，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因此，正确理解、处理好“以人为本”、“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搞好道路交通管理、营造畅通、有序、安全的交通环境的根本保证。 四、思考 1、媒体应全面、客观报道安全法。 由于某些媒体为追求宣传上的社会效应，弄得使人哭笑不得。比如，东北某省提出10多种情况，主张发生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与机动车相碰撞，“撞了白撞”，一时间，被一些媒体大力宣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前夕和施行后的初期，又大篇幅地报道“以人为本”，机动车撞了人，就得“撞了全赔”。并例举了北京法院两起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判决案例。本人认为“撞了白撞”和“撞了全赔”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两种提法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呢？一是行人或非机动车驾驶人在没有信号控制的路口(闯红灯，或者在没标线的机动车道上与机动车抢道)在机动车临近时突然横穿机动车道,在机动车安全制动距离之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就算机动车驾驶人没有责任,这个没有责任，是指没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不等于没有民事赔偿责任.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四十四条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123条规定，具体运用到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纠纷处理上，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因此，怎么能说“撞了白撞”。二是“撞了全赔”也是错误的。如果机动车一方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相碰，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也要“撞了全赔”？那么，就以鼓楼辖区道路交通事故为例：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测算出的经济赔偿都在23万至30万之间，或者更高一些，我们可以设想一位工薪阶层的人，购买一辆经济型轿车，发生了一起死亡一人的道路交通事故。他没有责任，保险公司因投保车驾驶人没有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是不理赔的，这位当事人能赔得起吗？符合中国的国情吗？符合“轿车进入百姓家庭”的国家政策吗？如果象北京20__年的那两起道路交通事故民事判决的案例，谁敢购买汽车。如果没有人敢购买汽车，汽车生产厂不就倒闭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撞了全赔”的审判实践，从政治经济学上讲，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因此，北京的这两起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判决是错误的。所以，后来媒体又报道说：“道路交通事故的官司好打、赔钱难”。本人认为“撞了白撞”到“撞了全赔”都是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度。那么，怎么掌握比较合理呢？如果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道路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最多只能承担受害人（包括伤者，但不包括机动车驾驶人）总的赔偿金额的10-20的民事赔偿责任。80以上应由受害人自理，所以，自己酿成的这粒苦果，理应由他（她）自己吞下去。 2、生命诚可贵，自己要珍惜。 在残酷的道路交通事故中，有多少家庭遭到不辛而家破人亡。当然死者死了，一了百了，没有眼泪，没有嘱托，更没有遗言，只有无言的怨恨。而活着的亲人为死者伤心、流泪、心在流血。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实践看，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除了个别意外、机械事故外，95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都是违法行为造成的。前段有领导问：“是机动车不让行人和骑自行车人的事故多呢？还是行人、骑自行车人不让机动车的事故多呢？”客观、准确的回答，应当是双方都不让，双方都是抱着侥幸心里，认为对方会让，结果双方都不让才肇事。只要有一方认真观察路面情况，确认安全后通过路口，就不会肇事。实践证明违法行为是肇事的根源，肇事是违法行为的结果。因此，每位交通参与者都要依法行车、走路、乘车、道路作业、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3、人行横道线是一条死亡线。 人行横道线是一条死亡线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自1996年11月到鼓楼大队工作，统计过1996年全年的死亡人数为26人，死在人行横道线上的25人，占死亡人数的96.15,因而觉得人行横道线是一条死亡线,只要把人行横道线上的死亡人数降下来,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亡人事故的发生,真正还这条“斑马线”是条“生命线”。只要交通参与者（行人通过车行道做到以上讲的三条原则；机动车减速或停车避让行人的措施）都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人行横道线”或路口，才能确保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整顿交通秩序，应当从“路口”、“人行横道线”作为重点，只有整顿好闹市区横道线上的道路交通秩序，才能把亡人事故降下来。 4、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也应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 ①交通事故中的死者，永远都开不了口。肇事驾驶员讲：“我是绿灯，对方闯红灯”的供述。经过计算亮灯时间和该肇事车，当时在道路上的位置测算，确实可以确认骑电动自行车人为闯红灯，但是没有证人证言，也没有路口探头记录，换句话说没有证据印证肇事驾驶人说的：“对方闯红灯”，那么，此类事故就不能认定谁的过错，只能按《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7条第二款规定：“对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人身损害赔偿由当事人（或家属）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 ②跨压双实线、单实线（逆向）行驶，抢道转弯，导向车道变更，变更车道未让本车道的车，借道不让本车道的非机动车、人行道的行人都应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 ③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信号灯（含黄灯闪烁）控制路口，或者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与机动车相碰，应当承担主要以上责任。 ④行人未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横过没有信号灯（含黄灯闪烁）的路口，没标线的机动车道与机动车相碰，双方应负同等责任。人行横道不等于人行道，还属于车行道，只不过在路口或一定的路段划出人行横道线，行人或非机动驾驶人必须下车牵行非机动车，在划出的横向空间通过，通过前必须观察、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迈步通过。由此说明行人在人行横道线上发生与机动车相碰的事故，行人是有责任的。 5、用生命代价形成的法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0条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这就比旧的法规更严格，是从无数生命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过程中的突然转弯，会使机动车猝不及防，肇事的概率高，所以，规定非机动车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必须坚决无条件贯彻执行，才是对生命安全负责。 总之，“以人为本”不是专指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而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不能把机动车驾驶人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执法者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整顿治理好辖区的道路交通环境，使交通参与者在道路上没有违法行为，没有道路交通肇事，努力营造文明、畅通、有序、无事故的辖区道路，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为保护辖区道路所有的交通参与主体的人身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是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摘要:衡量一个法规或规章是否合法主要有四条标准:其一,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主要指《立法法》,但不限于《立法法》)授予的权限?其二,是否符合授权法和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其三,是否符合上位法就相关立法事项做出的规定?其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法程序?那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是否合法呢? 就第一项标准而言,根据《立法法》第63条和第64条的规定,珠海市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地方性法规,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根据《立法法》第65条的规定,珠海市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但经济特区法规不能就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做出规定,因为这不属于经济特区经济体制改革之“特事”。就第二项标准而言,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立法的目的应是“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不要说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会严重损害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使几万辆电动自行车成为废物一堆),就从“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目的而言,为什么要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呢?如果立法禁止汽车上路不是更能“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吗?显然,这是荒谬的。立法必须考虑整个立法目的,而不应片面地追求某一项单一的目的。就第三项标准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遵循“方便群众”的原则,而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对于珠海几万买不起小车的这一大批电动自行车驾驶者群众来说,显然不是提供方便。相反,立法如果不是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是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行车路线和规范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的行为(如限制车速等)。那才是真正为群众(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员和其他驾驶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人员乃至行人)提供方便。《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应当“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从珠海现状看,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达到了应该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而在全市普及或基本普及小轿车的水平呢?此恐怕还有距离。就第四项标准而言,《立法法》第5条和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立法法》在此确立的立法民主性和科学性的要求必须以相应的程序保障,如利害关系人的听证会、专家学者的论证会,各方面意见的听取和协调等。珠海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立法是否经过公民参与和科学论证的途径呢?如果没有,其立法程序就至少是有瑕疵的。 二、对违反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行为实行处罚是否违反了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规定? 这取决于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法规(无论是一般地方性法规还是经济特区法规)是合法的,那么,对违反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行为实行处罚并不违反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规定。反之,则构成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侵犯。 三、对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否应当给予补偿? 如果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法规是合法的,政府对公民因此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补偿。因为,根据法理,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某种行为(合法行为),使公民的一定财产的价值丧失或降低,构成对财产的“准征收”。政府对“准征收”行为是应当给予补偿的。 四、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是否应该征求相关生产企业的意见,也就是在该事件中,企业的话语权是否应该得到维护? 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政府作出任何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都要事先告知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其陈述、申辩。如果相对人人数众多,听取意见的最好的办法是召开听证会。 相关资料—— 贯彻执行《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宣传提纲 《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经珠海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方通过,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为宣传和实施好本条例,使广大市民正确理解条例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有关规定,现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说明: 一, 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是否违反立法? 有市民提出,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违反立法法,超越了地方立法权限,珠海市人大常委会是严格依照全国人大的授权决之一和立法法子的规定制定本条例,并未违反立法法。珠海市人大常委会1998年依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订了《珠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是对原《珠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修订。立法法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立法法还规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之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进行立法。道路交通管理属于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项,许多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制定了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条例。珠海市人大常委会采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制定《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是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立法和立法法赋予的地方立法权,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定的,并不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和立法法的规定:并未超越立法权限立法。 二、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是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市民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与上位法相抵触。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工具的管制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管理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依法应当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将电动自行车列为非机动车,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看,对非机动车是否实行登记管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 况确定。即电动自行车是否实行登记,是否准许上路行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并不是说,国家法律规定电动自行车一律实行登记制度,一律允许上路行驶,而是说电动自行车是否允许上路行驶由地方决定。 其次,珠海市具有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较大市的地方性法规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实施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根据珠海的实际对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作出具体的规定。珠海市人大常委会根据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的实际需要,作出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规定,是符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与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不抵触,也与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立法规定不抵触。《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已经由省政府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制定地方性法规。在该草案中规定,对电动自行车实行登记制度,各地市人民政府对电动自行车不予登记的,提省人民政府批准,从该草案的立法规定来看,电动自行车是否准许上路,应当由各地市人民政府决定。 三、对违反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行为实行处罚是否违反了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规定? 有市民提出,对违反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行为实行处罚违反了宪法关于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规定,这是一种对宪法规定的错误理解。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应当说,国家允许生产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市民购买电动自行车并不违法,电动自行车作为个人的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拥有合法的财产与合法使用财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但法律禁止公民违法使用其财产,拥有电动自行车是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违反法规规定使用电动自行车却是一种违法行为。作为违法行为工具的电动自行车不受法律保护,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合法财产,对违法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实行处罚,对电动自行车予以没收的销毁,并不是对合法财产的侵犯。 四、对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否应当给予补偿? 有市民提出、合法购买的电动自行车不能上路行驶,造成财产损失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这是一种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要求。 珠海市早在1998年制定的《珠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就已规定,非机动车必须经公安机关注册登记,取得行驶证、号牌,方可在道路上行驶。国家道路交能安全法实施后,作为非机动车的电动自行车大量上路行驶带来了交通安全隐患,为此,珠海市公安机关向社会发出整洽交通管理秩序的通告,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可以说,在《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制定之前,珠海市就对电动自行车说“不”。珠海已通过法规和通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告关于禁止电动自行车的规定,市政府从未对电动自行车核发过号牌,从未实施过行政许可,违反规定购买和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不受法律保护,不存在按履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对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的问题。 五、电动车上路的主要危害 (一)不合法。原《珠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就已明确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前,广东全省对电动滑板车、电动摩托车都明确列为“依法应予取缔的非法车”、严禁上路行驶。《道路交通安全法》2004年5月1日出台后,《珠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依法继续有效,为此,市公安交警部门曾多次通告,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新修订的,《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更加明确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 (二)事故多:电动自行车属两轮式的交通工具,触地面积小,重心高,惯性大,具有物理的不稳定性,且速度快(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是自行车的5倍),安全系数低,骑行人没有经过专业驾驶培训,不用领取驾驶执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据统计,今年1至5月份,我市涉及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有166宗,造成2人死亡,31人受伤。 自5月27日《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通过以来,至6月29日止,我市122指挥中心共接到涉及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报警69宗,平均每天2—3宗,最多的一天接报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5宗。(三)索赔难:电动自行车不用购买保险,发生交通事故后损害赔偿没有保障,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四)与人争道:我市道路现状不适合电动自行车发展,如迎宾路、九洲大道、景山路、人民东路等新建、改建道路都已取消非机动车道,我市道路交通规划,交通管理规划也已明确尽量少建非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与行人在人行道上混行,将对市民群众交通安全和行人通行权构成极大威胁。 (五)与车争道:大量电动自行车进入机动车道行驶,形成重大交通事故隐患。 (六)不环保:电动自行车不是“绿色交通”工具,它以铅驶电池为能源,铅的每性较大,二次污染比较严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废铅酸电池回收管理不善,措施不力,收购无序,加之废电池回收再生技术落后,我市又是没有专门处理工厂,这些都将直接导致环境污染。 中国电动自行车命运再添变数 何时能够走出尴尬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石油紧缺正日益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但是,一些地方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如何解决这种矛盾?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时速限定在哪个范围更为科学?其“三包”规定怎样制定更为合理?如何控制废旧电池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如何在产业政策上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为解决这些制约电动车行业发展的瓶颈,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本报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电动车产业发展高层论坛”召开前夕,特推出此组系列报道,并请关注此次论坛的官方网站:.cn. 电动自行车命运再添变数 7月1日以后,广东珠海市电动自行车将禁止上路,违反者罚款500元。 不久前召开的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 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不予注册登记,禁止在道路上行驶,外地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进入珠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交管部门可以先扣车,再处以500元的罚款;如果车主逾期不交罚款,没收的电动自行车即予销毁。 从2002年北京封杀电动自行车到2003年福州电动自行车禁售事件,再到2004年5月1日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十分关注电动自行车的命运。虽然新交法为电动自行车的非机动车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该法将电动自行车是否实行挂牌登记管理并允许其上路的决策权下放到了省级人民政府,致使很多地方,电动自行车依然在各种质疑声中步履维艰。 目前全国各地对电动自行车是禁或放的说法莫衷一是:有的地方允许上牌照,允许上路,以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为代表,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包括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绍兴等地;有的禁止上路,禁止上牌照,以北京为首,包括太原、福州、广州、海口、武汉、南宁、温州等地。在禁止地区,电动自行车的禁行多以行政令的方式,从某种角度上与新交法相抵触,而此次珠海市人大首开全国立法“禁车”之先河,这一举措影响非常巨大,使得电动自行车命运再添变数。 封杀电动自行车的后遗症 珠海市禁车条例一通过,电动车车主们立即征集了1000多人的签名,信中列举电动自行车的种种好处,上书珠海市人大和政府,建议设立3至5年的立法缓冲期。日前,本报也收到了这份有着几千人签名的意见书。 一位给笔者寄信的蒋先生说,抛开电动自行车的种种好处不说,立法封杀电动自行车,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善后事宜,如何处理? 首先,老百姓家里的4万多辆电动车何去何从?根据封杀令,电动自行车一旦上路不仅没收还要被罚款,可车也不能放在家里当摆设吧。一来占地方碍事,二来好好的东西不能用看着也窝心,搁置下去不是废铁也成了废铁。可电动车真成了废铁问题就又来了,按照有关方面电动自行车废旧电池造成污染的说法,岂不是将有数万废旧电池散落民间? 其次,4万多辆电动自行车车主的8000万元利益损失谁来补偿?一纸封杀令就让消费者的个人财产成了一堆废铁,怎么说都有些冤枉。毕竟车主在买车时并没有过错,到底是要打电动自行车的板子,还是 想要老百姓屁股痛呢? 第三,买不起汽车的老百姓不骑电动自行车后,如何方便出行?普通平民还有没有路权?珠海有4万辆电动车,牵涉到近4万户近二十万居民的出行,而珠海总共才百余万人口,这4万户应不是一个可忽略的数字。 为提高城市品味和管理水平不准上路 珠海曾是全国第一个禁止摩托车上路、上牌的城市,现在又是第一个以地方法规明确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城市。 珠海市人大认为,出台该项条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据该市人大法工委边主任介绍,珠海早就取消了非机动车道,而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在特区道路上行驶,不可避免地将与机动车或行人抢道。“为提高道路的通行效率,提高机动车通行速度,应该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 “珠海早已禁摩,目前成效显着,电动自行车却来抢占禁摩后留下的空白市场。造成珠海路面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影响到交通管理工作。作为有人大立法权的特区,我们决定立法禁止它上路。” 为证明人大立法的英明,珠海市公安局某负责人说:“电动自行车速度快,设计上接近摩托车,最高速度可达60公里-70公里/小时,是一般脚踏自行车的5-6倍,安全系数不高,引发事故多;而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受害人索赔难,因为这些车均没买保险;珠海的道路设计许多已取消非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悄无声息,幽灵般地快速在人堆中穿梭,给行人带来很大的危险;一些电动自行车走机动车道,又与车争路,造成交通堵塞,引发更多事故。” 这位官员还援引论据说,据统计,从今年1月至5月,由电动自行车引起的交通事故达166宗,共造成2人死亡,31人受伤。 这位官员还指斥电动自行车不环保。“它带来的污染甚于汽车尾气的排放,废电池污染时间更长。据珠海市交管科称,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一般一个月一换,保养得很好的也要一年一换,大部分人都将这些电池随手扔掉。” “总之,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用电动自行车在特区内不予注册登记,禁止上路行驶的方案。此举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城市品味和管理水平,鼓励发展公共交通,减少交通事故,维护交通安全。”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官员如是说。 声音:该不该给电动车以出路 着名律师、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顾问邱宝昌先生认为:珠海立法欠妥,未深入调查中国交通实际状况、产业发展政策和百姓的出行需求。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并没有规定不允许上路。按照“法无禁止即可行”的法治原则,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是合法行为。市民的合法行为,地方无论什么机构都没有权力禁止或限制。城市立法不能只盯住富人阶层。开小车的人需要方便,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同样需要方便。交通拥堵,汽车、电动自行车都有责任,为什么只禁止或限制电动自行车? 邱宝昌认为,根据《立法法》,法律的主旨是公平和正义。作为一级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应采取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程序。既应考虑机动车所有者的权益,也应考虑买不起汽车的非机动车用户的权益,道路是全民的,不是哪一个族群或阶层的,应合理公正的分配路权,在现阶段全民经济水准收入不-致的情况下,珠海再怎么“特区”也不可能富裕到每个家庭都能拥有小汽车,要不怎么会有近4万辆电动自行车用户呢?对于这些群体的出行及其交通工具的选择,不应驳夺其上路权和通行权,更不应以取消非机动车道来对待之。抛开公平与正义不说,现在我们提倡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像这样牺牲一些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来满足另一群体的利益,这能体现“和谐”的精神吗?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亚太电动车协会执委周鹤良认为,立法应讲究科学,不仅应立足于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发展实际,也应借鉴国际尤其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珠海不是强调其城市的宜居性和现代性吗?请问汽车和公交车能有效解决“点到点”的问题吗?如果只发展私人小汽车限制非机动车,那这个城市恐怕只会更加拥堵和污染。这方面何不借鉴日本东京的例子。 周鹤良认为,截至目前,社会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从1998年的5万辆发展到1000多万辆,增长年年翻番。这充分说明电动自行车是深得民心的交通工具,汽车太贵买不起,单车太累不想骑,公交车人太多不想挤,摩托车上牌又被禁。那么在有限的选择空间里,相对快捷省力的电动车就成为许多市民的理想。制定公共政策应充分考虑到这种民意。珠海等地封杀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和理由实在匪夷所思,我不知其封杀令的出台是否经过了听证程序?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说:电动自行车并不必然带来社会问题。电动自行车绝大部分都是使用铅酸电池,铅酸电池确实存在二次污染问题,但不存在一次污染;而与小轿车产生的尾气、噪音及电池污染相比,电动自行车的二次污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何况新型的电动自行车由于使用的是锂电池或镍氢电池,不存在污染问题;至于交通安全,《新交法》既己制定电动自行车的强制性限速标准并允许其上路,剩下的便是执法管理的问题。要说速度快,电动自行车没有山地车快,事故率也仅是机动车的1/10到1/7.迄今为止,我还没听说过电动车撞死人的事,即使发生恐怕更多的还是驶入机动车道与汽车相关,那为什么不封杀小汽车呢?同为交通工具凭什么区别对待?(信息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蒋和葆) 7月1日以后,广东珠海市电动自行车将禁止上路,违反者罚款500元。 不久 前召开的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不予注册登记,禁止在道路上行驶,外地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进入珠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交管部门可以先扣车,再处以500元的罚款;如果车主逾期不交罚款,没收的电动自行车即予销毁。 从2002年北京封杀电动自行车到2003年福州电动自行车禁售事件,再到2004年5月1日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十分关注电动自行车的命运。虽然新交法为电动自行车的非机动车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该法将电动自行车是否实行挂牌登记管理并允许其上路的决策权下放到了省级人民政府,致使很多地方,电动自行车依然在各种质疑声中步履维艰。 目前全国各地对电动自行车是禁或放的说法莫衷一是:有的地方允许上牌照,允许上路,以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为代表,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包括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绍兴等地;有的禁止上路,禁止上牌照,以北京为首,包括太原、福州、广州、海口、武汉、南宁、温州等地。在禁止地区,电动自行车的禁行多以行政令的方式,从某种角度上与新交法相抵触,而此次珠海市人大首开全国立法“禁车”之先河,这一举措影响非常巨大,使得电动自行车命运再添变数。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道路交通安全法漏洞 一、个案与问题 浙江省籍交通肇事人甲(现年25岁),于2007年4月2日在浙江省某市内的马路上无证、违法驾驶机动车,当场撞死行人1名。案发后,甲没有逃逸,对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在公安机关立案至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期间,甲依法申请了取保候审,并在此期间申领了机动车驾驶证。〔1〕 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86条(以下简称《办法》第86条)第1款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自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这款规定只表明在造成交通事故之前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自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然而,在造成交通事故后至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前,交通肇事人是否有权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之后,是否应当予以吊销?该款并不能提供明确答案。 在上述个案中,就存在是否应当吊销交通肇事人甲在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的问题。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64条第2款的规定,〔2〕这是有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必然面对的问题。 二、两种意见 针对这一问题,采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办法》第86条第1款并未明文禁止甲去申领机动车驾驶证,也没有明文规定应当吊销甲已经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而且基于对私人而言的“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原则,以及采用反对解释的方法,可以推论出甲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至法院判决生效之前,有权依法申领并有权保有其已经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种意见认为,第一种解释方法及其结论,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该款的目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其中,“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既是目的,也是保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前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该法第101条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办法》第86条第1款就是为了落实这条规定而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这就决定它要实现的目的具有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以达到保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办法》第86条第1款之所以明文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自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就是为了消减交通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实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如果像第一种意见那样,认为该款未明文禁止甲去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就是没有规定应当吊销甲已经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就会放纵仅仅因为申领时间不同而人身危险性相同的——甲——这类交通肇事人。显然不符合《办法》第86条第1款的原意,也违背了该类立法的目的。 所以,在犯罪事实清楚、本人也供认不讳的情况下,应当首先禁止交通肇事人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本案甲申领了的机动车驾驶证应当在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后予以依法吊销。 三、法律漏洞 表面看来,上述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比较而言,第二种解释的比较准确,而且说理相当充分。既然《办法》第86条第1款的本意是禁止甲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并要求有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其已经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那么为什么在该条中又找不到这样的明文规定呢?〔3〕 “大家日益承认,无论如何审慎从事的法律,其仍然不能对所有——属于该法律规整范围,并且需要规整的——事件提供答案,换言之,法律必然‘有漏洞’”〔4〕“所谓法律漏洞,涵义如下:其一,指现行制定法体系上存在缺陷即不完全性;其二,因此缺陷的存在影响现行法应有功能;其三,此缺陷之存在违反立法意图。可将法律漏洞定义为:现行法体系上存在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立法意图之不完全性。”〔5〕“欲判断是否确有此类漏洞存在,须以法律本身的观点、法律的根本规整意向、借此追求的目的以及立法者的‘计划’为准。”〔6〕 以此为指导,第一,《办法》在体系上存在缺陷,没有规定应当规定的禁止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所有时间段;第二,由于上述缺陷以至于无法解决如何处理交通肇事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的问题;第三,如果允许交通肇事人保有在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就不能预防这类人驾驶机动车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可能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上述缺陷违反了立法的意图。总而言之,《办法》存在“规范漏洞”——“真正的”法律漏洞。〔7〕 (一)反驳反对观点或有观点认为,《办法》第86条第1款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的规定,不存在“规范漏洞”而属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只要扩张解释“第101条”就可解决问题。主要理由是:《办法》无疑是为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其第86条的规定就是为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的规定。如果《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中的“机动车驾驶证”,是指法院判决生效之前交通肇事人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就既包括交通肇事行为发生之前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包括甲这种情形,即在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办法》第86条就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 根据《立法法》第79条第1款、第87条第2项,应当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据此,上述第一种意见根本无法成立;第二种意见的理由不成立,但结论正确。这种观点貌似有道理,但并无有力支持。第一,从字义上看不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所规定的“机动车驾驶证”是指法院判决生效之前交通肇事人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更没有规定“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这种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如果硬把“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放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的规定之内,则会超出其文义范围,很难令人信服。故在此不能采用论理解释之扩张解释方法。〔8〕第二,即使《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证”涵盖“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也不宜适用“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审查规则否定《办法》第86条第1款。因为,根据《立法法》第63条的规定,地方性法规违反法律的认定标准是“相抵触”。这是一种积极的冲突,〔9〕很难说本案法律适用中就存在这样的冲突。总之,上述反对观点不能有力的提供适用于本案的确切大前提,不能解决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填补漏洞至此,可以认为作为本案 法律适用之大前提的《办法》第86条第1款存在法律漏洞,因此需要加以填补。 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有依习惯补充、依法理补充与依判例补充三大类;在法解释学中以法理补充为要,包括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和类推适用等方法。〔10〕就本案例而言,上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所表述的内容没有涵盖应当适用的现实情况,且无其他案例可供参考,只能结合立法目的,采用目的性扩张的方法加以填补。所谓“目的性扩张,系指对法律文义所未涵盖的某一类型,由于立法者之疏忽,未将之包括在内,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该一类型包括在该法律适用范围内之漏洞补充方法而言。目的性扩张,乃将原不为文义所涵盖之类型,包括于该法律之适用范围之内。”〔1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和《办法》第86条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在法定期内不准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就是为了预防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交通肇事人危害社会,以达到保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根据该目的,以及道路安全立法的体系、脉络,可对存在漏洞的两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条款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第1款可以解释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犯罪人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前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 《办法》第86条第1款可以解释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的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前应当暂停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构成犯罪的,自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经过这样的解释,完全可找到的本案的大前提。不过,目的性扩张主要是被运用在“找法”阶段的法学方法。在裁判论证过程中,若适用目的性扩张的结论则需要适用类比推理的方法。〔12〕在本案中既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自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内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在案件事实相同,交通肇事者人身 危险性相同的条件下,可以对相关法条作出上述解释,从而填补法律漏洞,将相关规定类推适用于处理取保候审期间申领的机动车驾驶证的案件。 四、具体意见 就本案而言,笔者建议采纳上述填补漏洞之后的意见并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64条第2款规定,由有关机关待人民法院对甲的判决生效后,按照道路交通违法处罚一般程序作出吊销甲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 吊销甲的机动车驾驶证后,还会涉及甲与发证机关的责任划分问题,这也与上述法律漏洞有关。虽然根据《行政许可法》第31条的规定,甲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时,应当如实向发证机关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是,《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并没有规定甲说明自己是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的条款。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甲应当了解《办法》第86条第1款的完整意思。因此,不能要求甲承担没有履行《行政许可法》第31条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的责任。 而负责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注意到该规定属于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2条第6项规定的情形。如果办证机关不能证明注意到《办法》第86条第1款隐含的规定属于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形并提请甲说明过,那么就应当依据《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依法赔偿甲因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而造成的损失。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新时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突出问题探析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涉及面较广的综合性工程。需要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搞好道路安全工作作为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之一，近些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也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实际管理中，仍然有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在相关领域起步较晚，所以距离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提出了如何提升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措施建议；探讨分析 一、前言 北京市交管局在近日宣布，将加大力度全面治理行人交通违法行为，行人闯红灯处10元罚款。无独有偶，在北京表态不久，南京交管部门也对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加大了处罚力度，即每次闯红灯罚款20元。而稍远一些，3月1日启动的浙江公安机关2013年“一号行动”，就包括整治行人闯红灯行为；再远一些，去年12月中旬，正是深圳市代号为“绿马甲01”、“绿马甲02”的行人违章整治行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刻，这两次行动中，行人闯红灯被罚款20元，不愿罚款可穿上“绿马夹”协助维护交通秩序。不用再多举例了，实际上，数月来，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大戏”一直在全国各地上演，此起彼伏。 据统计，去年全国共查处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交通违法行为2649万起，平均每天7万多起。全国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路通事故4.6万起，造成1.1万人死亡、5万人受伤，分别上升17.7%、16.5%和12.3%。其中，因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导致的事故起数上升17.9%。全国私家车导致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上升5.5%和6.5%，分别占机动车肇事总数的68.7%和58.8%，比2011年上升6.4和6.2个百分点。 二、目前我国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目前，导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发生麻烦的原因往往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将重点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一）我国交通管理机制有待改良 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涉及面较广的综合性工程。需要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搞好道路安全工作作为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之一，近些年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也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还缺少一个话语权较强的机构来协调道路管理、建设、宣传等综合类工作。导致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既不能提高综合效率，也不利于提升部门合作性。 （二）交通安全管理措施与水平难以跟上飞速发展的现实 学界研究发现，交通信号设计不合理是“中国式过马路”的最大诱因。中国首部《城市道路人行过街设施规划与设计规范》规定行人过街可忍受等待时间不宜大于80秒，但调查发现，在杭州、上海等闹市区路口，等待红灯时间最短115秒，最长达180秒。 而等待时间小于最大可忍受等待时间时，行人基本能按信号灯通行；反之，等待时间大大超过其可忍受等待极限，行人闯红灯等问题就很难避免。 交通信号设计不合理的原因，在于中国式路权分配过程中，更多考虑交通运行效率，维护机动车利益而牺牲了行人的利益。这与过去“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未更多考虑人的利益如出一辙。 汽车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国人多自豪于汽车社会已到来。但汽车社会不是汽车的社会，而是“人”的社会。道路交通管理不能只看到车，中国道路要保证上亿辆机动车畅通，更要保证以人为本，方便十多亿行人安全而高效出行。 不论道路交通管理还是汽车社会，法治都是最低底线，有尊重、关怀行人的理念与措施才是最高境界，这方面，中国亟需补课，最迫切的即是尽快改革交通信号设计。这值得正大张旗鼓整治行人交通违法的各城市深思。 三、如何在当前新形势下提升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一）完善交通安全管理机制 制度建设是交通管理工作和队伍建设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当前要着力解决制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发展进步的机制性和保障性等突出问题。我国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需要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彻底改变目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既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又负责道路交通安全执法和交通安全评价与考核的不合理、不科学的传统做法；明确政府和企业在道路交通 故预防中的主体责任，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产业界和非政府组织职责明晰、分工合作、协调联动的社会化交通安全合作机制。与此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防止交通管理工作中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为领导决策和科学研究提供准确的依据。此外，还要明确交通安全科学在整个安全科学中的学科地位，明确公安交通管理在公安学中的学科地位，建立科学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科研体系，要突出行业和职业特色，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责、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推动道路交通安全理论的科学发展。 （二）明确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目标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道路安全综合整治的规定。根据有关规定，今年将出台加强摩托车安全管理办法、全省性的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这些规范性文件将着力解决历史形成的无牌无照摩托车规范管理问题，坚决打击摩托车违法违规行为，降低摩托车交通事故多发现象。指导推进各地制定超标电动车的管理措施，全面启动对超标电动车的专项整治，坚决遏制超标电动车安全事故多发的势头。 在渣土运输企业和车辆日常监管方面，也会出台专门的指导意见，明确市场准入、资质审核和日常管理等管理措施，切实加强渣土车辆有效监管。同时，还将制定外挂货车管理指导意见、拖拉机报废管理办法、改进和加强农村交通客运工作措施及办法，出台福建省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与道路建设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以及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效果评价体系等。 而且规定还明确要求了，要全面整顿驾驶培训机构，认真落实驾驶人培训电子计时制度、定期排查通报制度和责任倒查制度。对年内发生一起较大以上事故负有责任或3起以上死亡事故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且驾驶人驾龄在三年内的，对其驾驶培训机构给予暂停考试预约的处罚。 今后，机动车是否遵守交通规则，直接影响到保险费率。并将制定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和亡人道路交通事故抄告制度，将驾驶人及企业违反交通法规和责任事故情况纳入驾驶人及企业的诚信评价系统，推动文明交通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亡人交通事故发生率也将与“文明单位”的评选及绩效考评挂钩。此外，一些地方还将推进高速公路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加快省际交通卡口升级。 （二）加大力度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同时，还要全面严格地核查客运驾驶人资质，建立客货运驾驶人“黑名单”信息库，实现客货运驾驶人从业信息、交通违法信息及交通事故信息的跨部门共享；在重点行业推行不适岗制度，对驾驶客运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和渣土车的驾驶人继续实行严管。加大对酒后驾驶、超速行驶、低速货车及拖拉机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继续深化开展整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把严厉查处酒后驾驶、超速行驶、低速货车及拖拉机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作为交通秩序管理中一项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来抓。 还要开展客运车辆专项整治。针对公路客运车辆违法行为发生特点，进一步强化客运车辆管理，严防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不间断地组织开展各种整治行动，除抓好白天常态化的管理外，还在夜间重点时段，安排足够警力，重点检查超员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并对客运车辆使用年限、车辆状态、审验等情况进行详细核查，最大限度地减少客车存在安全隐患上路行驶。 校车专项整治工作也很重要。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校车安全事故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民群众对政府机关的管理执行能力产生了怀疑。为了杜绝消除校车事故的发生，各级政府部门要联合辖区教育、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联手加大违规校车整治力度，全面加强辖区中小学及幼儿园校车管理工作。利用接送学生的高峰点对相关车辆进行安全检查，认真查验车辆车检情况、安全技术状况及驾驶人准驾资格、安全违法记录等情况，消除车辆安全隐患，保障车辆正常通行。对校车超速、超员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格监督、依法查处。对校车驾驶人因交通违法、交通事故等原因，不符合《条例》规定的校车驾驶人条件的，坚决依法取消其校车驾驶资格。 三是开展工程车专项整治。针对上路行驶的工程运输车闯禁区、车速快、噪声大、污染大等问题，大队投入优势警力，重防范、抓源头，对一些主要道路严密布控，引导分流大货车减少城区交通 压力；以早上6时至夜间24时为重点时段，进一步加强值班备勤，加大路面巡逻管控的力度，狠抓施工运输车辆管理，与城管部门联合开展抛撒、车轮带泥、扬尘等违法专项整治，努力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创造和谐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四是开展危化品车辆专项整治。以未悬挂警示标志的罐式货车、载运钢瓶或桶装物品的货车为重点，严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疲劳驾驶、违法停车、超速行驶、占道行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无证运输、不按规定的通行时间路线速度行驶、不配备押运人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顶格上限处理，形成高压严管态势。 五是开展农用车专项整治。针对春季农忙时节农用车辆使用频繁，违法行为突出，安全隐患较多的实际，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乡镇，以无牌无证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和拖拉机为重点，在车站、集贸市场摆放交通事故警示牌，发放宣传资料，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地区驾驶人安全意识。同时加强对重点路段的监管监控，加强巡逻管控，重点对无牌无证、农用车违法载人、超速超员、酒后驾驶、逆向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大力度查纠治理，确保农用车违法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五、结语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法律对行人过马路早有约束，警方依法整治、处罚行人交通违法，是日常规定动作，怎么突然演变成了兴师动众的全国性大行动呢？或许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行人交通违法行为一直未被重视，等到重视时，已愈演愈烈、难以收场，不得不下“猛药”了。事实也是。去年10月就有热心网友在微博上披露，将行人乱闯红灯现象总结为“中国式过马路”，即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过马路，与红绿灯无关。这引发全社会共鸣，也引发全民大讨论与思考。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安全设计建言 摘要：道路设计因素在交通事故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综合考虑公路和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同时结合其交通特征，在规划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安全因素，起到预防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事故的作用。 关键词：交通安全；城乡结合部；道路设计 近年来，随着政府的重视和投入的加大，我国交通事业发展迅速，交通环境得到改善，交通状况有所好转，但交通安全程度并未因此明显提高，我国交通事故的主要根源是道路设计不规范、交通秩序差、混合交通严重、交通安全设施不足。在城乡结合部表现更为突出。 城乡结合部是工商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并接结构，是城市化过程中最为活跃且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城乡结合部正成为城市发展直接延伸的地带，多种经济产业活动迅速兴起，再加上交通流量大，外来人口众多，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十分薄弱，导致道路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 道路设计因素在交通事故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综合考虑公路和城市道路设计规范，结合交通特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使道路设计真正能够起到预防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事故的作用。主要建议如下： 1视距 城乡结合部多为双车道，道路条件复杂，车流混合，机非不分，导致车辆行驶速度的离散程度高。为使快行车辆驾驶员不忍受在慢行车辆后面行驶，确保安全超车，在道路设计中应尽量保证超车视距，以尽量避免、减少超车交通事故发生。驾驶员注视的位置是前进车道的中心线，其目高以车体低的小客车为标准。在设计中经常用到停车视距、超车视距和会车视距。我国混合车流中，小汽车比例及数量逐年增加，小客车的全高有所降低，加上驾驶员身高普遍较矮，这些因素与视距和设计速度有密切关系。另外，我国驾驶员的遵章意识比发达国家要差得多，所以城乡结合部道路的停车视距必须大于规范值。 双车道的行车特征是超车时经常要占用对向车道，为保证行车安全，有关规范规定:双车道道路应间隔设置具有超车视距的路段。但对于具有超车视距的路段的比例，设置形式并没有严格界定。城乡结合部机非混行，行人横穿马路比例高，所以设计中应注意在沿线视野和视距满足道路条件允许超速的情况下行车视距和行车净空的要求。对于不能满足视距的地方，必须采取设立交通标志或强制分道行驶或强制减速的措施。 2平面线形 城乡结合部平面线形设置的合理性，对驾驶员的心理、视觉和习惯有直接影响，与交通事故有重要关系。城乡结合部没有行人及非机动车干扰时，选用曲线半径应注意前后线形的协调，不应突然采用小半径曲线。在设计过程中，应将交通安全设施所对应的车辆速度设置为车辆在该路段上自由行驶的车速，以增加防护等级；长直线或线形较好的路段难以控制到设计车速，不能采用最小圆曲线半径；从地形条件好的区段进入地形条件较差的区段时，曲线的技术指标应逐渐过渡，防止突变。设计中应该注意当道路条件与交通环境较好，驾驶员有可能以大于计算的行车速度行驶时，平曲线半径要能与实际行驶车速相适应；连续多个平曲线路段曲线半径的变化要建立在速度平稳运行过渡的前提下；当地形地物条件受到限制而采取了极限半径时应同步设计相应的安全措施。 道路线形是在已有自然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的。一条道路的直线与曲线的长度应该首先考虑工程造价和技术经济价值，有关规范参考国内外的经验值对最大直线长度进行了控制。长直线之所以危险，是因为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即视点前移、视觉疲劳，容易超速。城乡结合部有行人及非机动车干扰，有交叉口和企业、单位出入口，以上长直线的危险因素都不发挥作用，故人为改变驾驶行为而把直线取弯、延长道路长度、增加工程造价并不明智，所以不必要控制直线最大长度，而是应该通过改善驾驶员的视觉和心理反应，间隔设置强制车速控制技术措施，如每公里内均匀间隔设置糙化路面和振动标线或者通过交通标线压缩车行道宽度、设置交通标志等方法来控制超速。 3纵断面线形 如果城市座落在山区或河谷地带，城乡结合部的道路往往是纵坡较大。道路的纵断面线形不仅决定着视距，而且决定着汽车动力性能的发挥。多数长、大纵坡都是事故易发路段，长、大纵坡对载重汽车、功率小的汽车、超载汽车的行驶有影响，上坡会使车速减慢，妨碍后续的快速车辆，使超车需求增多，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动力性能较好的车辆。由于无法忍受低速，动力性能较好的车辆往往会在视距和道路、通行条件不允许的路段强超硬会，增加下行车的制动次数，使安全性降低；而连续下坡会使刹车过热，制动效能减弱，更易发生交通事故。据调研，有很多事故是由于车辆在超车视距不足的长、大纵坡上临时停放，加水、凉闸、故障修理或等待救援，造成下坡车辆追尾所致。另外对下坡路段事故原因的分析表明，超过半数的肇事车辆是由于不能充分估计到长、大纵坡的坡度与长度，连续制动导致制动失效引起的。设计中应该注意纵坡度尽量不采取极限值，在不得已采取了极限值时，应该采取提前降低设计车速，设置警告标志和坡段长度、坡度预告标志，加宽路肩和紧急停车带，设置标志提示司机低档位行驶控制好车速，防止制动器失灵等相应措施。还可以在路侧设置摩擦系数很大的路面来缓解制动器。 在路侧设置安全碰撞措施或者是靠崖停车区域，在长、大纵坡下游进入城区之前设置避险车道，防止失控的车辆进入城区造成更大的事故。 4平纵组合 行车安全性的大小与不同线型之间组合的协调性有密切关系。不良线型组合往往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在长直线上设置陡坡，司机容易高速驾驶，加之设置陡坡，行驶速度会远远高于计算行车速度，城乡结合部行人、非机动车、农用车混行，快的行车速度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两个同向弯曲的圆曲线之间的短直线形成“断背”曲线，这种道路线型容易使驾驶员产生错觉，把线型看成是反向曲线，发生操作错误酿成事故；在直线路段的凹形纵断面路段上，驾驶员位于下坡观察对面的上坡段容易产生错觉，把上坡的坡度看得比实际坡度大，就有可能采取加速方式冲上对面的上坡路段；在下坡路段驾驶员看上坡车时，觉察不出自己是在下坡，因而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在平曲线内若纵断面反复凹凸，就会形成只能看见脚下和前面，看不见中间凹陷的线型，会对小型车辆和行人估计不足，引发交通事故；转弯半径较小的平曲线与陡坡组合在一起时，则会使事故骤增；平竖曲线重叠时，平曲线应该稍长于竖曲线做到平包纵；凸形竖曲线顶部和凹形竖曲线底部应不设计小半径平曲线，若接近极限值应考虑在小半径平曲线上设置较大高度的导向设施以弥补视距不足；凸形竖曲线顶部和凹形竖曲线底部是防止出现反向平曲线的拐点；直线上的纵断面线形可防止出现驼峰、暗凹、跳跃等使驾驶员视线中断的线形。曲线超高值要与计算车速、曲线半径路面类型及气候条件取得力学上的平衡，城乡结合部的山区陡坡、山沟明弯路段应设计反超高，以防止路面冰冻时轮胎横向滑溜危险；由于城乡结合部交通复杂，随时可能有停车行为，北方有积雪的路段在超高设计时应考虑车辆随时停车所对应的超高，防止出现冰雪天气车辆在弯道低速和临时停车时的侧滑；超高缓和段的超高以及渐变率应符合安全行车与舒适的要求；选择超高横断面旋转轴时应注意路基边缘纵断面的视觉诱导和非机动车与行人通行的要求；曲线段加宽值应该和交通组成最大车辆相适应，以防对弯道上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刮擦；曲线内侧加宽不应太多，以防有的驾驶员利用超宽的路面部分当超车道或行车道使用。 5路肩与中央分隔带 城乡结合部道路由于机非混行，道路往往没有专设人行道、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行人的通行往往在路肩上。除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以外，路肩能够供发生故障的车辆临时停放，防止交通事故和避免交通紊乱，同时路肩作为侧向余宽的一部分，能够增加驾驶员的安全和舒适感，保证设计车速，在挖方路段能够增加视距，减少事故。路肩的硬化和有效宽度是保证主干道交通有序的重要条件。道路设计中应该注意：线路段的路肩横坡值和坡向应该有利于排水并且与路肩超高相适应；道路在村镇附近及混合交通量大的路段，路肩要进行硬化以便于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使用。近年来道路标准化美化工程大量硬化了二级及其以下道路的路肩，包括长大纵坡路段、山区背阴路段、常年大风路段、冬季冰雪路面。而这些路肩是不应硬化且应留有足够的沙砾的，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天气原因而造成的车辆事故。 中央分隔带在构造上可起到分隔对向交通的作用，在分隔带的两侧一般都设置路缘带。路缘带提供了安全行车所必须的侧向余宽，并能引导驾驶员的视线。中央带的宽度不能频繁地变化，否则将造成对驾驶员视觉上的误导，由于频繁变更行驶方向而导致交通事故；城乡结合部的中央分隔带应该封闭，开口也不宜过多，应保持每2km 一处。每一处开口都会形成一个交叉口，交叉口处应该做交叉口的渠化设计，同时设置信号和标志。 6交通安全措施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是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挥道路经济效益，保障行驶安全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的作用是规范驾驶员的行为，减少事故次数，降低事故损失。对于设计中的道路线形、纵断面、弯道等所有设计要素的变化都应通过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给使用者以预告或警示。设计中应该注意：护栏的设置能够保证失控车辆的安全要求，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因行人横穿路面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所以应在行人可能穿越的路面范围内设置边防护栏，同时在因道路和环境限制而无法设置边防护栏的路段设置中央防护或隔离设施；标志的汉字、数字、字母高度应该符合该等级道路最大可能的行车速度、最危险路况下驾驶员清晰视认的要求；要有足够数量的交通标志体现原始设计的思想，道路设计要素的变化都应该通过交通标志实现；警告、禁令、指示标志尺寸大小的选择和安装位置应重点考虑在该路段最危险、最易发生事故处车辆所对应的速度和视点；标志的各支撑方式如单柱、悬臂、门架的选择应该满足驾驶员视认和道路净空的要求；在干路与支路的交叉路口，应配合交通标线设置干路先行标志、停车让行标志、减速让行标志；组合标志的版面内容和组合数量应满足迅速全部辨识的要求；指路标志的设置在城市外围以方向和道路为主，城市内部以地名、街道、功能为主。 城乡结合部的道路是市政管理的难点和薄弱点。由于其道路交通特征明显不同于城市道路及公路，所以通过对城乡结合部道路设计过程中各个因素的研究，优化城乡结合部道路设计，加强结合部的交通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市政管理人员及设计人员应充分考虑设计要素，合理利用指标，在满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尊重驾驶人员的驾驶习惯和心理，重视城乡结合部的交通特征，在潜在事故发生段，采取多种交通安全措施。设计人员还应根据地形、地物、自然景观以及经验等，来判断最危险车辆、最危险行车状态、最可能的行车速度、最不利的行车环境，并以此作为设计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课程教学道路交通安全工程论文 一、道路交通安全工程课程的特点 （一）涉及的学科内容众多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是在道路设计及施工与“安全理念”有机结合的产物，其中“道路”不仅仅指的是狭义上的“路”，而是广义的包括桥梁、隧道、安全设施等在内的构造物。此外，道路交通安全研究的不止于道路本身，还和道路服务的主体“人”、“车辆”有关。因此，综合来看，研究道路交通安全，与诸多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包括安全工程、道路勘测设计、路基路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车辆工程、交通管理、交通评价等。学生在学习时，应将这些学科良好地结合起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加深理解并牢固掌握，以利于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二）“安全性”及“实践性”特色明显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是一门在“安全科学总体理论框架”指导下来自于实践的学科，来源于实践，又回归于实践，所有的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手段均为基于“安全”考虑的管理措施或工程技术实践方案。如设计山区高速公路时，不能简单地认为采用了较大的平曲线半径就是安全的设计，对于道路平曲线半径在2500～4000米的山区高速公路路段在安全设计方面的考虑因素有：纵坡及其长度分析、平曲线与纵断面组合的分析、进出该大半径平曲线的线形与速度变化分析；再如，在研究交叉口冲突点和信号灯设置的关系时，就需要先在交叉口相应位置实际观察冲突点以及信号灯的设置，再比较改变信号灯设置后冲突点的减少。因此，该门课程是一门兼具“安全性”和“实践性”特色的学科。 （三）主观性强 以道路交通安全工程中的道路线形安全设计为例，“道路”是一种线性工程结构物，根据道路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计划任务书所拟订的路线主要控制点，在两个控制点之间道路平面线形有多种可行的方案，每个人对不同路线方案的安全与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选线人员对道路所在地区地形、地质条件优劣等条件的认识和理解程度都会有所差异，对同一路线的不同方案，每个人的安全评价会不尽相同。因此，路线方案的好与坏关系到道路路线的线形质量及安全性，选线人员在道路选线上的主观和人为因素亦决定了该门课程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 二、道路交通安全工程课程的现状 （一）课程内容多，学时数少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课程选取的教材共八章内容，由道路因素、道路安全设施、车辆因素、人为因素与交通安全的关系，道路交通安全评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现代科技在道路交通安全中的运用这四大部分组成，内容多而繁杂，而学时数几经压缩，仅为24课时，如此情况之下，学时数少而课程内容多的矛盾日趋加深，教师匆忙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标，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满堂灌”，教学效果不佳。 （二）授课形式单一，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往往是以老师结合多媒体课件，以口头讲授为主。师生互动环节较少，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启发式教学更是无从谈起。某些基础较弱的学生，由于对前期的《道路勘测设计》、《路基路面工程》、《桥梁工程》等专业知识掌握较差，更是无法将道路设计与安全理念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更不必说巩固新知识了，长久以往，便会产生厌学情绪和排斥心理。 （三）工程单位人才需求规格转变，加强实践迫在眉睫 目前，受资金、场地、工程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教师的授课内容仍旧以理论知识灌输为主，缺乏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道路交通安全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为工程“保驾护航”，与工程应用紧密结合的交通信号灯、安全护栏、路基路面、线形安全设计等内容，学生只能通过教师的讲解或书本知识进行想象，懵懵懂懂、一知半解。随着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道路、桥梁建设一线用人单位迫切需要能设计、会施工、懂安全的工程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体现了土木工程建设单位对人才规格需求的明显变化。针对这种变化，交通土建专业的老师对学生的培养不能再局限于理论教学的形式，应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调整，进一步增强实践环节及学生实践技能训练，围绕应用型本科人才为培养目标进行本课程的教学创新研究势在必行。 三、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教学创新举措 （一）温习已学的专业知识 教师在讲授道路交通安全工程之前，首先对学生已学过的专业知识进行大概的总结———道路线形包括平曲线、纵断面、横断面；道路结构包括路基和路面工程；桥梁工程包括桥址、桥型、上部及下部结构等；车辆内容包括汽车的运动特性及汽车驾驶的内、外环境等。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已学的专业内容有一个温习的过程，再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工程的学习便不会显得太生疏，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也有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众多专业规范的整合 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设计和应用是以专业规范为根本的，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课程，涉及到的专业规范很多，有“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规范”、“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公路路基设计规范”、“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等几十个规范。面对这种情况，教师需要将这些规范分门别类，分别列出教材每章内容涉及到的专业规范，并告知学生每一专业规范的获取方式。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结合专业规范的内容，引导学生对道路交通安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三）授课模式的创新 活跃的课堂气氛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大胆地设定该门课“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即在进行每章课程学习之前，教师先布置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学生在充分吃透专业内容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一组4人，共8组，对应于教材的八章内容，每组成员分别制作每章内容的专题多媒体课件。待正式上课时，教师先花1/3的课堂时间讲述该章的重要内容，接下来的1/3时间就由小组成员做“小老师”为全部同学讲解这部分的内容，最后的1/3时间再由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总结。笔者在实施了上述的教学方法之后效果显著，不仅督促每位学生吃透课本知识，还启发他们去思考以何种多媒体方式将内容呈现给全班学生。甚至有的小组成员在讲完书本知识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知识点，如在“汽车安全技术”中，就额外介绍了EyeCar、CamCar、SensorCar等新技术，引起了班级同学极大的兴趣，讨论场面热烈；还有的小组成员加入了视频进行辅助讲解，如播放了若干高速公路上的事故视频，大大震撼了每一位学生，让学生意识到了道路交通安全的必要性，启发学生对人—车辆—道路—环境这四个影响因素权重的分析和思考。 （四）邀请专家做讲座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的授课离不开工程案例的讲解，学生在掌握课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工程实践来进行补充。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较多的实践体会，邀请企业专家做专题讲座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笔者邀请了两位企业专家，他们都专注于道路线形安全的研究，做了大量的横向科研项目，为外省的山区公路规避了很多安全隐患，具有很丰富的工程经验。在讲座过程中，专家讲述了较多生动的工程实例，学生反应强烈，咨询了很多专业问题，专家们也都一一做了耐心的解答。专家的讲座内容是对课堂知识的补充，也是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 （五）灵活的考核方式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是一门考察科目，因此，其考核方式应摈弃传统的“开卷”考试，灵活变动，具体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1.学生讲解多媒体课件的考核。考核的方面有：多媒体制作的内容、讲解内容的大众接受度、讲解时间的掌控性。该成绩由教师与场下听课的学生综合评定，教师评定占70%，学生评定占30%。 2.每位学生写一篇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读书报告，内容不限定，或做案例分析、或做交通安全的心得体会、或提出新的道路安全理念和技术等。 3.教师给出具有潜在安全隐患的某工程实例，要求每位学生做出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分析，指出问题所在，提出两种及以上的具体解决方案，并评定每种方案的优劣。 四、结语 1.道路交通安全工程是一门以“安全”为特色的交通土建专业课程，涉及学科众多，是一门诞生于工程实践，并在工程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新兴学科。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课堂要求，因此，需要对该门课程的教学进行创新研究，从而增强学生的兴趣与积极性。 2.本文对道路交通安全工程的教学进行了初步的创新研究，包括温习已学的专业知识、众多专业规范的整合、授课模式的创新、邀请专家做讲座、灵活的考核方式等，提出的思路可为道路交通安全工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3.教学创新是提高教学水平的主要途径，也是推动本科院校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针对学生实际，结合已有的教学条件，切合时弊有针对性地创新，才能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积极研究和探索，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 作者：肖敏敏 艾辉林 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安全工程学院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案 编者按：“五一”黄金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指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建和谐平安社会的目标，集中力量，努力创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为目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路营运车辆的安全管理，严格大、中型客运车辆驾驶人的资格审查,认真排查整治危险路段,加强管控，严查严处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深入开展平安问候、安全提醒活动,加强宣传，营造“五一”期间良好交通氛围。 “五一”黄金周即将来临，广大群众出行、旅游等活动大增，来我市参观旅游的人数将会明显增加，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压力也进一步加大，为全力做好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根据省总队《关于切实做好五一期间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经大队研究决定，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公务员之家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目标，集中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创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二、组织领导 大队成立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XXX大队长任组长，大队其他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中队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XXX副大队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实施、督导检查。 三、工作措施 1、加强公路营运车辆的安全管理。“五一”节前，各（科）室中队要会同交通运输等部门，突出客运企业、客运车辆、客车驾驶人这三个重点，加强对公路营运客运安全管理。督促辖区客运企业对9座以上大中型客运车辆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技术检查，特别是对车辆的制动、方向、轮胎等部位要严格检查，检查结果要由企业负责人和有关业主签字，做到事故隐患早发现、早排除，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坚决不允许从事客运。（责任单位：各（科）室中队） 2、严格大、中型客运车辆驾驶人的资格审查。对交通违法记满12分或发生重大以上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的客车驾驶人，在按规定进行培训、考试合格前，一律不得驾驶车辆，坚决把事故隐患消除在上路之前。（责任单位：车管科） 3、认真排查整治危险路段。各（科）室中队要切实吸取“4.11”交通事故深刻教训，对辖区道路临崖、傍水、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事故多发路段、路面损坏以及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标志、标线不全危及交通安全的路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排查情况要在29日前书面报送秩序科，秩序科要立即书面报告市政府，同时提请有关部门尽快整改到位。确实一时难以整改的，应提请政府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设立明显的提示或警告标牌，增加人力维护和监管，责任单位安排警力，严加防范，确保安全。（责任单位：各（科）室中队） 4、加强管控，严查严处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五一”期间，各（科）室中队要严格贯彻落实“五定”巡逻执勤机制，合理安排警力，充分运用已有的路面监控、雷达测速等设备，加强路面管控，严格查处超速、客车超员、违法超车、疲劳驾驶、酒后开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特别要加强*、*、*、*等重点景区道路影响行车安全的路段、时段的管控。责任单位要派驻足够警力，在重点风景区道路入口设卡，对车辆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对危害交通安全的超速、客车超员、违法超车、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农用车和拖拉机载人以及客车带病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格查处。对客车超员的，要严格按照省政府五个一律的要求，依法处理。对三级以下山区公路达不到安全通行要求的路段，要设置禁止客运车辆通行的标志，并加强检查。“五一”期间，各（科）室中队要保证三分之二以上的警力上路执勤，大队将组织人员督导检查。（责任单位：各（科）室中队）公务员之家 5、深入开展平安问候、安全提醒活动。各（科）室中队在执勤执法中要积极开展“平安问候、安全提醒”活动，做到交通民警只要看见交通违法行为，都要不受管辖区域的限制，进行平安问候。将平安问候、安全提醒作为每一位民警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每一位民警的自觉行动来落实。（责任单位：各（科）室中队） 6、加强宣传，营造“五一”期间良好交通氛围。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一周年，宣教科要以“五进”为载体，充分利用“五一”黄金周期间人员流动大、宣传面广的特点，突出一个宣传主题和三个宣传重点，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的作用，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深入各客运企业，组织客车驾驶人及家属观看一次公安部《关爱生命，安全出行》和省公安厅《流泪的花季》宣传片，上一次交通安全宣传课，集中对客车驾驶人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宣传教育；在人员较密集的广场、车站等地，要利用交通安全宣传挂图和展板进行宣传；在主要国省道及重要旅游区道路悬挂交通安全宣传标语进行宣传，让广大交通参与者受到教育和警示，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营造一种良好交通氛围，各（科）室中队要密切配合。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公路局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案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工作目标；工作措施；整治重点；工作要求，对公路局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案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重点路段、全面开展安全检验、深入排查禁运线路、严管剧运输车辆、强化路面管控力度、加强重点车辆抽查、及时通报违法信息、加强组织领导、注重部门协作、广泛开展宣传、及时上报信息，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集中整治，努力使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率明显下降，无证运输、不按指定时间和路线行驶、不配备押运人员的情况明显减少，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明显减少，力争不发生由交通运输事故导致的危险化学品泄露、燃烧、爆炸和群死群伤事故。 二、整治重点 （一）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整治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超速行驶、低速占道行驶、疲劳驾驶、违法停车、不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和无证运输、不按照运输通行证注明内容运输、未随身携带运输通行证明、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不按规定的通行时间路线速度行驶、不配备押运人员等违法行为。各地还可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其他重点整治的突出违法行为。 （二）重点路段。国、省、县道主干线路和主要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线路。 三、工作措施 （一）迅速组织排查摸底。6月8日前，以大队为单位，对本县（市、区）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企业、车辆、驾驶人等基本情况重新登记，完善“交警队信息平台”中“重点单位和车辆”信息。准确掌握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特别是剧毒化学品的运输路线、目的地等情况，要对剧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的进货和销货的基本情况进行一次核实并建立档案资料，以达到百分百的办证率。认真分析今年以来发生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事故情况，对已达报废标准或逾期未检验的运输车辆及时核发整改通知，发现和掌握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 （二）集中进行安全教育。6月15日前，对取得驾驶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资格的驾驶人集中进行一次以危险化学品运输装载、行驶速度和发生事故后处置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通报全国各地发生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事故案例，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三）全面开展安全检验。7月1日前，会同交通、安监、质检部门，对辖区所有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车辆全面展开安全检验，重点检查车辆安全技术情况，以及罐体后部、两侧是否喷涂和悬挂符合国家标准的危险化学品警告标志，罐体安装是否牢固。对不符合安全规定的车辆一律停业整顿，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四）深入排查禁运线路。对辖区内公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线路重新进行一次认真排查，不符合运输条件的线路，不得审批运输剧毒化学品。对辖区内禁止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道路及区域，要向社会公告，及时设置明显标志。 （五）严管剧运输车辆。按照公安部《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认真审核原有的档案资料中运输单位提交的证明材料，严格落实“见人见车”制度，重点要检查驾驶人在上一个记分周期内违法记分是否满12分，车辆年检、安装行驶记录仪、喷涂文字、粘贴反光带、配置防护设备、悬挂标志牌等情况，对存在问题的，一律不予核发通行证。运用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信息管理系统，对通行辖区路段的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建立安全管理档案，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民警，及时掌握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所属单位、驾驶人、押运人、车况以及通行时间、路线等信息，加强对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的日常管理。 （六）强化路面管控力度。通过对辖区危险化学品运输情况的分析研究，抓住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单位和重点车辆，科学调配警力，加强对禁行区域、临水路段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销售和仓储企业周边道路的巡逻管控力度。依托公路卡口、交通安全服务站、公路收费站、以及固定和流动测速点，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检查。奥运会期间，要加大对到北京和往来有奥运赛事城市的长途运输车辆的重点检查，严防非法运输的危险化学品进入奥运赛事举办城市。 （七）加强重点车辆抽查。强化对悬挂警示标志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抽查，重点检查车辆标志是否齐全、车身反光标识是否规范有效，有无押运人员、车辆年检合格证有效期、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以及车辆行驶的时间、路线和速度等事项。同时还要加大对未悬挂警示标志的罐式货车、载运钢瓶或桶装物品的货车、用油布或其他物品遮盖车厢的货车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查载运的货物和货单。 （八）及时通报违法信息。将安全措施不落实、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专业单位，多次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驾驶人等情况，及时通报给安监、交通等部门，建议采取暂时取消其从业资格、暂停上路运输等措施，提醒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支队将定期公布全市查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的详细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交通安全集中整治是奥运道路交通安全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尽可能联合安监、交通、质监、治安等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整治期间，每月10日、20日为集中统一行动日，各地要制定详细的行动方案，最大限度地调用警力和装备，确保统一行动取得实效。 （二）注重部门协作。要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整治情况，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同安监、交通、质监、医疗、环保、治安、消防等部门的协作，及时通报整治信息、违法车辆信息，进一步完善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和救援机制，确保一旦发生涉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交通事故，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实施道路交通管制，落实现场处置措施，及时、有效地组织施救，减少事故危害。各县（市、区）的应急处理预案和救援机制修订好后，应于6月1日报支队秩序科。（三）加大执法力度。发现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要依法严格处罚；发现非法运输危险化学品行为，要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无资质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要及时通报并移交交通部门依法处理。 （四）广泛开展宣传。要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广泛开展有关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大对专项整治工作的宣传力度，及时报道专项整治成效。对专项整治中查处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举报电话和短信平台号码，鼓励群众举报非法运输剧毒化学品的车辆和有关企业，对举报查实的要给予相应的奖励。 （五）强化培训演练。整治开始前，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邀请化工方面的专家对路面执勤民警和事故处理民警进行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使民警掌握常见的剧毒等危险化学品物理类别和特性、处置方法、安全防护等知识，提高民警的执勤执法水平和自我防护能力。有条件的地方，要进行处置危险化学品车辆道路运输突发事件的演练，提高处置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事故的水平。 （六）及时上报信息。要全面掌握本地区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各地要及时收集、上报集中整治整治工作有关情况和信息，对各大队开展专项整治的情况及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等，支队将通过网上督查的方式进行，并予以通报。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奥运道路交通安全保卫方案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工作目标；组织领导；整治内容；工作要求，对奥运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方案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通过深入、扎实地开展攻坚战，进一步规范交通行为，依法查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特别是一次死亡3人、5人以上交通事故同比减少，力争不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民警执法更加规范，服务群众水平显著提高，为北京举办奥运会创造良好交通环境，为全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为确保攻坚战取得实效，市局专门成立由副局长、交警支队长黄以西任组长，交警支队政委林水荣任常务副组长、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廷胜、魏荣华、魏建忠、何嘉平任副组长，交警支队各科室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全市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奥运交通安全集中宣传，4月1日至10月31日、国省道交通秩序集中整治，4月1日至6月30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7月1日至9月30日、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安全集中整治，7月1日至8月31日、、中小学、幼儿园校车交通安全集中整治，9月1日至10月31日，具体材料请详见： 为加强全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创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公安部“4·1”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公安厅印发的《全省公安机关奥运道路交通安全攻坚战总体方案》要求，决定4月1日至10月31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7个月的奥运道路交通安全攻坚战。做好奥运安保工作，是党和人民赋予公安机关的重大政治任务，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不仅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市局党委对该项工作高度重视，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切实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为更好地组织实施、督查指导，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深入、扎实地开展攻坚战，进一步规范交通行为，依法查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特别是一次死亡3人、5人以上交通事故同比减少，力争不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民警执法更加规范，服务群众水平显著提高，为北京举办奥运会创造良好交通环境，为全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攻坚战取得实效，市局专门成立由副局长、交警支队长黄以西任组长，交警支队政委林水荣任常务副组长、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廷胜、魏荣华、魏建忠、何嘉平任副组长，交警支队各科室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全市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 三、整治内容 “奥运道路交通安全攻坚战”由奥运交通安全集中宣传、国省道交通秩序集中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和中小学、幼儿园校车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等5方面组成。根据南平市实际情况，分阶段开展以下五个方面的专项战役： （一）奥运交通安全集中宣传，4月1日至10月31日。通过持续开展宣传，增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和法制意识。组织协调新闻媒体针对“攻坚战”开展大规模宣传报道，使公众及时了解“攻坚战”各个阶段的任务、工作措施，广泛开展安全提示，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营造良好执法环境。各地要充实、丰富安全宣传内容，针对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农民群众、中小学生等不同群体，广泛开展“使用安全带”、“遵守限速规定”、“驾乘摩托车戴头盔”、“不乘坐安全隐患车辆”等不同内容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力争有所创新，要结合当地开展的与奥运有关的一切活动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具体运作方式以交警支队的宣传方案创新开展）。 （二）国省道交通秩序集中整治，4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集中整治，使全市国省道交通秩序明显好转，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标志标线、安全防护设施改善齐全，超员、超速（含超低速）、违法停车、疲劳驾驶、违法超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道路交通事故不断下降，各地要加大警力投入，改进勤务模式，切实落实国道联勤制度，用足用好固定和流动测速设备，加强国省道的点、线巡逻管控，保持巡逻密度。 （三）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7月1日至9月30日。通过开展整治，加大隐患治理力度，依法严查无证驾驶、客车超员、无牌无证机动车上路、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以及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违法载人和二轮摩托车乘载多人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使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好转，交通事故特别是一次死亡3人以上交通事故明显减少，隐患明显消除，农村交通安全工作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增强。5月至6月，各地要依托乡镇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对农村硬化路面的交通隐患进行一次认真摸排、整改。各地要结合2007年在顺昌召开的农村派出所协管交通安全工作现场会精神，充分发挥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的积极作用。在整治期间，要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派出所，形成县（市）公安局和交警大队领导包乡镇，乡镇派出所包辖区，交警中队和民警包线路的承包责任制，真正形成全警动员，多警联动，任务明确，责任到人的工作格局。 （四）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安全集中整治，7月1日至8月31日。通过开展整治，使公路运输危险化学品行为更加规范，无证运输、不按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不配备押运人员的情况明显减少，不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因交通违法导致的危险化学品泄露、燃烧、爆炸等重大事故。各地要会同安监、交通、质监等部门组织对辖区内所有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车辆集中进行安全检验，对取得驾驶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资格的驾驶人集中进行安全教育。严格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同时，生产和使用危险化学品量大的县（市）还要组织开展对生产和使用企业进、出厂装载关的检查指导工作。 （五）中小学、幼儿园校车交通安全集中整治，9月1日至10月31日。通过排查整治，使中小学、幼儿园校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校车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各地要配合教育部门加强校车安全排查和校车驾驶人安全审查，掌握辖区内校车的基本情况，建立健全档案信息，共同督促学校落实安全责任，加强校车的日常安全管理，确保校车车况良好。广大师生和校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学校周边交通环境得到进一步完善，校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涉及校车的交通事故明显下降，杜绝涉及校车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四、工作要求（一）提高认识，周密部署。奥运道路交通安全攻坚战是公安机关加强安全管理、预防交通事故、确保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的重要举措。各地要按照市局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迅速部署，加强领导，确保攻坚战顺利进行。要借鉴往年攻坚战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大整体工作力度，采取各种方式层层发动，切实提高广大民警的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形成全警参战的良好局面。各级公安机关及交通管理部门要集中精力、集中人力、集中物力，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各地公安机关要立即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取得支持。要把攻坚战与落实“五整顿”“三加强”措施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平安畅通县区”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与“隐患治理年”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省际交界的大队，在攻坚战期间，要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启动省际反超载服务工作站，确保24小时值班制度，并安排好值勤人员的食宿等后勤保障工作。 （二）强化督察，注重成效。攻坚战期间，继续沿用春运工作包片挂点的办法，层层落实承包责任制，形成全警动员、任务明确、责任到人的工作格局。市局将组织督导组深入一线，采取明查与暗访结合，集中督导和蹲点调研结合等方式，对攻坚战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帮助基层发现问题和解决影响整治的突出问题。各地要强化勤务考核，提高路面管事率，切实抓好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三）规范执法，热情服务。要进一步规范执勤执法行为，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加强执法环节中的宣传教育。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技术监控工作规范，进一步规范测速点设置和监控信息采集等工作，让交通违法者心服口服。要坚持热情服务，积极帮助过往车辆和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以良好的形象展示交警的风采，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要结合“三基”建设，进一步做好民警的安全防护和后勤保障工作，切实保护好自身安全，确保广大民警保持充沛精力投入到攻坚战中。 （四）落实责任，奖优罚劣。市局将根据省厅制定的攻坚战考评办法，出台市局攻坚战考评标准，加强工作考评，推动攻坚战深入开展。各地应细化要求，加强检查、监督和指导，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各地要制定全面的考核标准，通过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充分调动广大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攻坚战结束后，市局将对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并推荐上报省厅表彰奖励；对成效不明显、工作不落实的，将进行通报批评。 （五）畅通信息，及时报送。各地要安排专人，负责攻坚战期间信息汇总和上报工作，并按照有关要求，按时上报工作情况。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问题及对策 一、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驾驶员安全意识不够，技术素质有待提高 交通运输人员普遍存在技术素质偏低的现象，很多运输人员没有参加过专业的职业培训，在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上都有所欠缺。他们忽视了交通运输中的一些超载、超速现象和行为，从而引发管理上的问题，多数运输人员不遵循相关规章制度。交通运输人员在安全和法律方面的意识薄弱，他们在行为上不收管控，导致不能合理的完成交通运输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就阻碍了交通运输业的持续发展，也对驾驶者本人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二）管理体制欠完善 必须建立符合当前形势下的合理体制。目前很多企业还沿袭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管理理念，仍然还在使用传统的旧规章制度，不能真正有效满足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要求，不能与市场经济合拍，与当前的体质格格不入，使脱离了当代企业交通运输发展与管理的需要，非常不利于企业交通运输的持续、安全发展。 二、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对策 （一）明确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 应该在行管机构设置专职部门或兼职部门，安排专人进行行车安全生产管理，日常检查的范围包括客、货、修、培等相关业务部门，认真分解工作职责。明确了行管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后，要以“三关一监督”为主要内容，督促运输经者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实工作职责，完善安全措施，并以此为依据，切实地开展好监督检查工作。 （二）强化道路施工现场管理 药更好的提高道路通行能力，高速公路以及国道、省道常常通过养护和维修等办法加以维护。一些道路以不断施工来完善道路的运输功能，并达到养护的目的，这对正常运行交通设置了一定的客观难度。为确保施工期行车安全，在对施工单位严格进行施工审批行政许可的同时，还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检查指导，尽早发现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公安、路政在施工期间要检查施工作业时的标志、标牌摆放和设置情况，使其必须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要求，减少人为因素影响交通安全。 （三）不断提高驾驶人员的综合素质 目前来讲，运输驾驶人员普遍素质偏低，这是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要高度重视对驾驶人员的技术和专业素质的培养。不断强化安全教育，慢慢在无形中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让他们树立起全面的安全意识、掌握相关安全知识、自觉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于从事交通运输行业者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所聘用驾驶员一定是通过了严格考核的，他们必须掌握熟练的基本驾驶技能，并懂得交通理论知识，文化水平素质和思想道德以及身体素质要较好。其次，定期检查驾驶员的状况，对于违规违章者绝不能手软，必须予以严肃处理，确保企业中的驾驶员队伍整体的良好状态，达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共同发展。最后，严格执行从业人员从业资格制度。认真贯彻落实《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职业培训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规范从业资格考试发证工作。要重点加强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驾驶员从业资格的管理。参加交通运输驾驶员一定要具备合格的从业资格证。 （四）完善安全防范措施 交通运输本身就存在不安全因素，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完善安全防范措施是规避风险降低事故发生率的有效途径。企业在交通安全运输管理上，需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不断完善交通运输安全防范措施。一方面，需要定期开展安全运输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合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车辆和驾驶员动态管理，对车辆查宿、超载等违章行为进行监控，确保行车安全和驾驶人员的生命安全。指导监督运输企业建立健全并落实车辆技术管理制度，执行运营车辆定期综合性能检测制度。对不符合运输安全技术条件的运营车辆，要停止运营。 （五）坚持运输行业管理，整顿和规范运输秩序 以“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为中心，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体系。在道路运输业管理工作中。严厉打击无牌、无证等非法运营行为，净化营运队伍。强化客运企业营运资质的动态管理，实行运营企业市场退出机制，对不符合运营条件的企业执行限期整改、留查、清退流程。对危险品货物运输实行严格审查许可制度。督促交通运输经营者全面落实安全责任，运输经营者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行管部门要注意监督相机构健全组织，给他们指派安全管理人员，在健全安全生产硬件的同时，确保具备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切实提高车辆技术状况，做好车辆检测和技术维修，争取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尽早消除安全隐患。 （六）提高运输经营门槛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提高交通运输经营门槛，在给运营经营者发放经营许可证时严格审查运输经营者资质条件，再给予科学客观的企业经营资质评定。要严格核查有意愿从事交通运输经营当事人的安全生产条件，对于条件不合格者坚决不予批准。再者，强化平时的监督考核，在经营者中一经发现资质“缩水”者，立即强行其整顿修改，并且企业要在一定时期内整改完毕。对于那些整改超过规定时间或整改后仍不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降低其经营资质，如还不整改，继续采取整顿措施直至吊销其交通运输经营许可。 （七）制止超载、超限现象 在交通运输业中，超载和超限运输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严重的损坏了公路设施，也常成为了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一些运营商只看重经济利益，冒险超载超限运输，对此管理部门要坚决予以查处。 三、总结 经济的发展需要道路交通运输动脉的畅通，更需要交通安全作为保障。这就需要司机、交通职能部门等相关部门重视道路的安全管理，需要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方可使交通道路动脉畅通无阻。 作者：唐有发单位：融安县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股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报道现状 摘要: 城市交通是城市社会经济的骨胳。随着车辆保有量增加和经济发展，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难、热点。昆明作为云南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交通拥堵问题比较严峻。本文从供给、需求等方面阐述了昆明道路交通拥堵产生的原因以及交通拥堵产生负面影响，并提出了缓解昆明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对策和方案。 关键词: 昆明交通拥堵;原因;影响;解决 一、昆明道路交通拥堵的现状 经过查阅最近一份可借鉴性的报告———《2012昆明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前年居民全方式平均出行时耗约为30．6分钟/次/日，较上年增加0．2分钟;前年主城建成区居民出行总量为719．1万人次/日，较上年增加15．7万人次。出行比例上，除自行车出行增长外，步行、公交都有小幅下降，其他方式如摩托车、出租车等比重相对稳定。 (一)定量分析对云南省测绘院编制的昆明市交通旅游图数字化和拓扑度量，只考虑节点与节点间的链接特征，可得到连接度分析图，其能直观地反映出整体网络中交通轴线对整个节点空间的连接性和通达性影响。从图中分析得出，城区的路网结构以“方格+环形+放射”为主，昆明市域路网的流畅度不高，路网消流能力较弱，易发生交通拥堵，不能将网络型道路结构功效最大化。但其中以通往世博园区的穿金路和通向高新区的人民西路的连接度较高，连接度较高的道路数低于总体路网的百分之五。纵向缺乏连接值高的道路轴线，使得整个昆明市路网空间的渗透和控制力较弱，影响了整个交通路网的控制度。昆明的东北方向的世博园和西南方向的滇池风景区附近道路轴线相对集中;纵向的穿金路、北京路、春城路以及横向的人民路、南屏街、东风路、金碧路和环城南路集成度均较高，形成了高等级的交通轴线，其可快速渗透、聚集周边的城市空间，并构成了整个都市圈的集成核心。 (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果相差无几，经过平日的观察和了解，以下是一些我认为的比较拥堵的道路:小西门龟背立交段、小菜园立交桥、北辰财富中心、一二一大街、茭菱路、北市区霖雨桥段、石闸立交下白龙路段、龙泉路由南向北方向、黄土坡至昆医附二院路段、人民西路由西向东:原六路车场至昆明医科大路段、云南电视台到原六路车场段、春城路口到双龙桥路口、穿金路到环城北路段、东风广场到火车站段、二环上下五华体育馆段、北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西园路和西华隧道交叉口、巡津街、弥勒寺等。昆明的道路交通问题，不单纯是简单的交通系统的问题，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社会问题。 二、昆明道路交通拥堵原因剖析 (一)需求方面1．车辆保有量日益增加:汽车保有量与道路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决定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2012昆明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12年昆明市机动车保有量168．7万辆，其中客车103．6万辆，日增450辆，且逐年提高。居民日出行量从上年703．4万人次提高到719．1万人次，小汽车出行量从138．6万人次增加到154．6万人次，交通需求持续增长。2．出行需求大:昆明是西南地区第三大城市，西部重要旅游、商贸城市，也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重要枢纽。各方人口都会涌向昆明，使昆明的人口日益增多(2012年底726．3万)，必然导致交通“供”“求”不平衡，从而产生交通问题。 (二)供给方面1．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规划不尽合理:昆明是个老城，道路条件先天不足，路幅资源少，路网密度相对较低，道路等级级配不合理。道路规划不规范、不统一，道路间距窄，异形交叉口众多，以致主干道负荷太重，易产生交通阻塞;而次干道则红线宽度窄，无法正常替主干道分流。还有当初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商业发展迅速，使得交通需求增大。交通标识、信号灯、禁转控制、市中心连接一二环线道路不合理，令司机强行并道，也是形成拥堵的一个原因。2．土地利用不合理，土地资源紧张:昆明主城区寸土寸金，本身要拓宽或再修路十分困难。修建道路尽可能以节约土地为主，地下综合通道、立交桥就是例子。然而设计不合理的复杂立交又会降低通行能力，导致拥堵;而有些快速路的高架桥下仍被作为绿化隔离，未充分利用，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再有，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居住愈发远离市中心而缺乏高效交通系统就势必有强度更大的交通需求。昆明现有路线情况是南北主干道虽有四条，但位于二环路之间的南、北火车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旅客流量较大，必然造成城市道路利用率低。还有，占道摆摊已成为我国城市道路上的普遍现象。城市停车位配比不足，只好占用道路停车。而人行道被小商贩占了，行人只有走自行车道，自行车道被行人和停着的机动车占了，只有在机动车道上骑行，再加上行人乱穿道路，必然造成严重的混合交通。3．公共交通结构不合理:就公交而言，各线路之间的连接还不够科学、便捷;公交专用车道少;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未明确公交优先原则。地铁系统才刚起步，结构还不完善，与其他公共交通的连接不流畅，不能吸引更多驾车之人。4．基础设施施工占道严重:近年昆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排水管网、电网、通讯网、地铁的施工以及道路景观提升等，由于工程难度大，施工队伍不得不实行封闭施工，这必然会干扰交通的正常通行，更重要的问题是，各施工间缺乏合理性沟通和统筹规划，以造成同一条道路的反复开挖。 (三)个人因素:由于加塞、飙车、酒驾、易怒等人为因素，车祸等事件频繁发生，必然会影响道路通行能力。还有市民违规占道，乱闯马路，攀爬护栏，骑车族逆行、横穿马路、闯红灯、跟机动车抢道等。三、交通拥堵产生的负面影响交通拥堵既增加时间和经济的成本，带来了更多的空气污染，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并且浪费能源、降低社会活动效率，不利于城市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四、实地亲身体验，提出意见 (一)禁左路口及调头车道设置受昆明城市发展的历史原因限制，主城区道路较狭窄，很多路段禁左限制，使信号灯周期变短，车流通行速度明显增快，并通过禁左路口的调头车道设置，解决左转的问题，这的确缓解了道路的压力。例如，东风西路与五一路口、东风东路与青年路口、东风东路与北京路口、东风东路与白塔路口、环城南路与西昌路口、环城南路与北京路口的禁左处调头设置就显得很合理:当直行方向是红灯时，调头车道是绿灯，这样既不影响垂直方向车辆通行，又达到了左转的目的。但一些道路在相同的情况下就实施得不好。例如，石闸立交下至白龙路禁止左转驶入白龙路至世博园方向，该路口除此方向其他都设置了左转，使此方向的车又多了一个红灯，增加红灯口的车辆通行压力，显然不是最佳设置;白塔路加上春城路南北方向千米路段没有一个调头点，就算白塔路较窄，也不能不设置。这些不合理的设置导致左转的车辆要么需要走很长的直行，直到找到下一个调头车道才能完成调头，比如白塔路北至南，要么在路口先右行，直行之后再找调头车道往回走，再直行过十字路口，再找调头车道第二次调头往回走，再到十字路口右转，才能完成最初车道的左转，耽误时间、浪费能源不说，同辆车在一个小局部就反复占用道路资源，这样的交通管理设置明显不够优化。建议:1．取消石闸立交下至白龙路禁止左转驶入白龙路(世博园方向)，实行直行与左转一起放行的信号灯。2．白塔路与环城南路路口南北方向各增加一个调头车道，白塔路与人民中路路口南北方向各增加一个调头车道，这两处的道路宽带是适合增加调头点的。 (二)单行道路例如，一二一大街、学府路实施配对单行，这样的的设置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该片区的微循环方向等实际交通状况，造成了学府路、一二一大街、滇缅大道、小菜园立交、黄土坡立交、西站立交在高峰期交通拥堵十分严重。在现有单行条件下，从学府路到西方向、一二一大街到东方向的绕行距离数字更大，并且行车速度受到汇集的车辆大为增加的影响，较双向通行时并没有得到改善，这所谓的“循环”、“提高道路利用率”不仅给市民诸多不便，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以及能源，最重要的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是添堵，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建议:一二一大街、学府路道路应恢复双向通行，一二一大街和学府路片区再不用绕一个大圈了，也将减少一二一大街、学府路上个别点的集中堵车。一些市民担心恢复双向通行后道路车流量会增加，造成噪声污染，其实不然。在单行后，很多车辆的绕行增加了车辆上路机会而未提高道路利用率，而恢复双向通行恰好能够减少噪声污染。 (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客观上，昆明市的红绿灯为了整齐划一，全市路口信号灯一律规定为先直行后左转，虽然交通车流“统一”了，驾车人“顺手”了，但却造成了车辆在路口通行效率降低，使部分路口出现了少量车在直行或左转，大部分车在等信号灯的情况，堵车随即产生。例如，东风西路与昆师路交汇的丁字路口，一开始信号灯是直行左转绿灯一起亮的，十分杂乱，不久干脆就不亮了，更是像一颗毒瘤直插昆明交通心脏。只需将直行左转交通信号灯分开来，就可解决。又如，石闸立交桥，每天有大量车从世博园方向自北向南开，而由南向北的车辆相对较少，左转车辆就更少了。现在的信号灯，在路口经常出现只有少量的由北向南的左转车辆在行驶，大部分车辆却在等待通行的情况，这就必然会堵车。如果视路通流量调整信号灯，就可以解决该路口的堵车。再如，金星立交桥北京路延长线两端，环城西路右转滇池路就不该设置红绿灯道口，而应该结合近旁的立交桥多向通行功能，开发周边城市次干道，建设必要的人行天桥，让该绕行的绕行，从而保障各个路口各种车流畅通，同时，金星立交的蝶形一二路口指示应提前标示清楚。 五、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昆明市相继出台了很多政策来防止交通拥堵的发生。要解决昆明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就是解决交通供求之间的矛盾。 (一)需求的管理:调整交通需求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如错开上学时间、实行在家办公和弹性上班制等;利用智能通讯技术引导交通流，提前告知以规避拥挤道路;借鉴实施效果较好的新加坡、伦敦、首尔等城市做法，在拥堵路段、拥堵时间按照拥堵程度收拥堵费等收费措施，以减少机动车通入量。 (二)供给的优化:1．加强道路的远期规划，优化道路路网结构，建立城市路网系统，合理规划交通布局。2．合理使用土地，提倡合理有效的“立体交通”和道路综合管网系统。3．加强停车规划与管理。昆明市应尽快制定停车位建设法规，既要降低收费标准，又要给停车位经营者和停车场所有人在税费等各方面以优惠政策，调动其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停车场的作用。鼓励公共场所等停车场向社会开放，特别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要带头对外开放。新建设的项目要同步规划建设足够的停车空间，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在城中心采用“短时泊位”，有效改善市区停车秩序。同时，为加强停车管理，清晰划定可泊位和禁停区，并坚持执行严管停车。4．优化交通出行方式，完善无缝对接的多种交通换乘体系，大力提倡“绿色出行惠”等创新政策。 (三)居民自身的改变:增强市民自身的法律意识，遵守交通法规;增强市民的社会道德规范意识，正确引导。综上所述，我以自己的视觉和立场，对昆明市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进行了粗浅分析，治理昆明的交通拥堵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发展战略，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科学的、综合的、系统地治理才能根治拥堵问题，确保城市交通的畅通。 作者：韩昱 单位：西南林业大学 道路交通安全论文:公路工程道路交通安全评价 摘要： 与普通的公路相比，高速公路具有路面宽阔、标志醒目、封闭立交和标线分明等多种特点，因此，不会受到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的干扰，是交通运输安全行驶的重要保障.根据高速公路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其道路交通的安全评价与道路曲线、停车视距、隧道进出口、长达下坡和横断面超高等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必须要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工程道路交通安全评价的作用，从而降低高速公路使用过程的安全事故发生率，最终达到保障各种车辆安全行驶的目的. 关键词： 高速公路；工程道路；交通安全评价；工程应用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高速公路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是社会不断发展和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的重要需求.因此，高速公路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对线性安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严格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和标准执行，并结合高速公路工程的实际施工情况做好道路交通安全评价，才能真正保障车辆的行车安全，从而为我国各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1道路曲线方面的安全评价 目前，在高速公路工程道路交通安全评价时，道路曲线方面的安全评价需要对竖曲线路段的安全评价给予高度重视，才能真正降低各种突发性安全事故的发生率.根据相关研究和分析来看，竖曲线路段主要包括凹曲线路段、凸曲线路段两种，如果汽车在凸曲线路段行驶，不对半径进行有效控制，则很可能影响司机的驾车视线，同时，汽车夜晚在凹曲线路段行驶时，如果半径不够大，则会降低汽车行驶的安全系数.另外，高速公路在与普通的道路相交时，高速公路通常是从普通道路的上方跨过，则会形成凸曲线，但有部分是普通道路跨过高速公路，则会形成凹曲线，最终影响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停车视距，给行驶安全带来极大影响. 1.1凹曲线路段的相关分析一般情况下，凹曲线路是高速公路从普通道路下面穿过或跨越山谷等情况下时形成的，因此，停车视距方面的安全评价主要有跨桥下和夜间两个方面，其中，夜间的停车视距发挥着重要控制作用，需要对前车灯的照射距离给予高度重视，才能避免各种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根据线性几何关系来计算停车视距可知，在前车灯仰角为0.5度的情况下，远光灯光束中心的落地距离一般是100米，由于远光灯的光线是呈现散射状态，其最强的光束在中心位置，所以，为了保证车辆夜间行驶时可以拥有姣好的光照度，在相关规定中指出前车的仰角应高为1.5度，以有效保障行车人员的人身安全. 1.2凸曲线路段的相关分析根据高速公路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来看，其凸竖曲线通常是在高速公路跨过普通道路、翻越山脊等情况下形成的，在通过曲线图形的几何关系来计算车辆的停车视距时，可以得到车辆司机的实现高度.因此，在国家的相关规定中指出驾驶员的视线高度应保持在1.2米，夜间行驶时汽车前灯的高度应保持在0.75米，并且，在车辆满足夜间行驶时的停车视距的情况下，其在白天行驶的停车视距一定可以满足相关要求，对于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有着极大作用. 2停车视距方面的安全评价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需要对车前的视野、视距等给予高度重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才能保障整个行车过程的安全.一般情况下，司机在1，2米高的路面看到前面有障碍物存在，需要立即采取制动措施，才能保证自己在到达障碍物前可以安全停车.因此，司机在这个过程需要保证的视距必须是停车视距.所以，在我国相关规定和高速公路的设计规范中，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都必须采用停车视距，以减少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根据相关规定可知，客车的停车视距是：在时速120千米时为210米、在时速100千米时为160米、时速80千米时为110米、时速60千米时为75米，而货车的停车视距是：时速120千米时为245米、在时速100千米时为180米、时速80千米时为125米、时速60千米时为85米.如果与到小客车和货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必须以停车视距较大的为准，即以货车的停车视距为准，才能保证各种车辆的行驶安全.与此同时，小客车的视距一般要比货车的视距大，但在纵坡较大的路段行驶，货车的视距可以起到重要控制作用，因此，在其他路段对高速公路工程进行道路交通安全评价，可以只对小客车的停车视距进行合理评价即可.根据上述小客车与货车的停车视距规定来看，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在进行道路交通安全评价时，一般将小客车的停车视距作为评价基础，而停车视距的评价标准需要根据实际的路况来进行计算.目前，停车视距评价标准的主要规定有：在潮湿路面情况下，如果停车视距不高于110米，则安全性比较好；如果停车视距在不低于110米和不高于120米之间，则安全性一般；如果停车视距不低于120米，则安全性比较差. 3隧道方面的安全评价 根据高速公路工程的实际施工情况来看，做好道路交通安全评价需要对隧道方面的安全评价给予高度重视，并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才能真正降低各种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目前，隧道方面的安全评价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3.1隧道平曲线的相关分析目前，我国较多高速公路都有很多隧道，与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的环境、地理位置等有着极大联系.一般在隧道内行驶时，隧道处于四周封闭状态，并且，隧道还有平面曲率存在，因此，司机在打开车辆的前车灯以后，司机的视线会受到前车灯散射角的影响，从而降低司机的驾车安全.在实际进行安全评价时，通过运用几何原理结合停车视距、取前车灯的散射角为15度，可以计算出隧道平曲率所允许的最小半径值.根据停车视距和最小半径值的关系来看：车辆时速在60千米时，停车视距如果是75米，则最小半径值为290米；车辆时速在80千米时，停车视距如果是110米，则最小半径值为420米；车辆时速在100千米时，停车视距如果是160米，则最小半径值为610米；车辆时速在120千米时，停车视距如果是210米，则最小半径值为800米，由此可见，隧道的最大半径值和车辆行驶时的停车视距有直接联系，需要高度重视车辆的停车视距，才能避免隧道内出现各种安全事故. 3.2隧道进出口的相关分析在高速公路工程的实际施工中，想要提高隧道进出口的运行安全性，则需要对这个区域的线性设计进行深入分析，才能真正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由于隧道进出口的这个区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有着运行环境过渡的特性，因此，将隧道进出口前后5秒车辆行驶范围的平纵面线性要素作为当前的研究参数，以对隧道进出口线性过渡技术指标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保障隧道进出口区域线性设计的可靠性、科学性.在实际进行隧道进出口的安全评价时，采用的方法是基于运行车速差的相关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在实地对高速公路隧道进出口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和试验后发现，车辆在进入隧道前通常会减速，在出隧道口时会加速，因此，在车辆进入隧道口时，车辆运行车速差在不高于每小时10千米的情况下，有着较高的安全性，如果车辆运行车速差在不高于每小时20千米和不低于10千米之间，则其安全水平属于中等，但如果车辆运行车速差在高于每小时200千米的情况下，则其安全水平比较差.同时，在车辆出隧道口时，车辆运行车速差在每小时不低于0千米的情况下，则其安全水平比较高，如果车辆运行车速差在低于每小时0千米，则其安全水平比较差.由此可见，在平面曲线曲率不断增大的情况下，纵坡也会相应增大，而车辆行驶过程的车速差变化也比较法，所以，车辆在进出隧道前后的5秒之间，要尽量保持相同的行驶车速差，才能提高车辆的运行安全性. 4横断面超高方面的安全评价 在高速公路的弯道上行驶时，如果车辆处于弯道的外侧，则会受到来自相同方向的离心力、汽车水平分力的共同作用，从而降低汽车行驶过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根据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情况来看，在圆曲线半径处于最小半径、不设超高最小半径之间时，必须通过抬高外侧车道的方式，使其和内侧车道结合成同坡的单坡横断面，才能真正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通常情况下，这种设置被称作是超高，在保证超高合理的基础上，车辆所受到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的离心力都可以被抵消，从而提高车辆行驶过程的舒适度、稳定性和安全性等.目前，超高横坡度的计算方法是：设定平面半径不变，采用路段运行速度和相关公式来计算，其中，涉及的参数有运行速度计算值、超高横坡坡度、平面曲率半径、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当前，一般圆曲线最小半径、超高横坡坡度、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和设计时速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圆曲线最小半径为1000米、超高横坡坡度0.06、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为0.05时，设计时速为120千米；一般圆曲线最小半径为700米、超高横坡坡度0.06、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为0.05时，设计时速为100千米；一般圆曲线最小半径为400米、超高横坡坡度0.07、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为0.06时，设计时速为80千米；一般圆曲线最小半径为400米、超高横坡坡度0.08、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为0.06时，设计时速为60千米；一般圆曲线最小半径为65米、超高横坡坡度0.06、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为0.05时，设计时速为30千米；一般圆曲线最小半径为30米、超高横坡坡度0.06、路面与轮胎之间的横向摩阻系数为0.05时，设计时速为20千米.根据相关研究证明，采用圆曲线的最小半径来进行车辆速度计算，可以有效保障车辆行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等，因此，尽量采用相关规定中数值，对于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有着重要影响. 5长大下坡方面的安全评价 根据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时长大下坡的规定可知，各级公路都必须对连续下坡、连续上坡路段的平均纵坡进行有效控制，才能保障车辆行驶的安全性.一般情况下，如果平均纵坡是3%，则连续下坡坡长必须超过7千米；如果如果平均纵坡是4%，则连续下坡坡长必须超过5千米；如果平均纵坡是5%，则连续下坡坡长必须超过4千米.在通过相关公式对长大下坡的超高、时速等进行计算后发现，如果下坡坡度比3%大，则需要增加超高，才能真正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结合高速公路工程的实际情况、天气等来进行长大下坡的安全评价，才能为高速公路工程的施工提供可靠参考依据.另外，在进行高速公路工程的施工时，需要注重绿色植物的作用、隧道洞口路面的处理等，并加强特殊路段的管理和监控，才能在有效掌握高速公路各路段情况的基础上，全面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 6.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高速公路事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提高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对高度公路工程道路交通安全评价的认识，是提高高度公路运行安全性的重要需求，对于减少高速公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根据高速公路工程的实际情况，全面落实上述几个方面的安全评价措施，切实做好高速公路工程线性安全评价工作，才能真正促进我国高速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各种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安全性、稳定性、舒适性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逻辑论文:深究法律逻辑学教育方式 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起诉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因此，既要讲普通逻辑的知识，又要讲一些辨证逻辑的知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告诉学生，形式推理重要，但仅有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形式推理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使用辨证推理。这样，学生分析案例发现逻辑知识并不能简单地应用时，就不容易产生“法律的正义是个变数”等消极看法。 法律离不开逻辑，法律的长足发展要求每一个法律人思考逻辑、应用逻辑，寻找法律的逻辑。法律逻辑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需要逻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法律发展的要求。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逻辑学概述论文 1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方案 通过笔者研究，在解决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上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1分清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 作为区分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的整体和个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以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1.1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显然普通逻辑学属于逻辑学中较抽象的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则属于抽象中的具体个例。 1.1.2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普通逻辑学属于理论逻辑范畴，更多的是进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法律逻辑学则更倾向于逻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应用的正是普通逻辑学中的理论结合法学理论。 1.1.3广泛和个体的关系在普通逻辑学中并不涉及固定的应用领域里的个性化问题；法律逻辑学则必须应用到法律领域内的各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所以在讲授法律逻辑学的过程中既要讲授普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又要讲授法学中对普通逻辑学的应用。在概念的讲述上既要讲述法律术语的主观规定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也要讲法律的稳定与灵活的统一，而判断的真假特征与判断的断定上更要明确法律条文的意义，同样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辩证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统一。 1.2解决法律逻辑学和法理学的关系 在这方面对于法理学、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要经过辩证判断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现照搬其成果的情况。法律逻辑学必须坚持在法律逻辑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形式。在进行法律辩证推理的讲解时不能完全不顾形式而只考虑内容，这都是一些普通综合性高校在法律逻辑学课堂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之，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脱离开来的两个孤立部分，而应该是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逻辑统一的方式实现法律逻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3重视“法律”在法律逻辑学中的特色 目前大部分法律逻辑学课程中所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问题，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逻辑学原理”，这在整个法律逻辑学中是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前的方法必须采用，但是仅采用目前的办法还远远不够。法律逻辑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应用逻辑学和特殊逻辑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还有法律逻辑规范中自身存在的逻辑问题。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采用法律实践的研究形式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明确法律逻辑学中法律的重要性。 1.4重视法律推理的地位 既然是法律逻辑学就应该凸显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为主要依据。根据逻辑学界的通用说法就是逻辑学就是推理学。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应该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推理。事实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实明确、而法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理对案件进行分析和侦查的过程，对案件的认定存在必然关系。在具体讲授过程中，特别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1.4.1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才能明确使用的适用范围。 1.4.2法律推理的种类通过对种类的详细描述，才能让学生了解在具体情况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推理。 1.4.3法律推理的要求对事实的可信性进行分析之后采用正当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须遵照的要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1.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1.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目前国内的学术氛围就是重理论而轻实际，这在学术探讨中无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学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去研究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空有一身理论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出于法律逻辑学的特点———经验性学科而得出的结论。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更胜于理论。 2法律逻辑学的应用（密室逃脱策划方案） 2.1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2.2活动目的 “普通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为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养学生准确判断、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养执法工作者的摇篮，执法工作者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素质，而且逻辑学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未来的执法工作者学习逻辑，更应该结合实际思考和体会。根据我院学生所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实践应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级本科大队开设“普通逻辑学”的实践活动，在学习理论知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2.3活动过程 2.3.1准备工作人员准备：活动参与人员从2012级本科大队7个开设普通逻辑学科目的班级中选出20名学员分两次参加此项活动。活动地点准备：新疆警察学院北校区1号教学楼二楼全部行政班级教室（202~208）。（注：活动当天需学生处领导配合安排各区队教室）活动器具准备：根据设计关卡，列出项目活动器具清单，上交至基础部综合教研室教师处审核，统一配备。(注：因活动设计需要向警体训练部借用手铐) 2.3.2正式活动部分参加人员先聚集在一号教学楼阶梯101教室统一进行对本次活动的全面介绍和规则的学习，再随机分组，由每组负责学生分别带到202-209教室统一开始第一关：心有灵“析”、心心相印。活动中，所有参与学生必须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实践，紧密配合，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人人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合作寻找线索，推理、联想、破解谜题获取最终密码，才能全部成功逃脱。随后由第一名逃脱的小组再进入终极关卡：越狱终极大Boss。最后评出逃脱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组为冠军进行奖励。此次活动，教师只是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密室关卡，不仅学生参与积极性很高而且还专门单设一间供邀请嘉宾闯关，让我部全体教师与学生同时参与活动，真实切身体会其中的奥秘。 2.4活动总结 通过这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无论是推出了成功经验还是发现了存在的不足，都会对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类实践教学活动可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3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法律逻辑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大胆革新必须坚持全面系统的讲解逻辑学原理，并结合法律学原理进行综合应用，保证学生在掌握原理的情况下能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本文中提到的密室逃脱策划方案就是在教学中的大胆革新，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对于法律逻辑学的理论理解，并能够真正运用法律推理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问题的阐述过程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作者：王君单位：新疆警察学院 法律逻辑论文:逻辑缺乏对古代法律文化 摘要：首先，分析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非逻辑特征；其次，探讨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对我国立法、司法以及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呼吁在法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重视逻辑的作用。 关键词：逻辑；法律文化；中西方法律文化 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 西方人习惯将法律称为“政治技术”、“治理城邦的原则”，认为法律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是有关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是理性的命令。这些都强调了法律的科学性，强调了理性和智慧是法律的本质。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显得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是没有感情的”。他认为，法律是最优秀的统治者。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比喻：法官理案就像医师查医书给病人开处方一样。这给西方的法学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历代法学家都强调法律的科学性，并以提高法律的科学性为己任，反对以情感因素扰乱法律的严格性。中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法律的情感因素，强调立法和司法都应当合乎“人情”。我们常常将“情、理、法”三字放在一起，并列使用，似乎是强调它们同等重要。诚然，这三者对于人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从法律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角度看，它们的排序应当是“理、法、情”，西方在处理三者关系时正是合乎这一次序。但是，中国人实际上是将“情”排在首位的。这在法律领域就表现为“情大于理，情大于法”。在立法方面，中国人特别强调合人情，顺人心。如，《文子.上义》上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晁错也说：古圣王治天下，“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类似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可谓累见不鲜。那么，何谓“人心”，“人情”呢？显然指的是大众的道德心理倾向和心理需求。 为什么中国立法传统中强调“情”的因素呢？这还要从中国法律传统的儒家化说起。中华帝国的法律不是法家的法律，而是儒家的法律。传统的中国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逐渐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到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而儒家的法律认为立法应当根据“情”而制定法律。对于儒家来说，由于法律包容了“情”，才使法律具有活力。按照儒家的观点，考虑刑事案件中的“情”，就使得法律与礼制紧密而恰当的结合起来，而礼制在中国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法律考虑“情”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真正合法合符合正义的程度。“情”影响中国法文化之深可从中国古代现实的立法中看出一斑。中国古代立法时经常通过改变刑罚的方式来考虑“情”。如，历代的刑法典，包括《宋刑统》都确立了对某些特定犯罪的处罚标准，但是这些处罚又可以根据“情”有所改变。强调立法要合乎情，这种影响根深蒂固，以至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制定大清刑律时，为了照顾当时的礼教派，不得不在新刑律中加入一些符合当时的大众道德心理倾向和心理需求的规定。如，在与“正当防卫”有关的规定中，加上了“卑幼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由此可见，“情”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之深，这种影响在今天仍然没有消失。现代的观点普遍认为，虽然立法不能不照顾到大众的心理倾向和一般的社会习俗，但是如果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心理需要，则必将有损于法律的科学性。在司法领域，中国古人更特别强调情感艺术，强调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中实现人情和大众道德。《盐铁论.刑德》篇说：“法者，缘人情而设，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里说的是司法的时候要充分的考察人情。荀子主张司法应“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也就是要求司法时不应当受僵化的法律条文所约束。《傅子.问政》也说司法要考虑人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者未之有也”。美国学者兰德彰通过考察《宋统赋》及其注疏的一些章节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定罪时会援用“情”。如《刑统赋疏》中有这样的论述：“古之制律，因字立法，缘情定罪，是以轻重得中”。“盖情有万殊，事有万变，法岂能尽情、人之事哉？执法之吏，知之虽不为难，而得之尤为难也。议刑之际，若能用故之法，续时之宜，量事之大小，推情之轻重，尽心而宜之，然后法无废而失矣，事无失则刑不滥矣”。这是《刑统赋疏》结尾的一段话，它概述了法官必须具有的思想态度和必须坚持的价值观念。下面的注疏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圣人制礼以分尊卑，制服以别亲疏，因服之亲疏以定刑之轻重，此立法之大意也。其有服轻而恩义深重，有胜于服者，苟犯于此，则罪不称情也。凡此类者，又舍服而论恩义焉。——由是观之，以服制亲疏定罪之轻重者，法之常；以恩义厚薄为罪之轻重者，法之变也”。 从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司法过程中，“情”是判决案件的关键。所以，每一个法官应当努力，彻底了解每一桩案件中所涉及的“情”，并知道什么时候援引合适的原则，以达到正义的目的。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非常重视“情”的作用，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的特色。其实，强调“情”的作用也并没有什么错。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情大于法”，往往为了照顾“情”而牺牲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不恰当的。这又涉及到下一个问题：情和“逻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情”在汉语里是一个多义词，它至少有四层含义：一是指情感，它是与逻辑相对的概念；二是道德意义上的情理；三是指情面，即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和人际关系；四是与法律相对应的事实，接近于“情节”一词。从以上与“情”有关的含义可以看出，情是与逻辑相对立的。逻辑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代名词，逻辑即理性，理性即逻辑。而理性与情感是对立的，情感是主体的一个主观感受，而逻辑是一种客观的分析方法，因此，从这一含义上说，逻辑与情感也是对立的。情感具有很大的变动性，难以客观评价，难以捉摸，因此强调在立法和司法中，重视“情”的作用，必将置法律于一种难以捉摸的境地。由于中国法律传统过分强调情感，因此可以说中国法律传统是排斥逻辑、排斥理性的，亦即，中国法律文化是非逻辑的。这种非逻辑特征表现在法律的每一方面。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法文化中，逻辑占有重要的地位，逻辑是分析法律的重要工具，它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完善和法典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西方的法文化也具有分析性的特点。由于分析的技术的缺乏，中国的法律哲学最终没有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开来，因此，法律文化没有独立的精神。 二、逻辑的缺乏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 第一，从立法方面看，逻辑的不发达不利于制定出严谨的法律。 律是中国封建法的基本形式，纵观历朝修律，直到唐朝，律都并无严格的体例和明确的内容、范畴，逻辑性不强。从史料考证来看，秦律内容庞杂，体例无序，律的稳定性难以保证。汉律分为“正律”和“非正律”，“正律”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增强，但是律制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只有被尊为中国古代法律典范的唐律，其体例才比较规范，内容详略得当，有了一定的逻辑性，但是与西方发达的立法科学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中国古代法律渊源十分庞杂，有：律、疏、令、科、比、例、敕、诰、格、式、典等等，法律的渊源和名称多种多样，这也说明了法律不统一，立法水平不高。我国古代立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水平不高的一种体现。只有逻辑上具有较高的分类水平，各部门法才能够进行严格的划分。有人说过，直到19世纪，中国的法学仍然停留在列举法的功能、用途以强调法的不可缺少的低水平上，立法仍然停留在将审判经验纪录，按照六部的职权范围分类编纂的水平上，仍然没有一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没有从具体的罪名之中抽象出一套通用的法律概念。如何才能从具体的法律实践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呢？我认为，只有依靠逻辑的力量。如果不能抽象出一般的法律概念体系，那就不能形成严格的法律体系。 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学家们就特别注意对法的概念、范畴的研究，意图建立一个内在一致的法律概念体系。这种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如古罗马时代就创造出了包括债、契约、所有权、侵权责任、委托、、过错、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监护权、亲权、抵押权等在内的一整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罗马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科学的概念体系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如此一套科学的法律概念体系，则肯定不会产生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罗马法。 第二，从司法方面看，逻辑的不发达会导致司法领域的随意性大，法律常常被弃置一边，更可能导致“人治”的结果。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典社会中，司法官判决案件往往是有法不用，而是先诉诸儒家学说中得相关论述或者社会的人情，这导致法律的随意性增大，此种例子不胜枚举。学者贺卫方认为，这种非逻辑化的倾向在司法领域中常常表现为外行知识的统治。这样外行知识的统治还派生出一个后果，就是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决定案件胜负的不是理由的充分与否，而是力量和实力的大小。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到京城告状，因为他们在地方很难获得正义的保证。这就促使我们反思：逻辑在司法领域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认为，逻辑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逻辑是实现法律正义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逻辑研究的是如何从真前提推导出真结论，亦即，逻辑探讨的是形式的保真性。如果你提供给我们正确的结论，那么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则，就能够推导出真结论。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如果法律的规定十分明确，案件事实也很清楚，那么就可以推导出判定结论。这种判定结论是客观的，不因为法官的不同而不同。这正是我们所长期追求的“相同的案件相同的结果”。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都共同遵守这一原则。如果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案件事实不清楚，这是当然不能进行如此简单的推理，但是逻辑在这时照样起作用，逻辑可以帮助你明确法律规定和确认法律事实。当然，逻辑不能满足实体正义的需要，但是它是形式正义的工具保证。由逻辑在司法领域中的这种作用，我们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没有逻辑真正是一种缺憾。 第三，逻辑对于法律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可以从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往往将法律看成是一种艺术，是如何恰当的抒发情感的艺术。有时甚至不承认法律的科学性特征，而片面强调法律的艺术性。法律长期被当成了实现社会和谐的艺术。作为中华法系法律的指导思想是“息争化讼，强调和谐”，法律为盛世不能废，但是也不为盛世所崇尚。法律成为社会和谐的调和剂，因此不能没有，也不能太明白。司法的过程更是一种艺术，是依靠这些并不明白的法律来定分止争，从而解决社会纷争。在这种法律太不完善的情况下，依靠逻辑确实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不得不诉诸人情等法律以外的因素。这大概也是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一种不得已之举吧！西方的法传统，自从分析法学产生以来，一直追求法律的科学性。因此才有边沁、奥斯汀等人的“应然的法”和“实然的法”的分离主张，才有凯尔逊的“纯粹法”理论。当然，西方的法律也并不是不讲“人情”，如西方有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强人所难”，这正说明了立法要考虑可行性和实践正义。真正的法律应当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一种统一。学者范忠信认为，法律首先是科学或主要是科学，其次才是艺术。或者，法本质上是科学，但在具体适用中需要一些艺术，艺术仅仅是对科学性的一种补充。 那么，如何使法律成为一门科学呢？回答只有一种：要重视逻辑的作用，除此别无他途。逻辑可以实现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可以消除法律体系中的矛盾；逻辑可以实现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和明确性；逻辑可以使司法过程更有理性和可预期性，消除法律的随意性而导致的不公正的结果。既然逻辑对法律有如此多的作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重视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呢？既然我们传统的法律思维方式中缺少逻辑这一环，那么在未来我们将补上这一课，应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学习西方先进法律经验 中国的法制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自此以下，一脉相承，至唐朝形成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从清朝末年以来，传统的中华法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近现代法律近取诸于日本，远的曾效法欧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律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英美法律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近代以来一直在学习国外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经验，最终终于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学习这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引进先进的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我们也走了不少的弯路。特别是有些学者感觉到，西方一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在引入中国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是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预想不到的变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比较法学家奥托.科恩.弗龙德对此作了回答：“法律制度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深深地扎根于一个国家的生活之中，因而或多或少地易从一个法律制度移植于另一个制度中。然而，在这个范围的另一端是，如果法律扎根太深，移植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是一个整体，法律文化仅仅是某一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能将它从整体中割裂开来、孤立开来。因此，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时候，应当充分了解国外法律思想发展的源与流，了解国外法律实施的具体人文环境。 我国传统的法文化中缺少逻辑这一板块，我们应当重视逻辑在法律思想的发展、立法和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依法治国”的理想落到实处，摆脱立法的不严谨局面和司法的主观随意性状态。 法律逻辑论文:形式逻辑和法律历史渊源 一、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民主的同时牺牲了法律 希腊的政治体制捍卫了民主。在民主的雅典，人数众多的公民大会象征着雅典的民主，也保障着雅典的民主。原则上年满20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但证据显示，公民大会开会时，柏尼克斯的大会堂经常座无虚席。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余次，每次会议都讨论一些关系城邦的诸如国防与法律等的重要事宜。每个公民都可以针对当时讨论的议题到讲坛上发言，这使得雅典公民的参政热情大为高涨。而今尽管不所有的人都把希腊政治体制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但雅典的民主制度依然令人向往。但任何一个体制在彰显特色的同时，也会缺失另一些东西。希腊的民主恰恰是以牺牲法律为代价的。在民主的雅典，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陪审法院的审判。但只要男子年满20周岁一个条件就可以去做陪审员甚或法官，他们中很多公民不认字，更别说受过什么法律方面的培训。而他们听完原告与被告双方的控诉与申诉后投票决定判决结果时却是威严的法官。由于判决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的，故诉讼者需要感染性极强的语言，甚至是哀求和哭诉或是壮烈和令人同情的泪水。除此之外，赢得诉讼的一方更要有激情的辩论和雄辩的演说。因此，希腊的法律没能与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最终被淹没在造就它的政治体制中。以至一位现代研究者很不客气地写道：“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却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就这个词的罗马和现代意义而言）。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他们没有写出富有学理的论著。他们产生了建筑师、哲学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却没有职业的法官或法学家。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主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地不相容。他们将巨资耗费于寺庙（如奥林匹克的寺庙），而不是像罗马人那样，用在法院建筑上面。” 二、智者学派——古希腊的法学家直接导致了形式逻辑的产生 智者学派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sts，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开始衰弱。有学者认为译为智者不足以分清是非或不足以还原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所以主张译为“诡辩学派”。这个学派留下的文献甚是匮乏，但仅有的资料显示：他们的理论和行为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而且直接导致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出现。 （一）智者学派的产生背景 从历史背景看，智者学派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有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这个学派的全盛时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期。在此之前，希腊哲学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爱奥尼亚，另一个是爱菲苏，它们都是希腊殖民地。到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逐渐移入希腊大陆本部，并以雅典为中心。当时各城邦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到过雅典或定居雅典。这时雅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不断发展、进步，实际上成了整个希腊世界的中枢。随着社会制度的演变，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实践的需要，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提出了不少新鲜的问题。自然科学方面如此，社会科学方面如此，人类的认识能力方面也是如此。这许多新问题已不能用传统的学说加以解释，传统的理论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矛盾似乎是越来越尖锐了。智者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发表己见，试图加以解决的许多学派之一。其次，当时雅典在政治上已发展到民主政治的全盛时代。公民们为了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必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包括论辩术、修辞术、雄辩术、讲演术等，以便恰当地抒发己见、驳斥论敌或在法庭中赢得诉讼。智者学派就是应这种新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是擅长论辩、讲演和修辞的。他们公开招收学徒，收取学费，并教以“本领”。 （二）智者学派的理论和行为 公元前5世纪左右，智者学派的活动常见于希腊各个城邦。他们以收取学费的方式来教授雄辩术和政治、法律思想等知识。从普罗泰格拉提出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后，古希腊关注的重点从神和天转向了人，重新审视了道德、法律和人类社会，以至于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到今天还是令人敬仰。智者学派的活动是当时陪审法院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智者学派帮诉讼者撰写的辩护词，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了解古希腊法律思想的遗迹。但是，出色的辩护词毕竟不是“推理缜密的判决”或“富有学理的论著”，智者们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事实上，他们是一种民主审判制度的产物。他们在法庭上发言，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里的演说、论辩并无不同。滔滔雄辩，目的都是要打动乃至征服对面众多的听众。对面的听众，也就是陪审员，与现代法庭上的陪审员有很大不同。因为他们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自己所谓的正义感，多数情况下是有失偏颇的一己之言来决断。还有，因为陪审员人数可以多大六千人，一方支持者众多，则多数陪审员会以人民的名义都倒向一端。法庭审判就是这样进行的。古希腊逻辑史上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名鼎鼎的智者学派首领普罗塔哥拉招收了一个名叫欧许勒斯的徒弟，准备教他学会诉讼。二人相约：在授课前先缴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则待欧许勒斯第一次出庭胜诉后才缴。如第一诉讼失败，则免交。不久，欧许勒斯学业告成，但他迟迟不去从事诉讼事业。普罗塔哥拉无奈，向法庭起诉，他的打算是：“如果欧许勒斯胜诉，便应按合约规定交学费；如他败诉，则应按法庭判决交学费。因此，无论如何他必须交学费。”欧许勒斯也有他的打算：“如果我胜诉，则按法庭判决不用交学费；如败诉，则按合约规定亦不用交学费。因此无论如何，我都不用交学费。”这即是著名的“半费之讼”。“半费之讼”是典型的二难推理，它表明了智者学派是如何在法庭辩论的过程中提升了逻辑技巧。在论辩中，固然高超的逻辑技巧，如归缪法、二难推理等是克敌制胜的得力手段，而对某些论辩形势的正确运用与滥用二者的对立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导致种种规范、约束辩论本身的普遍认识，其结果也必然导致在论辩中自我规约的论辩术，即导向规范推论本身的形式逻辑。智者学派的各种学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对于教育和论辩技巧的需要，同根据哲学原则对各种理论进行的广泛批判结合在一起，而形成论辩术及有关方法。虽然其末流成为纵横驰说、强词夺理的诡辩，把论辩引向邪路，但是，智者学派为使“柔弱的议论变为坚强”，而讲究语言修辞的技巧，注重论辩中内在的、形式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注重于把论辩术运用于辩论以及争辩的诡辩，这对形式逻辑的产生却有直接的推动。可见，对于论辩术的探讨当是启动古希腊形式逻辑产生的另一重要杠杆。在这一意义上，古希腊的智者学派虽然未能创立形式逻辑，但实际上却已经提出了创立形式逻辑的任务。 三、小结 希腊的政治体制确实很好地保卫了民主，但是牺牲了法律。希腊法的悲剧——古希腊没有制定出法典，没有报导推理缜密的判决，没有写出富有法理的论著——发生了，在没有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赢得诉讼，只有靠高超的论辩技巧。高超的论辩技巧，必然导致形式逻辑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希腊法的悲剧，才使得智者学派钻研辩论技巧，导致了形式逻辑的产生。法律和逻辑在古希腊就这样历史的联系在一起了。 法律逻辑论文:逻辑学在法律运用 一、逻辑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逻辑学教学现代化的召唤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逻辑学教材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以现代逻辑内容为主、并保留传统逻辑精华的逻辑教材相继出版。这些优秀教材，内容颇为丰富，体系各有特色。这些教材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逻辑学教学现代化和与国外逻辑学教学接轨的进程。然而，这些教材，主要是作为哲学学科基础课的教材，教学对象主要是面对哲学专业的学生。而且，在内容上，比较注重逻辑理论的阐述，内容比较抽象。 日前，高等院校文科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或公共选修课——“逻辑学”(国内称为“普通逻辑”，国外称为“大学逻辑”)课程，主要是为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打好方法论基础，为学生日常生活的正确思维和社会交际提供逻辑方法。我们的教学计划学时只有36学时左右，因此，如果在公共课或选修课中使用哲学专业课的教材，教师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其中的部分内容，势必影响课程体系的完整性。该课程由于抽象程度高，其中包括符号化的形式推演，往往使学生感到难学、费解，教师感到难教。 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讲，在逻辑学教学中使用人工符号来表示命题和推理形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讨论命题形式和推论形式时，如果不从自然语言逐渐向形式语言过渡，上来就给出形式语言，就讨论形式语言的语法和语义，或上来就构造规范、严谨的自然推理系统甚至是公理系统(这种方法虽然也是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一般方法)，实践证明，这是非哲学专业大学一年级本科生难于接受的，甚至会造成这样的印象：逻辑学研究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无多大关系的符号和符号的推演，逻辑学在现实中是无用的。总之，使用理论性非常强的逻辑学教材，教师不好教，学生不好学，教学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必须编写出符合非哲学专业特点的、以应用为主的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逻辑学教材。2007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逻辑学基础教程》，就是一部采取案例教学法编写的教材，这是我们在逻辑学教材改革方面所做的尝试和探索。这种尝试和探索，已经在“逻辑学”教学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我国高校非哲学专业“逻辑学”的教学观念、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推进了“逻辑学”的教学改革。 二、在逻辑学教材和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的理由 我们在逻辑学教材和教学中，采取案例教学的理由如下： 1教学对象。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大学一年级非哲学专业学生的公共课和通选课，或数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课。 2教学目标。我们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为学生学习其他课程提供必要的逻辑学基础知识，为学生识别、分析、重构和评价日常语言中的论证提供理论和方法。 3教学内容。和任何科学一样，逻辑学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对国内外逻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给予引进、吸收最新成果，只要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尽量囊括在教学内容中。 4教学方法。逻辑学理论与人们的日常思维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教师注重收集生活中的示例(笔者称为逻辑学课程案例)讲授逻辑学课程。这种方法，被国外非形式逻辑学者称为“基于实例的方法”(example-basedmetllod)。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的案例，教师通过分类、筛选、加工，形成逻辑学教学的案例库，以供教学时参考。 5教学定位。该课程的教学定位做到理论联系示例，符号化的形式推演与生活或社会实际案例相结合，极大地克服了以往学生认为难学、费解，教师难教的状况。 6教材的编写原则。根据该课程的教学对象及课程定位，在教材的编写原则上，我们确立了“三个为主”的原则，即“以现代逻辑、案例教学和逻辑应用为主”，把逻辑学的教学和应用紧密挂钩，把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 三、《逻辑学基础教程》的结构和特点 在结构上，我们这部教材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在这部教材中，我们可以看到，“案例”和“案例分析”具有突出的地位：“基本知识”和“知识拓展”是通过“案例”和“案例分析”而展开的；而“逻辑趣话”则是留给学生分析的“案例”：“习题”和“参考答案”则是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案例”和“案例分析”。因此，我们的这部教材，在教学方法设计方面，是围绕案例教学法展开的。 与其他逻辑学教材相比，我们的这部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以现代逻辑为主。在教学内容方面，我们提倡“以现代逻辑为主”。众所周知，传统逻辑的知识无疑是有用的，但是，传统逻辑的知识在日常思维中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而现代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必然阶段，现代逻辑对概念、命题、推理和论证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方面讲，传统逻辑根本无法相比。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给学生讲授传统逻辑的知识，而是要以现代逻辑的精神来整合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内容，反映逻辑学对概念、命题和推理条分缕析的逻辑分析精神，这是我们在逻辑学教学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至于怎么贯彻这个方针，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措施。特别在引入多少现代逻辑知识，怎么引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使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有机融合，并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自然延伸到现代逻辑，并且尽可能使到两者的有机衔接起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还吸收了“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论辩学派”关于论证和论辩的最新成果。从宏观方面来识别、分析、重构和评价论证与论辩。 2以案例教学为主。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我们强调了“以案例教学为主”。这种教学方法，由于其生动活泼的讲授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真正做到学生好学、老师好教，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 逻辑学、特别是现代逻辑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远离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以数学方法和形式化方法研究人类日常活动，例如，谈话、演讲和论辩后面的思维规律、特别是推理的规律，固然有其抽象性的一面。然而，逻辑规律既然来源于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它就必须能够回到日常思维中去指导人们的思维实际，否则，逻辑规律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我们的教材，采用大量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实际中鲜活的案例，希望把似乎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的逻辑原理和方法讲得新鲜活泼，生动有趣。 3以逻辑应用为主。在逻辑理论和逻辑理论的应用方面，我们强调了“以逻辑应用为主”。“以案例教学为主”是教学方法，这个方法要达到的目的，则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真正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如果我们的学生在长期的思维实践中，通过反复应用逻辑知识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可以使逻辑知识转化为逻辑思维能力，并且最终内化化为较高的逻辑思维素质。而逻辑思维素质，在人的各种素质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以案例教学为主”，改变教学方法，实行逻辑学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在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逻辑学的生命力在于逻辑学的应用，在于能够提供分析和评价人们日常论证的原理和方法。在人们的思维实践中，论证是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因此。我们在教材中增加了“语境和预设”、“合作原则和准则”等涉及日常语言的语用推理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吸收了非形式逻辑和语用论辩学派的研究成果，把对自然语言表达的论证纳入我们的教学体系，从而大大丰富了逻辑学关于论证的内容，从语用层面丰富了关于论证的知识，在大学逻辑课的教学中实现了逻辑理论和逻辑应用的有机结合。 四、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初步成果 《逻辑学基础教程》采用了大量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实际中鲜活的案例，把似乎抽象程度高、枯燥难懂的逻辑原理和方法讲得生动生动活泼，趣味盎然。而且，在课堂教学中，用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可以时学生深刻体会到逻辑学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些妙趣横生的案例，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气氛热烈活泼。课后，学生能主动应用逻辑原理去分析和解决日常思维中的种种逻辑问题，真正做到了切实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性思维能力的目的。 我们这部教材，只是在案例教学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我们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这种方法编写具有自己专业特色的逻辑学教材。我们下一步将采取如下措施，进一步推进逻辑学的案例教学： 1建立案例库。案例教学法要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符合逻辑学科要求的“案例库”。教师要不辞辛苦，从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互联网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收集大量的案例，而不是关在书斋中闭门造车，然后到课堂上讲那些生造的例子。逻辑学要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生活，怎么面对?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人们实际生活中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时，在读书、看报、听广播和看电视时，搜集人们使用的概念、命题、推理、论证中的例证作为原始案例，回来后经过反复加工整理，精心设计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 2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加到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中来。由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与中国逻辑学会组织发起的“找逻辑与语言病句”活动，其实是进行案例教学的一个好主意，而有的学校的老师，例如，上海师范大学的曹予生教授，则主张把这种一次性的活动常规化。这些活动，已经提出了案例教学法的思想，只不过还仅仅停留在寻找反面案例的范围内。 我们认为，以布置作业的方式让学生搜集、整理、分析正面和反面的案例，对培养国民(尤其是大学生)的逻辑意识，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素养，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锻炼了学生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们的运用逻辑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正是逻辑学的教学目的。因此，这项工作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搜集案例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案例要为专业教学培养方案服务，应根据不同的专业应用不同的案例。 3要围绕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有计划地实施案例教学法。案例的选择，往往带有专业特色。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教学的一种方法，而方法是要为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服务的，因此，使用案例教学法，一定要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的培养方案出发，使逻辑学尽可能地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等学科的内容结合起来，增强“案例教学法”的计划性，目的性。 4要与其他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应用，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和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它在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任何方法，如果运用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例如，案例教学法在知识体系讲解上可能不是特别系统。所以，怎么运用案例教学法，运用到什么程度，教师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其他的教学方法也有重要的作用，如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讲授方面，讲授法等方法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教学方法具有连贯性，条理清楚，讲解连续。所以，在逻辑学的教学中，各种教学方法也要取长补短。我们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使它们互相结合，各取所长，服务于我们的教学任务。 法律逻辑论文:我国传统法律思想组成以及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经过秦及汉初的发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经过"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得以确立,形成了以懦学为主,儒法合流的"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新儒学法律思想.这种法律思想具有很明显的伦理特色,情理法是其内在逻辑.情理法的冲突与整合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奠基-法家思想的成熟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法家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法家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者,国之权衡者也"①、"法之所加,各以其分"势、"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③,即法是民众的行动规则、是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法令、是确定等级名分的制度、是关于赏罚的规定.法家认为法应该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客观性和公平性、等级性的规范.法律的功效应该是"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命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④法家"法治"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法律,"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此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心的法律秘密状态:二是厉行法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心也就是说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照法律论刑定罪:三是轻罪重刑,"fi示刑,重其轻者,轻者一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构-儒家思想的注入在百家争鸣时期,孺、法处于并立地位.着一来格格不入的注重德行教化的儒学.与严刑苛法的法家在西汉时期却出现了儒、法合流,礼入于法的趋势,并对后世两千年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孺、法实现合流并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形式,即董仲舒的"新孺学"思想.这种"新儒学"是以濡家学说为主,儒、法结合的产物,并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殷商西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因素.其核心理论就是建立在天命神权、大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等学说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想.儒、法合流对后世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而就是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以礼入法使得礼教的伦理纲常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和强制力,同时,法律也反过来维护着礼教的存在和权威.二者相互结合,共同维护和强化着传统宗法礼制的社会制度.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情理法儒、法合流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法律的儒家化,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理念是古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法观念.情,即亲情、人情;理,即天理.法,即国法.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代表一种可变的人的因素,可作亲情、人情.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的法律思想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儒家思想以亲亲、尊尊作为其维护宗法秩序的工具,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中国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亲情伦理性.理即天理,而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所理解的"天理"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法即国法,是人所制定的严格的行为规范,它不同于情和理,是具体的、稳定的.在古代封建社会,国法即"王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心、"法政独制于君而不从臣出"气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这样突出的伦理色彩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情、理、法,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我们常说情理法兼顾和合情合理合法,这样的法才是我们认为的好的法律,三者缺其一,都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情理法的三位一体,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有着亘古未变的排列顺序-情、理、法,这种排位顺序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在长达少L千年的法律发展史上,情与理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情与理位于第一位阶,法位于第二位阶.当法与情理发生冲突时,要舍法而取情理,是谓"法不外乎人情"或"人情大于法". 形成这种内在的逻辑是由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德主刑辅思想的理论核心相一致的,这一核心理论要求法律在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合情合理合法",三者排列顺序亘古不变.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内在的逻辑性,情、理、法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贯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情、理、法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直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情、理、法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对我们产生既积极又消极的影响. 法律逻辑论文:功利主义视角下法律价值的认知逻辑 摘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以功利主义为视角重新检讨法律价值（公平与秩序）这一法理学基本命题，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x。公平要素基于正当性证明命题、共同体的正义命题、功利主义原理而展开，秩序要素依赖法律实证主义基本命题来表达。公平与秩序通过自然法层面的“分”与“合”揭示了法律价值的内在意蕴。秩序要素所涵摄的法律实用性问题在功利主义的指引下演化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利益法学的引入则实现了法律价值与功利主义的对接，从而拓展了法律价值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法律价值；功利主义；公平；秩序 自上世纪末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法治日渐凝聚为全社会基本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在规则之治层面的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此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体系”这一全新命题，不仅愈发丰富了法治的内容，更开示出一种鲜明的立场，即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将重点聚焦在全面推进和深入践行法治，使得表征良善之治的法治理念及法治原则，全方位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的运作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法治作为一种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其正当性已不证自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良善的法律，探讨何谓良善的法律必然牵涉到法律价值问题。因此，在大力提倡法治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和检讨古往今来的知识人对法律价值这一法理学基本问题的追问与玄思就显得尤为必要。法律价值作为价值判断在法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在现有研究中通常基于道义论的先验主义视角和唯理主义认识论来进行论述。这导致法律价值常常止于诸多教条式的形而上学命题，不免显得空洞或相互矛盾。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与道义论相对立的哲学流派，为法律价值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迥异于道义论的视角和方法：一方面，从经验主义出发，功利主义使法律价值理论更具现实关怀，更契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为法律价值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判断标准。 法律价值具有何种耦合因素（名目、子项），历来存在诸多争论。1这主要是源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法律文化不同，导致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认知有别。但考虑到法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律价值作为与法治密不可分的话题，势必呈现出一般或普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研究法律价值的经典文本，《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便将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个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考察，这三个要素集合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法律价值的一般认识。人们希望法律能够确保社会秩序，同时希望法律能够促进公平；而公权力在维护良好秩序、增进民众福祉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不合理不合法地限制个人行为和言论自由的可能。因此，人们期待法律能够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内，进而使得任何逾越法律界线的行为都归于无效。一般而言，公平、自由、秩序三要素是西方学界对法律价值基本观念的主流看法，它们构成了法律价值研究的最小公分母，同时也可视作是人们认知法律价值的逻辑展开。由于学术界对自由要素的探讨较为繁多且深入，因此本文着重考察公平与秩序这两个要素。 一、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公平 （一）公平是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 公平一词是一个不断嬗变的概念，其基本语义包括正义、公正等，在有些哲学家的著述中，就直接用正义、公正来表征公平，或者直接将公平等同于正义抑或公正。探讨公平何以能成为法律价值的伦理基础，需要明确公平因素关系到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关系到公民是否服从共同体的问题，因而是一个先验命题。正如自然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所展示出的，它将伦理道德视作法律的根基所在，并凭借道德来检视法律的正当性；法律实证主义虽然不断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这一命题，但“开放社会”和“自由批评”的理念明确伦理之于法律具有先在性或基础性。因此，哈特认为，法律的出现与成长是以一定的道德背景及道德动机为基点的，可以说，如果脱离了特定的道德支配，法律也就无从产生。1英国学者鲍桑葵更是直接指出了法律价值与正义的因果关系，认为法律附有某种公认的并值得人们去维护的价值，对这些价值的违背被视作有损公共利益的罪恶行为。法律涉及对正义的维护，区分出正当行为与错误行为，并要求人们以此去理解及评价它。法律的一个主要理想即在于承认正义。2因此，将公平作为探求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察，并以此作为法律正当性依据，有其现实意义。 （二）伦理基础之一：共同体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中专门讨论公正的问题，亦即探讨正义的问题。他指出公正是指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的品质”，因此该种公正属于个人伦理范畴。 亚氏还考察了公正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公正是守法和平等，相对地，不公正即是不守法和不平等。3展开来讲就是，首先，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而守法的公正是德性的一个侧面表现，守法就是公正；4其次，合法的行为之所以公正，是因为经过立法者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都是公正的；再次，法律能够促进共同体以及个体的进步与幸福，而这些“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成成分的行为”5就是公正；最后，法律“要求我们实行所有德性，禁止我们实行任何恶。为使人们养成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而建立的法规也就是使人们养成总体的德性的规则”。6这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与美勒托进行的辩论也从一个侧面明确法律能够使青年人“学好”；而“好”的含义，恰恰就是信奉国家的诸神，遵循神谕，并促进城邦共同体的幸福。1因此，公正的理念以促进他人利益为首要法则，做到公正即意味着行整体的善，即时刻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利益为首要目标。 在亚里士多德所给定的知识架构中，公正属于个人伦理的范畴，存在总体公正与具体公正两分；总体公正以共同体这一整体为基础，其构成成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依靠德性维系；2具体公正是公正在各构成成分上的体现，具有多种形式，但与总体公正之间是总体与个别的关系，意味着个体与共同体是单纯的天然服从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亚氏明确总体的德性基本上就是法律要求的行为，亦即从逻辑上契合了他在《政治学》中所开示出的法治定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模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3概括起来也就是包含“良法之治”和“普遍服从”两重意义。“普遍服从”讲的是法律至上权威性的问题，在近现代的表达就是法律主治。由于法律体现德性的要求，因此，立法者必须是具备德性的人物，惟有如此才能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且守法的公正就是德性，所以“普遍服从”的依据不单是法律的强制力，还因为法律背后的德性教化，意指法律的目的在于促进共同体的幸福。另外，亚氏还谈到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回报的公正等三种具体的公正形式。在私人交易的矫正正义中，法官或法律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是公正的人，只是考虑行为所招致的伤害和不公正，而法官致力于平复行为给双方之间产生的不平等。4由于矫正的公正既要符合不多不少、各得其所，又要讲究得失有道，实质上是蕴含着意思自治的理念，实质上是现代民法“填平”原则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公正与行为主体的品质是否公正（身份法）无关，而是与该实行行为是否公正（契约法）有关，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身份法与契约法的分离倾向。 （三）伦理基础之二：功利主义原理 公平原理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在西方伦理学视阈中，公正这一概念逐渐从对个体道德的评价向对社会制度的评价转移。欧洲法律传统（如罗马法和衡平法）普遍认为，正义构成了一切合法统治的基础。正义在此种意义上是国家法律，特别是制定法的检验标准。5但这些法律传统都更多关注正义的形式，至于正义的实质内涵，则随着社会的演变而不同。也有观点指出，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中，正义主要是被用作评价人的行为。但到了近现代，正义的概念基本成为一种用以评价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并被当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因此，人们对公正的认识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随着价值立足于对共同体的整体判断演变为立足于对个体情况的判断，亦即价值的主观化趋势，化解自利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利害冲突、使人人都能从制度中受益成为道德伦理的主要调整目的。7因此，法律价值中的公平因素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强调共同体整体公正的德性伦理演变为重视规则或制度伦理。也就是说，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正在逐步转变成以功利主义为基础。 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边沁用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阐述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基础。功利主义原理（或曰“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承认主宰人类两大因素（快乐和痛苦）的地位，将其视为凭借理性与法律来构建幸福世界的制度基石，并宣称用经验主义的立场来排斥逻辑推论和雄辩术在伦理科学当中的作用。1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的叙事同样充满着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边沁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观截然不同，带有一定的契约论色彩。不同于国家主义者，他反对抽象的共同体利益，认为在共同体“确有意义时”，是指“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2而共同体的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因此明确快乐主义不再是主观性的道德学说，而把视野拓展到与参与各主体相关的全体利益，从而提升了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祛除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德性服从关系，并为共同体奠定民主制基础。而符合功利原理的政府措施背后都应当具有符合功利原理的法规和命令，亦即提出了政府行为合法性与功利主义相契合的问题。3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业已展现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的理论雏形，使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转变为个体对共同体的正当性判断问题。边沁宣称，功利主义语境下的判断标准适用于私人的每项行动和政府的每项措施，而这一标准的适用前提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正如格老秀斯所认为的那样，国家之于国家的自然法即是国际法的源头，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则是进一步发展并体现了“私权神圣”的理念，将自然法的观念与国际法的发展相契合。尽管边沁并没有明确提出功利原理是政府措施的指导思想，因此很难说边沁笔下的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是英国法的全部，也没有足够的依据说政府的所有措施都必须符合功利原理的要求，但就应然状态而言，功利原理的出台，以及功利法规和功利命令的提出，使法律价值当中的公正因素近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变。边沁的功利原理标志着法律价值的公正因素进一步明确了个体的独立地位，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与幸福，标志着利益划分原则在道德和法律领域的崛起。 二、由“分”到“合”的自然法嬗变 由于公正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随后才是注入法律的价值，因此单纯看待边沁的功利原理，似乎还不能够完全理解法律价值体系与仁慈和爱的联系。很显然，将法律价值与仁慈和爱等“超法律”价值联系在一起，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强势，也有法律自身的要求，即道德法律化的趋势。但道德法律化与以公正为基础的法律实践所不同的是，公正只是一种价值理念，而法律化的道德业已成为一种法律规范。这样运作导致的后果，事实上有利有弊。好处是法律能够起到敦化风俗的作用，依据古典自由主义的释读，这实际上起到了维系共同体德性的作用。坏处是道德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正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以及“法律对不仁无可奈何”，道德一旦与法律发生规范联系，即意味着上述法谚失效，道德以法律为界限被化约为可以施加强制和不能施加强制两种，也就失去了某些性质。因此，将道德融入法律程序当中所能起到的效用，尚且比不上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效用大，而这恰恰是经验主义的技艺所营造的法律效果。4 但法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只是一种法律运作的技术，这种融实践与本体价值于一身的技艺，背后实际上彰显着西方社会从公共（血缘、地域）到个人的消解过程。这从法律与爱的关系中也可见一斑。从普遍层面来说，西方社会法律与爱的联系，与“政教合一”的追求密不可分。这又往往导致西方法律价值在公正面前变得不可逾越，演变为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古典政治哲学认为法律作为共和国德性的体现，是法律与公民宗教融合的表现；而在基督教后的西方社会，即使法律不对人的内心施加强制，但宗教的教化作用使道德法则变成了爱的双重告诫，即爱上帝，爱世人；为此卢梭疾呼破除教会统治的共同体需要公民宗教复归，从而使得个体以政治共同体或宗教共同体为依归。正因此，西方法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对特定情况下一般主体“见死不救”设立入罪标准，对“可否根据一个非义务性不作为提起诉讼”作出了肯定的说明，成为了能否因为爱而赋予其法律强制力的说明。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强调共同体对于个人的优越性，正是因为社会原子化的命题不可避免地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嬗变中上演。1 这种社会原子化的命题，有学者曾用带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分”来形容，但是又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因素。现代社会法律（“人在法”）的伦理基础，是人域秩序，是一个“互助协合和利益冲突的同构体”，2而现在普遍适用的实在法是“以恶制恶”的身份法和契约法的总和。在社会的演变趋势是从共同体演变为集合体的背景下，主体的区分意味着秩序的产生；于是符合这种情况的正义第一层级是分构的正义，第二层级是分配正义，即各得其所，第三层级是交易正义，即信守契约，这些都是“分的正义”。因此“人在法”的本意是把人类社会区分清楚，于是契约法把“分”作为定纷止争的手段，“分”就是“合意、妥协、和谐、同构”，而身份法把“分”作为层级差序的基础，即男女、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3身份法背后带有高度的政治化，以“某种理想化的善或强势价值观意识形态化，并以善来修饰所有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此即中国传统的“礼”的理念。4即便是以“善”为核心理念的伦理法，也因“在”的特化进化而不断收缩着范域，即使是血缘这样的“亲其所亲”的对象也都被突破，最终身份为契约所笼罩，人们“或只亲非对象的自己，或只善自己”。5简言之，就是只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人类的德性或者道德观念都被弱化和消解；而从社会来说，整体的社会秩序被瓦解，并立足于个体进行新的秩序重构。这种新的秩序重构，正是西方“再造社会”运动的滥觞，有学者称其为“合”，也就是在人们放弃原质性的善的时候，“将善的领域由血缘扩大到地域，及至人域”。6 这种从个体重新演变为集体的“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正重新证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类比哈特的说法，具体的契约权威是第一性规则，同时对双方课以权利义务。普遍的公正伦理是验证契约权威是否正当的第二性规则，这是“善”的具体化和体系化，也是中西方关于公正以及正当性证明的契合。同时，构建人际秩序的正义成为首要目的，取之有道、用之有理的摄取正义成为主导，与之同行的还有生态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正义、同构和守恒的正义、互养互助和循环的正义，以求达到天人和谐的目的。7尽管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法文化在正义观念上的宣示，但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它已经超越了西方单纯的再造社会模型。这些模型更多的是对当前西方社会结构构成因素的再组合，比如有学者列举出的“伙伴关系”、“契约关系”、“权力关系”、“冲突关系”等，然后法律在不同社会关系中起到不同作用。8这些描述多半未能突破当前西方社会的多元构成，也与中国传统主张“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社会的演变与法律的价值、公正的关键连结点就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法律规则本身成为自己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人类本性所要求的，与为整个社会谋求普遍利益的实用性观点越来越一致了”9，而这正是边沁功利主义因成员“谋求最大幸福”而共同体得以“谋求最大幸福”理念的根本归宿。 三、法律价值的内涵开示：秩序 （一）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中，寻求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治理规则至关重要。所谓的治理规则，或称之为秩序，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规则秩序的实效性，旨在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因而需要为规则秩序的效力提供理论支持，法律实证主义正是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规则之全部或基础的思想流派。法律实证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抑或社会事实。1因此，法律实证主义以社会事实和社会结构（也就是广义上的秩序）作为前提，探讨法律价值与秩序因素的内在关联，首先要回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 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认定为制度事实，由此推导出谱系命题、因袭命题和分离命题这三个命题。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谱系命题，它认为法律效力最终是某种社会事实的功能，这种社会事实使法律成为一种“制度事实”，因而能够统一法律权威的事实与规范。2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而且可以为人所认识，因此这种认识是一种经验式认识。因袭命题凸显了法律的因袭特质，认为社会事实凭靠某种社会惯例而取得权威性，也恰恰是这些社会事实将效力赋与法律，因此判断法律的正当性不能根据先验形式，而是依据社会习惯，因此法律源自社本身。分离命题主张在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相分离，这与自然主义的重叠命题相对应。分离命题经常被认为与谱系命题有着必然联系，因之判断法律作为社会事实的事例并不涉及道德评价，因此法律并不一定需要符合道德要求，亦即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出于偶然。 （三）“主权者命令”：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嬗变 强调社会秩序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关系，事实上是认为规则即法律，因为法律是由主权机构制定的，这种“主权者命令”说被看作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经典延伸。柏拉图笔下的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也好，“权利”也罢，都是掌有国家权力的人为其所认为与目标相符的行为方式所起的名称。因此法律也不外是为了促进掌权者的利益才制定出来的。3这种思路与理性主义的盛行产生了相互作用，如16世纪法国思想家博丹就提出绝对的主权主义原则，认为规则之所以成为法律，是因为它本身是职权意愿的产物，因此法典化的法律是主权者或主权机关所颁布的通告或法令，而习惯法只有在得到主权者或主权机关的认可之后才能获得法律效力。4 在经验主义盛行的英国，霍布斯也重申了主权者命令的说法，认为主权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平，而这正是利维坦得以建立的根本动力。因为在社会结构被彻底摧垮的极端情况下，任何社会秩序最终所凭靠的稳定根基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即对死于暴力的恐惧，它构成了人类生活中最为强大的力量。5但是，从经验主义立场来完备主权者命令说的，则是后来的边沁和奥斯丁。边沁一方面承认习惯法的效力，另一方面主张立法机关要尽量使法律法典化，减少法官僭越立法权的机会，从而获取一种系统的法律体系。奥斯丁则发展了这样的思想。奥斯丁在“主权者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律命令说”，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优缺点不是一回事，法律的存在与否和法律是否符合某个假定标准也不是一回事。任何一部法律，无论我们是不是喜欢它，抑或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用来认可和确定法律的标准，但只要它确实地存在着便就是法律，这是一个事实，6因此提出法律的存在与效力取决于社会事实而非法律价值。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各个领域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语言方面的发展和应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法律文本属于一种特殊体裁，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保持条理清晰以及结构严谨，只有充分了解其中的逻辑连接，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作用。本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简要介绍了衔接中的连接词，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差异方面的内容，以期能够为促进我国法律文本翻译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法律文本 翻译 逻辑连接 前言 如今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这与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如今无论在经济发展中，或是在教育方面，Z言的学习和应用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法律文本是一中特殊的工具性语言，并且其具有多种特点，如准确性、复杂性以及严肃性等，此种情况下也使得法律英语的翻译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应针对该方面的中西翻译逻辑连接作出深入分析，只有充分明确此方面内容，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翻译工作。我国在此方面不断加大资金、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支持，且小有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小的上升空间。 一、衔接中的连接词 衔接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在60年代初，Halliday提出该概念，并对其进行划分，一种是语法衔接，而另外一种是词汇衔接；2. 70年代中，Halliday与Hasan继续该方面的研究，并将原本的划分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划分，于是出现了指称、替代以及省略等；3. 80年代中，Hasan再次将衔接进行重新的划分，主要有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两种。 连接词的类型和样式能够直接反映出语篇中连接关系的多样性，在使用连接词时，若使用频率过高，则表示相关人员对此类词语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在对此方面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完成对类型的研究，同时也要对其所展现的样式方面进行研究。如表示添加关系的连接词样式在英文中有多个，and、or、also等，在中文方面，其可以翻译为和、或者以及还有；表示转折意思的时候，英文中会使用but、however等，在中文中则表示但是、然而等意思。不难发现，其实转折性连接具有多个，但在法律文本翻译中却很少能够发挥作用。 二、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差异 1.语言差异。世界上的国家数量众多，且各个国家均有自己的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在对传统英汉语法进行对比分析时可以发现：中文重意合，在文章中并不会大量使用连接词，而英文重形合，大多数文章中均会应用到大量的连接词，以达到构架全文的作用。相关研究人员表明，这也是导致语言差异过大的原因之一。鉴于各种语言自身即拥有不同之处，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也就无法很好的做到统一，如在进行英译汉时，很多翻译人员为了能够使翻译文本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只能够将原文中的显性衔接方式生搬硬套到译文方面，并将衔接方式隐含在译文中，如此一来不仅不会改变原本的意思，也不会导致缺少衔接词的情况出现。 2.约定俗成的体裁特点。在进行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哪种语篇、体裁均会有其固有的特点，这也是翻译人员开展工作的依据，具体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连接词分布情况。这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文本的结构，并且不同的语步所适用的语言环境不同，所产生的作用也有所差异，很多语步中也会将假设关系连接词应用其中，而导致此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多为小节之间的相互独立，此种情况下，各个小节之间所需要讲述的内容不会出现混合。正是此种结构特点使得整个翻译文本中在进行表达条件关系、假设连接词的使用中才会更加自然。另外，体裁在整个翻译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应用此种模式时，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视觉疲劳，多元化的表达形式才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增加兴趣，译文应比原文更加具有丰富性，尤其在连接词的使用样式、频率方面。 3.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影响该方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翻译文本中虽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双语起草”方面也会有共同处，所谓“双语起草”，其主要指的是翻译人员将其加入到文本的起草和修订过程中，并且在此过程中能够完成实时沟通工作，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决策人之一。此种方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能够促进翻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且使其在翻译后能够保持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差异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整个翻译工作的质量，因此今后翻译人员应针对该方面作出更多了解，以便于能够更好的开展此方面工作。 三、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关于法律文本及其翻译中的逻辑连接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文本的翻译质量，也与世界语言的发展、交流方面息息相关。如今人们对各个方面的要求均越来越高，现实生活中需要依靠法律力量来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然而我国法律文本方面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导致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出入。文本逻辑在应用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语言差异或是社会文化背景等，若要充分将此方面问题了解透彻，还需要相关机构和人员继续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法律逻辑论文:军校法律教学中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初探 摘要：聚焦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转型，强化学员在实战化训练中的思维能力，提高学员在涉法涉诉实务中的认知能力与实操能力，军校法律教学中对学员逻辑思维培养与锻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将逻辑分析能力与法务实践能力相结合无疑是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具有实际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逻辑思维；法律逻辑 逻辑学教育在西方高校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我国学界在70年代末 “逻辑现代化”口号的倡导下逐渐把逻辑学教育重新纳入高校课程中。在目前军队院校向任职教育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更多的关注实战化训练要求，在总结日常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法律教学中增加逻辑学专题有其必要性。 首先，近30年来，随着逻辑学科学术和教学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对逻辑学教育的认知正处于不断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但飞速膨胀的社会财富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浮躁情绪，使得身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改革的社会大众在面对诸如阶级固化、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等等关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公共争论面前，让逻辑非理性情绪的社会风气占据了思想上风。使得不讲逻辑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很明显的给学员的思维方式带去了不利影响。 其次，部分军校没有将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基础课纳入教学体系，这和逻辑学当前在军校教育中的学科地位有关。但把逻辑学作为通识教育，来辅助或弥补军校专业化教育和职业化教育的不足却非常必要。因为，逻辑学的教学目标从认知转化的角度讲，是为了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对多领域专业技能和知识做出思维衔接，人格健全，行为得体的人，并使之通过主动地思维训练发展自身心智，拓宽认知视野，从而提高处理实际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再次，就目前军校法律教学效果反馈来讲，学员在课堂案例分析、命题讨论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大部分失误和漏洞都与逻辑混乱直接相关，常常表现为：对案例的通篇感知能力差，重点信息捕捉不全，语言表达含混不清，内心法律价值体系相互矛盾，对法律现象客观事实的认知采取双重标准等等。加上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词条搜索的便捷和随意获取的零散观点催生了大众的惰性，使得大众的逻辑能力普遍下降。而学员对从网络获取的信息又缺乏筛选与甄别，入学前也较少甚至尚未经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碎片化知R与信息的分析和整合能力偏弱，使得逻辑思辨能力更是直线下降，直接影响着法律教学的效果和解决涉法问题的实践能力转化。 面对军校学员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逻辑问题，作者认为，在部分没有把逻辑学作为基础通识课的部队院校，在法律教学中安排相应的法律逻辑专题，用逻辑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法学领域的问题，能够提高军校法律教学的应用价值。因为法律逻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能够通过两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完成学科价值优化和教学的实效性。把法律逻辑学专题引入法学教育的课堂，能够让逻辑学知识成为工具与基础，法学知识作为目标与载体，有助于学员在分析涉法问题和处理涉法事件时做到灵活自如、井然有序。 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军校教育向任职教育转型这个大背景来看，任职教育学员培训时间相对较短，比起生长干部学员四年的学习时间，为任职教育培训单独开设课时较长的逻辑学课程时间比较局促，学员短时间接受起来也比较吃力，容易导致学习热情不高，影响教学效果。在部队教育培训贴近实战化的要求下，从学员需要的更多的是可以直接完成能力转化或者易于能力转化的知识。所以淡化学科边界，将逻辑学内容分散进其他课程，实现与其他主干课程相辅相成的手段性作用是目前比较现实的教学设计。 第二，从以往教学反馈得到的经验和学员需求的角度来看，逻辑学的内涵与外延非常广，而学员在任职教育培训期间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训练更多涉及到的是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而在法律教学中需要的更多的，首先是形式逻辑对法律的描述与解释，能够帮助学员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法律法规本身和法律现象表征。其次是实质逻辑的辩证推理功能，能够帮助学员在发生实际涉法问题时综合分析现实状况，权衡利弊，作出正确的选择来解决和处理核心问题，达成自身诉求，让法律彰显出真正的实用价值，从而使学员获得课本教学外能力素质的发展。 第三，从军校法律教学效用的角度来看，开设法律课程本身，就并不单纯是对学员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法律运行规则、法律框架体系的讲解与传授，更多的是让学员具备在实战化训练和社会生活中，面对道德、法律、情理相交织的涉法涉诉问题的时候，有着更加沉着冷静的态度，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更加全面周到的解决途径。而法律逻辑能够在更深层次培养起学员的逻辑思辨力，使学员在与人沟通，是非判断，价值取舍的过程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毕竟，一个缺乏逻辑的人很难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把法律逻辑专题设计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提高学员对法律逻辑思维作用的认识与认同，承认逻辑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法律逻辑是具备实际效用的工具性思维。其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将法律逻辑融入案情介绍、案例分析、案件讨论等各个环节，力求让学员培养起把逻辑思辨的方法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去。第三，以锻炼学员法律思维为主旨，同时帮助学员提升表达能力，加强批判性思维，避免人云亦云。另外，利用对法律逻辑的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寻求思维的自我突破。最后，鼓励学生通过进一步学习逻辑学的相关知识，获得在其他学科学习中新的思维体验和感受。 法律与法治是由理性构筑的逻辑体系，在军校法律教学中设计法律逻辑专题的意义在于培养学员的法律思维能力，进而期望学员能够将法律知识和逻辑思辨力更好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法律逻辑论文:浅析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及性质 摘 要:法律逻辑是一门学科,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 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 法律逻辑可归属于应用逻辑之列。法律逻辑的研究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 关键词:法律逻辑；应用逻辑 一、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的逻辑界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就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其理论基础就是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所阐述的原理。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原理在法的理论、法的规范和法的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是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在法律规范或法律活动中的应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学科,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作为一门学科, 法律逻辑是应该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 而作为一门逻辑学的分支学科, 它的研究又应是与一般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相关联的。法律思维就是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运用的思维, 法律思维的形式, 则是指法律概念、法律命题与法律推理。 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把概念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对象, 法律逻辑也要研究概念, 法律逻辑中研究的是法律概念, 即立法、司法与守法思维中的概念。一般地说, 法律概念与普通概念既有一致性也有特殊性, 以大量的法律概念为素材, 以普通逻辑的一般概念理论为工具研究法律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同一性及差异性, 揭示法律概念的特殊逻辑性质与作用, 从而为法律概念的制定、规范、解释提供一般的逻辑原则, 这是法律逻辑中关于法律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法律命题也是法律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 以一般逻辑中的命题理论为墓础研究法律命题的特殊的逻辑性质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特殊作用,给予法律命题以科学的分类, 这应该是法律命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般而言, 法律工作是由立法、司法两大环节组成。一个立法过程就是对构成法律的每一个概念、命题进行严密分析的过程。关于法律概念与命题的研究,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用于立法中的思维。至于司法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实施, 而法律的实施主要是围绕诉讼活动的司法侦查与司法审判工作, 它主要表现为对法律命题的逻辑推导以及寻找因果的各种逻辑方法。因此,与司法思维相对应的法律逻辑还要研究法律推理及各种法律实践中的逻辑方法。法律推理则是从已有的法律命题或法律知识推出新的法律命题的过程。一般地说, 法律推理与一般逻辑的推理是有区别的。一般推理理论以演绎推理为主, 特别强调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性推理, 比较轻视“ 可能性的” 、或然的推理而法律逻辑既重视必然性推理, 也重视“可能性的”、或然的推理。比如, 法律推理中的回溯推理是很有用的、法律逻辑很重视的推理, 但这一推理的形成在一般逻辑理论中是予以排斥的。 二、关于法律逻辑的性质 法律逻辑是属于逻辑学还是法律科学，是应用逻辑还是法律中的逻辑的应用？一方面,作为一门介于法律与逻辑之间的边缘学科, 法律逻辑既有法律的内容亦有逻辑学内容, 它是一门法律与逻辑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另一方面，由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是法律中的逻辑问题―法律思维形式与法律思维的逻辑方法, 因此, 它的重点是逻辑而非法律, 所以, 它实质是一门应用逻辑新学科―将逻辑原理应用于法律领域而形成的学科。那么，作为法律逻辑的应用工具与基础的“纯逻辑”是普通逻辑还是现代数理逻辑或者辩证逻辑呢？普通逻辑、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均可以运用于法律领域。因此, 在目前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允许将辩证逻辑普通逻辑、数理逻辑等运用于法律的各种尝试。当然, 由于逻辑学的发展趋势是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 由于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定量化与形式化。因此, 我们关于法律逻辑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用现代逻辑为工具来研究法律中的逻辑问题, 形成关于法律逻辑的逻辑演算系统。法律逻辑作为一门应用逻辑，它的研究应该是有层次的, 这个层次是由“应用逻辑”与“逻辑的应用”的区别而决定的“逻辑的应用”强调的是“应用”，而“应用逻辑”的主体是“逻辑”，因此，只要是将逻辑原理不管是系统的还是零散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应用于某一学科，便可谓之“ 逻辑的应用”但应用逻辑则不同，除了要求将逻辑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还要求这种应用是系统的、具有逻辑科学性质。所以，“逻辑的应用”是“应用逻辑”的初级阶段，“应用逻辑”则是“逻辑的应用”的最终目标。从这一区分出发，法律逻辑的研究也包括两个层次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与系统化的法律逻辑。前者是低层次的只要是将逻辑知识应用于法律，均可谓之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后者则是高层次的在低层次应用的基础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形成系统的严格的“关于法律的逻辑”。 法律逻辑论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摘 要：农地产权的结构是当前创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土地公有制系统中农地产权结构主要集中了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问题，因此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能够通过相关联系在我国农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法规上表现出一定的物权关系。所以想要促使农业土地承包关心稳定发展，需要打破2元化土地结构的相关问题，而进行农业用地的转换知识，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并且能够起到相应的物权转移效果。但是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在施行时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关键词：农业经营体系；农地产权结构；法律逻辑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建设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能够有效的解决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相关问题。在新兴农业经营体系下完善农地产权机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农村土地的资源配置，促使农业产权的合法化与规范化，创建健全的法律监督系统，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中出现的问题 1.1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所有权不够明确 农村土地除了国家所有权外，其他都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并由这一组织进行相应的经营及管理。在实际的发展运营过程中，通常是由农村村委会进行统一的规划及管理，按照人口进行土地的分配，但是这一组织通常会忽略农民自身的经济来源，从而导致土地产权及所有权不够明确[1]。 1.2 农村田地的分化趋于细碎化 随着经济建设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制约了现代化新型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使得农业用田逐渐呈现分散化。因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形势较为单一，所以农村无法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综合化的管理，从而导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靠天吃饭”的问题。 1.3 农村土地逐渐呈现荒废化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行了城镇化的建设，深化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改革，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的呈现工业化与城镇化。但是根据相关资料表明，现如今，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挥仍然没有变化，人口呈现老龄化，缺乏劳动力，土地呈现荒废化。随着国家劳动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因而导致了农村生产投入力度降低。 2 新型农村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权益 新型的农业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管理制度的原则受到了农业用地产权制度的制约，同时也是农地使用权及所有权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用地财产与财产管理体系问题，这也是农业用地管理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了土地产权的的规定与管理，以及关于农村用地相关经济法规所属权的问题。采用合理的图例产权管理制度能够科学的分配农村土地资源，这样既能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分配原则，也能促使农村土地所有权趋于合理化。严格的规范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能够有效的调整农地产权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完善农地的承包管理权以及住宅基地的使用权，才能进一步的促进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 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可以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可以进一步的健全农村经营及管理制度，明确农村用地的产权关系，达到保护农民的目的。提升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率，不仅能确保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化应用，还能深化农业产业化改革。 3 新型农村经营体制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 3.1 明确农地产权制度 农村用地产权指的就是农村土地的占有权、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处理权，属于农民财产的主要权利。在贯彻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同时，应确保农民具有土地处理权以及使用权，从而达到减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问题的目的，加快农村土地流动要素的重组，明确农村用地主体。 3.2 健全农村用地的法律法规 尽管我国制定了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制约问。在征用农地时需要确保土地市场能够正常运行，健全新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相关问题应及时予以解决，不能阻止农民进行土地交易，不能减弱农民合法权益。 4 结 论 当前我国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存在着相关的问题，因此需要了解产权结构，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确保土地等农业经济发展要素能够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市场中资源分配的合理化，健全相关法律规定，促使农村相关土地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需要创建完善的监督管理系统，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的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法律逻辑论文: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属于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它被排除在“法治国”的基本精神之外而成为法治的“真空地带”。此后，该制度场域受到国家逻辑、法院逻辑、社会逻辑、大学逻辑以及学生个体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互动的深刻影响而不断演进。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整体上还属于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公立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还存在诸多现实障碍。需要通过国家监督（包括立法规制、政府监督与司法审查等）、社会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形成多重制度逻辑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推动公立高校法治秩序之建构，并最终促使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隶属”走向“平权”，从“高校权力本位”走向“学生权利本位”，从“制度文本”走向“权利实践”。 关键词：公立高校；学生；法律关系；制度性场域；多重制度逻辑 一、变革中的制度性场域：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是观察公立高校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窗口，它深刻地影响着公立高校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状况。“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学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观念的影响，学校对学生的各种管理行为被视为一种内部管理行为，学生对此不得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观点，就其实质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翻版。”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一直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 特别权力关系是一种相对于“一般权力关系”而言的行政法律关系。它是指，“人基于特别原因，即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自主同意，服从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特别支配权这样一种关系。”该理论最初由德国法学家拉班德（Paul Laband）提出，此后，奥托・迈耶（OttoMayer）对其加以发展完善。二战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德国的演进日益受到宪政理论与现代法治观念的冲击。197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宣布取消监狱管理方面的“特别权力关系”规则，提出了“重要性理论”。而特别权力关系在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也逐渐受到法治理念的规约并不断修正。无论是德国的基础关系与经营关系理论、重要性理论以及日本的在学契约关系理论，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382号和684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其共同的特征都是在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中引入学生权利的制约因素，允许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台湾地区吴庚大法官指出，“特别权力关系，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之理论，行政法素来发达之法国，即不存在此种概念。”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特别权力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不应该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法学垃圾完全抛弃。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对特别权力关系的修正类似，我国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以来，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即“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别权力关系在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获得了突破。”通过对我国公立高校学生管理领域立法、司法以及大学校规变迁的考察和域外理论的检视，学界总体上认为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符合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基本表征。从“隶属”走向“平权”，从“高等学校权力为本”走向“学生权利为本”是其演进的总体趋势。然而，学界关于何种因素与机制影响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缺乏深度的研究，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法学、行政法学界迫切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 对此问题的回应，传统的研究观点往往认为，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受到国家主义的主导，体现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这种研究观点反映了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重要特征，认识到国家对大学的“放权”以及公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国家授予”特征。然而，这种研究忽视了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中行动者互动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中国高等教育场域变革的现实图景缺乏“中层机制”的深层次透视与考量，对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与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关系缺乏关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认为：“第一，制度变迁涉及多重制度逻辑，必须从这些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第二，制度逻辑诱发了具体的可观察的微观行为。第三，需要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才能对制度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不同群体和个人带着各自的利益参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各自领域的制度逻辑而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时间性也制约了随后演变的轨迹和途径。”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本质上属于处于变革之中的制度性场域。场域作为不同行动者之间博弈互动的空间，受到多重逻辑、规则与惯习的深刻支配。公立高校、政府、法院、立法机构、民间社会以及学生个体等行动者之间基于各自不同的制度逻辑展开复杂的交锋与互动，进而形塑了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格局。 二、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受到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教育立法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司法判决等外部力量的驱动下，公立高校的学生管理开始逐步纳入法治的轨道。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开始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大学背景下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然而，对我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这一制度场域的观察并不能简单地依据某些政策文件的表述变化，而应该依据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状况进行判断。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迁是国家逻辑、法院逻辑、大学逻辑、民间社会逻辑、学生个体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复杂互动的结果。通过对不同制度逻辑运行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某种制度逻辑的转换与变革往往受制于其他制度逻辑的影响。制度、行动者与环境的互动过程，演绎了中国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变迁的现实图景。 ㈠从行政主导走向法律监督：国家的逻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立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逐步从行政主导向法律监督转变，这深刻地影响着公立高校学生管理中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立高校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业处分权和完全自由裁量的纪律处分权。部门规章对学校在学业处分权方面的裁量权有了较为明确的限制，但学生对于学籍管理处分措施仍然没有权利救济手段。”国家对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调整总体上还表现为行政主导的特征，这无疑与该时期公立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行政法体系的重建，公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与学生权利的法律保护等问题开始凸显。“随着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般法律关系的出现，尤其是1989年具有‘民告官’意义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以来，在高校、行政机关内部等特定领域的权力关系以其排除法律保留、拒绝司法救济等特征开始显现其‘特别性’，即高校的特别权力关系开始重新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国家逻辑从行政主导向法律监督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法院逻辑、民间社会逻辑等制度逻辑长期互动的产物。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内外在面向的逻辑结构 [摘 要] 哈特认为基于法律外在面向的理解不能完全解释法律的有效性，内在面向是作为社会规则的法律的核心特征。笔者据此提出并分析了法律内外在面向的逻辑模式，以期说明法律在指导人的行为时，必须依赖受实践者对于法律的内在认知。 [关键词] 法律；内在面向；外在面向；逻辑结构 “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无疑是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核心的概念之一。哈特之所以提出了该对概念，旨在说明三点：“‘被强制的’（being obliged）与‘负义务的’（have an obligation）如何区别；一项有效的法律规则与对于官员行为的预测有何区别；一个社会团体遵守一项规则意味着什么，这与声称该团体之成员习惯性地做某些事有何不同和相似处”。 一、哈特集中论述使用“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的三处整理 （一）社会规则和习惯之区分 哈特认为社会规则和习惯之间虽然有如此相似之点，但是两者之间仍有三个显著的差异。“（习惯）这种行为一般的群体性趋向性，或甚至是行为的同一性，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规则的存在。”“对偏离（规则）的行为批判是被视为正当的，或是被证立的；当有偏离之虞的行为出现，从而发生要求遵从标准的情形，亦是如此。”而关键的第三点区别即为规则的内在面向（the internal aspect of rules）。 （二）对预测理论的驳斥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五章中区分了“被强制的（being obliged）”和“有义务的（have an obligation）”的区别以说明抢匪的命令和法律的要求的不同。哈特认为最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压力：“人们对规则背后之社会压力的重要性或严重性的坚持，是这些规则是否产生义务的主要因素。”此处从而引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法律的预测理论。预测理论是通过违规行为所招致之惩罚或敌视之反应发生的可能性来定义“义务”，哈特认为预测理论的拥护者忽略了法律规则的内在面向。 （三）对法律效力的来源――承认规则的论述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内部陈述乃是，直接使用公认的承认规则而做出的陈述，并且有别于之处‘该规则被大家所接受’这个事实的外部陈述，那么围绕法律‘效力’这个概念的许多困惑便可迎刃而解。” 二、内外在面向的逻辑理解 笔者认为，在哈特主要论述内外在面向或者运用其所表述的内外在面向作为主要工具论述其他相关事物的三处，均可用一种逻辑的思路来理解哈特的观点。 笔者认为，哈特的内在面向即为逻辑上的必然性，而外在面向则为逻辑上的非必然性。此种观点可以用公式表达（公式I），即： 内在面向①A+B+C+D+……+G=Ω 外在面向②A+B+C+D+……=Ω “A、B、C、D”等我们可以视为法律规则所规定的行为模式要素，“=”可以视为法律规则将特定行为涵摄至自身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客观，而是由产生此涵摄判断的特定人的主观思维判断。而“Ω”则是法律后果。 持内在观点的人会认为，一定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则必然会产生某种特定的后果，因为其对法律规则本身是承认并且知晓法律规则所涵摄的所有行为模式要素；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会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或者习惯，一定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某种后果，但是这种推断充其量是一种极高的盖然性。 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我们对故意和杀人的判断足够清楚，那么很显然，持内在观点的人能够明确根据此条判断“故意杀人”应当受到惩罚；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只能大概地认定以故意方式剥夺了他人生命的人会受到处罚。或许此处这两者的区别还不甚明显，但以下的分析将彻底区别二者。当警察因为公务需要而执行枪决时，内在观点持有者会认为这不是一种犯罪，也不应当受到刑法二百三十二条中规定的处罚，而外在观点持有人则依然会简单地认为执行枪决的警察符合“故意杀人”的模式，因而该警察应当像往常和其他故意杀人的行为人一样，受到某种处罚。 归根结底，内在观点是对规则系统的承认和接受，而外在观点则是对现象的归纳推理。在上述例子中，持内在观点的人懂得公务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所以警察执行枪决虽然满足了刑法二百三十二条的所有要件，但其行为却不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持外在观点对于这种法律规则的适用只是模糊的现象归纳：前99个或者999个或者更多的人因为“故意杀人”的行为而受到了处罚，那么在此次的“故意杀人”事件中，这个警察也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持内在观点的人能够穷尽知晓导致法律结果的行为模式因素；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只能从盖然性的角度归纳出某结果常见的行为模式因素，但如果在某次特定的结果中出现了一些不常见的行为模式因素，那么这种归纳推理就会存在问题。 根据以上论述，内外在面向也可以表示为一下公式（公式II）， 内在面向①A+B+C+D=Ω 外在面向②A+B+C+D≈Ω 其中，“≈”是一种盖然性的推论，因为持外在观点的人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已经穷尽了“Ω”出现的所有因素。 三、逻辑模式的检验 笔者为哈特的内外在面向总结的逻辑模式能否适用，还需要通过《法律的概念》中的内外在面向相关论述的检验。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述，哈特关于内外在面向的论述或者集中适用该观点的论述主要有三处。下面笔者将对逻辑模式进行一一对应地检验。 （一）规则和习惯区分 “当某个习惯在社会群体中是普遍的，这个普遍性（generality）只是一个关于群体大多数人可观察之行为的事实。为了使这样的习惯存在，群体的任何成员并不需要以任何的方式想到普遍的行为，或者即使知道所涉及的行为是普遍的；他们仍旧不太需要努力去教导它，或意图去维持它。只要每一个人自身以及他人事实上也在做的方式，来行为举止就足够了。如果社会规则要存在的话，至少某些人必须将该行为，视为整个群体所必须遵从的普遍标准。社会规则除了外在面向之外，上有‘内在’面向，而外在面向是与社会习惯所共享，并且外在面向表现于观察者所能够记录之规律统一的行为”。社会群体大多数人可观察之行为的事实作为习惯具有一种普遍性，那么这在逻辑公式II中就表达为“≈”――高度的盖然性；而社会规则的存在则体现为有人将规则视为一种必须遵守的普遍标准，这在逻辑公式中体现为“=”――普遍的确信。 （二）驳斥预测理论 “一种看法（预测理论）将义务陈述视为对违规行为之敌对反应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或评估；而另一种看法，也就是我们的看法，认为虽然义务陈述预设了违规行为一般而言会遭到敌对反应这个背景，但是其电影的用法并不是去预测这一点，而是去说某个人的情况落在此种规则的规定底下。”“（规则的）观察者满足于记录可观察之行为的规律性，以及进一步地，伴随违规行为而来之敌对反应、谴责或惩罚的规律性。在一段时间后，外在的观察者就可能在观察到之规律性的基础上，将违规行为与敌对反应关联起来，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作出预测，并且评估违规行为遭遇敌对反应或惩罚的机会。”“然而，如果观察者真的严守这个极端的外在观点，并且对接受规则之群体成员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规律行为，没有提出任何的说明，他就没有办法从规则的角度，也不能从建立在规则上的‘义务’及‘责任’的角度来描述他们的生活。”这说明，外在面向将特定行为和敌对、谴责或惩罚的联系是不具有必然性的，持外在观点的人只能知道ABCD等生活常见的情况会导致某种结果Ω，但其无法逆向推导，即说某种结果的出现是因为有ABCD的因素，因为很有可能还没有出现过的E也会导致Ω的出现。而通过内在面向的规则我们可以确定产生Ω的全部行为模式因素。（公式I） （三）法律效力 “内部陈述（internal statement）表明的是一种内部的观点（an internal point or view），并且乃是由那些接收承认规则，而不多加说明便加以使用与确认法体系内有效规则的人所使用。外部陈述（external statement）是一个法体系的外部观察者自然而然会使用的语言，这位观察者自己并不接受该规则，而仅仅说出他人接受该规则的事实。”“只有在内在观点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解释义务人对于义务的服从，他既不是将义务等同于被强迫，也不是将义务视为对于不利后果出现的预测，更非某种神秘的心理压迫感，义务只不过是规则提供的行为标准之一。”“‘有效力的’这个词最长被用在内部陈述中，把未被说出但被大家所接收的承认规则运用于法体系中的特定规则上。”笔者所总结的逻辑模式在外部观察者自己是否“接受”该规则上并没有判断。 在此，笔者认为此中文版本（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的翻译在此处翻译有欠妥当。哈特原文中此处对于external statement的描述是“The second form of expression we shall call an external statement because it is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an external observer of the system who， without himself accepting its rule of recognition，states the fact that others accept it.”译者将此处的“accepting its rule”直译为“接受该规则”我觉得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根据笔者对哈特外在观点的理解，外在观察者并没有能力认识到“规则”的存在，更无从谈及接受该规则。所以我认为此处的“accepting its rule”翻译为认知或识别该规则更为妥当。 如果外部观察者能够很好的将惩罚或敌视结果Ω与某些特定的行为ABCD等用≈联系起来，那么如果该观察者想要在这个环境中较好地生存，其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尽量避开一些可能导致不利结果Ω的ABCD等行为。上述的“遵守规则”只是行为人认为自身行为在这个环境中比较妥当，行为人并没有认识到“有效力的规则”，所以该逻辑公式完全符合哈特的论述。 四、结语 笔者提出了哈特内外在面向的一种逻辑模式，并通过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验证了该逻辑模式。“单纯关注行为”与“借助规则理解行为的分野，就是哈特得以区别“外在观点”或“内在观点”这对范畴的前提条件。”所以，只有公式I和公式II的①逻辑模式才能称为一个社会的规则，一个有效力的，明确的社会规则，也就是是哈特的“内在面向”概念功能所在。 法律逻辑论文:论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摘 要】作为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案例教学法获得了越来越多法学教育工作者的认可，而在做案例教学的同时，由于法律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借助逻辑的严密性，故法律逻辑学的应用也不容忽视。本文从其具体应用、作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三个方面浅析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问题。 【关键词】法律逻辑；法律案例教学；应用 当法学教育被列入规范教育的行列时，与其他专业一样法律专业也进入了批量化生产的行列。作为一项实用性学科，法律逻辑的方法、技艺、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一走出校门就可能直接面临法律的操作问题，如果在学校我们没有学会察觉一些低级的逻辑错误的能力，就很难在短时间里适应社会的需要，陷入“怀才不遇”、空有一肚子理论的尴尬境地。 一、 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具体应用 （一）法律逻辑简析 分析其应用，应先了解法律逻辑是什么的问题。从理论来讲，法律逻辑学既是逻辑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又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以一个例子来说，审判是有原告和被告两个立场，原告和被告都各有主张，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其实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事情是某一方绝对正确或某一方绝对错误。但是法官却必须假装可以使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然而数学上的证明不是“对” 就是“错”，一定要从这两个答案中找出一个。但法学和数学这看似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却可以通过逻辑联系起来。所以说，法律逻辑是一门主要研究法律思维形式及其逻辑方法的科学，它加强了学生的法律思维逻辑性及司法实践中的公平性，在法学教育及应用中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 （二） 法律逻辑的具体应用（从法律判断、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三个方面简析） 1、法律判断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法律案例教学法，指在法学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采用列举案例、讲评案例、讨论案例旁听案例、实习案例等方式，完成教学过程的教学方法。其案例中案件事实形成包括两个互相交错的方面:一是对事实进行实体法律意义的判断;二是对事实之真假进行认定。 2、 法律推理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如上所述，法律推理被有些法学家是为法律逻辑或法律方法论的核心，说明了法律推理的重要性和学生应掌握其运用的必要性。不论是必然推理的简单命题推理、复合命题推理还是或然推理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溯因推理，其都可以看为一组命题序列，可以从一个或一组命题推导出另一个命题。 在案例教学中，可以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以命题的形式展示给大家，对同学们逻辑思维的培养十分有效。 理性是司法必备的品性，然而理性又是我国司法中稀缺的资源。法律推理实质上是在一定原则提导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使我国司法更加理性的品质，价值判断与利益权衡使得法律推理不再是一种机械性操作，而是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实践理性的作用，才有可能防止司法专横。在案例教学中给学生教与这些逻辑技能为以后应用型甚至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奠基。 3、法律论证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 在法律逻辑中法律论证应用时应让学生要弄清法律论证是什么，首先必须弄清“推理”、“推论”和“论证”的关系。除此之外，法律论证是法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论证有三个主体（论证参与者），即控方、辩方和审方。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为例，在刑事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分别是公诉人（控方）、被告人（辩方）和法官（审方）；在民事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分别是原告（控方）、被告（辩方）和法官（审方）；在行政诉讼中，三个论证主体是原告（控方）、被告（辩方，即国家机关）和法官（审方），这些知识的穿插对当前案例教学中学生的理解有重要帮助。 二、在法律案例教学中应用法律逻辑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一）增强学生逻辑思维方式及法律方法应用，为未来奠基。 将法律逻辑应用于平常的教学中，在课堂上教与学生正确严谨的逻辑思维，不论以后学生从事任何行业都会有帮助。美国学者鲁格罗.亚狄瑟曾经说过：“所有的法律人都必须了解基本的演绎推理概念，特别是直言三段论和假言三段论法。他们也必须了解归纳概括与归纳类比这两个面向。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这是法律专业人士所必须掌握的逻辑基础知识。” 不论学生最后是成为检察官、律师、警察，甚至是作为当事人，法律逻辑的理解与掌握都会让自己更胜一筹，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表达观点以及识别谬误、驳斥诡辩,也有助于所学其他部门法的运用，培养训练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 （二）更助于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案例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法律逻辑的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基础的法律知识，是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技能。在处理和判断有关问题时，能够活学活用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在案例教学法中应用法律逻辑，学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通过教学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且使学生了解了法条指定的初衷，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 三、 法律逻辑在法律案例教学法中的应用应注意的问题 （一）告诉学生法律逻辑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知道法律逻辑，你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要立法，应该怎样立法，立法的背后包含哪些东西，同样的，在适用法律、解释法律时，也会毫无头绪，如古代的糊涂官一样。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掌握法律逻辑的同时不忽视法律逻辑本身的重要性，认识到掌握逻辑与修辞能力对法律职业的重要性，促使其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能。 （二）帮同学们辨别易混点。 例如法律逻辑中的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推理是一个链接在一起的推论序列，在这个推论链中，一个推论的结论充当下一个推论的前提；论证是一个推理序列，包含了一系列推理，且一个推理的结论也许充当了下一个推理的前提。一个论证可以包含有很多推理，而一个推理又可以包括许多推论；推论存在于推理之中，推理存在于论证中。当然，并不是所有推理都存在于论证之中，推理还有解释中的推理和论证中的推理之分，等等。 法律逻辑论文:法律变革的逻辑 摘 要：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文章通过对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在立法与司法中功能的揭示和对霍姆斯两个命题的解读，得出五个命题：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 关键词：教义法学；社科法学；社会经验；演绎逻辑；探效逻辑 法律制度是规范社会关系的工具。法律的生命来自社会经验，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变革必将导致法律的产生和变革。法学是对某一民族某一时代法律现象的认知，民族性和时代性必然反映在某一个具体法学门派之中。自然法学着眼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现实中的法律持审视态度。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新教革命引起的改造欧洲的各种力量在法律方面的副产品”[1]，成为欧洲文艺复兴颠覆罗马天主教会神学统治的工具。教义法学（在英美通常称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或者规范法学派）基于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分析法律概念、探究法律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在现行实在法之下解决所有案件，维护实在法的权威性。教义法学是法律人走向自治的产物。历史法学派强调法律不过是特定地域人群的行为方式、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的形式表达，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随着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2]。历史法学派是德意志民族逐步走向统一之时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法律规则来实现统一的观念表达。社会法学派或者实用工具主义法学强调，法律只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的价值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应用[3]。实用工具主义法学是美国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对于法律功能的总结。实效主义法学着眼于将法的实然效力与应然效力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经济学和法律博弈论等实证科学工具来实现社会欲求，最终追求法律目标的有效实现。实效主义法学源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继受古代法和移植外国法时面临严重的“实效性危机”和现实中潜规则横行，试图通过实证科学方法来创设未来之法，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实在法的统一和尊严[4]。 一 在中国，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是舶来品，教义法学为熟悉德国法传统的法学者所坚持，而社科法学为喜好美国法传统的法学者所倡导。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可以称为实证法学，教义法学遵循分析实证主义，而社科法学坚持社会学实证主义。虽然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坚持实证，但所指向的实证对象不同，教义法学的实证对象是实在法，社科法学的实证对象是社会现实。由于教义法学的实证对象是实在法，法律是规范，所以教义法学或实证分析法学也被称为规范法学，从词意上似乎矛盾。然而，如果我们理解规范法学中的“规范”是相对于社会实证中的“实证”而言，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人们之所以接受一种观念或者学问多多少少与其所处境遇有关，当前关于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只有放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因为法学毕竟是一种实践科学，离开主体和语境来讨论无异于纸上谈兵。 教义法学要解决的问题是现行实在法的权威性。要理解教义法学首先要理解“教义”的内涵。尽管在柏拉图甚至更早的学者就对“教义”有论述，但一般人常常将“教义”与神学相关联。在优士丁尼那里，教义是信仰学说的有约束力的组成部分，更准确的说，是宗教大会的决定[5]。教义的字面意思是宗教的涵义。每一个教派都有经典，例如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佛教的经典是《大藏经》，伊斯兰教的经典是《古兰经》，儒教经典经历了从先秦六经到南宋十三经的转变。经典难免简单和有歧义，所以需要解释，于是就有对于经典的解释问题，但这种解释必须基于经典，只能“我注六经”。按照康德的说法，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6]。教义法学就是将实在法作为像《圣经》一样的经典出发。周升乾博士认为，教义法学作为一种思考模式，它以尊重现行实在法的权威为基础，以法学方法论为工具，以解决法律实务问题为己任，最终维系并不断重构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5]。教义法学以信仰现行实在法为基础，但它对于现行实在法不仅仅是描述，更重要的是通过概念分析、语义解释和命题推导，试图建构一个具有一致性和完备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教义法学不仅仅要关注法律规范系统内部的事情，而且需要关注按照现行实在法怎么解决案件，因为法律毕竟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且需要应用于解决现实中的纠纷，这样一来就有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怎么通过现行实在法律体系来解决具体案件的问题就是法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必须解决所有案件都能够按照现行实在法之内作出判决。即使有些疑难案件看起来不能通过现行实在法解决，但是教义法学者必须想办法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涵摄、等置等等复杂的程序作出判决，以维护现行实在法的权威和统一。 原来我们只说“社会学法学”，即对于各种影响实在法之制定的社会因素进行描述和研究，可以说是社会学实证主义在法学上的体现。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然后在全球，兴起了法律经济学运动。实证法律经济学通过假定理性人提供了一个行为理论预测人们如何对法律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规范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评估法律的规范性标准和实效法律经济学致力于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实现社会规范[7]。法律经济学在法学中的地位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法学的范围。除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都不同程度可以用于分析法律现象，这样一来，原初的社会学法学就扩展为“社科法学”。社会科学是全面地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知识，关注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其基本研究方法是实证方法。实证方法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科学除了理解世界之外就是用于改造自然，社会科学除了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更重要在于改良社会。改良社会的前提是我们有一个良善生活的标准，正如罗素所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8]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通过实证科学的成果来实现良善生活。所以，社科法学不仅仅只有实证，还有规范和通过实证规律实现规范的目标。 二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是法理学争论的主线之一。一切法律都源于行为方式，社会科学正是研究社会现实的，所以社科法学理应是法学的基本方法。然而，现实中的法律人基本上是教义法学思维方式。波斯纳激烈抨击教义法学，但是他客观描述了美国法律界的现状：“美国的法律专业人员将法律看作是一个逻辑概念的自主体，而不是一种社会政策的工具。”[9]“在法律职业中，有许多最强有力的思想家都是形式主义者，而不论他们是否使用了这个标签；并且就在我写作本书时，形式主义风格也正在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在下级联邦法院重新崛起。形式主义既是法律人的也是普通人的，既是实在法法律家也是自然法法律家的正式法理学，尽管并不是这两大阵营中每个人都接受它。”[10]社会法学派奠基人庞德认为，教义法学或者说机械适用法律正是法律人的合理本能：如果司法行政可以在要么全然机械适用、要么全然自由裁量之间进行选择，在成熟的法律制度下，法律工作者一定偏爱前者，这是他们的合理本能[1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实然与应然的不一致呢？关键在于立法者和司法适用与实施者之分，法学家和法律人之分。如果说社科法学应该是立法者的法理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司法者的法理学。如果说社科法学常常是法学家的法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法律人的法学。绝大多数法律人不是立法者，也不是法学家，所以法律人基本上是教义法学思维方式并不奇怪。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必须放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任何立法者都会考虑法律的社会意义，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抽象，系统研究社会生活本身，提炼出合理社会规则正是社科法学关注的问题。尽管在立法之时，对于到底应该采纳哪一条法律规则，立法者之间可能大动干戈，然而，在立法之后，法律人就会信仰法律，一切以现行实在法为宗旨，似乎法律就是社会现实本身。实在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律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法治国家，法律人，也就是司法者，事实在也应该在实在法这个笼子里跳舞。教义法学是法治和法律人自治的法理学。法治即规则之治的预设是社会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同质性，它意味着某一时代社会经验的不变性。所以，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或者说教条主义是正统的法理学。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法律人都会也应该遵循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将现行实在法作为信仰，所做的工作是怎么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和在现行实在法律体系之下对于案件做出合法的判决。如果法律人一直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持有异议，那么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法律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庞德的著名观点“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恰当地表达了法律的出生和成长逻辑。我们可以将法律变革的逻辑与科学革命的逻辑做一个对比。正像没有范式是前科学时期，没有对现行实在法的信仰就不是法治社会。每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类似于科学中的范式，法律变革类似于科学革命。绝大多数法律人就相当于常规时期的科学家，立法者相当于科学革命时期的革命科学家，法律人群体类似于科学共同体[12]。常态科学时期的科学家仅仅在范式之内解难题，法律人通过法学方法论解决疑难案件。正像没有在范式中解决难题科学家只能怀疑自己的智力，而不是题目本身无解或者出错了题，法律人没有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给予案件合理判决只能怀疑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法律人的世界中只有法律，没有社会，或者说法律人将法律当成社会。可以说，法律人是“两耳不闻社会事，一心只看实在法”。法律变革起源于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但是单个合法不合理的判决不能构成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挑战，只有当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部分法律人才将视角从法律移到社会，此时才想到法律来源于社会，社会变了，法律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立法者和法学家就会对社会重新产生兴趣，社科法学兴起，法律人争论各种可能的新的立法，在竞争之中确立新的法律体系，于是绝大多数法律人又在新法律体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做着法学方法论的事情，给予所有案件一个合法合理的判决。 法律来自于社会，但法律独立于社会之后有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这可以说是法治的基础。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有的变化大有的变化小，当社会变化不太大之时，现行实在法可以与社会现实大体适应，通过现行实在法判案可以给出合理合法的判决。当社会变化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信仰法律，将法律的手段功能变成了目的功能，那么法律人或者法治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法律人是且应该是形式主义者，遵循教义法学思维方式。“形式主义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反对法律变化的偏见。”[10]52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经验也随之发生改变，权利与价值观念可能随之发生改变。法律，作为一种服务于建立秩序、增加社会福利的工具，也应该发生改变。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如果要求严格遵循现行实在法来判决案例，那么就是要求新的社会经验适合旧的社会经验体系，就像要求年轻人要按照老年人的规则办事一样。我们常常说法律人是且应该是保守主义者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总是在变，而法律不能经常变，这是法治的代价。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法治的代价是以法治的收益为基础的。如果法治只有代价而没有收益或者法治的代价大于收益，那么法治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法律和法治都不是人类的目的，而只是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时的手段。如果社会急剧变化，而法律一直变化，那么法律或者法治的成本就会大于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让死的法律或者法治来窒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 三 理解了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在法律中发挥的功能就可以对霍姆斯的两个命题作出评价。 霍姆斯在《普通法》中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不是逻辑”。霍姆斯生活在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美国社会正发生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剧烈变革时期。美国的法律继受英国法，形式主义思维在美国法律界盛行。在这种情况下，霍姆斯特别强调美国法律的主体性和时代性。霍姆斯所说的“经验”是一种社会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13]霍姆斯所说的逻辑是指法律制度“能够像数学那样从某些行为的一般公理中推导出来。”[14]因为美国当时的法律主要来自于继受英国法，所以可以说美国法律来自于英国过去的社会经验。严格遵循英国法律的先例来判决美国当时的案子，无异于要求美国当时的经验要与英国过去的经验相匹配，自然会导致判决遵循了先例，但不合情理。由此我们可以将霍姆斯的“经验”解释为“美国当时的社会经验”。逻辑可以分为基于前提的逻辑和面向目标的逻辑。霍姆斯所说的逻辑是基于前提进行推理的演绎逻辑，用在判例法国家就是严格遵循先例。面向目标的探效逻辑则以实现目标来选择手段、选择法律规则。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对法学的理性研究来说，当前称雄的人或许还是法条主义者，但未来称雄的法律从业者将会是能够驾御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我们不应去进行文过饰非、投机取巧的研究，相反，应将精力用来探究应予追求之目的与如此追求之理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我看来，每一个法律从业者都应该努力驾御经济学。”[15]我们将此命题称为“霍姆斯经济学统计学命题”，相应前面的命题可以称为“霍姆斯逻辑经验命题”。霍姆斯是法律经济学的鼻祖。霍姆斯在Vegelahn v.Gunter一案的反对意见中强调，“判决的真正基础在于政策与社会利益的考量，假定判决仅仅通过无人争议的逻辑或者一般命题得到是徒劳的。”[16]为什么“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必须掌握经济学和统计学呢？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而近代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由此，我们可以将霍姆斯的两个命题解读为下列五个命题： 第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法律的成长靠逻辑； 第二，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 第三，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 第四，法律的生命应该遵循探效逻辑，法律的成长应该遵循演绎逻辑； 第五，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17]。 至此，我们只是初略将法律变革的逻辑类比于科学革命的逻辑，由此可以看出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稍微细致一点考虑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不同部门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看出法律稳定和法律变革的频率不同、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地位不同。由于宪法、民法和刑法所揭示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其中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要强得多。由于不同国家对于社会变革的态度不同，所以，尽管都是判例法国家，英国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比美国法律人要强[18]。19世纪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21世纪的法律人要强得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导致中国的法律人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法律人必须走向自治，所以教义法学必须成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法律人看看我们仓促从西方发达国家移植而来的现行实在法，他们确实没有信心信仰这样的法律。中国法律人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人一样只看着法律判案，中国法律人实际上同时扮演了司法者和立法者的双重角色，他们必须两只眼并用，一只眼看法律，另一只眼看社会，是双轨制。近几年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争执正是这种现实处境的表现。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打得你死我活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是我们中国法律人所需要的。然而我们发现，中国的教义法学者与社科法学者还没有真正交锋，这是因为教义法学者还没有真正研究中国的现行实在法，而只是介绍西方的教义法学和法学方法论，中国的社科法学也未能真正研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仍然停留在消化吸收阶段。可以大体上说，中国法律人还没有真正进入实证阶段。中国法学家所言的是英国的法律的概念，不是中国的法律的概念；所言的是美国法律的经济分析，不是中国法律的经济分析。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真正较量将在实证的法律分析之中。